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03 14:29:30
導語：在刑事訴訟法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訴/訴訟目的/訴訟標的
訴與訴權是民事訴訟法學中理論性很強的，被有些學者稱之為民訴理論上的“歌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如此，除了其理論本身比較抽象、有一定難度之外，古往今來的研究者眾說紛紜，人為地使之復雜化，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原因。無論是理論本身的因素，還是人為的因素，總之其中確有許多至今仍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人們去進一步探索，逐一解決。
一關于訴的含義之辨析
我國民事訴訟理論界對民事訴訟中的訴有各種各樣的表述，諸如“請求說”、“制度說”、“手段說”、“聲明說”等等。盡管在表述上有許多差異，但大都把訴理解為一種請求。如訴“是當事人為維護自己實體權益而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訴訟請求”；訴是“民事權利主體認為自己的民事權益受到侵害或與他人發生爭議時，向人民法院提出給予法律保護的請求”；訴“是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的保護其民事權益的請求”；訴“是一方當事人將其與對方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以及如何處理的訴訟主張，提交法院依法予以審判和處理的請求”。筆者認為“請求說”比較接近訴的本質。首先，訴不同于。當事人進行訴訟目的是為了通過法院運用審判程序解決爭議，保護自己的民事權益。然而法院不可能地了解當事人的愿望，也不可能主動地開始審判程序。審判程序的啟動，需要有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當事人只有行使訴權，運用手段才能與法院發生訴訟關系。在這個過程中，訴并不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意思表示，一種請求。才是一種訴訟行為。這表明，訴是當事人的目的和愿望的概括，它只能通過行為才能得到展示。從這個意義上說，行為是訴的形式，又是訴的動態表現。請求是訴的實質，是訴的靜態表現。請求不能離開行為而獨立存在，而行為離開請求也就會因為缺乏實質內容而失去實際意義。由此可見，民事訴訟中的訴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正因為如此，司法實踐中有時對“訴”與“”未加區分，如“訴諸法院”，既意味著，也意味著向法院提出請求。其次，從訴與訴訟法律關系之間的關系來看，人民法院和當事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都是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訴訟法律關系的客體一般指主體之間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指向的對象。這種對象包括民事案件事實、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請求或主張等訴訟事項。訴與民事案件事實及實體權利有密切聯系，是當事人對法院的一種意思表示，包含著當事人的訴訟目標和內容，而不是主體本身。因為有了訴，訴訟主體之間的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才有了指向。也可以說，訴是民事訴訟法律關系客體的核心內容。同時，分立性和統一性是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的特點之一，雙方當事人是各自同人民法院發生訴訟關系，同時圍繞著同一案件、同一訴訟程序進行訴訟活動。這一特點表明，當事人雙方之間并不能直接提出訴或者接受訴，當事人只能向法院要求保護，提出訴。因為訴所反映的是當事人與法院的聯系。再次，訴與訴訟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民事訴訟是人民法院與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為解決民事案件而依法進行的全部訴訟活動的總稱。包括著訴訟活動過程和訴訟關系。訴的內容包含在這種活動的目的對象之中，但并不等同于訴訟活動及其過程本身。因而在訴訟理論上，“訴”與“訴訟”有嚴格的區別，不能用“訴”代替“訴訟”，也不能以“訴訟”取代“訴”。最后，從訴與訴的法律制度的關系來看，也有區別。訴的法律制度是有關訴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既包括訴訟法律制度，又包括實體法律制度。實體法關于保護民事權益和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的規定，訴訟法關于進行訴訟、實施訴訟行為的規則等規定，為訴的產生提供了法律依據，也為訴的實現提供了條件。從這一方面看，訴由訴的法律制度所決定。另一方面，有關法律制度的設立又要反映訴的需要，即：生活中有什么類型的案件，就需要設立相應的訴的制度，使之得以解決。由此可見，訴的本身并非法律制度。
以上表明，訴不同于法律制度，也不完全等同于訴訟行為或手段。訴的本質是能夠產生訴訟效果的一種請求，屬于民事訴訟活動對象的范疇。基于這種認識，可以發現訴具有如下特征：
1.訴是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一種司法保護請求。這種請求是當事人基于民事法律關系非正常狀態而依法向法院提出司法保護的意思表示。其作用是向法院展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這種請求一般以當事人特定的訴訟行為為依托，是具有訴訟效果的請求。如、反訴、上訴、申請再審等，這些行為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會引起一定的訴訟程序發生。訴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其他一般性請求不同，其他請求不具有訴訟效果意義，只是為訴服務。如申請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的請求，并不直接引訟程序發生或變更，只是要求法院為特定的行為采取某種訴訟保護措施。訴與陳述行為也不同，一般性陳述也是為訴服務，是觀念性表示，而不是效果性表示。
2.訴在民事訴訟開始階段表現為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審判保護請求和訴訟主張，是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前提和起點，訴訟程序開始后即成為整個訴訟活動的對象。這是因為訴訟活動始終圍繞著當事人這種請求是否有理，其主張是否能夠成立而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說，訴是民事案件的焦點，是訴訟活動的中心內容，它貫穿于訴訟的全過程。
3.訴的內容包括當事人的權利主張和事實主張。即需要法院通過審判予以評斷的法律事實和加以保護的民事權益。這一特征表明訴包含著程序內容和實體內容。但這并不是說訴可以分割為程序意義上的“訴”和實體意義上的“訴”。一方面，訴是一個整體概念，不存在分為兩種訴的基礎和條件。作為一種訴訟請求，必然反映當事人保護實體權益的目標和內容。如果沒有實體利益或法定的權益這種內在動因，誰也不會去請求法院運用審判程序而“過把癮”。法院也不會接受沒有實質內容的請求。另一方面，理論上也沒有這樣劃分的必要。把請求所包含的程序內容和實體內容歸納到訴的內容特征之中，更便于理解和操作，也符合訴的本意和。
二關于訴的要素之辨析
任何一個有法律意義的訴，都包含著兩個必備的因素，即訴的標的和訴的理由。訴的標的是指雙方當事人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和一方當事人的具體請求。一方當事人的具體請求實質是針對另一方當事人的，也可以說是該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解決糾紛的意向或方案，如主張離婚、主張合同無效等，具有實體性質。訴的標的反映著當事人提訟的實際動因，直接體現當事人訴訟目的和案件性質。也是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是使訴明確化、特定化的重要標志。訴的標的不同，反映了當事人爭議的內容及請求法院裁判的對象也不同，但我國傳統理論一般把訴的標的只理解或表述為“雙方爭議的需要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關系”。這種理論的缺陷一是不夠準確，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不一定能使訴特定化；二是不完整，訴的標的如果不含一方當事人的具體請求就不能構成完整的訴訟標的也無法確認訴的標的。例如，在確認之訴中，訴的標的是雙方當事人對某一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或是否有效的爭議，其中必須包括一方當事人的具體主張，即：要求肯定或否認這種法律關系。否則，在消極的確認之訴中就無法確定訴的標的。在各種訴中，除了給付之訴一方當事人的具體請求與法律關系有相對的分離性，因而訴的標的較易確定外，確認之訴、變更之訴的訴的標的如不包括具體請求，就難以確認，也易引起誤解。因為具體請求直接反映爭議焦點，是當事人進行訴訟的目的所在，而且也是審判的具體對象，所以是訴訟標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可見，民事權利義務的具體爭議和當事人的具體主張才是訴的標的、訴訟的核心。
訴的理由是指當事人提訟的依據，也是當事人對訴的解釋和證明。包括事實根據和依據以及當事人的主觀認識。事實根據是指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即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和消滅的事實以及發生爭議的事實。這些事實是確定當事人提出訴訟的客觀基礎，是當事人要求通過審判保護其合法權益的實體根據和原因，所以也稱“原因事實”。是訴訟理由的核心，也是使請求成立的根據。訴的理由中還包括法律依據，即訴訟請求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規定。關于法律依據，還應包括當事人的法律觀點和看法。當然，事實依據才是理由的必備。
有些著述認為訴的要素除上述兩個方面外，還應包括當事人。認為訴不可能離開當事人而獨立存在，所以當事人是訴的第一要素。筆者認為當事人是訴訟要件，不是訴的要素。首先，訴的要素是從上訴的內容，便于分辨各種不同的訴，采用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審理。是就訴本身進行分析。至于訴由誰提出，或者是誰與誰的爭議不是訴的要素研究的對象。何況當事人是誰，在上述兩個要素中也能明確。其次，當事人是訴訟主體，訴是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審判請求，是意思表示本身的內容，訴與訴訟主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上在對訴的概念分析中已有明確闡述，訴實際上屬于訴訟客體范疇。在沒有人格和缺乏權利意識的奴隸及封建專制社會中當事人在訴訟中沒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往往被作為訴訟客體對待，是審判的對象。而近代和社會的訴訟中當事人是訴訟主體，不再是受審對象。再次，當事人是的必要條件之一，而訴的要素和條件是有區別的，不能混淆。條件作為訴訟的程序規則，對法院正確地行使審判權、當事人正當地行使訴權起制約作用。條件是法律對當事人行使訴權、實施的訴訟行為的規范要求。條件中包容了訴的要素，但訴的要素不等于條件。如果等同起來，那么條件中包括的人民法院、主管、管轄等等都是訴的要素。此外，訴的要素是使訴特定化、具體化的標志。并且可以根據訴的要素區別同一事件是否重復。當事人不能起這種標志作用。如：對于已審結的案件，同一原告對同一被告不能就同一訴訟標的或訴訟理由再行，而同一當事人對不同的訴訟標的和訴訟理由則可以再次進行訴訟。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訴的要素不包括當事人。
總之，研究訴的要素是從理論上對當事人提出的各種訴進行剖析，以幫助當事人認識各種訴的特點，使之正確地行使訴訟權利，提出正當、合理的要求。同時幫助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公正、合理地、地辦理各類民事案件，并能恰當地解決訴訟中與訴有關的其他各種。
三關于訴訟標的理論之辨析
大陸法系國家訴訟標的理論在長期爭論中，大致形成了三大流派：傳統訴訟標的理論、新訴訟標的理論、新實體法理論。傳統的訴訟標的理論的基本特征是以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為根據確定訴訟標的。這種理論的優點在于：1.有利于法院裁判。既然訴訟標的是當事人的實體法律關系或實體權利主張，那么，法院只就當事人特定的主張進行裁判即可。當事人未主張的權利或法律關系就不是訴的標的，不需裁判，使法院裁判的范圍明確。2.便于當事人攻擊和防御（注：王甲乙、楊建華、鄭建才（臺）《民事訴訟法新論》第3頁。）。由于訴訟標的限于一定的實體法權利或法律關系，當事人只須就這一標的攻擊和防御，其他方面即使不加防御，也不會產生不利后果。但是訴訟運行中，傳統理論也有明顯的缺陷，主要表現是：增加當事人的訟累，增加法院的案件，同一事件可能有數個判決并存，減損民事訴訟的功能（注：王甲乙、楊建華、鄭建才（臺）《民事訴訟法新論》第4頁。），不利于及時保護民事權益和恢復正常法律秩序。
