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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金融危機;發展態勢;投資機會
美國作為全球最主要經濟體之一，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地，其經濟也是全球經濟走出本輪衰退周期的關鍵。通過對近期經濟數據和部分先行指標的比較，美國、歐元區和英國以及日本在內的主要工業國目前已處于底部。7月份起，全球制造業PMI在經歷了金融危機的劇烈沖擊后首次回升到景氣區間。[1]美國經濟率先見底復蘇，但近期內呈現出“L”型走勢，主要工業國家也將在下半年走出衰退，呈現階段性復蘇。
一、美國經濟衰退見底，全球經濟處于周期運行底部
2009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季度環比降幅折合年率收窄至1%，居民消費、制造業、房地產市場以及金融市場同時出現企穩信號，表明美國經濟衰退已經進入尾聲，美國經濟企穩趨勢在明顯增強。
(一)消費者信心和消費觸底回升，但居民收入難以支撐經濟快速回復
首先，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消費者信心指數由2009年7月的47.4上升至54.1。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連續5個月反彈至6月69，后因經濟的不確定性導致消費者信心7月、8月連續下跌后至65.7，影響消費者信心的主要原因是高失業率和工作難找，兩數據的差異顯示消費者信心仍處于謹慎恢復期。 其次，雖然權重占GDP三分之二以上的個人消費呈現異常疲軟，由一季度增長0.6%轉為下滑1.2%，消費不振來源于居民支出的減少，二季度美國居民儲蓄率為5.2%，比前一季度上升了1.2個百分點。美國6、7月份的商業銷售額上升1.1%、0.1%，商業庫存環比下降1.4%、1.0%，該數據顯示居民消費有回暖的跡象。第三，個人收入4、5月份環比反彈0.5%、1.4%，美國6月份個人收入下滑1.3%，創下2005年1月以來最大降幅，收入下滑引人擔憂:消費支出的增長可能無法強勁到能夠推動美國快速走出經濟衰退(見圖1)。
就業市場下滑速度明顯趨緩。美國2009年8月就業人口減少幅度降至2008年來最小，但失業率跳增至26年高位9.7%，這主要由于自愿失業人數的回歸造成美國勞動力總量的上升以及失業人口的增加。美國就業情況一直處于不斷改善進程中，剔除自愿失業人數數據，8月份失業率上升的幅度并不明顯，從9.60%到9.61%，且8月份美國就業崗位下滑并不嚴重。可以認為美國09年底之前就業有望達到增減平衡，失業率將在2010年第一季觸頂，2010年上半年將實現就業人口正增長。
(二)房地產市場觸底跡象明顯
2007年夏季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危機，房貸違約率大幅上升導致美國各銀行出現巨大虧損，增加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壓力。因此，房地產的穩定和復蘇對美國經濟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2]
一季度房地產市場觸底，二季度以后進入回升期間。2009年4月份，新屋和成屋銷售環比分別上漲0.3%和2.9%，新房銷售近期初步企穩。新屋開工中的重要指標3、4、5月獨戶房屋開工上漲1.1%、3.3%、7.5%，創2008年12月以來新高。全美20大城市平均房價下跌速度趨穩，美國全國房價指數一季度年率跌幅19.1%，二季度則縮至14.9%，且房價環比上升2.9%，為三年來首見，房價跌勢不再出現直線式下滑。美國人購房能力有所提高，4月成屋簽約銷售指數環比增加6.7%至90.3，意味著未來數月住房銷售可望繼續回穩。
但是，盡管2009年初以來美國房屋銷售價格、建筑開支以及房屋銷售止住了去年年中開始的迅速下滑態勢(單房銷售價格2009年初較2006年中回落25%)，但對比住房空置率和房地產庫存總量，當前水平仍然是1992年以來的歷史高位。近期國債利率的攀升導致按揭利率顯著上揚，已從一季度不到5%快速上升至5.5%，增加了居民的購房成本。截至7月，美國消費信貸連續6個月環比下降，房貸違約率和止贖房的持續增長將于短期內繼續為美國住房市場構成壓力。房屋庫存量與居民消費的去杠桿化以及房屋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將形成長期合理制約房地產投資對美國經濟的拉動(見圖2)。
美國建筑商協會9月份住房市場銷售信心指數連續三個月升至一年多來最高水平19，這是該指數今年以來第六次上升，盡管低于樂觀預期和悲觀預期的強弱分界線，但房地產市場正在緩慢復蘇趨勢明顯。由于房價自2006年下半年以來大幅下滑、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處于相對低位以及美國政府對初次購房人的稅收優惠政策使住房購買力指數(HAI)指數處于歷史高位。總體來看，美國房地產市場穩定跡象明顯。
(三)制造業調整步入尾聲，工業產值仍在探底過程
從制造業整體看，在2009年一、二季度企業商品庫存的大規模消減之后，經濟企穩后企業再庫存化將對制造業起到推動作用。從美國制造業ISM的分項數據來看，5月份新訂單指數已經超過50，存貨調整加速進行，除就業外的其它指數均有所上升。8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首次回到景氣區間52.9，非制造業指數攀升至48.4，創造了11個月以來新高。
2007年12月以來的18個月當中，美國工業產值連續17個月下降，下降幅度為-14.6%。5、6、7月工業產值同比跌幅超過13%，連創1946年以來最大年度跌幅，美國工業領域的產出降至1998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但受到汽車行業產值大幅攀升的推動，美國7、8月工業產值環比增長0.5%、0.8%，是該數字自2007年12月美國陷入經濟衰退以來的第二次上漲，是美國經濟狀況好轉的又一信號(見圖3)。
(四)金融系統處于企穩恢復反彈階段
危機爆發后，美國的銀行因自身原因放貸能力和意愿低下，放貸意愿一直到2008年12月才達到底部。在美聯儲和財政部的大規模注資和資產購買計劃的刺激下，金融機構信用狀況得以改善，放貸意愿增強，銀行壓力測試穩定市場預期，投資者擔憂情緒逐步消退，放貸意愿與各類貸款需求都處于底部企穩并有所恢復的階段。隨著市場信心的逐步恢復和救市舉措的生效，大規模系統性風險發生的概率顯著降低。但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信貸增速的改變落后于放貸意愿變化，一系列經濟復蘇活動將被延緩。相對于放貸意愿，私人部門的信貸需求仍在萎縮，美國經濟以居民消費部門為核心的“去杠桿化”長期趨勢和儲蓄率的持續攀升將從需求方面降低時機貸款增速，并降低經濟通過再杠桿化進行恢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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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低利率環境還將維持，經濟刺激計劃不會收縮
各國政府的救市措施如美國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的公布、公私投資計劃細節的披露、英國的資產保護計劃、二十國集團(G20)倫敦峰會擬定的1萬億美元協同經濟刺激計劃 等都有助于市場信心的恢復。
流動性增加對經濟恢復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當前的經濟穩定復蘇很大程度依賴貨幣政策的放松，流動性的增加，目前主要經濟體利率均已降至歷史低點。其中，美聯儲對世界經濟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各國央行跟隨美聯儲降息，目前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基準利率由2008年下半年的2%、4%、0.5%、4.14%分別調低至0-0.25%、1%、0.1%和2.25%，自2008年底以來表現為全球流動性釋放，有效緩解了信貸市場壓力。在降息同時，各央行還采取購買資產等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手段，緩解金融體系信貸流動壓力。經濟復蘇階段，流動性尋找載體，在沒有龐大的新興產業可以依托的情況下，推動當前世界范圍內商品價格強烈反彈，也引發世界股市流動性反彈。
二、近期國際經濟面臨的困難及走勢預期
(一)國際經濟面臨的困難
國際主要經濟體還面臨很多實際的困難， 主要表現在:終端消費乏力，主要經濟體居民收入下降、失業率趨高、消費者增加儲蓄以及負財富效應等因素導致消費增長乏力;工業生產后勁堪慮，全球工業生產環比連續兩個月回升，但因消費、投資和外需仍然低迷最終需求是否支撐工業生產繼續復蘇尚待觀察;金融市場穩定性較差，美國金融機構逾期貸款還在增加，小金融機構破產還會出現，商業房地產的風險初現端倪;經濟主體降杠桿的問題還將持續。首先是金融機構存在較為嚴重的降杠桿問題，其次是居民提高儲蓄率以償還到期房貸、信用卡消費信貸等;通脹風險較大，美國貨幣政策可能仍會寬松，經濟恢復最需要寬松貨幣政策支持。同時，各國當局在經濟衰退壓力下會維持低息的貨幣政策，經濟恢復出現反復的危險。短期內新興市場經濟景氣可能比美國好，在美國金融危機過后，流動性泛濫下資金大量進入新興市場，進一步推動資產價格膨脹，二季度全球資本市場的上漲速度過快，既有前期超跌反彈的因素，不乏泡沫成分;中期政策風險加劇，將來美國等國家加息后致使國際資本回流，可能再次引發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和經濟的大幅波動。
(二)國際經濟整體態勢預期
2008年末以來，全球各國政府出臺各種史無前例的經濟刺激政策(各國經濟刺激計劃高達全球GDP的2.7%)遏制了經濟迅速惡化的態勢，2009年上半年政策組合第一輪的正面效果已經顯現，經濟活動自由落體似的下滑已經停止，并逐漸趨于穩定。目前全球貨幣流動性異常寬松，資金價格低廉，國際資本主要流向新興市場國家，全球金融危機最糟的時刻已過，世界經濟衰退情況正在減輕，主要經濟體經濟數據向好意味著經濟正從惡性衰退的谷底逐步企穩并有望回升。如果主要數據如PMI指數改善趨勢持續，經濟刺激政策繼續維持甚或有所加強，2009年下半年各主要經濟體漸次見底并逐漸復蘇將成為主要趨勢。但是經濟刺激政策長期效果難以持久，幾乎所有刺激措施都在重復各經濟體固有的增長模式，經濟真正的復蘇只有在增長方式真正轉型后才會到來，發達國家需要改變當前過度依賴信貸的增長模式，重新構建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找到經濟長期增長的新引擎。
三、結語
綜合分析認為，美國整體經濟活動持續低迷，很多指標在負值區間顯示經濟仍在底部區域，但2009年二季度開始部分經濟指標出現反彈，企業預期改善、居民消費與信心企穩、就業減少速度放緩、房屋供應及需求溫和上升等，顯示上半年美國經濟已經見底，下半年將進一步趨于穩定。因此，筆者認為2009年下半年美國率先企穩復蘇將是主要趨勢，環比增長率呈現逐季改善，且有可能在年底出現正增長，其他主要經濟體漸次見底，全球經濟有可能觸底后逐漸緩慢復蘇。如果參照世界銀行和美聯儲預計美國GDP增速2009年萎縮1.3-2%，考慮一季度經濟增長為-5.7%、二季度經濟增長為-1%，美國上半年經濟增長約為-5%-3%，下半年約為1-2%，有望四季度實現正增長。但由于美國當前經濟數據環比改善的積極因素主要是去庫存，而非終端需求真實持續回暖，因此美國實體經濟復蘇將進展緩慢，中長期增長難現V型反轉，“U”或“W”型為大概率事件，短期看則接近“L”型。這主要在于房地產市場仍在探底企穩過程中，居民儲蓄率提高以及失業率的抬升將導致消費擴張緩慢，企業投資也增長乏力，缺少新的經濟增長點。
參考文獻:
[1] 摩根大通.8月全球PMI擴張為15個月來首見[EB/OL].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HINA-542420090904.
