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01 18:50:59
導語：在銀行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正是國家付出了金融資源低效率配置(產生了巨額的政策性不良資產)這個巨大的隱性改革成本才買來了中國的漸進改革,否則體制內產出將必然出現較明顯的下滑,漸進改革將難以為繼。若改漸進改革為激進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顯性化,會在短期內導致GDP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由于國家絕對無法承擔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時期內迅速顯性化,因為這有可能直接導致民心不穩,社會矛盾激化,這不僅是政府肯定無法承受的,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絕對不愿看到的,所以維持漸進改革模式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維持漸進改革的必要性決定了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就很難短期內在真正意義上實現。
2國有的金融產權使得國有銀行經常產生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主義沖動,而這種沖動又是一種缺乏風險約束的單方面趨利行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機性不良資產。國有銀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數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國家對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務之后,國有銀行必然會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發放由自己決策的商業性貸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潤最大化等目標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銀行產權的國有性質,作為人的各銀行機構就會產生機會主義沖動,在不承擔責任的情況下過度發放某些高風險貸款(如給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貸款),結果導致大量不良債權的產生,我們不妨將此稱為投機性不良資產。由于國有金融產權的退出成本將很高和剩余索取權的不可轉讓、不可分割性,使得國家作為注資者和出資人無法通過行使退出權或轉讓產權來威脅國有銀行的機會主義行為。國有銀行正是利用了國家在產權上的劣勢來滿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時也容易出現金融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現形式則是投機性不良資產的大量積累。
3國有銀行在風險壓力和外部競爭壓力不足的情況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創新激勵,金融服務水平相對較低,呈現出明顯的X非效率特征。對于一個國有壟斷企業來說,沒有私人能夠合法占有企業的剩余,所以監管效率低下,許多技術上可行的、實際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們卻往往沒有積極性去做,所以生產了X無效(楊小凱,1997)。這個論點對于國有銀行也是適用的,國有銀行人均利潤遠低于股份制銀行就是一個明證:據統計,1995年四大國有銀行的人均利潤率僅為111萬元,遠低于中信實業銀行3953萬元和中國光大銀行3949萬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從以上三點的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結論:只要國家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階段,即使國有銀行的資本金比率在某一個時點上達到了8%這個目標,也容易因為國有銀行不可避免的資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國家要維持8%這個目標,就得不斷給國有銀行注資。
三、國有銀行改革的重心應是設法阻斷不良資產的再生機制
我們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國有銀行的病根究
竟在哪里?毋庸質疑,不良資產的不斷再生甚至加速增長是當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問題,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導致不良資產不斷產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對其應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決。因為這個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無效的。筆者認為,政策性不良資產源于漸進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國有銀行內部體制的改革中得到解決,而只能在漸進改革這個更宏觀的層次上逐漸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資產問題從整個漸進改革的角度提出兩點建議:1在非國有經濟對GDP增長貢獻份額已遠遠超過國有經濟卻又得不到足夠外源融資的情況下,國家應鼓勵國有銀行逐漸加大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這樣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速度更快,信用約束要相對好于國有企業,銀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國有企業發放的貸款,這樣就會減少新增不良資產的發生。而更重要的是,國有銀行因此還可以在我國加入WTO直接面對外資銀行競爭之前搶先爭得一批信譽良好的非國有經濟客戶,增加優良資產的比重和銀行利潤,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從而進一步減小入世可能會給國有金融體系帶來的沖擊,這對于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況下,發展會進一步加快,從而對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再就業、補貼利益受損階層等方面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也就是說,國家因此可從“國內外援”(樊綱,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彌補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當前國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堅階段的時候,這種體制外產出的增長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可以這樣說,給非國有經濟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漸進改革的順利進行,又有利于國有銀行在實質上向商業化轉變。當然,如果非國有經濟得到了相對更多的信貸份額,那么國有企業所能得到的份額必然會相對減少,體制內產出的增速也自然會下降。但我們只要能夠遵循循序漸進的方式,用向非國有經濟提供金融支持所獲得的收益增量來抵消因體制內產出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漸進改革就能夠順利的進行下去而不會向激進式改革轉化。
2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國有銀行可以通過逐步增加向非國有經濟放款來減緩不良資產的增長,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無論如何都仍將是國有銀行提供信貸支持的重點(包括改革中與改革后)。如果國有企業不能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轉制,政策性不良資產就將在長期內困撓國有銀行,成為金融改革的絆腳石。如果國有銀行不能成功實現商業化經營,在我國加入WTO后就很難與實力強勁的外資銀行相抗衡,國有金融體系將會受到巨大的沖擊。盡管國家已經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力度還稍顯不夠。我們必須抓好入世過渡期這個改革時機,否則國企改革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契約是完全對等的個人之間通過自由協商締結的協議，其價值基礎在于承諾。社會契約論屬于國家政治權力學說，其核心內涵是人們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給國家，由國家來確保人們的自由和安全。①社會化契約包括虛擬契約理論與具體契約兩部分，民眾讓渡經濟職能這一環節無需明示，是一種虛擬理論;而政府、第三部門、消費者、利益相關方、中介機構等各方相互之間通過協議、章程、行業規范、法律等建立的權、責、利關系，是社會化契約中的實際的、具體契約。社會化契約的具體化構建被認為是公共管理領域的一次重大進步。新公共管理便是社會化契約的具體實踐。其核心仍是契約，通過多種形式以契約責任約束政府、第三方部門、消費者、利益相關方、民眾等各方，但突破了傳統契約“承諾”理論限制，法律、習慣、組織性、社會換、人們對未來的期待等均可以成為契約內容。根據準公共產品理論，與部分行業、部分領域或部分群體有直接利益關系，但關乎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正義，如能源、三農等產業，屬于準公共產品。通過政策性銀行為準公共產品提供金融支持，既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又可以避免財政配置低效，因此，成為大多數國家金融市場配置必選項之一。②政策性銀行便是國家接受社會公眾讓渡的經濟職能再次尋求的準公共產品供應商，即第三部門。但目前我國政策性銀行發展中產生“四個低效率”，即，重視社會效應忽視經濟效益而產生的低效率;重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產生的低效率;與商業銀行非協調合作的效率;適應性差導致的金融資源錯配產生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最終導致“商業性金融看起來更像是政策性金融，而政策性金融看起來更像是商業性金融”，金融領域混亂、無序。表面上主要是責任制建設薄弱、監管不力、考評機制缺失造成，根本上是各方角色模糊，職責不清。通過新公共管理中契約關系的構建解決政策性銀行運行效率低下的問題十分必要。
二、政策性銀行契約體系構建的外部條件
(一)明確的契約目標
新公共管理契約責任盡管是為代政府實現公共管理的目的，并不排斥經濟效益，在準公共產品領域尤其如此。因此，新公共管理出現多目標化，包括社會效益目標、經濟效益目標、程序性目標等，但不同的公共領域目標應有所不同，且必須明確。那么政策性銀行的目標究竟應是政策性還是商業性，是堅持經濟有效性，還是社會合理性?若堅持社會效益為目標，還要不要市場化?金融資源論認為，在資源配置目標上，商業性金融配置首要目標是經濟有效性，政策性金融配置首要目標是社會合理性。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必須履行特定職能，處理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必須彌補市場失靈。①從中國現實來看，政策性銀行建立15年來，中國國民經濟金融化程度大幅提高，市場能力越來越強，各行業發展更加充分和成熟，需要政策性銀行支持的傳統領域逐步縮小。但仍有一些行業和領域需要國家“扶上馬、送一程”，如“三農”行業、縣域經濟、小微企業、技術創新企業，事關經濟結構調整和國家競爭力提升的某些高風險性投資產業和領域，商業性金融機構普遍不愿介入，仍需政策性金融落實國家各項政策目標。由此可見，政策性銀行仍應堅持政策性社會效益目標毋庸置疑，但政策性目標是否為第一目標?筆者認為，經濟效益至上的商業性金融的負面效應正是政策性金融彌補和糾偏的價值所在。商業性金融根據“金融啄序”規律，垂青低風險高回報的優質客戶，忽視和拒絕高風險低回報的弱勢行業領域，造成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馬太效應”，正因為此，需要政策性銀行作為“白馬騎士”來解決市場失靈。若政策性銀行也以經濟效益為第一目標，則加劇了商業性金融的負面效應。因此，政策性是政策性銀行的靈魂，代為執行國家責任，扶持產業發展，貫徹產業和金融政策是政策性銀行的天職。市場化運作是指經濟主體根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市場機制的要求，按照企業化的運營方式通過市場配置內外部資源，實現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經營手段。②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項目可以實行市場化運作。政策性銀行也要承擔市場風險，按照市場化原則辦事。但市場化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將市場化當做目的，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在經濟領域內屢見不鮮。如果我國電網改革，強行引入競爭實行市場化，將電網南北分治，但各自在南北領域內仍然是壟斷，有市場化之“名”，卻無市場化之“實”。在經濟學上，如果某項技術產品呈現規模經濟特征，即生產的邊際成本少于相關范圍的產量平均成本，即具有了自然壟斷的特點。在實踐中，電力、網絡等基礎設施系統的固定成本巨大，且為一次性投入，增加新的準入者則需要重復建設，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③對于有些領域市場化不僅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且還造成重復建設的資源浪費。政策性銀行采用市場化運作與其堅持社會效益的政策性目標并無沖突。在契約體系建設中，仍應堅持社會效益的目標，同時將市場化運作融入到契約建立、履行、評價等各個環節，確保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各方積極性的充分發揮。
