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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邏輯程序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08-0029-03
政策分析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研究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問題。政策分析專家戴維?韋默和艾丹?維寧認為，政策分析的主要目標是“對有利于公務員解決社會問題的備選方案進行系統比較和評價”。“；卡爾?帕頓和大衛?薩維奇也認為，“政策分析是對備選政策(或計劃或項目)在技術、經濟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實施策略及政策采納結果的系統性評價”。作為避免決策失誤的“預防”和“把關”環節，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優劣直接決定著公共政策的質量和政策執行的效果，進而決定著事業的興衰成敗，因此，“未作可行性分析，不作政策決定”已普遍地被遵奉為現代公共決策的圭臬。不過，許多經過可行性論證的政策最終仍沒有能夠逃脫失敗的厄運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現象的產生固然與作為復雜政治過程的公共政策過程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但也與作為一門學科的政策分析發展緩慢、長期停留在較低水平因而無法為決策者提供一套行之有效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可行性理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國內政策方案可行性評估的理論方法存在眾多問題，阻礙了論證質量的提高，而欠缺成熟公認的方法和嚴謹完整的操作思路是此類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基于已有的研究，進一步反思我國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仍是必要的。
一、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邏輯
任何能夠被稱之為名副其實的、科學的理論不僅在于它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能夠經得起實踐經驗的反復檢驗，而且在于其結構具有邏輯上的完備性和一致性，能夠經受得住邏輯分析和邏輯推導。因此，邏輯起點、邏輯進程和邏輯結論是所有科學的理論都應當具備的三個要素。
按照“政策過程的階段論”范式，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是一種“事前評估”(ex-ante evaluation)，它前承“政策方案的創制”，后繼“政策執行的監測”，是政策分析過程中一個獨立而重要的環節。與“事后評估”(ex-post evaluation，即通常所說的“政策評估”)相比，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技術操作難度更大，研究過程和方法目前也未標準化，因此，無論是國內的主流政策分析教科書還是多數政策分析研究文獻都沒有對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環節期望達成的目標和任務作出必要的、令人信服的解釋，也沒有對這一環節的邏輯起點、邏輯進程(邏輯思路和邏輯程序)作出具體而周詳的描述，因而其結論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難以得到保障，特別是在決策制度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可行性研究”有時難免淪為“可心性研究”。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呼吁在我國公共決策過程中引入“不可行性研究”(research on anti-_feasibility)，試圖通過“逆向決策”來避免決策失洪。然而，如果我們無法科學而清晰地描述出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目標和任務，并對實現這一目標和任務的邏輯思路與程序作出正面構建的話，那么“不可行性研究”也只能是一種直覺或經驗判斷，自然也就無法避免“以好惡取代科學”。
1 可行性研究的目標和任務
任何一項研究都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以保障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作為政策分析的一個環節無疑也應當擁有自己獨立的目標，并圍繞這些目標設定研究任務、形成研究思路，然后才能開始可行性研究工作。對于可行性研究的目標，國內學者普遍地將其界定為“政策方案是否可行”(方案的內容是否滿足政治、經濟、行政、技術等方面的可行性)以及“政策方案評估擇優”，普遍忽略了這一環節還應當有其他的重要目標。眾所周知，任何“最優”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同時，衡量“最優”的標準應當是該政策方案的執行效果，而政策執行效果不僅取決于執行主體、政策對象和外部環境，也取決于政策問題的性質與政策本身的質量。因此，可行性研究的目標雖然在形式上表現為“可行”和“擇優”，實質上則是為了優化政策投入機制、排除政策運行中的障礙、增強和提高政策執行效果。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可行性研究需要完成三項任務：一是研究備選方案的邏輯可行性；二是研究備選方案的現實可行性；三是從現實可行的備選方案中擇優，并加以完善，推薦給決策者。
2 可行性研究的對象和邏輯起點
對于多數政策研究者而言，可行性研究的對象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即對前一環節形成的政策備選方案進行論證，無須再做進一步的討論。問題在于，可行性研究的對象究竟是所有備選方案，還是在“擇優篩選基礎上形成的最終方案”。如果答案是前者，那就意味著備選方案不能太多。否則會導致資源浪費或工作負擔過重，甚至得不到明確的結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就很難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可行性研究。此外，人們在現實中還可大量地觀察到這一現象，許多經過嚴謹、科學的可行性論證程序且無任何非正常因素介人的政策方案，在實施后才發現其不可行或無法實現政策目標；另一方面，那些看似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卻奇跡般地變得可行了。“可行的方案不可行，而不可行的方案可能又可行了”在邏輯上固然有些令人尷尬捌，卻表明可行性研究對象的界定直接關聯著其邏輯起點。也就是說，如果直接從現有的政策備選方案人手研究其政治、經濟、行政、技術等方面的可行性，而不從此前的各個環節上繼承相關的信息，那就不僅是在就事論事，而且很可能使研究視野無法超越“政策封界”(policy envelope)，使那些看似可行卻無法實現政策目標或無法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案被選中，政策分析就會喪失其應有的“防患于未然”的職業使命。
3 可行性研究的邏輯框架和思路
明確研究的目標、對象和邏輯起點只是可行性研究的開端，若不能形成完善、嚴謹的邏輯框架和思路，可行性研究結論的效度和信度就會受到損害。作為連接目標和操作步驟的“橋梁”，邏輯框架和思路具有把握全局、指導具體的研究工作兩個方面的功能，因而應當對“運用什么方法、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實現既定目標”作出詳盡的解釋和說明。不過，由于可行性研究理論相對落后，目前尚缺乏系統的、規范化的邏輯
分析框架和思路，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種間接描述：或者簡單地模仿和移植大型投資建設項目可行性論證的流程，提出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思路；或者將其一般化、模式化為“準備――實施――結束”三個階段。如果說前者尚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的話，那么“三步流程論”則缺乏邏輯上的嚴密性，無法反映可行性研究作為一個環環相扣、逐步逼近研究目標這一科學特質，同時也割裂了目標與步驟之間的聯系。
總之，依據公認的、科學的理論標準，現有的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還非常不成熟，難以為實踐中的公共決策提供理論上的指導，從而也無法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面臨的許多重大公共政策問題作出建設性貢獻。
二、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程序
