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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支付結算系統;金融服務;技術創新
作者簡介:何光輝,女,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楊咸月,男,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上海 200020
責任編輯:單麗莎 收稿日期:2006.10.24近來,我國ATM跨行查詢收費、中國工商銀行網銀客戶資金被盜等支付結算方面的問題在社會各界引起軒然大波。事實上,在國外,類似支付結算系統的相關問題一直是理論研究的熱點。支付結算系統包括消費者支付系統、證券結算系統和跨國間資金流結算系統等,是實現債權債務清償及資金轉移的一種金融安排,成為金融市場資金流的“管道”。世界各國支付結算系統盡管類型多樣且差異較大,但都直接關系到本國金融業乃至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與穩定,因而一直以來,國外學者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從微觀、宏觀的不同角度對支付結算系統進行研究。本文考察了這些領域問題的最新研究進展,并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相關問題的現狀進行思考。
一、消費者支付系統
消費者支付系統是構成支付結算系統的一個主體部分。與之發展有關的研究問題主要包括:銀行在共用支付系統和自身內部系統的技術創新方面的激勵;支付技術進步對銀行成本的影響;中央銀行提供支付服務如何收費;信用卡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的作用和新篩選技術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支付系統技術創新的激勵
為什么支付系統的技術應用和擴散似乎落后于其它許多領域(如手機、互聯網等),而且在不同的國家表現不同?Milne[1](1613-1630)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銀行支付屬于信息服務,在手機和互聯網等連接幾乎是實時的環境中,清算一張支票在英國仍然要花三天或三天以上的時間,在美國需要兩天或更長的時間;但在北歐等小國則只需要一天。認識和解決這一問題的經濟意義十分重大,因為支付服務是資源密集型業務,成本巨大。根據Humphrey 等人[2](17-39)的估計,美國的支付服務活動成本約占GNP的3%。APAC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做過的一項調查同樣顯示,英國銀行業提供支付服務的總成本占GNP的比例也在3%左右;在北歐等小國成本要低些。根據Gresvik和Owre的測算,2001年挪威銀行業提供支付的成本達到59億挪威克郎,約占當年挪威GDP的0.4%。
支付系統技術特別是電子支付技術的創新發展將有助于支付成本的迅速下降,然而該領域的技術進步為什么會出現滯后現象?Milne提出理論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銀行投資于支付服務項目時存在不同的激勵。共用支付服務網絡存在外部性,其費用要由系統中所有銀行分擔,因此,在對該類網絡增加投資時必須系統中的所有或多數銀行進行合作。而另一方面,為了充分利用支付帳戶的外部性,銀行具有致力于自身內部網絡投資開發的強烈動機。當選擇是否對共用網絡進行投資時,銀行自然要考慮能從中得到多大利益,答案自然是“不多”。這一理論模型的另一個貢獻是它解釋了各國間的支付系統網絡效率存在差異的原因,比如英國的系統要比北歐國家慢得多。而根據經典的微觀經濟理論,與銀行體系度高集中的小國(像北歐國家)相比,技術創新在具有競爭性銀行體系的大國應該發展的更快,但現實卻與之正好相反。
(二)支付技術進步對銀行業成本的影響
支付技術直接影響銀行經營成本,其成本效率如何衡量?銀行提供支付服務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其趨勢是:非現金支付取代現金支付;非現金支付中電子支付取代紙質支付。相應地,提供支付服務的渠道也發生變化。技術變化提高了銀行服務效率,如電子支付成本僅為紙質支付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3](159-174)在歐洲,1987年到1999年間,人均非現金支付上升了82%,其中電子交易增加了84%;銀行分支機構擁有的ATM機平均數量增加了3.25倍,與此同時,銀行運營成本下降了24%。技術變化對銀行業或其它產業的成本影響由于難以直接界定,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用時間虛擬變量來進行估計,還有的是用成本中投入因素的比例變化來體現技術進步。因而大部分研究只是進行可能的推測,只有一些分析就特定銀行服務有關的特定成本下降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4](141-176)[5](57-95)。