摘要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銅消費國，但是在世界市場上我國對于銅價卻沒有定價權，銅是極其重要的工業原材料，若要是我國經濟保持健康有序的發展，必須熟悉對銅各方面的經營與管理。銅期貨價格是我國經濟發展必須關注，銅期貨價格對我國經濟周期影響深遠。
關鍵詞 銅 期貨價格 經濟周期 相關性
本文通過對金屬銅期貨價格的介紹，對經濟周期的介紹，在聯系兩者的相關性來闡述金屬銅其貨價格與經濟周期的相關性。
一、金屬銅期貨價格
銅期貨是以銅為標的物的期貨品種，交易代碼--CU。銅是我國歷經風雨仍然保持一定規模的唯一品種。SHFE與現貨及LME三者的價格趨于一致。國內銅期貨交易不曾發生重大的風險，履約率為100%，銅期貨價格已成為我國行業的權威報價，日益受到企業與投資者的重視。因而，銅期貨交易的合約已成為可靠的投資與套期保值工具。
（一）影響銅期貨價格變動的因素
1、供求關系：消費量、生產量、庫存量、進出口量。
2、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銅是重要工業原材料，其需求量和經濟形勢相關。
3、國家進出口政策與關稅：長期以來我國銅資源不足卻是用銅大國，因此進出口政策一直采用“寬進嚴出”，銅和銅制品平均進口稅率為2%，近兩年來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逐漸降低銅出口關稅，銅基本上自由進出口，從而使我國內與國際的銅價互相影響。
4、國際上與銅相關市場價格：如LME、COMEX價格的影響。 5相關行業的發展趨勢及變化。
6、銅的生產成本。
7、有關商品的價格波動
（二）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
銅是極其重要的工業原料，其需求量和經濟形勢存在相互影響的作用。經濟上升時，銅的需求量增加就帶動銅價上升；經濟蕭條時，銅的需求量下降就導致銅價下跌。
分析宏觀經濟市場時，其中兩個指標是重要的，一個就是工業生產增長率，另一個是經濟增長率，也可以說是GDP 的增長率。
（三）相關商品對銅價產生的影響
原油與銅都是國際性的重要工業原料，它們的需求是否旺盛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經濟好壞。所以從長期看，油價、銅價的高低與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息息相關。正因為原油與銅都和宏觀經濟相關，因而就出現了銅價和油價一定程度上的正相關性，不過這只是趨勢上的正相關。從短期看，原油價格和銅價格的正相關性并不明顯。
二、 經濟周期
（一）經濟周期的定義
經濟周期也稱商業周期或景氣循環， 它指經濟運行中出現經濟擴張和經濟緊縮的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周期性現象。它是國民的總產出、總收入與總就業的波動，是國民收入或是總體經濟活動的擴張與緊縮交替或周期性的波動變化。過去被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現在一般被叫做做衰退、谷底、擴張、頂峰四個階段。
（二）經濟周期的成因
1、外因論
外因論認為，經濟周期源于經濟體系之外的因素：太陽黑子、革命、戰爭、金礦以及發現新資源、科學突破或者技術創新等等。
2、內因論
內因論認為， 經濟周期源于經濟體系內部的因素：成本、收入、投資在市場機制下的必然現象。
3、綜合論
經濟周期的形成是許多因素之間共同作用的結果；眾多因素之間存在復雜的的交互影響；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眾多因素之間產生不同的組合和作用，故而經濟周期具體的進程多有不同；經濟周期具體的進程對成因也有重要影響。按照對經濟周期生成的主次作用，經濟周期成因被分為基礎因素和影響因素。
基礎因素：指對經濟周期生成產生根本作用的原因。如“按資分配”、 “貨幣職能進化”、 “市場機制”、“私有制”、“人類自身特性”等。
影響因素：指對經濟周期生成有影響作用的原因。如各種天災人禍、科技進步等等。
成因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周期成因的交互影響中，融合了人們心理活動（如理念、信心、欲望等）的巨大影響，心理活動在基礎因素與影響因素中，常常互為因果的發生作用……
成因的組合作用：經濟周期成因交互影響生成的組合作用。
周期成因和周期進程循環影響：經濟周期的成因在不同社會條件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且產生不同的組合和作用，因而每次經濟周期的具體進程多有不同。經濟周期具體的進程對經濟周期的成因亦有重要影響。
三、金屬銅期貨價格與經濟周期的相關性
近幾年來，國內外的學者在不同交易場所對銅證券價格相關性、影響中國銅期貨因素、銅證券的價格等方面做了不少理論與實證研究。倫銅與滬銅作為國際兩個主要期銅交易的市場，它們之間相關的關系日漸重要。證券市場是一個典型的復雜系統，銅證券市場是經濟周期是外因影響。以具體價格為基礎，以公司盈余來研究基于銅價市場風險度量和隨機控制，是經濟周期的內因影響。經濟周期的形成反過來對銅期貨價格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于是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循環影響。銅期貨價格受供求關系、國內與國際的經濟形勢和稅收政策、生產成本等的影響；經濟周期的成因有外因與內因以及兩者的共同作用的影響。于是，銅期貨價格既是影響經濟周期的內因，也是影響經濟周期的外因。經濟周期對銅期貨價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而兩者相互影響，相互關聯，形成相關性。
結論：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銅消費國，必須熟練的運用銅期貨價格與經濟周期之間的相關性，以便最合理、最優化的利用銅資源，更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摘要：針對處于沸點溫度以下過冷低溫推進劑的特點，以熱力學原理分析了過冷低溫推進劑的性能優勢及其獲取方式，其熱力學性能相對于飽和狀態會有顯著改善，如提高密度、降低氣化壓力和增加單位體積顯冷量。在介紹了國外過冷低溫推進劑研究與應用的基礎上，討論了我國的研究現狀和應用前景。理論分析和初步地面試驗結果表明，過冷低溫推進劑作為航天燃料應用于航天運載工具之中優勢明顯，可顯著增加有效載荷，降低發射成本，延長深空探測任務時間，但對于實際應用中可能遇到的技術難題，應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文中的研究結果對未來中國開展過冷低溫推進劑的研究和應用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意義。
關鍵詞：低溫推進劑；過冷；燃料；有效載荷；發射成本
中圖分類號：V51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0253-987X（2015）05-0016-08
液氫/液氧推進劑由于具有無毒、無污染、低成本、高比沖和大推力等優勢，成為應用于大型運載火箭最廣泛的一組推進劑，比沖比常溫推進劑高30%～40%。目前，低溫推進劑應用時的熱力學狀態大部分都處于沸點溫度附近，熱物理性能明顯不足，尤其是液氫，其突出缺點是密度和單位體積顯冷量小。低溫推進劑質量一定時，密度小會導致低溫推進劑貯箱體積尺寸增大，使運載火箭總的起飛質量增加，而單位體積顯冷量小會導致低溫推進劑氣化損失增加，尤其是長期在軌航天運載器采用的低溫推進劑，漏熱所導致的氣化升壓在所難免。由于航天運載器貯箱有壓力控制要求，壓力過高時就要向外排放，如果排放的氣體過多，會造成推進劑浪費，液氫/液氧推進劑由高比沖帶來的優勢將會削弱。而且從排放的角度來看，微重力環境下的氣體排放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且排放會干擾飛行姿態。
為了提高低溫推進劑熱力學性能，研究者采用過冷的手段來改善低溫推進劑自身的不足，效果非常顯著。例如，液氫推進劑從標準沸點（20.39 K）過冷至三相點溫度（13.8 K），密度會增加8.8%，單位體積顯冷量將會增加20%，從三相點處繼續降溫，直到出現60%的固氫（俗稱漿氫），密度將增加16.8%，單位體積顯冷量增加34%，而液氫密度增加8%，液氧密度增加10%，運載火箭總的起飛質量將減少20%。
論文摘要：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影響了世界及我國的經濟基本面及經濟制度，給我國經濟政策帶來影響、挑戰和啟示，但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機遇。
2008年9月底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通過金融間現代化交易鏈條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一、金融危機的影響
(一)危機對全球經濟基本面的影響
這次危機來勢猛。傳播速度快，牽涉面廣。影響層次深，時間長破壞性大，為世界所罕見。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機構或破產或整合。大量實體企業或破產或重組，生產銷售困難，產品積壓。大量工人失業下崗，各國財政稅收銳減。進出口貿易額急劇下降，各行業遭受重創，復蘇難度相當大。
我國的經濟體系和外匯儲備體制與美元幣值聯系密切，與美國投資和直接貿易比重較大，同他國大量貿易和投資往來用美元結算。使我國經濟緊緊地綁架在美國的經濟戰車上。基于應對金融危機的次優選擇，到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195億美元。卻持有美國債7274億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證券類資產達1.20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2/3。危機先后使我國主權基金投資、銀行及理財公司投資、大型實體企業并購或套保投資等直接損失達2000億美元以上，導致幾家大型企業高管更替，社會就業難度增大。
(二)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制度影響
1、直接挑戰美元的世界通幣地位。美國的泡沫損失和挽救危機投入的巨額資金更加劇美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趨勢是長期的，鼓吹強勢美元的戰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戰美國長期全球性擴張的“雙赤字”政策，并引起國際社會不同力量對比變化。
3、將引起國際貨幣組織體系、金融監管制度發生革命性變革。不論是超主權貨幣還是多元化貨幣，將會誕生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秩序。
4、將對任意國際貨幣主權國的財政收支、國際收支預算，經濟上“擴張與收縮、雙赤字或雙贏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選擇與制定產生影響。
5、危機后新型經濟體作為國際貨幣參與國，在維持本國幣值穩定與堅挺上。不僅僅是與金融制度的安全與完善、外匯儲備的多寡、虛擬經濟的發達與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實體規模與產出量、外匯儲備中真金白銀和戰略物資儲備量休戚相關。
二、危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啟示
(一)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技術和產業集中度得到提升，隨著經濟大國的“資本+制造產業”在我國轉移，帶動了我國貿易高速增長，也使得我國外向型經濟依存度高達60％以上。對外出口直接拉動了原材料、能源、服務業上游產業的發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賴于低人力成本和資源的消耗來支持，且我國長期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條件低，人民幣對各主要通幣比價低。我國總體經濟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材料、70％以上農業生產資料都源于原生礦產資源，相當大比例源于我國。盡管外匯儲備相當大，但環境與資源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許多礦山城市資源枯竭，廢渣尾礦堆放成災，自然環境惡化，農產品供給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國必須改變出口拉動型和資源消耗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展成以內需為主和以提升產品核心技術出口為重點相結合的模式。
(二)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機遇
危機再次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設計上人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國長期奉行全球性擴張政策、超前消費政策造成流動性泛濫帶來的現實危害和潛在的風險。美元的信用風險使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
人民幣國際化提上日程。當今我國的經濟規模、貿易總額、外匯儲備、經濟發展水平在國際上已占重要地位。對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已有重要影響。而美元持續貶值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人民幣幣值總體上是穩定的，周邊國家經常項目和外匯儲備已使用人民幣，年初我國已和多個國家進行了總額達6500億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此舉一方面促進雙方進出口貿易，有效防范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另一方面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基礎。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促進我國貿易、減少外匯儲備風險、提升國際地位，當然也對我國的經濟、貨幣政策帶來挑戰。我國應充分調查研究、推行試點，著手人民幣國際化的組織、制度、渠道、結算網點建設。
