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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于1998年停止計劃經濟遺留的福利分房，轉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商品房為主。十余年間，我國的城市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房地產業也煥然一新。然而我國的樓市一直在爭議中前行，一路上漲的房價，更是屢受各方詬病。因而伴隨著房地產業的發展，宏觀調控也成了常態。尤其是在我國可預見的漫長的城市化進程中，房地產注定是人們長期關注的焦點，可以這么說，只要有供需的矛盾存在，調控就難以避免。那么該如何正確看待我國目前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呢？
1目前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來，我國的房地產市場遭遇了多少次政策調控，如果真要統計各部門出臺的形形的政策，恐怕還真統計不清楚，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房價一直在漲。那么是不是說房調就沒有起作用呢？當然不是，今年以來在“新國八條”等一系列的調控措施尤其是限購、限價、限貸這三項措施的影響下，政策的疊加效應開始顯現，我國多數城市房價漲幅明顯開始趨緩，投機投資性購房需求得到有效抑制，部分房價過高城市出現穩中有降態勢。國家統計局8月18日的7月房價數據顯示，70個大中城市中，下降的城市有14 個，持平的有17個。與6月份相比較，7月份環比價格下降和持平的城市增加了5個。價格上漲的城市中，環比漲幅均未超過1%，漲幅比6月份份縮小的的城市有15個。一線城市商品房漲幅出現全面停滯。進入10月份，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相繼出現了一波較為猛烈的退房潮，在上海有些樓盤降價幅度甚至超過了30%。房地產價格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松動，調控取得了初步成效。因而可以這樣說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還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局限性，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帶來的一些負面效應也應該引起我們的管理層足夠的重視。
2宏觀調控的副作用分析
無庸置疑，目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短期內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總結近期報道：最為明顯的就是：今年前7個月，全國土地流標353宗，比去年同期增長242%。受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地價水平也出現持續回落，2011年前7個月全國平均樓面價為1680元每平方，較去年下降19.8%，住宅類則下降9.8%。顯然，由于調控的影響，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鏈正在逐步收緊，同時，開發商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預期正在轉變，落實在行動中就是拿地意愿下降，因而土地流標和地價下降不足為奇。而且這種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還會增加。或許人們會說，調控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但是土地大規模的流標，如果持續發展下去，必將導致未來某段時間內房地產產品供給量明顯不足。到時的市場供求關系會因供給下降而打破原有的均衡，會不會帶來房價極強的上漲動力呢？
另一方面，由于“三限”政策的執行日益嚴格，人們普遍預期短期內無法解除，購房者出現了“一步到位”的購買傾向。最新統計顯示，7月份北京樓市成交的住宅單套平均面積首次突破100平方米，一居室的成交比例跌至兩成以下，消費者原先已逐步形成的梯次消費、逐步升級的合理住宅消費理念，正在由于限購政策設計的缺陷，面臨被拋棄的境地。而這種消費理念會引導供給結構的變化，最終讓大戶型充斥整個市場，同時可能讓90平方米以下的戶型占項目70%的這一政策面臨夭折。這難道是管理層所樂見的嗎？
第三，目前采取的房地產調控措施旨在通過抑制需求來達到控制房價過快上漲，回歸理性的目的。然而“三限”政策的推行，在抑制投機、投資需求的同時，也打擊了一大部分為改善住房狀況而產生的剛性需求。在政策一直延續的情況下或許不會出現什么問題，但是限購政策畢竟只是行政辦法，長期采取這一政策無疑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相悖的。一旦政策取消，被壓抑的市場需求會不會被激發，從而導致房價出現報復性反彈呢？
因此，類似這種調控引起的副作用，應該引起我們的主管部門足夠的重視，并對調控的政策細節加以審視，審慎的考慮各項調控政策推出及退出時機，以免引起樓市的大幅度振蕩。
3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分析
應當承認，我國目前的房地產價格已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滯漲狀態，下行的趨勢也日益顯現。但是如果我們的調控目標如果僅僅定在控制房價過快上漲基礎上，這和庸醫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沒有兩樣。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說房價下降50%，銀行可以接受，且不說其它行業可不可以接受，房價即便是降低了50%，是不是就已經合理，是不是人人都買得起房了呢？所以治理樓市，要從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著手。
首先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從上世紀80年代起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他說，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加劇了社會矛盾，這就需要我們的管理層采取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加以有效調節，切實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使他們的收入能夠跟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幅度埸趨一致致，最終使他們也買得起房。
其次積極拓寬投資渠道，使居民手中的閑置資金能多渠道的實現保值增值作用。資本的逐利性，注定了民間資本攫取高利行業的嗅覺。從2006、2007年的全民炒股，到近幾年的全民炒房，再到現如今的高利貸的盛行，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當前的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投資主要來自一些民間資本的炒作。而《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的意見》明確提出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商貿流通、國防科技工業等領域。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將會從根本上引導其理性投資，多元投資，從而遏制炒房的沖動。當然有好的制度還需要地方政府的實際執行力。這樣才能真正讓民間資本走向有序投資，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房地產市場是一個不完全市場，它不僅受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調控，同時更需要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加以必要的，合理的引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調控政策將伴隨房地產業的發展而不斷推進，政策的可持續性也會越來越強。政府在調控政策的取向上不僅要從目前國家的經濟層面考量，還要從長遠的角度，實現樓市的平穩、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金海燕.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運行過程研究. 哈爾濱工業大學 [博士]哈爾濱工業大學. 2008-09-01
關鍵詞：宏觀調控法；社會政策；區分又兼容；社會維度
一、問題的提出：我國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
研究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首先得從法律與政策的關系入手。政策和法律是既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范疇。政策與法律都是國家意志的反映，但是二者的區別也是明顯的。法律具有嚴肅性、穩定性，法律中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有權利則必有救濟；法律中的義務必須得到履行，有義務必須有責任；法律頒布必須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而政策則具有靈活性、不穩定性；出臺政策也具有隨意性，不必經過嚴格的程序。政策與法律分別適用于不同的社會事務，不能互相代替，但可搭配使用。正確使用政策與法律，使二者各得其所，就能加快實現社會管理目標。理論上有關政策和法律的關系非常清楚，但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在我國執行政策與法律的過程中，往往出現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優先于國家政策、下級政策優先于上級政策的非正常現象。
二、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厘定：區分與兼容
（一）區分：兩者的資源配置機制和作用領域不同
我國宏觀調控實踐中出現的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之間的混同，使兩者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嚴峻的挑戰，必須對其進行區分。
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內的一種制度安排，它是在尊重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根本手段的前提下，圍繞著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對市場失靈進行的校正。沒有市場機制就沒有宏觀調控，或者說宏觀調控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才起作用。社會政策是“政府用于福利和社會保護的政策，特別是有關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住房的政策。圍繞著國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展開，以公平公正為核心理念，強調權利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公平性。
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有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也有著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相互配合但不可替代。住房蘊含著開發商的成本，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屬于一種商品，可以交易；同時，住房又是一國國民不可替代的必需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保障性質的商品，在人權的層面上是不可交易的。住房的商品性和保障性、交易性和不可交易性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單純通過市場調節不能保證國民的居住權，因為市場調節只承認購買力，不承認居住權。這也決定了房地產市場的混合性。單純以市場競爭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宏觀調控措施不能解決住房商品性和保障性之間的矛盾，必須要有類似于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社會政策與之匹配。在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資源配置中，配置原則首要不是按照價格，而是按照需求條件。而我國的住房改革過分強調了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產業發展功能，將其幾乎完全交給了市場，完全忽視了其保障性的社會功能。
