時間：2023-04-06 18: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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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技術可能引起的主要倫理問題
1．健康和安全問題。納米技術對健康和安全的影響，是納米倫理面對的首要問題。由于納米粒子極其微小，可以說無孔不入，所以也很容易進入人體，有可能成為許多重大疾病如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誘因，給人類健康和安全帶來嚴重的損害。研究表明，吸入的納米顆粒可能避開免疫系統的吞噬作用，蓄積在某些靶器官，也可跨越不同生物屏障，重新轉運分布到身體的其他組織器官，產生系統的健康效應［10］。而且，環境中的納米顆粒由于具有較大的表面積而極易吸附大氣中的有毒污染物，如多環芳烴等，被納米顆粒吸附的有毒污染物可進一步對人和其他生物體產生毒性效應，還可能波及整個生物圈。納米粒子對健康和環境的潛在風險涉及安全倫理和環境倫理的問題。安全不僅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安全更是倫理學必須考量的最基本的要素，因為安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權利。離開了安全，人的其他權利和自由、尊嚴等也將無從談起;而且，保障研究人員和工人在工作場所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也是國家和企業的基本責任。
2．平等與公正問題。首先，納米技術的潛在利益和風險使得其風險與利益的分配，也面臨著社會公平與公正的倫理問題。納米技術可能為技術發明家、企業家帶來豐厚的利益，但也可能為研究者、受試者、生產者甚至消費者帶來直接的和間接的健康風險，為公眾帶來環境風險。面對個體利益與公眾利益、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沖突，應該優先考慮誰的利益?承擔高風險的人是否應得到較高的回報?“如何分配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的好處、風險和代價，就成為了我們時代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11］。其次，納米技術的應用也可能加劇原有的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現象。眾所周知，“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導致了迅速擴大的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分布嚴重不均的“數字鴻溝”問題，并且加劇了原有的經濟不平等、機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問題，成為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納米技術的發展也可能產生類似數字鴻溝的“納米鴻溝”問題。比如，納米技術在醫學上的應用，使得疾病的預防、早期診斷和治療成為可能。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將來，用基因芯片、蛋白質芯片組裝成的納米機器人，有可能通過血管進入人體以診斷疾病、攜帶DNA去更換或修復有缺陷的基因片段，也可以將攜帶納米藥物的芯片送入人體內，在外部加以導向，使藥物集中到患處，更理想地提高藥物療效［12］。但是，這些技術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往往比較昂貴，大部分人可能只好望而卻步，僅能被少數人使用。如何使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公正地享受到納米技術的成果并避免可能受到的損害，是納米技術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倫理問題。第三，納米技術還有可能帶來代內與代際、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平等與公正問題，尤其是可能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加大。能夠支付納米技術研究與發展巨額費用的國家，可能優先發現和利用納米技術的研究成果，在國際舞臺上便優先掌握了“話語權”。當然，也不能排除發達國家將有污染的、甚至有毒的納米研究項目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可能。諸如此類的問題會使國際間的不平等惡化。此外，還存在為了當代利益發展納米技術而提前利用了過多的自然資源或給后代造成眾多污染等代際不公正現象。
3．自主與尊嚴問題。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之人的尊嚴來自于它的自主性，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決定。“大自然中的無理性者，它們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所以它們至多具有作為工具或手段的價值，因此我們稱之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稱為‘人’，這是因為人在本性上就是目的自身而存在，不能把他只當做‘物’看待。人是一個可尊敬的對象，這就表明我們不能隨便對待他。”［1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生物倫理與人權宣言》中強調，科學技術的研究和發展需要遵循本宣言所闡述的倫理原則，要尊重人的尊嚴。這包括自尊、享受別人尊重和尊重他人三個方面。在納米技術的研究與應用中，許多方面涉及人的自主與尊嚴問題。例如，納米技術與認知科學相互滲透與融合，可以揭示人腦的工作機制，利用納米藥物可以增強人的認知能力或治療某些腦神經與認知方面的缺陷。但是，如果利用這些研究成果控制人的思維、干擾人的決定，則侵犯了人的自、漠視人的尊嚴。再者，如果將能夠隨時獲取他人信息的納米電子芯片等極微小的納米器件，毫不被人察覺地嵌入他人衣服或皮膚里，則不僅竊取了他人的隱私，更貶損了他人的尊嚴。又如，納米基因工程不僅能夠治療遺傳病，而且能夠改變生殖細胞基因以達到治療或增強后代的目的。但是，不論父母的主觀意愿是否善良，這種行為確實忽視了子女的自主與尊嚴。而諸如賽博格(Cyborg)、生命產品(Biofact)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將模糊人與機器、生命體與人工產品之間的界限，使得我們關于人與自然的基本概念發生動搖，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等問題將變得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
納米倫理的特征與評估
納米技術的中介性和不確定性特征不僅使納米技術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倫理問題，而且也使得這些倫理問題展現出共同的倫理特征:可能性、整合性和前瞻性。這使得即時性、跨學科性、預警性評估成為應對納米倫理的關鍵。
1．可能性特征與即時評估。納米技術可能引起的倫理問題包括兩個部分，其中有些是現實的，比如納米粒子對安全和健康造成的影響;有些還是潛在的、未來的甚至含有推測性特征，比如有關納米機器人的自我復制問題，但這絕不等于說這種推測完全是無中生有。納米倫理不僅關注現實的納米倫理問題，也關注未來的和潛在的倫理問題，目的是在納米技術研究和開發的初期就參與到納米技術的構建中。事實上，技術的發展并不是由技術本身或者技術專家們所能決定的。如果有怎樣的技術就會有怎樣的未來，那么，我們就有權利選擇技術、選擇和構建未來。因此，納米倫理必須關注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性成為納米倫理的一個重要特征。鑒于納米技術發展的可能性、階段性和動態性特征，對納米技術應該采取即時評估的研究方法，以適時地、動態地評估納米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各個階段可能出現的倫理問題。在目前納米技術的開發時期，首先應該關注的是實驗室和工作場所的安全倫理問題，包括工人對所從事的納米技術風險的知情權問題，建立健全工人的健康保險制度的問題，以及工作場所的通風、檢測和預警機制等制度問題。其次，在納米藥物和利用納米技術進行的檢測中，即時評估納米粒子在人體的生物學效應和對人體整體的影響，以確保納米用藥和檢測的安全。
體驗式學習，就是以“感受和體驗”為核心的學習與教學模式。在實際教學中，體驗式學習要求教師根據學生思想特點、認知規律、學習習慣等，設定特定教學目標，以具體理論知識內容為基礎，為學生創設與知識相關的情境，為學生營造一個可供體驗與感受的真實氛圍，從而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情感，最終達到讓學生通過體驗主動學習、自主探究的目標，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與舊式的滿堂灌教學方法相比，體驗學習模式更具趣味性與生動性，突出學生的課堂主體地位，確立以學生為核心的課堂教學程序，通過為學生創設、模擬各種真實情境，讓學生獲得真實的感受與體會，在體驗中學習、在學習中體驗，形成一個有趣、寓教于樂的良性互動。這樣不僅能夠加快理論知識的傳授速度，夯實學生的知識基礎，而且能夠加深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與掌握，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培養他們的學習能力。
