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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批判實在；本體論；主流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35-06
經濟學是由世界觀、科學理論、政治思想、公共政策和逐漸被認識到的其他真理構成的。僅僅把某種取得主導地位的經濟學理論當成必然的選擇，不僅是狹隘的而且對經濟學發展也是不利的，市場觀念中競爭意識的匱乏和壟斷的形成會導致理論的衰落。學科中不同流派之間的交流與辯論一直存在，不同的流派可能都抱有把其他流派納為自己分支的想法，從而使自己成為整個學科結構中的主導者。“批判實在”作為一種科學哲學，已深深滲透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就經濟學領域而言，“批判實在”仍處在繁榮發展期。經濟學中的“批判實在”正在成為一個“大事件”、一種“運動”。“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勞森對當前的經濟學研究現狀進行了概括：“當代的學術經濟學處于一種不健康的狀態”。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上，“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把大量精力放在對主流理論進行批判和經濟學重建的研究上。基于科學認識主流經濟學和促進經濟學多元化發展的需要，本文對“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作一些分析。
一、“批判實在”的核心觀點
“批判實在”是為理解巴斯卡（Bhaskar）對社會科學的哲學貢獻而對他的兩個術語“先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的融合”。“先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觀點分別出現在巴斯卡的兩部著作中。在第一部著作中，巴斯卡問道：給定知識是可能的且有意義的，那么對世界本身的預設如何？從而在科學知識和其所解釋的對象、自然世界同研究它的方法做了區別。在《自然主義的可能》中，巴斯卡的問題是：是否可以像談論“自然規律”一樣談論“社會和人類行為規律”？進而將思想與對象的區別擴展到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區別。如同社會結構不能化約為有關他們的知識一樣，社會結構也不能化約為特殊的實踐或規則，社會結構由人的實踐來生產，結構本身不是固定的，而具有突現性質。兩本著作中的核心問題為理解“批判實在”的發展提供了清晰的線索。“批判實在”論者的核心觀點包括三方面：
（一）分層本體論
巴斯卡將知識的對象分成兩種，即“不變的實存對象”和“變動的認知對象”。前者指獨立于人類描述之外存在的世界，后者是描述或解釋前一種知識對象的人為產物，包含已有的各種假設、定律、模型、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技術等等。知識對象的劃分為理解“批判實在”的本體論主張奠定了基礎。“不變的實存對象”由三個并非同時發生且無法相互化約的層面組成，分別是“經驗層面”、“實際層面”、“實在層面”。經驗層面指人們感知事物的領域，經驗指可觀察的。經驗領域不能窮盡世界中發生的所有事件。事件指事物中的實質變動，事件會在不被察覺中發生。因此，并非所有發生的事件都被人們感知。在經驗層面與實際層面之下，是獨立于感知或知識之外的“機制”，“機制”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
巴斯卡對超驗實在進行了概括，“超驗實在論認為科學知識的對象是那些產生現象背后的結構與機制，以及科學所需的社會活動中所產生的知識。這些對象既非經驗論所認為的，只是單純的現象；也非觀念論者所認為的是理性建構并賦予現象之上的，而是一種更加持久的、實在的結構，它不但獨立于人的知識、經驗之外而存在，同時也獨立于人得以獲致它的條件之外”。
（二）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
“批判實在”認為，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中的各種系統大多為“開放系統”，而非“封閉系統”。“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的區別是理解“批判實在”本體論主張的關鍵性輔助概念。科學研究建立的“封閉系統”，一般應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研究對象（事物）無實質性變化，從而“機制”能順利啟動、前后一致運行；二是可能影響研究對象的其他對象（事物），均被排除或被控制，從而使得研究對象的“機制”的啟動與運行能夠獨立于其他對象的各種“機制”。一個系統不能滿足這兩個條件時，就成為“開放系統”。
只有在“封閉系統”中，才會有“每當甲事件發生，乙事件便隨之發生”的恒常聯結關系。在“開放系統”中，不能將因果關系解釋為“事件序列間的恒常聯結”關系，或“事件序列間的規律性伴隨”的關系，而應該解釋為“產生”或“造成”某一結果（或事件）的變動關系。“批判實在”論者認為，科學研究重復進行實驗的主要目的，在于試圖改變“開放系統”中的事件序列，以求在人為的“封閉系統”中，獨立出一個“機制”，使它不受其他“機制”的干擾，從而檢驗特定“機制”在特定事件序列中的作用。
在“開放系統”中，各種事物或結構的“機制”彼此互相影響，特定事件發生時，有些“機制”雖然存在（或啟動），但由于相互抵消而失去作用，有些“機制”則發揮顯著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特定事件的發生上，究竟哪一個或哪一些“機制”發揮了顯著影響，大多隨情境變動而變動，并無一定的規律性或固定的重復性。社會結構由一系列的內部關系組成，機制存在于結構中，透過其他外部關系、偶然條件和不同結構間的相互作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三）社會結構與突現性質
巴斯卡把超驗實在的觀念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首要任務就是對社會結構進行深入的解析。在巴斯卡看來，社會結構不但是人類行動的“先決條件”，而且是人類行動的“再生結果”。巴斯卡指出：“所有的社會結構，比如經濟體、國家、家庭乃至語言，都依賴或預設了社會關系的存在，這些關系包括像資本與勞動、長官與下屬、父母與子女等。這些關系先于進入這些關系的個人而存在，而人們的活動一方面再生了這些關系，另一方面也轉化了它們，因此它們本身便是一種結構。而實在論正是要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這些社會關系的結構上——這些結構不僅是理解社會事件與趨勢所需的解釋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那些意欲尋求解放受剝削與壓迫情況的社會活動的焦點”。
“社會世界”或“社會系統”是個體間各種關系的總和，是“能夠隨著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的變動而變動的一個復雜整體”。社會不僅由個體組成，而且能展現出有別于個體性質的新性質，“批判實在”稱之為突現性質，突現性質是從個體之間各種關系中突現出來的，不可化約為個體性質，也不能從個體性質出發加以預測。根據巴斯卡的觀點，社會世界的突現性質，有“活動依賴”、“概念依賴”、“時空依賴”三種。社會世界“活動依賴”的突現性質指社會結構的存在并不獨立于其所影響的行動；“概念依賴”的突現性質指社會結構的存在并不獨立于行動者的觀念；社會世界的“時空依賴”的突現性質指社會結構只有相對的持久性，其所顯現的趨勢不具有時空不變的普遍性。社會結構突現性質的三種依賴關系使社會科學家必須意識到他們的研究客體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且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有所變化。研究者的首要目的在于找出這些存在于內部關系中的因果機制及因果機制間如何相互作用而造成特定事件的發生。
總體看，“批判實在”堅持的核心觀點在事實上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視角，即把本體實在論、判斷理性和認識論相對主義有機結合起來。本體實在論主張真實獨立于我們而存在，我們有關世界的知識和世界的本質并不是相同的，我們無法把真實化約為有關真實的知識。判斷理性認為我們可以就知識做出判斷，如果我們有關于真實的某些部分的不同理解，我們可以就哪一種理解是更好的做出理性的判斷。認識論相對主義意味著我們的判斷是社會性和歷史性的。換句話說，我們的視角深受我們所處社會環境的影響，一般來說我們無法一般化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論的推論會根據研究對象的變化而改變。
二、主流經濟學的典型特征
分析“批判實在”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首先需要考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哪一種經濟學觀念構成主流（或正統）經濟學呢？它是由諸如數學語言表述的理論或新古典假定的使用等客觀標準來定義呢？還是由諸如與處于主導性的專業組織、會議和刊物的聯系等社會學標準來定義呢？事實上，定義主流經濟學存在一定的困難。定義主流或正統經濟學的工作經常是由異端經濟學家或經濟思想史學家做出的。在主流內部一般來說只關心經濟學的定義，而不大關心主流或正統的定義。在有關主流或正統經濟學的認識上，有三種觀點較為突出：
（一）主流經濟學主要是為現存經濟體制的運行辯護
主流經濟學堅持“在抽象掉‘摩擦’、‘失敗’等情形后，‘市場機制’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坎斯（Kantch）指出“主流經濟學的整個事業在于表明自由放任產生最優結果”。主流經濟學持久不變的信條是“對私利的追求和市場的自發秩序一起將會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二）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是主流經濟學的本質特征
這種觀點是大多數經濟思想史學家所堅持的觀點。拉澤爾（Lazear）認為，主流經濟學有三個基本主題：“首先，經濟學家假定個體從事最大化的理；第二，經濟學堅持均衡作為任何一種經濟理論的一部分的重要性；第三，經濟學家特別強調明確定義的效率概念”。薩繆爾森說，“把經濟學和社會學區別開來的就是在效用（選擇理論）框架下定義的理性和非理”。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理性被定義為最優性，即效用（利潤）最大化，雖然存在各式各樣的挑戰，但這種觀點仍然成為一種規范。經濟學家把理性定義為“最大化某些東西”，“理性選擇的科學或用經濟術語表示的理性成為經濟學的標準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主流經濟學也在發生持續的變化，主流學者很多時候接受對它的批評，并做出基本的改變。柯蘭德（Colander）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主流經濟學開始離開嚴格的神圣的三位一體——理性、自利和均衡——邁向更加折中的立場——有目的的行為、文明的自利和可持續”。但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主流的本質，它們愿意接納的只是那些“來自主流內部的異端”的批評意見，或可以用主流方法處理的“來自主流外部的異端”的某些觀點。
（三）數理模型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突出特征
經濟思想史學家認為，僅從涉及的內容上或分析經濟現象時所持的視角方面已很難定義主流經濟學了，因為更加精巧的數學模型和理性選擇分析使主流分析擴展到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因此，更多的學者是從方法的角度概括主流經濟學的典型特征。摩根和帕爾曼（Morgan Marietta and Mark Perlman）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它自己的方法論基礎上，“作為美國經濟學當前的主流，新古典思想源自馬歇爾、杰文斯、埃奇沃斯和威克斯蒂德對功利主義和邊際主義與數學的（科學的）表述之間的綜合”。數理模型的構筑已成為當前主流經濟學的突出特征。考慮到經濟學發生的變化，有些學者認為，“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已不再是能對經濟學家的活動進行描述的經濟學的定義了，更好的經濟學定義是，“通過經驗上可檢驗的模型研究經濟和經濟政策”
三、“批判實在”對主流經濟學本體論假設、演繹主義、形式主義的批判
主流經濟學的確給經濟學帶來精確的分析工具，但由于對市場的敘述將研究對象加以固定化，造成經濟學研究忽略了對研究對象屬性和本質的分析。“批判實在”的主流批判圍繞主流方法的本體論假設、演繹主義、形式主義等方面缺陷展開。
（一）經驗實在與深層實在
不同流派的經濟學遵循不同的研究范式。科學實踐的結構是由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理論構成的。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本體論是區別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礎。因為無論科學家和實踐者是否意識到他們所堅持的本體論，“所有的社會理論都受本體論的重大影響并由具體的方法所塑造”。
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批判實在”認為主流經濟學存在兩方面問題：第一，忽視了經濟學研究中的本體論問題。在勞森（Lawson）看來，“聲譽不佳的實證主義科學概念的根本錯誤恰恰在于它放棄了明確的本體論推理”，從而隔斷了經濟學研究與現實之間的關聯性；第二，主流經濟學建立在一種存在缺陷的本體論基礎上。“批判實在”認為主流實證經濟學堅持的本體論是“實在就是你觀察到的”。“批判實在”論者認為主流經濟學隱含的本體論是由原子般的、經驗性事件構成的。更準確地說，實在是由兩個領域構成的，“實際的”和“經驗的”，前者由事件和事物的狀態構成，后者是人類對他們的體驗。因此，實際的事件被認為和有關他們的經驗感知共存，從而實在被認為是感知到的。或者最起碼的是在特定條件下被感知的，對一個事件的解釋需要去理解其他被感知的事件。一般化的科學知識只有在這些事件之間產生穩定的聯系模式時才能獲得。“批判實在”反對這種經驗本體論，因為這種本體論容易產生謬誤。巴斯卡認為，經驗實在論者（尤指實證論者）的謬誤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錯把存在化約為知識的認識論謬誤，即把存在或者當成只是知識（或者是由知識所建構），或者認為可用有關客體的知識來分析。巴斯卡稱這種謬誤為“實在的去實在化”。二是錯把知識化約為存在的本體論謬誤，即認為知識不過是其客體存在的簡化，或認為可以客體存在來分析。巴斯卡稱這種謬誤為“科學的去社會化”。
因其經驗本體論的取向，主流經濟學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尋找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結關系上，結果產生了“批判實在”關注的第二個問題，使用適合于封閉系統的方法研究開放系統中的問題，而忽視了對各種事件背后的機制的研究。
（二）演繹方法與封閉系統
“批判實在”不支持標準化的方法或任何特定的研究方法，認為研究方法的選擇取決于研究客體的本質。因為社會科學家沒有辦法像自然科學家通過實驗構造出研究客體的結構和因果機制，他們只能透過抽象和概念化研究客體的特定方面，認識客體運作的過程。
主流經濟學對經驗本體論的堅持，表現為對特定解釋方式（演繹主義）的堅持。經濟學領域占統治地位的解釋方法是演繹法，即解釋一些事物是從一系列初始條件、假設、公理和法則或一些其他事件的恒定的聯結形態中推斷出某種觀點。依照演繹主義的方式，要解釋某事件就是推斷出對此事件的一個說明。這種推論由原始與限定條件開始，加上“只要A事件發生就會發生B事件”這種普遍規律而來，這種普遍性的前提是：事件間的恒常聯系所產生的系統是封閉的。恒常聯結的存在意味著現象背后的結構是固定的。但對經濟學來說，事件的恒常聯結僅能在封閉系統的“觀念的試驗”中產生。“主流經濟學主要是通過假定來獲得這種事件常則性的”。但“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的狀態以及我們有關它們的經驗而構成，而是有潛在的結構、力量、機制和趨勢構成，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它們都在支配或推動真實的事件”。
對經驗實在主義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個體事件之間的相互關系。從這種視角出發就喪失了推斷因果、力量、本質或中間結構存在的邏輯基礎。勞森說：“簡單地說，即使對演繹解釋方式的依賴在主流經濟學中表現的不總是那么明顯，但它也沒有被否定。在科學研究中對這種方法的中心性和一般化假定實質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任何試圖對其進行的辯護都被認為是不必要的”。勞森認為正是主流經濟學對演繹方法不加批判的接受使其處于不堪一擊的狀態，無論是在主流方法自己還是它的目標上，尤其是主流無法提供對社會現實令人滿意的解釋。
（三）形式主義的認識論
主流經濟學對特定方法的堅持和對象本質的忽視，實質上造成本體論屈從于認識論。“批判實在”論者認為演繹主義導致了對嚴格的數學形式表達的經濟行為的濫用。數學是一種語言，它可以幫助也可以限制使用者的思考。在最好的意義上，它使人們可以更加精確的方式思考功能關系，并通過簡化的模型技術使特定的概念能以一種精確和清晰的模式被表達和理解。經濟學中數學的啟發功能使它成為一種有用的智力工具，但當這種方法施用于它并不適合的研究對象時，可能產生更多的不良影響。
