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1 2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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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角度來看，中國居民和產業(yè)對能源的需求仍會大幅上升。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進程中的國家往往會經歷人均能耗和能源強度的快速增加。從2002年開始，中國能源消費增速加劇，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3.7%，而國際高收入國家已達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國家標準也達到61%，說明中國未來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因此未來整體能源消費水平也會不斷上升。根據預測，中國到2030年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近60億噸標準煤，比2013年的37.5億噸標準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總需求的近25%。其次，中國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較高，在短期內化石能源的主體地位是無法輕易撼動的，未來化石燃料仍將占據能源消費的至少70%～80%。從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及品種構成上看，資源稟賦結構為明顯的富煤貧油少氣，同時由于未來新能源開發(fā)的長期性、不確定性和巨大風險性，使得化石燃料將長期是中國能源消費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長期穩(wěn)定供應對中國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約作用。再次，中國能源的供給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能源供給的途徑主要是自產和進口，隨著國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產量和消費量之間的缺口也越來越大，用以補齊缺口的進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國石油自產量為207.5百萬噸，進口量達到271.3百萬噸，石油對外依存率達到57.1%;天然氣自產量為1072億立方米，凈進口量為386億立方米，對外依存率達到6.4%。中國能源自產和進口都面臨很大的風險。自產方面，隨著中國能源開采量的逐步增加，開采難度也日益增加，能源開采所需的投資也迅速攀升，使中國的能源生產面臨較大的風險。進口方面，中國能源的進口，特別是石油進口較為依賴中東和非洲，由于這些地區(qū)政治原因，能源進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隱患，此外，進口能源運輸長期依賴馬六甲海峽海運，一旦此海洋運輸出現問題，中國的能源供給將面臨巨大威脅。最后，能源行業(yè)的巨大投入對中國能源融資提出了巨大挑戰(zhàn)。能源行業(yè)屬于典型的資本密集型行業(yè)，在能源的前期探尋、開采和加工期對資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隨著中國能源需求的不斷增加，能源投資需求也出現了“井噴式”增長。據聯合國機構評估，到2030年，中國為滿足能源需求將需要投入資金2.3萬億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資金需求對我國能源融資金融機構和能源生產企業(yè)都是巨大的挑戰(zhàn)。現如今中國能源融資面臨融資渠道狹窄、能源企業(yè)負債率過高、融資成本高昂、能源投資效率低、規(guī)避風險能力差等問題，對中國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能源安全需要實體能源經濟和虛擬能源經濟(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國能源金融的發(fā)展滯后，能源企業(y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國際能源市場的定價權，能源產業(yè)都不得不承受國際能源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所帶來的價格風險之痛。縱觀全球能源金融市場，其市場規(guī)模和影響力日益擴大，全球能源價格波動日益加劇，中國能源企業(yè)面臨巨大的成本推動的壓力，金融市場被動接受全球金融財富分配，國內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和國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場的沖擊。能源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對于中國能源企業(yè)加強能源風險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場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中國對于金融風險的預警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才正式開始，目前仍然處于剛起步階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對能源金融風險的量化分析和預測，并對中國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作出計算和預測，希望研究結果對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管理有借鑒價值。
二、能源金融風險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風險是伴隨著能源金融而生的，具體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個特征。第一，能源產品正不斷地金融化。美元主導下的能源體系具有不穩(wěn)定的特征，能源價格隨著美元以及各種金融資產而發(fā)生改變，匯率的波動以及隨之產生的美元資產的波動使石油產品越來越具有金融產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場在不斷地金融化。能源市場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現是能源衍生品市場的金融投機。如石油價格問題，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機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風險程度與金融市場之間產生掛鉤和強烈的共鳴。第三，能源產業(yè)在不斷地金融化。能源產業(yè)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現是能源產業(yè)開發(fā)金融投資與融資模式。當前世界油氣資源主要掌握在跨國石油公司(如殼牌、美孚石油、英國石油)和國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著先進的勘探開發(fā)技術和雄厚的資金，對產油國政策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通過多種多樣的融資手段，對世界各地的能源資源進行投資。借助其在國際市場良好的信用，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過發(fā)股、發(fā)債、國際借貸等各種途徑獲取流動資金，管理企業(yè)的財務成本，并通過項目投資等各種方式投資于油田氣田，然后通過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規(guī)避風險。
(二)能源金融風險能源金融風險是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能源行業(yè)在投資或融資過程中所面臨的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風險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價格波動風險、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場風險、匯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海外投資競爭風險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點可以看出，歸納來說，能源金融風險主要具有以下4個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風險受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較大。一方面，能源特別是油品的價格跟美元匯率波動息息相關;另一方面，能源企業(yè)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場波動的影響。還有，國內能源金融風險對沖的機制不完善，監(jiān)管上也存在漏洞，價格發(fā)現的功能不能很好地體現出來，國內企業(yè)難以通過國內的衍生品交易對沖降低自身風險。第二，能源金融風險受國家產業(yè)政策變化影響較大。能源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支柱行業(yè)，更加容易受到國家政策的干預，國家對能源行業(yè)的戰(zhàn)略部署和調控都會對能源風險產生重要影響。第三，能源金融風險受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較大。能源供給安全是各國國家戰(zhàn)略的重心，能源的價格以及供給平衡除了市場出清等作為依據外，還是石油生產國、消費國之間博弈的結果。石油生產國對產量的管制、石油消費國對石油產地的選擇以及戰(zhàn)略儲蓄，都會對國際能源金融產生劇烈影響。第四，能源金融風險還受到自然災害、天氣條件影響，具有一定的不可預測性。自然災害和惡劣的天氣條件將直接影響能源企業(yè)對能源的開采、運輸、儲藏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通過改變供應來影響能源價格，作用到能源企業(yè)和投資者身上，此外，氣候變化等導致極端氣候發(fā)生的因素也會對能源的需求產生影響(如暖冬、寒潮等)，進而影響能源供給平衡。能源價格供應等因素的變化會對能源企業(yè)經營效果產生深遠影響，甚至還會威脅國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風險，保證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臨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外不穩(wěn)定因素等各種威脅下，國家能夠成功應用各種手段將能源供給危機和能源產業(yè)發(fā)展危機控制在可調范圍之內，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滿足能源行業(yè)各企業(yè)的融資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業(yè)和國際能源戰(zhàn)略投資風險，保證能源行業(yè)投資目標順利完成。能源金融風險的因素有很多種，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時出現，故而能源金融體系的風險無時無刻不在，風險的逐漸演變決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僅僅是一個相對的、動態(tài)的安全，是各個層級的能源個體風險管控機制的動態(tài)均衡，能源安全的狀態(tài)也是在這種動態(tài)均衡中不斷適時調整。因此，以一種具體的標準來衡量能源金融風險，評價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風險預警的意義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場風險
預警指標的選擇全面的能源金融風險預警管理是一個非常龐雜的系統(tǒng)，本文希望對基于市場層面的能源金融風險預警進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場風險指標分析能源金融風險是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的風險，宏觀層面的如地緣政治風險、微觀層面的如流動性風險和操作風險等，本文研究的重點是中觀層面分險，即能源金融市場分險，典型的包括價格波動風險、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場風險、匯率風險等。雖然煤炭、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能源電力行業(yè)所面臨的金融風險會根據其所處的行業(yè)有所差別，但是大體可將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分為以下兩個層面:宏觀經濟影響風險和投融資風險。相應地，能源金融市場風險指標也同樣分為宏觀經濟指標和投融資風險指標。
1.宏觀經濟指標。包括GDP增長率、CPI定基指數、企業(yè)景氣指數、貨幣供應量增速、財政比例以及貸款增長率等，這些指標來源局限于能源行業(yè)。
2．投融資風險指標。投融資風險受到國內外金融市場、國內外石油市場的影響，指標包括能源市場需求增速、黃金指數、美元指數、石油價格、上證指數以及銀行和企業(yè)金融指數，如上證指數、資產負債率、資金成本率等，這些指標來源多元化，對能源行業(yè)的投融資風險影響很大。
(二)指標的選擇對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進行評價需要選擇最能夠反映能源金融風險的指標，通過指標的變化來判斷能源金融市場風險未來的改變，為能源金融市場風險的爆發(fā)做出預警。指標的選擇主要考慮的因素有:一是經濟發(fā)展以及能源需求對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場的變化對能源風險因素的影響;三是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對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指標選取以下5個，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實際GDP增速、美元指數、股指變動率、石油價格。在5個指標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實際GDP增速體現了能源供給的情況:GDP增長迅速，為GDP提供增長的能源需求也會隨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統(tǒng)計上的數據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給與需求平衡的情況。股指變動和石油價格反映了國際金融市場和能源市場的形勢，其變動對中國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響。美元指數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強弱升跌都會對油價和金融市場產生影響，進而引起能源金融風險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應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評價具有一定相關關系的指標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個指標的特征，以較少的變量來表征整組指標的特征，因此，本文將其應用于多指標評價的能源金融風險評價。能源金融市場風險的預警歸根結底是對未來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的預測。在根據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歷年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后，預測模型必須能夠合理考量歷史趨勢，即根據過去的時間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來的風險強度。ARMA時間序列模型預測方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根據現象的過去行為預測未來，故而本文選擇ARMA模型預測未來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驟如下:
1.指標原始數據的標準化。首先計算每列數據的均值，再用均值減去每一指標數據，最后再將其差除以原有數據的標準差。
2.計算相關系數矩陣。每個指標之間都計算其相關系數，利用相關矩陣可以進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從而選取確定主成分。
3.計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計算一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貢獻率，將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權。計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選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為主成分。
4.計算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場風險的指標，其值越大表示風險程度越高，根據特征向量中的各個元素作為權值，與每一年的相對應指標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風險強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歸模型。檢驗能源金融市場風險是否為平穩(wěn)時間序列，如果不是則需要差分后再進行回歸，根據回歸的結果預測未來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
(二)應用研究本文選取中國2002～2013年的相關數據對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進行計算。
1.數據說明。股指標的為標普500，美元指數按照美國洲際交易所數據，二者年度數據選取年末最后工作日數據。中國GDP增速以不變價計算，數據來源為《中國經濟統(tǒng)計年鑒》，能源需求量增速數據來源為《中國能源統(tǒng)計年鑒》，石油價格選取大慶油田年末數據。
2.主成分分析。首先對5個指標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再根據標準化后的指標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對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建立ARMA模型，設其時間序列名為index。首先根據ACF圖判斷index的穩(wěn)定性，結果發(fā)現極其不穩(wěn)定，故而對index時間序列進行差分，得到時間序列index_d。自相關和偏自相關兩個圖形都呈現拖尾的現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結構。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通過對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和風險預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的基本經濟金融指標，并通過主成分分析定義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計算了中國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應用ARMA模型對中國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進行預測。主要結論如下:
1．能源金融市場風險是一個綜合變量，國內宏觀經濟指標、國際金融指標及能源相關指標都是重要影響變量，通過適當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對其進行量化分析的。結合ARMA模型，可以對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進行預測，進而對我國能源金融風險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參考。
2．對2002～2014年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的計算和預測表明，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在2006年以前處于“安全”級別，此后，除在2008年短暫的恢復“安全”級別外，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風險一直在上升，但仍處于“可控”的區(qū)間。當前中國的能源金融市場風險處于較大風險區(qū)間，按照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的增長趨勢，未來能源金融市場風險有可能進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實證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場風險強度的大趨勢是不斷增強的，因此，為確保中國能源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保障國內經濟建設的正常運行，維護國家利益，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需要一套針對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預警管理體系，及時高效地對風險進行管理。具體來講，加強中國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管理應該從以下3個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管理的前提。當前，中國能源信息的權威公布平臺少，各地各企業(yè)分裂統(tǒng)計，信息整合性差，市場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灰色地帶過多。與新加坡的普氏價格指數相比，中國能源信息平臺僅服務于國內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缺乏影響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對能源市場的定價權。雖然中國2006年就開始與國際能源信息署(IEA)合作，雙方就國家戰(zhàn)略石油儲備與石油市場數據分享達成一致協議，但目前仍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因此，國內一方面要繼續(xù)籌建一個多方參與的權威信息平臺，另一方面也要積極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上發(fā)揮作用，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2.能源金融市場與傳統(tǒng)金融市場的創(chuàng)新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場風險預警管理的核心。當前，雖然發(fā)達能源金融市場在市場體系上構建了如銀行、基金、債券、期貨等多層次的交易市場值得中國能源金融市場借鑒，但中國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能源金融市場的多元化。雖然如此，中國傳統(tǒng)金融市場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里摸索前進，在交易場所、交易制度設計和交易平臺管理上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能源金融市場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金融市場體系來擴大交易規(guī)模，完善交易制度。同時，金融市場有著極強的創(chuàng)新能力，能源金融市場借助金融市場的力量，在能源金融產品研發(fā)、交易規(guī)則設計、風險管理等方面將取得快速發(fā)展。
農村金融市場開放，是通過放松金融監(jiān)管，讓市場機制來決定金融資源的價格，并利用金融市場機制優(yōu)化農村金融資源的配置，形成農村內部、城鄉(xiāng)間、區(qū)域間相對統(tǒng)一的金融體系。農村金融市場開放是促進經濟金融健康發(fā)展的眾多解決方案中的一種，是通過引入新的機構和市場參與者改變現有市場結構，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的方案。開放過程中需要注意開放速度、開放程度、開放順序等問題。農村金融開放的最大化將是金融城鄉(xiāng)一體化、金融區(qū)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8］。金融開放程度的測度，陳雨露等認為主要有兩類度量方法：主觀打分法和客觀事實法［9-11］。主觀打分法采用二元法或5分法，進行主觀的評分。Eichen⁃green用0和1兩個虛擬變量表示“完全開放”和“不開放”來表示［12］，Quinn用0～4分別表示完全封閉（0）至完全開放（4），以0.5為步長［13］。黃金老將利率市場化程度等8個指標分為5個等級：極低、低、中、高、極高，其權重分別為1、2、3、4、5來度量金融開放［14-15］。客觀事實法通常用3種指標體系來表示實際開放程度：國內儲蓄率與國內投資率組合、利率的國內外差異以及金融服務業(yè)的開放。Feldstein和Horil⁃ka以一國儲蓄率和投資率之間的相關性來衡量實際金融開放度［16］。李治國考察了我國區(qū)域間儲蓄投資相關性以衡量區(qū)域間的金融分割［17］。Edwards和Klan用國內外利率差構建模型計算開放度值，當開放程度為0時，利率不受外國因素影響；當完全開放時，國內利率等于國際市場利率［15］。
Lane和MilesiFerretti以資本組合、直接投資和負債占GDP的比重來衡量金融開放［18］。姜波克從資本規(guī)模角度測度金融開放水平，用直接投資總額、證券投資總額與GDP比重反映資本市場開放，用央行國外凈資產與央行總資產比重反映貨幣市場開放［19］。上述方法從主觀打分設計和市場結構變動給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測度提供了思路，但已有文獻中的指標內容或計算公式并不完全適合。這是因為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的主要措施是降低銀行、保險、擔保等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增加農村金融機構數量和資金供給，通過改變市場結構、增加金融市場競爭程度，來提高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產業(yè)組織理論對市場結構和產業(yè)聚集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常，衡量市場競爭結構的方法有市場集中率、赫芬達爾指數、基尼系數、區(qū)位熵等。赫芬達爾指數HHI對大企業(yè)所給的權重較大，對其市場份額也反映得比較充分。當某行業(yè)由獨家企業(yè)壟斷時，HHI等于1；當每個企業(yè)具有相同的份額時，HHI等于1/k，因此HHI在1/k～1之間變動。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是計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其方法是等分布線（對角線）與洛侖茲曲線之間區(qū)域和對角線下方三角形面積的比率。用于市場結構衡量時，反映了某種子類型企業(yè)的市場份額占該產業(yè)市場份額的比重。其中，Lij表示i地區(qū)j子產業(yè)的市場指標（銷售額、從業(yè)人數、產值、資產總額等）；Li表示i地區(qū)該產業(yè)的市場指標總和（銷售額、從業(yè)人數、產值、資產總額等）；Lj表示全國范圍子產業(yè)的市場指標（銷售額、從業(yè)人數、產值、資產總額等）；L表示全國該產業(yè)的市場指標總量（銷售額、從業(yè)人數/產值、資產總額等）。對比幾種方法發(fā)現，市場集中率、赫芬達爾指數、基尼系數都是絕對指標，區(qū)位熵是相對指標，相同點是都依據一定的市場份額劃分市場結構，市場集中率和赫芬達爾指數以企業(yè)的市場份額劃分市場結構，基尼系數、區(qū)位熵以某個百分比水平劃分市場結構。在衡量方法上，市場集中率、基尼系數、區(qū)位熵都用市場份額之和來衡量，只有赫芬達爾指數用市場份額平方和衡量。從全面性角度考慮，所選指標應當既包括反映該省水平的絕對指標，又包括能反映各省相對水平的相對指標；從可比性角度考慮，兩類指標應當使用相同的計算方法使測度結果既能滿足單個省的歷史比較，又能滿足不同省份的橫向比較的分析需要。基尼系數和區(qū)位熵兩種方法使用了相同的指標構建方法，能夠滿足全面性和可比性的分析要求，因此本文應用這兩種方法分別構建農村金融開放度絕對指數和相對指數。
二、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測度
本文設計思路是用逐步開放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準入引起的農村金融市場結構變化來設計指數以衡量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的程度。
（一）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的指標張金清提出從金融開放參與者的市場準入、金融服務開放、實現途徑三方面構建指標來衡量金融開放［23］。本文借鑒這一思路將農村金融開放的指標確定為三個維度：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覆蓋面、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非正規(guī)金融機構的正規(guī)化程度。維度1：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覆蓋面。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是獲得準入的農村金融市場參與者，其覆蓋面表示該地區(qū)內金融機構在多大程度得到覆蓋。這是我國農村金融開放的重要目標。截至2012年末，縣域物理網點數量達到11.3萬個，年均增長超過1000個；鄉(xiāng)鎮(zhèn)新布設ATM機、POS機等電子機具231.7萬臺，較2007年增長29.5倍；在40萬個行政村設置了助農取款服務點，小額取現轉賬電話覆蓋30.4萬個行政村。農村保險服務網點達到2.2萬個。文中用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營業(yè)網點數目表示。維度2：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服務能力體現了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對中低收入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yè)的資金需求滿足程度，只有提供滿足市場需要的服務，才能逐步爭奪農村信用社的市場份額。衡量服務能力可以用投入和產出兩類指標。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策略首先不是產出或盈利，而是開拓業(yè)務占領和鞏固市場。投入類指標更好地反映出該機構的經營成本策略、服務意愿和服務能力，其中從業(yè)人員的數量決定了農村金融機構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因此選用投入類指標，用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從業(yè)人數表示。維度3：非正規(guī)金融機構的正規(guī)化程度。農村非正規(guī)金融的興起作為一種底層改革，對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有重要意義［24］。但非正規(guī)的金融蘊含著金融系統(tǒng)性風險。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給了非正規(guī)金融正規(guī)化的市場機會，有利于化解金融風險、形成健康的農村金融市場。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通過吸引民間資本建立并擴大規(guī)模，資產規(guī)模反映民間資本參與農村金融市場的行為及其程度。文中用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規(guī)模表示。