(二)責、權、利角色的合理設置
政策性銀行的目標是履行公共管理職能，不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但同時又要求資源配置和機構運作更為合理和有效。因此，政策性銀行與政府之間是一種“委托－”契約。即負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政府委托政策性銀行代為實現政府的部分責任。在這個契約中，各方的責、權、利、效的角色責任應配置合理。
1．受托人職權和權利。
即便政策性銀行追求社會效益，但它是在目標的指引下和規則的約束下，能夠有自主選擇決定權的“人”。經理人制度應賦予經理人相應的職權、權利，并根據效果給予利益獎勵。但就我國政策性銀行情況并非如此，對于政策性目標的誤讀，使政策性銀行和高管背負更多的國家義務、道德責任和行政干預。而行政性的人事關系和薪酬機制，使其工作人員缺乏活力和積極性。因此，政策性銀行不僅應有職權，而且應有契約和法律保障的明確職權和權利。
2．委托人的職責和受托人的責任。
即便在普通私人企業中，也難免出現“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兩種極端。尤其是由于國企普遍的“老板缺位”特點，政策性銀行“內部人控制”現象更為嚴重。政策性銀行的經營管理若缺乏有效監督，不僅難以實現公共管理職能，還可能成為“內部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將委托人的監管職責和受托人的管理責任通過契約明確，才能作為雙方責任劃分和追究的明示依據，這也是削弱“內部人控制”損害的重要前提。
3．第三方機構和公眾的監督和約束。
承擔著公共管理職能，向社會提供準公共產品的政策性銀行，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其經營管理不應當是私人、秘密的、不受監督的。哪些行業和領域應當通過政策性銀行予以扶持?政策性銀行內部的內控體系是否適當?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完成效果如何?已經成熟的行業是否需要退出?在契約關系中，政府是名義的委托人，僅僅依靠其道德感、責任心來實現對受托人的監管，并不現實。在經濟集中向經濟民主轉變的經濟背景下，需要審計、評估、律所、研究機構等專業的第三方機構的參與，也需要公眾通過聽證、信息披露等途徑開展廣泛的監督。
(三)外部程序的民主、透明、科學
在普通契約中，契約雙方經過平等協商、市場競爭等途徑減少信息不對稱以達到充分合意。而在公共管理特殊契約關系中，政府與企業地位不平等，公眾監督和表達途徑受限，造成契約構建、履行、評價中信息不對稱，契約目標不可避免出現偏離。政策性銀行與政府的契約構建需要外部程序主要是政府、第三方機構、公眾和企業之間的程序，包括契約目標決策程序、監督程序、信息披露程序、考核程序、行業退出程序等。(四)司法上引入對民事責任的實質判斷和責任追究傳統上對國企負責人的行為僅有形式評價，沒有實質評價，只有對違反刑法和黨紀的司法追究和行政問責，不過問對履約過失的民事責任。而新公共管理強調契約性，更注重契約實效，并通過實體化的價值判斷追究民事責任。國外的新公共管理實踐中，“合同形式的責任不再是程序意義上的，對程序的依賴讓位于質量控制和責任落實;合同化的公共責任日益納入司法審查，意味著司法對行政的控制趨于實體化，從單純的行政責任發展為經濟激勵和法律責任，以完成公共目標?！雹僖雽γ袷仑熑蔚膶嵸|判斷是經濟民主化和實質正義的要求，也需要司法體系改變固有的定勢，不能以“豁免”和“自主商業判斷”等法律觀念使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經理人僅受黨內約束。
三、政策性銀行契約履行體系的構建
(一)有效制衡的企業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體系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產權和銀行績效的提高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②但治理結構與銀行穩健運營之間存在必然性聯系。參照公司法建立和商業銀行法有關原則，建立“三會”構架，并成立專業的風險內控管理機構、財務機構、人事管理機構等，保證各機構間有效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在科學的公司治理機構框架下，還應增加內部風險控制，約束政策性銀行信貸擴展沖動，強化規范經營。由于政策性銀行信貸扶持對象是根據政府政策導向來選擇的，在實踐操作中存在“四個弱化”:弱化項目準入，弱化貸前調查，弱化貸款擔保，弱化貸后管理?！八膫€弱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三個風險”:因信息不對稱形成的信用風險，因貸款對象集中引起的同向化市場風險和內在約束體系脆弱產生的操作風險。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內，實現“保本微利”經營，是保證政策性銀行可持續經營與發展的基本前提。反之，若風險過大，政策性銀行便有被當做“唐僧肉”淪為“第二財政”的可能。政策性銀行應對國家指定的貸款項目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同時，進行經濟效益評估和社會效益評估，并確定該項目可承擔的風險，同時，結合市場需求變化，動態調整貸款分類，并提取風險準備金，啟動盈利項目對虧損業務的風險補償機制。政策性銀行應踐行契約義務，建立更為具體的內部控制流程和科學的管理體系，監管機構更有義務建立公司治理標準，制定內部控制目標，并監督契約的實際履行。
(二)科學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沒有對契約履行的考核評價，契約責任就無從談起。日本在政策性銀行改革中，重點完善了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由兩大類指標組成，共計八項內容:一類是關于政策性目標的實現程度，包括穩定資金供應、滿足緊急情況下的資金需求、提供金融服務和經濟信息、補充和完善商業性融資活動不足等四項公益性指標;另一類是圍繞機構經營績效，包括風險管理措施、組織運作情況、專業人才培養和機構盈利狀況等四大類商業化指標。當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中規定評價標準均采用商業性金融的評價標準。如銀監會2007年公布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政策性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和監督管理將參照商業銀行的標準，即保持在8%以上，沒有考慮到商業銀行的開辦業務的特殊性和資本金來源的特殊性。2009年1月，財政部為了加強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財務監管，規范金融績效評價工作，印發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績效評價暫行辦法》，辦法設置了盈利能力指標、經營增長指標、資產質量指標和償付能力指標，共四項指標，幾乎全部都是經濟性指標。這樣的監管法規有失公道，若嚴格和認真地貫徹下去，必然造成兩個不公平。一是逼迫政策性銀行收縮政策性業務，積極開展商業性業務，在金融市場中與商業銀行開展“同構”競爭，政策性銀行坐擁國家信用兜底、財政補貼等各種優惠政策，與商業銀行開展市場競爭有失公平;二是若政策性銀行嚴格恪守“本職”，繼續突出政策性職能，在承擔了較重“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需要與商業銀行使用相同的監管和評價標準，顯然有失公平。②這兩種不公平最終導致整個金融市場的低效率。我國政策性銀行契約體系中可以借鑒日本政策性銀行改革中的八項指標，引入社會效益指標，同時每年進行動態調整。
(三)有進有退的契約解除機制
進入2006年，人民幣的升值趨勢不斷增強，對于以經營貨幣為對象的商業銀行來說，人民幣升值影響深遠，下面我們重點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并提出一些對策。
一、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資產與負債影響
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到的是美元計價的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化。銀行掙的美元頭寸越大，其受到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人民幣升值將進一步加劇商業銀行外匯資金來源緊張和需求旺盛的狀況，中長期內存在一定的外匯流動性風險隱患。一方面，商業銀行外匯存款近年來增幅趨緩，尤其是外匯儲蓄存款逐步下降。截至2005年6月末，我國金融機構各項外匯存款余額為1652.86億美元，匯率調整之后我國外匯存款余額不斷下降，到2006年3月末時降為1589億美元。另一方面，由于可以通過借入外匯貸款并結匯成人民幣使用以降低融資成本，外匯貸款需求旺盛，貸款余額快速上升。兩方面共同作用導致商業銀行銀行外匯存貸比不斷攀升，甚至超過了央行制定的外匯存貸比不得超過85%的警戒線。而且，從貸款期限來看，中長期外匯貸款占全部外匯貸款的比重由2005年6月末的41.50%上升到2006年3月末的46.42%，短期貸款則由33.07%下降到29.96%.這樣就形成了銀行外匯資產向貸款集中，而貸款期限則又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導致金融機構外匯資產的流動性風險增加。下一階段，商業銀行在外匯領域將面臨更大的匯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挑戰。
人民幣不斷小幅的升值使公眾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加強，外匯儲蓄存款可能會進一步的下滑，商業銀行為抑制外匯儲蓄存款下滑的趨勢，紛紛推出與利率或其他基礎資產掛鉤的外匯理財產品，但是從中、外資銀行推出的外匯理財產品來看，存在兩大缺陷：一是購買者大多沒有提前終止權；二是產品設計主要與外幣的利率和匯率、金價、油價等掛鉤，缺少與人民幣匯率掛鉤的產品。即使外匯理財產品的年收益率達到5%，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那么其實際收益率也會大打折扣，甚至虧損。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外匯理財產品將成為商業銀行穩定其外匯儲蓄存款的重要手段，在這一方面，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二、人民幣升值對國際結算業務的影響
國際結算業務是我國商業銀行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分析影響并不是很大，甚至是促進了商業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對于涉及進出口的行業來說，人民幣升值相當于提高了出口價格，降低了出口的競爭力，減小了進口原材料漲價的成本壓力等等。人民幣升值會起到鼓勵進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但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相對還比較小，我國出口產品對外競爭力仍然很高，人民幣的小幅溫和升值對于抑制出口作用甚微。具體來說，人民幣匯率改革后，匯率對貿易收支的調節作用逐漸開始發揮，主要表現為2005年8月之后，進口增長從之前的10%左右的速度一躍到20%以上，與出口增速的差距迅速收窄，甚至在2005年最后兩個月進口增速還超過了出口，今年2月份進口增速也是高于出口，之后3月和4月出口依然增幅超過進口，今年1~4月份出口達2742.3億美元，同比增長25.8%；進口2404.8億美元，同比增長22.1%；進出口順差337.5億美元，同比增長61.4%.另外，作為一系列改革措施中的一環，在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同時，可能還會有其他政策相伴，這使得匯率變動本身的影響表現得更加不明顯。雖然對于相關行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對于它們影響會很大，但是對于商業銀行的進出口國際結算業務來說至少在目前沒有什么影響。長遠來說，只要我國的進出口總值不會減少，商業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就不會受到太大的沖擊，有區別的只是出口結算業務和進口結算業務的業務量會有相應的變化，出口結算業務可能會減少而進口結算業務可能會增加。