主流經濟學的數學推理或數學演繹關注事件間的恒常聯系，計量經濟學只不過檢驗或預期其相關性。在這種封閉體系中結構關系是穩定的，因此可以用函數的關系表現出來。而社會表現出這種封閉的特性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一，社會因素總是流動的、沖突的、變遷與發展的。一些描述社會行為的參數，即使根據過去的資料而言是可估計的，也不能認為未來它們會發生在同一社會情境中。第二，形式主義研究方法實質上試圖用研究封閉系統的方法，模型化具有開放本質的研究對象。勞森認為現代主流經濟學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數學方法在它們并不適合的場所的使用”。社會集體與制度是一種復雜的存在，在數學形式可表達任何實體之前，必須有些“超數學化內容歸入其間”。第三，“批判實在”論認為社會科學處理的是復雜且持續演化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復雜且具有學習能力的個體，它們可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所以試圖通過穩定形式的函數關系預測人類和經濟行為是存在缺陷的。
（四）個體與社會關系的新視角
“批判實在”對主流經濟學進行批判的另一個重點表現在對方法論個人主義，以及理性選擇方法實質上否定了個體選擇的可能性的批判上。
在行動者和社會結構的關系上，一直存在“微觀對宏觀”、“個人主義對結構主義”和“行動對秩序”等爭論。主流經濟學堅持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理性選擇理論。“批判實在”認為即使是最成熟的理性選擇理論也無法真正理解人類個體的本質。主流經濟學建立在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上，實證主義假定世界可以被從原子般的事件的層面加以理解，強調獨立于價值與概念的原子般的事實，實證主義主張孤立的個體是社會真實的最終構成部分，從而人成為“同質經濟人”而不是“社會動物”。霍奇森（Hodgson）指出理性選擇方法存在的問題，這種方法表明累積性的技術和習慣，而不是邏輯演繹或理性思考，總是成為社會變遷的原因。從而，經濟“遠不是個人主義的原子和他們之間的互動”。
“批判實在”對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批判可以在其對個體和結構的分析中加以理解。在經濟學研究中，“批判實在”論者勞森特別強調人類的實質性選擇和動機。他認為，第一，在“批判實在”看來，人是復雜的動物，受到各種各樣心理狀態、變化著的哲學觀點的影響，這將導致在相同的客觀條件下會有不同的選擇。第二，人是社會動物，他們將受社會形成的欲望（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宗教和制度信念）的影響，這使無法用純粹的自利的術語表達的最優結果來代表人類的選擇。第三，人類不是單純被動的被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個體具有不同的動機，且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能主動地做出不同的選擇。因此，新古典經濟學中對人最大化利潤、效用或福利的假設，和人類的實質選擇能力并不匹配。
勞森對人類主動選擇能力的強調和人類的實質性選擇所受到的限制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個人動機還是社會結構或社會關系都無法單獨決定個人的行為，因為兩者之間是一種動態關系，個人的動機和行為再生產了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而社會結構和關系限制了個人的動機和行為，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決定了社會緩慢、持續的變動。“批判實在”對個人和社會結構與關系的理解，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個體原子論的觀點，也區別于制度學派對個人行為對社會結構依賴的看法。從這點看，主流經濟學對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堅持在“批判實在”看來存在重大的缺陷。主流理論家強調理論選擇，但從根本上是“否定人類選擇的”，因為在他們“形式主義的模型中無法允許選擇的存在”。
四、結論
關鍵詞:凱恩斯經濟學;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91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凱恩斯學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凱恩斯學派是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凱恩斯主義者力圖通過復興古典經濟學傳統來推進“凱恩斯革命”,進而掀起反對新古典經濟思想回潮的“反邊際主義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論運動中形成的。這一學派從一開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鮮明特征。
第一,他們拒絕抽象的、原子式的經濟人假設,代之以具有特定社會內涵的組合行為主體。經濟學如何刻畫和設定“人”這一行為主體,始終是一個爭議未決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將人視為脫離外部社會、歷史環境的簡單、抽象、均質的行為人,這遭到后凱恩斯學派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人并非是一種抽象物,現實中的人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結構背景之下,這種社會結構包含了制度、慣例、階級和國家等等因素,而處于不同社會結構背景下的人們的行為方式將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這些因素,將難以揭示人的行為方式的本質特征。不僅如此,人還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經濟活動總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只有在這種相互關聯的行為當中,才能準確地把握個體的行為規律與特征。所以,對于行為主體不能采用個人主義方法論,也不能采用簡單的集體主義方法論,而應當堅持“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則。
第二,他們擯棄理假設,代之以“慣例”、“經驗”等行為規則。理是主流派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假設,其分析體系往往從理性假設出發,推導出人們在各種經濟環境下的基本行為規則,諸如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進而運用數學優化方法論證實現這種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條件。可以說,理性假設是貫穿主流派經濟思想體系中的一條“紅線”。然而,后凱恩斯學派對此卻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這一假說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為能力,人們不可能總是經過謹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斷、準確的預期和精確的計算,做出最佳的經濟決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經濟是一種處于歷史時間中的過程,其未來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無法為人們所完全認識和把握。所以理性規則沒有用,現實中人們往往依據經驗規則(rules of thumb)、慣例(convention)、常規習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氣沖動(animal spirits)等等來行事。這些程序看似與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實際上恰是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明智選擇,它反映了一種“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復經濟學的現實性品格,就必須用“慣例”、“經驗”的行為規則或者程序理性假說來取代完全理假說。
第三,他們堅持以生產、供給為重心,反對市場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謂以生產和供給為重心,就是不再把經濟學視為以研究市場交換和資源配置為中心的科學,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邊際分析的優化方法來確定價格決定、收入分配等問題,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簡單地推廣到宏觀層面,而是著重從生產和供給方面來研究這些問題。正是基于這種不同的分析視角,使凱恩斯經濟學家對于現代經濟的運行描繪出了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資本主義不是單純的交換經濟,而是一種以貨幣為媒介的生產經濟(monetary production),這一經濟不可能有靜態的資源最優配置,它總是動態、單向地向前發展的,并且這種特點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一切不確定性的根源。再如:經濟主體的角色主要表現為生產當事人,或者是工資勞動者,或者是資產所有者和投資者,他們之間在生產領域的關系決定了收入分配。這種分配關系既通過加成機制決定了微觀相對價格,也通過工資談判機制影響一般價格水平,而生產的部門結構關系會同時決定實際總產出及其分配格局。這樣,無論是傳統的馬歇爾剪刀式的定價模型,還是流行的總供求模型,就都無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們堅持從現實出發的方法論原則。盡管沒有哪一派學者公開否認經濟研究應該緊密聯系現實這一原則,但是在實際的經濟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能夠始終一貫地堅持現實主義的方法論。羅賓遜夫人曾指出,主流經濟學傳統中產生了“一些壞習慣”,“總是習慣于建立模擬的代表現實的模型”,而不考慮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現實相符合,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競爭模型。與此不同,后凱恩斯學派堅持從現實出發,不回避現實中的矛盾和難題,不屑于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對稱性而犧牲其現實性。當然,他們并不反對理論抽象。“經濟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著簡化”,1∶1的地圖對于旅客是沒用的。問題在于抽象要有科學限度,即必須保留現實的本質特征,像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關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論之所以缺乏現實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這些特征,為了追求理論模型的完美性而犧牲了太多的現實因素,從而犯了抽象過度的毛病。
第五,他們反對將數學式的演繹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應用于經濟分析。應該說,后凱恩斯學派一般地并不反對在經濟研究中使用數學方法,他們在自己的理論建構中也常常采用他們認為是適當的數學方法,無論是早期的卡萊斯基、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還是后來的許多學者,都是如此。他們這樣運用數學方法實際上是把它作為對復雜現實進行適當抽象分析的一種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學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會否認適當運用數學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們所反對的是什么呢?他們反對的是濫用數學,即把數學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們認為,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無歷史、無時間、無貨幣的所謂一般競爭均衡模型,它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數學游戲,沒有包含任何有價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凱恩斯學派在反邊際主義的旗幟下所形成的基本傾向,它們構成了這一學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礎。當然,其內部不同學者由于思想背景與研究視角不盡相同,也存在著具體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的區別。雖然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兩方面的內容,但是他們在時間視角方面的著重點卻不一樣。美國的后凱恩斯學派,即所謂凱恩斯學派中的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萊斯基羅賓遜等人發展起來的理論體系,基本上屬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為復興古典傳統所從事的理論建構則主要屬于長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對于經濟運行的波動性、不穩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狀態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襲古典學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傳統,注重探討經濟在恒常的穩定狀態下所可能有的各種性質與特征。其二,關于貨幣的經濟作用評價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十分強調貨幣的重要性,認為貨幣是現代社會中應對不確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長期分析的學者則不大重視貨幣的作用與職能分析。在他們看來,在引力中心的狀態下,貨幣對于商品自然價格的決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對于預期因素的關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學者必然要重視預期因素的作用,因為在這里經濟主體的決策離不開預期。這就需要研究預期的形成機制、經驗、慣例、未來不確定性與預期的相互影響,血氣沖動與創造性等等因素對預期的影響。而在長期分析的體系中,經濟具有自動趨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預期因素的作用空間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來方法論思想的主要發展與演進
總體來說,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凱恩斯學者尚缺乏對于方法論的系統探討。由此使得他們盡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鮮明特征,卻難以將其提升至方法論的高度,而其內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也難以實現統一。這就導致后凱恩斯學派始終難以形成統一完備的理論體系來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衡。
近年來,第二三代后凱恩斯學者開始重視關于統一的方法論的探討。他們認為,新古典主流派學者擁有統一的方法論,即實證主義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凱恩斯學派還缺乏自己的一套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所以,要真正實現經濟學變革,后凱恩斯學派就必須要闡明自己獨特的方法論原則是什么,它與新古典的方法論原則有何不同,它又對觀察經濟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視角。在這種認識的推動下,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研究在近年來便有了長足的進步。
(一)提出了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
