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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英語文學碩士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 英文影視資料 英語聽說教學 利弊
【中圖分類號】 G4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962（2013）01（a）-0038-01
1 英文影視資料應用的積極作用
英文影視資料內容豐富，文化特色突出，語料真實，貼近學生生活，是英語教學的好幫手，不僅可以使學生置身于英語環境，加深對語言的理解和認識。還能使學生了解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人們的行為方式和交往禮儀等文化內涵，是學生學習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的有效途徑。
1.1 提供真實的語言場景
任何交際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場合中發生的，而電影展現交際場景的真實性（龍千紅，2003）。電影故事情節取材于生活，其中的場景，道具及其他方面都充分展示生活的真實。因此。看電影時，學生有親臨其境的感覺，這等于把語言學習放在真實的交際情景中進行，無疑使語言學習十分真實自然。經常看英語電影，學生就會逐漸地學會在不同情景中得體地使用語言。此外。電影作為動感的可視媒體，使學生在觀看影片過程中不僅能聽到人物的對白，而且能看到背景畫面，演員的動作，表情，著裝等超語言線索，可以更容易，更準確地理解語言和闡釋影片。
1.2 傳遞豐富的文化知識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學習一門語言也在學習一種文化（胡文仲，1989）。作為溝通中西方文化便捷的橋梁，英文影視資料濃郁的文化特色，向觀眾傳遞豐富的文化背景知識。通過對電彩情節故事的了解、經典臺詞的學習，可以挖掘出它們所反映的社會習俗、交際方式、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價值觀念、藝術傳統等與東方不同的文化內容。C.克拉姆（1999）曾指出：文化氛圍始終存在于外語學習的背后，即使優秀語言者的交際能力也可能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他們對周圍事物的了解也可能因而產生障礙。學習英語的過程也是文化習得的過程，越是深入了解英美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越能正確理解和使用英語。
1.3 提高全面發展的能力
根據認知主義學習理論，言語學習的主題輸入強于單一的視覺或聽覺輸入，尤其是采用英語電影主體語言教學，其優勢比較明顯，有利于語言教學的多方位立體輸入，突出重點，以此促進學生聽說讀寫全面發展。（李萌濤，2006）英語電影有聲有色，聲色并茂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引起學生的新奇感、注意力和求知欲，并能在教師的引導下獲得知識，取得進步。現代教學的實踐證明：學生獲得知識若僅靠聽覺，3小時后僅保持70%，3天后降為10%；單用視覺，3小時后保持72%，3天后降為20%；如果視聽并用，3小時后保持85%，3天后降為65%。（楊明，1999）由此可見，在高職院校利用英語電影教學是最能提高學生效率的一種教學手段。讓學生視覺、聽覺都參與言語實踐，對知識掌握更加牢固，其中變化的情景和言語實踐活動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從不同角度激發學生的能力。
2 英文影視資料應用存在的問題
2.1 語言難、過于耗費精力
電影教學過于費力，這是難以普及的重要原因。電影教學之難表現在：首先，電影語言本身難。電影語言是十分接近生活的自然語言。語速快、1：3語表達方式豐富。其次，電影內容包羅萬象，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有時一部電影的主題非常分明.但人物的對話內容卻十分寬泛，而且電影中的人物眾多。談話內容各異。教學環節上，大多數情況是課前師生都沒有充分準備。從頭放到尾，中間沒有講解。所以導致學生有許多消極反應。反而更傾向于選擇傳統的教學方式。
2.2 學生不重視
對有些學生來說，就最迫切的目標就是通過考試，認為口頭表達沒有語法知識重要。上課時如果教師又毫無指導說明，學生根本聽不懂語速如此快的英語對白。嚴重挫傷了學習的自信心。聽不懂時就會產生焦慮，最終導致惡性循環，因此沒有教學目的和安排的電影欣賞是毫無意義的。
2.3 缺乏影視英語教學課時安排的合理性
當前各高校分配給大學英語的教學時數相當有限，而且大部分課時是用于閱讀課，用于專門訓練聽說的課時少之又少。這種情況嚴重地制約了電影課的普遍開設。雖然目前高校都配備多媒體教室，但由于擴招導致學生人數增多，多媒體教室的發展趕不上學生人數的增長，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英語電影在聽說教學中的運用。
2.4 缺乏一套權威性的教材
從教輔市場上同類書籍的狀況來看，在全國不同省市100多種英語教材近1000種版本中。影視英語類教材有IO多種，但是以欣賞、注釋、參考類居多。缺乏一定的系統性、權威性。目前此領域尚屬空白，急需專家、學者研發出科學、系統的教材.以便更好地實現教學目標。可想而知，教師沒有教材的指向性。其課前的備課工作量是巨大的，更何況大部分教師不只擔任一門課程，時間、精力都受到了限制。
3 解決辦法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建議合理安排影片在聽說課上的時間，結合課文主題引入電影資源，如Hobbies用《憨豆先生》，Success用《阿甘正傳》，Travelling用《走遍美國》，Natural Environment用《獅子王》，Women用《時尚女魔頭》等等。如此說中有看，看中有聽，聽中有寫，互相作用，非常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
參考文獻
[1] C?克拉姆契.語言教學的環境與文化[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2] 胡文仲.英語學習的教與學[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3] 龍千紅.電影與英語聽說教學[J]外語電化教學，2003，（6）.