新訴訟標的理論的特點是把訴訟標的從實體法中分離出來，構成完全的訴訟法上的概念。按這一學說的觀點，只需主張他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如果同一效果有數種不同的原因事實，即使這些原因事實在實體法上構成多個法律關系，亦應為單一的訴訟標的。對訴訟標的如何識別，新理論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以原告陳述的事實理由和訴的聲明為識別標準，即聲明與事實理由相結合，此為“二分肢”說。第二種是以訴的聲明或原告的目的為標準識別訴的標的，即以同一給付為目的的請求，即使存在不同的事實理由，也只有一個訴訟標的，此為“一分肢”說（注：陳榮宗（臺）《民事程序法與訴訟標的理論》第342頁。）。二分肢說解決了同一事件發生請求權競合的問題，但不能解決數個請求權發生在不同事實基礎上而又為同一給付的問題，這種理論導致自相矛盾的結果。按一分肢說理論就可解決這種矛盾。然而，由于一分肢說理論追求的是純訴訟上的概念，識別訴的標的時不考慮事實理由因素，因此，很難判斷訴的標的是否是同一的，同時可能導致法院判決效力無限擴張。
新實體法說與舊實體法說相對應，認為訴訟標的的問題，根源出在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競合上，所以應把請求權的競合發生在單一的事實關系的基礎上，只是請求權基礎競合，因不同事實關系發生的競合才是真正的請求權競合。這一理論把訴訟標的概念與實體法的請求權聯系起來，有可取之處。但因為請求權競合與請求權基礎的競合沒有統一的區別標準，仍然面臨許多難題不能解決，所以接受這一理論的也不多。
綜上所述，國外關于訴訟標的理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訴訟標的識別的標準問題上，不同的學說各有所長，又各有缺陷。這些爭論至今仍然存在，訴的標的理論尚未統一。這種狀況導致司法實踐不重視識別訴訟標的，從而在處理問題時出現一些不規范或者矛盾現象。例如在處理訴的合并問題、重復問題及確定案由和確定案件是否受理等問題上均有諸多難以解決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借鑒和吸收國外多年來關于訴訟標的理論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訴訟標的進行探討，以豐富訴的理論內容和解決司法實踐中的有關問題。
如前所述，訴的標的是指雙方當事人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及一方當事人的具體請求。訴是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通過審判解決爭議保護其民事權益的意思表示。其實質就是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保護請求。訴的標的就是這種請求的核心內容。訴訟標的體現當事人的訴訟目的，主要是當事人向法院反映自己對對方當事人的要求。這種要求包含在審判保護請求之中。因此，認為訴的標的僅僅是雙方爭議的需要法院裁判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還不能完全表明訴的目的，也不易區分不同的訴。假如不能區分不同的訴，那么與訴相關的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如：在離婚之訴中，如果當事人在訴中只要求法院“解決”他和對方的婚姻關系，不表明自己的具體要求和目的，法院就無法受理和解決。當事人只有明確表示要與對方解除婚姻關系，才可能是完整的、具有法律意義的訴。把訴的標的僅僅理解為“權利主張”也不能反映其真正含義。因為各種訴有不同的狀況。例如，在確認之訴中，當事人并不主張權利，而且如果是消極的確認之訴，很可能沒有權利可主張。在一般情況下，當事人的權利主張實際上已包含在“訴訟主張”或“請求”之中。由此可見，作為訴，泛指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司法保護的請求；作為訴訟標的中的請求，是指一方當事人向法院表示的解決糾紛的主張，實質是對另一方當事人的權利主張或要求。原告對被告的要求包含在原告對法院的請求之中，只能通過法院向對方當事人提出并經法院審理裁判。這表明，訴的標的雖然是訴訟法上的概念，但它又與實體法律關系有密切的聯系。雙方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是訴訟標的的前提和基礎，一方當事人在這個基礎上的具體請求是訴訟標的的核心，二者不可分離。
二分肢說關于訴的聲明與事實理由結合構成訴訟標的的理論，實際上包含了訴的兩個要素。這與我國訴的要素理論相近，但對訴與訴的標的理解有所不同。我國訴的理論一般認為訴的標的和訴的理由是構成任何一個有法律意義的訴的必要因素。正是這兩個要素使訴特定化、具體化。因而訴的要素才是區別不同訴的標志。當然，就一般而言，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訴的標的。但是不能獨立地研究訴的標的，而應把它放在整個訴的理論之中去研究。
為解決訴訟效益難題，美國于本世紀后半葉興起了經濟分析法學派，其用市場功利原則剖析司法資源的投入與效益對比關系，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經濟分析法學視訴訟過程為整個市場競爭與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忽視訴訟體系內在的自然正義價值，要真正在這個市場化程度千差萬別的世界上取得普遍實踐意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其探索的角度與方法卻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在肯定訴訟基本正義價值的前提下，能否通過調整程序體系的結構和運行方式，使之在適應紛繁蕪雜的案件時更加靈活化，從而推動司法資源的投人與訴訟效益的比例關系朝正方向發展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首先，依據現實需要推動程序多元主義。程序是訴訟的時空載體，公正與效益實現程度皆有賴于程序。程序是技術性較強的事物，直接體現著司法權力在縱橫兩方面的組合方式和流動過程，因而一種程序一經立法確認，都不能隨意更改或廢棄不用。但也正如人們所說，任何法律一？經制定便宜告了其過時的可能性，因為雖然法律為了促成人們行為的規則化不得不保持相對的穩定，但社會生活卻從處于無休止的流動變化中。不必說法律的總括體系不能包羅萬象而無遺漏，即便是既有的制度規范也未必能本質與結構兩方面同時滿足社會的現實需要。就程序的設置而言，公正目標的存在要求必須有一種典型反映訴訟關系運行特征和訴訟價值觀，對一般沖突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相對穩定的程序作為整個訴訟運行的核心，以使人們對正義的期待有一個權威的圓滿的實現過程。但我們義知道，并非每一社會沖突都具有根本性或明顯嚴重的危害特征，也并非每以個社會沖突都需要用煩瑣冗長、嚴格具體的程序加以解決，以達到所謂的滿足社會公眾對安全“無限需求”的目的，比如主觀惡性不大的人身侵害案和數額較小動機單一的財產；案件。在這種情況下，在核心程序外設置一些簡潔快捷、便于操作的訴訟程序，以滿足處理不同性質案件的需要，無疑具有很大的實踐價值，如果把核心程序稱為絕對必要程序的話，那么這些非核心程序則可以稱為隨機性必要程序，前者的價值目標主要定位于訴訟公正，而后者的價值目標則基本取向于訴訟效益。程序多元主義是程序結構體系調整和靈活化的結果，它在邏輯上體現了市場社會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本質特征：如果不同的交易主體和交易標的在進入市場后能迅速而無障礙地與相應的交易規則相結合，那么交易的成本將大大降低，而市場利益總量則會大大增加。相反，如果用一種規則統攝所有的交易行為，那么多樣化的交易者將感到無所適從，這時人們只有兩種選擇：要么私創規則，要么放棄交易，而前者會增加交易的成本，后者會犧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近年來美國持續升溫的辯訴交易，大陸國家普遍采用的簡易程序和刑罰處罰令制度等，都屬于因時而化在核心程序外另辟奚徑，也都是程序多元主義的典型代表。可以預料，在新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關系構成的日益復雜化，程序多元主義的趨勢還將繼續下去，其形式也將日趨多樣和靈活。
其次，倡導訴訟經濟理念人性化的參與性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無論是大陸國家對犯罪者的“強力打擊”，還是英美國家偵訴權力與被告人的“平等對抗”，被追訴的人總是被置于與國家截然對立的地位。這一邏輯不但落實在法律規范中，而且也定格在社會公眾的心理層次上。人們無不認為，被告人一般來說都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他們心理扭曲行為異常，自知會為其行為付出慘重的人生代價（如監禁或處決），故而總是力圖消除罪證以逃避懲罰。為了保證司法機關在犯罪人殊死對抗的情況下也能成功地追究犯罪，各國訴訟制度無不是以最壞的可能性為底線從司法權力運行的單方面去設計訴訟程序的。而該種程序本身必然包含對被追訴人對抗行為的克服措施，如強行扣押、強制搜捕等，這些措施加上法庭審理、文書制作等一系列必備性程序，必然構成—個相當龐雜的體系。刑事訴訟尚未開始，其預期成本投入已經相當可觀，效益的提高余地自然便顯得有限了。但是如果我們能換個角度分析問題，或許會有更廣闊的視野和全新的思路。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法；人權；尊重；保障
人權保障在刑事訴訟方面得到保護最好的體現即“尊重與保護人權”寫入了在2012年3月14日通過的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這就意味著公民的生命權、平等權、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等基本個人人權在刑事訴訟方面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護。國家修訂《刑事訴訟法》，有利于進一步落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擴大人權得到尊重與保護的公民范圍。然而，正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甚至是未剝奪公民權的公民的人權的尊重與保障，還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實現觀念的轉變并在實踐中做出努力。本論文將對人權的基本內容、新刑事訴訟法中增設的人權保障制度及其意義進行介紹，并對落實并執行新刑事訴訟法中人權保障制度的途徑進行具體分析。
一、人權的基本概念
人權的概念由來已久，經過多年的發展，又因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不同國情而產生地域、民族差異，因此，本論文將僅對最為基本的人權內容進行概括、介紹。在我國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加入了“尊重與保護人權”的概念，并將這一概念在具體的法律條文制定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與落實。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例如“任何人不得被迫證明自己有罪”、“公訴人要對證據來源及取證方法的合法性負舉證責任，不能證明證據合法的，將采取有利于被告的選擇”等具體規定都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進行尊重與保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施行，對推動打擊犯罪與公民保護人權并重的作風具有積極作用。人權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是生命權，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與平等權都包括在人權的基本內容中。生命權是公民享有其它一切權利的基本權利，當生命權無法得到尊重與保護時，根本無法享有其它人權。在我們對生命權進行理解時需要注意，在我國生存權即既包括人的生命安全權又包括基本生活保唪權的權利是首要人權，并且個人的生存權是不能凌駕于國家之上的。平等權是指”公民^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享有平等權利，并履行平等義務”的并且在人權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權利。當我們在對平等權進行理解時需注意，平等權不僅指公民享有權利的平等，也指公民履行義務的平等，此外，平等權在我國還包括在”法律方面、民族方面、男女地位方面”等諸多方面的平等。以《世界人權宣言》等公認權威的文件對政治經濟權利進行解釋與概括就是公民有”直接或經肖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人人享有公平及良好的工作條件”和“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等諸多權利。當我們對人權的基本內容整體概念進行理解時需要重點注意一方面即人權是發展著的人權，在人權會因地點而異的同時也會因時間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一變換在整體上是因時間前進而證明|的變化，是對人權的補充，正如對刑事訴訟法的新編，擴大了保護享有人權法律保護的公民范圍。
二、新刑事訴訟法中增設的人權保障制度及其意義