如果我們承認政策分析過程首先是一個科學研究和科學發現的過程，其哲學基礎是邏輯實證主義，那么作為政策分析的一個重要環節，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也須以實證主義為方法論指導，遵循邏輯上合理的操作程序和步驟，才能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依據前述可行性研究的任務及其所擔負的功能，我們可以將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程序劃分為三個階段。
1 邏輯可行性研究
公共政策是一種典型的“體驗商品”甚至是“后體驗商品”，其可行性只有在完全付諸實施后才能得到檢驗。作為付諸實施之前的對政策分析初次成果的真理性在主觀范圍內所做的初步論證，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基本是一種事前判斷，且這種判斷類似于理論或真理的可行性證明，具有某種“超驗”的性質。正如理論的可行性首先取決于理論自身的邏輯可行性、可檢驗性以及理論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也是從審視政策方案的內部結構性要素及其邏輯關系開始的。
任何政策方案都是為了解決特定政策問題、實現政策目標而設計的行動方案，因此，政策問題、政策目標、行動規劃及其所遵循的思路原理是所有政策方案必不可少的四個核心要素。如果這四個要素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邏輯上的自洽性，特別是行動規劃能夠解決政策問題，且其遵循的思路原理是科學的、可檢驗的，那么基本可以斷定該政策方案具備了邏輯上的可行性。
邏輯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步是重新構建政策問題。備選方案表面上鎖定的是政策問題，但政策問題并不因為被認識到而停止變化發展，相反，政策問題的動態發展性決定了它既有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一面，也有受環境中誘因的驅動而發展變化的一面，這就要求研究者須跨越三個時空：以“現在”作為時間參照點重構政策問題(特別是研究問題的必要性、重要性、嚴重性和緊迫性)，回到“過去”以便理解政策問題發生發展的原因，預測“未來”某一時空政策問題的發展變化狀態，為整個可行性研究工作以及政策實施的宏觀背景分析(特別是其中有利和不利因素相互轉化的可能性)奠定基礎。
邏輯可行性研究的第二步是分析政策目標。政策目標是政策方案中的綱領性內容，也是政策實施后期望達成的政策效果。不同的政策目標需要不同的方案來實現，而不同方案的代價可能完全不同，因此政策目標不僅給出了主要的制約條件，也暗中限定了方案的選擇范圍，因此不能不成為邏輯可行性研究的核心。同時，由于政策問題不僅具有歷史動態性，也具有相互關聯性，其產生、發展和演變通常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按照其與政策問題的密切程度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政策問題根源、直接影響因素和間接影響因素。相應地，解決政策問題的目標也大致可以被劃分為三種類型：同時針對問題根源和某些影響因素的“標本兼治型”政策目標、針對問題根源的“治本型”政策目標以及針對直接或間接影響因素的“治標型”政策目標。“分析政策目標”主要是考察政策目標的科學性(是否針對政策問題，針對的是哪些影響因素，它們在政策問題中處于何種地位)、合理性(經過努力能否達到)以及效力(目標付諸實施后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或緩解政策問題，政策問題的作用機制是否會因此而發生變化，可能發生哪些變化)。
邏輯可行性研究的第三步是分析每一備選方案的行動規劃及其遵循的思路原理。思路原理是實現目標的前提，是解決政策問題的方向性、整體性構想，因而是邏輯可行性研究的重點。科學的政策思路原理源于對政策問題產生、發展、演變的根源、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的深入研究，就其本質而言，思路原理實際上是將政策視為一種工具或“刺激”，通過它來改變政策問題中的某一個或某些因素，進而達到部分消除或暫時緩解政策問題性質的結果。因此，思路原理的科學性(政策問題與方案設想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思路原理是否有相關的科學依據)與可檢驗性(能否從思路原理中導出可進行經驗驗證的陳述是這一步分析的關鍵所在。
毫無疑問，邏輯可行性研究的最后一步是，分析上述四個要素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邏輯上的自洽性。鑒于這一過程主要是對前述工作的逐步核查。這里不再贅述。
總之，通過這一階段的研究可以比較容易地將那些在邏輯上存在嚴重破綻因而不具備可行性的政策方案排除在外。當然，看上去完美的理論未必不導致政策實踐上的災難，因此還需要對“剩余”方案進行現實可行性考察。
2 現實可行性研究
如前述所，現有的研究雖然將“可行性”界定為政策方案內容是否具有政治、經濟、行政、技術等方面的可行性，但它實際上并沒有正面回答“究竟怎樣才算可行”這一更為根本的問題。筆者認為，所謂“可行性”(feasibility)應當包括三層含義：其一，政策方案具有較強的可操作化、標準化和數量化特征，能夠具體化為政策執行行動；其二，政策方案內容能夠解決既定的政策問題，實現設定的目標，并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具有較強的技術效用；其三，政策方案與其被運用的相關條件或外在環境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這里所說的“相關條件或外在環境”既是客觀的(比如，政策方案是否具備充分的財政保障、足夠的政治支持和政策執行能力)，也是主觀的(即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政策所體現出來的價值、政策方案內容能夠為政策各相關方所接受)。
現實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步是審查每一備選方案的內容細節。一個完備的、有價值的行動規劃應當是一個為了解決特定政策問題、實現既定政策目標而制定的詳細清單。就其內容而言，這一清單至少應當包括如下實質性要素：要采取哪些行動，具體的行動步驟計劃如何，由誰負責組織，由哪些機構具體實施，在什么時間、什么空間范圍內實施，實施的難易程度如何，行動規劃的適用對象如何，需要動用哪些物質資源和設備，在各個行動步驟中應當注意哪些問題等等；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言，行動規劃應當具有更多的客觀性、實用性、可操作性與可執行性，否則就無法預測結果。
現實可行性研究的第二步是預測和評估每一備選方案的影響。預測是以那些與政策問題相關的既有信息為基礎，對政策方案實施所依賴的未來環境做出推斷，同時預見政策對未來社會狀況的作用后果。預測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外推預測，即基于過去的趨勢、目前的狀況和歷史趨勢，推出未來的狀況，其實質是時序上的隨機平穩性。外推預測更為具體的方法主要有時間序列分析法和回歸分析法。二是類推預測，即從隨機抽樣獲得的樣本值推出整體的狀態，其實質是空間上的平衡分布性，主要使用的是統計推論技術。無論是外推預測還是類推預測，其共同的假設是社會政治系統的結構穩定性。因此，在預測中必須充分估計到未來社會政治系統運行中可能出現的重大突變。需要注意的是，方案的影響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預期的和非預期的、直接的和間接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經濟的和非經濟的，等等。因此，在預測政策方案的影響時，既要全面又要有所側重。
現實可行性研究的第三步是評估政策方案實施的條件和環境。政策方案一旦付諸實施就會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而所有這些方面也會對政策實施形成反作用力。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及其環境之間的這種關系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因此，在運用SWOT(優勢、劣勢、威脅和機會)技術評估方案實施的條件和環境的同時，要注意將時間因素考慮進來。
3 方案擇優與完善
能夠經受得住邏輯和現實可行性考量的政策備選方案可能一個也沒有(所有方案都不可行)，但也可能有多個，客觀上需要通過比較，從多個內容不同的方案中選擇“何者為最優”，并推薦給決策者；同時，在可行的政策方案“叢林”中通常并不存在一種具有絕對優勢的或完美的政策備選方案。此外，一些條件的變化也需要對“此時最優”備選方案進行必要的修正。因此，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進行方案擇優和完善，并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工作。
方案擇優的過程是一個圍繞事前確定的標準和指標，相互比較彼此“誰更符標準”的過程。按照沃克的看法，任何優秀的政策備選方案都應當具備以下12個特征：(1)成本。政策成本是政府能夠負擔得起的，且成本使用是有效率的；(2)穩定性。在常態下，無論遇到何種干擾，該政策方案都會被實施下去；(3)可行性。在既定時間內，實施該政策方案的概率都很大；(4)牢靠性。即使方案的一部分失靈或受損，該政策方案還會繼續被實施；(5)靈活性。該政策方案還可能達到其他不同的政策目的i(6)風險性。該政策方案失敗的可能性較低；(7)可傳播性。該政策方案容易被非專業人士所理解；(8)功效性。該政策方案具有“表面效度”，能夠直接針對所要解決的問題；(9)簡單性。該政策方案易于執行；(10)相容性。該政策方案與現行規范與程序相適配；(11)可逆性。如果該政策方案遭到失敗，那么再追溯那些先決條件的難度不大；(12)強韌性。在未來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中，實施該方案獲得成功的可能性較大。我們可將這12個特征視為政策方案擇優的重要參考，并以此對備選方案進行即時完善。也就是說，當發現某方案的一個或一些指標處于劣勢時，有無可能通過完善和加深認識，使其不再處于劣勢。