關鍵詞：單項狀語 ；偏誤成因
留學生在學習漢語狀語時出現的偏誤比較多，偏`表現也比較復雜。寧昕慧（2008）采用橫向規模研究方法，通過排序題考察了留學生對于各類漢語單項狀語的習得情況，得出了學習者習得各類漢語單項狀語的順序。王海珍（2009）從翻譯的角度對學習者的狀語偏誤展開研究分析，依據語料并結合翻譯理論探討了二語習得的規律。黃一清（2010）在外國學生簡單狀語語序偏誤考察中分析到，偏誤產生的原因除了受母語、一外影響外，漢語狀語語序本身的復雜性給留學生帶來了困難。肖文綺（2014）認為外國學生在表示重復的狀語，起關聯作用的狀語和描寫動作的狀語這四種狀語的使用上存在回避的傾向。本文要做的工作是基于對HSK動態作文語料庫母語為英語的留學生單項狀語習得的偏誤類型和具體表現，探討其偏誤成因。
一、英語為母語的不同國家留學生的單項狀語總體偏誤情況
我們選擇HSK動態作文語料庫中1995～2010年這一時段的比較接近自然表達的作文語料。漢語狀語使用情況比較復雜，為理清層次，本文只選擇以單項狀語為研究對象。因為英語母語者人數眾多，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和代表性；另外，初級階段的留學生接觸或學習的狀語類型比較少，為了解學習者狀語的全面使用情況，本文研究范圍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中高級階段留學生的偏誤語料。
根據語料庫的資源比例，我們選取了140篇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菲律賓5個國家留學生的作文。美國學生的44篇、英國學生的30篇、加拿大學生的24篇、澳大利亞學生的22篇、菲律賓學生的20篇。140篇作文中留學生狀語習得偏誤頻次達302次，不僅說明狀語學習本身有一定的難度，也說明了狀語學習在漢語習得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偏誤類型主要有副詞狀語的偏誤50次，形容詞狀語的偏誤71次，介詞短語狀語的偏誤63次、能愿動詞狀語的偏誤50次和其他狀語的偏誤68次，具體偏誤表現和偏誤分析另文探討。
二、英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單項狀語習得的偏誤成因
（一） 母語知識負遷移
在統計英美留學生單項狀語偏誤時發現，有關狀語的位置的偏誤頻次非常高。狀語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都屬于句子的附加成分，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復雜靈活，我們比較一般情況下英漢狀語位置的不同，如表1所示。
時間、地點、方式和對象狀語英語中多在中心語之后或句末，整體上傾向于占據句中后半部分的位置；漢語中這些狀語多置于句中，有時也可以在句首，一般不能在句末，漢語狀語必須置于中心語的前面，且傾向于占據句子前半部分的位置。在學習漢語狀語位置時，學習者經常會受到母語知識的負遷移，以英語狀語語序規則來組合漢語狀語，忽略了英漢之間狀語語序排列規則的差異。比如：偏誤用例“他長大在澳洲”。中的“在澳洲”作為地點狀語位于句末是被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們普遍接受的。甚至還有一些狀語，在語法功能與句法位置等方面很難在英語中找到對應關系，學習者如再盲目地利用母語知識強加于漢語，勢必會出現偏誤。
（二）漢語狀語本身復雜性的影響
首先，漢語狀語的種類繁多，根據不同分類角度可以分成描寫性狀語和非描寫性狀語，前加狀語和后附狀語，名詞性狀語、動詞性狀語、形容詞性狀語、副詞性狀語。學習者不能分辨出狀語的不同類型，就意味著無法根據語法規則對漢語狀語進行排序和正確使用。甚至有些副詞可以充當不同類型的狀語，如副詞“也”既可以表示范圍，也可以表示語氣。再如偏誤用例“在歐洲到處多可以看到吸咽的人”做副詞的“多”可以用來表程度或是用在疑問句中，唯獨沒有表總括的意思，所以應該換成副詞“都”來總括其前面的成分“在歐洲到處”。漢語本身復雜的情況都給他們的狀語學習帶來嚴重阻礙。其次，漢語狀語的構成成分復雜，副詞、形容詞、動詞、數量結構、介詞也都可以充當狀語。學習者無法分辨某一語法成分是否是狀語，正確使用狀語就更難了。最后，漢語狀語位置語序靈活多變。漢語狀語多置于句中，有時也可以在句首。但為適應一定的情境和追求特殊的表達效果，常規語序不能滿足這些表達需要時就要打破語序常規，漢語狀語就存在這樣的問題，留學生經常無法領會漢語狀語多變的語序。但漢語語序的多變性并不意味著毫無規則任意多變。比如時間狀語和處所狀語共現時，往往時間狀語在前。如“前天在書店我看到他和一個老師在交談”。但如果地點狀語是定指的名詞短語，那這個表示處所的名詞短語就有可能獲得全句最優先的語序，出現了變序。如：“那個書店那天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對于學習者來說，漢語表層結構語序與句子深層結構的矛盾與統一性、漢語狀語語序自身靈活多變的特點都為其漢語狀語語序的準確掌握增加了難度。
（三）學習者學習策略的影響
學習者常常會把目的語知識泛化，此類學習策略多出現于學習中的中高階段。錯誤用例中“我在北大里上學”。學習者學習了“在……里”，知道可以用作狀語，卻并不了解或者沒能掌握“北大”是表處所的名詞，而這類本身已表處所的名詞是不可以再加“……里”之類的成分的。學習者對目的語知識不恰當的運用導致了錯誤用例的出現。
（四）教學失誤
首先，教材編寫不夠詳細準確。比如《新實用漢語課本》《漢語教程》中提及狀語時，只描述為“放在主語和謂語前作狀語”，這適用于單項狀語語序的一般排列，多項狀語語序問題很少有教材會涉及。另外，現在很多教材都用英語來解釋語法點，學生可能就會認為狀語的意思和用法是雙向對應的。事實上有時候狀語在英漢語中意思接近，但用法卻大相徑庭，直接影響了學習者的學習質量。其次，教師在教學中講解大意疏忽。例如，教師在講解介詞短語做狀語時只說介詞短語作狀語常位于句首或主語之后謂語中心語之前，而未說明表示哪種語義的介詞短語可以位于句首，哪些介詞短語一定要位于主語之后謂語中心語之前，學生就會出現以下偏誤：
為飛機上的乘客每天空姐服務。（正確：空姐每天為飛機上的乘客服務。）
給媽媽我買了一件大衣。 （正確：我給媽媽買了一件大衣。）
對外漢語教學過程中不主張將語法內容細化到極致，但是重視重難點的講解及難點分散講解等教學原則還是要堅持的。
基于HSK動態作文語料庫的母語為英語留學生單項狀語習得情況的調查我們發現，在各項句法偏誤類型中，狀語偏誤頻次非常高。英美留學生狀語習得偏誤的總體原因既有母語知識的負遷移的作用，也有漢語狀語本身復雜性的影響，另外學生的學習策略和教學中的失誤也都造成了不少偏誤的產生。
參考文獻：
[1]黃一清.外國留學生簡單狀語語序偏誤考察[J].語文學刊，2010，（11）.
[2]呂叔湘.方位詞使用情況的初步考察[A].呂叔湘文集第二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3]寧昕慧.母語為英語的漢語學習者習得漢語單項狀語的研究[D].云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
李學萍：墨菲教授，據我所知，您在大學期間所學專業是歷史，后來改學文學，請您介紹一下這一轉變的緣由。
帕特里克?墨菲：實際上，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讀時，一開始所學專業是英語。那時，文學批評理論主要局限在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兩種批評方法上。這兩種批評方法都不能解決文本的主題問題，特別是政治主題問題，當時這對我來說是個問題。所以，我就改去學歷史，專攻東南亞與亞洲史，研究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民族解放斗爭。我的本科學位論文寫的是關于1962年發生在老撾的一場戰爭的新聞報道問題。1973年，我本科畢業。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我曾經兩次在歷史系研究生院報到，但都感覺自己對此類研究沒有足夠的興趣。
