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28 15:52:54
導語：在金融監管原理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中關村軟件園先后獲得“國家軟件產業基地”、“國家軟件出口基地”、“北京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等數十個國家級、北京市、中關村高科技產業基地的授牌。每一個授牌都意味著一整套相關產業政策的聚焦落地。園區已成為推動企業創新創業、聚集高端產業集群、構建創新驅動國家體系的重要載體。
要把信用價值作為科技金融創新的重要支點，支持金融機構開發基于信用價值的產品與服務，突破中小微科技企業融資難“瓶頸”，積極推動中關村國家科技金融創新中心建設。
夯實信用基礎建設
信用園區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推廣信用知識、建立信用檔案、制定信用園區評價體系是這個系統工程的基礎。建設信用園區，要夯實信息基礎。
首先，在園區推廣普及信用知識，樹立增強信用觀念，倡導信用文化。中關村軟件園組織了多場針對園區企業及高管人員的信用相關政策宣講和誠信知識系列培訓，由信用評級機構聯合金融機構介紹國家信用體系建設規劃、信用政策、信用產品、信用常識，講解信用與融資關系，并推介相關信用貸款產品；加強企業法人的誠信教育，建立誠信教育培訓制度，增強企業法人維護信用的自覺性。
其次，建立園區企業信用檔案。中關村軟件園與專業信用公司合作，逐步為已在園及新入園企業建立信用檔案。信用檔案內容除包括人民銀行中小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中所涉及的基本信息、財務信息、信用交易等信息以外，還包括企業法人、股東的個人信息的收集、企業歷年經營業績的收集，側重于企業和企業主要負責人、主要股東稅務信息、訴訟信息以及其他能夠判斷企業和個人交易信用狀況信息的收集。園區已有38家企業建立了信用檔案。
再次，園區研究、擬定了信用園區綜合指標體系。從園區綜合實力、園區企業信用狀況、園區公共服務及管理、園區運營主體信用等四個維度，評價園區整體信用水平。通過建立園區信用評價體系，可以把園區作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新單元、新載體進行全面評價。園區的綜合實力強、獲得的國家產業基地的授牌多，則園區獲得政府、社會的贊譽度高、產業影響力大；企業信用整體水平是信用園區的基礎，如果園區高信用評級的企業多，則園區的整體企業信用水平高；如果園區的產業服務體系完善，則可促進構建和諧守信的產業生態環境；如果園區運營主體資信狀況好、運作效率高，則信用園區建設有良好的保障和高效的推進。
信用園區指標體系的推出，首次從信用這一全新的角度評價高科技園區，集成了政府、社會、企業、產業、開發商的綜合因素，更加全面、系統地評價了園區的建設發展成果，從傳統的重經濟指標、重硬環境，升級到兼顧社會性指標及軟實力，推動高科技園區實現綠色的、可持續、講信用的發展。
創新特色信用服務
中關村軟件園內既有初創的小微企業，又有進入發展快車道的企業，還有行業領軍的上市公司。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對信用的認識、管理、應用能力也不盡相同。針對小微企業，園區開展了“信用托管工程”；對快速成長企業，制定了“信用騰飛計劃”；對園區上市公司，倡導社會責任報告，初步構建了特色信用服務體系。
小微企業大多對信用缺乏了解，也沒有專門人員從事信用管理工作，不知如何建立信用檔案、累積信用價值。中關村園區引入專業信用管理公司，對小微企業實施“信用托管工程”，即小微企業把企業自身的信用管理工作交由專業的第三方機構托管，包括建立信用檔案、開展信用管理輔導、信用政策解讀、信用增級、信用商業應用等，通過“信用托管工程”，小微企業開始認識到信用的價值，信用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了解如何增加信用，怎么保護信用、如何應用信用，企業找到了新的發展路徑和資源。托管費用由企業擔一點、政府補一點、機構讓一點的方式，對企業而言既減輕了負擔，又積累了新的發展資源和信用價值；對機構而言，推廣了信用產品、培育了新的客戶群體；對政府而言，從小企業發展之初就植入信用基因，培育了社會信用體系的星星之火。目前，已有園區孵化器的23家小微企業進入了“信用托管”。
對于進入快速成長的企業，如“瞪羚計劃”、德勤中國高成長TOP50強等企業，園區推出“信用騰飛計劃”，即把快速成長企業的各類成果，如財務經濟指標、知識產權數量、創新發明獎項、引入戰略投資人、新拓展的重要客戶資源等，及時轉化為信用等級，迅速提升信用價值，并用信用價值助力企業的發展。
園區現已有上市企業30家，分別在紐交所、NASDAQ、港交所、滬市、深市、主板、中小板、創業板、新三版等，由于上市的資本市場差異性，對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的強制性要求不同，也有部分上市公司尚未社會責任報告。目前，境外資本市場正在上演“中國公司私有化”的回流潮，國內創業板也出現了“變臉”、“套現”、“高管跳槽”等現象。作為資本市場上的“中關村板塊”，其勇于創新、勤于創業、誠信發展、回報社會的整體形象應鮮明地、穩固地樹立起來，而不是與“編故事”、“圈錢”聯系在一起。因此，在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指導下，中關村軟件園通過“上市公司沙龍”向園區內上市公司發起倡議，鼓勵上市公司年度“企業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把企業一年來所履行的社會責任公布于眾，如研發投入、節能減排、資源再生與循環利用、健康、環保、扶貧、捐贈、社會公益活動等等，向社會傳遞出中關村軟件園上市公司發展的“正能量”。
拓展信用價值應用
信用蘊含著價值。信用價值可以體現在企業融資與發展，可以體現在行業運行的風向標與競爭力，還可以體現在產業與園區的國際影響力上。信用價值既有經濟的、社會的，還有文化的、國際的，信用價值可以深入拓展。
首先，通過信用園區建設，園區建立信用檔案、信用評級報告、企業數據庫等數據信息，將有助于政府及時掌握產業基地內各類企業的經濟運行情況，匯總分析出行業發展的整體態勢，為政府的經濟形勢研判、產業政策調整提供極具價值的第一手信息支持。
其次，助力企業步入“信用助融資，融資促發展，發展增信用”良性發展軌道。中關村軟件園借助園區的“科技金融服務超市”，與多家商業銀行共商如何立足企業信用價值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目前已與銀行合作，對園區已建立信用檔案的小微企業，給予200萬元的信用貸款額度。企業可根據需要，隨時申請、使用這筆信用貸款。對于有較大融資需求的快速成長企業，中關村軟件園會同信用評級機構對其進行信用評級，在銀行通用的企業信用評級體系基礎上，發揮園區管理機構的資源優勢，加入企業租辦公面積、租金支付、租用服務器及帶寬流量、工位飽和度、人員流動性等指標，幫助銀行及時、動態掌握企業的真實運營狀況。
目前，中關村軟件園已有65家企業使用信用評價報告，獲得總額逾1.3億元的融資。此外，借助信用園區建設，通過中關村軟件園公司的“背書”，把園區信用疊加到企業信用上，幫助企業實現“信用倍增”效果，放大信用價值。2013年上半年，在園區的幫助下，園區某上市公司獲得了銀行2億元的最大一筆信用貸款。而企業對信用貸款的規范使用、正常還款無疑將大大增加企業的信用良好記錄，提升企業的信用價值，更有助于企業將來融資。
再次，信用園區建設為以信用價值為基礎的科技金融服務創新提供重要支撐。目前，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應用，互聯網金融正以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沖擊著傳統的貸款業務。企業在互聯網上的交易數據構成了企業信用記錄，良好的交易信用成為無需抵押、擔保、質押的互聯網金融創新的重要支點，金額小、期限短、到賬快的貸款特點，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多對多等靈活的借貸方式為小微企業融資開辟了新的、有效的通道。作為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專業園區，中關村軟件園借助信息技術優勢，建立園區企業數據庫、信用檔案，以特色信用服務動態實施信用管理，通過與信用評級公司、銀行的對接，探索搭建立足信用價值挖掘、管理、應用的“統貸平臺”，并為互聯網銀行、虛擬銀行等新型科技金融業態的落地服務對接提供信用管理平臺。
最后，信用園區的價值還體現在有利于形成園區信用發展的文化氛圍，有力地提升中關村國際影響力。在中關村的發展歷程中，曾遇到來自國際的質疑，如中關村的電子產品充斥著“假冒偽劣”的“山寨版”，盜版軟件沿街叫賣等，對中關村的自主創新造成了不良影響。而通過信用園區建設，形成誠實守信、遵守商業道德，尊重原創、保護知識產權，遵循國際慣例、注重國際形象的信用文化氛圍。目前，園區已建立知識產權投訴調解中心、“知識產權托管工程”、知識產權審查員機制，啟動了戰略性新型產業集群知識產權共享課題研究等。截止2012年底，園區企業獲得了累計7千多件知識產權，其中有近200件為國際專利，兩項行業的國際標準，贏得了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高度贊譽，有力地提升了園區的國際影響力，樹立了中關村講信用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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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監管 XBRL 信息系統集成
信息技術在金融業中廣泛、深入的運用是近年全球金融業發展的重要特征。金融電子化和網絡化的發展給金融監管體系、理念和具體監管操作都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本文從信息技術發展的背景和金融混業經營大趨勢出發,結合我國金融電子化和網絡化現狀,分析金融電子化和網絡化對金融監管的影響,并構建基于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 Language,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格式的新一代集成的金融監管信息系統框架。
一、信息技術發展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對于金融監管來說,信息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金融電子化和網絡化,既給金融監管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機會,同時也使金融監管面臨著新的挑戰和困難。
1.信息技術發展對金融監管的有利影響
信息技術的進步為金融監管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隨著大容量存儲設備的應用,網絡化使獲取金融業務數據更容易,數據內容更完整,這有利于金融監管部門對數據進行分析和整理,也為金融監管者提供了分析數據的便利。總之,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信息收集、傳輸和處理更為方便,計算機和網絡的發展帶動了監管的電子化、網絡化,從而使計算機和通信網絡從空間、時間上為決策者提供大量信息,這無疑提高了金融監管效率和信息的準確性,降低了監管成本,所以信息技術的發展使金融監管更便于對銀行進行非現場監管,充分利用計算機的運算能力進行金融風險的分析和預警。
2.信息技術發展對金融監管的負面影響
銀行信息化和網絡化,帶來了銀行虛擬性的特征,它能突破現有的監管體系,增加金融風險的放大效應,使風險具有技術含量高、隱蔽性強的特征。具體表現為:
(1)風險的擴散速度快:高科技的網絡技術具有的快速遠程處理功能,為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務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同時也加快了支付清算風險的擴散速度。
(2)風險的監管難度高:電子銀行的業務及交易過程是在網絡上完成的,交易的虛擬化使金融業務失去時間和地理限制,交易對象變得模糊,交易過程也更不透明,金融風險產生的形式更趨多樣化。
(3)風險交叉傳染的可能性大:傳統的金融監管可通過分業經營、提高市場準入規則、設置市場屏障或特許方式,將風險隔離在相對獨立的領域。而電子銀行削弱了傳統銀行金融監管的這些屬性,使監管的物理隔離有效性大大減弱;金融業客戶間的相互滲透和交叉,使金融機構間、國家間的風險相關性日益加強。
(4)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和破壞性大:一些超級金融集團利用國際金融交易網絡平臺進行大范圍的國際投資與投機活動,這些集團了解金融監管法律法規,能利用法規差異逃避金融監管,加之擁有先進的通訊設施和巨大資金,有一定能力操縱市場轉嫁危機,這些都加大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和突然性。
上述信息化條件下銀行風險的四個特征,對金融監管的不利影響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電子化后的金融業務流程出現了變化,一些傳統的手工業務流程被計算機程序所代表的自動化流程所代替。與以往相比,金融系統在金融電子化和金融網絡化的背景下衍生出許多新的風險,金融危機的擴散速度呈加速的趨勢,金融監管更加困難。
其次,信息技術促進了金融創新的發展,金融產品越來越虛擬化,金融衍生產品和網絡虛擬貨幣開始出現和應用。對于這些隨著信息技術發展而產生的金融創新產品如何進行監管,在監管法律、準則和行動上仍還處于被動甚至空白的狀況,這使金融監管遠遠落后于金融的發展。
第三,信息技術帶來了金融業組織機構的變革。金融企業的組織結構越趨扁平化和一些全新的虛擬組織機構的出現(如網上銀行、網上證券公司等),都給金融監管帶來了新的難題。
二、基于XBRL的新一代集成化金融監管信息系統框架
金融電子化和網絡化的發展,使金融組織機構扁平化和金融數據大集中成為當前金融發展的趨勢。從金融監管的角度看,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是實行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的分業監管。它們是金融監管信息使用的主體。另外,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承擔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對于金融監管信息也有需求;社會上其他機構或個人也可能有使用金融監管信息的需求。目前,各金融監管機構都在建立自己的監管數據庫和信息系統,這一方面造成了重復建設;另一方面,如果金融機構實行混業經營,監管部門在監管過程中就有可能對被監管對象進行重復監管和重復數據準備。以上兩點都有可能提高金融監管的成本。另外,建立各自的數據庫,其數據格式可能存在不一致,難以實現金融監管中的相互協調和信息共享,降低了金融監管的效率。
綜上所述,在金融電子化和網絡化的發展的形勢下,為克服目前金融監管中的弊病,需要構建一個新一代的集成化金融監管信息系統。
1.關于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 Language,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