二、商務英語口語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模式亟待創新
當前，大學英語教學模式亟待改革與創新。多數高校依然采用傳統的“一言堂”教學方法，教師是整個課堂的主角，缺少與學生的互動交流，學生處于被動聽課、記筆記的狀態，這樣的教學模式無法培養學生的英語口語能力，無法推動和促進商務英語口語教學。因為口語訓練本身就是一個實際交流的過程，沒有學生的積極發言、溝通和交流，就無法提升學生說英語的膽量，也不能讓學生養成英語口語表達習慣，無法達到理想的商務英語口語教學效果。
（二）缺乏情境體驗訓練
口語訓練需要在情境中進行對話交流、交際，真正的商務英語口語都是在特定情境下產生的，需要在特定情境中展開訓練，也就是說商務英語口語教學離不開情境。然而，目前的大學商務英語口語教學卻偏離了這一方向，一些高校不是沒有單獨開設口語課，就是將口語課教學當作普通英語語言課處理，整個口語課教學從不設置任何情境，只是讓學生機械地記憶或背誦一些商務英語口語單詞或短語，目的是讓他們熟練掌握商務口語表達方式，充實、完善他們的商務英語口語語料庫，事實上這并不能培養與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相反，會讓學生在口語交流中倍受約束、倍感壓力，無法有效運用原本掌握的語料知識。
（三）理論教學與實踐運用脫節
理論知識教育是商務英語口語教學的前提，因為學生只有掌握足夠的商務英語語料知識，具備合格的理論基礎，才能在實際表達中胸有成竹。但是，理論教學也要同客觀實際聯系起來，即教師要確保課堂上所教授的商務英語口語課程內容及理論知識等能夠滿足實際商務工作交流的需要，能夠幫助同學生順利實現就業。然而，實際教學中，由于授課教師多為英語語言學專業出身，沒有實際的商務工作經歷，缺乏商務實踐，導致商務英語口語教學缺乏目標和方向，理論上的口語訓練與真正的商務工作相脫節，口語教學課堂無法發揮實際意義。
（四）課堂氣氛沉悶、缺乏活力
口語教學課堂應該是生動活躍、積極向上的，應該伴隨著學生接連不斷的對話與討論，然而，實際的英語口語教學課堂卻略顯沉悶，由于缺乏特定情景、規定任務、特定要求，學生不知道應該表達什么內容、完成什么任務，從而處于思想游離、思緒放任的狀態，在沉悶的氣氛中，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得不到鍛煉，教學效果自然不佳。
三、體驗學習理論在商務英語口語教學中的應用
（一）模擬仿真，在體驗中學習
眾多教育專家認為，教育教學的過程就是學生體驗與感受知識的過程，學生接受、理解與掌握知識需要一定的情境體驗與切身感受，教師應該為學生創設一個自由、開放的情境，讓學生自由發揮，盡情展示自我、表達自己的想法。學生有了各種體驗，才能加深對理論知識與周圍環境、世界的理解與感悟，這樣學生的思維才能得到有效鍛煉，內在動力和潛能才能得到不斷開發。
通過模擬仿真方式，為學生模擬特定情境，讓學生深入其中，產生主觀的感受和體驗，在不斷實踐訓練—總結—再訓練的循環中，培養學生積極的體驗式學習習慣，從而達到預期教學目標，獲得良好教學效果。
商務英語口語教學中，教師要善于利用學校擁有的各種資源，例如，實訓教室、多媒體設備，等等。利用實訓教室模擬各種真實的商務會談、商務貿易交流活動，并預先布置安排實訓任務，讓學生進入高度仿真的商務實訓課堂，在任務驅動下積極表達、主動交流。為了提高模擬情境的真實性，教師還可以事先從學生手中收集一系列物品，例如，帶有包裝袋的各種食品、各種文化用品、衣物，等等，將這些實物分類聚集，并貼上標簽，這樣能使學生產生一種更加客觀、真實的商務交流感受，真正提起精神進入商務交易、口語交流狀態。
（二）運用多媒體，進行聽說互動
英語語言教學是一個系統化過程，即語言的聽、說、讀、寫密不可分，其中聽和說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學生要想流利地表達，就要在具備一定英語語料庫儲備后，接受一定的聽覺訓練，因為只有不斷聆聽英語表達，才能感受到英語語言的節奏、韻律，形成英語語感，了解英語表達的方式和習慣。因此，教師在商務英語口語教學中，要注重聽力教學，讓學生一邊聽、一邊模仿、一邊表達，用“聽”帶動“說”，采用聽說結合、彼此互動的方式展開口語教學。
教師可以運用多媒體設備，播放一些國際商務談判會議的視頻，使學生明確談判會議的主題，并把學生分成小組，分別代表中方談判員與英方談判員，讓學生用心傾聽中英雙方的談判發言，逐漸走進情境，懂得雙方發言人的想法和建議，隨著談判過程不斷走向，各小組學生為維護本方利益就會產生舉手表達、躍躍欲試發言的沖動，此時教師則可以關閉多媒體視頻，讓學生在原定情境中，繼續延續商務談判。這樣各小組學生便能夠紛紛靈活運用視頻中聽到的一些商務談判英語詞匯、表達法，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Weareheretosolveproblems.”“Ihopethismeetingisproductive.”“Letmeexplaintoyouwhy.”等。
一堂生動、傳神、滿富活力的商務英語口語交流課自然而然地，不僅能夠鍛煉學生運用商務英語詞匯與表達法進行規范的表達的能力，還能讓學生通過模仿視頻中談判者的語音、語氣提高口語水平，達到口語教學目標。
（三）深入實際，真實體驗
體驗式學習模式不應局限于學校的模擬課堂，而應走向實際，深入真實的工作崗位，學校要同一些商貿公司、外貿企業建立合作關系，為學生創造更多實踐、實習機會，讓更多學生提前感受真實的工作環境，接觸最真實的商務英語交流，這樣才能實現商務英語口語理論教學與實際應用、實踐訓練的有效對接，從而達到體驗式學習的目標。
四、結語
體育課堂上的語言暴力雖不等同于身體的直接暴力，同時表面上看起來語言暴力對受害者的身體沒有傷害，但這種暴力實際上對大學生的情感、自尊和心靈傷害非常深，學生需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這種傷害對學生的危害程度與身體暴力產生的傷害可能更嚴重，嚴重的還會影響到以后的學習和生活。
2．大學體育教師課堂語言暴力的類型
大學體育教師語言暴力具有隱性和顯性兩種，可以分為多種類型。隱性的語言暴力，雖其內容上未必涉及暴力方面的因素，但在課堂教學中試圖強行將個人的意志強加給學生。所以，課堂中隱性的語言暴力往往是在思維邏輯上玩的花樣，因此更為隱蔽性，表面上難以察覺到。從而可看出，有時隱形語言暴力的教育方式比直接的謾罵更傷害學生的心靈和情感。就顯性而言主要指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所用的言語在意義上暴力指向明確，言語多帶有攻擊性，如貶低壓抑型、侮辱粉刺型、威脅恐嚇型和抱怨哀求型等表現類型。
2.1貶低壓抑型和威脅恐嚇型
大學體育課堂中有的體育教師常常用貶低、壓抑方式教育對所謂的“問題學生”，尤其是教育的過程中，常常用否定的態度來看待一個學生。如“已經練習這么久了，還是老樣子，你有沒有帶腦袋啊”、“笨手笨腳的，能做什么啊”等，這些貶低性言語通常會使學生在內心里產生一種低能力的錯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很容易形成自卑的心理。大學體育教師倘若對大學生一味固執貶低的態度，不但在精神上和心理傷害了學生，而且會增加學生各方面的心理壓力，同時會降低大學生對體育課及體育運動的學習興趣。威脅恐嚇型主要是指體育教師在體育課堂教學中使用威脅恐嚇性的語言，這也會使學生在精神上和主觀意識上產生恐懼情緒，不但在教學中起不到積極的作用，相反，會嚴重地傷害到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對體育鍛煉的積極性。
2.2侮辱粉刺型和哀求抱怨型
大學體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對學生使用一種侮辱、蔑視、諷刺性的語言，其教師是想通過嚴厲的言語行為激起學生的羞恥心，從而達到改進體育課堂的教學效果。如“你的手怎么像豬腳一樣，動作做得那么難看”“這么簡單的動作你都不會，你吃的飯到哪去了”等等，實際上，這種類型的語言暴力從本質上對學生造成的傷害，輕則在一定程度上會挫傷學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使學生產生自卑感和厭學的情緒，造成在課堂教學中和教師產生對立情緒，干擾正常的體育教學，重則使學生人格和心理上受到重創，無法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甚至向極端。哀求抱怨型，大學體育課具有行為方式隨意性大，學生的注意力易轉移，行為控制力難控制等特點。一些不良學習行為在體育課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對正常的課堂教學造成較大的阻礙。有的體育教師在體育課堂上處理個別學生的不良學習行為時，通常會表現出一些哀求抱怨的心態。事實上，這種類型的語言暴力暫時性的或許對學生的心靈具有很強的震懾力，尤其對一部分女生作用更明顯些，但也只是會讓學生感覺到一種無力量感，無法真正讓學生主動地、積極地參與到體育課堂教學中來。
3．大學體育教師課堂語言暴力的影響和危害
大學體育教師課堂語言暴力不管是哪種類型，不管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語言暴力，其結果都會對大學生產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影響，并造成一定的危害。首先會對大學生心理上造成難以修復的創傷。語言暴力的傷害雖不能直接并馬上看出對學生的傷害程度，但在以后的學習中容易產生反感情緒，對體育教師、對學校產生逆反心理，在性格上易形成自閉傾向，不利于大學生走上社會，甚至影響到大學生將來的正常心理。其次，在體育課堂上會造成師生情緒的對立，影響正常的課堂教學。大學體育課堂語言暴力不僅會傷害到學生的自尊，還會嚴重打擊學生的自信。處于心理成熟階段的大學生內心尤其敏感，其本身自己想法比較多，如教師在課堂中不經意的眼神，或暗示性的言語、下意識的動作都可能會引起大學生內心潛在的回應。大學體育課堂的教學過程應該是在一種輕松而和諧的氛圍下進行的，教師的不恰當言語會傷害到師生間的關系，課堂中會產生敵對的情緒，最終影響到正常教學的開展。