這是后凱恩斯學派在統一方法論探討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統闡述。Davidson認為,如果將后凱恩斯學派不同學者關于現實的觀點加以概括提煉,形成一種基本的經濟世界觀,那么就應當引入“非遍歷”(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經濟世界視為一種非遍歷體系,以此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所謂非遍歷是與遍歷(ergodicity)相對而言的。遍歷的概念本身源自統計力學,而遍歷理論則是隨著隨機過程理論而發展起來的。遍歷指的是這樣一種性質:對于一個無限次的觀測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數據收集過程的時空平均數都是同一的。這意味著,由過去的結果得出的平均數所反映出來的客觀概率分布支配著當前和未來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過去顯示了未來,時間的流動并未影響支配現實過程的聯合概率法則,歷史絕對是無關緊要的。換言之,在這里歷史時間被等同于邏輯時間。而非遍歷概念的含義正好與上述相反,它指的是過去不能準確顯示未來,從而過去的平均數不能準確顯示未來的概率分布這樣一種場景。這時,現實過程將是不可逆的,歷史時間也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它將導致結構的變化。
Davidson借鑒自然科學中關于遍歷過程與非遍歷過程的技術區分的思想,提出非遍歷的經濟系統的重要觀點,旨在與主流派的經濟世界觀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個理論體系,實際上隱含著遍歷的世界觀,不論是凱恩斯主義主流派,還是推行理性預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凱恩斯學派的各種經濟理念如果歸結到一點,則都屬于非遍歷的經濟世界觀,他們都是以此為基點來展開理論演繹的。雖然現實中的某些經濟關系也許是遍歷的,但是經濟社會的基本運行過程肯定是非遍歷的。至于導致非遍歷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將其歸于創造性的關鍵決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這一概念源自奧地利學者Shackle,指的是在歷史時間中發生的非常規決策,它通常包括大規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這實質是表明經濟世界的非遍歷性質乃來源于人類創造性活動本身。后來,圍繞著有關復雜性理論和混沌理論的發展,Davidson又重新闡述了非遍歷經濟觀。他將經濟過程區分為永恒不變的(immutable)過程與可以嬗變的(transmutable)過程兩類。前者包含了遍歷和排序的公理,在這里歷史是前定的,并無真正意義上的選擇。后者則涉及到歷史的創造性和突發性,在這種環境中選擇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選擇。他強調,關于經濟過程可嬗變性的概念從基本方法論的角度凸顯了后凱恩斯學派在有關經濟過程的理論與模型建構方面與其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根本區別。
在Davidson看來,這種非遍歷的經濟觀可以在方法論層面對主流經濟學提出挑戰,它提出了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與眾不同的新觀點。在非遍歷的環境中,以均衡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個傳統重要命題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預期;二是中性貨幣;三是總替代定理。因為這時,從過去抽樣將毫無意義,即使行為人有能力組合與占有關于先前結果的所有相關信息,未來的事件也不會自動地顯示出來。而貨幣作為人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工具,不但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其影響之大簡直不可估量。此外,這時不僅跨時的替代或理性選擇不可能,而且現時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將是非理性、貨幣非中性、總互補定理三個新命題。
(二)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原則
如果說非遍歷觀主要是針對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論而進行的一種新的方法論建構,那么明確地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其方法論原則將意味著要根本顛覆主流派所奉行的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故而其挑戰意義更為重大。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是指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發展成熟起來的一種新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實在論(realism)是一種本體論哲學學說,本體論(ontology)哲學是探討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質這樣一種思想體系,它與認識論、實踐論分屬于哲學研究的不同層面。作為本體論學說的一個分支,實在論強調存在的本質乃在于其客觀真實性。實在論又有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與超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屬于傳統的實在論,強調經驗層面的存在的意義,認為現實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們對于事件的感覺經驗所組成;后者則是由英國哲學家RBhskar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論,它試圖超越經驗主義的淺層次,去探討潛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層實在。根據超驗實在論,實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對事件的經驗感覺所構成,而是有結構、分層次(stratified)的復雜實體。從本體論的視角看,可將實在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經驗域,包括經驗與印象;二是實際域,包括經驗、事件及事態;三是真實域,它除了經驗、事件以外還要包括結構、機制、趨勢等。經驗域屬于最淺層次,它是憑感官可以覺察到的。實際域是較深的層次,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覺到。真實域則是最深層次,這里的機制是完全感覺不到的。傳統的經驗實在論完全以經驗來界定實在,僅僅承認前兩個層次,而忽略了最深層的真實域中的機制,這是錯誤的。因為認識的真正意義就在于揭示這種隱藏于深層結構之內的機制的作用,僅僅拘泥于表象或依賴經驗主義的評價,將使科學喪失其存在的價值。
Bhskar將這種超驗實在論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便產生了一種新的名為“批判自然主義”(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會科學哲學,也就是“批判實在論”。所謂自然主義是指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研究社會這樣一種傳統的實證主義觀念。批判自然主義雖然不否認自然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強調由于社會對象與自然對象的不同,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自然主義的形式與方法。Bhskar指出,每種社會結構與當事者都是突現的分層(emergent strata),它們相互之間不能歸約(irreducible)。社會結構的這種突現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結構:一方面,社會結構與人類活動相互影響、互為依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對這一系統的研究不能采用傳統認識論中要么個體論、要么整體論的單一視角,而應當采取個體與整體相融合的分析視角。特別地,由于在這里基本上不能夠進行控制性實驗,社會科學家就只能從社會實踐以及社會結構中獲取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來作為替補,再以這些先入之見為前提去對那些產生這些先入之見的“深層”社會結構進行理論假說的建構。這種從先入之見到深層社會結構的思維過程,被稱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類比和隱喻,從表象回溯到深層結構并揭示其作用機制,因而不同于實證主義的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以TLawson為首的一批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進一步系統闡述了批判實在論的基本思想及其對于經濟學的意義。Lawson指出,批判實在論的根本要義就在于通過強調客觀實在的結構性與縱深性,揭示出社會過程不同于自然過程的復雜性。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個不可控實驗的開放系統,在這里人類思想、社會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正是這種互動才使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并存續,并呈現出動態、開放的特征。面對這樣的過程,那種基于休謨的傳統經驗實在論的演繹主義方法,即按照“只要X(類型)事件發生,就會有Y(類型)事件發生”的方式進行推理的模式將不再有效[1]。而批判實在論則開辟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實在論強調科學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聯系,而是去分辨與解析那些左右或促發經驗事件的深層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為此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實證主義的思維方法,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類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體來說,人們關于結構和機制的認識只能通過前述所謂“先入之見”的知識來獲得,這些知識對象包括事實、觀察、理論、假設、猜想、預感、直覺、沉思等等,它們促進了社會科學實踐,同時通過社會科學實踐也在不斷地被改變。這種方法反映的是從表面現象到深層因果聯系的認識運動。
Lawson進一步論述了批判實在論這種方法論思想對于經濟學研究所具有的啟示意義。首先,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決不是預測事件,而是認識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結構與機制及其所產生的趨勢。如果說承認預測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預測事件的趨勢,而決不是事件的恒常聯系。其次,為了認識這種隱藏在事件背后的結構與機制,需要發現某些粗略的經驗事實或不完全的經驗規律。廣泛的事件恒常聯系在社會領域中極少見,但這并不妨礙在某些有限的時空區域存在著局部或“半規則”(demiregs)式的事件聯系,它們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將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機制所在。再次,考慮到經濟系統的變化特性,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必定是受到時空條件限制或具有時空依賴性的,這表明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的、地理的特征,從而經濟學的所有分析都將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研究興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斷地加以深究。最后,關于經濟學的政策含義及其社會使命,如果說傳統的實證主義經濟分析將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狀態作為重要目標的話,那么批判實在論的方法論則強調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人類解放,其含義是要不斷改變社會結構以拓寬人類潛力得以實現的范圍和機會。
顯然,這些啟示的直接含義是,主流經濟學所長期奉行的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借用來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特別是它的演繹主義,以及熱衷于確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等的所謂科學主義原則,應當從經濟學領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將是非實證主義的、非演繹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維法則。據此,Lawson等人認為批判實在論開創了一種新的本體論研究思路,同時又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并回答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使命與方法論原則等重大問題。它從根本上動搖了正統派的方法論基礎,因而可以被視為 20世紀末期社會科學哲學的重要變革。正因為如此,它也可以成為一直以來堅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的方法論基礎。盡管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不同學者之間在分析視角等方面存在著較多差異,但是在本體論以及認識論層面上,他們是可以統一于批判實在論的。因此他倡導,應當將后凱恩斯經濟學在實質上作為一種批判實在論的研究計劃,以此來實現其內部的統一連貫性。
當然,也有后凱恩斯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批判實在論尚不足以完全涵蓋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因為后凱恩斯學派內部也有側重采取演繹主義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如此,這樣做還可能使后凱恩斯經濟學與其他非主流學派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故而,他們對于將批判實在論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仍持有異議或保留的態度。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論,且批判實在論自身也包含著許多有待于深入細化的問題,但是這一新的社會科學哲學顯然在近年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對于修補后凱恩斯學派在方法論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進后凱恩斯經濟學嚴謹一致的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巴比倫思想模式的探討
所謂巴比倫思想模式,指的是這樣一種知識建構原則:將復雜的現實整體分解為各個片斷來分別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對于復雜現實給出完整解釋的理論建構。“巴比倫式”這個術語曾經為凱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頓并非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倫式的人物。物理學家Feynman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談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其含義是從多個出發點進行論證,形成對于物理規律的多重推導。他認為,與將所有論證都維系于一套公理的歐幾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倫式的方法對于物理學更合適。經濟學家MStohs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巴比倫思想方式引入經濟學當中,他指出,根據巴比倫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單一的從公理到定理的邏輯鏈條,所有的只是若干個相互平行、相互糾纏又相互加強的邏輯鏈條的集合,從而沒有哪一個具體的公理能夠作為邏輯上的基本公理。后凱恩斯學者SDow 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一步明確闡釋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性質與含義,以便使人們加深理解后凱恩斯學派與主流派之間在方法論上的差異[2]。