XBRL是構建新一代集成金融監管信息系統的核心技術之一。XBRL的全稱是“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即“可擴展商務報告語言”,是XML(extensive makeup language,可擴展標記語言)語言在財務報告信息交換中的一種應用,是目前應用于非結構化信息處理,尤其是財務信息處理的最新技術和標準。XBRL是一個開放的、平立的國際標準,是進行實時準確、有效與高性價比的金融與商業報告數據的電子存儲、操作、復用與交換的標準,它使信息的變得更加透明。
XBRL是目前應用于非結構化信息處理,尤其是財務信息處理的最新標準和技術,是在網絡環境下金融信息的一種標準化標記語言。在我國,證監會、上交所和深交所一直都非常關注信息技術的最新發展。中國證監會從2005年10月開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電子化規范”標準的制定工作,于2003年底經全國金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審批通過,該標準最終確定采用XBRL的技術規范,充分利用XBRL良好的擴展性,達到與國際接軌,進行數據交換與共享的目的。
作為一種以XML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標記語言,XBRL繼承了XML所擁有的所有語言優勢,其特點有以下幾點:
無許可證限制。XBRL具有良好屬性的開放式技術構架,它使任何財務信息供應鏈上的人都能免費、自由地在不同的軟件平臺上準備、獲得、交換并分析財務信息。
跨平臺使用。由于XML文件可跨平臺使用,使XBRL具有跨平臺的優勢。因而,通過XBRL信息可在不同的操作系統、數據庫和應用軟件之間進行傳輸和交換,XBRL是一種互聯網上企業報告的通用語言。
多種格式的輸出。對同一份XBRL實例文檔,采用不同的樣式表,可生成多種企業報告,所有報告的編制一次性完成,不僅降低了輸入錯誤的風險,保證了數據的一致性,而且減少了重復輸入,提高了報告的編制效率。
搜索快速、準確。XBRL在數據處理方面的效率要遠遠高于網絡上常用的PDF、WORD、HTML格式文件,有利于網上搜索引擎的自動搜尋和過濾工作,達到快速、準確。
2.基于XBRL的新一代集成化金融監管信息系統框架
信息系統的集成是指將硬件平臺、網絡設備、系統軟件、工具軟件及相關的應用軟件等集成為具有優良性能價格比的計算機系統的全過程。通常,信息系統的集成方式有兩種方式:基于中央數據庫的集成和基于數據交換界面的集成。前者的集成度較高,系統具有統一的信息模型和統一數據格式的數據庫;后者的集成度相對較低,是系統之間的通訊,即不同程序之間通過接口程序或集成化環境達到交換數據的目的,往往沒有統一的信息模型、數據庫、程序界面和項目視圖。
本文提出的金融監管信息系統是如圖1所示的一個兼顧基于中央數據庫的集成和基于數據交換界面的集成化信息系統。從整體拓撲結構上看,金融監管信息系統的集成化形成了m1n(m個部門的金融信息匯總到統一的一個金融監管信息系統,然后被n個不同金融監管部門所使用)的關系結構,其數據來源是銀行、證券和保險等金融業務部門,其數據使用者是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其他金融信息需求者。
與現有的金融監管信息系統結構相比,上述信息系統具有如下優點:
(1)從系統運行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看,各金融機構通過不同的網絡方式將金融機構部門所需要的數據以統一的數據格式(XBRL)格式,發送到統一的金融監管信息庫;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的非現場監管數據可從金融監管信息庫提取,由于數據是集中采集和處理的,這便于實現數據的共享,減少中間環節,降低采集和使用金融信息數據的成本,提高金融信息的使用效率。
(2)提高了金融信息的一致性和準確性,減少金融機構對數據造假的可能性。由于對金融信息采取集中采集和處理,避免了不同金融監管部門對同一金融業務部門金融數據的重復采集,從而可保證金融信息的一致性,另外,在基于集成的金融監管信息系統的金融組織機構(圖2)中,金融信息采集處于金融業務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它可以獨立出來形成單獨的組織機構,專門負責提供金融信息,由于該組織機構處于中立地位,與金融業務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沒有任何的利益沖突,從而可最大限度地保證金融信息的準確性。
(3)從系統靈活性和相應的組織機構變動成本考慮:由于本系統是基于我國當前的金融監管組織結構現狀,因而在實施中具有較低的監管組織變動成本,同時系統又能機動靈活地適應未來金融業務和金融機構的變化。因此,該信息系統具有較好的靈活性。
四、結束語
本文從分析銀行業固有的信息屬性和信息技術發展對金融監管的影響出發,對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XBRL技術進行比較詳細的介紹后,提出了一個基于XBRL格式的新一代集成化金融監管信息系統框架,比較信服地說明了以新的數據標準XBRL構建集成化的金融監管信息系統,既能適應目前信息技術和金融產業發展的要求,又能應對未來的技術和結構變化,必將顯示出愈來愈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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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監管體制；比較研究；改革；啟示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1014
1金融監管體制的基本內涵及重要意義
凡“體制”問題必涉及機構之設置、職權之劃分，金融監管體制亦不例外，它是指金融監督管理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責、權限的劃分的制度設計。具體而言，金融監管體制要解決的問題是設置哪些組織機構來對金融業進行監管，監管的對象包含哪些，監管的形式和途徑的規范以及監管主體和監管對象的責任承擔的規范。
當今，多國在大力推進金融監管體制革新，以期在促進本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規避風險，保持金融業的穩健發展。2017年，總理在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 “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科學主張。[1]可見，我國政府目前高度重視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期待其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革除傳統監管體制暴露出的諸多弊病，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對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保障人民合法經濟利益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2不同金融監管體制模式比較分析
各國金融監管體制雖不盡相同，但各種金融監管體制按照監管機構的組織體系可總體劃分為三種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又可細分為不同的類型。
21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
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即在國家層面設立單極金融監管機構，統管本國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業務。此類型代表國家有北歐的挪威、丹麥、瑞典，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但值得強調的是，從縱向角度看，其中部分國家是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屬于此種金融監管模式。
以日本為例：從縱向角度分析，日本的金融監管模式經歷了由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發展為分業監管，最后轉型為混合金融監管體制，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1998年改革前的日本才屬于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
1998年改革以前，大藏省（暨財務省）是統攬金融監管大權的行政部門，其下設銀行局（其下設“保險部”監管保險業）和證券局。[2]其形式雖然類似分業監管，但實質上，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監管機構只是形式上的分工而無實質上的分權，實權統歸于大藏省，所以這一階段的日本采取的是較為典型的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
日本在1998年實施《金融監督廳設置法》，這標志著其在國家意志層面肯定了金融專項監管的重要性，這也為后來設立專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督廳”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次機構調整，使總理大臣掌握了金融監督廳長官的任命權，并且使金融監督廳繼受了原屬大藏省的諸多金融監管權力。改革后，大藏省擁有的職權主要限于證券業，以及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22分業監管模式
分業監管模式是指由數個金融監管機構共同實施監管并且對監管效果承擔責任，各國一般會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分別在銀行、證券、保險業務領域進行監管，一方面，這些監管機構是一個有機聯系的監管組織體，另一方面，也分別掌握了某業務領域的實質監管權，彼此相互協調配合。在這種模式下，還可以細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單層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另一種是雙層多頭的金融監管模式。
以中國為例。我國屬于典型的采用單層多頭式金融監管體制的國家。即以“一行三會”加外匯管理局等機構來負責金融監督管理工作。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法》對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做了宏觀層面的設定。[ZW（]《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九條規定：國務院建立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ZW）]現階段我國主要的協調制度是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但這種部級聯席會議實質上是一種“軟機制”，它并無明確的法律地位，其所達成的意見更無法律約束力，更多依靠的是各機構的協調與自覺配合，央行在其中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r且在實施過程中，曾出現長達四年的停滯狀態，后又因為國務院的批復而重新啟動，可見這種協調機制的力度較弱，我國若想克服現階段分業監管暴露出的弊端，就亟須加以完善或建立新的統籌協調機制。
23混合金融監管模式
這種金融監管模式是在金融混業經營的時代背景下孕育而出的，它適應了金融業發展的需要。具體分析，又可以分為“牽頭式”和“雙峰式”兩種類型。“牽頭式”監管體制可謂“一極多峰”，是指在國家設置一個牽頭監管機構，統攬各分業監管機構，并且協調不同監管機構的工作。其典型代表國家是巴西。“雙峰式”監管體制的原理是依據金融監管目標和不同的對象在不同領域設置兩頭機構分別實施監管。[ZW（]具體而言，其中一類機構的監管對象是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另一類機構針對的是金融機構的合規性管理，并側重于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ZW）]這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有澳大利亞、荷蘭、奧地利等。
231“牽頭式”監管體制
以巴西為例。國家貨幣理事會在巴西金融監管體系中處于最高決策地位，它的協調機制促進了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溝通交流，其統管機構包括巴西央行、證券交易委員會、私營保險監管局等。中央銀行是巴西金融監管體制中的牽頭機構，除證券交易所、保險和養老金機構等少數機構外，其余均受中央銀行監管。在央行內部又專設“監督管理局”，該局負責現場檢查、非現場檢查、打擊非法外匯交易和非法金融犯罪、金融系統信息管理。[3]這種監管機制使巴西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能與責任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
232“雙峰式”監管體制
以澳大利亞為例。1997年，澳大利亞開展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雙峰式”的金融監管體制，由澳大利亞金融體系調查委員會推動，成立了審慎監管局、證券和投資委員會。審慎監管局的主要職責是進行宏觀審慎監管，其主要目的是預防金融風險，保證金融業整體上的健康發展；證券和投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監管金融機構的市場行為，其主要目的是對金融消費者的合法利益進行保護。在此體制下，國家財政部主要起到協調者的作用，一方面，對儲備銀行行長、審慎監管局、證券和投資委員會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起到一定作用，其擁有提名權[4]；另一方面，財政部統籌協調監管局和委員會，必要時可以直接接入其監管工作，直接影響到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3對中國的啟示
一方面，從制度建設上來看，我國現階段仍屬于單層多頭的分業監管模式；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趨勢來看，金融混業經營雖然處于初級階段，具有局部性、小規模和試點性的特點，但也已然成為現實，并且具有深度發展的趨勢。這就造成了“制度”與“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性。毋庸置疑，金融混業經營是世界各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然選擇，盡管很多國家仍處在分業經營的階段，但最終還會殊途同歸，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在“互聯網+”的時代浪潮下，金融混業網絡平臺的出現與發展無疑加速了我國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進程。如果我國金融監管理念、方法和體制不能隨金融發展狀況而革新，則必將故步自封。所以我國在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浪潮中，更應當在改革上未雨綢繆。