1、試點和推廣人民幣計價的國際收支結算制度。先進行清算制度、組織機構、渠道網絡建設。建立起人民幣投放和回籠渠道，除通過口岸結算、貨幣互換外，還要通過涉外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實體企業在我國發行人民幣債券等向貿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銀行與境外金融機構間的人民幣跨境清算渠道、結算網點等的建設。
2、加大雙邊關系中人民幣與他國貨幣兌換業務，既直接推動進出口貿易又避免美元匯率波動風險，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結算業務的發展。
3、實行一定范圍內國際交往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4、健全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堅持量入為出原則不動搖。保持財政收支盈余，偶爾可赤字，但長期趨勢是盈余。保持貿易的長期順差，幅度可增減變動。但每一年度不逆差。這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基石。
5、加強對廣義金融市場規范建設和監管，嚴控異常資本項目流動。打擊惡意投機炒作和洗錢犯罪。
關鍵詞：支付系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操作效果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0)07－0060－04
一、本輪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根源：一個治理風險視角的剖析
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演變成為如此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從微觀層面上看，實質上是一場公司治理的危機。李維安(2009)認為，金融機構治理體系的不完善蘊含著金融機構自身的治理結構風險、治理行為風險、治理對象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爆發金融風險事故。我們認為，可以按照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角度來分析金融機構的治理缺陷，正是由于包括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機構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治理缺陷蘊含著潛在的治理風險，而治理風險的累積將引致金融機構風險。而金融機構風險爆發擴散到整個金融市場，逐漸演變成一場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
上述邏輯蘊含了從治理缺陷到金融危機的內在演化機理，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以下階段：危機孕育階段、危機爆發階段和危機擴散階段(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危機孕育階段是指從治理缺陷暴露到治理風險累積。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存在著較嚴重的缺陷：從內部治理缺陷來說，包括董事會治理不健全、高管層治理出現扭曲、內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完全等；從外部治理缺陷來說，包括政府監管缺位、法律機制不健全等。這些內外部的治理缺陷導致金融機構出現戰略失誤、決策失靈、監督失效、控制失范，從而導致了各種治理風險的累積。
而隨著治理風險的不斷累積，就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危機爆發階段。隨著貨幣政策、經濟形勢、投資者心態等多種因素發生變化，第一階段由于治理缺陷所累積的治理風險不斷被放大，當各種誘發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累積的治理風險放大到臨界點時，單個金融機構就出現經營危機，此時金融危機初現端倪。
第三個階段是危機擴散階段。在這一階段，由于各種金融鏈條的相互作用、資本市場的相互關聯，同時由于外部監管反應不及時，危機很快從單個金融機構的蔓延到整個金融市場，誘發金融市場動蕩，最終引發系統性的經濟金融危機。在這一階段，由治理缺陷所引發的治理風險最終被徹底引爆，最后演變為一場全球性的危機。
從上述作用機理可以清楚地發現。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的內在缺陷。因為，如果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是完善的，那么金融機構的治理風險就可以避免，從而危機可以在第一個階段得到化解。ACCA(2008)認為，次貸危機的根源是銀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敗，那些阻礙有效監控的、過于復雜的金融產品的使用，以及向那些幾乎沒有還款希望的人發放貸款的不道德行為的擴張，顯示出某些公司缺乏基本的公司治理。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對金融機構的內外部治理缺陷進行深入的剖析。
二、金融危機凸顯銀行業公司治理缺陷
(一)銀行業內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不健全的董事會治理。
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當危機爆發金融機構紛紛陷入困境后，公眾的問責之矛就首先指向了這些公司的董事會(李維安，2009)。盡管美國在董事會治理方面已相當成熟，但次貸危機表明，以美國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這方面仍然存在著嚴重缺陷，一些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放任管理層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疏于對風險進行適當評估和有效控制。例如。由于多為現任和前任管理層，花旗集團的董事會就被認為是缺乏客觀性和獨立性。董事會的根本作用應該是提供監督、指導和控制，在必要時提出質疑，然而很多銀行董事會并未起到這樣的作用(ACCA，2008)。2008年8月，花旗銀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魯賓(Robert Rubin，前美國財政部長)從他擔任長達九年之久的花旗銀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一職卸任，外界普遍認為，魯賓未能盡職地履行監督時任CEO普林斯的責任，關鍵時刻沒有發揮作用，沒能把花旗脫離次貸的泥潭，他應該為花旗銀行在次貸產品上的投資失誤承擔連帶責任，花旗銀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這一個有七名成員的機構也同時宣告撤銷。
2、不合理的內部人控制。
作為一種在轉軌經濟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常見的現象，內部人控制在美國金融機構中同樣非常普遍。美國金融機構形成內部人控制現象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國公司的股權結構十分分散，例如美國銀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僅為4％左右，花旗銀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僅為5％左右，這就使得美國的銀行大股東對銀行的控制力較其他國家弱；另一方面，在美國公司治理中，董事長和CEO“兩職合一”的現象非常普遍，職業經理人既是董事長又兼首席執行官，集決策和執行于一身。這種做法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充分發揮個人的能力和智慧、執行力強、效率高，但其弊端非常明顯，容易導致獨斷專行，不能充分發揮董事會的集體力量和智慧。上述兩個方面共同形成“弱股東、強管理層”的內部人控制格局，從而導致CEO為代表的內部人事實上控制了銀行的重大決策活動。因此，華盛頓互惠銀行(WaMu)的機構投資者就明確提交“將CEO和董事會主席分開”的股東提案并獲得51％的投票支持率。
3、不對稱的高管激勵。
美國企業非常注重高管激勵，銀行業大多實施了高管期權激勵和收益分紅制度，但卻缺少著眼于可持續發展的風險約束機制，即在企業制度設計中缺少對企業遭受重大損失的問責機制和高管層不當收入的追回機制，華爾街的激勵機制呈現出明顯的當期性、短期性和不對稱性。這種扭曲的激勵機制一方面誘發了高管的短期投機行為，高管以個人收入最大化為著眼點，毫無顧忌地進行所謂金融產品創新，過度擴張有風險的次貸業務，對于潛在的風險幾乎都視而不見：另一方面，這種不合理的激勵機制使得高管的收益與其承擔的風險極端不對稱，因為即使經營失敗，高管也能借助所謂“金色降落傘”等條款，在危機中引咎辭職時獲取高額補償，例如在危機中被勒令離職的房利美CEO和房地美CEO仍可以拿到930萬美元離職金和1410萬美元“遣散費”。可以說，極不合理的激勵機制使得銀行業高管將潛在的風險和應承擔的責任置之腦后，根本不從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視角來考慮公司價值，這必然危及銀行的長遠價值，換句話說，現行管理層薪酬制度誘使高管層拿公司的未來賭博，最終釀成惡果。因此，美國財政部將薪酬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稱“尤其是。短期收益動機壓倒了意在減小過度杠桿風險的制衡原則”。Bicksler(2008)認為，在次貸危機中，公司治理最大的失敗在于CEO的薪酬，它不是任
何公平談判的結果，而是管理層權力的產物。
4、不透明的信息披露。
銀行業公司治理不完善還表現在信息披露不透明。梅拉梅德(2008)認為，次貸債券在發行過程中信息不夠透明是次貸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在充分的信息披露下投資者能客觀定位風險偏好和改善風險管理，金融監管機構能加強有效監管。與之相反，信息不對稱則會降低公司治理水平，次貸危機表明，高質量的信息對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正如同它對卓越的企業業績一樣重要。長期以來，金融機構對與次貸相關的金融衍生品的披露非常不到位，一些金融機構利用表外業務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將大量業務轉到表外以掩蓋自身風險，為規避新巴塞爾協議中的相關規定，他們發起成立了結構投資機構(SIV)以持有次貸產品，然而，SIV并未對次貸產品的風險進行充分披露，也未在財務報表中做必要說明。因此，單純看業務收益和支出，無論是投資者還是監管部門都不能及時發現問題。
(二)銀行業外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政府監管不到位。
梅拉梅德(2008)指出，次貸危機的根源之一是政府監管缺位。李維安(2008)認為，美國政府作為重要的外部治理者沒能很好地發揮作用。馬太斯克f20081指出。當前的金融監管離完善相差甚遠，當前的監管體制暴露出許多的弱點，金融監管應覆蓋所有相關的機構、所有相關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所有相關的國度。首先，監管體制存在缺陷。《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通過之后美國實行混業經營，卻沿襲分業監管格局。該體制屬于“雙重多頭”監管，在危機中暴露出標準不一、監管重疊與監管真空并存等問題。其次，監管理念存在問題。監管當局過于相信市場理性，奉行自由放任的監管理念，傾向于自律化和合規化監管，而不是傳統的現場和非現場監管，更不是宏觀和審慎的系統風險監管。最后，金融監管滯后于金融創新。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機構和監管當局之間造成了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監管人員知識水平更新跟不上金融創新步伐，顯示出“非專家性”。
2、法律機制不健全。
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演變成為如此嚴重的全球金融或經濟危機，重要原因還是美國公司法律機制出了問題。因此，Ramirez(2009)提出，公司治理法律必須進行改革，法律的改革必須保證公司治理在危機期間能和在平穩期間一樣有效運作。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美國的法律機制也是不健全的。首先，法律對金融監管的放松為危機埋下隱患。近三十年來美國出臺數部法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至2000年。美國金融業的許多保護性制度被撤銷，為危機爆發埋下隱患。其次，法律執行不嚴格。以此次金融危機的基礎產品次級貸款為例。美國有多項法律來規范金融機構貸款，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金融機構卻有意忽視了這些法規，誘使借款人申請超過其償付能力的貸款，嚴重違反了《誠實借貸法》等法律的規定，這表明法律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
3、評級機構不獨立。