新刑事訴訟法中增設的人權保障制度主要體現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程序、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諸多制度與環節中。在證據制度的修改中“已有罪”原則與“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得到確立與認可。在辯護制度的修改中，犯罪嫌疑人獲得委托辯護律師為自己做辯護的權利，將可以進行更為專業的申辯。在強制措施的修改中，逮捕條件變得更加細致，減少了“灰色地帶”。在偵查程序法規修改中，犯罪嫌疑人隱私權、生命權將因不合理的審訊、偵査手段的廢除得到進一步的保護。在審判程序的修改中，新法限制了法院發回重申的次數，有利于推動訴訟化形態的發展。在執行程序的修改中，增添了社區矯正，體現了對犯罪或犯罪嫌疑人的尊嚴的保護與尊重。新刑事訴訟法中增設的人權保降制度主要意義概括來說，就是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貫徹落實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理論真正可以在實踐中得到踐行與檢驗；司法機關尊重和保障人權進入實踐、執行的發展階段；我國人權得到尊重與保護的公民范圍得到擴大。
三、落實并執行新刑事訴訟法中人權保障制度的途徑
1.在偵査階段賦予律師在場權
賦予律師在場權是出于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偵査、審査等階段的對畤雙方即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犯罪嫌疑人在地位、權利多方面上具有不平等性考慮的。在這種雙方地位懸殊過大的情況下，為了保證最終審判結果的公正性，是需要第三方即律師的介入的。律師在法律運用方面更為專業，可以為辯護人提供更為專業、有效的在法律允許內的保護。與此同時，訴訟方需對獲得在場權的律師的職業操守與道德品行進行事先考察。
2.加強公檢法部門聯系，在配合與約中尊重和保哮人權公檢
[論文關鍵詞]刑事訴訟；強制措施；發展
2013年1月1日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正式施行，新刑事訴訟法對強制措施進行了重要調整和完善，對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各項強制措施都做了相應的修訂。至今已實施近兩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筆者立足于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強制措施的完善，提出其中存在的不足。
一、強制措施概述
所謂強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公安司法機關為了保障訴訟程序的順利開展，在必要的情況下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進行限制的訴訟處分方法。在刑事訴訟中，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通常可以概括為“抓”、“押”、“審”三個階段。其中，“抓”指的是抓捕、截停、帶到等措施；“押”特指審前羈押或未決羈押；“審”是指審判以及定罪后對被告人判處的自由刑。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種，都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為最基本的特點。
二、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于強制措施的完善
（一）明確區分了取保候審與監視居住兩種強制措施
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對取保候審與監視居住適用同樣的條件，原《刑事訴訟法》第51條之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首先將取保候審與監視居住適用條件同質化；其次，將是適用取保候審或者還是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權交給了公安司法機關，由其進行判斷。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分別在第65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和第72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符合逮捕條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對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進行了規定。區分了兩種強制措施的不同適用情形，有利于實踐中操作。根據條文，取保候審的適用范圍更廣，監視居住適用于危險性更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只能適用于符合逮捕情形但是具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第72條也明確了：“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
（二）對于監視居住具體地點進行了規范
由于原刑事訴訟法對此并無相關說明，在實踐中出現了公安司法機關指定專門的監視居住地點，這讓監視居住實質上成為了羈押，嚴重違反了法律精神。在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73條：“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這一規定有效防止了監視居住異化為羈押。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26條第2款：“對被告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后，人民法院應當在24小時內，將監視居住的原因和處所通知其家屬；確實無法通知的，應當記錄在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屬的知情權，有效的避免了秘密羈押的出現，維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權益。
（三）被強制執行人的權利得到進一步的保護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正式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條文，作為刑事訴訟法的原則確定下來，在強制措施一章也充分體現了該原則。1.允許辯護律師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權介入。偵查機關在此時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聘請辯護人。檢察機關在收到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內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聘請辯護人。這些規定都是為了保護被執行人的訴訟權利；2.對于拘傳之新規定，增加了“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的條文規定，明確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3.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17條規定：“一次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進一步完善了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護。
（四）逮捕的適用條件進一步細化
要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需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證據條件，必須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查證屬實。二是刑期條件，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三是社會危險性條件，采取取保候審不足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79條第1款對“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能情形進行了列舉：“1.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3.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4.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5.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在第79條第2款又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2〕21號第129條，130條都對應當逮捕的情形進行了具體規定。這些條款都進一步細化了逮捕的適用條件，體現了對逮捕這一最嚴厲強制措施的慎用精神，減少了司法公安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維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五）規定了檢察機關捕后羈押審查的制度
《刑事訴訟法》第93條明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由此設立了捕后羈押審查的制度，成為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進行法律監督的手段之一，防止公權力濫用，及時發現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羈押行為并予以改正，以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訴訟權利，有利于建立和諧有序的司法環境。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救濟權得到進一步強化
第一，新《刑事訴訟法》第95條明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后，應當在3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不同意的理由。”擴大了可以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主體范圍，設置了公安司法機關應該為其作出的不予變更的行為進行說明的義務。第二，增加了檢察機關的監督權，要求檢察機關對于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經審查認為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作出羈押決定機關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第三，新《刑事訴訟法》第96條明確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羈押的案件中，不能在法律規定的偵查不能在本法規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只有在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情形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三、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強制措施漏洞及完善思路
（一）拘傳的漏洞及完善思路
《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在必要情況下只能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拘傳。這就將在刑事訴訟中具有重要意義的證人排除出了拘傳之外，在司法實踐中證人到庭率很低的狀況下，該規定不利于保證證人出庭作證，因此有必要將證人納入拘傳的適用對象，此舉可有效解決證人出庭的問題。為了避免變相羈押的出現，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117條明確：“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12小時或24小時，且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押被拘傳人”。但是并沒有對于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同一案件進行拘傳最多次數以及相鄰拘傳之間的間隔。為了提高公安司法機關的辦案效率保證被拘傳人的正常生活工作，應該對拘傳次數進行限制，并將相鄰兩次拘傳之間的間隔規定為不低于12小時。
（二）監視居住的漏洞及完善思路