31協調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系
宏觀審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其能夠彌補傳統金融監管體制的缺陷。從宏觀角度看，傳統貨幣政策主要是維持物價穩定，但即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在形式上呈現穩定走勢，但金融市場、資產價格實際上的波動也可能較大。價格穩定并不等于金融穩健。從微觀層面來看，傳統金融監管體制注重針對金融個體的監督管理，但在金融領域，有時“1+1”未必等于2，一些個體的健康發展并不必然構成整體金融市場的穩健運營，金融危機爆發的周期性以及金融機構個體之間關聯的密切性，都會導致整個金融業在一定時間和地域的危機。
所以，現在我金融監管領域最大的灰色地帶就是對金融業各方監管進行整體性的協調，換言之，在制定落實貨幣政策和實施個體監管之間，缺乏宏觀角度的風險評估與應急機制，因此，協調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系是必須把握的關鍵點。
32加強市場行為監管，落實金融消費者保護
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相比顯然在金融市場中處于較為弱勢的一方，但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無疑需要金融消費者的廣泛參與。在現實金融市場交易中，金融消費者往往因為信息不透明、市場操縱、違法套利、欺詐等活動而受到實質損害或需承擔較大的風險，所以金融監管體制的設計和運行應當更加注重對于金融消費者合法利益的保護。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通識，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ZW（]200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法案》，這為次年設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提供了法律保障。南非通過了《公平對待消費者倡議》。俄羅斯頒布并修訂《自然人銀行存款保險法》，在法律層面明確了金融消費者的市場地位并逐步提升了對其保障的法律標準。[ZW）]
一方面，我國應在法律層面落實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我國在保護金融消費者方面的法律有十分嚴重的缺位現象。如何讓決策者和金融消費者不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綁架”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終究是利益的博弈，但在我國現階段金融機構明顯占據強勢地位的情形來看，必須建立健全和完善這方面的立法和執法規范，至少需要國務院組織制定統一的行政法規。另一方面，應設置專門負責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利益的機構。目前“一行三會”內部均設有相關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組織體，如將這些內設機構整合改組成統一的市場行為監管機構，便可以健全金融監管框架，為落實金融消費者保護提供組織機構保障。[5]
4結論
縱觀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演變，可以發現有部分國家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統一的監管模式到分業監管再到不完全統一監管的改革過程。這看似是金融監管制度的演變，實則蘊含著金融發展層級由低到高的內因。比較各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及其演變脈絡，不難發現這樣三條規律：改革圍繞著不斷調整中央銀行的職能定位而展開；金融業經營模式的變化影響著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金融監管目標的不同對金融監管體制產生影響。
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必須充分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成功經驗，但是，改革亦不能東施效顰。基于現在各國基本國情，特別是金融業發展狀況存在較大差異，加之各種金融監管體制模式、改革方案都可能各有利弊，所以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但縱觀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演變歷程，不難發現大致
都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統一監管到分業監管再向混合金融監管演變的過程，這也許為把準改革脈絡提供了有利的參考。對于我國而言，現階段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最優方案應該是一種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既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統籌力，又增強了各相關職能機構執行力、配合度的改革措施，這樣亦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小改革的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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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清日本金融的繁榮、危機與變革[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3]張鵬金融監管組織架構變遷的趨勢、原因及對中國的啟示[J].現代管理科學，2012（3）： 60-62.
關鍵詞 QDII監管 二元監管運動模型 監管鏈 金融監管
一、QDII與監管
QDII制度(即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是在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國家或地區實行的一種過渡性跨國市場投資制度。和QFII制度(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一樣，QDII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資本跨國流動的安排機制，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到特定階段與國際資本市場開始接軌的重要一環，也是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國家參與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途徑。我國自2006年允許銀行、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險機構投資境外理財產品以來，各種QDII產品層出不窮，有銀行系、基金系、券商系和信托系。現有QDII運行特點是：立法先行，起步順利，運行平穩，效果不盡人意。雖然QDII業務的推出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許多理論上的正效應，但是它也在客觀上考驗著我國金融監管，對中國的金融監管尤其是開放條件下的中國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QDII的運作原理和監管特點來看，QDII既涉及國內監管，又涉及東道國監管。國內監管一是由于QDII需要在境內籌集資金成立基金，二是QDII的資金進出都要經過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東道國監管是因為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東道國的資本市場。
在監管體制上，我國的QDII出臺已經涉及到金融混業的問題，目前我國的分業監管，銀監、證監、保監都有嚴格的監管分工，因此必須有機構對這些交叉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進行監管，才能在當前有效地監控金融風險。作為一種交叉型的金融業務，QDII運作模式已對我國目前機構型的金融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雖然迫于現實的壓力，已推出了以中國證監會、中國銀監會及中國保監會為核心的備忘錄式聯動合作監管機制，但是這種君子式的合作并不能解決QDII等交叉性金融業務所衍生的跨業監管問題。
從國際環境上講，QDII的發展存在諸如匯率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從國內監管角度看，其提升的空間至少有：(1)提高QDII產品設計能力的監管，增加產品的原創性，這是QDII監管的必要措施；(2)加強QDII市場細分的監管，逐步擴大投資市場的范圍，在監管的可控條件下進一步分散風險；(3)加強QDII境內外業務的交流與合作監管，逐步發揮自身在投資決策中的主導作用，盡快提升監管管理水平；(4)重視QDII風險控制的監管，充分披露產品的風險點，真心實意地關心投資者，為其創造更好的風險收益；(6)加大QDII投資者教育力度監管，將投資者教育納入項目申報程序之中等。
QDII監管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把監管理論變為有軌、有距、有限、有制的理論基礎，以理論影響QDII的實際運行，使投資行為與國家規范并重，使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并舉，將動態量化的監管模型納入決策體系，從理論上催生金融宏觀實證分析管理格局，為政府對未來金融混業經營進行有效的監控奠定理論分析基礎。
二、監管理論、監管模式與監管標準
(一)監管理論與監管模式
當前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政策體系基本上是建立在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基礎上的。該理論體系認為，政府實施金融監管是為了社會公眾利益而對市場過程不適合或低效率的一種反應，是糾正金融市場壟斷性、外部性、傳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場失靈的制度安排。理論與實際的較大反差，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考察目前金融監管理論基礎及其政策的合理性。關于金融監管有效性，或者說是必要性方面的專門論述，成體系的學說有：公共利益理論、利益集團理論、權衡理論和法律理論。監管理念從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的“嚴格監管、安全優先”，到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自由化，效率優先”，再到90年代以來的“安全與效率并重”，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
從現行監管理論發展看，金融監管可分為分業監管和統一監管兩種基本模式。分業監管是指由不同金融監管機構實施對不同金融產品、不同金融機構和不同金融市場的監管，監管機構間沒有隸屬關系，各自在其權屬范圍內執行監管權利、履行監管義務。統一監管是由一家金融監管機構對所有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的監管，監管者不僅要對金融安全和穩定負責，防范和化解系統風險，還要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商業行為進行全面的監管。這一組織形式又被稱為“全能監管”模式。這一模式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國。
在混業經營背景下，如果采用分業監管由多個監管者同時對同一個單獨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必然造成監管重復、監管低效和成本浪費。對跨市場金融產品監管容易出現盲點和真空。功能性監管的概念最早是哈佛商學院羅伯特?默頓提出的，是基于金融體系基本功能而設計的更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并能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協調的監管，或者說是按金融業務的種類來劃分監管領域，對于給定的金融活動，無論是誰從事的，均由一個監管者進行監管，其目的是提高監管流程的秩序和效率。
功能性監管有兩大優勢：首先，在分業監管條件下，金融監管機構各自為政，相互之間的協調、溝通比較困難，監管效率不高，監管成本增加，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變化，金融監管機構一體化(即統一監管)應比分業監管更為有效。其次，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現象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能夠全面覆蓋各類金融機構，堵住金融監管漏洞。
有效的監管體制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監管必須全面而沒有監管漏洞。本輪金融危機挑戰了以往監管方法賴以建立的主要理論假設，尤其是有關理性市場和市場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理論。全球政府正致力于推行全面監管改革并尋求國際協作，其共識是僅僅改進規章制度和市場行為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從根本上改革監管架構和機構，使其現代化。當然創立一個從根本上截然不同的監管體系，是一項復雜的任務，需要花費數月、乃至數年的時間。
QDII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投資過程，同時伴隨著資本監管過程。針對QDII運行特點，我們提出二元監管運動模式。此模式突破“單責單利”監管理念，在跨市場投資風險條件下，以國民利益準則作為分析對象，將雙重利責標準(即大眾利益與國家利益、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統一在同一個決策平臺上，確定以兩種利益協同的定性定量“二元監管”創新監管
模型。用全程監管、接點要素鏈接的研究方法，將QDII監管納入一個動態的、數量和質量相結合的模型之中。
