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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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五”期間，盡管重慶市出臺了“解決農村中小學條件差”的政策，但改革程度不盡相同。雖然辦學條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但是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學校辦公設施仍不齊全,教師都是在不理想的環境下備課、辦公。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多數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與要求相差甚遠，現代教育設備少，教育手段簡單，離實現現代化的教育還有一段距離。所開設的美術、音樂、體育課由于缺少教師與器材，都沒能很好的完成，素質教育成了一句空談。只有少數地方建立語音室、微機室、配備了電腦，大多數學校的基本教學條件并沒有在本質上得到改變。
2教師不愿去農村,農村骨干教師流失嚴重
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支出的不足或者說是不到位導致了教師薪水少，并且其在農村工作生活條件也較差。這是教師不愿意去農村教學的主要原因。農村骨干教師一旦在農村教學中做出了成績就會吸引條件較好的學校，而為其提供比在農村教學更優越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教師一般是不會拒絕而留在農村繼續教學，學校想要留住這些教師就只有提供與其等值的條件或者說更好的條件才能留下這些教師。而這些條件又是普通的農村學校不能辦到的。
3教育經費短缺
盡管重慶加大了經費投入,但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實際上主要由縣、鄉政府和農民共同負擔，學校建設的配套經費相當部分由農民集資和借貸籌集，學校公用經費向學生收取雜費及用各種名目收費維持了學校的正常運行。據對部分農村學校的調查，農村貧困地區的教育經費存在大面積的短缺情況。教育經費不足主要有幾方面原因：一是“舉債普九”，在落實農村“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達標驗收和改善辦學條件時，絕大多數學校都是貸款，事到如今仍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二是農村“費改稅”改革對教育經費來源沖擊不小。“費改稅”直接導致農村學校只能維持學校的正常開支，使學校難以得到應有的發展。大多數學校原先計劃用農村教育附加費、集資逐年償還貸款，但現在取消了這些收費項目，學校失去了還債之源。財政收入能力與支出能力不對稱的問題，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短缺的第三個原因。因此，導致了政府的財政支出跟不上學校發展需要，學校發展與政府經費支出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
4城鄉之間辦學條件差距大
差距大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在學校硬件設施上，農村中小學根本就沒有達到教育部規定的實驗儀器和圖書配備的最低標準，不少鄉村學校的學生現在只能得到必需的書本，而拓展知識的課外書本根本沒有，這就根本無法滿足現代教育全面發展的要求。而城鎮學校教學樓、綜合樓、科技樓、宿舍樓、儀器室、電教室、圖書室和運動場地及各種教學設備一應俱全，城市教育展現出來的已是現代教育的氣息。二是在學生接受教育的程度上，由于農村師生所處的特殊環境，農村學生學習的時間相對較少，接觸到的知識面相對較窄，導致學生整體素質不高。城鄉之間的這種的明顯的差距不管是給學生還是教師帶來了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農村中小學除了正常的財政支出撥款以外，幾乎沒有其他費用來補充辦公用費和改善辦學條件。因此，農村學校辦學條件與城鎮之間有如此大的差距也就不難理解了。
5義務教育財政分擔主體的財力不足
5.1改善農村義務教育的辦學條件
這是需要全社會推進的一項系統工程，各級政府要負起責任，以政府投入為主，使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逐步形成，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支出，保證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三個增長”，并確保新增教育經費主要用于農村，同時要制定專項資金使用的具體管理措施，切實保證專款專用，充分發揮資金的使用效應，加強監督檢查，并發動社會各界和群眾對工程實施進行監督。在“十一五”期間，重慶就會投入230億元用于教育重大項目建設，統籌城鄉教育發展。今后幾年，重慶還將投入43.2億元，實施和加快推進農村初中學校標準化建設工程、新農村衛生新校園建設工程、飲水設施工程、課桌椅更新工程、農村學校陽光體育運動設施建設工程等六大工程，隨著這些工程的逐步實施，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將會得到較大改善。
5.2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教師待遇
這是由于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支出的不足導致了師資隊伍不強，教師待遇低。這些情況的改善就需要嚴格執行國家頒布的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政府可以在城鄉之間建立教師雙向流動制度,就農村教師現狀分析,雙向流動制度包括兩種制度，其一，城市教師支援農村教育制度；其二，農村教師定期到城市學校進修制度。但近年來，各地建立的教師交流制度，大多屬于前一種制度，城市超編教師調整到農村和邊遠地區任教。因此，要解決農村教師問題，建立農村教師定期到城市學校進修制度很必要。
5.3加強農村教育投入，完善經費保障機制
首先，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要確保不低于改革前鄉統籌費中的農村教育附加、經國家批準的農村教育集資以及正常財政投入的總體水平，并逐步有所增長，并且農村中小學正常運轉所需公用經費的不足部分，由縣級財政給予補助。其次，要明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籌集是政府的職責，過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短缺，地區差距不斷擴大，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沒有承擔起籌資的責任。再次，確定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最低標準。要使農村義務教育能在保持基本的質量標準的基礎上，有可持續發展的財政基礎。此外，重慶還實施了“五個到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
5.4努力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減少城鄉差距一個主要的問題，并不是說什么都要向城市看齊，而應該開發出屬于農村自己一整套教學模式。只有發揮了農村教育的自身優勢，才能縮小和城市教育的差別。調查過程中，老師、學校領導提到最多的就是城鄉教育的差距越來越大。過去幾十年，農村教育主要是為了掃除文盲，農村教育的培養目標，并不是真正回歸到農村人口自身發展，而是國家為了掃除文盲的需要。這幾年，農村教育緊跟城市走，大多以城里學生需要為參照系，簡單套用城市的一套。但這樣做的效果很差，農村學校應該形成一套自己的教學辦法和體系，比如充分發揮學生的吃苦耐勞，教師的樸直、敬業，以及整個農村多年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等等。為了盡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重慶還堅持將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貧困地區和經濟困難群體傾斜，解決城鄉之間、區縣之間、學校之間辦學水平不均衡的問題。
5.5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財政合理分擔的投入機制
可以采取重構義務教育財政投入的分擔模式的辦法，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加大政府分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因為農村義務教育是農村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提供這一公共產品應當是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有必要從財權和事權相統一的角度考慮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改革問題，需要明確政府的投入責任，按責任多少的原則安排轉移支付給縣政府。因為農村教育不是一種地方性質的公共產品，其受益者不僅是那些上學的孩子，整個國家也會因公民素質提高而受益。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句話一點也不錯。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義務教育，特別是人口占了全球1/5的中國，而且又是針對農村義務教育，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情，它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相信通過政府對這些政策的貫徹推行，會使農村義務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基本解決，但要徹底解決還需要政府持續不斷的關注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以及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也還需要全社會以及從事農村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這些政策，措施等在農村義務教育中實施展開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不管怎樣，相信通過幾代人的共同的努力，農村義務教育問題最終會得到圓滿的解決。
【摘要】老年人口隊伍的急劇增大將會造成社會保障養老財政支出負擔的加劇,不僅有可能使養老保險基金的供給陷入危機,也會因此增加年輕一代的養老負擔,并進一步阻礙中國社會全面改革的進程。老齡化趨勢使中國的養老保險體制正處在一個舊制度變革與新制度選擇的關鍵期。
【關鍵詞】養老保險企業職工
一、我國養老保險的發展現狀
20世紀80年代實行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試點開始進行改革探索,90年代改革全面展開并不斷深化,建立了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基金籌集模式,確定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模式,統一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社會統籌部分采取現收現付模式,均衡單位負擔;個人賬戶部分采取積累模式,體現個人責任,全部由個人繳費形成。
養老保險基金主要由企業和職工繳費形成,企業繳費比例一般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費比例為8%,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財政每年對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給予養老保險資金補助。2007年中央財政給予養老保險資金補助873億元、地方財政補助260億元。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標準為當地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0%,其中8%記入個人賬戶。
從長遠看,基本養老保險應當實行全國統籌,但是,在目前的財稅體制下,實行全國統籌難度比較大。因此,統籌層次比較低,2007年底,全國共有17個省市實現了省級統籌,能夠在全省統一調度使用養老保險基金,其他地方仍在實行縣市級統籌。