1.現行規定存在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同一案件進行重復監視居住的可能性。新《刑事訴訟法》第77條：“有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據此分別規定三機關各自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期限分別不超過6個月。因此，就有可能出現極端情況即三機關對同一犯罪嫌疑人重復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此時被追訴人就被監視居住達到一年半之久。”這為公權力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留下了空間，明顯違反了監視居住的立法本意。應該明確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實進行監視居住的時間最長只能是6個月。
2.監視居住的場所仍應進一步明確。新《刑事訴訟法》第75條第一款：“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需要對住處、居所進行相應的界定，如果空間范圍過于寬泛比如所居住縣市則與取保候審之間難以區別，如果僅僅定義為居住的房屋，則就有變相羈押的可能性。需要明確住所應該是特定的區域比如村、小區。
（三）羈押的漏洞及完善思路
論文關鍵詞 指定居所 實用性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不僅僅是一種條文的變更，更是對幾方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重新劃分確定的過程，隨著條文的更改，在偵查階段偵查、辯護以及犯罪嫌疑人三方的權利義務重新劃分，每一方都要重新認知自己的地位，各方也會根據新的刑事訴訟法產生新的博弈。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將監視居住作為強制措施修改的重中之重，基本上是重塑了監視居住制度。 下面從職務犯罪偵查角度來談談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適用問題。
一、監視居住的條件
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與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相同，將監視居住與取保候審做同質化處理，兩者之間是一種平行關系。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符合逮捕條件作為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前置條件，相當于將監視居住措施作為逮捕措施的一種后備措施，在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條件而因特殊原因不適合逮捕的時候，保證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同時也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審條件又無法提出保證人，也無法交納保證金的，也可以監視居住，這相當于監視居住也成為了取保候審的兜底措施。由此可見，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監視居住主要是作為一種與取保候審相平行的措施，在相同的條件下，可選擇監視居住，也可選擇取保候審；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監視居住在常態下成為了逮捕的兜底措施，在特殊情況下成為了取保候審的兜底措施，監視居住成為了真正的兜底強制措施。
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兩類情況可以適用監視居住。第一類情況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況：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是無法提供保證人和保證金的。這四類情形主要都是考慮到犯罪嫌疑人的實際困難，也考慮到社會和諧穩定的實際需要而設置。第二類情況是有利于偵查機關的情況：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合理的；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
站在偵查人員的角度，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要最深入地認識到自己在監視居住這一強制措施中所處的地位，要最大程度地理解監視居住這一強制措施，關鍵在于理解好第二類情形，即因為有利于偵查機關而采取監視居住的情況。
（一）監視居住與逮捕的比較
在符合逮捕的條件下，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合理的，可以監視居住。那么在什么情況下偵查機關會認為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和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更為合理呢？采取監視居住更為合理，顯然是跟采取逮捕措施相比較。也就是說，在什么情況下，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和辦理案件的需要，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會比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更為合理，更有利于案件的辦理？顯然，監視居住與逮捕各有優劣。
監視居住與逮捕相比，有以下幾個優勢：一是監視居住能減小辦案的時間成本和空間成本。看守所往往位于偏遠郊區，偵查人員提訊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和空間成本相對較高；監視居住雖然規定應當在犯罪嫌疑人的住處執行，但是符合條件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二是監視居住能夠將律師會見納入偵查人員的掌控之中。鑒于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除法定的三類案件外，律師會見都不再需要偵查機關的許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師會見脫離了偵查機關的管控，這勢必對偵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而監視居住則能將此納入掌控；三是監視居住使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無縫對接，能夠提供條件支持高頻度的審訊和質證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偵查效率；四是監視居住的期限比逮捕的限制寬松，可以達到6個月；五是監視居住中，偵查人員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掌控比逮捕更強，能夠有效杜絕犯罪嫌疑人在強制措施期間脫離偵查人員管控的情況下，各方面信息走漏的問題。
因此綜合來看，監視居住相對于逮捕，其優勢主要在于偵查機關能夠更加方便快捷地接觸犯罪嫌疑人，在需要在短時間內集中審訊犯罪嫌疑人和頻繁質證的案件中，尤其是涉案人員眾多、涉案證據眾多、案情復雜的案件，采用監視居住比逮捕更為優越。陳衛東教授指出，賄賂犯罪，它的犯罪分子往往具有位高權重、社會關系復雜，反偵查能力和獲取反偵查信息的能力非常強等特點，為了更好地打擊這種犯罪，實行這樣的限制對反腐敗是必要的，與人民群眾嚴懲腐敗的要求也是吻合的。
（二）羈押期限屆滿之后的監視居住
羈押期限屆滿之后，強制措施可以變更為監視居住，也可以變更為取保候審。既然是偵查羈押期限屆滿的犯罪嫌疑人，那么顯然案件相對來說是較為復雜的。但是如果在兩次或者三次延長偵查羈押期限之后，案件仍然無法偵查終結，那么繼續近距離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意義已經不是很大。監視居住在這里實際上只是一種無奈的替代措施。
二、刑訴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實用性
監視居住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比修改之前條文完善了很多，但仍然留下了很多問題，主要問題就是可操作性仍然有待提高。
（一）監視居住的保障措施需要優化
監視居住的幾個條件，包括犯罪嫌疑人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的；符合上述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之后，若違反了監視居住期間應當遵守的六條規定，需要執行逮捕，那么逮捕之后，現實存在的嬰兒無人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無人扶養等問題仍然存在，這些現實困難不加以解決，逮捕犯罪嫌疑人顯然并不現實，也會造成社會隱患。另外，對犯罪嫌疑人執行逮捕，在進看守所之前，都要進行體檢，對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也很難收納。顯然，上述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違反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并無有力的措施予以糾正和懲戒。
（二）監視居住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約性小
取保候審有保證金或者保證人對犯罪嫌疑人加以制約，監視居住在此方面無任何制約，相對來說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約力比較弱，犯罪嫌疑人脫離掌控的現實成本低，心理負擔小，這就將犯罪嫌疑人脫逃的責任和風險轉嫁給了執行機關和偵查機關。
（三）監視居住協調難度大，在職務犯罪偵查實踐中性價比不高
監視居住分為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監視居住和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監視居住雖然能一定程度上限制職務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因犯罪嫌疑人與家人共住，不可能做到無死角監控，其家人完全可以協助實施串供、毀證等行為，因此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意義不大。 犯罪嫌疑人無固定住所的，在職務犯罪案件中較為少見，無討論價值。對于職務犯罪較有意義的是特別重大的賄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利于密集集中辦案力量查清案件事實。然而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首先要符合逮捕條件，其次要求報上一級檢察機關批準，同時監視居住本身又需要公安機關配合，并且在辦案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綜合來看性價比不高。
（四）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不得在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的規定，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
法律做出該條規定的本意是好的，因為從以往的司法實踐看，職權機關采用監視居住，即規避監視居住的法律規定使之變成羈押措施的情況，時有發生。 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也為了保證犯罪嫌疑人不逃跑，必然要對居所進行安全化改造。包括安排人手監控監視居住的居所，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對居所內部采取軟包化裝修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殺自殘；為了防止各種影響案件辦理的因素，對居所與周圍環境進行隔絕化處理；派人照料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等等。其實法律雖然規定了指定居所不能是專門的辦案場所，但是一旦對指定居所進行了上述安全化改造，那么該指定居所其實從實質上來看已經與專門的辦案場所沒有了太大區別。因此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該條文的規定與其說是為了從實質上規避監視居住成為變相羈押，不如說是為了從形式上讓監視居住看起來能夠規避變相羈押。而且專門的辦案場所如何界定，其主動權依然掌握在偵查機關手里。新刑事訴訟法對于何為專門的辦案場所沒有規定，修改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也只是將看守所、拘留所、監獄、留置室以及檢察機關的辦公區域排除在了指定的居所之外，這種列舉式的立法掛一漏萬，給偵查機關留下了較大的可操作空間。
三、指定監視居住與“”之間引發的爭議
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對于監視居住的場所沒有特別的規定，只是提到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可見，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后，對于監視居住場所的規定區別在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三類重大案件的指定居所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認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實質是“”的合法化和擴大化，不受看守所條例的限制，將存在失控的隱患。 該種說法有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妖魔化的嫌疑，實際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比紀委的要嚴格得多。
