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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體育文化；葬禮；墓地祭祀競技；古希臘
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116(2010)12-0030-04
Interpretation of sports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crificial graveyard competition
XU Guo-b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0，China）
Abstract: Originally created by ancient Grecians, sacrificial graveyard competition is a competitive activity conducted at the graveyard of the dead, also an exclusive cultural custom of ancient Grecians, in which they face death with such a positive life attitude. It is such a life attitude and competition manner of facing death calmly and striving actively that forged the exclusive life and death conception and hero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Grecians. In the mean time, sacrificial graveyard competition intangibly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mbers in the social community by means of rite, becoming a bridge or link to connect tribes, individuals and gods, strengthening the entire society while strengthening individual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funeral；sacrificial graveyard competition；Ancient Greece
從對待初生者和已死者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文化根性，無論中西方都如此。人生4大階段：出生、成人、婚姻、死亡，無論哪個民族都有其鮮明、獨特的儀式以告世人，這既是一種禮儀世俗，同時也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在死者墓地舉行種種祭祀儀式許多民族的古代都出現過，但古希臘人除了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外，還增加了體育比賽，這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這種獨特的墓地祭祀競技，為古代奧林匹亞地區的祭祀競技，打下了堅實的物質與精神基礎，同時也為古希臘人培育出一種通過競技超越生死的文化傳統，他們視競技的榮譽高于一切，甚至認為在這種競賽中獲得的榮譽是神所賦予的，此時運動員已成為神所寵幸的人，是凡人心中的英雄。正是這種種原因共同構成了古希臘豐富多彩的體育文化，同時也為古代奧運會的發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1關于墓地祭祀競技的最早記載
人不可能永遠活著，有一天大家終會直面死亡，而對死者進行祭祀與哀悼，古今中外大多一致，唯細節與形式各不相同，古希臘人別出心裁在死者的葬禮上舉行競技，這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用文字明確記載墓地祭祀競技的是荷馬史詩第1部《伊利亞特》第23卷中為帕特羅克斯舉行的墓地葬禮競技：“壘起墳堆，完工后轉身走離。但阿基琉斯挽留，要他們坐下，舉行大規模的集會，從他的船里搬出競賽的獎品，有大鍋、三腳鼎、駿馬、騾子和頸脖粗壯的犍牛，連同束腰秀美的女子和灰鐵。”[1]621這場墓地祭祀競技共有8項比賽，第1項是戰車比賽，設5等獎，有5位選手參賽。阿基琉斯為他們抓鬮排序，并由當時的德高望重的長者芬尼刻斯擔任裁判；第2項是拳擊比賽；第3項是摔跤比賽；第4項是賽跑；第5項是持械比武；第6項是擲鐵餅；第7項是射箭比賽；最后一項是投標槍。荷馬用了幾乎一章的篇幅描述這場墓地競技的激烈與熱鬧，當然這既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墓地祭祀競技的重視程度，也反映出墓地競技的普及程度，否則荷馬不會用這么大的篇幅去描述一場與戰爭無關的墓地競技比賽。荷馬除了提到帕特羅克斯舉行葬禮競技外，他還在本章中數次提到了忒拜國王俄狄浦斯和伊利斯貴族阿馬林叩斯的墓地葬禮競技。再有就是赫西俄德[2]在《工作與時日》中也談到自己參加為智慧的安菲達瑪斯舉行的葬禮競技會，因一首贊歌而獲獎，“拿走了一只有把兒的青銅三腳鼎，把它獻給了赫利孔山的文藝女神。”
目前除了文字關于墓地祭祀競技的描述外，還有幾處印證墓地祭祀競技的考古發現。一處是邁錫尼所謂的“豎井墓時期”，在邁錫尼城堡內的王族墓地“墓圈A”中出土的無字碑有11塊刻著浮雕圖案，其中多幅圖案表現武士駕御戰車的主題。希臘考古家喬治•米倫那斯認為，因為戰車上只有一位武士，他不可一邊駕御戰車，一邊使用武器，因而該圖案并非戰爭場面，而是表現貴族們在國王葬禮上舉行的戰車比賽。美國古典學者沃爾繆勒教授也支持此說，因為戰車武士沒有攜盾持矛，不像是激烈戰斗場面[3]16。另一處是最近在塔納格拉發現的彩釉陶棺，也繪有葬禮相關的瓶畫展現賽車和決斗場面。
一個細節必須引起注意，那就是荷馬詩史里提到的火葬，而邁錫尼豎井墓顯然是一種土葬，為什么在那么小的地域會有差異如此巨大的葬禮方式？許多學者分析認為古希臘人是由游牧與農耕民族混合而成的民族。部分希臘人原是印歐部族的一支，他們從大西洋到北印度洋一線開始向南遷移，并與地中海周邊原住民碰撞融合，最后兩者混為一體。游牧民族多舉行火葬，而定居的農耕民族則大多是土葬。荷馬史詩里記載的帕特羅克斯葬禮則是火葬后土葬：“送殯隊伍將英雄的尸體抬到海邊的葬禮現場，戰友們堆起火葬柴堆，阿基琉斯割下自己的金發獻給密友，然后履行獻祭儀式，點燃柴堆，再行奠酒禮。當熊熊烈火熄滅后，伙伴們用金甕裝殮死者的骨灰，隨后壘起巨大墳塋，將骨灰安葬。”[3]23古時的希臘人認為荷馬史詩就是他們的歷史，那么從這個層面來說，這種先進行火葬，然后舉行土葬則是典型合二為一的儀式過程。美國學者布雷斯特德[4]也提出：“希臘人一直保留著早期的游牧生活的習俗，對死者實行火葬。定居在希臘后，他們仍保留這種習慣，但他們也接受了愛琴人的習俗：像埃及人那樣保存和埋葬尸體；為死者提供食物和飲料的原始觀念也保留下來。因此，祖先的墳墓就成了圣地，人們按時給死者供奉食物和飲料。”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古希臘人由多個部族混合而成，但從荷馬史詩中描述的喪葬程序來看，這種混合的民俗特性已經開始融合了。再一點就是荷馬史詩中描述的墓地祭祀競技第1項是戰車賽，而考古發現的壁畫、瓶畫和彩釉陶棺上主要描畫的也是戰車賽。另外從目前遺留下來的古典文獻記載中也可以看出，當時戰車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比賽項目，可以說這些資料都能相互印證。正如荷馬史詩中阿基琉斯對所有阿凱亞人喊道：“我已把獎品搬上賽場，正等候著馭手們領取。當然，倘若在祭辦另一位英雄的喪事中舉行車賽，我自己定可把頭獎爭回營棚。”[1]632這些都充分說明戰車賽在墓地祭祀競技和現實競技中的重要性，同時也反映出在以游牧和航海外向式的財富積累模式的古希臘文化中，人們在精神取向上更傾向于征服性文化。
2墓地競技映射下的古希臘人生死觀念
生與死是人生的兩個端點，沒有人可以超越。因此對待生死問題能反映出個體、民族，乃至文化的“根性”。古希臘人認為人死之后靈魂是虛弱無力的，在荷馬的描述中“死者的靈魂不分貴賤，統統被靈魂牽引者赫耳墨斯引領到冥王哈德斯統轄的地府。他們是不具有實體的飄忽的影像，虛弱得連說話和思考的能力都喪失了，只在飲用祭牲之血時才能暫時恢復講話和思考的能力。”[5]9而且古希臘人認為人死之后，在到冥府報到的路途中，要經過一條分隔陰陽的冥河，而作為擺渡的艄公卡隆將鬼魂們接引過去，但必須支付擺渡費，因此古希臘死者口中總含著一枚銀幣做過河費。同時只有當死者的尸體化成一堆白骨或黃土時，死者的靈魂才真正進入冥府，死者也才會真正得到安息。但在沒有進入冥府前死者的靈魂還是具有一定威力的，而且這種威力與死者生前的力量成正比。因此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邁錫尼人對新死者總是禮敬有加，而對先祖遺骸卻棄如敝屣。
那么如何使死者更快安息，不再危害人間，就成為生者的一件大事。邁錫尼時期盛行的土葬，這在古希臘人眼里肯定不是一種合理的方式，因為這要使死者的靈魂很長一段時間在冥府外徘徊。因此當印歐游牧部落的火葬一經出現，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先進行火葬加速死者靈魂的冥府之旅，同時對死者的遺骸進行土葬，又合乎人世俗情。當然為了安慰死者的靈魂，活著的人就要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自然盛大歡快、充滿競爭味道的祭祀競技就成為首選。它一方面可以告慰死者，另一方面又可以激發生者更好生活下去。因此可以說墓地祭祀競技雖然主要是為了紀念和緬懷死者，但同時由仰慕者通過競爭獲得優勝獎，其中有些獎品甚至是死者生前獲得和使用過的珍貴器物，因而更有紀念意義。此外，葬禮競技會也是為了愉悅生者，讓他們從悲戚中解脫出來，放松心態，在激烈比賽中釋放被壓抑的潛能，重新鼓起生活勇氣，面對未來的生活挑戰。葬禮也是死者生前親朋好友難得的聚會場合，競技比賽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價值不菲的獎品也是生者踴躍參賽的動力。當然，葬禮競技會還有愉悅神明的宗教功能，因為神人同形同性，神與希臘人一樣酷愛競技。可以說古希臘時期的墓地祭祀競技會的基本性質是世俗的，它首先是為了紀念死者，也是為了愉悅生者和神靈。以如此積極亢奮的方式悼念死者，堪稱是希臘的創舉。
3從墓地競技透視古希臘人的榮譽觀
今天看來古希臘人似乎早已參透生死，他們更重視的是當時或現世。他們認為人總有一死，而且人一生的境遇已經被命運所決定，“希臘人面對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未知力量，他們把那些在背后起作用的東西一概稱之為‘命運’。在希臘人看來，大凡命運注定的事情總是會發生的，我們自己雖然無法控制命運，但是該發生的事就讓它發生吧”[6]。因此當希臘大英雄阿基琉斯長大后，他母親讓他選擇是做一個平凡的人得以善終，還是做一個生命短暫的偉大英雄，阿基琉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這就是希臘人眼中的英雄觀念，他們視榮譽超過生命，因為生命是短暫的，而榮譽則長存于世。正因如此，希臘人在死者的墓地舉行競技時，更重視舉辦者、參加者的身份地位等競技比賽之外的東西。
因為能舉行墓地祭祀競技的人大多都是貴族統治階層，荷馬說過：“每當國王去世時，年輕人們束上腰帶準備競賽。”[5]11由此可見當時舉辦墓地葬禮競技的決不是一般平民，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們通過舉辦墓地競技不只是告慰死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對自我身份與地位的宣示，甚至有時會依附一些神話傳說，構建自己的家族英雄譜系，或者憑借為某些歷史英雄舉行墓地祭祀競技而達到宣揚自己的目的。由此希臘人要給那些神話中的大英雄設立特定的祭禮場所。當地人時常拜謁這些古墓，獻上食物和供品。這種崇拜被稱作“墳墓崇拜”，墓主多為匿名英雄，有些則與傳統的英雄牽強附會，如厄琉西斯的一群邁錫尼古墓，被當地人視為攻打忒拜的“七雄”之墓。不管墓主人是否匿名，歷史時期的希臘人對之敬畏有加，視為英雄先祖的墳墓。英雄祠的規模和豪華程度遠遜于神廟，其選址也未必靠近古墓，但希臘人卻把英雄祠等同于英雄的墳墓，認為英雄祠是供奉英雄骸骨之所。其實，很多英雄祠只有偽造的“衣冠冢”或“空冢”。某些著名的英雄有多處祠堂，因而也有多處“埋葬地”[5]10。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古希臘著名的4大競技賽會舉辦地附近都有一些著名的英雄祠或英雄墓。奧林匹亞地區有大英雄珀羅普斯廟、宙斯廟、赫拉廟、大神母廟等；皮提亞賽會舉辦地有阿波羅廟；尼米亞賽會舉辦地有圣嬰奧菲爾特斯的英雄祠、珀羅普斯廟、宙斯廟；科林斯地峽賽會舉辦地則有海神波賽冬神廟、小海神帕萊蒙神廟。從某種層面來看，這些賽會也可以看作是在這些神話人物或歷史英雄的墓地舉行的祭祀競技比賽。因此國外有學者提出：“像奧運會之類的體育運動會源于紀念本地的英雄而舉辦的葬禮運動會，珀羅普斯是奧林匹亞的英雄，而其墓地和祭所位于阿爾提斯內。”[7]由于古奧林匹亞遺址中心是阿爾提斯神域，也可以說古奧林匹克運動會就是一場祭祀大英雄珀羅普斯的墓地祭祀競技賽會。
古希臘人之所以對英雄頂禮膜拜，在于他們認為英雄生前所表現出的非凡力量，死后這種力量并未消失，只要對其獻祭，仍能繼續得到他的庇佑，故與其說希臘人崇拜英雄，倒不如說是對非凡能力的崇尚[8]。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明白為什么古希臘人會視戴上古代奧林匹亞祭祀競技賽會上的野橄欖枝花冠為最高榮譽，因為那是神靈或者大英雄力量的象征，優勝者是神最寵愛的人，他們戴上花冠的一剎那已經不再是肉體凡胎，而是具有強大力量，介于神與人之間的英雄。同樣即便是在今天我們對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冠軍的人也稱之為英雄，認為他們的行動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大眾，而是人類的極點。這可能是人們對英雄崇拜的根本出發點，因為英雄稱號本身就是榮譽標識，人類在生理基本需要滿足之后，就想要更高一級的精神滿足。而一切精神需求都要有具體的標志加以明示與彰顯，而在各種競技中獲得的冠軍就是強力與偉績的最好載體。因此獲得奧林匹亞祭祀競技冠軍的人，裁判不但要宣讀他的名字，而且要宣讀其父輩們的名字、所屬城邦地區等。這實質上反映出的就是典型的古希臘人對榮譽的追求，無論是墓地祭祀競技比賽還是對其他神靈的祭祀競技比賽，比賽的冠軍都是超出凡人的英雄，而這種英雄榮譽稱號帶給他們的不是生理上或物質上的滿足，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層面上的滿足，這也符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需求是人類內在的、天生的、下意識存在的，而且是按先后順序發展的，滿足了的需求不再是激勵因素等。最高層次的需要就是自我實現需求，指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對生活的期望，從而對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義”[9]。正因如此古希臘研究專家丹尼爾•門德爾松就說過：“對于希臘人來說，值得做的任何事情都值得搞一場比賽，而且他們都想當冠軍。”[10]
4墓地競技中的儀式效應