1981年，為了進行創造性寫作，我決定選修幾門英語系研究生的課程，后來拿下一個碩士學位。在我選的課程中，有一位教授講授的是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達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對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學評論的方式將我感興趣的政治、歷史與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實，我從未放棄歷史學或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將其融入到文學批評之中了。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美國研究的興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這一方法也變得切實可行。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寫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溫德爾?貝利（Wendell Berry）詩歌中的場所與靈性問題。
李學萍：您從何時開始從事生態批評的？那時生態批評處于何種狀況？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的碩士論文可以算作生態批評實踐。不過，在1983年春天，我寫這篇論文的時候，生態批評這一術語尚未開始流行。我在這篇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之后，在攻讀博士學位階段，我在“美國研究會議”提交的論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蓋亞意象進行了分析，后來這篇文章發表在《環境倫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還在其他期刊（如《美國西部文學》）上發表了關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說，我那時就開始從事生態批評實踐了，加上當時對蓋亞意象的女性主義分析，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開始成形。那時，也有一些學者在生態領域頗有建樹，如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奧?馬克思（Leo Marx），但是他們一般不被當作批評運動的一部分。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那時則從事由賽克凡?波克維奇（Sacvan Bercovitch）發起的“新美國研究”。
在《美國西部自然寫作簡刊》創刊之前，對場所、環境以及自然感興趣的學者們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學協會”，但其研究焦點為非虛構文學作品。我從研究詩歌開始，總感覺該協會的研究范疇過于狹窄，受到諸多限制。等到我參加工作以后還是助理教授之時，我就曾提議創建一份關于文學與環境的期刊。這一想法我提了好幾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獲得支持。
李學萍：在歷經三十余年的發展后，生態批評正朝著多元方向發展。請問您是如何界定生態批評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羅?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曾為生態批評做了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這一定義很有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沿此進一步思考生態批評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把這些不同的方向當作一個大的圖譜上的不同線條更為有益。如果我們將生態批評理解為一場運動，就像女性主義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運動一樣，那么我們就可以接受生態批評這場運動在方向與理論上的多樣性。
女性主義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女性的受壓迫問題。這一定義并未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明確女性主義的具體奮斗目標。生態批評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文學與文化對自然的表現問題。在此框架下，生態批評還有一個特別關注的問題，那就是人們的文化實踐以及文學、文化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類對自然與環境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實體上所產生的效果。因此，生態批評一直具有倫理維度，能夠體現文學反映和導向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影響的關注。
我認為，正像有些女性主義評論家那樣，有一些人對生態批評的倫理及政治含義采取回避的態度，并將評論的焦點放在美學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學分析不能成為結構主義那樣的分析。結構主義批評歷時很短，這是因為在結構主義分析結束之時，讀者總會進一步追問“那又怎么樣呢？”以及“因此？”之類的問題。同樣，在美學闡釋的結尾之處，讀者也會一直關心文學文本或文化藝術品的美學維度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學闡釋所蘊含的主題意義又是什么？從主題角度看，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學策略具有何種勸導性力量？對我而言，研究魯迅短篇小說的學者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閱讀姜戎的《狼圖騰》以及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羅賓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說《曙光》（Aurora）時也會思考這些問題。
李學萍：您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及《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都談到巴赫金對您的影響。請問巴赫金思想對生態批評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中曾講過，巴赫金的對話思想為我提供了辯證法之外的另外一種思想方式。通過政治實踐與哲學分析，我發現無論是古希臘的辯證法還是辯證法的各種現代變體，都存在目的論和決定論傾向過強的問題。