統籌層次不高,難以發揮社會保險的互濟和調劑功能,不利于提高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而且轉移接續困難,影響了勞動者參保的積極性,有的地方允許退還外來務工人員所繳的個人賬戶部分養老基金,形成“退保潮”,使養老保險制度名存實亡。
二、近年來養老保險中出現的問題
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險制度還面臨著許多問題,表現在如下方面:人口老齡化的壓力日益加劇,人口老齡化對于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構成了越來越重的壓力。我國在工業化中期的起始階段、經濟建設資金需求集中的情況下便進入老齡化,使資源配置陷入困境。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部分平衡方式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到來時,會造成資金需求的積聚增長,社會負擔加重,對國家財政的穩定非常不利。養老保險覆蓋范圍明顯過窄,社會保險的基本定律之一是大致法則,只有當覆蓋范圍最大時才會最強,目前,就全國而言,除國有,集體企業基本覆蓋外,還有部分事業單位,外資企業大多數私營企業以及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尚游離在養老保險范圍外,還有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至今沒有納入社會養老保險范疇,占全國總人口80%的農村人口的老年保障問題也尚未解決,這一問題不解決,社會保障關于權利保障、普遍性、平等性等基本原則就沒落實,部分公民仍未享有相應的養老保險權益。
三、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
1.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須進一步擴大。在新制度實施以后,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雖然從國有企業擴大到了非國有企業,參加保險的人數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全國范圍來看,養老保險在非國有企業,尤其是非公有企業中覆蓋范圍仍然比較小。以全國養老保險搞得比較好的北京為例,1998年底,非國有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僅為30%。其他地區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者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更低,甚至不到10%。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國有企業乃至一部分城鎮集體企業的就業人數減少,參加企業養老保險的人數由1997年的8671萬人下降為1998年底的8475.8萬人,而同期參加社會統籌的離退休人員則由2533.4上升為2727.3萬人。養老保險金支出的增加,需要有更多的人參加養老保險,才能籌集到比較充足的養老保險基金。在經濟成分多元化,非公有企業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養老保險覆蓋面過小,將制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因此,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應當把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及城鎮小集體企業職工逐步納入基本養老保險中來。
2.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層次須不斷提高。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層次對于基金的共濟性和抵御基金風險功能的影響,我們用以下事例來說明:在1998年《國務院關于實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和行業統籌移交地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之前,在湖北省內,武漢市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達26%,但籌集到的養老基金仍然不夠支付,而其他城市繳費率僅為16%,但是用不完,還有大量養老基金滾存積累。如果實行省級統籌,在一個省內,基金的共濟功能就能夠得到有效發揮。
3.統一制度規定的繳費比例偏低。1997年頒布的“決定”規定,企業繳費不得超過工資總額的20%,其中3%轉入個人帳戶,個人繳費為個人工資的8%,這就是說,工資總額的17%用于社會統籌,即支付上一代人的養老,11%用于在職職工的個人帳戶積累,兩項合計為工資總額的28%。在實行統一制度之前的1996年,養老費用的實際支出達到了工資總額的23.58%,假設在統一制度實施以后,養老金支出維持在1996年23.58%的水平,那么個人積累無論如何不能達到11%。許多地區由于養老金支付比例高而出現了個人帳戶帳面余額高于實際積累的空帳現象。有人提出解決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非財政途徑,即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提高養老保險費的收繳率,提高統籌層次以緩解國有企業集中、退休人員多、養老保險金支付困難的情況。
4.建立多元化的養老保障制度。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是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補充,在有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的企業,退休人員由于能夠從國家和企業兩方面獲得養老待遇而保持與在職期間基本相同的經濟地位,而沒有被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的就業群體,在有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情況下,也能獲得一定保障。但是,補充養老基金的經辦機構沒有規定。學者們認為,建立統一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具體經辦機構應由企業自主選擇,合理的做法是,商業化經營并形成競爭機制。
參考文獻:
[1]鄭功成等.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85.
[2]鄭功成.從企業保障到社會保障.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33.
(一)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財政民生支出，即財政支出用于民生領域的開支。雖然對于民生支出沒有統一的界定，但是根據基本公共服務的界定，財政民生支出的內容主要包括: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支出。從理論上說，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可以描述為:政府財政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費之間是互補關系，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即政府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居民消費的同方向增加，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提振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增加收入方面，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支出通過提高居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個人獲得持久收入的能力，從而增加居民的消費能力。而社會保障支出類民生支出則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其減少消費預算約束，增加當期消費;其次，在減少支出方面，政府民生支出可以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民生類公共服務的供給，減少居民未來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改善居民消費環境，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
(二)近年來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情況由于財政支出的統計口徑在06－07年前后的變化較大，因此選取了2007－2012年湖南省分項財政民生支出的數據。在湖南省五項財政民生支出中，占比最高的是教育支出，其次是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環境保護支出。總體上來看，五項支出的比例比較穩定，近年來沒有特別大的波動，民生投入增加比較明顯的是醫療衛生支出，由2007年的4．36%顯著提高到了2011年的7．29%。
(三)近十年來湖南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1．居民消費水平逐步提高，但速度較慢2012年全省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14609元和5870元，比1992年增加12503元和5144元。但湖南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的年均增長都低于人均GDP年均增速。2．居民消費率和消費貢獻率雙雙持續走低最終消費是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組成1992年湖南居民消費占到最終消費的90%，2000年下降到78%，之后下降趨勢不變，2012年居民消費占76．4%。居民消費占比逐年下降。同期政府消費占比逐年提高。湖南省的經濟增長模式基本屬于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雙驅動型。2000年以前湖南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消費，平均消費率達到70%以上。2000年以后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基礎設施和擴大再生產的需求不斷加大，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顯現。2000－2012年湖南投資率連續13年攀升，從2000年29．5%的提高到2012年的56．4%，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從2000年23．1%上升到2012年62．7%;消費率則從2000年69．6%下降為2012年的45．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0年68．7%下降為2012年39．8%。
二、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與城鄉居民消費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1．指標選取(1)因變量(Y):Y1表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Y2表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2)自變量(G)為人均財政民生支出。由于財政民生支出的項目較多，選取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占比排在前三位的項目進行分析，包括:人均教育支出(G1);人均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G2);人均醫療衛生支出(G3)(3)控制變量(I):I1表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2表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數據來源選用的變量: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財政民生支出(含人均教育、人均社會保障和就業、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數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數據均來源于《湖南統計年鑒》(1992－2012年度)。