Humphrey等[6](1631-1652)的研究則更進一步,主要貢獻在于明確區分了技術變化的具體因素對銀行成本產生的特定影響。為了衡量對總成本的影響,他們將技術變化歸納為:(1)從紙質支付到電子支付系統的變化;(2)從分支機構到ATM的變化;就這些技術變化帶來的銀行成本節約建立模型并應用歐洲12國的數據進行檢驗。他們發現技術進步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可節省320億美元或相當于GDP 0.38%的費用,并由此推測:如果銀行對所有支付均采用電子而非紙質方式進行處理,那么節省的費用可能高達GDP 的1%。為了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Humphrey等將銀行業成本與兩種服務提供渠道(ATMs和分支行)以及4種支付處理方式(支票、紙質轉帳、電子轉帳、借記/貸記卡)聯系起來,而不是利用傳統的成本函數如資產負債表中的銀行貸款和銀行存款來測算成本。
(三)中央銀行提供支付服務的費用衡量
中央銀行通常為國內存款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如何合理收費?美國1980年貨幣控制法規定,美聯儲通過12家聯邦儲備銀行向存款機構提供票據清算和電子資金劃撥等支付服務,這些商業性機構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全部費用。Barnes和Lopez[7](1687-1711)對美聯儲應該收取多少費用、使用什么方法確定費用最為合理進行了研究。一直以來,美聯儲確定支付服務費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平均股權資本成本(COE),衡量COE的基本方法是將同類銀行控股公司歸為一組,應用諸如CAPM之類的方法進行計算。然而,正如Fama和French及其它諸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用 CAPM很難準確測度股權資本成本。盡管如此,CAPM在實踐中仍然被廣泛使用,美聯儲就一直在使用該方法。Barnes和Lopez詳細地考察了在使用 CAPM時的各種不同選擇中哪種方法對美聯儲來說最為適當。這些選擇包括:哪些公開交易的銀行控股公司應該被包括在同一組合中;哪些附加因素應該加入CAPM 模型中;應該選擇哪種計量經濟學方法以及該方法應該包括公司哪些特定因素。
(四)信用卡利率粘性下降趨勢及其理論解釋
注:6個月CD、3個月國債的利率為二級市場利率;圖中陰影部分為經濟衰退期。
資料來源:轉引自Calem等:“Switching cost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the market for credit cards: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653-1685.[8](1653-1685)
信用卡市場上的利率現象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家:即使在具有數千競爭者、類似完全競爭的市場上,信用卡利率與其它金融工具利率相比似乎總是處于高位水平(見下圖)。在美國,信用卡利率雖然與整個金融市場利率表現出的下降趨勢一致,從1992年1季度末的18%穩步降至2004年4季度末的12.5%,但大大高于其它金融產品利率,從1991年起其變動趨勢具有粘性,利差則與以前趨勢一樣呈反周期變動。對于信用卡利率粘性下降趨勢有多種解釋,包括逆向選擇、搜尋成本和轉換成本等假說。Ausubel(1991)[9](50-81)提出了逆向選擇模型,認為低風險消費者總是低估未來信用卡借款額,因而對信用卡信貸利率的敏感度低于高風險的消費者,這樣,發卡機構不會競爭性地降低利率,因為降低利率只會吸引更多的高風險客戶。他認為這種敏感性的缺失導致發卡機構能夠持續賺取超額利潤,即使這個行業表面上看來是個充分競爭的行業。但這些觀點沒有得到完全認可。Berlin和 Mester發現消費者搜尋成本不足以解釋信用卡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他們發現,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搜尋成本被認為起重要作用的時期,信用卡利率分布與許多搜尋模型并不一致。Crook、[10]Kerr和Dunn運用1989年的消費者財務調查數據進行研究后并沒有發現搜尋行為與信用卡余額之間存在相關性。
二、支付系統中的新技術應用
新技術在支付系統中應用需要考慮到兩個重要問題:消費者是否愿意采用新的支付技術以及在增加其安全性的同時而不增加消費者負擔。Bauer和Hein、[11](1713-1725)Roth和Richter[12](1727-1751)等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
(一)支付系統中消費者采納新技術的可能性