總之，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是一個由多階段、多環節組成的過程，這一過程首先是一個科學研究過程，因此應當遵循科學化、規范化的程序和步驟，盡管程序和步驟并不一定能夠保證可行性研究結論一定是正確的，但能夠有效地限制和縮小這一過程中的主觀隨意性，避免荒誕或不可行政策方案的出臺，起到有效的“把關”和“預防”作用，減少因公共決策失誤所帶來的惡劣的社會影響。我們當然也知道，政策的領域是一個政治的世界，其中充滿了妥協、交易和平衡，并服務于統治、權力、控制和利益，并不一定遵循技術的邏輯，但不應因此而否定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科學特質；相反，正因為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相互競爭的利益、相互沖突的價值的“擠壓”，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更加需要威廉?鄧恩所說的“多元復合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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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王卡魯索的朋友—嗓音專家P•M•馬臘弗奧迪指出：“意大利美聲唱法（Belcanto）的傳統教學模式是由教師教學生直接模仿，由一個好的歌唱家傳給另一個歌唱家，如此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我國傳統聲樂教學中也強調“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中外聲樂教學已把“示范法作為聲樂教學的主要方法”。國家教育部在全國普通高等院校音樂學（教師教育）聲樂必修課（主干專業課）教學理念、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對聲樂教學體系、教學模式、教師示范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為加強聲樂教育教學改革，積極開展聲樂學科教學改革與研究工作，做好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研究；為聲樂課程的教學實踐起到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聲樂教學示范研究將聲樂藝術現象與藝術形態，作為一種專門的研究對象進行科學研究。
關鍵詞：
示范；歌唱；教學；聲樂
歌王卡魯索的朋友—嗓音專家P•M•馬臘弗奧迪指出：“意大利美聲唱法（Belcanto）的傳統教學模式是由教師教學生直接模仿，由一個好的歌唱家傳給另一個歌唱家，如此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我國傳統聲樂教學中也強調“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人類在長期的歌唱與教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聲樂及聲樂教學是實踐性、技術性很強的學科，歷來具有重視實踐的傳統。中外聲樂教學已把“示范法作為聲樂教學的主要方法”。加強聲樂教育教學改革，積極開展聲樂學科教學改革與研究工作，做好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研究，為聲樂課程的教學實踐起到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一、研究內容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將聲樂藝術現象與藝術形態，作為一種專門的研究對象進行科學研究。依據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物理聲學、人體生理學、心理學等自然和社會科學，研究聲樂示范教學的理論與方法。根據聲樂藝術悠久的歷史傳統積淀與豐富的藝術實踐創新，研究聲樂藝術的內涵與外延的本質規律。聲樂教學示范研究以聲樂藝術實踐為基礎，通過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提煉、概括，使感性（感覺、經驗與體會）上升到理性（即理論）的高度，反過來對聲樂藝術實踐產生積極指導。是一個系統工程，以專業建設為重點，圍繞人才培養方案、課程體系、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評價、教學管理等進行綜合性改革與實踐，聲樂教學示范研究通過對聲樂教學示范的基本概念、學科屬性、學科體系研究，結合聲樂教學實踐的傳統與現實經驗，深入開展聲樂示范理論、聲樂示范技能、聲樂示范修養、聲樂示范文化、聲樂示范教學、聲樂示范實踐的研究，并以我院音樂舞蹈系音樂學（教師教育）聲樂課程教學為研究對象，實地開展對聲樂教學示范體系、聲樂教學示范模式、聲樂教師理論研究示范、聲樂教師實踐研究示范、聲樂教師課堂教學示范、聲樂教師舞臺演唱示范的研究，探索聲樂教學示范的機制、模式、內容、方法、手段等科學規律，提高聲樂教學示范的科學性，保障聲樂教學質量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應追根溯源、以史為鑒，用“搜練古今，博采沉奧”的精神，對中外聲樂教育教學歷史進行深入研究，為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挖掘歷史依據，對揭示聲樂教學示范規律，預測未來聲樂教學示范趨勢也有一定意義。
（二）文獻研究法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需要廣泛研究、收集與綜合類高校音樂學（教師教育）教育聲樂教學改革相關的各種資料，包括音像資料、圖片資料、文字資料等，在此基礎上，運用聲樂學、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等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對收集的資料進行綜合、對比、分析、歸納，為聲樂教學示范研究的科學、深入研究提供更加廣闊的思路。
（三）問卷調查法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還需要對所有聲樂專業的學生進行聲樂學習情況問卷調查，并對調查所得數據、結果，運用統計學進行整理、分析，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教學主體素材。
（四）個案調查法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需要以某一屆聲樂專業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按照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所制定的研究方案進行聲樂教學，將調查數據進行對比、分析，為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提供論據和實例。
（五）行動研究法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要按照研究需要和要求制定出方案，針對聲樂教學實踐和教學活動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然后對方案進行調整，重新開始進行新的教學實踐和教學活動，通過行動研究法不斷地探索、改進和解決教學實踐和教學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并將實踐研究所得經驗記錄、總結，并形成文字資料。
（六）經驗總結法
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應將研究的對象進行全面考察，以實踐所提供的事實為依據，將分析所得的材料上升到理論高度，為聲樂教學示范研究的全面、深入開展提供有效的科學理論依據與研究方法。
三、研究目標