(二)模型構建與計量分析1．平穩性檢驗本文將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然后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被分析序列的平穩性，即是否存在單位根及其個數。對滯后階數的確定主要依據AIC、SC準則，由Eviews軟件自動選擇。ADF單位根檢驗的具體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各序列的一階差分均為單整，符合協整條件。2．協整檢驗對于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只有存在協整關系時，變量之間才會有穩定對應的函數關系。常用的協整檢驗方法有恩格爾———格蘭杰兩步法(AGE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logy1)與人均財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變量(lo-gi1、logi2)之間的協整檢驗關系見表3，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logy1)與人均財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變量(logi1、logi2)之間的協整檢驗關系見表4。由表3、表4可知，logy1、logy2分別與logg1、logg2、logg3以及logi1、logi2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4個協整關系。3．回歸結果運用OLS方法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分別與人均財政民生支出與控制變量的關系，進行回歸，得到表5、表6。
三、結論與建議
以上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的消費的影響效果在城鎮和農村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針對城鎮地區:第一，財政社會保障和醫療投入對促進消費均有積極的效果，這表明，城鎮地區財政對社會保障和醫療的投入，讓居民省下了用于養老、就業、醫療等的開支，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讓居民減少了后顧之憂，增加了消費;第二，財政教育投入沒有提振城鎮居民消費，對居民消費有一定的“擠出效應”。針對農村地區:第一，財政社會保障投入對居民消費提振有較為積極的效果，這表明，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如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支出的增加，解決了農村居民的后顧之憂，節省了用于這些項目的開支，切實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第二，財政醫療衛生投入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未能提振居民消費。原因可能是城鎮居民對疾病認識程度更高，即便是小的發燒感冒也會去尋求醫療服務，減少健康損失，而在農村地區情況則完全不同，醫療支出費用占據了農民可支配收入的較大比例，農民內心抵觸患病就醫，無論如何都盡可能降低醫療費用支出，因此，即使政府加大對醫療衛生的投入，農民也不會認為他們省下了醫療的開支，從而增加消費;第三，與城鎮一樣，財政教育投入在農村依然沒有提振城鎮居民消費，對居民消費有一定的“擠出效應”。
論文關鍵詞：新疆，轉移支付，財政支出，灰色關聯分析
1 引言
國外關于轉移支付與財政支出關系的研究并不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唐尼索恩（Donnithorne，1973）[1]認為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的財政分權擴大了省際間人均財政收入的差異，原因在于當各個省份獲得更大財政自主權的同時，富裕省份的上解減少直接降低了對貧窮省份的轉移支付規模；拉迪（Lardy，1975）[2]則認為依賴于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省份會比其他省份更傾向于增加在社會服務和投資方面的支出；瑪（Ma，1997）[3]研究發現，1983～1991 年間由于省級政府的稅收流失削弱了財政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同樣也導致地區間轉移支付數量的下降；雷塞（Raiser，1998）[4]認為轉移支付加劇了地區間的差異，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對轉移支付的分配是基于政治目的而非出于公平性考慮；奈特和李（Knight and Li，1999）[5]通過檢驗1983～1991 年間的省級預算，得出凈轉移支付會加劇地方財政支出波動的結論；拜赫勒（Bahl，1999）[6]的研究結論也顯示轉移支付支出的均等化效應在1990～1995 年間下降了。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更少，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朱云歡(2008) [7]，她利用面板數據對轉移支付對各省份財政支出波動的平滑效應進行檢驗，研究表明，我國凈轉移支付能夠減少各省份80 %左右的財政收入沖擊，各省份對預算的緊控有利于轉移支付平滑機制的發揮，市場化改革和財政分權均弱化了轉移支付的平滑功能，同時本科畢業論文格式，東部省份比中西部省份的收入沖擊更容易受到凈轉移支付的影響，尤其是在分稅制改革以后，考慮到財政支出平滑的地區差異，中央政府應盡可能采取與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相匹配的均等化的轉移支付形式。這些研究多將全國各省級地方視為一個集合進行研究，而針對單個地方財政支出受中央轉移支付影響的研究尚不多見。
從本文的研究內容及研究對象考慮，把轉移支付僅定義為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補助或者撥款，主要是分析改革開放后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的相互關系，其目的在于：一是通過對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兩者關系的研究，深化對相關問題的認識；二是總結和評價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轉移支付在支持新疆地方財力、協助新疆發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三是對將要實施的對口援疆工作有一定的啟發性。全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改革開放后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的數量關系；第三部分對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進行灰色關聯分析；第四部分給出本文的結論。
2 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的數量關系
為了研究的更加深入，本文根據已有研究的規范性（Devarajan,Swaroop,andZou,1996[8]; Kneller,Bleaney,and Gemmell,1998[9]），將各項財政支出劃分為生產性財政支出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兩大類。[②]基礎數據來源于《新疆五十年》、2008年和2009年的新疆財政年鑒以及2006~2009年新疆統計年鑒，包含了改革開放以來生產性財政支出、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和中央轉移支付的歷年數據。[③]
首先，從總量角度來考察我們會發現下面幾個特點。一是從歷年數據對比上來看，1978年中央轉移支付的量要大于非生產性財政支出，但是小于生產性財政支出；從1979年到1987年，中央轉移支付的數額即大于生產性財政支出又大于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的量；而從1988年往后一直到2008年，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的數額是最大的，其次是中央轉移支付，最后是生產性財政支出。如果我們用E0代表中央轉移支付序列，用E1代表生產性財政支出序列，再用E2代表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序列，我們會發現下面一個規律：E1>E0>E2(1978)；E0>E1>E2(1979,1980)；E0>E2>E1(1981～1987)；E2>E0>E1(1988～2008)，可見三者在數量上經歷了一個交替上升的過程，從中能夠折射出新疆的發展歷程以及人們對三者認識的改變中國學術期刊網。1955年新疆自治區正式成立伊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非常薄弱的，最急需的就是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兩個方面都屬于生產性財政支出的范疇。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國家的重視以及新疆在資源等方面先天的條件，新疆經濟進入加速發展階段。但是由于工業發展仍然相對滯后，收稅體系也很不健全，所以收稅得不到保障，財政虧空非常大。出于對新疆地區發展的關注以及財政均等化的考慮，中央逐漸加大了對新疆轉移支付的力度，使其發展能夠得到有力的支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新疆先后經歷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2000年西部大開發戰略兩項重大決策的實施，新疆無論是在經濟基礎方面還是在收稅體制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新疆的財政不需要完全依仗于中央轉移支付的幫助，同時，新疆財政支出也慢慢向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方面傾斜，尤其是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政府職能悄然發生著改變，向服務性政府靠攏，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從中反應出人們對事物認識的改變。其次本科畢業論文格式，考察一下中央轉移支付占新疆財政支出比例變化情況。中央財政補助占新疆財政支出的比例波動是比較頻繁的，但比例一直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平均比例達到了61.7%。可見，如果中央轉移支付最終全部轉化為支出的話，新疆財政支出有一半以上的比例來自中央轉移支付。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后，兩者的比例有一個直線上升期，說明在這個階段中央轉移支付的力度明顯加強。從歷年的情況來看，變化趨勢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上升，最高達到84.3%，最低也有41.5%。隨著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和新疆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將有一系列的利疆政策出臺，可以預見今后幾年甚至十幾年新疆將會迎來中央轉移支付的另一個高峰期。中央轉移支付和新疆財政支出的歷年數值和比例關系見圖1。
圖1 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
3 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的灰色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的研究方法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的緊密性，曲線越近，相應序列間的關聯度就越大，反之越小，對樣本量的多少和樣本規律性沒有特殊要求[10]。因此，本文決定運用灰色關聯的方法對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的關系進行研究。具體數值見表1。
