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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濟論文:國外典型國家低碳經濟論文

一、英國模式

首先，英國政府將發展低碳經濟上升到國家戰略發展的高度，制訂了低碳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框架，并建立了配套的法律法規和相關的制度、標準等，從法律環境、政策環境、技術環境等多個角度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其次，政府以碳基金的形式投資，并以基金公司運作，這就將政府的投資和企業運作相結合，資金主要用于低碳技術的研發和利用，低碳技術知識產權收益、以及提供咨詢、技術服務等，為英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搭建了一個資金和技術平臺。第三，加快能源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依靠低碳技術提高煤炭能源的使用效率，例如推廣清潔煤技術建立示范低碳發電站，降低能耗的同時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特別是新能源。發揮其海島國家的自然和地理優勢，發展風能、潮汐能、太陽能、海藻能、生物質能源等可再生低碳能源。第四，成立了新的低碳技術部門，專門負責低碳技術的研發、改造和推廣。10年來，英國政府累計投入300多億英鎊來推動傳統產業向低碳產業的升級和改造、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強大的資金后盾使產業升級和技術推廣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也使企業更積極、更主動地與政府合作，共同參與低碳經濟發展策略。第五，英國政府還在其專利認證體系中為低碳技術的相關研發提供了優先權，并推進與貿易伙伴關于建立環保專利快速通道體系的協商，為企業進行低碳技術創新提供了獲得專利權的快捷通道，也為英國先進的低碳技術以知識產權轉移的形式獲利提供了機會。

二、德國模式

德國作為工業大國，其在保護環境上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國了第一個環保法案——《環境規劃方案》，該法案較為全面的將環境保護納入到法律的范疇之內。1996年，德國出臺了《循環經濟和廢物處理法》，力圖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加強對廢棄物的綜合利用來節約資源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國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文件，明確將低碳經濟作為實現現代化的指導方針，將生態工業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重點，將低碳技術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從嚴格執行環保政策、制定各行業能源有效利用戰略、擴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圍、可持續利用生物質能源、推出刺激汽車業改革創新措施及實行環保教育、資格認證等6各方面全面實施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汽車工業的低碳化是德國生態工業模式最大的亮點。汽車工業作為德國最基礎的產業，一直都是推動德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德國以新能源汽車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術和低碳技術，推動汽車制造業的低碳化轉型，這也將為德國汽車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培養一個新的增長點。2009年，德國頒布了《國家電動汽車發展計劃》，提出了到2020年德國電動汽車的生產能力達到100萬輛的目標。為了保證該目標的實現，德國政府已經累計投入5億歐元用于新能源汽車的研究和推廣。在政府的支持下，大眾、寶馬、奔馳等德國汽車制造業巨頭都加大了對新能源汽車的投入和研發，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開始形成。能源結構調整是德國生態工業模式的基礎。2000年，德國出臺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為了解決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問題，政府通過補貼的形式，對使用者進行價格補貼，從而大大降低了傳統能源在價格上的優勢，推動了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當前，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整個德國發電總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業創造的產值高達250億歐元，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大約25萬個，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環保意識深入人心是德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環保教育和環保宣傳方面，德國一直做得較好。環保意識和低碳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日常生活的習慣。比如，德國居民日常生活中將垃圾分類放置，分開處理；盡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產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復利用；公共交通系統發達，居民多主動環保出行。

三、丹麥模式

丹麥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堪稱典范。上世紀70年代，丹麥的工業化完全依賴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麥面積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陸架蘊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進口。基于國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麥開始嘗試改變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通過能源戰略的調整，立足本國實際，希望通過發展綠色能源，改變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風能發電是丹麥綠色能源模式的重點。丹麥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環海這一優勢為其帶來了大量強勁的風能。在西海岸約14公里的海岸沿線是丹麥最大的風力發電廠，可以提供160百萬瓦特的電力，占整個國家電力生產量的20%。海上風力發電的產能約為420百萬瓦特，占世界風力發電的30%。風能發電也促進了風電設備和風電技術的快速發展。目前丹麥的風電設備銷售已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0%，成為風電設備銷售最大的國家。風能發電裝機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過了荷蘭和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風電王國”。風電技術和服務外溢收益高達57億歐元，占丹麥出口總額的7.2%。

四、國外低碳經濟發展經驗借鑒

1.政府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主導。

在發展低碳經濟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政府要將發展低碳經濟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從法律、法規、政策等方面給予低碳企業、低碳行業、低碳產業支持。政府通過財政、稅收等優惠政策加強引導企業主動進行低碳技術的研發，運用先進的技術加快企業的低碳化改造。

2.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低碳化調整具有重要意義。

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式。產業結構調整是各個國家低碳化發展戰略中的重點，一方面加快對工業的特別是傳統工業的低碳化改造，通過節能減排技術、新能源技術、傳統技術升級等方式形成結構減排；另一方面將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產業培養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能源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術降低傳統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低碳或無碳新能源，擺脫經濟對高碳能源的依賴。

3.低碳技術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

加大對低碳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通過低碳技術、碳捕獲、碳封存等技術，加強對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術和服務的外溢收益逐漸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

4.低碳意識要深入人心。

通過加強低碳、環保教育和宣傳，幫助公民樹立低碳意識。意識影響行為，有了深入人心的低碳意識，公民才能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費方式等方面自覺養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好習慣。

作者：李婷婷 單位：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

國家經濟論文:國家會計制度體系下的中國經濟論文

一、會計制度與經濟增長作用機理分析

從某種程度上講，會計產生源于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所有者通過相應可靠會計信息，更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對企業進行必要監督，而經營者通過有效的會計信息，評價出企業經營發展狀況和設置相關的戰略發展目標，實際上經濟體所有者和經營者，在會計報告中獲得相關利益，可以直接被認為是經營者進行人力資源利用所產生的產權收益。可見產權會計制度下主要功能對產權進行有效界定、確認和維護，通過相應會計制度法律法規以及固有道德保障會計制度有效性實施，利益會計制度下財務處理及相關日常操作，約束和維護好相關利益群體權益。會計制度下經濟增長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在產權會計制度規范下，構建出一種更加有效經濟體組織形式，并確定相關利益群體的財權所有權，將個人經濟獲取不斷轉化成為一種社會性活動，保障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減少經濟利益分配過程中不勞而獲現象；二是通過產權會計制度制定相關政策，規范不同經濟利益主體利益獲取范圍，使經濟體在獲得收益同時，能夠提供真實可靠收益報告，實現一個復雜多變市場經濟活動系統，從宏觀到微觀逐級分解、界定和明確利益群體之間的權責，更好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雙贏式。可見產權會計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能夠不斷促進不同經濟體，提供高質量會計信息，使得經濟體產業發展能夠真實反應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從而通過產權會計制度影響社會經濟制度調整和控制，最終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會計制度協同發展的措施和建議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國經濟增長與會計制度之間有著相互促進和密不可分關系，會計制度會計準則制定和產權制度明確，將會對于我國經濟增長起到推動性作用，而經濟增長作為會計制度變遷需求，有利于促進和完善我國會計制度。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主體對于資源分配決定性作用地位越來越突出，這也直接要求我國政府能夠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會計政策；另一方面產權制度和會計制度之間相互作用關系，在我國宏觀經濟改革大環境下，產權結構多元的改革將會推動會計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會計制度進一步明晰和使用，將會更加有利于社會中利益群體之間產權分配和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政府對于經濟體監督支出，實現企業中經濟交易費用。本文建設性提出經濟增長與會計制度協同發展的措施和建議如下：

(一)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制度

與國際標準會計準則制度相比，我國會計準則制度還存在一定程度上差異性，結構和內容還存在不完善性，沒有構成多方面需求性主體，對于會計準則制度績效評價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時我國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各方經濟利益主體參與程度不高，本文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制度建議如下，一是有序改變現有會計準則制定機制，從博弈論角度看，只有經濟體各方利益者積極參與會計準則制度的制定，并進行規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準則才能實現利益多元化共贏納什均衡最佳狀態，才能使經濟體的各方利益達到滿足，進而推動各方經濟利益合理增長，可見會計準則制度應向公開方向發展，逐步改變政府性主導地位，實現多元化主體參與，達到動態博弈平衡；二是增強會計準則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國會計準則制定從最終目標上看，是為更好平衡各經濟主體之間利益關系，從過程上主要體現是否經過各利益群體之間多次博弈平衡結果，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科學合理性，必然需要一個相對透明環境，公共利益各群體積極參與及實現更為完善會計準則自我調整，因此建議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積極有序借鑒發達國家會計準則制定經驗，制定出積極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規，調動其個利益群體和公民代表積極參與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會計和產權制度的平衡博弈

從社會資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類高收益資源領域，不具備相應準入機制，各方利益群體將會爭向加入，以此獲得自身的最大收益，資源將會被無限制過渡性應用，直接說明人類社會發展需求與資源關系上存在一定矛盾沖突，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經濟利益體彼此排除對方，但是有必須相互合作，這實質上就是一類發展過程中博弈行為，會計制度和產權制度之間相互融合及制定，實質上是各個利益群體之間多次博弈，最后達到一種動態均衡關系，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作為一種經濟管理模式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選擇，會計外部環境條件，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過程，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由于從自身最大利益角度出發，為謀求自身生存和權益，在一定規則和制度環境下，勢必將會發揮經濟利益群體的主觀能動性去與企業經濟利益體進行博弈，達到一定范圍和程度博弈均衡，隨著科學技術和信息化不斷創新和信仰，又產生一種新博弈狀態，因此會計和產權制度相互影響就是一種不斷更新博弈平衡關系。保證和實現會計和產權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會計法，依據我國具體經濟實際情況，制定相應會計準則和行業制度，減少政府對于市場干預，造成的不必要資源浪費；二是會計制度制定必然嚴格體現出主導公平性，確實保證各個經濟利益群體公共利益；三是在會計和產權制度博弈過程中，在維護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前提下，選用合適方式，例如政府主導下誘導下會計和產權制度博弈，從而更好實現利益各方協調，滿足社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結論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國家會計制度體系，有著重要相互影響和促進關系，一方面科學合理國家會計制度體系，能夠更好協調各方利益群體之間利益關系，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為國家會計制度變遷提出新需求，為適應經濟增長，國家會計制度將會不斷優化自身結構和調節構成元素，可見，中國經濟增長與國家會計制度體系之間是一種生態循環發展關系。本文以新制度經濟學視域下相關理論觀點，從國家會計制度交易費用和產權兩個角度，探究和分析國家會計制度體系與我國經濟增長關系，最后建設性提出經濟增長與會計制度協同發展的措施和建議，一是在建立會計準則制度制定的過程中，應積極調動各利益群體積極主動參與，從而實現會計準則制定的科學合理性；二是會計和產權制度之間本身存在動態博弈關系，我國在經濟增長和會計制度協同發展過程中，應重視會計產權相關制度完善性、公平性和方式選擇合理性。我國經濟增長與國家會計系統之間協調發展研究，是一個隨著社會環境變化而不斷完善的工作，需要更多經濟學和相關理論研究學者，進行深入式探索性研究，本文旨在為進一步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國家會計系統之間相關問題，希望能夠提供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理論研究方向和建議。

作者：彭海紅 江立武 單位：華東交通大學理工學院 江西農業大學國土學院

國家經濟論文:國家宏觀調控市場經濟論文

一、宏觀調控與宏觀調控法

（一）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簡稱宏調）是政府實施的政策措施以調節市場經濟的運行。在市場經濟中，商品和服務的供應及需求是受價格規律及自由市場機制所影響。市場經濟帶來經濟增長，但會引發通貨膨脹，而高潮后所跟隨的衰退卻使經濟停滯甚至倒退，這種周期波動對社會資源及生產力都構成嚴重影響。所以宏觀調控是著重以整體社會的經濟運作，透過人為調節供應與需求，來達至計劃經濟之目標。宏觀調控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的調節與控制。是保證社會再生產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職能。在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宏觀調控主要運用價格、稅收、信貸、匯率等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

（二）宏觀調控法

宏觀調控法的產生源自于政府失敗理論。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論而生的。在賦予國家宏觀調控權的同時，也要對這個權力進行約束和規制，防止權力濫用。正是在這中授權與限權的平衡過程中，宏觀調控法應運而生。它除了要規定市場主體配合國家宏觀調控應如何作為，還規定政府調控的權限、范圍、程序、措施以及責任。目的是要為政府干預立章建制，實現政府干預法制化。宏觀調控法具有法的規范性、概括性、國家強制性和權力義務性的一般特征的同時，還具有自身的特征。宏觀調控法在一個方面對宏觀調控受控主體行為進行規制，另一方面又對宏觀調控主體行為進行規制。宏觀調整法作為經濟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特征：（1）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和多樣性；（2）調整范圍的總體性和總量性；（3）調整方法的間接性和綜合性；（4）調控主體和受體經濟權利(力)和義務之間具有不對等性；內容具有廣泛性、形式具有多樣性。

二、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基礎

（一）宏觀調控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宏觀調控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主要有兩個，分別是市場失靈理論與政府失敗理論。

1.市場失靈理論

市場失靈理論指的是有關市場調節無法解決社會產品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的問題及其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這一總量失衡問題的理論。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機制的完全性、市場主體決策的完全性和市場信息的充分、對稱足以使市場價格機制實現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有效調節。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古典經濟學中認為政府應對經濟的態度應該是自由放任，盡量不對經濟進行干預。但是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市場會失靈。市場的主要缺陷有以下幾點：（1）調節滯后，通常情況下都是市場變化在前，市場信號傳遞滯后，企業決策在后，企業等市場主體對市場的反應是對過去的市場變化作出的反應；（2）調節具有短期性，在短期資源配置上，市場調節是有效的，但是對于長期資源或者是周期較長的基礎設施則是很難起到作用；（3）調節有可能失效，市場調節不是對所有行業都有用的，例如國家定價的軍工產品、基礎教育收費、水、電、郵、公共交通等收費；（4）調節具有分化性，主要是通過市場調節會促進貧富差別加劇；（5）調節具有不經濟性，這主要是指的“企業外部不經濟”，如企業為追求微觀經濟效益，不愿治理環境污染，轉嫁自己的責任等現象的出現；（6）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這種缺陷會促使主體無效益的生產交易，信息不對稱則會破壞自由競爭；（7）市場機制具有唯利性，追逐最大化個體利潤是市場機制下市場主體的本質追求，但這卻不是一種理性的調節。市場失靈的主要體現有以下幾方面：（1）市場的自發性必然導致壟斷和寡頭，從而導致市場的低效或無效率，壟斷主體對競爭優勢的濫用破壞著正常的競爭秩序和公平的競爭關系，市場調節機制內在的調節功能和目標難以實現；（2）外部經濟導致投資者缺乏經濟性，而外部非經濟性又導致污染，影響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3）市場不能提供發展所需要的經濟結構變化，比如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對夕陽產業的調整等；（4）市場規則是一種“叢林規則”，無情的競爭必然導致弱肉強食，最終出現兩極分化。如果任憑市場競爭必然導致社會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進公共利益。

2.政府失敗理論

國家的調節機制和國家經濟職能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克服市場失靈而產生的。然而國家調節亦非萬能它有許多缺陷，為糾正、彌補市場運行機制的局限與缺陷，國家干預是必要的，但由于過去國家長期遠離經濟生活，在政府調節時缺乏經驗，容易發生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反而破壞社會經濟結構和市場正常的運行秩序;另一方面，政府作為權力的中心，權力與經濟結合，容易滋生腐敗或侵犯市場主體的正當權益。因此，政府調節也存在缺陷，也會發生調節失靈。這就需要我們用法律方式去規范政府調節市場的行為，防止政府失敗，宏觀調控法律就擔當起了這一社會責任。政府失敗的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1）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的分離，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負效益的運行，形成外部負效應；（2）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為，為了競選或顯示輝煌政績、官場升遷，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視未來成本和效益。

（二）宏觀調控法的社會結構理論基礎

當今的宏觀調控法具有一定的社會結構理論基礎，而市民社會－團體社會－政治國家的三元社會結構基礎正是其社會理論結構基礎。在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闡述了一個重要的思想：以社會制約權力。社會中間層的崛起會有一個顯著的效果就是使得政府的職能被弱化。政府職能弱化是一個權力轉移的過程，它代表著政府將一部分職能轉移給社會中間層。在有社會中間層加入的社會結構中，政府可以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制約社團的不正當的利己傾向，而社團可以以自身的名義制約政府，防止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政府將一部分職能轉移給社會中間層，既有利于減輕政府的調控負擔，又可以充分發揮中間層私立性僅服從于法律、公共利益性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優勢而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在這一個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權力或職能進一步弱化。宏觀調控法也因此更“宏觀”、更“間接”。反映在宏觀調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國家的宏觀調控權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體，更具有間接指導性而不是直接參與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對社會中間層（主要是各種社會團體）這一經濟法主體的規定不能再像從前模糊簡略一帶而過而必須對其成立、職能、活動方式及法律責任作明確具體的規定。社會中間層的出現于發展不在允許“非此即彼”地來解決宏觀調控問題。此外，在宏觀調控法中設立公益訴訟機制也勢在必行。以團體訴訟、小額訴訟、訴訟援助計劃來抵御政府行政機關和廠商的不法行為，也正是經濟法社會利益本位的最佳體現。以“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來布置宏觀調控法體系是新時期宏觀調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當然是當代宏觀調控法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結語

如何實現國家的有效宏觀調控，并使得國家宏觀調控變得更加的有效，一直都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課題。市場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經濟運行中究竟誰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也許會一直爭論下去。因為社會在發展，經濟環境在不斷的變化，宏觀調控也只有在動態變化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才能真正為經濟發展引航指路。關于宏觀調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將不斷深化和細化，必將對立法和實踐提供最可靠的理論支持。

國家經濟論文:國外典型國家低碳經濟論文

一、德國模式

德國作為工業大國，其在保護環境上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國了第一個環保法案——《環境規劃方案》，該法案較為全面的將環境保護納入到法律的范疇之內。1996年，德國出臺了《循環經濟和廢物處理法》，力圖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加強對廢棄物的綜合利用來節約資源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國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文件，明確將低碳經濟作為實現現代化的指導方針，將生態工業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重點，將低碳技術作為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從嚴格執行環保政策、制定各行業能源有效利用戰略、擴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圍、可持續利用生物質能源、推出刺激汽車業改革創新措施及實行環保教育、資格認證等6各方面全面實施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汽車工業的低碳化是德國生態工業模式最大的亮點。汽車工業作為德國最基礎的產業，一直都是推動德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德國以新能源汽車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術和低碳技術，推動汽車制造業的低碳化轉型，這也將為德國汽車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培養一個新的增長點。2009年，德國頒布了《國家電動汽車發展計劃》，提出了到2020年德國電動汽車的生產能力達到100萬輛的目標。為了保證該目標的實現，德國政府已經累計投入5億歐元用于新能源汽車的研究和推廣。在政府的支持下，大眾、寶馬、奔馳等德國汽車制造業巨頭都加大了對新能源汽車的投入和研發，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開始形成。能源結構調整是德國生態工業模式的基礎。2000年，德國出臺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為了解決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問題，政府通過補貼的形式，對使用者進行價格補貼，從而大大降低了傳統能源在價格上的優勢，推動了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當前，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整個德國發電總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業創造的產值高達250億歐元，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大約25萬個，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環保意識深入人心是德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環保教育和環保宣傳方面，德國一直做得較好。環保意識和低碳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日常生活的習慣。比如，德國居民日常生活中將垃圾分類放置，分開處理；盡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產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復利用；公共交通系統發達，居民多主動環保出行。

二、丹麥模式

丹麥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堪稱典范。上世紀70年代，丹麥的工業化完全依賴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麥面積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陸架蘊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進口。基于國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麥開始嘗試改變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通過能源戰略的調整，立足本國實際，希望通過發展綠色能源，改變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風能發電是丹麥綠色能源模式的重點。丹麥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環海這一優勢為其帶來了大量強勁的風能。在西海岸約14公里的海岸沿線是丹麥最大的風力發電廠，可以提供160百萬瓦特的電力，占整個國家電力生產量的20%。海上風力發電的產能約為420百萬瓦特，占世界風力發電的30%。風能發電也促進了風電設備和風電技術的快速發展。目前丹麥的風電設備銷售已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0%，成為風電設備銷售最大的國家。風能發電裝機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過了荷蘭和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風電王國”。風電技術和服務外溢收益高達57億歐元，占丹麥出口總額的7.2%。

三、國外低碳經濟發展經驗借鑒

1.政府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主導。在發展低碳經濟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政府要將發展低碳經濟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從法律、法規、政策等方面給予低碳企業、低碳行業、低碳產業支持。政府通過財政、稅收等優惠政策加強引導企業主動進行低碳技術的研發，運用先進的技術加快企業的低碳化改造。

2.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低碳化調整具有重要意義。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式。產業結構調整是各個國家低碳化發展戰略中的重點，一方面加快對工業的特別是傳統工業的低碳化改造，通過節能減排技術、新能源技術、傳統技術升級等方式形成結構減排；另一方面將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產業培養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能源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術降低傳統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低碳或無碳新能源，擺脫經濟對高碳能源的依賴。

3.低碳技術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加大對低碳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通過低碳技術、碳捕獲、碳封存等技術，加強對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術和服務的外溢收益逐漸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

4.低碳意識要深入人心。通過加強低碳、環保教育和宣傳，幫助公民樹立低碳意識。意識影響行為，有了深入人心的低碳意識，公民才能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費方式等方面自覺養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好習慣。

作者：李婷婷單位：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

國家經濟論文: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論文

一、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農業經濟發展就是其中一個方面。下面將主要介紹歐盟、美國、日本以及印度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成就。

1、歐盟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區域經濟組織之一，其經濟發展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歐盟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完善的體制。歐盟國家有著得天獨厚的農業經濟發展資源：良好的氣候條件、充沛的水資源以及廣闊的平原都為歐盟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農業經濟發展因素不僅僅只有自然條件，它還需要充分的社會條件，即農業經濟發展政策。歐盟各國為了發展農業，都制定了完善的農業保護和激勵政策。這些政策通過財政資助的方式激勵從事農業經濟發展的農民，使得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濟收入達到從事其他行業人員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國在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確規定，從事農業的人員應與從事其他行業人員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讓從事農業的人貧窮。其次，歐盟各國還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各級農業經濟發展服務組織，即農業協會。農業協會作為非官方的組織，能夠在農業生產、市場以及政府三個層面架構溝通和協調的橋梁，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第三，歐盟農業經濟高效發展得益于農業機械化程度高。工業革命首先出現在歐洲，工業發展的歷史使得歐盟非常重視農業經濟發展中的機械化運作。機械化運作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而且還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民。最后，歐盟在發展農業經濟中注重農業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經濟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進行加工、運輸和營銷，實現農產品的附加值，這就是農業產業化道路。

2、美國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美國是世界最大農業出國口，其農業生產效率以及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是驚人的。作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美國始終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美國發展農業經濟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進行的。首先是宏觀層面的立法，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農業發展地位以及保障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利益。農業經濟發展涉及到土地、稅收、信貸以及市場等各方面因素，農業法律能夠保證農業生產的有序發展，從而實現更大經濟效益。其次，美國高度重視農業生產的環境保護工作，確保農業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進入20世紀后，國會和政府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環境保護與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結合起來，鼓勵農場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農業教育，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以及農業生產者的文化素質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根本措施。自從1862年美國國會頒布《莫雷爾法案》起，農業教育就成為美國農業經濟發展重要的動力。

3、日本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日本國土面積小，土地資源極度有限，農業經濟發展受制于自然條件。由于農業發展資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過制定政策和規劃來發展本國農業經濟。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頒布了關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法律，即《糧食、農業與農村基本法》。法律規定和保證了日本農業生產中的糧食供給穩定性，努力提高糧食的自給性。除了立法保障農業發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還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本國缺乏競爭力的農業生產，以促進本國農產品的銷售進而保障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收入。政府財政支持也是日本發展農業經濟的重要舉措。日本各級財政用于農業的直接投資，主要是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技術開發，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和擴大經營規模等發放各種補助金。政府財政支持之余還通過金融措施加強對農業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保障農業經濟發展對于資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個舉措之外，日本還鼓勵和支持農民開展多樣性的農業合作經濟，建立各級農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業經濟的效益化發展。對于日本來說，日本農業經濟發展只能依靠科學合理的政策和先進的技術作為支撐，而他們正是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發展。

4、印度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印度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之一，同我國一樣面臨著農業農村發展問題。印度發展農業經濟首先也是立足頂層設計，在國家發展計劃中確立農業經濟發展地位。印度在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就著重強調了農村發展與農業改革的目標。農業經濟發展取決于農產品是否能夠被市場“實現”。印度政府重視農產品的銷售，采取多種政策促進農產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財政支出，取消農產品和海產品出口稅，促進出口。促進出口就能夠增加農民的收入，從而激發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視農業經濟發展對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過廣泛推廣復種技術、使用化肥、開發高產品種、提高和普及灌溉技術，使得印度的糧食生產有了大大增長，1978年糧食產量達到1.319億噸，基本停止了糧食進口，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糧食自給。

二、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評價

以歐盟、美國和日本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案例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以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也具有現實比較意義。前文重點介紹了這些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們具有較大的共性特征。作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農業經濟發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過程度地促進了本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各國政府普遍重視農業經濟發展，在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使得農業經濟發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農業經濟發展相關利益主體的基本利益，從而有利于激勵農業經濟發展的相關主體。其次，政府主導、社會積極參與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主體積極參與的農業經濟發展服務組織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農業經濟的一個特色。這種服務組織可以是官方組織，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組織。農業發展服務組織的作用是在社會、政府、市場以及農業生產主體之間架構橋梁，以促進社會科學技術用于農業；促進教育資源流向農村以及農業從業者；促進政府政策或資金傾向農業；促進農產品深加工并順利走向各級市場，從而實現農業經濟的全面發展。這種農業發展服務組織具有一定自組織性質，靈活方便，能夠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種資源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吸取了工業革命帶來巨大物質財富同時產生惡劣自然環境的教訓，普遍重視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保護農業生產環境，促進農業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規則下，資本主義國家都想方設法規避WTO規則以最大程度補貼本國農業生產，以提高農業產量和農產品競爭力。