一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要比“”嚴格得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僅要求符合逮捕條件，而且要求符合三類重大案件的標準，而紀委的“”措施，很多時候被人是達不到逮捕條件的。兩者的區別在于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是一種立案后的刑事強制措施，是刑事追訴的一個環節，是偵查機關在掌握了犯罪的證據之后為了保障偵查而使用；而紀委的“”措施本身就是一種對案件進行分流的措施，部分案件達不到犯罪標準作違紀處理，部分案件在達到了犯罪標準的情況下才會轉入刑事程序，因此采取“”措施的條件要比指定監視居住低得多。
二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協調工作要比“”難度更高。以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為例，要對特別重大的賄賂案件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首先要報上一級檢察機關批準同意，其次要與執行機關公安機關協調，而在實際工作中，另外還需要與提供監視居住場所以及后勤保障的部門協調，人、財、地、吃、住、行一樣都不能少，這些協調工作的難度比紙面上看起來要大得多。
三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司法成本比“”要高得多。由于“”是一種黨內措施，因此沒有法律對于“”地點加以規制，而且“”制度存在多年，場所、人員、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已經相當成熟，并且紀委部門可以將特定的場所改造成“”的專用場所。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于檢察機關來說也是一種新事物，場地、人員、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建設，而且根據法律規定，指定的居所還是一次性用品，即使建設場地專門用于指定監視居住之用，一方面維護成本將會相當高昂，另一方面難免會被質疑為是檢察機關的辦案場所。
四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無法左右“”的存廢。“”制度作為一項黨內制度，其存在與否不以刑事訴訟法的變更為轉移，即使許多學者的初衷是寄希望于能夠籍監視居住制度的修改將“”制度合法化，也只能是學者的美好愿望。
因此，重塑后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是“”措施的合法化，更不可能取代“”措施，鑒于其嚴格的適用條件，也不存在失控的風險。
四、結論
論文關鍵詞 檢察機關 公安機關 監視居住 監督
長期以來，學界對監視居住的存廢問題一直爭論不斷，使得監視居住制度在我國現行強制措施體制中處于一種尷尬境地。因此，2012年3月14日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五種刑事強制措施中的監視居住做出了最大幅度的修改。本文將從檢察機關的角度出發，對如何適應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加強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監督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新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的修改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對象規定不明確，選擇執行監視居住的居所隨意性較大，且囿于警力、財力等限制，使得我國監視居住強制措施存在適用率不高、易異化為變相羈押等狀況。鑒于適用監視居住的以上困境，新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做出了以下幾方面的修改：
（一）將監視居住定位于羈押的替代措施，明確監視居住的獨立適用條件
新刑事訴訟法將監視居住與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分開規定，即監視居住適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以及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情形。對于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也可以監視居住。
（二）明確規定了監視居住的執行場所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監視居住原則上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處進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進行；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且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檢察機關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不得指定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監視居住。現行司法實踐中，有些辦案機關不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無固定住處，均在“指定的居所”進行監視居住，或把地點設在機關內部的辦案場所，故新刑訴法的該規定有利于防止變相羈押現象的發生。
（三）規定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執行機關的告知義務
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沒有對指定監視居住后通知家屬的規定。新刑訴法明確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該規定體現了新刑事訴訟法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方面的進步。
（四）明確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檢察監督
由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公安機關決定和執行的過程中更容易滋生問題，故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這一規定明確了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與執行有權進行監督。
（五）明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分子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的，監視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但筆者認為該規定讓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帶有羈押性色彩，與將監視居住定位于羈押的替代措施的立法本意存在沖突。
（六）完善了被監視居住人監視居住期間應遵守的規定
首先，將“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改為“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其次，增加規定了被監視居住人未經批準不得通信的義務。再次，增加了“將身份證件、旅行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的規定，進一步增加了監視居住的強制力度。最后，在對違法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被監視居住人可以予以逮捕的現有規定基礎上，又增加了“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的規定。
（七）完善對被監視居住人的監督手段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執行機關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監控;在偵查期間，還可以對被監視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該規定以列舉式規定實施監視的具體方法，有利于保證監視居住效果能夠順利實現。
二、公安機關執行新刑事訴訟法可能存在的問題
盡管新刑事訴訟法考慮到現行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的規定存在許多不足和缺陷，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監視居住制度而作出了許多有進步意義的規定，但公安機關在執行新刑事訴訟法關于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的過程中，仍會不可避免的出現一些問題或困難。
（一）對“無固定住處”的解釋存在隨意性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何為“無固定住處”？由誰對“無固定住處”進行解釋？在司法實踐中，是由執行機關作出認定。而由公安機關自主解釋“無固定住處”，易造成對暫住的流動人員、外來人員均認為系無固定住處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存在擴大指定居住監視居住范圍的可能性。
（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仍可能會成為變相羈押
雖然新刑事訴訟法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規定不得指定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但除了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外，仍有許多易由公安機關監控、私密性較強的場所，如招待所、賓館等。在上述場所進行監視居住，同樣可能會達到羈押的性質和效果，而可能會與將監視居住定位為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立法目的相背馳。
（三）監視手段仍較匱乏、薄弱
雖然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了公安機關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但電子監控由于成本較高，難以在可預見的期間內普遍推行。而不定期檢查的監視力度較為薄弱，也并不能保證監視居住的實在效果。
（四）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可能會較多適用于未達刑拘、逮捕條件的嫌疑人
盡管適用監視居住首先需符合逮捕條件，但公安機關長期存在的以口供為中心的偵查觀念難以徹底改變，對于未能突破口供而導致予以刑事拘留、逮捕的證據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會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作為繼續羈押以突破口供的手段。在完全由公安機關監控環境下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使刑訊逼供等違法偵查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增大。
三、檢察機關加強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的監督建議
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主體，依法履行對公安機關強制措施的偵查監督職責。在新刑事訴訟法完善了監視居住制度并明確了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監督權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更應積極轉變工作方式方法，加強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的監督力度。
（一）樹立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的監督意識