（二）維度權重的確定方法權重的確定方法有主觀法和客觀法兩類，本文采用客觀法中的變異系數法測算各個指標的權重。變異系數法是在用多個指標對一個問題進行綜合評價時，如果一項指標的變異系數較大，則說明該指標在衡量該維度的差別方面具有較明顯的信號，那么這個指標就應該賦予較大的權重，反之，則賦予較小的權重。
（三）指數構建分別運用基尼系數和區(qū)位熵方法，構建了農村金融開放度絕對指數和相對指數。絕對指數只反映本區(qū)域內的開放程度，無法進行橫向比較。相對指標可以反映該區(qū)域與全國平均金融開放度的相對變化。其中，AFOJ、AFOX分別表示j省（市、自治區(qū)）的農村金融開放度絕對指數和相對度指數；i為指標編號（i=1，2，3)，wi為指標i的權重；Aij和Rij為j地區(qū)新型農村金融開放各維度的值；Oij/Oj為j地區(qū)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指標i值占j地區(qū)全部農村金融機構指標值的比重；Gi/G表示全國范圍新型農村金融業(yè)指標i值占全國范圍農村金融機構i指標值的比重。AFOJ取值范圍為0～1之間，為便于分析，借鑒美國司法部使用HHI指數時的做法，本文將其值乘上10000，這樣AFOJ的取值范圍為0～10000。由于新型農村金融市場份額較小，這種處理更加便于分析。AFOX是一個相對值，當AFOX>1時，表示該地區(qū)農村金融開放程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當AFOX=1時，表示該地區(qū)農村金融開放程度與全國平均水平相當；當AFOX<1時，該地區(qū)農村金融開放程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兩個指標結合使用，就能準確測度農村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
（四）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農村金融開放度的度量涉及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村金融市場總體兩類。農村金融市場（銀行業(yè)）由大型金融機構、中小型農村金融機構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構成。大型金融機構包括中國農業(yè)銀行三農金融事業(yè)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涉農信貸業(yè)務、國家開發(fā)銀行涉農業(yè)務、中國農業(yè)發(fā)展銀行等，中小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yè)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村鎮(zhèn)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它們在進入市場的門檻條件上存在差異，中小、新型農村機構進入市場的壁壘較高，可能面臨著較高的經營風險，而大型金融機構則沒有進入壁壘，由于只是分支機構，所以經營風險不高。洪正認為以國有金融資本主導農村金融實際上不可靠［25］。小額貸款公司的發(fā)展呈現出城市化傾向，設立的主體以民營企業(yè)為主，設立的地區(qū)向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區(qū)集中，而偏遠落后地區(qū)則相對較少［25］。因此本文的衡量范圍將不包括大型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各區(qū)域農村金融機構總體數據由該區(qū)域內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yè)銀行、農村合作銀行之和得到，全國農村金融總體數據由匯總各省總體的數據得到。本文所用的各個指標的數據來源于2008-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的《區(qū)域金融運行報告》。鑒于數據的缺失，去掉了、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數據。吉林省2013年數據缺失用2012年的數據進行了替換處理。樣本描述如表1所示。
三、我國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演化
（一）中國農村金融開放度演化運用公式（6），計算出全國水平的農村金融開放度絕對指數（相對指數僅適合于各區(qū)域，不能計算全國水平）1.我國農村金融總體開放程度非常低，平均開放度2092013年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份額僅有366，如圖1所示。這說明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市場份額很小，我國農村金融開放處于初期階段。2.農村金融開放速度加快2008年至2013年我國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年均增長速度為62.4%，2010年出現了小幅調整，其原因是銀監(jiān)會的農村金融開放政策執(zhí)行未達到預期目標。2011年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以加大農村金融開放力度，例如2011年銀監(jiān)會放松了村鎮(zhèn)銀行的準入條件，加速了農村金融市場開放，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態(tài)勢逐步加強。3.農村金融市場開放提高了農村金融市場活力市場開放不僅發(fā)揮了“鯰魚效應”，提高了市場效率，還共同做大了“蛋糕”，擴大了農村金融的總體規(guī)模。一方面，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為了鞏固市場份額，積極提高服務水平和經營效率；另一方面，總體規(guī)模擴大，農村金融整體資產規(guī)模由2006年的4.18萬億增長到2013年末的20.67萬億。
（二）省際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演化表3顯示了2008-2013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qū)）的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通過分析各省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絕對指數發(fā)現：第一，各省份的農村金融開放程度普通較低，歷史最高值僅976，2008年6個省（區(qū)）農村金融開放度低于10，幾乎沒有新的參與者進入農村金融市場，2013年仍有青海等4個省區(qū)的農村金融開放度低于200，陜西省、福建省、河北省農村金融開放度平均水平低于100。第二，開放程度增速快，省際差距增大。2013年天津、遼寧、浙江、內蒙古、寧夏、廣西等6個省（市、自治區(qū)）的開放度指數超過500，新疆等7省（區(qū)）的開放度指數超過400。表4顯示了30個省（市、自治區(qū)）的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相對指數。按照AFOX大于1.1、0.9～1.1之間、0.65～0.9之間、小于0.65分為四組，代表開放程度高、中高、中低、低。分析發(fā)現存在著開放程度省際不平衡的現象。一方面開放程度上不平衡，2013年開放程度“高”省平均相對開放度1.55，而開放度“低”省平均相對開放度僅0.43。另一方面，開放分布不平衡，兩極分化嚴重。中高、中低兩組的省份數少于高和低兩組的省份數。
（三）三大區(qū)域的農村金融開放度演化表5顯示了三大區(qū)域的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度。首先，三大區(qū)域的農村金融開放度總體水平逐年提高，2013年三大區(qū)域之間開放度已經非常接近。其次，呈現出東部、西部高，中部低的U型特征。西部地區(qū)增長最快。由于西部地區(qū)受到農村金融政策的傾斜和扶持力度最大，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參與積極，2013年除陜西、四川、貴州、甘肅、廣西等5省區(qū)略低于全國水平，其他均高于全國水平。中部地區(qū)僅山西和河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余4省的農村金融開放度均低于全國水平。如圖3a和圖3b所示。
（四）經濟區(qū)域的農村金融開放度演化表6顯示經濟區(qū)域的農村金融開放度。進一步對經濟區(qū)域進行分析：第一，經濟區(qū)域的農村金融開放度差異非常大。黃河中游地區(qū)和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平均開放度最高，南部沿海地區(qū)的農村金融開放度最低，黃河中游地區(qū)的開放度比南部沿海地區(qū)高出一倍。第二，區(qū)域農村金融開放度提升速度非常快。2008年北部沿海、東北地區(qū)、長江中游、西南地區(qū)開放度指數分別為14、22、25、26，2013年分別達到339、433、357、399，增長了15～24倍。第三，2012年長江中游和西北地區(qū)出現了回落但隨后繼續(xù)增長，反映出這兩個區(qū)域內農村金融市場可能存在激烈的博弈。如圖4a和圖4b所示。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結論本文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引起農村金融市場結構變化的視角，運用基尼系數和區(qū)位熵構建指標，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覆蓋面、服務能力和非正規(guī)金融機構正規(guī)化程度等三個維度衡量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構建了開放度絕對指數和相對指數，分別衡量區(qū)域內開放度水平及與上一級區(qū)域的相對水平。基于2008-2013年的省際數據，分別測度了全國及30個省、東中西部三大區(qū)域和經濟區(qū)域的農村金融開放程度。分析發(fā)現：第一，我國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總體程度水平非常低，農村金融開放處于初期階段。第二，各省農村金融開放程度普遍較低，省際差距在拉大。2013年天津、遼寧、浙江、內蒙古、寧夏、廣西等6個省（市、自治區(qū)）開放度指數均超過了500，新疆等7省（區(qū)）開放度指數超過400，但陜西省、福建省、河北省三省農村金融開放度平均水平低于100。第三，從東、中、西三大區(qū)域看，西部農村金融開放度最高、東部次之、中部最低，呈U字開型特征，但開放程度差異并不顯著。第四，經濟區(qū)域開放度差異大，提升速度快。
摘要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行為金融理論研究了人的心理、行為所造成的投資失誤和市場異像。在分析了投資者心理、行為特征的基礎上對投資策略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行為金融理論投資策略投資心理
1行為金融學概述
傳統(tǒng)金融理論是建立在市場參與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礎上。在此基礎上，傳統(tǒng)金融學的核心內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場假說（EMH）。該假說認為，相關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證券價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場就是有效的。根據這一假說發(fā)展起來的各種金融理論，包括現代資產組合理論（MPT）、資本資產定價理論（CAPM）、套利定價理論（APT）、期權定價理論（OPT）等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理論的基礎，也構成了現代證券投資策略的理論基礎。然而，隨著金融證券市場的不斷發(fā)展，傳統(tǒng)金融理論和金融證券市場的現實不斷發(fā)生著沖突，大量的實證研究發(fā)現，人的行為、心理感受等主觀因素在金融投資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人們并不總以理性的態(tài)度做出決策。在現實中存在諸多的認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現象，證券投資行為中會表現出各種偏激和情緒化特征；在證券市場上則表現出股票價格的各種“異象”，如：一月效應、周末（周一）效應等，用傳統(tǒng)金融理論很難對這些“異象”給出合理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金融學受到了重視，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分析金融市場，克服了傳統(tǒng)金融學的一些弊端。
2行為金融投資決策的心理、行為特征
2.1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認為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wěn)固的心理特征，他們列舉了大量證據顯示人們在做決策時，對可不確定性事件發(fā)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資金管理人、投資顧問和投資者都對可能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過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產生。
2.2反應過度（Over-reaction）
反應過度描敘的是投資者對信息理解和反應上會出現非理性偏差，從而產生對信息權衡過重，行為過激的現象。主要表現在投機性資產的市場價格與其基本價值總會有所偏離。過度反應的另一種表現是，當沒有出現需要采取某種行動的事實時，投資者由于主觀判斷失誤，以為事實已經發(fā)生并采取行動而導致投資損失。
2.3反應不足（Under-reaction）
當市場上有重大消息時，股價通常未見波動，但在沒有任何消息的時候，股票市場卻有時會出現異常的波動且幅度較大，這表明股價對信息反應的滯后。與個人投資者對新信息往往反應過度相反的是，職業(yè)的投資人以及證券分析師們更多的表現為繁衍不足。他們通常會因為過分依賴過去的歷史經驗作為判斷的參照依據，而對市場中出現的新趨勢和新變化反應遲鈍，從而錯失贏利的良機。
2.4非貝葉斯預期
行為金融理論認為，人們在具體決策過程中，并非按照傳統(tǒng)金融理論中的貝葉斯規(guī)律來不斷修正投資的預期概率，而是對最近發(fā)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經驗給予更多的權重，在決策和做出選擇時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響。
2.5后悔厭惡（MyopicLossAversion）