符號學理論中有一種儀式效應，那就是祭禮儀式能把日常生活中的焦慮轉移到一種符號活動中去，它的重復性把人類的宗教行為程序化了，從而使無形的時空帶上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共同的、對瀆神行為的恐懼、更為小心謹慎的行為方式，把生產力低下的原始人緊緊束縛在一起。群體的價值感增強了，經常舉行的祭禮儀式的部落要比沒有這種儀式的部落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從而也為艱難的生存取得強有力的精神支持[11]73。從這一層面來說，古希臘人舉行墓地祭祀競技活動本身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當某位重要人物去世后，他的親人、朋友聚集在一起共同舉行祭祀儀式，這樣不但起到紀念死者的目的，而且在整個祭祀過程中還可以相互溝通交流，從而更加緊密團結在一起，形成更強有力的合作團體。那么如果從民族或國家的高度來說，這種公共祭祀活動起到的作用更大，對整個種族的凝聚效果更強，同時也可以說這種公共祭祀活動就顯得更為重要，這也就是為什么古代奧林匹亞祭祀競技賽會有那么大的魔力，能吸引那么多人參加的真正原因。
同時也要看到參與墓地祭祀競技比賽對生者內心世界的沖擊。古代祭禮是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傳達信息的工具，祭禮儀式強化了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的聯系，它是社會秩序的道德強制性和個體內心情感反射之間的一種契合點。因為祭禮是一項關系到人和他的神祗之間的活動，在祭禮中，神性不是間接表現或扮演出來的，而是直接的對神性所施加的影響[12]。所謂直接施加影響，當然也就是馭神。關于這一點，中外古今的看法完全一致，這說明全世界各民族的祭禮儀式的主要內涵是相同的。獻祭是奉獻給神的禮物，它是互利原則的表現。給神以禮物，神就得回贈。人滿懷希望向神祈求福澤，他們等待神啟[11]86。希臘人通過對神的崇拜和交往，試圖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缺憾性，從而體驗到一種充分感性化的神性生活。在這個超越的過程中，儀式活動被當作了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之間的橋梁，是表達他們的信仰并將其與具體活動相連接的最佳方式。在儀式中，人與神、現實與理想水融地聯系在一起[13]。可以說在祭祀競技比賽中獲得冠軍的人，能夠更充分地體會到這種超越感，尤其是墓地祭祀競技比賽當中。
一個人當直面死亡時，可以更加直觀地體會到活著的不易，更加珍惜眼前的光陰與時日。生命是短暫的，如何在這短暫的人生旅途中釋放出更加耀眼的生命之光，那么你就需要一個證明你自己的機會，而墓地祭祀競技在某種程度上恰好滿足了這一點，而且是在“神圣死者”名義之下進行的。因此可以說正是以上種種原因使得古希臘的墓地祭祀競技比賽成為開啟古希臘體育寶庫的鑰匙，同時也使得古希臘體育競技比賽成為全世界人類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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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段的消費支出
教育階段每學期每人支出
大學以上4838
大專3971
中專2657
高中1441
初中801
小學548
幼兒園758
資料來源：《中國信息報》，2000年2月15日，王人代文
教育消費正在成為跨世紀的“住房、信息產品、旅游和文化消費”之外的第四大消費熱點。1999年5月末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的一項調查表明：目前我國城市消費支出中增長最快的是教育，增長速度為年均20%左右。我國居民儲蓄的10%準備用于教育消費，高于準備用于購房的7%，成為儲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2.教育可以成為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擴大國內需求較有潛力的消費支出和投資支出。由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的公共產品理論，依據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將社會產品或服務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凡是在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就是公共產品；反之，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即是私人產品。消費的非競爭性指一個人對該產品和消費不影響他人對該產品或服務的消費，在該產品或服務未達到充分消費時，增加一個人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消費的非排他性指一個人對該產品或服務的消費不能排除他人的消費。不能排除的原因，或者是因服務在消費上具有整體性，無法在技術上進行分割，或者是隨在技術上易于分割從而可以排除，但因排除成本過高使排除成為不必要。教育是教育者對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響的社會活動，狹義的教育一般指正規的三級學校教育，即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學校教育提供的不是有形的物質產品，而是教育服務。教育屬于產業，教育產業屬于第三產業中為提高民族科學文化水平和素質服務的領域，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行業。正因為如此，我國政府把教育列為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重點。按照公共產品理論，高等教育屬于有巨大正外部效益的準公共產品。“義務教育的公共性”原則和“非義務教育的準公共性”原則要求，各級教育完全由政府免費提供，政府壟斷教育，或者完全由市場提供，教育供求和資源配置完全由市場調節，都不能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有效滿足居民和社會的教育需求。教育的不同部分，產品屬性不完全相同，提供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也應有所區別。義務教育基本上應有政府提供，以使適齡人口都能受到教育。高等教育則應有政府和市場雙邊提供，相對于義務教育而言，市場機制對高等教育有更大的調節作用。如果教育產業能夠有效促進教育供給能力的擴大，緩解教育發展的供求矛盾，從而使教育成本趨于合理，使社會教育消費能力逐漸提高，則必然會促進教育公共性水平的提高，從而更有利于實現公共教育的思想。
3.我國適齡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由1980年的1%上升到1998年的6%。但是，這一比例不僅遠低于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與韓國(48%)、香港(21%)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相去甚遠，甚至與經濟發展程度與我們相近或還不如我們的印度尼西亞(10%)、泰國(19%)、印度(8%)等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上大學成了實現溫飽和小康之后的中國人最難得到的“商品”。與此同時，海外市場化、產業化的學校敏稅地察覺到中國教育的市場需求，紛紛搶灘我國市場。中國留學生服務中心主辦的“99國際高等教育展”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巡回舉行，有來自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16個國家的百余所學校應邀參加（據保守估計，我國每年約有2.5萬人自費留學，僅以每人每年10萬－15萬元的底限計算，至少有25億元人民幣流往海外）。老外搶奪中國生源，盡管導致大批財富外流，但客觀上也刺激了國內教育的覺醒、發展。
表2歐美六國留學費用（以元為單位）一覽表
國名保證金(人民幣)學費(人民幣)生活費(人民幣)學年(學士學位)簽證所需時間
英國200,000/年100,000/年80,000-100,000年3年8周
澳大利亞600,00080,000/年60,000/年3-4年6個月
新西蘭最低100,00050,000-60,000/年40,000-50,000/年3-4年6-8周
加拿大400,00060,000/年40,000/年3-4年6個月
德國60,000免50,000/年4-6年(碩士)
法國50,000-60,00050,00035,0003年2周
資料來源：《生活周刊》，2000年8月4日
4.國人的消費觀念正在發生變化。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化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讓學生受到比較好的、花錢多的教育正在成為新的社會時尚。作為賣方市場—“短缺經濟的最后領地”的高等教育，正在成為中國千千萬萬個家庭大額、超前消費的領域。對教育消費的重新認識使我們正試圖仿效美國帶頭實行的消費經濟模式。早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就將早期資本主義發家致富的所謂“節儉”美德視為30年代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他指出，正是人們將沒有價值的貨幣作為觀念財富儲藏，破壞了“供給自動創造財富”的原理，才使經濟循環出現斷裂。凱恩斯因此認為，消費同時就自動為社會提供了積累，也只有這種積累才是資本形成的良性源泉。也就是說，居民每一次消費，都自動為社會提供積累，消費越早，積累越早。基恩·哈夢慈說，在激情的消費時代，“很難找到一位‘不趕時髦的人’也就是那些用多工作、少購物來擺脫潮流的人”。目前，我國正處在兩次消費高峰的平緩斷代區，推出教育產業化、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迎合群眾的消費心理恰逢其時。
5.教育產業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宏觀分析。目前，我國一年中有近10%的小學畢業生、50%的初中畢業生、75%的高中畢業生不能升入高一級學校。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入學人數僅占同齡人的6%左右。因此，敏銳地抓住我國教育市場嚴重的“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的特性，發展教育產業勢在必行。從居民儲蓄來看，如果未來教育支出的比重能達到居民消費儲蓄的10%，那就是6000個億。假定有效支出是50%的話，那也是3000億元的教育支出。以1999年擴招為例，從現在的培養成本看，一個在校的大學生每年的正常消費大體上接近1萬元。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33萬人，按一年一個學生消費1萬元計算，33萬學生實際上消費將近33個億。同時，擴招還會帶來投資的支出。據了解，中央財政從1999年增發的600億元國債專門撥出14億元用于高校擴招補貼。國債安排時還吸引了地方、部門和學校的配套投入37億元。有關專家分析，如果把
范圍擴大一些，我國目前現有普通中小學生2億人，如果其中有10%以教育消費形式擇校就讀，則每年就有1000億元潛在效益；我國現有高中生及適齡高中學生約2000萬人，如果有80%以教育消費形式就讀，每人每年收費以2000元計，則每年的潛在收益將達300億元以上；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和潛在學生約500萬人，如果有80%以教育消費形式就讀，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的教育消費，則潛在收益每年就有200億。在通過有償教育的形式將居民手中的貨幣節余轉化為教育消費的同時，教師、學生和相關人員形成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一般和特殊需求對相關產業的推動也不可低估。據測算，教育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一般為4%-7%，高于其他許多行業。
6.教育儲蓄、教育貸款政策的推出，為超前消費者、貧困生上學提供了經濟保障。教育儲蓄因“政策影響、消費需求、市場環境”等的有利因素影響而變得異常火暴。教育貸款政策指出，“國家助學貨款是以幫助學校中經濟確實困難的學生支付在校期間的學費和日常生活費為目的，運用金融手段支持教育，資助經濟困難學生完成學業的重要形式”。以刺激個人消費信貸為特征的教育助學貸款和以幫助貧困生求學為目的的國家助學貸款業務的相繼開展，標志著我國教育貸款金制度初具規模，也為教育產業化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鑒于教育這個公共產品市場大得驚人，國人的消費觀念不斷變化，配套政策正在逐步完善，教育的發展對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極具拉動作用。因此，教育產業化就勢在必行。
2世紀之交，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經濟初見端倪，教育日益成為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國外教育機構依賴留學教育資源謀取教育利潤、國內公辦教育領域部分地實行著有償服務、民辦學校絕大部分完全依靠學費經營、從事教育服務的機構和企業利潤豐厚……客觀存在的教育市場被瓜分、肢解的現實，要求我們調整思路、迎接挑戰。
1.在思路上，啟動教育消費市場、實現教育的產業化勢在必行，但萬萬不可忽視教育以教書育人為主要目標，要充分體現教育的社會性、公平性和福利性。因此，教育產業應該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溝通的有機網絡狀態——以主體產業（學校教育、課堂教學工作）為核心，以骨干產業（教育教學設施建設、教材教具文具供應以及考試、留學、升學、就業指導等相關服務）為基礎，以輔助產業（教育基金、貸款、保險等金融支持和學生公寓、營養配餐、健康飲水、交通安全等社會服務）為枝干，以邊緣產業（體現產學研結合特色的校辦產業）為補充。這個網絡狀況系統通過綜合管理與運營，為受教育者提供全方位、系列化的服務。
2.要切實解決好制約教育發展的后勤服務保障體系問題。按照經濟學的木桶理論，決定木桶裝水量的是那塊最短的木板，要使木桶多裝水，就得把短板接起來。因此，必須通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以“政府政策支持、學校提供土地、銀行給予融資、企業投資建設、學生宿費還貸”、建立“教育產業園區”“教育產業基地”、后勤服務社會化等措施，形成“政府主導、教育部門主管、學校聯辦后勤”的產業運作模式。