首先，人們總是喜歡以設想的結果作為指導其行動的完美方案。當實際結果與設想的結果出現對立時，人們傾向于相信既定的綜合方式。而當實際行動所導致的結果與設想不一致或三方辯證關系在策略層面不成立時，人們往往不去反思設想的辯證結構是否存在問題，而是認為與設想相對立的實踐存在缺陷。事實上，沒有完全依照馬克思辯證法倡導的階級斗爭思想來領導戰爭，而是依靠農民取得了民族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果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簡化論傾向是導致實踐史中理論建構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種紛繁蕪雜的變量對人類的意識是種挑戰。因此，我們容易以偏概全，將一個或少數幾個變量當作全部變量。但事實上，身處在產生這些變量的系統之內，我們根本無法對所有變量作出精確判斷。作為思想方法，對話法強調我們的行動不帶有目的論意義上的終點。相反，由于每一個前進的步伐都會導致新情況、新變量以及對所處現實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們行動的軌跡將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持續不斷的變化。我認為，后結構主義對宏大敘事以及烏托邦式結果的懷疑精神對這種非目的論思想貢獻頗多。樂觀主義會導致對可能性的優化預測，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認為是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會存在不可解決的矛盾與差異。這也是厄蘇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達的一點，也是我強調將對話法作為方法的原因：對話法使用“支點”（pivots）而非“基礎”（foundations）的概念，無論是對于出發還是到達來說，“支點”都是供人暫時駐足而非永久不變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從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以及追隨恩格斯思想的人來看，辯證法假定所有的現象（不僅是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正―反―合的關系進行解釋。這也導致人們將“人與自然”作為根本的沖突，并且認為這一沖突可以通過人類戰勝自然來解決。因為自然這一整體無法被徹底毀滅，也不可能被某種后人類的建構（即人類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這一假想完全是錯誤的。
人類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盡管我們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環境之中，但卻終究離不開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環境離不開人類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質材料則在人類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環境也只能在相對溫和的氣候和天氣情況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類與大自然處于一種相互競爭、相互沖突、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不一致的對話性關系之中。只要人類存在，這種關系就會持續。羅賓森的小說《曙光》就探討了這一點，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國出版以及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的時間順序存在不一致，這也導致對其思想接受的歷史發展情況以及關于他的文學與修辭研究之哲學基礎存在含混不清的狀況。很多學者最早或是通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或是通過最早翻譯的巴赫金論文接觸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類分析以及文學話語的表現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時間順序，也就是從《走向行動的哲學》以及《藝術與責任》開始，就能發現他的文學理論以倫理哲學為出發點，強調讀者與評論者在思想與行動上的責任。由于讀者與評論者可以改變自身行為，因而能夠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而倘若個體的思想能夠改變其行為，那么作為思想實驗的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會具有同樣的潛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責任、獨特性以及事件最為重要。因此，如果我們通過這樣一個第三維度來看巴赫金，就會發現《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異或狂歡理論，而實際上更為側重對挑戰階級社會內部既定的價值觀和具有不同社會屬性的帶有民主性質的激進社會行為之贊賞。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個體的獨特性以及個體存在所應承擔的個人責任與義務。而他后來的寫作，如關于言語行為的論文，則重點探討了溝通的不確定性以及在溝通過程中，說話人與聽者之間相互建構、相互生發的特征。這也意味著，由于說話人、積極的聽者、語境時刻以及所言說話語的哲學元素等變量共同對言語行為發揮作用，溝通就呈現非目的論特征。
對我而言，巴赫金理論的對話思想不僅對生態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個人反思自我并指導個體生活也具有重要價值。但是這并不是說，只有通過閱讀巴赫金著作才能達到這一目的。事實上，人們可以通過多種路徑達到這一方向。
對我來說，巴赫金著作與我為自己所選擇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這未必適合每個人。沒關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種需要與其保持一致的“主義”。我想要推廣的思維方式是這樣的：既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業已存在，明日無非是今日之重復”的思維方式；也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是某種烏托邦社會，我們已經清楚如何到達目的地并且已經在路上”的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方式都將導致人類這一物種被自己制造的廢墟掩埋，而且在此過程中，還將導致無數其他物種隨之滅亡。