表1 新疆財政支出及中央轉移支付量 （單位：億元）
年份
中央轉移支付（E0）
生產性財政支出(E1)
非生產財政支出(E2)
年份
中央轉移支付（E0）
生產性財政支出(E1)
非生產財政支出(E2)
1978
9.655
10.449
6.568
1994
29.530
17.218
53.878
1979
10.456
9.734
7.260
1995
52.257
22.437
73.965
1980
11.490
9.131
7.085
1996
59.069
26.740
88.149
1981
12.499
6.302
8.519
1997
68.378
27.410
99.412
1982
12.519
5.776
9.163
1998
80.118
32.345
115.034
1983
13.632
7.561
11.051
1999
95.770
39.563
129.552
1984
15.595
9.458
13.870
2000
119.347
45.479
159.974
1985
20.739
10.260
18.343
2001
189.071
71.329
210.485
1986
24.109
11.161
23.954
2002
217.946
116.684
268.043
1987
25.749
11.383
22.305
2003
237.780
99.631
295.170
1988
23.924
11.774
27.136
2004
282.713
112.664
346.683
1989
23.909
12.397
29.305
2005
343.510
138.480
380.538
1990
24.364
13.026
34.595
2006
470.143
157.643
520.829
1991
24.495
14.096
36.244
2007
509.430
246.372
548.782
1992
29.891
15.293
40.800
2008
685.690
326.269
733.095
1993
29.816
16.729
47.982
得灰色絕對關聯度： ；
根據灰色絕對關聯度的計算結果分析可知：中央轉移支付與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的變化趨勢是非常接近，灰色絕對關聯度達到了0.91，意味著隨著非生產性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中央轉移支付的強大也在明顯的加大。相比較而言，生產性財政支出序列與中央轉移支付序列的灰色絕對關聯度只有0.6883，變化趨勢相近沒有那么明顯，但仍然可以說生產性財政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央轉移支付量的增加。
3.2 灰色相對關聯度
灰色相對關聯度考察的是序列E0與Ei相對于始點的變化速率之間的聯系，E0與Ei的變化速率越接近，灰色相對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中國學術期刊網。
先求出各序列的初像值，由
得：
則的始點零化像為：
計算得：
由
得：；；
又由：
得： ；
再由：
得灰色相對關聯度： ；
從灰色相對關聯度的計算結果來看，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和生產性財政支出與中央轉移支付相對于始點的變化速率都是相近的，其中非生產性財政支出與中央轉移支付的變化速率更接近一些，這說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財政支出規模的加速擴張，中央為了更好的支持新疆地區的發展和為了實現財力均等化的目標，中央轉移支付的力度也隨之不斷加強，再次證明了新疆財政支出和中央轉移支付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3.3 灰色綜合關聯度
灰色綜合關聯度既可以體現序列E0與Ei的相似程度，又可以反映出序列列E0與Ei相對于始點的變化速率的相似程度，是較為全面的表征序列間聯系是否緊密的衡量指標。
由
得灰色綜合關聯度：；
通過觀察灰色綜合關聯度發現：δ2＞δ1，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非生產性財政支出需要而引發的中央轉移支付增加的量大于生產性財政支出所引發的量本科畢業論文格式，換句話說，新疆更傾向于將每年增加的中央轉移支付更多的用于增加非生產性財政支出上，用在生產性財政支出上的相對較少。
4 結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央轉移支付和新疆財政支出無論是總量還是支出結構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折射出時代的進步和人們意識形態的改變。在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基礎設施非常匱乏的年代，生產性財政支出成為新疆財政工作的首選。但是隨著稅收體制以及經濟結構等問題越發突出，新疆財政缺口越來越大，阻礙了新疆地區的發展，基于此中央審時度勢加大對新疆轉移支付力度，努力確保財政均衡，全力保障新疆地區平穩健康發展。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改革開放越加深化，分稅制改革完善了新疆的稅收體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則大力推動過了新疆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新疆的財力大為改善，財政支出也傾向于教育科技等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減小對經濟的直接干預。通過灰色關聯分析發現，無論是生產性財政支出還是非生產性財政支出都可以有效的誘發中央轉移支付的增加，但是兩者相比較而言由于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所引起的中央轉移支付增加的量大于生產性財政支出所引發的量，也可以這樣理解，現階段中央轉移支付主要是滿足新疆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的需要。既然現行中央轉移支付主要用于新疆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我們可以通過加大其中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從而加強中央對新疆的直接干預力度，實現中央對新疆的一系列目標。當然，中央轉移支付與新疆財政支出的關系遠沒有我們想的那么簡單，很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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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地方財政支出； 績效評價； 因子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 F81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17-0086-04
一、引言
“十三五”是實現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財政支出剛性增長壓力要求各級地方財政必須進一步探索如何提高財政支出績效水平，保證財政資金的運用既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又能符合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促進地方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又好又快地發展[1]。財政支出績效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健全的績效評價，為衡量財政支出的效率、財政資金運用是否合理，客觀上需要構建一套系統、科學、符合地方實際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2]。
遼寧省2014年財政支出總額5 925.20億元，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規模有所擴大卻仍顯薄弱。同時，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建設支出所占比重過大，社會文教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相對不足，未能有效滿足人民的需要。部分財政支出項目存在不同程度的立項不合理、執行進度慢，資金到位率低、使用不規范等問題，未完成產出計劃，未取得預期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為改善遼寧省財政支出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支出績效不高的現狀，亟須建立一套符合該省財政支出實際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以加強績效評價[3]。
二、遼寧省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結合遼寧省財政支出現狀，根據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相結合、系統性與目的性相結合、全面性與代表性相結合、導向性與實用性相結合的指標體系構建原則，以評價目標為基礎，從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居民生活、教育科技、生態環境五個維度構建適合遼寧省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4]。
（一）經濟發展指標
經濟發展指標反映遼寧省財政支出的資源配置績效。財政資源配置合理將伴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單位財政支出的GDP產出增加[5]。因此，可以選取財政支出總額與年平均人口的比值，以人均消耗反映財政支出規模；選取一定時期內財政收入、GDP增長速度與這一時期財政支出增長速度之比，反映財政支出創造收入與財政支出之比、GDP的能力；選取一定時期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投資額與本期財政支出總量之比，反映財政支出拉動社會投資的能力；選取第三產業比重反映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的優化能力。
（二）社會保障指標
提供社會保障，保障人民生活穩定，維持一定的就業率，提供良好的醫療設施是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構成。因此，選取設置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財政支出、醫療衛生支出/財政支出，反映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是否合理；設置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就業增長率/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增長率、衛生機構人員數、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分別反映財政支出在社會保障、就業、醫療方面的績效水平。
（三）居民生活指標
地方政府和財政的職責之一是為居民提供公共品與服務，保證人民生活逐步提高。故選取城鄉社區事務支出/財政支出、交通運輸支出/財政支出，反映城鄉社區事務支出、交通運輸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否合理；用水普及率、燃氣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積，從效益維度評估財政支出為居民提供基礎公共品和服務的能力；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支出、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反映財政支出是否能夠逐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四）教育科技指標
選取教育支出/財政支出、科學技術支出/財政支出兩個指標，分別反映財政支出在教育、科學發展方面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教職工人數、從事科技活動人數/從業人數，分別反映教育支出、科學技術支出績效水平。遼寧省各地市基礎教育的普及率相對較高，各地區差別很小，故選取“高等學校在校生數”反映該省教育水平。
（五）生態環境指標