3.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近年來已由消費熱點向投資熱點轉移，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國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經費總數的1.4%的財力,支撐著占世界學歷人口22.9%的龐大教育體系，加快實現辦學主體和投資主體多元化，是解決“窮國辦大教育”矛盾的根本途徑。要積極鼓勵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辦學，充分吸納社會資金發展教育。民辦學校和私立學校的開辦是教育大眾化的有效途徑。發展民辦教育，思想要更解放一點，步子要更大一點。民眾期待更加寬松的教育政策——放松招生和入學的年齡限制，允許分階段完成學業，進一步擴大學校在招生、專業設置等方面的自，以法律手段保證民辦教育的發展，使學校成為相對獨立的、名副其實的思想文化載體。
4.教育儲蓄、教育貸款要進一步放低門檻，為更多的受教育者提供經濟保障。要進一步擴大教育儲蓄參儲對象的范圍，增加教育儲蓄的存款額度，繳款方式和違約處理要更靈活一點，要將教育儲蓄的觸角伸向更廣闊的農村市場；要豐富教育貸款的種類，實行多種擔保，要延長貸款償還期限，貸款償還期至少應為10年，要制定合理的償還條件，增加免還條款。只有不斷完善教育儲蓄、教育貸款的政策，它們才能成為促進國民素質提高的助推器。
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日益成熟，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的經濟管理的主要職能就是進行生產經營的管理，根據企業的特性和生產經營的規律來控制企業生產成本的費用，同時制定合理的價格、提供適當的薪酬、合理配置企業內部的各種資源、組織企業的全部生產經營活動，達到使企業的利潤得到最大化的目的。
通常來說，企業的經濟管理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開展企業的經濟管理工作，就必須要結合社會和時代的需求和企業的實際情況。企業的經濟管理主要有一下三個方面的特征：首先是關聯性，現代企業的管理工作要圍繞企業的戰略目標展開，企業運營的所有環節以及項目都涉及到資金的運用和管理，各種管理工作都與經濟管理有著各種關系。其次，企業的經濟管理具有指導性特征。企業的經濟管理所形成的財務指標是企業高層領導的決策的體現。要制定方針和目標，使企業的經濟管理對企業發展的指導性作用得到進一步的體現。此外，企業的經濟管理具有綜合性特點，現代企業的經濟管理滲透到企業運營中的各個環節，體現出綜合性的特征。企業要通過經濟管理對生產和經營過程進行規劃和有效控制，進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企業經濟管理目前存在的問題
1.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在我國有很多企業都存在管理的理念較為落后的局面，有一些企業還沒有認識到經濟管理的重要意義，沒有利用經濟管理的方法來指導企業的日常經營和管理活動。很多企業的管理者還以傳統的經濟管理的理念為主，管理思想落后。還有些發達地區的企業，雖然有一定的經濟管理理念，但是并沒有從企業的具體實踐出發，沒有發揮出企業經濟管理應該有的水平以及功能。
2.企業中的管理制度欠缺
很多企業都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這也是企業經濟管理中的重要問題。有些企業雖然有經濟管理制度，但是在企業的經濟管理過程中只是一個擺設，根本沒有引起企業的重視，也沒有得到具體的落實。更多的企業只看重眼前的經濟效益，而不注重建設企業的經濟管理制度。更有寫企業的經濟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根本無法適應目前的競爭激烈的市場，不合理的經濟管理甚至還會造成企業資源的浪費。
3.企業內部的控制管理手段缺乏
企業的經濟管理中還有一個問題即缺乏企業內部的控制與管理，這是因為很多企業沒有很好的危機管理意識，使其無法面對變化萬千的市場環境。有些企業為了有效控制企業的生產成本，采用財務審計的手段進行管理。而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單純的財務管理無法完全有效的控制企業的成本，沒有設立專人專崗的企業就直接進行經濟的管理，并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三、現代企業增強經濟管理的有效方法及措施
1.提高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知識結構
要提高企業的管理經營者以及從業人員經濟管理方法，首先就要提高他們的思想文化素質，完善其知識結構體系，轉變傳統的經營管理觀念，同時更新思想，改變狹隘的企業中的生產意識。現代企業家要主動的學習我國有關的政策法規和市場營銷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努力使自己成為懂得經營管理，而且有頭腦和具備良好綜合素質的企業家，這些都是提高企業經濟管理方法的首要前提。
2.選擇優秀的企業經濟管理人才
要提高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就要積極發揮人力資源部門的作用，通過應聘等形式來選擇優秀的管理人才，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企業可以通過面向全社會和高校進行招聘，吸納賢才。在管理中，要保持經濟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讓企業內部的全體人員參與評價。當企業的經濟管理中出現問題時，要召開企業大會進行研討，聽取專家的意見，進而形成經濟管理的有效實施。企業的經濟管理要實行制度化的管理，要以“法治”代替“人治”，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以及民主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3.建立健全現代企業的管理體制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 承接產業轉移 可行性 對策建議
產業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是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積極主動地承接產業轉移，已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轉型、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河北省要抓住國家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機遇，做好承接產業轉移，完成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既可以促進河北省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的發展，又是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客觀需要。
理論概述
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國際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大潮流。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通過相互協商制定經濟貿易政策和措施，并締結經濟條約或協定，在經濟上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區域性經濟貿易聯合體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區域經濟進入蓬勃發展階段，區域經濟一體化逐步向縱深發展。目前，環渤海地區，特別是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日益凸顯。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僅能夠促進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更好更快發展，而且對周邊地區的未來發展以及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承接產業轉移。產業轉移是發生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之間的一種重要的經濟現象。《國務院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國發〔2010〕28號指出：“產業轉移是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形成合理產業分工體系的有效途徑，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承接產業轉移是指在產業轉移過程中，經濟欠發達地區從實際出發，根據自身區位特點、資源條件、發展空間和人力資源等條件，積極主動進行改革，抓住機遇，主動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促進產業升級，實現經濟發展轉型，促進產業聚集，增加經濟總量，提升經濟質量。主動承接產業轉移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是后發地區借鑒先進地區經驗實現加快發展的最佳路徑，是遵循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
河北省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可行性分析
京津冀產業梯度差使其在產業結構上具備了梯度轉移的條件。對京津冀三省市產業機構的現狀特點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京津冀三省市產業結構差異性很大，呈現出北京-天津-河北由高到低的梯度次序（數據來源：依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其梯度分析具體如下：
從三省市產業結構變化的總體趨勢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三省市的第一產業產值所占GDP比重呈逐漸縮小趨勢，第三產業比重呈穩步上升趨勢，京津第二產業比重也在逐年縮減，而河北省第二產業比重變化不明顯。
經過30多年的產業演進，北京的產業結構類型為典型的“三、二、一”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較低，2011年只占1%以下，第三產業占到50%以上，第二產業居于次要地位。這樣的產業結構與河北省形成了互補，比如在農業方面河北與北京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可以為其提供農副產品等方面的服務。
河北和天津都是“二、三、一”型產業結構，但是也有很大的差異：河北在第一產業比重上遠高于天津，2011年天津第一產業比重只有1.4%，而河北達到12.0%，鑒于此，河北同樣可以發揮第一產業方面的優勢，為天津提供農副產品服務；短期內，天津市第二產業比重高于第三產業，但從長期趨勢看，其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有逐步下降趨勢，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差距逐漸縮小，從而由“二、三、一”型向“三、二、一”型轉變；河北省第二產業比重明顯高于第三產業比重，可以預計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第二產業仍是河北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要形成“三、二、一”型產業結構需要質的飛躍。總體來說，河北省在第三產業發展上與京津地區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從具體產業內部結構來看，京津地區第二產業主要以技術密集型為主，河北則主要是以鋼鐵冶金、紡織、建材等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上，三省市第三產業內部各行業產值比重明顯不同。2010年北京市以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占較大比重，天津市以批發和零售業為主導，其次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相對落后；河北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比重高達24.5%，其次是批發和零售業，而金融業僅為8.6%。這說明北京市的社會服務業、金融保險業以及科技等所創造的產值在第三產業中比重較大，與天津市和河北省相比具有明顯優勢，而天津在社會服務和房地產業方面比河北更具優勢。
區位優勢成為河北省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現實基礎。河北省與京津地區地域接近、山水相連、人文相似，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正在加快實現有效對接，鐵路、高速公路、計劃修建的高鐵將三省市緊密連接在一起。河北省自然資源、能源資源、人力資源比較豐富，已基本形成新能源、汽車、電氣等優勢產業，為河北承接京津產業轉移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條件。
在政策方面，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把京津冀一體化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河北提出打造“環首都綠色經濟圈”承接北京產業轉移；北京、天津、河北規劃部門在廊坊簽訂《關于建立京津冀兩市一省城鄉規劃協調機制框架協議》，這些都為河北承接京津產業轉移提供了政策保障。
河北省承接京津產業轉移面臨的挑戰與對策建議
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面臨著很多挑戰，這主要有：各區域內產業配套能力較差，促進其有效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政策不完善，承接京津產業重復現象嚴重、造成同行業惡性競爭，承接產業轉移的載體―工業園區建設質量不高等。截止2011年，其已存在超過100個工業園區，入園企業1萬多家，成為河北省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要載體。但與沿海發達地區相比，仍然存在建設目標不明確、基礎配套設施不健全、布局不合理、管理體制不完善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河北省承接京津產業轉移可以采取以下對策：
遵守市場經濟規律，堅持市場機制與政府協調相結合推進產業轉移。在河北省承接京津產業轉移過程中必須遵守市場經濟規律，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立足于三省市的比較優勢，注意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讓企業擔當產業轉移的主體。同時政府應在其中發揮指導、協調、服務作用，充分發揮服務職能，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要積極創造產業集聚條件，吸引那些具備產業關聯效應或產業帶動優勢的項目進入。同時，要完善地方政府間的溝通機制，防止出現惡性競爭。
