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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生物農藥;蝗蟲;防控效果;內蒙古赤峰
中圖分類號 S4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5)14-0114-01
Study on Effects of Controlling Grassland Locusts by Three Kinds of Biocide in Chifeng Area
SUN Xue-tao HU Yan-cheng BA Bu-la
(Chifeng Grassland Station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Abstract Effects on three kinds of biocide to control grassland locust in Chifeng area were studied,in order to provide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effect of locust control work in the same are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1.3% Matrine AS,0.3% Azadirachtin EC and 1.2% Matrine-Nicotine Emulsion reached 85% on the 1 4th day after spraying in field.The effect of 0.3% Azadirachtin EC reached 90%,which had a good efficiency.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rassland locusts could be chosen,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reduce the pollution.
Key words biocide;locusts;control effect;Chifeng Inner Mongolia
赤峰市位于東部,是內蒙古高原向松遼平原過渡地帶,屬溫帶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區,光照充足,雨熱同期,氣候和土壤條件比較適宜害蟲的生長繁衍,一直都是蟲害的高發區、頻發區和易發區,尤其以草地蝗蟲危害最為嚴重,近幾年每年都有大面積蟲害發生[1-2]。
據統計,2013年赤峰市發生蝗蟲災害面積37.73萬hm2,嚴重危害面積16.07萬hm2;2014年赤峰市草原蟲害發生面積及危害程度較往年均有所升高,屬中等發生年份,2014年赤峰市發生蟲害面積44.20萬hm2,嚴重危害面積23.41萬hm2,主要危害的蝗蟲種類有亞洲小車蝗(Oedaleus decorus)、寬翅曲背蝗(Pararcyptera microptera meridionalis)、短星翅蝗(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vnn)、寬須蟻蝗(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vnn)、紅翅皺膝蝗(Angaracris rhodopa)、毛足棒角蝗(Dasyhippus barbipes)和白邊痂蝗(Bryodema lu-ctuosum Stoll)等,其中又以亞洲小車蝗危害最為嚴重。
化學農藥防治草原蝗蟲已有很多年的歷史,產生的抗藥性、農藥殘留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已日趨嚴重,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試驗和推廣應用無污染的生物農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3-5]。為有效減少草地滅蝗應用化學制可能造成的危害,達到國家畜牧總站“十二五”期末草地蟲害生防比例達到50%以上要求,赤峰市在防治蝗蟲中逐年提高生物制劑的比例。本文通過試驗研究了生物農藥苦參堿、印楝素和煙堿?苦參堿合劑分別對草原蝗蟲的控制作用及有效施用濃度和施用方法,為有效控制蝗蟲危害、保護天敵、發展無公害生產提供科學依據,對大面積推“綠色植保”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6-7]。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1.1.1 供試藥劑。1.3%苦參堿水劑(北京中環柯琳科技有限公司)、0.3%印楝素乳油(新疆巨恒生物開發有限公司)、1.2%煙堿?苦參堿乳油(內蒙古帥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防治對象。供試蝗蟲為內蒙古赤峰市天然草原上的優勢種蝗蟲,主要種類為亞洲小車蝗、寬翅曲背蝗、短星翅蝗、寬須蟻蝗、紅翅皺膝蝗、毛足棒角蝗和白邊痂蝗等,其中亞洲小車蝗占總蝗蟲數量的80%以上。