Dow 等人在與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對比分析中進一步論述了巴比倫思想方法的特點及其經濟學意義。Dow指出,笛卡爾/歐幾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點是依據單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構封閉的邏輯體系,它為了獲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實際問題。巴比倫式的思想方法與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種開放的現實體系。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預先規定好的,未知的東西則被假定為隨機變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則不然,這里既有穩定性,也存在著發生創造性移動的空間。封閉型的體系具有二元論和原子論兩個重要特征。二元論體現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兩大范疇:變量分為內生與外生,價值分為完全確知與完全未知,關系分為因果性的與隨機性的,經濟當事人則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論則是指,在最小的單位基礎上建立理論體系,這些單位既彼此相互獨立,又與包含它們的整體相獨立,它們在經濟學中便是所謂理性經濟人[3]。而巴比倫思想方法則沒有這些特征。在這里,變量與范疇的劃分是不確定的。在一個擁有多種多樣相互無法通約的論證線索的思想體系中,在一種線索上是內生變量的東西到了另一種線索上卻會成為外生變量。而知識一般來說總是被人們以某種不確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須指向不確定程度。此外,某些論證線索是與個人相關,而另一些線索則涉及團體層面,因為因果關系的作用力可以沿著不同的方向起作用。這表明個人不是獨立的,他們的行為也將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制度與慣例的功能則在于,為處于不確定環境中的人們的決策提供一種穩定性條件。簡言之,按照巴比倫思想方法,社會將被理解為一種有機體系。
Dow認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倫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則,顯然是與后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風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這一方法論原則來概括后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方法論,而所謂笛卡爾/歐幾里得主義則可以用來概括作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派批判對象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這樣,后凱恩斯經濟學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論上獲得一種與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論支撐。因而,引入巴比倫的方法論思想模式補充并豐富了后凱恩斯經濟學的體系。不僅如此,巴比倫思想模式也為后凱恩斯經濟學內部方法論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還是具體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為,如果現實世界被理解為有機結構,不受統一規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會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集合。巴比倫思想模式特別強調,應該針對不同的推理鏈條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組合。當然,為了保持可操作意義,這種方法論的多元化必然是適度的,它將與特定的開放思想體系相呼應。也就是說,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方式決定了特定的方法論選擇,進而決定了具體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圍。它并不是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純粹多元論,而是一種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構的多元論。
(四)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其他研究進展
除了上面所述關于基本方法論的研究以外,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還在較為具體的層面上對以往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學研究應當采取的一些具體操作方法、研究策略與實際步驟等問題。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離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為后凱恩斯學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學者,Pasinetti曾經對后凱恩斯經濟學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功頗感遺憾。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論策略的失當。Pasinetti指出,后凱恩斯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種新的生產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取代流行的交換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經濟學體系,這是一項艱巨的理論任務。過去后凱恩斯學者關于生產范式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統地整合。而要推進這種系統的理論整合就必須采取“兩步走”的方法,即所謂“分離定理”。第一步是“純理論”建構,即抽象層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論為基礎,提供一種基本的經濟理論。它與阿羅―德布魯體系屬于同一層次,但實質卻不相同,它是開放的體系,可以闡明基本的客觀聯系,但存在多個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體層面分析,引入各種現實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個人或社會行為將被納入分析。不過,與主流派范式不同,這里不僅不局限于“市場體制”一種制度,也不拘泥于“個人理性”一種行為,而是涉及到諸如貨幣、廠商、工會、工資安排等等多種制度安排。可以感覺到,Pasinetti提出的這種兩階段研究方法與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的創作中所使用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頗有相似之處。而著名后凱恩斯學者Harcourt則高度評價這種研究計劃,認為它可以為從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斯拉法以及卡爾多等后凱恩斯學者的著述提供一個綜合的新理論框架。
第二,ESLee 論述了所謂“根基理論”(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國的新一代重要后凱恩斯學者,他認為無論是批判實在論還是巴比倫模式,都還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論可以成為更富有實際意義的具體原則。根基理論是與所謂“整體主義”(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結構焦點比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參與觀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體是指經濟學家直接從資料中發展理論和建構體系這樣一種過程。在這里,資料收集、理論分析與理論建構同時進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擁有前定的觀點與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斷地收集、理解、評估與比較其感興趣的資料。其次,匯集可比的經濟事件資料,從中提煉出特定的范疇、概念、相關特性,進而識別其相互關系。最后,從這些范疇、概念中識別出核心的東西來,并以核心的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一種具有復雜的分析性解釋的理論,這一理論應該能夠解釋資料中所代表的各種經濟事件的序列為什么以及是怎樣發生的。研究者不能為了使理論簡化而拒絕特定的資料,而是應抓住資料的復雜性,根據經驗建立起許多不同的次級概念與關系,將它們與核心概念環繞在一起,納入結構與因果機制當中。這將保證所建構的理論具有因果的解釋力。篩選中心概念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會使人們發現次級概念與關系,而它們需要進一步的經驗支撐,此外,純粹分析性的概念與關系若要納入理論之中,也需要經驗支撐。這樣,便完成了有關社會經濟過程的一種獨立的實質性(substantive)理論的建構。這樣的理論并不是對于資料的一般化推廣,而僅僅是來源于資料,即它并不妄稱所謂的普遍性。一種獨立性的實質理論只解釋一種中心因果機制,各個實質理論的組合所形成的正規(formal)理論則可以解釋經濟過程的多個方面、多種因果機制。正像獨立的實質性理論必須植根于經驗資料一樣,正規化的理論也是歷史性地狀態依賴型的,其分析性解釋絕不是經驗外推。并且,由于經濟世界是非靜態的,一種正規的理論永遠也達不到完成狀態,總要經歷不斷的修正。不僅如此,這種根基理論還承認研究者事前的知識背景會對資料收集與篩選識別過程進而理論結果產生影響,以及理論結果的不可證偽性。不過它也強調,通過不斷地發現新資料,總會在各種相競爭的理論中區別出優劣來。
第三,重新審視計量經濟學的經濟研究功能。
計量經濟學自從誕生以來,就一直成為主流經濟學驗證理論假說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應手的工具。與此相反,后凱恩斯學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計量經濟學的任何積極意義的。首先,是由于他們受到凱恩斯本人影響的緣故。凱恩斯當年曾經對丁伯根在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中使用統計計量分析技術提出懷疑,他指出計量經濟學只能對已知的、已經定性的經濟關系給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類行為的變化無常性,它不可能對經濟的未來走勢提供精確預測。凱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對把經過良好定義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其次,后凱恩斯學者排斥計量經濟學,當然也是與他們反對主流派形式主義的正規化方法論傾向一脈相承的。
然而近年來,一些后凱恩斯學者對計量經濟學作用的認識也出現了新變化,他們開始有限度地承認計量經濟學的積極意義。這里只簡要提及三個方面:其一,SPressman強調了描述性統計分析技術的積極作用。他把統計分析區分為推理的統計學(inferential statistics)與描述的統計學(descriptive statistics)兩大類,前者是主流派所慣常采用的那種,后者則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謂經濟內在機制或規律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圖準確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時點或幾個時點的圖景。采用描述性的統計學,首先要實際地收集數據,其次是需要描述數據的性質,進而來分析導致這些差別的可能原因。這種統計分析技術完全可以應用于經驗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種理論驗證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從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應該如何建設性地利用計量分析工具的問題[6]。Downward指出,主流派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對于闡釋所謂事件規則的理論模型的證明,從而使它成為一種推理工具。但實際上,計量經濟分析提供的證據往往起不到這種作用。以關于定價的經驗分析為例,即使利用同樣的數據,不同學者得出的有關價格決定影響因素的結論也不一致。這表明完全根據計量經濟學結果來篩選和識別理論是行不通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對于經濟學理論就全無用處。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借鑒凱恩斯關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進行計量分析時應當將作為主觀“先入之見”的理論與作為“客觀因素”的事實證據結合起來,實現理論與證據的互動(interaction),通過對于計量經濟學的結果不斷地予以修正和精煉,達到對于深層機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來又指出,計量經濟學將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夠提供“半規則”。這個見解與Pressman關于推理的統計學與描述的統計學劃分的觀點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計量分析技術在揭示深層經濟機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強調要將理論分析與計量分析以互動方式相互促進。
其三,BGerrard的論述[8],他與Downward觀點有些相似,結合近年來計量經濟學的若干新進展,主要是由倫敦經濟學院所發展起來的LSE方法,論述了某些計量經濟學方法可以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謂LSE方法是一種從一般到特殊的計量建模方法,它從形成一個極為一般的模型形式開始,然后通過同時施加理論方面與數據方面的限制條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簡化。LSE方法與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經濟回歸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別:前者將建模過程視為設定問題的過程,后者則給定將要估計的問題使之保持不變;前者將診斷性質較差的情況歸結為模型的規定可能有問題,后者則往往歸之于不適當的估計程序。LSE方法的這種理念與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們以往將計量經濟學或者視為理論驅動型、或者視為數據驅動型的簡單二分法,允許理論與經驗之間的互動,故而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利用計量經濟學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應當怎樣看待后凱恩斯學派的方法論思想
方法論研究是經濟學的基礎問題,不同學派在理論觀點乃至政策主張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差異。方法論研究同時也是經濟學的難點問題,它常常涉及到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等等思辨領域。能否真正形成統一明確的方法論原則,是一種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后凱恩斯學派既往的獨特研究方法(盡管尚不統一)曾經在一段時期內有力地支撐了它與主流經濟學的論戰。而其近年來關于方法論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則代表了其經濟思想體系的重要新發展。
后凱恩斯學派方法論思想的新進展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已經普遍重視方法論研究問題,將方法論建構視為自己獨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建構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滿足于對主流派經濟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批判,而是開始系統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論體系的東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將它們系統地闡述出來的問題。這種轉變既是后凱恩斯經濟學者對自身理論發展狀況深入反思的結果,也標志著后凱恩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