三、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啟示

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眾多，農業經濟發展起步較晚，整體發展優勢不明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和學習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有利于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

1、加強政府宏觀調整，制定符合我國農業發展實際的政策和措施

我國政府一向高度重視農業經濟發展，農業經濟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政府要將重視轉化為實際行動，突出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加強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引導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業生產。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農業經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世貿組織規則下，政府要努力實現對農業生產的補貼，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激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2、建立農業服務組織，促進農業經濟高效、規范、可持續發展

農業服務組織包括農業經濟合作社、農業科研服務組織以及農業教育等。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都采取農業經濟合作社的方式，這種方式能夠有效整合農業經濟發展的各種資源。農業經濟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載體。而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業經濟高效發展的重要路徑。我國要完善農村合作社制度，不斷提高農村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會要鼓勵和支持農業科研服務組織的建立，建立“高校—企業—農業”三位一體的“產學研”發展模式，提高科學技術對于農業經濟發展的貢獻。此外，加強農業教育也是農業經濟可持續化發展的重要基礎。通過農業教育不僅能夠提高農業從業者的技術素質，還能促進農村地區文化水平的提高，從而為農業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3、積極倡導和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農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循環農業是現代農業經濟的一個重要領域，是農業經濟與自然環境的互利耦合，是農業經濟的科學轉型。農業經濟發展受制于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自然條件相比較社會條件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現代農業生產過度使用化肥以及人為對自然的破壞都進一步加深了農業自然環境惡化。自然環境惡化就意味著農業生產資料的缺失，那么農業經濟發展就會失去基礎。要發展農村經濟，就必須把發展生態循環農業作為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堅持資源保護與集約開發、污染防治與循環利用、投入減量與生產清潔并舉，加速推進生態循環農業的發展。由此可見，促進生態農業、生態旅游以及生態農村發展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付巖巖工作單位：平頂山學院

國家經濟論文:國家經濟政策對家電行業的影響

近幾年國家家電政策措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穩定了經濟增長,拉動了國內消費需求,對家電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家電下鄉”、“以舊換新”和“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政策的推行,使家電企業逐步擺脫出金融危機的影響,近幾年市場購銷兩旺,企業盈利狀況好轉,行業發展回升態勢明顯。本文研究的重點在于通過對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青島海爾)近幾年的財務數據分析,深入探討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所帶來的影響。

一、針對家電行業的“三大國家經濟政策”

1、家電下鄉政策

從2007年12月開始,“家電下鄉”政策開始在山東、河南、四川三省進行試點,即對農民購買彩電、冰箱(冷柜)、手機等三類規定產品型號,按銷售價格13%給予財政補貼。2008年之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日益加深,新形勢對家電下鄉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據經濟形勢變化,為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改善民生,拉動消費促進生產,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在全國推進家電下鄉,又增加了摩托車、電腦、熱水器、空調四類補貼品種。每個省份的實施時間統一定為4年。

2、以舊換新政策

2009年6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制定的《促進擴大內需鼓勵汽車家電以舊換新實施方案》,2009年6月28日,財政部會同商務部等七部局印發《家電以舊換新實施辦法》,2009年7月1日,環境保護部印發《關于貫徹落實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加強廢舊家電拆解處理環境管理的指導意見》,2009年8月21日,財政部印發《家電以舊換新運費補貼辦法》。至此,家電以舊換新工作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福州和長沙9個試點省市全面啟動。2010年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推廣實施期延伸至2011年12月31日,實施省市范圍進一步擴大。

3、節能產品惠民工程

2009年5月18日,財政部印發《關于開展“節能產品惠民工程”的通知》和《高效節能產品推廣財政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決定對能效等級1級或2級以上的空調、冰箱、平板電視、洗衣機、電機等十大類高效節能產品進行財政補貼。根據國家《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推廣實施細則》,在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對節能空調、電視、冰箱、洗衣機、熱水器等產品進行國家補貼。

2012年“以舊換新”政策結束。為期四年的“家電下鄉”政策于2013年1月31日正式退出。“節能補貼”于2013年5月31日完結。隨著家電政策逐步退出,這幾年國家經濟政策到底對家電企業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究竟給企業帶來的多大收益,接下來我們通過對青島海爾近幾年的財務數據進行解讀,分析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的綜合影響。

二、對青島海爾的主要財務數據分析

從表1數據可以看出青島海爾2008-2012年:該企業營業收入逐年增長,五年中營業收入實現了翻翻,政策受益明顯;貨幣資金持有量增長尤為突出,由2008年的24億元增長到162億元,增長了661%,企業貨幣資金量非常充足,有益于企業長遠的發展;2008年的存貨,該企業為應對金融危機主動調整了存貨的管理,倡導“零”庫存管理理念,壓縮了企業整體庫存數量。2009年受國家經濟政策的重大影響, “家電下鄉”產品供不應求,“以舊換新”刺激了消費需求,企業產品銷售旺盛,市場需求超預期,企業存貨進一步下降。2010年企業加大生產力度,增加原材料和補充庫存保有量。隨后兩年存貨保有量進一步提升,存貨的變化,隱含著說明國家經濟政策對其重大影響;該企業總資產更是飛速增長,由2008年的122億元增長到496億元,增長明顯,企業規模進一步壯大。

三、對青島海爾財務指標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企業的盈利能力是指企業獲取利潤的能力,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強,企業發展越強勁,其給予投資者的回報也會越高。另外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強,企業的債務越有保障。

從表2數據可以看出青島海爾2008-2012年:該企業的凈利潤逐年提升并出現了快速增長,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銷售毛利率略有提升但幅度不大,基本穩定。營業利潤率和凈利潤率有小幅的提升,但整體的盈利水平仍然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這與家電行業競爭激烈,行業利潤率偏低密切相關。總資產凈利率穩步提升,近兩年隨略有回落,但該公司總資產的利用效率還是很高的。

(二)償債能力分析

償債能力是指企業償還到期債務和利息的能力,包括短期償債能力和長期償債能力。企業的償債能力是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能力的重要標志,是企業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從表3數據可以看出青島海爾2008-2012年: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在五年中整體上呈現逐步下滑態勢,反映出該公司短期償債能力越來越弱,特別是最近三年尤為明顯,流動比率略高于1而速動比率接近1。青島海爾的短期償債能力令人堪憂;從資產負債率上看,青島海爾呈現上升趨勢,說明該公司長期償債能力逐漸減弱,隨著時間推移財務風險在逐步增大,截止2012年企業資產負債68.95%偏高。青島海爾償債能力下降,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這與企業近幾年生產銷售兩旺有關。在經營過程中企業加大了往來業務無憂占款的力度,應付票據和應付賬款金額大幅增加,導致企業長短期償債能力均出現下降。

(三)營運效率分析

營運效率反映了企業資產周轉的使用情況,是企業管理資產能力的進一步體現,對其進行分析可以了解企業的營運狀況和經營管理水平。資產周轉狀況良好,說明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高,資產利用效率高。

從表4數據可以看出青島海爾2008-2012年:應收賬款周轉率和存貨周轉率在五年中有一定幅度的波動,但應收賬款和存貨均保持了比較高的利用效率,體現出該公司應收賬款和存貨的管理水平較高;目前企業固定資產周轉率與2008年相比有所提升,固定資產利用效率提升究其原因是,企業營業收入逐年大幅增長,而企業的固定資產卻增長幅度有限 ,這說明該企業這幾年加強了固定資產的管理與利用,充分挖掘其現有固定資產,提升了對其利用效率;流動資產周轉率相對來說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近幾年企業流動資產大幅增加所致,流動資產中貨幣資金和應收款項增長尤為明顯;總資產周轉率在五年中有小幅度的波動,近兩年略有下降,但總體來說企業的總資產周轉速度是很快的,企業總資產的利用效能是很高的。

(四)現金狀況分析

從表5數據可以看出青島海爾2008—2012年:從現金凈流量看,該企業近幾年一直大于零,現金凈流量持續增加,說明企業現金比較充裕。細分析該企業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一直都大于零,并且出現快速增長。說明企業經營良好,“自我造血”功能很強,為企業擴大生產經營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投資活動現金凈流量近幾年一直小于零,說明企業加大了投資力度,有利于企業未來的生產經營,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籌資活動現金凈流量除2011年之外均小于零,企業在這一大期間中發生償還債務、支付籌資費用或進行利潤分配的資金比銀行借入的資金多,這說明企業自有資金充裕,對企業長遠發展有利;從凈利潤現金含量和銷售現金比率上看,該企業的兩個指標都比較高,表明企業銷售回款能力較強,成本費用低,財務壓力小。

(五)發展狀況分析

從表6數據可以看出青島海爾2008-2012年:該企業營業收入穩定增長。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增長率緩慢,2009年開始受益于國家經濟政策,營業收入增長速度加快,2010年受國家經濟政策影響營業收入出現快速增長,增長率達到83.71%;企業凈利潤也呈現逐年增長趨勢,其中2009年的凈利潤增長幅度最大為105.46%;該企業總資產和凈資產增長率,金融危機之后增長快速,在“家電下鄉”、“以舊換新”和“節能補貼”政策影響下,企業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困擾,企業總資產出現快速增長,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凈資產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總資產增長速度。側面發映出企業負債增長速度高于總資產增長速度,資本結構的不合理變化是導致企業償債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綜合分析與評價

從近幾年青島海爾財務數據來看,該公司受益于“三大國家經濟政策”效果明顯,無論是從營業收入增長,還是從總資產的增長,還是企業經濟效益利潤的增長來說,企業經營的各個方面均受益很大。國家經濟政策確實為家電企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穩定了家電行業發展,促進了家電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

家電“三大國家經濟政策”從實施情況來看,成效顯著。家電下鄉產品成為農民購買家電產品的首選,受到農民的廣泛歡迎,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累計銷售家電下鄉產品2.98億臺,實現銷售額7204億元。在“家電下鄉”政策中,國家動用補貼資金將近1000億元。該政策激活了農民的購買力,擴大了消費市場。“以舊換新”財政補貼政策更加促進了居民消費,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國銷售5大類以舊換新新家電8130萬臺,直接拉動消費3004億元,共收回5大類廢舊家電8373萬臺,國家經濟政策帶動家電消費作用明顯。節能惠民工程給消費者、生產商到零售商都帶來了不少益處。減輕了消費者購買壓力,促進了家電行業節能產品研發和生產能力的提升,為國家節能環保事業做出了貢獻。家電產品節能惠民政策不僅實現了惠民的政策目標,還取得了穩定家電行業發展、均衡內外貿等多重政策效果。

國家經濟論文:經濟一體化與國家主權的碰撞論文

關于西方學者對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暫且不談,僅就中國學界的研究來說,我國早期歷史文獻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國家政務，以下就是由精品學習網為您提供的經濟一體化和國家主權的碰撞。

當20世紀80年代行政學在中國恢復時,學者們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隨著國家而出現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國家權力的管理活動,凡不屬于國家機關的管理活動,便不屬于行政。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把行政確定為國家機關的管理活動,不僅更符合漢語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國憲法對行政概念的界定。長期以來,我國學界主流觀點是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簡稱行政,是政府依法對國家事務、自身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活動。這一含義表明:行政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會組織”,“公共行政學又叫行政學、政府管理學”。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體的“劃分很難有明確的界限,因為我們對公共服務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擴展了。公共服務不僅包括政府的三個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門,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個層次,而且包括非營利部門。所以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成為所有追求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人員。”人們今天所講的公共管理,與名義上稱之的“行政管理”,而實際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有政府,而且還包括社會中那些追求為公共利益服務的非政府公共組織。政府管理與公共管理是兩個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內的全社會開放式管理體系。

20世紀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發達國家均出現了大規模的政府再造運動。與之相伴隨的“新公共管理”,其實踐背景正是各國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運動。

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還需若干配角。編輯老師為大家整理了經濟一體化和國家主權的碰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國家經濟論文:探討經濟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主導產業的演替

在人類社會已經跨入21世紀的時候,各種跡象表明經濟全球化呈現出加速的態勢。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幾乎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了以工業化為主體內容的經濟發展過程,因而它們之所以發達的全部成就的基礎可以歸結為工業發達的成就;幾乎所有不發達國家都承受著傳統農業占絕大比重、現代工業不足的歷史壓力和拖累,因而,它們之所以不發達的經濟根源可以歸結為現代工業的不發達”(注:劉偉.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從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命題出發,主張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當前世界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同世界性的改革開放浪潮,特別是與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融合在一起,這就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主導產業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須樹立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主導產業演替新觀念。而要樹立這一新觀念,首先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有一個準確的把握。

一、經濟全球化的涵義及其影響

1.經濟全球化的涵義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根本的特征。隨著對經濟全球化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經濟全球化所下的定義真可謂成千上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經濟全球化下的定義是:“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1997(5),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國《科林斯商務詞典》認為:“國際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過出口向國外經濟進行擴張,但尤其專指通過對外國的投資,建立生產部件的工廠、制造車間和銷售子公司。”德國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卡爾·海因茨·巴奎認為:“當談論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的時候,具體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貼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貿易聯系的密切程度為基準的。根據這種見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國界的貿易額在世界生產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經濟就越強烈地全球化。”(注:張世鵬.關于全球化研究的幾個問題.國外理論動態.1998(3))中國社科院裘元倫研究員則將經濟全球化歸為三類,即制度論、網絡論和傳統論。制度論總共有五種制度論者,他們的共同點是,從制度的角度觀察當今的經濟全球化。網絡論是指經濟全球化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過程。這個過程是網絡化的增長。傳統論主要是借助于國際貿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指標來界定經濟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斷其進程。盡管現在全世界對經濟全球化這個概念沒有統一的界定,但從根本上來看,經濟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歷史過程。其實質是一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

2.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一直是久論不衰的話題。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的一個契機,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陷阱”,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警惕。

筆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高度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創新的雙重影響下,社會生產力已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從而進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圍的資金流動,擴大了國際市場,促使各國經濟更加開放,經濟全球化趨勢已銳不可當。因而經濟全球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已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須面對的一種現實。從總體上說,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參與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吸收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并最終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經濟風險、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

那么,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有何影響呢?筆者認為,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從機遇方面來看,經濟全球化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和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帶來了國際分工的大發展、產業的大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大流動,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這個契機,根據國內外市場的需要,不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利用幾乎是不付費的后發優勢,大力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把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本國,迅速實現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在更高的技術層次上加快工業化的進程。從挑戰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調整實現產業升級,把一些技術相對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其結果,雖然使發展中國家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得到較大發展,但自然環境受到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資源浪費嚴重,更重要的是無助于發展中國家更好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加快科技進步,使發展中國家內部產業嚴重失衡,對發達國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漸加深。

二、主導產業的定義

要研究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導產業演替問題,還必須對什么是主導產業加以界定。

主導產業是一個相對概念。有人認為,主導產業是指“能夠較多吸收先進技術、面對大幅度增長的需求、自身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并對其他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的產業部門。”(注:江小娟.世紀之交的工業結構升級.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205.)有人則指出“在特定的時期內,主導產業有快于其他產業的增長勢頭并正在或已經在產業結構中占據優勢比重;主導產業通過其前后向關聯與旁側關聯能夠對整個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高度化發揮明顯的‘主導性’作用,即能夠確實地將其活躍的增長勢頭,優勢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效果廣泛而深刻地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中去”。(注:劉偉.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247.)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則認為“一個新部門可以視為主導部門的這段時間,是兩個相關因素的復合物:第一,這個部門在這段時間里,不僅增長勢頭很大,而且還要達到顯著的規模;第二,這段時間也是該部門的回顧和旁側效應滲透到整個經濟的時候”。(注:WW·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綜合

他們的觀點,主導產業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或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上出現的一些影響全局的、在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能通過其前后向關聯與旁側關聯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的產業部門。主導產業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主導產業應該是能對較多產業產生帶動和推動作用的產業,是前后向關聯和旁側關聯度較大的產業。第二,由于主導產業的存在及其作用會受特定的資源、制度和歷史文化的約束,因此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個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主導產業也是不一樣的,它會受所依賴的資源、體制、環境等因素的變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導產業演替順序是:紡織工業鋼鐵、機械、化學工業汽車、家電工業電子工業等高技術產業。第三,主導產業應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導產業應能夠誘發相繼的新一代主導產業,因此,特定階段的主導產業是在具體條件下選擇的結果。一旦條件變化,原有的主導產業群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就會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導產業所替代。第四,主導產業應具有多層次性。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過程中,既要解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問題,又要解決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問題,因此,處在戰略地位的主導產業應該是一個主導產業群,并呈現多層次的特點,實現多重化的目標。

三、面對經濟全球化,樹立主導產業演替新觀念

1.客觀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

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快的現實,發展中國家應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更加突飛猛進,特別是在信息技術產業的推動下,全球出現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場為基礎的、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的“新經濟”。發展中國家應該揚長避短,以積極的姿態抓住這一發展機遇,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當然,發展中國家也應正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應看到現存的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大部分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制定的,因而有利于發達國家,而只是有條件地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性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始終處于不利地位,資金匱乏、技術落后使它們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過時產業的轉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以國內市場份額換取技術升級的辦法。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下,加快工業化進程中的主導產業演替,這確實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難題。

2.樹立主導產業演替的新觀念

當今發達國家已開始邁入后工業社會,信息經濟成為主導產業,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卻在為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奮斗。因此,要加快主導產業的演替,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必須樹立新的觀念。

(1)樹立牢固的市場經濟觀念。經濟全球化也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機制是通過數百年的探索、發展才成熟起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市場經濟機制更趨完善。發達國家不僅有發育成熟的消費品市場,而且有高度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技術市場等,價格機制通過這一市場體系發揮作用。市場經濟具有盲目性、自發性,成熟而發達的市場經濟機制可以通過宏觀調控的作用,盡可能消除因市場的放任自由而帶來的弊端。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尚處在起步階段或不完善階段,而且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財政、貨幣、產業政策及經濟法律法規也極不完備,這不僅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很好地通過全球市場來配置資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而且使發展中國家缺乏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為此,發展中國家必須進一步樹立市場經濟的觀念,要認識到只有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強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才有可能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增強本國產業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揚長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場經濟的無序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保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序進行。

(2)樹立新的發展戰略觀念。多年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推行趕超戰略,將高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政府一方面強力干預經濟并大力扶持大型企業集團;另一方面控制間接融資和抑制直接觸資,同時實施出口導向和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不可否認這種發展戰略在東亞經濟成長中確實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不斷加快,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已面臨困境。如繼續按照傳統的發展戰略,以低技術、低附加值、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去換高技術、高附加值、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將使自己越來越陷于被動,既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增強競爭力,也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因此,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戰略,樹立新的發展戰略觀念:由重速度的發展向重質量的發展轉變,由產業保護向開放市場轉變,由引進產品向引進技術轉變,由出口導向和最終產品替代向出口與投資并重和中間產品進口替代轉變,由間接融資為主向間接、直接融資并舉轉變,等等。(注:張承惠.經濟全球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挑戰.經濟工作學習資料.1998(66).)

(3)樹立新的資源觀念。當今時代,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信息資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資源而成為主導產業演替、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經濟增長或發展的重要經濟戰略資源。80年代以來,迅速興起的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包括信息網絡、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術和海洋開發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信息產業即將超過傳統產業而成為發達國家的最大產業。技術和信息作為經濟戰略資源在世界經濟增長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術具有極強的產業爆發力和拉動力,因而發展中國家應重視對信息資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使其成為產業結構升級、主導產業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礎。

(4)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書中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這一定義得到了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認可,成為最為人們廣泛接受的定義。然而,發達國家總是希望通過產業調整和升級,把一些資源消耗比較多的、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有關報告指出:按有些國家消耗地球上資源的程度,留給后代的資源將所剩無幾。世界許多地區處于惡性循環之中:窮人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過度使用自然資源,而環境的惡化使他們進一步貧困化,使他們的生存更加困難和無保障(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還有人指出,目前發展中國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處理就排入地表水。工業固體廢棄物、農藥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應避免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邊產業結構調整、邊發展、 邊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并轉變發展觀念,重視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速發展環保和新能源等產業,保證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

四、發展中國家主導產業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其他各種內外條件差異很大,而且經濟全球化也使得國際競爭空前激烈,發展中國家在競爭中不僅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嚴峻挑戰,也面臨發展中國家彼此間的競爭。因此,在構建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相適應的主導產業演替模式時,具體到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關鍵就看這個國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國情、符合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演替。

1.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符合國情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主導產業選擇基準

發展中國家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主導產業演替的成功經驗,以增強自己在主導產業選擇過程中的判斷能力、選擇能力和創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彎路。前面我們已分析過,在工業化進程中,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不同的主導產業。這種主導產業的特征,首先表現為其本身具有較高的增長率,其次表現為通過其前后向關聯,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的增長。工業化進程發展階段的更替表現為主導產業按一定的次序變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階段是以輕工業為中心的消費資料發展階段,應結合本國自身情況充分發揮各自在資源、勞動力價格低廉方面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初級產品加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選擇以紡織、食品等輕工業作為主導產業。在進入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時,主導產業也就應演替為鋼鐵、能源、機器制造、化工等。在進入高加工和組裝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時,家電工業、汽車制造業就被演替為主導產業。在這個基礎上,工業化進程又進入技術密集型的發展階段,這時發展中國家應選擇航空、航天、核工業、電子計算機等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產業。主導產業的發展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然而,當一國主導產業的先進技術及其影響已經擴散到各地區和各部門之后,也就需要選擇新的主導產業來取代舊的主導產業。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信息網絡、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術和海洋開發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世界銀行1998/1999發展報告指出,在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和通訊技術正在發揮一種主導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經濟中展開競爭,發展中國家必須把開發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礎設施作為全國的目標”(注:世界銀行1998/99世界發展報告.知識與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62.)。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在面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時,應正確選擇經濟開放的速度,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積極引進外資,以自身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為根本,綜合運用競爭與合作這兩種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層次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條件成熟的發展中國家還應利用自身的后發優勢,把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導產業來加以大力發展,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2.制定科技優先、技術創新的法規和政策,大力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開發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后進國家超越先進國家的現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國家都是運用科技的手段來實現后發效應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在經濟全球化中占據有利地位,就必須在高新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從而促進高技術產業群的形成和發展,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高級化。當然,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時,要做到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相結合。發展中國家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與裝備,不僅可以替代有關技術和裝備的研究與開發,大大加快工業技術進步過程,產業結構也可不斷優化和升級,并避免有關風險,在更高的技術層次上開始工業化進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產業群成為經濟增長源泉和知識密集型的技術產品在國際貿易中不斷上升的今天,發達國家技術更新速度加快,發展中國家引進的技術將會很快落后,依靠傳統的引進、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求得發展的方式,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難以成功地實現“后發效應”。換言之,發展中國家依靠接替發達國家轉移的邊際產業來完成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升級(或者說主導產業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現對外國技術的嚴重依賴性。這種產業升級模式對處于低級階段、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一條加快產業升級的捷徑。但是隨著產業的不斷升級,主導產業的逐步演替,這種依附型的產業升級模式必須被自主型的產業升級模式所取代。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時間內,高新技術是引不進、買不到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也嚴格控制技術轉移。跨國公司90%以上的研究與開發是在母國進行的,跨國公司依靠高新技術和名優產品的優勢謀取壟斷地位和高額利潤的屬性沒有改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注重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時要特別注意引進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大技術和關鍵技術。與此同時,還要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的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新路子,使技術“內生化”,從而擺脫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嚴重依賴,以此推進主導產業向高技術演替。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必須制定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確定對整個經濟增長帶動作用大的主導產業并制定相關的扶持政策,完善技術創新政策和法規體系,不斷“創造”比較優勢并實施后發優勢戰略,促進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組織協調能力的宏觀管理體制

選擇好主導產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有一個高度理性和組織協調能力強的政府。美國貝爾實驗室前總裁伊恩·羅斯博士曾指出,一個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無到有地發展高技術產業,一個先進的國家也可以從有到無地喪失高技術產業,其中的關鍵在于國家的技術政策。因為,正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引進國外資金,合理利用本國的資源,制定對主導產業的扶持政策,進行重大基礎科學項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統一領導下進行規劃、引導、協調。應該說市場經濟中,產業結構的調整、主導產業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強政府在產業政策上、主導產業的選擇上進行協調。一般來說,基礎設施建設,高技術、高風險產業的發展等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干預的重點領域,各國都需要在相應領域推行必要的產業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哪些產業“長”,哪些產業“短”,哪些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作用大,并據此選擇主導產業以及支持發展和限制發展的產業。再比如,在有些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產業政策解決某些結構問題,促進主導產業的較快增長,如瞄準一些較高技術水平的產業,采用各種措施促進其較快發展。為了加快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政府也應加強宏觀協調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術創新政策和法規體系,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國家經濟論文:國家失靈與經濟法

摘　要：國家失靈與經濟法的關系是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之一。文章首先探討了國家失靈的定義、表現、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國家失靈與經濟法關系的看法，認為經濟法的概念中不應包括克服國家失靈的內容，經濟法的產生并不是為了克服國家失靈，經濟法的功能是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國家失靈的法律對策應由以行政法為主體、包括相關的憲法性法律制度來承擔，并認為嚴格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存在經濟法。