1.1.3 試驗器材。德國進口約翰迪爾拖拉機、北京克勞沃AJ401噴藥機、樣方框、捕蟲網、標志旗、量筒、量杯等。
1.2 試驗設計
試驗共設10個處理,分別為1.3%苦參堿水劑150、300、450 mL/hm2;0.3%印楝素乳油90、120、150 mL/hm2;1.2%煙堿?苦參堿合劑乳油30、60、90 mL/hm2;以清水作對照(CK)。3次重復,小區采用隨機排列,小區面積為667 m2,每小區間隔為10 m。
1.3 試驗方法
采用約翰迪爾拖拉機(德國進口)載超低量噴霧器(北京克勞沃AJ401噴藥機),根據拖拉機的噴幅和噴流量調節車速。藥劑的使用濃度,均參考藥劑生產企業對草原蝗蟲所推薦的用藥濃度確定。施藥當天天氣晴朗,微風,氣溫25 ℃。
1.4 數據處理
用樣框取樣法于施藥前調查各個處理小區的蟲口基數,施藥后1、3、7、14 d調查各處理區蟲口數,計算各處理下的死亡率及防治效果[8-9]。計算公式如下:
2 結果與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均對草原蝗蟲具有較好的防治效果,藥后14 d供試藥劑防效達到最高,具有很強的持效性。不同濃度的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各處理在噴藥后1、3、7、14 d對蝗蟲表現出不同的防治效果。
施藥后1 d,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的防治效果存在顯著性差異,不同濃度的苦參堿的防治效果分別為48.42%、59.96%和63.56%;不同濃度印楝素的防治效果分別為45.36%、54.65%和58.29%;不同濃度煙堿?苦參堿的防治效果分別為50.28%、60.51%和65.69%,濃度為150 mL/hm2的苦參堿和苦參堿其他2個濃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極顯著差異,濃度為90 mL/hm2的印楝素和印楝素其他2個濃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極顯著差異,濃度為30 mL/hm2的煙堿?苦參堿和煙堿?苦參堿其他2個濃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極顯著差異。
施藥后3 d,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的防治效果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濃度為150 mL/hm2的苦參堿和苦參堿其他2個濃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極顯著差異,印楝素3個濃度的防治效果沒有顯著性差異,濃度為90 mL/hm2的煙堿?苦參堿和煙堿?苦參堿其他2個濃度的防治效果存在極顯著差異。
施藥后7 d,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的防治效果存在顯著性差異,苦參堿3個濃度的防治效果有極顯著差異,濃度為30 mL/hm2的煙堿?苦參堿和煙堿?苦參堿其他2個濃度的防治效果存在顯著性差異。
施藥后14 d,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的防治效果沒有顯著性差異,防效都達到了85%以上。
3 結論與討論
苦參堿、印楝素和煙堿?苦參堿均屬于生物農藥,均提取自植物,這一類農藥的特點就是蝗蟲一旦觸及藥劑就會被麻痹神經中樞,繼而使蟲體蛋白質凝固,降低蝗蟲的取食率和對食物的轉化利用率,堵閉蟲體氣孔。這類藥劑還能影響蝗蟲的正常呼吸節律,影響昆蟲體內激素平衡,從而干擾昆蟲生長發育,使蝗蟲窒息死亡,影響蝗蟲的生命力,是對人畜低毒的廣譜殺蟲劑,具有胃毒和觸殺作用,防治效果好,降解速度快[10-12]。
該試驗結果表明,1.3%苦參堿、0.3%印楝素和1.2%煙堿?苦參堿均對赤峰地區草原蝗蟲具有較好的防治效果,在施藥1周左右防治效果都可以達到70%以上。生物農藥雖然沒有化學農藥見效快,但是防治效果并不低于化學農藥,而且它們不殺傷天敵,符合農牧業可持續發展對藥劑的要求,可以在原生態治蝗中大面積推廣應用。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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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劉軍.印楝素防治蝗蟲試驗效果[J].植物保護,2007(9):33-34.