（二）兼容：對兩者獨立性的保障
從某種意義上說，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都是責任主體運用資源區化解或防范風險的措施。兩者相互獨立但往往交織在市場經濟的各個領域，必然涉及一個配合的問題。正如前文論述，缺乏社會政策配合的宏觀調控是失靈的。但改革開放30年來，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的混同尤其是社會政策被宏觀調控消解的情形非常普遍。在房地產調控中，當2007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因開始注重住房保障政策而被譽為政府宏觀調控思路轉變的標志性事件時，值得思索的是：早在1998年，政府就已經意識到住房保障這個問題，國發[1998]23號文明確規定，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確立了以經濟適用房為主多層次的城鎮住房供給體系。為什么沒有實施的社會政策也就談不上獨立性，如何才能保障社會政策的獨立性，協調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
任何的認識或理念，最終都要通過具體的法律操作規則來實現。在人們對經濟發展只有片面認識的情況下，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是保障宏觀調控和社會政策雙重獨立性的有力武器。而我國卻沒有做到這一點。宏觀調控和社會政策分屬兩個獨立的系統，應該有兩個獨立的法律系統對兩者的獨立性加以保障。但是，宏觀調控缺乏基本法，至今在程序、責任以及救濟制度上都遠遠沒有實現法治化；社會法剛剛起步，一部《勞動合同法》在實施中出現許多問題。同時，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的兼容關系要求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法之間應有所兼容，宏觀調控法從理念和制度上都應該兼顧社會政策對它的影響。因此，從宏觀調控法完善的角度講，必須將兩者兼容的理念貫穿于宏觀調控立法始終，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角度對宏觀調控法進行新的解讀。
三、賦予宏觀調控以社會的維度
任何法律問題首先是社會問題。宏觀調控和社會政策之間區分與兼容的關系要求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設計要考慮社會政策的影響，建立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兼容機制，因此應賦予宏觀調控法以社會的維度，對宏觀調控法進行新的解讀和更新。
例如，德國學者認為，在資源日益稀缺和環境壓力日益增大的情況下，應增加經濟穩定法的第五大目標——“生態標準”或“綠色標準”；美國的《充分就業與平衡增長法》第11條規定“適度考慮國家的優先利益”的內容應包括國家的資源與環境利益。而我國也有學者提出：“在宏觀調控目標上，既注重經濟發展，又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社會和諧，既注重內部均衡，又注重對外均衡。”這隱含著宏觀調控法對社會因素的吸納。 “十一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求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是對現實的迫切回應，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近年來，環保部門地位的提升為其參與宏觀調控提供了政治保障。“綠色金融”、“綠色財稅”的成功實踐也為法律制度的設計提供了可操作路徑。將環境資源目標納入宏觀調控法目標之中，是發展的趨勢和可行的選擇。
四、小結
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之間既區分又兼容的關系，給我們分析宏觀調控有效性不足提供了一種分析路徑，同時也啟示我們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角度對宏觀調控法進行解讀，值得我們反思和考量。（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關鍵詞] 房地產業；宏觀調控；效應分析
[中圖分類號] F293.3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個產業均得到一定的革新與發展，其中，住房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點。1998年，全面住房制度開始了它的改革歷程，經過幾年的努力，原先的福利分房，實物分配等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受到強烈的沖擊而被取代，住房的商品化，分配貨幣化以及交易市場化成為我國經濟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為廣大人民群眾帶去了切實的利益，一方面住房不再是單一化的，而是多結構、多層次，具有系統性的。另一方面，住房條件和居住條件得到相當大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房地產市場在這場改革中也暴露了諸多缺陷，這主要體現在房價的迅速上漲、商品房供求關系的不平衡、以及房地產業投機現象嚴重。而在社會保障方面，住房分配有大量不公平的現象出現。在這種種現象之中，房價居高不下是我國房地產產業最為突出的問題，在很多一線城市，很多人窮盡一生都買不起一套房。因此，房地產業得到國家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
國家的宏觀調控是我國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彌補市場自身調節的缺陷，運用綜合手段促進國民經濟的良好發展。房地產業自身發展的不足使國家運用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對其進行管理與控制，本文主要對國家所采取種種政策效應進行分析，梳理和總結國家宏觀調控對房地產業的積極作用與不足，吸取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從而完善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促進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演變
我國第一次對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是在1993――1996年，這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反應在房地產業也就是房地產公司的急劇增加，這就帶動了地皮、鋼材等相關市場的發展，房地產也過熱增長，造成較為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出現經濟過熱甚至引起通貨膨脹。這在廣西等地區最為顯著。針對此種現象，1993年，1994年國家分別出臺了《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和《住宅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等一系列政策，旨在加強對房地產業宏觀調控。這一些相關政策的出臺放慢了房地產商開發的腳步，房價也開始出現回落。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房地產業受此影響進入其發展的低潮。為了促進房地產業的欣榮，國家又頒布了與之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刺激經濟，拉動內需。房地產業再次成為寵兒。1998年《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簡稱“23號”文件）的頒布，使住宅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而福利分房制度也走向了它的末路。“23號”文件是對那時候居民收入情況進行詳細分析所整理出的適合現狀的宏觀調控文件。對此文件的貫徹與執行，激活了處于低迷狀態的房地產業，推動了它的不斷發展。房地產業又一次迎來了春天。
房地產業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循環，2003――2005房地產業再次出現過熱現象，與此同時，土地價格和房價隨著土地使用權的拍賣、投標、掛牌而出現了大幅度增長。還有一個因素是前些年埋下的隱患，也在這一時候得以凸顯，1998年，房地產信貸出現，但是中國銀行尚未完善的體系與此并不相符，這使金融體系不可能不存在巨大的潛在風險。因此，完善住房貸款政策被提上日程，2003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簡稱121號文件），其中，最為突出的政策調整就是對首付付款比例的提高。可以說，這是我國第一次正面采取措施，抑制房地產過熱發展。但與此同時，對于發展符合國家要求與市場需求的房地產企業國家則對其進行大力扶持。實際上這兩種措施反應了政府一場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政府希望房地產能夠繼續成為拉動內需的新的增長點，但另一方面政府很害怕房價的過快增長。而后興起的“圈地熱”使金融信貸的缺陷暴露無遺，這些缺陷更是隨著樓市的火爆越演越烈。
2005年到2007年，國家對于房地產的宏觀調控主要基于對房價的穩定，此項政策使大多數民眾開始對房價持觀望態度，但實際上，這并不會有過于明顯的影響。中國銀行廈門分行零售業務處副處長康文輝：“從廈門購房長期的情況來看，我認為需求只有增加不會減少的，但從近期的情況來看，需求還是存在，只不過因為政策的變化，及輿論的引導，造成一些被動需求會有所減少，主動需求會進入觀望，但需求還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在時間或者交易心理方面有所變化。”
2008――2009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轉折點，2008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使我國受到極大的沖擊，“保增長”成為政府的主要政策方向。因此，房地產業的發展一度進入，政府鼓勵房地產業的發展，以此希望房地產業能夠帶動GDP的增長，政府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業采取寬松的政策，“適度寬松”的執行在某種程度上使前期的宏觀調控沒有了意義。對房地產這一戲劇性的調整，使2009年房價出現近些年來最大幅度的增長。而在政府政策的刺激下，房地產業的泡沫經濟大面積出現，房價居高不下，甚至呈增長態勢。國家為了應對這樣的局面，2010年4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接著9月，又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國八條”），以抑制房價的迅速增長，從而使國家經濟在金融危機下能夠維持穩定。
因此，從長遠來看，對房地產業的控制不會松動，當然，政府也會采取一些措施儲備，比如房產稅等制度的制定。政府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較為被動的，從這些年的宏觀調整的政策看，我們對房地產宏觀政策的評價不能局限在某一點上，而是應該多方面入手，以便更為全面地看到它的發展。
三、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應評價
（一）宏觀調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房價
一方面，政策出臺以后，其作用的發揮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不可能立竿見影，而針對市場主體而言，要改變他們的預期態度必須需要一定的效應積累。另一方面，限購政策的出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房價的增長，但這只是短暫的，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業的供求矛盾，反而在行政手段逐漸適應過程中，投資投機的需求迅速增長，從而使房價迅速增長。因此，這些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并沒有從根本上穩定房價的增長勢頭，也就是說，房價在很長時間內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二）從市場的供求關系看，房地產業并沒有實現供求平衡
