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9 16: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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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全球經濟前景低迷之際，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回落引發了很多人的擔憂。2012年，中國經濟面對的不確定因素較多，經濟形勢更復雜，宏觀調控政策走向難以判斷。而2012年的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不只是關系到明年，也關系整個“十二五”時期。為此，本刊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
“由危機應對模式
轉向常規模式”
《決策》：即將過去的2011年，國際國內經濟都很復雜多變，我們如何來總結2011年的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
張立群：如果對2011年做一個概括，我認為是宏觀經濟轉型調整的關鍵年，應該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在2011年，基本完成了由危機應對模式向常規模式的轉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財政政策方面來看，盡管現在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政府投資增速明顯降低。由政府主導的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率比上年增長的數據看，2009年是42%，2010年降低到18%，2011年1-9月份降低到8.5%。這就是說，政府投資在整個投資增長中的比重是逐漸下降的，這對于減少財政赤字壓力，逐步穩定國債的規模，特別穩定地方債務的規模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為穩健。2010年到今年，已經十二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五次加息，這樣的政策意味著貨幣政策從寬松到穩健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到目前為止基本完成。
第三，房地產市場政策進行了調整。2009年一度鼓勵買房，采取了很多支持性的政策，但是針對房價的快速上漲，針對房地產泡沫發展的趨勢，政策轉向控制不合理的買房需求，這樣的調整也收到了明顯成效。
今年10月份，城市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同比下降9.85%。通貨膨脹的壓力明顯減輕，貨幣增長量的過快增長得到有效控制，房地產泡沫化的趨勢得到有效控制。目前，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出現下降的苗頭，CPI同比漲幅從今年8月份開始已經連續三個月回調。
《決策》：今年以來，GDP增速逐季回落，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張立群：在政府力量撤出，而市場力量開始發揮主要作用的時候，整個經濟成長的動力減緩，這個減緩導致的增長速度的微調。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長是9.7%，第二季度9.5%，第三季度9.1%。在三個季度之間，微調都不超過1個百分點，代表這個微調是平穩的。
經濟最重要的支撐因素就是市場的力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當中，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下降到8.5%，它占到全部投資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我們全部投資的增速，到10月末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9%，應該說并沒有很大的下降，這就得益于社會的投資。制造業投資33.3%，房地產投資超過30%，投資的增長沒有出現大幅下調。
由政府力量向市場力量轉變當中，出現了經濟增速的回調。從需求角度來看，國內投資增長還在25%左右，消費實際增長率略有提高，看到這樣一種需求方面的變化，可以作出判斷，未來這種經濟增速的回調仍然還是比較平穩的。
“經濟增速將繼續回落”
《決策》：2012年是為新一輪增長奠定基礎的關鍵之年，明年的經濟形勢將會如何？
張立群：在2011年經濟平穩回落基礎上，預計2012年經濟增速將繼續回落，主要由于市場需求增速繼續降低。
首先，在出口方面，由于世界經濟增長低迷，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潛在威脅較大，世界經濟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這些對我國出口將形成較大不利影響。國內出口企業自身困難也比較多，很多企業存在出口越多虧損越多的情況。因此，2011年出口增長預計在18%左右，2012年預計降低到15%左右。
其次，投資增速也會降低，由2011年的23%左右降低到18%左右。預計房地產投資增速將有較大回落，由2011年的30%左右降低到15%左右。此外，隨著宏觀經濟政策從危機應對向常規狀態的調整，政府投資將回歸正常增長水平。而制造業投資受房地產、基礎設施投資影響較大，如果前兩項投資一降、一平，預計制造業投資增長將略低于平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
不過，消費增長率將有所提高。受住房、汽車需求降溫的影響，2011年消費增幅出現明顯降低，從汽車市場變化規律來看，預計2012年汽車銷量將有一定恢復，對消費增長將形成積極支持。買房需求預計不會較2011年明顯恢復，受其影響，家具、家電、裝修材料等消費品零售額增速不會明顯恢復。綜合這些因素，預計2012年消費實際增長率為13%左右，較2011年提高2個百分點。
《決策》：面對經濟增速的不斷減速，我們應該如何來應對？
張立群：我的觀點是，對經濟增長的下降要正確對待，不能以總量去謀求經濟增長，因為這個代價太大。我們現在財政赤字的水平仍然在1萬億元左右，2008年的時候是1千億元人民幣。這中間出現的很多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理清，如國債的規模、地方債的規模。從投資效率來看，后面的壓力都是相當大的。
貨幣政策方面，盡管現在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放緩，貨幣政策放寬的話，通貨膨脹的風險也是相當大的。到今年10月末，M2余額達到81萬億人民幣，是名義GDP的2.8倍以上，2008年只是1.54倍，相當于社會流通總規模來看，目前貨幣存量明顯偏大。貨幣政策走向寬松，那么通貨膨脹的風險也是非常大的。
房地產方面，如果調控轉向，再次鼓勵買房，我想房價強烈反彈的這種風險也是非常大的。基于這樣一些分析，我認為不能再以總量政策擴張提高經濟增長率。要適應經濟增速的適度降低，通過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和深化改革，加快鞏固新的增長基礎，謀求更長時期、更為健康、更少代價的經濟發展。
“由控制通脹轉向
鞏固經濟增長”
《決策》：自今年10月份以來，物價漲幅出現明顯回落，明年宏觀調控重點是否會轉向？
張立群：在經濟增長轉型和政策調整背景下，穩定物價的因素不斷增加，物價漲幅總體趨降。2012年宏觀調控的重點，預計將由控制通脹轉向鞏固經濟增長的基礎。
從預測看，隨著貨幣政策調控效果的不斷顯現，導致價格上漲的貨幣因素逐步穩定。貨幣供給和貸款增速呈現持續下降態勢。針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近期貨幣政策收緊的力度有所緩和，但方向沒有改變，預計2011年內貨幣政策力度不會明顯放松。2012年仍會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貸款增量及貨幣供給量增速不會較2011年明顯改變，將對穩定價格漲幅形成基礎性支持。
買房需求趨穩。2011年采取的限購等措施，在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需求方面取得明顯成效。受政策控制和預期改變影響，預計2012年買房需求總體平穩；受預期改變的影響，部分城市買房需求可能出現較強烈收縮。
從供給來看，糧食連續8年穩產增產，生豬存欄量明顯增加，棉花增產，農產品供給基礎進一步改善；商品住宅上市數量持續增加，保障房建設步伐加快，供給明顯增加；服裝、家電、汽車、電子信息產品等工業消費品供給充足；重要生產資料供給水平較高，鋼鐵、建材、生產設備供給充足，能源緊張狀況有所緩解，對物價穩定提供了重要支持。
從成本方面看，隨著要素資源價格持續上漲，企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資金、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在很多行業對沖了成本提高的影響，支持了價格穩定。
從輸入性通脹壓力看，美國提高債務上限方案通過后，美元會進一步擴發，但制約美國政府開支增長的因素也在增強，總體上美元快速擴張的勢頭趨穩，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預計也將趨穩。
綜合看，支持物價穩定的因素正在持續增加，預計2012年物價漲幅總體趨降，CPI漲幅在3%左右。
“盡快消除制度瓶頸制約”
《決策》：2012年經濟發展將面臨哪些突出問題？
張立群：在價格漲幅降低和需求增速降低的背景下，2012年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困難加大，就業壓力加大和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
與2011年相比，2012年的市場需求不足、訂單不足預計將成為約束企業發展的突出問題。在多種因素困擾下，預計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資金鏈將難以維持，倒閉企業的數量可能有所增加。如果中小企業出現較多倒閉現象，則就業壓力必然加大。
《決策》：針對這些風險和壓力，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張立群：針對2012年經濟發展趨勢及可能出現的問題，應注意增強宏觀調控措施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把握好政策出臺的時機和力度，特別要協調好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的關系。
要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積極為企業轉型升級創造有利條件，包括改善融資環境，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等。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和資源要素條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中長期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奠定新的基礎。因此要更加注重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的工作。
同時也應注意到，調結構轉方式必須依靠體制機制的完善，因此必須加快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要緊密結合調結構轉方式的要求，加強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頂層設計，加快改革攻堅步伐。只要措施得當有力，我國經濟一定會繼續向好，新一輪經濟增長基礎會加快形成。
《決策》：從地方上來說，2012年應重點做好哪些應對措施？
張立群：要加快消除制度瓶頸的制約，包括戶籍制度，政府職能的轉變，把工作重點真正轉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上來。同時，也要做好城市發展的長遠規劃，在長遠規劃的指導下，把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地高質量完成。
還有就是產業結構方面，我們要抓住一個重要機遇。產業結構調整現在最突出的現象，就是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的還是資本密集型的，都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設備更新非常普遍。有色金屬、水泥、輕紡、棉紡等生產設備，都在更新。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就要把信息化的優勢發揮出來，把信息化和工業化結合，與整個裝備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結合在一起，為整個工業提供更高水平的設備，這是非常重要的機遇。
關鍵詞:區域經濟運行機制政策措施
區域經濟與行政區域經濟
(一)區域經濟與行政區域經濟的含義
區域經濟是一定區域范圍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的總稱。
歷史上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以及國家內部行政管理區劃的細分,是區域經濟產生的根源。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以及國家內部行政管理區劃的細分,使原本沒有禁錮的經濟活動被設置了人為的限制,限制了經濟活動的區域。經濟活動首先受到國家疆土的限制,跨國經濟活動還受到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等一系列關系的影響。而國內經濟活動則主要受到行政區劃、行政權力和利益劃分、資源分布以及市場條件等限制,這種區域限制到了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階段,并對以后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封建社會形成了諸侯經濟,經濟活動被嚴格地限定在狹小的行政區域內,經濟活動內在的資源配置關系、商品交換關系、技術交流關系等一切聯系都被行政區域割裂開來。顯然,這種人為決定的管理區范圍內的經濟,不應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區域經濟,而是一種行政區域經濟,即地方經濟。