明確產業定位，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加速產業結構升級，積極主動地尋求承接產業轉移的對接點進行產業定位。河北的主導產業為第二產業的冶金、化工、機械、紡織、建材等，而北京、天津在發展過程中由于轉變城市職能、調整產業結構的需要，需要河北省承接此類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河北省應立足自身產業發展實際，發揮生產要素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科學主動地承接京津轉移出的部分產業，為承接京津地區產業轉移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并促使其產業結構有“二三一”的格局逐漸演變為“二三”并重的局面。
為轉入產業提供配套體系，大力發展產業鏈經濟。河北省承接來的產業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產業作為支持。應鼓勵企業按照產業鏈的不同環節進行專業化分工，大力發展產業鏈經濟，完善產業配套體系。當前，河北省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攻堅時期，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不斷延伸產業鏈條，發展循環經濟，提高產品檔次和附加值，增強核心競爭力，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做出貢獻。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積極探索新的產業鏈經濟，鼓勵企業積極采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裝備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認真分析市場需求和技術發展趨勢，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引領企業加快綠色發展。
繼續建設工業園區，完善承接轉移的載體。大力發展工業園區是河北承接京津企業轉移最有效的載體。要明確工業園區發展重點，搞好規劃。將工業園區與產業集聚發展規劃相銜接，圍繞當地的比較優勢努力發展適合當地發展的支柱產業，逐漸形成以重點園區為龍頭，周邊園區為配套的一批特色鮮明、產業配套齊全的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工業園區。要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要正確處理政府管理與市場規律的關系，發揮市場機制優化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二是要處理好優勢產業與劣勢產業的關系，既要重視優勢產業與劣勢產業的互補，更要重視潛在優勢產業的發掘和拓展；三是要處理好開發建設工業園區與保護建設生態環境的關系，樹立低碳意識和環保意識，提高產業園區的承載能力，實現工業園區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互動關系
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當今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兩股最重要的力量。兩者共同之處在于都促進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推動國際分工深化和規模經濟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兩者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是微觀經濟一體化，由市場力量推動，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這種一體化構成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微觀基礎。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范疇，是成員國基于市場自身發展的需要，通過鑒定協議來為資本在本地區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還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與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構筑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宏觀基礎。由于這兩種一體化在運行層次和運作機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兩個主要動力源。但是，這兩者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互動關系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一、戰后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
戰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蓬勃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自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在全球確立以來，資本積累速度的加快及資本逐利的本性受單個國家尤其是小國的資源與市場局限無法滿足資本擴張的需要，戰前的殖民地開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矛盾。但列強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通過戰爭方式獲得的資源與市場很可能再通過戰爭的方式失去。另外，戰爭也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擴張的機制，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向縱深進一步發展的環境條件。顯然，從戰爭轉向合作是解決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徑，于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調節，由資源爭奪轉向資源共享，從軍事競爭轉向經濟競爭，逐步成為戰后各國的共識，這在實際上便構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化在戰后迅速發展深層次認識的基礎。
科技革命和生產力在戰后的迅速發展又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由于生產力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強烈地逾越國界的要求時，實際上使一國市場無法承受如此分工與規模經濟，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使新技術和新產品的R＆D費用不是一個企業甚至是一國所能承受的。所有這些都需要通過跨國性的集體力量或協調來解決，經濟一體化組織成了解決這種問題的一種較好選擇。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只構成一體化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條件。一體化還需要有下述條件才能形成：一是當生產力發展到產生逾越國界的要求卻遇到來自其他地區對商品、資本流動設置的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這種障礙又難以在世界范圍內通過雙邊談判予以解決時，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區形成區域經濟組織，以便在局部范圍內妥善加以解決；二是當生產力發展的逾越國界要求退到了來自其他地區商品與資本的嚴峻挑戰時，需要依靠地區組織來保護其成員國產業，確保對本地區市場的占有；三是組成一體化的成員國必須同處于一個經濟區域中，而不是困于純粹地理意義上的區域，經濟區域是指區內諸成員國經濟具有競爭性（可以實行產業內分工）或互補性（可以實行產業間分工），有長期交往傳統，否則，即使在同一地理區域里形成一體化組織，也難以獲得真正發展，這是一體化形成的基礎條件（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便是典范）。戰后蓬勃興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多或少與上述條件有關。
這就告訴我們，并非所有生產力逾越國界的國家都能具備實施一體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發達國家都能與其他國家成立一體化組織。在有些經濟發達的國家中，主要是選擇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種矛盾（這也是跨國公司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的原因）。跨國公司把R＆D、生產、銷售、服務等諸價值鏈增殖環節分解到世界上各個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國家，把生產力發展與資源和市場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和市場等優勢來解決一國無法承擔的生產力逾越國界的要求，跨國公司也利用規模化生產和各國要素價格優勢組合出價格最低，且最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勞務，跨國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營銷網絡，把市場交易內部化，使生產力發展大公司化，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由于區域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排外傾向，區外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內的大量投資來繞過這種人為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這在實際上也促進了戰后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早在歐共體成立不久，美國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廠遷到歐洲去”的口號，以避免歐共體的歧視性關稅降低其產品的競爭力，以1966－1977年這一時期為例，在1966年美國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向世界市場上出口的制成品總額中（不包括返銷美國部分），有46％是設在歐共體的分支機構生產的，到了1977年這個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貿易區剛剛運作，日本跨國公司便把投資重點轉向墨西哥，企圖通過這塊跳板來減少美國關稅對其不利的影響。
戰后通訊和運輸的迅速發展及其服務費用迅速下降，為世界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世界銀行、IMF和GATT（WTO）等機構的成立及其對國際經濟的協調也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其他如聯合國的調節、多邊國際協定的執行等，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推動區域經濟宏觀一體化
跨國公司作為一種市場的力量，其觸角遍及全球各個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國家疆界，通過跨國經營活動，追求全球性的機遇、抉擇和效果，以獲得企業全球戰略的實現和最大限度的利潤。如果跨國公司在某一區域不斷投資，便會促進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展。這就是說，作為微觀層次的跨國公司，其市場機制力量能夠推動作為宏觀層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
縱觀當今最成功的兩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在區內大量投資，使區內比較優勢上升，從而為推進一體化創造條件。
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為何能與發達國家美、加實施經濟一體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國公司對其多年擴張和滲透的結果。1955－1989年間，美國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資總額從6.07億美元增加到70．79億美元，增長了10．7倍，分別占當年對拉美投資總額的9．2％和11．5％。事實上，美國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資者，在墨西哥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美國資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國外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占總數的79．7％和2．6％。美國和加拿大跨國公司多年來在北美一直屬優勢的投資比例，使得北美三國貿易自由化和生產一體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現，美加墨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這說明，跨國公司在區內的擴張已為其創造了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條件。
為什么跨國公司微觀一體化能夠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基礎條件的實現，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跨國公司在一個區域內投資促進了區內國家比較優勢的提升。跨國公司在區內擴張，將傳統的國家產業間分工，轉化為企業之間的產業內分工，這種分工形成的規模經濟使該區內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更加明顯，在這個過程中，區內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來重新定位自己的競爭優勢。這為跨國公司以本地區為出發點重構企業的區位優勢、技術壟斷優勢和經濟資源優勢，還可以使那些本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或者優勢并不明顯的國家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使跨國公司優勢定位外化在國際比較優勢中，讓其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