三、人民幣升值對外匯資金業務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的外匯資金業務的影響是雙重的。首先，由于人民幣小幅升值引起更強的升值預期，可能會有更多的外匯資金選擇結匯，從而對商業銀行的外匯理財產品和其他外匯衍生業務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同時，但是我們看到進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會顯著提高，它們將會主動采取規避匯率風險的措施，例如，外貿企業會更積極地采用遠期結售匯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些為商業銀行拓展中間業務收入創造出巨大的市場空間。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還會進一步推動外匯市場的創新。從“創新需求”角度分析，隨著頻繁的匯率波動會產生更多的投資和保值需求。從“創新供給”角度分析，作為人民幣升值的配套措施，2005年5月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了8個外幣貨幣對之間的交易業務。8月又進一步擴大了可以從事遠期結售匯業務的銀行范圍和資金范圍，并推出了銀企之間的掉期和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遠期、掉期業務，使商業銀行能夠向各種需求的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創新需求和創新供給的增加將使外匯市場的交易更加活躍，給商業銀行發展新型外匯資金業務帶來更多的機遇。
四、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影響
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小幅升值，這使得國內部分行業和企業的景氣狀況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從而相應影響到商業銀行在這些行業信貸資產的質量。人民幣升值主要對三類行業產生不利影響：一是出口比重較大的行業，包括紡織、電子、家電、醫藥、造船等行業；二是進口替代型的行業，主要是石化下游產品；三是產品國際定價的原材料行業，包括氧化鋁、礦石有色金屬等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原材料銷售行業。若人民幣中長期進一步升值，則受不利影響的行業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影響程度也將更加顯著。對于受到人民幣升值不利影響的行業來說，可能會面臨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的下降，這增大了銀行在相關行業貸款的風險，勢必會促使商業銀行重新審視其相關的授信業務。
因人民幣升值而受益的行業主要是高外債以及原料進口型的行業，主要包括造紙、航空、煉油、汽車、鋼鐵等。人民幣小幅升值后其收入基本不受負面影響，而其外匯支出折算為人民幣的數額會有所減少。當然，若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景氣程度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這些行業的受益也會減少，甚至產生負面影響。
總體上看，因人民幣升值而明顯受益的行業相對較少。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對上述行業信貸投放的占比較高，約為30%-45%，所以說，匯率制度的改革會對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造成影響。
五、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其他方面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會使得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略有下降
人民幣小幅調升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幣資產貶值導致資本減少；二是匯率風險加大，使衍生產品的市場風險增加，從而擴大風險資產總額。從總體上看，由于我國商業銀行外匯所有者權益在總所有者權益中的權重高于外匯風險資產在總風險資產中的權重，人民幣升值將使商業銀行的資本折合為人民幣的減少幅度大于其風險資產折算為人民幣的減少幅度，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略有下降。根據2005年6月末的數據，粗略計算人民幣升值2.1%之后，我國商業銀行的總體資本充足率約下降0.1個百分點。具體到各家商業銀行，在人民幣風險資產和外幣風險資產的風險權重結構相同的情況下，要看其外匯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和外匯權益占所有者權益的比重，前一比重越高，后一比重越低，人民幣升值導致該行以人民幣計算的資本充足率下降的幅度越小。
（二）人民幣升值對于商業銀行會計報表也產生了影響
按照《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商業銀行對會計報表的資產、負債類項目要按照期末匯率進行折算人民幣小幅升值使商業銀行資產折算為人民幣的絕對額下降，同時由于對權益類項目按照歷史匯率進行折算，這對商業銀行會計報表產生一定的影響。當然，由于會計處理不同，報表上反映出來的升值對凈利潤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浦發銀行、華夏銀行和深發展將匯兌損益直接計入當期損益，而招商銀行和民生銀行通過“資本公積-外幣折算差額”科目抵減股東權益，不影響當期損益，所以升值對招商銀行和民生銀行的影響不會直接反映在報表上。
六、商業銀行應對人民幣升值的策略
綜上所述，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產生廣泛、長期和深遠的影響。從短期看，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是弊略大于利，總體影響程度有限。從長遠來看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商業銀行將面臨更加多變的環境，同時也將出現更多的新需求、新市場和新工具?；趯Ξ斍盃顩r和今后發展趨勢的判斷，我們提出一些建議為商業銀行面對挑戰提供一些參考。
逐步調整自己的資產負債結構。增加美元負債，減少美元資產，另外，由于港元采取釘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所以應該相應地減少港元資產增加港元負債。同時針對外匯存款下滑的不利局面，可以通過大力發展雙幣卡和國際卡產品以及滿足客戶需求的外匯理財產品穩定外匯儲蓄，同時針對高端企業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外匯管理服務穩定企業外匯存款。積極主動地管理外匯貸款，并通過互換、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有效管理風險。
在確保流動性、有效控制匯兌風險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國際結算業務，針對受匯率制度變更影響不同的行業采取不同的營銷措施，大力推廣遠期結售匯業務，適當發展福費廷以及保理等等，針對國際結算的特點，大力發展貿易項下融資業務。同時，還要保持合理的外匯資產負債結構、期限結構和幣種結構。
大力提升外匯資金業務的風險管理能力、產品創新能力、市場營銷能力和交易盈利能力。商業銀行的外匯理財產品創新速度應該加快，重點發展期限短、收益高和靈活性強的產品。同時引進人才，提升交易能力和盈利水平，并將外幣資金交易的風險管理納入到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中去。
盡快完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商業銀行應在認真評估本行外匯風險管理管理狀況，積極完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并引進和培養外匯業務和外匯風險管理領域的專業人才，加強對外匯業務和外匯風險的內部審計。同時，利用遠期、掉期等外匯市場新工具有效管理風險。
（1）國庫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的充分性：我國中央銀行國庫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體系建設要充分考慮我國金融、財政體制改革、發展的總體要求，要與世界經濟、金融、財稅發展的趨勢接軌；滿足社會政治、經濟、人民生活穩定的需求，體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態金融環境、生態財稅環境需求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提高民族生活質量的要求；保證貨幣政策和財稅政策執行的有效性；保證業務操作的規范性、合法性，提升央行國庫的管理質量和服務水平。
（2）國庫資金風險控制體系的有效性：國庫資金風險控制要達到控制的目標就必須得到有效實施。國庫的風險控制體系必須要保證有效地履行經理國庫職責，維護國庫資金安全、完善結算手段、保證服務質量，促進經濟發展。
（3）國庫資金風險控制體系的可操作性：國庫風險控制必須具有可操作性，能夠滿足各國庫的內部風險管理、風險控制和風險治理工作需求，只有可控的才是可行的，才能確保證國庫資金安全。
（4）國庫資金風險控制的目標性：國庫資金風險控制體系是為實現國庫工作目標體系服務的，國庫的資金風險控制必須保證更好地履行職責，實現央行國庫工作目標。
（5）國庫資金風險控制的科學性：國庫資金風險控制實際上是方法和程序的結合，只有保證風險監測與控制的科學、合理，才能保證方法的可行、程序的適用，否則南轅北轍，達不到預期效果。
（6）國庫資金風險控制體系的效率性：國庫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要有講求效率，只有高效的監測與控制機制，完善的組織結構，才能保證目標的實現。
2國庫監管要素
2.1控制環境
影響國庫資金安全的因素很多，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內部因素，對建立和實施控制這些因素的內外態度和采取行動總稱就是控制環境。
（1）誠信和道德價值觀；無論是國庫組織最高管理層（庫主任、庫副主任）、中層（部門負責人）、還是一般業務人員都應當嚴格一致地保持誠信行為和道德標準。通過加強央行的內部審計、紀律監察機構的監督職能和國庫的實地，使其客觀監督國庫管理者和員工，并提供道德方面的指導，通過制定國庫行為準則和業務標準，使所有員工在一般和特定環境下能夠保持正確的操作行為，規避不誠實、非法和不道德行為。
（2）管理理念和管理風格；央行國庫內部無論高層、中層、還是一般管理者都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提高內部控制重要性認識，支持、配合、參與機構內部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加強風險管理、控制和治理。
（3）組織結構控制：國庫組織結構是指為國庫活動提供計劃、執行、控制和監督職能的整體框架。具體應考慮：組織結構的合適性，及其提供管理國庫所需信息的溝通能力;各主管人員所負責任的適當性;按照主管人員所擔負的責任，判斷其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及豐富的經驗;當環境改變時，配合改變其組織結構的程度;員工、尤其是負責管理及監督職能的員工人數的充足程度。組織機構要科學、可行，具有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
（4）權力的分配和責任的劃分：國庫部門敏感職位較多，因此權力分工要準確明晰，只有明確授權和分配責任的方法，才可以大大增強國庫部門的風險控制意識，以規避管理風險和操作風險。
（5）人力資源政策和慣例：建立有效的員工調配、培訓、待遇、績效考核、提升政策和執行機制，才能保證央行國庫員工的勝任能力和正直品行。
（6）人員的能力：包括領導在內的全體員工，都必須具備相應的政治、業務素質和業務操作技能，只有具備相應的能力，才能確保各項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實。
（7）完善的內部檢查制度：建立完善的國庫內部檢查制度是促進國庫履行職責的需要。檢查方案要完善、科學，檢查內容全面、完整，檢點準確，檢查方法和程序要符合效率、效益的原則。
此外，金融生態環境、財政、稅務政策和地方利益分配也將對各級國庫的內部資金風險監測和控制產生重大的影響，各級國庫組織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加強轄區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妥善處理與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關系。
2.2國庫會計業務核算和資金清算系統
（1）國庫會計核算系統。規定各項國庫會計業務的鑒定、分析、歸類、登記和編報的方法，明確預算收入收納、劃解、入庫和支付的管理責任。健全的國庫會計系統應實現下列目標:鑒定和登記一切合法的核算業務;對各項業務按時進行適當分類，作為編制財務報表的依據;確定國庫業務發生的日期，以便按照會計期間進行記錄;在財務報表中恰當地表述核算業務以及對有關內容進行揭示。