(二)行政區域經濟的特征
區域經濟是歷史形成的以行政區域為中心的地域性經濟活動。地區行政行為對區域經濟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利益往往左右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發展速度和總體發展水平。區域經濟是依賴行政區域內的資源和市場的經濟。由于受到地方經濟政策、法規的約束,區域內的重要經濟資源和市場往往受到嚴格的行政保護,區域間的資源流動和市場開放程度都因地方本位利益而受到了較多的限制,從而使得區域經濟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身的資源和市場謀求相對合理的發展。所以,區域經濟是局部資源壟斷和地區性市場壟斷經濟,也是相對封閉的經濟。區域經濟是小農經濟時代的產物,由于受區域內自身經濟、技術、人才資源實力的局限,所以經濟水平相對落后。
(三)經濟學意義上的行政區域
行政區域經濟的本質決定了經濟規律不能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難以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經濟效益不高,缺乏經濟活力和持續發展的后勁。于是,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利用不同區域資源和市場,具有一定吸引輻射范圍的經濟學概念上的更具活力的區域經濟,成為各種經濟主體日益強烈的要求,并最終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在當代經濟學中,按照地理特征、資源體系、市場體系之間的某種聯系,把以某一地理特征、某一資源鏈或某一市場鏈為內容的自然經濟區域或區域性市場定義為區域經濟。這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區域經濟,是經濟活動內在經濟規律的要求,是區域經濟擺脫行政經濟的嘗試,是爭取經濟自由的一種呼聲和努力。
區域經濟的實證分析
(一)區域經濟發展狀況
近年來,我國以經濟區域板塊為特色的經濟格局正加速形成。在眾多經濟圈中,只有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經濟圈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進入2005年以后,長三角、珠三角的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術、低效率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長三角以制造業基地的區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業占較大比例,其競爭力主要依賴于低成本的土地和勞動力;珠三角以外向型高新技術制造業和勞動密集的加工型產業為主導,經濟的內生性不強,缺乏自主創新的核心競爭力。在嚴控土地、緊縮銀根、資源約束日益凸顯的宏觀調控中,在國內外的雙重競爭壓力下,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減緩。
(二)三大區域經濟圈的運行機制分析
中央政府通過改革開放的特區政策所給予的鼎力支持。無論是珠三角的深圳、珠海,長三角的浦東開發區,還是天津的濱海新區,無不享受著中央的特殊經濟政策,方方面面都體現著中央政策的關懷?？梢哉f,三大經濟圈是由中央政府主導設計、規劃和扶植的特殊經濟區域體系。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是三大區域經濟運行機制的核心。三大經濟區域發展的歷程也證明:其崛起受益于中央政府給予的特殊經濟政策;而其經濟出現向下拐點的相當重要的因素也是其特殊政策效力的遞減。
世界工廠轉移的歷史機遇。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上述經濟區域優厚的對外經濟政策、廉價的土地、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低廉成本以及龐大的商品市場,成為世界工廠或車間搬遷的主要目的地。因此,長三角和珠三角都承接了發達國家產業價值鏈的大量中低端項目,從而奠定了區域經濟的產業基礎?？梢哉f,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經濟是在外資集中投入下以外資為紐帶而形成的經濟區域體系。
固有的工業、貿易基礎。三大區域經濟圈都有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相對發達的工業、技術、人才、資金和國際貿易基礎。而且,因存在經濟關聯關系而易形成經濟上的聯姻。因此,三大區域經濟圈的形成有著傳統的歷史淵源關系,相當的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文化傳統,加上傳統的協作關系,不容易形成依賴式跛足經濟,容易形成均衡利益并保持區域經濟合作的穩定。
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在三大區域經濟圈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型城市或城市群集中了當時國內最優質的工商業資產、最雄厚的金融資產、最先進的生產技術、最優秀的經濟建設人才、最有價值的商品市場、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引進的外資與技術設施又集中在這些大型城市或城市群中。這使得大城市或城市群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遠遠超過其它地區。
區域經濟運行機制模型及完善策略
(一)區域經濟均衡利益機制模型
區域經濟不管在哪個層面上運行,其本質都是一種逐利的經濟行為。經濟主體都要在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付出代價,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可以帶來雙贏的均衡利益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核心機制。這種利益可能是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政治利益,但經濟利益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最基本的誘因,因而是區域經濟運行機制的內核。
發展區域經濟意在打破行政區劃所造成的經濟割據,而經濟割據的解除還要靠行政體系內部的改革和制度創新,調動地方發展區域經濟的能動性,這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最主要的非經濟保障機制,包括政府政策的融合和上級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導可持續的資本投入等。
確立區域經濟運行的載體來加固和拓展區域經濟的發展領域,是區域經濟運行的又一機制性要素。區域經濟是地區間資源與市場的整合與融合,這種整合與融合需要一個按照經濟規律組織起來的產業或產業群。這些跨區域的產業或產業群,用資金、設備、產品、利潤把兩個地區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一條剪不斷的區域經濟紐帶,區域經濟才會真正形成并持續發展下去。因此,如何根據地區間的資源和均衡利益,設計、建立一條能夠實現區域經濟運行目標的產業鏈或產業群,是區域經濟運行機制中的關鍵支點。這種政府引導下的以均衡利益為基礎的產業化區域經濟運行機制,可以用圖1來表示。
(二)完善區域經濟運行機制的策略
1.建立區域經濟均衡利益發掘和評估系統。科學發掘地區間共同的、可實現的利益,是建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關鍵環節。為此,建立區域經濟均衡利益發掘和評估系統是重要的一件工作,該系統的建立可以是地區間共同設立的研究機構,也可以是由若干學術機構組成的網絡化研究體系。
2.建立政府促進體系。包括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財稅政策等)、完善區域經濟法制環境、建立協調機構、提供技術支持等。制定動態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區域經濟運行最關鍵的機制要素之一。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經濟合作圈中有一大缺陷,是國家級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滯后,造成區域經濟中產業低水平重復建設、盲目引進中低端技術設備、資源消耗過大、經濟效益萎縮、區域經濟圈的發展可持續性差。因此,根據不同區域資源、市場、社會發展特點,制定具有指導意義的國家級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引導區域經濟、消除區域經濟法規政策障礙、減少區域經濟盲目性、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消除體制也是政府促進體系的關系環節。中部地區有著明顯的區位優勢,又是全國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的失落從客觀條件上看難以解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宏觀戰略政策的傾斜不夠。這說明現行體制不利于在區域經濟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主體,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具有活力的新型經濟管理體制,消除計劃經濟陰影,是加快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
3.建立區域經濟發展基金,提供強大資金支持。目前區域經濟中出現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各地區都缺資金,都想從對方得到資金。因此,解決區域經濟運行的資金問題是保障區域經濟運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除了尋求政府支持,科學利用外資是區域經濟運行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4.調動企業參與區域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中,區域經濟的主體不是政府組織,而應該是不同層次的經濟主體—企業。市場經濟中,沒有企業參與的區域經濟,就很難保持持久、活躍的發展動力。在區域經濟運行中,科學引導企業資本流動,調動和保護產業資本參與區域經濟運行的積極性,是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策略之一。新晨
5.注重區域間城市群在區域經濟中紐帶作用。城市、城市群和次級城市群是最活躍的經濟體系。區域經濟中城市及城市群的作用已經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并借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建立了以城市為中心的都市經濟圈。通過建立城市、城市群或次級城市群間的經濟合作,建立城市與城市群間的交通網絡,就會在這一網絡中集聚各種要素資源,最直接地形成沿交通網絡的新生經濟帶,區域經濟也就水到渠成了。
6.學術推動的縱深化是促進區域經濟運行的一項有效措施。學術界應在資源調研、市場預測、技術研究與應用以及區域經濟運行的政策研究等領域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學術界不應停留在討論層面,而應組織多學科專家、學者,有針對性地對國內主要的區域經濟圈,進行系統的資源調查、產業鏈設計、市場開發、均衡利益評估以及區域經濟圈的學術規劃,真正使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務實的理論指導。
參考文獻:
1.陳秀山,張可云.區域經濟理論.商務印書館,2003
令我們比較寬慰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企業都經受住了一系列嚴峻的考驗。我們不僅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了防治“非典”階段性的重大勝利，這一場大的疫情并沒有摧毀我們這個國家。雖然給整個經濟帶來了階段性的、局部的非常嚴重的影響，但是，確實由于全國上下一起努力，很快把“非典”控制住了。所以，整個經濟應當說也很快就從“非典”的不利影響中擺脫出來。同樣，我們也戰勝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證，工農業生產的秩序得到了維護。在這種天災面前，同樣顯示著我們國家、我們人民是摧不垮的。
從數據上來看，前三季度我們的經濟增長了8.5%，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工業生產、投資、進出口都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最快的。所以，許多指標顯示，我們已經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種種不利影響，經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的平臺。
之所以這么說，首先是許多指標增長的基礎比過去好了，就是說它的穩定性比過去強了，不是忽高忽低，而是相對比較穩定，一直比較快的增長，這反映它的基礎進一步鞏固了。集中表現在推動經濟增長各種各樣的力量更強了，既有政府政策的推動，也有市場自己恢復的這種活力在推動著經濟增長；既有公有制經濟力量的作用，也有非公有制經濟力量的作用，可以說這種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比過去更強了。