銀行不同客戶采用新技術以獲得金融服務的速度為什么不同?這對銀行來說是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因為在致力于將新技術如無線通信、網絡等應用于金融服務時,應了解有多少客戶將會采用新技術服務方式是其盈利的基礎。為了研究這一問題,Bauer和Hein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采納新技術的可能性取決于消費者從新技術中獲得的效用增加、技術成本和風險貼水。他們使用1998年的SCF數據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檢驗。該項調查提供了哪些家庭使用網絡銀行、哪些家庭使用電話銀行的數據,同時還包括銀行帳戶數和人口統計量等多種其它數據。最引人關注的方面是Bauer和Hein根據消費者對與風險行為有關的一連串主觀問題的回答來確定每個消費者風險規避程度。Bauer和Hein的實證結果與模型的理論預測是一致的,他們發現消費者使用互聯網帳戶的概率與消費者所擁有較多的支票帳戶數、較低的年齡、較高的收入和較高的網絡操作熟練度顯著相關。最有意義的是消費者自我評估的風險規避程度越高,采用新技術如網上銀行的可能性越小。
(二)兼顧安全性和可用性的方案創新
ATM提供者和使用者經常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擾,即犯罪分子以欺詐方式獲得和使用個人識別碼以及盜取信用卡背面磁條信息,且其手段越來越高明,如罪犯通過隱藏的照相機等獲取個人在ATM上的密碼等。Roth 和Richter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新方案。Roth和Richter的方案其別出心裁之處在于兼顧了安全性和可用性兩個方面。Roth和Richter就其方案的安全性和可用性進行了廣泛測試,其結果證明運行非常良好。他們發現該方案的鍵入時間雖然比現行方式稍長一點,但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因而有巨大的應用前景。
三、國際背景中的支付結算系統
(一)銀行間貨幣市場的跨國支付結算流
在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的今天,跨國支付資金流動有什么規律?Rosati 和 Secola[13](1753-1782)用引力模型解釋巨大的資金支付在歐洲國家之間的流動。引力模型已經廣泛地應用于國際貿易研究文獻中,用于測度國家大小和距離對貿易流向的影響。Portes和 Rey、Portes等的研究表明引力模型解釋國際金融資產交易現象與國際貿易一樣良好。Rosati 和 Secola用此模型考察了歐洲兩個不同的銀行間歐元大額支付系統,即由歐洲中央銀行操作的TARGET系統與由歐洲銀行業協會操作的非官方EURO1系統。TARGET是全額支付系統,目前包括15個國家RTGS(實時全額結算)系統和歐洲中央銀行支付機制,聯結歐盟內部大約3500個信貸機構(超過40000個分支和附屬機構)。
Rosati 和 Secola分析了歐洲不同國家間資金支付流,檢驗了不同金融中心的影響以及一個國家的銀行體系對其它國家流動性供給可能產生的依賴。作者將歐元區域內的流動性歸為三個不同循環路徑。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循環路徑包括歐盟中的核心或最大的國家德國、法國和英國。第二個循環路徑是向小國或中等國家提供流動性的主要國家。最后一個是存在地緣或文化聯系的較小國家之間的流動性供給(如北歐循環路徑和伊伯利亞循環路徑)。除了考察資金支付如何在空間流動的引力模型外,Rosati 和 Secola還應用1999年到 2002年的日數據研究了決定支付流隨時間而變化的因素。其目的在于區別資金支付流的經濟決定因素和技術決定因素。
(二)證券結算系統的規模經濟性
證券結算系統是否存在規模經濟?不同種類、規模、地域間的結算系統潛在的成本節約是否存在差異?清算和結算成本是構成證券投資者的主要交易費用,因此清算和結算服務效率是完善證券市場功能的基礎。提供清算結算服務的機構有三類:國內中央結算機構、國際中央結算機構和托管商。Lannoo和Levin通過對證券業的國際比較發現歐盟證券結算系統的操作成本高于美國。Giovannini Group對歐盟跨國清算和結算安排進行了全面評估。Schmiedel 等[14](1783-1806)則分析了股票、有息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等證券結算的規模經濟性,提出了規模經濟是否會導致出現一個或一些全球證券結算系統的問題。Schmiedel 等認為需要研究市場所在地工業結構的供給和需求。市場微觀結構的許多文獻已經研究了需求,而他們未對結算服務的供給問題進行考察。筆者將研究股票交易規模經濟的方法應用于對結算系統的分析。
四、證券結算系統的危機擴散
證券結算系統出現重大故障特別是其主要參與方違約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正如911發生時那樣,證券結算系統癱瘓可能產生嚴重后果,因此理解類似的崩潰所產生的動態影響非常重要[15](1807-1834)。然而很少有人對證券結算系統風險進行研究,學者們(Diamond和Dybvig,1983;Rochet和Tirole,1996;Allen和Gale,2000;Diamond和Rajan,2003)關注的是銀行間市場風險擴散的問題。一家銀行破產可能引起其它銀行因失去清償力而破產,因而信用風險和清償力風險至關重要。Humphrey發現,美國CHIPS(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系統一家參與方支付失敗將引起37%的機構失敗。