（2）國庫資金清算系統。國庫資金清算系統包括：資金支付系統、內部行來系統和同城清算系統。
2.3控制程序
控制程序指各級國庫部門所制訂的用以保證達到資金安全目的的方針和程序。它包括下列不同的控制程序:
（1）業務授權：國庫各項業務和活動通過依法授權，合理界定各級國庫的業務權力，確保各級國庫依法治庫。
（2）責任劃分：明確各個人員的職責分工和崗位互控，防止有關人員對正常業務圖謀不軌的舞弊行為。
（3）憑證與記錄的控制：指派不同人員分別承擔記錄業務和保管重要憑證的職責；憑證和賬單的設置和使用，應保證業務和活動得到正確的記載。
3國庫監管的內容
從中央銀行國庫職能和業務性質看，央行國庫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應包括以下內容：
（1）職務崗位分離控制：中央銀行國庫的各項業務崗位要達到互相制約，相互牽制要求。責任的分配與授權，強調對于國庫內部的全部活動要合理有效地分配職責和權限，并為執行任務和承擔職責的工員、特別是關鍵崗位的人員，提供和配備所需的資源并確保他們的經驗和知識與職責權限相匹配，要使所有員工知道:他們的工作行為，以及職責擔負形式和認可方式，與達成央行國庫資金安全目標的聯系。
（2）金融政策、法規的執行監督控制：建立健全央行國庫依法行政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保證國家各項財政政策的貫徹落實，使國庫所有的員工都能夠掌握國庫業務所必要的法律、法規知識，成為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和監督者。
（3）授權批準控制：授權必須符合實際，過度授權可能造成下級機構權力過大，風險難以控制，一旦出現權力亂用、濫用現象，就會造成較大的損失；若權力收縮過大，易影響下級機構的工作積極性，造成工作效能低下。只有通過合適的授權程序、方式進行適度的授權，才能保證權力的可控、風險的可控。
（4）業務程序控制：包括預算收入收納、劃解、入庫、退庫、撥付和國債兌付等業務的會計核算控制、國庫資金清算控制等。員工必須充分掌握所從事工作的業務操作規程，知道不按規定業務程序操作的危害，能夠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業務操作，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國庫操作風險。
（5）網絡系統控制：國庫網絡系統要進行不斷的完善和優化，加強網絡登錄的管理與權限控制，加強計算機病毒實時監控，提高網絡核算的可控性。
4國庫監管手段的類型
中央銀行國庫風險業務是以序時操作為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其內部監測與控制也應是以序時控制為主。具體可分為事前控制、過程控制和結果控制三類
（1）事前控制：就是為了保證央行經理國庫職責在履行中不發生偏差，進行的事前控制。如：各項預算收入退庫審批業務、預算收入的更正審核業務、大額預算支付的審核業務、國債兌付的審批業務等等；
（2）過程控制：就是對央行國庫業務活動中針對正在發生的行為進行的控制。如：會計核算記錄、重要事項的登記、重要空白憑證的登記等等；
（3）結果控制：對國庫會計業務活動最終結果采取的各項控制措施。如：對會計核算業務的事后監督、國庫風險業務的定期排查、國庫的內、外部對帳等等。我國中央銀行國庫的業務活動應逐步建立事前、事中控制機制。國庫核算事前控制有利于國庫資金的風險預防；過程控制往往能在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比結果控制更可靠、更完善，更符合國庫資金風險大的特點。
5對國庫監管體系的評價
對國庫資金控制所作的研究和評價可以分為三個步驟：①調查了解資金風險監測控制情況，并做出相應的記錄；②實施符合性測試程序，證實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和執行的效果；③評價資金監測與控制的風險，確定資金監測與控制的薄弱環節和領域，實施擴展監督領域，降低風險。
5.1了解國庫資金風險控制的方法
現場觀察法：通過現場觀察記錄關鍵控制活動、潛在的關鍵點、控制缺陷或控制過度情況。
流程圖法：就是用符號和圖形來表示中央銀行國庫部門業務和憑證在組織機構內部有序流動情況。
調查表法：就是將與保證業務記錄正確性和可靠性以及與保證業務完整性有關的事項列作調查對象，并列表由有關人員填寫。
5.2進行符合性測試
符合性測試：為了確定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和執行是否有效而實施的程序。主要包括：實質測試、憑證測試和模擬測試；
實質性測試：對央行國庫的控制程序檢查、業務處理程序檢查、數據信息可信程度檢查。
憑證測試：就是要查閱國庫內部有關文件、資料；查閱國庫業務、會計帳目；核對有關帳證、賬賬、賬表；進行對比分析，進行科學的判斷與評價。
模擬測試：就是按實際業務處理過程進行模擬作業，核查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執行情況。
5.3國庫資金風險控制的評價
國庫資金風險控制體系風險評價步驟：（1）確認國庫政策執行、業務管理、操作中可能發生哪些潛在風險；（2）確認哪些控制可以防止或者發現這些風險；（3）執行符合性測試，獲取這些控制是否適當設計和有效執行的證據；（4）評價所獲得的證據；（5）評價該項認定的控制風險。
國庫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體系的風險評價：國庫資金風險監測與控制體系風險可評為高水平，也可以評為低水平。
評價為高風險內部控制：（1）控制政策和程序與認定不相關；（2）控制政策和程序無效；（3）取得證據來討價控制政策和程序顯得不經濟。
評價為低風險內部控制：（1）控制政策和程序與認定相關；（2）控制政策和程序有效。
5.4控制風險評價的記錄
控制風險評價高水平時，只需記錄評價結論；控制風險評價低水平時，還必須記錄評價的依據。
5.5出據管理意見書
檢查人員要根據工作底稿和控制風險評價記錄，出據管理意見書。管理意見書必須客觀、公證、真實、有建設性。當然，由于管理意見書有其局限性，只為管理者提供風險管理的參考意見，并不是必須執行的法律文件。
商業銀行是一個國家金融、經濟的核心,其經營的成敗直接關系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2008年9月起,華爾街爆發了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并在全球迅速蔓延,世界各國股指暴跌,石油、黃金、期貨等商品價格大幅下挫,失業率猛增……這場風暴振動全球!危機爆發原因錯綜復雜,主要是美國次級貸款的惡化,而貸款惡化是典型的信用風險事件,也即銀行在信貸風險管理、控制上有所欠缺和制度執行不到位。
一、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1.直接影響較小
因我國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商業銀行業務大部分集中在國內市場,盈利來源主要是存貸利差,國際化程度低及單一的收入結構導致我國商業銀行“因禍得福”。比如工行持有雷曼兄弟債券金額為1.52億美元,僅占工行總資產的萬分之一,直接損失對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
2.間接影響較大
危機爆發后,我國部分出口企業出現停產、半停產狀態,甚至破產,很多企業經營困難。貨款回籠不及時,呆帳、壞帳多,貸款無法按時償還或無力償還,流動資金嚴重不足等等。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安全性造成嚴重威脅。同時,股市低迷,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下降;房地產行業低迷,住房按揭、抵押貸款急驟下降等等,這對商業銀行的盈利影響很大。
二、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逐漸加大,加強對信貸資金的管理迫在眉睫
1.加強信貸風險控制的制度建設和健全信貸責任追究制度
商業銀行信貸制度控制是整個信貸風險控制的物質保障,構建貫穿于信貸業務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監督的控制體系:①改變我國商業銀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授權不清、分級混亂的情況,健全對貸款調查、審核、審批人員的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和信貸業務運營機制。②進一步完善貸審分離制度,徹底改變貸前調查、貸后檢查和貸款的發放、回收由一個客戶經理負責的現狀,真正實現部門之間、人員之間的相互制約。③目前商業銀行的內部審計、稽核部門都屬于內部科室,歸該行領導,這樣很難披露本行的信貸風險,無法獨立開展工作。各商業銀行的審計、稽核部門應由各地的銀監部門領導管理,包括人事任免、工資待遇、工作范圍等,商業銀行無權干涉,使其能公平、公正、獨立開展各項業務。
2.加強信貸風險的組織結構控制,其應遵循的原則主要有:
①立足國內市場,對國外市場持謹慎態度。我國是個經濟大國,國內市場龐大,特別是新能源、高科技產業值得關注。而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應謹慎介入,待時機成熟時再拓展國外業務。
②堅持信用等級評審條件,嚴格執行貸款準入門檻,對客戶提供的資料應認真審核(包含抵押物、質押物、擔保方的情況),到實地查看、核對,把實際運營情況和報表資料對比,是否存在虛假成分。確保第一、第二還款來源真實可靠。對不符合貸款條件的客戶應堅決杜絕。
③建立職責明確、分工合理、獎罰分明、崗位之間相互制約的信貸組織結構,杜絕長官意志、、會計造假等現象,嚴格按審批權限審批。
3.加強信貸風險的人力資源管理
以人為本是任何企業經營成功的基本常識,商業銀行要更加重視。COSO報告、巴塞爾委員會都強調人在風險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對人力資源的管理主要有:
①信貸人員的責任控制制度的完善,健全責、權、利相結合的制度。
②信貸人員操作風險的制度控制、審查。
③信貸人員的從業資格管理,嚴禁從業人員無證上崗。
④信貸人員的獎罰、激勵制度。
4.實行清產核資,全面清理損失,同時防范住房按揭貸款的風險
論文摘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一直是我國金融改革的重點｡本文通過對美國投資銀行的股權結構特征､董事會構成､員工激勵機制､監督約束機制以及公司治理結構等五個方面的深入分析,對深化我國金融機構改革,特別是證券投資機構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美國投資銀行的股權結構特征
(一)美國投資銀行股權結構極為分散
一是在美國投資銀行的股權結構中,雖然機構投資者股東占有多數,但股權卻被眾多的機構投資者所分散｡我們選取2000年9月12日總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來分析,可計算出這5家投資銀行的機構投資者股東(加權)平均持股比重為49.3%；它們由數百個甚至1000多個機構投資者擁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機構投資者股東持股比重為54%,這部分股權分散在1822個機構投資者手中｡
二是個人投資者所擁有的投資銀行股權占有重要地位｡美國十大投行的個人投資者平均持股比重為53.5%,遠遠高出S&P500公司的個人投資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個人投資者股東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個人投資者股東持股比重更是高達95%｡
三是投資銀行的股權集中度較低｡在美國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超過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超過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僅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證券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較高,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東持股比重作為股權集中度的衡量指標,則美國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權集中度僅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權集中度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權集中度為4.56%｡
(二)美國投資銀行的股權具有高度流動性
美國投資銀行絕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發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證券市場上公開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員和員工的內部持股､持股比例達5%以上的股東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較活躍的股票)｡在美國前五大投資銀行中,活性股(加權)平均所占比重達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達98.2%,美林證券的活性股比重為82%｡而美國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為68.8%｡由于股權比較分散,美國投資銀行的股東直接參與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獲得的收益,因此股東更傾向于通過在市場上“用腳投票”來間接參與公司治理｡