關鍵詞：市場失靈；經濟法；國家失靈；行政法

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與經濟法的關系，目前經濟法學界研究得比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論。由于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導致了壟斷、外部性（主要指負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額交易費用、經濟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場失靈形式出現，市場的自由、放任發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資源有限的客觀條件下，市場失靈導致了資源分配的低效率、無效率，甚至負效率，從而造成了有限資源的浪費，降低了社會總福利水平。市場不能自動糾正自身的失靈，只能借助外力來克服，從而引致了國家力量的介入及相應的制度需求；國家干預及相應的制度供給，促成了現代經濟法的誕生。“市場缺陷是現代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一，這是我國經濟法學界近乎一致的觀點。”[1]但國家失靈（governmentfailure學界有時翻譯為“政府失靈”。下文還要論及政府失靈與國家失靈的區別。）與經濟法有怎樣的關系，學界的意見卻并不一致。[2]

一、國家失靈的概念剖析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場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場不可能實現帕累托最優。相對于市場失靈，所謂的國家失靈是指國家在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國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導致其配置資源時也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有學者針對市場失靈的概念，提出所謂的“非市場失靈”（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場”因素導致的資源配置低效率，認為非市場因素不僅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規則”的內容，還包括文化、習俗、宗教、傳統等“非正式規則”的內容。[3]但作為配置資源的手段，一般僅指市場和國家兩種，其他的非市場因素并不被直接作為配置資源的手段。因此，所謂的非市場失靈，也主要是指國家失靈。

這里需要對“國家失靈”與“政府失靈”作一區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義上使用的。但相對于這兩個概念，有學者對“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4]這種觀點認為，不管“政府干預”論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須承認，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引導、推動或限制，主要是通過國家的立法進行的。法律則是由國家立法機關通過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們的貫徹和執行不能因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損害。因此，這種干預是國家的干預，而不是政府的干預。該觀點還認為，政府不是貫徹執行國家經濟管理制度的惟一機構，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為了避免政府決策錯誤，有些經濟政策是由獨立于政府的組織來承擔的，例如關于穩定貨幣的政策是由獨立于政府的中央銀行作出的。借鑒這一區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導出有必要區分“國家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本文切入論述的基點便是“國家失靈”，而非“政府失靈”。但政府作為國家的人，政府失靈也必然體現為國家失靈，而且國家失靈又大多表現為政府失靈，因此，本文也多是從政府失靈這一國家失靈的常態和典型入手展開論述的。

二、國家失靈的內容表現

“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多。”[5]這種國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錯位，從另一個方面導致了社會經濟效率的低下和社會總福利的損失。具體說來，國家失靈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6]

1.政治決策失誤。政治決策作為非市場決策，有著不同于市場決策的特點。市場決策以個人作為決策主體，以私人物品為對象，并通過完全競爭的經濟市場來實現。政治決策則以集體作為決策主體，以公共物品為對象，并通過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場來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產生，只是各個利益集團間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損方之間博弈的結果。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也證明，經過各種政治決策方式得到的，所謂科學的、最能體現盡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標，其實只是受投票規則、投票程序操縱的政治產物。政治決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存在著種種的困難和障礙，使得國家難以制定并實施好的或合理的決策。

2.國家過度增長。“政府部門的普遍增長這一重大的發展變化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7]首先，國家賦稅和政府支出急劇增長。19世紀初葉，歐洲國家的賦稅收入平均占國民收入的8%-10%；今天，卻已吞噬了國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機構急劇膨脹。這不僅表現在政府機構數量的急劇增加，而且表現在政府機構中供職人員數量的急劇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擔的經濟職能日趨擴大。政府將越來越多的企業活動與家庭活動置于各級政府的監護之下，這種轉移導致了國家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從而損害了企業與消費者利益。

3.國家機構低效率。國家機構壟斷了公共產品的供給，由于缺乏競爭，它們傾向于預算規模的不必要擴張，增加工作人員，提高薪金和辦公費用，造成大量的浪費。同時，國家官員缺乏追求利潤的動機，國家官員的目標并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規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遷機會和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這勢必導致國家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為監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監督的國家官員的操縱。監督的失效導致國家機構的低效率狀態更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場活動引致了收入或財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場分配不平等的國家干預，其自身也可能產生權力集中與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國家機構及其官員從這種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額外的利益，會給其他社會成員造成一種負向激勵，從而降低社會

勞動的效率。查爾斯·沃爾夫認為，任何一種國家干預，都是由一部分人將手中的權力強加到其他人的頭上，并且這種權力總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給一些人，而不給予另外一些人。這種權力的再分配給濫用職權獲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機會，進一步造成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國家失靈的原因溯源

1.國家的經濟人屬性。恩格斯認為，私有制產生以后，社會關系和秩序變得復雜和充滿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種表面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的、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國家一旦產生，便擁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斷地從社會中獵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漸予以固化，從而漸漸異化為社會的對立面。在這一“經濟人”動機的作用下，便會出現國家失靈。

2.國家的有限理性。國家逐漸作為獨立于社會的一種客觀存在，它也不是萬能的，它具有“經濟人”一樣的弱點，它也要面臨著決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丟失、決策成本過大、決策者智慧不足、決策者利益約束等方面條件的制約，[8]并不能找到準確地干預市場的“度”，許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制定出來的。

3.國家的官僚主義屬性。首先，國家官僚追求國家機構規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力和酬金經常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國家官僚的行為不受產權的約束。由于國家預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預算可出現赤字，其額度也可以通過國家立法追加稅收來提高。第三，國家官員的行為不受利潤的支配，他們的收益僅與最大化預算正相關。

4.國家的壟斷性。國家屬于自然壟斷的范圍。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市場主體只能被動地接受被供應的產品，缺少一個可靠的參照系和反饋機制來檢查國家機構的運行狀況，從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來影響國家。同時，由于監督機構的信息多仰賴于被監督機構來提供，監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監督者的蒙騙和操縱。

四、國家失靈與經濟法關聯分析

從以上關于國家失靈的論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國家失靈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由它從社會中獨立出來以后便具有的客觀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所決定的。人們只能力求減少國家失靈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卻不能從根本上排除國家失靈現象的發生和存在。在這一前提下，國家失靈與經濟法究竟具有什么樣的關聯呢？

1.經濟法的概念與國家失靈。經濟法的概念是進行經濟法學習和研究以及學科體系構建的平臺。現在的問題是，人們是以先驗的、主觀的經濟法概念去演繹所謂的經濟法現象呢，還是依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客觀社會現象，從中歸納出經濟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繹各種經濟法現象呢？在這方面，筆者同意“經濟法研究中的語境論進路”觀點。[9]該觀點認為，法部門（包括作為傳統法律部門的民商法、行政法、訴訟法、國際法等與作為新興部門法的經濟法）的觀點和實踐皆與特定的語境相關，經濟法則是經濟的集中和壟斷（市場失靈）、現實主義法學思潮、集體主義的價值觀（社會本位）、規范主義的方法論等特定語境的產物。依現在學界的通說，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誕生于十九世紀末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首先在美國出現了解決市場失靈的法律機制，德國則把“經濟法”這一詞匯引入了立法，繼而促成了經濟法學研究的興起。“英美法系的國家至今沒有經濟法這一概念，謝爾曼法在美國被劃為商法。”[4]（P697）但大陸法系法學家為了研究的方便，同時也是研究深入的結果，結合德國經濟法的實踐及其產生的語境，統一將這種克服市場失靈的法律規范稱為經濟法。這是由客觀的社會現實存在歸納出經濟法的定義，即經濟法是為了克服市場失靈而由國家對特定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之后，經濟法的概念才逐漸傳播到東方，如日本、中國等國家，這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包括“法治國”的理念，何嘗不都是這一過程的產物？許多學者也承認，“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的，為矯正市場失靈而對社會經濟進行干預和規制，這樣的法才是經濟法。”[10]

當然，這里又牽涉到如何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問題。依據上述對經濟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應該說，嚴格計劃經濟條件下是不存在經濟法的；或者說，可能有“舶來品”的經濟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經濟法現象。因為計劃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場，當然也不會發生市場失靈，這時所謂的經濟法（有學者認為這時也存在經濟法），“與其稱為經濟法，不如稱其為經濟行政法。”[10]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市場化取向改革，這時涉及到了市場和國家的關系，市場失靈現象也才逐漸浮現，此時市場和國家的關系才進入了經濟法調整和研究的視野，這時才可以說，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需要由經濟法規制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對經濟法的制度需求。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有其特殊的質的規定性，[11]使這一語境下的經濟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們不能因為經濟法研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性，而改變經濟法概念的質的規定性，這樣的話，就是顛倒邏輯順序，等于先定義一個經濟法的概念，將克服所謂國家失靈的任務納入進來，然后得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也存在經濟法，甚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都存在經濟法的結論，這樣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經濟法的產生與國家失靈。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法的產生與國家失靈并無直接的聯系。現代經濟法概念的誕生表明，經濟法最初的產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場失靈的需要，克服國家失靈的任務并不應該由經濟法來承擔，相反，產生經濟法的最初動機是需要國家的干預，經濟法正是對在國家克服市場失靈過程中形成的關系進行調整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而政府失效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恰恰是經濟法實施所必然產生的一種負效應。也有學者提出經濟法的本質與功能在于國家（政府）為解決市場失效而對經濟運行進行矯正或調整，市場失效的特征及其對矯正或調整手段的要求，決定了經濟法不可能在解決市場失效的同時，又解決政府失效的問題。[12]當然，關于政府失靈問題，有文章認為，國家規制的底線應是政府失靈，正如經濟法的運用應“以民法對市場失靈徹底克服上的力不從心為前提”[13]一樣，筆者認為這倒是一種對國家失靈與經濟法關系的較好定位。

3.經濟法的功能與國家失靈。結合上述論述，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功能主要是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國家失靈則不屬于經濟法的調整任務。正如上所述，筆者認為經濟法中國家克服市場失靈的底線是國家失靈，而國家失靈的法治對策應由以行政法為主體，包括相關的憲法性法律制度來承擔。

有文章探討了經濟法是授權于國家還是制約國家之權，認為雖然經濟法授權于國家規制市場經濟，但同時國家又只能在經濟法范圍內對市場經濟進行規制，而不得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國家必須與其他市場主體一樣，平等地遵循經濟法。也就是說，經濟法對國家而言是一面“雙刃劍”。與此相似，有學者曾形象地說，法律本來就是在矛盾的焦點上“砍一刀”。筆者認為，砍的這一刀便決定了矛盾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只要這一刀砍的位置是經過周密的調查論證，是科學的、合理的，那么，這一刀就成了對雙方權利義務的分割和界定，雙方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利，履行自己的義務，從而“定分止爭”。因此，國家

干預的權力在經濟法規定的范圍內依法行使，則既是對國家干預權力的賦予，又是對國家干預權力的限制。經濟法通過科學、合理地界定國家干預權力的邊界，達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場失靈的目的。國家相應機關依法行使其干預權力，可以避免國家失靈的出現，但這并不表明經濟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國家失靈的內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減少出現國家失靈而矣。 而關于國家失靈克服的法律制度選擇問題，則應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務，而不是經濟法的任務。”依本文的觀點，國家失靈不僅僅包括政府失靈，還應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獨立于這三者之外的其他國家機關的失靈。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靈，而且政府失靈是國家失靈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也正是一般意義上，大家總把政府失靈等同于國家失靈的原因。現代意義上三權分立或者相對區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國家政體模式的出現，是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以后才誕生的，這時才出現了單獨的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獨立于這三者之外的其他國家機關，這時國家失靈便也可以通過這些機關表現出來，但它們并不是國家失靈的典型表現形態。這些機關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從原來的行政機關里分離和獨立出來的，從表面來看，好像國家機構增長了，本身便是一種國家失靈的表現，實際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靈，使政府的權力受到制約和監督，不致對市民社會和公民權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損害，但誰又能預料到這本身便構成了國家失靈了呢？

這些政府以外國家機關的失靈可以依靠憲法性法律制度安排來加以解決，如相應的國家機關組織法、相應的程序法等，由它們來對這些國家機關的權力邊界和機構組織運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靈。政府失靈則是早已存在并為人們所意識到的現象。人們由于害怕行政權力的過于強大和不可預期對自己造成損害，很早便設計出了相應的法律制度來對行政關系進行規范，從而使國家行政行為被納入法律制度規范的范圍，使國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權利，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與經濟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機關具有的權力，第二是行使這些權力的法定條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對不法行政行為的救濟。[14]無論行政法作用的保權說、控權說還是折衷說，[15]行政法都通過自己對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的規制，力求使政府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減少決策失誤，接受公民的依法監督，努力提高辦事效率，嚴格限定政府的規模，規范政府機構的權限，從而來克服國家失靈對資源配置、公民權利和社會利益的危害。這不是經濟法可以安排和解決的。

國家經濟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

一、 引論：何謂經濟法的國家觀。

經濟法學者認為：經濟法最基本的屬性是它體現了國家運用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1〕（P51）有的學者曾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經濟法學研究中，人們的最大共識莫過于‘經濟法應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判斷”，并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經濟管理關系，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也符合經濟法的本來含義”。〔2〕對于研究經濟法來說，認識其國家觀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一般說來，經濟法的國家觀往往體現在其與行政法的界定過程中。以下一些觀點值得重視。其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法律性質不同。行政法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行政法并不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經濟性內容，它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程序性內容，并以行政程序監督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的濫用；而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需是控權法，經濟法最關注的是用以干預經濟的調控政策、競爭政策是否得當，作為經濟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這些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3〕其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手段不同。行政法主要采取單一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行政手段，而經濟法的調整手段主要為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體現為財政、稅收、金融、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的運用，經濟法發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引導市場經濟發展。〔4〕經濟法學者的上述觀點，有適應當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一面。西方傳統的國家觀強調國家的消極無為。據洛克的理論，國家的功能只限于保護其成員的權利不受其他成員的侵犯。如果一個國家力圖超越這些限制，那就超越了它的合法職能。經濟法的理論顯然是比其進了一步。“本世紀30、40年代之后，凱恩斯主義的盛行、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及危機的出現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風起云涌等等，都促使奉自由競爭為圭臬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實現了徹底的政策轉型，國家或政府更廣范圍、更深程度地加強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5〕（P150）對此，美國學者認為，“為了在一個復雜的工業社會里能夠高效地管理公共事務，美國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加強行政控制。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有許多相互沖突的利益需要調整，公共福利也必須加以保護以使其免受反社會的破壞行為的侵損，因此由政府直接采取行動進行管理也就成了勢在必行之事了。”〔6〕（P369）這種行政控制往往是以經濟法作為依據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經濟法理論中的國家觀并不是建立在當代公益政治的基礎上，因此往往容易夸大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并將政府行為描繪成一種隨意性行為。經濟法理論中的政府觀與當代現實生活的一致其實只是一種形似，而非一種神似。稍微深入的分析就會發現兩者的差距。如果說現代行政法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以行政程序監督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的濫用。一些經濟法學者則針鋒相對地表示，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需是控權法，甚至認為對作為經濟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這些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本已說得很清楚了，但作者還唯恐人們不能理解其深義，又作了更為明顯的解釋：“不是所有的全局性的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都需要由國家進行干預，干預或者不干預，完全取決于國家的需要。國家需要就干預，不需要就不干預。因為經濟關系本身就是一個‘變量’，因此，國家干預經濟關系的范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可能廣一些，有時可能窄一些。我們使用了‘需要由國家干預’這一個不確定或者模糊的定語，正好是為了使經濟法能夠適應可能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的需要。”〔8〕（P55-56）政府責任模糊至此，當然沒有控制可言。筆者認為，凡是規范政府行為的法律都應當建立在“控權”的基本思路上。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必須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這才正是經濟法理論的危害所在。

二、 評論：經濟法國家觀從哪里來。

分析經濟法理論，尤其是其國家觀時，我們常常會面臨著一個極有意思的現象。在一定階段的微觀環境下看，經濟法的理論是極有道理的，也往往能與實踐相印證。經濟法學者往往強調其理論在微觀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將其理論置于一個長時間的宏觀條件下整體考察，則能看到它的幼稚。在我國，雖然經濟法理論的各種觀點基本上都產生于20世紀的最后20多年，但折射出的卻是我國建國以來的體制變化。大體可以分成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是統一調整論。“統一調整論”流行于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該理論認為經濟法調整一切經濟關系。所謂“一切經濟關系”包括經濟管理關系、民事經濟關系、勞動經濟關系等等。實際上是要用一種國家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方式去調整一切經濟關系。我國1980年出版的《法學辭典》對“經濟法”下的定義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規的總稱”。第二個時期主要是縱橫關系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縱橫統一論”開始代替“統一調整論”而成為我國最為流行的經濟法理論。這種理論在擺脫“大經濟法”觀念后，為經濟法部門確立了特定的調整對象，即縱橫經濟關系，具體包括三類對象。（1）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縱向經濟關系；（2）調整社會組織之間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橫向經濟關系；（3）調整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關系。〔8〕（P5-8）“縱橫統一論”的調整對象盡管較之“統一調整論”已大為縮小，但所涉及的范圍仍很廣泛，這種觀點的實質是橫向關系（私法關系）統一于縱向關系（公法關系），將私法關系與內部經濟關系均視為國家可以隨意進入的領域。這顯然仍是與當時尚未徹底改革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 應的。第三個時期縱向關系為主論。在“縱向關系為主論”中目前我國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經濟法理論是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國家需要干預論”。按照這一觀點寫成的《經濟法學》成為我國高等政法院校法學主干課程教材。〔7〕第四個時期縱向關系論。也就是當前，越來越多的年青學者只把國家經濟管理活動作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9〕（P110-118）縱觀經濟法各種學說的發展，總體上說是一個“調整范圍”越來越縮小的過程。這種過程是伴隨著我國“公法私法化”進程，國家還權于民，退出一些干涉領域而逐步形成的。可以說經濟法學說的每一次縮小范圍都是被動的。當一種學說只能被動的對已經變化的體制作一種圖解式的表面說明，這種學說是否還是理論就很值得懷疑了。對于這一點甚至最傳統的經濟法學者都不得不承認，“鑒于我國過去的經濟法定義差不多都是在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的，不完全符合新體制的要求，因此，我們現在應當以一種新的觀念，對經濟法的定義作出適合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概括，而不應當以種種理由拒絕反思。”〔7〕（P52、54）問題是，經濟法理論應當反思什么呢？筆者認為，應當反思我國經濟法理論的理論淵源、現實基礎和本位思想。從經濟法所依據的理論淵源看，我國經濟法理論是來源于前蘇聯學者。“統一調整論”來源于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的前蘇聯學者。他們曾主張。75.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解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把法所調整的社會主義組織之間所產生的關系，劃分為法和法學的獨立部門，即經濟法”，“要求制定調整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一切關系的專門的蘇俄經濟法典，用以取代民法典。”斯圖契卡在《關于民法典適用實踐報告》中宣稱，“買賣-這是資產階級的制度，社會主義是不承認買賣的，它只承認直接的供應”，因此“應當把那些直接有關調整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一切關系，分為一個特別法典，而不應包括在民法中”。〔10〕（P42-43）“縱橫統一論”在蘇聯的代表人物B.B.拉普捷夫指出：“經濟法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理論基礎，就是橫向的和縱向的經濟關系的統一，就是所有這些關系中的計劃組織因素和財產因素的結合。”前蘇聯學者并不回避這種理論與產品經濟條件下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相聯系。B K馬穆托夫也指出：“不論是縱向關系，還是橫向關系，都是產品的生產和流通方面的有計劃的直接社會關系。”〔10〕（P313）。從經濟法所依賴的現實基礎看，主要是我國曾長期實行的高度集中統一管理模式。在改革前我國的總體性社會結構中，國家壟斷著包括物質財富、人們生存和發展機會（如就業機會）以及信息等所有重要資源，國家對社會生活實行嚴格而全面的控制。對任何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社會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形成的行政集權的經濟體制，是從蘇聯學來的，同時又帶有由自己歷史傳統形成的特點。中國歷史上長時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國，有時也實行地方的封建割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有優勢，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和商品流通歷來不發達。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中來。我國經濟管理體制中存在著的決策權過分集中的管理方法，以及某些“官工”、“官商”、“官農”的經營方式，原則上人人占有生產資料，但實際上誰都不占有、誰都不負責的所有權虛置狀態，使名義上的公有制成了實際上的國家所有制。這種涵蓋一切的國有制經濟要求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并以政治權力代替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正是這種傳統體制催化了我國經濟法理論的產生。中國的體制改革作為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模式，基本特征就是在于改革走的是一條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從體制外圍到體制內部的道路，其合理性在于避開矛盾并容易為社會各界所能承受。因此，舊體制的硬核部分-政治體制、特別是國家體制雖有一定的調整，卻始終沒有進行實質性的重組。我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依賴原有的國家體制來推動。由五個三中全會文件賦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繼續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線的中國經濟改革，從其起源來看就是政治行為，而不是經濟行為，這一切都使經濟法中過份強調國家作用的理論繼續流行。從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看，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就經濟法學者而言，一般并不否認社會本位的說法，正相反，很多學者甚至將其視為自己的理論特色。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的出現，至少在十個方面對傳統法律、法學有所突破。其中就有一項重大突破是：“提出了在傳統法學理論中從未提出的‘社會責任本位’和責、權、利、效益相統一”的原則。〔11〕然而需要研究的是經濟法學者所說的“社會利益”究競是什么含義？在我國，一種較為流行的看法是：“社會有兩個領域，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總和構成市民社會，普遍的公共利益的總和構成政治國家。公共利益表現為社會利益或國家利益。”〔12〕（P253）這種看法由于只將利益分為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可以稱之為是利益的“二分法”。按照這種看法，社會利益只是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也有的學者將社會利益稱為“社會公共利益”，并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是指廣大公民的利益。這里所指的‘廣大’，一是指范圍上的廣大。這種‘廣大’既有全國性的廣大，又有地區性的廣大，其外延取決于特定法律、法規的適用區域。二是指時間上的‘廣大’。此種‘廣大’既包括生活在地球上的當代人，也包括未來將生活于地球上的人們。”這樣的理解雖然認為“社會公共利益”獨立于“國家利益”但又認為兩者并無明確界限：“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7〕（P827）在經濟法學的著作中，如同經濟法概念具有“模糊性”一樣，“社會公共利益”也同樣具有模糊性。仔細研究兩個“廣大”，可以看出“社會公共利益”是一種比國家利益更為宏觀的內容。在這種空洞的“廣大”表述中，社會利益混同于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只能由國家來代表。我國過去那種以行政管理手段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賴以建立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把生產資料的國家占有簡單地等同于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進而認為生產資料的國家占有的實現，將導致社會局部勞動與社會整體勞動、社會局部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直接統一，個人利益被抽象于國家利益之中。這時國家和社會實際上是重合的，這種社會本位實際上是一種“國家本位”。從歷史上看，當存在著國家、政府時，政府總是會來充當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所不同的是，在中世紀，人民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時，封建國家往往會將統治階級的利益夸大為神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這時公共利益或者國家利益可以說是無所不在，在經濟活動中，這時的“國家本位”是將一切經濟活動打上政治的烙印，實行管制經濟。隨著人民的力量逐步強大，雖仍不否認國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這時的國家本位已轉為一種“控權”、“限權”的思想。我國經濟法學理論強調的國家干預，“它所體現的只能是符合經濟法要求的能夠保證‘社會本位’實現的國家意志。”〔7〕（P55、58）當行政法以“限權”與“控權”為核心，使得國家在行使行政權受到一定的限制時，經濟法學理論將公共利益理解為極其寬泛內容，就可使國家的一部分職權，以遵循所謂“經濟法要求”“社會本位”為名，擺脫行政法的限制。“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任何一次成功的干預，它的最初形式可能是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但是，最終它是以制定體現這種干預的經濟法律來完成的。”〔3〕可見經濟法理論歸根到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在這里經濟法學可以說是另辟捷徑，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其實，這不過是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9〕（P128-129）總之，我國經濟法理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獨到之處，因為 在中國這樣處于改革攻堅階段的大國，會出現眾多變數，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作為“穩定閥”是不可能取得改革成功的。然而，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并仍要發生重大變化，改革前重國家、輕社會的模式已經改變，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已經開始形成，作為“后發國家”，在出現合同法、公司法、票據法等典型私法的同時，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環境法等社會法也誕生了。國家的退位使某些傳統的“公域”一部分成為“私域”，另一部分成為“社會領域”。這是一個“公法私法化”的過程。無視這種現實，而只將目光關注于政府行為，不能不說是經濟法國家觀中極其陳舊的一面。同時，經濟法理論存在著另一致命的缺陷是，將中國改革進退全系于政府不受約束的行為之上，會形成政治與經濟之間的深刻矛盾。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本身會構成經濟市場化的障礙。現代化道路其實就是個制度創新過程，而制度創新包含著三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創新，二是財產所有權的變革，三是政府行為的改革。這三個層面之間其實就是一種互動關系，某一方面的滯后，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失衡。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個人不僅在經濟市場上是自利的“經濟人”，而且在政治市場上也是關注自身權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15〕（P50-51）他們傾向于利用手中的職權進行尋租。政府亦是由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個人所利用的，在社會范圍內對財富進行再分配的一種機制。〔16〕這種機制也是一種經濟行為之載體，從這個角度說，政府并不比其他機構更圣潔、更正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的缺陷一樣嚴重。