4．大學體育教師課堂語言暴力的根源分析
萬事萬物都有其產生、存在和影響的根源，要分析原因需深究其根源。大學體育教師語言暴力現象的存在，追根溯源背后折射出大學體育教師課堂語言暴力現象形成的原因復雜多樣，既有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也有教師自身人文素養的匱乏和缺失、話語權主宰、言語技巧等多方面的問題。
4.1傳統文化教育觀念的影響
在傳統文化教育觀念“尊卑有序”的觀念下，極致的塑造出教師權威。在這種尊卑有序觀念的影響下，學生被動服從成了無意識，且教學過程中懲罰成了中國教育的傳統。“嚴師出高徒”、“不打不成器”、“教不嚴，師之過”，教師這種傳統教育方式成了學生成器的法寶。從這個意義上講，“尊卑有序”的傳統文化違背以人為本，忽略了學生主體性，忽視了在大學體育課堂教學中學生人格上與師生應具有平等性的原則。大學體育課堂的教與學不應是學生被動接受的教學模式，應該建立在充分理解基礎上的坦誠討論學習，是在一種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環境下進行的。目前有些大學體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之所以存在語言暴力的行為，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受到傳統文化教育觀念的影響，忽視了師生課堂上權益的平等性，教師教育學生不應該出現指責和辱罵學生，教師應該理解和尊重學生，畢竟學生學習本身就是一個過程，有錯就改，教師應提出指正幫助改進。在新課程改革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早已深入大學體育課堂教學中，但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忽視大學生主體性的問題仍舊十分突出，“平等”、“尊嚴”等意識淡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體育課堂教學的效果。
4.2大學體育教師人文素養的匱乏和缺失
布迪厄在其符號暴力理論中指出：所有教育行動的實施都必須通過教育權威。教育權威是一種表現為以合法強加的權利形式實施符號暴力的權力。也就是說，教師以一種合法者的身份實施著語言暴力。在中國傳統教育道德觀念當中，師生間一直就存在一種不平等的關系，教師被賦予了特殊的權利，而學生的話語權被長期忽視。從全局來看，大學體育教師的人文素養與快速發展的教育觀念變化不相適應的。隨著社會快速經濟時代的急劇轉型，價值觀多元化的變化使師生間產生了較大的心理文化落差。一些體育教師趕不上信息化時代步法，不能以新一代人平等的心態處理與學生的關系，在課堂上依然沉溺于扮演權威者的角色，而未考慮學生心靈上的需求，讓學生在話語霸權上能取得應有權益。
4.3大學體育教師話語權絕對主宰
話語權我們可以理解為人們運用語言來表達內心思想的權力。課堂上教師的話語具有客觀而強大的力量，它一旦在教學中產生，就由不得學生主觀意愿，它會強制性地迫使學生接受。有的大學體育教師在教學中擁有話語霸權，這就滋生了體育教師在課堂中使用語言暴力。大學體育課堂教學及對學生教育權都掌握在教師的手里，體育教師是擁有絕對話語權的優勢，教師“話語權優勢”在課堂中得到充分的顯現。大學體育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擁有單方面的主導性話語權，很容易成為話語權的主宰者，學生完全失去了話語權。當大學體育教師在教育學生時，總是強調自己是在為學生好，學生不接受批評意見就是不尊重教師，當起不到教師預期的效果時，很容易簡單粗暴地下結論，如“怎么這么笨，不知道教你多少次了”等。
4.4大學體育教師言語技巧的欠缺
研究批評藝術，提高教育水平。從某種角度來看，教育是通過語言造就人才，消除教師語言暴力在教育中是個全方位的工程。因而教師的言語藝術技巧在批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師在課堂中要增強批評的有效性，就要提高言語表達的藝術性和技巧性，增強言語的說服力、感染力。并把握好針對不同學生語言評價的“度”，采用巧妙的語言藝術，進行“語言暴力”的轉換，從而使大學體育教師遠離語言帶來的精神暴力。大學體育教師課堂中語言暴力現象產生的原因復雜多樣，其中教師自身言語技巧的欠缺是很普遍的原因。大學體育教師言語技巧的欠缺往往表現為言語中充斥著粗獷的呵斥、尖銳的諷刺并伴隨著冷漠的情緒等。現在的大學體育課堂教學不僅要求教師功底扎實、教學理念先進，而且還必須具備一定的言語技巧，這就給大學體育教師的言語技巧和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學體育教師的言語表達必須要有嚴密的邏輯性、較強的號召力，同時要掌握言語技巧中的幽默性和啟發性。在教學中使用挖苦刻薄的言語只會破壞學生學習的動力，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消極、厭學的情緒，最終導致學生不喜歡上體育課，并失去參加體育鍛煉主動意識。
5．結論
一、問題導學，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我們要給學生創設問題情境，培養學生問題意識。
1、創設數學問題情境，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創設問題情境是數學問題導學的第一步，也是激發學生思維主動性的關鍵。所謂問題情境，是指提出與教學內容要求相聯系的、并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問題，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環境、氣氛等因素的綜合。它不是簡單等同于教師根據教材要求進行提問，學生被動解答，因為“問題”是學生對周圍事物認識的不解，所以教師在創設情境時需要下一番功夫，從學生的思考方式、思考角度與思考深度盡可能的去分析，使學生在短時間內激發探究的興趣，提出自己不懂、好奇的問題。例如在要求學生預習《從不同那個方向看》時，就用下面一段話來創設問題情境。我國有一首古詩中寫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為什么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角度去看會不一樣呢？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效果？這樣就給學生造成一種懸念，使學生急于去探索知識。
2、著力于放，擴大數學教學的自主性
教師要盡量設計一些探索性、開放性的問題，給學生多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個發現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具有開拓性、創新性的人才。例如在講《探索直線平行的條件》時，讓學生先動手操作，固定兩根木棒，動第三根木棒，觀察形成的同位角的大小有什么關系？而此時兩根木棒的位置有何變化？你能得到什么結論？前面還學習了內錯角、同旁內角，它們與兩直線平行又有何關系呢？學生的思維成長點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于是自主探索有關直線平行的條件的知識。
二、尊重、鼓勵學生，給他們一個敢于提問題的膽
學生不向老師提問題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敢提。尤其是對基礎差的、膽量小的學生，要在課堂上提出問題確實不容易。因為他們要承受被教師指責和被同學嘲笑的風險。要想激發學生的提問意識首先要學生敢問。因此教師的語言要傳遞著使學生自信的價值觀，如誰先提出問題，誰敢提出問題老師就表揚他。
如果誰提的問題，使我張口結舌，不能回答，這最好，說明同學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想得比我還要深，我今天不能回答，可以留待以后解答。這些話語給了學生敢于提問題的膽，通過這樣的鼓勵，就會使學生敢于把內心的疑問大膽地提出來，充分調動學生自主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三、關注生活實踐、關注知識的實際應用應成為實施問題教學的一項重要原則
在每一課的開始，教師都應該對學生提出一些有關真實性、實用于現實生活的知識點或問題。但是日常生活中認為理所當然應當是這樣去解釋的現象，在學習了相應的數學知識后，我們會發現原來并不是這樣的，這與學生從生活所獲得的知識經驗相沖突。例如，平行線與相交線一章，在學習之始，先引入了數學魯教版課本46頁習題8.3圖，生活中設計師用線組成了美麗的、幻妙的圖案，除了相交線外，直線a與b直觀上看是不平行的，引導學生利用三角板平移的方法能驗證平行，學生看到了實質，他們可能對這個知識產生很深的印象，此時我們進一步引導，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來驗證它們平行，撕掉它們的偽裝呢？