投資者在發(fā)現自己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之后，通常會感到傷心和痛苦，而為了避免這種痛苦，投資者會非理性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損失厭惡（LossAversion）”是后悔厭惡的直接原因，正是因為損失所帶來的痛苦才使得人們會感到后悔。如果某種決策方式可以減少投資者的后悔心理，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決策方式將優(yōu)于其他決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資者具有從眾心理，積極購買市場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價下跌，投資者考慮到還有大量其他投資者也同樣遭受了損失時，自責和不快會相應得到減輕。
2.6固錨效應（AnchoringEffect）
心理學家研究發(fā)現,當人們被要求作相關數值的定量評估時,容易受事先給出的參考值影響,這種現象被稱為“固錨”效應。“固錨”是指人的大腦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往往選擇一個初始參考點,然后根據獲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確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況下，歷史信息就更容易成為人們對當前事物判斷的主導影響因子。例如在美國，投資者20世紀80年代末受美國股票市盈率(較低)這個普遍認可的“錨”的影響,認為日本股票市盈率過高,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即使東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國高得多,許多美國投資者卻覺得東京市場不再被高估了,因為他們將20世紀80年代末東京股市的高市盈率當成了新的“錨”來考慮。
3行為金融投資策略
任何理論都是為應用服務的，行為金融學也不例外。行為金融學不僅是對傳統(tǒng)金融學理論的革命，也是對傳統(tǒng)投資實踐的挑戰(zhàn)。如行為金融學的大師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論家，又是成功的實踐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發(fā)起成立的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著15億美元資產。他認為他們的基金投資策略的理論基礎是：利用由于行為偏差引起的系統(tǒng)性心理錯誤。投資者所犯的心理錯誤導致市場未來獲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變，并引起這些公司股價的錯誤定價。發(fā)現投資者心理上的系統(tǒng)性偏差，是基金獲利的基點。其基金業(yè)績似乎也在證明著這一點，從1992~2001年，其基金的報酬率高達31.5%，而同時期的大盤指數收益僅為16.1%。總體而言，行為金融的理論和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很大差距，還沒有成為投資專家們廣泛而普遍的制導理論。有兩個原因，一是行為金融理論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這些理論測定各種各樣影響價格的心理變量時，會遇到很多操作難題。當然，任何理論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場中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投資策略可以一直獲得超額回報。行為金融投資策略讓投資者具備了戰(zhàn)勝市場的可能，但永遠也無法具備打敗市場的保證。
3.1反向投資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資策略就是買進過去表現差的股票而賣出過去表現好的股票來進行套利的投資方法。由于股票市場經常是反應過度和反應不足的,對反應過度的修正會導致過去的輸家的將來表現高于市場平均水平,從而產生長期超常回報現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這種投資策略每年可獲得大約8%的超常收益。對此,行為金融理論認為,這是由于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決策中,往往過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現的結果,通過一種質樸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簡單外推的方法,根據公司的近期表現對其未來進行預測。從而導致對公司近期業(yè)績情況做出持續(xù)過度反應,形成對績差公司股價的過分低估和對績優(yōu)公司股價的過分高估現象,為投資者利用反向投資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機會。
3.2慣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慣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過去相對短的時間內（通常是一個月到一年）的表現的基礎上，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規(guī)則(filterrules),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規(guī)則就買下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對其他12個國家的研究證實了動量效應的存在,從而證明了這種效應并不是由于數據采樣的偏差所造成的誤解。我國市場存在明顯的慣性效應，利用股票在一定時期的波動采用此策略可以買人賣出而獲得價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資者將現金投資于股票時，通常總是按照預定的計劃根據不同的價格分批進行，以備不測時分攤成本，從而達到規(guī)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較大風險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與投資者的有限理性、損失厭惡及思維分割有關。時間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擔股票的投資風險的能力將隨著投資期限的延長而降低,投資者在年輕時應將其資產組合中的較大比例用于投資股票,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則逐漸減少股票投資比例增加債券投資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在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中普遍采用并廣受歡迎的投資策略,同時卻又被指責為收益較差的投資策略,而與現代金融理論的預期效用最大化原則明顯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資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為金融理論指導下的投資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場，采取有別于傳統(tǒng)型投資者的投資策略從而獲取超額收益。要達到這一目的，投資者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①盡力獲取相對于市場來說要超前的優(yōu)勢信息，尤其是未公開的信息。投資者可以通過對行業(yè)、產業(yè)以及政策、法規(guī)、相關事件等多種因素的分析、權衡與判斷，綜合各種信息來形成自己的獨特信息優(yōu)勢；②選擇利用較其他投資者更加有效的模型來處理信息。而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復雜就越好，關鍵是實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資者的認識偏差或錨定效應等心理特點來實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資者受傳統(tǒng)均值方差投資理念的影響，注重投資選擇的多樣化和時間的間隔化來分散風險，從而不會在機會到來時集中資金進行投資，導致收益隨著風險的分散也同時分散。而行為金融投資者則在捕捉到市場價格被錯誤定價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資金進行集中投資，贏取更大的收益。
4結語
自20世紀80年代起至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為經濟學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行為金融理論迅速崛起,對現代金融理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可以說行為金融理論已經成為金融理論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題之一。當然,行為金融理論遠非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其對投資實踐的指導能力也因時因地而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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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由于不動產價格暴跌，美國各銀行停止向外貸款。此時，資本市場趁機取代了銀行來發(fā)揮金融中介的作用。有趣的是，當時剛發(fā)展起來的抵押證券市場不斷調整住房抵押信貸。這種住房抵押信貸在前幾年可能已經大幅下降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加嚴重。但這種觀點仍需進一步驗證。
我們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和日本長期存在的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金融體制是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眾所周知所謂的“大企業(yè)集團體制”是一個主要以銀行為中心，同時使所有公司相當依賴銀行信貸的體制。因此，日本銀行危機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長了信用恐慌的時間。一些日本公司的確想通過資本市場來幫它們渡過難關。在銀行總貸款基本持平的情況下，過去十年日本國內發(fā)行的公司債券增加一倍還要多。然而由于銀行貸款在日本的資金來源中一直占主導的地位，因此這種非銀行借貸數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變日本信用恐慌的狀況。
日本政府現在正不斷向銀行系統(tǒng)注入資金以使它們重新資本化。雖然政府已經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體制多樣化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這是促進長期復蘇的一個關鍵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關鍵因素。解決日本危機也必然比解決美國危機要困難得多。這同樣證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經濟動蕩的破壞。
這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東亞國家不是如此依賴銀行作為它們金融中介的話，它們在過去18個月里出現的問題會有多嚴重呢？人們很容易理解購買不能對沖的短期美元債務并投資于國內的泰銖貸款可能會由于美元匯率的不穩(wěn)而造成泰國銀行停止向外貸款。但為什么停止貸款會造成經濟崩潰呢？如果泰國有一個能發(fā)揮功能的資本市場并同時擁有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輕得多。
在危機爆發(fā)之前，我們很少有理由懷疑東亞國家30年持續(xù)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提供資金的。經濟和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使得無效貸款占銀行總資產的比例較低。缺少可替換的中介形式并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就象車胎如果沒有漏氣，缺少后備輪胎并沒有多大關系一樣。東亞國家就是沒有“后備輪胎”。
處理銀行危機
銀行作為一個高負債機構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一些危機。銀行風險管理經常存在的問題就是它往往要達到一種很難達到的負債程度，這一程度產生適度的資產回報而同時又不出現延期償貸的威脅。
銀行在用本幣負債方面永遠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銀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證，特別是國家政府的保證。但即使這種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別是當這種負債的貨幣是外幣時。人們又不禁會問如果在銀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紀，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話，當時美國所發(fā)生的大量銀行危機的破壞還會有那么大嗎？
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現代中央銀行可以提供流動性，但現金并不總能減輕人們的擔憂。即使流動性增加了，但銀行在不穩(wěn)定時期也不會向外貸款。今天的日本銀行體制就是一個例子。比如日本央行盡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它對貸款的熱情卻很低。但與十年前美國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資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銀行危機，與美國八十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日本目前的銀行危機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盡快解決危機是最好的選擇，拖延時間可能會大大增加危機對財政和經濟的破壞。由于政府對銀行隱含或明確的安全網絡保證，解決銀行部門的危機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樣，增加納稅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難往往會推遲問題的解決。這種拖延當然會增加財政開支并延長信用恐慌的時間。
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多種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門發(fā)生危機的時候保護這個國家的經濟。澳大利亞在亞洲金融動蕩時的經歷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驗證例子。盡管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和金融聯系，但并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它的經濟受到危機國家的影響。這是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有穩(wěn)固的銀行體制，同時還有發(fā)展得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但進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會變得正常。多種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體制在各個方面發(fā)生崩潰。