第二是經濟的一些先行指標開始反映出經濟逐漸活躍的信號，主要是物價指標。物價指標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是低迷的。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方面是許多原材料、能源的價格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性上漲，像煤炭、鋼材、水泥、石油、電，這些價格都有所上升，某些上升的幅度還比較大。比如說現在建筑用的鋼材，螺紋鋼，一噸的平均價格已經漲到了3,600元，已經逼近了92、93年經濟非?；钴S的時期4,000～4,200元的水平，一些商品出現供不應求。所以，鋼鐵企業這一年的情況非常好，利潤大幅度地上升。目前石油是第一位，然后電子通訊制造是第二位，鋼鐵行業是第三位，其他如化工、汽車制造業的利潤率也比較高，這是由于需求的回升，價位的上漲，使企業經營狀況有了一個獲利的空間。要像前幾年，價格持續低迷，企業怎么搞都是沒有起色。這一些上游產品的價格從2002年年底開始持續上升，這是一個先行的指標，它的上升就意味著經濟相對活躍，經濟復蘇的進程加快，新的周期開始啟動。
一、2003年我國整體經濟的主要特點：
第一個特點，投資主導型的特點很明顯。前三個季度全社會的投資增長了31.5%，是94年以來同期增長最快的。在經濟增長8.5%中間，投資的貢獻程度達到了64%，消費的貢獻不足40%。
第二個特點，工業主導型的特點很明顯。前10個月工業增長是16.8%，應當說也是1996年以來最快的，在8.5%的經濟增長率中，工業的貢獻率達到了65%，而農業、服務業的增長相對都比較慢。特別是服務業，由于受到“非典”的不利影響，第二季度整個服務業幾乎癱瘓了，運輸、旅游、餐飲、飯店，各種各樣的服務業幾乎都癱瘓了。第二季度服務業的增長率只有0.8%。主要靠房地產、靠銀行才使得服務業沒有下降。社會服務業下降百分之二三十，最高的下降百分之四五十，像運輸業，客運都是百分之四五十的下降，幾乎沒有什么旅游了。所以，工業一馬當先，成了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第三個特點，對外經濟呈現出一種大進大出的格局。前三個季度出口增長32.3%，進口增長40.5%，增長得比較快，10月份進出口繼續保持快的增長，都是30%以上。所以，這種大進大出，進比出還要快的格局，使得整個經濟前幾年長期存在的順差比較多的情況有所改變，貿易的順差現在只有150億美元左右，比上年同期要少了50%，即減少了一半。同樣，這種大進大出的格局，也反映出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的增長平臺，它也是個信號，外貿進口明顯回升也是國內經濟走向活躍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四個特點，物價回升，通貨緊縮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前幾年我們一直受通貨緊縮陰影的影響。但是，2003年通貨緊縮開始得到一定的緩解。如前所述，上游產品停止降價以后，下游產品也整體上開始回升。居民消費價格前10個月上漲了0.8%，其中9月上漲1.1%，10月上漲1.8%，都開始走出了下降的局面。這也是我們整個國民經濟活躍的一個標志，這幾年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整個經濟原來長期困擾我們的通貨緊縮的矛盾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第五個特點，經濟運行的質量也在不斷地改善，集中反映在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個人收入都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前10個月，財政收入增長了20%以上，企業利潤增長46%，前三季度城鄉居民的收入，城鎮增長9%，農村增長3.8%。國家外匯儲備到10月末，已經達到了4,010億美元。
這些特點表明當前整個經濟形勢是這幾年來同期表現很好的。當然，經濟生活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各方面對此的認識還不一致：
第一，投資增長快，特別是鋼鐵、有色、汽車、紡織這些行業的投資，都是60%、70%甚至是100%的增長，這種增長是好事還是壞事？有沒有問題？各方面比較關注。
第二，銀行的貸款在前9個月增長得比較快，前9個月整個銀行貸款增加額是24,713億，比上年全年的貸款還多30%，10月份明顯下降，當月才貸了600多億，比上年同月還少了100多億。貸款增長這么快，是好事還是壞事？有沒有問題？各方面也是比較關注，分歧也比較大。
第三，一些商品的價格上漲是不是通貨膨脹又卷土重來了？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價格的變化趨勢？有沒有風險？經濟會不會出問題？到底是繼續解決通貨緊縮，還是要防止通貨膨脹？各方面爭論比較多，意見也不一致。
第四，電力緊張的矛盾再一次凸顯出來，糧食等農副產品供應和需求之間缺口在拉大，價格上漲的問題也凸顯出來。所以，各方面也在爭論電的緊張是不是由于經濟過熱，糧食等農產品供應緊張會不會出現問題？
這就是當前經濟生活中各方面爭論比較多的問題。因此，對形勢的判斷就存在這三種看法，一種認為經濟過熱，主要的就是投資熱、信貸熱、房地產熱、價格上漲；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熱得還不夠，有些方面的表現還是比較冷的，如股市、債市持續低迷，消費增長也不快，特別是農村的消費增長明顯的偏慢。所以，說經濟熱得還不夠；第三種觀點認為經濟確實有些方面是熱的，但這是局部的熱，總體上并不熱。
這三個觀點誰對呢？這是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學家都存在很大分歧的三個方面。是熱還是不熱？是熱過頭了還是熱得不夠？這種形勢正常還是不正常？我個人比較傾向于第三種看法，我認為經濟總體上還是正常的，如果說有熱也是局部的，苗頭性的，總體上并不能說經濟已經過熱。為什么這么說？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一般說經濟過熱都是從總量上來看的，就是供求關系究竟是平衡還是失衡？如果失衡，是供大于求則是經濟過冷，反之，求大于供就是經濟過熱。從目前來看，總體上供求形勢比過去明顯改善，主要是需求不足的矛盾有明顯改善。但是，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沒有根本改變。
從投資需求來看，目前增長了30%以上，確實比較快。但是，投資需求只占全部需求的40%左右。這么快的增長究竟是長期的還是短暫的？眼下也還看不準。其他60%的消費需求確實目前整體上增長得并不是很快。零售總額是大家經常討論消費需求時采用的指標，實際上零售總額只占消費需求的60%，前9個月增長8.6%，10月份當月增長10.2%，1～10月份增長8.8%。應當說確實還是一個不快的速度，而且和上年同期比較基本上也差不多，2002年是8～9%之間，2003年也是這么一個水平。所以，消費指標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零售總額增長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和上年基本相同。而另一方面，服務性的消費、自給性的消費增長了6%，增長得并不快。所以，全社會的消費需求，目前只是增長7%左右。這種7%左右的消費增長，既低于這二十多年來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當前經濟增長的水平。目前，多數商品依然還是供大于求，或者供求基本平衡，并不存在供求的嚴重缺口，我想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我們來看一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變化，也是衡量經濟是否過熱的一個重要標志，如果說通貨膨脹明顯加劇，就意味著經濟過熱。如果說通貨膨脹還比較溫和，還比較低，就不能說它是經濟過熱。2003年以來，確實，前面所說某些商品價格漲得比較快。鋼材、煤炭、水泥、原油和棉花的價格都漲得比較快。再加上財政的赤字，信貸比較快的增長，似乎感覺存在一些通貨膨脹的因素。但是，就整體物價水平來說，前10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才上漲了0.8%，消費品的零售價格還下降了0.5%，從水平上看，并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的跡象，最多我們可以說物價剛剛擺脫下降局面開始平穩地上漲，這是就0.8%而言。另一方面，透過對0.8%的分析，我們更可以進一步探討。前9個月，由于食品價格上漲2.2%，就拉動物價上漲了0.7%，90%是由于蔬菜漲價拉動的，而蔬菜之所以漲價，并不是人們對蔬菜這個商品的需求明顯比往年大了很多，而是蔬菜生產由于旱災、澇災帶來產量的下降，引起了價格的上升，也就是由于災害帶來了價格的上升，這是目前消費價格上漲0.8%的一個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服務業價格前9個月上漲了2.2%，推動了居民消費價格上漲0.5%，這屬于調價帶來的，而不是需求推動。
一個0.7%，一個0.5%，加在一起，本來整個消費價格應該是上漲1.2%，但前9個月只有0.7%。為什么1.2%變成了0.7%？是因為食品、服務項目以外的其它消費品價格還是下降，也有一些商品價格比較穩定，所以才會使得整體價格前10個月漲0.8%，這也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事實。多數消費品的價格還是穩定的，甚至還是下降的。由此，不能說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更何況這些價格一定程度的回升，不正是人們希望它回升的嗎？
怎么能在一些商品的價格剛開始回升，就說這種回升是不對的呢？好像邏輯上也說不過去。同樣，前幾年投資一直增長不上去，財政發了8,000億的特別國債，就想刺激它，現在好不容易刺激起來了，又說投資增長快了，邏輯上同樣也說不過去。快的背后有它一定的歷史延續性，它是低水平上的恢復，是在長期增長比較低的基礎上加快增長，而不是在一個高水平增長率上面的快速增長，這是不同性質的，我覺得我們應當區分這一點?？傊?，目前一些經濟指標的快增長是政策期盼的結果，不是政策反對的結果，它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有效的。
拿信貸指標來看也是一樣。前幾年我們每次開會都說銀行不愿意貸款，惜貸，寧可放在中央銀行或者是寧愿買國債，也不愿意貸給企業，好不容易有一種貸款擴張的沖動了，然后我們又簡單地說它不合理，也是缺乏根據的。所以，從政策上來分析，從歷史角度來分析，似乎也還得不出經濟過熱的結論。
從前瞻的角度看，有些指標是比較熱，但是今后還會繼續這么快嗎？還是只是一個短期的快？投資是最明顯的，眼下投資增長30%以上確實是快的。但是，從近兩個月的情況來看，投資的速度在放緩。10月份當月投資只增長了22.6%，已經明顯下滑，全年我們估計全社會的投資增長幅度也就是在25%左右，并不是現在所說的30%以上的高增長。因此，這些指標的快也要從一個前瞻的角度、動態的角度，而不是靜態的來看問題。我想這也有助于我們更客觀、全面的來看待一些經濟問題。所以，我認為眼下還不能簡單地說經濟過熱。但是，確實有些經濟現象我們也不能大意，也得更謹慎，特別是在好的形勢下面，我們更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夠正確的、科學的來把握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當前有幾個信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搞各種各樣的開發區，大量占有耕地現象，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過分干預經濟活動，用行政手段干預銀行的信貸活動。這個信號我覺得就很值得注意，任其發展，可能帶來投資的損失，也潛在新的金融風險。
第二，目前能源、原材料高消耗的增長趨勢，似乎也值得我們給予必要的重視。像鋼材，我們一個國家消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鋼材，而我們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還不到5%。同樣，我們消費了世界一半的水泥。前9個月我們生產的鋼材產量相當于美國、日本、英國、法國4個國家的總和，而同時我們還進口了2,820萬噸的鋼材，這種高消耗能不能夠持續？
同樣，我們的電力，現在我們裝機容量到年底可能達到3.7億千瓦，比日本的裝機容量還要大，但是我們生產的GDP只相當于日本的1/4。這樣高消耗的增長能不能持續，我看也值得我們來重視。
第三，農業形勢出現了一些危險的信號，也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糧食存在安全隱憂。一是糧食播種面積降到了50年來的最低，二是糧食產量降到了十年來的最低，三是人均擁有的糧食產量是二十年來的最低，四是連續四年我們生產的糧食和當年的需求之間是生產滿足不了需求，靠動用庫存來彌補這個缺口，生產與需求的缺口逐年擴大。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全球來看，世界糧食也是趨緊，并沒有太多糧食來供我們采購，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目前世界糧食的庫存和世界糧食的需求之間的比例，已經降到了安全線以下，國際上的庫存糧食占需求的18%，就是安全線，而2003年已經降到了17.3%，低于18%安全線的水平。所以，如果我們對這個信號不引起重視，再動用國家的庫存糧食和農民手上的糧食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對這個信號我們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以防止經濟生活出現大的不應有的波動。
但是，即使存在這三個信號，我看也不影響我們對當前整個經濟形勢還是好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還是并沒有出現嚴重的過熱的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這么說，當前整個經濟的發展到了一個關鍵階段，說它關鍵，是因為它既存在著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前景，也存在著可能出現問題的隱憂，需要我們科學地分析形勢、認清形勢，做出科學的判斷。
如果我們對形勢判斷得不當，采取的措施不當，就可能破壞目前經濟良好的發展態勢。反之，如果采取了正確的措施，我們就能夠把目前經濟比較活躍的局面保持下去，所以，我覺得當前確實需要決策者的智慧，也需要社會各方面的智慧，真是需要智慧來決策?？傮w來看，我覺得目前我們既不能簡單地踩急剎車，同樣也不能盲目地踩油門，應當保持目前這樣一種既積極又穩健的宏觀政策。但是，確實在力度，在重點方面，可以適當的做一些微調，針對存在的這些問題，采取必要的、堅決的措施，積極加以解決，我想我們就能夠避免壞的結果，爭取好的結果。