關鍵詞:干旱牧區;草原退化;災害;生態保護
中圖分類號:S4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2
一、研究區概況
錫林郭勒草原牧區既是內蒙古重要的畜牧業區,也是我國重要的畜產品基地,處于西部大開發的前沿,也是京津唐經濟開發區的綠色屏障;屬于內蒙古草原災害發生頻率高地區,對干旱牧區災害風險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以上理由,將選為東烏珠穆沁旗作為典型干旱牧區研究對象。
二、東烏珠穆沁旗草原牧區主要災害
(一)干旱為主要災害
干旱是指在牧區沒有具備現代農業灌溉條件下的地區長期缺雨水,造成氣候干燥,草場牧草年景不樂觀,牲畜飲水出現隱患的現象。本文主要從降水量和溫度這兩個氣候條件研究該旗干旱災害。降水量的多少對牧區生態系統的影響是直觀的,假定溫度恒溫的狀態下,降水量過多會導致牧區洪澇,降水量過少會導致牧區干旱,不管是洪澇還是干旱災害的發生,都會破壞牧區生態系統的平衡。
據統計:該旗1981~1990年間,年平均降水量達到255.8mm,平均氣溫1.28℃;1991~2000年的平均降水量為281.4mm,由于1998年的特大水災,與上10年相比增加了25.6mm。年平均氣溫為1.93℃,與上10年相比升高0.65℃;2001~2011年間,年平均降水量為137.6mm,與上10年相比減少143.8mm。年平均氣溫為2.56℃,與上10年相比升高0.63℃。從上述數據可以看的出,該旗除了1998年特大水災的影響以外,總體上降水量逐年減少,相反氣溫逐年升高。
降水量的減少引起干旱災害,從而影響牧草的產量,會給牧區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干旱災害涉及面廣泛,進一步加劇干旱牧區東烏珠穆沁旗的生態環境脆弱性,威脅著草原牧區生態系統維持平衡的資源基礎,使原本就緊張的人地關系更加惡化,給草原牧區經濟發展的進程產生額外的外部壓力。
(二)草原生物災害(鼠、蟲)時有發生
生物災害是指人類與各種動植物相互依存的平衡遭到破壞,從而危機生態環境的一種災害。干旱災害與草場退化的惡性循環,生物多樣性的減少成為草原牧區生物災害(鼠、蟲)發生的前提。由于發生面積巨大防治面積有限導致草原蝗蟲在該旗大面積爆發成災,70%以上的可利用草場遭受了蝗蟲災害,嚴重時赤地千里,蝗蟲成片、寸草不生,給畜牧業帶來致命性的打擊。據調查,部分草場又遭受鼠害,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草原生態保護的發展。
(三)雪災(白災)災情比較嚴重
雪災是牧區經常發生在冬春兩季的主要氣象災害,是降雪過多引起地面積雪覆蓋部分或全部牧草,阻礙牲畜在草場上吃草,從而導致牲畜掉膘,母畜流產,仔畜存活率降低,死亡率上升。冬春兩季度降雪量與雪災危害度成正比。雪災的持續時間就是開始下雪到結束。據了解,草原雪災主要集中在10月份和第二年的5月份,在11月份出現的概率是50%以上,次在來年3-4月份雪災高發期出現的次數占總數約40%。
(四)草原火災損失慘重
草原火災春秋兩季發生的頻率高,由于秋季草原上的草開始干枯,加之人為的因素很容易引發火災。人為因素主要有當地居民傾倒的爐火復燃、機動車引擎噴火、野外亂扔煙頭、禁火區小孩玩火等等。草原火災起因多,造成的生態和經濟損失慘重。如2012年4月7日東烏珠穆沁旗發生一起特別重大草原火災。經統計,受害草原面積7.66萬公頃,造成2人死亡,8人輕傷,120戶牧戶受災,死亡牲畜近2萬頭(只),造成直接經濟損失8665.3萬元①。
三、建立草原生態長效機制建議對策
(一)國外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啟示
澳大利亞、新西蘭的草原畜牧業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主要靠先進科學技術對天然草地資源進行改良和開發利用,建立了低投入、高產出的人工種草養畜生產體系,致力于牧草、牲畜品種的培育、改良和推廣應用,不斷尋求草畜的最佳組合方式,健全的農業科研體系結合完備的農業推廣模式,從而降低了災害損失,形成種草―養畜―畜產品加工增值的良好生產體系。
1.高效的畜禽防疫和保健體系