李學萍：您已出版了幾部生態批評專著，如《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生態批評視域中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藩籬、疆界與領域》《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理論問題、文學分析與文化批評》以及《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氣候變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確定的未來》 等，請問以上著作在研究重點和方法上有何變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變化不大。在《文學、自然與他者》一書中，我提出將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以及對話法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在該書出版之前，我在多個學術會議發言和期刊論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紹。同時，我強調理論在生態批評中的作用。為什么要強調理論？這是因為在美國生態批評界，理論還是會遭到批評或不受重視。同時，我還對一些后現論進行了分析，討論其對生態批評運動的價值與存在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將教學法內容納入該書，而其他研究理論和批評的學者則會在另外的著作中討論該問題。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專著《文學、自然與他者》中，我開啟了包括理論、應用批評以及教學法三者相結合的實踐方式，而這個思路是我后來一直沿用的。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我在生態批評領域的發展歷程，我還提供了一些個人自傳性質的信息。我的第一本專著從寫作到出版歷時近十年。
第二，在后來的專著中，我先后探討了美國生態批評以及世界生態批評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在《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中，我針對的問題是文類差異、生態批評的分類以及劃分問題。但是，我對生態批評所作的這一描述性的分類卻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評論者認為我此舉旨在為生態批評研究限定范圍，這實際上是不準確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讀那些指責我限定了生態批評研究范圍的學者的書，就會發現他們的研究嚴格地限定在經典作品上，如傳統的自然寫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實際上，我所有的專著都涉及小說、詩歌、非小說作品，既包括傳統上的純文學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專著中，我更加關注文學研究中常見的問題，不僅是像電影和電視劇這樣的文化藝術品，還包括大壩這樣的工程技術產品。此外，我還對生態文學所反映的未來趨勢進行了探討，如氣候變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資源危機等問題。我也經常關注女性主義與性別問題，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這些問題，因為一個評論者不能在每篇論文中都對所有問題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節（特別是最近專著中的）都是應專著、會議發言或學術講座稿約而寫。因此，這些章節中的話題有變化。有時，由于要出版的專著章節或講座有特別需要，反映在專著中的章節也就相應地有特別的側重。
第五，例如，生態批評已在世界范圍獲得發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約希望我提供比較文學、話語分析以及教學法等方面的論文。同時，美國境外的稿約也會影響我使用的文學、文化、經濟與政治案例的選擇。
第六，隨著這些專著的出版，我也更為有意識地不斷拓寬理論類型以及理論家的研究范疇，從而使我的理論與應用批評更具復雜性。所以可以說，我在方法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在理論與應用批評的思想上一直處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之中。這一豐富的過程有時是他人觀點啟發的結果――或者直接來自一些人，或者來自他們所運用的理論。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的專著和國際生態批評、新理論的發展、新的或我過去不了解的文學作品以及日漸加劇的氣候變化和飲用水危機等環境問題之間呈對話性關系。當然，我本人的愛好、對一些理論和科學分支的興趣不足以及對某些科幻文學作品理解上的困難，也給我的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帶來一定的局限性，我也還需要盡量彌補這些不足。
李學萍：在您的《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您提出“橫截性”（transversality）作為研究方法，請問如何理解該術語？
帕特里克?墨菲：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論爭端，簡單來說，很多當代思想家都在用“橫截性”這一術語，如凱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與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舉例來說，美國高校里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體而非一個學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的方向往往與該項目負責人的學科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學校不同、研究項目負責人不同，這些女性主義研究在研究重點以及教學大綱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偏向人文，側重文學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則屬于社會科學項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基礎之上；也有其他學校結合哲學與政治科學進行研究。
以上方法對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處的社會條件及其身體和心理特點都不可或缺，但卻沒有哪一種或哪一兩種方法就是足夠完備的。從某一學校某一個專業畢業或取得某種學業證書的學生感覺他們已經了解或接觸過自己的專業領域，但實際上，學校的教學資源、教學人員、專業的規模、專業成立的時間甚至院系在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會影響該專業視域的寬度與廣度。而女性主義研究的橫截式方法則會提醒學生：任何一個專業的教學大綱都不能解決該領域的所有問題。