多樣化的資本市場除了在緊張的時期作為信貸過程的補充之外，還在一般時期與銀行系統(tǒng)競爭從而降低所有貸款人的金融支出。在過去幾十年里，資本市場和銀行業(yè)一起共同創(chuàng)造、發(fā)展并推廣各種新的提高資本創(chuàng)造和風險承擔的方法。大體上來說，銀行系統(tǒng)的效率上升了。它從以前不同地對待每一個貸款人變得更加標準化。
在標準化發(fā)展完善的時候，這種方法也被推廣到資本市場去。由于貿易的作用，資本市場里有更多的貸款人，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期貨合同、垃圾債券和資產債券就是這一進程的很好例子。
資本市場和貿易工具一旦形成，它們就可以給銀行提供新的特殊風險對沖的方法并可以把銀行從持有貸款轉變?yōu)閯?chuàng)造貸款。反過來，銀行貿易也可以促進這些市場的發(fā)展。近幾年興起的由技術帶動的革新也促進了這一進程在全球范圍的推廣。一個國家的投資者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這就是所謂的套期保值。
過去兩年的經驗表明，在這個更新、更復雜的全球系統(tǒng)中，一個國家的國內金融體制不夠穩(wěn)固是會帶來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同時，銀行系統(tǒng)作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為奇。銀行擁有的貸款人的內部信用情況可以作為決定資本分配的指導。加入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實際資源來進行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時才可能實現。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幾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這個進程的啟動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一些仍然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因為它們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報而不是長期的較低的回報率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礎設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組成的，它們的運作就如社會的其他部門一樣，必須與基本的價值體制相一致。從表面上來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好象只關系到技術問題。它包括能明確顯示公司狀況的會計標準、能可靠保護財產和強制合同執(zhí)行的法律體制以及能在公司決策出現失誤時事先確定索賠方案的破產條款。這些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企業(yè)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處理索賠問題時使用標準化的方法。但是這些制度的發(fā)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上不同文化色彩。當今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有可能無意識地受到過去蘇聯對個人產權偏見的影響。由于亞洲人害怕“丟面子”，因此很難在這些國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國家的破產制度等。同樣在西方國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對貸方和借方關系的看法。公司的權力分配反映了社會中最多人持有的對商務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讓一個沒有資本市場基礎設施但也一樣發(fā)展起來的國家采用這種制度是很困難的。同樣，想統(tǒng)一各國的國內金融基礎設施或統(tǒng)一與國際交易相關的各個組成部份也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
事實上，亞洲國家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弱點使得它們的銀行系統(tǒng)變得比危機前更加脆弱，并妨礙了隨后危機的解決。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時政府對銀行暗地里擔保，造成了投資者以過低的價格貸給銀行大量的資金，造成資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產法和程序使得銀行無效貸款的恢復變成一項長期并且昂貴的工作。另外，俄羅斯在強制執(zhí)行合同和收債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礎設施是造成現在俄羅斯金融中介作用癱瘓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懷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確對經濟有益的話，在將來推動這些形式統(tǒng)一的壓力將會是相當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礎設施還很有可能會改善銀行系統(tǒng)的環(huán)境以及它的經營狀況。
最近，一個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比銀行部門本身發(fā)展對經濟的作用要大。這一研究結果與以下的觀點是一致的，即認為資本市場和銀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務。如果同時使用兩種形式則必定會帶來更健全、更有效的資本分配過程。
有些人認為，缺乏足夠的會計實踐、破產條款和公司管理導致最近幾次危及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危機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夠的上述因素和它們可能支持的資本市場存在的話，1997年初經濟沖擊的結果將會大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體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前兩年金融動蕩的影響。我們發(fā)現在最近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很少發(fā)生由房地產的繁榮和蕭條引起的銀行危機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國和日本出現過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為止，歐洲大陸的金融部門仍是由銀行主導，它的資本市場也沒有美國和英國的發(fā)達。這種銀行體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一些銀行體制有充分的監(jiān)督并以一個合法、規(guī)范的框架為基礎的話是可以很好地發(fā)揮作用的。但是這種銀行體制還有公有銀行實質性的參與。這些公有銀行往往缺乏私有銀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創(chuàng)新。政府的參與往往不能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價格信號的可靠性。但在市場調節(jié)不足以阻止銀行危機的時候，此類的政府參與可以提供默認的資源保證以使信用持續(xù)流動，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動。
例如，德國由公共控制的銀行團體的資產大約占所有銀行資產的40%.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雖然不如德國但也是相當大的。簡而言之，一些證據表明較低效率地使用資本可以防止出現信用危機。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個原因使歐洲公有商業(yè)銀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時促進了以往規(guī)模不大的資本市場的迅速發(fā)展并使歐洲大陸的金融體制向英國和美國的體制轉變。
發(fā)展資本市場可能還會給歐洲大陸帶來另外一個好處。在國家銀行體制不斷集中時，整個歐洲銀行業(yè)也會逐漸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一大銀行受到異常打擊的話，這家銀行就有可能會縮減它向外的貸款。如果存在發(fā)展完善的資本市場的話，以上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減輕，因為公司有了其它的資金來源。
結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fā)：先是在1992年爆發(fā)了英鎊危機，然后是1994年12月爆發(fā)的墨西哥金融危機；最為嚴重的是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充滿了戲劇性：當1997年泰國政府動用外匯儲備保衛(wèi)泰銖的艱難戰(zhàn)役失敗而不得不讓其貶值的時候，許多人甚至在地圖上找不到這個偏僻小國的位置，但是，風起于青萍之末，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到，一場規(guī)模浩大的金融危機爆發(fā)了。金融危機如颶風一般席卷東南亞各國，然后順勢北上，在1998年波及剛剛加入OECD的韓國。這場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國。
回顧動蕩的90年代，我們可以發(fā)現金融危機的一些新特征：首先，這些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是在經濟全球化大踏步前進的過程中爆發(fā)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經濟自由主義在各國獲得全面勝利的年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下，經濟自由主義幾乎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意識形態(tài)。1989年蘇聯解體和冷戰(zhàn)結束更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彈冠相慶。從較為嚴格的意義上說，全球化只能從冷戰(zhàn)結束之后算起，因為在冷戰(zhàn)時期全球經濟格局仍然沒有擺脫斯大林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平行市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化的步伐開始放慢，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許多跡象表明全球化可能會進入低潮。同時，東亞金融危機也使得經濟學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許多經濟自由主義教條。比如，東亞金融危機之后，許多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對原來的“華盛頓共識”提出了批評；其次，這次金融危機的破壞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說是從貨幣危機肇始，并次第演化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甚至是政治危機。如果僅僅表現為貨幣危機，則其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是有限的，因為貨幣危機往往是由經常項目出現異常逆差而導致，但是貨幣貶值有助于提高本國產品的競爭力，這便改善了本國的國際收支。金融危機的范圍比貨幣危機更廣，金融危機包括發(fā)生在銀行業(yè)的擠兌危機，發(fā)生在股票市場的崩盤危機等等。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并不一定同時爆發(fā)，但是這次東亞金融危機卻表現出來“孿生危機”的形式，所以其危害為烈，遠遠超過單純的貨幣危機。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亞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收入下降、貧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務業(yè)萎縮、教育和衛(wèi)生條件惡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個別例子之外，90年代爆發(fā)金融危機的國家大多是新興市場。所謂新興市場是指那些已經實現了對外開放，與國際資本市場有密切聯系的發(fā)展中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發(fā)達國家的利率較低，導致大量資金轉向海外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新興市場因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新興市場頻繁爆發(fā)金融危機，不由得引起人們的思考。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教授曾經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為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榮和進步之路。為什么新興市場易于爆發(fā)金融危機？這可以從新興市場金融體系的內在脆弱性、新興市場之間的傳染效應，以及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這三個方面來討論。
按照傳統(tǒng)的貨幣危機理論，一國之所以會爆發(fā)貨幣危機，一定是因為其宏觀經濟的基本面出現了問題。以克魯格曼1979年的論文為代表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政府往往會過度揮霍而導致財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發(fā)國債或增發(fā)貨幣的方式彌補其財政赤字，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這將給一國的貨幣帶來貶值的壓力。如果投資者預期該國貨幣早晚要貶值，他們不會等待該國貨幣循序漸進地慢慢貶值，而是將一起拋出該國貨幣，導致該國政府的外匯儲備幾乎在一夜之間耗盡，該國的貨幣突然大幅度貶值。由此可見，判斷一國是否將爆發(fā)貨幣危機的預警指標應該包括預算赤字、通貨膨脹率和國內儲蓄等。然而，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完全不能解釋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比如說，在危機之前，東亞各經濟體的預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債務有限、通貨膨脹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數以內、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都很高、經濟增長率較高。最近的金融危機理論指出，新興市場的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脆弱性，這才是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