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都建立了嚴格的牲畜衛生制度,并形成了高效率的衛生保健體系。眾多覆蓋全國的國家級、州級的、地區級疾病監測網點和實驗室。在澳大利亞,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與獸醫、政府獸醫機構和科研機構之間,是一體的網絡關系。這樣的一種體系使得信息的迅速交流和反饋得到了保障。
2.完善而健全的災害預防體系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政府在草原牧區區域建立了完善的應對自然災害發生的預防機制。設立有各級草原工作站,根據不同生物災害的預測預報技術規范,按時定點進行監測和調查,對草原鼠、蟲、病害、毒雜草發生趨勢進行分析,提出長期預測報告;草原生物災害預警信息,主要來源于各級草原工作站的趨勢預測和地方實地監測報告。對于草原區域潛在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信息及時的掌握并作出相應的措施,做到了有效的預防。
3.有效而及時的減災應對體系
對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政府建立的各級草原工作站,在自然災害發生后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各級草原工作站,要根據草原生物災害發生情況,把握最佳防治適期,工作站提前部署草原生物災害防治工作,深入災區指導救助工作;制定、完善草原生物災害的防治方案;組織應急隊伍,做好資金、物資和技術儲備。根據草原生物災害發生規律,制定草原生物災害應對措施,努力防止災害的暴發和蔓延,將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與國外先進的牧區相比,一方面,東烏珠穆沁旗草原牧區的自然條件惡劣,風沙大,無霜期短,即冬季寒冷而慢長,夏季酷熱而短暫;雖草原面積寬廣,但退化、沙化嚴重,人和牲畜的生活生存條件均十分艱難,同時,水資源在草原牧區極其匱乏;另一方面,草原牧區人口與資源矛盾嚴重;落后的基礎設施使的畜牧業的生產和產品流通受阻;牧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生產經營方式轉變難度大;畜牧業生產技術仍很缺乏,沒徹底擺脫靠天養畜的局面。
因此,學習、借鑒澳、新兩國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經驗,立足于東烏珠穆沁旗的實際,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生態化道路。
(二)加強草原建設,走可持續畜牧業道路
可持續畜牧業是結合草原生態系統與畜牧業經濟系統為一體,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思想,傳承傳統游牧業合理的部分,并用現代科學技術調整其結構,改善其功能,保護資源,防止草場退化,為人類可持續使用的目的。針對錫林郭勒草原草地資源目前存在的問題,發展可持續畜牧業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1.合理利用和重點建設相結合
平衡的草場是發展草原畜牧業的物質基礎。為減緩草場退化對大部分草原,通過輪牧、劃區輪牧及合理利用的方式維持產值。同時,通過重點建設改善草場植被,多樣化飼草來源,以實現飼草供給平衡,減輕大面積天然草場的載畜壓力,推動草原畜牧業的穩定發展。
2.整治和開發相結合
利用草場自我修復能力改善草原生態平衡需要長期的循環。東烏珠穆沁旗是我國重要的畜產品基地,為保平衡和增產需要優先整治,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短期內進行重點開發涉及畜牧業的生產、流通諸多領域,涉及牧區經濟社會的許多方面,從而提高該地區畜牧業生產力水平。
3.建立科學的防災減災方案,健全工作機制,保障牧民生活
合理利用水資源,興修水利工程,適度調整粗放型的經營生產方式,增強干旱地區牧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干旱牧區草原一要做好防治生物災害(蟲、鼠)的工作,要擴大防治面積,增加生物防治比例,以免蟲、鼠害的發生;對于雪災,做好易災區災害防御工作,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并建立飼草料儲備制度,提高天氣預報的準確度;對于草原火災,建設草原火災應急通信指揮系統,建立專業的防撲火隊伍,開展技能培訓和應急演練,提高草原防撲火能力。