第二,后凱恩斯學者在方法論研究中,更加注重統一基礎與方法論原則的建構,包括哲學與認識論基礎的探討。他們逐漸認識到,要想與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體系相抗衡,必須從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或基本層面入手,形成一種新的系統一致的方法論基礎,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論基礎,進而取代整個主流經濟學體系。局部的、具體的、淺層次的方法論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無關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凱恩斯學者便潛心于這種深層次的方法論探討。不論是非遍歷的基本經濟觀,還是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都體現了這種方法論研究的主導思路。這些新的方法論原理,有的是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獨創性研究成果,有的則是他們從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鑒過來,然后再加以系統闡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論再造。它們雖然在提法上及論證細節上不盡相同,但是都試圖從最基本的層面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提供一種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統一的方法論原則。應當說,這種努力是有成效的,盡管目前在后凱恩斯學派內部關于究竟何謂自己統一的方法論基礎仍然存有爭議,但是就實質而言,非遍歷觀、批判實在論以及巴比倫思想模式三者所體現的世界觀、認識論及方法論原則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們實際上代表了近年來后凱恩斯經濟學統一方法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凱恩斯經濟學近年來的方法論思想明顯地具有反實證主義的傾向。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基本上是實證主義,在這里價值判斷因素被視為科學研究的障礙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實證主義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觀主義的同義語。所以,盡管老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像羅賓遜、卡爾多等人,也反對主流派的靜態均衡等分析方法,認為其脫離了經濟現實基礎,同時主張采取動態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現實性的方法,但是他們一般卻堅持實證主義。這表明,在早期后凱恩斯學者那里,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來后凱恩斯學者關于方法論思想特別是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卻顯示出反實證主義的傾向,這最明顯地體現在批判實在論的理論之中。這種對實證主義討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客觀實在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實在不再被視為簡單的經驗感知的封閉體,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層復雜結構和內在機制的開放系統。于是,實證主義,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經驗實證主義,在這里都變得不可靠了。科學認識可能更多地仰賴于溯因推理一類的抽象、類比等方法。這樣,新一代后凱恩斯學者就與老一代不同,他們從堅持現實主義出發,最后達到了基本否定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地步。這是他們對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探討而得出來的一個必然結果。當然,這種反實證主義傾向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的方法論層面上。就具體的研究方法而言,他們似乎也不反對采取實證主義的方法。,比如經驗實證研究,再比如對于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某種運用,乃至于對于數學模型的運用等等。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有什么矛盾,因為第一,具體的研究方法與基本方法論不屬于一個層次,擔負著不同的職能,縱然是以溯因推理為主線,也需要以某些具體的實證方法相輔助。第二,就其倡導的巴比倫思想模式而言,也為具體的實證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提供了空間。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中圖分類號:F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00402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現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現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現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堅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正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現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現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現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實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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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象化；社會心理需求；虛擬價值；信息顆粒；絕對財富標志；相對財富標志人
中圖分類號：G305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674－9448(2011)04－0036－10
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的核心。虛擬價值理論是廣義虛擬經濟這門學科的核心。隨著廣義虛擬經濟這門學科的初步確立，各種研究成果也不斷涌現。有些持有不同觀點的文章和也時有刊出。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畢竟真理越辯越明。需要重視的是，那些不同觀點的文章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根本的理論觀點上持有不同意見，一種則是因為廣義虛擬經濟的一些研究者，在概念、范疇的使用上也是五花八門，不甚準確，給人們帶來一些理解上的混亂，而造成的一些誤解。這兩種情況都與對虛擬價值理論的理解和認知不無聯系。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扭住虛擬價值理論這條紅線，準確表達虛擬價值理論的深刻內涵。
一、重溫馬克思對人類思維陷入物本窠臼的吶喊
理解廣義虛擬經濟基本理論的要害，在于破除物本思維，這是在哲學上叫本體論或世界觀的問題，非常重要。綜觀對廣義虛擬經濟理論的各種不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解決思維方式的問題，而解決經濟理論上的認識問題，必須通過刨根問底，到哲學源頭上尋找答案。廣義虛擬經濟的哲學源頭，就是馬克思關于人的活動的對象化理論。
馬克思對人類活動圖式的解讀，是他最偉大的理論貢獻之一。這個圖式簡單地說，就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在馬克思早期的文獻中，他喜歡用“主體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概念，即作為主體的人把自己的力量運用到客體上去，從而形成自己的對象，這就構成人的全部活動的基本公式。馬克思超越了舊唯物主義。在其重要哲學著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他說：“從前的一切舊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成感性的人的活動去理解，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這段話可以視為馬克思對人類思維陷入的物本窠臼的吶喊。他進而指出：“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客觀的活動。”可見，馬克思不僅把物理學意義上的物質概念和哲學意義上的物質概念加以明確區分，而且對于機械唯物主義的庸俗化的物本思維進行了深入剖析。馬克思的整個思想體系是把人的活動(客觀的活動)作為研究的對象，而不是把物質客體作為對象；馬克思理論的旨趣在于解讀主觀意識之外的打上人的烙印的外部世界的奧秘，這個奧秘就是人的活動的規律。他所理解的“外部世界”絕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冰冷的物質客體，而是哲學意義上的被人的主體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客觀存在。他的外部世界觀是生成的、動態的、屬人的。(用研究廣義虛擬經濟理論的林左鳴教授的話說，人的活動是容介了信息介質的――筆者注)因而也只有他的理論實現了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的高度統一。這是他的理論超越前人的最大亮點所在。舊唯物主義常常使用的物質實體概念，恰恰是馬克思所鄙棄的，物本思維也是馬克思所鄙棄的。
我們今天來解讀馬克思的外部世界觀，重要的在于破除僵化的物本思維。在筆者看來，馬克思對人的活動和外部世界的理解有著豐富的精神內涵，他把傳統的哲學基本問題――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提升為主客體關系，更加著意于從能動的方面去理解人的類生活，理解人和人類社會。人的活動是客觀的實踐活動，但這個活動必須從主觀、能動的方面去理解，這是他的核心思想所在。這個思想為走向生活對象化打開了廣闊的前景。對象化改造了人類及人類社會，他甚至認為“主體的本質力量”也不是生而具有、亙古不變的，是人的活動本身造就的。“人的所有感官都是全部世界史的產物”。這就是說人的感官是動態的、生成的，是信息容介的，因而也是進化的。
以上思想就是前些年學術界曾熱烈討論的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今天，我們要研究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廣義虛擬經濟，首先要建立正確的哲學世界觀，或者叫基本的思維方式，就是要回歸到對這個“人的活動圖式”的主體性理解上來。如果不是在這一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就連費爾巴哈都難以超越，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的學術成果的。廣義虛擬經濟的哲學思維方式并沒有背離也沒有超越馬克思的人的活動的對象化理論，相反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超越物本思維試圖對變化了的時代實踐進行新的理論總結。而不能建立這樣的思維方式，一切所謂有關廣虛理論真偽的爭論，只能是各說各話。
二、對象化理論的經濟學意義
馬克思對人的活動圖式的解讀，對于理解他的經濟學有特別的意義。從能動方面來理解和解釋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將得出一個特別重要但未被重視的理論，那就是生活對象化的價值理論。馬克思摒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走向了生活對象化的新價值論，可惜許多學者把他的價值論只作了古典化的理解。
在馬克思那里，人的活動的圖式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類生活的對象化”。對象化是人類區別于動物世界的根本特征。動物世界不借助對象進行交往，動物的活動不會成為它自己的對象，因而也就沒有人類社會那樣的社會性。只有人把自己的活動當成自己認識和觀照的對象，并靠在活動中凝結成的對象進行交往。這個思想，在后人研究馬克思的著作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解釋。從青年馬克思的諸多著作中可以看出，對象化像一條紅線貫穿其中。從提法上講，早期多使用“類生活的對象化”概念，后來常常使用“勞動對象化”的提法。在筆者看來，真正的關鍵詞在“對象化”，這才是馬克思思想寶庫里的珍珠。馬克思無論在解釋精神勞動對象化，亦或是生產勞動對象化，還是生活(人的活動)對象化，都沒有離開對象化這條紅線。實際上，“對象化”道破了“社會性”的天機。如果精神勞動不能對象 我們沒有理由不接納出身于“信息顆粒”的價值“新貴”。因此，虛擬的“信息態”的發現在經濟學領域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價值是主體對客體有用性的一種判斷。虛擬價值就是滿足人們心理需求的價值。我們對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做出劃分，在價值論的意義上就是為了更方便地把有用性加以分類――即實物價值、虛擬價值。但這并不是為了把價值整體割裂開來。在現實世界中，確實找不出純粹地只是滿足人們心理需求而不滿足生理需求的價值，也找不出純粹地只是滿足人們的生理需求而不滿足心理需求的價值。生理和心理本來就是統一在人這個身心統一體中的，不能加以絕對的割裂。在人的感覺上區分二元價值并沒有太大的意義，使身和心得到受用的價值，都是有用的，對這種有用性的嚴格區分十分困難。在交換領域，虛擬價值和實用價值也不是分置的。但是，分類并非沒有意義。分類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事物，并不是把一個本來是整體的事物分開。分析的意義僅在于綜合，這在認識論上很有意義。只有機械思維的人才會把整體割裂。所以，我認為“二元價值容介態”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理論抽象。實質上，價值是一不是二，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并不是二元呈現的，是混沌狀態的。容介一詞用得好，它準確地把認識中被加以分類的價值概念又綜合在一起了。本來是一，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互相容介而已，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自然宇宙世界，信息態對物質態的進化有著重要意義，信息態是物質態進化的源泉(基因的發現就是明證)。在自然科學領域，信息態和物質態的容介理論很可能是進化論的又一個里程碑。在經濟學的視野里，對虛擬價值的抽象具有特別的意義，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這種意義何在呢?虛擬價值進入交換領域，指的是社會心理需求度對商品價值的再造，這在解釋價值現象和價值規律上有重大意義。由于虛擬價值的引入，人們求解價值源泉問題上的理論困境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虛擬價值在是社會生活本身造就的，是社會心理對價值的發現和再造。這種價值再造現象是脫離生產勞動的。現實生活中，不增加勞動或沒有經過勞動而再度生成大量價值的現象比比皆是。如果沒有社會心理需求的再造，就無法說明價值的來源。可以說，社會心理需求是虛擬價值的源泉。通常情況下，勞動在完成之后，商品價值交由社會來再造，從而完成價值生成的全過程。而在有些情況下，那些并未經過任何生產勞動而進入交換領域的商品，也經由社會再造而價值倍增了。“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這個論斷，顯然難以解釋當今出現的新的價值現象。所以，引入虛擬價值，找到了價值的又一重要源泉，發現了價值的社會生活再造效應，特別是社會生活的主觀方面的再造效應，一定程度上是解釋價值現象和價值規律的新視野。虛擬價值并不是為了理論說明上的方便而假設的，而是在價值現象和價值規律中真實存在的，主觀辯證法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它的存在規律如下所述。
四、價值規律的社會心理向度
在經典的經濟學的教科書中(筆者不喜歡傳統經濟學的提法，傾向于使用經典一詞。這正如經典物理學并不是錯誤的，而是在一個有限域中是完美無缺的，在更大的域中它的解釋力就會打折扣，經典經濟學也是這樣。因此它并不傳統卻很經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即是如此。――筆者注)，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即是價值規律的本質內涵。這里價值取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市場供求關系兩個變量。有以下幾個重要的公式是明確的：