(三)美國投資銀行推行員工內部持股制度
為了有效地激勵員工的工作,美國投資銀行除采用高工資､高獎金對員工進行短期激勵外,還普遍通過實施員工持股計劃來對員工進行長期激勵｡通過內部職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長性與員工的個人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從制度上保證了投資銀行長期穩定發展｡內部持股大多是發起人持有或實施長期激勵策略(如員工持股計劃)而產生的,這部分股權的流動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經理層和員工持股計劃等激勵約束機制在治理結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10大投資銀行的平均內部持股比重為11.9%,前五大投資銀行平均內部持股數為24.9%,其中高盛內部持股比重最高,達78%｡
綜上所述,由于歷史上的銀證分業管理､法規上的限制以及機構投資者對組合投資策略的偏好,美國投行的股權極為分散｡在這種高度分散化的股權結構下,機構投資者股東由于本身的短視性､信息和專業能力的局限性､參與治理的成本約束及其公共產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積極主動的直接參與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買入和賣出股票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投行經營效益的評判,使投行的股權具有較高的流動性｡
二､董事會結構
作為公司股東大會的常設機構,美國投資銀行的董事會和其他行業的公司董事會一樣,負責公司的日常決策｡同時,由于美國投資銀行內部不設監事會,因此其董事會還兼有審計監督的職能｡一般的,美國投資銀行董事會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國投資銀行中獨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國投行不專設監事會,而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人數較多,獨立董事成為監督公司經營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會中只有兩個內部董事,美林證券､帝杰則只有3個內部董事｡對獨立董事的數量規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會中獨立董事占“實質性多數”；美國加州公職人員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國公司治理原則》甚至采取了更為極端的準則,認為最“理想”的董事會構成中,CEO是唯一的內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構成｡同時,美國投資銀行董事會的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審計委員會完全由獨立董事組成,這實際上表明了獨立董事可以履行批準管理者薪酬､選擇決定公司審計師､獨立與審計師商討有關會計和內部控制事宜､挑選董事會候選人等職責｡
盡管美國投資銀行中的內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這些內部董事在公司內一般都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兩個內部董事,一個是董事長兼CEO,另一個是首席營運總裁COO｡內部董事身居要職,一方面有利于董事會所進行的公司重大經營決策活動；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美國投資銀行董事會與公司經理層之間的界限趨于模糊｡這有利于減少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會對經理層行使有效的監督和制衡｡
(二)美國投資銀行的董事長普遍兼任CEO
美國五大投資銀行的董事長和CEO都是由一人擔任,在美國十大投資銀行中,董事長兼任CEO的比重高達70%,同時,多數董事長在董事會中具有絕對的權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長則輔助董事長工作｡
(三)董事會下設各委員會以協助經營決策并行使監督職能
美國投資銀行的董事會大多設有以下三種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負責人主要是獨立董事｡①審計委員會:負責督察公司的內部審計程序､財務控制及存在的問題,并和外部審計機構的監督審計相結合,保證公司的運作和財務報告等滿足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②薪酬委員會:制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員會:對內部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系統的評價｡如美林證券董事會下設稽核與財務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管理發展及薪酬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一方面為董事會提供管理咨詢意見､協助行使決策與監督,另一方面也對公司內部管理的改善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勵機制
西方國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確的薪酬激勵政策｡激勵機制采用了流動性､收益性､風險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勵機制公開透明,形式靈活,并通過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組合運用以達到最佳激勵效果｡美國投行的激勵機制具有以下特點:
(一)激勵機制對高級管理人員實行重點傾斜
美國投行對高級管理人員實行重點激勵,給予他們極為豐厚的待遇｡以董事長兼CEO的現金收入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長兼CEO(Purcell,PhilipJ)總收入達2109.7萬美元,其中工資收入為77.5萬美元,獎金1211.3萬美元,股票期權等其他收入為821萬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長兼CEO總收入平均為1752.4萬美元,其中工資收入66.5萬美元,獎金收入982.18萬美元,股票期權等其他收入703.76萬美元｡
概括起來,高管人員的收入結構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獎金數額遠遠超出工資總額,美國5大投資銀行1999年度董事長兼CEO的獎金平均為其工資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長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獎金是其工資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權等其它激勵性收入在現金總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國前5大投資銀行董事長兼CEO的股票期權等其它收入在其總收入中所占比重高達40.2%｡中國
三是對高管人員的股票期權激勵程度總體較高｡主要表現是高管人員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實施的股票期權｡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長兼CEO除已實施的股票期權外,手中還有到期尚未實施的股票期權316萬股,未到期不可實施的股票期權49萬股,加上已實施的股票期權44萬股,共獲股票期權409萬股,占公司發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長兼CEO的這一比例更高達1.77%｡
(二)激勵形式多樣化
如美林證券根據員工在公司的不同職級､不同服務年限､不同工作特點,采取了多種不同的獎勵計劃,使員工從進入公司到離退､從年輕新手到資深專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階段性激勵｡
(三)激勵目標長期化
美國投資銀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勵和遠期激勵相結合､注重引導高管人員行為長期化的激勵機制｡如美林證券在保證員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業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進行組合設計出以中長期為目標的激勵方案｡美國投資銀行采用的這種激勵機制,使公司的成長性和高管人員､普通員工的個人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保證投資銀行長期持續穩定發展｡
四､監督約束機制
美國投資銀行不設監事會,投資銀行對經理層的監督約束機制一般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實現｡一是在董事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或其他類似的調查稽核委員會,部分地代行審計監督職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國的證券立法對包括投資銀行在內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較詳細的規定,公司必須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經營成果及財務狀況；公司的發展戰略和計劃；公司股權結構及其變化；董事和主要執行官員的資歷､信譽和報酬；與雇員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有關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對經理層的一種制衡約束手段,也是對公司進行市場監督的基礎,它使經理層的管理策略､經營行為及經營成果始終都受到市場的評判,是對內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場制約｡三是外部市場監督與制約｡投資銀行經理層的管理策略､經營行為及最終的經營成果都要接受市場的評判｡投資者會根據自己的評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業績和股價的不良表現可能會引發公司被收購兼并的危險,公司的經理層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職業風險｡這是對經理層濫用權力､實行內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場制約｡
五､治理結構與公司績效
美國投資銀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長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與公司業績相關｡我們權且選取權益資本回報率作為治理結構的績效指標,從美國十大投資銀行中選出權益資本回報率高于25%的投資銀行共5家,將這五大投資銀行作為一組,剩下的5家作為第二組｡通過對比分析發現,董事會和經理層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權益資本回報率的提高｡這種融合一方面表現為董事長和總裁在公司運營中的核心作用,特別是董事長也是公司經營班子的成員(兼任CEO),能夠保證董事會和經理層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現為內部董事在董事會身居要職,而他們一般也屬于公司經營班子｡
參考文獻:
[1]《中國證券業發展報告(2004)》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9;
[2]《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招股說明書》;
銀行系統性風險是由銀行業外部沖擊造成的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指借款者不能按合同要求償還貸款本息而導致銀行遭受損失，它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及國家風險等。目前我國銀行產生系統性風險由國外和國內雙重因素構成。
1、銀行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外部因素