Angelini等、Northcott分別發現意大利、加拿大的系統風險很低或不存在風險。Upper和Worms、Furfine、Degryse和Nguyen得出類似的結論。然而,Devriese 和Mitchell認為證券結算系統風險是存在的。證券結算系統與支付系統存在兩方面差異:一個是前者既涉及到現金又涉及到有價證券;而后者只涉及到現金。這樣,從所持有現金和證券的角度看,主要參與方一旦違約就會對系統中其它成員形成沖擊。另一個是證券結算與交易之間存在時滯,這將會增加結算系統的風險,因為資產價格在這期間可能已經發生變化。一家參與方違約引起流動性不足將使其它參與方不得不變現抵押品,導致資產價格下跌,可能使得非違約參與方額外增加了流動性風險。而且,由于結算存在時滯,違約影響所持續的時間可能長于結算期,這是因為交易主體必須對他們未來交易違約影響做出預測,如果結算失敗高于交易主體的預期,則這些不準確的預測可能會導致新的結算失敗發生。
五、對中國現狀的幾點思考
(一)共用支付系統應由非盈利組織進行投資管理
金融機構的共用支付網絡系統應該由一個非盈利組織利用公共資源進行投資,這樣才能保證有足夠的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從而確保該領域的技術發展處于前沿水平。可以避免共用支付網絡由金融機構共建可能導致的投資不足和過度利用的問題。因此,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應該對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加強投資和管理,建好“數據備份中心”、“全國清算中心”等。而中國銀聯有限公司最好能夠轉變成真正的非盈利性機構。
(二)研究支付結算服務費用合理定價的標準
支付結算服務費用合理定價是中國人民銀行等非盈利機構實現“為社會提供低成本、大業務量的支付清算服務”目標的基礎。非盈利機構提供大額和小額等支付服務,在確定服務費用時應該遵循“費用承擔原則”以保證收支平衡。同樣,商業銀行對客戶的收費也要有合理標準,因此,需要研究以何種科學依據進行支付結算費用定價這一課題,盡量避免出現諸如小額支付系統試運行時由于費用問題而導致業務遲遲沒有進展、ATM跨行查詢收費等引起軒然大波之類的問題。
(三)銀行在對其內部支付技術進行投資時要考慮收益和安全性
一般來說,支付技術進步將直接降低銀行經營成本,然而我國的銀行在各自支付技術投入方面雖然不遺余力,但其投資收益并不理想,這與沒有重視其盈利基礎有直接關系,即了解什么類型的客戶和多少客戶將會采用新技術服務方式。因此,加強對消費者人群特征的研究尤為迫切,特別是還應重點向年輕消費者宣傳采用新技術的利益優勢。與此同時,如何進行兼顧安全性和可用性的技術方案創新以消除ATM、網絡銀行等安全隱患也非常重要,避免諸如中國工商銀行網銀客戶資金被盜之類的事件發生。
(四)加強信用卡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和利率研究
我國各家銀行雖然紛紛推出各種促銷手段積極擴大信用卡市場份額,但有一點是一樣的,即信用卡利率自1999年以來一直不變,目前十幾種信用卡透支利率都是日息萬分之五(合年利率18%),大大高于其它金融產品收益,盡管期間存、貸款基準利率經過了多次調整。雖然信用卡市場由于信用篩選等技術的應用正在發生制度性變化,但信息不對稱在信用卡資源配置方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如何據此研究確定信用卡利率水平將有助于信用卡市場的健康發展,即便將信用卡利率制定權下放至各家銀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依然非常重要。
(五)防范和遏止支付結算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和蔓延
雖然我國銀行間支付結算系統和證券結算系統已經走上與國際接軌之路,但在技術和管理上還都不夠成熟。對支付結算系統失靈風險進行研究以免讓偶發性支付問題演變成系統性危機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首先要研究如何監控系統中大額交易者的異常交易;其次,在災難性事故發生時,系統本身(或中央銀行)如何提供額外流動性支持以緩解或消除不利影響。
此外,隨著金融市場國際化程度的增強,我國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的支付資金流動越來越頻繁,其規律和發展趨勢是個急待研究的領域。
主要參考文獻:
[1]Milne, 2006,“What’s in it for us? Network effects and bank payment innov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2]Humphrey, D.B., Pulley, L.B., Vesala, J.M., 2000, “The checks in the mail: Why the united states lags in the adoption of cost-saving electronic pay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7 (1).