二、2004年的政策走向
前面提到了這么多爭論，到底政府的政策會有什么變化？應當說有些已經看到了一些變化。眼下三條措施，企業也感到有一些壓力，一個就是對土地的管理更加嚴格，一個是提高了一個點的存款準備金的利率，再一個就是改革了出口退稅的機制。這三個政策，可以說是目前政府微調的主要內容，我們已經在經濟生活中感受到它的影響力。
比如說貸款，10月份，銀行的貸款只有六百億多一點，比2002年同期少了101億，可以看到貸款在減少。同樣，出口退稅眼下雖然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但一些地方領導對我們很坦率地講，說按照這樣的調整，將來他們對本地產品要進行補貼，對過去企業收購外地的出口產品，政府就不再補貼，由此估計，可能給中西部地區的企業、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商品的出口帶來一些困難，因為以前好多沿海地區的外貿公司到中西部地區去收購，然后再出口。如果地方政府退稅不補貼，他們就沒有這收購的積極性，就會有影響。
但是，就整個宏觀政策而言，綜合來看，2004年經濟工作政策取向表現在要堅持五個方面：
第一，是要堅持目前這樣一種宏觀政策基本穩定不變的做法，但是在力度和重點方面可能要進行一些調整。2004年在財政發債的規模上可能略有縮小，國債的使用方面會略有調整。
第二，堅持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效益和改善經濟結構，或者是堅持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線，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在農業結構、工業結構、服務業的發展方面，以及所有制結構調整方面，都要采取一些新的，或者是繼續堅持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第三，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核心就是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樣一個新的發展觀。今后經濟工作主要的指導思想方面，不再以簡單的追求GDP的增長為主，而是更多的關心是不是全面的增長，是不是協調的增長，是不是可持續的增長，更多的是關心財富的增加和經濟增長機制的優化，更多的關心整個社會持續協調的均衡發展。
第四，把人的全面發展納入到經濟和社會發展指導思想當中來，更多的著力解決困難群體和人民群眾關心的一些問題。因此，就要在增加居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解決就業問題、解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當中的一些問題，繼續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比如說機關事業單位，中央已經布置了，2003年7月1日開始加工資，平均每個人漲50塊錢，機關事業單位的人同樣要漲。農民增收方面，2004年可能基本要取消農業特產稅，原來的風險基金補貼給企業，今后轉為直接補貼給生產者，補給農民，同樣考慮把目前的費改稅，以后農業稅率由目前的8.4%要下調一個百分點，以此來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支持農業生產。
第五，就是要堅持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的發展增添新的動力。要把貫徹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完善改革的《決定》，作為2004年經濟工作必須堅持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在國有企業改革，在市場體系建設的諸多方面都要采取積極穩妥的辦法，在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中來實現經濟更有活力的發展，實現經濟更有效率的發展。
從經濟具體的走向上來看，2004年從總體上，有利的方面大于不利的方面，經濟依然可以保持一個較快的增長。之所以作出這樣一種判斷，從國內來看，政策支持力度的效益還會繼續顯現，市場活力的恢復和增強將進一步鞏固，開放、調整、改革帶來新的增長因素將進一步形成，地區之間增長的新的因素將進一步增加等等，都將有利于整個國內經濟的穩定發展。估計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一個較快的增長，但對經濟的貢獻可能不會維持2003年這種百分之六十多的高貢獻，但依然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力量。消費在2004年將會比2003年有所活躍，對經濟的貢獻將比2003年有新的提高。如果說2003年投資的貢獻在60%左右，消費的貢獻在40%左右，估計對半開或者反過來開的拉動力的格局，可能在2004年出現的概率大一些。
出口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困難會比2003年要大，增速可能不會像2003年這么高。但是，繼續保持一定的增長還是有可能的。進口還將繼續保持一個比較快的增長，從整個外需而言，對經濟的拉動將比2003年弱。但是，支持經濟增長7%以上的需求因素還是存在的，如果能夠把握住調控的力度，能夠通過改革，支持經濟增長8%以上的需求也是有可能實現的。
從國內來講，2003年是工業強，農業相對弱，第三產業相對比較平穩的發展格局，2004年估計農業會有所回升，工業將繼續保持一個較快增長，但是可能貢獻率要低于2003年，服務業將在克服“非典”以后，有一個新的回升。所以從總體上看，2004年農業、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有可能由目前的不足40%，提高到40%或40%以上，整個經濟從產業角度而言，維持一個8%以上的增長的前景，還是有很大可能的。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超主權貨幣：人民幣國際化
2008年9月底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通過金融間現代化交易鏈條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一、金融危機的影響
(一)危機對全球經濟基本面的影響
這次危機來勢猛。傳播速度快，牽涉面廣。影響層次深，時間長破壞性大，為世界所罕見。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機構或破產或整合。大量實體企業或破產或重組，生產銷售困難，產品積壓。大量工人失業下崗，各國財政稅收銳減。進出口貿易額急劇下降，各行業遭受重創，復蘇難度相當大。
我國的經濟體系和外匯儲備體制與美元幣值聯系密切，與美國投資和直接貿易比重較大，同他國大量貿易和投資往來用美元結算。使我國經濟緊緊地綁架在美國的經濟戰車上。基于應對金融危機的次優選擇，到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195億美元。卻持有美國債7274億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證券類資產達1.20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2/3。危機先后使我國主權基金投資、銀行及理財公司投資、大型實體企業并購或套保投資等直接損失達2000億美元以上，導致幾家大型企業高管更替，社會就業難度增大。
(二)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制度影響
1、直接挑戰美元的世界通幣地位。美國的泡沫損失和挽救危機投入的巨額資金更加劇美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趨勢是長期的，鼓吹強勢美元的戰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戰美國長期全球性擴張的“雙赤字”政策，并引起國際社會不同力量對比變化。
3、將引起國際貨幣組織體系、金融監管制度發生革命性變革。不論是超主權貨幣還是多元化貨幣，將會誕生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秩序。
4、將對任意國際貨幣主權國的財政收支、國際收支預算，經濟上“擴張與收縮、雙赤字或雙贏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選擇與制定產生影響。
5、危機后新型經濟體作為國際貨幣參與國，在維持本國幣值穩定與堅挺上。不僅僅是與金融制度的安全與完善、外匯儲備的多寡、虛擬經濟的發達與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實體規模與產出量、外匯儲備中真金白銀和戰略物資儲備量休戚相關。
二、危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啟示
(一)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技術和產業集中度得到提升，隨著經濟大國的“資本+制造產業”在我國轉移，帶動了我國貿易高速增長，也使得我國外向型經濟依存度高達60％以上。對外出口直接拉動了原材料、能源、服務業上游產業的發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賴于低人力成本和資源的消耗來支持，且我國長期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條件低，人民幣對各主要通幣比價低。我國總體經濟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材料、70％以上農業生產資料都源于原生礦產資源，相當大比例源于我國。盡管外匯儲備相當大，但環境與資源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許多礦山城市資源枯竭，廢渣尾礦堆放成災，自然環境惡化，農產品供給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國必須改變出口拉動型和資源消耗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展成以內需為主和以提升產品核心技術出口為重點相結合的模式。
(二)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機遇
危機再次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設計上人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國長期奉行全球性擴張政策、超前消費政策造成流動性泛濫帶來的現實危害和潛在的風險。美元的信用風險使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
人民幣國際化提上日程。當今我國的經濟規模、貿易總額、外匯儲備、經濟發展水平在國際上已占重要地位。對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已有重要影響。而美元持續貶值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人民幣幣值總體上是穩定的，周邊國家經常項目和外匯儲備已使用人民幣，年初我國已和多個國家進行了總額達6500億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此舉一方面促進雙方進出口貿易，有效防范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另一方面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基礎。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促進我國貿易、減少外匯儲備風險、提升國際地位，當然也對我國的經濟、貨幣政策帶來挑戰。我國應充分調查研究、推行試點，著手人民幣國際化的組織、制度、渠道、結算網點建設。
1、試點和推廣人民幣計價的國際收支結算制度。先進行清算制度、組織機構、渠道網絡建設。建立起人民幣投放和回籠渠道，除通過口岸結算、貨幣互換外，還要通過涉外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實體企業在我國發行人民幣債券等向貿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銀行與境外金融機構間的人民幣跨境清算渠道、結算網點等的建設。
2、加大雙邊關系中人民幣與他國貨幣兌換業務，既直接推動進出口貿易又避免美元匯率波動風險，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結算業務的發展。
3、實行一定范圍內國際交往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4、健全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堅持量入為出原則不動搖。保持財政收支盈余，偶爾可赤字，但長期趨勢是盈余。保持貿易的長期順差，幅度可增減變動。但每一年度不逆差。這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基石。
5、加強對廣義金融市場規范建設和監管，嚴控異常資本項目流動。打擊惡意投機炒作和洗錢犯罪。
【關鍵詞】減排政策 排放權交易 初始分配 市場勢力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粗放型增長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弊病也逐漸顯露，資源、能源消費帶來的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必須貫徹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原則，尤其是通過各種方式落實好節能減排問題。
本文試圖解決兩個針對有效性的疑問：第一個疑問實質是分析在我國施行三類不同減排政策的優缺點，比較各種方式在社會整體福利方面的差異，探討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放權交易是否最優。第二個疑問試圖探討由壟斷帶來的市場勢力問題，研究市場勢力會如何影響排放權交易結果，在市場形成與有效運作方面找出一些應對辦法。