注釋:
①馬有祥:《我國草原火災防控的實踐與探索》[J],中國應急管理,2012。
參考文獻:
[1]東烏珠穆沁旗政務信息網.
[2]東烏珠穆沁旗氣象局數據(2011).
二、西部生態環境面臨的問題
目前西部大開發中生態環境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水土流失加劇西部地區山區面積遼闊、資源豐富,占國土面積的3/4、人口1/2左右;因人為破壞,水土流失面積達410萬km[2],占全國水土流失總面積的83.1%。西部丘陵山區是我國貧困人口聚集區,也是我國自然資源的富足區,其中相當部分的丘陵山區則是我國生態環境脆弱區。我國西部黃土高原地區山坡地面積比例高,約占到總土地面積的80%。山坡地不僅是農、林、牧業生產的主要基地,同時也是地表徑流產生、匯集以及土壤侵蝕發展的主要區域。由于黃土高原具有侵蝕模數大和輸沙量高的特點,黃土丘陵溝壑區的嚴重水土流失地段,土壤侵蝕模數達6萬t/km[2].a。據江忠善研究,坡度與坡長是影響降雨徑流強度的最主要地形因素(見表1),因為降雨對地面的侵蝕力主要取決于水流的動能。黃土高原黃土覆蓋廣、墾耕指數高,是水土流失的重點地區,在自然環境上表現出地形起伏急劇、垂直變化明顯、生態結構復雜、內外營力活躍,在缺乏植被保護的情況下,侵蝕和重力作用強烈為其主要特征;加上水熱同季、降雨集中、多暴雨,易發生土體整體滑落,侵蝕相當嚴重,雖然植被資源比較豐富,但覆蓋度低、質量差。水土流失的發生過程與暴雨徑流及由此產生的暴雨洪水密切相關,暴雨徑流導致高的侵蝕量和產沙量(見表2)。黃土高原暴雨頻繁、雨強大,一般一次暴雨是可占全年暴雨量的20%~50%。嚴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區域生態環境惡化,水土資源浪費嚴重,使農、林、牧及其相關產業發展水平低下。“黃委會”西峰試驗站通過5年的小區試驗可知,水土流失對農產物產量影響十分明顯。每年由于徑流造成減產的農作物平均為164.4kg/hm[2]、減產率平均為9.5%,土壤養分造成的農作物減產量10.98kg/hm[2]、減產率平均為0.63%,同時也給江河治理帶來極其嚴重的困難。
黃土高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區,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假如生態環境一旦遭到破壞,要重新建立起高效能的生態體系,則困難重重。黃土高原土地面積62萬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積43萬km[2],每年平均注入黃河的泥沙達16億t,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35kg。孟加拉國、印度的布拉馬普特拉河,其年平均輸沙量7億多t,雖不到黃河年輸沙量的一半,但因水量是黃河的8倍,因此每m[3]含沙量只及黃河的1/18。黃河中游河口鎮至潼關一段,流域面積29萬km[2],年輸沙量平均為15億t,占黃河年輸沙量的93.6%,是黃河中上游地區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區域。嚴重的水土流失使生態環境惡化,造成以下幾方面危害。(1)山洪危害如1971年7月23~25日,府谷縣普降暴雨,暴雨中心24小時降水達400mm,造成山洪暴發、交通中斷,沖垮榆府公路71km、摧毀農田2.7萬km[2]。(2)淤積危害泥沙淤積使河床抬高,降低了行洪能力,使黃河變成“地上懸河”。為了確保安全,解放后已進行4次加固,結果形成“越積越高,越高越險”的局面。(3)破壞土地水土流失吞噬了大量的土地資源,著名的董志塬,自唐代后期至今,歷經1300多年,損失了580km[2]的土地。坡面各種侵蝕溝的發生和發展,是不斷蠶食和分割土地的直接原因。(4)干旱加劇黃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積大而又嚴重,影響了降雨和土壤含水能力,致使旱災頻繁。例如,神木縣1969~1992年24年中,100天以上的旱災出現了15次、50~100天的14次、30~50天的24次,給工農業生產造成危害。
表1黃土高原地區坡度、坡長與土壤流失量的關系
附圖
此表根據江忠善“黃土高原土壤流失預報方程中降雨侵蝕能力和地形因子的研究”一文整理而成。
表2黃土高原一次特大暴雨的侵蝕量
附圖