(二)QDII監管標準問題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提供了相對完整的銀行內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對我國而言，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學習、借鑒與引入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自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基本框架頒布以來，國內相關學者對協議本身以及對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影響做過一些論證與思考，但總體上不夠系統和全面。“操作風險管理與監管有效措施(Sound Practic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Operational Risk)”應該是國人學習和制定監管制度的關鍵環節。
依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和《核心原則評價方法》，結合QDII具體情況，我們認為QDII有效的監管的標準研究應包括以下范圍：
1、市場準入監管標準
這是特許機構的資格認定標準。包括注冊資本數量、財務狀況、經營期限，是否有違規記錄等考核標準。目的是選擇具有較高資信和資金實力的機構投資者。對進入QDII市場的機構進行預期生態的求證，期待以此確保選擇健康的QDII準入者在中國QDII市場的最佳開發期進入，確保選擇具備設計良好產品能力的運營者和境外合作伙伴及訓練有素的運營隊伍。嚴格的QDII準入標準，有助于屏蔽、抵制潛在的非標準、違規運營商出現，造成ODII市場上的生態機體大面積的壞死，同時培育運營商的社會責任。
2、產品設計的監管標準
通過QDII產品設計的收益和風險、市場實用性、產品的成熟度等數據的評估，來確定QDII產品的質量、數量、額度、投放時間、投放空間及預算損益等。其意義是通過QDII產品設計監管和申報監管，確保一個健康、合適的產品在適當的時間上市，從而完成制造產品中的制造過程和制造保證的雙重監管程序。從實際操作上研究QDII產品質量和數量監管標準，使QDII行業標準、職業標準進入QDII產品準入體系，有助于在宏觀上控制ODII投放規模，促進質量保證體系早日形成。
3、交易監管標準
對機構匯出匯入資金的監控標準。對已上市的QDII產品交易、交割的過程進行分析取證，完成交易交割的數據監管控制程序。ODII交易交割的數據監管控制的功能研究是針對交易交割過程的技術和規范而來的。
4、操作監管標準
是對QDII操作效果的尋證探究。這個模塊是“操作的實驗模塊”，通過對實驗模塊運用全程評估，將QDII產品的準入、產品設計、交易過程、操作規范整合在一個鏈條上，在管理上會形成PACD循環，在QDII投放上會將操作風險降到最低。操作監管標準效果評估模塊是雙重標準，既監管外在操作環境標準。同時評估自身內在操作監管工作標準。研究QDII制度的監管標準，有助于打破條塊分割、窗口式審批、運行無標準、投訴無依據的監管局面，從制度上確立綜合的、權威性的、獨立行使職權的國家監管系統(如國家金融監管技術中心)，從監管制度、監管范圍、監管技術、監管素質確保金融監管的國家和大眾雙重利益關系的統一。
5、退出標準
QDII運營機構產品退出機制與ODII機構產品的市場準入機制同樣重要，ODII運營機構產品退出機制、產品退出效果是監管效果考評研究的重要一環。
三、QDII二元監管運動模式框架
根據QDII投資流程與監管原理，筆者設計了一個既符合巴塞爾協議標準，同時基本能達到規避風險、有效監管目的“二元監管運動模型”(以下稱為“模型”)。“模型”以監管風險、監管信息為核心要素，以“監管鏈”為監管的運動路線，以市場穩定利益與投資消費利益得失為監管目標，以“QDII運動鏈接點”為監管質量、效果評價體系的程和站點，使監管運動科學有序地進行。二元監管運動模型原理如下圖所示：
(一)“模型”示意圖說明
1、“模型”的概念
示意圖由監管指標體系(上半部)和申報評估體系(下半部)組成，構成了監管鏈的流程結構。根據二元監管運動模型原理，上半部分是QDII監管單元，下半部分是QDII營單元。
2、“模型”的功能與程序
監管單元的功能是用“質量監管過程程序”的方法完成監管運動過程。運行單元的功能是用“質量評估程序”的方法完成運動節點的運動過程。整個二元監管運動模型的功能是使QDII穩定、有序、調整、提高的過程。監管的程序是后一道程序監管前面所有的程序。
3、“模型”的意義
二元監管運動模型“監管單元”的責任是國家利益與大眾利益的“二元責任體”，二元監管運動模型“運營單元”的責任是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的“二元責任體”。二元監管運動模型建立在這兩個體系之上，其意義在于穩步開發QDII市場，在“經世濟民”的原則下維護國家利益。
4、“模型”的運動規律
QDII監管單元的模塊與QDII運營單元的模塊一一對應，每一個模塊都設立了特定的指標體系。其指標有流程有方向，單元上的節點的量化含義協同了監管模型的運動規律。也就是說：將“QDII監管”貼近每一個“QDII產品”，使“監管”伴隨“產品”，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里按照監管的指標參數和流程，控制著與其發生關系的全部因素、全部過程。
(二)“模型”與傳統監管模式的異同
“分業監管模式”的概念是將涉及到QDII運營的各個行業系統進行條條分割，行業內條條上的監管由各個行業系統自律管理。條條上的“分業監模式”的優勢是熟悉分業專業監管，將監管行業化(如銀行、證券、基金QDII等)，以分業為基點分而制之。劣勢是QDII監管全國為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各行其道、漏洞百出，這種“誰家的孩誰抱走”的監管原則已不適應中國的走出去新市場戰略。“統一監管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實行監管功能制，按照新巴塞爾的監管標準的準則，在趨同新巴塞爾協議的軌道上建立一個以監管功能為基礎的“統一監管系統”，統一體系的優勢是打破了各自監管的分業狀態，建立起一個以世界監管原則為基礎的國家統一監管體系。其劣勢是失去針對性監管的分業效果，產生了無細分的QDII監管功能，使得整體監管效果下降。“統一監管模式”的另一個問題是基本上擺脫不了新巴塞爾協議的軌道，使得“統一監管模式”在實踐上“水土不服”，因為“建立起一個以世界監管原則為基礎”的QDII監管系統對發展中國家沒有約束力，對監管不利，會產生監管腐敗和監管失控。四世同堂吃了“洋大鍋飯”，而“洋大鍋飯”的基礎是在“誰家的孩誰抱走”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半混業狀態”下QDII的運營卻沒有有效的“半混業監管”理論與有效制度。
QDII二元監管運動模型優勢是：(1)兼顧了傳統
監管實行條塊分割的優勢；(2)引入了監管的質量概念，形成了制造過程監管和質量保證監管；(3)由運動和節點構成的“監管鏈”更靈活地跟蹤了QDII的運營全過程；(4)將模型參數化是將監管理論從制度經濟學帶入數量經濟學范疇的理論創新。
(三)“模型”的核心思想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以“質量監管”為基礎進行研究的。監管質量是通過“制度質量保證”和“過程質量保證”共同來完成的，其中事先的“制度”是“模型”中的靜態，是“監管制度質量保證”的一部分，而過程是動態的。“QDII產品”在經營活動中的監管，是運營監管的一部分，“過程質量保證”應緊隨其中。“過程質量保證”在資產配置運營、類屬資產配置運營、區域資產配置運營等形成監管源(監管基礎)。“制度”和“運營”構成“監管質量概念”，并以靜態的質量和動態的質量監管功能體現在“模型”中，形成“QDII監管制度的質量保證”和“QDI[監管過程的質量保證”的全過程。
(四)“模型”的風險與信息監管
在研究方法上，“模型”采用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同步協調思路，圍繞“QDII風險和QDII信息”這個監管的核心，將QDII監管運動過程“接點化”、“要素化”。針對運動中的要素模塊設計“監管子模型”，將子模型的風險要素與信息要素統一在協同狀態的“監管群”中，再將“監管群”的量化分析用網絡跟蹤的方法與QDII運動對接。將QDII市場準入監管模型、QDII產品設計技術的監管模型、QDII交易交割的數據監管控制、QDII監管與公共信息、退出其不意機制監管分別作出框架分析，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再逐漸尋證循環推理，從而派生出“框架分析層”的精簡和疊加層。在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的過程中，為了擬合“QDII監管模型”研究中的數據和指數模型關系，將“定性分析理論方法數據化”與“QDII監管模型”接軌。
(五)“模型”監管運動基本規律
QDII監管運動基本規律是：由執行運動使命的線路將QDII納入監管的傳送軌道，按照一定的“標準”完成QDII的使命。將QDII運到所需要的節點，形成了一個有規律的稱為“監管鏈”的系統。“監管鏈”系統結構由QDII執行運動使命的線路和執行停頓使命的接點兩種基本元素組成。線路與接點相互關系、相對配置以及其結構、組成、聯系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監管鏈”系統，“監管鏈”系統的水平高低、功能強弱則取決于網絡中兩個基本元素的配置。每一個QDII的產品，其投資方略、市場選擇、管理方式也不盡相同，成功與失敗都產生于它們的配合、配置之中。而“監管”的概念不僅僅是“金融市場警察”的概念，監管應該是一個系統。通過0DII監管運動基本規律研究，建立ODII監管體制的轉變、QDII監管標準總體框架等，對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實施嚴格、明確的價值問責制度。
(六)“監管鏈”鏈接點原理與功能
QDII鏈接點是QDII運動的組成部分，是監管的要素和關鍵環節。“QDII鏈接點”的基本功能是銜接功能、信息功能和監管功能。這些基本功能將QDII平滑地運動到QDII設計指令的方向去。QDII鏈接點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是一個監管的計量單位，而且還是監管的一站的質量、效果評價體系。
1、“監管鏈”銜接功能
QDII鏈接點將各個“監管鏈”系統線路聯結成一個系統，使各個線路通過接點變得更為貫通而不是互不相干。歸納出“監管的銜接功能”標準。
2、“監管鏈”信息功能
QDII鏈接點是整個“監管鏈”系統或與接點相接QDII的信息傳遞、收集、處理、發送的集散地，這種信息作用在“監管鏈”系統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監管鏈”工作指令，同時也是“監管鏈”其他接點順利聯結成有機整體的重要保證。歸納出“監管的信息功能”標準。
3、“監管鏈”監管功能
“監管鏈”集中設置于“監管接點”之中，實際上，“監管接點”大都是集管理、指揮、調度、信息、銜接及風險處理為一體的“監管接點”綜合設施。整個“監管接點”的運轉的有序化和正常化，整個“監管接點”的效率和水平取決于“監管接點”的管理職能實現的情況。歸納出“監管功能”標準。
“模型”的原理是一個帶有計量標準的功能，在制度經濟學與管理經濟學中間將計量經濟學引入其中，它對金融監管和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有填補和完善的意義。
四、創新QDII監管體系的理論思考
QDII監管，實際上也是中國與國際金融接軌的途徑。在開放市場條件下，中國的外匯收支常項及投資的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是QDII研究的要素之一。QDII是一個復雜的跨國金融投資行為，從宏觀政策到操作運營、從國家利益到投資消費利益、從經濟發展到金融微觀監控需要一系列的監管理論與監管措施的出臺，因此，廣泛地思考“創新QDII監管體系的理論”是中國金融發展的迫切要求。本文根據提出的QDII監管模式，就宏觀更寬泛的層面，就“創新ODII監管體系的理論”問題提出下面幾點思考：
(一)QDII監管的進程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的交叉過程，保證了創新與風險協調
金融危機暴露出各國金融監管框架無法管理全球性的金融體系。QDII監管危機呼喚創新QDII監管理論體系，提高監管效力，其理論涉及各個領域。從對沖基金、QDII、場外衍生品交易到賣空行為，再到金融機構、投資者、抵押貸款發起機構和信貸評級機構的業務實踐，都是監管的研究對象。從目前中國運行的情況看，QDII監管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在政策和解決方案的層面上。QDII監管的進程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的交叉過程，就我國目前QDII運營評估看，實踐比理論失敗的更為慘重。因此，在決策的執行層面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將是QDII監管理論與實踐的交叉研究過程的核心。“QDII監管運動基本規律”的研究，實際上是決策的執行層面上的監管實證研究。
(二)QDII二元運動監管模型既監管客體同時也監管主體，保證了監管與發展的和諧
ODII決策的執行層面上的監管實證研究的另一個方面是從根本上改革我們的監管架構和機構，使其適應中國穩定的金融預期，使其適應中國由于發展不平衡帶來的體制非規范性及市場行為以外的領域的腐敗。應該說，QDII運營與QDII監管都是年輕人，盡管各QDII監管機構在協力應對金融危機，然而年輕人容易犯的毛病還是顯現了出來。甚至資本主義的老毛病在中國也產生，不同機構權限的相互重疊、權力和管轄范圍之間存在的空白區域、能力不均以及彼此間的相互競爭，為“體制弊端”在市場中的繁衍創造了環境。QDII二元監管的監管目標，既監管客體同時也監管主體。這從理論上突破了政府所扮演的“市場警察”以案件為中心的監管目標內涵，使的“形式監管”變為內在的“監管共同體”，“被
動靜態”的監管變為“主動動態”的監管，將監管目標納入質量管理理論范疇之中。“體制”能否被監管，這是理論的，為QDII監管機制能適應中國穩定的金融預期，“體制”被監管這是必然趨勢。
(三)QDII監管增加“納稅人監管”的要素，使得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并舉
QDII監管像一家企業由誰來監管一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商業形式。因此，兩家產品幾乎相同、經濟屬性類似的金融企業，在監管上可能截然不同。QDII二元監管的思路是圍繞“風險和信息”這個監管的核心，使監管鏈的風險、信息價值統一在協同狀態的“監管群”中。再將“監管群”的量化分析用網絡跟蹤的方法與QDII資本運動對接，形成“監管群”，以此分析作為動態監管決策之參考。除在理論上分散QDII監管的風險，同時，讓更有組織性代表性的納稅人評估和理解“風險和信息”這個監管的核心，是還“監管知情權于民”的具體體現。“監管群”的意義在于，QDII監管增加“納稅人監管”的要素。
(四)QDII監管應定義權限及其范圍，使國家利益與大眾利益均衡
在QDII監管模型中，定義權限及其范圍使模型更加有實用性是模型成功的關鍵。能夠激活這些權限的具體情況需嚴格定義，以便將道德風險降至最低，并保留實施嚴格風險管理措施的動機。QDII運營中“必要的權限”很多，用“框架分析層”的精簡和疊加層方法處理，是監管理論上的創新。
(五)QDII監管的未來