不僅揭示了學習平行線與相交線的原因，同時調動起學生對問題本身的關注以及應用數學知識的欲望。在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過程中，學生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在達成預期目標的同時，使學生的大腦始終保持在一種思考的狀態，問題是學習的起點和思維的動力，沒有了問題就很難進行思維。師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以及在更高層次上發現新問題，是師生之間相互交流和理解的重要途徑，并且與課堂教學效率和教學質量的高低息息相關。但綜觀中學問題教學的現狀，有許多值得商榷和改進的地方：
1、學生質疑和教師提問的適當互補。
讓學生做問題的擁有者并不排斥教師的提問。有時學生質疑關注點較偏，不足以體現教學重點，教師可通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路，扭回教學正軌。建立在學生問題上的引導式提問可以很好地彌補學生提問的缺憾，是學生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因而實質上學生仍是問題的擁有者。
2、忽視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問題設計“教材化”
課堂提問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但目前課堂教學中，還存在阻礙學生思維能力發展的許多不利因素，主要是：
問題層次偏低。不少中學教師設計的問題脫離學生實際，仍然是“帶著教材走向學生”。目前教師提的問題絕大多數是其根據教材內容預先設計的，到了課堂上一個個拋出來讓學生討論回答，是“帶著問題走向學生”。這些問題難免封閉、靜態，不是隨著開放的課堂教學過程隨機動態生成，因而脫離學生的認知水平，或偏難或偏易，漠視學生的情感因素，難以形成學生的情感共鳴和興趣，激不起學生的學習愿望和熱情。教師所提問題實際上無助于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導致教師較高層次教學目標落實不到位。
〔關鍵詞〕西方法學,理性主體性,法官主體性,個體主體性,有限理性主體性
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標,它帶來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從此,個人不再依賴神的指引,成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為私法自治的權利主體,人類思想的進化從神學階段轉入理性的主體階段。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主體性理論進行解構,標志著另一個轉折的出現。以主體性理論為向度,上述進程可以表述為“主體性理論出現之前的神學時代——主體性理論時代——后現代主義的反主體性理論時代”,當然,即使在進入第三個階段的今天,主體性理論仍占據主流的思想意識形態。如果把主體性理論出現之前的神學時代看作是“神主體論”,則人類思想史可表述為“神主體性——理性主體性——個體主體性”,個性主體性階段是后現代主義思想對理性的主體性理論的批判。用簡明的哲學表述,這兩個轉換的標志分別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體性理論的影響,法學以文藝復興為轉折點,從神學階段轉入形而上學階段(法哲學),這一階段以自然法學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為主體性,即“理性主體性”的法學,但這時的自然法學與文藝復興前的自然法學不同。隨著法學研究的科學化,19世紀中期出現了以法官發現、適用法律為研究對象的法理學,本文稱之為“法官主體性”的法學。到20世紀晚期,隨著后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理論的批判,法學出現了以“個人主體性”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學派為主。而經濟分析法學則提供了一種具有建構意義的頗具解釋力的主體分析理論。
一、理性主體性的法學——以自然法學為主線
西方主體性哲學肇始于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這一二元論的哲學命題。此后,笛卡爾式的“我思”在哲學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現,諸如洛克的“心靈白板”,萊布尼茨的“單子”,康德的“先驗主體”、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等等都是主體性哲學的表達方式。主體性哲學思維也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學把人看作是整齊劃一的法律關系的主體,把人都當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體”。洛克在“論自然狀態”時這樣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獨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別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正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義理論論證的基礎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歷史源遠流長,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再到17、18世紀古典時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為人類行為的標準。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法律統治優于人治時說,“應由法律實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和理性應當行使統治;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樣的特性。熱忱也往往會使擁有職權者濫用其權力,盡管他們是蕓蕓眾生之中的最優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義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響的理性。”中世紀神法法學也離不開理性這一范疇去解釋法律,但認為人的本性是沒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運用理性去設計各種可行的方法和制度,來對付墮落的人類,因此體現理性的法律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產物。可見,文藝復興前的自然法學與文藝復興后的自然法學不同,文藝復興前的自然法學否認人具有理性,認為法的理性來源于上帝。
文藝復興以后,理性雖走下神壇,卻被啟蒙哲學家抽象化,成為脫離經驗世界的超驗的絕對命令。康德認為,法律和道德不應當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學家所說的那樣,建立在經驗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礎上,而應當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礎上的先驗的“應然”世界。黑格爾認為,一個自由的人是一個能夠使其自然的情緒、非理性的欲望、純粹的物質利益服從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權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這樣一種抽象的理性標準來塑造的。法律鼓勵人們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動,因而契約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責任的問題上,把自由意志作為承擔責任的根據,這是因為既然人的行動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犯罪和侵權的行為人要為由自己的主觀過錯導致的損害后果負責,契約的當事人要為由自己自愿簽訂的契約負責。
繼承羅馬法傳統的大陸法在17、18世紀基本上受理性主體性思想支配,但一個波瀾壯闊的支流不容忽視,這就是德國的歷史學派。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學派并不認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產物,而是復雜的經驗環境的結果。他們反對把法律主體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體,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長成的,法律的主體應當是民族,本文稱之為“民族主體性”。薩維尼在《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中寫道:“……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初期,法律如同一個民族所特有的語言、生活方式和素質一樣,就具有一種固定的性質。這些現象不是分離地存在著,而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機能和習性,在本質上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具有我們看到的明顯的屬性。這些屬性之所以能融為一體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種民族內部所必須的同族意識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說法都是錯誤的。”“法律隨著民族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民族力量的加強而加強,最后也同一個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樣而消亡。”薩氏認為每個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則,他反對在民族歷史、民族精神得到徹底研究之前,根據自然法編纂民法典。