三、 新論：經濟法國家觀往哪里去。

筆者認為，經濟法理論的現代化首先是國家觀的更新。目前經濟法理論更新常常滿足于一種概念更新，在國家職能的討論上，過去比較熱衷“密切聯系”還是“管理協作”的表述，現在常常熱衷于“規制”、“干涉”、“介入”、“調節”‘、“協調”，、“調控”和“管理”等表述。有些學說與其說是觀點上有區別，不如說是一種文字表達的差別。筆者認為，經濟法理論只有從理論淵源、現實基礎、本位思想方面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才有可能獲得新生。就經濟法的國家觀而言，三種觀念極為重要，即法域觀、利益觀、權力觀。（一）法域觀。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對傳統法律、法學有所突破的十個方面中，有一項突破是，在調整對象理論上，突破了傳統理論中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的“一對一”觀點，提出“一個法律部門不一定就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調整”。將很多不同質的社會關系硬湊在一起，這項突破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從經濟法不斷被迫縮小調整對象的趨勢來看，筆者認為答案只能是后者。經濟法理論應當建立在當代學術思想的基礎上。克林頓認為，我們已把我們的路線稱為“第三條道路”，在這條路線上，政府將更積極、有效、節約，它能夠把我們團結在一起，推動我們前進，而不是分裂我們，阻礙我們。布萊爾認為，第三條道路是通向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和成功之路。西方政要談到的“第三條道路”所涉及的理論對我們重新認識經濟法的國家觀極有幫助。國內外學者對于這一領域的認識雖然存有差異，但也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其基本特點是建立在一種三元分析的模式上。哈貝馬斯的三元分析模式。這是一種“公共領域-經濟-國家”的分析框架。這里的“經濟”并不是指隨便一種經濟體制或經濟制度，而是指一種特定的經濟制度，即市場經濟。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與國家相對應的是“公共權力領域”，即政治領域，而與社會相對應的則是“私人領域”。“對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們可以區分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包括狹義的市民社會，亦即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私人領域當中同樣包含著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因為它是由私人組成的公共領域。”〔17〕（P35）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從屬于私人領域，而不同于“公共權力領域”。這種“公共領域”其實說成是“社會領域”恐怕更準確，體現的是一種社會利益。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包括“教會、文化團體和學會，還包括了獨立的傳媒、運動和娛樂協會、辯論俱樂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此外還包括職業團體、政治黨派、工會和其他組規等。”“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17〕（P35）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這是一種“市民社會-經濟-國家”的分析框架。美國哲學家柯享和阿拉托在1992年發表的《市民社會與政治理論》一書的序言中，“把’市民社會‘理解成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壯）、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構成的”。他們認為“有必要作以下很有意義的區別，即一方面把市民社會同一個黨派、政治組織和政治公共體（尤其是議會）構成的政治社會區別開來，另一方面把市民社會同一個由生產和分配的組織（通常是公司、合作社、合營企業等等）構成的經濟社會區別開來”。“通過切斷市民社會與私域之間意識形態上的一對一的對應關系以及切斷國家同公域之間的意識形態的一對一的對應關系，說明了在市民社會、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結構性相互關系。”〔19〕（P190-191）在這里，市民社會是介于經濟與國家之間的領域，其實是一個“社會領域”。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這是一種“政府部門-營利部門-非營利部門”的分析框架。萊斯特。塞拉蒙在《美國的非營利部門》一書中，把“非營利部門”（NonprofitSector）看作是有別于“政府”和“營利部門”的第三部門（thirdSector）。在他的許多文章中，“非營利部門”和“第三部門”是可以互換使用的同一概念。如果我們將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與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相對比，可以看到“政府部門”對應于“國家”，“營利部門”對應于“經濟”，“非營利部門”對應于“市民社會”。在塞拉蒙看來，美國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三元社會。盡管以上三種分析模式各有不同，卻也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因素。我國一些年青的學者將三個領域分為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并對以上三種模式作了如下的歸納：〔20〕（P27-44）第一，主要活動主體。政治領域的主要活動主體是政府或政府組織。經濟領域的主要活動主體是營利組織，作為獨立的生產經營單位的家庭和個人，在市場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社會領域的活動主體包括非營利組織、家庭和個人。第二，提供主要物品。在政治領域中，政府組織的主要職能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主要是壟斷性的公共物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政府組織，才有資格為社會提供壟斷性公共物品。在經濟領域中，營利組織的主要社會職能是通過市場，為社會成員提供私人物品。在社會領域，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社會功能是向社會提供非壟斷性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第三，主要資源來源。在政治領域中，政府獲取資源的主要方式是稅收。在經濟領域中 ，營利組織的主要資源來源于銷售收入。在社會領域中，非營利組織用來“生產”公共物品的資源有三個來源：社會捐贈、政府資助、收費。第四，主要組織目標。在政治領域中，政府組織的目標是公共服務職能，即通過提供公共物品為社會全體成員服務，可以說是服務于公共利益。在經濟領域中，通過市場交換，滿足個人需要，可以說其目標是實現個人利益。在社會領域中，非營利組織的功能在于填補政府功能的空白，可以說其實現的是集體利益。從上述關于“社會領域”的論述中，可以歸納出一些有助于我們建立法學分析框架的觀點。首先，以上各類三元分析框架中，“經濟領域”是由營利組織構成的“私人領域”。“政治領域”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領域”。“社會領域”則界于兩者之間。其次，以上各類三元分析框架中，是以團體社會為特征來理解社會領域的。認為社會領域的主要活動主體是非營利的組織，提供的主要物品是非壟斷性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實現的是集體利益。最后，社會領域被理解成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領域，也可以說是私域與公域之間的一個彈性空間。正如柯享和阿拉托所分析的那樣，個人并不是只在私域活動；國家也并不是只在公域活動。國家的有形之手，有時會越過公域的界限，個人的利益有時會超出私域的界限。正是這種市場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導致第三法領域的形成。借助當代較為流行的三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法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國家稅收、財政、宏觀調控的內容，應當是被國外稱為“公共領域”或“政治領域”的內容；而另一部分保護消費者、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的內容則應當是被國外稱為“社會領域”的內容。硬將兩類不同質的社會關系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個科學的體系的。（二）利益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1〕（P292）“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22〕（P307）“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23〕（P292）法律體現的意志背后是各種利益。法律是適應利益調節的需要而產生的，法律的發展根源于利益關系的變化，法律制度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制度。龐德認為，利益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一個出發點，法律必須為這個出發點服務。龐德把利益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直接涉及個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斷定為是這種生活的權利”。〔24〕（P135—136）個人利益是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出發，以個人生活的名義所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涉及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的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斷定為是這一組織的權利”。公共利益是從政治生活的角度出發，而由各個人所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社會利益“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的自由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25〕（P41）社會利益包括了一般安全、個人生活、維護道德、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在龐德的社會法理學中，其對法律體系和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大部分是以私法為基礎，這就預先決定了龐德法學的立足點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協調關系。個人利益也是一種私人利益。任何時代的歷史活動都是由無數單個的具體個人的社會活動所構成，個人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最基礎的單元。因此，個人利益乃是利益動力結構的原始細胞，通過形成私權關系來實現。公共利益往往表現為國家利益。政府常常成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共利益實際上也就成了國家利益。馬克思指出：“國家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26〕（P70）國家利益通過形成公權關系來實現。對于我國法學理論來說，認識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一般是不發生困難的，而一旦涉及社會利益則眾說紛紜。依筆者看來，隨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相互滲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會利益，社會利益可以說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整合出來的一種特殊而又獨立的利益。如果我們將整個社會的利益分成層次的話，個人利益作為私人利益可以視為一種微觀的利益，公共利益作為國家利益可以視為一種宏觀的利益，那么社會利益其實是一種中觀的利益。這也正是這種利益有時容易被視為是個人利益，而有時又容易被視為公共利益的原因。社會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一種公共利益，而是一種個人利益。例如，在雇傭關系中雇主和雇工的利益，消費關系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環保關系中污染者和被污染者的利益。在這種社會關系中，一方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難以主張其利益。而處于強勢地位的主體則會充分利用這種有利的法律地位，維護自身的個體利益。“利益就其本性說是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話，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1〕（P179）個人利益的過分張揚，往往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破壞。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表現在對于各種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為協調利益沖突提供標準和方法，從而使利益得以重整。社會利益正是通過將微觀利益提升為中觀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西方的重整過程主要是“私法公法化”；而我國的重整過程則主要是“公法的私法化”。就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而言，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不僅主體的生活需要，而且主體的生產需要，都是以個人利益的形式來滿足，個人利益以利己的私人利益表現出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律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體現了一種極端私利的法律觀。20世紀以來，以《魏瑪憲法》為代表，西方出現了“法律的社會化”、“私法公法化”。某些弱者的個人利益提升為社會利益，并通過國家和社會來保障。今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實已不存在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就我國而言，我國過去那種行政管理手段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賴以建立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把生產資料的國家占有簡單地等同于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國家對社會生活實行嚴格而全面的控制，國家和社會必然重合。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通過縮小控制范圍，改革控制方式，規范控制手段，逐步擴大了社會的自由活動空間，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分化，促進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形成，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低。社會利益是在“公法私法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利益作為一種既區別于又獨立于個人利益、國家利益的一種特殊利益，可以從以下四方面進行表述：第一，“利益沖突”的認識。社會不同集團、不同階層具有不同的利益。利益差別是構成利益沖突的基本原因。利益沖突是利益主體基于利益差別和利益矛盾而產生的利益糾紛和利益爭奪。〔12〕（P250）第二，“利益失衡”的認識。利益來源于對資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決于對資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會中的現有資源總是處于匱乏的狀態。對資源控制的不同導致各種社會關系中實際地位的差別。社會資源占有的份額相對較少的個人或組織可以稱之為弱者，例如，雇傭關系中的雇工、消費關系中的消費者、環保關系關系中的受侵害者、壟斷關系中的小資本家等等；反之則為“強者”。強勢主體與弱勢主體形成利益失衡。第三，“利益協調”的認識。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阿羅（K.J.arrow）揭示出“不可能性定理”可以說是以“經濟人”設定為價值觀前提論證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他說明：在自主而平等的市場體制下，個人利益的被滿足并不意味著整個社會利益也被滿足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的市場主體的行為自身滿足的，因此，應當由一個超越于市場主體的“裁決者”來識別和確定社會利益。〔2〕“利益沖突”決定“利益協調”。第四，“利益保護”的認識。“利益協調”反映出法律對利益格局具有重整的功能。法律在對利益格局進行重整的過程中，采取傾斜立法的方式，將保護的重點放在弱勢主體這一方面。可以說，“利益失衡”決定“利益保護”。總之 ，社會法所關注的社會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種公共利益，而是一種個人利益。在這種社會關系中，一方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難以主張其利益，而處于強勢地位的主體則會充分利用這種有利的法律地位，維護自身的個體利益。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表現在對于各種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為協調利益沖突提供標準和方法，從而使利益得以重整。社會利益正是通過將微觀利益提升為中觀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盡管社會利益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相互協調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利益。但這一中間地帶一經形成，就有既區別于公共利益（國家利益），也區別于私人利益（個人利益）的特征。為保護三類不同的利益形成了三類立法。三類立法在不同的本位思想的指導下分工合作。私法以個人利益為本位，通過市場調節機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以及交易安全；公法以國家利益為本位，通過政府調節機制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以及國家安全；社會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通過社會調節機制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以及社會安全。從經濟法學者表述的范圍來看，即便是最狹窄的調整范圍（國家管理）其實也涉及了二類利益，一類是國家利益，一類是社會利益。筆者認為，從調整同質的社會關系的思路出發，經濟法理論還應作出進一步的取舍。（三）權力觀。“賦予治理國家的人以巨大的權力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險的。它是如此危險，致使我們不愿只靠投票箱來防止官吏變成暴君。”〔28〕（P189）行政權力范圍在當代日益擴張，更需要加強控制。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并去正視行政控制中所固有的某些危險。”〔6〕“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約束和限制權力，而不論這種情況下，權力是私人權力還是政府權力。在法律統治的地方，權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規則的阻礙，這些規則迫使掌權者按一定的行為方式行事。”〔6〕（P358）那么，又應該怎樣對行政權力加以限制呢？私法、公法與社會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公法中的權力制約模式。孟德斯鳩提出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對權力進行制約的模式，有人將其稱為權力制約的權力模式。它試圖解決對國家權力進行直接宏觀控制的問題，三權分立的倡導者及實踐者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權力的相互制衡，在國家權力大廈內部形成一種自我控制的良性機制。然而，權力的分流使國家權力滲透于社會各個層面，對權力的宏觀控制可以遏制專制的產生，卻不能制止中觀、微觀領域內權力的擴張趨勢，私法中的權利制約模式。這種觀點主張以權利制約權力。權利本位論者認為，義務因權利而生，法律義務的存在為權利的實施設定了一種界限，它以權利的實現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國家權力向公民權利分流的過程中，因國家權力而生并受法律義務所保障的公民的法律權利的行使，可以反過來制約國家權力的擴張。立足于社會法，從維護社會利益，社會法是要將維護社會利益作為迫使掌權者行事的規則，在此基礎上限定政府的權力。這種限定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行政主體要受到受益主體的限定。就受益主體而言，傳統行政關系中國家往往是最大的受益主體，因為行政管理是實現國家利益最強有力的手段，行政管理當然以國家利益為本位。而社會法中的行政以社會利益為本位，是為了社會弱者的利益，其作為利益歸屬主體，制約著行政方式。受益主體也可稱之為利益歸屬主體，是指通過行政權予以保護的某種社會利益的最終享受者。受益主體是社會法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而又被人們普遍忽視的問題。前已述及，社會法中弱勢主體的一部分私利益被提升為社會利益，由行政機關運用行政權力來加以保護。在社會法的范圍內，行政機關保護的是社會法中弱勢主體的利益，因此，形成利益歸屬主體，即行政權力保護的利益的最終享有者。在我國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下，國家與社會高度重合，個人利益被抽象為國家利益，兩者的差別被完全抹殺，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利益歸屬主體；以個人為本位，利益主體與權利主體完全重合，同樣不可能去研究利益歸屬主體，而這恰恰是社會法行政管理系統最具特征的內容。就社會法所涉及的社會利益而言，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納入個別社會的法律關系予以保障，例如勞動合同、消費關系中的當事人。第二類是納入團體的法律關系予以保障，如工會組織通過集體合同與用人單位發生的關系，消費者組織代表消費者與商品經營者發生的關系。第三類則需要納入社會保障的行政管理系統予以保障，如養老金、失業救濟金的領取。嚴格說來，后兩類關系都是在第一類關系基礎上產生的。由于第一類關系中存在著強勢主體與弱勢主體，后兩類關系是為了對第一類關系進行保障而產生的，因此，在后兩類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第一類關系中的弱勢主體往往成為利益歸屬主體。在第三類關系中，利益主體更呈現出社會化和顯性化的特征。可以說，只有存在利益歸屬主體時，才能產生具有社會法意義的行政關系。判斷“利益歸屬主體”是否存在，也是社會法行政關系與傳統行政關系區別的關鍵。其次，在某些領域將國家的職責限定在制定與執行社會基準法。社會基準法也成為一種行政方式的限定。基準法是社會法中特有的法律現象，如勞動基淮法、產品質量法、標準化法、義務教育法等等。它是根據社會法中各個部門法的特點，從宏觀上調控具有強弱特點的社會關系。社會基準法劃定了規制對象如雇主與雇工，經營者與消費者，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等等在進行社會活動時必須遵循的最低限度的標準。這些標準是根據社會法規制對象的特點，即社會弱者的特點制定的，因而是社會弱勢群體全體利益的保障線。基準法不是國家為實現其自身利益而設定的，它保護的不是諸如國家安全等國家利益，也不是保護純粹的私人利益。基準法保護的是全體社會弱者的社會利益。基準法保障的社會利益是通過間接的方式“反射”到社會弱者所締結的的法律關系中，因此，社會基準法在社會法中居于基礎的地位。基準法在西方國家是對傳統私法自治流弊救治產生的，它在傳統私法自治的空間里劃定了一條最起碼、最基本的、能夠保障社會弱者生存權的基準線。這條基準線貫穿在社會法的各個子法域，如勞工、消費者、環境保護、婦女、老年人、未成年人、殘疾人等各個方面，從而縮小了意思自治的空間。基準法在我國，則是國家從完全包攬的狀態出發，逐漸降為底線約束，還權于民，從而形成一定的社會空間。然而，無論路徑差異多大，正是這條基準線，使得社會團體有了騰挪空間，也使社會法獲得與私法、公法完全不同的、獨立的地位，并因此確立了社會法作為第三法域存在。最后，對于“給付行政”往往采取一種分權式的管理體制。隨著當今公益政治的發展，出現了“給付行政”。日本學者將其定義為“通過受益性活動……來進行的自在積極提高和增進國民福利的公共行政活動。”給付行政主要包括三方面，即供給行政、社會保障行政、資金補助行政。〔29〕（P152—153）對于社會法來說，“給付行政”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給付行政確實不管是在質的還是量的方面，都使現代國家的行政行為空前地擴大化了。”〔30〕（P57）這種行政關系由于保護的利益極為具體而廣泛：國家機關往往會授權一些事業性單位，來承擔一些專門的事務性工作，實行“政事分開”，例如，促進就業中的職業介紹機構、社會保險中的一些管理機構，在消費領域中的鑒定機構等等。以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為重。36.論經濟法的國家觀- 從社會法的視解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要方式。隨著給付性行政管理的任務加重，有人甚至將分權化的程度當作衡量社會行政系統管理工作效率的一個重要標準。從所謂“咨詢性行政管理”到建立各種“準國家機構”，各國都在探索分權模式。在我國，勞動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國家機關不再直接管理企業勞動力。國家機關將其直接管理的重點移向勞動關系的兩端，以勞動關系建立前和終止后產生的社會關系為主要范圍，即以社會勞動力為管理對象的。隨著社會勞動力的管理任務逐步加重，勞動行政機關授權勞動就業服務機構、職業技能鑒定機構、社會保險管理機構等等從事一部分社會勞動力的管理服務任務。這些以管理和服務相結合的機構，融入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并成為勞動行政管理的重要特征。總之，經濟法理論尤其是其作為核心的國家觀只有全面更新，才能可能跟上時展的步伐。

國家經濟論文:國家促進經濟較快協調發展宏觀調控政策對水利基本建設的影響與對策

按照__局長在總局機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上的有關要求，水務局組織有關人員認真學習了7月26日總理在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關于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確任務，狠抓落實，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協調發展》的講話精神，并及時與省發改委、水利廳、水利部等有關部門進行了溝通，探討了今后一個時期的投資走向，結合墾區水利基本建設實際，認真分析了宏觀調控政策對墾區水利基本建設項目的影響，尤其是對當前在建和擬建重點大中型項目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一、墾區水利基本建設進展情況

經過五十多年的開發建設，目前，墾區水利工程建設累計完成投資64.8億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庫153座，建筑物7.3萬座，排灌站173處，機電井54222眼，萬畝以上灌區43處，治理澇區99處，擁有噴灌機8943臺。實現堤防保護耕地74.7萬公頃，水庫總庫容10.3億立方米，灌區設計灌溉面積124.3萬公頃，澇區除澇面積137萬公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34萬公頃，噴灌設計面積14.9萬公頃。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澇、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體系，提高了農田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為墾區糧食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墾區目前正在建設的國家水利基本建設項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國境界河防護工程，大型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工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飲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復的初步設計完成全部建設內容，全線達到20年一遇標準。墾區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嶺、南陽河、雙峰5座大中型水庫的除險加固任務，清河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正在實施中。目前正在建設的重點水利基本建設項目主要有新建的綏濱、八五九灌區工程，興凱湖、查哈陽、江川三座大型灌區的續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飲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綏濱、八五九兩座灌區已分別完成投資13163萬元和8999萬元，占批復概算總投資的47.7和14.3。興凱湖、查哈陽兩座灌區已分別完成投資15657萬元和10503萬元，占批復概算總投資的12.4和39.9，江川灌區20__年剛剛列入國家計劃。人畜飲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資3044萬元，解決8.53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占墾區存在飲水安全問題人口的12.6。墾區當前各項水利基本建設任務仍十分艱巨。

墾區目前正在積極爭取有望近期列項實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設項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澇工程”和以“三江平原‘兩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區項目”為主要內容的地表水灌區工程。“三江平原”地區全省規劃骨干工程總投資36.17億元，其中梧桐河、嘟嚕河、撓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撫大堤防洪工程投資6.15億元，墾區約2億元；續建大中型澇區22處，投資12.19億元，墾區約8億元；灌區工程7處和排蓄灌工程56處，投資10.3億元，墾區約4.48億元；試驗站網投資0.73億元，墾區約0.25億元。墾區地表水灌溉項目共擬新建、續建大型灌區17處，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資73.64億元。其中呼聲很高的“兩江一湖”灌區9處，骨干工程投資57.63億元。這些工程完成后，可達成設計灌溉面積1204.2萬畝，其中新增水田面積562.8萬畝，旱田噴灌面積44.3萬畝；改善水田面積591.6萬畝，旱田噴灌面積5.5萬畝。灌區建成后，預計年可增產糧食55億斤，同時還可在非灌溉期為210萬畝濕地及保護區進行生態補水，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均十分顯著。

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八大洪水以后，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依靠國債資金的支持，全國的水利基本建設投入增長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墾區也抓住了這個機遇，先后建設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庫除險加固工程，大型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設項目也取得了快速進展。20__年，國家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走勢，將實行多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為穩健的財政政策。也就是說，盡管國家對水利作為重點投資領域的地位不會改變，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資規模已經減少，水利投資的重點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調等一些國家大型項目上。

這次總理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講話精神，主要解決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仍然過多，國際收支不平衡加劇，能源消耗過多，環境壓力加大等問題，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但預計水利基本建設項目投入不會因此而大規模削減，因為宏觀調控政策第一條就是要繼續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抓好秋糧生產，力爭實現全年糧食生產穩定發展，要想做到這些是離不開水利基礎設施支撐的。但是，目前國家對水利基本建設的投入要恢復到“十五”時期前三年的水平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水利部矯勇副部長今年來墾區檢查工作時提到，這幾年國家對水利基本建設項目的投入年年在減，“十五”時期后兩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減少了83億元。根據水利“十一五”規劃需求和現有的中央投資規模測算，中央水利投資比“十五”期間每年將減少近100億元。除了人畜飲水項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設項目投入可能還要再減少一點。

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對墾區當前在建和擬建重點水利基本建設項目的影響

（一）國家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和解決“三農”問題，為墾區水利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墾區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國家重視糧食安全，增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對于以服務農業生產為主要任務的墾區水利建設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同時，國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重點是發展農業生產能力，促進農民增收，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農業生產能力的基礎保障。

（二）國家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減緩了墾區水利基本建設的發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設投入難以滿足墾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墾區當前處在歷史最好的發展時期，經濟快速發展，職工安居樂業，糧食總產已突破了200億斤大關，正在向300億斤邁進。按照墾區現有的土地面積和耕作水平，要實現糧食總產300億斤的目標，增產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實施。大型灌區建設的投入大，必須依靠國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國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墾區大型灌區的建設目標是遙不可及的。

二是自籌資金籌集困難，一定程度影響了工程的順利實施。目前國家實行的投資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國家投入1元錢，地方就需要自籌1元錢進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設，配套工程則全部由地方自籌資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設項目規模大、投入高，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僅僅依靠收益農場是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資金籌集任務的。目前的狀況是上項目要錢時，硬挺著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時配套資金卻難有著落，影響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級驗收難以過關。自籌資金困難已很大程度的影響了墾區水利工程的實施和墾區在上級機關的信譽。

（三）水利投資體制政出多門，難以完全協調一致。

國家現行的投資體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包含在農業綜合開發、標準良田、扶貧、土地整理等項目中，存在政出多門的問題。由于各部門對項目立項、設計、施工等環節的要求不一、標準不一，形成有些項目管理粗放及與水利總體規劃不符或重復建設的問題，影響了資金效益的正常發揮。

四、針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對策與建議

一是做好前期項目儲備，積極爭取國家支持。面對國家當前的投資形勢和墾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我們在積極爭取國家支持的前提下，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測設計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們已組織完成了《黑龍江墾區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近期實施規劃》、《墾區重點中型灌區節水配套改造規劃》，協調省水利設計院、農墾設計院開展了《全省水資源綜合規劃》、《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澇可行性研究報告》、《三江平原“兩江一湖”灌區規劃》、等前期工作，為墾區有更多的工程在國家立項做了充分的準備。近期要重點做好三江平原“兩江一湖”灌區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制工作，爭取能夠早日立項實施，增加國家對墾區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緊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穩定的資金籌集渠道。按照當前的投資模式，三江平原項目和兩江一湖項目上馬后，按“十五”時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億元，則農墾每年就需要自籌1億元匹配資金，1億元配套資金。為了保證工程的順利實施，樹立墾區在上級機關的良好信譽和形象，便于更多的爭取項目和資金，建議總局盡快出臺相應的政策，繼續推廣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籌力度，每畝地提取10元錢用于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典型經驗，研究探討水利建設分級負擔，水利建設基金收取，鼓勵民營資本、外資、金融資本和大中型工商業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資建設經營水利項目，有效調動廣大職工群眾參與農田水利建設，早日建立起符合墾區實際且不走形式和擺花架子的水利建設資金籌集渠道。

三是各部門通力合作，加強協調，統一治水。“十一五”期間乃至今后一個時期的水利建設任務仍十分繁重，不僅需要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墾區各有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和加強內部協調，避免政出多門形成的散打局面，使國家對墾區有限的水利基本建設投入能夠形成合力發揮出最大的效益，建議總局各相關部門申請和批復項目由水行政主管部門統一把關，確保所建工程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符合墾區水利總體規劃及長遠發展目標，并由水利部門按行業規范統一組織實施。

四是加強水利固定資產的科學管理，確保水利投資效益和質量。墾區已建成的100多億元水利固定資產，由于沒有穩定的維修養護資金渠道，導致一些工程老化失修嚴重，造成抗災能力減退和使用壽命縮短。因墾區沒有財政，使得墾區水利工程管理按上級文件核定的人員經費不能落實，水利工程管理水平全省不能同步開展，影響了墾區今后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正常運行，為了使墾區已建工程和擬建工程按照國內外的管理標準能有效的科學管理，墾區應該設有一筆專項資金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維修養護渠道。

國家經濟論文: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及前景展望

內容提要 當前發展中國家克服了許多不利因素的影響，經濟增長出現了加快的趨勢，不僅自身的經濟環境得到了改善，而且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發展中國家中，亞洲、非洲和拉美地區當前經濟增長表現十分突出。從2004年亞洲、非洲和拉美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看，各地區和國家經濟發展形勢有所不同，各自也存在著突出的問題。2005年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依然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其中包括地區形勢動蕩、安全問題突出、恐怖活動依然猖獗，以及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各種突出性事件。