切實保護生態環境資源，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友好協調發展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選取環境保護支出/財政支出反映教環境保護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否合理；工業廢氣排放處理設備數、廢水排放處理設備數、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一般工業固體廢物處置量反映財政支出是否有效改善生態環境。
綜上，本文構建的遼寧省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
以上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居民生活、教育科技、生態環境5個類別，33個具體指標。這些指標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財政支出是否能夠促進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均衡發展、是否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切實需求，體現出財政支出績效水平的高低。
三、基于因子分析法實證研究
在地方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中運用因子分析法可以解決指標權重的設置問題，排除主觀因素，更客觀、快速[6]。本文以遼寧省為例，通過對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居民生活、教育科技、生態環境指標分類簡化抽取公共因子，計算出各績效因子的得分，進而對各地市財政支出在這五個維度的績效進行評價排名，利用評價得分，再進行一次因子分析，即可得出遼寧省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這樣既能對總體財政支出績效進行評價，又能反映各地市財政支出在結構上的不足，節約績效評價成本。
（一）數據來源和處理
財政支出績效指標的原始數據節選自遼寧省統計信息網、各市政府財政部門網站、《遼寧省統計年鑒》《遼寧省各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運用Excel軟件對原始指標數據進行初始加工整理，為消除指標量綱和量級差別造成的不可比性，運用SPSS 17.0軟件對原始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二）KMO值和Bartlett's球形檢驗
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的論述，KMO的取值一般要求大于0.5。Bartlett's球形檢驗的零假設概率值以0.05為標準，一般要求小于0.05。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居民生活、教育科技、生態環境績效指標檢驗的KMO值分別為0.513、0.732、0.537、0.590、0.573，Bartlett's球形檢驗的零假設概率值分別是0.004、0.000、0.006、0.000、0.042，均適合做因子分析。本文以綜合五個方面的最后一次因子分析為例，說明基于因子分析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過程。表2為最后一次因子分析KMO和Bartlett's球形檢驗結果。
由表2可以看出，KMO的檢驗值為0.760，大于0.5，Bartlett's球形檢驗Sig.=0.000，小于0.05，表明檢測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三）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轉
研究選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獲得因子分析的初始解，選用方差最大旋轉的方法進行因子旋轉，具體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通過主成分分析法一共提出了2個公共因子，且累計貢獻率達到83.979%。也就是由這2個公共因子能夠反映績效指標83.979%的信息量，所以提取這2個公因子是合理的。通過最大旋轉法作因子旋轉可提高因子載荷，得到因子載荷矩陣。績效評價不涉及因子命名，故不再詳述。
（四）因子得分和績效排名
運用回歸法計算因子的得分情況，得到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見表4。
通過因子得分矩陣可求得各公共因子的得分F1、F2，然后把這2個主成分的得分值分別代入，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加權求和，即可計算出遼寧省14個地市財政支出績效的綜合得分及排名，如表5。
由表5可以看出遼寧省14個地市的財政支出績效綜合排名，基本上符合該省的實際情況。其中，地市綜合得分大于0表明財政支出績效水平處于遼寧省中上等，小于0則說明績效相對不高。為了更直觀地反映各市財政支出績效水平，本文將因子分析計算得出的綜合得分轉化為百分制下的得分，轉化公式為：百分制下得分=（綜合得分/2）×50+50。
由表6可知，沈陽市政府財政支出績效百分制得分為92.75，在遼寧省排名居榜首，表現出該市政府統籌財政資金、合理安排財政支出、不斷提高績效的綜合能力和水平。大連、鞍山、本溪經綜合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表明這些地市財政支出績效顯著。除了以上這4個地市之外，其余城市財政支出績效水平相對較低。綜合排名第二的大連財政支出績效百分制得分為84.75，排名第三的鞍山得分為57.75，排名相差較小的地市績效得分之間尚且存在較大的差距，表明遼寧省各地市政府財政支出績效水平發展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
將遼寧省各地市財政支出績效百分制得分繪制成雷達圖，更直觀地對比和分析（圖1）。由圖1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居民生活、生態環境三個板塊較為靠近雷達圖的中心，說明這三個方面是遼寧省財政支出績效的短板，相比于社會保障、教育科技的效益而言處于較低的水平，表明財政支出未能統籌發展，而且各地市各項財政支出績效水平也存在著不均衡現象。例如，盤錦經濟發展板塊距離雷達圖中心較遠，生態環境則距離中心較近，表明盤錦政府財政支出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卻沒有維持良好的生態環境。相反，朝陽政府財政支出各方面績效水平都相對落后，但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居全省第四，這表明遼寧省各地市政府財政支出在各個績效子系統之間發展的不協調性。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遼寧省為例，從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居民生活、教育科技、生態環境五個維度構建了地方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因子分析法進行實證研究，克服了指標權重設置不合理的局限性，使研究結論更客觀、準確。研究發現沈陽市財政支出績效高于其他地市，且各地市績效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財政支出未能較好地統籌規劃，在經濟發展、居民生活、生態環境方面未能取得良好效益；各地市各項財政支出績效水平未能協調發展，均存在短缺與不足的模塊。通過對遼寧省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實證研究，剖析出財政支出在各地市之間、各個績效方面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性，為地方財政支出績效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基于上述研究，為改善財政支出現狀，提高績效，提出如下建議：第一，我國各地方政府應轉變財政模式，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過程中，把壓縮的支出的一定比例用于民生、生態建設領域；第二，合理安排財政支出在城鄉區域之間的比例，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差距，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第三，根據自身不足有計劃地優化一些重點支出結構，增強財政投入的實效性，逐步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與效益。總之，建立符合地方實際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以此為基礎進行績效評價，從中發現財政支出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是改進財政支出績效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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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對地方政府平臺公司信用風險的關注，相關部門陸續出臺了政策，要求對相關風險進行管理。本文從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財政分權等方面闡述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信用風險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控制相關風險的思路。
目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的整體規模已經對宏觀經濟的平穩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以占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債務比例最大的銀行貸款為例，根據全國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清查的初步結果，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其中大部分債務的信用質量需要關注，反映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信用風險的嚴重性。根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課題組”的預計，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在2010年末或將升至9～10萬億元，到2011年末則將達到11萬億元的規模（見財經網）。隨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規模繼續攀升，其償債壓力將不斷增大，整體信用水平可能繼續降低，違約風險不斷上升。
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形成及現狀
1995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人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在相關規定的約束下，中國地方政府并無直接發行債券的權力，融資渠道受限。在地方政府融資需求增加的情況下，財政部自1998年以來通過國債轉貸地方以及代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的方式為地方政府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成立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不足提供了很好的融資渠道。
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09]92號），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隨后，各地方政府紛紛依托原先的城司設立以綜合性控股投資公司、城建、運輸等基礎設施開發的投資公司以及土地開發整理的投資公司等為基礎的政府融資平臺公司。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數量的快速增加，債務規模井噴式的爆發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務壓力陡然增加。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原先財政實力以及信用水平相對較弱的縣級、區級融資平臺公司也開始活躍于融資的各個領域。