跨入21世紀，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聲樂教育教學事業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同時對聲樂教育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國普通高等院校音樂學（教師教育）聲樂必修課（主干專業課）教學理念、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對聲樂教學體系、教學模式、教師示范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為更好地貫徹落實教育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音樂學（教師教育）本科專業課程指導方案》和《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音樂學（教師教育）本科專業必修課程教學指導剛要》這兩個重要的教學指導文件精神，聲樂教學示范研究應對聲樂專業課程體系建設及教學實施工作進一步加強研究，緊跟國家級院校聲樂教學示范改革步伐，立足綜合類院校聲樂教學示范前沿，在全國同類院校中率先創建聲樂教學示范體系，完善聲樂教學示范模式，改變現在單一化的聲樂教師課堂教學示范形式，通過課堂內外各個環節，全面構建完整、科學的聲樂教學示范體系，在重點做好聲樂課堂師生互動教學示范體系建設的基礎上，同時做好聲樂教師理論研究示范體系、聲樂教師實踐探索示范體系、聲樂教師舞臺表演示范體系、聲樂教師網絡多媒體教學示范體系的創建工作。通過創建聲樂教學示范體系、完善聲樂教學示范模式，使聲樂教學質量得到提升，從而，進一步推動聲樂學科建設，為同類院校聲樂教學示范提供借鑒模式與范本，同時，推動聲樂教學示范科研的建設，不僅能夠促進聲樂教學的改革與研究，同時還能為地方聲樂藝術研究籌備有效資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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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得興選擇蘇州科技城作為二次創業的基地，不但可以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而且建設“江蘇同得興面業有限公司”這一平臺與科技城的發展理念完全吻合。江蘇同得興可以獲得足夠的發展空間，擴大品牌影響，弘揚面業文化，建立以中國面業文化挖掘、中國面業技能培訓、同得興面點中央廚房和配送中心等為基本內容的架構，帶動科技城的餐飲文化發展，在未來更是可以建設組建“江蘇同得興面業（集團）有限公司”，以多元化的經營，形成以同得興面業連鎖管理、同得興面業文化傳播、同得興面業技術學校和中國面點名小吃文化博覽中心于一體的產業集群，為高新區科技城的文化產業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長江三角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機遇。200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把“長三角一體化”的學術概念正式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戰略決策。推進長江三角地區實現率先發展具有全局性意義，有利于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區，促進全國區域共同發展；有利于發揮長江三角地區經濟增長極和發動機的作用，帶動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的發展；有利于提升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為長江三角一體化全面提速。世博會期間，蘇州館作為“城市最佳實踐區”亮相，同得興面業也作為蘇州餐飲文化展現在世人面前，以濃郁的吳文化特色而令人回味。上海軌交11號線北段規劃延伸至江蘇省昆山市花橋地區，對接蘇州市城市軌道交通規劃，成為全國首條跨省軌道交通后，上海與江蘇省的聯系愈發緊密。同得興面業以上海為突破，面向長江三角地區進行業務的縱深拓展，正得其所。
中國餐飲市場歷史性發展的機遇。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餐飲市場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餐飲市場競爭的形勢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是餐飲需求層面的變化，隨著餐飲業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餐飲消費變得日益成熟。在飲食活動中不但要吃飽、吃好，還要吃出文化、吃出品味，越來越追求多樣化、講究個性化。而面對大多數中國餐飲企業嚴重同質化的現實，餐飲消費者對餐飲產品、服務及文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其次是餐飲供給層面的變化，由于相對于其他一些行業，投資餐飲業具有發展前景好、技術含量低、投資回報率高等優勢，使得中國巨大的餐飲市場吸引著眾多資本形態的進入，尤其是在國內競爭國際化、國際競爭國內化的經濟趨勢下，中國餐飲業成為發達國家對外進行資本和品牌輸出的載體。
世界500強的餐飲集團中有不少已在中國形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美國百勝、麥當勞、漢堡王、溫迪、達美爾、星期五、甜甜圈、賽百味，法國福樓集團、德國蘭特伯爵、韓國BBQ、日本吉野家、菲律賓快樂蜂等外資、以及我國香港大家樂和大快活等餐飲品牌通過兼并收購、直接投資等方式在中國開疆拓土，漸成氣候。伴隨著餐飲產業并購的頻頻上演，中國日益成為國際餐飲巨頭的角斗場。外資對中國餐飲產業的影響也更加深入，對國內餐飲品牌形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面對形勢的變化，中國餐飲企業已經面臨背水一戰的局面。大力發展連鎖經營，不斷進行體系建設，順應時代潮流，增強企業競爭力是中國餐飲產業的必由之路。
目前，餐飲業新的競爭格局為:由單體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向群體企業之間的競爭;由生產能力的競爭轉向生產能力與流通能力的競爭;由產品的競爭轉向品牌的競爭;由行業存在形式的競爭轉向商業存在模式的競爭;由直接爭奪客戶的競爭轉向爭奪銷售終端的競爭。
人們對食品安全的嚴重關注。最近，隨著一批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全國人民對食品衛生安全問題的嚴重關注。食品添加劑已經成為廣大中國普通消費者糾結不堪的大事，安全飲食成為大家每天都不可避開的一個問題。“瘦肉精”、“防腐劑”、“催熟劑”等添加劑的濫用已經嚴重威脅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也引起了社會極大的信任危機。在面業領域，味千拉面的“骨湯門”事件也激起了社會極大的關注，味千拉面一直以來號稱用豬骨熬制的拉面湯底，其實是用專門的湯粉、湯料調制出來的，每碗湯的成本不過幾毛錢。味千拉面“骨湯門”事件也激起了社會對味千拉面營養湯料的質疑，使味千拉面遭遇了信任危機。作為健康營養面的代表，同得興面一貫追求的目標，正是當今社會消費者關注以及糾結的，而此時利用這個市場機遇切入將獲得超出預期的效果。
因此，同得興面臨著一次發展的絕好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可以使企業以及品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通過整合產業鏈資源，提升企業競爭力，保持國內餐飲競爭的活力；反之，企業不但很難獲得有利的發展機會，甚至在強大的外來餐飲競爭的沖擊下喪失立足根本。
（2）威脅分析
國內通貨膨脹持續走高。受中長期因素的影響，2011年中國仍將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美國已經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元將繼續走弱；二是工業部門的資源和能源成本未來將逐步提高；三是中國農產品價格將繼續上漲；四是低技能年輕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將推高整個經濟的勞動力成本，尤其是服務業；五是前期超發的貨幣大量流向資本品，導致了土地和地產價格急劇上漲，使得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不斷上升。因此，通脹將成為近期中國經濟的風向標，作為通脹指標的CPI走勢，也成為關注的對象。2011年以來，中國的CPI指數屢創新高，通脹壓力持續，加息預期一直存在，居民消費欲望嚴重受制，對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容樂觀的壓力。
外來面業競爭力度加大。目前蘇州面業市場競爭激烈，除了本地老字號、新開店，大量的外來面業新軍參與競爭，在爭奪市場份額方面增添了很多變數。外來面業競爭者主要是近年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外資企業，其中以日本風味的拉面和臺灣牛肉面為主。日本餐飲文化的全球化趨勢已經由來已久，近年來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加快。其中日本拉面獨樹一幟，尤其以味千拉面為代表，通過連鎖加盟模式，以國際化經營理念為號召，在市場開拓方面來勢兇猛，對本土面業經營帶來的沖擊已經凸現。而隨之而來的其他中小日式拉面品牌也紛紛搶灘，再加上臺灣著名的牛肉面的緊逼，大有形成烽火燎原之勢。
平均無故障時間：平均無故障時間指的是可修復性較高產品，相鄰兩個故障期間工作時間的平均值，簡稱為“MTBF”，能夠較為準確的衡量出數控機床的可靠程度，具體數值一般體現在產品標準中。一般來說，國外數控加工設備的MTBF為5000h~22000h，這是國產數控系統所無法比擬的該項指標主要反映的數控機床的無故障參數。故障指的是數控機床無法實現規定功能，平均無故障工作時間能夠準確的反映出在無故障情況下數控機床正常工作周期，
平均修復周期平均修復周期：指的是數控機床從發現故障到恢復到規定功能期間的時間周期，與上述評定指標正好相反，其計算的是數控機床故障停留時間參數，英文縮寫為“MTTR”。它包括確認系統故障發生的時間參數，數控機床維護時間、維護準備時間，維修團隊響應時間、設備重新投入使用時間等。可見，平均修復時間周期的參數大小不僅與產品本身設計參數相關聯，與設備的使用方式、維修水平、維護準備充足性也有一定聯系。
數控機床可靠性的影響因素