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交換價值＝供求關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而在廣義虛擬經濟的視野中，價值取決于社會必要生活和社會心理需求度的波動。以下公式也是明確的：
社會心理需求＝個體心理需求的集合
價值＝對象化于其中的社會必要生活(指無差別的人類生活)
交換價值＝社會心理需求度＋社會必要生活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承認社會心理需求度在價值規律中的作用，這應該是廣義虛擬經濟的價值理論的一個重要內涵。同時，既然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合理的抽象，無差別的人類生活同樣可以成為合理的抽象。只是，作為價值內核的社會必要生活是難以測量的，而社會心理需求度的上下波動對交換價值的制約，本質上是就是對社會必要生活(即價值)的發現機制。廣義虛擬經濟用無差別的人類生活指稱價值，與馬克思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指稱價值時所運用的理論工具一樣的。實際上，正是由于廣義虛擬經濟引入社會心理需求度對社會必要生活的發現機制，使價值得以重見天日了。商品是社會必要生活的凝結，作為人類的對象，它具有物化和非物化的形式，即實物態和信息態特征。人類生活中“信息顆粒”的價值化已經司空見慣。走向社會必要生活的價值論(即生活價值論)，許多理論困惑就迎刃而解了。比如，我們不好理解貨幣泛濫現象，但在虛擬價值理論之下，由于社會心理需求度對普遍存在的商品中“信息顆粒”的發現，以及對“信息顆粒”的價值評估，全社會的價值倍增了。作為標記價值符號的貨幣出現供應增加，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濫發而造成的貨幣泛濫，而是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的。這是新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如果我們不去從價值規律上找出深層次的原因，只會停留在無休止的慨嘆中束手無策，而找不到切實可行的對策。所以，廣義虛擬經濟在理論工具上并沒有偏離更沒有超越馬克思的方法，只是在對象化理論指導下對價值規律的描述進行補棄，補充其應有的虛擬價值內涵，從而完成價值生成機制全過程的理論描述。同時應該指出的是，社會心理需求并不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樓，它本身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它本身的客觀性依據和存在規律是需要做進一步研究的。社會心理的波動規律，仍是人類認識面臨的“必然王國”。也就是說，虛擬價值理論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和空間。
對基本假定持先驗觀的學者諸如弗朗克·奈特認為，經濟學基本上是一個從內在經驗所產生的一系列先決條件推斷出來的純演繹體系，那些先決條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檢驗。或者說，建立在人為的“經濟人”基本假定基礎上的經濟學命題系統，其實只是關于抽象人的“行動和欲望的邏輯”！對基本假定持經驗觀的學者認為，一方面我們關于人類心理或人性的觀點歸根結蒂來自經驗；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題還是關于經驗的陳述，并且總是可以對經驗資料作出“說明”或“理解”的。
這種難分勝負的爭辯的綜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謂的“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說。馬克盧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關于極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為對那些已與操作概念無關而由證據排除其矛盾的構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經驗意義，但“它們憑經驗來說雖有意義，卻并不要求任何以經驗為依據的獨立的檢驗”，甚至對這類假定的直接的獨立檢驗是“令人誤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費解的是，基本假定的這種拒絕經驗檢驗的特征并不意味著它們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當一個更能令人滿意的理論體系可以利用時，它們就可能同它作為其中一部分的那個理論體系一起遭到擯棄。
我們知道，康德通過給出“先驗綜合判斷”的辯析而“消解了”傳統唯理論與經驗論的對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從傳統認識論主－客（這里有邏輯循環，因為客體必須是主體意識中的客體）框架中跳了出來，他已經不著眼于認識過程的考察，而是著眼于既有的知識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學知識的邏輯特征界定為“先驗綜合判斷”，并籍此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理論的普遍必然性，又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理論的可發展性。從而得出了“我們的理性并不是從自然引出規律，而是把規律強加于自然”的著名論斷。
康德哲學的啟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認識論立場上對待經濟學的基本假定，其實“經濟人”假定從一開始就是方法論意義的，它是科學研究中“思想實驗”或“理想實驗”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移植和運用。雖然現實的經濟行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說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并不存在這種“理性經濟人”。然而，這種假定正如科學研究中的“理想實驗”對科學知識和理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一樣，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學知識和理論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仍存在著主張以“現實人”替代“經濟人”作為構建理論出發點的學者；迄今仍大量存在著要求對“經濟人”是“先驗的”還是“經驗的”給出確定回答的學者，他們的盲目努力恰如鉆進了捕蠅瓶的蒼蠅，四面亂撞無法擺脫困境。全部問題就在于，他們不懂得“經濟人”假定是假設而不是假說，假設的品格是方法論的，是關于研究從何處入手和如何展開的選擇；假說的品格是認識論的，是關于現實是如何的假定。作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這里不存在直接的經驗否證，因為該方法的邏輯品格是“pq”。若附圖{圖}p，則q的真值無論如何命題都是真的。眾所周知，在經濟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無法完全確定的。總之，“不可辯解的命題”首先是一個方法論命題，它的“不可辯解性”就是“不可否證性”；它的經驗性，則是一種“可能經驗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證論科學哲學的影響，為駁斥先驗知識觀給出了一個新基點。他說：“對一項假說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同經驗相比較。”所以，經濟學家不必費盡心機使自己的假定“成為現實的”（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否證論標準剛剛提出時，曾經給許多經濟學家以一種如釋重負的解放感覺。因為據此標準，經濟學家們不必再為知識前提的復雜性質勞心費神了。但是，當人們具體動用這個附圖{圖}q附圖{圖}
p的標準時卻發現產生的困難一點也沒有減少。因為我們要弄清這個附圖{圖}
p是什么，特別是我們常常無法依據
附圖{圖}
q來斷定
附圖{圖}
p，因為p的品格有時就好象是巴黎的標準米尺。維持根施坦曾說過如下一段頗耐人尋味的話：“一個東西，人們既不能說它是一米長，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米長，這個東西就是巴黎的標準米尺。但是當然這不是說這根米尺具有什么不尋常的特性，而僅僅說明它在用一把米尺作測量時的語言游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注：維特根施坦：《哲學研究》，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50節。）
在具體檢驗問題上，他及其弟子們更陷入了無所適從乃至胡言亂語的困境。諸如他們居然玄乎地說：“
重要的是，……一項假說在其種種假定方面必定在描述上是虛假的。”甚至愈虛假愈有價值。對此，許多經濟學家都產生了反感，薩繆爾森則把這種華而不實的夸張說法稱之謂“F一曲解”。此外，當檢驗的條件無法完全確定地給出，從而導致“檢驗”至多是實例說明時，弗里德曼則宣布“科學中根本沒有確定性”；反之，當需要肯定知識的經驗意義時，他又說新古典研究綱領已經屢次獲得檢驗。弗里德曼的這種態度或觀點，被布勞格不客氣地指責為“阿爾奇安論點”。他說，“關于阿爾奇安論點的問題正如解決達爾文理論的‘適者生存’的意義問題一樣：為了生存，唯一必要的辦法是比競爭者更好地適應環境，并且我們正如不能根據天擇原理證實目前生存的物種的完美程度那樣，也不能根據經濟選擇來證實目前存在的廠商是最大限度利潤的獲得者。”（注：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4頁。）如此可見，只要你把整個經濟學理論作為一種性質的知識來考察，你就無法繞過“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的分析陷井。
二、經濟學知識品格所顯示出來的矛盾和復雜的特征狀況，根源于經濟學理論系統隱含的未為人知的雙層結構。這個雙層結構就是整個理論大廈可以區分為：一個作為可能必然分析真理的上層建筑部分和一個作為現實偶然經驗知識的下層建筑部分的關聯結構。弄清楚經濟學理論的這個雙層結構及其相互關系，是弄清楚經濟學知識性質和特征的根本所在；也是徹底消解本世紀此起彼伏地存在著的關于經濟學知識觀問題上的哲學紛爭的根本所在。
這個雙層結構的形成，它起始于“邊際的”普遍進軍，這個進軍的基地是效用分析。從“實體或心理”分析到經驗分析的轉折點發生在互補性課題上。起初奧斯波茨和利本把不同消費品之間的互補性定義為效用函數的第二級導數；如果一種物品消費的增加提高了另一種物品的邊際效用，它們便是互補物品；反之，則為競爭物品。這種企圖通過對效用量的比較或加總（事實上這是無法確切地進行的）來說明需求量的情況，屬于“實體”分析的認識框架，所形成的定理也屬于先驗分析的“理解學說”家族中的成員。當經濟學家費希爾和帕累托形成如下重要思想：一個物品的“效用”的大小，恰恰是取決于消費多少其它物品，從而互補性應該直接依據無差異曲線的斜度來說明。這就改變了互補性課題的性質，因為第一這里引入了假說，第二分析的對象是經驗。于是當希克斯和艾倫1934年進一步提出：依據交叉替代效應的結果（兩種或幾種商品的價格變動和銷售量變動的情況）來說明互補性時，效用分析已徹底轉化為需求分析了，效用分析無效用了，因為需求函數告訴了我們想知道的一切。
經濟學研究的這個轉變意味著經濟學研究方式和研究性質的轉變，意味著由此產生的知識和理論在性質上的轉變。亦即從不可否證的假設轉變為可證的假說。“萬有引力”就是一個假說，甚至牛頓就不理解自己提出的萬有引力，他在寫給本特雷的信中說：“引力對物質來說應該是固有的，內在的和必不可少的。這樣，一個物體能夠通過一個真空作用于遠處的另一個物體，無需任何中間媒介就能把作用從一個物體傳遞到另一個物體。這種觀點在我看來是天大的謬論，我相信任何搞哲學的人，只要有足夠的思考能力，就不會犯這種錯誤。”（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觀念》，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頁。）這表明，萬有引力對牛頓來說甚至連信念都不是，因為它與眾人日常經驗中形成的接觸作用觀念相沖突。但恰恰是理論的假說特征，使得科學知識成為可否證的和可發展的。
當薩繆爾森提出“一致性公理”假說后，經濟學的實證研究終于奠定了基礎，計量（實證）經濟學研究自此開始了蓬勃的發展。從而不僅在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內部形成了獨特的雙層結構，而且使經濟學概念和定理在性質乃至含義上有了二重性。諸如作為經濟學核心概念的“效用”，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含義原本是從消費中獲得的“滿足感”，它屬于主觀心理性質；而從市場行為視角看，“效用”是通過“偏好”顯示在選擇行為中的，而“選擇”僅僅是由“期望”驅使的交易活動，并且這種“期望值”的確認主要依賴經驗。這樣，“效用”概念的含義就有二重性：“滿足感”和“期望”，并且同一個定理的不同表達方式，顯示的知識性質可能不同。
由此我們終于明白了，所謂“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它的不可辯解、不可否證性是方法論要求的體現；它的經驗性是認識論要求的體現，而它所以能結合在一起，乃是由于經濟理論系統內部存在的“轉化”功能。而兩種性質知識的存在及其轉化功能的存在，則根源于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者不能人為地切割、純化社會活動，從而不可能有合格的能檢驗理論的實驗活動，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純理論。眾所周知，諸如當伽利略給出了自由落體定律并在真空中獲得檢驗后，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會進而要求伽俐略給出各種物質比如羽毛，從比薩斜塔塔頂下落的時間和路徑的模型。因為理論已經確立了，應用則是應用科學和實踐的事情。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十分悲哀的是給出上述性質的模型正是你的天職所在，因為否則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不知是什么。
這就是經濟學理論大廈必然具有性質不同的雙層結構框架的根本緣由所在。就此而言，以往那種籠統地把整個經濟學知識捆綁在一起進行評估的做法顯然是不妥的，陷入無休止的爭辯乃至自相矛盾的結構也是必然的。
三、這個上層建筑部分的內容是從“理性經濟人”基本假設出發的，運用邊際分析方法獲得的命題系統；具體地說它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論”為邏輯歸宿的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于這個理論的認識論性質的評估，美國廣泛流傳著如下雖然尖刻卻不無意義的笑話：
一位經濟學家，一位工程師和一位化學家一起在一座荒島上陷入困境。他們帶著一大聽火腿卻沒有開聽刀。工程師和化學家在按照應用科學進行了各種旨在打開罐頭的嘗試失敗之后，惱怒地轉向始終掛著傲慢微笑的經濟學家。“你看怎么辦？”他們問道。“讓我們假定有一把開聽刀”，他平靜地回答說。……
>自從萊昂·瓦爾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論”以來，難以數計的學者就其現實性問題提出了各種批評，并引發出各種爭辯。然而，堅持“真理論”觀，則至少應存在關于各種局部均衡理論有效性的獨立檢驗，而僅就勞動市場，其不均衡甚至嚴重不均衡狀況卻屢見不鮮；堅持“假理論”觀，則意味著無視“外部性”現象和規模經濟等的存在，使得一般均衡理論出現了初始條件未被滿足的情況。今天，阿羅－德布魯派終于給出了在若干條件下一個一般均衡體系有一種單獨解的證明。但這是一種“存在定理”的證明，它表明理論所給出的僅僅是一個“可能世界”的內部關系，雖然這是一種必然關系，并且能被看作“真理”。
但是，大部分經濟學家包括著名的經濟哲學家馬克·布勞格仍抱怨說，就發現一般均衡理論所引起的均衡力量在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而言，可以說我們幾乎和瓦爾拉斯一樣路途遙遠（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觀念》，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頁。）。這就間接地表明，他們仍然直接地把經濟學中有關“一般均衡”的語句看作是科學假說性質的理論命題，并希望從中直接派生出可否證的觀察命題來。殊不知所謂的“一般均衡”理論，僅僅是規范經濟世界的一種工具，一個“范式”（Paradigm），它是選擇的產物，它只是提供了一個純邏輯的練習場所，從本性上就不存在真假問題，而只存在有效與否的問題。“發現”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的工作，乃是構建另一種性質的知識的工作，它是經濟學家們在第二階段要做的事情。這個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范式指導下形成關于現實經濟活力的模型——科學假說（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應該看到，計量經濟學已經使新古典經濟學命題系統在各領域形成了相對應的模型性知識，它就是我們所講的作為下層建筑的現實偶然知識。