房地產業沒有實現供求平衡，這是從建設量和銷售量進行分析，建設量主要是針對建設面積而言，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房地產業的供求態勢，從2003年到2013年廈門地區的房地產市場上的商品建設面積和銷售來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供求關系出現很大的不平衡，基于此，我們可以那么說，國家在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上并沒有實現供需關系的平衡。
（三）宏觀調控并沒有實現商品房價格的相對穩定
房價的穩定主要是從房價上漲的幅度以及居民收入來進行分析的，房價的上漲一旦超過居民承受范圍之內，就會出現一系列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國民收入支配與國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分析房價穩定與否時，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居民的支付能力是否與房價相當，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遠遠大于開發面積，這說明房地產企業存在囤積土地的現象。因此，就房地產業而言，政府并沒有能改變房地產業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甚至進一步惡化。從政府所采取的幾項緊縮政策我們就會發現對于住宅的惡劣影響。一但房地產業的建設面積小于或者等于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商品住宅就會出現明顯的供給不足。但實際上，企業對于住宅商品房的建設一支處于增長狀態。這與其國民支柱產業的地位是不可分的。可是，從2013年開始，住宅面積建設出現了負增長，這同樣與政府政策密切相關，比如對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房地產業的投資力度。而“黃金時代”“暴利時代”對于房地產而言已經成為過去。這也就造成了房地產業對于市場的觀望態度，從而也就造成了建設面積的減少。這就使房地產業不能滿足居民的購買需求，而供過于求這種簡單的經濟關系就會出現投資與投機的增加。造成房地產業的再次混亂。
當然，國家對于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種種問題不只存在于這些方面，比如像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均等問題同樣也存在于房地產業。
總之，對于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綜合各方面因素，對于政府來說，如何解決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失效的問題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對政府、市場、社會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參 考 文 獻]
[1]符日輝.房地產投資環境分析與評價[J].企業技術開發，2006（1）
[2]李慶文.房地產投資的主要風險與防范策略[J].山西建筑，2007（27）
[3]付向陽.淺議房地產投資的效益[J].山西建筑，2011（5）
然而，回顧近年來中國產業政策實踐，抑制部分行業盲目投資、產能過剩不僅是產業政策的主要任務，也成為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內容。2003年以來，在宏觀調控中，國家頻繁地運用各種產業政策工具，如嚴格投資審批與核準、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實施差別電價、調整出口退稅、淘汰落后產能、實行差別性的土地和信貸政策等。可以說，本世紀以來產業政策除了在傳統意義上發揮作用（如加快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外，還具有了宏觀政策工具的性質，成為宏觀調控政策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并逐步成為一個經常性的手段。這些政策手段的運用，在促進總量平衡的同時，又對產業長期發展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既是近十年來中國宏觀調控的一大特色，也是認識和界定中國產業政策內涵的一個基本點。
一、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依據
如何看待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學術界的意見并不一致，在很多方面甚至有很大分歧。圍繞宏觀調控與產業政策的爭論，實際上涉及兩個邏輯上緊密相關的問題：首先，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的根源主要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其次，應當采取何種手段或工具來熨平波動。本文認為，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的選擇要服從于宏觀調控所要實現的目標。過去十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最突出的特點是規模擴張快，尤其是部分高增長行業規模擴張更為迅速，由此導致的結構失衡是造成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而政府為了防止大起大落、把經濟總體上穩定在一個可以承受的波動幅度內，必然要采取措施恢復結構的相對均衡，抑制部分高增長行業的過快擴張，所以需要結構性政策，集中地體現就是產業政策的運用。
（一）在工業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結構變動十分劇烈，往往成為宏觀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一般來講，結構變化具有長期、漸進性質，但在工業化加速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和產業結構變化都十分迅速，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在快速增長和變動的背景下，失去了以往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漸進升級的充裕的自我調整空間，各種結構性矛盾集中突顯，加大了國民經濟的失衡和出現較大波動的風險。總量矛盾和結構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結構失衡是總量失衡的根源，而總量失衡往往又加劇了結構失衡。而減緩甚至消除這種結構失衡，僅靠主流經濟學主張的著眼于總量平衡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結構失衡這一導致不穩定的根源入手，有效運用產業政策工具，才能實現宏觀穩定目標，促進長期可持續增長。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潮涌現象”導致的過度投資，是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來源，僅靠總量政策難以解決，這為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提供了一種解釋思路。林毅夫（2007）指出，對于一個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產業升級時，企業所要投資的產業往往具有技術成熟、產品市場已經存在、處于世界產業鏈內部的特征，因而全社會很容易對有前景的產業產生共識，投資上容易出現“潮涌現象”。造成眾多產業普遍產能過剩，開工不足，市場競爭激烈，大量企業虧損破產，銀行呆壞賬急劇上升的局面。如果政府不對市場進行任何干預，完全依靠市場調節投資，將會出現比發達國家更為頻仍的周期波動和金融、經濟危機。
本世紀以來，特別是2003年我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以來，投資的“潮涌現象”在部分行業十分明顯，這些行業也成為政府進行調控的重點。市場主體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很容易在以下幾個方面形成共識：
一是我國城市化水平偏低，未來的發展意味著相關產業巨大的市場空間。2000年我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36.22%，2009年提高到46.6%，平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從國際經驗看，一國人均GDP在3000美元發展階段時，各國平均城市化率為55%左右，我國城市化水平偏低。據測算，城鎮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帶動基礎投資需求就是6000多億元，這對鋼鐵、水泥、建材、家具、家電等相關行業將產生重要的拉動作用。
二是我國工業裝備國產化水平快速提高，單位產出的投資規模下降很快，大大降低了市場進入門檻。例如，按照1990年不變價計算，“八五”、“九五”、“十五”時期的噸鋼投資分別為3618元、3319元和1513元，“十五”時期噸鋼投資成本不到“八五”和“九五”時期的一半。這極大地降低了各種資本進入鋼鐵工業的投資門檻，也降低了中小鋼鐵企業規模擴張的難度。①
三是政府出臺的產業政策中，對于各產業內特定技術、產品和工藝的選擇給出了十分具體的規定。例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列出了539種鼓勵發展的產品和項目，這事實上限定了各產業內部產品升級和技術升級的路徑，限制了市場主體的選擇空間，客觀上將加劇社會資本的過度進入。
四是普遍認為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更具有競爭優勢。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即使掌握了有關市場需求的信息，預期到某些投資可能導致產能過剩，也可能存在僥幸心理，認為只要動作快，率先形成規模經濟、產品率先進入市場，搶占市場份額，就可以成為“幸運兒”。特別是當該產業中有相當數量的國有企業時，市場主體普遍認為民營企業機制靈活，成本低于國有企業，即使出現嚴重供大于求，先退出市場的也會是國有企業。
因此，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投資潮涌現象十分明顯。由于這些發生投資潮涌的行業，同時也是本世紀以來高增長的行業，其產業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很大。面對部分行業投資潮涌、產能過剩可能造成的宏觀后果，政府出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考慮，必然要采取對策，各種產業政策工具就成為重要的選擇。
（二）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價格機制在很多領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著眼于總量指標的宏觀政策工具往往難以奏效
一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從2003年以來宏觀調控的實踐看，以數量型工具為主的金融調控（如控制信貸規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行票據等）在短時間內有一定效果，但通過調整利率引導市場主體行為的政策效果不顯著。同時，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制約。按照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于開放經濟體而言，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按照這一原則，由于在2004年以后大多數時間內人民幣對美元較為穩定，相對自由的資本流動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很大沖擊。我國國際收支出現了持續大量的“雙順差”造成了人民幣的巨大升值壓力，而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我國央行不得不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大量投放人民幣，同時在利率政策的運用上，要考慮中美利差因素，這就對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造成一定影響。
二是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企業成本對價格信號不夠敏感。土地、能源、勞動力等重要生產資料價格形成機制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價格不能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缺乏對投資者、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激勵和約束作用，是導致供求失衡的重要因素。我國作為資源匱乏國，資源價格總體上卻低于國際價格，存在國內與國際價格嚴重失衡。資源性產品價格不合理，造成了我國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依賴于資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同時，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競相壓價，又人為降低了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無利可圖的項目，在扭曲的要素價格下也變得有利可圖，提高利率水平（資金成本）的努力被扭曲的要素價格抵消了。