數控機床的可靠性并不是根據相關參數的運算推理得出的，而是產品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即便數控機床的可靠性可以通過零部件以及元器件的故障率參數加以評定，但是所得出的結論并不一定與數控機床真實運行狀態相符，其中存在著設計與實際制造的差距，在數控機床零部件制造以及裝配過程中避免不了會出現一定的誤差，此時數控加工設備的可靠性設計參數不再準確。此外，對于數控機床零部件以及元器件的故障率數據庫也存在著數據不足的缺陷，以現有的技術水平還不能夠制造出與可靠性設計的理論水平一致的產品。影響數控機床可靠性的因素可以歸結為數控機床的規定使用條件、數控機床規定使用時間，數控機床規定使用功能，數控機床各個組成部分的參數影響等等。
提升數控機床可靠性的途徑
1)正確體現數控機床的使用價值
一件產品只有合理的加以利用才能夠真正的發揮效能，數控加工設備亦是如此，只有在使用，安裝過程中依照相關的執行標準才能夠維持其穩定性，數控機床可靠性的價值才能夠得以體現。不正確的參數設置、不完善的邏輯控制程序均能夠影響數控機床的使用性能，進而能夠影響數控機床的可靠性，因此正確合理的運用數控機床的系統，按照相關標準設定參數，并考慮到數控機床內部結構與參數之間的關系是提升數控機床可靠性的基本條件。
2)注重數控機床控制系統和零部件的質量性
數控機床的可靠性與PLC控制的自動化程度、伺服驅動裝置、配套功能部件、電氣元件、檢測元件的質量性具有密切的聯系。選擇功能全面，穩定性較高的數控機床控制系統是保證數控機床可靠性的基礎，目前市面上主流應用的PLC控制系統包括FANUC系統、西門子系統等，這些系統均由國外廠商設計完成，其控制功能較為完備，且自身的可維護性也較高。
3）重視數控機床維修信息
作為數控機床的使用者，應該及時將設備的運行狀態反應到數控機床的制造廠商，方便于產品設計單位對設備運行狀態的數據收集，進而也為數控機床的更新改造提供一定的數據支持。如數控機床每次出現故障，其中不僅包括外界環境的影響以及人為因素，也存在著產品本身的設計問題。因此，只有將數控機床的維修信息以及運行數據及時得以反饋，才能夠促使數控機床的功能更為完善，這也是提升數控機床可靠性的關鍵。
結論
【關鍵詞】 航空公司 低成本 可行性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各個行業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民航業也是如此。2005年1月15日，《公共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規定》正式實施，放寬了對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不再對民營投資主體投資組建公共航空運輸企業另作限制，民營投資主體就與國有主體投資者適用同等的準入條件。之后，中國民航總局進行了票價改革，給了航空公司更多票價決定的自由。原中國民航總局直屬航空公司也都進行了重組，但中國仍有十幾家航空公司，其中三大集團在中國國內市場占有80%以上的市場份額，市場競爭更加激烈。“適者生存，弱者淘汰”，中國航空公司的未來和每家航空公司的命運將取決于每個航空公司如何定位。
一、國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發展現狀
（一）美國西南航空公司獲得持續的低成本優勢
美國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于1967年，1971年6月18日正式開始運營，后來一直貫徹其短航程、低成本、低價格、高頻率、點對點、多班次的經營戰略。短短幾十年中，美國西南航空公司不斷發展壯大，在美國航空業一片蕭條之中獨放異彩，并自1973年實現首次盈利以來，始終保持盈利狀況。其成果的取得主要因為西南航空可以獲得持續的低成本優勢。這主要通過以下措施得到： （1）在二級機場或中樞機場的非繁忙時段運營；（2）縮短飛機轉場時間；（3）始終采用單一機型；（4）單一的機艙布局，增加機艙座位密度；（5）“無花邊”的服務；（6）直銷力度不斷加大；（7）靈活高效的員工激勵制度。除此之外，西南航空還始終專注于這樣的營銷策略：經營點對點的短程航線，提供簡單的幾乎沒有限制條件的票價，保持高密度航班和相當高的準點率。
（二）歐洲低成本航空公司運營情況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各國航空管制的逐步放松，以瑞安航空為首，歐洲航空市場相繼出現了EASYJET，GO，BUZZ，KLM UK等一大批低成本航空公司，他們刪除包機航空的所有花邊服務，以更低的票價極大地刺激了歐洲低票價旅客運輸量的增長。由于市場環境不同，歐洲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贏利模式也略有變化，這種變化在降低成本的道路上較西南航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與二級機場的關系更加緊密；（2）產品和服務更加簡單、樸實；（3）在機票分銷問題上更新潮，全部無票旅行，旅客通過電話和互聯網定座和付款，到機場出示定座編號或護照就可登機；（4）員工激勵多采用生產效率與薪酬掛鉤的方式，較少采用員工持股和分紅計劃。這樣模仿并發揚光大西南航空的贏利模式，使歐洲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僅僅相對傳統航空公司占有更多的成本優勢，他們的成本甚至比西南航空還要低。
（三）亞洲低成本航空公司
相對于歐美地區來說，亞太地區的整體經濟實力較低，但低成本航空仍發展得如火如荼。在日本，天界航空公司推出的票價只有日航、全日空和佳速的一半，吸引了大批休閑游客，三大航空公司也相繼成立了低成本的子公司，采取雇傭外籍飛行員、維修外包等方式削減營運成本。在馬來西亞，亞洲航空公司于2001年12月被Tune Air正式接管后，被徹底改造成為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并于2005年5月，亞航控股的泰國亞洲航空公司開通曼谷至廈門航班，成為首家飛入中國的外國廉價航空公司。在新加坡，飛虎航空公司由新加坡航空公司和美國、愛爾蘭的伙伴公司共同出資組建，將采取一種完全沒有機上服務的無修飾化經營模式，倘若旅客想要得到機上服務就必須為之付費。
透過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蓬勃發展，可以看到，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各地區航空市場的逐步開放和航空業管制的逐步放松，低成本航空公司必定在短程航線上占據主導地位，沖擊傳統航空公司迫使其降低成本，改變世界航空業的架構。
二、國內航空公司低成本戰略實施現狀
隨著我國加入WTO后，民航領域對國內民營資本特別是航空公司的組建解除了限制，不少民營資本紛紛開始進入民航領域，組建民營航空公司。從2005年3月11日，以天津為基地的國內首家民營航空公司成功首航以來，中國的民營航空公司大量組建：以成都為基地的鷹聯航空、以上海為基地的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以武漢為基地的東星航空、以云南大理為基地的祥鵬航空、以貴陽為基地的華夏航空等相繼起飛。中國民航的航空公司之間的競爭一下子激烈起來。在中國現有環境條件下民營航空公司大都選擇低成本航空的業務模式，其中春秋航空就明確提出走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模式。在中國航空市場逐步開放航權，放開票價，引入市場競爭的今天，國內的一些地方航空公司己在低成本運營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海南航空、上海航空、深圳航空、山東航空。作為世界發展最快的航空運輸市場，低成本航空在中國蓄勢待發。
三、我國發展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都是一些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發展現狀，通過分析和比較，特別是研究了國外幾家發展較為成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可以分析在我國發展低成本航空公司所需要的構成要素。有些因素是航空公司自身可決定的，如飛機機型、機艙布局、銷售渠道、服務品質等，這些只要新組建的一家航空公司，都是可以實現的。對于航空公司無法決定的外部政策和環境因素，下面做了簡單分析：
1．高日利用率。想要提高飛機日利用率有兩條途徑：（1）在夜間飛行，延長飛行時間； （2）縮短飛機轉場時間。在1959年，美國開始出現夜間航班，由于乘客下飛機時大多睡眼惺松，因此又被稱為“紅眼航班”。在我國，“紅眼航班”主要是指加班的旅游包機，機票價格一般定的比較低，對乘客吸引力非常大。但現在“紅眼航班”已被國家民航總局叫停，理由是“紅眼航班”多為晚上10時至凌晨起降，空中指揮人員、地勤人員、飛行員在深夜工作，精神狀態不如正常工作時間，對飛行安全不利。因此，現在航空公司要提高飛機日利用率，只能縮短飛機轉場時間。首先，加快飛機轉場速度，可讓機場在有限的起降時段內增加進出港航班量，提高收入，也符合機場的基本利益，這是航空公司與機場共贏的方案。其次，航空公司可采取少配餐、不裝貨等措施，但這需要一些相關單位的密切配合。機場方面必須為旅客提供明確的指示和快捷的通道，加快行李的分揀和裝運速度；航空管制部門則須有效安排起降，避免飛機無效等待。目前，國內有一些機場已經開始配合低成本航空了。
2．高密度航班。新成立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因為受到資金等方面的限制，必然存在一定的弱點，如航線網絡的不足，我國民航總局規定只有基地航空公司才能經營從北京、上海、廣州三個中心樞紐和西安、成都、昆明、武漢等六個次級樞紐的始發航班，這些城市集中了我國大部分的客流量，而新進入的航空公司很難在這些市場中形成一定的競爭力。為了對此加以彌補，航空公司可采取高密度航班的方法，高密度航班又必須有大量的客流量支撐，這個低成本航空公司可以通過降低票價來吸引旅客。由于航班總量受到民航總局的限制，一些起飛和降落的時段較難獲得，低成本航空公司想要通過在一些航線上增加大量航班的可操作性難度較大。