作為揭示信用風險的手段，信用評級在資本市場曾獲得廣泛的認可，信用評級機構甚至一度被譽為投資者利益的“守護者”和資本市場的“看門人”。然而，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信用評級機構喪失了其公司治理外部監管者的職能，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維安，2008)。美國2008年《關于金融市場發展的政策建議報告》也指出，造成次貸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信用評級出現了問題。評級機構喪失了投資者利益“守護者”和資本市場“看門人”作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益沖突導致評級機構失去了獨立性。這是因為，在資本市場上，評級機構的費用是由他們所評級的發行人來支付的。這種關系會導致利益沖突(Strier，2008)。哪一家評級機構能給予所發行證券最高評級，發行人就會聘用哪一家的服務，這樣信用評級機構就有了打高分的傾向。特別是，近年來評級機構還可能在債券發行后得到一部分提成，進一步使評級機構的中立性遭到了廣泛的質疑。
四、結論與啟示
此次危機暴露出美國等發達國家銀行業在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存在著嚴重缺陷，這尤其值得引起長期以發達國家為學習對象的中國銀行業的高度關注和重視。盡管中國銀行業受此次危機的沖擊相對較小，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銀行業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領先于歐美銀行，相反，我們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應該從金融危機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強化公司治理建設。此次金融危機從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個方面為中國銀行業公司治理的發展方向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生動的啟示。
(一)強化內部治理機制建設
首先，提高董事會治理水平，充分發揮董事會職能。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金融危機表明，美國很多金融機構的董事會其實是嚴重失職的，董事會治理的缺位是導致金融機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為此，應該不斷強化董事會決策中心的地位，增強董事會在戰略制定、風險管理、監督控制等方面的職能；應該盡快完善董事選聘機制，多聘用財務和法律專家等真正“懂事”的獨董。
其次，完善激勵機制，強化問責制度。金融危機中，華爾街的薪酬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在這一背景下，我國金融機構應該充分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改革只與短期業績掛鉤而和風險無關的薪酬制度，建立長期化的激勵機制，使員工和高管的切身利益和公司的長期效益掛鉤。此外，金融機構應加強問責制，特別是設立不當收入追回條款，加大經濟、行政和刑事責任的處罰力度。
改進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金融危機表明，建立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是對銀行業進行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監督銀行經營者經營行為和績效的最有效方法。相對于美國金融機構，國內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水平更低，甚至連“形式主義”都還談不上。因此，當務之急是進一步規范信息披露的格式、內容、深度和廣度，確立“實質主義”信息披露規則，加大打擊虛假信息披露行為的力度，增加金融機構違規成本，增強其經營透明度，保護投資者利益。
(二)完善外部治理機制建設
首先，加強政府監管，改善監管模式。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監管成為眾矢之的，監管不足被認為是危機的重要外部誘因。作為一種外部治理機制，銀行監管以對銀行進行持續的分析性審查為基礎，為此需要在監管機制、監管思路、監管手段等方面進行不斷創新。
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是由政府或政府機構發起、出資創立、參股或保證的，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的，在住房領域內從事政策性融資活動，以貫徹和配合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的金融機構。
從本質上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的設立是為了解決居民住房問題，貫徹實施住房市場發展目標。政策性住房金融是住房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住房金融市場具有轉型期的階段性特點，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和商業性住房金融業務的發展都亟待規范化，采取措施使其互為補充，相互促進。
近年來中國住房市場快速發展背景下，商業性住房金融業務規模增長迅速，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為例，相較于1997年末190億元的個人購房貸款余額，截至2013年9月底，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已達9.47萬億元。商業性住房金融業務發展的同時，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需要進一步發揮其在住房體系的資金融通作用。
在大力建設住房保障供給體系的同時，通過設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公共住房生產建設、消費環節的資金融通問題，對促進住房市場長效調控機制建立具有重要意義。
一、美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設置和運作
美國是目前世界上住房金融業發展最發達的舊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在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發揮了重大作用。
與其他國家不同，美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的形式多樣，不僅有政府自己設立的機構，還有政府本身并不投資但是提供貸款擔保的機構。主要有以下三類機構組成：
（一）住房金融一級市場的政府保證機構
美國政府成立了聯邦住房管理局（FHA）、退伍軍人管理局（VA）等機構，對特定人群提供住房抵押貸款擔保或保險。FHA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購房貸款信用保險，VA設立面向退伍軍人的住房貸款支持和擔保計劃，凡FHA和VA保險的抵押貸款，由擔保機構承擔因借款人無力償還或房屋貶值造成損失的全部責任，保證銀行不受損失。這樣不僅保護了金融機構的利益，穩定了一級市場，而且為中低收入家庭和退伍軍人等特定群體解決住房需求提供了有效金融支持，減小其貸款風險。
（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體系
該體系是依據1932年《住房貸款銀行法》建立的，這一體系由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委員會、12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及其會員（儲蓄貸款協會）等組成。該體系通過吸收私人資金，為住房開發建設和住房購買提供資金來源，是政府調節管理住房金融市場的主要工具之一。聯邦住房貸款銀行體系在穩定住房金融市場，促進住房抵押資金的流動性，提供住房開發建設資金等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除了聯邦政府層面的住房金融制度安排和機構設置外以外，美國在州和地方層面也設有專門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用以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以加利福尼亞州為例，1975年成立加州住房金融局（CAHFA），業務范圍主要包括：為首次購房者提供低利率按揭貸款和政策性住房抵押貸款保險，幫助加州中低收入家庭購買住房，為多戶住房項目的開發建設提供低利率融資。
自1976年成立到2007年，加州住房金融局累計為州內13萬首次購房的家庭發放共計121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截至2007年底住房按揭貸款余額為41.9億美元。
（三）住房金融二級市場的政府保證機構
目前美國住宅金融抵押二級市場中發揮主要作用的金融機構主要有三類：
一是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FNMA），于1938年由聯邦政府組織成立，目的是從貸款者手上購買聯邦住房協會貸款，增加抵押貸款的流動性，2008年9月發生次貸危機以來由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接管。
二是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GNMA），于1968年從FNMA中分離出來，是住宅和城市發展部的附屬機構，其信用完全由美國政府擔保，目的是發行以抵押貸款為擔保的長期債券。
三是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FHLMC），1970年經國會批準成立，作為二級市場機構，其成立宗旨在于為提供房屋貸款的儲貸機構供給穩定的資金。它從銀行和其他放貸機構處購買抵押貸款，并向它們提供用于發放新貸款的資金，盡管1988年后已私營化，但是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讓其獲利的同時也承擔了部分政策功能。
結合美國住房金融市場發展現狀，可以看到美國聯邦政府將“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目標通過FHA保險、聯邦住房貸款體系、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協會和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等證券化機構來達到，使美國居民能擁有自住房產。美國住房金融體系的設計中，既充分發揮了商業性金融機構的作用，也通過政府支持有效促進了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的發展。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2012年美國住房自有率達到65.5%，高于歐美其他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二、德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設置和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解決居民住房問題，德國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發揮了重大作用。目前德國已經形成了以契約儲蓄制度為核心，自愿互儲蓄為主和政府獎勵為輔的住房市場融資機制。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建立的多渠道融資系統和多樣化貸款方式，不斷推進德國政策性住房的建設和開發，有效促進了政策性住房目標的實現。
在德國，為居民購建房和為公共住房建設提供金融支持的住房抵押貸款機構有很多，呈現出多樣化、多類型的發展趨勢。德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主要包括以下兩大類：
（一）屬于聯邦政府的州立銀行或者是儲蓄銀行
作為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負責制定頒布全國性的住房市場法規制度，依據聯邦政府頒布的《民房建設資助法案》。德國地方的16個邦，基本上每個邦政府下都會設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幫助社會貧困家庭和中低收入人群獲得購買住房的貸款資金，金融支持方式包括為中低收入家庭建購房和私人投資建造低租金住房發放優惠利率貸款資助。這部分抵押銀行的資金有一半左右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擁有大部分股權，為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提供資金保障，是德國重要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
（二）多元化的合同住房儲蓄貸款融資服務體系
1972年德國頒布《住房儲蓄銀行法》，并于1991年進行修訂，從法律層面上對住房儲蓄銀行的組織形式、監督管理機制、業務經營范圍、從業準則、住房儲蓄合同標準條款、住房儲蓄資金的來源與使用方向、風險規避、貸款擔保方式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詳細規定。
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傾斜的背景下，形成了主要包括儲蓄銀行和建房互助儲蓄信貸社的住房金融機構，為中低收入群體和普通居民解決住房問題提供金融支持。德國的儲蓄銀行大多是政府背景的國營銀行。它在住房領域的主要業務是吸收個人存款、發放房地產貸款，為個人買房、建房籌集資金，在德國共有600多家。德國儲蓄銀行金融集團是德國金融市場的領導者，集團下屬430家儲蓄銀行，10家州立建房儲蓄銀行。
合同儲蓄模式以自愿性和契約性為主導，居民連續幾年存入一定金額的定期儲蓄存款作為獲得購房時貸款的前提條件，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相掛鉤，資金實現先存后貸、封閉運作，政府對居民住房儲蓄進行獎勵和稅收優惠。系統內資金封閉運作，它只向住房儲蓄客戶吸存，也只向自己的住房儲戶發放購建房貸款，存貸款利率具有一定穩定性，不受市場利率影響，資金運用的平衡性和國家配套的獎勵政策也使得市場利率無論如何變化，住房儲蓄貸款合同下的住房貸款利率都能保持固定及穩定，按公司化的經營管理體制來運營，形成了有效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合作儲蓄模式實現了住房市場效率的整體帕累托改進。