2．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游戲規則，進而趨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基本的規則。如果經濟純粹在一國之內而不發生跨越國界的要求時，國際經濟活動并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規則，它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帶有很大的隨機性，這對國際經濟交往產生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當資本開始國際化時，東道國在根據自己國情吸引外資時，也逐漸改變國內立法，接受國際慣例，對跨國公司活動的游戲規則如國民待遇原則予以認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既給自己帶來了利潤，又實現了其區域戰略和全球戰略，也使東道國實行更開放的對外經濟發展政策，優化了國內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環境……這些變化都是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
3．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比較優勢、國際分工、規模經濟僅僅構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分享互惠互利，區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得以實現。
如果該區域經濟發展遇到外來的阻礙和威脅時，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便會很快建立起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比較優勢，優化制度環境，吸引跨國公司來本國投資以強化自己的經濟優勢以及相互優勢，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區戰經濟一體化促進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形成促進了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這是因為：第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引發了投資創造和投資轉移效座。這是與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相對應的現象。投資創造主要是指，關稅同盟建立以后產生的貿易轉移現象，使區外的企業產品進入該市場變得困難，因此，區外大量直接投資涌入區內，在那里建立分支機構和占領成員國市場。而投資轉移則指先前進入的企業，為了利用市場統一以后所提供實現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機會，對該地區的生產經濟活動進行重新布局，即進行生產合理化方面的投資；第二，區域一體化使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發生了變化，并且為跨國公司實行復合一體化的經營戰略提供便利。傳統上，對外投資作為要素流動的一種形式，與商品流動之間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可以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刺激資本的國際化和一體化。因而，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觀層面從制度上保證了跨國公司在區內的微觀一體化的順利實現。因為一旦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通過區內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政策的推動，使區內的跨國公司在這塊已經“圍起來”的商場上較易占據優勢地位，使其在區內擴張更具有便利的條件。而且，一體化組織還會利用自身優勢幫助微觀一體化的實現。如歐共體執委會在70年代曾援用《歐洲共同體條約》的有關條款對美國大陸崩頭公司吞并一家荷蘭公司實行了嚴厲的制裁，80年代還制定了一項10年的“歐洲信息技術研究與開發戰略計劃”，目標是將西歐在世界技術市場的占有比重從那時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這些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區外的競爭對手，有利于共同體成員國的跨國公司對這些重要行業的滲透。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保證還表現在，如關稅同盟是實現對內取消關稅和數量限制、對外統一關稅，關稅消除后，市場隨之擴大并向縱深發展，為區內各國產業間分工轉向產業內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各國無法再運用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必須面對區域內其他成員國之間的激烈競爭。為了在競爭中保持不敗，各國公司便加速對區內直接投資的步伐，成員國之間資本的相互滲透也會加快，這樣便促進了跨國公司在區內的微觀一體化。例如，在歐共體內，1959中的西德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47億美元，其中在西歐的投資為1．97億美元，而到1978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318億美元，其中對西歐的投資增至212億美元，分別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國1971年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總額為985億英鎊，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8％，1973年加入歐共體，1974年對歐共體直接投資總額達到22．82億英鎊，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1.9％，分別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個百分點。
到了80年代，由于對內部統一大市場的預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資本、服務的自由流通給區域經濟微觀一體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從1984年開始的6年時間里，成員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從405億埃居猛增到3534億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這一不平衡發展趨勢的直接結果是，成員國相互投資在對外投資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從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這種狀況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反過來又促進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宏觀一體化對微觀一體化推動作用發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區內各國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這里宏觀一體化的作用僅是在為潛在的微觀一體化顯性化掃清障礙。當前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實踐由于缺乏微觀經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所以比較脆弱。一些發展中國家企圖用協議分工和協議投資的方式進行一體化實踐，更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準則，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須在區內形成比較優勢之后才能實行一體化。
四、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與進一步融合
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與跨國公司的形成和發展是互相促進，相互依存的，即跨國公司的形成推動了區域經濟在宏觀領域實現一體化，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又反過來推動跨國公司在微觀領域的進一步擴張。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形成既促進了區內跨國公司的擴張，也促進了區外跨國公司的對內擴張，因為大市場形成給區內跨國公司帶來的發展優勢是區外跨國公司所沒有的，區外跨國公司不得不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來取代傳統的商品出口，這使跨國公司在規模和素質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區域內跨國公司的相互擴張又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疆界上的擴大，加上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自身的自我加速機制，使區域經統一體化組織在邊界和深度上都獲得很大的發展，兩者互動的結果，便是跨國公司規模和區域經濟組織疆界的擴大。
人文精神是一種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與發展為價值旨歸，重視人的價值、尊嚴并對人生存的意義和現實生活中人的處境細致關懷的思想體系，其體現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人類不斷追求自我解放的文化自覺。其蘊含在人類實踐活動的方方面面。體育教育作為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其承擔的使命不僅僅是人體的健美，更重要的是對人精神世界的啟迪與改造，可以說體育教育充滿了人文精神的強烈氣息。體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解讀，
首先是體育教育內容中所蘊含的價值觀，體育運動技能是體育教育的主體內容，反觀各種體育運動不難發現，幾近所有的體育運動都把公平公開合作拼搏作為自己的精神信仰，回溯至體育活動從與人類生產活動分離出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內容體系，體育活動就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生理學改造，任何一種體育運動所體現的就不僅僅是對個體的體力的非凡考驗，更重要的是其所體現出來的對重大精神價值（如公平、正義等）的渴望和體育活動所激發的頑強的意志品質和拼搏精神，這是體育人文精神的原初。
其二，體育教育活動中內隱的道德人格，體育活動不是一種物質生產性的勞動行為，體育使得人類身體活動的方式的文化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這種轉變就是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基礎上道德人格的生長，在日益豐富的體育活動中，人類萌發出尋求身心愉悅，顯示自身智力，增強群體自尊的需求，正是體育活動中內因的道德人格是人類的社會性大大發展。體育教育活動中內隱的道德人格所闡發的道德理念、道德修養、道德品質、道德能力是體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理性根基。在體育教育活動中。教育者的言傳身教的道德示范作用無疑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
其三，體育教育活動中所富有的探索精神，體育教育活動并不是慫恿個體盲目展示自身的生理運動機能，而是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受教育者運動潛質的開發，現如今，體育教育活動借鑒了其他學科中對自身發展具有啟發意義的有益成分，著力對體育活動中所體現的科學規律展開探索，在體育教育過程中的體育研究無疑表現出人類對科學和真理的重視與求索，這是體育教育活動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撐。其四，體育教育活動對人主體性的充分肯定，體育教育活動倡導人們對生命的熱愛與敬畏，對尊嚴和榮譽的捍衛，可以說體育教育活動進一步確認人在社會生活的主體地位的重要方面。總而言之，體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是以體育文化心理層面展現出來的以人的健康為目標，著眼于優化人的生活方式和弘揚人性的，關愛自由，追求重大精神價值的精神元素所組成的豐富的思想體系，其不僅僅是一個靜態意義的存在更是發展意義的存在，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體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的內涵也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二、現實境遇中體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異化
在物質文化充斥著整個社會，功利主義盛行的今天，體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在競技化的體育文化和精英化的體育人才培養中迅速淪落，突出表現在體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內核被割裂，人文精神在競技化中的體育文化中衰微，在精英體育教育中的迷失。
第一，體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內核被割裂。由于受到利益的驅使、自身認識和要求不嚴等問題，以及各種不良習氣的影響，目前在體育教育的教學、競賽、科學研究中層出不窮地出現，惡性競爭等破壞體育教育人文精神的惡劣行為，體育活動所倡導的公平、誠信合作的精神品質遭到嚴重的破壞，這與體育活動本身所倡導的人文精神格格不入，誠然這些問題可能極少數的個別行為，但它對體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損害時巨大的。必須更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體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建構中存在的問題及危害。