2.地質災害頻發西部生態脆弱區頻發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僅云南省就有規模較大的崩塌2714處、滑坡1121處、泥石流溝2382條。目前西部地區存在的地質災害有以下3種類型。(1)崩塌與塌陷崩塌與塌陷是人類移動土石中常見的誘發災害類型。一般來說,地表移動土石可引起崩塌,但規模較小,而地下移動土石既可引起崩塌,也可導致塌陷。如城市化引起了昆明市翠湖地段自1976年起相繼出現了地面開裂、塌陷及建筑物變形等環境災害現象;江西山鎢礦發生的全礦性大規模塌陷,數小時內373個采礦場巖壁相繼倒塌,地表山崩地裂,萬余米巷道隨之報廢,迫使全礦停產;湖北遠安鹽池河磷礦大規模崩塌,不但使礦山地表設施遭毀,而且導致284名工人死亡,經濟損失慘重。(2)滑坡西部是世界上滑坡災害嚴重的地區,滑坡災害一年四季均有發生,災害事件數以萬計。尤其是大型高速滑坡給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財產造成巨大災難。如1988年1月,四川巫溪縣西寧區中陽村發生一起大型滑坡,體積近1000萬m[3],堵斷了西溪河,造成一個城鎮和小水電站被淹,死亡26人,直接經濟損失700萬元;1989年7月10日,四川華鎣山溪口鎮發生近100萬m[3]的滑坡,使汽車隊、機修廠、化巖煤礦、糧管所等單位受災,死亡221人,直接經濟損失達600萬元;1991年9月23日,云南昭通市盤河鄉頭寨溝發生深層大滑坡,滑坡土石方量約2000萬m[3],造成2.5km的覆蓋區(寬100~200m、平均厚度50m),死亡人數216人、死亡大牲畜254頭、被毀農田20萬hm[2],直接經濟損失估計約1200萬元。資料表明,滑坡對交通運輸也有很大的危害。寶成鐵路有101處滑坡、成昆鐵路有183處,全國每年用于整治鐵路滑坡所需費用在1億元以上。(3)泥石流泥石流是我國山區環境退化所特有的一種突發性自然災害現象。我國西南、西北諸省中的高山地帶以及青藏高原邊緣地帶,多為大的地質構造帶,是眾多大江大河的發源地和上游河谷地區,災害性的水土流失和大面積的砂石化現象尤為突出,加上受東南季風和西南季風的影響,暴雨集中且強度大,泥石流溝多成群、成片分布。我國23個省、市、自治區都有泥石流發生,為世界上泥石流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泥石流以其暴發突然、來勢迅猛、歷時短暫、大沖大淤為特點,一次泥石流從起動、搬遷至堆積的全過程,可在短短的幾分鐘或1~2小時完成,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如1984年5月30日,云南東川市黑水溝暴發泥石流,成災僅30多分鐘,造成121人死亡、30多人受傷、1000多人受災,沖毀建筑物50000m[2],致使礦山停產,直接經濟損失達1100萬元。
3.干旱災害嚴重干旱現象從水資源角度表說,是供水不能滿足正常需水的一種不平衡缺水情勢,這種負的不平衡在超過一定界值后,將對城鄉生活和工農(牧)業生產產生不利的影響,形成干旱災害。我國西部是旱災的頻發區。西部的西北降雨量較少,新疆、內蒙西部少雨地區年降水量不足100mm,陜、甘、寧3省區也只有300mm,西南地區雖然多山多雨,但雨量分布不均,河谷地區大多干旱少雨。自20世紀以來,西部多次發生特大旱災,對社會的發展構成極大威脅。歷史上發生在我國黃河中上游的大旱災,范圍廣、面積大、歷時長、損失重,常形成“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悲慘局面。1949~1998年,西部農田年平均受災面積582.76萬km[2](不包括)、成災面積274.12萬hm[2]。西部地區每年都有旱災,其中黃河流域1982年因旱災絕收面積70萬hm[2],1987年因旱災受災人口達2216萬人。近幾年旱災仍呈上升趨勢,2000年更是形成一片“旱海”。截止2000年5月16日,全國作物受旱面積1300萬hm[2],干枯46萬hm[2],白地缺水近530hm[2],水田缺水112萬hm[2],因旱有1560萬人、1310萬頭大牲畜發生臨時飲水困難;而60%~70%發生在我國西部。如呼和浩特市煉油廠和內蒙古化肥廠因缺乏引黃供水工程,工廠投產后采用地下水,使水位每年下降3~4m,廠區周圍農機電井全部報廢,新打的200m以下的深井也出現了供水不足和吊泵現象,迫使該地區60hm[2]的耕地由水澆地變為旱地。西部的干旱影響著全國,致使各地出現高溫、蝗蟲大量繁殖現象,并誘發各類災害的發生。持續高溫干旱發展成為9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旱災,直接造成農業糧食減產200億kg,工業企業損失2000億元人民幣。亞洲飛蝗發生面積3.3萬hm[2]。