三、新加坡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設置和運作
新加坡住房金融體系屬于典型的政府主導型，主要表現為中央公積金制度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1953年，新加坡頒布了《中央公積金法》，1955年成立中央公積金局，負責整個公積金的管理運行。中央公積金制度設立的初期只是單一的養老儲蓄制度，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演變成綜合性的、包括養老、住房、醫療的制度。
中央公積金局是由政府組建的用于管理居民所繳納的公積金的專門性政策住房金融機構。其通過實施公積金制度吸收存款，籌集資金，在使用公積金時除應付會員提取之外，主要用于向住房發展商發放社會住房建設貸款，向購房者提供抵押貸款。中央公積金局為公共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通過購買由政府發行的長期債券的方式向建屋發展局（HDB，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建設主體）提供資金。新加坡國有投資公司幫助政府發行債券，中央公積金局購買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這樣前者就可以從中央公積金局獲得巨額資金，使公積金變為可以被政府利用的流動資金，而這些資金主要運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住房建設。另一種方式是向住房建設發展商提供貸款的方式提供住房建設資金。住房建設資金投入量大，開發商需要資金融通時，可以通過向中央公積金局借款來緩解資金的壓力，使得閑置的中央公積金轉為用于開發建設公共住房，從而保證公共住房建設工程的順利進行。居民存入中央公積金局中的公積金也有兩種用途。一是可以用來支付購房的首付款。目前，公積金會員一般約用3年的公積金存款即有能力繳付相當于房價20%的首付款。二是可以用來償還購房貸款的本息。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新加坡83.3%的居民居住在政府建設的組屋中（80%的居民是購買的組屋，3.3%的居民是租住的組屋），政府興建的組屋共計有98萬套，占到新加坡住房總套數的76%，私房僅占全部住房套數的24%。政府主導型的住房金融業務為公共住房的建設和消費都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四、從發達國家經驗看我國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發展
（一）發達國家經驗總結
從美、德、新三國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模式和機構設置來看：
第一，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設計與一國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相配套，美國資本市場發達，因此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重點在于政府擔保，提高資金流動性，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內容既有針對一級市場的，也有針對二級市場的，德國和歐洲各國側重于以互助的合同儲蓄模式解決居民住房問題，新加坡則是完全以政府為主導的住房金融模式。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設計和一國的國家結構、金融市場發展階段和成熟程度都要配套。
第二，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設置應盡量多樣化，美國和德國在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機構的設置上，都盡量地通過各種方式來促進多樣化的機構發展，使得不同類型的住房金融機構業務類型各有側重，也使得同一類型的住房金融機構之間能展開有效競爭。在此過程中政府可通過貼息、減免稅等政策對住宅金融機構的發展給予支持。
第三，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類型應盡量多元化。具體到政策性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業務類型，各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中，既有針對公共住房建設融資的業務，也有針對特定群體住房消費提供的資金融通業務，無論是支持中低收入者住房消費，還是支持公共住房建設，也都盡量促進產品類型的多元化，使得參與主體有更多選擇權。
第四，完善的制度安排是政策性住房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前提。各國在設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發展住房金融業務的過程中，都通過立法確立了住房金融業務發展的制度基礎；在設立住房金融機構后，機構的日常經營管理都按照市場公司化的管理體制來運作；再者，形成全面完善的監管體系，防范金融風險。
（二）我國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發展方向建議
我國住房市場發展以來，業界進行了住房金融領域的很多嘗試。1987年山東煙臺和安徽蚌埠的住房儲蓄銀行試點，1991年上海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并于1994年向全國推廣，2004年由建設銀行和德國住房儲蓄銀行在天津成立中德住房儲蓄銀行，2005年建設銀行首單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推出。但是受制于住房市場整體發展水平和制度建設基礎薄弱，很多嘗試半途而廢。目前我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主要集中在住房公積金領域，住建部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住房公積金繳存職工達到1.33億人，歷年累計歸集住房公積金5.04萬億元，住房公積金繳存余額達2.68萬億元，超過8000萬家庭通過公積金貸款進行了住房消費。我國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建設滯后于住房市場發展和住房保障制度發展需要，因此需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
第一，當前我國需進一步明確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的公共政策目標。
當前構建我國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的政策目標需明確，是幫助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還是保障中低收入家庭擁有自有住房，不同的政策目標下，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類型、政府補貼方式、支持力度、監管政策和定量績效考核目標的設定都會存在差別。明確公共政策目標，才能明確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職能，是充分發揮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在自有住房和公共住房領域金融支持作用的前提。
第二，完善我國住宅立法和政策性住房金融法律法規。
當前我國房地產法律法規建設亟待完善，從房地產市場層面上，需要有《住宅法》《住宅保障法》等作為規范市場的基礎法律，通過立法明確住房市場發展規劃、管理機構、市場主體和市場運行的監督機制。同時還需要對政策性住房金融單獨立法，使得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獲得發展的制度基礎。
第三，我國政策性住房金融模式要與我國住房市場與金融市場發展現狀相協調。
從當前我國住房市場與金融市場發展現狀來看，短期內我國政策性住房金融市場還會實行封閉式的運作，可考慮在完善公積金制度的基礎上，通過住房合同儲蓄模式來對中等收入群體首次住房消費提供金融支持；在完善資金使用監管和配套制度的前提下，發揮政策性住房金融在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的作用。
第四，應以公積金制度的完善為突破口，構建我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
當前可考慮建立以住房公積金為核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從事與住房保障相關的政策性金融業務，擴大公積金賬戶資金的來源和運用范圍，更好地發揮合作互助的功能。目前我國公積金繳存比例不規范，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單位之間的差距較大，存在公平性缺失，公積金的使用效率不高，需進一步拓展其業務范圍。今后需進一步擴大公積金保障范圍，提高使用效率，充分發揮住房公積金的住房保障功能。
第五，建立獨立專業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
【關鍵詞】國進民退；民營企業；控制權；融資
控制權市場是資本市場的一個方面，歸根到底，它是資本與權力的流動，按照經濟學的基本思維，以控制權轉移為形式的資本流動應該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在當前以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為生產者基本類型的二元經濟生活中，兩者的地位和權重不僅是反映看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走勢，他們之間的博弈，也是兩種治理結構、兩者經營理念的對抗。按傳統觀點，國有企業代表了以政府為支撐的經濟力量，而民營企業則是現代治理結構的代表。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兩者之間的關系卻有著更為復雜的關系。在宏觀層面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爭體現了兩者運行機制的博弈，進而影射出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政府主導經濟的現實經濟中，政府對經濟結構、行業政策和市場導向等方面的傾向性；在微觀層面，企業控制權在國有主體和民營主體之間的配置以及在兩者的流動，則是現實經濟特征和市場條件的一個重要寫照。
一、民營企業在當前形勢下面臨的新生境
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經濟克服了基礎薄弱和先天不足等劣勢，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民經濟中最為活躍的經濟增長點。今天，民營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此外，民營企業作為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參與者，對豐富上市公司主體、改善企業治理、完善資本市場結構和運行機制等方面也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總之，作為對于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民營企業對中國GDP的增長、市場經濟的活躍以及國家稅收增長、特別是擴大就業和維護社會穩定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的經濟模式發展軌跡。改革初期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時期，國企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國退民進”，通過企業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實現經營機制的轉變，此時的民營企業也成為實現這個多元化的關鍵性“第二元素”。在這個過程中，一大批民營企業通過多種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創業”，成功的背后既有民營企業靈活機動的內在機制和民營企業家智慧與創業精神的回饋，也有民營企業借原有國有企業背景和政策空間之利而實現的利益。但是進入21世紀，完成原始積累的民營企業進入第二個“創業期”，這背后的原因既有自身運行機制需要才家族或個人控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的需要，也有2007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與之對應的經濟結構也從“國退民進”開始向“國進民退”轉化。與此同時，民營企業的控制權問題也呈現出很多新的特征和變化趨勢。在這個過程中，兼顧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的國有企業憑借其天然優勢形成了一定的壟斷性，大部分民營企業只能生存在國有企業的夾縫中。因此，了解民企業的控制權到底有哪些特征，當前處于什么狀況，影響其控制權價值的特有要素以及民營企業控制權轉移的誘因等方面，對于認識當前民企的生境至關重要，而民企在并購市場上的地位和作用，則是認識這些要素的一個基本窗口。
二、并購市場中的民營企業
企業并購是控制權市場的一個基本組成要素，并購參與者的地位、并購價值等方面可以很好地體現控制權的配置和價值。而民營企業在并購市場中的地位和表現則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了線索。