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由于存在傳統的“重實體、輕程序”的訴訟觀念、先天立法不足以及其他業務工作繁重的影響，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強制措施進行監督的意識相對薄弱，使得公安機關對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過程較少進入檢察機關的監督視野范疇。新刑事訴訟法正是看到了我國監視居住制度的不足以及強化檢察監督的必要性，特別針對在決定和執行過程中最容易發生偏差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明確規定了檢察機關的監督權。檢察機關要認真貫徹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進一步提升監督意識和監督能力，自覺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加強對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監督，及時發現、糾正公安機關不當或違法執行監視居住的決定，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切實履行好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法律責任。
（二）拓寬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的監督來源
檢察機關之所以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方面的監督力度較弱、監督成效較小，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獲取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措施的監督線索來源十分狹窄。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對監視居住的監督主要是通過審查公安機關提請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及同案人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是否恰當合法，對于公安機關沒有移送檢察機關審查的案件就難以監督。檢察機關應在原有監督途徑的基礎上，努力拓寬獲取監督線索的渠道。一是可與公安機關通過溝通協調要求公安機關定期對被監視居住人員進行統計并送檢察機關備案，使檢察機關掌握被監視居住人員的案件進展及未報捕、起訴而轉行政處罰或直接撤銷等情況。并結合新刑事訴訟法確定的檢察機關捕后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及時掌握捕后變更為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情況。二是在對公安機關刑事案件進行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中通過審閱材料、參加討論發現公安機關采取監視居住措施存在的問題。三是在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利害關系人等對于違法強制措施的處理不服有權向檢察機關申訴后，檢察機關可加強通過控申部門接收到的申訴、來信來訪中發現監督線索。四是偵查監督部門可與公訴、監所部門加強聯系，定期與公訴、監所部門進行數據核對，了解移送審查起訴的監視居住人員、出入所人員變更強制措施等情況，以及時發現問題。
（三）細化對公安機關適用監視居住的監督內容
雖然新刑事訴訟法僅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監督權，但基于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職能，應對公安機關在住所和指定居所決定和執行的監視居住都進行監督。應對以下具體內容進行監督:一是被監視居住人員是否符合監視居住條件，著重審查適用條件中“嚴重疾病”、“案件的特殊情況”等任意性較大的用語，嚴格限制公安機關對于適用條件的隨意裁量；二是被監視居住人員是否符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條件，對三類犯罪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程序和依據是否合法，指定的居所是否非羈押場所或專門的辦案場所，防止擴大指定居住監視居住范圍及變相羈押；三是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否履行了告知義務，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內通知，是否確實屬于“無法通知”的情形；四是對違反監視居住規定的犯罪嫌疑人提請逮捕的，其違反監視居住規定的情況是否屬實；五是對監視居住期限屆滿的是否依法解除、變更或作其他處理；六是在執行監視居住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違法行為。
[論文關鍵詞]未成年人 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 社會調查制度 刑事和解
逮捕的含義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和西方國家中存在差異。西方國家的逮捕僅指逮捕行為，不必然引起羈押，而我國刑事訴訟中的逮捕，既包括了逮捕行為又包括逮捕以后的羈押狀態。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辨別能力、自控能力、承受能力都發育不夠，明顯處于弱勢群體。對未成年人進行特別保護，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是我國和多數國家地區司法實踐中達成的共識，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更明確了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遵循“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今后的實踐中，應如何嚴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適用，加大其他強制措施對逮捕措施的替代功能，筆者提出一點自己的看法和探討。
一、對未成年人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的規定和意義
從立法精神上看，刑事訴訟法對逮捕措施的適用本身就有嚴格的限制，本次修法對強制措施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其中為嚴格限制逮捕的適用，減少審前羈押的比例也做了有針對性的修改，而對未成年人適用逮捕措施，其限制規定更為嚴格。這些修改進一步完善了逮捕制度，主要表現在：（1）新《刑事訴訟法》第79條對逮捕條件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將“社會危險性”細化為五種具體情形，完善了逮捕的條件，既增加了“應當逮捕”的適用情形，又將逮捕的適用區分為“應當逮捕”與“可以逮捕”兩種。該規定為檢察人員作出逮捕決定與否提供了具體可操作性的依據，有利于防止辦案機關濫用羈押決定權，也有利于進一步統一法律適用，減少個案差異和干擾，維護司法統一。除此之外，新《刑事訴訟法》第269條規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2）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款，增加了逮捕后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的規定，對刑事拘留也有作出相關規定。這些規定有利于對偵查機關訊問過程的監督，從而有利于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3）完善了審查逮捕程序。新《刑事訴訟法》第86條，增加了審查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訴訟參與人和聽取律師意見的規定；第268條規定了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不僅要調查未成年犯罪的事實，還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社會調查。這些規定有利于檢察機關加強證據審查，更加全面地了解案情，全面客觀地作出逮捕與否的決定，同時也為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確定有針對性地改造方案和方法。（4）增加了捕后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新《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這一制度加大了司法機關對未決羈押的審查力度，將限制人身自由強制措施的審查從逮捕這一起點延伸到捕后羈押全過程，在保障訴訟的同時控制和減少羈押，打破“一捕了之”的實踐困局。而對已批捕羈押但認罪態度好的輕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開展捕后羈押必要性審查，盡可能地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有利于減少長時間羈押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傷害和監管場所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
二、非羈押強制措施的修改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嚴格適用逮捕措施的意義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有利于司法機關依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對其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大量的適用非羈押性替代措施，修改后的理論上總結的標準是：釋放為原則，羈押為例外。（1）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符合青少年犯罪的特點。由于青少年正處在心理和生理發育成長階段，人格尚未完全塑造成型，其實施犯罪具有一定的突發性與偶然性，尤其在初實施犯罪行為后情緒比較緊張，無論是出于保護未成年人身體健康，還是實現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的目的，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出發都應以不逮捕為原則。（2）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廣泛適用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符合我國人權法制建設的需要。《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要求各國的少年司法政策應努力減少司法干預和影響，因此我國擴大對未成年人適用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措施，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有利于更好地維護未成年人的基本權利。（3）對未成年人適用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風險較低，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不至于發生嚴重的后果。一是因為大部分未成年人罪行較輕，又具備法定從輕或減輕的情節，逃避審判的可能性較小。二是未成年人社會閱歷較淺，主觀惡性小，容易教育感化，接受司法機關的訊問后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反省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繼續作惡的可能性很小。三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對家庭教育的失敗也有深刻的體驗，心理上有迫切重新塑造家庭教育功能的需求，在實際行動中也會嚴密地監控未成年人，防止未成年人潛逃或者重新犯罪，以爭取一個有利的處理結果。四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夠有效消除或減少社會危害性。社會危險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繼續危害社會或他人、妨害刑事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一種或然性，它屬于一種對尚未發生事實的預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備有效監護和社會幫教措施，沒有社會危害性或社會危害性小，不逮捕不至于妨害訴訟正常進行。
三、未成年人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制度的延伸
（一）加強檢察機關對于未成年人羈押必要性的審查機制