應該說,薩氏的“民族主體性”仍然是理性主體性的分支,其特點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強調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對法律的影響。這種思想對我國法學發展亦有重要影響。鄧正來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概念,作為對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價值的批判,實際上也是一種在后現代話語包裝下的民族主體性的翻版。
薩維尼之后,他的“民族主體性”理論被其弟子演化成為概念法學。薩氏認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長成的,那么,對于人們、特別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創造法律的問題,而只存在如何發現法律的問題。到了以溫德夏特為代表的概念法學那里,法律規范具有其肯定的、不變的和確定的內容,“法律是一個包羅萬象、完整無缺的規則體系,每項規則便是一個一般性的命題。只需運用邏輯上的演繹法,把它適用至個別具體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確的判決。”這種法律形式主義的極端發展,窒息了主體性的發揮,為新分析法學、社會法學所批判,即本文所稱“法官主體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體性的法學——以法律的不確定性為主線
同概念法學一樣,分析法學也認為法律是自給自足的體系,認為法律是者的命令,惡法亦法,我們暫且稱之為“者主體性”理論。后來哈特發展了分析法學,將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論引入分析法學,形成所謂新分析法學。哈特認為,法律具有空缺或開放的結構,法律規則分為第一性規則與第二性規則,法院在處理處于邊緣地帶的疑難案件時,必然發揮法官的主體性,進行法官造法。這種邊緣的模糊地帶,實質上是法律的不確定性。對于如何解決這種不確定性的問題,被許多學者劃歸權利法學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將法律中的規則和原則、準則相分離,規則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適用,而多個原則、準則可以適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對同時適用的不同原則進行權衡,從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確”解。這是德沃金為消除法律的不確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釋理論。
在法官的主體性上,新分析法學認為,法律是確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釋法律。但這種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紀初德國產生了自由法運動,強調審判過程中法官的直覺因素和情感因素,強調法官的自由裁定權,要求法官根據正義和衡平去發現法律。社會學法學的興起,進一步貶抑了演繹邏輯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強調“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霍姆斯語)。美國的法律現實主義則把法律的不確定性強調到新的高度。盧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點應當從規則的研究轉向對司法人員的實際行為特別是法官的行為進行研究。他論證說,法律規則并不是美國法官判決的基礎,因為司法判決是由情緒、直覺的預感、偏見、脾氣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決定的。
法官主體性法學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點和規律。這與普通法的預設前提是有關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這個預設被認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與詹姆士一世國王就國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審判權一事發生爭執,國王說:“朕以為法律以理性為本,朕和其他人與法官一樣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賜陛下以豐富的知識和非凡的天資,但微臣認為陛下對英王國的法律并不熟悉,而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權、財產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賦理性(natural?reason)來決斷的,而是按人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決的。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經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工作。”這里的人為理性,顯然與自然法中整齊劃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樣的,而是法官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養成的理性直感。這正是本文將“法官主體性”獨立于理性主體性的依據之一。三、個體主體性的法學——以后現代主義思想為主線
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批判啟蒙、批判現代性的哲學思想。它認為啟蒙以來的近代西方哲學是建立在一些虛構的概念之上的,諸如主體、自我意識、理性、真理等等。后現代思想家從各個方面攻擊了啟蒙運動發明的“理性主體”。在結構主義看來,沒有先于環境存在的主體,主體是被各種關系和結構建構出來的,孤獨的個體其實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種結構或者關系所編織的一個巨大的網狀物中的一個小小的網節,人永遠都是被決定的,自由意志的主體從來沒有實現過。福柯繼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說法。可以說,近代主體性哲學中笛卡爾的“我思”式的主體以及個體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現代主義話語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反主體性思想在具體的法學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學學者鄧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結構,并指出個人主義是古典私法的意識形態基礎。肯尼迪認為私法并不是只能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認識的,而且從“利他主義”的角度也解釋得通。例如侵權行為法要求行為人對他人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契約法也要求對不履行契約給相對人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這些都可以理解為對當事人課以利他主義的義務。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從個人主義和利他主義兩個視角加以說明,個人主義并不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美國有學者利用結構主義的方法研究了紐約法院關于產品生產者對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的產品責任的判決,研究表明:紐約法院最早把生產者對第三人的責任建立在產品的內在質量問題上,認為生產者對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的責任是由于產品的危險性導致的。這反映了一種“主體與環境”二元分立的思維方式。法院后來的判決了先前的理論,認為生產者對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的責任基礎是生產者對有可能給他人帶來的危害是具有可預見性的。從而把責任的立論根據從“主體—客體”轉換為“主體—他人”。這些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反主體性的后現代法學思維模式。