發(fā)展經濟學家早就注意到，東亞各經濟體在發(fā)展戰(zhàn)略和經濟體制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在這些經濟體中，政府往往有著強烈的發(fā)展經濟的愿望，并普遍實行了趕超戰(zhàn)略。為此，政府對生產活動和資源配置積極干預，保護國內產業(yè)，并對私人投資活動和銀行貸款進行隱含的擔保。關系貸款盛行。這些做法在特定的條件下強有力地刺激了本國的工業(yè)化，同時又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維持了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但是，潛在的弊端逐漸開始顯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銀企不分導致不良貸款如同滾雪球般越積越多。由于政府的隱含擔保，企業(yè)傾向于過度借債，導致東亞經濟中負債率非常之高。1996年韓國負債率高達355%，泰國是236%，菲律賓是128%。沒有受到金融危機肆虐的國家也存在這一問題，如中國的負債率高達155%，日本為221%。高度負債的結果是銀行不良貸款比率極高。1999年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不良貸款比率分別為55%和52%，馬來西亞為25%，韓國為16%。解決銀行不良貸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亞為29%，韓國為17.5%，泰國為32%，馬來西亞為18%。當這些經濟體仍然實行資本管制，對外借債的規(guī)模較小的時候，這種發(fā)展模式中的潛在的問題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們開放了本國的金融體系，將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國際資本市場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開了。
事實上，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東亞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前景就有了惡化的苗頭。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經濟在經濟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匯率制度的東亞經濟出口競爭力受損；1996年日元貶值更使得與日本經濟唇齒相依的東亞經濟深受其害；中國的崛起也影響到東亞各經濟體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發(fā)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已經提醒了投資者新興市場的潛在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各經濟體政府采用政府擔保的方式，試圖繼續(xù)挽留國際資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諾，流入東亞經濟的國際資本并沒有放緩，但是更加謹慎。國際資本更多地轉為以短期資本為主，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全身而退。危機前夕，泰國引入的外資中屬于直接投資的只占5.5％，商業(yè)銀行借款達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韓國的外債中2/3屬于短期外債。這就帶來了“雙重錯配”的問題。首先，由于這些經濟體國內金融體系不發(fā)達，往往依賴國際資本為國內投資融資，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幣，但只能夠借入外幣，這就帶來了“貨幣錯配”（currencymismatch）。“貨幣錯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償還外幣時的外匯風險。但是，由于東亞各經濟體普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政府承諾維持匯率穩(wěn)定，所以這帶來了“敗德風險”，借外債的企業(yè)和銀行都不關心匯率風險，于是出現了過度借債的現象，并積累了大量未做對沖的外債。由于東亞各經濟體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債為長期投資項目融資，這便帶來了第二種錯配即“期限錯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錯配”使得東亞經濟更容易出現“流動性危機”（liquiditycrisis）。“流動性危機”和“資不抵債危機”（insolvencycrisis）是兩個值得區(qū)分的概念。比如說，一家銀行可能會因為經營不善而資不抵債，即從技術上講已經破產了，但是，只要暫時沒有發(fā)生儲戶擠兌，這家銀行仍然能夠維持正常運轉。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銀行經營狀況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儲戶同時來提錢，這家銀行一定會因為缺少流動性而關門倒閉。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前，短期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東亞，金融危機之后，這些資本又大量流出。這使得許多經營狀況本來良好的企業(yè)資產負債表急劇惡化，紛紛破產。盡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和東亞經濟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在國內金融體系不發(fā)達，易于出現“雙重錯配”這一點上是相似的。這就是為什么新興市場一旦爆發(fā)貨幣危機，很容易進一步轉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金融期貨市場價格是指金融工具期貨合約的理論價格，金融工具期貨又分為外匯期貨、利率期貨和股指期貨三類，以下簡單對它們的價格構成進行介紹。
1.外匯期貨的價格構成
由于外匯期貨的標的為外匯，它是非物資商品，故無商品生產成本與期貨商品流通費用兩項；外匯的理論期貨價格由貨幣成本、期貨交易費用和預期利潤三部分組成；其中，貨幣成本是指某種外幣的數量，貨幣成本的產生是由少數外匯期貨合約實際交割產生的。
2.利率期貨的價格構成
利率期貨交易分國庫券期貨交易、定期存單期貨交易、抵押證券期貨交易等；在美國，國庫券期貨合約的理論價格主要由國庫券的發(fā)行價格、期貨交易費用和預期利潤三項，其中，在發(fā)行價格上短期國庫券和長期國庫券有所區(qū)別，短期國庫券的發(fā)行價格是以貼現方式或按面值打折扣方式形成的，計算公式為：短期國庫券發(fā)行價格=國庫券面值-國庫券面值×年利率×國庫券實際期限/3603.股指期貨的價格構成股指期貨的價格主要由現金設定價格、期貨交易費用和預期利潤三項構成；其中，現金設定價格等于股指的指數乘以一個由股指確定的固定金額，它不僅體現了股指的綜合價值，還是股指期貨的交易價格，更是股指期貨理論價格的構成要素。
二、期貨定價在進行期貨定價的介紹之前
需先了解一些數學符號的定義T:期貨合約到期的時間（年）；t：現在的時間（年）；s：期貨合約標的資產在時間t時的價格；ST:期貨合約標的資產在時間T時的價格（在t時刻這個值是未知的）；k:期貨合約中的交割價格；f：時刻t時，期貨合約多頭的價值；F：時刻t時期貨合約的價格；r:從時刻t到T時刻，計算投資利息時使用的無風險利率。
1.商品期貨定價
可把商品期貨的標的商品分為投資類商品（如黃金、白銀）、消費類商品，對投資類商品可以給出準確的期貨價格，消費類的商品只給出期貨價格上限。黃金、白銀是投資類商品中的代表性商品，人們持有黃金、白銀的目的一般是投資和保值；不考慮黃金、白銀的存儲成本時，它們與無收益證券類似，期貨合約價格可按下式計算F=exp（r(T-t)）考慮存儲成本時，可將存儲成本看作負收益，記u是期貨合約有效期間所有存儲成本的現值，則期貨合約的價格為F=(S+U)EXP(R(T-t))例如，一張一年期的黃金期貨合約，已知黃金的存儲成本為每年每盎司2美元，在年底支付，現價為450美元，無風險利率始終為每年7%，該期貨合約的價格計算如下r=0.07,s=450,T-t=1.所有存儲成本現值u=2exp(-0.07)=1.865.期貨價格F=（450+1.865）exp（0.07）=484.6
2.金融期貨定價
3、石油基金、外匯、銀行的金融支持是發(fā)展動力
石油基金的設立
由國家財政設立海外投資基金。海外石油投資屬于高風險活動，從事海外石油投資的國際大公司一般用自有資金進行海外石油的風險勘探投資。目前我國三大石油公司均不具備完全用自有資金進行大規(guī)模海外石油投資的實力，需要國家資金上給予支持。建立海外石油勘探開發(fā)基金，使我國國家石油公司獲得一塊比較穩(wěn)定的資金來源，有助于其“走出去”。
4、石油銀行的金融支持
這里石油銀行的概念廣泛，包括4個方面:
(1)某些專業(yè)銀行或綜合銀行創(chuàng)新業(yè)務服務，像巴克萊銀行、法國興業(yè)銀行、德意志銀行一樣向中國石油相關企業(yè)推銷風險管理方案，設計石油場外衍生品給終端用戶、煉油商。
(2)大型商業(yè)銀行為石油石化企業(yè)海外發(fā)展的貸款擔保政策，在油價行情出現波動，引起大型石油石化企業(yè)出現大型項目融資及生產資金問題時，國家能源領導部門應協調大型金融機構對石油石化的貸款擔保項目，向國內石油天然氣企業(yè)提高貸款，解決資金問題。
(3)在某個政策性銀行，如國家開發(fā)銀行或中國進出口銀行，建立專門從事境外投資保險業(yè)務的機構，并責令該行借鑒國際慣例制定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保險辦法;國家應明確規(guī)定，凡海外石油投資項目，其國內母體應根據出資情況和投資所在國或地區(qū)的風險情況向該機構申辦保險。
(4)配合國家石油儲備實施石油儲備銀行政策。英國、德國、韓國、匈牙利等國在建立石油儲備的過程中，實行“儲備的成本在全國進行分配”或貼息貸款等鼓勵儲備的政策。石油儲備銀行是動員各方面力量參與并保障石油安全的舉措之一。
配合國有石化企業(yè)海外拓展和貿易往來需協調相關部委如商務部、國土資源部、財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提供優(yōu)惠融資貸款、外匯使用方面的便利。財政部門為了促進和穩(wěn)定國內石油勘探和生產，我國也應采取對地質勘探費用稅收優(yōu)惠以支持復雜地質和深海油田技術開發(fā)等措施，力圖降低勘探和生產成本，并使其具有價格競爭力。為此，可由國家能源領導部門每年向石油重點實驗室或民間企業(yè)撥付科研經費，與石化企業(yè)合作進行老油田提高采收率先進技術和鉆井技術的研究開發(fā)。努力提高鉆井技術以使石油開采成本降低。在鼓勵國內石油勘探和生產的有關政策上，能源領導部門與國土資源局、國家環(huán)保部門等合作協調，尋求影響石油資源勘探和生產的有關技術法規(guī)及環(huán)境問題的解決辦法。我國也可以在勘探開采上給予石油石化企業(yè)更多的優(yōu)惠鼓勵其發(fā)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楊景民等.現代石油市場--理論、實踐、研究、創(chuàng)新[M].石油T-業(yè)出版社，2003.
一、面向市場的銀行結構調整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yè)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jiān)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yè)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tǒng)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yè)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yè)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yè)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tǒng)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tǒng)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yè)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yè)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yè)。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guī)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fā)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fā)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yè)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fā)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yè)，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yè)。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yè)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yè)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yè)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guī)模使其與商業(yè)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yè)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yè)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yè)銀行開始收縮戰(zhàn)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yè)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yè)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fā)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guī)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yè)，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fā)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yè)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yè)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yè)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yè)(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fā)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yè)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yè)提供了二、三產業(yè)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yè)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guī)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yè)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yè)，國有企業(yè)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tǒng)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yè)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fā)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wěn)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guī)的銀行業(yè)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yè)、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yè)、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yè)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yè)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huán)。