三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博弈導致總量政策實施效果受到很大削弱。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不同。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實現宏觀意義上的均衡，即既要防止出現過熱，又要防止嚴重的衰退。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是地方經濟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包括財政收入和非財政性的地方政府各類收入）最大化。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不一致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可以將經濟增長中的部分成本外部化，其最優投資總量就會高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投資總量，導致過度投資。另一方面，在財政分權、晉升錦標賽的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會盡量增加投資項目，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尤其是在有限的任期內，追求多投資是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
綜上，當結構失衡影響到總量平衡且總量政策難以有效發揮作用時，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就具備了一定的合理性。
二、產業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內在矛盾
產業政策的本身內涵是促進產業持續健康發展，屬于中長期政策。但是為了服務于宏觀調控目標，又具有了短期宏觀政策工具的性質。與此同時，其作為長期政策工具的屬性依然發揮作用，由此帶來內在的沖突。顯然，在很多情況下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不一致，而且短期目標的多變性又影響到長期目標的實現。請看以下兩案例。
案例1：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在WTO框架下，出口退稅是國際慣例，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出口退稅是一種中性的政策，遵循“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的原則。對于我國而言，近年來出口退稅已經成為調控對外貿易的政策工具。為了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2005年1月、4月、5月、8月分批次取消或降低了電解鋁、鐵合金、電視、鋼材、稀土金屬等產品出口退稅。2006年9月、10月、12月和2007年4月、5月、6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連續六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和關稅，且基本不給企業過渡期，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影響很大。2008年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穩定和擴大出口，我國分別于2008年8月、11月、12月和2009年1月、2月、4月、6月，七次出臺提高出口退稅率的政策，調整范圍涉及服裝、紡織品、機電產品及受外需減少影響較大的眾多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我國全部出口產品的三分之一以上。進入2010年，為確保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7月份又再次對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進行調整，取消部分鋼材、有色金屬加工材等406個稅號的退稅。
國家之所以多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矛盾。2007年以前是為了抑制出口過快增長，減少貿易順差過大；2008年以后是為了穩定外需。二是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減少附加值低、貿易摩擦較多的產品出口。從政策效果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兩高一資產品”出口的過快增長，但對于減少貿易順差的效果并不明顯。而且，出口退稅政策的頻繁調整不利于為出口企業創造穩定可期的政策環境，也不利于企業對生產經營活動進行中長期規劃。由于我國出口產品多為低附加值、主要依靠低價競爭獲得市場份額，在國際市場上普遍處于買方地位，企業在出口簽約時，在與國外采購商的談判中處于劣勢。外方掌握我國提高出口退稅率或取消出口關稅的信息，往往在談判時有針對性地提出降價要求，因此我國通過出口退稅讓利給企業的部分很多被外國采購商享有，企業實際獲利有限。這一現象在紡織、輕工、機電等行業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當我國降低出口退稅時，外商不可能與我國企業分擔成本。
案例2：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初，國務院制定和出臺了鋼鐵、汽車、石化、船舶、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物流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既是針對產業運行中面臨的突出問題，緩解國際金融危機對產業的影響，同時也想利用市場“倒逼”機制，推動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規劃執行時間為2009―2011年。從規劃執行一年的效果看，據有關部門統計，截止2010年一季度，落實調整振興規劃要制定的160多項實施細則中，已經出臺約100項實施細則，主要是與保增長相關的措施，如汽車購置稅減征、汽車以舊換新、提高產品出口退稅、加強財政和信貸支持等。這些實施細則出臺及時，效果也較好。但是與調結構有關的60多項實施細則，仍在制定中，如產業結構調整目錄的修訂，推進企業兼并重組的意見、提高國內建筑用鋼標準、完善成品油定價機制等。這些實施細則往往涉及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涉及利益較多，有些直到2011年初仍未出臺。
從2009―2010年重點產業運行情況看，重點產業整體企穩回升，保增長的目標完成的較好。如2009年鋼產量比上年增長13.5%，汽車產銷分別增長48.3%和46.2%，輕工、裝備制造業前11個月利潤分別增長23.8%和22.8%，紡織行業實現利潤由一季度的負增長轉為前11個月增長25.4%，電子信息制造業增加值從年初同比下降9.4%到全年累計增長5.3%，也扭轉了大幅下降的局面。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技術進步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但從調結構的目標看，一些企業在生產經營狀況有所好轉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內在動力不足，仍希望用原有的粗放模式實現發展。一些地方利用國家擴大投資、實施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的機會，熱衷于鋪攤子、上項目，部分行業盲目發展勢頭禁而未止，重復建設又有所抬頭，部分一度被關停的落后生產能力在市場需求回升的情況下又死灰復燃。
以上兩個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當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時面對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沖突。在出口退稅的例子中，產業政策工具在抑制部分產品出口過快增長、促進出口產品結構調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很多情況下影響到企業長期穩定發展，對于緩解國際收支失衡作用也不大。
三、完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合理發揮產業政策作用
總的看，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是中國特定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具有階段性，盡管這一階段可能持續較長時期。因此，應當正視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現實，避免簡單否定，積極探索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合適的切入點，明確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邊界，以及它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關系，合理發揮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產業政策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政策體系。從手段上看，既有財稅、信貸、政府采購等通過經濟杠桿進行間接管理的手段，也有政府投資、準入管制等直接干預手段，還有信息指導等誘導性手段。不同的政策工具著眼點不同、發揮作用的時間也不同。對于宏觀調控當局來說，由于產業政策中的行政手段簡單、直接、短期效果明顯，加之長期形成的計劃經濟思維慣性仍存在，很容易偏好于行政手段的運用，并逐漸形成對直接調控的依賴性，這是產業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最大風險。
對此，首先要進一步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發揮總量政策的作用。其次要避免過分依賴行政手段的偏向。即使運用產業政策工具服務與宏觀調控目標，也應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以間接調控為主。第三要加強產業政策與總量政策的協調配合，根據形勢變化，具體地協調長期和短期目標，更多地讓價格工具發揮作用，盡可能減少短期政策工具多變對產業正常發展的影響。
參考文獻：
面對我國出現的一輪經濟增長和當前的局部經濟過熱，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是應當相繼抉擇。但是，現階段美元利率水平不應是決定我國利率政策的關鍵因素。首先，6月30日之前，突然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只有1％，但它是一種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要遠遠低于美國主要商業銀行1年期存、貸款利率水平Q所以，將聯邦基金利率與我國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對照而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較大利差，未免有失偏頗。其次，人民幣在中國的各種期限存貸款、公債收益率/利率與美元在美國而不是中國的對應品種收益率／利率差別很小，甚至前者在某些期限品種上要低于后者。換句話說，認為目前即使微弱加息（例如25個基本點）也會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流行觀點實際很難成立。再次，6月30日宣布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本點以后，美國開始進入新一輪加息周期，使得對我國上調利率可能引起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擔心更加不現實。因此，我國利率水平變動與否主要取決干我國國內宏觀經濟走勢。
就存款利率而言，是否需要調整關鍵在觀察通貨膨脹率變化。6月份，我國消費價格指以比續上楊，同比上漲5％。但是，應當看到這一結果是與去年同期物價水平偏低緊密相連的。同時，也要看到6月份消費價格指數環比也是下降的。此外，存款利率的上調對于消費穩步增長以及消費熱度的適當保持出是不利的。因此，是否加息仍需觀望。
