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1 16:48:52
導語：在經濟學均衡的概念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西蒙當年認為有限理性的理論是“考慮限制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的理論”。他提議將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一些非傳統的決策者目標函數引入經濟分析。但是近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構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個反對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過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經濟學卻在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將西蒙提到的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將不完全信息引入傳統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對策論模型,使得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來提示不完全信息對經濟行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響。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認為大多數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的對策論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級無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進入的序貫均衡模型中雖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但這個模型中,沒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對方的生產函數、目標函數以及一個不確定的生產函數參數的所有可能狀態,及各種狀態發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動態規劃和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優動態對策,并對對手的最優動態對策完全了解。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級無限理性,比傳統的完全競爭模型中對個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傳統的瓦爾拉斯完全競爭模型中,每個決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產條件和嗜好及他們的決策,他只根據價格信號做決策,因此在這種模型中,每個決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處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對策論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八十年代興起的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論模型在推動有限理性數學模型方面是一個失敗。
以Radner(1996)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最優決策的計算成本引入經濟模型,可以說是將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個因素變成了主流學派的數學模型。但不少經濟學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這類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處理費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
最近發展起來的五花八門包含決策和計算成本的經濟模型也證明,如果計算和收集信息的費用很高的話,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中都會出現直觀決策、模仿(所謂羊群行為)、按固定規則決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優化的決策過程,但這類決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優化而只求滿意的決策,而是考慮計算成本的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決策。最優決策的本質并未變,只是當約束條件復雜時,最優決策的形式也多樣化了。
因此可以說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沒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主流學派模型可以將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內吸收。九十年代的動態對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來預測供求不等的現象。錢穎一的有名的軟預算約束對策論模型中,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長期供不應求就是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產生的一種任何個人都不能單方改變的后果,這種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著供求相等。很多動態均衡模型還能預見內生變量自發地隨時間流逝而演變。所以西蒙及奧地利學派、非線性演化經濟學派反對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學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來有幾個研究方向開始觸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對策理論經濟學家早就用囚犯難題的模型證明,個人完全理性決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導致全社會無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發展了有限固定規則機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這類模型中,對策局中人沒有什么最優決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規則決策,而社會理性卻有可能在個人有限理性的基礎上出現。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發展了不少演化對策模型。在這類模型中個別決策者沒有最優決策的理性,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會使選擇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數隨時間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謂納什對策均衡會在這些無個人理性策略演化過程中出現。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個人理性和社會理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有個人的個人理性可能產生社會無理性的后果,而缺乏個人理性的決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產生從全社會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顫抖之手(trembling hand)對策模型預見個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優勢。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將游戲規則理性與個人行為理性相區別,他們認為規則理性是一種有限理性。他們用社會實驗證實人們追求規則理性的行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個人行為的非理性。而規則理性往往不能由個人行為的理性產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謂“根本的不確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將這一思想發揮。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是指決策者知道某一變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發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確定性是指決策者根本不知道變量有幾個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個可能值發生的概率。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稱這種根本不確定性為認識力的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見Lawson,1960,pp.42-43)。