然而，由于排放權交易在國內處于試用和發展的早期階段，缺乏數據基礎，很難通過實證手段對有效性進行研究。而實驗經濟學可以通過實驗模擬彌補缺乏數據支撐的短板，為政府決策排放權交易提供詳實的依據，為如何實踐提供啟示。
二、文獻綜述
利用實驗方法進行環境經濟探討大致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相關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論證排放權交易這一政策制度的有效性，另一類探討了運行機制環節的具體設計。
第一類有效性的研究也可以分成兩個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關注科斯定理在消除外部性上的有效性，比如Hoffman、Spitzer （1982）[1]；Harrison、McKee（1985）[2]；Shogren（1998）[3]以及Rhoads、Shogren（1999）[4]的實驗。第二方面的實驗試圖對不同減排政策的效果進行比較，最典型的是Plott（1983）[5]設計和開展的一系列實驗，該文也是本文實驗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
第二類研究關注機制運行層面，大致也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討了當排放權拍賣方式改變后，交易的有效性是否會被影響。其中一些研究采用了收入中立拍賣方式，比如Franciosi等（1993）[6]以及Ledyard和Szakaly-Moore（1994）[7]的研究。此外的研究關注美國環保署（EPA）所采用的排放權拍賣方式，具體研究參見Cason和Plott（1996）[8]。第二方面探討了競爭市場這一重要前提不成立的情況下，排放權交易有效性會有什么程度的影響。Smith、Williams（1989）[9]以及Godby（1999）[10]、Muller等（2003）[11]都對存在市場勢力的排污權交易市場進行了探究。
本文作為一項初期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國背景參與者的前提下，通過一系列簡化的實驗，研究在我國施行不同的減排政策會達到怎樣的結果，為后續的實驗研究提供參考基準。同時考慮到初始分配對市場勢力的敏感性，嘗試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政策啟示，為盡快推動排放權交易體系建設提供依據。
三、經濟實驗說明
（一）實驗參數設定
本問實驗是建立在一個基于雙向拍賣機制的虛擬產品市場上，在這個虛擬的產品市場上，有12個實驗參與者，其中6個被隨機分配為產品市場上的賣方，另外6個則被分配為產品市場上的買方。在這個市場中只有一種產品，即每個賣方生產的產品都是同質的，每個買家需求的產品也是同質的，而每個賣方成本和買方保留價格的參數設置與Plott（1983）[5]的研究保持一致。
由于本實驗研究的是具有負外部性的市場，所以實驗中設定每個實驗參與者都會從其交易的收益中扣除一部分市場損失費，這個損失費數額是市場中該輪交易數量的函數，也就是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性”，具體設置同樣參考Plott（1983）[5]的研究。
根據如上的參數設定，本文可以給出基于私人成本、社會成本的供給曲線以及需求曲線來分析存在外部性的市場均衡以及社會最優均衡，參見圖1。
若不采取措施，理論上來說，均衡在價格為244，交易量QP為24單位?？紤]外部性的情況以后，社會最優均衡在交易量QS為13，社會最優均衡價格應為269。
（二）實驗方案設計
本文實驗一共分為四個具體小實驗。前三個實驗旨在比較三大減排政策的作用效果差別，實驗1為行政標準政策的實驗，交易量的最大值被限定為理論上推導出的QS水平，即13單位。一旦達到最大交易量，所有的交易即刻停止，實驗結束。實驗2為污染稅政策的實驗，實驗預先設定一個稅率（即理論上社會最優均衡處對應的稅額），對于每一筆成功的交易，賣方均需要繳納一筆稅費。實驗3為排污權交易政策的實驗。在此實驗中，除了之前設定的虛擬的產品交易市場以外，還存在一個雙向拍賣的排放權交易市場。只有擁有排放權的賣方可以賣出商品，一個排放權對應一單位的商品。實驗4旨在進一步探究存在市場勢力時，排放權交易的實驗結果會發生什么樣的改變。實驗3和實驗4會將13單位排放權（與社會均衡產量對應）在實驗開始免費發放給實驗參與者，區別在于，實驗4中大部分的排放權（10單位）將會被分配給同一個參與者，及產生了一個在排放權市場擁有絕對市場勢力的參與者。具體分配見表1。
為確保實驗結果的可靠性，對于同一組參與者，每一個實驗將會重復四輪，同時會選取四組不同的參與者進行實驗以避免出現偶然結果。實驗被試均選自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院大二與大三的學生，共48人參與實驗。每個實驗每輪持續15分鐘，經濟實驗一共耗時四小時。為避免被試實驗疲勞，各組實驗之間會有短暫的休息時間。
四、實驗結果與分析
（一）減排政策的比較分析
1.產品市場價格的比較。圖2是前三個實驗的市場平均價格對比圖。由圖2可以看出，實驗1中，產品平均價格依然趨向于市場均衡價格244，說明僅僅利用行政手段對污染進行總量控制，其實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市場交易的內部機制。
實驗2和實驗3的平均價格則均接近于社會最優均衡價格269。在此價格下，只有成本低的賣家和保留價格高的買家有能力進行交易。從實驗總體來看，稅收和排放權交易這兩種政策優化了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交易行為，引導具有保留價格或成本優勢的買賣雙方進行交易。
稅收政策下的價格水平要明顯高于排放權交易政策，原因在于起初免費擁有排放權的賣方并未將排放權計入成本，會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出售產品，而當自身擁有的排放權用盡時，出于規避購入許可證卻無法賣出產品的情況出現，賣方在排放權交易價格較高的情況下會保持高度謹慎，從而使得產品價格維持較低水平。而在污染稅政策下，賣方直接將稅收考慮進成本中來制定更高的價格，并不傾向于降價。
2.產品市場交易量比較。
實驗1中限定最大交易量為13，根據后幾輪實驗數據，交易量確實會達到13。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這些交易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進行的，所以市場中還存在很多實際未達成的交易意愿。而實驗3中，最初幾輪實驗中分配下去13單位的排放權，在實驗截止時都會存在作廢現象，但是到了后幾輪重復試驗中，這一現象發生了好轉，排放權能夠交易完全，反應排放權交易通過學習效應改善了運行效率。
污染稅政策實驗的結果則較為不同，交易量明顯偏少。這是由于賣方由于承擔了稅收進而制定較高的價格，與此同時買方抱有觀望態度，雙方持續僵持，從而降低了交易量。
減排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排放，在本實驗模型中，交易量直接對應于排放量，交易量降低意味著污染排放的減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效果并不是單純追求排放越少越好，這不符合以人文本的理念。政策的最佳效果應該是使得市場趨向于社會最優均衡，即本模型中對應的13單位，雖然本文設定的污染稅水平已經是理論上的社會最優稅率，仍不能較好地使得實驗結果趨向均衡，這與Plott（1983）[5]的結論有明顯的不同，原因在于我國稅收制度不如國外健全以及普遍，一方面表現為污染稅在我國并沒有被廣泛接受，另一方面在于稅收結構調整存在問題，污染稅開征的同時如果不能降低其他稅種，會造成賦稅總水平將提高，這就引發了民眾對稅收政策的敏感性。
3.參與者交易收益對比。
圖4是三個實驗中參與者的交易收益對比圖。根據給定的賣方成本與買方保留價格，可以計算出理論均衡水平下，每個參與者能獲得的實驗收益，趨勢基本如圖所示，1號、2號和3號擁有較低的成本，7號、8號和9號擁有較高的保留價格，所以這4個參與者能獲得更高的交易收益。
在實驗2中，參與者的之間收益明顯比較接近，這是由于雖然只有賣方需要繳納污染稅，但實際上稅收是由買賣雙方共同分攤的，這會導致買賣雙方的收益同時減少，并引起不同參與者之間的收益差距減少。若不采取任何輔助的補貼措施，容易導致市場萎縮，也會造成低成本賣方喪失自己的成本優勢。
此外，對比實驗1和實驗3，在排放權交易政策下有優勢的交易方會容易獲得更大的收益，而沒有優勢交易方的收益被壓縮，在4號、5號和6號交易者身上體現最為明顯。這說明排放權交易可以引導部分沒有優勢的廠家退出市場，避免發生虧損現象，也是市場效率提高的來源之一。
4.產品市場效率對比。圖5是三個實驗的市場效率對比圖。根據理論預測（圖1），可以計算出社會最優均衡下，市場的理論最大總收益值，具體為261?？紤]市場效率參數θ，θ具體為實驗中所有參與者的實際總收益與市場理論最大總收益的商值。
根據結果來看，行政政策的市場效率最低，在50%左右浮動；排污稅政策的市場效率居中，大致為80%，而排放權交易政策的市場效率最高，達到90%以上。與Plott（1983）[5]的結論對比發現，我國參與者在稅收政策下的市場效率明顯低于西方國家，這進一步反映了稅收政策在我國實施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市場效率的高低最能反應政策的有效性，這是由于市場效率越高，說明更多的交易是在擁有保留價格或成本優勢的買賣方之間進行的，而不是由生產成本高的賣方和保留價格低的買方之間進行。
（二）市場勢力對排放權交易的影響研究
實驗4的市場平均價格與實驗3差別不大，均趨向于社會最優均衡269，且交易量也為固定的13單位，但在市場效率上具有一定差異。
圖6顯示的是實驗2、實驗3和實驗4的市場效率對比圖?？梢园l現，當大部分的排放權被分配到一個賣家手中，即此賣家在市場具有壟斷地位時，市場效率明顯降低，甚至低于污染稅政策下的市場效率。
根據理論預測，擁有10單位許可證的4號參與者應將5單位的排放權賣給成本較小的廠商，那么在理性的假定下，市場能達到社會最優均衡。然而，要求4號作出這個正確的決策是很困難的，一方面他不知道其他廠商的成本，另一方面排放權價格由于賣方數量較少，即使擁有壟斷力量也無法以很高的價格出售。根據實驗發現，4號參與者會選擇過多的排放權出售產品，而非將其賣出。這樣他就將低成本的賣家擠出了市場，直接導致市場效率的降低。
該實驗說明排放權的初始分配機制對于中國碳市場非常重要，若在碳排放權市場建立初期，將大部分排放權免費分配到高排放企業，不可避免會讓他們在排放權市場上形成一定勢力，導致生產誤配型的市場效率降低。
五、總結與政策建議
本文共進行了四組實驗，結論如下：
第一，行政政策只能控制污染排放總量，無法改善市場運行狀況，不能引導高效率的交易行為發生。
第二，污染稅政策和排放權交易均能使市場價格達到理論預期均衡，但相對而言，污染稅很可能導致市場交易量過少。考慮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稅務體系不夠健全，以及參與者對于稅收的過激反應。
第三，排放權交易是一種較為理想，且市場效率最高的減排政策。
第四，排放權分配中的市場勢力會顯著降低效率，因為會引起生產誤配。
針對前文得出的結論，本文給出了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限定總量的行政政策無法高效地解決減排問題，應該推動污染稅和排放權交易制度進行減排。
第二，健全稅收體系，調整稅收結構，在開征污染稅的同時考慮降低企業的其他賦稅或者給予補貼，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第三，在排放權初始分配上應避免某些行業乃至企業市場勢力過大，在實體經濟層面來說就是盡可能降低行業門檻，放開壟斷。
第四，建立良好的污染排放監控系統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強化監控與對于偷排的懲處，將為排放權交易正常運行提供最堅實的基礎保障。
本文在減排政策抉擇和運行機制設計上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后續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化，比如討論排放權交易中如何引入有償的初始分配，以及排放權的存續期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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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痹撊耸窟€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霸诨I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梢灶A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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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大數據 經濟增長 轉型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5）04-0029-07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現象，也標志著全球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階段，大數據帶來了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革命。在大數據背景下形成了產業融合現象，產業融合與大數據帶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中國在大數據時代下實現經濟增長轉型的必備要素，只有充分利用大數據時代的優勢，才能對經濟增長轉型給出正確的指導。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同時，需要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創新驅動來進一步開發經濟增長的潛力，而這些都必須充分面對大數據時代經濟增長的特征。本文從大數據時代的特點出發，以智能化和信息化為線索，以產業融合、結構變化和要素調整為主要手段，分析中國在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轉型所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以及轉型的路徑與政策。
一、大數據時代對經濟增長機制的影響