至于貸款利率是否需要調整，則關鍵宜看投資增速以及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走勢。首先，從投資統計數據看，雖然1～5月累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維持高位增長，同比增長34.8％，但是5月當月卻僅比去年同期增長18.3％，是近期以來較低的投資增幅這是宏觀調控已經明顯見效的重要標志。其次，從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來看，雖然5月份同比上漲14.3％，但環比則下降1.4％，是近期以來較大的一次回落。再次，由于這輪宏觀調控重在投資，調控結果完全最現還會有一段時滯，如果沒有新的證據說明投資仍在繼續走熱，那么大幅抬高貸款利率，就會有宏觀調控出手過重之嫌。當然，盡管貸款利率上調也需觀望，但是一旦投資和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繼續猛升，也不宜放棄貸款利率的及時上調。
匯率政策仍宜重點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去年年底，我國政府動用450億美元外匯注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在加速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同時，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壓力。今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猛漲到4706億美元，比年初上漲673億美元，超出我國政府對兩家銀行注資額220億美元以上，這實際上抵消了向銀行注資所起到的為人民幣升值減壓的作用。人民幣升值的內部經濟壓力客觀上有所加大，需要采取有效減壓措施，但不宜使人民幣匯率升值。
從以往經驗來看，我國匯率政策調整通常取決于貿易收支。只有當貿易順差大量產生時，人民幣升值才會被加以考慮。盡管上調匯率有抑制經濟過熱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今年前6個月已經累計出現了68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人民幣升值只會造成逆差進一步擴大。而且，由于我國宏觀經濟某些領域出現過熱，并已正處于調控過程之中，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目前調整人民幣匯率遭到投機攻擊的可能性和負面影響就會加大。出于這些考慮，當前的匯率政策重點仍宜放在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而不是調整匯率上。
內容摘要：我國旅游業發展已開始融入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戰略體系，而保證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健全旅游產業政策是必然選擇。旅游產業政策的形成與旅游產業經濟的發展程度有著緊密的關系，合理的旅游產業政策能直接為旅游產業的發展服務。本文分析了健全我國旅游產業政策的必要性，構建了政府在旅游產業政策調控中的原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國旅游產業政策發展策略和政府的宏觀調控思路。
關鍵詞：旅游產業政策 必要性 原則 政府調控
健全我國旅游產業政策的必要性
旅游業在我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旅游業的發展已開始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體系。我國政府已在2009年頒布了《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意見明確提出“要把旅游業培育成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指出：一是要“完善消費政策積極培育旅游、文化、休閑、健身等消費熱點，擴大居民即期消費”；二是要“從改革體制、加大投入、完善政策等方面，鼓勵和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尤其要發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詢、旅游、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而保證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健全旅游產業的政策是必然選擇。
產業政策是政府為改變產業間的資源分配和企業的經營活動而采取的政策，旅游產業政策實際上是政府為了實現一定時期內特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而制定出來的針對旅游產業發展的許多相關子政策的總和。政府一般通過制定產業政策來有效地對旅游經濟進行干預。通過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旅游產業政策，國家能有效地提升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健全我國旅游產業政策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符合國家產業發展的重點
從經濟產業特征和發展前景來看，健全我國旅游產業政策符合我國產業政策制定綱要的工作重點方向。旅游產業是朝陽式的產業，正在處于新興發展階段，大力發展的后勁十足。國家把旅游產業確定為第三產業的重點，明確將其作為第三產業中“積極發展”類產業重點發展。
（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旅游業的大發展能擴大內需，這是不容置疑的。從發揮旅游業擴大內需的功能來看，加快制定旅游的產業政策是必然的選擇。把旅游業確定為國民經濟的新增長點，這種提法就是從旅游業擴大內需潛力的基礎上論證的。為了實現我國經濟的快速與持續的增長，加快制定旅游產業政策也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與必然選擇。
（三）由旅游業本身的特點決定
旅游業具有依托其他行業及與其他行業有很大的關聯性等特點，它的發展會涉及許多部門和行業，需要各個部門之間的有機合作，而要加快發展“大旅游”的局面，往往一個旅游部門或者某一級政府都是不能完成的，需要通過國家的產業政策加以宏觀指導，這也是確保國家對旅游業發展有效推動和調控的手段。
（四）旅游政策制定具有現實可能性
目前，我國制定旅游產業政策的條件己經成熟。實踐中，我國旅游業發展的方向性、原則性、趨勢性問題已經比較明確，這些有利條件決定了我國出臺旅游產業政策具有現實可能性。雖然各地方政府紛紛出臺了發展本地區旅游業的若干政策，國家也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政策，但我國還沒有出臺一整套關于旅游產業的政策。
（五）旅游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亟待健全我國的旅游產業政策
旅游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不同地區之間的差距更是相差懸殊。基礎設施的制約因素大范圍存在，旅游業的整體效益難以得到發揮。國內知名的旅游品牌產品少，市場競爭力不強。旅游業的規模化、系列化、產業化程度低，產業結構有待調整完善。國際國內旅游結構不協調，構成旅游產業的各個部分包括食、行、宿、游、購、娛等六要素不協調。旅游景區（點）的綜合開發力度不足。相應的旅游產業發展的政策滯后，也沒有配套出臺融資、技術、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等。另外，旅游管理機構行使職權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一直是制約我國旅游產業發展與國際水平同步的瓶頸問題。我國頒布實施的旅游法規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地方性的相關旅游法規往往與其他行業的管理內容雜糅在一起，因而管理部門在對行業主體進行管理時無據可依。
政府在旅游產業政策調控中的原則
（一）反映客觀規律
旅游產業政策具有針對性，要符合產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遵循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旅游產業政策的制定需要經過科學預測，這就需要保持政策的預見性，要充分考慮國際產業結構的演進發展動向尋求確立旅游產業所具有的應有地位，并協調好與其他產業的關系。針對各國發展旅游業的經驗，探索其中的發展規律，吸取和借鑒國內外旅游業經驗與教訓，在此基礎上，明確我國促進旅游業發展的有效措施，以及防止和避免影響旅游業發展的各種不利因素。
（二）符合產業的現狀和發展的階段性
當前，我國旅游業發展所依賴的一些具體的條件，如基礎條件、配套設施、綜合環境等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此情況下，產業政策必須處理好政府主導作用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問題。另外，要明確旅游產業政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出現不同的側重性。如在旅游產業的起步階段，政策的導向主要集中于鼓勵與支持各方參與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在旅游產業轉型，并進入持續快速發展階段，則側重于如何規范旅游行業部門的運作，提升國際的競爭力、促進旅游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三）具有前瞻性
我國旅游業起步晚，要想參與國際競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在政策制定中必須采取超前發展戰略。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要注意適度的預見性和超前性，既要立足當前的旅游業發展實際，考慮旅游業的發展走勢和潮流，又要努力使所制定的產業政策在實施中能對未來的發展有一定的趨勢性導向。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澹捎謁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螅滯輝贛肫浞⑸璐形孕緯梢釁氈櫚摹跋Т被頡吧鞔畢窒螅醣藝叨哉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饗？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 ，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 ，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一 2008年中國經濟的國內外環境分析
2003~2007年，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表現明顯好于此前30年的平均水平，中國經濟更加活躍，連續5年保持10%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根據主要因素變動趨勢分析，構成這一輪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面因素2008年沒有大的變化，中國經濟增長的國內外環境仍然較為有利。
(一)國際經濟環境
2008年國際經濟環境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首要因素是美國次級債危機究竟會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多大影響。我們認為，次級債危機的爆發使美國經濟的潛在風險加大，但不會嚴重危及世界經濟。從次級債的規模看，據估計，美國的次級浮動利率按揭貸款總值約7500億~12000億美元，通過抵押擔保證券（mbs）、擔保債務憑證(cdo)等方式，大部分次級貸款被證券化，并被美國、歐洲、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的基金、銀行等持有，風險在全球范圍內被高度分散。按照目前的次級貸款違約情況，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估計貸款損失約為500億~1000億美元，穆迪估計損失為1130億美元。如果全部經濟損失由美國承擔，會使美國經濟降低1個百分點左右。如果經濟損失由美國、歐洲、日本等共同承擔，會使世界經濟降低03個百分點左右。次級債危機爆發后，美聯儲、歐央行和日本銀行等迅速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已經對穩定市場預期起了一定作用，國際金融市場基本穩定。美國連續降息后，次級按揭貸款的浮動利率也會相應下調，次級貸款違約狀況會有所改善。當然，次級債危機的影響會從金融部門向實體部門擴散，房地產價格會繼續下跌，房地產財富效應將影響美國消費增長，美國經濟難以出現明顯好轉，歐元區和日本也會受到一定牽連，從而拖累全球經濟。經濟危機都有一個逐漸傳播的過程。歷史經驗表明，人們在危機之初往往容易低估危機潛伏的風險。如果美國次級債危機對美國和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經濟產生較大影響，那么難免會對我國出口產生較大影響，從而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一定影響。其次是國際油價上漲對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增大。由于近期國際油價出現較大幅度的上漲，突破每桶90美元后繼續走高。如果美國經濟在趨于減速的同時，又因高油價的影響而不敢明顯放松銀根，那么美國經濟受到的影響會更大，并有可能波及日本和歐洲國家。雖然俄羅斯等依賴石油輸出的國家經濟增長會較快，但由于我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與美國相比不在一個數量級上，石油價格過快上漲總體上不利于我國經濟和出口的增長。此外，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依然盛行等問題也會威脅世界經濟。