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增加了開展審查逮捕階段聽取律師意見和捕后逮捕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規定，進一步提高了羈押審查的全面性和科學性，特別對于嚴格限制對未成年人適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義。在貫徹這些規定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應當做到：一是準確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條件。對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認為有逮捕必要，同時要求公安機關隨案移送證明有逮捕必要的證據材料。二是準確理解“無逮捕必要”的條件。認為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備訴訟保障條件、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的，不具有社會社會危險性或者社會危險性不大的，一般認為無逮捕必要。三是切實開展捕后繼續羈押必要性評估審查工作。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93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未成年人被適用逮捕措施的，檢察機關要從人權保障出發，開展繼續羈押必要性審查，對不需要羈押的，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羈押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帶來的不利后果。
（二）建立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的社會調查機制
在審查逮捕程序中，注重對未成年人犯罪事實、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的全面調查，對于教育改造未成年人，慎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點來完善社會調查機制在審查逮捕中的作用：一是建立未成年人羈押必要性社會評估機制。根據未成年人個人、學校、家庭、社區多方面的情況進行全面、綜合的評估，必要時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的形式將羈押必要性評估提前到偵查階段，引導偵查人員調取羈押必要性證據。二是強化偵查機關和律師的調查取證機制。推動公安機關全面收集未成年人羈押必要性的證據材料，也可以發揮律師的調查取證作用。三是完善委托調查取證機制。雖然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將社會調查主體確定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但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等“六機關”《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規定：“社會調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負責。”結合新刑事訴訟法和“六機關”的規定，筆者認為，為提高證據的公信力，在進行社會調查時，司法機關可以委托調查的方式開展此項工作，并通過對社會調查報告的審查復核來體現主體職能。
[論文關鍵詞]行政執法證據 行刑銜接 證據規則
一、行政執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的理論分析
行政執法證據和刑事訴訟證據二者都屬于證據范疇，都具有客觀、關聯的屬性。然而在合法性上，我們可以看出二者的區別。對一份證據而言，“證據合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要求：（1）主體適格；（2）程序合法；（3）形式合法。與此相比較，行政執法證據在以上三個方面與刑事訴訟證據有不同之處，那么行政執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使用便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那么行政執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使用的證據效力便會受到挑戰乃至否定。
（一）行政機關的證據收集主體是否適格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明確刑事證據的收集主體是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行政機關并不在此列。對于不合法取證主體收集的證據的效力，一般有以下幾種看法：一是肯定說，采取這種學說的大多數是司法實務部門的辦案人員。二是否定說，認為“取證主體是證據合法的必要要件，非法律所確認的有權獲取訴訟證據的組織獲取的證據，屬于非法證據。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三是區分說，認為“對于主體不合法證據，不應當一概否定，應當視具體證據形式具體分析。”然而從證據能力相關理論和法律實踐來看，超越證據獲取主體規定的范圍而獲取的證據并非絕對不能使用的。大陸法系國家為了保障法院充分地調查收集證據，發揮職權主義作用，對證據能力的并不做出特別的限制。在英美法系國家，對于證據能力一般是通過各種證據可采規則來規范。“由于證據可采性規則一般以法庭審判為核心進行構建，加之在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證據材料的范圍，由當事人視其是否必要而定，因此，除涉及限制或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取證行為外，雙方當事人均享有較大自由度，相應的取證主體資格并不特別限制。”隨著東西方法律文明的交流融合，英美法系國家許多的法律理念、法律規則也被引入到我國的法律體系之內。對于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我國法律界不應再拘泥于傳統的理論解釋方法，應看到東西方兩大法系在此方面的發展變化，對證據的收集主體應給予更大的自由，對行政機關所收集的證據材料，理應納入刑事訴訟材料的范圍。
（二）行政機關取證程序的合法性問題
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辦案活動中所依據的是行政法律、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門規章等，而刑事訴訟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兩大法律程序的取證規范在程序的價值、目的以及具體制度上都存在一定差異。那么對于不符合刑事訴訟程序的所收集的證據是否有效？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
1.從取證程序的價值屬性來看。刑事訴訟證據收集過程之所以對程序有特殊要求主要是為了保證三項價值：一是為了確保辦案人員收集的證據的可靠性。二是為了保障被調查者、物品等不受到不法侵害。三是為防止偵查人員取證時權力濫用。然而此類價值屬性也是行政執法證據的收集程序所追求的，共同的價值取向保證了行政執法證據收集程序與刑事訴訟證據收集程序的共同趨向，兩大程序規則都在以上價值屬性的引導下盡可能地保障發現案件真實，所以從程序價值的角度來看，行政執法證據的收集程序并未實質性的突破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行政執法證據是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
2.從取證程序的具體方式來看。隨著行政法理論研究的深入和現代行政程序法律的發展，已有相當多行政執法程序己作了類似于刑事訴訟證據收集程序的要求，例如執法要求至少兩人同時執法、不得以引誘、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收集證據等等。這些與刑事訴訟法相似性的規定無疑使得行政執法證據的收集活動在實質上可以達到同刑事訴訟法對證據收集過程的要求，也保證了刑事訴訟法規范獲取證據的初衷。因而，即便行政執法證據并非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所搜集，但是從取證程序的具體方式來看，二者是趨近的，取證程序不應為行政執法程序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障礙。
綜合以上幾點，筆者認為行政執法證據的合法性問題已經不是阻礙其進入刑事訴訟的障礙。
二、行政執法辦案證據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機制構建
本文第一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解決了行政執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存在的理論爭議。同時新《刑事訴訟法》第52條的規定為行政執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據，然而該條規定得仍然非常原則，實踐中仍需要相關司法解釋來給出具體的應用規則。規則“是指規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者章程”。對行政執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具體如何使用，應該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基于證據的基本屬性，證據“可以分為實物證據和言辭證據。實物證據主要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勘驗檢查等筆錄。言詞證據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等證據。”
（一）實物證據的轉化規則及適用
1.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證據。此類證據具有實在性，本身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原始資料，受人的主觀因素影響程度較小，無論公訴人、辯護人等任何訴訟參與人，都可以直觀感知到該類證據，因此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較高的證明力。對于此類證據，雖然已經由行政執法機關先行提取，但其是特定的且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程序上只需刑事司法機關依法履行調取證據的法律手續即可轉化成刑事訴訟證據。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六十四條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等實物證據材料，應當以該機關的名義移送，經人民檢察院審查后符合要求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可以要求行政機關予以補正。”
但是，由于這些證據一般是間接證據，其是一種客觀存在，不能與人交流，因此就有被人替換、偽造的可能。一定條件下，可能“物證也說謊”司法機關在調取這此證據的過程中，應該對其來源、收集時間、地點以及方式、是否存在原物、是否與案件具有關聯性等方而進行審查和確認，以保證證據的真實性。
2.勘驗筆錄、檢查筆錄。勘驗、檢查筆錄（行政程序中一般稱為是現場檢查筆錄）是指辦案人員對與案件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實體進行勘驗、檢查時所作的文字記載。屬于實物證據的一種類型。這些證據一般是行政執行機關在執行公務時給出，其效力得到保障，同樣也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較高的證明力。對于此類證據，行政執法機關在出時已經經過相關人員的簽字、蓋章確認，如果是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收集的，則刑事司法機關只需再次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加以確認即可轉化成刑事訴訟證據。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認可，只要有條件重新提取的，一般應重新提取后再使用，在重新提取不可能的情況下，如果該證據對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確認其證明能力，直接將其拿到法庭質證，結合其他證據判定是否予以采信。
（二）言辭證據的轉化規則及適用
言辭證據不同于實物證據，言辭證據由對案件有關聯的人員作出，由于人的心理、情緒等受到環境等的影響比較大，容易出現波動、反復的情況。修訂后《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對于行政機關在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應當另行訊問或詢問。”但筆者認為，對于每一份言辭證據都必須重新提取是不必要的，對于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之類的證據亦可以先咨詢證據提供者的意見，如果對于之前的敘述沒有異議，經其書面認可，可以直接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如果證據提供者提出異議，則應在保證其受到公正對待的情況下重新取證，現在新刑事訴訟法對人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有異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重新進行提取，是呼應新法要求，保證程序正義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具體表現。