表1：2005～2009年全國財政支出情況統計全國財政支出中央財政支出地方財政支出地方財政支出占比
20053393028877597251543174.14%
20064042273999140304313375.28%
200749781351144206383392977.02%
200862592661334417492484978.68%
200976299931525579610441480.01%
注：（1）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均為本級收入；（2）上表數字不包括國內外債務收入；（3）資料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信用風險的成因分析
（一）財政支出的軟約束性造成了地方政府融資沖動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信用風險增大的主要原因
一般認為，1994年的財政分權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自，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權與相應的事權不對等，進而帶來了地方政府的融資沖動并增大了相應的信用風險。但從中國政府間的財政支出結構看，近年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三。這說明，大部分財政資源是由地方政府使用的，因此并不能簡單地認為地方政府的財權與支出事權不相匹配的結論。
導致地方政府債務不斷擴張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軟約束性。這種軟約束性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監督機制不完善有著密切的關系。
1.中央政府的考核機制決定了地方政府熱衷于擴大投資，推動經濟規模增加。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充當著中央政府人的角色，主要中央政府完成公共產品的供給以及發展地方經濟等，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也集中于經濟規模增長等較為單一的指標上。
2.監督的缺失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利用效率不高，同時也導致了對財政支出的約束力很弱。相比于發達國家，中國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上還有很大的差距，對地方政府信用水平的考量均難以完成，相關監督機制很難發揮作用。由于有效監督的缺失，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普遍扭曲，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并沒有對基本公共產品的提供引起足夠的重視。
由于中國的財政支出具有軟約束性，盡管全國財政收入近年來持續增長，近5年的復合增長率達到了21.30%，但中國財政每年依然有一定程度的財政赤字。財政支出的軟約束成為政府債務規模擴張、信用風險增大的主要因素，與此相對應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風險水平也未能從根本上受到制約。
（二）財政分權不充分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扭曲、財政資源使用效率不高，進而增大了地方政府融資需求，提高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信用風險水平
財政支出結構扭曲，資源錯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財政分權并不充分，影響了公共產品的供給，同時帶來了融資需求的增加。關于財政分權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學派的哈耶克認為，地方政府較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因此能夠做出更好的決策（錢穎一，Weingast，1997）。
（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依賴地方政府信用，進行高負債經營，增加了相應的信用風險
一般認為，只要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務有地方政府提供信用保障，則相關債務的信用將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地方政府信用。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隨著地方政府承擔的顯性債務或隱性債務規模的上升，地方政府對融資平臺公司的支撐作用將會削弱，單個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務獲得地方政府信用支持的保障水平也隨之降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增信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高負債經營。本文統計了可獲得數據的107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2009年發行的企業債券（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其中有72家（占2/3）債券發行主體的資產負債率達到或超過了50%。
一般認為，信用級別較高的政府對其所屬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務保障程度較高。但實際上，政府間的信用水平差異并未表現出來，主要是因為信用水平越高的政府（一般對應于較高的政府層級）其所屬融資平臺公司經營的杠桿倍數更高，政府間的信用差異被融資平臺公司不同的債務水平所抵消。
（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資產結構有待優化，整體風險相對集中，而銀行貸款政策的收緊將進一步影響融資平臺公司的信用水平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盈利資產普遍集中在土地儲備、污水處理等資產上，盈利資產單一。土地使用權轉讓成為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盈利的重要來源。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高達1.43萬億元，同比增長43.3%，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獲得的轉讓收入可能更多，這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盈利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房地產市場景氣程度的影響。
資產盈利質量不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往往將一些盈利能力不高或不能產生盈利的資產注入所屬融資平臺公司以便壯大后者資產規模，這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盈利資產結構單調，風險分散程度不高，抗周期波動的能力不強。此外，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普遍存在著通過土地抵押進行銀行融資的現象，這使得銀行分擔了土地價格變動的市場風險。隨著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控制程度的加強，一些融資平臺公司的信用風險可能會凸顯。
三、從地方財政的角度入手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信用風險
1.沿著財政分權的思路，明確地方政府的事權，賦予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自有利于解決財政資源錯配，糾正財政支出結構扭曲的局面。對于政府事權，地方政府應著重于地方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公益性投資項目上；中央政府應投資于長周期、大型、跨區域、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賈康，2005），同時兼顧各地區的財政平衡。文政（2008）認為，從行政區域分布的角度可將政府事權劃分為中央事權、純地方事權以及中央與地方混合型事權，將橫跨多個行政區域的政府事權劃分為中央與地方混合型事權，通過中央政府的介入以協調多個地方政府的投資和收益分配。
各級政府的事權應大體上與其財權相對應，適當放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自，增加地方政府穩定收入來源的稅種，保證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穩定性。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主要側重于平衡地區間的財政實力，保證重點項目的實施，從而緩解地方政府一味擴大預算外收入的沖動，減輕與中央政府在財政收入分配上的博弈程度，從而提供財政資源的整體利用效率，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信息方面的優勢，提高財政資源服務社會的效率。這有助于規范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防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債務規模的繼續擴大，明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定位。
2.在適當增加地方政府財政自的基礎上，完善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監督機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有助于控制地方政府債務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債務規模高速擴張的趨勢。實際上，早在2002年，江蘇、陜西、浙江、山東等省份就已經對其政府債務管理給予了高度重視，在后續的實踐中，一些政府嘗試建立債務預警指標，以反映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情況，這其中也包括了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債務指標的預警和監督。
[摘要]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高校規模的不斷擴大與財政經費相對緊張的矛盾更加突出，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為目的的高等教育預算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新被提上日程。本文分析了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的現狀，揭示了當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探討了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制度的改革思路。
[關鍵詞]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績效評價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一般以規模大小和增長速度為價值取向，忽視了投入資金的效率和效益，導致部分高校盲目擴大辦學規模而忽視了辦學質量和效益，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損失浪費現象嚴重。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經費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為主題的高等教育投入機制改革勢在必行。本文以此為契機，結合實際情況，對廣東省高校經費預算管理模式改革的路徑選擇和創新進行了探討。
一、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的現狀