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所謂根本的不確定性不是外生給定的自然界的不確定性,而是人類決策交互作用內生地產生的社會不確定性。換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沒有不確定性,人們決策互動的后果也可能產生根本的不確定性。凱恩斯(1973,p.113)將這種社會性內生的不確定性稱為碰運氣(aleatory)不確定性。如果我們以這種根本的不確定性作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礎,則我們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對策論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與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與完全理性并行不餑。實際上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模型中,豈止是完全理性,每個局中人都具有超級完全理性。
最近黃有光、姚順田、楊小凱、趙一民等經濟學家掀起一陣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論的浪潮。他們重提Hurwitz定理,該定理證明瓦爾拉斯競爭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勵機制中達至社會理性所需信息處理費用最小的激勵機制。換言之,瓦爾拉斯競爭機制在達到社會理性的條件下,對個人理性的要求最低。這種特點不但指社會總的計算費用低,而且個人決策面臨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確定性”。每個決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產函數、效用函數,而且對有不確定性的參數個數、取值范圍及其概率分布一無所知。如果他們要獲得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費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為基礎計算最優決策的費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個人只能按照看得見的市價做決策,而不理他人的決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價與決策又有互相依賴關系。更復雜的是,當人們用超邊際分析(給定職業對資源配置的邊際分析加選擇職業時用的總費用—效益分析)選擇專業時,每個人的最優專業化水平依賴于看得見的價格,而什么價格看得見又與所有人選擇的專業化水平有關。例如如果所有人選擇自給自足,則市場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價格。
由于這種看得見的市價和決策之間的互相依賴性,一個經濟中即使沒有外生的不確定性,個人決策之間及其與價格的互動也會產生社會性的根本不確定性。而人們的做決策過程,就是一個通過他們決策的互動以及所有人決策與價格之間的互動,逐漸用價格制度試驗不同的分工網絡,一步一步通過社會試驗,了解對全社會有利的組織信息。
在這個過程中,價
西蒙當年認為有限理性的理論是“考慮限制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的理論”。他提議將不完全信息、處理信息的費用和一些非傳統的決策者目標函數引入經濟分析。但是近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構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個反對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過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經濟學卻在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將西蒙提到的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將不完全信息引入傳統的最優決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對策論模型，使得主流經濟學中的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來提示不完全信息對經濟行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響。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認為大多數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的對策論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級無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進入的序貫均衡模型中雖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但這個模型中，沒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對方的生產函數、目標函數以及一個不確定的生產函數參數的所有可能狀態，及各種狀態發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動態規劃和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優動態對策，并對對手的最優動態對策完全了解。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級無限理性，比傳統的完全競爭模型中對個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傳統的瓦爾拉斯完全競爭模型中，每個決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產條件和嗜好及他們的決策，他只根據價格信號做決策，因此在這種模型中，每個決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處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對策論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八十年代興起的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論模型在推動有限理性數學模型方面是一個失敗。
以Radner(1996)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最優決策的計算成本引入經濟模型，可以說是將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個因素變成了主流學派的數學模型。但不少經濟學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這類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處理費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
最近發展起來的五花八門包含決策和計算成本的經濟模型也證明，如果計算和收集信息的費用很高的話，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中都會出現直觀決策、模仿（所謂羊群行為）、按固定規則決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優化的決策過程，但這類決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優化而只求滿意的決策，而是考慮計算成本的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決策。最優決策的本質并未變，只是當約束條件復雜時，最優決策的形式也多樣化了。
因此可以說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沒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主流學派模型可以將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內吸收。九十年代的動態對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來預測供求不等的現象。錢穎一的有名的軟預算約束對策論模型中，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長期供不應求就是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產生的一種任何個人都不能單方改變的后果，這種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著供求相等。很多動態均衡模型還能預見內生變量自發地隨時間流逝而演變。所以西蒙及奧地利學派、非線性演化經濟學派反對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學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來有幾個研究方向開始觸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實質。對策理論經濟學家早就用囚犯難題的模型證明，個人完全理性決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導致全社會無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發展了有限固定規則機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這類模型中，對策局中人沒有什么最優決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規則決策，而社會理性卻有可能在個人有限理性的基礎上出現。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發展了不少演化對策模型。在這類模型中個別決策者沒有最優決策的理性，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會使選擇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數隨時間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謂納什對策均衡會在這些無個人理性策略演化過程中出現。