QDII監管是一個對投資者負責、能夠靈活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職責明確、與世界各國的同行協力合作。政策制定者們可以完成重大的監管改革，如：擴大央行的權力以監管市場穩定；聯合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通過減少重合來強化監管；集中對抵押貸款來源的審查；創建一個可選擇的保險法規；啟動整合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程序；繼續改進清算、結算場外衍生產品的安排，包括針對場外交易，發展得到充分監管和審慎管理的中央清算對手機構，使監管運動更加合乎規律。在二元監管模型中，將QDII監管視為O鏈和規律運動，揭示其運動原理、確定其接點與接點要素的性質和價值。監管的最終目標是：創新與風險協調，監管與發展和諧，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并舉，國家利益與大眾利益均衡。
QDII監管研究，從管理歸屬上分析應該是政府及行業監管行為，因此，監管效果與監管成本的比較也是QDII監管研究范圍的要素之一。從公共財政預算的角度看“QDII監管”，就應當對監管部門提出相應的成本標準、效果標準，以成為構成考核監管績效不可或缺的依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沒有將“監管成本”展開分析，以期作為后續研究奉獻給讀者。
1.互聯網金融的概念。
1.1互聯網金融是指依托于互聯網等一系列的現代科技技術，實現資金融通的一種新興金融服務。它具有“互聯網”和“金融”的雙重身份，將互聯網“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的精神滲透到了傳統金融業務。理論上任何涉及到廣義金融的互聯網應用，都應該是互聯網金融。
1.2互聯網金融具體可以分為六大模式：(1)第三方支付。指具有一定實力和信譽的非銀行機構通過互聯網技術與銀行進行合作，成為用戶和銀行支付業務的中介，目前該模式已經不局限于互聯網，更是覆蓋了線上線下的各種生活場景。典型代表：支付寶、財付通。(2)P2P網貸。也叫做點對點信貸。第三方互聯網公司負責搭建交易平臺，借貸雙方通過平臺尋找到合適的交易伙伴。網站平臺通過合理的機制設置來盡量保證交易的公平和安全。目前有純線上模式和線上線下結合模式兩種。兩種模式的主要區別是前者不結合線下審核，后者需要平臺采取入戶調查的方式進行審核。(3)大數據金融。指海量的數據通過系統的分析，為互聯網金融機構提供全方位的信息，通過數據的分析可以掌握交易和客戶習慣、特點等信息，并進行科學的預測，使得金融機構的營銷更加有效率。(4)眾籌。指項目發起人依靠互聯網傳播的特點向網友籌集項目資金，向公眾展示創意項目的同時，還可以獲得所需要的資金。眾籌的項目種類繁多，包括新產品研發項目、藝術展覽等。(5)信息化金融機構。指運用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對傳統運營流程、服務產品進行改造或重構，從而實現經營、管理全面化的金融機構。(6)互聯網金融門戶。指利用互聯網進行金融產品的銷售以及為金融產品銷售提供第三方服務的平臺。通常采用金融產品垂直比價的方式，將各家金融機構的產品放在平臺上，用戶通過對比挑選合適的金融產品。
1.3互聯網金融的特點。(1)金融服務基于大數據。大數據是信息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金融行業是大數據的生產者，同時也是高度依賴大數據的行業，互聯網金融更是將大數據作為自己的核心資產，與傳統金融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互聯網行業中“用戶行為分析”是指通過數據統計分析用戶的習慣甚至身份特征，從而進行網絡營銷活動，這一切也是基于大數據基礎之上的。(2)服務小眾化。傳統銀行的金融服務主要是針對有一定規模的客戶，就是經典的“二八定律”：百分之二十的客戶創造百分之八十的利潤，處于“長尾”的客戶是不創造利潤或者創造很少的利潤。而互聯網金融則更多地在爭取小微用戶，由于小微用戶有需求多樣化個性化的特點，因此與傳統金融往往格格不入，互聯網金融在服務小微用戶時有著天然的優勢。(3)金融服務高效、便捷化。互聯網金融業務主要通過網絡系統完成，用戶不用到銀行進行排隊辦理業務，只需要簡單的操作就可以省去大量的時間和物質成本。以支付寶錢包為例，用戶購物可以不需要事先開通網上銀行，只要通過淘寶賬戶就可以完成購物到付款等一系列的活動。(4)成本低。資金供求雙方可以在網上自行進行交易，不需要傳統中介，免去了很多交易成本。金融機構也可以避免實體營業店的投入和運營成本。
2.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概念。
由于互聯網金融具有“互聯網”和“金融”雙重身份，因此它在面臨傳統金融風險的同時還要面臨互聯網自身的風險。互聯網金融的特點決定了互聯網金融風險的特征。
2.1技術風險。互聯網技術本身存在著缺陷，防火墻以及反黑客技術并不完善，因此很容易被病毒或者不法分子攻擊造成損失。此外，計算機操作系統本身存在漏洞，容易受到計算機病毒的入侵，使得用戶信息被盜取。病毒的快速擴散和傳染性使得風險范圍更加難以控制。除此以外交易平臺的缺陷也會對交易的雙方帶來不確定的風險，例如當打折促銷日來臨，由于數據量的集中處理，容易出現交易平臺不穩定，服務器宕機等現象。
2.2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指由于單個或少數金融機構破產或損失使整個金融體系崩潰的風險。系統風險往往是由經濟波動等突發事件導致的一連串效應，并且持續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出現不僅僅對自身造成危險，同時也將風險傳遞給傳統金融行業。
2.3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雖然有清償能力，但無法及時獲得足夠資金應付資產增長或支付到期債務的風險。流動風險形成的原因更加復雜和廣泛，它具有不確定性、沖擊破壞力大等特點。互聯網金融交易更加頻繁，價格波動性強，流動性風險更高。2.4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金融市場中最為典型的風險之一。它主要是指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契約的義務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互聯網金融中的信用風險與傳統金融一樣，會出現借款人違約的情況，例如P2P借貸，電子商務平臺幫助雙方確立借貸關系之前應當有一套合理的模式防止信用風險，例如對借款人資質的審查應當必不可少。互聯網金融不斷涌出各種創新產品，新的產品也隱藏著新的風險，例如相關的協議條款不完善，會導致用戶的損失。2.5金融監管滯后。互聯網金融企業推出的運作方式和標準尚無專業的法律規范，因此網民在享用互聯網金融服務的同時，要面臨著法律空白的風險，出現業務糾紛時沒有法律條文作為依據。
二、互聯網金融監管概述
1.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理論基礎。
1.1金融監管是指政府通過特定機構（如中央銀行）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進行某種限制或規定。監管的對象包括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金融監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減少金融行業的風險，避免由于金融機構倒閉等風險波及整體經濟。互聯網金融監管在傳統的金融監管基礎之上又具備了互聯網的特點。由于互聯網金融多與網絡技術相關，因此交易的"虛擬化"使得交易對象和交易過程更加不透明，信息的更加不對稱性是互聯網金融監管突出的一個難點。
1.2面對互聯網金融風險，金融監管機構應當根據其特點采取行之有效的監管措施。
(1)嚴抓技術安全。互聯網安全技術是金融行業在互聯網上健康發展的基礎，金融機構應當加大金融系統安全性的投入。監管當局也應當建立配套的監管制度，將信息安全科學化、規范化。除此以外，從事金融服務的互聯網公司也應當加強自身系統的健壯性，包括緊急情況的處理方法等，從互聯網技術環節盡量避免互聯網金融的技術風險。
(2)加強信息透明度。互聯網金融交易的虛擬化使得交易雙方的身份難以確定，并且由于交易過程的網絡化使得其缺少嚴格的線下監督。監管當局應當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將實體的交易場所搬到互聯網上，從事互聯網服務的企業也應當積極配合監管當局收集交易對象的信息、交易內容的信息，使得信息更加的透明更加地準確，增加信息的真實性。
(3)建立完善法律法規。法律法規是金融監管法制化、規范化的前提保障。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特點，法律法規應當具有可操作性，規范操作細節。除此以外，應當加大違法違紀行為的處罰力度。
(4)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金融市場有全球一體化的特點，因此應當對各國金融服務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并且加強各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性，使得跨國金融交易更加安全可靠。
2.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分析。
2.1在我國的互聯網金融環境中，由于第三方支付發展時間較長，發展相對成熟，針對另外五種金融模式的相關法律定位并不明確。
2.2國外的互聯網金融起步較早，監管體系相對成熟，借鑒學習國外金融監管經驗對于我國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有很大的益處。
(1)優勝劣汰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有效法則。監管當局應當及時清除不合格的互聯網金融企業，而作為消費者應當理性地選擇規范的互聯網金融企業進行業務的交易，保證交易雙方處在透明公正的交易環境中。
(2)大數據的檢測與分析。監管當局應當及時掌握最大限度的真實數據，并根據這些數據做出有效的分析，明確監管的計量標準、風險識別的標準。
(3)確定監管主體，加強流程監管。明確各個模式的法律定位以及監管主體，監管職責明確清晰。
(4)加強信息披露。監管當局應當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使得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經營信息、財政信息等公開化，消費者可以根據真實的信息進行交易。該框架有助于提高交易雙方的信任度，使得交易更加頻繁，也為監管當局制定監管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依據。
(5)嚴厲打擊非法行為。在維護良好的互聯網環境的同時，應當對任何非法的行為“零容忍”，必須及時整治各類的金融違法行為，推動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
(6)加強消費者金融行業知識以及法律保護意識。培養消費者互聯網行業專業知識，也是金融監管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此基礎之上同時引導消費者具有清晰的法律意識，提升風險的預判性。監管當局也應當維護消費者的權利，加大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打擊力度。
三、總結
一、財政部金融管理職能向專員辦延伸的具體分析
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的信息顯示，財政部金融管理主要有五大職能：一是相關財政金融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和擬訂職能;二是金融方面的部門預算管理職能，主要是“一行三會”的部門預算管理工作;三是國有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管理職能;四是外國政府貸款管理職能;五是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職能，包括財政促進金融“支衣”的縣域金融機構涉衣貸款增量獎勵、衣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衣業保險保費補貼等資金管理及財政促進金融“支小”的小額擔保貸款貼息資金管理等。
(一)政策和制度的擬定職能
按照行政法學的原理，財政部與專員辦的行政主體關系是國家行政機關與其派出機構的關系。財政部作為中央政府的組成部門，具有擬定政策和制定規章權;專員辦作為財政部的派出機構，只具有對政策法規執行情況的監督職能，而不具備擬定政策和制定制度的職能。這也與國務院對財政部的“三定方案”和中編辦對專員辦的職能批復中對財政部和專員辦各自職能的界定相一致。因此，對財政部金融管理的政策和制度擬訂職能，專員辦不能延伸。
(二)部門預算管理職能
對部門預算管理職能，專員辦目前承擔的是“一行三會”派出機構的預決算審核工作。這項工作屬目前財政部全面推行的中央基層預算單位綜合財政監管工作的范疇。因此，可與中央基層預算單位綜合財政監管工作轉型同步進行。
(三)外國政府貸款管理職能
對外國政府貸款管理職能，目前由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直接管理外國政府貸款項目，其債務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管理的外國政府貸款項目，其債務人是地方政府。按照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承擔相應的債務并履行項目管理職責。同時，外國政府貸款項目涉及中國和外國政府的債權債務關系，且項目本身在操作上兼具專業性和技術性，專員辦無論從債權債務關系還是專業技術方面，都不具備參與的條件和能力。因此，外國政府貸款管理職能，專員辦不必延伸，但仍可保留作為事后檢查事項。
按照上述分析，專員辦金融監管工作轉型，總體來說，可按以下思路進行：—是“1行三會”部門預決算審核工作，可與中央基層預算單位綜合財政監管工作轉型同步進行。二是外國政府貸款管理工作，可仍按現行授權即《外國政府貸款項目監督檢查辦法》的規定，強化事后監督檢查。三是轉型和職能延伸的重點是國有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管理和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兩類工作。
二、專員辦承擔財政金融管理職能延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專員辦承擔財政金融管理職能延伸的必要性
1、國有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管理職能延伸的必要性。財政部金融管理職責范圍內的中央管理金融企業，都是中央一級法人管理模式。對其中央本級機構，即金融企業的總行(總部)，由財政部金融司直接進行管理，專員辦沒有延伸的余地。但這些金融企業的總行(總部)，都只具有管理職能，其業務開展、資產布局、財務管理工作絕大部分在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二級以下分支機構，單靠財政部金融司沒有精力直接面對其分支機構進行管理，對各金融企業系統內匯總的資產、財務數據等不能直接進行監控，其真實性、準確性難以保證。而專員辦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均設有機構，可以發揮就地優勢，按照屬地原則進行監管。