作為咨詢機構的一員，筆者親自參與了近期的一些并購活動。這些活動無一例外地都是國企收購民企，盡管個案缺乏概括力，但它們卻能讓我們發現一些問題，并體現出民營企業在當前并購市場顯示的特點。
1、并購市場上的控制權轉移特征
如果將企業主體劃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大類的話，當前并購活動的涉及的控制權方向主要體現為國有企業之間的收購和國有企業收購民營企業，而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的案例則鳳毛麟角。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形勢下的并購市場上，國有企業在數量上和金額上都應該是占據絕對優勢的收購方，或者說，國有企業在控制權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而民營企業只能甘拜下風。這種現象并不難理解，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顯然是民營企業無法企及的。
2、參與并購的民營企業特征
這些作為被收購者的民營企業，他們甘愿放棄辛苦打拼出來的事業，將企業控制權拱手讓給集官僚權威和經濟大權的國有企業，到底是處于何種目的，抑或是有什么難言之隱呢？這也促使我們將眼光轉移到這些放棄控制權的民營企業身上。
盡管筆者參與的這些并購活動屬于個案，但它們所表現出的特征合乎當前形勢，并且在這些局部領域中體現出民營企業的某些共性特征。
（1）具有相對復雜的間接控制權結構。這些被收購的民營企業要么實際控制人通過海外公司的境內子公司對實際被收購對象實行控股，要么是通過在避稅天堂設立的公司，進而通過境內子公司實際被收購對象。也就是說，這些民營企業或成立全資子公司，或成立合資公司，從而以間接控制方式實現控股，具體的控股方式又分為樹狀控制結構和金字塔控制結構。前者為母公司以全資形式控股子公司，因而，避稅應是企業采取間接控制的主要考慮；后者則采取全資和合資并存的形式，實現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這其中既有避稅方面的考慮，也有以部分資金通過杠桿效應撬動更多資金的因素。
（2）收益能力較高。這些民營企業的毛利率均超過40%，凈利潤均超過10%；個別企業的毛利率均超過50%，凈利潤均超過15%。這些盈利指標不僅高于被收購方，而且遠遠超過行業平均水平。這其中既有地方政府支持等方面的政策原因，更有企業自身經營靈活、效率高、成本低等方面的經營性因素。
（3）償債能力極端惡化。這些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均超過70%的臨界線，相當一部分接近80%，最高甚至達到90%。此外，所有被收購方的流動比率在近期內均明顯下降。進一步分析表明，這些民營企業均存在較大的外部借款和頻繁的內部資金周轉。通過財務數據的分析以及和企業管理層的討論，我發現，這些企業在經過初期的高速發展之后，為擴大產能、搶占市場和增加收入，資金出現瓶頸，而尋求被國企、尤其是央企并購，似乎已經成為他們獲得資金注入的最佳選擇。
（4）控制權高度集中。這也是大多數民營企業的基本特征。盡管這些企業均采取了復雜的多層次間接控制形式，但最終控制者非常集中，表現出很強的一人控制或家族控制。盡管發展迅速，前景明朗，但內部控制不健全、治理結構不先進以及過度避稅等民營企業的固有局限性卻顯露無疑。此外，股東大會基本形同虛設，小股東對企業的決策基本沒有影響，幾乎完全聽從大股東的擺布。
（5）財務造假現象嚴重。很多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現象，通過推遲或少計收入、提前或虛列費用以達到避稅甚至偷稅，既是民營企業利潤動機的必然趨勢，也是他們在當下融資困難、現金流拮據情況下做出的無奈選擇。從另一個方面看，這也扭曲了民營企業在并購過程中的估值，不僅加劇了并購過程的不確定性，也給作為收購方的國有企業帶來極大的財務風險、經營風險、甚至是法律風險。
三、民企困境的思考
民營企業在并購市場上的地位及其控制權特征既有與理論相符合的一面，也有在當前特定形勢下形成、尚待進一步思考的很多新特征。
首先，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形成的擠出效應，再加上融資困難及稅負過重，構成了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三大難題。在經歷了2007-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上世紀90年代民營企業大舉收購國有企業的趨勢徹底轉向，“國進民退”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這背后最大的推手莫過于融資能力。對民營企業來講，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融資，民營企業發展到現階段依靠自有資金已明顯無力以支撐其進一步的增長，而現有金融體系無論從觀念上、體制上還是技術上，對民營經濟在融資上的支持力度都不如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間接融資市場和資本市場上都遠不及國有企業，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為換取進一步發展的資金而放棄控制權。
此外，在當前形勢下，民營企業依賴控制權實現的價值既有通過其控制地位帶來的合理控制權溢價，也有因為對控制者缺乏監管而借助于不合理避稅和侵害非控股股東帶來的“隧道”效應，這不僅制約了民企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影響民企對完善經濟結構發揮的作用，并通過資本市場上的并購等渠道傳導給國企。
在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壟斷優質資源和融資渠道的前提下，民營企業必將繼續面臨困境，除已完成“二次”創業并形成行業龍頭的個別民營企業之外，大多數民營企業還要在發展權和控制權之間做出權衡。無疑，這些問題都將放大民營企業控制權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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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河北盛世圓福項目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現代工程建設規模與數量都在不斷加大，在現場的施工管理中，主觀或客觀的因素十分復雜多變，不僅如此，由于工程施工會涉及多方工作，技術經濟分析也十分重要。對建筑施工管理中的相關問題進行經濟技術分析，有利于整個建筑工程的順利進行。本文主要探討了建筑施工方案的技術經濟分析和施工管理中的技術經濟的重要性。
［
關鍵詞 ］建筑施工；管理；技術經濟分析；方案經濟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197
1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現狀分析
1.1管理模式現狀
（1）工期制定方面，表現為對總體規劃方面不夠重視，所做的各種計劃不科學、不符合實際、主要靠以往積累的經驗、拍腦袋定工期。如果遇到新的結構形式的項目則更是一籌莫展，只能主觀臆斷，制定措施不得當。
（2）控制方面，表現為在企業內部對控制缺乏足夠的重視，缺少完整的控制體系，主要憑經驗積累和主觀臆想。控制的大部分內容被檢查工作所代替了。檢查只有等待任務結束以后才能進行，也就是說進行的只是事后控制。對檢查出現問題的結果，不進行統計分析和量化計算，只是定性做出判斷。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3）材料采購方面，目前建筑企業的采購方式多采用大批量集中采購的方式。項目接到手后聯系供貨商，與供貨商缺乏一種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采購方式缺乏靈活性，大宗材料一次購入量太大，既占用資金又占用場地，零星材料又得頻繁采購，增加了采購成本。
1.2從技術上看
建筑業是一種分工細致及勞動力密集的行業。建筑工程管理具有施工人數眾多、工序繁復、分散性、移動性和一次性等特點。我國工程量堪稱世界之冠，積累了數量龐大的圖紙，快速進行組織、歸檔、分類、查詢、檢索，已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靈活地組織管理技術文檔，共享設計信息資源，快速、準確地協同設計與施工，使工作流程自動化已成為提高工作效率的當務之急。
2施工方案的技術經濟分析
2.1施工方案的技術經濟比較
對施工方案首先要考慮技術上的可能性，即是否能實現，然后是經濟上是否合理。在擬定出的若干方案中，如果各施工方案均能滿足要求，則最經濟的方案即最優方案。因此，要計算出各方案所發生的費用。
2.2縮短施工工期的經濟分析
在施工方案的比較中首先涉及的是工期因素，根據縮短施工工期的經濟效果進行綜合比較，來選擇方案。縮短施工工期的效果G，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考慮：
（1）工程項目提前交付使用所得的收益G1。由于改進施工組織方案， 縮短了工期， 提前投入生產， 產生經濟效益。
即G1=B（T1-T2）
（2）加速資金周轉的效益G2。當單位工程的施工工期縮短時，可節約施工中占有的固定生產基金投資，減少流動資金和未完成工程費用。
即G2=EH（K1T1-K2T2）
（3）節約施工企業間接費的經濟效益G3。由于縮短工程項目施工周期，而使施工企業因此節省間接費的效益。
即G3=Hy（1-T2/T1）
2.3主要施工機械選擇的經濟分析
選擇主要施工機械要從機械的多用性、耐久性、經濟性及生產率等要素來考慮，如有若干種可供選擇的機械，在使用性能和生產率相類似的條件下，對模擬經濟性，人們通常的概念是從機械的價格最低來衡量。但是在技術經濟評價中應全面考慮。機械的經濟性包括原價、保養費、維修費、能耗費、使用年限、折舊費及期滿的殘余價值等的綜合評價，它是用折算成機械的年度費用R來比較，合理選擇經濟的方案。
3建筑施工管理中的技術經濟分析
3.1工程質量的技術經濟分析
（1）質量經濟效益的衡量。質量經濟效益可表示為質量經濟效益與改善產品質量的費用的比值或差值，用公式表示為：
質量經濟效益=質量效益/質量成本
（2）質量成本。質量成本是指在產品質量上發生的一切費用。包括內部故障成本、外部故障成本、鑒定成本和預防成本。
（3）質量成本分析。質量成本分析，就是對質量成本進行分析。采用的方法有質量成本/直接生產的工日（工時）分析法、質量成本/利潤分析法、質量成本/工程總成本分析法等。
（4）質量效益即工程質量取得的效益。
3.2工程成本的技術經濟分析
（1）成本分析對象和內容。成本分析對象包括全部工程、單位工程和竣工工程，分析內容包括人工費、材料費、施工機械使用費、其他直接費、施工管理費等。
（2）分析方法。成本分析的方法主要有相對數分析法、比較法、因素法等。
（3）全壽命成本與質量優化。除了分析工程成本以外，還應分析工程的全壽命成本。全壽命成本是指在壽命周期內所發生的費用，通常由投資費用、經常性費用和殘值三部分組成。通過全壽命成本分析，來研究最佳質量標準，確定質量目標和項目使用年限，在理想的質量目標與全壽命成本費用之間進行權衡，確定最佳方案。
4技術經濟分析的重要意義與啟示
長期以來，業內的技術經濟分析僅限于工程項目的設計方案的決策上，而忽視了技術經濟分析在施工領域的應用，或者說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隨著建筑市場化的發展，人們對技術經濟分析在施工領域的運用逐漸重視，有的大型建筑企業大力推行“科技創效”，通過獎勵制度來鼓勵工程技術人員開動腦筋，積極進行方案優化，從而達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但是其具體的工作機制與模式沒有變化，仍舊是技術人員搞技術人員的，經濟人員搞經濟人員的，沒能從制度上保障技術與經濟的結合，同時也沒有對從業人員進行復合知識型培訓，既懂技術又精經濟的復合型人才仍然十分缺乏，因而技術經濟分析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當前，建筑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在工程招投標活動中，合理低價的定標方式已基本上被大部分業主方所采納。在國內，所謂的“合理低價”實質上就是最低價。因此承包商為了承攬到工程業務，往往以成本價或低于成本價獲得工程項目，而后在施工過程中千方百計地創造變更、簽證及索賠機會。同時，在內部管理上也出臺一系列制度，采取辦法進行成本控制與管理，從開源與節流上最大限度地挖掘項目盈利的潛力。
但是，構成建筑物實體的成本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地降低下去，因此必須在非工程實體的技術措施費上下功夫，技術經濟分析的重要意義與作用就凸顯出來了。因此建筑施工企業必須造就大量的技術經濟型人才，讓科技創效真正得以實現，使企業成本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這樣企業才能更好地發展。
5結論
通過上述的總結，加強建筑經濟的科學管理和研究是目前的重要話題，也是從根本上提升企業經濟的最好辦法。這就要求在實踐工作中，不斷提高建筑施工管理的方案籌劃、管理水平、制定相關的策略。加強施工過程中技術的經濟分析，進而縮減施工費用，為建筑施工單位提供一個經濟效益最佳的施工方案。
參考文獻:
引 言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又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快速推進期，對水土資源的占用使得農業資源日益稀缺。為了確保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為了滿足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資源消耗的需要，就必須走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兩型農業”發展道路[1]。因此，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背景下，如何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實現綠色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是必須破解的現實難題。日本在戰后為了盡快地恢復農業生產，解決糧食極度短缺問題而大量使用了化肥和農藥，其結果是糧食產量增加的同時也導致了農產品品質下降、農藥殘留、水環境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問題[2]，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為此，1992年，日本農林水產省在其的《新的食物?農業?農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新思維，其主要目的是恢復農業的多樣化功能，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中日農業發展道路雖然不同，但就小農經營體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借鑒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成功經驗，對于確保我國糧食質量安全、完成農業供給側改革目標、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最終確立現代農業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前人研究主要以日本國內學者為主，其中，富岡昌雄在明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發展理念、條件及方向的基礎上，提出要想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社會整體經濟就必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是環境保全型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3]。合田素行通過分析日本全國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相關案例，明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課題，提出有必要出臺相關扶持政策以促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健康發展[4]。熊澤喜久雄提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能否成立需要滿足三個條件：（1）在經濟上是可行的；（2）對環境是友好的；（3）社會是可以接受的。明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必須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三者的統一[5]。中國國內也有一部分學者關注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例如，吳獻萍、焦必方、喻鋒等人的研究介紹了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概念，揭示了其發展的原因和現狀，分析了相關政策，提出了在借鑒其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推進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2，6-7]。但?θ氈徑嚳攪?動協同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因此，本研究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創新組織機構、依法推行、確立技術及類型、“產、官、學、消”四位一體協同推進的角度，探析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舉措與成功經驗，旨在為中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幫助。
一、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舉措
（一）以組織機構創新推進農業發展新思維落地
日本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農業生產中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雖然增加了糧食產量，但也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阻礙了日本農村環境的改善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日本的學術界率先在20世紀70年代開展了關于實施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大討論。農林水產省也在1992年頒布的《新的食物?農業?農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把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概念界定為“從有利于國土?環境保護的觀點出發，通過合適的農業生產活動來發揮農業所具有的物質循環功能，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減少環境壓力的可持續農業”，并把其作為“整個農業必須追求的目標”，確立了這一模式在農業政策中的地位。這標志著以注重“環境”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發展新思維的形成[8]。同時，農林水產省也于同年把先前設立的“有機農業對策室”改稱為“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對策室”，負責制定包括有機農業在內的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整體發展規劃，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報告，協調全國各地有序地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并在1994年把對策室提升為對策本部，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環境保全型農業。
（二）依法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
日本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離不開法律的支持，表1列舉了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相關的政策與法規的演變情況。
從表1可知，從1992年到2015年，農林水產省以及厚生勞動省先后頒布了7項新法，分別是《環境基本法》《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持續農業法》《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有機農業推進基本法》和《關于促進農業發揮多樣性功能的相關法律》。同時修改了3項法律，分別是《農地法》《農林物資規格化相關法律》（以下簡稱：JAS法）和《農藥取締法》。其中，2003年和2004年兩次修改《農藥取締法》，規定了農藥殘留標準。2002、2006、2009年3次修改JAS法，規范了包括環境保全型農產品在內的農產品認證的表示制度。除頒布新法和修改原有法律之外，農林水產省還制定了“有機農產品特別表示的指導方針”《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實施了有機農產品認證表示制度（有機JAS標志），啟動了“生態農戶”的認證和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補貼制度等等。通過一系列法律與法規把“環境保護+農業生產”結合在一起，為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三）確立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技術
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推進改變了以往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的常規生產方式，而且日本在注重土壤改良的同時，更加關注耕作技術（農法）上的變化。如圖1所示，日本在吸取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精華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土壤復壯技術、化肥減量技術和農藥減量技術三大技術體系[6]。
這些生產技術都強調尊重大自然，遵循合理的法則，規范的攝取人類所需，珍視土壤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其發揮更大的功能。因此，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技術特點，一方面是強調與近代科學技術成果相結合，走資源可持續利用之路；另一方面更強調重視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特點，發揮農業自身具有的物質多樣性和循環功能。
（四）明確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類型
確立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技術體系，對于推廣環境保全型農業，提高農戶經營能力以及減輕農業生產對環境所產生的負荷，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農林水產省依據農業多樣性的特點和各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明確了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三大類型：（1）化肥減量類型；（2）廢棄物再生利用類型；（3）有機農業類型。在農業生產領域主要以第一類和第三類為主。
在第一、三類中根據化肥和農藥投入量的有無以及削減程度，又具體分為（1）無農藥無化肥栽培；（2）無農藥減化肥栽培；（3）減農藥無化肥栽培；（4）減農藥減化肥栽培4種類型。再加上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學肥料和化學合成農藥的有機農業類型，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共有5大生產類型。詳細的分類不僅適應了農戶經營能力的差異性，而且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11]。
根據農林水產省2007年修改的“關于特別栽培農產品表示指導方針”的相關規定，只有農藥和化肥雙方的投入量都低于常規農業50%以上，才可以被認定為環境保全型農產品（被稱作“特別栽培品”）。相反，則屬于常規農產品。無農藥無化肥栽培與有機栽培的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從事有機農業需要3年左右不使用農藥和化肥的轉換期，目的是復原土壤有機質，提高地力；二是有機農產品必須獲得有機認證和標識，方可銷售。
（五）注重“產、官、學、消”四位一體協同推進
在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過程中，日本的農林水產省發揮了重要的引領和指導作用。除此之外，包括日本農業協同組合（以下簡稱日本農協）、國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相關科研機構、農戶、消費者團體在內的社會各階層都積極地參與到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推廣中，發揮了各自的作用，經過長期的相互協作，形成了“產、官、學、消”四位一體的協同運作機制（見圖2）。“協同”一詞最早源自我國的《后漢書?孫程傳》“程為謀首，康國協同”，意為同心協力，互相配合；日本小學館的《日本國語大詞典》對“協同”的解釋為：二人以上的人或者團體為了一件事情而同心協力。可見，中日兩國對“協同”一詞的解釋基本一致，都有同心協力的意思[12]，而日本更是把“協同”的理念和精髓融入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立了很多有影響力的協同組合或團體。例如，農業協同組合、消費生活協同組合、中小企業協同組合、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等等。因此，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而形成的四位一體協同運作機制可以理解為：農業行政主管部門通過創設機構、頒布政策法規、引領和帶動農業發展新業態的同時，以生產者為中心，一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提高其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事業委托、課題委托、連攜溝通等形式發揮農協、大學及科研機構、消費者團體等參與主體各自的作用，通過協同推進充分發揮協同效應，實現多方共贏的一種運行機制。