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個人理性和社會理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有個人的個人理性可能產生社會無理性的后果，而缺乏個人理性的決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產生從全社會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顫抖之手(trembling hand)對策模型預見個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優勢。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將游戲規則理性與個人行為理性相區別，他們認為規則理性是一種有限理性。他們用社會實驗證實人們追求規則理性的行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個人行為的非理性。而規則理性往往不能由個人行為的理性產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謂“根本的不確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將這一思想發揮。他們認為不完全信息是指決策者知道某一變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發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確定性是指決策者根本不知道變量有幾個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個可能值發生的概率。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稱這種根本不確定性為認識力的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見Lawson,1960,pp.42-43）。
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所謂根本的不確定性不是外生給定的自然界的不確定性，而是人類決策交互作用內生地產生的社會不確定性。換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沒有不確定性，人們決策互動的后果也可能產生根本的不確定性。凱恩斯(1973,p.113)將這種社會性內生的不確定性稱為碰運氣(aleatory)不確定性。如果我們以這種根本的不確定性作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礎，則我們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對策論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與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與完全理性并行不餑。實際上有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對策模型中，豈止是完全理性，每個局中人都具有超級完全理性。
最近黃有光、姚順田、楊小凱、趙一民等經濟學家掀起一陣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論的浪潮。他們重提Hurwitz定理，該定理證明瓦爾拉斯競爭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勵機制中達至社會理性所需信息處理費用最小的激勵機制。換言之，瓦爾拉斯競爭機制在達到社會理性的條件下，對個人理性的要求最低。這種特點不但指社會總的計算費用低，而且個人決策面臨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確定性”。每個決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產函數、效用函數，而且對有不確定性的參數個數、取值范圍及其概率分布一無所知。如果他們要獲得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費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為基礎計算最優決策的費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個人只能按照看得見的市價做決策，而不理他人的決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價與決策又有互相依賴關系。更復雜的是，當人們用超邊際分析（給定職業對資源配置的邊際分析加選擇職業時用的總費用—效益分析）選擇專業時，每個人的最優專業化水平依賴于看得見的價格，而什么價格看得見又與所有人選擇的專業化水平有關。例如如果所有人選擇自給自足，則市場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價格。
由于這種看得見的市價和決策之間的互相依賴性，一個經濟中即使沒有外生的不確定性，個人決策之間及其與價格的互動也會產生社會性的根本不確定性。而人們的做決策過程，就是一個通過他們決策的互動以及所有人決策與價格之間的互動，逐漸用價格制度試驗不同的分工網絡，一步一步通過社會試驗，了解對全社會有利的組織信息。
在這個過程中，價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們傳遞抽象的信息，而不能傳遞具體的私人信息。例如當木材價格上漲時，房屋建筑商了解到，從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優決策應該是減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漲價是由于森林起火，還是由于人們對木材家具更喜愛而引起的。而這種與他自己利益有關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對全社會福利影響的信息，盡管個人并沒有能理解這全社會福利信息的理性。換言之，在這個用價格制度做社會試驗，逐步獲得社會理性的過程中，個人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個人面對根本的不確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它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價格制度和社會試驗不可能減少根本的信息不對稱，相反它可以在每個人只知道全社會信息的極小一部分時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個專業的信息。由于這種自由價格制度的功能對個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極低，所以可以大大促進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又會增加信息不對稱。例如每個專家根本不必懂其它專業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過市場競爭享受各行各業價廉物美的產品。這正是哈耶克、奧地利學派所說的市場在個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確定性條件下，綜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黃有光、楊小凱將他們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稱為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順田用不動點定理證明了序貫均衡存在的條件。
我們用幾個例子說明瓦爾拉斯序貫均衡概念。首先，看麥當勞連鎖店的創立和發展，在麥當勞連鎖店創立前，飯館的價格相當高。當時市場對飯館的需求也似乎與供給相當。如果飯館服務的價格稍微降低（以經濟學術語而言，即為在邊際上調節），利潤將會減少。因此，用傳統經濟學來指導決策將會導致這樣的結論：市場已在均衡中，利潤已最大化，創辦更多飯館或大規模減價只會造成損失。但是，麥當勞連鎖店的創辦人認為可能有另一種市場均衡，在這種均衡中，飯館服務價格比現有飯館低得多，因而很多人會減少自己做飯的次數，而增加對專業飯館的依賴，專業飯館由于生產規模擴大，內部專業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務成本大規模地下降，因此大規模降價也會有利可圖。如此一來，麥當勞創始人就不是以當時市場的邊際調節信息定價，而是將價格訂在普通人能經常上館子的很低水平上。麥當勞一開始就把目標定在大規模經營，用連鎖店的合約形式組織總部與分店之間的分工，使專業化的計劃管理、餐館設計、原料采購、廣告成為總部的專門部門。結果這種“組織創新”成為二十世紀最大的商業成功案例之一。傳統的經濟學對于分析這類“組織創新”的奧秘完全無能為力。其原因是，傳統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以內點最優決策為基礎，而實際經濟決策是以角點決策為基礎。內點決策表示所有決策變量最優值都是正數，所以找尋內點最優解只要在邊際上調節就行了。而角點決策則表示某些決策變量的最優值是零。零值和正值在若干決策變量之間的組合，意味著決策必須在很多個角點解之間進行比較和選擇。而決策從一個角點轉向另一個角點時，會造成產量和價格不連續地大幅跳躍，所以邊際調節根本不能提供最優決策所需的信息。