后現代主義著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構。但理性主體性被消解后,處于后現代話語下的哲學家不自覺地為法律活動設定了一種新的主體性理論,即“個體主體性”,認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過參與其中的所有個體間的對話、商談、溝通而形成的決定或共識。
哈貝馬斯創立了人們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理論”,成為繼分析法學派的邏輯方法、新修辭學派(以佩雷爾曼為代表)的說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種基本的法學方法。這種對話理論認為,對話是人類行動、特別是思想溝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眾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價值多元的現實社會中,特別需要一套具有價值性的對話溝通機制。但對話機制無法實現傳統意義上的統一理性,只能實現有限度的理性的統一:理性的統一性只是在對話和交涉的過程中的一種偶然的理解和暫時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統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個永恒的命題,是一張未給人們提供終點站的長途車票。這種有限的統一理性是哈貝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原因。
費希是直接提出“個體主體性”的法學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義理性觀,認為幾百年來人們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觀的,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而信仰則是盲目的。在二者發生沖突時,放棄你的信仰,服從理性,這是最基本的公民責任。而法律是人類理性的集中表現,因此服從理性表現為服從法律。那么,理性又是從哪里來的?自由主義的回答是,理性不是從哪里來的,而是自然規律和人類本性的體現。然而,費氏則持相反的立場:“理性總是從某一地方來的,經常是從國家的正式主張,從黨派的宣言,從法律的文本中表現出來。‘自由主義并不依賴于對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賴于對理性的假設,根據這樣的假設,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對立就被制造出來了。’”顯然,建立在這種自由主義理性觀基礎上的法治是教人們、甚至迫使人們放棄自己的具體的個體生命體驗和豐富多彩的人類生活,而接受齊一性的法律規則和定于一律的行為模式。這是違背主體性要求的。因此,他強調解構并放棄自由主義傳統的基于假設的“理性的主體性”,而站在更為實用的立場上,強調“個體主體性”,以恢復人的本來的主體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體性——一種經濟分析法學的圖式
經濟分析法學派反對自然法的理性,反對分析法學的邏輯理性,也反對對話理論中的商談理性,在對待法律的客觀性問題上,頗具有后現代主義的解構特征。波斯納認為,哈貝馬斯的對話溝通無法達到對法律的共同的客觀性的理解,只有通過人們共同的生活體驗、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達成對法律的客觀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體間達成這種共同性,幾乎是一個人們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經濟分析法學引入一種自認為是普適于人們的共同性因素,即人們對成本和效益關系的算計。他們認為,對于絕大多數法律而言,特別是對于和財產相關的法律,如侵權法、契約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種能夠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眾的經濟學理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說,以成本和效益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學方法,對于達致對法律的客觀性解釋是有效的。
經濟學提出的“成本和效益關系的算計”在人性論上的普適性,是否會成為一種新的“理性主體性”,即“經濟人理性”主體性呢?經濟學上的理性人是一個整齊劃一的概念從而變為人類的另一個牢籠呢?“理性人是指有一個很好定義的偏好,在面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一個整齊劃一的抽象的人的畫像,那么是否可以說,經濟分析法學表面上反對“理性主體性”,實質上又回到了“理性主體性”的窠臼呢?
確實,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與自然法學中的理性人本無二致。這只要回顧一下啟蒙時代經濟學上的個人主義與法學上的個人主義的對應就可看出來,比如資源的稀缺性、排他性與物權客體的稀缺性和物權的排他性之間的對應關系。但是,經濟學自19世紀80年代由古典經濟學進入新古典經濟學時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邊際效用的原理,使經濟學上理性人假設的“畫像”更為豐富,利他主義行為被解釋為由助人帶來的心理滿足感成為主體效用收益,特別是行為經濟學從認識論上提出“有限理性”,對“經濟人”假說進行批判,從而實現了人性論和認識論的貫通。
經濟學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早期是從倫理人性論角度進行的,比如經濟歷史學派的瓦格納,將經濟動機二分;馬歇爾也提出人的利他主義動機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紀以后,學者開始從認識論角度批判經濟人假說。經濟人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對利益的認識為前提,因此經濟人的表達中蘊含著絕對主義認識論的前提,就是說經濟人這一倫理人性論問題隱含著認識論問題,通過研究認識論可解決倫理人性論問題,行為經濟學則依此將倫理人性論與認識論貫通,將人性論變為一個認識論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最早質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據經濟決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將經濟人假定從一個倫理問題轉化為一個認識論問題。此后,行為經濟學繼續西蒙的理論路線,并將之與“經濟人”假說研究的傳統倫理方面結合,通過人們內心的認識偏見與扭曲批駁完全理性,通過影響人自治的因素批駁完全意志力,通過制度人批駁完全自利,對“經濟人假說”進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說,經濟分析法學還原了主體行為的復雜性,從而擺脫了包括自然法學在內的傳統法學上“理性主體性”的倫理人性論方法,實現了從方法論上的認識主體性,從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義。
參考文獻:
〔1〕〔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2〕〔美〕艾倫·沃森,著.李靜冰,姚新華,譯.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一）體育教學中表現出的默會知識特征在眾多體育教學的理論中，美國著名學者加涅將體育運動的技能劃分為三部分：首先是認知階段，即學生從老師的講解以及示范中得到相關的認知。其次是熟練階段，學習者通過多次的練習，逐漸掌握了第一階段認知的技術動作，因此其動作的熟練程度不斷提升。第三階段個階段是自發階段，即學生將已經熟練的技術動作變成自己自發的或者是下意識的行為。筆者認為，學者加涅這個觀點與本文所探討的默會知識理論有一些契合點，因此分別從以上三個階段入手，闡述默會知識的掌握過程：
1、上文中認知階段也被稱為社會化過程，即通過對教師默會知識外在表現的觀察與學習，逐步掌握該項知識技能的基本特點，并且能夠做到知識的運用。除此之外，還能夠形成自己對于相關默會知識的理解。
2、上文中所說的熟練階段也被稱為聯合化過程，即學生通過對相關知識技能的不斷運用，逐漸地將自己對于相關知識的理解與教師所傳授的知識進行混合，從而逐步形成自己的默會知識。
3、上文所說的自發階段也被稱為內化過程，即學生通過對教師傳授知識的反復練習與運用，不僅做到對教師默會知識的理解，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默會知識。而且學生自己所掌握的默會知識能夠做到運用自如，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下意識的程度。