1.?r林水產省、農協以及大學等科研機構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合作。日本農協的前身是1900年成立的產業組合，1948年通過改組形成了由農業從業者（農民或農業經營法人）聯合成立的協同合作組織。農協從事的業務種類繁多，主要業務有經濟關聯業務，它們由信用業務、銷售業務、購買業務和保險業務等4種基本業務組成。此外還有務農指導、農業行政管理和文化活動等次要任務[13]。其中，農資銷售是農協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環境保全型農業倡導的減化肥、減農藥的生產方式導致農協的農資銷售額下降，農協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損失。因此，農協最初對于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是有所保留的。不過，隨著消費者環保意識的提高以及對質量安全農產品的追求，加之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的地方農協數量的不斷增加，日本農協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開始意識到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重要性。因此，1992年農協開始接受農林水產省的委托，介紹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先進事例，探討環境保全和經營成立的要素條件，并在1994年召開的農協第20屆全國大會上把“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振興和育成”，作為農協業務開展的重要課題[14]，不斷通過實地調研，報告環境保全型農業在各地的普及和開展情況，為農林水產省把握現狀和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此外，包括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在內的日本眾多科研機構的專家和學者也積極的申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相關研究課題，從農學、經濟學、管理學以及消費者行為學的角度出發，積極地探索環境保全型農業經營成立的條件，科學、嚴謹地分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斷地發表相關的研究報告、論文以及著作，為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政策及法律的制定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2.中央農協、地方農協以及農戶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合作。如圖1所示，相比常規農業而言，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技術要求較為復雜，由于化肥與農藥的投入量大幅度減少，農作物的產量勢必會受到影響。多數的實地調查和案例研究已經證明，農戶在從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初期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產量低、成本高、收益不穩定等經營問題[15]，迫切需要農協的支持與幫助。因此，從中央農協到地方農協，一方面通過實地調研了解和分析農戶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在農資配送、技術指導、市場開發、產品銷售等方面積極地構筑一體化服務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戶的后顧之憂，贏得了農戶的信任，確保了自身的利益。
3.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達成了默契與協作。在傳統的農業生產中，由于生產和消費都是在各自的軌道上獨立運行，因此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但是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源于消費者對質量安全農產品的追求。所以，加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與聯系是實現環境保全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于是，日本學者在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了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產消提攜”理論。具體是指生產者按照消費者的意愿生產優質的農產品，同時消費者在相互理解、公平自愿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的購買行為[16]。可以說，產消提攜的溝通模式增強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信，開啟了“私人訂制”高端農產品消費市場的大門，打造了誠信農業發展模式，成為日本成功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重要保障。
日本政府通過上述5項舉措有力地推動了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根據農林水產省最新的統計數據與資料[17-18]，截至2016年，全日本包括有機農戶、生態農戶在內的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生產者數量已達227萬戶，約占日本農戶總量的9%。其中，生態農戶的數量由1999年最初的13戶，增加到2016年的154 669戶，已經成為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雖然，近年來由于農戶高齡化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總面積和生態農戶的數量有所減少，但是，從2011年到2015年，開展化肥和農藥投入量50%以上削減的，有資格獲得政府直接補貼的地域、生產者數量和實施面積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市町村（市縣鄉）數量從773個增加到931個；獲得直接補貼扶持的生產者數量從6 622個增加到15 920個；實施的面積從17 009公頃增加到57 744公頃。不僅培育和造就了相當數量的致力于從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農業經營主體，而且還有效地利用了棄耕地，提高了農業的整體實力。
此外，從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間，全日本單位面積化肥投入量已經從每公頃1155千克下降到91千克，每公頃農藥的使用量已經從91千克下降到56千克。隨著化肥和農藥投入量的減少，稻田和內陸湖泊的水體質量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以滋賀縣為例，自從實施環境保全型農業以來，全縣農藥使用量已經減少了近40%。其中，與常規水稻田相比，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水稻田每公頃含氮化合物以及化學合成農藥的排放量，分別下降了102千克和0364千克。曾經作為日本內陸污染嚴重的琵琶湖，來自農業生產的含氮化合物的流入總量已經從2000年的每天2 241千克，減少到2010年的每天1 880千克，表層水體的質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同時，消費者對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認知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其中，67%的消費者了解有機農業，而且76%的消費者認為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的農產品是安全的，產消提攜理論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各地不斷涌現出以經營有機、健康、優質農產品為主的農業企業、超市、專賣店以及直營店，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場所，進一步拉近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其中，位于石川縣金澤市的某農業企業通過大規模開展有機農業，年銷售額不僅突破了1億3千萬日元（按最新匯率相當于人民幣795萬元），而且其產品還通過了美國和歐盟的有機認證，順利地打入了國際市場。總之，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與互相協作，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并收獲了豐碩的成果，實現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三者有機的融合。
二、對我國推進環境友好型農業的啟示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經過20多年的大力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與其注重確立思想、依法推進、重視技術、多方協作是分不開的。此外，吸收和借鑒歐美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也是日本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特別是美國的可持續農業[19]和有機農業[20]理念以及歐盟的有機農業認證制度[21]，都對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確立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因此，我國在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環境友好型農業發展道路的同時，應當注重吸收和借鑒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綜合以上分析，日本的環境保全型農業對我國的啟示可以?w納為以下幾點：
（一）充分發揮政府的核心領導作用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以及出色的統籌協調和整體規劃能力。其成功經驗表明，成立強有力的核心領導機構是確保環境保全型農業順利實施的前提條件。我國農業要想實現從追求產量和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經營，到數量、質量、效益三者兼顧的、環境友好的現代化高效農業之路的轉變，同樣離不開政府的核心領導作用。因此，借鑒日本經驗成立核心領導機構，統一規劃、協調和部署，對我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健全法律體系，堅決依法推進
完善和有效的法律體系是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成功的基礎。只有不斷地出新法、改舊法，堅決依法推進，提高違法成本，明確主體責任，方可適應農業發展的新變化，才能為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保駕護航。2015年頒布實施的被稱為我國“史上最嚴厲”的《食品安全法》，無論是對違法主體的行政處罰金額，還是司法處罰期限，與日本相關法律對違反食品安全生產標準行為的處罰相比，其處罰的力度還不大。例如，根據《農林物資規格化相關法律》（JAS法）的具體規定，日本對生產假冒偽劣環保農產品以及篡改原產地標識的食品銷售者的處罰力度相當嚴厲。其中，對于違法的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萬日元（相當于61 192元人民幣）的罰款。對于違法的法人組織（團體）則處以1億日元（相當于612萬元人民幣）的高額罰款[22]。我國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大力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實現新常態下的農業轉型升級，以及確立現代農業發展模式都需要健全和有效的法律法規體系。因此，日本完善立法、依法推進、加大處罰力度的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
（三）提高農戶經營能力，培育現代農業接班人
培育具有高素質的農業經營主體是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從常規農戶轉變為生態農戶是從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必要條件。與常規農業相比，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技術體系相對復雜，這就對生態農戶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同時還必須制定相應的農業經營計劃并最終通過當地政府的認證，方可成為真正的生態農戶。可以說，相比常規農戶，生態農戶的經營能力要求更高。雖然，日本農業勞動力整體高齡化的趨勢難以避免，進而導致最近幾年生態農戶的數量有所減少，但是2016年日本生態農戶的數量仍然占農業經營體數量的12%[23]。我國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同樣需要一支具備高素質的農業經營隊伍，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強農業科技推廣力度、提高農民經營能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農戶”對于實現環境友好型農業至關重要。
（四）打造各界參與、多方聯動的協同推進機制
日本的經驗表明，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僅僅依靠政府的投入和農戶的參與是不夠的，還需要包括學者和消費者在內的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和協作，各安其職，多方聯動，真誠相待，打造“產、官、學、消”四位一體的協同、誠信運行機制，構建循環農業鏈條才是確保環境保全型農業成功的關鍵所在。因此，借鑒日本經驗，積極探索多方協作機制，著力構建利益共同體，努力營造誠信農業發展環境，對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友好型農業以及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