如何看待現實偶然知識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看待它與可能必然真理之間的關系問題，或說如何看待可能經濟世界向現實經濟世界的轉化問題。我們發現，與該“轉化”含義相關的實證經濟學研究有兩種相反的方向。一種是依據基本概念和理論，運用被動設計思路逐步放寬它的假設前提，拓寬它的應用范圍使之迎合現實。亨利·勒相熱認為，這種方法也是把微觀經濟理論逐步拓寬為是“關于在社會相互作用體系范圍內的選擇和人類行為的一般理論。”（注：亨利·勒相熱：《美國的新經濟學家》，載于《第歐根尼》1988年第2期第251頁。）這種“拓寬”的副產品可能涉及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另一種方向體現在所謂“經濟計量學的方法論革命”中，它扭轉了以往那種從既定理論派生經驗模型的方向，允許將修正的矛頭指向先驗色彩濃烈的理論模型。
如果說第一種方向無礙于理論內部雙層結構之間的邏輯關聯，從而能使經濟學知識表現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的話，那么第二種方向則不然。在“兩個劍橋”的對仗中，技術在利息率變化時的“轉換”與“再轉換”的可能性證明，已經表明一種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的哲理。而考夫蘭（Coghlan）率先提出的關于英國貨幣需求函數出現斷裂情況的嚴厲責疑：影響對M[,1]貨幣需求的因素與影響對M[,3]貨幣需求的因素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不存在一個一般的貨幣需求理論能適用任何貨幣定義的情況；并且也根本無法分離出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說明從略）的情況（注：參見“Atransactionslcmandformoncy”《BankofEnglandQuarterlyBullctin》第18期，第48～60頁。），則直指理論的合理性本身。
這就產生了兩個有待說明的問題。一個問題是依據排中律提出的，A與附圖{圖}
A必有一假；亦即與可能必然真理不一致的東西何以能存在于經濟學之中？我贊同非概率主義歸納邏輯的創始人科恩（J.Cohen）的觀點。他說，若堅持科學的目的是真理，就等于宣布任何已接受的假說在本質上是免于否證的，其實，科學的目的僅僅是知識，諸如兩個治療某疾病的競爭假說，它們所產生的副作用沒有顯著不同，但在治療上是對立的，并且不能結合使用，這就同樣有權利作為知識被接納。在經濟學中，對“如何”問題的回答是多元的，對“如何”問題的要求只是“適宜性”。因此，與“知識”相聯系的只是“可接受性”和一定范圍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可見，關于現實的知識不僅在本性上是“偶然的”，而且它的被接納，也僅僅是比較選擇的結果，并且這種比較也只是歸納支持等級的比較。諸如我們發現：E對I的支持不少于E對H的支持，則有S［H,E］≤S［I,E］從而使我們作出S［I,E］假說的選擇。
第二個問題是兩個層次之間的邏輯自洽性問題。不容否認，這兩個層次之間可能存在邏輯不一致性，然而，就絕大部分的情況看，僅僅只是抽象與具體的關系，因為無論哪種可能模式一般都能給出現實秩序的。諸如我們以色彩模式和以空間關系模式，同樣能將房間里的各事物區分開來，并給以邏輯合理的說明。這也是各派經濟學都使用共同的經濟學語言，運用共同的經濟分析工具，并且聲稱：他們之間的分歧僅僅在某一點理論或經驗上，盡管就是這一點點造成了經濟學觀上的分歧的原因。
[關鍵詞]建構主義；方法論；多元主義；整體主義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構主義理論于20世紀80-90年代興起以來，已日漸成為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之一。當前國內學界對于建構主義基本理論的探討已趨成熟。但對于其方法論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通常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一般科學方法論，即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于許多學科領域的方法理論，就社會科學范疇中的國際政治學而言，主要是指相對立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和后實證主義的解釋學方法論；二是具體科學方法論，即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在建構主義話語體系中，主要是指國際政治研究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本文將圍繞建構主義方法論的這兩個層面展開具體論述。
一、方法論分歧的本體論根源：物質本體論與社會本體論之爭
方法論的選擇是和本體論密切相關的，方法論的分歧本質上反映的是本體論上的差異。實際上，國際政治學者在面對所有的研究問題時，潛意識里都有一種先在的本體論假定。國際政治研究的客體不外兩種類別：自然事實和社會事實。自然事實，其本質是一種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實在，這一點在國際政治理論界，除了一些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以外，幾乎是不存在爭議的。但至于社會事實，在本質上究竟是一種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實在，還是一種依賴于人的意志的主觀建構，卻是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的。這種分歧，正是物質主義本體論與理念主義本體論分歧，或稱物質本體論與社會本體論的分歧。
理性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不論是新現實主義學派還是新自由主義學派，都是持物質本體論的觀點。這種觀點源自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它把包括國際政治領域在內的社會世界理解為同自然世界一樣的物質實在，這種物質實在是獨立于人類的話語和觀念、獨立于人類的互動行為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基于這樣一種本體論假定，理性主義認為社會科學領域理論研究的任務，同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在于因果問題研究，在于發現客觀規律或者像華爾茲所說的對客觀規律的解釋。他們認為國際關系學者可以像尋求自然界的規律一樣，能夠對國際政治行為體的行為及其規律加以把握和認識。這種觀點，是理性主義學派實證主義認識論的本質和實證性研究方法的理論根據。
然而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無論是主流的溫和建構主義還是非主流的激進建構主義，都是持社會本體論的觀點。這種觀點源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它認為社會世界并不是完全獨立于人類話語和觀念的客觀實在，而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是由人的觀念和言語行為不斷創造和再造的。這種理念主義的本體論重視人的主體性，認為社會的深層結構是由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構成的，強調物質因素是通過觀念和話語的作用而產生意義的，社會實在只是一種主觀的外化。基于這樣一種本體論假定，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領域作為一種社會類別，本質上也是一種行為體互動中的社會建構。所以國際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只注重因果問題研究，還應該重視建構問題研究這種研究議程的重新設定決定了在國際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學領域那種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萬能的――后實證主義的詮釋性方法，應當受到成有的重視
二、研究方法的“中間道路”：方法論多元主義
本體論的分歧導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質本體論的觀念導致了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傾向，將發現客觀規律作為研究目標，在研究方法上側重于說明(explanadon)，側重于實證性方法；而社會本體論的觀念則導致了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后實證主義傾向，將理解社會意義作為研究目標，在研究方法上側重于對社會事實和社會意義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詮釋”(intcrpreta-tion)。在國際政治學界。作為主流的理性主義學派屬于前者，作為非主流的反思主義學派則屬于后者。
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論戰中異軍突起的建構主義學派在方法論問題上則力圖調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條新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盡管在本體論上和反思主義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認同反思主義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單一主義觀念，而是持一種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實證性方法與詮釋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對立不可調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種工具。建構主義認為科學研究應該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方法為導向。因果問題研究(why的問題)離不開實證性方法，而建構問題研究(what和how的問題)則需要詮釋性方法。因此建構主義在研究實踐中超越了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無謂的方法論爭議，綜合運用兩種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類方法。
這種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使得建構主義在保留了主流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同時，也大量借鑒了被理性主義所忽視和否定的后實證主義的詮釋性方法，包括符號學、譜系學、敘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認知圖譜法等，這些方法都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不具備的。
雖然建構主義學派在方法論上持這樣一種多元主義立場，但幾位主要代表人物在兩類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勻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側重的：溫特的理論以科學實在淪為認識論基礎，所以較多地采用了實證性方法；而卡贊斯坦和江憶恩的建構主義文本都是實證性和詮釋性方法同時使用，既有說明變量關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會意義的內容；魯杰、奧努夫和克拉托齊維爾則更多地是從理解意義的角度人手，較多地采用了詮釋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齊維爾為代表的德國建構主義學派，大量地使用了語言學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強烈的后實證主義色彩。
值得關注的是，國際政治研究中的這種語言學方法曾經長期為中國學界所忽視，它是建構主義多元方法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語言學之所以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得以應用，也是由于建構主義對國際關系的社會本體論理解：語言對于社會事實具有先在性，它不僅描述社會事實，而且還建構社會事實，話語是觀念擴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體間性意義的建構必須依靠言語行為來完成。以語言學的理論方法來詮釋社會建構問題，是當代后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特色。國際政治研究中的語言學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建構主義學派之中，在美國(除了佛羅里達建構主義學派之外)應用并
不廣泛。
三、方法論的社會學轉向：從個體主義到整體主義
建構主義在研究方法上對理性主義有兩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論多元主義對單一方法論的超越，還有就是國際政治研究中整體主義方法對個體主義方法的超越。個體主義方法強調個體的作用，并以個體特征解釋整體特征；而整體主義方法則強調整體的作用，根據整體特征解釋個體特征。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常用的方法，而整體主義是社會學偏愛的方法。¨’
理性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深受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影響，在方法論上一般采用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以個體主義的角度和經濟學的概念來解釋國家的行為。其中新現實主義主要借鑒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方法，華爾茲就曾經以市場結構來類比國際政治結構，以公司來類比國家；而新自由主義則主要借鑒制度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基歐漢就曾經以成本一收益分析來考察國際制度。理性主義的這種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選擇理論為指導思想，把國家視為“經濟人”，根據成本一收益分析來選擇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并經常使用博弈論、系統論甚至數理統計等方法來研究國際問題。
這種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認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慮被假定為理性利己者的國際行為體在給定利益驅動下的行為，只注重單元層面的利益權衡和戰略選擇，而忽視了作為主體的能動的人的作用，忽視了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對行為體身份和利益的建構作用。更不用說它忽視了主體間性的存在和社會意義的觀念建構問題。但世界是作為一個國際社會而不是一個市場體系而存在的，所以這些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單純的經濟學方法是不足以解釋復雜的國際社會的。這種借鑒自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無法解決的缺陷，使整體主義的社會學理論方法引人國際政治研究成為必要。這個方法論革命的任務，就是由建構主義完成的。
建構主義的主要理論來源是社會學，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和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所以它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國際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論上也是采用社會學中普遍使用的整體主義方法。整體主義認為，整體對個體的作用，不僅僅是個體主義所強調的因果作用，還包括個體主義所忽略的建構作用。也就是說，國際體系，不僅像華爾茲所認為的那樣決定國家行為，還有建構國家行為的意義。同時，整體主義將個體屬性視為整體結構的社會建構，而不是像個體主義那樣將這些個體屬性視為與整體結構無關的外生的給定變量。也就是說，國際結構不僅影響國家行為，而且影響到國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體主義的社會學方法將研究重心放在建構理論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論研究上。它以社會學的視野和整體的角度來考察國際政治，分析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的建構作用，分析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建構，分析文化、規范和認同的形成與作用。它把包括權力、利益和無政府狀態在內的所有被理性主義視為先驗的給定的概念都變成了研究的課題，并分析其社會建構的過程，原來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起點成為建構主義研究的問題。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社會學轉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出現的。