關鍵詞 發展中國家 增長與挑戰 發展與貧困

近年來全球經濟經歷了股市頻繁波動、經濟嚴重衰退、世界局部地區動蕩和反恐戰爭，以及恐怖活動猖獗等一系列負面因素的打擊，持續了多年的低迷。據世界銀行統計，2001年和2002年全球經濟分別僅增長了1.5%和1.7%，雖然同期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高于全球經濟增長，但增長也同樣緩慢。2003年隨著伊拉克戰爭的結束，影響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因素在逐步減少，與此同時，在美國經濟復蘇和亞洲經濟平穩增長的帶動下，全球經濟復蘇步伐加快的跡象逐步顯現，全球經濟增幅達到2.7%。延續2003年的全球經濟出現轉機，2004全球經濟復蘇步伐明顯加快，預計年增幅可望達到4%。由于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的復蘇和亞洲經濟的穩定增長，使得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平穩，預計2004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可達到6.1%(高于2003年的5.2%)。2005年和20%年如果油價依然居高不下，以及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構成一定的威脅。如果油價有所回落，全球經濟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不出現意外情況，預計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可達到5.4%和5.1%。

一、亞洲經濟強勁增長

目前，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依然面臨著國際政治、形勢嚴峻的考驗，其中在政治上包括地區形勢動蕩、安全問題突出、恐怖活動依然猖獗，以及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性事件。在經濟上，盡管2005年仍將保持一定規模的增長，但強勁復蘇的背后潛在的風險也在加劇，如油價的波動、新的通貨膨脹壓力、金融領域的不穩定性，以及經濟活動減弱正在顯現，許多不確定因素使亞洲經濟前景不能過于樂觀。

(一)亞洲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

2001~2002年期間，亞洲地區一些主要國家經濟增長放慢，出口需求下降，并影響到金融市場的穩定，尤其是部分新興市場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相當嚴重，再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嚴重衰退，進一步加劇了亞洲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

亞洲國家(不包括日本)經歷了兩年的經濟增長下滑后，2003年開始出現轉機，經濟增長達到6.5%。盡管2004年亞洲國家經濟受到國際油價居高不下和中東局勢動蕩，以及各種恐怖事件等不利因素影響，但經濟增長依然強勁。為此，近期亞洲開發銀行將2004年亞洲國家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從4月的6.8%調高到了7%，這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亞洲國家出現的最快增長，預計2005年將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但有所下降，為6.2%。盡管經濟強勁增長，油價上揚，但預計2004年亞洲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僅為3.7%，比原先預測的低0.5個百分點。目前亞洲經濟能夠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濟增長強勁推動了亞洲經濟的增長。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1%，國際社會普遍認為，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將依舊保持高速增長，預計增長幅度與2003年相差無幾。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近年來亞洲國家經濟自主發展能力不斷增強，同時區域內貿易合作進一步加強，減少了因區域外部國家消費不振和經濟低迷帶來的沖擊。再有，亞洲已經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了出來，金融領域相對穩定。2004年以來，亞洲各國貨幣持續保持穩定，而且股市開始普遍回升，金融市場進一步活躍，這對當前亞洲經濟的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與此同時，由于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強勁復蘇，2004年亞洲地區出口增長強勁，消費和投資也進一步復蘇。預計2004年亞洲地區出口增長18%，在經濟擴展和油價上漲的同時，進口增長更為迅速，預計進口增長21%。

(二)各區域經濟強勁發展

從亞洲各區域經濟發展形勢看，均有長足的發展。

2004年，東亞地區依舊保持著高速發展態勢，預計經濟增長達到7.3%，其中中國增長率將超過9%；中國香港達到7.5%；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國臺北經濟復蘇比預期的要放緩，增長率為6%；由于出口減緩和國內需求不旺，韓國經濟增長率約為5.2%。2004年拉動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強勁的主要因素是，需求持續旺盛、投資增長加快和進出口貿易繁榮。預計2005年東亞經濟增長將有所減緩，

2004年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長僅次于東亞地區，大多數國家經濟進一步復蘇。消費和投資是當前東南亞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預計2004年東南亞經濟增長率可達到6.2%。其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經濟表現最為突出。由于新加坡官方將第三季度經濟增長預期上調至7.8%，第四季度預期上調至6.2%，從而全年經濟增長預期從7%大幅上調到了8.4%，這將是新加坡四年來最快的增長幅度。一年來，由于馬來西亞國內需求出現大幅度反彈，出口增長較快，經濟發展有了新的動力，經濟增長率上調到7%。泰國和越南繼續保持著可觀的增長勢頭。印尼和菲律賓經濟得到改善，但增長速度仍然相對緩慢。預計2005年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長率將隨著亞洲經濟的放慢而略有回落，為5.7%。

2004年由于南亞地區主要國家印度的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和巴基斯坦經濟改革增強了國力，預計該地區經濟可望實現6%的增長率。但隨著油價的上漲，通貨膨脹率高于預期，可達到5.5%。2005年印度經濟發展有可能受農業減產的拖累，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而巴基斯坦有望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受印度經濟發展減緩的影響，2005年南亞經濟增長也將減緩，預計為5.9%，如果油價繼續在高位徘徊，通貨膨脹率也將上升，有可能達到6.5%。

2004年中亞六國經濟增長主要受益于石油、天然氣和礦產品以及棉花價格的上漲，預計經濟增長達到8%。其中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由于受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上漲，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投資和出口收入大幅增長，經濟出現快速增長。而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礦產品和棉花價格上漲的拉動下，經濟增長普遍提升。盡管2005年國際油價和礦產品價格有可能回落，但中亞六國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品出口量將繼續增加，經濟增長也將保持在2004年的水平 ，甚至高于現有水平。

(三)亞洲經濟仍面臨著各種考驗

當然，目前亞洲地區在經濟復蘇過程中也有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在地區政治形勢上，2004年以來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政局動蕩、恐怖主義盛行，導致這一地區安全與政治環境惡化，在一程度上阻礙丁東南亞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戰后伊拉克局勢和整個中東局勢的動蕩，導致亞洲的安全環境更加嚴峻，對亞洲的旅游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目前，旅游業占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近9%，7%的就業機會也來自旅游業。伊拉克戰爭后，恐怖襲擊以及恐怖威脅的不斷增多，嚴重影響了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旅游業的發展。在經濟形勢上，亞洲國家和地區仍存在著嚴重的隱患，特別是金融領域隱患依舊突出，如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債務負擔沉重，銀行業存在著多種潛在危機，來自金融領域的潛在威脅始終存在。再有，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地區，石油的需求量在近10年的時間里增長了50%以上，占全球總需求增長量的約80%。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亞洲對石油的需求還在進一步增大。由于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嚴重依賴石油進口，因此目前中東局勢的動蕩對亞洲經濟進一步發展構成的最直接的威脅就是石油供價格的上漲。2004年國際油價持續上漲，目前雖有所回落，但隨著中東局勢的進一步動蕩國際油價仍居高不下，甚至還有可能再度攀高。目前油價的居高不下首先加大了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石油進口，一些國家貿易盈余大幅度減少，削弱這些國家償還債務的能力。其次，油價的高企使企業生產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同時導致通貨膨脹有所抬頭。

在未來經濟發展中，亞洲將面臨來自全球范圍內各種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加強區域內部的合作對亞洲未來經濟發展就顯得更加必要。其中區域內部的合作既包括經濟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特別是在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上的合作，對亞洲地區安全和經濟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受各種政治、經濟因素影響，2005年亞洲國家經濟增長將放慢，主要原因是預計部分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減弱，但進出口貿易仍將旺盛，預計出口將增長11%，進口將增長14%。在石油價格繼續高位徘徊的情況下，經常性項目盈余將進一步減少，通貨膨脹率將繼續攀升，可能達到4.4%。同時，高油價也將有可能導致石油進口國經濟增長的明顯放緩。另外，2005年美國、日本和歐盟經濟增長有可能出現下滑，再加上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日益突出，可能會在今后拖累全球經濟的增長，影響亞洲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采取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變化，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各種風險，才能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非洲經濟依然面臨著嚴峻挑戰

受全球經濟復蘇的影響，2003年非洲經濟出現了新的增長，達到3.6%，但受非洲內戰的影響非洲經濟發展依舊緩慢。2004年在全球經濟復蘇加快的帶動下，非洲經濟有了進一步的增長，預計全年可達到4.5%。其中東部非洲達到5.6%，中非5.3%，北非4.5%，南部非洲3.4%和西非3.2%。預計2005年非洲經濟仍將出現進一步增長，有望達到5.4%。

(一)非洲的經濟發展形勢

2003-2004年非洲在全球經濟逐步復蘇的帶動下經濟出現了新一輪增長。2004年非洲的經濟發展主要受益于世界各國需求的增加和國際市場石油以及其他初級產品價格的攀升。受全球經濟強勁復蘇的影響，2004年世界各國對非洲石油和其他初級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國際市場石油和其他初級產品的價格也隨之上漲，從而對非洲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推動作用。由于非洲石油和初級產品出口量的持續增長和價格的上漲，2003-2004年非洲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并帶動了外資在非洲投資的增加，特別是跨國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投資進一步加大。目前非洲原油產量占全球產量的10%以上，預計到2010年有望上升到20%，僅美國原油進口總量中非洲能源所占比重將從目前的15%提高到2005年的25%。2004年由于海灣局勢動蕩，石油價格飆升，非洲的石油資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迫使西方國家和石油公司加大了對非洲石油的進口和在非洲地區的開采，從而使非洲產油國從中受益。此外，非洲有色金屬、黃金、咖啡、茶葉、棉花等的出口收入2004年也有大幅度提高。

雖然目前非洲經濟有所回升，但大多數非洲國家要實現2015年將貧困人口減半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要實現這個目標，非洲國家本世紀起需要年均經濟增長保持在7%以上，而目前非洲55個國家中，只有極少數國家能夠達到這一標準。長期以來，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初級原料產品的出口和國際直接投資，以及經濟援助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目前非洲國家仍然面臨著國際直接投資和經濟援助嚴重不足等各種困難，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二)非洲的貧困問題

長期以來，貧困始終是阻礙非洲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也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問題，但至今仍沒有得到明顯改善。目前，非洲大陸的形勢依舊十分嚴峻，戰亂不斷，艾滋病肆虐，債臺高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距日漸拉大。根據聯合國有關部門提供的統計數字，擁有30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8億多人口和55個國家的非洲，目前仍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貧困是非洲經濟發展的最棘手問題。目前，非洲的國民生產總值僅占全球的1%，貿易總額僅占全球的2甲e，吸引外資僅占全球的1%，經濟增長相對緩慢。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04年底，非洲貧困人口增加近210萬，每天生活費不足一美元的貧困人口增加約80萬。另據世界糧農組織報導，目前由于戰亂和自然災害，非洲有近3000萬人嚴重缺糧，其中東非占60%，約1800萬人。特別是近年來肯尼亞由于持續干旱，有400多萬人處于饑餓之中。與此同時，贊比亞、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等國家遭受洪澇災害，計以百萬人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脅。另外，目前美國的大規模打擊恐怖軍事行動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而非洲國家的外債、消除貧困化、防治艾滋病，以及地區沖突等問題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看淡，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非洲的經濟發展。為此，近年來許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多次強烈要求國際社會進一步重視非洲國家的問題，加大對非洲的經濟援助，并消減對非洲國家進口產品的關稅壁壘。此外，他們還呼吁非洲國家應不斷發展自身能力，加強非洲國家間的協調，深化適應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依靠非洲國家的力量解決地區沖突等，以逐步建立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從而減輕因恐怖事件和西方國家打擊恐怖主義軍事行動給非洲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

(三)非洲的債務問題

嚴重的債務問題是困擾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底，雖然非洲國家的外債狀況有所改善，但積欠外債總額超過了3800億美元，比20世紀90年代初不到3000億美元增加了近27%，平均每年增加約100億美元，債務總額約占全球債務總額的13%，占發展中國家的15%。非洲國家每年近25%的 財政收入用于償還外債。2002年非洲國家由于還債能力減弱，債務負擔更加沉重，債務總額接近3900億美元，其中年內非洲國家被要求償還的貸款就高達近210億美元，約有近130億美元沒能按期償還。2003年非洲國家債務形勢進一步惡化，接近4000億美元，預計2004年超過4]00億美元。據有關機構預計，在今后幾年中非洲國家的外債總額不僅將大大增加，而且無法按期償還的貸款也將大幅度增加。由于近年來債務危機的加劇，使許多非洲國家新的貸款大幅度減少。例如2001年和2002年，非洲國家從國際金融機構所獲得的新的貸款分別比上年減少了約6.4%和6%，2003年減少了6.2%，預計2004年超過6.5%。盡管2004年6月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同意把減免貧窮國家債務計劃再延長兩年，并表示將提供更多的免債和援助項目，但這些減免只占非洲債務的一小部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四)非洲的貿易問題

對外貿易在非洲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國民經濟的增長和主要外匯來源是通過對外貿易來實現的，其主要的貿易往來是美國和歐洲地區。近年來，非洲國家為了經濟發展不斷擴大出口，同時隨著美國和歐洲等西方國家對非洲制造業產品需求的增加，非洲的出口增長從1998年的3.1%增加到2000年的3.4%。但近年來，由于西方國家實行反傾銷和補貼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及自由貿易協定實施的速度緩慢，使非洲國家貿易發展出現緩慢趨勢，依舊徘徊在3.4%左右。1999年以來，西方國家每年用于農業補貼高達3000億美元，相當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并對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的農畜產品進口征收關稅超過100%。估計，由于西方國家實行的限制進口政策，發展中國家每年損失的出口收入超過了1500億美元，其中非洲國家的損失十分可觀。由于西方國家進一步加大了貿易保護主義力度，使非洲出口貿易成為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犧牲品。長期以來，非洲經濟增長依然嚴重依賴初級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對非洲經濟的影響十分明顯。而且，非洲的其他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處于劣勢，再加上發達國家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也進一步限制了非洲產品的出口。

另外，由于地緣政治不穩和經濟本身諸多不確定因素始終籠罩著非洲，受其影響，未來非洲經濟形勢依舊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在當前非洲內戰不斷和政局動蕩不定的影響下，非洲國家經濟發展依舊步履艱難。非洲部分國家長期政局的動蕩，嚴重影響了國際機構和外資在非洲的經濟援助與進一步投資，并影響了非洲的產品的生產能力和出口的進一步增加。同時，內亂和沖突帶來的疾病、饑荒、環境惡化等問題，給非洲經濟保持穩定發展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三、拉美經濟擺脫困境

2003-2004年，拉美國家逐步走出經濟和金融困境，經濟出現恢復性反彈。特別是2004年，拉美經濟顯示出強勁增長勢頭，復蘇態勢得到進一步鞏固。但目前在經濟發展中依舊存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未來經濟形勢仍不容樂觀。

(一)經濟進一步增長

2001-2002年，拉美國家受阿根廷、巴西經濟和金融形勢持續惡化的影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再加上隨著全球經濟普遍陷入衰退，特別是受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拉美國家經濟出現嚴重下滑。拉美國家與美國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美國經濟的發展變化直接影響到拉美國家的經濟走勢。因此，2001年和2002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和遭受恐怖襲擊帶來的重創，為拉美國家經濟帶來了厄運，甚至比美國的衰退更為劇烈。2003年美國經濟開始全面復蘇，由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拉美地區經濟復蘇依然乏力，經濟增長僅有1.5%，但與2002年負0.6%的增長相比，拉美經濟也在逐步回升。2003年以前，導致拉美外國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拉美各國經濟普遍衰退，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動蕩，部分國家經濟政策搖擺不定，以及許多國家貨幣貶值。

2004年以來，隨著拉美國家逐步消除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以及受美國經濟強勁復蘇的影響，大多數國家經濟狀況出現進一步好轉，許多國家經濟復蘇勢頭強勁，，預計2004年拉美地區經濟增長可達到4.7%。其中，委內瑞拉、烏拉圭和阿根廷三國2004年的增長率預計分別達到12%、9.5%和7.1%。同時，厄瓜多爾、巴拿馬、智利、秘魯、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和哥斯達黎加經濟也呈現穩定增長勢頭。2004年拉美對外貿易連續第三年實現順差，預計全年順差額達到385億美元。2003年拉美資本外流凈額由2002年的400億美元下降至150億美元，2004年資本外流進一步減少，外部投資也出現回暖跡象，因此拉美2004年國際收支狀況進一步改善，這表明拉美經濟狀況在不斷好轉。雖然目前拉美經濟仍在困難中徘徊，金融狀況難以根本好轉，但2004年拉美經濟開始復蘇，流入該地區的外資也逐步增加。拉美國家經濟2004年普遍增長主要得益于全球經濟和美國增速加快，以及國際市場需求回升。在美國、日本和亞洲等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帶動下，全球經濟快速復蘇，國際市場需求旺盛，拉美原料和石油出口國的收入因此大大增加。拉美地區多數國家屬外向型經濟，因此，拉美經濟復蘇首先得益于外需的增長。2003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復蘇，國際需求轉旺，從而帶動了拉美地區的出口。由于2004年全球貿易預計增長8%，這為拉美國家提供了更多的對外出口機會。同時，拉美國家加強了區域性經濟合作，推動了自身經濟發展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國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此外，初級產品和石油出口占拉美國家出口的30%以上，是拉美經濟的重要支柱。2003年以來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和石油價格的大幅度幅上漲，也使許多拉美國家的出口收入進一步增加。另外，在經歷了2002年拉美金融危機之后，阿根廷從困境中擺脫了出來，經濟增長勢頭增強，這為整個拉美地區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基礎依然薄弱

近年來，拉美經濟形勢始終處于動蕩之中，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相繼接踵而來，總是不能穩定。90年代拉美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為3.3%，但是由于拉美許多國家經濟和金融領域十分脆弱，一旦受國內或地區以及國際不利因素的影響，經濟和金融形勢隨時有可能出現新的危機，因此今后拉美的經濟前景仍不容樂觀。2004年拉美經濟盡管已出現比較強勁的復蘇，但依然面臨著諸多不容忽視的問題。第一，許多拉美國家經濟嚴重依賴附加值較低的初級產品出口，一旦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下滑，其出口必然受到嚴重影響，市場上價格的波動將是今后拉美國家對外出口和出口收入不確定和不穩定的重要因素。第二，外向型經濟是拉美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對外貿易和國際投資，一旦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外國投資不振，將嚴重影響拉美經濟的發展。這種對外依賴程度較高的經濟模式是未來拉美經濟發展的潛在隱患。拉美國家要保持長期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一方面需要各國在國內市場挖掘經濟增長的動力；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本地區的區域合作。第三，一些拉美國家金融和政局動蕩的風險依然存在，一旦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和政局動蕩，將波及整個拉美地區。在金融領域，由于拉美地區各國國內多年來儲蓄偏低，抗風險能力脆弱，一有風吹草動金融危機有可能再次卷土重來。

(三)前景不容樂觀

目前拉美經濟出現的強勁增長并不穩定，增長既有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也有經濟陷入低谷后的恢復性回升的程度和可能。如果國際和地區環境發生變化，或該地區出現嚴重的突發性事件，拉美經濟的增長將很難維持，甚至出現經濟或金融形勢的動蕩。當然，未來拉美經濟也有樂觀的一面。首 先，拉美經濟已經渡過了艱難時期，經濟開始全面恢復，正處于增長時期；其次，地區形勢趨于穩定，政治環境的逐步穩定有利地區經濟的發展；再有，區域性合作不斷加強，有利于本地區自身的發展。另外，由于外部環境對拉美經濟的影響十分明顯，因此今后幾年拉美經濟能否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能否持續復蘇和進一步增長。預計，2005年和2006年如果不出現意外，拉美經增長將有所放慢，均在3.7%左右。

四、發展中國家經濟面臨著嚴峻考驗

隨著西方主要國家刺激經濟計劃的實施，以及2003年全球經濟的復蘇，預計2004年全球經濟總體運行好于2003年，經濟復蘇步伐將在2003年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強勁態勢。但全球經濟運行中的一些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如能源價格較高、股市動蕩、匯率頻繁波動、消費需求增長不穩，以及局部地區動蕩、恐怖活動猖獗、美國反恐戰爭是否會再次打響，都將會對全球復蘇帶來負面影響，導致全球經濟波動甚至出現[:請記住我站域名/]反復。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也將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考驗，在困境中謀求進一步發展，在動蕩中排除干擾保持經濟形勢的穩定。

對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經濟前景，有關國際機構也提出了警示，提醒有關國家和地區要警惕當前油價的劇烈變動、西方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全球恐怖活動猖獗以及東亞和拉美金融體系的脆弱，將成為影響未來全球經濟是否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能否穩定增長的重要條件。目前西方國家和全球經濟能否保持復蘇的增長勢頭，國際金融市場是否能夠保持穩定，以及打擊恐怖主義活動是否有效和國際安全環境能否保障，將是影響今后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主要不確定因素。另外，由于當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在貿易上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種種貿易限制，以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始終沒有得到改變，這將進一步擴大西方發達國家與貧窮國家的貧富差距，這也是嚴重影響今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特別是對于最為貧困的地區和國家來說，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實際的改善，最為貧困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前景將依舊令人憂慮。與此同時，如果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嚴重受阻，也將必然影響全球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

當然，未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依舊難以擺脫內外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從內部因素看，仍然會受到地區局部沖突、社會動蕩、貧困加劇、債務沉重、技術落后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從外部因素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是否穩定對發展中國家有著重要的影響，將直接關系到國際社會對貧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和投資。

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貿易、貧困和債務問題涉及到國際社會的方方面面，近年來，在許多國際金融和國際性會議上都把發展中國家最為貧困國家問題納入重要議程，作為國際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雖然目前有關國際機構就貧困國家債務減免、減少貧困等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利于緩解貧困國家的各種危機，增加官方經濟援助，避免最為貧困國家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但西方發達國家還應從全球經濟發展角度出發，從行動上更加重視貧困國家的發展問題，而不是熱衷于西方的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應積極地采取確實可行的措施調整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減少全球化給貧困國家帶來的風險，切實實施債務減免計劃和經濟援助計劃，從而對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債務危機等問題起到真正的作用。對于貧困國家和地區來說，在經濟上，也需要進行經濟結構改革，調整有關經濟政策，避免債務進一步加重；在政治上，減少戰亂、穩定社會，創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從整個國際社會來說，貧困國家和地區需要更為關注和國際援助。具體地說，從現階段看，要逐步有效地解決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難題，緩解債務危機和減少貧困，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不能僅僅依靠一次或幾次債務減免計劃和經濟援助計劃來實現。要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貧困和債務危機，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國際經濟秩序；另一方面需要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采取有效措施，在減免部分債務的同時，也要支持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如降低貸款利率，減少進口限制，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等，從根本上緩解貧困國家和地區的貧困現象和債務危機，才能使貧困國家和地區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

國家經濟論文:關于國家AAAA級風景區旅游經濟發展之淺見

__湖，又名花涼亭水庫,始建于1958年，是一座以防洪、灌溉為主，兼有發電、養殖、航運、旅游等綜合利用的大（1）型水庫，也是全省第二大水庫。水庫控制流域面積1870平方公里，正常蓄水位80米，總庫容23.98億立方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__縣委、縣政府以花涼亭水庫群山環抱，山水相融，古剎遍布，規劃建設__湖風景區，景區面積25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景區面積100多平方公里。

多年來，全縣上下在深入挖掘__縣深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上，打“禪宗文化牌”和“樸老牌”，把__湖優美的自然風光和豐富的人文景觀結合在一起，積極實施旅游興縣戰略，景區知名度不斷擴大，景區建設和旅游產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__湖由一個深鎖山中無人知的人工湖，一躍而成為國家4a級風景名勝區。為進一步做大、做強__湖旅游產業，推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我就打好“禪宗文化”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發展__湖旅游經濟，談幾點淺見。

一、 “禪宗文化”是__湖旅游經濟發展的靈魂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是旅游產業開發的品位所在。旅游是文化的載體，只有突出景區獨有的文化資源，才能得到游客的青睞，才能推進旅游經濟持續發展。我縣建縣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在歷史長河的積淀中，地方文化底蘊深厚，佛教禪宗文化更是源遠流長。晉代天竺高僧佛圖澄率弟子來縣境建佛圖寺，佛教文化從此傳入我縣。經南北朝、唐宋、明清至當代，__縣這塊“人間凈土”為我國乃至世界禪宗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__是中國禪宗文化的發祥地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為避滅佛之禍，年逾古稀的禪宗二祖慧可（487-593）被迫離開中原，錫杖芒鞋，輾轉南移，來到當時隸屬于南朝的__縣薛義河獅子山，篳路藍縷，開辟道場，靜候時局變化。

開皇十二年（592年），二祖慧可在司空山（原屬__縣，1936年劃歸岳西縣）傳法于三祖僧璨后“往管城匡救寺說法”（《佛祖統記》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__駐錫長達三十一年之久。在獅子山期間，慧可在達摩印度禪基礎上，吸取中華儒、道文化和__優秀地方文化精華，開創了具有中華特色的禪宗文化，并傳法于僧璨。僧璨隱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天柱山），“往來于__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余載，時人無能知者”（《歷代佛祖通載》），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終使禪宗大弘于天下。

慧可大師圓寂后，被隋文帝賜正宗普覺大師，被唐德宗賜謚大祖禪師。兩朝帝王充分肯定了慧可對創建中國禪宗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樸老說過，“沒有慧可，就沒有中國禪宗，這不僅影響整個中華文化，而且逐漸影響著世界文化。”因此，__作為中國禪宗文化的發祥地、獅子山作為中國禪宗第一道場，其影響必將日益巨大。