（二）從默會知識的角度看大學體育教學大學體育教學作為整個高校教學的一部分，應該是知、情、行三者的統一。大學體育教學要做到尊重學生個體需求與完成教學任務有機結合，既突出學生的主動參與性，又突出體育項目的實際應用性。通過對默會知識理論的研究我們發現，大學生對于體育課程的學習應該是一種獨特的個人體驗，即在掌握基本運動知識的前提下，學生能夠形成自己的運動技巧，而且這種技巧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想要取得大學體育教學的實效性，保證學生能夠掌握運動技能，就必須要重視學生個體的體驗，著力激發其對于體育項目的正確個人體驗，同時對其偏離的個人體驗進行引導。這就要求高校的體育教師應該改變以往的任務型的教學方式，轉向重視學生個人體驗的教學方式。
二、默會知識理論影響下的體育教學改革
（一）樹立重視默會知識的體育觀念想要做到這一點，廣大高校師生尤其是體育教師應該認識到體育項目的技能作用，要真正領會體育運動的意義。只有體育教師真正認識到了默會知識的重要性，才能在實踐中做到“言傳身教”。與此同時，體育教師應該改變以往對于體育運動理論與實踐劃分的固有認識，做到把默會知識融入客觀性的知識中。既傳授學生體育知識，又與學生分享運動經驗。
（二）通過互動式教學傳授默會知識在當前高校體育教學改革的新形勢下，互動式的教學方式越來越受到重視。所謂的互動式教學，就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師進行配合及引導，既尊重學生的個體體驗，又重視體育課程的知識結構。由于默會知識自身天然的具有個體性的特點，因此在互動式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多與學生進行感受交流，鼓勵學生表達運動時的感受，同時對學生的運動過程進行密切觀察。互動式教學還體現在師生共同參與一項體育運動上，如師生合作進行籃球比賽，在比賽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學生技術動作的走形以及細節上的不規范，從而適時的將自身經驗與學生進行交流，同時引導學生進行嘗試。當學生嘗試之后產生效果，其自身會從心底里認同這一默會知識，這樣就實現了一次默會知識的有效傳遞。
三、結束語：
清楚認識政府角色定位、強化政府信用行為、鞏固升華行政文化,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現代文明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加強行政管理,提倡行政“文明”、行政“科學”、行政“人性”,提高政府公信力,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是—個政府凝聚民心。樹立權威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穩定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政府管理與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也空前提高。但是,我國目前正處于改革攻堅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水平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強行政管理,清楚認識政府角色定位、強化政府信用行為、鞏固升華行政文化,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現代文明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觀結果,體現了政府工作的權威性、民主程度、服務程度和法治建設程度。同時,它也是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評價,反映著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和靈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基礎條件;不講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賴于全體社會成員對普遍性的行為規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會秩序與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政府不守信用,就會破壞整個社會信用的基礎。由此可見,加強政府信用建設是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關鍵。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會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實質上是人民群眾對政府履行公共職責情況的評價,同時也是對政府合法性的檢驗。信用政府能夠增強人民群眾的社會信任感和歸屬感,政府失信則會導致人民群眾對政府信任的喪失,從而造成社會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近日查閱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陳寅恪集••書信集》，該書所收錄的《致傅斯年》書信的第“七十六通”信之末尾，于“陳唐篔拜啟（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落款之后，付了以下內容：
Prof.ChenYinKE（陳寅恪）
c/oProf.H.C.Shao(邵循正)
Oxford,England
語用學就是“研究在一定的上下文里語言的使用，包括所產生的字面意義和蘊涵意義，以及可能產生的效果的學科。”“研究語言在各個領域中實際應用的學科。”“應用語言學本來多指把語言原理應用于教學方面，但是隨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應用語言學的領域越來越廣，已經包括文字創制、語言政策制訂、語言疾病治療、通信技術研究乃至人工智能研究等等。”“句法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語義學研究符號與所指事物之間的關系，語用學研究符號與使用者之間的關系。句法學回答的問題是：句子是按什么規則組成的？語義學回答的問題是：意義是按什么方法確定的？語用學回答的問題是：語言的使用在一定的上下文里產生了什么影響和效果？”“句法學追求的是規則，語用學要弄明白的是功能。語文學問：X是什么意思？語用學問：你對某人說X是什么意思？”語用學的特征有以下幾點：
1.語用學研究語言文字符號的意義及其在不同的語言環境里的不同用法，乃至不同的表達效果，側重于語言的實用。
2.語用學注重語言本身的使用，以語言為基本的要素，講究語言的組織與駕馭，特別在乎語言在特殊環境里的特殊表意效果，講究語言規律的內在探索。
3.語用學始終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發展的速度越快，語用學的內容也就越充實。它在最初的發展階段，僅僅以語言教學為目的，隨著社會的前進，它的運用范圍也越來越廣泛。
4.語用學與其他學科有著廣泛的內在聯系。只是它更側重語言的基礎性特點。在我們的教學中，可以說專門對語用學進行過介紹，然而高考卻并沒有缺少對語言運用的具體而實在的考查，只是我們的注意力不是那么強罷了。而這一點也造成了目前語文教育效率不高的真正原因。如此重要的一條規則，語文教材與教學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了。
二、教材體系應考慮的問題
根據教學大綱規定，我們應當以語言訓練為其要點，這樣，我們在語文教學中從語言學習的角度出發，大講特講語用學，以語用學的科學體系作為最終出發點，應該是語文教學的出路所在。實際上，教材中大量具有相當文學水準的作品離學生的認知水平本來就遠，實用傾向也不明顯，訓練體系嚴重不足。教材內容和形式單一的這種傾向，恐怕是語文教學效益不高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建立以語用學為目標的學科教材體系就顯得十分重要：
1.語匯運用體系。如果說，在小學時期還比較注重字匯的學習，上了初中以后，字匯的積累沒有能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到了高中，更是忽略了詞匯的進一步提高。語言是建立在大量的詞匯基礎上的，但是語文教材并不注重母語詞匯體系的教學。
2.口語體系。“幾百年來，書面語一直是文學的工具，也是判斷語言優劣的標準的根據。人們認為書面語使語言具有永久性和權威性。因而，語法規則無一例外地都是用書面語作為例子。相反，日常用語卻被忽視或被譴責為只表現出粗心和沒有組織，是不值得研究的課題。”“一個人倘不把已有的文化積累——包括語言——盡可能地占為己有，并且從這個基礎上跨開步去，那他實際上是不懂得利用條件，讓自己處在優勢的地位。”“不過作為語言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畢竟還是來自活人——尤其是人民群眾的口頭。”在我們的教材里，口語體系與書面語體系各自的作用并沒有被引起重視。在教材里相當多的口語語匯系統，口語的語法系統更是付諸闕如。
3.書面語體系。現代漢語沿襲了古代漢語的深遠影響。“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文言……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可惜，教材在這方面也沒有太大的突破。