2008年世界經濟發展雖然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但總體上看有利因素仍然較多。首先，支撐新一輪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性條件沒有變化。從2003年起始的這一輪世界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源于支撐增長的基礎條件不斷改善，以信息通訊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進步提高了世界經濟的增長潛力。經濟全球化使傳統制造業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擴散，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發達國家已度過了產業轉移初期出現的產業空心化艱難階段，產業結構調整取得突破，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環保、航天和航空等高附加值產業和金融等高端服務業快速發展，吸納就業的能力明顯增強，失業率紛紛下降到較低水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雙贏”的局面，這是新一輪世界經濟強勁增長的根本因素。2008年這一基本格局不僅不會逆轉，反而會進一步加強。其次，2007年世界糧食有望獲得豐收。根據國際糧農組織的初步預測，2007年世界糧食產量增長48%，2008年世界糧價進一步上漲的空間不大，有可能出現高位趨穩甚至小幅回落的態勢，這將有利于世界各國消費價格的穩定。第三，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強勁，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火車頭。2007年，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三國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率的一半。2007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率在72%以上，連續4年保持在7%左右。印度經濟在2006財政年度達到了過去18年來的最高增速，增長了94%，2007年增長率將在85%左右。不同于以往幾次金融動蕩，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次級債危機中沒有受到明顯波及，經濟運行較為穩定。世界經濟格局的這一新變化，減少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大大增強了世界經濟抵御發達國家經濟放緩連帶影響的能力。第四，全球流動性不會出現匱乏。雖然次級債危機爆發后，市場上出現了暫時的流動性不足，但是各國的宏觀調控手段日趨成熟，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更加靈活和務實，能夠根據經濟形勢變化積極進行調整。2007年8月份以來，美聯儲、歐央行和日本銀行等迅速向市場注了大量的流動性，美國還降低了貼現率和聯邦基準利率。美國的貨幣政策是全球貨幣政策的風向標，全球貨幣政策開始從適度偏緊調整為中性或中性偏松，這有利于穩定金融市場，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在金融市場恐慌情緒消退后，流動性將會逐漸恢復。
總體來看，雖然次級債危機的爆發增大了世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但2008年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仍將強于不利因素，因此世界經濟穩定較快增長的基本因素沒有變。預計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為48%，與2007年大體持平，而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大約為18%、23%和18%。預計2008年印度和俄羅斯經濟增速在8%和7%左右，新興市場國家會繼續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07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長率將由2006年的92%下降到7%左右，2008年世界貿易增速與2007年基本持平。
(二)國內經濟環境
2008年國內體制政策環境、生產要素供給條件等因素有利于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黨的“十七大”將指導我國經濟體制進一步朝著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方向深化改革，經濟發展的體制條件進一步優化。2007年出臺的宏觀調控措施在2008年將顯現更加積極的政策效果，有利于緩解國內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消除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因素。連續幾年經濟和投資增長保持高位將使經濟運行保持較快的增長慣性。近5年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2008年將大量投產達產，這將大大增強我國經濟增長的供給保障能力。以能源為例，2003~2006年共新增原煤開采能力63908萬噸/年，天然原油開采8174萬噸/年，天然氣開采373億立方米/年，新增發電機組容量25億千瓦。2007年1~9月發電量增長164%，原煤產量增長11%，能源生產總量增長104%，煤電油運基礎條件進一步改善。2006年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施工項目情況如圖1所示。國內勞動力供給充分，儲蓄率保持高位，科技進步加快。充裕的國家外匯儲備增強了我國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的回旋余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升，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有所增強，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有望繼續保持基本平衡的狀況。
當然，2008年國內經濟運行中也存在一些的不確定因素：一是糧食連續4年豐收增產后進一步增產難度加大，國內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緊平衡狀態和國際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正在逐步改變農產品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格局，農產品價格走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二是連年貨幣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所需的貨幣條件早已客觀存在，2007年居民和企業對價格上漲形成一定預期，2008年居民消費價格新漲價因素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三是證券市場已經積累了較大風險，市場整體估值水平超過歷史高位和海外絕大多數市場，一定程度透支業績預期，下一階段可能發生較大震蕩甚至持續調整，如何在化解證券市場風險的同時減少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不利影響將是宏觀調控面臨的嚴峻考驗；四是出口減速可能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顯性化，對新增就業、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都有不利影響。
二 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及宏觀調控需要
進一步改善的主要問題國內外經濟環境對我們的發展越有利，經濟社會發展越順利，我們越要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越要正確認識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從近幾年宏觀調控的實踐看，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和貿易順差過大等已經由短期矛盾演變為中期問題，在“三過”矛盾沒有有效解決的同時，經濟運行中又出現許多新矛盾、新問題。從經濟運行中新舊矛盾發展看，2008年宏觀調控需要重點關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際操作偏松，經濟長期在偏快與過熱的邊緣運行
近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實際操作中存在穩健不足、實際偏松的現象。財政政策在執行上過于寬松，一是目前我國處于經濟周期中的繁榮階段，經濟運行的自發擴張動能強勁，從刺激經濟的角度看，目前已經不需要實行赤字財政來刺激社會總需求，但中央財政在連續多年超收規模較大的情況下仍然保留赤字財政安排。二是各級財政在超收規模較大的情況下基本上都超收超支，地方政府甚至用超收資金和土地儲備資金“四兩撥千斤”撬動銀行信貸資金用于刺激投資，地方財政“赤字”規模驚人。財政政策執行中比積極財政政策時期更加積極，政府投資和政府利用可配置資源調控的投資規模過大，成為經濟偏快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貨幣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同樣存在穩健不足問題，在貨幣信貸連年過快增長的基礎上，2007年前三季度貨幣供應量和信貸繼續過快增長。2007年9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845%，增幅比上季度末高139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同比增長2207%，增幅比上季度末高115個百分點；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734%，比上年同期高出1個百分點左右。貨幣政策在2007年中期以前過于倚重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數量型手段，利率、匯率等價格型手段力度不足。從出臺時機和力度來看，提高利率的時機有些偏晚，并且調整力度偏小，調整幅度跟不上價格上漲幅度的變化，不足以及時扭轉實際利率為負的局面。由于實際利率嚴重偏低，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相對加快，抵消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效果，未能通過有效調節資金的使用成本來抑制投資過熱，客觀上也助長了經濟趨熱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實際有效匯率升值過慢，對出口的抑制作用不明顯，這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不斷加劇的原因之一。