通過專員辦近幾年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監管實踐，發現金融企業分支機構在資產、財務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如資產管理方面違規處置和轉讓資產、無償或低價出租出借固定資產、資產權屬不清、違規核銷呆賬資產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財務管理方面資產、負債、收入、費用等核算不實、會計信息質量失真，甚至通過截留收入、虛列費用等形成“小金庫”等嚴重問題。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由于“山高皇帝遠”，在資產和財務管理方面可謂“亂象叢生”。這些問題，僅靠財政部金融司對金融企業總行(總部)的日常管理是不可能發現的，離開專員辦的就地監管也很難被發現。因此，專員辦延伸財政部國有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管理職能極其必要。
2、財政促進金融“支農支小”職能延伸的必要性。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的各項資金，包括縣域金融機構涉衣貸款增量獎勵、衣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衣業保險保費補貼及小額擔保貸款貼息資金等，都是直接面向最基層的金融機構、衣民、衣戶和個人，資金鏈條長、層級多、涉及面廣、惠衣惠民影響力強，其資金量大而分散，資金鏈條的最末端離財政部卻最遠，財政部對資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執行效果等信息相對了解較少。專員辦可以發揮就地優勢，通過對上述資金預算執行的全過程監控，參與到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各項政策的落實和執行當中，真正嵌入到財政管理的主體業務。
另外，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資金的受益主體和管理使用部門大部分是農村信用社、城商行、村鎮銀行、基層保險公司、地方政府的小額擔保貸款中心等機構，甚至是衣戶和個人，其風險控制機制比較薄弱，單位或個人信用不足，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出現一系列風險和違紀問題。如專員辦在監管實踐中，發現部分金融機構和單位通過人為調節報表虛報冒領補貼資金、編造假數據假理賠騙取衣業保險補貼資金、違規對不符合貼息條件的企業貸款進行貼息等。對這些問題的發現、處理、糾正和規范，必須通過對專員辦的職能延伸來實現。
(二)專員辦承擔財政部金融管理職能延伸的可行性
1、體制和制度保障。體制方面，全國的財政金融管理職能在財政部金融司，全國35家專員辦，除5個計劃單列市及內蒙古、海南、貴州、寧夏、青海5個省(區)專員辦未設專門的金融監管處室外，其余25家專員辦均設有專門的金融監管處室，在職能延伸上與財政部金融司對口，體制順暢。
制度方面，目前財政部金融管理職能對專員辦的授權與其他業務職能授權相比，相對較多、較徹底。除政策和制度研究制定職能外，其他三大管理職能和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職能對專員辦均有授權，相關授權事項14項，授權依據文件33份。從制度上能較好地保障財政部金融管理職能的延伸。
2、地位和能力保障。地位方面，各地專員辦在金融監管方面，突出財政、財務監管特色，通過日常監管、專項檢查、金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檢查、部門預算審核、調查研究等手段，查處了大量違規違紀問題，提出了大量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在所駐地方金融機構中形成了較強的監管威懾力，樹立了較高的監督威信。所駐地方的金融企業分支機構，除了銀監、證監、保監等對其進行業務監管外，沒有其他部門對其資產和財務進行監管。金融企業的資產財務監管，除了當地專員辦，再無第二家。專員辦已在所駐地方金融企業中形成了“資產財務就是專員辦監管”的歷史印象和牢固地位，專員辦延伸財政部金融監管職能的影響力和地位優勢明顯。
能力方面，各地專員辦通過多年的金融監管實踐，積累了大量的金融監管工作經驗，在金融企業財務監管、國有金融資產監管、政策性金融監管、外國政府貸款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研究等方面，能力突出，成效明顯，積淀深厚。在所駐地方，除了專員辦，沒有哪家單位有體制機制保障且有能力、有優勢去開展能突出財政管理特色的財政金融監管工作。
3、隊伍和人才保障。隊伍和人才方面，25家設有專門金融監管處室的專員辦，從事金融監管工作的人員有5至8人，其他專員辦雖未設置金融監管處室，從事金融監管的人員也有3至5人。以此統算，全國35家專員辦目前從事金融監管的人員在180人左右，占專員辦目前總在職人數的近五分之一，數量可觀。而且這部分人員大部分常年奮戰在金融監管一線，再加上金融監管專業性強，從事金融監管的人員大部分具有金融相關的學歷和技術職稱，整體業務素質較高、實踐經驗豐富，部分監管人員已成為金融監管甚至金融業務方面的“專家”和“行家里手”。專員辦承擔財政部金融管理職能延伸的隊伍和人才優勢明顯。
三、專員辦財政金融監管工作轉型的科學授權和職能配置
(一)國有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管理工作對國有金融企業資產、財務管理職能的延伸，應體現從“事后檢查”到“過程控制”轉型的特點。
第一，對國有金融資產管理職能，重點是對財政部履行金融企業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和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職責在地方的延伸。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省級及省以下分支機構(重點是省級分支機構)的國有金融資產管理使用情況進行監管。可重點圍繞以下幾點進行授權和職能配置。一是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非生息資產實行定期備案制，實時掌握其資產變動情況。二是參與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資產處置、轉讓等工作，應由專員辦履行相關審批手續后，金融企業方可按權限上報上級機構或進行處置。三是參與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產權登記工作，統計、分析金融企業投資實體國有資產占用、使用和變動狀況，監督金融企業出資行為，檢查金融企業投資實體國有資產經營狀況。
第二，對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職能，重點是對財政部監督金融企業執行財務管理制度的職能在地方的延伸。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省級及省以下分支機構(重點是省級分支機構)的財務管理情況進行監管。可重點圍繞以下幾點進行授權和職能配置。一是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財務會計報表實行按月、按季和按年備案制度，對其財務狀況進行過程監控，并指導、督促其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及財務風險控制體系。二是參與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績效評價工作，并出具省級分支機構績效評價結果，為財政部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總行(總部)的績效評價提供基礎數據和一線情況。三是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呆賬準備提取及余額變動情況實行定期備案制度，進行過程監控，并隨時檢查其提取比例、提取范圍和賬務處理等是否符合規定等。四是對中央管理金融企業分支機構的高管薪酬、負責人職務消費、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六條禁令”及參照執行《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等情況進行監督監控，并將監督結果作為其上級機構對其進行績效考核、薪酬分配和主要負責人人事任免的參考依據。
(二)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工作對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職能的延伸，應體現從“日常審核”到“嵌入主體”轉型的特點。
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職能，屬財政資金管理和分配職能，是財政工作的主體業務。按照部黨組對專員辦工作轉型的總體要求，其職能延伸的重點是對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各項資金進行全過程控制，介入資金管理的整個鏈條，從資金申報、審批、撥付、配套、效益和政策落實等環節進行全過程控制，真正嵌入財政管理工作的主體。
在職能延伸和轉型方式方法上，一是通過事前對資金申報的真實性進行進行審核，嚴把關口，確保財政資金的安全性，同時要確保專員辦的審核即為“終審”;二是通過加強資金管理使用的過程監控，確保資金使用的規范性;三是通過加強對財政資金的政策引導，放大政策效應，發揮財政促進金融“支衣支小”資金的有效性。
[論文摘要]金融工程是隨著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全球金融的創新發展起來的。當前，我國金融工程還處于起步階段，其發展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必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穩步建立金融市場化體系；健全國家金融監控體系，增強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金融信息系統建設，提高金融部門的運營水平；建立金融風險防范系統，努力規避和化解金融風險；加大金融工程的創新力度，不斷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注重相關部門的合作，強化信用體系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金融工程快速、有序、健康地發展。
一、金融工程的含義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金融技術和金融學科，它是現代金融學、信息技術和工程化方法相結合的交叉科學，是金融科學的產品化和工程化。“金融工程”一詞最早是由美國金融學家約翰-芬尼迪(john d.finnerty)于1988年在其發表的論文《公司理財中的金融工程縱觀》中提出的，他將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為：“金融工程就是資本市場參與者運用現代金融經濟理論和現代數學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現有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礎上，不斷地創造及發展新的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為金融市場參與者發現金融資本價格和規避風險，發掘新的金融機會，以實現投資者預期經濟目的、增進金融市場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穩定的一項應用性的技術工程。”約翰·芬尼迪(1998)認為，“金融工程包括創新型金融工具與金融手段的設計、開發與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給予創造性的解決。”芬尼迪對金融工程的定義被金融業內認為是最恰當的。金融工程的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定義是由英國金融學家洛倫茲-格利茨(lawreiicegalitz)提出的，他在其著作《金融工程學：管理金融風險的工具和技巧》一書中給出了一個定義：“金融工程是應用金融工具，將現有的金融結構進行重組以獲得人們所希望的結果。”洛倫茲·格利茨(1998)認為，金融工程的目標是重組金融結構以獲得所希望的結果。例如：對于投資者來說，金融工程能夠使其在風險一定的情況下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對于公司財務人員來說，金融工程可以幫助他們消除目前尚處于投標階段的項目風險；對于籌資者來說，金融工程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低利率的資金。
筆者認為，金融工程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金融工程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來解決金融問題的技術開發，它不僅包括金融產品設計，還包括金融產品定價、交易策略設計、金融風險管理等各個方面。而狹義上的金融工程則主要是指利用先進的數學及通訊工具，在各種現有基本金融產品的基礎上，進行不同形式的組合分解，以設計出符合客戶需要并具有特定屬性的新的金融產品。這里采用的是廣義的金融工程概念。標準的金融工程一般包括三個步驟。一是目標分析。識別客戶所要達到的特定目標，詳細分析目標實現過程中將要面臨的各種障礙。二是金融產品開發。根據現有的制度環境、市場狀況，運用現代金融理論和技術，設計相關分散或轉移風險的方案，并據此來為客戶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并用科學的方法定價。三是后續管理工作。金融產品開發成功以后，尚有大量的后續管理工作，如密切觀察金融產品的運行狀況、分析客戶所承擔的風險、根據市場整體情況對金融產品進行調整。
二、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障礙分析
(一)金融體制障礙
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整體還處在轉軌時期，這在金融領域也表現得非常突出。在金融工程建設方面，由于金融企業的改革還沒有突破傳統的國有企業改革模式，存在著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現象，企業缺乏應有的競爭壓力和創新動力，風險管理意識淡薄，缺少應有的風險防范手段，這就使金融工程的發展缺少內在的主體需求。另外，處于體制轉軌時期的整個金融業的外部環境建設方面也相對滯后，金融工程的法律制度建設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既限制了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創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二)基礎設施、技術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設施和先進的技術，它要求金融業基本普及電子計算機技術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實現信息處理和傳輸的電子化，使資金劃撥、金融產品交易等金融業務的開發能高效、快捷、安全地進行。當前，盡管我國金融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較快，技術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金融業務電子化已經初見成效，但我國當前金融業中的信息基礎設施還不健全，金融電子化、網絡化的水平還較低，而且還未能在金融市場中的各個領域中廣泛推廣，距離一體化、快捷、高效、安全的信息傳輸網絡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三)從業人員的素質障礙