此番金融危機主要是美國在金融衍生品監管方面犯了兩個錯誤：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違背了信貸的最基本原則；二是衍生產品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致使風險無限積累，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以至多次積累風險，引發風險蔓延。目前世界金融的開放度、關聯度日益加劇，各國金融機構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依存度很高，我國主要商業銀行也是如此，從目前次貸危機暴露出的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敞口，雖然損失金額尚不構成各家銀行的支付和盈利障礙，但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我國金融結構當初投資金額過大、盈利性和流動性主要來源在于美國金融市場，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也不可避免。
2、銀行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內部因素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走勢使得銀行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壓力陡增，主要因素包括：第一，經濟增速回調趨勢明顯。2008年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長10.4%，比去年回落1.8個百份點，我國經濟正從高位逐步回落，投資、凈出口、消費這三架馬車都有不同程度回調，部分經濟學家已將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率下調至8%-9%左右。第二，全面性通脹正在到來，壓力較大。2008年上半年我國CPI水平上漲7.9%，而目前糧油、基礎原料等價格改革措施受CPI連續上漲影響而滯后，PPI已連續4個月漲幅在8%以上，都對未來CPI的上漲產生拉動，所以政府在經濟下滑與通脹的雙重壓力下很可能以容忍通脹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第三，流動性過剩仍是推高下半年通脹的重要因素。2008年以來持續的貿易順差、高速增長的FDI和“熱錢”的不斷流入，推動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再加上災后重建增加的貨幣資金，導致我國流動性過剩推動今后CPI總水平的上漲。第四，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貨幣政策包括2007年以來，央行通過1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行票據的方式回收銀行體系流動性；產業政策包括對高耗能行業實施“節能減排”、對淘汰和限制行業實施退出政策等，這些政策最終通過對經濟實體的作用，傳導到銀行的實際經營成果和風險敞口。
二、銀行系統性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1、信用風險
表現形式為一個客戶的違約，其影響可能局限于一個點，一批客戶的違約可能會影響到一個行業或一個區域的資產組合質量，但不足以威脅到一家銀行的生存，銀行也可以通過內部管理措施來沖抵這些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怠于管理，這種風險就會逐漸積累，形成大范圍、大面積的不良資產，對銀行的生存發展造成巨大威脅。上個世紀末，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均達20%以上，若不是政府施以援手進行兩次大的政策性剝離和注資，早就在技術層面上“破產”了。
2、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在近幾年才被頻繁提及，它的顯著的特點是外生性，即主要由利率、匯率政策的調整、股市及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帶來對銀行的直接沖擊或間接影響。尤其近幾年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和運用，使其在成為避險工具的同時，由于投機心理和操作的不規范性使風險出現的幾率大大增加，破壞作用更具“殺傷力”。與信用風險相比，市場風險的爆發更加突然，市場價格波動直接體現為損失，能量的積聚在瞬間爆發，猶如經濟鏈條上的一個個鏈接點出了問題，一經點燃便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不斷向周圍傳遞和蔓延，波及面及影響程度都會很深，很容易形成大的系統性風險，對銀行的破壞力巨大。
3、操作風險
就操作風險而言，其內生性特點較為突出，如果銀行內控出了問題，其關鍵制度、流程或系統存在缺陷，一旦被內部人員惡意利用，就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而且這種風險很容易同信用風險、尤其是市場風險交織在一起，對銀行造成致命的打擊。如歷史上巴林銀行的倒閉以及2008年法國興業銀行的內部欺詐造成的巨額損失事件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4、國家風險
主要表現為某一國家的風險，如果一國處于長期社會動蕩、經濟不穩、物價飛漲和到期債務不能及時償清的情況就出現了國家風險；例如我們時常遇到的部分發展緩慢、經濟落后的非洲國家，不能歸還他國到期債務和及時兌付本國發行的到期債券，出現擠兌和信用危機，就說明其發生了國家風險。
三、銀行實施戰略轉型的主要內容
1、大力促進中間業務的發展
歐洲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大約在38%左右，香港當地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大約在34%左右。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普遍低于10%。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在鞏固和發展傳統結算等業務的同時，要積極促進收入結構的調整。
第一，要大力發展投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是改善經營、滿足優質客戶需求的重要業務，通過短債的發行、理財產品的發行實現產品多元化，提升客戶對銀行的綜合貢獻度。第二，要做好資產證券化業務。目前我國只有國家開發銀行和建行具備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的資質，各行應利用這一工具在做好優秀資產業務的證券化工作的同時，也要在不良資產處置等方面做出有益的嘗試，通過資產證券化提升銀行資產的流動性。第三，要做好托管業務。托管業務包括投資基金、保險資金、企業年金、養老金等。托管業務可以為商業銀行提供較為廉價的現金流，同時銀行通過融智服務獲取較為豐厚和穩定的中間業務收入。
2、調整優化信貸資產結構，建立適應經濟周期變化的“最優”資產組合
要防范信用風險，關鍵要轉換存量，優化增量，增加宏觀政策支持或處上升期行業的信貸資產，減少受宏觀調控影響或處景氣下降期的行業的信貸資產，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有利于風險分散與效益最大化的資產組合。第一，結構性調整新增資產。一方面控制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和盲目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勵一些薄弱行業的發展。即使對于過熱行業，在政策上也不應搞“一刀切”，該控制的堅決控制，該支持的大力支持。結構調整主要從行業結構調整、客戶結構調整、資產結構調整等三方面進行。第二，有針對性優化存量資產。對于經濟周期轉向蕭條或者宏觀調控而使得風險程度增加的貸款要執行信貸退出政策；對已經轉化為不良資產的貸款要轉入不良資產的處置程序；對風險程度較高、出現一定支付危機的企業，應果斷對其停止貸款，并通過采取多種措施積極回收貸款，無法回收貸款的要采取資產保全措施；對出現風險因素但還有正常的現金流量和支付能力的企業，要本著以收回貸款為導向采取以進促退、逐漸退出的策略，通過增加抵押物和擔保來保證貸款的安全。
3、豐富客戶資源，推進客戶結構調整
第一，加快中小企業業務發展。中小企業業務具有發展潛力大、議價能力強、綜合貢獻大的特點，雖然我國商業銀行存貸利差在較大，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加快，利差將進一步收窄，而目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平均利率為基準利率上浮29%，盈利空間較大。據統計我國目前有400多萬公司法人中小客戶，發展中小企業業務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第二，進一步提高對公客戶的群體。對公客戶是各商業銀行的傳統客戶，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經濟依然帶有濃厚的政府色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的經濟是“政府經濟”、“關系經濟”，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既是我行對公業務和個人業務的優秀客戶，同時也能為銀行提供大量的資源和市場信息。在為這類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獲取盈利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為國家的國防事業，為社會的各項事業做出應有貢獻，同時提升我行的品牌形象。第三，加快外匯業務和海外業務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新興市場不斷出現，客戶的跨國經營和對外往來不斷增多。事實上，國內的外幣業務無論如何創新，西方的優秀銀行可能已經經營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這為我國商業銀行提供了學習和創新的范本。
四、簡要分析實施戰略轉型是銀行抵御系統性風險的有效途徑
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正確的銀行業務轉型戰略決定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決定其核心競爭力的形成，決定該銀行效益、質量和市場地位三者科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及早實施轉型戰略，銀行的負債結構、資產結構將日趨多元化，盈利模式得到根本改變，抗風險能力明顯增強。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銀行業務結構將發生根本改變。即銀行業務結構向資產、負債、中間業務協調發展的業務結構轉變，充分體現效益最大的基本思路。徹底改變目前信貸資產“一股獨大”的局面，建立多元化的資產結構；在負債總量穩定增長的前提下，提高低成本負債占比，降低籌資成本，不斷調整負債結構；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優化中間業務產品結構，使中間業務逐步成為與資產、負債并駕齊驅的業務線，同時加快對中間業務內部業務品種的結構調整。第二，銀行客戶結構將發生根本改變。其總體原則是發展優質客戶，打造核心業務，實現由注重整體擴張的“規模效益”，向注重市場細分、追求做好目標市場的“深度效益”轉變。具體表現為：積極拓展跨國公司和優質中小企業板塊；退出部分傳統加工企業，進入新興產業；退出利潤貢獻度小的劣質客戶，進入高回報率的優質客戶；穩定和擴大正在高速成長的優質客戶，挖掘一批全球性、全國性的強勢客戶，提高優質客戶比重。第三，銀行區域結構將發生根本改變。能夠順應經濟發展的總體特征，突出區域經濟的特點，突出重點和注重特色的區域化發展布局轉變，穩定推進區域結構的調整；對經濟熱點區域，加大政策和資源傾斜力度；對經濟轉型區域，實施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的再造；對專業經濟區域，實施特色經營、專業經營戰略。第四，銀行盈利結構將發生根本改變。通過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擴大非信貸盈利資產，實現盈利結構向存貸利差與非利息收入并重的經營結構轉變；大力挖掘中間業務的盈利水平，提升非利差收入的盈利占比；努力開拓非信貸資產的投資渠道，實現業務盈利結構的多元化。
通過回顧西方銀行業近百年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看到，有些銀行輝煌一時，但轉瞬即逝；有些銀行歷經風雨，依然屹立不倒，并且煥發出強大生命力，成為令客戶和同業尊重的“常青樹”。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它們追求的不是一時的繁榮，而是長期穩定的發展。這就告訴我們，一家銀行要能夠在紛繁復雜的市場環境中站穩腳跟，并在激烈的同業競爭中脫穎而出，最關鍵的是能夠有效抵御各種內外部風險對銀行體系造成的沖擊，成功避免經營的大起大落，最終實現銀行價值的持續穩定增長。本文就是希冀通過進行相關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實施戰略轉型、及早構建有效的防御體系是抵御銀行系統性風險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李志輝：商業銀行管理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2]上海市城市金融學會課題組：國有商業銀行實施戰略轉型的動因、路徑和策略研究[J].金融論壇，2005（12）.