人們要得到決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須試驗所有不同的角點。這一方面意味著組織試驗會產生風險，成敗不可能像邊際調節那樣肯定；另一方面，試驗必須是從一種組織結構跳躍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結構，而不能只是邊際調節。這就意味著眾多的破產案例其實是人們獲得決策信息所必須的組織試驗，破產企業家的貢獻不見得低于成功的企業家。在這種組織試驗過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試驗目前不存在的組織，則人們永遠不能獲得決策所需的信息。如果相當一部分人在沒有十足把握時就去試驗各種不同的組織結構（不同的角點），則很多不同的角點就會被試驗，其中大部分當然不是最優結構，而破產就提供了有關最優結構的信息，使成功的組織得以被人模仿和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達的美國也是破產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說明有很多企業家在冒著風險試驗不同的組織，因此成功的組織出現的概率就會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發展，使這種組織試驗的風險分散，因而加速了組織試驗和企業家精神的發展。從這點而言，社會對失敗的企業經驗應非常重視和給以適當的尊重，不要簡單地將經濟理論性與成功劃上等號。
這個例子說明，企業家要搞組織試驗必須借助大量資本。因為新的角點均衡并不存在于現有市場中，而人們一般只相信現有市場的邊際調節提供的信息，企業家要說服人們與他一同去進行這種冒險的組織試驗，只能以賺錢把他們引出來。而一旦新的角點均衡不如現有均衡，則這筆投資就會血本無歸。因此，資本和風險是組織試驗不可或缺的兩個特點。這種對資本的看法與傳統經濟學對資本的看法很不一樣。傳統經濟學中，資本是一種生產所需的資源，資源越多，則產出也越多。而用角點分析方法來看資本。我們對經濟的最優決策有賴于我們對組織的信息，這一信息的獲得卻依賴足夠多的組織試驗，而進行組織試驗卻是要用賺錢把人們引來與企業家共同進行，這種試驗的成本就是資本，而資本的收益就是通過試驗所獲得的有關組織的信息而賺到的錢。
在用專業化提高學習的速度時，天生的比較優勢并不重要，而進入專業化與學習加速的良性循環（正反饋）卻非常重要。一個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過廣告或自我推銷的成功而進入某個專業，專業生產會提高他的學習能力，這反過來使他有機會加深專業化，進一步加速學習過程。這種自我加速的過程往往能使某些沒有先天優勢的人在短期內超過一些有先天優勢，但卻沒進入這個良性循環過程的人。有人將這種良性循環過程稱為“自我發現”，實際上這種過程是“自我創造”，而不是發現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為組織試驗是人們獲取經濟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點之間的組合造成的可能的組織結構和產權結構無窮多，人們不可能窮盡所有組織試驗，因此，人們對組織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在這種信息不夠的情況下，人們不應對經濟理性過于迷信，而應對看似無理性的組織試驗充分開放頭腦，不要有預先的成見。充分認識盡可能試驗不同的組織，在充分多試驗中靠碰運氣發財的態度，比預先算計清楚穩操勝券的態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們認為是一種對社會沒有貢獻的行業，這種預先的成見曾大大阻礙了經濟的發達。問題不是商業這個專業究竟是否有其價值，而是這種不開放的頭腦?，F在，我們也聽到人們在談論臺灣的“產業空洞化”如何對經濟有害，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密集工業的發展如何不利于技術的提升，以及景氣循環如何有害生產力。所有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與當年重農抑商的論調都是同樣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臺灣的“產業空洞化”不好？一種組織結構在市場競爭中自發地出現，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對這種復雜的理由，我們最好不要輕易下結論，而是對各種組織試驗開放自己的頭腦，讓時間去對不同的組織試驗下結論。以產業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臺灣沒有產業政策的效果，看來比新加坡和韓國的產業政策就不見得差（不少經濟學者論證香港的無產業政策比新加坡的產業政策效果為好，而臺灣也勝過韓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沒有任何產業政策，而開創了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勞動力密集產品的工業化模式。臺灣一度強制推行進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國際競爭和美國的雙重壓力下，五十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國際化政策，市場自動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創造了臺灣奇跡。后人稱當局有意設計了這個工業化模式，實際上沒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設計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場自發地創造了這個模式，然后其它三個“小龍”加以模仿。這些經驗說明了市場在組織試驗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
關鍵詞：奧地利學派 競爭理論 經濟學
前言
當競爭概念經由亞當、斯密（Adam Smith）及其前輩而進入經濟學時，它未被明確定義，但一般是指廠商進入可獲利的產業（或退出不獲利的產業），以及現存廠商根據市場狀況提高或降低價格。對于在這些或其他一些競爭形式中可能反映出來的企業素質，人們很少承認，事實上也未加分析。不過他們承認，在多數情況下，企業對市場價格確有某種程度的控制，控制程度與該產業中廠商的數量成反比。這些基本思想經過不斷發展與補充，與絕大多數現代奧地利學派分析，總的說來并不抵觸。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所反對的，是19世紀與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學派的完全競爭概念。完全競爭概念的發展始于古諾(Cournof，1838 年),他竭力要說明競爭的作用：在競爭過程后到達極限。被他所概念化的完全競爭狀態是一個市場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可以把任何一個廠商的產量從整個產業的產量中抽走而不會對價格產生可見的影響。杰文斯（Jevons）、埃奇沃思（Edgewworth）、老克拉克（J．B．Clark）和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爾后作出的貢獻，導致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完全競爭模式（施蒂格勒（Stigler），1957年；麥克納爾蒂（McNulty）．1967 年）。
根據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如 F·A·哈耶克（F．A．Hayek）所強調的，完全競爭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個均衡的狀態，卻緘口不談導致均衡的競爭過程。事實上，這個概念奪走了廠商與動詞“競爭”理所當然地結合在一起的一切業務活動（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競爭模式中，廠商不提高或降低價格，不區分產品，不做廣告宣傳，也不試圖針對其競爭者而改變成本結構，或者做一些在動態經濟體制中廠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堅持認為，完全競爭概念不適用于理解資本主義過程，其道理蓋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來，任何合乎事實的競爭分析，需要將分析的焦點從經濟如何有效地配置資源轉向經濟如何創造又破壞資源的問題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中，企業家是個受忽視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結構中，它占據著中心位置。通過打斷經濟生活的“循環流程”，即在現有的技術和生產與組織方式下正在進行的現有產品與服務的生產，企業家起著一種打破均衡的作用。這種作用是通過創新來實現的，即引入新產品、新市場、新技術、新原料與其他要素投入、新工業組織形式等等來實現的。其結果是以成本與質量優勢為基礎的競爭概念，熊彼特認為這比傳統理論的價格競爭更為重要，并且是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創造性破壞”的基礎。熊彼特認為，這種競爭在企業中產生了一種內部效率，它對經濟福利的重要性遠勝于傳統理論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對企業內部效率優勢的強調，使熊彼特比同時代許多更為傳統的理論家對大規模的企業組織甚至享有一定程度壟斷權力的企業，持更加寬容的態度。這也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共有特征。例如哈耶克，他對劃地為牢的壟斷與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加以區別，認為前者的代價超過了必要，但后者并無壞處，因為十分可能的是，一旦一個提供相同或類似商品或服務的企業具有了更高的效率，壟斷會消失或者被迫調整，以適應市場條件（哈耶克，1948年）。這正是熊彼特的觀點。由于來自新企業、新管理或新思維的競爭威脅，即便是大規模的企業，其立足點也是不斷地在動搖的。熊彼特的競爭分析，倒不是為壟斷力量辯護，而是為某些企業活動正名；這些活動只是根據完全競爭模式的比較觀點，才被判定為壟斷性的。他堅持認為，一個企業的素質遠比它的規模來得重要。