4.風沙危害蔓延我國是世界上沙漠最多的國家,風蝕荒漠化面積160.7萬km[2],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干旱半干旱地區,是各類型荒漠化土地中面積最大、分布范圍最廣的一種。其中,新疆有沙漠43萬km[2]、戈壁32.6萬km[2];內蒙古有沙漠21.3萬km[2]、戈壁18.8萬km[2];青海有沙漠3.8萬km[2]、戈壁3.7萬km[2]。西部是沙塵風暴容易發生的主要地區,進入90年代,沙塵暴的發生有發展的趨勢,特點是頻率增加、強度增大、范圍擴展。賀蘭山東部及山前洪積扇、低山和山麓地帶植被差、雨量少、土壤干燥疏松、風蝕較明顯。在寧夏銀川平原及內蒙河套平原地勢較高的山前洪積扇上,牧荒地和部分旱耕地及鹽堿荒灘有明顯的風蝕發生。在陰山南部的大青山、烏拉山及相鄰的山前盆地及邊緣低丘、鄂爾多斯地區,降水由西向東減少,干燥度為1.6~2.8、平均風速2.0~4.3m/s。由表3可見大部分地區已遭到沙化的影響。據統計,在我國西北發生沙塵暴的次數,50年代為5次、60年代為8次、70年代為13次、80年代為14次、90年代為23次、2000年1~5月高達12次,呈明顯上升趨勢。沙塵暴的強度及造成的損失,以90年代最為突出。如發生于1993年5月5日和1998年4月16日的特強大沙塵暴,是西部近100年來所罕見的,損失極其慘重;又如1993年5月5日沙塵暴鋒面前移程度為14~17m/s、最大風速為19.5m/s、瞬間最大風速為34m/s,黑霾墻高度為300~400m、最高為700m,能見度為0~100m,橫掃甘肅河西走廊、寧夏、陜西、內蒙4省區72個縣,面積達110km[2]。
表3內蒙古鄂爾多斯不同地區沙化狀況
附圖
據中國荒漠化監測中心提供的數據,2000年3月26日,受冷鋒云系影響,我國甘肅中部、寧夏中北部、西部的部分地區出現了大范圍的揚沙天氣,部分地區有沙塵暴發生,此次沙塵暴與揚塵影響范圍為17.4萬km[2],受影響人口約為2498.31萬、耕地約為523萬hm[2]、牧草地約為404萬hm[2],造成華北地區大范圍的環境污染,使農牧業、工交運輸業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直接經濟損失約0.5~1.0億元人民幣。4月6日,北京遇到近10年來最大的一次沙塵天氣,黃沙遮日。4月25日,沙塵天氣再襲北京,黃土彌漫,行人呼吸困難。截止5月中旬,我國西北、華北地區竟連續發生了12次沙塵暴天氣,沙塵暴影響到我國、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天津、吉林、山東、湖南、湖北、江蘇、安徽等省,風沙面積占國土面積的1/4。
5.草場嚴重退化我國草場面積3.53億hm[2],西部天然草場面積為2.87億hm[2],草地退化面積達1.1萬hm[2],占該地區草場面積的70.7%。在退化草地中,如果按每年鮮草損失750kg/hm[2]折算,每年總計少養活5000多只綿羊。過度放牧和盲目開荒已使草原地區多次出現“黑色風暴”,造成“農田吃草原,風沙吃農田”的惡性循環。目前內蒙古天然草場載畜量僅相當于20世紀50年代75%、60年代的80%,有的草場由于風蝕沙化完全喪失生產力。50年內全國已有235.3萬hm[2]草場變成流沙。
引起草場退化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但主要還是人為因素造成的。究其實質,就是由于長期不合理的掠奪式的利用,使草地長期得不到補償以致入不敷出,違背了生態系統中能量與物質流轉應保持平衡的基本原則,因而導致了生態系統功能的紊亂、失調和衰退,使草原生態與生產能力不斷下降。草場退化的類型大致可分為荒漠型退化、鹽堿型退化、黑土灘型退化、毒雜草型退化、水土流失型退化、鼠災型退化、石漠型退化等。各種不同類型草場退化的相互影響、迭加和積累,使草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近年來,甘南草場嚴重退化、沙化和鹽堿化,導致優良牧草所占比例由1982年的70%下降至1996年的45%、雜毒草由30%上升到55%、牧草產量由5610kg/hm[2]下降到4500kg/hm[2],牧草產量下降了35%,特別嚴重的地方牧草高度由75cm下降到15cm,植被蓋度由95%降至75%,草場中度以上退化面積占草地面積的50%、輕度以上退化面積占草地面積的70%,嚴重威脅草場植被的中華鼢鼠、高原鼠兔、草原毛蟲等肆虐,鼠蟲災害發生面積達53.5萬hm[2],占草場面積的20%,且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危害頻率加大,草地的超載過牧,更加劇了草場退化。甘南全洲草場理論載畜量為620萬個羊單位,實際為910萬個羊單位,超載率為47%,草畜矛盾十分突出,草地環境不堪重負。