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yè)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yè)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yè)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yè)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jié)。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yè)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fā)展的趕超型發(fā)展戰(zhàn)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yè)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fā)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fā)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fā)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fā)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fā)展
在銀行業(yè)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wěn)步發(fā)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yè)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yè)的股票是該企業(yè)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yè)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yè)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yè)發(fā)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fā)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guī)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guī)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yè)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xù)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jiān)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guī)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jiān)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yè)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yè)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jiān)管的問題。監(jiān)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guī)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xù)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jiān)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jiān)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tài)。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jiān)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zhí)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jiān)管不是從規(guī)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guī)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jiān)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jiān)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fā)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guī)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fā)展規(guī)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chuàng)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xù)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huán)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fā)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fā)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fā)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fā)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fā)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fā)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wěn)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xù)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fā)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fā)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guī)范化的方向發(fā)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guī)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guī)范政府的監(jiān)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wěn)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huán)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guī)，在規(guī)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guī)范化發(fā)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guī)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fā)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yè)，包括國有企業(yè)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yè)同業(yè)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yè)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wěn)定市場、規(guī)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chuàng)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huán)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guī)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fā)揮，其行為也不規(guī)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fā)展的市場環(huán)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發(fā)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guī)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guī)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fā)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yōu)?∶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wěn)定發(fā)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guī)范，按市場規(guī)則監(jiān)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huán)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guī)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fā)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fā)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yè)股票發(fā)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fā)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jiān)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jiān)會對擬發(fā)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fā)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guī)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guī)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fā)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fā)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fā)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jiān)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yè)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yè)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fā)展前景的企業(yè)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yè)的股價還在發(fā)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yè)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guī)范化發(fā)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fā)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fā)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fā)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fā)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huán)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yōu)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chuàng)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yè)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yè)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yè)，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fā)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xù)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yōu)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fā)展的高新技術產業(yè)，通過創(chuàng)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fā)展，對這些企業(yè)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fā)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yè)政策、提高企業(yè)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guī)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guī)范和監(jiān)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wěn)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jiān)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yè)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fā)生；證券市場的穩(wěn)定發(fā)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fā)展至關重要。