[3]Humphrey, D., Willesson, M., Lindblom, T., Bergendahl, G., 2003, “What does it cost to make a payment?”,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2.
[4]Berger, A., 2003,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5.
[5]Berger, A., Mester, L., 2003, “Explaining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US banks: Technological change, deregulation, and dynamic changes in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2.
[6]Humphrey, Willesson, Bergendahl, Lindblom, 2006, “Benefits from a changing payment technology in European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7]Barnes, M. L. Lopez, 2006,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8]Calem, Gordy and Mester,2006,“Switching cost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the market for credit cards: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9]Ausubel, L.M., 1991, “The failure of competition in the credit card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
[10]Crook. J., 2002, “Adverse selection and search in the bank credit card market”, Credit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1]Bauer, Scott E.Hein,2006,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risk on the early adoption of Internet banking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2]Roth , Kai Richter,2006, “How to fend off shoulder surfing” ,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3]Rosati, Stefania Secola, 2006, “Explaining cross-border large-value payment flows: Evidence from TARGET and EURO1 data” ,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4]Schmiedel, Markku Malkama¨ki, Juha Tarkka,2006,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settlement system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5]Devriese ,Janet Mitchell, 2006, “Liquidity risk in securities settlement”,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Frontiers in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s: Four Research Themes
He Guanghui1Yang Xianyue2Abstract: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 directly relates to financial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which bears extensive atten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s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ranging from very micro-level analysis to very macro-level discussions, that is, developments in payment systems in consumer financial market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payment systems, the macro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nd what happens when there is a major default in a 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 These researches contribute us to consi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 financial servi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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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議事項如有變更,以會務組最新通知為準。
論文致謝一:
時光荏苒,在復旦的六年匆匆而過。我從一個對商業世界毫無認知的本科生成長成為在財務金融行業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的研究生。在本科階段,我系統性的學習了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基礎知識,和會計學的知識。
研究生期間關于金融領域最新前沿知識的學習讓我的視野與思維有個進一步的提升。畢業論文的寫作伴隨著嚴謹的思考,仔細的數據收集與實證證明,鍛煉了我獨立思考能力與數據分析能力。
感謝我的導師呂長江教授對我畢業論文的指導,他在財務金融領域豐富的學識在我論文的選題和寫作上予以了很大幫助。呂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親和的作風更是值得我終身學習。借此機會,我也想感謝呂老師這六年來對我學業發展、職業規劃、為人處世方面的的教誨。
感謝管理學院以及復旦各位老師的諄諄教誨,他們不僅僅教會了我學科的知識,他們的人格魅力同樣感染了我,引導我逐漸成長為“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復旦人。感謝我在復旦的這六年中所有的同學和朋友,和你們一同成長讓我受益匪淺。你們熱情洋溢、永不言棄的精神時刻感染著我,希望你們可以在未來的道路上越來越好。
最后感謝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你們多年的關愛和支持,讓我可以自信和勇敢的追尋自己的夢想。
雖然論文己經完稿,但由于水平和知識所限,本文的研究中還存在著很多不足和缺陷,懇請各位老師和同學不吝賜教。
論文致謝二:
時光匆匆而過,隨著論文的完成,我在復旦大學的碩士生活也即將要畫上句點。最后論文的完成過程,雖然辛苦,但是又讓我體驗了鉆研求知帶來的快樂。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陳超教授。這篇論文是陳老師的耐心指導下完成的。從選題開始到最后的完稿都離不開陳老師的指點和教導。陳老師在學術上的深厚造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讓我受益匪淺。
其次我要感謝管院,自從本科進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學習以來,十分幸運的得到了各個專業老師們指導和教育。會計系四年的本科學習生涯培養了我對于財務研究和工作的興趣。在金融碩士項目的學習過程中,不但可以繼續接受管院的老師們的指導,更有幸得到機會得到UCLA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的授教,在這里也要感謝我們項目的外籍教授們和管理學院所有工作人員對我們金融碩士的支持和幫助。
最后還要感謝我的同學們,使他們讓我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涯在求知進學之外更多了很多歡樂和回憶。在復旦6年的歲月不但讓我的獲得未來工作中必要的知識和技能,更讓我懂得了生命真正的意義。感謝復旦、感謝管院、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老師和同學們!