6.生態環境惡劣人類要生存,就離不開環境。因此,說到底,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史。我國西部能源與礦產資源豐富,隨著開采量的擴大,不可避免地造成以下幾方面對環境的污染。(1)廢水污染黃河目前平均每天要接納污水500萬t,在素有“塞外江南”的寧夏段,氮、氧的平均值和汞的平均值分別超標50%和36%,其中汞的最高值超標1.6倍。重慶市在382.5萬t/d的總排水量中,工業生產排放廢水為187.1萬t/d、工藝冷卻污水169.3萬t/d、居民生活排放污水為2661萬t/d。重慶共有64條流域面積在100km[2]以上的次級河流,據對36條進行調查,有8條已變成“臭水溝”、13條屬中度污染、15條屬輕度污染。(2)廢氣污染西部油田在開采過程中,向大氣中排放各種污染物中烴居首位,總烴污染負荷比最高,達62.36%。在西部各種能源的消耗中,煤的比重占75%。在全球41個城市中的大氣總懸浮顆粒物濃度監測中,西部的西安、蘭州、烏魯木齊進入前10名的行列。(3)酸雨污染我國酸雨的嚴重程度基本上由北向南逐漸加重,其中尤以西南最為嚴重。例如,重慶和貴陽兩市的雨水月PH平均值幾乎全在5以下,重慶周圍的永川、南充、宜賓、滬州、萬縣、涪陵和貴陽周圍的遵義、安順、都均等地,其雨水酸度與重慶、貴陽大致相當。由于酸雨頻繁,重慶市的許多耕地的酸性明顯增大,每年都有上千hm[2]的小麥死亡,經濟損失巨大。有人曾計算,重慶嘉陵江大橋的銹蝕速度為160mm/年,照此速度下去,只用30年,大橋10cm的鋼梁就會因銹蝕而毀壞,以致大橋全部報廢。(4)固體物污染亂堆亂放的各種垃圾,在降雨和雨流的淋濾沖刷作用下,垃圾中有毒物質就會使地表體在土層和地下水運移而造成嚴重污染。例如,僅蘭州市的工業廢渣就達369萬m[3]、生活垃圾489萬m[3]。(5)化肥污染由于無機化肥長期大量使用,致使一些地方出現土壤酸化、板結、不好耕作。據西南農大試驗,化肥的平均利用率為20%~30%,其余70%~80%的化肥都滲透到土壤中并逐漸積累成為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的原因之一。據陜西省土肥所對小麥、玉米、大豆進行三氯乙醛危害試驗,磷肥中三氯乙醛含量在450mg/kg時,3種作物受害加劇,中毒癥狀明顯,出苗率降低。例如,西安市北郊用含有三氯乙醛污水灌溉,有133hm[2]小麥絕收。(6)農藥污染化學農藥的生產對有效控制農作物病蟲鼠草害發生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常常由于其難以分解和余毒殘留于農產品而造成對人畜的威脅。據觀察,在田間噴粉時只有10%的農藥附著在植物上;噴液劑時有20%~30%的農藥附在植物上,50%落在土壤上,約20%~30%漂浮于空氣中。陜西省糧食研究所1975年對渭南、咸陽、寶雞、漢中、延安5個地市調查,大荔縣棉籽中"1605"農藥殘留量為0.02~0.06mg/kg、棉油中含量為0.02~0.04mg/kg。羊肉中有機氯農藥666檢出率為100%,最高含量為31.2mg/kg,市場上出售的雞肉、豬肝其666檢出率為100%,平均含量0.026~0.575mg/kg。(7)地膜污染農膜的使用對農作物產量的提高有重要的價值,但使用后拾撿不完全和其本身難以分解易造成土地污染,使土壤結構破壞,阻礙作物生長發育和根系對水肥的吸收,降低土壤肥力水平,甚至引起地下水難以下滲、土壤次生鹽堿化,最終導致作物產量下降。據新疆兵團環保局測定,種子播在殘膜上,爛種率達6.92%、爛芽率5.17%,棉苗側根比正常減少4.8~7.6條,2~3片真葉期棉苗死亡率1.19%、子葉期棉苗死亡率3.08%,現蕾期推遲了3~5天。殘膜與牧草收在一塊,牛羊誤食后,阻隔食道,影響消化,甚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