（二）資源類價格和稅費改革相對滯后，經濟增長付出的能源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近年來盡管有關部門意識到資源類價格調整和稅費改革的重要性，也有相關的政策預案，但必要的政策遲遲未能出臺，多次錯過價格調整和稅費改革的有利時機，從而導致能耗過高、環境壓力增大的局面沒有改觀。在國際市場油價和國內居民消費物價相對較低時錯過了燃油稅出臺的時機，國內成品油、電力價格調整力度不夠，對節能減排工作順利推進不利；資源稅稅率和礦產資源補償費上調幅度有限，導致資源開采企業存在巨大的盈利空間，出現資源開采領域過度投資的狀況，也間接導致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投資出現較快增長。在目前居民消費價格上漲較快時期，價格調整的難度加大。2007年由于經濟增長高位加速，1~9月份重工業增速快于輕工業增速35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擴大02個百分點，使得能源消耗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2007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同比降低278%，單位gdp電耗同比上升364%，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387%。1~9月份工業生產增長185%，比上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同期內發電量增速為164%，比上年同期提高35個百分點，單位工業增加值電耗不降反升。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變化與“十一五”規劃目標相差甚遠。2007年上半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12634萬噸，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088%；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6913萬噸，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024%。全國環境突發事件增多，環境壓力已經非常沉重。
（三）貿易順差過大導致貿易摩擦加劇，加大了我國經濟受外需影響發生波動的風險
2007年前3季度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15708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35%。其中，出口87824億美元，增長271%；進口69259億美元，增長191%。前3季度累計貿易順差為18565億美元。2007年我國在連續5年外貿出口高增長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很多產品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偏高，使我國一些商品受到歐美國家的反傾銷調查和指控，頻頻引發貿易摩擦。近期，國外針對我國產品質量問題加以炒作，掀起了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浪潮。1~9月份外貿順差比上年同期增長689%；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繼續提高，全年這一比重有可能提高到85%左右，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明顯偏高，我國經濟受國際不穩定因素影響的潛在風險加大。
（四）資產價格上漲呈現泡沫增大現象，財富再分配擴大收入分配差距
不可否認，近年來股指、房價快速上行局面的出現，有諸多因素的支撐：我國宏觀經濟多年持續健康較快發展，上市公司業績大幅增長，股權分置改革等各項市場制度進一步完善，大股東向上市公司注入優質資產的步伐加快，企業和家庭資金充裕，人民幣升值預期持續存在，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步伐加快等。這些因素為我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發展提供了機遇。但也不能忽視，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運行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現象。從股市看，2007年上半年，大量業績平平甚至虧損的上市公司在各種題材、消息的作用下，股價攀升較快；下半年，本應發揮市場穩定器功能的大盤藍籌股則發力上漲，并帶動指數迅速攀升。統計數據顯示，10月8日至10月15日期間，計入指數的滬市市值排名前十大公司，合計推動上證指數上漲41589點，對上證指數貢獻率高達8704％。從年初至10月16日，上證指數和深證成指漲幅分別達到1277％和19123％，個股價格漲幅普遍較高。評論員文章《警惕非理性博弈放大市場風險》，2007年10月17日《上海證券報》。2007年房地產價格上漲勢頭較2006年有所加快，并呈現逐月加快的勢頭，5月份到9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上漲64%、71%、75%、82%和89%，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上漲66%、74%、81%、9%和10%。不少城市漲幅在兩位數以上。房地產市場需求旺盛，供求矛盾比較突出。2007年1~9月，全國商品住宅竣工面積同比增長11%，銷售面積同比增長339%，銷售面積是竣工面積215倍。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呈現泡沫增大現象，這種有錢人通過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使財富迅速升值的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明顯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部分城市過高的房價挫傷了多數依靠勞動收入購房的購房人的信心，望房興嘆中對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成效普遍存在意見。
三 2008年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展望
在國內外較為有利的發展環境中，2008年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經濟增長率高位趨穩、小幅回落，物價總水平漲幅趨緩，就業狀況持續好轉，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有所減緩。
（一）三大需求繼續保持較高增長，需求結構更加協調
1消費品市場延續偏旺增長態勢
受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和零售物價持續走高的共同影響，200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呈現逐月加快的增長態勢，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63827億元，同比增長159%，比上年同期加快24個百分點。家具類增長387%，建筑及裝潢材料類增長403%，金銀珠寶類增長415%，汽車類增長381%，以住和行為熱點的消費結構升級成為帶動消費品市場活躍的主要動力。
展望2008年，連續多年宏觀經濟景氣較旺，新增就業人數增加較多，居民收入增長較快，消費結構升級對消費仍然會保持較強的促進作用，這些基本因素決定了2008年我國消費品市場銷售增長率仍將保持高位。此外，2008年奧運會在我國舉行，也將會對國內市場銷售產生“奧運景氣”推動作用。我們開發的消費品零售額先行指數在2006~2007年持續小幅走高，根據先行指數領先于消費品零售額一年左右的經驗，可以初步判斷2008年消費品零售額可以保持較快增長。根據我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潛在增長率研究，與10%左右的gdp增長率相匹配的消費品零售總額潛在增長率大體在12%左右，2006~2007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率已經超過12%，2008年進一步提速的可能性不大。2008年商品零售價格漲幅降低對消費品零售額名義增長有一定影響，名義增長率可能稍低于2007年，預計200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155%，比2007年低07個百分點左右，但實際增長為127%左右，基本與2007年實際增長率持平，仍為正常偏旺。
2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小幅回落
2007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1529億元，同比增長257%。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78247億元，增長264%。全國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16814億元，同比增長303%，住宅完成投資同比增長328%。我國這一輪固定資產投資在20%以上運行已經78個月(6年多)，目前尚未顯示出疲態跡象。2008年，促使我國投資保持較高增速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在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增長加快的情況下，企業投資的積極性較高；同時，企業自有資金增長較快，為企業擴大投資提供了資金保障。2007年1~9月，全國城鎮新開工項目17萬個，同比增加18萬個，比上月末增加2萬個。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60309億元，同比增長24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67個百分點，比1~8月提高75個百分點。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占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的比重為271%，同比上升13個百分點，比1~8月提高2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之后新開工項目數量和新開工項目計劃投資額呈現逐月提高的勢頭，為2008年投資提供了增長慣性。從國家調控政策方面來看，為了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結構技術升級和節能減排，需要加大對先進產能和節能減排設施的投資。2007年以來，國家對房地產價格的調控從以需求側調控為主轉向增加供給、改善供給結構，加大了對經濟適用房建設的支持，2008年小戶型、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項目增加較多，房地產投資成為帶動投資增長的重要力量。
0但是，2008年投資增長也面臨一些限制因素。由于近期中央銀行頻頻提高利率，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對企業的投資行為將起到抑制作用。由于房地產市場積累了一定風險，加之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對我國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銀監會等管理部門已經加大了對房地產貸款的審查力度，提高第二套住房貸款首付比例和其他審慎貸款政策將對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資金來源產生一定限制。同時，高能耗產品出口限制政策可能使這些行業供求和價格形勢發生變化，不少行業投資回報預期降低。
綜合各方面因素分析，我們估計，200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在偏快區間運行，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依然是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之一。對高能耗建材出口的控制將使建材價格上漲較快的情況有所改觀，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漲幅由2007年的上升走勢轉為平穩回落。受價格因素影響，預計200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235%，比2007年下降2個百分點，實際增幅下降06個百分點左右；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24%，比上年下降21個百分點，實際增幅下降07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名義增長25%，比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實際增幅與上年持平。
3對外貿易順差增速明顯下降