建構主義以社會本體論為哲學基底，因此不僅關注因果問題研究，而且更加強調建構問題研究。這種研究議程的特點決定了建構主義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在保留了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的同時，大量借鑒了后實證主義的詮釋性方法。也正是這種對國際政治的社會本體論理解和對建構問題研究的強調，決定了建構主義只能采用社會學的整體主義方法，從整體的性質來理解個體的屬性與行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義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建構主義這種方法論上的變革，為國際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它為我們創造了一個重新觀察世界的新視角、一種重新解讀世界的新話語、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這正是建構主義方法論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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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J]，國際政治研究，2006，(3)。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系統 新制度經濟學 交易成本 誘發性制度變遷
伴隨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迅速，金融業組織中的“底層物質”正在產生深遠巨變，各種新的金融系統、金融產品與服務平臺不斷涌現，傳統金融業進入了一個面臨倒逼變革與創新的新紀元――互聯網金融新紀元。本文嘗試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入手，研究互聯網金融的根源和運作。從這一角度出發是為了更好的給互聯網金融提供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參考――理論層面上為互聯網金融運行機理提供認識論基礎，有利于深入理解互聯網金融系統的運作；實踐層面上對把握互聯網金融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預測和控制互聯網金融風險有一定現實意義。
一、互聯網金融系統的內涵
金融系統是個仿生概念，通過這種新思維能有效地為許多金融問題提供較強的解釋力。1935年，英國坦斯利較之他人先提出了生態系統這個概念，圍繞的重心是生物、環境及相互作用。其中環境是指生物所處的條件，會作用于生物的社會成分與自然成分。生態系統應被看成是一個整體，即在一定空間領域內，生物跟環境影響結成的整體。
從學習系統的視角去研究金融，我們可以發現在當代金融系統中的互聯網金融系統具有很多系統學的特征，并且隨著系統經濟高度發展，金融往往會從一個較低水平到更高的水平。在這個過程中，各種金融機構進行變革、分工、演化都是為了適應環境，它們彼此之間相互影響進而組成了一個相互角逐同時又相互依附的作用整體，有著跟生態系統差不多的特點。特別是“適者生存”這個重要節點，因而角逐法則同樣能在金融系統發揮作用。
李揚（2005）認為由金融參加者及依附存活和壯大下去的金融環境兩部分組成金融系統，且相互依附、相互作用產生了這一動態均衡的系統。徐諾金（2005）則認為金融系統是一種動態均衡系統，在系統中不同成員為了生存和發展跟生活環境組和織之間產生了長期聯系并相互影響。總之，“金融系統”就是要突出金融參與者與其所處環境之間聯系，這一思維也為“金融系統”的研究限定了一個科學的界限。
應該將互聯網金融的參與者看作是互聯網金融產品及服務的生產商，這些生產商主要包括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市場、企業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企業，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擁有大批忠實客戶以及互聯網大數據企業（如騰訊）；二是傳統金融機構（如陸金所）利用互聯網開展一些“互聯網+”業務；三是提供金融服務業務的第三方互聯網平臺技術（如諾亞財富）。而互聯網金融系統更是囊括了制度、法律、政策以及信用體系這一些軟環境。
因此，互聯網金融系統是一種新金融系統商業模式，基于互聯網產生的一系列金融模式共同構建的新金融系統，系統間交互影響形成動態循環金融系統，最終形成新金融狀態空間。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立論根據
新制度經濟學沖破了一個重大假設，即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制度外生假設，而且將經濟參與各方開展金融等活動的成本看成是一種沉沒成本。不管是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互聯網金融體系運行所處的制度h境都是其中的重要影響因素。制度就是指為了約束一些機會主義的規則，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其實施機制。法條、規章及契約合同等屬于正式規則，是人們有意識創造的；非正式規則包括行為習慣、道德準則及文化成分等，是一種非硬性約束。而諾斯與科斯（1994）認為“產權變更的運維機理是實施機制”。
史漫飛（2003）認為經濟活動與制度間的相互作用作為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新制度經濟學在這一根基上傳承又突破，更清晰的界定了制度經濟學的關鍵定義和解釋變量，主要有產權、成本、制度、主體等，但假定、樣式及用具技巧等仍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
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思想對互聯網金融系統的研究主要涵蓋：交易成本論、產權說、制度變遷說、契約說等。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石是交易成本的計算與產權的界定。經濟效率相關問題在新制度經濟學中演化為通過確權邊界為了減少交易成本，進而使資源配置效率合理化。制度變遷在其中至關重要，因為制度變遷對現實經濟行為影響巨大。因而，能對互聯網金融系統運作做出最恰當解釋的是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
三、互聯網金融系統下交易成本論
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假設，但生活中消費者和互聯網金融機構是非理性的，互聯網金融系統信息不完全，而減少傳統金融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是互聯網金融出現的部分起因。互聯網金融系統中包括三方面的交易成本：一是信息成本，包括搜尋金融交易對象的成本及收集項目情報的成本等；二是監督成本，包括金融交易談判成本，為避免信用違約而產生的簽訂和維護金融交易履約的成本，設立金融監管制度與組織的成本以及由經濟環境原因所引致的金融風險防范成本等；三是界定和保護產權的成本，主要指為確定和保護金融資產產權而制定法律規則，設置各種監督及中介組織的成本；四是保險成本，即用于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風險而設立保險機制與組織（如存款保險機構）以約束和保護債權債務關系的成本。傳統金融市場信息不完全及不對稱引發交易成本高企，而互聯網金融分析大數據可以獲取比如信用記錄、經濟狀況等信息，進而用互聯網進行交易、簽約以及管控，這樣使得交易成本下行。
Wind咨詢中有報告指出，2015年通過第三方支付的總交易額約31.2萬億，而互聯網第三方支付交易額達到了11.8萬億元，移動第三方支付交易額近9.31萬億元。基于這些數據假設一種極端情況：如果這些交易發生在傳統銀行業務中，那么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出現，僅支付銀行手續費這一塊兒的交易成本會節省多少？
2015年利用互網和移動第三方支付的金額大約為21.11萬億，而其余10.09萬億是由傳統途徑完成。在傳統的業務中，將民生類、一般類和餐娛類的交易額按1：1：1的比例測算，手續費占交易額的比例約為：0.38%×1/3+0.78%×1/3+1.25%×1/3=0.8%。基于UBS對A股中上市銀行的測算，信用卡產生的手續費收入大約有2/3，遵循上文的原理如果電子支付的銀行卡中借記卡與信用卡的比例為1：2，那么手續費在交易額中的比例為：0.3%×1/3+ 0.55%×2/3=0.477%。可知我們根據對第三方支付的測算銀行手續費會減少：
100900×0.8%×20%+211100×0.47%×30%=459.091億元
中國各大銀行2015年的手續費收入在5000億左右，即通過第三方支付產生的手續費在整個銀行手續費收入中的占比超過了4.2%。
交易成本高倒逼一種新制度的產生，而新制度的出現會減少交易成本，這也恰好是互聯網金融出現的重要原因。互聯網金融系統下企業給消費者提供金融產品及服務不是無邊界的，需要特定制度的支撐，并且互聯網金融環境的出現和發展滯后則會造成制度供給缺失從而不能使交易成本降低。傳統金融有慣性路徑，一旦兩者博弈，制度供給的缺失及高交易成本等可能造成互聯網金融的開展舉步維艱，而這又會影響到眾多的參與者進入到互聯網金融系統。
傳統金融的發展依托信用基礎，而互聯網金融系統也依靠信用生存。信用制度供給的缺乏是造成中國社會信用缺失的導火索。當現存制度政策不能使參與者獲得希望收益時，技術進步下的新金融系統就會對原有的制度進行突破從而創新出新制度以適應社會，所以，需求過剩與制度供給缺乏的矛盾是根源所在。
四、互聯網金融系統橫空出世――減少交易成本與誘發性制度變遷
互聯網金融系統的橫空出世給傳統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創新了金融業務。如2013年中旬，馬云的支付寶與天弘基金一起合作開發出我國首款“寶寶類”產品――余額寶。另外，騰訊開發的“理財通”等，華夏基金與百度合作開發的“百發理財”均是與余額寶相仿的互聯網金融產品。其收益為貨幣基金所創造，而貨幣基金是一種具有高流動性、高安全性以及穩定收益性特征的理財產品，依靠互聯網工具宣傳，是否購買等都可以利用移動電話和終端設備進行快捷操作的新特點，最為重要的是大幅度減少了交易成本，吸引了龐大的客戶群體，推動了互聯網金融的騰飛。而這種制度變更是由下往上的金融創新，歸結于誘發性制度變遷。
如電商創造供應鏈金融服務。Taobao是供應鏈金融服務在我國騰飛最有說服力的案例。2013年，Ali小貸演化出供應鏈金融，Ali小貸是阿里集團金融板塊為其會員服務的一款既沒有擔保又沒有抵押的純信用貸款。截至2014年上半年，阿里小貸已累計為80萬家小微企業發放貸款，累計放貸超2000億元，平均額4萬元。除去Ali小貸，2013年劉強東和張近東也在小貸領域布局。電子商務創造的供應鏈金融服務打破傳統銀行經營業務的限制，專門針對小微企業開展貸款業務。基于傳統思維，小微企業各種制度不健全，常常面臨資金斷裂而難以從銀行貸到所需款項的窘境，但是電商平臺憑借基于互聯網這一工具能夠獲取商戶的各種行為資料，沖出各種財會資料的規則條例的束縛，這些依托于互聯網的資料也為互聯網金融服務創造了口碑，并大幅度較少了交易成本，創造了誘發性制度變遷。
五、結語
匹配互聯網金融的政策制度能合理地激活互聯網金融系統各資源，妥善處理由下往上的金融創新與自上而下的監管之間產生的分歧。從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研究入手，作為關鍵內生變量的制度，對互聯網金融系統的發展影響重大，而且這一影響勢必會一直相伴相隨。這種能夠顯著減少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的政策制度以及從下往上的誘發性制度變遷明顯能彰顯出榜樣作用，使互聯網金融系統吸納更多要素稟賦，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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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斯，諾思.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4.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這是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引自亞里斯多德講述的一個故事。這些先哲無非在說明，只要哲學家愿意，他們完全可以創造和擁有大量財富。如果說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這個故事作為特有現象還有些傳奇色彩的話，那么進入21世紀的今天，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則完全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階段的財富觀念、財富創造和財富價值從根本上有別于狩獵、農業和工業時代。我們驚奇地發現：不同的歷史階段對財富的認識有很大不同，在當下，有“頭腦”的人似乎有更多機會和便利創造和擁有人世間的巨額財富。可以大膽預測，幾十年或幾百年后的人們在講起頭腦中裝有知識的人成為大富人時，不再是傳奇了，而是歷史的普遍存在。沒錯!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財富之門為有知識儲備的人開啟。這就是滕泰博士的新著《財富的覺醒》引領我們得出的答案。
人類的發展史，充滿了對生存際遇的諸多改善努力。這其中當然包括對財富的渴望和創造。《財富的覺醒》以廣闊的視野、深厚的學養、簡約的筆法對人類幾千年創造財富的軌跡進行了勾畫。這本書時刻未離學術探討，始終圍繞經濟學的本源一一財富和價值進行論述，創造性地將人類歷史上的財富劃分為生態財富、硬財富、軟財富三個階段，并探討了對軟財富的價值認定；指出了缺少軟價值理論的經濟學至今對信息產品、知識產品沒有一套科學的定價方法和體系的困境；對國家的財富發展戰略和路徑也進行了大膽的建議。同時本書又對現實問題不離不棄，告訴了我們“日本的經濟連續20年低增長，人民卻依然過著富足生活”的原因；解析了“次貸危機源于美國并對全世界造成了嚴重影響，但美國人卻依然享受著全世界最好的商品”的秘密；揭示了“一個安分守己、與世無爭的人，即使守護著財富寸步不離，也無法確保自己辛苦創造的財富不縮水”的事實。
應該說，《財富的覺醒》是一本內行看著不覺得淺，外行讀著不覺得深的書。此書具有相當的技術含量和勞動強度，這從書中所涉及的來自生物學、歷史學、經濟學、物理學、管理學、哲學等多學科的資料可見一斑；同時，這本書還洋溢著濃厚的個人趣味和精神境界，而沒有不自覺地沉浸在“信息海洋”里而不能自拔，字里行間透著作者的“己思”，并且高唱著對“既不破壞環境，也不怎么消耗資源而創造的陽光財富”的贊歌。
翻看《財富的覺醒》，有三點印象得以不斷強化。一是該書勇于直面現實和具體難題，不回避、不含糊，觀點明確，建議路徑清晰。比如，書中明確指出，目前在國家實施宏觀調控政策時，一定要考慮財富拓展周期的大勢，從而擺脫凱恩斯主義周期性需求管理的思維。再比如，論述到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時，作者明確建議要依靠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和微觀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為特征的“熊比特增長”，而不是依靠體制變革和要素投入的“斯密增長”和“庫茲涅茲增長”，并指出，中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出路在于實施人力資本戰略，推動制度變革釋放經濟活力，優化資源科技組合促進產業升級。在探討人民幣走向世界的熱點問題時，在經過比較分析后，作者也給出了明確路徑：將香港打造成人民幣外匯交換中心、全球最大的證券交易所、金融產品創新的領導者，以及全球金融體制和規則的制定中心，從而使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并在21世紀將金融發展成“亞洲的世紀”。
以上可以看出，《財富的覺醒》立意在學術，指歸在實踐。書中反復舉例說明：有什么樣的觀念就會促成什么樣的決策，而這個建立在觀念上的決策會決定一個人、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的財富未來，以及建立在相應比較層面上的優劣先后。也就是說，在相應觀念指導下的實踐決定了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一個國家是窮國還是富國。在作者看來，境遇和命運是可以選擇的，而不是歷史地隨機形成，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
第二個印象：作者視野廣闊，圍繞主題引用了眾多學科的豐富資料和掌故，讓讀者在“財富”探詢的道路上始終享受著知識和信息的芬芳。為了說明在采獵、農耕、工業和后工業時期，地球、物種、資源、生態與人類財富創造的關系，以及哲學和認識論對價值的影響等諸多經濟學的本源問題，作者用富有趣味和啟發性的來自生物、物理、地質、歷史等多學科的數字和故事進行了論述，看似信手拈來，實則需要刻苦的學術訓練和長時間的廣泛涉獵。書中每有“一芳”，背后必蘊作者“一勤。”
作者滿懷深情地寫道：“地球和物種進化了很多億年，早已為人類準備好了一切財富的來源，然而人類并不是一開始就會利用這些資源”，即而，作者揭示了人類對財富的探索之路：“人類技術進步和財富拓展的次序恰恰是地球、物種進化次序的回溯，科學認識和技術每解開一個造物主的密碼，就打開一片新的財富和效用源泉。如果有一天，人類的科學技術最終破譯了宇宙和物種進化的各種密碼，人類的財富來源就徹底擺脫了造物主的約束”。讀這兩段文字，一股堅韌的探求精神撲面而來!雖然以有涯之人生追索無涯之認識滿懷悲愴，但每個時代都不乏樂在其中上下求索之人，而正是這些人搭起了人類進步的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