在生態批評領域，至少是在美國，我們首先要使理論在研究與批評中的作用得到認可。此外，很多學者也呼吁要增強人文學者對科技文本的閱讀能力。
李學萍：請問您如何理解生態批評“實踐”（praxis），您如何看待環境運動中行動與理論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態批評中文學理論與文本批評的價值？
帕特里克?墨菲：“實踐”包含理論與具體文本批評之間的相互關系。從狹義角度來講，政治實踐包含勸導大眾以促進法律與管理上的基本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意味著對一種政府形式的排斥與對另一種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對一種管理實體的排斥（如對殖民者的排斥）和對另一種管理實體（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統治階級）的接受。這種轉變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斷擴大權利范圍、賦予年輕人投票權、維護患有精神疾病的社會成員的權利、人們表達性傾向的權利等的轉變。
在一個社會中，實踐也包括推廣和執行那些基于某種哲學信仰之上的能夠改變人日常行為的文化實踐。通過立法將毆打兒童、吃狗肉等行為定義為違法行為是一回事，而讓全社會將這些行為作為價值規范則是另一回事。在美國，道路上有提示車輛行駛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數人每天開車都超出限速。實際上，對車輛限速的立法行為并沒有真正引起人們在超速問題上的觀念變化，人們根本沒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險的行為。然而，多數人能執行在公共場所或室內禁煙的規定，實際上，政府在公共場所吸煙問題上的監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這是由于，隨著相關科普知識的推廣和逐漸改變的社會行為，美國公眾在政府執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煙令之前就已經改變了在二手煙問題上的態度。
意識形態的討論、解釋、理論發展與批評都要依靠話語完成。當闡釋與批評的勸導力度達到一定程度時，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都會隨之發生變化。分析、評判以及發展關于生命的理論都涉及思想實踐，并會對意識形態理論產生沖擊，因而都是實踐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們并不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行動主義者，也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理論家。然而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需要理論與行動共同發揮作用以促進變革。
生態批評是一種實踐形式。它通過對特定主題的強調、對選定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及行為的認可和評論，進而改變人們的感知方式。這樣的新感知還會進一步影響讀者和觀看者對閱讀和觀看材料的選擇，對文化作品與實踐的闡釋，以及在其意識形態領域內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理論，或者發展使其走向新意識形態的理論立場。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態批評寫作、教學與言說能夠引起人們對文學或文化作品中對自然的表現問題以及環境問題的關注，進而引起人們對自己在自然與環境方面的態度與行為進行思考和再思考。這種變化可能會發生在個人和局域范圍，例如垃圾循環、食用有機食品、成為素食主義者、改變對其他物種的態度等。同時，這種變化也會涉及個人所作的一些政治決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對一些法令或選舉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組織機構或代表某一環境團體從事志愿者工作等。
關于理論與文本分析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要強調的是，評論者有時傾向于用某些理論去分析文學作品，或從某一作家作品中總結出某種理論，但要注意的是，文學作品沒有義務固守某種理論。最激烈的爭論往往不是最具說服力的。雖然我認為恩格斯將機械論、決定論的辯證法思想直接應用到自然問題上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同意他的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說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內在勸導功能的小說，是那種以巴赫金對話性而非權威主義獨白式呈現主題的小說。我在最新的專著中對此進行了具體分析。
李學萍：生態批評發軔于西方，現已發展成為一項世界范圍的運動。請問：世界范圍的生態批評呈現何種態勢，不同國別的生態批評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對于此問題是最差的聽眾。這樣說是因為，正像很多人那樣，我們傾向于從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角度來回答此問題。我不知道“國別”是否是最好的術語。我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候是國別性的，有時是區域性的。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多地使用“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術語。然而，這些疆界和差異并不妨礙生態批評獲得某種統一的方向。即便從宗教角度出發，人們也可以為生態批評找到超越國別和文化差異的某種統一的大方向。
關于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批評，我所看到的差異往往是研究的出發點和所關注的問題之間的差異。與美國早期生態批評相比，歐洲生態批評更為關注虛構作品。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只注重詩歌分析，完全無視其他文類。在西班牙，由于該文化對女性主義的抗拒，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結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國家的學者們對這一結合并不感興趣，但在另外一些國家，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的結合則未遇到大的障礙。