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yè)協調發(fā)展
在證券市場規(guī)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fā)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guī)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我們知道，銀行業(yè)是通過發(fā)達的分支機構吸收零散存款后投放到經濟中去，這一供求轉換過程能提高資金利用效率，降低資金供給者的風險。但是，銀行運用供給者儲蓄的資金進行大規(guī)模的貸款活動時，卻承擔了市場的全部風險，特別是如果銀行資金投向單一，風險大，成本高，則會使經營風險增加。一般來說，銀行的風險有兩類：一是系統(tǒng)性風險，這是由政府的利率匯率政策、國內外宏觀經濟走勢、政府的控制等因素造成的，只要從事銀行業(yè)務，這類風險都有。這是銀行所無法控制的。二是經營性風險，指銀行資金投向、資金運用策略、資金風險評估、管理水平等，各個銀行的風險不同，其大小由經營管理水平決定。過去，我國的銀行風險主要是系統(tǒng)性風險，銀行不良債權的形成多由政策引起。近幾年，隨著銀行的商業(yè)化的推進，銀行自身的經營性風險加大。這就給銀行業(yè)的經營提出了新要求。不僅如此，過去國家通過限制個人的投資渠道來保證銀行資金供給的政策，隨著證券市場的發(fā)展而逐步削弱和消失，使銀行只能立足于市場求發(fā)展，壟斷社會資金的能力自然減弱，銀行業(yè)的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企業(yè)系統(tǒng)中的一員，這些都屬正常。應當看到，通過銀行來配置社會資金，是一種高成本、高風險而效率較低的配置方式，因為，間接融資體制是將資金通過銀行進行評估后再貸放給企業(yè)的，而銀行的評估更多地依據過去的信用、資金安全性來考慮，缺乏一個合理的市場競爭規(guī)則來選擇合適的資金需求候選人，更多地是靠長期關系、主觀判斷和某些人的決策，信息完全不對稱。所以，這些資金并不一定會落到最需要資金而又資金利用效率最高的企業(yè)之手，以至會出現地下的資金二級、多級分配機制，形成資金的高成本、高風險，即使市場再發(fā)達，這種缺陷也難以克服，象我國這樣正在形成中的市場，上述缺陷更為明顯。與此不同，證券市場做為一個直接融資的渠道，其資金流動規(guī)則和價格由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來定，并且信息更為透明，投資者被免去了中介機構經營資金的成本等，所以，通過證券市場來配置社會閑散資金是一個更有效率、風險更小的市場。國外的經濟發(fā)展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象美國這樣直接融資發(fā)達的經濟，其資金利用效率比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日本等國家要高，而且，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性也要高，所以更具有持續(xù)性的經濟成長能力。
行為金融理論是從人的觀點來解釋金融學和投資是什么。為什么是這樣以及怎樣形成的，把投資決策看成是投資者在一種心理上計量風險與收益并進行決策的過程，因此受投資者的心理特征影響，是經濟行為科學化研究方法的一種價值分析回歸。
行為金融理論以有限套利理論和非理模式為兩大理論基石，其大致有這么幾個重要的分支：期望理論。行為組合理論和行為資產定價模型。在市場行為模型方面，近年來行為金融理論研究中，有四種模型BSV(Barb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模型、DHS(Daniel，Hirshleifer，andSubramanyam，1997)模型、HS(HongandStein，1999)模型又稱統(tǒng)一理論模型(Unifedtheory，andmode)和羊群效應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
盡管行為金融理論發(fā)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它通過心理和決策行為等因素的引入，已經成功的對證券市場的異常現象進行解釋。如股權溢價之迷、流動性之迷和可預測之迷、封閉基金之迷，反應過度與反應不足、小公司現象與規(guī)模現象、股票市場的季節(jié)效應、周內就效應，并可將理論運用于對投資者行為、投資經理選擇和公司金融的分析中去。
在金融實踐方面，行為金融研究的豐碩成果，在國外已經開始為投資行為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指導。尤為重要的是，行為金融理論與傳統(tǒng)的技術分析方法在許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同盟”關系。確切地說，用傳統(tǒng)的技術分析方法所發(fā)現的問題，可以在行為金融理論中尋求到它們存在的理論依據。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已經開始了解行為金融，并把期望理論(ProspectTheory)、易犯的認知錯誤、后悔規(guī)避(regretaversion)、非完美的自我控制等行為金融理論應用于自身的投資實踐中，以完善投資行為。一些先行者甚至還建立了行為金融投資基金，試圖利用金融市場上人們的行為特性和行為金融投資策略來完善投資策略來完善市場套利的實踐。
二、行為金融學在中國資本市場的適用性
我國的證券市場是一個新興的市場，在許多方面尚未成熟。目前一個的突出問題是過度投機性，其最主要原因就是眾多中小投資者的非理。東方證券馮玉明等研究人員2001年所作的對1994年9月到2000年10月在滬深兩市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月度數據的統(tǒng)計研究表明，中國證券市場存在明顯的動量效應，中國的證券市場不是一個有效市場，行為金融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同樣存在。
(一)對我國當前股市面臨的持續(xù)性低迷的解釋
根據期望理論，投資者的效用(價值)不再是財富的函數，而是獲利與損失的函數。價值函數與標準函數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參考點的存在。參考點的位置是由個體的主觀印象確定的，它是個體進行比較的現狀參照。價值函數在參考點以上的部分(獲利區(qū)間)與標準效用函數相同，是凹函數；在參考點以下的部分(損失區(qū)間)，價值函數是凸函數，且其斜率有明顯增加；在參考忘附近，價值函數的斜率有明顯的變動，表明人們風險態(tài)度的變化——對損失的感受大于獲利。
我國股市自2001年7月份以來，一直處于弱市之中，就與投資者在價格發(fā)生逆轉之后，面臨不確定性的政策性因素，對風險的厭惡程度遞增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為”模式的股價過度反應，此時即便宏觀經濟基本面有“利好”因素或管理層出臺一些針對股市的“利好”政策，但由于投資者具有“損失恐懼”，不能利用所接觸到的信息進行理性預期，因此，股市對利好“消息”的反應肯定與在股市上漲時不能同日而語。
筆者認為，在當前我國股市中政策還能夠起較大作用的情況下，要改變股市的疲軟狀態(tài)，必須考慮到投資者在認知上的偏差，加大“利好”政策出臺的力度和集中度，以加強投資者對于政府搞好股市的信心，影響投資者的心理。促使投資者的行為擺脫參考點以下部分的凸函數區(qū)域。
(二)對我國資本市場“圈錢饑渴癥”的解釋
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債券融資逐步取代了股票融資，成為國際融資的主渠道。始于1987年的中國企業(yè)債券市場發(fā)展緩慢，1992年至今，股票融資遠大于企業(yè)債券融資。股票市場的發(fā)展速度遠快于債券市場。上市公司躍躍欲試上市募投籌資，截止2001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在滬、深交易所累計發(fā)行股份總額為4757.35億股，其中上市股份為1466.8億股，總計籌資額約為人民幣6300億元。我國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圈錢饑渴癥”的“火爆”現象。
市場時機理論是行為金融學對于證券發(fā)行。資本結構，投資等公司金融領域進行分析的一個基本理論框架。這個理論的假設前提是投資者是非理性的，而公司經理是理性的，在投資者非理性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股價往往錯誤定價。假如在公司股價高估的情況下，公司經理很明顯會采取發(fā)行新股的做法。而且，由于問題的存在，經理并不一定選擇公司真實價值的最大化，而可能從加強自身的特權出發(fā)，在企業(yè)規(guī)模等其他目標方面最大化。這樣，公司經理就會傾向子在股市進行融資，或擴大投資規(guī)模，或持有現金，或者投資于資本市場其他證券，以投資者的非理性亢奮來建立自己的“帝國大廈”。這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研究“圈錢饑渴癥”的成因。
我國資本市場上機構投者數量很少。資金總量也不多，整個市場投機氣氛很濃。投資者為賺取二級市場差價而購買市盈率高的新股，為企業(yè)惡意圈錢提供了條件。此外，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由于法人治理結構的不完整和經理股票期權等機制的缺乏，導致公司內部問題非常嚴重。公司經理不是以公司的真實價值最大化作為目標，而往往傾向公司經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決定了公司經理融資和投資行為決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這也是上市公司存在嚴重的“圈錢饑渴癥”的在內原因。
三、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對我國結構投資者的啟示
(一)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
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為偏差導致了市場價格的偏離，而若能合理利用這一偏差將能給投資者帶來超額收益。這就形成了行為金融學的投資策略。傳統(tǒng)投資策略還存在投資者搜集信息，處理信息能力的變動，而人類的心理決策特征是長期演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以某些行為是穩(wěn)定的和跨文化的，行為金融投資理念的交易策略相應也就更具有相當的持久性。從國外看，基本市場異象的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主要有價值投資策略與反向投資策略：動量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等等。近年來，美國的共同基金中已經出現了基本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證券投資基金，如行為金融學大師RichardThaler發(fā)起的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其中有一些還取得了復合收益率25%的良好投資業(yè)績。
(二)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啟示
行為金融學對我國開放式基金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開放式基金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基金份額的贖回，基金經理要根據其對贖回量的估計確定資產的流動性，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估計投資者的行為決策方式。投資者往往在受到壓力時高估風險，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可能大量贖回，而從眾心理又可能深化這種趨勢，使基金受到更大的壓力。另外，由于投資者的后悔與謹慎心理，他們常常利用人制度轉移其對經濟結果的責任及受到的壓力，通過深入分析這一點，基金經理就能確定合理的管理費率，提高基金的運作水平。
機構投資者本應成為我國證券市場中投資理念和投資策略的領導者，但我國的各類基金卻一直是投資風格模糊。其可以考慮利用市場現象的行為金融學解釋，并依據我國證券市場的特性，采取相應的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
1、反向投資策略與價值投資策略
該策略就是買進過去表現差的股票，而賣出過去表好的股票。如選擇低市盈率的股票。選擇股票市值與賬面價值比值低的股票、選擇歷史收益率低的股票等。行為經濟學認為，反向投資策略是對股市度反應的一種糾正，是一種簡單外推的方法。
中國的股票市場素有“政策市”之稱，不同的投資者對政策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普通個人投資者由于消息的不完全，往往對政策信息表現出過度反應，尤其是我國的個人投資者對政策面消息的反應尤為強烈。而機構投資者的信息庫和專家隊伍則可以對政策的把握有一定的預見性，針對個人投資者的行為反應模式，可以采取反向投資策略，進行積極的波段操作。我國證券市場還存在大量的“跟風”，“跟莊”的羊群行為。使整個市場的預測出現系統(tǒng)性偏差。導致股票價格的偏離，并隨著投資者對價格趨勢的積極跟進而進一步放大了價格與股票基礎價值的偏離。這些對股票價值的高估或低估最終都會隨著金融市場的價值回歸而出現異乎尋常的股價下挫或上揚，也就帶來了相應的價值投資機會。
ST股的股價往往在特別處理或特別轉讓的消息公布后現出不跌反漲的現象。從現為金融學的角度看。由于我國證券市場上殼資源的稀缺性，這類公告效應帶來的不僅是公司陷入嚴重困境的角度看，更是該公司可能會成為潛在并購目標，緊接著就有資產重組等大動作，給投資者帶來其未來收益流價值的預期。這類股票也可以成為機構投資者資產組合中的構成之一。
2、動量交易策略
該策略的核心內容是尋求在一定期間中股價變動的連續(xù)性。如股價變動連續(xù)趨漲，則采取連續(xù)賣出的策略；如股價變動連續(xù)趨低，則采取連續(xù)買入的策略。
我國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傾向比國外同類研究的發(fā)現更加嚴重。根據趙學軍、王永宏(1998-2000)的實證研究發(fā)現我國股市中投資者賣出贏者的概率是其賣出輸者概率的兩倍，而Odean(1998)的研究中，國外證券市場中投資者賣出贏者的概率是其賣出輸者概率的1.5倍。處置效應會帶來股票基本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差幅，而這一差價最終的收斂意味著那些有大量資產收益未實現的股票一般要比那些有大量資產虧損未實現的股票有更高的預期回報。利用這一異象可以采用動量交易策略，也就是基于過去股票價格的走勢，通過差幅獲利。
另外，由于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帶來的錨定效應等也會導致其對新的信息反應不足，使得股票的上揚或下挫趨勢會維持一段時間，因此對此也可以運用動量交易策略，從業(yè)績變動與事后股價的這種關系中捕捉到獲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