3．二級機場。二級機場指當一個城市周圍有兩個以上機場時，繁忙程度相對較低的機場。參考國外低成本航空，一般選擇在二級機場運營，其特點：（1）可降低成本；（2）可避免與一些大型的航空公司之間的競爭。而在我國要發展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可借鑒這樣的方式。與國外相比，由于我國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機場資源總體比較匾乏，目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二級機場，比如上海雖有兩個機場，但這兩個機場是同類的，由同一個主體經營，收費和運營模式都沒有任何區別，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航空公司也無法降低機場起降成本。一種方法是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些機場密度比較高的地方，而在一些大城市附近的小機場可按照二級機場的模式來運營，用較低的收費來獲得人流量。如在2004年，深圳航空公司在無錫開通了北京、廣州、深圳三條航線，并按照低成本的模式運作，一個多月內，三條航線的平均上座率就達到了90%。另一種方法可將軍用機場改造為民用二級機場，比如北京的南苑機場，廣東的佛山、惠州，甘肅的鼎新，遼寧的鞍山等，如果航空公司可對其進行收購，獲得這些機場和航線的經營權，就可以為運營低成本航空公司提供進一步的保障。
4．銷售與定價。低成本要能夠運行，首先必然要可以采取自主定價，如果沒有一定的價格優勢，在市場中，低成本航空公司根本就不會有競爭力。通過研究國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對航空市場放松管制以前，低成本航空公司都很難得以發展，在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之初，經過3年的努力才能夠運營。在我國，三大航空集團重組以后，我國民航機票價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改革，在2004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民航國內航空運輸價格改革方案》正式實施，該方案規定：國內航空運價以政府指導價為主，政府價格主管部門由核定航線具體票價的直接管理改為對航空運輸基準價和浮動幅度的間接管理。國家發改委會同民航總局，依據航空運輸的社會平均成本、市場供求狀況、社會承受能力，確定國內航空客貨運輸基準價和浮動幅度。航空公司在規定的幅度內，根據市場、機型、淡旺季、旅客類型等情況自主決定價格，票價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過基準價的25%，除上述實行市場調節價和票價下浮幅度不限的航線外，其他國內航線票價下浮幅度最大不得超過基準價的45%。這個方案的實施，就給航空公司賦予了較大的自主性。
綜上所訴，初步認為在我國發展低成本航空公司還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而發展中國的低成本航空，不僅是世界航空運輸業的發展趨勢，也是根據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對實現民航事業同國民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實現民航強國的宏偉目標，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改革開放事關重大。因此研究中國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戰略，以及中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運營模式對現有航空公司、新進入的航空公司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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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胃腸手術；快速康復外科；優化設計方案；臨床療效
【中圖分類號】R47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7）06--02
快速康屯飪剖侵附行外科手術時，盡可能改進手術步驟，降低患者心理反應、應激反應和并發癥發生率，外科手術中胃腸道手術時成功應用這種快速康復設計方案的手術[1]，本文研究胃腸手術應用快速康復外科（FTS）優化設計方案治療的安全及可行性，現將結果總結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 基本資料 抽取筆者所在醫院2015年12月-2016年12月進行胃腸手術患者160例為研究對象，按照患者意愿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研究組：男性40例、女性40例，平均年齡（55.3±2.2）歲；對照組：男性42例、女性38例，平均年齡（54.4±2.1）歲。
1.2 方法 對照組進行常規方案，術前腸道致病、禁食禁水，術中術后置留腹腔引流管，患者完全恢復后允許下床活動。研究組進行優化設計方案，術前8h和臨近手術前指導患者服用含糖飲品，不做術前腸道準備，術前不置入引流管。術中使用氣管插管全麻，注重患者保溫，腹腔沖洗液保持37℃，保障手術野的同時盡量縮小手術切口，嚴格控制靜脈液體點滴量，術后不進行鼻胃管減壓、不放置導尿管。患者術后6h口服高糖飲品，24h進流食，72h可食用烹飪軟爛食物。指導患者完成床上翻身、活動四肢運動，根據患者體力恢復情況指導下床活動。術后24h使用微波熱療腹部。
1.3 觀察指標[2] 術后恢復排氣時間、切口愈合時間、住院時間、并發癥發生率（切口感染、惡心嘔吐、尿路感染、肺部感染、吻合口瘺）
1.4 統計學處理 本文是回顧性分析，所有實驗數據使用統計學分析軟件SPSS22.0進行處理和計算，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表示，進行檢驗。統計結果；P
2.結果
研究組術后恢復排氣時間、切口愈合時間以住院時間均顯著低于對照組，數據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常規胃腸手術圍手術期護理遵循治療步驟，完成術前準備、術中、術后置管，處理不當會因此引發術后并發癥，使得患者病情康復延誤，患者心理和經濟負擔都加重。臨床優化設計方案是指外科手術時減少不必要的置管、聯合臨床快速康復護理服務[3]。
本文對比常規護理方案和臨床優化設計方案應用于胃腸手術治療的效果，發現研究組術后恢復排氣時間、切口愈合時間以住院時間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
綜上所述，胃腸手術后結合應用快速康復外科（FTS）優化設計方案能夠改善患者預后，具有安全性和可行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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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洲， 又名水陸洲， 長島， 臥于長沙湘江江心， 襟連兩岸琳瑯市區， 是長沙城市“山水洲城渾然一體”宏觀空間格局和風貌特色的一個“景眼”， 和國家級岳麓山重點風景名勝區范圍的一個組成部分。20 世紀60 年代初規劃確定全洲建為水上公園， 1975 年實施建園規劃第一步修建了洲頭紀念區。爾后， 全洲建公園的規劃經湖南省政府專題批準。1980 版、1990 版長沙城市總體規劃將其納入相關專業規劃內容， 長期予以嚴控管理。現在全洲建公園已列入政府議事日程。正當市民十分關注、紛紛為建園獻策建言的熱潮時， 一個建設“橘子洲世界城市論壇暨世界城市公園總體策劃方案” (以下簡稱“世園構想”) ， “打破慣例”通過新聞會“隆重地”亮相于全市全省人民面前。這個由國際某專業機構的一位博士、主任“任國際顧問”、“國內眾多專家參與共同策劃”、某高等學府的某學院“歷時年余苦心研究的科研課題成果”， 著眼于“當今世界論壇經濟和會展經濟”的熱點， 從爭取“把世界城市論壇永久固定地開到橘子洲這一核心理念”出發， 要通過進行系列具體建設開發， 將“橘子洲主題形象定位為世界的橘子洲， 中國的達沃斯(現在世界城市論壇非固定的地址) ”。這個構想方案較其他建議迥然不同， 把橘子洲公園一下提升到了世界高度， 一時成為熱門話題。我， 自然也大為興奮了一陣。爾后細思之， 感覺頗多霧水有點幾摸不著北; 特提幾個問題， 謹向策劃該方案的專家們請教吧。
2 “世園構想”確實宏偉， 未必科學可行