2007年前三季度，進出口總額15708億美元，同比增長235%，比上年同期回落0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8782億美元，增長271%，加快06個百分點；進口6926億美元，增長191%，回落26個百分點。貿易順差185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8億美元。為了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2007年我國出臺政策力度之大、頻次之多均超過前幾年。在上半年貿易順差增長過快的形勢下，7月1日起我國對2831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調低了出口退稅率，并進一步改進了加工貿易臺賬保證金管理辦法。8、9月份，宏觀調控措施的效果初顯，我國出口增速出現了明顯下降，8月我國出口增速由7月份的342%回落到227%，比7月份大幅回落115個百分點；9月份貿易順差為2391億美元，比前8個月的增幅減緩151個百分點。
2008年我國出口將呈減速態勢，一是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增多，特別是炒作中國產品質量問題對2008年的出口負面影響較大。二是美國經濟不確定性增大，次級貸款危機造成美國金融機構惜貸現象可能影響到消費信貸資金，房地產的財富效應減弱也降低消費者信心，多年來建立在信用經濟和財富效應兩大基石上的美國居民消費快速增長可能減速。由于我國對美國出口主要以消費品為主，美國消費減速將對我國出口不利。三是國內2007年密集出臺的控制出口過快增長和調整外貿結構的政策效果在2008年進一步明確顯現，人民幣升值步伐有所加快，各方面生產要素成本逐步提高。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將使得2008年我國出口增速下降。
相反，由于國內需求保持較快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和進口關稅逐漸下調使國內外比價關系變化的調節作用逐漸顯現，加上國家其他鼓勵進口的政策，2008年進口增速將基本保持穩定。如果目前國際石油價格和其他礦產資源價格上漲的態勢延續到2008年，這些產品的進口額受價格上漲的影響也將呈現加快上漲的情況。
初步估計，2008年我國出口增長19%，進口增長18%，貿易順差規模大約為332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610億美元，貿易順差的增幅由2007年的527%下降為225%。
（二）宏觀調控政策效果加強，經濟增速高位趨穩
受世界經濟快速增長和國內需求旺盛的拉動，2007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從偏熱轉向過熱的勢頭比較明顯。gdp增速由2006年的111%提高到2007年上半年的115%，其中第二季度增速高達119%，6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速高達194%。針對這些情況，中央加大了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力度，主要是8次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5次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和發行特別國債，取消或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和反征出口關稅、擴大加工貿易限制列產品目錄等，這些政策措施對抑制經濟從偏熱轉向過熱發揮了積極作用。第三季度，gdp增速回落到115%。根據宏觀經濟先行合成指數走勢、季度年度經濟預測模型測算和各方面因素綜合分析，第四季度工業和經濟增長率將小幅回落，預計2007年全年gdp增長114%，略高于上年。
2008年的三大需求中，消費穩定增長，投資增速略有回落，凈出口增速放慢，總體影響是社會總需求的強勁自發擴張勢頭稍稍減弱，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繼續保持穩中偏緊的取向，將使得2008年經濟增速呈現高位趨穩、小幅回落的態勢，gdp增速將從2007年的增長114%回落到2008年108%，下降06個百分點左右。其中，第一產業增長4%，增幅與2007年持平；第二產業增長126%，增幅比2007年下降0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長105%，增幅比2007年下降05個百分點。
(三)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勢頭放緩，全年呈前高后低走勢
2007年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逐月提高，從3月份開始持續超過3%的年度調控目標，7、8、9月份連續三個月突破公認的可承受通貨膨脹率界限值5%，8月份當月同比漲幅達到65%。前三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1%。居民消費價格主要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非食品cpi漲幅比較穩定，年初以來在05%與07%之間，當前的物價波動仍然屬于農產品局部供求不平衡引發的結構性物價上漲性質。我國商品市場供求基本平衡的總體格局沒有改變，不存在出現全面通貨膨脹的市場供求條件。下半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穩定物價的政策措施，對穩定價格預期、控制物價進一步上漲將起到一定作用；但貨幣流動性過剩的局面沒有改觀，通貨膨脹的貨幣條件客觀存在，居民和企業通脹預期走高，新漲價因素的影響程度較難確定，對控制物價十分不利。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預計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47%，比2006年提高29個百分點。
受食品價格變化的影響，2008年居民消費價格的上漲幅度較2007年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農副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將引導農民和企業增加投入和生產。根據近10年來的經驗，我國食品價格上漲存在大約3年左右的短周期，據此估計，2007年第三季度將是食品價格上漲的高峰期，年底之后將開始回落，2008年將延續下行走勢，消費價格漲幅呈現穩步回落趨勢。考慮到我國資源類價格改革的迫切性和2007年下半年嚴格控制出臺政府調價措施的后續影響，2008年下半年有條件和需要出臺的政府調價項目較多，綜合考慮翹尾因素、新漲價因素和政府調價合理幅度，我們估計，2008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幅度將回落到4%左右。
國內資源類產品價格與其他產品比價關系的變化，要求我國加快資源類產品價格調整步伐，這將對2008年生產資料價格走勢產生影響，使得生產資料購進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幅度有所提高。初步預計，2008年生產資料購進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上漲43%和30%，比2007年分別提高03和02個百分點。
四 2008年宏觀調控政策建議
2008年，為了鞏固和發展宏觀調控的成果，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協調發展，一方面，要在短期調控政策層面上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和社會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防止經濟從偏快轉向過熱；另一方面，要加大制度層面上的改革力度，著力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著力解決民生問題。
（一）財政政策真正回到穩健操作，實現當年財政收支平衡
2008年經濟增長速度將小幅回落，企業收入增速將難以保持2007年的高增長，再加上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企業所得稅增幅將會有所下降；增值稅改革試點將進一步擴大范圍，增值稅收入增長將受到一定影響；進出口貿易增速也會有所回落，進口環節稅收增速會出現回落；證券交易印花稅將難以保持2007年的高增長。考慮以上這些減收因素，并結合數量模型測算，初步預測，2008年財政收入將增長20%左右，達到59723億元，比2007年增收10000億元左右。2008年為了避免經濟從偏快轉向過熱，同時為了給將來財政政策再度擴張留下空間，財政政策應該真正回到穩健的軌道上來，建議不再安排預算赤字，實現財政收支當年平衡。根據我們的初步測算，2008年財政支出增速只要控制在18%之內，就可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建設投資應全部轉為預算內資金安排。財政建設投資支出要嚴格控制新上項目，重點支持在建項目盡快建成投產、發揮效益和一些已批準的建設規劃重大項目，特別要從嚴控制各級政府樓堂館所項目重新抬頭。應出臺嚴厲政策控制地方財政實際上的“赤字”規模，對政府負債經營城市建設的做法加以規范管理，控制政府投資擴張勢頭。
（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運用價格型政策工具
從防止經濟運行從偏快轉向過熱和防范資產價格泡沫等金融風險的角度出發，2008年貨幣政策應明確適度從緊的政策取向。在貨幣政策執行上，要保持前瞻性和主動性，注重預調和微調，調控重點從之前的供給調控轉向需求調控。2008年gdp同比增速達到108%，cpi同比變化率在4%左右時，考慮到m2流通速度的因素，2008年m2同比增速控制目標定在16%左右為宜，考慮到企業從證券市場直接融資規模擴大，2008年人民幣新增貸款應控制在32萬億左右，從總量上真正體現適度從緊的控制力度。2008年在利率調控上，要從國內經濟運行需要出發，不能囿于中美利差的限制，有必要選擇自主加息，來消除負利率，使利率水平不斷趨近均衡利率。為防止貸款利率過高對實體經濟增長產生沖擊，可選擇不對稱加息，即暫時維持貸款利率不動，僅提高存款基準利率，實現存款實際基準利率由“負”轉“正”。堅持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加強對短期國際資本的監控。加強對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的檢查，加強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短期外債的管理，嚴格控制短期外債規模，控制短期外債的結匯。建立健全對境外資金流入國內股市、房市的監測監控體系。人民銀行、外管局、證監會、建設部等職能部門應加強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密切關注短期資本流動的新動向，形成監管合力，摸清境外資金流入國內股市、房市的渠道、方式和規模，及時制定管理措施和應急預案，防范投機資本的沖擊。
(三)引導人民幣一攬子貨幣實際有效匯率小幅升值，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
2008年應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適度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區間，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日浮動幅度由5‰擴大至1%。不僅要實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更要引導人民幣一攬子貨幣實際有效匯率實現小幅升值。在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利大于弊，對外可以降低進口成本，促進國內企業更多利用國外技術設備、資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對內可以提高出口門檻，壓縮國內落后產能通過出口繼續生存的空間，加大推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為了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要擴大人民幣貿易結算范圍，嘗試人民幣境外融資。擴大國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機構范圍，允許人民幣出境使用，必要時，可允許發行人民幣商業票據。嘗試允許境外企業在境內直接上市，使人民幣融資逐步國際化。
（四）多管齊下抑制物價上漲，不失時機地推出有利于節能減排的價格和稅費改革措施
一是加大對農業、畜牧業生產政策支持力度，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力爭糧食穩產增產。二要充分利用國家儲備吞吐量調控農產品市場，積極增加貨源，保證市場供應，維護食品價格穩定。三要全面研究農產品價格穩定機制，從生產、流通、儲備、進出口等多個環節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反饋共享機制、應急反應處置機制，增加財政對農產品價格穩定基金投入。四要大力維護市場秩序，堅決打擊相互串通、囤積居奇、哄抬價格、以次充好、合謀漲價等行為。五要打破壟斷，在一些壟斷型行業，積極引入競爭因素，迫使壟斷價格下降。2008年價格工作在以穩定農產品價格為重點的同時，必須把握時機，適時出臺有利于節能減排的相關價格改革和稅費改革措施。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