第二，人文精神在競技化體育文化中的衰微，競技化的體育文化過多地強調參與競技的主體在訓練和賽事中所獲得的名次和物質報酬，是體育競爭的異化，其極大地消解了體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在競技化的體育文化中，體育活動中追求人自身發展的需求被獲得運動成績和物質獎勵所替代，人被淪為對象化的存在，為自己所渴望的東西所左右，其價值取向偏向于單一的“工具論”體育活動“重物輕人”的傾向長期發展必然使得體育的人文關懷屬性大打折扣，體育競爭的拜人的訴求最終為拜物教所俘獲，競技化的體育文化使得體育教育的價值取向嚴重地偏離了體育競爭的初衷。其只是一味地強調運動員的身體機能和競技水平，忽略了他們精神世界的發展需要，另外競技化體育文化的盛行會慫恿運動主體追逐體育競賽所帶來的對物質利益與榮譽，這不僅僅損害了體育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神圣性與純潔性，進而最終使得體育教育的對象淪為片面發展的人。
關鍵詞：文化產業 總體經濟 互動中介 格雷欣法則 可持續發展
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高收入國家，經濟和文化有明顯的收斂趨勢，即經濟與文化的融合。現代經濟充滿豐富的文化內容，文化也在以各種形式被企業所生產和交換以創造價值，這種趨勢可被描述為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市場已趨于全球化，音樂、書籍、工藝品、電影和其他文化產品已跨出國界，形成了巨大的國際貿易流，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在全球經濟中開始占據重要地位。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UNCTAD，2005）統計，文化產品的全球市場價值大約為1.3萬億美元，文化產品的貿易額也從1994年的393億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92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自2000年，文化產業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大約占全球GDP的7%（世界銀行，2003）。從1999年到2003年，世界文化產業的平均增長率明顯超過冶金、航空、種植、機械、化工、采礦、食品等傳統行業的增長率，也超過了一般服務業的增長率（花建等，2005）。
作為新的財富形態，文化產業創造了大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形成日益擴大的文化市場，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文化產業還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力資源，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可觀的附加值，并在國際市場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爭取廣泛的國際認同和合作（左學金，2004）。所以，在全球范圍內，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的發展正在改變著傳統的經濟形態，對世界市場格局、經濟發展趨勢和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培育創新能力、增強地區、國家和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發展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已成為各國競相爭搶的焦點。
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的互動
（一）文化產業發展與文化增長
文化增長也稱為文化總量的增長，指一國綜合文化國力的增長，包括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協調發展、文化消費水平及其他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增長具雙重屬性，既是文化概念，又是經濟概念，“既是關于文化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是關于經濟增長方式的當代轉變”（胡惠林、李康化，2003），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大生產條件下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文化增長是社會運動過程中的自我發育現象，是一定社會、一定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綜合國力的體現，主要通過經濟和文化總量增長體現。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增強綜合國力，不僅要大力提升經濟實力，還要提高和發展文化實力，要提高文化增長在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中的速度和力度。
文化增長同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經濟增長也稱為經濟總量的增長，指國民財富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增強。無論文化建設規模、文化消費水平，還是文化發展水準，都直接反映了經濟總量增長及文化投入狀況。因此，在一國文化水平和文化資源量不變的條件下，經濟增長水平決定了文化投資總量和文化消費水平，經濟總量增長制約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呈同步趨勢，當一國（地區）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時，經濟增長與文化產業便呈較強的正相關關系。文化增長與文化政策有一定關系。我國沒把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僅把文化作為消耗國家資金的部門。加之文化產業屬于第三產業，不是經濟發展的重點，無論在產業結構還是在投資規模上，文化產業都遠低于第一、二產業的增長。因此，國家財政對文化的投入，既影響了文化發展的速度和結構，也制約了文化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文化產業發展是文化增長的一部分。文化部門是以特殊的方式為社會創造財富的部門。在經濟意義上，文化增長指以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產業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在遞升過程中所反映的數量關系。這種數量關系反映的是文化經濟增長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由這種數量關系所揭示的文化經濟發展趨勢。
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都揭示了這樣的現實：知識可以提高投資回報，反過來又可以增進知識積累。知識可通過溢出效應，在幾乎不增加額外投資時反復利用，以緩解資缺對經濟增長的壓力。而文化經濟無論作為技術樣式的存在（數字藝術），還是作為知識形態的存在，都顯示出其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特殊地位。文化附加值在產品價值中的增加，以及文化產業占國民經濟總量比重的增加，都反映了并推動著經濟增長方式由外延增長為主向內涵增長為主轉化。
（二）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的互動中介
本文認為，經濟貢獻、文化觀念、關聯帶動、人力提升是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文化產業正是通過上述中介與總體經濟進行互動。同時，總體經濟又通過經濟的質量與數量對文化產業產生作用。其互動機制如圖1所示。
其一，經濟貢獻。文化產業作為重要的產業門類，必然會有一定的經濟貢獻。文化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微觀上表現為單位產品的價值構成中，物質、能源消耗的比重減少而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比重增加；在宏觀上表現為文化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和從事文化工作的勞動者在全社會從業人員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其二，文化觀念。具有特殊性質的文化產業能夠傳承、改變、重塑，甚至創造新的文化觀念，而文化觀念將直接刺激和引導個人、群體、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影響個人、群體、社會的興趣偏好、消費觀念、消費傾向，進而影響總體經濟。“絕大多數商品交易在建立起某種社會關系前是不可能成交的，要想讓對方接受自己的商品，首先要讓人們接受自己的觀念”（尹永波，2004）。
其三，關聯帶動。“關聯帶動”是指文化產業通過為其它產業提供文化附加值，并與其他產業的關聯作用來影響總體經濟。文化一旦成為充滿活力的經濟因素，便不可阻擋地通過縱向關聯和橫向關聯兩條路徑，向一切可能的產業滲透，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壯大了自己，也大大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延伸和升級。
其四，人力提升。人是經濟活動中核心的、最具能動性的要素，物質資料、科學技術、價值觀念、管理調控等都需要通過人來實現。人力素質是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文化產業能夠通過提升人力素質來影響總體經濟。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無論是投入還是產出，文化都是從精神的角度“生產”和“再生產”人。文化培訓的投入，是為了再生產出具有新文化和掌握新科技的勞動力；文學藝術活動的消費，是為了通過鑒賞性的休息，解除疲勞，調節人體生理機制，以再生產出精神充沛的勞動力。文化消費是人自身的內含或擴大再生產的主要動力。文化產品能夠作用于人的智力、觀念、思想、能力，并能從整體、根本上引導、培育人力素質。通過提高全體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就為總體經濟的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高質量的勞動力和各類人才。因此，健康的文化產業不僅能夠通過直接的經濟行為作用于總體經濟，還能夠通過文化、教育行為作用于總體經濟。
（三）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
文化產業從產業文化化與文化產業化兩方面，通過經濟貢獻、文化觀念、關聯帶動、人力提升等中介，支撐、帶動、促進總體經濟的成長。
第一，文化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許多西方國家，以文化產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的產值已超過第一、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已成為后工業社會即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美、日、英等國的文化產業已成為最大產業，一個國際傳媒公司的產值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GDP。中國專家預計，2050年以后，文化產業將超過信息產業和自動化、機器人、計算機輔助組織管理而占產業結構的70％－80％（王哲平，2003）。文化產業需要的自然資源不多，主要依賴智慧創造，故而信息時代文化產業占據經濟增長的大部分份額。
第二，文化產業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提高了就業率。文化產業主要屬于第三產業，除創意過程外，生產、銷售過程對從業人員的要求不是太高，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低，具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特點，從而成為許多地區主要的就業產業。此外，還提供更多的臨時就業機會。
第三，文化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具體表現為：一是文化產業內部及其與其他產業的聯盟、融合或重組的趨勢出現，促進產業整合。二是文化產業在特定地區形成高度的產業集聚。如文化創意產業最發達的地區集中在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這些城市既是世界經濟中心，也是區域乃至世界文化創意產業中心。三是文化產業以其強大的乘數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第四，文化產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各國產業結構重心開始從工業化轉移到信息化，與此相適應，產業競爭也從規模經濟的制造工作轉移到創意競爭的知識型現代服務業，經濟增長方式開始依靠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和企業自主創新。以創新為基本特征的文化產業不僅可將現有的文化資源和創意資源轉化為經濟成就，提高產業經濟的附加值，還會通過對文化資源的保護、再利用及激發來提升整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文化產業對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獨立的產業形式存在，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二是通過產業滲透的方式對傳統產業加以改造，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的形式拉長產業價值鏈。好的創意，可以大幅度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市場占有率，并使傳統產業和產品煥發新的生機。
第五，文化產業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價值支撐。主要表現在：