大數據時代是相對于小數據時代而言的，根據庫茲涅茨提出的國民經濟核算方程，在小數據時代推動經濟增長的傳統方式是擴大內需、進行投資以及出口三種方式。而傳統經濟學家研究的經濟增長機制也是在小數據時代下對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在大數據時代下，這些方式已經暴露出一些弊端：過于重視宏觀方面的增長，忽視了由結構變化和要素需求和供給變化對微觀主體造成的影響。①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從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分析，但在基于小數據的背景下，無法對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大數據時代所提供的完備并且種類多樣的數據前提下，可以進行充分的分析和計算，而從這些分析的結果中可以看出，在大數據背景下，經濟增長的機制完全與以前不同。這些不同可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方面進行分析：
1.對微觀要素、產品供給和需求的影響
小數據時代，要素、產品的供給和需求無法精確到每一個個體，要素的供給和需求只能按照市場平均價格定價，對每個廠商的特殊要素要求無法實現，因此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利潤的損失；對產品的需求和供給在消費市場上有營銷的“長尾效應”。在短頭部分存在著為數不多的大規模需求，而在長尾部分存在著很多不同的需求，但每種需求的消費者群體都不多，如果按照這種需求情況投產，生產者只能生產大規模的同質產品，而對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費者，只能消費同質化的產品，這對生產者來說無法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而對消費者來說，消費者剩余無法滿足，消費者剩余將大大減少。倪慶平：《信息化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理論分析》，《經濟問題》2001年第2期。
而在大數據時代，基于大量存在的數據和高超的數據分析技術，以及第三次工業革命導致的制造業呈現出的數字化、智能化、定制化、互聯化和生態化等特點，傳統的產品要素需求和供給結構已經被打破。3D打印技術的出現已經使得“長尾理論”徹底顛覆，這種大數據時代的產物為滿足消費者個性化的長尾需求提供了契機。市場將能夠提供每個消費者所需要的異質化產品，由此將導致廠商的利潤實現最大化，而消費者的消費需求也將得到滿足，消費者也將得到最大的消費者剩余，整個社會將會實現帕累托最優，達到經濟增長的最優狀態。
2.對中觀產業結構轉變的影響
小數據時代，產業之間是相互分離的，工業化與信息化是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而且在小數據時代，在數據獲取成本比較高和數據分析技術落后的條件下，產業發展利用數據創造利潤的能力非常有限。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產業結構基本上仍然呈現出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分層的格局，三產之間的融合和同一產業內部的融合程度很低。產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低下，產業結構從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基本沒有大的變化。
在大數據時代，由于信息化、大數據和工業化的融合，產業制造的智能化時代已經來臨。信息化、智能化與產業發展的不斷融合使得產業呈現出融合趨勢，產業結構得到不斷優化。席曉麗：《信息化進程中的產業融合與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經濟》2007年2月。信息化能夠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推動信息資源的開發，促進信息資源的充分利用，促進知識共享，并最終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依據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產業結構優化是通過現代新興科技改造傳統產業，并通過優勢產業部門來代替衰退產業部門來實現的。一個產業部門的優勢地位在外因上表現為需求拉動；而內因上表現為產業競爭力增強、要素成本降低，特別是產業競爭力是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力來推動效率提升而形成的。通過技術創新與業務交叉的形式促進了產業之間的融合，使產業共用性加強，導致產業邊界模糊，使得相關產業融合到技術水平高的產業部門中去，推動產業創新和融合，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升級，并進一步使產業競爭力得到提高。
產業融合不僅提升了產業競爭力，而且改變了社會的生產方式，大數據時代產業融合的表現就是3D打印機，由3D打印技術與大數據相互融合所構成的數字制造將對傳統產品制造造成沖擊，生產和制造將由工廠轉變到社會，整個社會將會出現無數個微制造中心。
3.對宏觀經濟增長驅動力的影響
傳統社會的生產制造將完全轉型為社會制造，每個個體都在提供信息，每個個體都參與生產過程。未來的生產模式首先通過計算確定短頭和長尾兩種制造模式的比例，在長尾需求和短尾需求之間確定均衡點，生產同質化產品的短尾需求仍然由專業的大規模廠商制造，以便降低成本，而面對長尾需求的差異化產品，則由個人制造。而二者之間均衡的確定要依靠大數據技術的支持。
在摩爾定律和數據指數化增長的背景下，數據將在社會生產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帶來了數據分析行業的全面崛起，數字化技術的發展為數據分析方法帶來了革新，傳統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都將基于精確的數據分析展開。數據作為中間的橋梁將傳統工業文明和現代智能化社會連接起來。由大數據分析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將與產業發展融合起來。信息化廣泛而深刻的應用，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推動了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因此，數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產業的發展將是大數據背景下推動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一個新的驅動力。
二、大數據時代給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在大數據時代下，隨著數據的獲取、存儲和分析等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大量數據交叉聚合所形成的突變效應進一步提升，數據作為一個新的生產要素在價值創造和價值形成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這種現象又將對依靠傳統生產要素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一系列沖擊，傳統的經濟增長機制將面臨挑戰。與此同時，大數據對減少市場運行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鼓勵正面的市場競爭、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市場運行效率、降低社會運行成本、促進產業融合等特征將給中國新常態的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機遇。
1.大數據時代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
大數據時代催生了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著新常態下中國新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這些對中國新常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主要挑戰表現在：
（1）對基于傳統生產要素經濟增長模式的挑戰。大數據只是技術應用的創新，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決定要素，數字化是把經濟現象轉化成能夠進行制表分析的一種量化形式的過程，通過信息技術的應用，提高產出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在信息革命出現之前，一些經濟學家就已經注意到信息是一種有價值的新型資源，但由于技術手段的限制，在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信息僅僅被視為一個假設條件，被排除在經濟學分析的理論框架之外。而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減少不確定性，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新價值的創造。信息化和信息技術被廣泛應用之后，具有很強的積累效用，在經濟發展中由于產業融合會產生放大效應，改變經濟學上傳統的規模報酬不變或遞減的假設，從而形成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因此，大數據時代信息應被作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要素，而不再是被當做一個假設條件。
（2）由數據化引導的智能化對勞動力市場的挑戰。大數據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智能化機器的誕生標志著，機器能以比人類勞動力更加低的成本生產同樣的產品，這就形成了機器對人的勞動力的替代。一方面，經濟增長能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和更大范圍的方式實現，這對新常態中國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要求是十分有利的。但另一方面，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發展趨勢一樣，中國也存在著嚴重的機器替代人類勞動力的現象，這種現象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只不過那個階段是替代體力勞動。而在大數據時代，這種智能化浪潮又對腦力勞動者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為相對于人類，智能化機器在數據處理分析和做出更理性的決策方面表現得更為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在大數據時代下，由數據化引導的智能化對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挑戰，如何權衡經濟增長的效率與失業造成的效率損失是大數據時代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需要思考的問題。
（3）對經濟增長效果的挑戰。在傳統經濟增長時代，經濟增長效果取決于資源利用水平。而在大數據時代，經濟增長的效果則取決于數據的質量與數據利用水平。對于經濟指數、物價指數等各類經濟參數的計算，在大數據時代可以采用新的模式，提高數據質量，徹底改變傳統方式來計算。對于統計學中可能存在的異常點，傳統的處理方式是丟、替代或者是平滑。但在大數據背景下，由于數據樣本眾多，異常點成為受重視的資源和有意義的研究對象。傳統的原始統計數據和各類經濟參數是經過加工和處理以后形成的結構化數據，而在大數據時代，在數據的處理和應用中，人們更加重視這些有突出特點的原始數據和非結構化數據，因為統計數據一旦經過加工處理，就會成為二手數據，如果一手數據處理和加工的過程出現問題，那么就必然會導致二手數據出現誤差、失真和變異。同時，大數據為高頻數據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提高了數據分析和利用的效果。而這些統計數據衡量方式的變革也將會對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增長效果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4）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挑戰。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般是指在競爭性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通過影響數據質量來培育自身競爭能力、競爭優勢和競爭手段，獲得外部資源，在市場中為顧客創造和生產新價值的基礎上，實現企業自身價值的一種綜合性能力。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中企業要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尋找與新競爭環境及其相匹配的經營管理模式。企業傳統的競爭力包括：人才競爭力、決策競爭力、組織競爭力、員工競爭力、文化競爭力和品牌競爭力等。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正在逐步取代人才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數據和信息作為資本取代人力資源成為企業最重要的具有智能化的載體。這些能夠被企業隨時獲取和充分利用的信息和數據，可以引導企業對其業務流程進行優化和再造，幫助企業做出科學的決策，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大數據時代對企業核心競爭力帶來了挑戰，對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帶來影響，為企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數據分析方法，數據正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本之一，而數據分析能力正成為企業贏得市場的核心競爭力。面對大數據時代的這一挑戰，企業必須把大數據的處理、分析和有效利用作為新常態下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