論文致謝三:
在論文完成之際,也就是即將結束我的研究生學習生涯,回顧我在復旦大學的這兩年中,有很多感慨和感謝。
感謝我尊敬的導師,王小卒教授。他在我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了極大地指導和建議,讓我能順利完成畢業論文的寫作。不論是在開始的選題,還是到后來寫作中出現的問題,王老師總給我許多方法論上的指導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讓我在論文寫作中一遍又一遍地將理論知識和現實情況結合起來,對我的思維方式是巨大的提高。在此對王老師表示衷心的謝意和深深的祝福。
感謝管理學院的其他老師,曾在課堂上傳授給我的知識,讓我在論文寫作中受益匪淺。感謝黃丹同學、梁姝同學、王星宇同學等在我論文寫作中提供的幫助,感謝我的寢室同學給我一個積極向上的學習生活氛圍和精神上的鼓勵。
最后,感謝我的父母對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每一段旅程都會結束,新的旅程又會開始。祝福所有的老師和朋友,也祝福自己!
論文致謝四:
時光荏苒,眨眼間,即將在復旦過完我的6年大學生活。四年本科,兩年碩士,那一個個場景依舊浮現在眼前,那一張張笑臉仍然蕩漾在心間。終于到了要離開的時候,太多的感慨與感謝訴說不過來。
首先感謝復旦,經過6年的復旦生活,我再也不是當初青澀懵懂的少年,復旦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氛圍培養了我,使我學會思考,學會做人,使我擁有理想,滿懷責任,使我從心底里驕傲,我是個復旦人。感謝管理學院和財務金融系的領導、老師們,濃郁的學術氛圍,國際化的交流環境,一流的硬件設備,讓我能夠在學習、工作的每個階段中都得到最好的熏陶和培養。
當然,尤其要感謝我的導師張曉蓉老師,從本科階段擔任我的導師至今,一直以來無論是授課教書,還是帶領研究,對我都有莫大的指導和幫助。她教會我不只是知識和方法,更是教會我如何學習,如何思考,如何融會貫通,如何舉一反三。老師謹慎鉆研的研究態度一直感染著我,也令我在學習研究上能有不斷鞭策自己和提高的動力。
浙江大學法學專業公司與金融法方向(同等學力)
申請碩士學位課程 招生簡章
經濟的全球化,使得金融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也使公司與金融法成為各國法律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金融業是一個以規則運行為特征的特殊產業。實踐證明,經過高素質法律訓練的人尤其適應該行業的競爭與生存,因此,法律人往往會從事該行業工作,已經具備其他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員,如實現與法律專業知識的復合,成為復合型高端人才,則優勢凸顯。具備傳統法律知識的人員,對于專業很強的公司與金融法律也有知識轉型、更新和提升的需要。
浙江大學法學院為應對這種社會需求,特開設公司與金融法碩士課程班,綜合浙江大學法學院和國內高校、研究機構及金融管理實務部門的優質資源,為學員提供碩士層面前沿熱點國內外公司與金融法律知識,使學員的公司與金融法理論和實務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
【課程對象】
公司、證券、銀行、保險、信托、期貨、擔保、貸款公司等相關行業人員;公安、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及仲裁委等公司與金融法律從業者;政府金融辦、人民銀行等“一行三會”監管官員。
專業背景不限,免試入學。
【課程設置】
法理學、法學前沿、碩士生英語、民法總論、物權法學、債權法學、商法、金融法、票據法、公司法、股權投資法、證券期貨法、保險法、銀行法、投資基金法、信托法、國際金融法、金融刑法、行政法(金融監管)、房地產法、民事訴訟與仲裁、貨幣金融專題、證券投資專題。
富有特色的實戰案例教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與能力并進。
【學習時間】
1年半,雙休日學習。
【證書頒發】
經考核合格后頒發浙江大學同等學力申請碩士學位人員課程班結業證書。符合條件,通過考試和碩士論文答辯可獲得浙江大學法學碩士學位。
【課程費用】
學費:21000元。
書本費:1000元。
教學地點:浙江大學之江校區
【聯系電話】 010-51656177 010-5165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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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四川省成都市
語種: 中文;
開本: 16開
ISSN: 1006-0510
CN: 51-10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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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用刊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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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稿要求論點鮮明、資料可靠、具有理論性、科學性、實用性。