一是文化的導向賦予經濟發展以價值意義。經濟制度的選擇、經濟戰略的提出、經濟政策的制定，無不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以及決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約。文化給物質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思想、理論、輿論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文化能夠促進社會主體間相互溝通，保證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在一定的組織內有序開展。三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經濟活動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越厚重，其產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帶來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場中實現的經濟價值也就越大。日本汽車制造業每年販賣新型車的收入達4萬億日元，其中有一半屬于出售“文化符號”的收入，另一半才屬于銷售汽車的純收入。同樣在日本，如果印上一個“G”字，原本價值700日元的女式布制提包可以賣到7萬日元，增值100倍（日下公人，1989）。因為“G”是表示有米開朗琪羅、羅西尼創造的意大利超級流行文化符號。四是傳播價值觀念，形成價值和形象認同，進而形成文化產品和非文化產品認同。以韓劇《大長今》為例，它不僅引發了國人的韓劇熱，大大推動了韓國文化制品的出口，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還帶動了韓國旅游、美容、餐飲、服裝、化妝品等其他產業的發展，并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韓國懷有好感。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文化市場的“格雷欣法則”
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需求互相創造、彼此推動的機制，在低俗文化產品長期成為主流產品的情況下，會促使消費群體產生對低俗文化產品的偏好甚至癡迷，促使低俗文化產品消費群體不斷擴大。消費者文化素質下滑的結果是：一方面，低俗文化產品的暢銷和市場份額的畸形擴張，另一方面，優質文化產品的市場份額日益縮小。上述現象是文化市場的“格雷欣法則”，可稱為“庸品排斥良品的趨勢”，體現了文化生產中的“市場失靈”，意味著文化低、劣品的重復生產和占領市場。文化生產中的上述“市場失靈”，在實行文化生產自由放任的國家，表現得極其鮮明。其深層根源在于文化產品的內在矛盾：藝術、社會價值與商品價值的矛盾。表現為消費偏好與生產的偏離。文化生產中一些創作者往往會產生將商業價值追求超越和脫離藝術、社會價值創造的非理，這種現象表明，文化生產偏離了藝術、社會價值創造這一精神生產的本質，而從屬于對商業價值的追逐；文化工作者陷入“市場陷阱”，將嚴肅的精神生產變成了一般的營利活動。文化生產由此出現“畸化”，偏離了正軌（劉詩白，2005）。
（二）文化生產與需求的兩種循環
文化生產的良性循環模式：在優良文化、藝術品為主流產品的場合，文化良品影響和塑造消費群體健康的文化心態，引起對文化良品需求擴大，由此又促進文化良品生產擴大。這就是商品性文化經濟中的生產與需求的良性循環，它意味著文化生產經濟效益和藝術、社會效益的并進，這是文化生產健康發展的路徑。
文化生產的不良循環模式：在文化次、劣品成為主流產品的場合，文化次、劣品影響和塑造消費群體畸形的文化心態與不良偏好，引起對文化次、劣品生產進一步擴大，形成次劣品的重復生產，這是商品性文化經濟中的生產與需求的 不良循環，它意味著文化生產經濟效益正增長而文化藝術、社會效益零增長或負增長，這種情況表明次劣品的大肆泛濫和文化生產偏離正軌。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實行商品性文化生產中，應該自覺用生產與需求的互相創造和互相促進以及文化市場主流產品形成的規律，構建良性的文化與經濟互動機制。
（三）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推動力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指文化產業在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產業利益最大化以及不斷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內涵是公平，既包括代際公平，也包括地區公平。任何文化產業的發展有橫向縱向兩條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李康化、王一儂，2003）。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在不損害后代利益和其他地區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市場機制適度開發各種文化資源，滿足當代人對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需求。如果說可持續發展強調的是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產業的發展強調的就是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文化發展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心之間、民族之間的和諧發展。
文化產業并不是一個自我維持、獨立運轉的封閉系統，它要不斷獲取信息、智能、技術、資金、自然資源等，避免過多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而通過智能資源等的不斷投入與優化整合，推動文化產業實現擴大再生產。文化產業是國民經濟系統的一部分，更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民經濟系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系統構成了文化產業系統的外部環境。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各種生產要素、文化需求、文化市場發育程度、企業治理結構、政府政策和法律狀況、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都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首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提高文化產業競爭力具有基礎性作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該國文化需求狀況。而一個國家公眾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需求內容和需求程度，對該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其次，一個國家文化市場發育程度也與該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關。包括人力資源、資本、文化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方式，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流通情況等。第三，競爭機制對提高文化競爭力尤為重要。文化產業只有在競爭中才能發展，離開了競爭也就沒有競爭力可言。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文化企業必須不斷推出新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市場競爭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動力。第四，政府行為和法律狀況。一個國家政府行為和法律狀況，是構成文化產業發展外部環境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否、支持與否對一個產業的初期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政府管理體制、產業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投融資政策、行政效率，以及法制健全程度等，直接影響著文化產業的發展。第五，文化傳統。與其他產業相比，一個國家文化傳統與文化產業有著更為深厚的聯系，對文化產業發展產生著更為深刻的影響。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良好的產業內運行機制和良好的外部環境。文化產業與其它產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平等互利、和諧共生的產業經濟關系，并與總體經濟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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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學校體育
【關 鍵 詞】競技體育/校園……
一、引言
以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為標志的現代競技體育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現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競技體育是指為了最大限度地發展和不斷提高人們在體格、體能、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能力，并以取得優異的運動成績而進行的科學的、系統的訓練和競賽。它以其獨特的優勢及其體系的可開發性、作用的適用性、影響的廣泛性，成為整個體育運動中最活躍、最積極的部分，它的發展對體育文化的發展起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同時它也是促進各類體育活動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校園體育文化作為社會亞文化的一種特有現象，是指在學校這一特定的范圍內，人們在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資財富和精神財富總和的一部分[1]。校園體育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學校體育這片沃土，學校體育是校園體育文化的基礎，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培養學生的體育能力、運動興趣及習慣，增強學生體質，促進學生身心全面健康發展等功能。我國高校的體育教學內容目前仍然是以競技運動項目為軸線的教材體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盡管在推行素質教育的今天，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體而言，人們認為競技體育仍是當前學校體育教學的主要內容。
所以從高校體育入手，探討競技體育的社會學所蘊涵的各種因素對校園體育文化的影響，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的認識競技體育的價值。
二、競技體育對校園體育文化的影響
競技體育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它源于社會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強烈抗爭的性質，是體育活動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一方面一個國家競技體育的水平甚至代表著國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會影響力巨大；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競技體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傳和關注，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NBA、亞運會、甲A足球賽，幾乎都深入到每個學生的心中，選修熱門運動項目的學生日漸增多。
正因為競技體育已遠遠超出本身的價值，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它是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集中體現之一。競技體育文化是構成體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學生傳授基本運動技術、戰術、規則，是提高學生體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國學校體育中競技運動項目作為學校體育教學內容已延續了幾十年，它是師生課余體育鍛煉，豐富校園文化生活的一種重要手段，毫無疑問競技體育已經是校園體育文化的一部分。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競技體育水平代表著這個國家的形象，同樣一所學校也往往會由于他們的高水平的競技體育而被大家所熟知或更加著名。發達國家的不少大學都致力于培養一支高水平的運動隊來為其學校爭創知名度。目前我國高校體制正在進行改革，幾乎所有高校的改革方案都已經注意到了它的巨大潛力和影響力。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先后建立了幾十所培養高水平運動隊的試點大學和近300所培養體育后備人才的試點中學，并定期召開全國大學生、中學生運動會，有力地推動了學校體育運動和競技體育水平的提高。這種以競技體育的優勢項目來帶動學校體育的全面開展，既提高了學校體育在整個教育中的地位，又大大促進了校園體育文化的發展，豐富了校園文化生活。高校體育運動代表隊的性質已從原來作為培養學校體育骨干、豐富校園文化活動的作用方面逐步向半專業化方向發展，其態勢已經跨出校園，面向社會，走向世界。
早在20世紀初期，競技體育就被國外一些專家看作是一種公民的素質，一種文化生活，一種獨特的精神崇拜。他們深信，競技體育可以培養青年人進入社會生活的能力，有助于增強青年人的身體素質、培養青年人的自信心，形成良好的性格和意志品質。國外的競技體育始于兒童時期，他們在大量的業余時間里動員、引導兒童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并要求學生在體育課中也能全身心地投入，進入大學后，有的競技體育的水平就已達到了國際水平[2]。因此，校園競技體育的蓬勃發展，不僅豐富了校園的文化生活，也為社會培養了一支高水平的競技體育人才和隊伍。而我國由于對競技體育認識還存在許多與時展不一致的看法和觀念，沒有正確地認識競技體育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導致競技體育在學校中的教育功能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發揮。我們認為，競技體育在高校的普遍開展，不僅能夠普遍提高學生的身體素質、心理素質，而且能夠活躍、豐富高校的文化生活，同時在提高高校競技體育的水平，發現、培養競技體育的優秀人才，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三、競技體育與培養正確的體育文化觀念之關系