或許，由于生態批評進入學術領域之時包含太多西方理論，中國生態批評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內的以及更早的經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之特色，如側重美學研究。而與此同時，不同國家的不同政治情況以及生態批評學者所面臨的職業風險也影響生態批評作為主題性或政治性批評的發展。
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對生態批評整體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并引起對國別文學大量作品的重估，這也是快速發展的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使美國和加拿大關于原住民的寫作得到更多重視。與此同時，我們也一直在避免那種將所有土著文學看作同質性文學而忽視每種土著文學背后重要的具體歷史情況的理想化、浪漫化傾向。
總體來說，生態批評在世界范圍的發展所帶來的主要變化在于對理論的認可，而理論部分又是美國生態批評學者所持續抗拒的。當然，這些理論的范圍也是令人震驚的。每個理論都以不同方式改變著生態批評這個領域，而這些理論的結合、改變、綜合又不斷生成新視角和新思想。
李學萍：生態批評已經成為多民族、多文化范圍內的運動，業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態批評還面臨何種問題與挑戰，未來發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認為生態批評還會繼續作為一種相對較新的方法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例如，我把一些學術文章在adademia.edu這個網站，當有人用谷歌在該網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時，我會收到通知，大約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在該網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盡管這個數字不算非常龐大，但是有一些學者來自穆斯林國家，當我在網上收到他們從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亞等國家發來的問候時，很受觸動。我還有一些學生現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們也經常在網上和我討論與生態批評教學相關的問題。
當然，這些學者都主要從事美國和英語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具有很強的英語文學閱讀能力。所以，對生態批評感興趣的學者數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還要多，因為這些學者的同事也可能通過德語或法語或其他語言發表的著作來接觸生態批評。
其次，翻譯作品還會增加?，F在，從英語翻譯到其他語言的生態批評作品越來越多，但是把其他語言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的工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這種翻譯工作需要跨國合作。由于在學術風格、讀者期待以及我所說的“文化語法”（cultural grammar）之間的差異，很多學者雖然熟諳英語閱讀，口語表達也很好，但用英語撰寫學術論文則有很大難度。因此，請母語為英語的人對其文章或作品進行翻譯和編輯可能是更為行之有效的辦法。
除了對批評類和理論文章與著作進行翻譯，我們還需加強對環境和自然文學作品的翻譯。由于出版商對市場和銷售量的顧慮，加上他們對推廣此類作品的意愿并不強烈，這一工作還面臨一定困難。當然，從事生態批評的學者需要掌握更多語言，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需要用翻譯的生態文學作品來進行課堂教學。
第三，生態批評會在復雜性過程中保持發展，也就是說，當我們考慮文學作品的主題、結構以及深層含義時，我們將考慮越來越多的變量。這將意味著我們不得不閱讀大量我們感到不熟悉或有難度的材料，有些材料還可能遠遠超出我們所學的知識范疇，這個過程也會變得更有挑戰性。我們也期待更多的生態批評學者不僅要具備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還要能對工程、物理、有機化學以及計算機科學具備一定的理解能力，從而能夠對科幻小說和當代現實主義作出評估。
【關鍵詞】學案 課程改革 內容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10-0060-02
一 引言
學案導學產生于一線教師的實踐。2000年前后，一些高中畢業班教師為了提高高考復習的效率，自發編制了學案。2003年實施新課程改革后，因學案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與新課程倡導的“轉變學生的學習方式”理念相一致，從而逐漸為更多的教師所接受。
目前，學案導學在基礎教育、職業教育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由于教育的區域特點、學科特點、課型特點、學生個體差異性等方面均存在不同，以及學案導學理論研究的不完善，導致學案導學操作不當，往往遇到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教師若引導過度，學生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自主學習和合作探究；另一方面，教師若引導不到位，學生的探究活動又會雜亂無章，盲目無序，從而無法完成學習任務。
為此，本文對學案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分析目前國內學案導學的發展情況，總結學案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問題，并對如何改進學案導學提出一些建議。
二 研究樣本與方法
1.研究樣本
本文先對中國知網中2002年～2012年的文獻進行整理，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以“學案導學”為主題詞搜索到文章272篇，其中核心期刊39篇，篩選掉研究對象不是基礎教育階段的期刊6篇，共33篇；在優秀碩博論文中以“學案導學”為主題詞搜索到文章477篇，剔除非基礎教育的學位論文后，共28篇。最后，對符合條件的33篇期刊論文和28篇學位論文分析整理。
2.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主要以各種文獻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早期的內容分析法源于社會科學借用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進行歷史文獻內容的量化分析。
內容分析法將非定量的文獻材料轉化為定量的數據，并依據這些數據對文獻內容做出定量分析，做出關于事實的判斷和推論。而且，它對組成文獻的因素與結構的分析更為細致和程序化。
三 學案導學述評
1.學案導學的理論研究
圍繞“學案導學”這一中心，從以下幾個視角對現階段的文獻梳理，以弄清目前學案導學的研究背景。