2．臨濟宗在__自成體系

六祖慧能后，中國禪宗開始走上了多頭發展的道路。安史之亂后，雖然唐朝國力由盛轉弱，禪宗卻名家輩出，山頭林立。先后產生了臨濟宗、曹洞宗、云門宗、溈仰宗、法眼宗，臨濟宗在宋代又分成黃龍派和楊岐派。禪宗文化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臨濟宗開宗于唐代末期，由臨濟義玄禪師（787-876）創建于河北臨濟院。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僅30歲的臨濟宗八代傳人、楊岐派二代傳人白云守端禪師（1024-1072），應時舒州太守邀請，只身一人來到__，在白云山海會寺開設禪宗道場達17年之久，嗣法弟子有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禪師，還有著名詞人郭正祥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門庭最盛，對楊岐派的發展貢獻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后住持過__縣四面寺、潛山縣太平寺和__縣海會寺，晚年才離開海會寺住持湖北黃梅五祖寺。以在海會寺生活的時間最長。五祖法演在海會寺期間，“每日起來，拄卻臨濟棒，吹云門曲，應趙州柏，擔溈山牛，耕白云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

（五燈會元卷十九），融合禪宗各派特點加以闡揚，使楊岐派宗風更加機鋒、峻烈，宗旨更加接近普通大眾。門下弟子眾多，龍象輩出，最杰出的弟子有“佛鑒慧勤（1059-1117）、佛眼清遠（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門三杰。

清遠學成后，一直住持__縣龍門寺，晚年曾入住和州褒禪寺、南京蔣山寺接引大眾，清遠道行高深，門下弟子達21人。慧勤離開海會寺后，住持潛山太平寺。而克勤離開海會寺后，一生輾轉江南弘法，先后住持成都昭覺寺、湖南碧巖寺。南京蔣山寺、江西云居寺等名山大寺，所著《碧巖錄》一書，被世人稱為禪門第一書，其弟子在傳燈錄中收入三十一人，未收入的不計其數。且他門下龍象輩出，使楊岐一派成為我國禪宗的主流。十二世紀末，有日本高僧從楊岐派六世傳人元職（1136-1209）受楊岐禪法，回國后在泉涌寺弘傳；南宋末年，我國禪師渡日本的眾多，多傳楊岐禪法。到如今，楊岐宗已成為日本的一個重要禪宗宗派。

禪宗五宗七派中，除法眼宗，其余各宗各派都在__留下了發展的軌跡。曹洞宗六代傳人義青投子自廬山參學回來“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云山海會寺”（《歷代佛祖通載卷19》），在__縣海會寺駐錫期間，將臨濟宗楊岐派的宗風、中國儒、道文化和皖江優秀的地方文化溶入曹洞宗中，豐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使曹洞宗更具禪家的宗風、儒家的風格，從而經過“百年孤獨”的曹洞宗在__煥發出勃勃生機。

3、__哺育了一代佛門領袖趙樸初

__縣自古文風昌盛，民風淳樸，人才輩出。從元至清，__縣就有三人高中狀元。當代，__縣又哺育了一代佛門領袖趙樸初先生。

樸老生前曾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畢生從事佛教領導工作。1983年12月，樸老在紀念中國佛教協會成立30周年大會上提出把“人間佛教”思想做為新時期我國佛教發展的指導方針，樸老說：“我以為在我們所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愿。”“我們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凈化自已，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凈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樸老同時指出

“應當發揚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即農禪并重、注重學術研究、進行國際交流。樸老不但倡導人間佛教思想，而且在僧團建設、道風建設、僧才培養、慈善事業、維護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貢獻，得到了全世界廣大佛教徒的擁護和愛戴。

樸老“人間佛教”是對太虛、印順等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人間佛教”思想與禪宗文化相比，精髓相同，都是以“般若”做為主線；核心相同，都是以行大乘佛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自利利他精神。但內容上有延伸和補充。在對佛教徒的要求方面，禪宗要求個人修持必須勤修“戒、定、慧”三學，而人間佛教思想強調“奉行五戒、十善以凈化自己”，把佛教徒個人修持和道德修養擺在一個更高的位置；在佛教徒社會道德義務方面，雖然都承擔的是“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但人間佛教思想特別強調佛教徒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等劃時代內容，把國家的命運與佛教事業發展的命運緊密的聯結在一起，使佛教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踐行“人間佛教”思想，為新時期中國佛教事業開創了嶄新的局面和廣闊的前景。

主席認為，佛教寺院“是名勝古跡，是歷史文化遺產”。為我國禪宗文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二祖禪堂、海會寺、龍門寺、佛圖寺、西風禪寺在__湖畔，樸老靈骨也于20__年迎回故里__湖畔寺前鎮樹葬，趙樸初文化公園建設已初具規模。禪宗文化和人間佛教思想是__縣最具特色的文化資源，打好禪宗文化品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更能彰顯__湖的魅力，提升__湖的品位。

近幾年來，我省黃山以宏村等古民居為載體，弘揚徽文化；山西省以平遙古城為載體，弘揚晉商文化；浙江奉化以彌勒佛為載體，打造彌勒文化，都有力地推進了旅游產業的發展。我想，打造禪宗文化品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也一定能推進__湖旅游經濟的發展。

有人說，__湖是“中國第一禪湖”，我不敢茍同。__湖是一個人工湖，是建國后才修建的，慧可來__縣時，根本上就沒有__湖。也有人說，趙樸初是名人不是佛教徒，這種說法也缺乏常識，大家知道，佛教徒包括僧尼和在家居士，樸老是圓瑛法師的弟子，是在家居士，與明旸法師是師兄弟。__湖如果定位不準，特色不明，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旅游事業的發展。

二、打好兩張牌，可以推動__湖旅游經濟持續發展

打好禪宗文化牌和樸老牌，突出了__湖的特色，可以提升__湖的知名度，拓寬__湖的旅游市場，推進__湖旅游經濟持續發展。

1、禪宗文化已越來越受到重視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有任何能夠應付現代科學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孫中山認為“佛教是哲學之母”。作為佛教特質的禪宗文化，在當今社會，仍然發揮著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能夠引導人身心平和。當今社會，由于競爭激烈、工作壓力大、生活高度緊張，許多人的心態發生了扭曲，身心不和諧，心理不健康。禪宗文化提倡“滅除貪欲”的理念，可以引導世人對好的環境不起貪心、對不好的環境不起怨心，對不好不壞的環境不起癡心。禪宗強調的“靜心修禪”的方法，我們還可以轉化為一種修養身心的體育鍛煉方式或一種精神治療方法，對于現代人保持心理健康和身心和諧也是大有益處的。

能夠引導人與人之間關系和睦。禪宗提倡的各種道德倫理觀念，對解決現代社會的各種矛盾沖突，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文明水平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佛教強調“棄惡揚善”、“眾生平等”、“慈悲為懷”，要求人不偷盜、不淫邪、不妄語、不欺騙，不做傷害他人的事情等等，無疑對保持人際關系的穩定，推動家庭和鄰里關系的和睦，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都是有益的。

能夠引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禪宗文化提倡不殺生、放生、素食等觀念，對今天我們保護野生動物、保護森林湖泊、甚至維護生態平衡都是有益的。佛教徒就是因為有了不殺生的信念，所以他們才能保護好自己的生存環境，使佛寺廟宇周圍山清水秀、草木叢生、鳥語花香。可以設想，如果今天人人都樹立起這種觀念，那么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能保護好生態環境。

能夠引導人們積極進取。

禪宗文化倡導的“農禪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為佛教界的優良傳統。我國古代許多僧徒艱苦創業，辛勤勞作，精心管理，開創了田連阡陌、樹木參天、環境幽靜、風景優美的一座座名剎大寺，裝點了祖國的錦繡河山。今天，如果人人都能發揚這些優良傳統，不管是從事農業、工業還是服務業，以平常心，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努力進取，就一定能推進社會的發展。

能夠促進大文化事業的發展。我國佛教歷史上高僧輩出、大德如林，他們譯經著作，創立宗派，傳經授業，為我們留下了浩翰的佛教文學、藝術、歷史、哲學、醫學等寶貴資料，深入研究這些經典，把這些文學、藝術、歷史、哲學、醫學等遺產挖掘出來，對于促進大文化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樸老說過：“禪是一面鏡子，它可以照亮人的心境；禪是一盞燈，它可以指明人的心路。”隨著社會不斷進步，科技不斷發展，為了工作，為了生活，為了家庭，每個人壓力很大、煩惱很多，怎樣修心養性，怎樣為人，怎樣處世，是每個人必須面對和思考的課題，而禪宗文化能很好地為他們找到答案，因此，禪宗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繁重工作之余，到佛教圣地去修心養性，去思考人生，去規劃未來，越來越成為更多人的選擇。古剎遍布、青山綠水的__湖打好禪宗文化牌，能夠吸引一大批素質好、消費能力強、回頭率高的游客。

2、禪學研究及禪宗尋根問祖熱已基本形成

我國禪宗以傳臨濟宗和曹洞宗為主，擁有一大批信徒。從宋代開始，臨濟宗楊岐派和曹洞宗已東傳日本和韓國，并逐步傳入世界各地。“今天，日本曹洞宗以永平、總持為大本山，擁有信徒700萬。臨濟宗已發展成19個教派，擁有信徒100余萬。曹洞宗在韓國頗有影響，有寺院1300余所，僧人13000余人，信徒450余萬。”（朱明中《禪宗文化與和諧社會》）。

__是中國禪宗文化的發祥地，是臨濟宗和曹洞宗的發展壯大之地。天下禪宗都與__淵源很深。日光如梭，滄海桑田，__湖畔的二祖禪堂尚保存有禪床、仰天鍋、葫蘆洞、不涸泉等二祖參禪弘法的圣跡；海會寺有1500多年樹齡的古羅漢松，近幾年出土了大量唐、宋時期文物；佛圖寺有天生塔、禪門等勝景；西風禪寺有五祖弘忍參禪的五祖洞，龍門寺有清遠禪師建設的古靈光臺遺址等豐富的人文景觀。雖然在時間空間上，大師們與我們愈行愈遠，但面對這些豐富的人文景觀，大師的形象仍栩栩如生。如果我們能夠加大宣傳力度，把禪宗信徒、禪家專家、學者作為游客市場主體來開拓，吸引他們來__湖尋根問祖，拜謁祖庭，開展禪學研究和禪學交流，__湖潛在的游客市場十分巨大。

3、樸老在海內外享有崇高聲望

樸老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在70多年的佛教工作漫長歲月中，他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造福祉于社會、振興中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貢獻。

樸老始終熱愛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同、、鄧小平、等中共中央三代領導人有著親密的友誼。他長期擔任全國政協的領導職務，積極建言獻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貢獻。

樸老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歷任民進上海分會副

主任，民進上海市委主委，民進中央委員、常委、副主席，民進中央參議委員會主任，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德高望重的卓越領導人。

樸老是杰出的愛國宗教領袖，在國內外宗教界有著廣泛的影響，深受廣大佛教徒和信教群眾的尊敬和愛戴。作為新中國一代宗教界領袖，他把佛教的教義圓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之中。他恪盡職守，殫精竭慮，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與實踐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樸老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動。通過“觀音赴日”、“鑒真回國”再到“中、日、韓三國佛教黃金紐帶”，把日本、韓國等地區佛教徒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樸老充分發揮了宗教在國際交往中具有聯系廣泛的積極作用，向世界人民廣泛宣傳了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加深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樸老始終關心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積極開展同臺灣、香港、澳門和海外華僑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與聯系，同破壞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言論和行動進行堅決斗爭。在他生命垂危時，還念及臺灣的老友故舊，心系祖國統一。

樸老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作家、詩人和書法大師。我國許多名山古剎，都留下樸老的墨跡。樸老豁達大度，識大體，顧大局，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生活簡樸，清正廉潔，在海內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廣泛贊譽。

樸老靈骨已于20__年10月回鄉樹葬，趙樸初文化公園已初具規模，已成為我國紀念樸老、緬懷樸老、研究樸老的一個重要基地。打好樸老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一定能吸引海內外各界人士到__湖來朝圣拜佛。

三、打好兩張牌，必須切實做好五件事

1、建設好二祖道場等聲名遠播的寺院

打好禪宗文化牌和樸老牌的重要載體是寺院。__縣現有46座佛教寺院，其中，二祖禪堂是二祖慧可的道場，是中國禪宗第一道場；

海會寺是白云守端祖師的道場，是我國臨濟宗和曹洞宗發展壯大之地；龍門寺是清遠祖師的道場，明太祖之師曾駐錫此寺；佛圖寺是我縣年代最為久遠的寺廟；西風禪寺是唐代古剎，是__湖的門戶。這五座寺院聲名遠播，人文景觀豐富，自然風光優美。因此，我縣應把這五個寺作為建設重點，作為發展__湖旅游經濟的重要載體。受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寺院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一是交通設施差，影響游客快速進入寺院；二是“一山多主”現象嚴重，二祖禪堂、龍門寺、佛圖寺所在地山場使用權分屬不同農戶所有，寺院發展空間小，文物保護、生態保護、森林防火等工作存在許多隱患；三是旅游設施差，旅游資源不能充分地發揮，影響游客逗留時間；四是寺院僧尼素質不高，不足以提高__湖的佛教文化形象。因此，我們應按照《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和《__湖旅游發展規劃》要求，扎實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把這五個寺院建成__湖五個重要的景點。

加強交通設施建設。積極爭取項目，盡快開工建設獅子山二祖大橋。將“村村通水泥路”項目全面延伸到重點寺院，切實解決二祖禪堂、龍門寺、佛圖寺等寺院交通問題。

切實改變“一山多主”現象。結合林權制度改革，將獅子山核心景區、佛圖寺核心景區以及龍門寺古靈光臺遺址范圍內山林所有權通過劃撥、征用等方式，劃歸寺院管理。分散在寺院四周的文物，在縣文物部門的指導下，收歸寺院保護和管理。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協助海會寺完成玉帶河范圍內土地征用工作，搬遷海會寺天王殿，擴大古羅漢松生長空間和海會寺發展空間。

完善旅游設施建設。按照“充分展示人文景觀，自然風光，確保游客安全及不走回頭路”的原則，縣建設、交通、旅游部門應主動指導、幫助寺院規劃及建設。規劃及建設獅子山二祖禪床--仰天鍋-對弈石-藏經洞游客通道，并與現有上下兩殿通道形成環線；在獅子山規劃及建設禪宗文化游覽區，把自然風光、人文景觀結合在一起，擴大獅子山的影響。建設海會寺祖師塔-白云山-響水崖-玉帶河環狀游客通道；建設佛圖寺登山通道，把佛圖寺天生塔、禪門等主要景點連成一線。對西風禪寺游客通道進行修復加固，確保游客安全。修復在佛教界有影響的龍門寺靈光臺，擴大龍門寺的影響。縣水利部門應將“人畜飲水”項目覆蓋五個重點寺院，確保寺院用水衛生、安全。縣林業部門要加強寺院森林保護和森林防火指導工作，對寺院造林給予經費補助、技術指導。

提高僧人素質。縣宗教局和縣佛教協會應加強全縣僧人的培訓，不斷提高僧人素質；主動選送年輕僧人到各級佛學院學習深造，培養傳燈人才；二祖禪堂等重點寺院應在縣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主動禮請海內外有影響的高僧駐錫，舉辦禪宗文化研討會及禪宗文化夏令營等活動，進一步擴大寺院影響力和知名度。

2、建設好趙樸初文化公園

任何一個景區，都必須有核心景點，體現風景區的特色，作為對外宣傳、招攬游客的名片，如迎客松是黃山的核心景點，天柱峰是天柱山的核心景點。趙樸初文化公園自開園以來，游人不斷，已成為__湖風景區核心景點，其中的樸老骨靈樹葬地和趙樸初紀念館，以成為國內紀念樸老、研究樸老、緬懷樸老的重要基地，幾年來，一直是__湖游客必去的景點，佛教信徒更是絡繹不絕。但趙樸初文化公園建設目前尚與規劃相差甚遠，缺乏典型的、標志性的建筑，與樸老的身份和威望不相稱。

建設東方第一佛塔。佛經云：“見塔如見佛，拜塔如拜佛”。__縣是中國禪宗文化的發祥地，是一代佛門領袖趙樸老的故鄉，在__湖核心景區趙樸初文化公園，興建東方第一佛塔，紀念歷代在__弘揚禪宗文化的二祖慧可等高僧和一代佛門領袖趙樸老，既是合適的，也是必須的。海南三亞南山佛教文化苑投入資金近5億元，建成了南海觀音，有力地推進了旅游產業的發展,去年11月份,我對海南三亞南山佛教文化苑進行了考察,據該處負責同志介紹,

南山佛教文化苑已成為三亞市核心景區,南海觀音已成為三亞市核心景點,平均每天入園游客達5000人,僅門票一項,直接收入達75萬元。因此，全縣上下應從“旅游興縣”戰略的高度出發，積極爭取支持，拓寬融資渠道，籌建東方第一佛塔。

加快配套工程建設。圍繞東方第一佛塔建設，按照趙樸初文化公園建設規劃，啟動建設趙樸初詩詞碑廊、報恩禪寺、拜石湖的建設，使趙樸初文化公園有山有水，山水相映，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互相映襯，成為海內外佛教徒朝圣之處，成為四方游客向往之地。

3．建設好景區基礎設施

__湖旅游開發的框架已基本形成，但由于投入不足，部分景點缺乏有機聯絡，游客“進不來，出不去”、“停留時間短，常走回頭路”現象依然存在。因此，必須加快__湖景區各項基礎設施建設。

建設景區交通主干線。目前游客進入__湖景區，特別是進入趙樸初文化公園核心景區主要是乘快艇，遇大風、大雨等天氣，游客難以安全進入主景區，而從赤百線乘車進入主景區趙樸初文化文化公園路程遠，時間長。相關部門應爭取蘑菇島大橋早日動工，縮短游客從景區入口處至寺前文化公園、佛圖寺、湯灣溫泉等景區的距離。積極爭取省、市有關部門及潛山縣的支持，按照等級

公路標準，開工建設佛五公路，把天柱山與__湖聯結起來，實現兩個景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保護景區生態環境。林業、安全等部門要依法行政，堅決阻止在__湖畔成片砍伐森林，開山炸石現象，羅溪河、青石河、寺前河、獅子山薛義河嚴禁開采鐵砂。林業、農業部門和所在鄉鎮要積極引導農戶在__湖畔坡地退耕還林，注入土地流轉機制。要在現有桔子洲、枇杷島經果林基礎上，按旅游的潛規則重新規劃梅園、杜鵑園、蘭草園、玫瑰園、百合園，使__湖四季有花四季長青，西風禪寺山上的楓樹要注意保護和發展，“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別有一番情味

搞好旅游環節的相互配套。開通縣城至__湖景區公共汽車，為散客快速進入景區提供方便。改變“重旅游，輕配套”觀念，加強酒店、購物場所、農家樂等配套設施的建設和管理，使游客“吃、住、行、游、購、樂”項項滿意，形成大旅游行業結構，增強景區吸引力，提高全行業經濟效益。景區道路特別是環湖四周要加強綠化，垂柳映著綠水，使人如醉如癡。特別是一些裸露的黃土，要分年分區治理加固。

．把發展禪宗文化與儒家文化、紅色旅游結合在一起

__是革命老區，、鄧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在這塊熱土上戰斗過，特別是__湖畔的劉畈鄉，保存了劉、鄧高干會議場所和紅二十八軍柴家山會議舊址。__又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狀元縣，歷代名人輩出，自然景觀迷人。如李杜店、狄仁杰墓、湯灣溫泉、老城步行街等等。還可在__湖周邊建設幾座祠堂，和正在建設的五千年文博園相映生輝，相得益彰。特別是__湖的茶文化，本身就是禪宗文化的重要內容，還有黃梅戲、京劇、垂釣，都可以成為__湖的重要旅游項目。湖中星羅棋布的島嶼可以建設諸如“廿四孝圖”等傳統文化景點。

5．積極開發佛教文化旅游紀念品

一個好的景區，也應有上乘的旅游商品。因此，筆者以為，開發、生產及銷售旅游紀念品是發展旅游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景區旅游商品的開發要注意掌握哪些規律和特點呢？就__湖景區來說，要在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在旅游推介、導讀上用力，這是所有景區不可少的；二是要突出佛教禪宗文化特色，如佛教禪宗方面的書籍及趙樸初研究成果，這是一件大有文章可作的事；三是結合__縣域經濟特色，使農產品轉化為旅游商品，旅游商品又注入禪宗文化的內容，如最近幾年開發的“二祖禪茶”、“開翁心香”很受游客們的青睞；還有李杜茶干、大山麻花、彌陀生條、百里豆粑、新倉三九菇、山里郎茶油、__掛面、粉絲、年糕、雙果、綠豆糕、瓜蔞籽等素食產品，稍加整合包裝冠名，都是佛教界喜愛的素食食品，還有__傳統的豆腐乳，就是樸老一生愛吃的東西，再說，__現有二十多萬畝板栗，如果走深加工的路子，如板栗糕等，可以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上雙贏，還有“__湖魚頭”、“徐橋銀魚”被稱為水中人參，這些旅游產品逐年開發篇篇都是大文章。懷寧縣江鎮包子在長三角地區特別是上海享有盛名，就深刻地揭示了這個道理。

國家經濟論文: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兩種經濟思想的利弊

【論文關鍵詞】 自由放任;國家干預;滯脹

【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都曾經采取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為主的經濟政策,都取得過成功也都出現過問題,實踐證明單一的任何一種經濟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所有問題,本文回顧了這兩種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證明了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是促進經濟發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經濟政策。

自英國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之后,“自由主義經濟”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經濟運行的金科玉律。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地調節供需之間的平衡,市場就是萬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應是資本主義的“守夜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經濟法則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加。馬克思當年曾經這樣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經濟必然會因其個體生產者的短視而盲目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蓬勃發展之時,放任自由的經濟發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時的暴露出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就是這種缺陷的真實寫照。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危機就像一個幽靈一樣困擾著資本主義世界,不僅表現在危機爆發的周期越來越短,而且所產生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大。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停頓,經濟滑坡,工人失業,各種矛盾極端尖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在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中,1929~1933年危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機。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是之前歷次危機所從未有過的,而且,其延續時間也異常持久。以美國為例,由危機時的最低點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所需的時間,煤、生鐵、鋼等都長達四十多個月。因此,1929-1933年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這次危機還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信用,貨幣制度的崩潰。到1933年,美國銀行共倒閉11730家,企業倒閉252000家。這場空前劇烈的經濟危機,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失靈。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從此受到了冷落,市場萬能論的聲音日漸式微。于是,提出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刺激經濟和保持“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1936年12月凱恩斯了發表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書中他說道,政府不應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國家應該積極的干預經濟,主張政府應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應該說,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正是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生活中加大了國家干預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才逐漸克服了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使生產得以逐漸恢復。戰后,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對經濟進行了國家干預,還通過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緩解了日益緊張的勞資沖突,并且降低了失業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也沒有再次爆發,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以美國為例,戰后美國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4.0%, 60年代為5.0%。 1970年與1950年相比,工業生產增加了1.24倍,其增長速度明顯地高于美國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速度。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945的3552億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億美元,人均收入達1883美元。60年代美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渡過了“繁榮的十年”,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9741億美元,人均收入增長了37.5%,達到了2579美元。

在度過了20年的平穩發展之后,國家干預的弊端也逐漸顯露了出來。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國再次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3.8%,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7.8%,全國失業人口達850萬。1975年上半年危機渡過高潮后,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出現了相對停滯的趨勢,但同時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情況。西方經濟學界把這種現象稱為“滯脹”。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不斷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另外,國家不斷推行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結果使得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過剩的生產力和過時的機器設備不能夠被有效淘汰,所以生產的潛力不能被充分釋放。另外,國家的干預也使得企業自主性降低,企業的生產動能不足,組織和管理效率低下。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對當時的“滯漲”是無能無力的,因為根據凱恩斯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是不能并存的,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一起發生,凱恩斯主義理論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又重新抬頭,曾經一度被忽視的市場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單純靠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是絕對不可能處理好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須要將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微觀調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長期平穩地運行。因此,一種試圖糅合這兩種經濟思想優點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綜合經濟理論,開始被后來的美國總統所采用,并作為指導國家經濟運行的主要經濟政策,逐漸使美國經濟從“滯漲”的泥潭中擺脫出來,并在20世紀的90年代步入高速發展的階段,自1991~2001年,創造了經濟連續增長10年,年增長率達3.5%的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見,市場不是萬能的,但缺失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完全靠國家干預的弊端也是十分嚴重的。當前,我國正在致力于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國家干預就該在經濟領域中完全撤出,必須要將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要發揮我們國家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

的微觀調節作用。并且廣泛吸取國外優秀的經濟研究理論成果,走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我國經濟產生大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運行,創造出惠及全國人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最終實現我們目前正致力于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

國家經濟論文:憲法對國家經濟干預的規制

一、憲政與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內涵的界定

1.憲政及憲政觀念的變遷

憲政國家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知道的最為有效與合理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目標后,許多學者提出我國應該實現憲政。學者們在憲政內涵的界定上還未達成共識。張千帆教授認為:“憲政是一種政治運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狀態,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權力行使都被納入憲法的軌道并受到憲法的約束,認真對待憲法,把憲法真正作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權力———包括立法權力,國家就實現了憲政。 ”錢富臣教授則通過對國外憲政歷史的分析指出憲政的基本內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權、民主、分權與制衡、人權等五個方面。筆者認為憲政是以控制國家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為基本目標,實行以憲法為基礎的依法治國的政治制度。 憲政以憲法的存在為前提,以控制國家權力運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為基本任務,以保障人權為基本價值目標。

英國是憲政的故鄉, 宗旨在于限制王權的 1215 年自由大憲章是英國憲政的起點,是當時兩大政黨集團相互斗爭的結果。 以“消極憲政” 為本質的自由主義憲政觀構成了近代憲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內容。 自由主義憲政觀實質是要打造一個“有限政府”。由“消極憲政”向積極憲政轉型發端于美國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進步運動。 “消極憲政”主張限制國家權力,認為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過度競爭帶來的市場壟斷、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問題日趨嚴重。占統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場經營論為中心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說讓位于凱恩斯的經濟干預主義。許多學者提出發揮國家權力對經濟干預以解決社會問題。