本輪危機始于房地產領域。2007年夏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西班牙等國房地產價格明顯下跌，至今仍無根本起色。這意味著即便房價有均衡價格，該均衡價格本身也是一直變化的。那么，房地產的均衡價格是多少？為何危機前后出現如此大的差別？從基本面因素看，決定美國房價的供求基本因素都不可能出現如此劇烈的變化。比如人口和家庭數量沒有明顯變化。其間改變最大的是人們的預期。金融危機表明，對于有投資屬性的商品，預期對其價格的決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將預期納入均衡分析框架，解釋力會增強，但預期是基本面因素嗎？
這種糾結其實大可不必。面對千差萬別且多變的價格，人們想搞清知道商品的內在價值及其決定，由此萌發了以勞動價值論為線索的古典經濟學。這也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礎。這個線索到李嘉圖達到頂峰后開始迅速變得模糊，從穆勒開始，經濟學（家）基本放棄了這一努力，傾向于不再區分價值和價格，價格或價值由供求均衡決定。
如果將均衡簡單地理解為市場供求相等的狀態，那么我們實際上一直都處在均衡世界中。危機前資產價格高漲是均衡狀態，危機后資產價格調整也是均衡狀態。
除資產部門，還有實體經濟部門；除局部均衡，還有一般均衡。危機使發達國家的失業率一度接近兩位數，企業明顯去杠桿化，經濟活動顯著降溫，經濟運行實際處在應有的均衡水平之下。所謂應有的均衡水平即是古典經濟學意義上的潛在產出水平；危機時的均衡水平對應的是凱恩斯所描述的非充分就業均衡?？梢哉f，危機對均衡理論的挑戰是不對稱的。危機時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解釋力明顯更強一些。但是，凱恩斯經濟學同樣是在均衡框架下的分析。只不過這時有效需求是產出和就業的唯一約束。
值得注意的是，危機并沒有使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度流行的非均衡理論學派走紅。這也表明，危機并未葬送均衡理論。實際上，均衡理論就是經濟學本身。危機既說明了均衡點本身的變化，也說明了對均衡點的偏離。這些完全可納入現有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因此，危機并不意味著均衡理論或經濟學的失敗。
經濟學是門解釋性學科，預測從來不是經濟學家的強項。與其他歷次危機一樣，這輪危機開始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仍在解釋過去和當時經濟金融運行的成功之處，而沒有成功預測風暴即將到來。當然回頭來看，就像當年克魯格曼被認為預見到了亞洲金融危機一樣，我們也會發現諸如末日博士魯比尼等一些經濟學家有先見之明。由此來看，這輪危機看上去沒能掀起經濟學上的革命。
實際上，面對現實的挑戰尤其是經濟危機的挑戰，經典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早已被改良。經濟學家不但逐一剖析放棄了一般均衡框架的前提（如加入交易是有費用的、經濟貨幣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不對稱、競爭不充分等），而且還認為均衡本身就可能是多重的，即現實中的多種情況，經濟學家都能提供解釋，且一個經濟學家的答案也不再是唯一的。這無疑增加了經濟學家的勝算。
[關鍵詞] 社會政策經濟學 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養老金經濟學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攫B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關鍵詞】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差異性
一、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以“解釋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規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資本論》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統地顯現。第一，唯物史觀作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恩格斯指出，經濟學在“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個自然史的過程”，他認為，“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么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機制，揭示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的歷史規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苯洕鷮W不同于自然科學，不可以用化學或物理實驗去研究，不能靠單純地感性直觀，只能借助思維的抽象力去分析。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種先驗的或純粹思辨的，而是歷史的，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歷史性和暫時性，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一般規律。第三，研究與敘述相統一的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到：“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边@種研究與敘述相統一的方法和抽象與具體相統一的方法又是統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從感性具體上升到思維抽象；敘述就是從思維抽象到思維的具體，這兩種方法在形式上有差異，但在本質上是統一的。第四，邏輯的與歷史的相統一的方法。邏輯的方法是從最簡單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疇出發，在思維中具體化，即就是從抽象到具體；歷史的方法是從事物的實際發展順序去研究，把握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在經濟學中，邏輯與歷史是相統一的。
二、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
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研究個人、廠商、政府或其他組織如何進行現實生產的選擇，使得資源高效利用，以較少的投入獲取最大化的回報。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是科學主義，在實際的經濟學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幾種。第一，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的分析方法。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法是西方經濟學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規范經濟學是以價值判斷為基礎，研究經濟活動“應該是什么”，在具體的經濟活動行為過程中會依據價值判斷來做出理性的經濟行為選擇。實證經濟學是采用像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把經濟現象之間的關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數量關系的函數關系，構建一定的經濟模型，通過這種模型進行一定分析來證明經濟活動選擇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經濟學中，均衡分析法分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去分析某一時間點、某一特定市場中的某一商品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時的價格決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產要素的供給與需求同時達到均衡時的所有商品的價格決定?？紤]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現實經濟活動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靜態分析是分析經濟現象的均衡狀態，完全抽調時間及其相關的變動因素，靜態地進行經濟現象的分析；動態分析法與靜態分析法相反，是對經濟活動變動的過程進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時間內有關經濟總量的變動以及相關經濟總量在變動過程中的相互關系。第四，經濟模型分析和邊際分析法。經濟模型分析法就是運用經濟現象中的數量關系來建立一定的經濟模型，然后去分析經濟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邊際分析法就是運用微積分方法去分析經濟活動中的某一經濟增量的變化，用以說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變化過程，其結果可以用因變量的變化率與自變量的變化量的比率來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經濟變量之間的依賴程度。