(一)《廣東省省屬高校經費預算管理暫行辦法》(下文簡稱《辦法》)的實施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2004年，為調動高校擴招的積極性、擴大高校辦學自、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廣東省改革現行高校經費基數加增長的撥款方式，實行學生綜合定額加少量專項資金的新的預算管理辦法。廣東省實施高校經費預算管理的主要內容如下：
1一是按學生不同層次和專業折算的學生當量，以學校不同類型的生均定額標準核定高校正常經費：二是根據2002年高校經費生均支出水平，并考慮省級財政的承受能力，核定2004年新增的正常經費生均基準定額為6300元／生，省屬普通高校執行生均基準定額，專科學校下浮10％；三是清理歸并現有各項專款，重新設立少量專項資金，包括按中央和省有關規定設立的專項資金以及廣東省建設創新強校工程設立的學科與專業建設專項資金；四是實施范圍包括20所省直屬普通本專科學校、3所部委屬學校和5所省市共建學校。
2《辦法》實施以來，加大了高等教育的投入，為廣東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高校辦學規模和辦學質量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同時也存在以下問題：一是以辦學規模為導向，忽視辦學質量，造成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不高，績效不好。這種模式下的撥款依據是在校學生數量，生均成本實際是往年的決算數而非合理的成本。由于撥款的標準無法體現高校之間的資源利用效率與社會效益方面的差別，在校生數量多的學校獲得更多的撥款，導致高校在數量和層次結構上盲目擴張和升級，并因缺乏績效評價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滑和教育經費的浪費。二是以爭取更多撥款為導向，忽視學科和專業設置。部分高校不是以自身優勢為主，而是設法增加所謂的低成本專業。無法引導高校實現教育數量與教育質量的統一，也無法引導高校提高辦學效益。三是盲目擴大建設，資金使用效益不高。四是生均基準定額四年保持不變，忽略了通貨膨脹和辦學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高等教育投入增長有所下降。《辦法》明確規定：“在編制下一年度預算前，學校按要求準確填列有關數據，報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財政廳審核，廣東省財政廳結合財力可能并考慮學校當年的增支因素，與廣東省教育廳商量、確定下一年度的生均定額”。
(二)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存在的問題
1專門的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尚未建立。2004年，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試行方案》，并選擇“高校基本建設財政貼息貸款”項目和學科專項等進行試點。雖然財政教育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已經建立，但需要在實務工作中不斷完善。而專門的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還只處于理論探討中，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科學、規范和合理的評價體系。
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建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如何對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進行科學分類，不同學科、不同專業和學生層次的開支具有不同的特點；二是評價指標的通用性，由于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的公共性與復雜性，找到合適的指標來反映所有的項目難度較大；三是評價標準如何制定，即使同屬一省，但由于各類學校的具體情況不同，使得評價標準的合理性和可比性值得深究。
2未建立對應的績效考核和追蹤問效制度。績效考核和追蹤問效制度的缺失，使得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的編制、執行和績效評價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
目前，部分高校在預算管理上只重視爭取更多的經費和把錢花出去，而忽視了預算資金的有效性和效率性，沒有從源頭上控制沒有績效和低績效的教育投八項目。在教育投資責任上也沒有形成績效考核和追蹤問效制度，導致已經實施的高等財政教育支出績效評價流于形式。
3未形成有效的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的績效監控機制。目前，對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監督制度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如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購制度以及經濟責任審計等，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對高等教育財政支出審計或檢查的內容仍只注重于合法性和合規性審核，未轉向經濟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評價；監督工具以事后審計為主，沒有引入以事前定目標、事中監督和事后評價的效益審計。
二、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模式的改革思路
(一)建立績效預算理念，引入績效撥款機制
績效預算的核心思想是：“績效與結果相掛鉤，預算以績效為依據”，具體包括三方面：1以結果為導向。這種結果是一種社會效益，是產出的進一步延伸。例如，政府修建了一條高速公路，這條路就是產出，而這條路帶來的效益——社會綜合效益(如公眾的交通便利、企業的運輸成本減少、地方經濟的帶動等)才是結果。2以績效為依據。資源的配置必須以產生的績效即社會綜合效益為依據，績效越大，獲得的資源越多，反之則越少。而傳統預算模式下僅以產出即這條路本身為依據作為獲取財政支出甚至申報政績的籌碼。3以評價為核心。績效的確定最終依靠評價指標來衡量，如高速公路績效的衡量可以通過車流量、人流量來計量。因此，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成為績效預算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
績效預算在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的應用過程應當包括以下三個基本步驟：1績效目標設定。給每個支出項目設定若干績效目標指標，并評價指標的合理性，為確定項目撥款額以及事后評價提供依據。2績效撥款。根據確定的績效目標和成本，計算預定撥款額度，將實施環節委托給有關行政部門。3績效評價。評價績效目標達成情況，為結算提供依據，根據目標的完成程度，以增減財政支出的方式進行獎勵或懲罰。同時，分析單位未達到目標指標的原因。提出意見和建議。
從高等教育目前的情況看，對高校實
行完全的預算經費與績效指標掛鉤的績效預算制度是不現實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大部分開支相對比較穩定，而績效預算相對波動性較大，立即實行完全的績效撥款機制在實際運作中阻力較大：另一方面，對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的度量存在難度。例如經濟效益、人口素質、綜合國力等等。作為績效指標在客觀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很難兼顧，有待于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和求證。
因此，從可行性的角度來說，可以先實行部分績效撥款制度。即將總預算資金分為普通撥款和績效撥款，比例大致可以按7：3或8：2確定；普通撥款按照生均定額與學生規模的乘積獲得，績效撥款通過關鍵指標的績效評價來確定。績效好的予以獎勵，績效差的適當核減下一年度的預算經費。
(二)預算管理模式改革的路徑選擇
績效預算是世界性的財政改革潮流，是廣東省財政支出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管理模式的發展方向。從國外推行績效撥款或績效預算的過程來看，都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探討和研究，而且實踐中也正在不斷的接受檢驗。因此，廣東省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模式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循序漸進。廣東省應在實施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和績效撥款積累一定經驗的基礎上，實施績效預算模式。借鑒國外績效預算的經驗和教訓，結合目前的實際情況，廣東高等教育財政支出預算模式改革的路徑選擇應遵循以下幾個步驟。
1完善現有的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機制。目前，廣東省政府財政對高校投入實行“綜合定額+專項”的機制，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府花錢買效果”的績效觀，但是尚存在以下問題需要解決：
(1)要根據上年度生均成本和本年度在校學生規模、類型核定當年“綜合定額”，改變四年以來未變的現狀；(2)加強高校會計核算制度方面的改革，增強統計“生均培養成本”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提高其真實性和可靠性；(3)根據通貨膨脹以及廣東省財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對“綜合定額”進行調整；(4)加強對“專項”績效評價的追蹤問效和責任意識，避免績效評價流于形式。
2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政府對高等教育投人實行績效評價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的西方國家。瑞典、加拿大、英國等國家通過建立規范的績效評價制度，推行權責發生制的會計制度，全面、完整地反映預算信息和支出成本，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績效管理體系。高等教育財政支出實行績效評價制度是政府財政部門按某種規則和績效目標指標，對高等教育財政資金的撥付進行管理，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績效指標體系成為績效評價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
上海財經大學馬國賢教授認為：“績效管理”是根據財政效率原則及其方法論，形成以績效目的為主的公共支出管理制度。他將政府績效管理的基本理論體系歸結為“一觀三論”，即“‘花錢買服務、花錢買效果’的預算觀”、“公共委托理論”、“目標結果導向理論”和“為顧客服務理論”。該理論對于高等教育績效評價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成為高等教育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的理論基石。
3合理設計評價指標。績效指標指專門用于評價產出和成果的數值或特征的指標，是績效評價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它基于公共支出的價值判斷，是用于指導政府支出所“購買”的效果或結果。現有的廣東省財政教育支出評價指標體系包括四大塊：投入資金分析、財政資金利用效率、財政資金產出效益和發展潛力。這種指標體系重點是關注資金的投入，以及事后的效益分析，盡管對于財政支出效益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對于績效預算的目標來說還是不夠的，應該進行修正和完善。具體來說可以將指標體系分為投入、過程、產出和發展四部分：
(1)投入指標包括經費來源結構(財政性資金占總經費收入的比例)。
(2)過程指標包括經費使用結構(具體包括生均事業支出、人員經費占總支出的比例、教學業務費與公務費比率等)、設備與設施利用率，包括圖書資料借閱率、電子文獻下載率、實驗室開出率、儀器設備使用率等。
(3)產出指標包括教學成果產出(畢業率、獲得學位率、就業率、每百名師／生獲教學獎人數)、科研成果產出(教師平均科研成果、學生平均科研成果和應用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社會效果評價(學生對高校的滿意度、教師和行政人員對高校的滿意度、每百名學生獲獎人數)。