這一時期,西方國家注重發揮權力的能動性,加大對經濟干預力度,國家權力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更為重要。 憲政理念也發生了轉型,強調國家適當干預,以建立正義的市場機制和實現社會公平。

2.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含義與基本特征

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是指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國家為克服市場失靈、維護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場主體經濟權利,而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干預和管理的新型權力。包括三種基本類型:①市場規制權。市場規制權是國家公共機關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種直接限制市場主體的權力或者增加其義務的公權力。市場規制權從具體領域來看主要包括對壟斷行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侵害消費者權利行為的規制權。 ②宏觀調控權。 宏觀調控權是國家宏觀調控機關可以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對國民經濟的運行進行調節與控制的權力,包括宏觀決策權、宏觀調控執行權和宏觀調控監督權。 ③社會分配權。 社會分配權也可稱為國家分配權,指國家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實體,為了自我運行和特定社會公共利益而借助強力對社會資源和國有公共財產在私人和國家之間,以及各個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權力。

國家市場經濟干預權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國家市場經濟干預權是對整體性經濟關系的調控和干預,其目標在于保持市場有效競爭、經濟總量關系協調和社會分配公平,關涉到廣大公民市場權利和民生利益,所調整的經濟關系具有根本性和整體性。②公益性。國家對市場經濟干預并不是事無巨細,而是只對關系到全局性、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維護多數市場主體共同利益,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③有限性。 從憲政來看,控制國家權力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范圍與強度以市場失靈范圍和程度為依據,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權力范圍。 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必然是一種適度的、有限的權力。

從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內涵與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發展,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是一種根本性的、 與公民權利直接相關的,對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具有極為重要價值的權力。 從憲政與憲法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來看,國家干市場經濟權應該由憲法進行規范。

二、憲法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必要性

1.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是建設法治國家的要求

1999 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的主要標志是:法律在整個社會調整機制與全部社會規范體系中屬于主導性地位,法律規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的一切權力均來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體沒有法外的權力。 建設法治國家是時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國,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各級政府及其官員自身擺在法治客體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離于法治客體之外。規范國家干預市場權,是法治國家建設的應有之義和成敗關鍵所在。有效規范和控制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是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問題。

2.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保障其正當行使的要求

國家權力如沒有剛性的制約將導致悲劇,這不僅由于權力無限膨脹必然越來影響到公民權利,而且對于執政者來說,最終也將同樣使其自己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才能克服權力內在缺陷和保障其正當行使。市場失靈需要國家干預,但是國家干預也會出現國家失靈的弊病。有時,國家干預甚至是市場失靈引發的原因。國家干預市場權的腐敗、尋租、濫用等行為,是引發國家失靈的關鍵性因素。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種種問題,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3.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是保護市場主體權利的需要

權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處分公共產品的能力,而面對此類公權行為,公民不得以原來的權利為抗辯。基于其本性,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極易侵害市場主體權利。保護作為被干預者的市場主體權利是市場經濟存在與發展的前提,也是權力行使的正當性基礎。憲法既要促進國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權利,而且保障公民權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顯。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行使,有利于保護市場主體權利。

三、國外憲法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規范

1.授予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

權力從何而來,是政治學和法學等研究的重要問題。 資產階級學者普遍承認并論證了“主權在民”的權力根據。 社會主義憲法基本都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通過憲法授予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在此基礎上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進行規范,是許多國家憲法的基本模式。如《韓國憲法》第 119 條第 2 款規定:“為防止市場支配和經濟力出現濫用情況,國家可以對經濟進行規制和調整”。 《意大利憲法》第 47 條規定:“共和國獎勵和保護各種形式的儲蓄,并規定調整和監督信貸事業”,該條確立了國家對金融市場的干預權。 法國憲法第 34 條規定了議會具有干預市場經濟立法權:“各種性質的賦稅的征稅基礎 ,稅率和征收方式 ,貨幣發行制度”和“企業國有化以及公營企業轉為私營企業的所有權的轉移”的準則。 俄羅斯聯邦 1993 年憲法第 8 條第 1 款規定:“在俄羅斯聯邦,保障經濟空間的統一,商品、服務和 財政資金的自由轉型,支持競爭和經濟活動的自由”,該條確立了國家在社會保障、統一市場方面的經濟干預權。

2.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主體、原則與方式等

任何非整體的權力都是由一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具體行使的,權力主體的差異性決定如要保證權力的統一性 ,就必須對權力的行使進行規范。 法國憲法第 34 條規定了議會的市場經濟立法權,包括“各種性質的賦稅的征稅基礎、稅率和征收方式,貨幣發行,企業國有化以及公營企業轉為私營企業的所有權的轉移”。而美國憲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后,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對違憲的法律進行司法審查的慣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機關在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角色。 《德國基本法》109 條第 2 款規定了國家干預經濟權行使的基本原則 :“聯邦和各州編制預算時,應考慮整體經濟平衡的需要”。根據這一憲法條款德國頒布了《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對國家干預經濟權行使原則進行具體規定。

3.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義務

國家行使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應在法律限度內,以充分保護和尊重市場主體權利為目標,不得侵犯市場主體的正當權利,否則就應承擔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第4 條規定:“凡未經國會批準,借口國王特權,為國家征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 《韓國憲法》第119 條規定“大韓民國的經濟秩序,以尊重個人和企業在經濟上的自由與創造為根本”。有些國家的憲法則通過規定公民經營自由的方式來確立國家干預權行使的義務。 《南非共和國憲法》第22 條規定:“每個公民有權選擇自己的貿易、 專業或職業的自由”。

四、我國憲法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規范現狀與完善

1.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規范現狀

我國憲法對國家干預經濟權力的規范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和逐步發展的過程。 20世紀80 年代初,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市場失靈還沒有突顯,1982 年憲法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沒有規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目標。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市場失靈問題的突顯,日益需要國家加強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有關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憲法規范逐漸出現。 1993 年的《憲法修正案》第 7 條規定了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

1999 年第三次憲法修正案第 14 條規定了我國基本分配制度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憲法修正案第21 條規定了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管權:“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第 23條規定了國家的社會分配權:“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2.對國家干預權力規范存在問題與完善

以上憲法規則規定了我國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權、市場監管權和社會分配權,為克服市場失靈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據和保障。 但是,我國憲法在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規范上存在問題: ①憲法并沒有規定國家的市場秩序規制權,影響到國家對壟斷、不正當競爭、產品質量等市場秩序規制的合法性依據,也影響到這方面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憲法對宏觀調控權和社會分配權規定不夠全面。 在宏觀調控權方面,憲法沒有規定國家宏觀調控行使方式和原則。在社會分配權上,憲法只規定了社會保障干預權,而沒有規定社會分配領域其他干預方式和干預權,也沒有規定公民社會保障權的保障機制。 ③憲法沒有規定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的行使主體。權力分立和權力制約是保障權力有效運行的基本規律,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也應該在國家干預主體之間進行權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權力有序和正當運行,而我國憲法對此沒有作出規定。 ④憲法缺乏對國家干預經濟權運行方式的規范。憲法缺乏就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范圍、原則與義務等規定,也沒有明確規定市場主體的營業自由權。

針對憲法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規范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我國憲法應從以下方面完善:①規定國家具有為克服市場失靈、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對市場秩序的規制權。規定為統一市場、保障公平自由競爭,國家有權對市場不正當競爭、壟斷行為進行規制。 ②在宏觀調控上,規定國家基于穩定經濟和促進就業可以采取產業政策、財政、稅收、金融等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在社會分配權上,規定國家為減少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等可通過稅收、轉移支付、對口支援等方式進行再分配,并依據國情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鼓勵個人和單位從事慈善事業,并建立公民社會保障權的保障機制。 完善公民社會保障權的救濟機制。③規定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國務院、最高司法機關等在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方面的具體權限,并在此基礎上確立國家干預經濟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分別由不同國家機構行使。 構建起相互協作和相互制約機制,為我國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及常委會、最高司法機關在國家干預市場經濟中的分工與合作奠定基礎。④明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原則和方式,規定其以維護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場主體經營自營為目標。 明確規定市場主體的經營自由權,規定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對市場主體的經營自由進行限制,從權利保障角度劃定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權行使范圍。 ⑤規定國家干預經濟權行使責任,規定公民和市場主體因國家干預經濟權不當行使或不作為, 而有權通過檢舉、控告等方式要求國家干預經濟權行使者承擔責任

國家經濟論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關系

這個問題的提出，表明了戰后國際體系的兩重性特征開始明顯突出起來。國家在無政府的體系中是以領土、主權和排他性的國家利益為基礎進行活動的，其本能的行為是盡量限制、疏導和利用經濟活動。但由公司演變過來的跨國公司則是以世界市場作為其運作的范圍，以經濟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為追求目標，它們竭力要超越國界限制，脫離政治控制。另外，國際機構的基礎雖然是國家，但機構存在的目標也是為了跨國家的國際利益。這種一個追求國界內最大權利，另一個活動則不以國界為限的兩種發展方向矛盾的行為體，造成了國際關系權力運作的復雜化、多樣化。

但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答案還是應放在國家這個主要行為體上，以它作為切入點。首先，要看國家在傳統領域內使用權力的狀況，它的決定權、影響權有何變化。其次，新的領域與傳統領域的地位關系，國家在新的領域內權力、影響有多大。

國家在傳統領域中的地位與權力

傳統現實主義觀點對大國的權力評估有這樣幾個方面：少數行為人最大比例地擁有體系內的總權力；這些國家通過它們的權力來追求利益并對其他大國和行為人施加影響；這些利益根據國家安全考慮來劃定；影響行為人的最有用的權力是軍事權力，其他形式的權力只有當可能轉化成支持軍事權力時才有用，軍事權力完全由國家掌握。

這就是說，體系內可以有其他行為體，但民族國家仍是主要決定性行為體，其他行為體作用有限。權力的來源和類別可以包括經濟但主要是軍事，體系內權力配置實際狀況（軍事實力）與國際關系中總權力運用的情況是一致的。

從冷戰后的發展情況來看，在沒有發生重大事件影響力量對比的情況下，各國都會顯得更關心經濟，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務，大國的反應仍然是迅速的、敏銳的、優先性的。因為，任何經濟利益都是以國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為基礎的，國家決不會把后者作為前者的成本。如俄羅斯對北約東擴計劃的強烈反應、中國對美日新防衛指針的反對、美國內部對所謂中國竊取高科技軍事情報事件的渲染和對外戰略重點的調整都是證明。由于美國對中國軍事能力的擔心，它甚至停止批準具有極大商業利益的對華衛星的出口申請，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相關跨國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張旗鼓地搞游說活動。

總之，冷戰后，國際關系的領域在擴大，傳統的安全威脅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國家資源配置中，某些軍事安全的領地在縮小（如核進攻力量），使得軍事競爭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發展的規模也在縮小。但是，軍事安全、非傳統的威脅仍是大國最關心的領域之一，它仍預留著主導性的位置，隨時隨地都可以回復到原來至高無上的地位。

國家在經濟領域中與跨國公司的關系

國際關系的主體是國家，它的主要活動方式就是利用權力來處理國際上最大的問題：戰爭與和平。

作為國際經濟主角的跨國公司，其目標主要是贏利，它是以商業規則和經濟要素最佳配置要求進行全球化、無國界方式運行的。隨著經濟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響必定會進入過去完全由國家主控的對外關系和國際關系領域。它既要國家為其發展提供保護、幫助和給予各種優惠與便利，又要以各種方式、手段促使國家改變政策與行動、或者采取抗拒國家政策的方法達到營利的目的。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跨國公司既是其經濟賴以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國實力的象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給它們帶來了資本、技術，先進管理方式，提供了就業機會，帶動了基礎設施改造和經濟的商業化。所以，國家需要跨國公司，也愿意與跨國公司分享權力。

跨國公司對國際關系和國家權力的影響有幾個方面：第一，這種權力運用是發生在自己所管轄的領域內。第二，跨國公司對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資東道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響。第三，跨國公司對國家對外主權的另一侵蝕則是在制定國際規則方面。第四，跨國公司對國家對外經濟政策權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稅收。

但是，也應該看到跨國公司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國家，任何企業的跨國經營并非完全獨立于國家之外。雖然，跨國公司與國家的利益有時背道而馳，但它在實現其自身的利益時，還不時需要國家政策、法律甚至權力的保護。“跨國公司既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行為者，同時也還是國家操縱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東道國政府方面，它們對跨國公司也并不是完全處于屈從地位，通過立法、國際輿論的壓力和合適的管理與政策，同樣可限制跨國公司超越國家主權的行為。跨國公司在20世紀60～70年代那種盛氣凌人的氣焰已經有所收斂。與此同時，對跨國公司的國際監督也在廣大國家的要求下，有了明顯加強。

特別不能忽視的是，國家間的政治、安全關系以及跨國公司以外的經濟關系，也會影響到跨國公司的業務發展和它的戰略計劃。如一國的地緣安全環境變化和地區戰略力量對比調整引起的地區緊張局勢和沖突，不僅會使跨國公司的利潤流失，更會使其資產受到嚴重損失，整個地區生產鏈環中斷。所以，公司的生存命運也都維系在國家手上。公司對國家有了影響權，但最后的決策權力還在國家。

國家行為體與國際組織的關系

在所有非國家行為體中，除了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外，最重要的行為體就是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為派生結構重要基礎構件的國際組織，通過它在政治過程中與國家的積極的互動關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國際體系原結構中的權力配置因素，強化了國家平等、合作的意識，最終使新的體系結構成為多種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結晶。

國際組織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是因為國家單靠自身的力量已無法有效地應付無政府體系下的安全與其他復雜的問題。通過國際組織，國家達到了它想要又較難實現或雖能實現但成本太高的目標——控制一些國家的行為，保證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有序環境。所以，這是國家權力的變相延伸、加強，使該種行為體的行動結果在較大程度上轉而為國家主權利益服務。

從另一個角度講，國際組織的權威、地位要高于單個主權國家，后者的完全主權肯定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國際體系中的權力關系配置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國際組織內部實質上也是不平等的。

當然，冷戰以后這種狀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方面，經濟相互依賴和政治民主化的趨勢，使大國傾向于接受國際制度內的合作模式和與現行秩序相對應的價值觀，集體意志；另一方面，隨著國際法、國際規則、規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廣泛的運用，作為制定、參與規劃以及執行的國際組織，在大國的支持下，在國際關系領域開始發揮越來越不同于國家的獨立作用。

在國際關系領域里，國際組織有時發揮不同于國家的獨立作用，但這種獨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組織上，也有明顯的程度差異，像聯合國、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政治敏感性強，權力資源多的組織，超級大國的控制仍然很嚴。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專業組織里，它們可以相對自由地從國際生產分工、人類發展需要的共同性出發，協調各國政策，促進合作與社會進步。尤其在克服貧困、消除災害、疾病、解決經濟發展的資金、技術困難、控制違反人道主義的行為、制定經濟秩序的規則等方面，它的非國家意志的獨立影響會有限地顯示出來。

與政府性的國際組織不同，非政府性組織是國際社會里比較新型的非國家行 為體。據統計，目前，非政府的國際組織已達到5000個左右，它們存在于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代表著涉及人類發展、生存的各種不同問題的專業工作方向。這些組織對國際關系、對國家權力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其專業化問題領域的敏感度與組織的大小，發展歷史的長短，成員的社會基礎等等。

非政府組織的最大作用是，在各個不同的專業化領域對國家形成壓力，讓國家在這方面按照它們的要求改變功能性政策，彌補國家無法充分或不愿發揮的作用。

非政府組織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和關心這些問題的自愿者所組成，他們對事業的投入、熱心程度在相當范圍內超過了政府官員。

政府性國際組織與非政府性國際組織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兩者都是戰后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發展高度融合與復合化在新增生的問題領域、擴大的傳統的軍事與安全領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權力體。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協調解決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交叉復合領域新產生的一些問題；監督國家行為、政策；促使國際體系變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為政府性組織，雖獨立性差，但其授權處理的問題卻具有高度影響性、廣泛性，其相對的權力作用就更大。作為國家主權延伸的國際權力協調體和國家集體主權的行使者，它證明了一些國際性問題的處理和解決已不能簡單地靠雙邊國家關系來進行，而需要多邊的機制進行協調。因此，實際上這些組織已是國際秩序維持的直接參與者，它具有國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別是權威。

對于非政府性組織來說，它具有極高的獨立性，影響面也很廣，甚至在國際公民社會中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但它最大的問題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變國際體系內行為人行為的實際權力。

結束語

總之，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關系是復雜的、多維的。隨著國際社會公共領域或跨國界的生活、活動領域的擴大，勢必增加更多的行為體。從國家在整個國際體系的相對空間來看，它的位置縮小了，權力分散了，行動受到了更多的制約。

同時，與過去相比，在立足于以軍事、政治問題為核心的基礎上，國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領域進行廣泛輻射。因此，它的權力覆蓋面要遠比過去大得多，權力也得到了加強。

國家經濟論文:經濟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法律環境的初探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經濟發達國家為了本國經濟的發展,提高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紛紛采取措施疏通高新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渠道,推動高新技術成果向產業化發展。在經濟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并取得規模效益的比例高達60~80,這固然與其社會制度、國情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但關鍵是有良好的科技成果轉化法律環境。其中專門的以及配套的科技立法是否完備,是法律環境完善與否的主要標志。從國外的情況來看,值得中國借鑒的立法經驗主要有:

1 立法先行確保科技成果轉化

國家制定科技政策和頒布科學技術法律,以國家意志干預和促進高新技術的工業應用是一種國際性趨勢。美國為提高科技立法的權威性,早在200多年前就在其憲法中規定:“國會有權保障著作家及發明家對其作品及發明物于限定時間內之專有權利,以獎勵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進步。”這是世界最早對科學技術進步以憲法形式作出規定,它對美國后來和世界各國的科技立法起到積極的指導性作用。根據這項規定,美國政府在1790年頒布了第一部專利法,有力地促進了發明成果的推廣應用。美國還制定了與科技成果轉化有關的基本法,如美國國會1980年通過《技術革新法》,該法的主要目的是強調采取多方面的經濟立法手段加速技術應用,使美國現有的國內先進技術能夠在國內獲得充分利用。根據美國原來的法律,聯邦實驗室的科技成果所有權歸聯邦政府,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科研機構和企業推廣應用聯邦實驗室科技成果的積極性。為此,美國《1980年政府專利政策法》、《1980年專利與商標法修正案》規定,凡已同聯邦政府訂立合同的學術部門和小企業均可保留及獲得其技術發明所有權;這種所有權不再歸國家所有,但國家得強制技術專利商業化;允許學術部門和企業制定適合本單位情況的專利轉讓措施。美國《聯邦技術轉移法》進一步明確規定,參加聯邦實驗室合作研究的企業,不論規模大小,可以享有成果權。從而為科技創新主體積極推廣應用聯邦實驗室的科技成果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法國在1985年制定了《科學技術振興法》,規定了法國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該法規定科學研究及技術開發是國家的優先項目,重點課題是推動企業的研究發展以及技術革新向中小企業轉讓技術,促進科技成果的迅速轉化。

2 明確政府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定職責

在經濟發達國家,政府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許多國家都專門通過立法成立相應的政府職能部門,對科技成果轉化進行管理、指導和協調。日本早在1961年5月就頒布了《新技術開發事業團法》,該法規定日本新技術開發事業團的設立目的在于開發推廣科技成果,積極推進科技成果流向企業界。英國的國家技術集團、法國的國家科研促進會、澳大利亞的國家技術集團等都是有關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職能部門。政府職能部門的組成人員,也從原來主要由政府科技官員組成改變為由官、產、學、研的人員組成。

美國國會1980年通過的《技術創新法》,明確指出聯邦政府對國家投入的研究與發展成果的轉化負有責任,要求政府部門推動聯邦政府支持的高新技術向地方政府和企業轉移,實質上就是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到聯邦政府相關部門的職責中,從而使政府部門的職責制度化、法律化。在英國、歐盟等國,政府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職責主要是積極引導和鼓勵科研部門與企業的緊密結合,增強企業競爭力。政府的重要職能是組織協調,政府的任務不是告訴科技界要做什么,而是由科技界提出要做什么,以爭取政府的支持。對于政府支持的成果轉化,由政府職能部門制定轉化計劃,協調企業界和科技界共同行動,實現成果轉化。對于一般項目和領域,政府給予提供幫助,如稅收減免。對于重點發展的特殊領域,政府直接給予扶持[1]。

3 建立健全鼓勵科技創新主體合作的法律制度

世界科技進步的歷史和實踐表明,單純地增加科技的投入,并不必然能增強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關鍵的是要正確處理好各創新主體之間的關系,即科技成果的開發、轉化和應用之間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迅速崛起,它用較少的科技投入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一方面是得益于日本通產省資助的產業合作,另一方面是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起制定的《聯合研究制度》、《研究交流促進法》等為科技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而類似的合作在美國卻因反托拉斯法的實施而無人膽敢嘗試,使人們重新考慮如何應用法律促進和保護科技創新主體的競爭與合作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開始采取措施減少反托拉斯法對科技創新主體進行科技合作的影響,1984年美國國會為放寬反托拉斯法對相互競爭企業建立合作研究與開發風險機構的約束,通過了《國家研究法案》[2]。1986年美國頒布的“聯邦技術轉移法案”授權聯邦科研機構與州政府及企業的科研機構開展合作研究。該法案不僅鼓勵國內各層次科研力量的合作,還鼓勵高新技術的國際合作。據統計,截止1993財政年度,美國與世界上70個國家及地區簽訂的包括諒解備忘錄在內的科技合作協定共有645個,國際合作領域主要有能源(包括核能)、地球科學、核安全、衛生與生物醫學、航空航天等[3]。

法國1999年6月正式頒布施行《技術創新和科研法》,其主要宗旨是加強科技界與企業界的交流與合作,鼓勵和發展公共科研部門與企業的合作關系,加速科技成果轉化。該法還為科技人員自由流動提供保障,科技人員進入企業工作,保留其公務員身份的最長期限為6年,并可以自由選擇回公共部門或者繼續留在企業工作。

4 依法促進科技與經濟的有效結合

西方發達國家強調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重視科技與經濟、社會及環境的協調發展。利用產業政策法促進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在一些國家是行之有效的法律措施。由于政策是引導性的、原則性的,政策的實施不具有法律的強制性,而且政策不如法律穩定,但是法律沒有政策靈活。為了使政策能夠順利地實施,將政策加上法律的強制力,法律吸收政策的原則性,兩者的結合就產生了產業政策性。產業政策法是指以產業政策為內容或者以保證產業政策實施為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在日本等發達國家,產業政策有時候是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并充分利用產業政策法推進科技與經濟的有效結合。在日本的產業政策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種產業振興法和促進法,從20世紀50年代后,日本先后制定了《機械工業振興法》、《電子工業振興法》、《飛機工業振興法》等產業政策法,這些產業政策法體現了國家對相關高新技術產業的合理引導、宏觀調控和各種優惠政策,使相關領域成熟的科技成果在更大的范圍內得到應用,迅速地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美國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避免科技與經濟、企業實際需要相互脫節。根據《技術創新法》設立了聯邦技術利用中心,收集可能應用而且

企業需要的科技情報,提供給各科研機構或者聯邦實驗室,要求他們在科研項目開始就制定與企業合作的目標,簽訂與企業合作的計劃,以保證研究開發成果能最終應用到產業部門,使科技創新成果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5 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資金的法律保障機制

科技成果轉化介于科研階段和生產階段之間,科研經費一般不會用于轉化階段,而企業生產階段的投入也不包括轉化階段的費用。另外,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較大,金融機構一般不敢輕易介入投資,導致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不足。所以,為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需求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機制成為各國的共識。

美國1950年制定的《國家科學基金法》保證了R&D投入的持續穩定增長,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估計,美國2000年的研發投入實際達到了2642億美元。美國1988年制定的《貿易和競爭法》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持,例如該法鼓勵研究機構與企業共同實施“先進技術計劃”,“先進技術計劃”主要是為企業或者企業與科研機構的聯合體提供啟動資金,推動科技成果的應用研究與產業化工作。該計劃自1990年實施以來,政府累計投入約15億美元[4]。英國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貸款投資擔保計劃》,規定私人銀行機構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貸款,其中總金額的80由政府擔保。日本新技術開發事業團,對持有先進技術,但風險較大,難于產業化的項目提供5年期的無息貸款,成功者償還,失敗者可以不償還。

各國的科研投入都有明確的重點領域。德國法律規定,科研費用的65用于資助信息技術、新材料和生物技術等。歐盟在1997年5月提出的研究與技術開發框架計劃,計劃投資150億~160億歐元,重點從事生命與生態科學、信息社會技術以及可持續發展技術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各國政府都在大幅增加研究開發經費,但是政府的研究開發經費所占的比例卻是逐步下降,相反企業已成為研究開發、成果轉化支出的主體。據對科技投入主體統計,在美國是企業最強,聯邦政府最弱,州政府居中;日本、韓國則是企業最強,中央政府居中,地方政府最弱。

科技成果轉化具有周期長、風險大、利潤高等特點,這就決定其資金需求難以從常規的商業渠道獲得。所以,許多國家都建立起了高技術風險投資機制支持科技成果的轉化。正如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所所長W.F.米勒所說:“由于科學研究的早期有風險投資的參與,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的周期由20年縮短為10年以下”。美國有90以上的高新技術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得到過風險投資的資助。經濟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是為高科技風險投資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如美國分別于1978年、1981年頒布《收入法》和《經濟恢復稅法》,規定風險投資額的60免征稅,其余40減半征稅,并將風險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從49調至20,使得1982年風險投資額發展到1970年的12倍。法國1985年頒布的一項法案中規定,風險投資公司免稅數額最多可達到收益的1/3。新加坡政府則規定,風險投資在最初的5~10年內完全免稅。