從理論來源上講，金融工程應屬于交叉學科，它一方面吸收了經濟學、金融學和投資學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融人了運籌學、工程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精華。這就要求金融工程的從業人員不僅要掌握經濟學、金融學等方面的理論知識，還要懂得數學建模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需要具備較強的實際操作能力。目前，我國的金融業從業人員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現象：大部分從業人員雖然對金融理論的基本知識掌握得較好，但缺乏金融數學等理工方面的知識；另一部分人員則與之恰好相反。因此，在金融工程建設中缺少全面發展的復合型人才。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我國當前金融工程的建設。
(四)市場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和運用需要發達、高效的金融市場作為基礎。當前，我國的基礎金融市場體系發育還不成熟，這嚴重限制了金融工程的發展空間。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我國金融工程在發展中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當前，我國金融市場交易中的主體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國有企業及非國有經濟單位。由于我國改革還處在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相對滯后，其運行機制還沒有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模式，金融企業名義上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但實際上卻是只“負盈”不“負虧”，存在著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現象。當企業在高風險中運行時，國有企業的人等獲得由此可能帶來的高收益，而可能發生的損失則由國家來承擔。這會導致這些市場參與主體過度追逐風險，使每一個設計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產品都有可能變為追逐風險的工具，從而加大金融風險。這無疑將對我國金融工程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黃勝，2008)。其次，金融價格市場化程度不夠。金融工程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利用市場化的價格來實現金融風險的市場分配和動態管理。價格的市場化是大力發展金融工程的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國金融價格市場化程度卻不夠高，主要表現為：匯率、利率受非市場因素影響太大，市場化進程舉步維艱；證券市場雖然市場化程度較高，但證券價格、市場漲跌大都受政策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同時也會給金融工程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阻力。再次，金融工具品種太少。當前，我國缺少多樣化的投資工具，投資者把存款和證券作為主要的投資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品種太少，而且應用范圍也非常有限，這不利于金融風險的化解。
(五)金融監管障礙
金融監管是金融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國當前金融機構卻存在著嚴重的監管不力現象。首先，存在監管目標模糊、監管責任不清現象，使金融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職責、業務范圍不夠明確。其次，存在監管手段單一、監管技術落后問題。監管部門主要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監管金融機構，而其它手段(如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則運用較少，在監管技術上還主要局限于運用傳統的監管方式，缺乏對新技術的利用和創新。第三，注重事后處罰，缺少過程監督。當前，我國的監管大多是金融損失已經產生后才去介入，雖然這樣能給后來者起到警示作用，但造成的許多損失是已無法彌補的。第四，缺乏對監管部門本身的監督。目前，除了黨的監督和上級監督之外，很少有其他機構可以對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個專職監管機構開展工作的合規性和效率性進行監督和制約。這種金融監管體系將嚴重阻礙我國金融工程的健康發展。
(六)金融理論障礙
金融工程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理論的支持。當前，我國金融理論的發展存在滯后現象。一方面，在金融學的學科教學上，課程設置不盡合理，對現代金融理論特別是金融工程的學習不夠。這就造成了我國的金融理論主要停留在理論描述、定性分析及經驗判斷的階段上，而缺少運用工程化手段來解決金融問題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在金融實踐中，存在金融理論與實際聯系不緊密的現象，金融從業人員由于缺乏應有的數理分析能力，不能利用金融工程來規避利率風險，更不能利用金融工程來設計新的金融產品。這種理論學習和理論應用的滯后性不利于我國金融工程的正常發展。
三、我國金融工程發展的對策
(一)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金融市場化體系建設
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金融工程的發展既要以“一定宏觀經濟制度為基礎，又要以一定微觀金融市場發展為條件”(孫銳，2004)。為此，我國要進一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同時，進一步理順銀行與企業的關系，使兩者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法人實體和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主體。同時，要按照國際慣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使金融工程的建設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相應的法律保障，走一條“先嚴格規范，后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工程的建設也必須與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接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市場的自由兌換進程，理順政府調控與資本市場的關系，重點發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場，逐步建立全面的金融資產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為金融工程的快速、有序、健康發展營造一個優質的環境。
(二)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金融監管是金融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必須樹立“風險為本的監管理念”(楊風華，2008)，建立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在當前的金融工程建設中，首先，要制定監管目標，明確監管責任，使金融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職責、業務范圍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其次，要提高監管技術水平，多管齊下。監管部門不但要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監管金融機構，而且同時要輔之以法律、經濟等手段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在監管技術上不但要運用傳統的監管方式，而且還要重視新技術的利用和創新。再次，要加強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實施混業監管。目前，我國不但要重視黨的監督和政府的監督，更要加強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個專職監管機構相互的合作，在必要時實現金融的混業監管，及時地防范和化解金融衍生工具產生的風險，為金融工程的建設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加強金融信息系統建設，提高金融部門的運營水平 金融信息化是我國金融平穩、安全運營最基本的生存支撐環境，沒有金融信息化就沒有現代金融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信息科技與金融業務高度融合，已成為金融業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ft已經與金融業務完全融合到一起，它不僅僅是金融的支撐平臺和基本工具，而且已經深入到業務本身，成為當代金融決策、管理和實施的基本手段。因此，在當前金融工程建設中，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金融業的綜合業務系統；另一方面，還要充分利用這些綜合系統中所積累的信息，進一步強化金融信息系統建設，優化業務流程、減少金融交易的時滯、增強市場流動性、提升業務創新水平、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四)建立金融風險防范系統，努力規避和化解金融風險
當前，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還不夠完善，金融監管難度較大，金融業中的風險隨時存在。為此，我國必須建立科學、有效的金融風險防范系統。首先，要建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金融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應對金融風險。其次，要建立金融風險分析系統。通過對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金融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要建立金融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它社會組織通過多種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對金融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最后，要建立社會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有較強的適應性、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金融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置金融風險，及時補償金融風險損失，維護經濟穩定，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馮志宏，2008)。
(五)加大金融工程的創新力度，不斷增強金融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它是一個以盈利為動機推動、緩慢進行、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當前，在我國的金融工程建設中，要在加大金融制度和金融組織創新的同時，特別加大金融業務的創新。目前，在發展金融工程時，要根據我國金融市場的發育情況、監管情況以及客戶的需求情況，權衡收益與風險，有步驟、分階段地不斷設計、開發和利用我國的金融工程產品。對于一些風險較小、簡單易行的金融新業務要及時推行；而對于國際上先進的金融衍生工具，要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地引進和推廣，以不斷化解風險，推動我國金融工程的有序發展。
銀行經營發展實踐面臨的約束
近幾年，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發展中面臨的“約束”不斷增加，體現出市場環境的重大變化。
資本約束更加嚴格
過去十年，“拉存款”、“放貸款”似乎始終是銀行經營中的唯一“主題”。但現在，商業銀行在經營中感受最深的卻是來自“存貸比”和“貸款總量”的約束，這些約束甚至比上世紀90年代的傳統約束還要嚴格。實際上，存貸比的壓力和貸款的壓力歸根結底是資本的壓力，它讓銀行真正認識到其經營管理不僅是市場開拓下的發放貸款，更應是在資本約束下如何謀求更好、更快的發展。
例如，2002年，國內某銀行在A股剛上市時業績很好，當年新增貸款30多億元，因此該銀行準備再融資，并大量發放貸款。但當時股東的想法和銀行經營者存在分歧，對于這種不分紅卻不斷進行融資的“游戲”，股東覺得“玩不起”。股東的判斷標準很單一，即投在銀行的錢是否比在其他地方的回報率要高――這是銀行在經營中受到的直接約束。
資本高回報要求更加迫切
在銀行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貸款有理”、“貸款萬歲”在各個層面上都存在，但這和銀行追求的高資本回報相悖。
從經營者角度出發，要用股本回報率衡量銀行業績。股東真正要求的是投資銀行需比投資其他行業或部門的回報更高，如果達不到這個目標，投資就不算成功，或者說銀行經營不成功。銀行經營者都希望把資本配置到最優，最節約地使用資本，充分運用監管政策，使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ROE）保持高水平。
從股東角度出發，高資本回報率才是最根本目標。在前幾年市場行情下，銀行業整體盈利較好，“沖淡”了股東對資本回報的固有標準。作為股東，當資金緊張時，會希望提高ROE水平，迅速獲得回報，以解決投資中面臨的問題。
頻繁融資更加難以持續