2.文稿格式規范,每版2600字符,每篇以2600-5200字符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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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詞、正文、注釋及參考文獻,稿件盡量不用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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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學》課程差異化教學教學要求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一、引言
在現代經濟社會,金融業已滲透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逐漸成為一個覆蓋范圍廣泛、與日常生活結合日益緊密的服務型行業。在我國,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加,社會對金融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強,金融創新與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的觸角已深入到社會的各行各業,并已成為普通家庭關心的內容。在這種背景下,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識不僅是金融專業學生所必須的,而且是其他財經類專業學生,如國際貿易、電子商務、管理學、會計學所必須的。
目前我國很多高校都開設《金融學》課程,對于金融學專業的學生來說,《金融學》是一門專業基礎課。對于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如國際貿易、工商管理學生來說,《金融學》是一門學科必修課,可以充實完善其專業課程。對于非財經類專業的學生,《金融學》是一門選修課程,供對金融學有興趣的非財經類專業學生選修。
對于不同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專業的特點和培養人才的目標與規格不同,固而對金融理論與業務知識的內容、知識結構、專業需求是不同的。再考慮到《金融學》課程內容眾多,在短短的四五十個教學課時中,教師不可能將全部內容介紹完,這就要求教師在明確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與需求的基礎上,精心安排各專業不同的教學內容,采取差異化教學方法。
二、不同專業對《金融學》的教學要求不同
(一)金融學專業
對于金融專業的學生來說,《金融學》是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一般是在學生完成各經濟類專業共同的核心基礎課,如在學習完《西方經濟學》后開設。它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的作用正如我國金融學研究的鼻祖黃達先生所言:“金融領域,廣闊而深邃,通常只能瞄準一兩個方向深入。要想深入一點、幾點,必須對金融的‘全局’有必要的、概略的把握。因為沒有足夠的寬闊基礎作為支撐,只求在狹小的范圍深入,進到一定程度就會難以繼續。而所謂把握‘全局’,就是要求能對金融領域的主要構架如金融理論與金融知識,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國內金融與國際金融等等之間的有機聯系,有一個較為全面――哪怕是概略的――了解。”《金融學》作為金融學科體系的基礎課程,恰是對金融學進行整體性、框架性的介紹,其中既有宏觀金融層面的理論闡釋,又有微觀金融運行的原理分析;既揭示了金融的運作機制與規律性,又闡明了金融學科所研究的范疇、重要內容結構及其各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
鑒于《金融學》對于金融專業學生的重要性,教師在教學過程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要求學生全面掌握金融學的基礎理論知識點、知識體系、基本原理、理論前沿和動態,為后續專業課程的學習打下堅實的良好的理論基礎;二是注重對學生專業興趣和專業學習能力的培養,使學生開拓視野,提高思考的廣度、深度與高度,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與自覺性。實踐證明,興趣是學習的動力。我國大教育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之、樂之,就是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高漲,這樣才能產生進取的精神。若通過《金融學》的學習,學生能激發對金融的興趣,這將會對學生未來的深造、職業生涯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
縱觀中外古今,實體經濟的發展最后都離不開資本的運作,而在當今社會,金融的作用越發凸顯。因此,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學生有必要系統地掌握貨幣、信用、利息、銀行等多方面的理論與業務知識,能夠運用貨幣信用方面的理論與業務知識,更好地從事企業投資管理、市場營銷、企業風險管理等活動。因此,不少高校已經把《金融學》作為一門必修課程。