三、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差異比較
前言
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假設個人行為以自利為動機，以利潤（含效用）的極大化為決策標淮，建構出可操作的分析模型，去理解、預測和影響經濟現象。但自20世紀末以來，全球的新競爭情勢壓迫各國廠商追求持續創新，該理論的適應性逐漸遭到質疑。當創新轉為活躍時，傳統上假設為不變或緩慢地隨所得和消費變化的商品結構、生產結構、價格結構等都出現密集和巨幅的變動。也因此，誠如羅默（2015）的訴說，建立在均衡理論基礎上的經濟成長理論“在過去二十年來并未獲得任何科學上的進展已成共識”。
均衡理論的困境讓我們想到一句在奧地利經濟學派（以下簡稱“奧派”）圈內甚為流行的話：百年來，每一次經濟學理論的重要進步都是來自對主觀主義的進一步應用。本文認為，均衡理論已豐碩地完成了靜態分析的發展，唯有進一步納入主觀的企業家精神才可能踏入（真正的）動態理論的范疇。雖然企業家精神是奧派的核心概念，但他們也尚未成功地發展出完整的動態理論。論其因，除了學者在闡釋該概念時的不一致外，或許更該歸因于這些論述將行動人之功能假設的企業家精神與市場過程之實際企業家的能力混為一談。本文試圖提出以企業家精神建構完整之動態理論的一種可能途徑，不論是放在奧派典范或是新古典學派的典范之內。
本文架構安排如下：除作為前言之本節外，第二節將回顧均衡理論從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的發展及面臨的難題，第三節討論奧派學者在論述企業家精神上所遇到的局限，第四節將從文化演化論視野去建構完整的動態理論，第五節為本文結論。
均衡分析下的動態理論
經濟學展望人類社會的未來運作，而非記錄過去或現在的運作。若以當時的重商主義背景論，《國富論》的確是這樣。這傳統經由古典經濟學發展到當前的均衡理論。均衡理論利用數學重新陳述對自由經濟的追尋，以數學關系式去表達未來景象的均衡條件。它充分發揮數學的可操作性，發展出一套嚴謹的比較靜態分析，提供以可操控變數去影響均衡配置的科學手段。該理論關心均衡的存在條件，也討論這些條件是否符合柏瑞圖最適配置條件，因為這一致性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以文字陳述的“看不見之手定理”。
早期經濟學者相信個人偏好和生產技術無法在短期內變動，只有個人期初擁有的資源配置和政府權力才是可操控變數。其中，上一期的窖藏種子不僅是個人的期初資源，也把個人的決策連結到下一期。只要給定種子的發芽幾率，靜態的均衡理論就可以輕松地延展到兩期或無限期。種子可以改為資本財，只要添加一條關于資本財存量的累積方程式。但資本財不同于種子，非個別經濟單位能自行生產取得，必須仰賴資本財市場。遺憾的是，均衡理論放棄了繁復又異質的資本財市場，簡化為以貨幣為交易標的之資本市場。只要將個人效用改為跨期效用，均衡理論就可以探討多期的均衡配置，也就是經濟成長理論。在經濟成長理論中，可操控的變數多了貨幣供給量和重貼現率。
索洛（1956）在最早的經濟成長模型里接受外生給定的生產力（包括技術）參數，僅視個人儲蓄率為可操控變數。之后的發展有二，其一是將個人儲蓄率轉化為個人決策的內生變數，其二則是將外生給定的生產力轉化為可操控變數。直到羅默（1990）提出的內生成長理論，才進一步把生產力從可操控變數轉化成模型的內生變數。除了給定的期初資源和個人效用仍為外生參數外，新的經濟成長理論只剩下政府有能力透過資本市場的可操控變數去影響經濟成長。然而，經濟現實卻是，各國的一連串寬松貨幣政策和接近于零的利率并無法有效地帶動經濟成長。
誠如科茲納（1973）所說的，均衡理論是沿著嚴謹的軌跡發展。若其會失靈，其原因必然隱藏在其假設里。讓我們就均衡理論現有假設的四點隱性假設加以討論。
首先，均衡理論為了重述看不見之手定理，不得不采取方法論個人主義，假設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決策者。他們繼承了亞當?斯密，以自利作為獨立自主的決策標準。以自利為動機的個人不會主動限制自己的發展方向。然而，該理論為了保證均衡的存在，把個人限制在單一商品的交易。不論這單一商品是不具替代的特殊商品或是不存在替代的總合性商品，都讓個人決策只剩下數量的選擇，排除了創新商品的空間。商品創新遭限制后，超額需要就只會反映到價格以及衍生的供給數量的增加。超額需要是催生新商品的有效力量。如果創新不受限制，超額需要會催生新商品，并會帶走大部分的超額需要。這樣，原商品的價格就未必會上升，甚至會下跌。反過來說，當生產者看到商品價格下跌時，除了擔心需要減少外，或許更擔心新商品的出現。
第二，均衡理論的均衡絕非資源的最適配置。當社會的知識被限制去生產同質商品時，沒有理由可證明這配置會勝過被迫放棄的生產選擇。該理論為了強化均衡的最適性，常在教科書中論述選擇與放棄的對偶關系，也就是強調最高效用的最適條件與最低機會成本的最適條件是相同的。的確，人們在選擇時會評估所有知道的機會，明確地從中挑選。但在討論機會成本時，人們只有能力臆測被放棄之機會的可能效用，卻毫無能力去判定尚未認識以及尚未出現的機會。語意上，選擇就等于放棄，但這兩種行動所牽涉的知識范圍并不相同。均衡理論討論已知商品的最適選擇數量，不思考明天可能出現的選擇。但在動態理論中，以今天的知識去決定明天的選擇，就等于假設明天不會出現更有用的知識。
第三，均衡理論無關于經濟成長。當同質商品的消費數量增加時，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會遞減，這不利于消費的持續成長。遲滯的消費成長也不利于投資的持續。只要消費的邊際效用不遞減到零，內生成長理論依舊可以維持消費、產出與所得的固定成長率。然而，這只是數學游戲，因為在沒有其他消費選擇的情況下，持續增加的消費所能增加的邊際效用已極其微小。若能拋棄同質商品的設定，持續遞減的邊際效用會吸引生產者提供創新商品，讓新商品和新效用接手去推動經濟成長。只有不斷出現的創新商品，才能支撐持續帶來實際福利的經濟成長。
第四，為了合理化對商品種類的限制，新古典學派進一步以簡化方式扭曲方法論個人主義。他們提出“代表性個人”的概念，讓“他”代表一般化的個人；這樣，“他”的偏好和選擇就可代表社會的偏好和選擇，而“他”的供給也就代表社會的供給。由于“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偏好，也僅知道“他”的偏好，這樣就不必去思考其他替代性商品的需要。再者，在代表性個人的假設下，“他”的效用成為一般化的社會福利。利用這社會福利為指標，不同的均衡就可以比較，也給操控找到說辭。當模型抽出外生參數的線頭后，就不難順著邏輯去比較可操控變數在不同數值下的均衡狀態和社會福利。然而，代表性個人以“他”的自利目標作為社會選擇的標淮，把社會選擇化約到“他”的選擇。換言之，代表性個人的假設并非在強調“他”的普遍性，而是隱藏同質性個人的假設。當個人的行動成為社會整體行為的縮影后，我們將無法辨識經濟分析的對象是個人還是社會整體。個人的自主性也就被扭曲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抽走。
邊際效用學說是自利假設的詮釋，因邏輯上只有主觀的個人效用才能展開自利論述。新古典學派利用邊際效用學說的潛在數學特質，將探討個人在多商品選擇的均衡計算發展成市場的均衡理論，以及阿羅和德布魯（1954）的一般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此后，均衡就從市場交易的可能狀態發展成理想狀態。如上段第一點的討論，學者們在尋找均衡成立的數學條件過程中，逐漸地把自利當成了為探討均衡條件而存在的假設。
第三點已指出，均衡理論若要建立真正的動態理論，商品市場必須存在異質競爭。但這樣還不夠，因為不論異質商品的種類有多少，只要事先給定，就可以加總成為單一的總合商品，又回到單一商品的論述。為了讓異質商品可以持續且非預料地出現，動態理論必須解決“誰帶來這些異質商品”以及“如何帶來這些異質商品”的問題。
誰帶來這些異質商品？要回答這問題就必須放棄代表性個人假設，因為作為代表性個人的“他”能帶來的商品都已經是“他”所熟悉的。所以，在“他”之外，至少要存在一位在消費知識或生產知識上不同于“他”的人。如果只存在一位“另一個人”，就得假設“他”能于每一期創造出新的商品；否則，就假設社會存在不少這樣的人。個人與商品存在普遍的異質性，是方法論個人主義得以成立的前提。
自利假設能否推演出異質商品的結論？這答案跟自利假設的內容有關。對亞當?斯密而言，自利只涉及個人直接利益的計算，并不期待可預見的社會效果。看不見之手定理陳述的是預期外的結果。如果個人在行動時就能預見預期外的結果，這定理就不具價值了。因此，自利的范圍應限制在：在個人擁有的知識和能力所及范圍內，自己計算行動效果能帶來的凈利。在此定義下，自利者只會關心自己于短期內或可預見之利潤。當然，任何行動對不同期限的未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定義只是說：為了建立動態理論，我們必須于自利假設外另立第二項核心假設。這可有不少的選擇，但本文僅討論奧派強調的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
論述奧派的企業家精神得從米塞斯說起。他稱自己的經濟學體系為行動學（praxeology），并假設每個人都是具有獨立意志的行動人（acting man）。行動人擁有的功能之一是企業家精神，負責審慎盤算行動的利潤。除此功能外，行動人也擁有交易、投資、勞動等功能，和面對不確定的環境和未來的能力。他分別抽出這些功能虛構出各種僅具單一功能人，如資本家、勞動者、地主、投機者、企業家等。譬如，企業家的單一功能就是，直接面對個人被預先設定的能力與環境，尤其當他發現這些預設條件不利于實現個人目標時。為了避免文字混淆，他稱此為純粹企業家（pure entrepreneur），并改稱世俗通稱的企業家為促進者（promoter）。于是，資本家同時存在單一功能的資本家和真實世界中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勞動者同時存在單一功能的勞動者和真實世界中擁有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地主等亦然。在行動學中，功能是無數量的差別，但真實世界的資本與人力資本都存在數量的差異。不同于資本家或勞動者，純粹企業家除了作為功能人外，在真實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數量差異的對應分類，這帶給奧派學者不少的爭執。