最近，國內體育主管部門正有意將體育工作與教育系統“嫁接”，走教育與體育相結合的道路，這是我國體育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之一。這將為學校體育工作帶來新的研究課題。“嫁接”成功將對體育教學工作、學校競技體育水平、場館建設以及學校名牌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并將大大推動校園體育文化的開展。但學校中的競技體育畢竟與職業競技體育有著很大的區別。競技體育所包涵的教育功能成分更應在學校工作中被強調，而人們往往容易把競技體育的其它非教育因素擴大化后移植到學校教育中來，使其發生畸變。這是體育教育改革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如果對體育教育功能沒有正確認識，體育教育改革 就會失敗，學校中競技體育的開展就有可能步入歧途。為此，我們應從文化的角度重新來認識高校競技體育的作用，正確發揮競技體育的文化功能。
1、競技體育可以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
現代社會是一個到處充滿競爭的社會，而競爭的意識又是與競技體育息息相關，在體育運動中，不講門第、不分尊卑；在競賽活動中，不存在除個人身體、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學生在體育鍛煉中、在運動中、在競爭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體現自己的力量。體育運動中最講法制，不徇私情；最講現實，不論資歷；最講務實，不圖虛妄。這就要求每一個參加者都盡應當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競爭，特別是一些直接對抗性的運動項目，如足球、籃球、拳擊等，從而漸漸增強了學生們的競爭意識和頑強毅力。
2、有助于培養學生良好的社會道德與合作精神
在競技體育中，各項運動都必須遵守嚴格的規則，人們只能在規則允許的情況下努力創造成績，任何違反規則的行為都會遭到譴責和懲罰。同時，在一個集體項目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行為要求，必須依角色要求行動，這就十分有利于人的社會化，有利于培養人的遵紀守法的觀念和行為。競技體育始終遵循著“機會均等、優勝劣汰”的基本原則，嚴格的規則和公正的裁判可以培養學生公平競爭的觀念；通過競技體育也可以學習和鍛煉如何正確對待競爭中的失誤和失敗，磨練堅強的意志，增強抗挫折能力，使學生在激烈的社會中有頑強的生命力。因此，學生通過參與競技體育運動，可以培養出良好的體育道德，進而養成優良的社會公德。即如何對社會群體、組織的公益事業做出貢獻，怎樣提高社會意識、怎樣發展對別人的權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競技運動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社會生活的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和場所。
3、有助于培養優良的個人品行
競技體育有助于培養人的樂觀精神和自信心，敢于競爭，敢于勝利，要求改革自我、超越自我等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優良品行；通過競技體育還能培養領導與服從和充分展示與自我約束的良好行為。有實驗證明：有競賽經歷的學生能顯示出較好的個人修養和社會適應性，表現出更高的組織領導能力。因為競技體育為承受責任、作出決定、影響他人等領域的重要品質提供了鍛煉的機會。另一方面，競技體育又具有培養服從的一些品質的趨向，如尊重、遵守規則，服從裁判等。學生從競技體育中也能培養應當無敵意或無怨恨地接受批評意識，不應有超越規定，嚴重傷及對手的行動。競技比賽有時需要有自我約束或自我犧牲的精神，不僅建立在意志和取勝的欲望上，還必須建立在豁達的寬容心理上。這些品行都是個人立足于社會的重要條件。
4、有助于提高學生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研究表明，參加競技性比賽，能擴大學生的興趣，放開性情，增加與他人結識的機會。同時在激烈的對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奮斗中，接受成功或失敗、表揚或批評的心理鍛煉。在與他人交往和沖突中，學生對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練，使學生得以從學習壓力、心理傷痛等方面解脫乃至超越出來，從而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戰。對社會現象是與非評價、道德標準與做人原則等在社會認識上的價值取舍，都可以在運動中受到檢驗，因此人們認為競技體育運動能測試出個人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5、競技體育對校園體育文化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
任何事物的存在與發展都存在著兩面性。競技運動也不例外。它在對學校教育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可能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它可能導致錯誤的價值觀的出現。高校體育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是增強學生的體質，而后才是從中發現、培養高水平的體育人才。一些錯誤的價值觀比較容易產生在那些運動員甚至存在于他們的崇拜者身上。榮譽、成就可能使他們更多地關心個人的得失，更多的關心能使他們獲得榮譽的各種活動，進而引起他們對處世哲學觀的轉變，不能正確面對社會、正確認識各種社會關系，從而導致產生與社會生活規范、道德觀念相背離的錯誤價值觀。在某些人身上甚至會導致人性的喪失，滑向犯罪的深淵。
眾所周知，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一旦教師、教練員把運動員、學生所獲得的榮譽僅僅與個人利益相結合，就可能產生教育上的畸變。這些畸變主要表現在：為使運動員盡力爭取去達到成人的目標而不斷地給予他們過分的名利刺激，使他們的身心受到有害的壓力。對學生參加競技體育的思想意識和目標上的錯誤灌輸，主要來自教師與教練員。為培養一支高水平的高校運動隊，他們會更多地強調自己工作的成敗、隊員、資金、設備等等與其相關的各個方面的重要性，導致過分特殊化，甚至不惜違反體育道德、社會公德、法律、法規而弄虛作假，有可能致使教育的養成因素受到削弱、淡化甚至發生畸變。
競技體育還可能帶來暴力行為的產生。因為攻擊性是競技體育的特點，由于青年好斗、好勝的心理，而競技體育中的身體接觸或對規則的理解不準確，就有可能在平常的爭論中轉化為暴力的行為。所以，在競技體育的教學中還應當有道德規范的內容，以提高學生辨別、應付和化解暴力的能力。
6、高校競技體育教育的正確之路
競技體育在對校園體育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同時，校園體育文化也對競技有深遠的影響。如許多競技體育項目就產生或萌芽于學校體育，而且伴隨國家體育戰略方針的轉變，競技體育與高校聯合辦學的實施，最終會形成以學校為中心，依靠小、中、大學的業余訓練來形成整個訓練的一條龍體系。中學作為培養奧運冠軍的基地，高校則是大部分運動員攀登世界體育高峰的必由之路，由此形成強大的人才培養體系。
但學校面向的畢竟是普通的學生，因此我們的體育教學不能采用純競技運動，對那些技術復雜、難度較高的技術性競技運動，應當從學校體育的實際出發，對其進行加工改造，修改規則，降低難度，改進教學方法，達到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提高學生體育文化素養的目的。有條件的學校還可以建立俱樂部，利用專門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學校的競技體育運動，既能把有運動潛力的學生集中起來進行系統的運動訓練，為競技體育培養后備人才，又能保證學校正常的體育教學，保證學生受到正常的體育教育。
四、結束語
競技體育對高校校園體育文化的社會學影響所蘊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對教育的作用是不可輕視的。我們應該正確地理解和認識競技體育在教育中的作用，防止對青少年施加沒有必要的壓力和無教育根據的訓練。助人成才、防微杜漸是體育教育工作者應該充分理解和掌握的教育原則。對競技體育的社會蘊涵要有深刻地認識，并能把握好教育、訓練學生的方法和尺度，使競技運動的開展達到最佳的效果。在提高學生身體素質和運動技能水平，享受運動的樂趣、學會身體鍛煉的方法、培養良好思想品質的同時，又要對學生今后將面臨的社會生活和壓力給予有益的幫助，更好的為社會服務，這才是在學校中開展競技體育的根本目的。與此同時，高校辦高水平競技運動隊應盡快與國際接軌，讓真正的大學生走出校門，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甚至是奧運會。
【參考文獻】
[1] 李濤等.應用系統觀點對競技體育與全民健身在學校體育中協調發展的探討[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1,(5).
關鍵詞：園林景觀；主題；文化
1 主題與文化的概念與意義
1.1 主題與文化的基本概念
主題最早是應用在音樂中，成為音樂固有的一種術語，但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主題被廣泛的應用在文學領域中，主題基本的理念和內涵是：主題可以看成是主體，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主題產生的解釋，主題的含義就是公共領域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解釋學中最為基礎的環節，也是實現創造的最強大動力，所以，針對于我們所了解的主體，需要適當的時間和認知去感受，并且可以根據世界上對主題的解釋，來明確實際上所認知的結果。文化是一個較為廣發的用語，在任何的領域都能夠運用到文化，文化的概念也非常的廣泛，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文化就是指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所遺留下來的物質和財富；狹義文化就是指人類的行為習慣。所以，無論是從廣義上講還是狹義上講，都能夠體現出一個國家的燦爛文化和民族歷史。
1.2 主題與文化的重要意義
園林景觀規劃的最終目的就是將其設計成為讓大眾耳目一新的景觀，并且隨著時間的發展而得到歷史的肯定，體現出文化的內涵。通常情況下來說，園林景觀主要的欣賞價值就在于景觀，通過觀察來得到欣賞價值和意義，并且通過所表達出來的信息來反映園林景觀的價值所在。
2 國內外園林景觀規劃中主題與文化的發展歷程
2.1 國外園林景觀規劃中主題與文化的歷程
日本園林：日本是一個文化氣息非常濃郁的國家，具有顯著的群島生活的特點，日本對于園林的建設非常的重視，并且無論是那個角落都建造的非常精細，所以在建造的過程中，體現出了大自然景觀的濃郁風情。“栗林園”是日本獨具特色的園林之一，已經擁有400多年的歷史，“栗園林”是日本最大的園林之一，并且凸顯出了日本的獨特魅力。美國園林：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由于沒有任何宗教的約束，使其園林的建造體現出了一些自然、淳樸的文化氣息，在美國的這種發展趨勢下，形成了美式的園林景觀，體現出了一種浪漫的情懷。法國園林：法國是一個特別浪漫的國家，法國園林藝術也延用了這種爛漫的氣息，彰顯了法國古典文化的內涵，法國被稱之為浪漫之都，進而通過園林景觀體現出來，法國園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園林則屬凡爾賽宮，可以透過凡爾賽宮的整體建設，看到法國的整體浪漫的氣息和整體韻味。
2.2 國內園林景觀規劃中主題與文化的歷程
我國最具代表性的則是東方園林，我國是東方園林的發源地，由于我國的古代園林是隨著歷史而沉淀進化而成的，所以賦予了豐富的文化氣息和人文歷史。從秦漢到魏晉在到唐宋至明清，都體現出了不同運維的園林文化，并且始終在傳承和延續著我國歷史的發展。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園林，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品質，主要采用的手法就是情景交融的方式，讓自然景觀與傳統文化相結合，體現出一種精神文化上的美，象征了品德高尚的情懷。
3 現代園林景觀規劃中主題與文化的表現
關于現階段園林景觀規劃中的主體與文化設計，通過對國內外的發展歷程分析，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3.1 因地制宜設計理念
對此，要求設計師在對園林景觀進行規劃時，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僅要弘揚時代精神，而且還要體現地方特色。比如，現代城市的發展，生活節奏日益加快，極易使人產生一種疲勞感，因而對自然環境的渴望尤為強烈。千年歷史的揚美古鎮，是全亞洲最大的專業性藥用植物園，該景觀的規劃來源于劉三姐的故居。駱駝山、象鼻山、蝴蝶泉等景觀規劃，則是根據當地自然地貌的特點，進行合理加工，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3.2 整體與部分的統一設計
在主題與文化設計的過程中，可從主要景觀與輔助景觀相結合，促進整體與部分和諧發展。比如，園林景觀通過假山瀑布、小橋流水、亭廊花架等科學設計，從而形成一個和諧舒適的整體空間，這在城市景觀的規劃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其中，在園林假山的規劃中，要充分地分清主次假山中的山石風格、紋理以及脈絡等。山峰的高低起伏、山腳的遷回曲折等，都能夠良好地體現假山的特色。享有“堆山疊石”之稱的獅子林，則是園林景觀中以堆山作為典型的案例。獅子林不僅具有蘇州古典園林亭臺、樓閣、走廊等人文景觀，而且還有各種湖山奇石，素有“假山王國”之稱。假山的合理規劃，成為了獅子林的一大特色。
3.3 中西合壁設計理念
在設計的過程中需要吸取西方園林設計的優秀思想，同時，結合我國經典的傳統文化，從而創造出化腐朽為神奇的園林景觀。例如，蘇州工業園區建設的金雞湖，湖岸上的“圓融”雕塑成為了金雞湖的一大特色，不僅是蘇州工業園區的標志，而且也是經濟全球化的象征。城市廣場以對稱的形式與蘇州市核心區域遙相呼應。水巷鄰里則彰顯了江南水鄉、小橋流水人家的傳統特色。我國傳統文化崇尚與自然結合，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西方園林則更多側重的是一種對稱美，講究規則均衡的布局思想。
4 結語
通過對全文的分析，能夠看出在園林景觀規劃的進程中，對主題與文化的設計情況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對此，在對園林景觀設計時需要從實際情況入手，借助于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與理念，打造出更加完善的園林環境。
參考文獻
[1] 劉海云. 園林景觀規劃的主題與文化探究[J]. 現代園藝.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