國外大銀行在首次公開發行（IPO）融資以后，一般五年到十年內不會再融資，而是通過自身積累支持業務發展，只有當遇到重大收購、重組時，才進行較大規模的融資。
因此，類似國內銀行這種大規模、連續的融資在國際銀行業并不多見。因為再融資后，銀行的資本回報被攤薄，需要從低水平重新逐漸回升。如果能夠把融資間隔拉長，對股東是一種“節約”，對股東的總體回報也是最好的。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促使銀行高速放款，近年來，國內所有銀行的增長速度都超過國際銀行，而幾乎所有的國內商業銀行都需要融資，頻繁融資的難度隨之日漸增大。
市場約束更加無法回避
銀行經營發展面臨的約束越來越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股東的要求越來越嚴和市場的約束日趨嚴格。出于對市場穩定的維護，監管部門非常關注市場沖擊和時間窗口等問題，即使銀行的再融資對股市沒有太大影響，監管部門也會非常審慎，從而對銀行造成來自監管方的壓力。
新監管改革的更高約束
在上述銀行經營面臨的約束之外，國內銀行業還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此次二十國集團（G20）推動下的“世紀金融大改革”，對全球銀行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監管要求。
國際金融監管標準進一步提高
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的提高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微觀上強化資本監管，二是在中觀上擴大監管范圍，三是在宏觀上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和對逆周期問題的管理，最為典型的是強化對“大而不倒銀行”的監管。
巴塞爾協議的監管標準進一步升級。2010年，《巴塞爾協議III》（以下簡稱《協議III》）出臺，全面提升了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標準。
第一，嚴格監管的原則更加明確。2009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在的《協議III》討論稿中確定了三個原則：兼顧宏觀和微觀的審慎兼管，資本和流動性監管并重，資本數量和資本質量同步提高。在此原則下，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兩個具體執行辦法，即要求增強銀行抗風險能力的討論稿和統一流動性風險計量與監測標準的國際協議。
第二，監管的要求更廣、更嚴。《協議III》除了對“資本”的界定更清楚外，對流動性、利率、聲譽和資產證券化等方面的風險都提出了相應的資本覆蓋要求。相比之前的協議，《協議III》對銀行的監管要求更加嚴格，如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從8%提高到10.5%，對一級資本比率的要求從4%提高到6%，并明確提出核心一級資本比率為4.5%。
第三，《協議III》對普通股股東的要求更高。一方面，股東要真正出資，補充資本；另一方面，普通股要更多地吸收風險。
第四，《協議III》要求銀行適應許多“新內容”。一是要達到對動態撥備和杠桿率監管的要求；二是要滿足對流動性指標的監管要求，如滿足對“流動覆蓋率”（短期）和“凈穩定融資率”（長期）的監管要求；三是要進一步明確監管層對資本工具使用制定的新標準和提出的新要求。
《多德-弗蘭克法案》樹立了全球金融監管的新標尺。目前，各國金融監管改革中最典型、對銀行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法案在通過時的效率很快，這也反映出美國對強化金融監管的決心。
《多德-弗蘭克法案》有兩大支柱：一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二是要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圍繞這兩大支柱，法案突出強調了六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強化監管體制（如成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二是明確限制“大而不倒銀行”的運營，三是限制銀行的自營投機，四是強化對衍生產品的監管，五是要求附加衍生產品實現“自愿剝離”，六是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
歐洲的金融監管改革進一步推進。2010年以來，歐洲的金融監管改革不斷加快，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改革泛歐盟金融監管體系，推動設立銀行稅，強化逆周期監管，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和衍生工具的監管。
對我國銀行業發展的啟示
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對我國銀行業發展的啟示可以概括為三點。
第一，回歸銀行穩健經營本原。國際金融監管的強化反映到國內，具體體現在對貸款規模和總量的控制上，而這與資本的“消耗”有直接關系。因此，監管部門既要求銀行提高資本比例，又要控制銀行資本的補充時間。這樣做的結果是銀行經營的“本原”被重新認識到。對銀行資本的約束早已有之，但在市場寬松時被忽略了，而當市場恢復到“正常”時，銀行的穩健經營被重新重視。
第二，推進資本管理進步。20世紀90年代的國際金融業發展中有幾次重大“進步”，其中之一即是銀行在資本管理上的改進。改進的實質是對銀行體系約束的加強，而這種“加強”主要體現在對銀行的風險控制上。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各國對銀行風險控制的認識都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第三，擯棄傳統經營“偏見”。我國銀行業在經營管理中普遍存在著三個問題：一是對銀行規模的有限性認識不充分，二是對銀行風險必須要實現覆蓋的認識不足，三是對銀行經營的短期和長期目標認識不清，常混為一談。實際上，銀行經營的短期目標應著眼于當年的短期利息凈收入，長期目標應著眼于遠期現金流量的凈折現值，也即市值。
未來應處理好的四個關系
在新的監管環境下，銀行的經營管理者需要充分認識和處理好如下四個基本關系：“三個損失”和經濟資本配置的關系，資本覆蓋和風險的關系，損失分布與風險變動的關系，風險過濾與風險調整資產收益（RAROC）、資金轉移定價（FTP）的關系。
“三個損失”與經濟資本配置的關系
風險是一種不確定的損失，這些損失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三類，即預期損失、非預期損失和異常損失。如何分析和量化這些損失？新的監管準則對我國銀行業提出了新的要求。
預期損失具有正常波動的“頻率”，是每年損失的平均值，是一個常量，對其的量化相對容易。在量化后，銀行可以據此決定風險覆蓋的配置規模。對預期損失進行量化的原理和方法在《巴塞爾協議II》有明確的規定，如對違約率的計算要通過對客戶的評級進行，違約損失率的計算通過對債項的評級進行，這種計算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初級評級法”。
與預期損失不同，非預期損失的特點是其作為“變量”，波動性較大。例如，在金融危機時，損失可能有八筆、九筆或者十筆，很難確定。因此，對其的處理不能直接計提撥備，而必須使用“經濟資本”這一“工具”。經濟資本與傳統使用的監管資本和會計資本不同，經濟資本是一個“變量”，從絕對規模來看，經濟資本相對較小。
對于異常損失，由于其既不能使用成本抵減，也無法提前計提資本準備，只能“未雨綢繆”,通過事先的情景模擬和壓力測試，制定應急方案。
資本覆蓋和風險的關系
資本覆蓋和風險之間的關系就好比水壩與洪水之間的關系。為防止洪水泛濫，需要在河流上修筑水壩，如果修建的是能夠抵御50米高洪水的水壩，每千年出現一次潰壩，則發生風險的概率即是千分之一；如果修建的是能夠抵御40米高洪水的水壩，每百年出現一次潰壩，則概率是百分之一；同樣，如果修建的是能夠抵御30米高洪水的水壩，每十年出現一次潰壩，概率即是十分之一。水壩的高度不同，對洪水的抵御能力不同――資本覆蓋與風險的關系也是如此：高資本覆蓋能夠抵御更大的風險。正如修建多高的水壩是決策者的“偏好”，銀行對資本覆蓋程度的選擇在實質上是對風險的不同偏好。
但是，巴塞爾委員會對最低資本充足率統一規定了8%的要求，這顯然是一種“集體偏好”。巴塞爾委員會對銀行的風險“偏好”設置了監管“底線”，所有銀行都必須保持8%或10%的資本充足率。但水壩的高低和材料的硬度是個人的選擇，銀行對實現資本充足的認識和態度也各不相同，由此造成銀行經營管理者具體決策的不同。
損失分布與風險變動的關系
損失分布與風險變動的關系具體表現為損失分布與風險曲線走勢的關系。
對于損失分布，銀行的損失雖然具有不確定性，但在數學上卻一般呈現出近似正態分布的變動趨勢。一方面，所有銀行損失的類型都能在正態分布圖形中的得到體現；另一方面，正態分布的變動趨勢能夠反映出在不同條件下銀行遭受最大損失的可能性，如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如果信用風險的最大可能損失點在A點（損失值為八萬元），那么陰影部分中A點左側標示的部分就是用正態分布風險標準描述下的預期損失，A點到B點間的陰影部分標示的是非預期損失，B點之右的尾部標示的是異常損失。
對預期損失，銀行可以計提撥備。在圖1中，接近1%損失概率的是A點，也就是損失額為八萬元時。此時，銀行可以根據成本先計提八萬元的風險撥備。如果銀行是非風險偏好的，那么雖然在A點時發生風險的概率最大，銀行到A'點時再計提撥也是可以的，且此時計提的撥備額為十萬元，對風險的抵御更為充分。
非預期損失發生的概率雖然較小，但長期來看一定會發生。對非預期損失進行的資本準備處理被稱為風險資本或經濟資本。不同的風險發生概率意味著不同程度的損失，計提的準備越大，銀行應對風險的頻率就會越小。這跟水壩的例子類似，用土石和用鋼鐵修筑的水壩抵御洪水沖擊的能力肯定不同。
異常損失發生的概率較低，一般不需提前進行資本準備處理。通常的做法是，根據壓力測試和情景模擬的結果制定相應的應急方案。但現在的研究發現，異常損失風險的概率分布在危機期間呈現“肥尾”特征，當危機因外部沖擊進一步惡化時，“尾部”的風險會成倍放大――這在市場上也反映得非常明顯，所謂的“肥尾理論”闡述的即是這種情形。此次國際金融監管改革中提出的緩沖資本要求，就是為了應對異常損失發生概率中的肥尾現象。
此外，在風險的分布形態上，市場風險的概率分布與信用風險的概率分布并非完全一樣――市場風險屬于完全正態分布，而信用風險屬于偏正態分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市場風險在定義時僅僅是對價格波動的反映，而價格波動呈現出的“上下型”概率從數學角度來看是均等的，所以體現在風險的概率分布上是正態的。
風險過濾與RAROC、FTP的關系
商業銀行追求“過濾掉風險的真實利潤”，這一目標明確體現了銀行的經營理念，而銀行對風險的過濾與RAROC、FTP緊密相關。
RAROC是指風險調整的資產收益，衡量的是經風險調整后的收益占風險資本總額的比重。其中，風險調整后的收益是指從收益中扣除經營成本、資本成本和風險成本后的收益，而這正是前文所述的“過濾掉風險的真實利潤”。
通過對RAROC指標的使用，銀行進一步明確了自身追求的利潤乃是“過濾掉風險”后的利潤，能夠促使銀行在成本中及時核減損失，及時為潛在的損失計提足夠的資本準備。
FTP是指資金轉移定價，或被稱為內部資金轉移定價，它的出現也是銀行追求“過濾掉風險的真實利潤”的要求。此外，引入FTP也符合現代銀行經營管理發展的要求。20世紀80年代，美國銀行業首次引入FTP，主要用來衡量銀行面臨的市場風險，限于當時的發展水平，銀行在使用FTP時需要計算多個Var（Value
at
Risk，在險價值）。
在沒有使用FTP的情況下，如果銀行的分行間相互“割裂”，那么總行在進行統一的風險管理和資本配備時困難較大，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較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各分行都同時面臨著兩類風險：一類是資金錯配型市場風險，一類是單一交易對手的信用違約風險。由于各分行都有各自不同的市場風險和信用違約風險，總行在進行測算時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精力”。
但是，如果銀行建立起專門的團隊，采用FTP的管理手段，就可以有效地應對風險和解決資金錯配的問題，從而在總行和分行層面同時達到最優的經營狀態。
因此，總結銀行引入FTP的有益之處，本文認為主要有四點。第一，可以有效實現對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的分離管理。第二，通過實現各分行對同類業務的統一定價，為實現全行對產品盈利的統一計算提供了基準。第三，FTP為銀行的所有產品提供了統一計算的基準，因而也實現了對所有業務條線運營評估和資源配置評價的標準設定。第四，可以最大限度地體現“獎勤罰懶”的效果。其中，FTP對銀行“獎勤罰懶”的積極效果體現在為分行乃至單一職工的業績評價提供了更為科學的標準。
中信實踐：資本管理的有益探索
前文探討的銀行風險管理與資本準備間關系的“原理”正是此次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所強調的，也是國內銀行在經營管理中需要遵循的基本準則。中信銀行在國內較早地進行了基于上述原理的管理實踐，取得了一定成績。
第一，“超前”進行理論和實踐的探索與改進。早在2005年，中信銀行就開始對新形勢下的資本管理和風險管理進行理論與實踐的研究與探索，開始進行對“經濟資本”的“試驗性”使用，并啟動了信用風險評級模型的相關開發工作。2006年，中信銀行進一步開始實行對“資本約束”的管理，并同時將FTP引入到內部經營管理中。2010年，實現了FTP在全行范圍的統一實施。總體來看，中信銀行引入和運用的“資本約束”理念和監管實踐在同業中是“超前”的，否則，在面對金融危機帶來的新變化時，中信銀行將無法保持“處變不驚”。
第二，追求高水平，運用“領先”的模型手段。中信銀行的公司客戶評級體系已經運行三年有余，完全可以實現整體的上線使用。內部公司客戶評級體系的客戶覆蓋率達到95%，而同期其他銀行在此方面的客戶覆蓋率為50%～60%。在未來，公司客戶評級體系將覆蓋全部客戶，評級模型有效性將得到進一步驗證，從而可以為中信銀行執行新的監管協議要求創造更好的條件。
在銀行內部的公司債項評級方面，雖然目前50%以上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掌握了高級評級法的具體運用，但運用高級評級法實現債項評級的銀行并不多。中信銀行在此方面的探索和實踐開始較早，在零售銀行客戶評級方面，中信銀行已經運行并檢驗完成了對數據的“清洗”、更換、調整、監測以及模擬。
第三，使用大樣本，提高數據質量。中信銀行目前在公司違約損失率測算方面已經積累了3000多個樣本，而目前國內有的銀行在此方面積累的樣本僅有300個左右。雖然相關樣本確實難以積累，但如果樣本積累不能達到足夠的規模，新監管協議強調的高級評級法的運用就無法實現。由此，中信銀行的風險量化技術目前在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居于前列。
第四，深入推進FTP在經營管理中的運用。對商業銀行來說，傳統的利潤計算較為簡單，但在引入FTP后，對利潤的測算大不相同。中信銀行在2005年引入FTP測算，2006年實現FTP的上線使用，2008年推廣實現了20%的FTP應用，2009年這一比例達到50%，在2010年實現了100%的應用。在未來，FTP為中信銀行強化資本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