另外，在真實世界，有些人會因創造能力平常而選擇與預設條件妥協。因此，若不追隨米塞斯的定義，我們可以從個人對預設條件的態度（接受或未必接受）和創造能力（一般或超越常人）去觀察真實世界的企業家，然后發現大多數的企業家都是接受預設條件但能力較強的企業家。值得注意的，米塞斯不討論能力較強又不愿接受預設條件的企業家。由于米塞斯探討的是作為行動人而存在的企業家精神（或據此虛構的企業家）而不是真實世界的企業家，又由于他在奧派中占有導師的地位以及他不夠徹底的論述，導致后學者在論述企業家精神時陷入不少的混戰。
科茲納早期在論述均衡理論的危機后，曾試圖植入企業家精神。他繼承米塞斯以企業家精神為行動人之功能的假設，同時也以主觀評估去看待預設條件的約束。他認為企業家都會預估明天的市場供給與需要，但每個人主觀預估的均衡數量與均衡價格各不相同。當個人發現市場的交易價格不同于預估的均衡時，屬于行動人的警覺性立即感知利潤機會的存在。感知并不需要以擁有資源為前提，也不需要投入成本。但由警覺到投資是需要資源的配合?？破澕{的論點遭受不少其他奧派學者的批評，主要是反對他無法放棄均衡的概念。批評者認為，均衡概念一旦進入企業家的大腦，就會局限他的思考方向，一如把戰馬戴了眼罩，只能看到趨向均衡的方向。企業家的視野遠大于這類的警覺和行動，沒必要朝向虛構的均衡收斂。就本文而言，我們關注的只是朝向均衡收斂的行動未必會創造異質商品。如上一節提到的，只有連續出現新商品，動態理論才能表現出真正的經濟成長。
和科茲納不同，熊彼特（1911）描述的企業家擁有強烈的膽識、毅力和決心。他們和米塞斯的定義很接近，其行動不受預設條件的約束。不過，熊彼特認為這種企業家精神只有少數人具有，并非行動人之普遍屬性。但如前述，利用成功企業家的個案可以發展出一套創業管理學，卻無法建構出經濟學的動態理論。科茲納（1999）在接受同僚的批評后，納入米塞斯與熊彼特的開放性，提出將早期的警覺性論述修正為前瞻型警覺（Forward Alertness）。前瞻型企業家是市場的開創者，計劃打造一個比藍海市場更寬廣的新市場，若借用熊彼特的話，他們具有企圖開創屬于其自己的商業帝國的雄心。他們著眼的利潤原本就不存在，而是隨著企業家的開發才一點一滴地呈現出來，也不是早期強調的趨向均衡的利潤機會。
前瞻型警覺讓科茲納回到米塞斯的純粹企業家假設。純粹企業家只是功能性人，并非在真實世界進行創新、投資、經營的促進者?？破澕{的確可以讓企業家停在功能人以專心探討財產權理論，或讓企業家精神停在行動人屬性以專心探討警覺的內容，然后如萊文（2015）的建議，將真實世界的活動交給可以同時擁有資本和企業家精神的真實世界的資本家。奧派動態理論的缺陷并不在企業家是否真實存在、抑或他們是否必須擁有資本，而在于：真實世界的企業家是如何獲取正的利潤的？他們是否有能力長期維持正的利潤？即使個別企業無法持續，整個社會是否能長期維持正的利潤？
企業家精神與經濟成長
當行動人都擁有上述創業精神的兩種警覺時，他們不難發現或創造利潤機會。當他們以企業家（促進者）的身份進入市場過程，是需要資本的支持才能將警覺落實為創新與經營。在落實過程中，前瞻型警覺相對于回顧型警覺需要更為自由開放的制度條件。本文假設已有一個不受干預的自由開放市場。于是，只要擁有足夠資本，能力較強的企業家就可以展開新的事業。新創事業會面臨市場競爭的檢驗，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成功的也可能很短暫或相當長久。成功指的是賺得正的利潤。當整個社會獲取的總利潤不斷增加時，就是奧派意義的經濟成長，也就是經濟學動態理論探討的對象。詳言之，動態理論探討個別企業家為何會成功？為何成功的企業家會多過失敗的？為何社會能接續地出現成功的企業家？
個別企業家為何會成功？讓我們考慮一位能力較強又擁有足夠資本的企業家。如果他落實的是回顧型警覺，就會循著均衡收斂方向行動；如果落實的是前瞻型警覺，行動方向就很難說，但離不開個人擁有的資本。資本愈多，可以落實的警覺就能離現況越遠。他的行動也可能介于這兩種警覺之間，選擇與現行商品具有部分替代的方向，畢竟邊際行動能同時擁有容易被接受和開創新局兩種特征，雖都只會是一小步。利潤規模決定于供需雙方的實際行動。成功的創新必須贏得消費者的足夠購買。由于警覺和落實都是主觀的，企業家必須成功地說服消費者愿意購買其產品。
說服是主觀間的互動行動，互動的另一方是消費者。企業家必須說服消費者對新商品產生效用，尤其是購買之前的預期效用。普遍的做法就是傳遞消費知識，讓消費者獲得該商品的相關消費知識。在企業家方面，科茲納認為警覺不同于知識；這對消費者也成立。消費知識不等于購買行動，而其間可以切入的行動就是說服。兩人之間或許可以情感為訴求。在多人的社會，說服該如何進行？科茲納曾討論過這類行銷與廣告，反而成為管理學界感興趣的議題。
為何成功的企業家會多過失敗的？當每位企業家成功的機會提高后，成功的企業家自然就多過失敗的。這結果可能來自于每位企業家都努力在提升消費者的消費知識和說服他們。羅默（1990）認為個別廠商的研究發展知識會擴散到其他廠商，產生正的外部效果而形成產業的報酬遞增。事實上，廠商在提升消費知識方面產生的正的外部效果強于他們在生產知識方面的擴散效果。只要少數幾家企業家的行動，就足以形成消費知識的外部效果，而不必需要大多數的廠商去進行類似行動。不僅如此，消費者之間相互模仿與暗地競賽，不僅加速消費知識的擴散，更會激起消費者在消費方面的企業家精神，也就是提高個別消費者勇于嘗試新商品的意愿與勇氣。
從外部效果去論述企業家成功的機會會多過失敗的概率，并不要求每一位企業家去行動。若每一位企業家都采此行動，效果自然更大。如果消費者在消費方面的企業家精神減弱，或是企業家從擴散消費知識的行動中退縮，可以預期，成功機會多過失敗的概率就會下降。我們說，企業家的警覺與落實都是主觀的，基本上可以假設他們的行動是獨立的，只要他們用以計算利潤的外部資訊不受操控。若外部資訊受到操控，即使各自在主觀下判讀，企業家也會出現集體性的偏誤。米塞斯認為這種判讀的集體性偏誤，只有在政府為確切目的而操控外部資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
最后的問題是，為何社會能持續出現成功的企業家？超額利潤會吸引新的創業者，即使他們只抱著分一杯羹的心態提出替代品，也必須在商品的某些特征方面優于原商品。不少潛在競爭者會來自于消費者從該商品的愛好者轉變成新的供給者。他們或許在生產知識方面不如原創業家，但能擁有更貼近消費者的消費知識。他們提出的替代性商品只屬于邊際創新，但新商品會繼續誘導出新的邊際替代性。只要在這連續的創新過程中出現少數的具前瞻型警覺之創業者，商品的演化路徑就會脫離任何可預知的方向。科茲納認為對利潤機會的追尋也會創造新的利潤，其意思必須以存在少數具前瞻型警覺之企業家為前提，而這前提在自由開放的市場下并不算苛求。
商品的持續創新未必要完全仰賴生產者，奧派學者的動態理論過于強調生產者角色。動態理論可以視為奧派文化演化論的應用理論，其演化過程是在企業家和消費者的互動下發展的。企業家和消費者都只是虛構的功能人，若反映到真實世界，真實的消費者可以轉身為真實的創業者，而真實的創業者也是在真實的消費中尋找創新的靈感。為了建構一個能持續出現新創業者的動態理論，我們必須賦予真實的消費者兩種警覺的能力，而不是強調真實創業者的特殊能力。讓真實的消費者擁有兩種警覺并不驚訝，畢竟警覺只是行動人的部分功能。這意思是，我們必須從行動學的角度視自利和企業家精神為行動人的兩項功能假設，而不是把企業家精神視為真實創業者的特征，才能建構出真正的動態理論。
結論
經濟學家非常堅持自利假設的普遍性，即使行為經濟學家也只否認它的獨一性。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都強調自利假設在理論建構上優于其他假設。我們經常在報章上讀到諷刺自私自利假設的文章，當然，經濟學家會加以駁斥，一則是經濟學家只在方法論上假設了自利，二則是人們常把經濟學意義上的自利與極具負面意義的自私相混淆。的確，自利只是理論假設，毫無影射真實個人的行為動機。有意思的是，企業家精神并非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概念，卻也深受他們的喜愛，只因企業家精神在語意上帶有強烈的正面意涵，讓人不愿也不忍去懷疑它的真實性。
亞當?斯密比喻中的面包師或屠夫的自利都是真實的，但布坎南（1997）認為他強調的乃是此天性表現的交易傾向。米塞斯也以邊際效用為例，說明那只是對消費行為的普遍性假設，并非指生理或心理的真實狀態。當我們視企業家精神為行動人的一種功能假設時，應關切的是其普遍性，而非真實內容。
我國商業經濟學的發展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建國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是我國商業經濟學的初創階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初步確立了商業活動中的經濟關系和商品流通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商業經濟學科體系;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得以確立，以高等院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調整為轉折點，商業經濟學研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時期代表作有如下幾類:人民日報出版社《現代商學通論》(1994年版，黃國雄等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貿易經濟學》(1995年版，林文益主編)、中國商業出版社《商業產業論》(1995年版，徐從才等著)。綜觀各種商業經濟學教材，筆者認為存在著如下一些問題。
(一)研究對象不明確