實證分析
1．變量選擇出于數據可獲得性和準確性的考慮，本文的樣本包括了從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數據。其中商業銀行流動性采用的指標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CZBJ)，計算公式為“超額存款準備金率=金融性公司在中央銀行的存款/被納入廣義貨幣的存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3］;中央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ZBJ)的變量指標選取當月月末大型金融機構正在執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指標采用的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中央銀行發行債券(FZ);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的變量指標采用的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對政府債權(GZ)。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新浪財經網站、Wind金融數據庫和Reset數據庫。2．基本數據分析首先根據公式計算得到2004-01—2011-12這段時間商業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見圖1。從圖1可以看出，自2004年起，我國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不斷下降，并在2011年6月達到最低值后才有所上升，這表明這段時間商業銀行流動性水平整體呈不斷下降趨勢。圖1超額存款準備金率變化趨勢圖2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發行債券數額的變化情況。從圖2可以看出，央行發行債券數額從2004年1月到2008年10月不斷增加，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9月發行量有所下降，但之后又開始增加，至2010年7月達到最高值后開始出現下降。圖2央行發行債券變化趨勢考慮到2007年下半年為了沖銷外匯占款，我國政府發行了大量的特種國債，造成了數據的突變，本文對中央銀行增持特種國債進行了剔除處理，從而讓數據更加合理地反映中央銀行買賣國債的沖銷干預操作。央行對政府債權的變化趨勢見圖3。從圖3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央銀行對政府債權的數值處于平穩下降，2009年下降趨勢比較明顯，且幅度較大，說明央行2009年之后開始更多地運用賣出國債的沖銷干預措施。圖3央行對政府債權的變化趨勢圖4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間中央銀行規定的大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水平，這段時間我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總體上看呈上升趨勢。圖4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變化趨勢3．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干預對商業銀行流動性影響的實證檢驗(1)單位根檢驗。首先對各個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由上文數據分析可知，CZBJ、ZBJ與FZ、GZ的數量級差別很大，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誤差，對FZ、GZ進行取對數［4］，表示為LNFZ和LNGZ。各個變量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ZBJ、ZBJ、LNFZ與LNGZ四個變量都存在單位根，不是平穩數列。繼續對CZBJ、ZBJ、LNFZ和LNGZ四個變量進行一階差分，結果發現它們都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不存在單位根，都是平穩的，由此可以得出CZBJ、ZBJ、LN-FZ和LNGZ都是一階單整數列I(1)。由于同階單整數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接下來對這四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2)協整檢驗。本文運用Johe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各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Johensen協整檢驗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檢驗方法，在檢驗之前，需確定VAR模型形式和最優滯后階數。本文選擇無約束的VAR模型，并根據滯后長度準則中的相關統計值來確定VAR模型最合適的滯后階數，也以此來確定協整檢驗分析中的滯后階數。表2為滯后長度準則中的相關統計值。由表2可知，AIC的最小值是－22．80360，對應的階數是2階，而SC的最小值是－22．14027，對應的階數是1階，AIC判斷準則和SC判斷準則出現了矛盾，此時要依據LR、FPE和HQ的統計值。這三者選擇的最優滯后階數都是2階，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為2階。根據協整檢驗的最佳滯后階數比VAR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少一階的原理，接下來的協整檢驗的最佳滯后階數為1階。對CZBJ、ZBJ、LNFZ和LNGZ做基于VAR的協整檢驗，結果見表3、表4。由表3、表4可見，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的實際值均大于5%的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即無論是跡統計量還是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None)的零假設，這說明了CZBJ、ZBJ、LNFZ和LNGZ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央行買賣國債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標準化后的協整系數如表5所示。表5標準化后的協整系數表CZBJZBJLNFZLNGZ1．0000000．3727300．021066－0．056149(0．09364)(0．00328)(0．01432)由表5可以得到如下協整關系式:CZBJ=－0．372730ZBJ－0．021066LNFZ+0．056149LNGZ(1)從式(1)可以看出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債券與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成負向協整關系，中央銀行對政府的債權與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成正向協整關系。這一結論與貨幣政策與流動性關系的基本理論是一致的。式(1)中ZBJ的系數為－0．372730，表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一個百分點，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下降0．372730個百分點。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買賣國債作為影響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自變量，系數分別為－0．021066和0．056149，明顯小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影響。換句話說，中央銀行實行的這三種干預措施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都有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同。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干預措施對商業銀行流動性影響最強;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買賣國債的干預措施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相對弱些，其中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最弱。這三種干預措施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中央銀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會直接凍結商業銀行的資金［5］，沖擊商業銀行流動性，所以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就強。而中央銀行采取向商業銀行發行票據或者賣出國債的干預手段時，由于中央銀行票據和國債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失去的是流動性最強的貨幣資金，但獲得的卻是流動性較強的票據或者是國債，這樣就抵消了一大部分央行干預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所以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買賣國債的干預手段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就相對小一些。
格蘭杰因果檢驗。盡管CZBJ、ZBJ、LNFZ和LNGZ是非平穩數列，但是它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格蘭杰檢驗的原理，可以對這四個變量進行格蘭杰檢驗，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4)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數值都在圓內，因此該VAR模型是穩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本文利用一個標準差大小分別沖擊ZBJ、LNFZ和LNGZ三個變量，得到CZBJ對于三個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如圖5所示。其中實線表示由脈沖響應值連成的曲線，代表了CZBJ對沖擊的反應，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7］。格蘭杰檢驗結果表明，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中央銀行票據不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中央銀行票據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表明央行采用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票據的干預措施會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產生影響;同樣，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中央銀行對政府債權不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中央銀行買賣國債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率變動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也會影響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另外，還可以看出，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也是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買賣國債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說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干預與商業銀行流動性互為因果關系。這種互為因果關系不僅說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干預作用，也說明了不同的流動性狀況對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力度不同。(4)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數值都在圓內，因此該VAR模型是穩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本文利用一個標準差大小分別沖擊ZBJ、LNFZ和LNGZ三個變量，得到CZBJ對于三個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如圖5所示。其中實線表示由脈沖響應值連成的曲線，代表了CZBJ對沖擊的反應，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7］。圖5脈沖響應函數從圖5中可以看出，三個變量中，ZBJ對CZBJ的影響最大，LNFZ次之，LNGZ對CZBJ的影響最小，這個結論與前面所做的協整檢驗的結果是一致的。說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商業銀行流動性影響最大，也正因為如此，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成為我國央行應對危機后我國流動性所發生的異常變化首選的政策操作手段。還可以看出，在本期給ZBJ一個正的沖擊后，CZBJ對ZBJ產生負向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前幾期不斷增強，并在第四期左右穩定地持續下去。而在本期給LNGZ一個正向的沖擊后，CZBJ對LNGZ產生正向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前兩期起伏較大，之后呈穩定持續狀態。同樣在本期給LNFZ一個正向的沖擊，CZBJ對LNFZ產生負向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在前兩期比較劇烈，但是到了第二期之后這種影響開始逐漸減小。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以有效緩解流動性過剩(或不足)的問題，發行央行票據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動性的作用，而央行對政府的債權增加，等于向市場投放貨幣，會增加流動性，這個結論和理論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時，通過比較CZBJ在給上述三個變量正向沖擊后前四期的反應還可以看出，ZBJ相對于LNFZ和LNGZ兩個變量，其對CZBJ影響的時間要長，可以達到約4個月，而LNFZ和LNGZ兩個變量的影響相對較短，大概有2個月時間。說明相對央行發行票據和購買國債，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會持續比較久，主要是因為目前無論是發行央行票據還是買賣國債，均以短期為主，而自1984年我國建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無論其如何變化，我國商業銀行就一直按規定比率辦理繳存，其影響是一直存在的。另外，由脈沖響應函數圖還可看出，CZBJ對ZBJ、LNFZ和LNGZ三種變量在前四期中反應比較強烈，其中LNFZ的短期沖擊比較大，但長期影響比較小，這說明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的沖銷干預措施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短期影響顯著，但是長期影響比較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央銀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的規模比較大，而且大多是短期的，所以在短期內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沖擊比較大，但隨著到期收回，其影響逐漸減小。購買國債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相對較小，但持續時間較長，長期影響比較穩定，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國的國債規模有限，以此作為操作工具的力度和頻率都不是很大，所以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影響較小，但由于國債主要是長期國債，因此其影響持續時間較長。