(4)發展指標包括基礎條件狀況(生均占地面積、生均教學用房面積、生均占有圖書資料和教學實驗設備量、專任教師數量及結構(專任教師占全體教職工比例、高級職稱占教師總人數比例、生師比))、專業教育能力(學科學位點數量、規劃課程開設率、學分完成率)及財務支持能力(發展性支出占總支出比例、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等。
從中國財政支出理論研究的傳統體系看，公共衛生支出作為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2003年以前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甚至是被忽視，因此在各種財政支出的理論專著和教科書中很難覓到關于公共衛生支出的專門論述。可以說，2003年的“非典”是一個契機，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都開始重視對公共衛生支出問題的研究。對公共衛生支出問題的研究，有利于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公共財政框架建設，有利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尤其是隨著新醫改的推進，政府重新確立了在公共衛生領域的主導責任，實現了政府職能的回歸。但是，政府如何履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責任，還仍然存在許多制度設計和技術方法層面的未解之謎，理論與認知層面的一些問題也有待于進一步深厘。
王曉潔博士對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問題關注由來已久，并且是國內較早涉及該論題的研究者之一，也一直關注并跟蹤研究該論題。本書是在她的博士論文基礎上，與時俱進研究這一問題的集成之作。品讀本書，有四個特點。
第一，本書提出了一個研究公共衛生支出問題的系統分析框架。研究任何問題，都需要把所研究的對象放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框架內，才會方便研究問題、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否則，對研究對象的分析就會陷入一種支離破碎、混亂的狀態。本書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全面、系統的研究公共衛生支出的分析框架，以后的研究就在這個框架內進行。研究框架首先分析了政府為什么要負擔公共衛生支出。其次，以此為理論基礎，提出了政府應負擔多少衛生支出，對中國公共衛生支出的規模和結構進行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基礎上，采用公平和效率標準進一步對中國的公共衛生支出問題做出判斷。最后，針對公共衛生支出存在的問題，給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
第二，注重對比法的運用，客觀還原公共衛生支出的本來面貌。本書的一個研究特色是運用大量翔實的數據，采用縱向對比法分析了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從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到2008年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采用橫向對比法分析了不同國家在公共衛生投入上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指標，從而構建了一幅清晰的公共衛生支出脈絡圖，便于讀者客觀判斷中國公共衛生支出現狀。
第三，注重實證分析，研究方法上注意推陳出新。本文采用基尼系數法對中國各省的公共衛生支出進行實證研究，在對基尼系數判定時本文認為：公共衛生支出屬于一種政府行為，目的是提高公共衛生服務水平，那么在進行公共衛生資源分配時本身就應當體現一視同仁的公正原則，所以判斷是否公平的標準就應當和收入分配的判斷標準有所區別。故該書在衡量公共衛生支出公平程度時給予了不同的含義：0.1以下為高度平均，0.1～0.2為相對平均，0.2～0.3為比較合理，0.3以上為差距偏大。采用泰爾指數對公共衛生支出地區間公平性進行了實證分析。對公共衛生支出效益的研究，采用誤差修正模型并截取了1978～2009年的數據，計量分析了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類研究在國內也屬前沿。
【關鍵詞】財政支出；績效審計；績效評價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躍發展，人們對加強政府公共資金使用情況監督的需求日益增多，傳統的財務審計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審計機關開始逐步嘗試績效審計理論的研究和試點工作，拓寬審計的業務領域。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國高校的績效審計和績效評價正處于起步發展的階段，很多高校的審計工作仍以財務收支審計為主。但是隨著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資持續增長，如何管好、用好這部分資金，促進高校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與利用，提高高校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探索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模式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的界定
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是由獨立的審計機構或審計人員，利用專門的審計技術和方法，依據一定的審計標準，對高校財政資金的來源與運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經濟活動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進行審查和判斷，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的一種專項審計行為。其中：高校財政支出的經濟性審計，主要是檢查項目在立項前是否進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論證，立項是否科學，有無虛假立項或重復立項的現象；高校財政專項資金是否完全用于指定的項目建設，有無損失浪費、截留挪用的現象；對必須實行政府采購或公開招標的項目，是否按有關規定的程序執行等。高校財政支出的效率性審計，主要是審查對比產出與資源投入的關系，通常審核高校財務管理制度是否有效，資金預算批復和資金請撥款制度是否健全；項目具體執行是否遵照相關制度；項目資金是否及時有效撥付；項目支出管理是否有效，是否合理節約等。高校財政支出的效益性審計，主要是對比資源投入后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之間的達成度，通常審查高校財政撥款項目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學校建設工程是否達到質量要求和使用標準；預期成果和實際成果的差異有多大等。
二、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的范圍
目前我國高校財政支出主要由以下幾大部分組成：辦學基本支出（人員支出和公用支出）、教學專項支出（“211工程”、“985工程”等）、科研支出、校園工程建設類支出（含大型修繕項目）。因此，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也主要針對這幾大類資金使用情況來進行。但是因為涉及范圍不同，支出使用各有側重，對他們的評價指標也有所不同。因此，針對他們的效益審計目標也有所不同。辦學基本支出，指國家投入用于學校保障其正常運轉，完成日常教學任務所發生的人員支出、獎助學金、日常教學、辦公所需運行費用等方面的支出。對這部分辦學基本支出的資金使用，績效審計以經濟性和效益性為主。一方面通過傳統的財務審計辦法重點審查資金分配和使用的情況，另一方面也要關注資金的投入與回報，如學生畢業率、學位獲得率、就業率、學校圖書利用率、電子資源下載率、優秀論文率、學生與教職工對學校的滿意度以及高校的社會形象等。教學專項支出（“211工程”、“985工程”等），指國家投入用于指定的學科建設的資金。這一范圍的績效審計以經濟性和效益性為主。主要審計范圍涉及設備采購程序、設備利用率情況、經費使用情況以及研究成果回報率等。常見的方法有通過現場抽查來審核購買的儀器設備等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通過檢查采購合同和招標結果備案書來核查項目采購是否符合規定的程序，中標單位是否符合條件；用財務審計的方法抽查經費使用是否存在擠占挪用的現象，是否做到專款專用，是否存在浪費的情況等。但是高校學科建設周期往往較長，而且學科平臺建設又通常是多學科交叉，因此對學科建設效益審計往往是穿插在學科建設過程中進行的。除了對建設過程中的資金使用，設備利用情況等進行分析評價外，還需要通過比較法和調研法，來審查評價與國內外同水平建設情況相比，被審計學科建設平臺是否有利于學校建設，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建設目標。此外，學科建設成果率的考察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校園工程建設類資金支出（含大型修繕項目），指學校用于校園基本建設、大型修繕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方面的資金。針對這類資金的使用，往往以其經濟性和效率性為主要目標。審計范圍涉及建設內容完成情況、預算執行情況、建設工期情況、交付使用設施的使用情況等。在這一領域中，還可以利用預算審計、工程結算審計和竣工決算審計的審計方法對于整個建設過程進行全過程跟蹤審計，并對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及時提出意見。
三、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評價內容
根據高校財政支出績效審計的目標，將高校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內容歸納為以下三項。
（一）高校財政支出預算編制及其執行情況審計—經濟性評價
對高校財政支出進行經濟性評價，首先，要了解學校長遠規劃和年度財務計劃的編制，由此對各項計劃目標、投資方案的經濟性、合理性、有效性進行評價、鑒定。其次，對高校財政支出預算執行過程效益進行評價。審查費用支出時，應注意單位內部經費審批是否有專人負責，各項費用支出是否根據預算安排進行，有無超計劃或計劃外開支現象；預算執行的進度是否正常，單位的一切支出是否嚴格按照國家財務制度和有關規定列支，是否貫徹勤儉節約和專款專用原則，有無鋪張浪費、任意擴大開支范圍和提高開支標準的情況。
（二）高校財政資金投資配置的審計—效率性評價
高校財政資金投資配置是指用于教育活動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和。審計高校財政資金投資配置，從宏觀上講，包含兩方面內容：（1）審計高校財政投入的外部比例，即高校財政支出在國民經濟有關指標中的比例。（2）審計高校財政投入的內部比例，即高校財政支出在不同科類、不同層次、不同教育形式、不同地區間的分配。從微觀上講，是審計高校財政支出的使用比例。諸如，教育事業費中人員經費與日常公用經費的比例；教育事業費與教育基本建設投資的比例；教育經費中基本工資、業務費、設備購置費、辦公費、修繕費、科研經費等在總經費中的使用比例等。
（三）高等教育效果的審計—效益性評價
教育效果具有間接性、長效性和潛在性，因此對高校教育成果的評價內容復雜，涵蓋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需要教育界專家的幫助和指導。績效評價一方面可以通過問卷調查、舉辦聽證會等審計方法對高校辦學水平、管理模式、科研能力、學生培養質量、知名度、社會認可度等效果指標進行審計，另一方面可以借鑒高校教學評估及高校排行榜的方法和指標。績效審計是更高層次的審計目標，是審計工作的發展方向。目前績效審計在我國尚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在高校開展財政支出績效審計，實際操作中還會面臨很多的問題，今后需要開展更深入的研究，尋求更加有效的路徑，從而促進高校加強資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更加健康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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