現有的各種版本的商業經濟學教材，對于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的表述各不相同，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類:“關系論”、“規律論”和“實務論”?！瓣P系論”認為，商業是交換的發達形式，研究商業經濟首先要從研究交換開始;商業在社會的商品交換中處于中介地位，因而以商業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就成了商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可操作性很差?！耙幝烧摗眲t認為，在商業這個特殊的經濟領域內起作用的是兩類規律:第一類是一般經濟規律，第二類是商業自身特有的規律。商業經濟學的任務在于闡述后一類規律。事實上，經濟學意義上的商業經濟研究不能把經濟規律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而只能是研究的結果;并且，所謂的兩類經濟規律并沒有劃分開來的必要;再者，就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趨勢看，能夠被普遍接受的經濟規律是愈來愈少而不是相反。“實務論”則認為商業經濟學應該突出實用性，以商業業務作為研究對象，這樣商業經濟學就能夠擺脫學究的形象，被社會所接受。殊不知，這恰恰使商業經濟學與商業企業管理學、市場營銷學等相混淆，最終將斷送商業經濟學的發展。研究對象的不明確必然導致理論體系不完整、缺乏嚴密的邏輯聯系，出現許多以政策取論分析的現象。
(二)研究內容空泛化
現有的商業經濟學由于研究對象不明確，又固守“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前提，因而在研究內容上有許多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復和延伸，沿用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范疇，重復其結論。學生常常有“何必再學”的困惑。同時，有相當多的教材將商業內部具體操作的業務細節納入，沖淡了商業經濟學作為經貿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的學術研究氛圍。研究內容的空泛化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都感到內容枯燥、空洞、乏味，非常難以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這也許是所有從事商業經濟學教學的教師的深刻感觸。
(三)研究方法簡單化
迄今為止，所有的商業經濟學教材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以規范研究、定性研究為主，基本無視西方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存在，導致對大量商業經濟實踐的解釋乏力。即使在定性分析中，也是對商業自身運行的分析很少，而表面化、大眾化的結論很多，缺乏作為專業基礎理論課教材所應有的深度。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缺少現實經濟的根基。學生普遍感覺抽象、一頭霧水，學習過程中也難以給予相應的重視程度，給教學帶來很大困難，其實我們每年有相當豐富的商業統計資料可用于實證研究的。
二、對商業經濟學教材建設的思考
應該說，商業經濟學所存在的這些問題在我國的大多數經濟類教材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在很大程度上導源于傳統經濟學的不足。在我國加人WTO以后，我們的經濟類教材面臨著重大的變革。這里，筆者主要談談商業經濟學教材建設的思路。
(一)確定研究對象為商品交換服務的供求和運行機制
界定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必須分析其學科特性和研究目標。商業經濟學首先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經濟學的本質就在于研究由資源配置而引起的產品供求;貿易活動為社會所提供的產品本質上是一種無形產品—商品交換服務。因此，商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是商品交換服務的資源配置所決定的供求和運行機制，而商品交換服務又涵蓋整個經濟活動中的貿易活動。所以商業經濟學在加入WTO以后改為貿易經濟學更為妥當，更容易使貿易理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體系中。這樣，在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可以使貿易經濟學區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專門分析商品交換服務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為分析、解釋、研究、考察貿易實踐提供一個一般性的理論框架，而不能將它看作為簡單的只研究商業的部門經濟學。
(二)確定研究內容
貿剔淤撇材建設的重點是確定其研究內容，這是一個非常艱難、復雜的問題，筆者抱著與其藏拙不如獻丑的態度，提出一個粗略的思路。貿易經濟學的內容也許可由如下幾方面來組成:(1)分工與交易的均衡理論:專業化和交易的選擇、專業化和綜合化的均衡、交易費用的下降導致交易的發育等等。(2)市場理論:市場規律、市場原則、市場發育、市場體系、市場進人和退出的壁壘、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不同市場態勢對商品交換的影響等等。(3)貿易形式理論:分析對社會、企業而言，選擇什么樣的貿易形式能節約交易費用，提高交換總效用?，F貨貿易和期貨、期權貿易;純粹買賣和商業信用買賣;買斷和、信托、經紀;批零(超市、百貨、連鎖、綜合商社)等等。(4)貿易企業理論:“縱向一體化”后貿易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實現問題、貿易企業如何選擇流通環節、流通渠道以及其影響因素、集團化和單體化的選擇、貿易企業的結構與布局、貿易物流等等。(5)內外貿之間如何保持均衡:貿易順差、逆差與內貿之間的均衡、流通領域內外資的均衡等等。(6)整個流通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均衡:工業與流通業、農業與流通業的均衡等等。(7)貿易管理理論:貿易擴張、貿易保護、貿易法律、貿易管理體制等。
關鍵詞:過度競爭;伯川德模型;Salop圓周模型;進入和退出壁壘;市場需求預期;
一、引言
主流經濟學理論一直倍加推崇自由競爭,原因是他們認為不斷強化競爭可以增進經濟效率和提高社會福利?；谶@種認識,經濟學界的絕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任何限制競爭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理論指導現實,在此種理論指導下,各國采取的普遍的經濟政策都是促進競爭和限制壟斷。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實情況,隨著競爭強度的不斷加劇,部分行業的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并未如理論中所描述的那樣出現改進,反而出現惡化。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套理論的分析方法是基于靜態的、完美假設條件的均衡分析。對于現實的動態的市場狀況而言,這套理論就顯得力不從心?；谶@種狀況,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過度競爭”的概念,從動態角度和現實經濟現象上來研究競爭。
“過度競爭”提出后,其存在性一直受到質疑,故一直未被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被排斥在主流競爭理論之外。鑒于此,本文從理論和中國現實狀況的角度分析“過度競爭”存在的可能性,并給出相應的結論,以期能夠指導現實。
二、過度競爭的涵義
“過度競爭”的概念是貝恩在其產業組織學的奠基之作——《產業組織》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的。貝恩從哈佛學派的SCP范式出發,認為“過度競爭”是市場集中度低、持續的過度供給(或過剩生產能力)和經濟績效較差的市場結構,并從表現形式上加以描述。
除貝恩外,其他較有代表性的對“過度競爭”的描述,包括日本的通產省、中國的秦海、曹建海、羅云輝和夏大慰等。由于是結合中國實際狀況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引用曹建?！斑^度競爭”的概念,對其進行分析。
曹建海對過度競爭的定義為:過度競爭是指由于競爭過程內生或外部因素的作用,主要發生于非集中型或較高固定成本的寡頭壟斷市場結構等退出壁壘較高的純粹產業中的企業數目過多、產業過度供給或過剩生產能力現象嚴重,產業內的企業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竭盡一切競爭手段將產品價格降低到接近或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使整個產業中的企業和勞動力等潛在可流動資源限于只能獲得遠低于社會的平均回報和工資水平的窘境而又不能順利從該產業退出的非均衡的狀況。
三、過度競爭的存在性分析
(一)基于伯川德模型的過度競爭分析
伯川德模型認為若市場上雙寡頭生產同質的產品,并按照靜態價格競爭或者一次性價格競爭時,他們按照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方式定價,即當p=MC時,達到均衡。假設廠商1和廠商2的定價分別為p1和p2,c為每單位商品的生產成本,當p1=p2=c時,形成均衡,兩個廠商獲得正常利潤。若廠商1略微提價,p1=p2-a,a為任意小的正數,這時廠商1就可以獲得全部市場,并可以得到p2-a-c>0的正利潤。同樣,廠商2也可以利用上述的行動來獲得正的利潤。顯然,兩家企業在這個過程中的價格并不是均衡價格。最終,當兩家企業通過上述過程實現
下面我們將通過伯川德模型來分析無數企業的競爭過程。我們先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適度放松,假設市場上有無數個企業進行競爭,企業提供的產品視為無差異,他們進行一次性的價格競爭,市場需求函數為Q(pi)(i≥2),pi表示第i家企業的價格,pj表示第j家企業的價格,每家企業的邊際成本為ci(每家企業的邊際成本并不完全相等),固定成本為f。對于第i個廠商的需求為:
Q(pi)當pi,廠商i的價格最低
qi(pi,pj)=Q(pi)/n當pi=pj,所有廠商的價格都相等
0當pi﹥pj廠商i的銷售量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