論文摘要：如何加強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是近年來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本文列舉了英國巴克萊銀行與我國民生銀行風險管理的成功案例，并對二者的風險管理經驗進行分析，旨在對完善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有所啟迪。
美國花旗銀行主席及總裁沃爾特威斯頓有一句名言：“銀行家從事的是管理風險的行業。”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銀行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隨著銀行間競爭的日趨激烈、銀行業務范圍的不斷拓寬和規模的不斷膨脹，銀行面臨的風險也日趨多樣化與復雜化，某些高風險業務所帶來的風險有可能在轉瞬間葬送整個銀行。然而作為經濟的核心，金融大廈的坍塌會造成整個國民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動蕩。
當前，如何把握風險與利潤、風險與發展之間的平衡，使銀行既不承受過大的風險，又能保持適當的發展，是每個處在新的競爭環境中的銀行經營者必須深思的問題。
盡管近年來由于風險管理不善致使銀行經營失敗的情況頻頻發生，然而也不乏在風險管理方面表現出色的銀行。就讓我們走進這些中外銀行，分享它們的成功經驗。
一、巴克萊銀行的風險管理
巴克萊銀行是英國的四大銀行之一，在英國設有2100多家分行，在全球60多個國家經營業務。近十幾年以來，巴克萊銀行十分注重不斷拓展其業務的廣度和深度，資產和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在巴克萊銀行各項業務快速拓展的過程中，成功的風險管理為其提供了有力保證。
(一)構造風險管理系統——結構清晰，權責明確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銀行一樣，巴克萊銀行具有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不僅如此，在這一系統內，對風險的管理分工非常明確，而且職責清晰。具體來說，董事會負責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業務條線負責人負責識別和管理業務線條的風險；風險總監負責進行風險管理和控制；分類風險主管及其團隊負責風險控制框架的建立與監控；業務風險團隊負責協助業務條線負責人識別并管理其總體業務風險；內部審計獨立地檢查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環境。完善清晰的結構與權責明確的分工為防范風險布下了天羅地網，為巴克萊銀行成功進行風險管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運用風險偏好體系——保證業績，控制風險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巴克萊銀行一直在內部使用風險偏好體系。風險偏好體系的具體方法是，通過未來三年的業務規劃，估計收益波動的可能性及實現這些業務規劃的資本需求，將這些與目標資本比率、紅利等因素相對比，并將這些結果轉化為每個主要業務板塊規劃的風險容量。風險偏好的數值要通過估計集團對宏觀經濟事件的敏感性來進行驗證(這種估計是利用壓力測試和情景模擬來完成的)。巴克萊銀行集團信用風險總監安德魯·布魯斯認為，巴克萊銀行風險管理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十幾年來通過建立風險偏好體系，加強限額管理，強化了經濟資本在集團內部的運用。而風險偏好體系的運用也是國際活躍的銀行風險管理成功的普遍經驗。
(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手段先進，數據充分
與其他銀行一樣，信用風險是巴克萊銀行最大的風險。據統計，巴克萊銀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經濟資本被配置到各業務條線的信用風險上。對于信用風險的管理，巴克萊銀行主要利用五步風險管理程序(即指導、評估、控制、報告、管理和分析)以及基于COSO的內部控制體系來進行。巴克萊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較為成熟，主要利用自己的歷史數據和其他外部信息，通過銀行內部風險評級系統來對借貸者、交易對手以及零售客戶進行評級。與此同時，巴克萊也采用一些外部開發的模型和評級工具，當然這些外部開發的模型及評級工具必須經過巴克萊銀行的相關驗證。
二、民生銀行的風險管理
民生銀行是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于1996年。在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今天，民生銀行卻探索出了一條成功的風險管理道路。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民生銀行如何應對日益多樣化的信用風險。
(一)重視貸前調查——充分檢驗，防范風險
民生銀行廣州分行是廣州地區唯一實行“預授信申報公示”制度的銀行。當年廣東南海華光集團騙貸屢屢得逞，“洗劫”了廣州數家銀行近74億元人民幣。然而該集團存在的風險卻無法逃過民生銀行的火眼金睛。下載論文
南海華光集團曾向民生銀行廣州分行申請了5000萬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當廣州分行收到南海華光集團的有關資料后，立即進入其受理貸款申請的檢測達標通道，這第一道關卡就是大名鼎鼎的“預授信申報公示”。預授信申報公示制度是廣州分行2002年上半年剛剛推出的新制度，目的就是為化解一些常見的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風險。其實這套制度的原理非常簡單，就是當銀行接到授信申請時，在銀行內部網站上將南海華光集團的有關材料進行為期7日的“公示”，廣而告之，廣泛征求意見，聽取群眾的呼聲。預授信制度不但大大節省了支行具體經辦人員實地貸前調查的工作量，而且使調查渠道更為廣泛、通達，使授信通道更為透明、民主、公開，很難出現漏網之魚，為自身保護提供了安全綠色屏障。南海華光集團的申請也正是在公示期間，由于該行員工們陸續提供的華光集團的相關信息顯示出其眾多漏洞，經有關部門認真分析核實后，而被多票否決，實現了防患風險于未然。
(二)加強貸后檢查——重視結果，更重過程
盡管貸前調查與貸中審查至關重要，但并不意味著款項貸出后就“一勞永逸”，貸后管理也絕對不可小覷。民生銀行杭州分行主管風險控制的副行長趙繼臣說，在杭州分行，風險控制高于業務發展。銀行不良資產反映的是結果，但產生卻是在過程，因此對于分行來講，過程控制重于結果控制，注重貸后管理是保證信貸資產質量的基礎和關鍵。
杭州分行曾為杭州某企業貸款400萬元人民幣，然而該企業的兩幢房產早在2003年9月就被法院查封，分行信貸資產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于是分行組織相關人員多次與借款人、保證人聯系，制訂清收措施。經過各項艱苦努力的工作和與當事人談判，終于在貸款到期前一天全額收回了400萬元貸款的本息。
另外，在對湖州某集團有限公司的續授信現場檢查中發現，該公司在生產經營、銷售渠道及財務等方面均存在問題，檢查人員隨即向分行貸審會提出了不能給予其續授信的理由，果斷退出，避免了后來其他貸款行因來不及收貸而最終采取法律補救手段情況的發生。檢查過程中，杭州分行還了解到安吉某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存在的資產流動性風險，分行配合支行幾次到安吉，與企業和政府聯系落實分期還款計劃，并積極爭取到了總行的支持，分三期收回了全部貸款本息?？梢娫谫J款業務中，過程控制至關重要。杭州分行正是通過貸后管理，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將風險“扼殺于搖籃中”。
(三)培養風險意識——認識到位，團結一心
民生銀行的一位領導曾說過，“銀行經營同質化趨勢很強，民生銀行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成績，靠的是員工們工作拼搏、熱情、堅韌、執著。”是什么力量鼓舞激勵著民生員工?我們應該看到，民生銀行尤為注重員工隊伍業務培訓、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通過多樣化、實用化、層次化的培訓方式，生動活潑地為員工的實際工作注入了新鮮活力，大大強化了員工的風險防范意識，規范了他們的業務操作，對真正做到按章辦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正所謂意識決定行動，有了正確的積極的思想做后盾，才有了廣大員工在風險防范方面更強的行動力。在高度風險意識熏陶下，風險防范觀念深入到了每一位民生銀行員工的內心，使風險防范成為一種自覺的意識，成為民生企業文化的重要靈魂。
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中外銀行成功案例帶來的啟迪
(一)保證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
保證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是有效實現風險管理的前提。外資銀行大多具備獨立的內部監督機制，其內部監督部門直接對董事會負責并實行垂直管理。分支機構的內部監督部門往往與本級機構相互獨立，或者在分支機構不設內部監督部門，內部監督的職責直接由總行的內部監督部門實施。
巴克萊銀行的風險管理系統結構清晰，權責明確，是外資銀行成熟風險管理系統的典型。再來看民生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2004年，民生銀行華北、華東和華南授信評審中心——風險管理的核心機構，分別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成立。評審人員“直系”隸屬于總行，是總行的“嫡親”，而與分行沒有任何血緣——人事和經濟利益聯系，這使得總分行之間實現了真正意義的“審貸分離”，從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層行領導者的長官意志可能帶來的授信業務經營性風險。實踐表明，民生銀行的獨立評審與區域授信評審中tk,等制度非常成功。
(二)完善風險管理規章制度
完善操作規章制度是銀行有效進行風險管理的保證。銀行業務人員由于受自身素質和外界條件的影響，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和規范約束，在進行風險評價和判定時，難免會帶有個人傾向，造成判定結果有失公正。通過建立嚴格的操作規程和嚴密的規章制度，能夠使銀行員工避免主觀主義和隨意性，做到公正、合理地判定風險。
巴克萊銀行作為一家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牌銀行，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十分完善與周密。在民生銀行，各項內控制度建設也緊隨業務的發展步步推進。一筆信貸業務，從貸前調查到評審，從放款到貸后管理，直至最后的責任追究，分行都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制度，防患于未然。
(三)加強商業銀行信用評級體系建設
建立與完善信用評級體系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重要舉措。信用評級體系往往獨立于信貸和審批部門的信用管理部門，肩負著對客戶的信用調查、征信、信用檔案管理、信用記錄監控等職能。信用管理部門在授信前做出的客戶信用分析報告，是銀行的信貸決策機構決定能否給予授信的依據之一，在授信后定期向信貸部門和風險管理部門做出的信用監控報告，更是銀行衡量信用風險大小的重要指標。
巴克萊銀行經過長期發展，其內部信用評級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并且擁有較為充分的歷史數據，為其測量與防范信用風險提供了保障。在我國，盡管銀行信用評級體系與發達國家尚存在差距，但也在不斷發展與完善。例如民生銀行對申請授信的客戶進行內部信用評級，并以此作為信貸審批的重要依據。在數據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銀行也走在全國同業中的前列。該行率先采用全國數據大集中的模式，將全行所有業務的數據處理集中在總行，為業務拓展與風險管理奠定了基礎。
(四)樹立全面的風險管理理念
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銀行不能回避風險，只能管理風險。實踐證明，先進的風險管理文化是銀行風險管理體系的靈魂，只有將風險管理從高深的理論變為所有從業人員的自覺意識和行為，風險管理體系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風險管理意識和理念必須貫徹到全行全員，貫徹到業務拓展的全過程。也就是說，銀行的每位員工在做每一筆業務時都應考慮到風險因素，貫徹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思想，始終把控制風險與創造利潤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經過長時間發展，風險管理觀念在大多數外資銀行早已深人人心。而對民生銀行來說，正是由于民生銀行上下都把風險管理放到突出位置，各級行領導反復強調其重要性，使得員工達成共識，才使民生銀行在風險管理進程中碩果累累。
(五)培育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