第一，辯證思維觀。蔣惠英在其碩士論文“學案導學法在初中生命科學教學中的應用”中提出：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是事物發展的條件，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在學案導學中，教師是外部條件，教師的教是外因。學生的學是內因，教師的教必須通過學生的學才能起作用。如果學生沒有學習的動機和意愿，沒有學習的積極性以及主動性，教師的“教”就會因缺少學生的“學”而失去作用。
第二，人本主義學生觀。詹明靜在“基于全人類教育觀的學案導學教學法”中指出：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只有在民主、平等、和諧的環境中，才能促進思維的活躍、個性的弘揚。民主、平等的導學環境是實現學生全方位發展的前提。
人本主義心理學是20世紀60年代新起的心理學派，主要代表有馬斯洛、羅杰斯。人本主義心理學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因素，把學習者視為學習活動的主體，重視學習者的意愿、情感、需要和價值觀。認為教育應該把學生培養成富有靈活性、適應性和創造性的人；教育應該注重具有主動性和獨創性的人。教學活動應該把學生放在居中的位置，圍繞著發展個人的和小組的目標而進行。
第三，雙主教學觀。學案導學體現的是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體現雙主模式的學案導學課堂教學過程見圖1。
第四，新課程改革觀。從2001年開始，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轟轟烈烈地在全國中小學校全面推行，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明確提出：“（新課程）改變課程實施過于強調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練的現狀，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培養學生搜索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p>
學案是基于新課程面向全體學生、以學生為主體、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課程理念，是師生共同參與并設計的學習活動方案或一系列學習事件的綜合。一份完整的學案應包含以下基本要素：學習目標、重點難點、學法提示、學習設計、考題例析、探索實踐、鞏固練習、課堂小結。
學案導學就是以學生學會學習為宗旨，以學案為依托、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以創新性、發展性為目標，實現學生能力（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合作能力）和素質共同提高的一種教學模式。
在具體操作上，學案導學有多種做法，但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步驟：（1）學生自學。學生根據教師設計的學案，在課前自學教材，了解教材內容，回答教師在學案中提出的問題。（2）討論交流。在學生自學的基礎上，教師組織學生討論學案中的重難點問題。（3）精講釋疑。教師根據教學重點、難點及學生在自學交流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重點講解。（4）練習鞏固。學生做學案提供的練習，鞏固所學知識。
2.學案導學的實踐研究
筆者從數量和內容兩方面對學案導學的文獻進行了整理。
第一，文獻數量。從以“學案導學”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中搜索到的論文數量可以看出，對“學案導學”的研究是呈現上升趨勢的，說明“學案導學”仍然是一個教學熱點。
第二，文獻內容。從文獻整體上來看，筆者發現這些學術論文總體反應的是“學案導學”在具體學科中的實踐應用以及認識，如井婕妤的“生物教學中實施學案導學的探索”、劉寶團的“學案導學應注意的問題”。
“學案導學”大多應用于語文、數學、英語、生物等學科中，在信息技術課中的應用幾乎為零。分析一下，主要原因是其本身的學科性質以及應試教育現狀決定的。
還發現沒有將“學案導學”應用于小學課堂中，小學階段是養成習慣的重要時期，所以非常有必要在此階段的課堂中應用“學案導學”。
雖然關于“學案導學”的實踐研究已有很多，但教師對其的認識還很膚淺，有些教師甚至認為，“學案導學”就是教學內容的習題化，最終使學案成了習題集，學生的負擔越發加重；還有些教師認為，“學案導學”的目的是為減輕教師負擔。
通過閱讀分析文獻知道，學案的設計原則有課時化、問題化、參與化、方法化、梯度化等，所謂梯度化應該是要根據課程標準、每個學生的不同個性、認知水平的高低層次，在學案的目標設置中、習題的設置中等有所體現，使優秀生從學案的設計中感覺到挑戰；一般學生受到激勵；學習困難的學生也能嘗到成功的喜悅；讓每個學生都學有所得。但筆者在仔細閱讀了大量文獻后，也未發現能夠很好體現梯度化（分層）的教學實踐案例。因此，這是“學案導學”的一個有待加強和完善的方面。
最后，教師設計的學案應該能夠體現地區特點，發達地區學校的學案設計應更能發揮學生的探究能力，而欠發達地區學校的學案設計更注重的是學生自主能力的養成等；能夠體現學科特點，語文學案的設計注重的是學生閱讀能力的提升，數學學案的設計偏向于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等，再者也應隨不同階段內容學案有所變化；能夠體現課型特點，新授課的學案注重學生對知識點的掌握理解，練習課的學案就偏重于學生對內容的應用等；能夠體現年級特征，小學低年級的學生無意記憶仍占主導地位，有意記憶正逐漸發展，這就要求學案中包括趣味性強的活動，吸引學生，小學高年級的學生由被動學習逐漸向主動學習轉變，學案中復習、預習的部分逐漸讓學生自己課前解決。
在實踐過程中，教師要始終堅持精講、多練、嚴查的課堂教學原則。
四 總結與建議
1.總結
總之，學案導學可以有效地把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融合在一起，既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又發揮了教師的指導作用，開創了教師擅長教學、學生擅長學習的局面，最終使教學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2.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教育工作者應該認真研讀教育學方面的理論知識，深刻明確“教育是一種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的本質含義。
第二，小學教師需要學習心理學中有關兒童心理發展階段及認知特點方面的內容，從而解決小學階段不使用學案教學的現狀。
第三，編制學案時，教師一定要把學生置于核心地位，一切為了學生的學習，一切有利于學生的個性化學習，一切為了學生開展高效學習。正如美國認知心理學家奧蘇貝爾所說：“如果我不得不將教育心理還原為一條原理的話，我將會說影響學習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學生已經知道了什么，我們應當根據學生原有知識狀況去進行教學?！?/p>
第四，在學案的反思評價過程中，學校應營造一種沒有競爭和利益沖突的環境，使教師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互幫互助，取得最大意義上的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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