“世園構想”， 要在橘子洲“現有全部區域內”， 興建包括世界城市論壇主會場等9 個有關世界城市諸項內容的展示園(場、館) ， 及2 個湖湘文化展示館(廊) 。即是要興建一個由11 大建設項目結集的龐大建(構) 筑物群落工程。常識告訴我們， 任何一個建設工程項目， 都只能落在地塊上面不可能是空中樓閣，最基礎的條件是其定點的用地狀況如何。橘子洲全區范圍土地面積為107hm2 (含幾個子洲) 。除南頭紀念區和幾幢要保留的洋建筑占地面積外， 剩下100hm2 左右。以博鰲為例， 僅亞洲論壇會場、與會人員休閑俱樂部、別墅村(水城) 等3 個建設項目用地即近200hm2 ， 且仍在繼續拓展中。這只是一個洲級論壇。“世園構想”要建容納世界城市論壇的主會場、相應的俱樂部、別墅村等3 個項目， 把橘子洲全范圍的面積用完可能還差很多， 遑論其他。長沙、深圳的“世界之窗”， 分別占地39 hm2 和48hm2 ， “世園構想”要建一個“世界城市主要建筑展示園”， 內容應比“世界之窗”更多、規模更大， 用地面積會是兩者的幾倍呢? 長沙和深圳的“民族文化風俗村”分別占地4016hm2 (含水面) 和23hm2 (不含水面) ， 僅22 個村寨， 只是省級和全國級范圍; 現要在洲上興建“世界城市文化風俗展示園”， 用地又該幾何? 昆明世界園藝博物園占地218hm2 ， 上海世博會會址占地40hm2 ， 長沙五城運動會主會場及配套設施占地6617hm2 (不含運動員村) ; 現要在洲上建設“世界城市博物展示館”究竟又需多少用地? 至于還要建世界城市“廣場”、“城市首腦及杰出人物展示園”、“城市標志展示園”等等就更難想象其用地規模了;還有與各大建設項目配套的管理、辦公、生活服務用房， 管理人員(不會是少量人員) 的住宅， 龐大的道路、停車場等基礎設施， 也難以想象要多少用地了。盡管橘子洲隨江流淤積泥沙堆成， 也決不會隨著人們如此眾多的宏大構想而急速膨脹起來的吧。
處于江心的一個小洲， 交通容量十分有限， 龐雜公建必然派生出龐大的人、車、物流交通，該如何解決? 特別是論壇會期間的高峰交通決非現狀的一橋一支路承擔得了， 總不能單修一條橘子洲專用的湘江大橋吧。
橘子洲本為泄洪洲、城市淹沒地域。標高僅33～35m (個別點36m、長沙現狀防洪高程為38m) ， 不論幾級洪波都要淹沒3～7 天。興建眾多世界級大體量工程， 抗洪怎么辦? 即便不惜任何代價加高洲邊堤防達到防洪標準， 是否又會阻礙泄洪? 是否符合國家還林還湖的環保戰略精神? 洲堤內的排漬排污更不好辦。洲尾的傅家洲東岸邊是水廠取水源頭所在， 經反復調研論證、以遷走當時洲上3 戶農戶、整個橘子洲規劃建為水陸公園為前提條件而定點的， 屬城市西北片幾十萬居民生活和生產用水的自然生態和水源絕對保護區。希圖把論壇與會者的別墅村和俱樂部建于其上， 對城市生活生產有益否? 對環境保護有利否? 對論壇及其別墅村是好還是不妥? 總不能為此將一個日制水能力30萬噸(遠期40 萬噸) 的水廠搬掉吧。
試想， 如按“世園構想”實施， 過多的人為矯裝打扮， 超高強度的建設開發， 意味著對橘子洲的歷史、自然的掠奪性索取和無情的建設性破壞， 其反彈的惡果必然招致對城市對人類的無情懲罰， 歷史一再證明此乃不爭事實。
3 民族的、地方的， 才是世界的
“世園構想”認為: “把世界城市論壇固定在橘子洲”， 其“主題形象”就會是“世界的橘子洲”了。甚至“長沙建設國際化都市、湖南進入世界目光的夢想， 將有可能通過這一想法成為現實”。
何為國際化都市? 長沙怎樣建設國際化都市? 全省怎樣進入世界目光? 囿于知識和水平， 我無資格就此問題說三道四。搞城市建設當然要面對世界放眼未來。問題在于橘子洲公園能否走向世界， 是否世界的， 不決定于主觀臆斷而決定于遵循國際省情市情洲情的客觀發展需求與可能， 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妥善為之; 還要靠實踐的檢驗、獲得歷史和人民群眾的認同。橘子洲之所以蜚聲中外， 只因它是人文積淀的歷史遺存與自然天賜的水陸秀美風光相凝結的“瑰寶”， 并非“鍍金打造”“貼簽撥高”所為其功的。“世界之窗”是不是世界的呢? “國際會展中心”堪稱是現代化一樣作品， 是否就是世界級的精品呢? 博鰲， 當前去旅游的人不少， 是否就是亞洲的博鰲呢? “迪斯尼樂園”前往的國際游客也多， 是否即為世界公園呢? 均只因其各具自身特點頗能引起國際游客的青睞所致。設若在洲上堆砌再多世界級的“國際性”建筑， 人們“似曾相識又相見”， 會有多大印象和吸引力?即便能給人們某些好的印象和感受， 也許只是一池泡沫而已。因此必須切實地正視橘子洲地地道道是中國湖南長沙的這一現實，完全摒棄“世界的橘子洲”的主題形象定位， 不熱衷于“世界級”的捕風捉影， 充分發揮本省本市造園的人才和祖國園林藝術“品牌”的優勢， 精心打造， 完善張揚橘子洲其本應具有的自然風貌、歷史風韻、湖湘情趣和名城特色， 切實“在保護的基礎上進行開發”， 真正做到“世界皆無我獨有”， 自然不脛而走， 招來萬國衣冠趨之若鶩群般; 不僅橘子洲乃至名城長沙的世界知名度和吸引力也將大增。道理很簡單: 只有民族的、地方的， 才是世界的。
4 魚和熊掌， 可兼得乎
據推介者稱， “世園構想”是“會展經濟時代的新寵”; 一旦抵成， “將在形象、開放、會展、旅游、投資、房產、城建、文體、品牌和綜合等10 個方面”，“給長沙乃至整個湖南的經濟帶來巨大的推動作用”; “直接的經濟效益， 3 年內橘子洲門票和旅游收入即可達118 億元”。盡管推介者稱“世園構想”出于“非營利性”考慮， 帶動作用和經濟回報卻如此巨大， 真不失為一個誘人的“極好產品項目”，相信市民們會皆大歡迎并樂于為之奮斗的(我未調查研究， 權且信之) 。將此項目定點于橘子洲，策劃者無非是想憑借橘子洲這個“品牌”以利參與國際競爭而一舉獲勝而已。然而， 任何城市為爭取一個哪怕是極大極好的建設項目， 都不可能在城市心臟部位開花或犧牲城市久遠歷史的“珍藏”和市民們酷愛的傳家“魂寶”以成其全的。南京、廈門、哈爾濱會不會獻出湖島、白鷺洲、太陽島， 以其作為爭取某一建設項目落戶的砝碼呢? 任何建設項目回報再好畢竟是有價的，然而如果能善待橘子洲， 將使城市品位更高， 則為城市帶來的社會、環境、經濟的隱性綜合效益將是巨大而永續的。如能將爭取該建設項目與定點橘子洲分開，另辟蹊徑， 舉全市之力“主動出擊”， 也許二者可兼得之， 如將酷硬捆在一起， 既不可能， 也就只能成全其一。如果要我———一個市民來選擇， 那我就只好按古人的哲學辦: “魚， 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 當兩者不可兼得時，“樂取其魚也”。這比較實在實惠。特別是任一市民都可以隨心所欲隨時方便地享受到它。
【關鍵詞】 小兒間質性肺炎；中西醫結合；可行性；效果初評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3.118
作為一種兒科少見的臨床疾病， 小兒間質性肺炎在近幾年卻有著較高的發病率。小兒間質性肺炎在臨床上多表現為毛細支氣管炎以及衣原體肺炎， 由于不常見， 醫護人員在臨床的治療中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偏差[1]。因此， 本院開展本次臨床治療試驗， 對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案對小兒間質性肺炎的可行性及效果進行評價。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0月～2015年3月本院收治的間質性肺炎患兒114例， 通過抽號的方式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 每組57例。對照組中， 男26例， 女31例， 平均年齡（2.43±1.32）歲， 平均病程（7.43±1.08）d。治療組中， 男27例， 女30例， 平均年齡（2.38±1.52）歲， 平均病程（7.26±1.14）d。兩組患兒性別、年齡以及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兒單用西醫進行治療， 治療藥物選擇頭孢噻肟鈉25～50 mg/（kg?d）、新青Ⅱ50～200 mg/（kg?d）以及地塞米松0.5～1.0 mg/（kg?d）， i.v.gtt.。另外， 在對患兒進行地塞米松治療時， 需在3 d后減少用藥劑量， 并在5～7 d時停止地塞米松的使用[2]。治療組則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中醫治療， 中醫治療處方選擇瀉白散加味。瀉白散加味的主要成分有：甘草3 g， 川貝5 g， 地骨皮以及桑白皮各9 g， 赤芍、魚腥草、地龍以及粳米各10 g。瀉白散加味清水煎服1劑/d， 并可聯合使用1支鮮竹瀝。兩組治療間質性肺炎患兒的治療周期均為1周。
1. 3 療效判定標準[3] 間質性肺炎患兒的療效標準分為痊愈、有效以及無效。當患兒臨床癥狀、肺部音完全消失， 通過X線掃描肺部， 病灶完全吸收時為痊愈；當患兒臨床癥狀有明顯好轉， 僅伴有輕微肺部音， X線掃描肺部， 病灶吸收效果良好時為有效；當患兒臨床癥狀無任何變化， 且有嚴重肺部音， X線掃描肺部， 病灶無吸收跡象時為無效。總有效率=（痊愈+有效）/總例數×100%。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治療組中間質性肺炎患兒的治療總有效率高達91.23% （52/57）， 明顯高于對照組患兒的75.44%（43/57），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通過對本院病例進行分析， 并結合各類參考文獻， 可以確定， 小兒間質性肺炎具有發病急、病變快的特點， 由于多發于嬰幼兒， 若不對其進行及時有效的治療， 很有可能引發患兒出現內陷厥陰以及心陽虛衰的癥狀， 較為體弱的患者疾病還會有一定的反復性， 不能完全被治愈[4]。
單純對患兒進行西醫的治療， 其效用具有一定的暫時性， 并且藥物治療對小兒間質性肺炎的病原體敏感性較低， 因此治療的過程會相對拉長， 并且長期用藥會引起患兒腸道的強烈反應。
在西醫治療基礎上加用瀉白散加味， 不僅能有效鞏固西醫的臨床治療效果， 在另一方面也能緩解患兒治療過程中的胃腸強烈反應， 提升用藥的安全性。其中， 骨二皮、桑白皮、甘草以及粳米有平喘清肺的功效；地龍能促使支氣管平滑肌擴張， 有解毒清熱的功效；川貝有潤肺止咳的功效；魚腥草能提升患兒體內的血清備解素， 有提高患兒機體免疫力的功效；赤芍能對血小板的聚集進行抑制， 有生新祛瘀的功效[5]。
綜上所述， 在西醫治療的基礎上加用中醫治療， 能夠有效緩解間質性肺炎患兒的臨床癥狀， 并且用藥更具安全性， 值得在臨床治療中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程汝挽.立其丁聯合間羥胺治療小兒間質性肺炎的臨床療效觀察.中外醫學研究， 2011， 9（25）：29-31.