4.口語與書面語的語法運用體系。“書面語能精心組織，表達更緊湊、更復雜的結構話語的單位。”而相反的事實是，“口語的自發性和快速性使復雜的事先計劃的機會減少到最低程度，并且助長了說話人當機立斷的特征——比較松散的結構、重復、重新措辭、插入語、以及用語調或停頓把話語分割成易懂的意群。”“書面語展示出數種獨有的特點，如標點符號、大寫、空格、色彩和其他圖文效果。口語中幾乎沒有與此相對應的特征。例如：口語中問號可以用升調表達；感嘆號和劃線部分可能用放大音量表示；插入語可能用減速、降低音量或音調來表示。”“有些結構只能在書面語里找到。詞匯里的某些詞條很少或從來不用在口語中，如許許多多音節的化學術語，或較神秘的法律術語。反之亦然，口語里使用的某些詞一般不用于書面語，以及某些俚語和猥褻的詞。”比較我們的教材，其語法系統，雖然多年以來有所創建，但是至今還是沒有一點是關于口語方面的。
5.篇章運用體系。文章通常以篇章馭段落，以段落馭句群，以句群馭句子，以句子為基本構成單位，實現其表意功能。現存教材側重了完整的文章，忽視了用選段的方式來實現其篇章的靈活性和巧妙性。與此帶來的結果是，增大了學習的難度，大大減少了學生大量占有信息，進行對比學習的機會。
6.綜合文體運用體系。教材中的文體通常以記敘、說明、議論的三分法為標準。對各種新興的文體往往視而不見，遠遠落后于實際和時代的需要。也就難怪教師在教學中無法用新穎的知識為內容吸引學生，學生學習起來也覺得枯燥難耐了。
7.語文與文學體系。語文當然離不開文學。但是在教材中怎樣處理語言與文學的關系卻是一件值得研討的事情。我們的教材中，文學作品所占的比例相當大，但是缺乏一個明確的準則。并且在教學中是以無形中拔高了學生的文學修養為前提的。我們以為只要在教學中對范文進行一番分析就能達到目的了，因而多年來的語文教學往往有一種文學化的教學傾向。文學的創造是要講很多因素的，我們卻忽視了這些因素。西瓜沒有揀到，芝麻也丟了。
8.語文與文化體系。語文絕不是單純的一門學科，文化語言學告訴我們，語言與文化聯系密切，它是以廣闊的歷史文化為深厚的背景的。反之，我們也能從語言中窺測出歷史的長久淵源。可惜，語文教材以表面化的思想教育體系取代了語言豐富的文化意義。
“文化語言學從一問世就呈現出它令人目不暇接的豐富性：方言與歷史人文地理，言語交際中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語法與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通約性，漢語言史與漢民族文化交融史，古漢字與先民的意識特征，……幾乎中國現代語言學的每一個分支都可以打開一個引人入勝的文化視界。”（《語文的闡釋》申小龍p612）教材中，有關文化方面的范例只有一二篇知識短文和少數幾個練習，沒有較為適當的選文。這或許就是當代學生缺乏文化的根源。
9.語文與多學科體系。語文的工具性特點最能及時反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發展成果。在語文教材中我們卻發現并沒有一點有關這方面的材料，而高考卻無中生有地出很多這一類型的考題。這幾年，高考題中這一類考題分值都在10％以上，范圍十分廣泛。
10.語文與信息語言體系（機器語言、計算機語言）。“電視、傳真、復印、錄像、激光照排、衛星通信、模式識別、各種語言分析合成儀器、電子計算機等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出現，更把語言的運用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隨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應用語言學的領域越來越廣，已經包括文字創制、語言政策制訂、語言疾病治療、通信技術研究乃至人工智能研究等等。”可是我們的語文教材卻對此置若罔聞，視而不見。這無疑是對語文自身科學性的懷疑和否定。
11.語言與風格學體系。《文心雕龍·體性》把文章風格分為八種類型“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并且進一步指出：“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將風格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由于交際的場合、媒介、對手、目的、內容等的不同，語言的運用也不同，因此，存在著不同的文體。”“語言里最常用的語音、詞匯、句法項目是全民共用的，然而，每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里對這些項目常須作出不同的選擇。”“對于語言中一個項目的運用，有約定俗成的常規，然而，在人們運用的時候，常對常規作或大或小的變異。”直到現在，我們的語文教學對此都還沒有任何反應。比如高中教材全文選文140余篇，講解課文68篇，48位作者，作品風格的單調可見一般。
三、出路與思考
1.文章內容信息量太少、運用語言的幾率不多
現行的教材是按文章本體的方式編排的，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全面了解作者的意圖；知道作者為設計篇章而付出的辛勞；缺點是夸大了篇章的實用功能；減少了語言本身的規律化的運用機會；增強了學習難度；忽視了語言的操作水平。為此，我們不妨學一學西方一些教材編輯法，把教材編輯為教程的方式，通過大量選文的方式實現信息的集約化處理。比如現今世界上有名的幾部英文教材《循序漸進美國英語》、《新概念英語》、《主導英語》等等。首先側重語言本身的科學規律，表意的功能，其次才考慮它的其他方面，而不是首先把個性化學習的文學色彩放在第一位。
2.文體對比性信息欠缺
我國的文體學具有悠久的傳統。“文辭以體制為先。”古人就是通過研究分析文體來教人寫作的。現代社會的發展為文體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當人們已經把文體當作一種“美的創造”時，我們的教材還停留在極為古舊的自以為是的貧乏的說法之中。這實在是一種不相稱的事情。為此，在新的語文教材中，我們必須考慮適當增加各種新型實用的文體，以適應學生認知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上海H版等多種版本已從閱讀能力方面要求，并不怎么看重三分法，對社會需要的文體樣式如報紙、期刊、書信、工具書、書目、讀物介紹等設置單元進行專門訓練。這無疑為文章讀寫提供了新的思路。
3.辯證理解缺乏層次
美國沃爾夫認為，語言是思維的塑造者，它決定人們的思維，甚至決定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日本的語言學家時枝誠記也說：“語言是思想的表達或理解，思想的表達過程和理解過程本身就是語言。”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系是得到公認的。高考對思維能力的測試也無一例外放過，但檢諸教材，卻不能發現有系統的訓練模式。學生能否理解得深刻，還得看老師的教學修養如何，學生的天資有無差錯。否則就只能聽天由命了。所以我們在設計教材時必須考慮的是怎樣把語言的思辨功能加以強調。
4.練習設計無梯度
統觀我們的練習，很容易發現它的隨意性和雜亂性，即使教了多年的老教師也很難找到這其中的內在聯系。由于以文章為本體，所以練習就成了附屬產品。它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明顯的不足：
①練習無梯度。高三的文章可以初一讀，初一的文章放在高三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與之對應的是，高一的學生做高三的考試題不會在話下，而高三的學生做高一的寫作也就同樣一回事。初中的語文知識體系是由拼音、字詞、標點符號、字典詞典到寫作，高中的語文知識體系也無一例外。聰明的學生只需要在初中努一把力，上了高中往往就會應付裕如。這樣一來即使老師使勁教，也等于做了無用功。
②練習頻度低。比較西方一些有名的教材，都十分重視練習的設計，往往為學生配有大量的操作練習題；練習與教材之間差不多50％的比率；并且還十分重視練習的簡易性和難度大小，不需要學生另起爐灶，在教材上就可以通過操作來完成，從而得到提高。相反，我們的教材，由于選文側重文章本體，所以很容易忽視練習在課本中的獨特作用。有很多練習就是思考思考，如果要做，就得大動干戈，不是準備筆，就是準備紙，教師還得費心費力使勁改，總之問題一大堆。這樣一來，操作不便，工作量增加，學生厭煩，老師也不愿意。
5.其他
語文教學包含著互相包容、互相作用的許多因素。但是，我國當前的語文教學形成了識字—讀書—作文章這樣一個程序，語文教學被完全孤立起來，“語文教學的研究和發展既是中國文化、教育、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關系發展和國際文化發展的需要。使語文教學與教育科學和語言科學的發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納入應用語言學的發展軌道，提高教學效率，是當前語文教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從語用學的角度把握語文教學的本體性質，研究語文教材，看來確實是改革語文教學的一條捷徑。
[1]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M]。
[2]劍橋語言百科全書[M]。
[3]孫犁.作家要鑄煉語言[M]。
[4]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M].152。
[5]劍橋語言百科全書[M].283。
[6]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M]。
[7]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M]。
[8]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