6 實行稅收優惠法律制度

對高新技術產業提供稅收優惠實際上就是增加高科技投入,它是各國政府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法律手段之一。各國的稅收優惠一般以間接優惠的形式為主,同時輔之以直接優惠[5]。直接優惠主要有減免所得稅、采用低稅率等。如從1962年起,美國對公司投資新設備給予稅收減免,但是明確只有在新設備正式交付使用后,才能享受投資直接抵沖其應納所得稅款的優惠,這項規定對公司應用新技術設備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在日本,一方面實行了“個人研究獎金免稅制度”、“技術出口所得特別減稅制度”,另一方面還規定對中小企業實行實驗研究費減稅制,在年度實驗研究所得稅中還允許扣除6~15。

間接優惠通常包括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稅轉貸等。如美國對開發研究過程中使用的儀器設備實行快速折舊,折舊年限率3年,為所有設備中折舊年限最短的。俄羅斯的《稅務法典》對科研機構實行稅轉貸制度,即根據俄羅斯財政部的規定允許科研機構將利潤稅轉為貸款,也可根據俄羅斯各聯邦主體財政部門的有關規定將部分地方稅收轉為貸款。但是科研機構必須在進行科學研究或者試驗設計工作,以及進行新技術的應用推廣和創新活動時才能享受稅轉貸[6]。

國家經濟論文: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挑戰

在以主權國家為主要國際行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國家主權這一象征或體現各個國家獨立存在和發展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尤其是對在世界競爭中處于劣勢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迎接這一挑戰，做出正確的戰略抉擇，直接關系到21世紀發展中國家的命運。本文試對這一問題做初步探討。

一、 當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國家主權是國家區別于其它社會集團的最重要的屬性，指一個國家在不破壞其它國家權利及國際法原則和規定的情況下處理本國的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形成于近代資本主義產生、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出現時期。早期的主權理論主要解決的是國家內部的權力關系問題，隨著民族國家間交往的日益增多，對外主權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資產階級思想家開始把主權與民族國家密切地聯系起來，國家對外主權理論得到了發展。近代國際關系史上最早承認民族國家主權原則的國際條約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尼亞和約》。

直到二戰后，國家主權原則才逐漸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成為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和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的基石。《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了"各會員國主權平等"和"不干涉任何國家內政"的原則。然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老殖民主義仍然存在，它們不斷以"維護人權""人道主義干涉"為借口，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它國內政。

發展中國家自獨立之日起就在為維護國家主權而斗爭。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權表現出如下顯著特點：一是敏感性，二是脆弱性。

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敏感的歷史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被奴役、受剝削、受壓迫的殖民歷史。

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敏感還在于發展中國家為爭取國家主權獨立的民族解放斗爭既艱難又曲折，其主權獨立來之不易，并且獨立后發展中國家經濟上的貧困、落后和依附地位使政治上的獨立常常受到威脅，主權完整常常遭到破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新老殖民主義者常常通過各種手段不斷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

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脆弱性來自內部制度的缺陷、體制的弊端、經濟的不發達，同時也來自對外部的依附性。當今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資本主義雖然也受到資本主義普遍規律的支配，但與西方正統的、原生的資本主義相比，具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混雜、國家壟斷性與官僚性相交織、依附性與民族性共存的特點。也就是說，它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育不全的基礎上產生的，它與封建土地關系、部落經濟關系等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混雜在一起，社會經濟結構極為復雜。它從一開始就實行國家壟斷，由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調節和干預，通過國家政權扶植民族私人資本的發展，因而具有較強的官僚性。發展中國家的私人壟斷組織多與本國當權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社會監督機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人民參政水平低下，極易產生貪污腐化、任人唯親的不良后果。獨立后，發展中國家為加快經濟發展又必須與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經濟關系，吸取它們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而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把它們拉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另一方面又害怕發展中國家真正強大，喪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千方百計地加以控制。而事實上，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發展中國家很難擺脫被剝削的地位。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的這些特點，造成了其經濟上的依附性和國家主權的脆弱性。

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繁感性和脆弱性增加了維護國家主權的難度。可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又面臨著新的挑戰。

二、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產國際化推動的結果，科技革命改變著國家主權行使的范圍和空間。信息技術的發展"賦予主權國家一道看不見但又客觀存在，同時又難以捍衛的'信息邊疆'。隨著遙感技術、衛星通訊、網絡技術、多媒體等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將成為'以改造和分配信息為基礎的經濟社會'，信息將是左右國家經濟發展、政治命脈、軍力強弱的關鍵因素，對跨國信息流動的內容和方式的控制將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發展水平則限制了其行使主權的范圍和空間，它們無力控制跨國信息流動的內容和方式，其國家主權的行使范圍難免受到限制。更為嚴重的是在科技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可以通過信息網絡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宣傳、文化滲透和文化侵略，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念；對那些它們不"滿意"的發展中國家發動心理戰，挑起這些國家的反政府情緒，影響該國政府的決策甚至促使政府倒臺。

(二)經濟全球化改變了過去那種國家在內政、外交、軍事上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的觀念，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制約著國家的經濟主權。對發展中國，特別是那些處在對發達國家單純依附關系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講，國家主權受到牽制和制約的程度更甚。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要，產生了國家間的經濟聯合，導致區域集團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在區域集團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家需要讓渡一些經濟主權的行使權，建立超國家的機構，實現經濟上的共同發展，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趨勢對于發展中國來講，產生了兩種區域集團，一是成員國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區域集團，另一是既有發展中國家，也有發達國家的區域集團。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經濟政策趨同的發展中國來說，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制定共同的行為準則、讓渡部分經濟主權的行使來實現共同的經濟利益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對于與發達國家處在同一區域集團中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讓渡經濟主權的行使權，實現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經濟利益，則是一大難題。

（三）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尖銳，能源問題、環境問題、資源短缺問題、糧食問題、債務問題、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極地深海和太空開發中出現的問題、人口問題、難民問題、問題、核擴散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早已越出國界向各處擴散，并在不斷地惡化，成為影響全球發展的重大問題。它們的解決已經不是一國或幾國的能力所能為，必須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相互協作、通力合作才能解決。如國家對疆域內的自然界及其資源有著當然的主權，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完全屬于主權范圍之內的事務，然而，環境污染的擴散性和跨疆域性則侵蝕了他國的環境；又如一些發達國家在保護本國的自然環境和資源時，利用資金優勢濫用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再如發達國家將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將污染物（工業垃圾、核廢料）有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掩埋，破壞這些國家的環境。這些全球性問題突破了主權國家疆界的限制，模糊了內外事務的界限。

（四） 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侵蝕。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短 缺，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這些國家不得不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請求援助。這些組織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不是無條件的，而是附加了種種條件。這些條件直接干預著這些國家的經濟主權，甚至是政治主權。

（五） 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國家主權的制約。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些3.5萬家跨國公司，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占全球跨國公司的絕大部分，并主導著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對資金和技術的壟斷，控制著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經濟部門，甚至控制著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從而侵蝕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不僅如此，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它們通過賄選、資助反政府活動和政變、制造經濟混亂等手段，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它們還以投資建廠、提供貸款、提供技術為條件，提出種種要求，踐踏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以發展中國家為母國的跨國公司，同樣以其經濟實力為后盾，影響著本國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

三、 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的對策

（一） 發展中國家必須主動參與全球化過程，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好處是實現了世界資源的最優配置，為各國最大限度地擺脫資源和市場的束縛提供了條件。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分工的發展、產業的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這對于發展中國家彌補本國資本、生產要素的缺口，利用幾乎是不付費的后發優勢以及迅速實現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發展中國家只有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才能充分享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

（二） 更新觀念，研究對策，掌握理論武器，為適應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采取靈活、切實可行的方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國家的獨立性、自主性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約，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行使權難免遭到侵蝕。但是這種挑戰、制約和侵蝕并不意味著"國家主權過時了"，更不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無端地干涉和侵犯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權。發展中國家必須清楚地認識什么是全球化帶來的客觀必然的侵蝕和限制，什么是發達國家人為的干涉和侵犯，以求得合理地解決有關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面對的種種難題；必須加強對國家主權問題的研究，樹立國家主權有多種實現形式的新觀念，采取不同的主權實現形式，從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完整；在參與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主權讓與對等原則，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就不能有讓與。

（三） 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維護主權獨立和平等的首要任務。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主權獨立、完整和平等的最大威脅。20世紀發展中國家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經驗昭示人們：只有經過斗爭，新秩序的規則才能得以確立并逐步實現。

（四） 加強南南合作，堅持發展中國家集體自力更生，采取有效形式實現地區集團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發展中國家的明智選擇。20世紀西歐發達國家經濟一體化的經驗值得借鑒。為了在與美國結盟的同時增加西歐各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競爭的能力，西歐國家聯合起來，開始了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歐共體到歐盟，從關稅同盟、共同的農業政策到經濟一體化，西歐國家曾經在國家主權行使權的讓與問題上作出過痛苦的抉擇。然而，它們的聯合增強了國際競爭的能力，增強了在國際事務中的獨立自主性，并將成為未來多極世界中強大的一極。發展中國家也有這樣的經驗，如果當初東南亞五國不聯合起來，它們的經濟不可能發展得那么快。今天的東盟10國如果不依托東盟這個載體，它們在亞太地區所起的作用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大。

（五） 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努力提高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增強維護國家主權的實力。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南北關系既有對立和斗爭的一面，也有依存與合作的一面。南北關系的發展將在21世紀初形成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地中海自由貿易區、亞太自由貿易區和環印度洋自由貿易區等四大經濟板塊。每一個板塊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全球性的南北關系將變成區域內部或集團內部的南北關系，這標志著南北關系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區域性南北關系將繼續朝著對話與合作的方向發展。發展中國家應該抓住這個機遇，發展自己，逐步改變與發達國家的那種依附或單方面的依賴關系，逐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合作中的主權不平等地位。

應該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集團化的過程中，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制定政策，切不可不顧國情，盲目冒進。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經濟競爭中站穩腳跟，穩步發展，保持特色，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和平等.

國家經濟論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關系.

這個問題的提出,表明了戰后國際體系的兩重性特征開始明顯突出起來。國家在無政府的體系中是以領土、主權和排他性的國家利益為基礎進行活動的,其本能的行為是盡量限制、疏導和利用經濟活動。但由公司演變過來的跨國公司則是以世界市場作為其運作的范圍,以經濟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為追求目標,它們竭力要超越國界限制,脫離政治控制。另外,國際機構的基礎雖然是國家,但機構存在的目標也是為了跨國家的國際利益。這種一個追求國界內最大權利,另一個活動則不以國界為限的兩種發展方向矛盾的行為體,造成了國際關系權力運作的復雜化、多樣化。

但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答案還是應放在國家這個主要行為體上,以它作為切入點。首先,要看國家在傳統領域內使用權力的狀況,它的決定權、影響權有何變化。其次,新的領域與傳統領域的地位關系,國家在新的領域內權力、影響有多大。

國家在傳統領域中的地位與權力

傳統現實主義觀點對大國的權力評估有這樣幾個方面:少數行為人最大比例地擁有體系內的總權力;這些國家通過它們的權力來追求利益并對其他大國和行為人施加影響;這些利益根據國家安全考慮來劃定;影響行為人的最有用的權力是軍事權力,其他形式的權力只有當可能轉化成支持軍事權力時才有用,軍事權力完全由國家掌握。

這就是說,體系內可以有其他行為體,但民族國家仍是主要決定性行為體,其他行為體作用有限。權力的來源和類別可以包括經濟但主要是軍事,體系內權力配置實際狀況(軍事實力)與國際關系中總權力運用的情況是一致的。

從冷戰后的發展情況來看,在沒有發生重大事件影響力量對比的情況下,各國都會顯得更關心經濟,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務,大國的反應仍然是迅速的、敏銳的、優先性的。因為,任何經濟利益都是以國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為基礎的,國家決不會把后者作為前者的成本。如俄羅斯對北約東擴計劃的強烈反應、中國對美日新防衛指針的反對、美國內部對所謂中國竊取高科技軍事情報事件的渲染和對外戰略重點的調整都是證明。由于美國對中國軍事能力的擔心,它甚至停止批準具有極大商業利益的對華衛星的出口申請,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相關跨國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張旗鼓地搞游說活動。

總之,冷戰后,國際關系的領域在擴大,傳統的安全威脅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國家資源配置中,某些軍事安全的領地在縮小(如核進攻力量),使得軍事競爭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發展的規模也在縮小。但是,軍事安全、非傳統的威脅仍是大國最關心的領域之一,它仍預留著主導性的位置,隨時隨地都可以回復到原來至高無上的地位。

國家在經濟領域中與跨國公司的關系

國際關系的主體是國家,它的主要活動方式就是利用權力來處理國際上最大的問題:戰爭與和平。

作為國際經濟主角的跨國公司,其目標主要是贏利,它是以商業規則和經濟要素最佳配置要求進行全球化、無國界方式運行的。隨著經濟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響必定會進入過去完全由國家主控的對外關系和國際關系領域。它既要國家為其發展提供保護、幫助和給予各種優惠與便利,又要以各種方式、手段促使國家改變政策與行動、或者采取抗拒國家政策的方法達到營利的目的。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跨國公司既是其經濟賴以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國實力的象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給它們帶來了資本、技術,先進管理方式,提供了就業機會,帶動了基礎設施改造和經濟的商業化。所以,國家需要跨國公司,也愿意與跨國公司分享權力。

跨國公司對國際關系和國家權力的影響有幾個方面:第一,這種權力運用是發生在自己所管轄的領域內。第二,跨國公司對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資東道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響。第三,跨國公司對國家對外主權的另一侵蝕則是在制定國際規則方面。第四,跨國公司對國家對外經濟政策權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稅收。

但是,也應該看到跨國公司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國家,任何企業的跨國經營并非完全獨立于國家之外。雖然,跨國公司與國家的利益有時背道而馳,但它在實現其自身的利益時,還不時需要國家政策、法律甚至權力的保護。“跨國公司既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行為者,同時也還是國家操縱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東道國政府方面,它們對跨國公司也并不是完全處于屈從地位,通過立法、國際輿論的壓力和合適的管理與政策,同樣可限制跨國公司超越國家主權的行為。跨國公司在20世紀60~70年代那種盛氣凌人的氣焰已經有所收斂。與此同時,對跨國公司的國際監督也在廣大國家的要求下,有了明顯加強。

特別不能忽視的是,國家間的政治、安全關系以及跨國公司以外的經濟關系,也會影響到跨國公司的業務發展和它的戰略計劃。如一國的地緣安全環境變化和地區戰略力量對比調整引起的地區緊張局勢和沖突,不僅會使跨國公司的利潤流失,更會使其資產受到嚴重損失,整個地區生產鏈環中斷。所以,公司的生存命運也都維系在國家手上。公司對國家有了影響權,但最后的決策權力還在國家。

國家行為體與國際組織的關系

在所有非國家行為體中,除了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外,最重要的行為體就是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為派生結構重要基礎構件的國際組織,通過它在政治過程中與國家的積極的互動關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國際體系原結構中的權力配置因素,強化了國家平等、合作的意識,最終使新的體系結構成為多種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結晶。

國際組織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是因為國家單靠自身的力量已無法有效地應付無政府體系下的安全與其他復雜的問題。通過國際組織,國家達到了它想要又較難實現或雖能實現但成本太高的目標——控制一些國家的行為,保證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有序環境。所以,這是國家權力的變相延伸、加強,使該種行為體的行動結果在較大程度上轉而為國家主權利益服務。

從另一個角度講,國際組織的權威、地位要高于單個主權國家,后者的完全主權肯定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國際體系中的權力關系配置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國際組織內部實質上也是不平等的。

當然,冷戰以后這種狀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方面,經濟相互依賴和政治民主化的趨勢,使大國傾向于接受國際制度內的合作模式和與現行秩序相對應的價值觀,集體意志;另一方面,隨著國際法、國際規則、規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廣泛的運用,作為制定、參與規劃以及執行的國際組織,在大國的支持下,在國際關系領域開始發揮越來越不同于國家的獨立作用。

在國際關系領域里,國際組織有時發揮不同于國家的獨立作用,但這種獨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組織上,也有明顯的程度差異,像聯合國、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政治敏感性強,權力資源多的組織,超級大國的控制仍然很嚴。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專業組織里,它們可以相對自由地從國際生產分工、人類發展需要的共同性出發,協調各國政策,促進合作與社會進步。尤其在克服

貧困、消除災害、疾病、解決經濟發展的資金、技術困難、控制違反人道主義的行為、制定經濟秩序的規則等方面,它的非國家意志的獨立影響會有限地顯示出來。 與政府性的國際組織不同,非政府性組織是國際社會里比較新型的非國家行為體。據統計,目前,非政府的國際組織已達到5000個左右,它們存在于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代表著涉及人類發展、生存的各種不同問題的專業工作方向。這些組織對國際關系、對國家權力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其專業化問題領域的敏感度與組織的大小,發展歷史的長短,成員的社會基礎等等。

非政府組織的最大作用是,在各個不同的專業化領域對國家形成壓力,讓國家在這方面按照它們的要求改變功能性政策,彌補國家無法充分或不愿發揮的作用。

非政府組織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和關心這些問題的自愿者所組成,他們對事業的投入、熱心程度在相當范圍內超過了政府官員。

政府性國際組織與非政府性國際組織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兩者都是戰后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發展高度融合與復合化在新增生的問題領域、擴大的傳統的軍事與安全領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權力體。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協調解決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交叉復合領域新產生的一些問題;監督國家行為、政策;促使國際體系變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為政府性組織,雖獨立性差,但其授權處理的問題卻具有高度影響性、廣泛性,其相對的權力作用就更大。作為國家主權延伸的國際權力協調體和國家集體主權的行使者,它證明了一些國際性問題的處理和解決已不能簡單地靠雙邊國家關系來進行,而需要多邊的機制進行協調。因此,實際上這些組織已是國際秩序維持的直接參與者,它具有國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別是權威。

對于非政府性組織來說,它具有極高的獨立性,影響面也很廣,甚至在國際公民社會中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但它最大的問題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變國際體系內行為人行為的實際權力。

結束語

總之,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的關系是復雜的、多維的。隨著國際社會公共領域或跨國界的生活、活動領域的擴大,勢必增加更多的行為體。從國家在整個國際體系的相對空間來看,它的位置縮小了,權力分散了,行動受到了更多的制約。

同時,與過去相比,在立足于以軍事、政治問題為核心的基礎上,國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領域進行廣泛輻射。因此,它的權力覆蓋面要遠比過去大得多,權力也得到了加強。

國家經濟論文:國家經濟形式分析

尊敬的黨組織：

今年3月，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發展環境雖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臨的形勢極為復雜。各種積極變化和不利影響此長彼消，短期問題和長期矛盾相互交織，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相互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中“兩難”問題增多。

一、國際環境和條件分析

總的看，今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環境具有“兩面”或“雙向”特點，即向好趨向和不利趨向交迭，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

世界經濟有望實現恢復性增長，但復蘇的基礎仍然脆弱。20__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世界經濟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在應對危機中，各國采取了一系列規模和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政策或經濟刺激政策。這些政策的效應正在顯現，目前可以說已經避免了像1929—1933年那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再現。如果國際經濟、金融領域不發生重大的意外事件，20__年世界經濟增長有望轉負為正，實現恢復性增長。但是，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脆弱，因為世界經濟的復蘇主要是依托各國政府超常的強力政策刺激。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回升尚面臨較多困難，經濟復蘇也尚未帶來就業的增長。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原有的過度負債消費模式受到巨大沖擊，面臨深度調整，加之失業率居高難下，致使私人消費依然疲軟，這又導致企業投資意愿低迷。因而，國際市場需求不振可能會在一個較長時期存在。

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但風險沒有完全消除。20__年春、夏，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金融海嘯，國際金融市場劇烈震蕩。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但金融風險并未完全消除，國際金融危機余波未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資產損失嚴重，去杠桿化和清理壞賬的過程尚未結束，新的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還在積聚，不排除再度出現局部性金融震蕩的可能。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的一份最新報告表明，20__年，美國的“問題銀行”數量由年初的252家增至年底的702家，“問題銀行”的數量及其資產總額均創1993年以來的高峰。這一年，美國共有140家銀行倒閉或被接管，美國銀行業的放貸驟降7.5%，為1942年以來的最大降幅。特別是一些國家的政府債務危機或主權信用危機事件接連發生，如近期發生的迪拜債務危機，特別是歐元區債務危機。歐盟成員國中有2/3以上的國家出現了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超標而償債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公司警告說，主權信用危機將成為20__年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大包袱，并在金融市場上頻頻制造余震。

各國經濟刺激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退出抉擇艱難。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各國紛紛出臺超常規的經濟刺激政策，對世界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些政策的退出卻遇到了“三難”困境。其一，如果過早退出，收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有可能導致復蘇夭折，引發新一輪經濟衰退。其二，如果過晚退出，有可能誘發政府債務危機、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風險。各國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使市場流動性大量增加，有可能導致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震蕩走高和劇烈波動。其三，如果各國在退出的時機和力度上不一致，又有可能導致大規模的國際套利，加劇國際投機資本的游動，引發國際資本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劇烈波動。這使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難度加大。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但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國際上有輿論認為，經濟全球化有可能由于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發生逆轉，面臨停滯局面，甚或崩潰終結。我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發展和國際分工發展到較高水平的必然結果，其深入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但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了解決國內就業問題，迫于國內政治和經濟等壓力，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為借口，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采取了許多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世界經濟復蘇造成巨大威脅。

世界經濟格局大變革大調整孕育著新的發展機遇，但產業競爭、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仍錯綜復雜。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大的經濟危機往往孕育和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結構進行重大調整，邁向新一輪的繁榮。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格局大變革大調整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新的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醞釀和興起，這將使人類社會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時代，孕育著新的重大發展機遇。各國在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掌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過程中，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而展開的科技競爭、人才競爭也將日趨激烈。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等一些全球性問題錯綜復雜，也會形成新的挑戰。

二、國內環境和條件分析

總的看，今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環境也具有“兩面”或“雙向”特點，即有利條件和突出矛盾同時并存，前進的道路并不平坦，決不能把經濟回升向好的趨勢等同于經濟運行的根本好轉。

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從20__年下半年起受到嚴重影響，實體經濟增長明顯下滑。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刺激下，我國經濟從20__年第二季度起扭轉了下滑趨勢并逐季回升，主要指標呈現v字形反轉走勢，在全球率先實現總體回升向好。但是，當前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仍然不足：社會投資尚未明顯跟進，居民消費后勁亦感不足，進一步擴大內需難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縮和低迷狀態又難以在短期內改變。與此同時，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一方面，勞動力供求總量仍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和高校畢業生的規模很大，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任務很重；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用工短缺情況。今年新春伊始，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就出現了“用工荒”問題。由于經濟回升向好，企業特別是沿海

外貿企業用工需求旺盛，需要具有一定經驗和技能的熟練工、技術工；而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選擇、生活待遇、未來前途等有了新要求，這就使得勞動力供求雙方出現不匹配。

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應繼續顯現，但財政金融領域潛在風險增加。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及時、果斷地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一攬子計劃，很快扭轉了經濟增速明顯下滑趨勢，這些政策的效應將會繼續顯現。但與此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財政金融風險。20__年，貨幣信貸超常增長，對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漲和消費物價上漲產生了很大壓力。以銀行為主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迅速發展，潛在的財政信用風險不容忽視。

企業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和競爭力不斷提高，市場信心增強，但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結構調整難度加大。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企業的市場適應力和競爭力有了新的提高。在20__年世界500強排名中，中國大陸入選企業的數量已達34家。隨著經濟回升，市場信心逐步增強。但總體上說，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目前，我國已有近200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很少。在出口產品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尚不到10%。我國出口的產品大量是貼牌產品，處于國際產業分工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導致利潤大量流失。20__年我國專利申請總數排名世界第五，但以“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居多，“發明專利”所占比例偏低。我國企業的研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平均僅為3.8％，而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這一比例在5％以上的企業才有競爭力。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資源，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在新興產業發展方面，我國總體上也缺乏核心技術和領軍人才。與此同時，我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而淘汰落后產能和兼并重組又面臨就業壓力大、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制約。

糧食連年豐收，農民收入提高，但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基礎不穩固。20__年，我國農業農村形勢好于年初預期：糧食實現連續6年增產，對保持農產品市場供給、穩定物價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實現了連續6年較高速度增長。但是，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基礎并不穩固：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薄弱，農業抗災能力不強，農業生產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還很大；農業科技推廣等社會化服務的基層體系尚不健全，對農業生產的支撐不足；糧食生產基數不斷提高，農業種養的比較效益又偏低，農產品價格下行壓力較大，糧食持續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都在加大；農村各項公共事業的發展還很滯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也使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保護耕地問題、保障農民權益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等。

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民生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突出問題亟待解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面和長期向好趨勢，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首先，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將為今后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內需動力；其次，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和相應的消費結構升級，將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第三，科學技術發展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興起，將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源泉；第四，東、中、西部各地區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積極調整、加快崛起，將為今后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地理空間；第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中不斷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和相互促進，將為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礎；第六，改革開放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為今后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第七，黨和政府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成為保障經濟穩定發展的寶貴財富。但是，今后一段時間也是我國社會的矛盾凸顯期，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任務還很艱巨。最新網絡調查顯示，醫療衛生、教育公平、調控房價這“三難三貴”問題被選入前十大熱點問題，特別是房價過快上漲、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問題備受關注。此外，戶籍改革、養老保險、反貪反腐、司法公正、民主監督、網絡問政等問題也成為網民高度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

綜上，我們必須全面、正確地判斷形勢，增強憂患意識，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更加周密地做好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準備，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努力化解矛盾，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