2.大數據時代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面臨的機遇
2010年中國GDP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開始由追求經濟大國向追求經濟強國轉變。同時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到了新常態，新常態的關鍵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一步開發經濟增長潛力。因此，在新常態背景下追求經濟強國的過程中，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也給中國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1）宏觀層面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機遇。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在動力上是要素驅動型發展，在目標上是數量型增長，在戰略上是追趕型增長，在結果上是環境破壞型增長。這種增長方式在造就了改革開放前期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目前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加快。經濟增長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從追趕型戰略向質量效益型戰略轉變。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機遇，大數據時代數據是知識經濟時代重要生產要素，成為經濟運行中的關鍵性資源。大數據的作用機理是數據生產信息，信息改善決策，進而提高生產力。在中國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中，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一起構成了“新四化”，這是中國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面轉型是大數據時代的戰略任務，大數據決策對完成新四化的戰略任務意義重大，大數據應用不僅能夠成為企業競爭力的來源，也將成為造就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必將助推中國新常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新機遇。
（2）中觀層面推動產業融合的機遇。大數據引起的創新導致了知識經濟、網絡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新經濟模式的興起。而新興經濟模式中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作用促進了產業融合。信息化和數字化的廣泛滲透和深入應用，提高了生產效率，推動了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提升經濟增長的效率。單元媛、趙玉林：《國外產業融合若干理論問題研究進展》，《經濟評論》2012年第5期。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面臨著資源、能源和環境方面的嚴重約束，推進和加快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應用，發揮信息化技術和數字技術在知識的生產、利用和擴散等方面的作用，提高信息技術和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降低資源的消耗、減輕環境壓力，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及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面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信息化的發展也突破了時間和空間對生產活動的限制，使人類生產活動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得到擴展，形成了經濟增長的創新驅動力，提高了技術創新和生產力發展的新水平。數字化、智能化使得人類對生產過程做到了精準控制，實現最大的投入產出比，同時對環境的污染達到最小，提高了生產效率。王金友：《基于信息化的產業融合與創新探析》，《四川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這對中國新常態下產業融合給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而這種產業融合也為新常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3）微觀層面給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帶來的機遇。商業模式是指企業在市場中與客戶、供應商及其他商業合作伙伴之間的商業合作關系，并由此給企業帶來的營利機會和盈利空間。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信息化、市場化和生態化不斷加深，企業傳統的商業模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企業對商業模式的創新勢在必行。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市場主體是多種多樣的，每個市場主體的需求也是不同的，為具有不同需求特點的客戶提供滿足其個性需求的產品和服務，能夠給企業創造更大價值。在大數據時代，由于企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企業獲取利潤的條件和空間都隨之發生了變化，企業可以近似精確地了解到市場主體的消費需求和習慣，能夠預測到客戶的需求及其變化，甚至做到比客戶更了解他們的需求，將能夠促進企業在提供標準化服務的能力和條件基礎上創造個性化的新附加值，這是大數據時代企業利潤最重要的源泉。在大數據時代，隨著企業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當數據積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從大量存在的數據中挖掘出對人們更有價值的信息，來獲得對客戶需求的全面了解，及時發現和捕捉客戶需求的這些新變化，這就需要加快企業商業模式的創新，從而建立新的盈利模式，使得企業以客戶需求為導向，要加快企業從過去的以生產為核心的盈利模式向以客戶需求為核心的盈利模式轉型。因此，大數據時代為推動中國新常態下的企業商業模式創新提供了機遇。
（4）制度層面降低經濟增長交易成本的機遇。交易成本是指在經濟發展的社會關系中，市場主體在交往和合作中為達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支出。交易成本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人的有限理性、投機主義傾向、資產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等因素，交易費用的存在會限制合作，制約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效率提升。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將降低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促進合作。各類經濟主體的決策方式由感性的主觀驅動走向客觀的數據驅動，大大降低了交易過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由信息化而導致的市場透明化程度的提升將使得監督實施成本下降和違約支付成本上升，減少市場參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與信息化相伴產生的細分市場和智能制造，將降低市場交易中的資產專有性，提高資產的通用性，促進交易的形成；市場的透明化程度提高和信息的完全化和對稱化，將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復雜性，促進市場合作；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溝通將變得便捷高效，不同信息之間無法溝通的現象將進一步減少，市場被少數人壟斷的市場結構狀態將得到改變，少數交易的行為將減少。因此，大數據時代為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中的交易成本降低提供了機遇。
（5）決策層面實現決策機制科學化的機遇。大數據時代的經濟增長、企業管理和生產決策中數據思維將逐漸代替經驗思維，使得決策思維變得更加理性和科學，從產品設計到市場定位，從組織變革到大的戰略調整，從組織部門調整到市場開發，企業的決策和管理都將以數據信息作為決策的主要依據，數據和信息使得管理走向科學化的軌道。大數據時代，企業管理的基本問題將變成提出正確問題，然后依據海量數據的篩選來給出正確的答案，據此進行科學的決策和管理。依靠科學的決策和管理方式將給企業帶來巨大利潤空間和盈利機會。而且依靠數據所形成的科學決策還會指導消費、儲蓄和投資等行為，這將提高企業決策的科學性，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提供最有效率的支持。依據大數據所形成的科學決策，企業將從過去粗放型投資轉到精確型投資，企業投資效率和投資收益將大大提高。因此大數據時代，為實現科學決策提供了機遇，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科學決策會使得經濟增長的效率得到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得到提高。
三、大數據時代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轉型的取向
進入大數據時代，中國新常態的經濟增長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和機遇。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適應大數據時代的要求。因此，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要適應大數據時代的特點，充分抓住大數據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帶來的優勢，結合中國新常態的實際情況，對經濟增長方式做出全面轉型。
1. 經濟增長戰略轉型的取向
大數據時代數據的開放性、低價值密度性以及精確性等使得數據在獲取和處理上較以前的小數據時代有很大進步，數據質量也大幅提高。馬建光、姜巍：《大數據的概念、特征及其應用》，《國防科技》2013年第2期。因此，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經濟增長的戰略應該從粗放式數量型增長轉向基于精確數據分析上的集約式質量型經濟增長。
基于傳統數量型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重視短期、忽視后果的增長方式?；诮洕鲩L數量為首要目標的政策主張，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一直呈現出“唯數量論”，這種論點雖然導致了經濟在短期內迅速增長，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后果?！拔〝盗空摗痹诓痪_計算和分析的情況下盲目做出決策，忽視了經濟增長過程中帶來的嚴重后果，降低了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環境污染、不平等程度加劇都隨著經濟增長而來。這樣的經濟增長將會有很大一部分用來補償外部性，真正能被人民分享的經濟增長成果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大數據時代，基于數據分析和由此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將對傳統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帶來變革?；诖髷祿膬瀯荩洕鲩L能做到精確的衡量和計算，并且能在此基礎上做出最佳的理性決策，從而可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這一切都保證質量型經濟增長成為可能，基于龐大的數據基礎和分析結果，可以在經濟增長和外部性之間實現均衡，確保在兼顧其他方面的情況下，實現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目標，進一步實現新常態經濟有質量的增長。
2. 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型的取向
傳統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基于小數據下的不完全分析，以及由此做出決策的投資和出口，而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分析行業快速崛起，由數據分析引起的產業信息化和智能化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知識經濟和網絡經濟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在大數據時代，中國新常態經濟增長的動力要從要素驅動向數據驅動轉型。隨著土地、勞動力、能源成本的不斷提高，中國現有的以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持續，必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把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而數字化技術、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的創新及其應用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3D打印技術、在線學習技術等新興產業的興起都是以數據分析和計算為基礎的。而這些新興的產業不以資源為依托，而重點強調新思想、新信息以及大數據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影響。與傳統的依靠自然資源的發展方式截然不同，在這些產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低投入、高產出的產業發展格局，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將大幅提高。在新一輪的產業革命背景下，數據技術將給創新帶來不同的影響，以信息化和智能化為代表的新型創新時代已經到來。在這種背景下，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不但要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更將從傳統的創新方式向數字化創新方式轉變。