鑒定意見（鑒定結論）是查明案件事實、確認案件性質的重要依據，也是審查判斷其他證據的重要手段。“由于鑒定人具備相關的資質條件，與案件的當事人沒有利害關系，因此鑒定結論一般比較客觀公正，不會因指派或聘請的機構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結果。”對于此類證據，由于其客觀性和中立性，一般來說刑事司法關可以直接轉化為刑事證據使用，而無需重新進行鑒定確定。當然，由于鑒定意見的專業性、科學性的特點，其出現錯誤，導致不能發現案件真實也是可能的。在此情況下，檢察機關要重點審查鑒定意見作出機構的資質、方法、途徑等。利害關系人亦可以提出異議，并有權請求另行委任其他鑒定機構進行鑒定。
[論文關鍵詞]訴訟監督；證據規則；法庭調查證據
法庭調查證據程序是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法律層面的操作規則和必須遵循的法定程序。法庭調查證據程序與法庭審理程序是相互區別，獨立進行的。
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是刑事訴訟監督的重要內容之一，現在并無統一權威的界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條明確規定了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則是刑事訴訟監督的片斷，前者與后者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
廣義的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應當是綜合監督系統，狹義的對法庭調查證據監督則指檢察機關在法庭審理階段的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運行中對相關國家機關的司法、執法行為進行監督，筆者以后者為研究對象。
一、對法庭調查證據監督的特征
（一）職權性
作為憲法規定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對刑事訴訟法庭調查中證據制度的實際運行和操作是否合法應當依法進行專門監督。
（二）階段性
法庭調查是刑事訴訟程序中重要的一環，只發生在刑事案件的審判階段，相對于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律監督具有階段性。
（三）必要性
法庭調查證據程序是查清案件事實、檢驗證據真偽的關鍵一環，對法庭調查證據程序進行有力的監督是保證刑事案件審理結果公正的必要前提。
（四）操作性強
新《刑事訴訟法》針對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制度的規定過于簡單抽象、缺乏操作性等問題，對刑事證據的收集程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人出庭作證、鑒定結果問題等進行細化規定，使對法庭調查證據程序的監督具備了切實可行的操作性。
二、對法庭調查證據監督的實現途徑和方式
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依托于公訴權的行使。指控犯罪和訴訟監督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兩項最基本的職能，公訴權的法律監督性質集中體現在訴訟監督上，訴訟監督則寓于指控犯罪的過程之中，離開公訴職能，訴訟監督就會失去有效載體。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應當以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公訴人行使公訴職能為基礎，檢察機關通過具體行使公訴職權，通過參與刑事訴訟實現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法庭調查證據監督的主要方式有口頭糾正違法，發出檢察建議或糾正違法通知書，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等，監督手段的采取應當嚴格依法，合理選擇相應的監督手段，以取得法律監督的最優效果。
三、對法庭調查證據監督的主要內容
（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法庭調查證據程序的相關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是刑事訴訟保障人權以及體現司法文明的重要制度，貫穿刑事訴訟的始終。在法庭審理階段是通過法庭調查證據的程序得以實現。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和第五十八條的相關規定是對非法證據法庭調查程序運作模式的草創。
法庭調查證據程序的啟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由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申請法院對以非法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經審判人員的同意導致法庭調查證據程序啟動；另一種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徑行決定啟動法庭調查程序，對有關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法庭調查程序啟動后，人民檢察院承擔對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人民檢察院應當提供給法院有關證據材料，如訊問筆錄、錄音錄像等，若通過宣讀或者播放，仍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證的可能性，人民檢察院可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此處的“其他人員”是指除訊問的偵查人員以外的其他在場人員，包括記錄人、錄音錄像制作人或者訊問時的翻譯人員，和了解情況的看守人員、監管人員等）出庭說明情況，將其知道的有關收集證據的真實情況向法庭陳述，供法庭判斷。
法庭調查證據的結果，是法院作出判斷，確認相關證據是否合法，從而決定是否將其予以排除。
（二）檢察機關通過法庭調查證據對取證活動的法律監督
檢察機關通過法庭調查證據監督，對偵查機關的取證活動進行程序上的倒查，通過要求偵查機關對相關涉嫌非法取得的證據進行必要的合法性說明，對偵查活動起到實質的監督效果。通過法庭調查程序確定公安機關確實具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檢察機關應當向其提出糾正違法行為的意見，也可以向公安機關發出檢察建議。當檢察機關發現偵查人員（這里的偵查人員不僅應當包括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也應當包括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中的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行為嚴重違法，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此種對偵查機關的法律監督是一種被動的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在履行自己的公訴職能時出于對舉證責任的承擔，反過來對偵查機關進行的負擔行為。鑒于我國偵查機關擁有強大的國家資源，在刑事訴訟中處于強勢地位，這種不平衡極易導致非法采集證據的行為發生，因此，檢察機關更應當加強對偵查機關非法取證行為的監督力度。
（三）檢察機關通過法庭調查證據對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
在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中，檢察機關對審判人員的監督應當通過對程序的嚴格監督達到法律監督的目的，使被告人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的訴訟權利不被剝奪，法院作出非法證據的認定準確合法，從而保障刑事訴訟的審判結果公正合法。鑒于現實的司法實踐中社會具體事務的復雜性，對需要監督的事項難以用列舉的方式作窮盡的列舉，因此應當嚴格依據法律規定，秉承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并重的原則，對具體的法庭調查證據程序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監督。
根據司法實踐的具體案例，可以將通常情況下應當注意到的一些監督事項進行簡單歸納。具體的內容大致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監督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是否履行了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法院不能將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作為自己判決的依據。檢察機關對法庭庭外調查核實取得的證據存有異議，要求人民法院開庭進行調查，人民法院應當開庭調查；對于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由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應當保障該請求權，并不得擅自禁止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對人民檢察院的舉證進行質證、提出不同意見或者辯論，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也可以向出庭的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提問，進行對質或者進行辯論，法院不得擅自剝奪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的相關合法訴訟權利。
2.審判人員對證據合法性的認定，應當嚴格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制定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規定》）的相關規定，作出正確的判斷。兩個《規定》的條文細致具體，具備相當程度的可操作性，人民檢察院應當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對人民法院認定證據合法性的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四、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應當注意的問題
對法庭調查證據程序進行有效的法律監督，可以對司法機關收集運用刑事證據活動進行規制，從而保障個人自由、實現程序公正。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對于保證正確排除非法證據，維護和體現刑事訴訟程序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有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一）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追求勝訴結果與非法證據排除造成的不利訴訟結果之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是從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的定位角度觀察而產生的。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必然追求偵查破案的成功和法庭的有罪判決結論，這是檢察機關公訴權力的來源，所以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是否具有最基本的中立性、超然性和客觀性是存在疑問的。有的學者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控訴犯罪的一方，在打擊犯罪追求有罪判決方面和偵查機關的訴訟目標是一致的，因此也與檢察機關有效地實施訴訟監督是存在矛盾的，因此這種監督職能是在追求公訴勝訴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有限監督。在司法實踐中，法庭調查證據程序往往是由于辯護方對證據的合法性存在疑問從而申請得以啟動，如果證據被確認非法而排除，往往是對公訴方不利的，這也是對公訴機關審查起訴階段對證據的合法性審查的不信任和對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這種矛盾對檢察機關是種挑戰，應當在制度設計上加以考量。
（二）對非法證據排除這種保障公民訴訟權利的程序，相應的法律監督應當貫徹謙抑性原則
法律監督本身是一種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公權力往往具有被濫用以及自我擴張的屬性，不當行使就會損害公民利益。在刑事訴訟監督中，檢察機關過度行使檢察監督權，難免會干預到人民法院的審判和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這就要求對法庭調查證據的監督一定要貫徹功能適當的原則，最大限度避免不同機關之間的對抗和摩擦。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檢察機關基于本身公訴職能對有罪判決的追求，也會使檢察機關在法庭調查證據程序上背離中立位置，利用法律監督的權力對該程序進行干涉，因此就更要求檢察機關嚴格保持中立，以謙抑的態度去平衡公訴職能與法律監督職能，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