[2] 塔西甫拉提?阿吾提， 迪麗拜爾?克力木霍加， 巴哈提?哈立亞. 小兒特發性間質性肺炎的臨床、影像學特征及診斷.中華醫學會放射學分會第十屆全國磁共振學術大會， 2010：497-501.
[3] 劉秀云， 江載芳， 周春菊， 等.小兒急性間質性肺炎三例并文獻復習.中華兒科雜志， 2011， 49（2）：98-102.
[4] 李云峰， 范宣云. 37例小兒特發性間質性肺炎的臨床分析.中國保健營養（下旬刊）， 2012， 22（7）：1871-1872.
[關鍵詞]汾河流域，污染治理，環境生物修復技術，人工濕地
中圖分類號：TM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9-0326-01
1 引言
汾河為山西境內最大河流，也是黃河第二大支流，其由北至南貫穿大半個山西，流域面積約39471平方公里。汾河作為山西人民的母親河，孕育了三晉大地悠久的文化，哺育了無數三晉大地的兒女。時至今日，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和煤炭資源的大規模開采利用，汾河兩岸工廠增多，加上人們環保意識的的淡薄、有關部門監管不力以及歷史因素的制約，工業化在帶動山西經濟大發展的同時，也給汾河造成了嚴重的污染。汾河污染情況以中下游地區尤為嚴重，個別地區河水發黑發臭，水生生物大量死亡。針對汾河流域沿岸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汾河水質的急劇下降，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千里汾河，清水復流”的口號，并以生態治理、生態恢復為基本手段。
從“生態治理”的基本理念出發，汾河治理應該以汾河流域各區段實際情況為基本出發點，分地區、時區建立相對應人工工程，以引導生態系統自動修復功能的最大限度發揮，而不是畢其功于一役的面子工程，唯此方能成功建立起良性循環、可持續的汾河治理工程。
2 流域概述
汾河為黃河第二大支流，全長713公里，流域面積約39721平方公里，北起山西神池縣，一路向南，貫穿大半個山西后，于山西省萬榮縣匯入黃河。汾河支流眾多，流域內各種水利設施星羅棋布，其中大型水庫（庫容量1億立方米以上）3座，各N中小型水庫、灌區、機電泵站數不勝數，具有灌溉、發電、工業和城市居民用水等多種功能。
汾河上游地區水質相對正常，但是中下游地區的污染問題以及流域內生態環境破壞問題較為突出和明顯，應作為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的重點地區，通常意義的汾河中下游地區指汾河二庫壩下到萬榮縣入河口，流經太原、晉中、呂梁、臨汾、運城五市。本篇主要對山西省呂梁市文水縣段實際情況提出針對性治理和修復方案。
文水縣境內汾河主要指汾河主要支流之一的文峪河，古稱文谷河，又名文水，據歷史數據顯示，其基本情況見表1。
文峪河流域內地形較為復雜，其中山區3203平方公里，平川區909平方公里，地上地下河污染情況均較為嚴重，本次調研也得到當地村民（邢家堡村、貫家堡村）的積極響應以及村鎮領導的大力支持，當地居民都迫切希望有汾河污染情況得到積極治理和改善。
3 生態環境破壞情況簡述
3.1 河水污染嚴重
汾河在流經太原大同等中大型城市和介休、霍州等工礦城市，每年都要接受大量的工業生活廢水達3.33億噸，占到整個山西省的48%。據2008年時山西省水環境檢測中心對汾河水質的評定顯示，山西省河流污染程度進一步加重污染形勢十分嚴峻。在評價河段中，84%的河段被嚴重污染，河流污染主要超標項目為：氨氮、化學需氧量、石油類、溶解氧、揮發酚和生物需氧量等。總體來看汾河上游污染較輕，城市附近和各主要工業城市附近污染較重，且污染項目多、超標倍數大。汾河主要河流水質狀況見表2。
3.2 水資源嚴重短缺
據近幾年觀測數據顯示，汾河中下游地區水流量正在減少，甚至個別地區已經出現斷流情況，從汾河流域各區間資料整體對比，汾河河段總體呈衰減演變的趨勢，2001-2013年段水資源量較1956-1979水資源量減少近30%，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氣候變化導致降水量減少；工業和農業生產對地下水的嚴重開采浪費；污水處理水平低下，中水回收規模小；中上游植遭到嚴重破壞，土地蓄水能力下降；煤炭資源的大量開采利用，造成汾河下墊面變化，地下水深度進一步下降。
4 環境生物修復技術的可行性探討
4.1 環境生物修復技術概述
環境生物修復技術是一門由現代生物技術與環境工程相結合的新型交叉學科，指直接或間接利用完整的生物體或生物體的某些組成部分或某些機能，建立降低或消除污染物產生的生產工藝，也指能夠將環境中有害物質吸收并轉化為有用物質的人工技術系統。該技術在污染治理方面具有速度快、消耗低、效率高、成本低、反應條件溫和以及無二次污染等顯著優點，為從跟本上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創造了條件。
目前，環境生物修復技術在許多河流流域污染治理已得到應用，并初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針對汾河流域實際污染情況，可綜合利用污水生物凈化技術（高效微生物固定化技術）、污染土壤生物修復技術和人工濕地技術。
4.2 污水生物凈化技術
造成汾河污染的物質主要包括酚類、氰化物、重金屬、有機磷、有機汞、有機酸、醛醇等。微生物通過自身的生命活動可以解除污染物的毒害作用，并同時將之轉化為有益的無毒物質。現在大多采用的是生物凈化技術為固定化酶和固定化細胞技術（高效微生物固定化技術）。固定化酶技術指通過物理吸附或化學鍵合法和固態不溶性載體結合沉降，而微生物細胞是一個天然固定化酶反應器，該種方法可以高效處理廢水中的有機污染物和無機重金屬。
此技術在國外成功范例很多，近幾年在國內也取得了較大進展，但應用還相對較少，可以通過在汾河各主要河段以及庫區建立生物沉降池，同時發揮本省學術優勢，在菌種培育方面加大投入。
4.3 污染土壤生物修復技術
由于煤炭等礦產資源的大規模開采利用，汾河許多地區土壤污染嚴重，已不適合植物生長并進而產生一系列惡劣后果，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的物質為無機重金屬鹽離子，該物質對活性細胞具有巨大殺傷力。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復技術的主要原理為：通過生物作用（如酶促反應）改變重金屬在土壤中的化學形態，使之被固定或解毒，降低其移動性，與此同時增加土壤中有機物含量，激發微生物活性，由此改善土壤生態結構，這有助于土壤的固定、遏制風蝕水蝕等作用，防止水土流失。
5 結語
汾河流域存在的河流污染、水資源短缺現和生物多樣性急劇下降現象十分嚴重，針對汾河的大規模治理已經刻不容緩，而綜合考慮汾河流域實際情況，環境生態修復技術是最為行之有效的技術手段之一，其中人工濕地具有較強實用性和環境技術優勢，可作為主要技術。為實現源頭、干流以及各支流的全流域綜合治理，應該具體到每一區段環境，合理制定相關的環境生物修復技術方案和規劃，針對性落實各項修復工程舉措，同時也需要各個部門和各地政府的積極配合，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全社會共同參與，實現“千里汾河濁復清”的總體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 蔡金麗.汾河河道生態治理思路與措施[J].水利建設與管理，2011（1）：73- 7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