同時由大數據引起的創新將在知識經濟和網絡經濟的作用下被不斷放大，由此引起從一個行業或產業的創新擴展到全社會的創新。由數據引領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將給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將對社會中的各個行業和產業產生影響。從統計指標到做出理性決策，數據已經內生到了經濟增長的過程中。
3. 經濟增長實現路徑轉型的取向
一方面在大數據時代，經濟增長的動力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的路徑要從數量型體制向質量型體制轉型。一是在行政管理體制轉型方面，要形成新的政府政績考核機制，改變以GDP為核心的速度型績效考核體系，逐步將創新驅動、產出效率、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生態環境代價、污染減排水平、人的發展等質量和效益型指標納入政府考核范圍；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減少政府對企業的不當干預，調動企業創新的積極性，依據大數據時代的要求，為大數據時代企業智能化和信息化創新的發展創造條件。二是在價格形成機制的轉型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通過價格機制引導產出行為，并以此引導企業的創新行為，激勵市場主體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發揮創新驅動的作用，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三是在科技體制的轉型方面，以提高投資效率為目標，建立適合大數據時代的科技創新體制，實現從投資激勵向創新激勵的轉變，促進大數據時代創新驅動機制的形成。在投資體制的轉型方面，建立健全大數據時資決策的體制機制，抑制投資決策的短期行為，強化監督約束機制。引導經濟主體在大數據分析下做出理性的和科學的投資決策，減少盲目擴大投資規模所導致的重復投資和產能過?，F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實現質量效益型投資。
另一方面促進產業發展從傳統產業分立向產業融合轉型。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產業分工一直明確是經濟增長和評價社會效率的重要指標。這一指標在大數據時代仍然有效，但在大數據時代，基于海量數據的分析和計算，產業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互動性加強。而信息和數據的使用將在經濟增長質量提高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息化導致的產業融合有利于提高產業效率?；谛畔⒒蛿底秩诤蠟榛A的產業融合，使得產業從產業分立走向產業融合，產生多部門共享的公共平臺，產業之間的公用性加強，使要素能在更大范圍內有效地配置和合理的利用，提高產業效率。李林：《產業融合：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的基礎及其實踐》，《上海經濟研究》2008年第6期。另一方面信息化導致的產業融合有利于增強產業之間的聯系效應。產業融合是在數字化技術創新、高新技術深入應用和原產業間聯系效應加強的基礎上，在管制放松的外力推動下，實現產品、業務、市場和業務流程的交叉融合，強化產業間的多向聯系效應。吳穎、劉志迎：《產業融合――突破傳統范式的產業創新》，《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2期。同時信息化導致的產業融合有利于人力資源作用的有效發揮。產業融合不僅提升了產業的廣度和深度，而且提升了產業的技術層次和知識密集度，產業的技術層次和知識密集度都是通過人力資源作用發揮來實現的。
4.經濟增長政策轉型的取向
在大數據時代下，需要進行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政府應該實行開放的數據政策，提高數據利用的共享性。在大數據時代的經濟增長中，數據的開放將有助于推動大眾創新，快速滋生新的數據文明。不但要擴大信息和數據公開的力度，更要將原始數據公開供社會使用。在數據開放的政策推動下，數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真正發揮出來。美國政府從1967年就通過了《信息自由法》，而中國政府在2008年前后，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實施績效來看，效果還不理想，同時在規制方面的力量也還不成熟。在信息公開的實踐中，不僅有民間的訴求，還需要新聞界以及司法力量對政府的監督。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關鍵字：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競爭途徑；途徑措施
一、投資銀行的并購理論概述分析
投資銀行之間的并購指銀行系統以產權作為標的物的兼并、收購形式的集合。一般情況下，基于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法則，投資銀行的并購活動必須是在并購方與被并購方達成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前提下方能展開，而通過一系列企劃公布、談判磋商以及資產評估等流程步驟的有序展開，最終在雙方的利益訴求點達成契合的共同意愿之下進行彼此資產產權的權益交換的經濟活動行為。
二、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施行的制約因素
1.行政權力的干涉制約
我國銀行體系的主體則是以直接或者間接接受政府機關的國有銀行為架構基礎，這一基礎架構也就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投資銀行并購機制整體層次上的單一性、固定化與封閉式，行政權力的干涉制約導致的不僅僅是國內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持續低層次化，而且也極大地限制了投資銀行由國內向國外縱深拓展的路徑推移。
2.短期集中的貨幣效益的驅使誘導
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競爭大多都是基于短期集中的貨幣利益的刺激誘導而產生的自發性經濟行為，而從長遠發展戰略框架作為出發點的投資銀行并不多。一些隸屬于國家行政機構管轄制約的國有企業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更多的呈現出則是經濟指標任務完成要求下的單一純粹的貨幣斂收。
3.并購程序操作流程的復雜長久
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的法律體系以及并購流程還存在著諸多缺陷，兼之大部分投資銀行的并購普遍都是基于短期貨幣利益的獲取，這就導致了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程序流程開始在規范性、集成式、國際化的框架結構的制約影響下呈現出自有規則的投機取巧、急功近利，這也使得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格局更為復雜混亂。
三、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機制施行存在的問題
1.投資銀行并購競爭下的短期效益擴大化加劇
位于投資銀行并購競爭頂層位階上的銀行實體獲取了最為豐厚的貨幣效益，而依次往下的效益分成則逐次降低，位于底層的投資銀行的并購效益則壓縮到與成本接近的底限。據Gartner2012年第三季度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長三角經濟區的投資銀行的并購效益已經呈現顯著的二級管理層次劃分，其中處于一級管理層次的頂級投行的并購效益已經占據了整個地區投行并購效益的60%；一些次頂級的投行的并購效益也也迅速上升，已經達到31%，而余下的9%則留給剩下的中小型投行進行劇烈劃分。這一失調的比例不僅使得既存的產業運營更為混亂復雜，而且也進一步制約影響了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長效性推進發展。
2.系統有效的并購競爭風險控制機制的缺失
外部監管有效性的低下、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防控意識有待提升、產業架構發展不平衡、市場體系尚不健全以及并購競爭的規制性普遍偏低，這就使得國內投資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形勢更為險峻艱巨，從而進一步拉大了我國投資銀行與國外投資銀行之間的實效差距，進而嚴重制約影響了國內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業務渠道拓展、范圍延伸以及效益增長。
3.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不規則操作現象凸顯
我國投資銀行由于起步較晚，基礎較為薄弱，而又恰逢互聯網產業浪潮的洗禮，基于短期貨幣效益的刺激誘導，所以在時間內滋生了大量不符合國際規則而又充分契合國內市場的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的并購競爭業務也隨著自身銀行系統的急速擴張而迅速膨脹，為了在更短的產業周期內獲取更多的貨幣效益，進而衍生出現了一系列與投資銀行并購活動極不適配的失當競爭行為。
4.并購產權權屬不明晰，競爭實力參差不齊
自身競爭實力的良莠不齊是我國投資銀行在并購市場上屢屢遇挫的致命硬傷，尤其是在一級市場上，不僅要和國內同行進行競爭，而且還要提防國際競爭對手的戰術打擊，這就進一步導致了并購競爭區域內的人才信息的白熱化競爭；而在二級市場上，國內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布局也側重在交易點、債權轉移等方面的押寶投資，從而短期內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這也使得無序競爭開始泛濫，最終全面制約影響了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穩定、順利、有序推進。
四、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機制改進舉措分析
1.完善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法律法規
進一步健全完善新法規、新制度的跟進，持續頒發具備針對性、實效性的細則條例；同時則要形成長效固定的業界系統的溝通交流的互動機制，不間斷地邀請銀行系統并購行業的相關代表、有關專家學者以及民間社團群體進行多渠道、寬范圍、廣深度的討論交流，從而各抒己見、群策群力，共同協商構筑切實有效的契合國內投資銀行并購業務順利長效推進拓展的策略手段，及時開設創立建言反饋機制，以開放兼容的態勢進行多元民主的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從而為國內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策略機制的有效改進提升提供有利的法制制度層面的輔助保障。
2.加強風險監督完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產權制度
進一步健全完善產權制度，側重明晰產權所有者的實效權益，持續強化明確產權所有者既有的合法權利與具體責任，同時切實保障產權交易的流動性與可交易性，而在進行產權交易之時，相關金融監管部門需要及時跟進對各類產權的權益保護。從而在清晰明確出資人與銀行系統之間的資本產權的權利關系，進而快速合理地解決銀行資產法人化的一系列問題，保障投資銀行并購業務之中的各類資本的流動與重組，最終實現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公開、平等、有序競爭。
3.進一步健全完善人才資源的聘訓機制
投資銀行并購產業系統的領導管理層需要改變固有的陳舊觀念，堅持“人才興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成本投入與政策支持，進一步拓展完善金融管理人才招聘、培訓、實踐鍛煉的運作體系。負責招聘資本并購人力資源的相關人員也應當做好聘前相關準備工作的具體細致的分析、規劃，切實認真地執行投資銀行領導管理層制定的方針規劃，建立健全一套合理完善的人力招聘體系，從而穩步提高招聘人才的整體質量。
4.更新物質獎懲制度，兼顧精神激勵方式
物質薪酬的固定性和更新性是在根本上吸引人才、激勵人才的硬道理，也是投資銀行并購業務從業人員的基本物質追求之一。根據當下投資銀行并購管理行業系統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整體薪資水準的變化，適時有效地對薪酬結構和獎懲制度進行可控范圍內的更新，從而及時有效地滿足人才基本實際的物質需求。而在注重更新物質獎懲制度的同時，相關領導管理層也要兼顧精神式的激勵制度，進行一系列精神文化層面上諸如投資銀行并購競爭集體創新活動榮譽之星、行業旗手等靈活人性的精神式激勵，這對于提升人才資源的企業責任感、培養人才的工作熱情度以及激發人才的實踐創造力都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1]趙悅佟.中國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競爭態勢研究[J].商業時代.2011年（29）
[2]馬晨希.簡述投資銀行并購業務[J].投資與合作.2012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