與金融學專業的學生相比,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學生在金融理論方面的要求可以放低些,但應注重金融知識運用能力的培養,注重聯系實際和融會貫通,使學生掌握與其專業的業務活動聯系緊密的現代金融基本知識和業務技能,從而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能靈活運用現代金融基本知識和業務技能來進行資金管理、投資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活動。
三、不同專業的《金融學》教學內容應有所側重
《金融學》課程內容繁雜,涉及貨幣、信用、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貨幣供求、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和金融監管等問題,幾乎涵蓋了整個金融領域。教師如何在有限的課時里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以保證教學整體水平和質量,并兼顧不同專業的需要,是《金融學》教學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在界定基本教學內容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專業的特點安排差別化的教學內容。基本教學內容是各專業教學中都必須覆蓋的,也是各專業學生必須掌握的,以實現各專業學生掌握該課程基本知識、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教學要求,例如金融學的基本概念、金融市場的基本情況、金融中介機構的構成、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等;而差別化的教學內容是教師根據所教學生的專業特點、專業需求而進行的選擇性教學。
(一)金融學專業
如前所述,對于金融學專業學生來說,《金融學》是其專業課程體系的基礎。在課程安排上,《金融學》一般是在修完《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之后開設的,同時又是以后陸續開設的《中央銀行學》、《證券投資學》、《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國際金融》等專業課程的基礎。因此,在課程內容的選擇上要考慮兩個方面因素:一方面通過該課程的學習,能讓學生對金融有個全面的了解,為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注意課程之間的銜接,避免內容重復或遺漏。具體來說,對于金融學專業的課程內容重點有三個:一是學生應深刻理解金融學的基本范疇和基本理論,如貨幣、信用等基本概念,利率決定理論、貨幣需求理論、貨幣供給理論等。這些內容是金融學專業學生進一步學習專業課的基礎,因此對他們來說,這些內容不是簡單知道就可以了,而要全面、深入、準確地掌握;二是教師在授課中應側重對金融學框架的勾勒,讓學生對金融領域全面、清晰地把握。而對于具體的宏觀金融問題可以適當簡略,這些內容學生已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接觸過。微觀金融方面,有關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內容也無需介紹過細,這些內容在后續的專業課程里都會有詳細的介紹;三是引導學生對現實中的金融問題進行思考、分析,并密切關注金融理論研究前沿問題,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
對于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學生來講,他們將來的學習和工作中都或多或少要與貨幣、銀行打交道,但是對理論要求沒有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高。教師在完成基本教學內容的前提下,可以適當降低理論深度,如貨幣供求理論、利率決定理論、金融監管理論等可以簡略地說明,而增加與所教學生專業有關的、實踐性的內容。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應該加強與貿易有關的金融知識,如信用工具、金融市場、商業銀行業務和國際金融危機等方面內容的介紹。企業管理專業的學生應增加與企業管理活動緊密聯系金融知識的講授,這些內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如商業票據、股票、債券、期貨市場等。(2)企業管理人員與金融機構、金融市場打交道時所需掌握的基本金融理論知識,這關系到企業資金的運營問題。具體如商業銀行運作機制、業務范疇,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證券發行業務等。(3)國家宏觀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如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融資的影響,匯率政策對企業的影響,等等。
(三)非財經類專業
非財經類專業的學生主要是抱著興趣來選修這門課程的,激發學生對金融的興趣,使他們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金融知識是教學的目的。教師在講課的時候可以精簡理論性較強的貨幣金融理論的講解,將重點放在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貨幣銀行學知識中,如各種金融產品的比較、家庭理財的理念等,還可以介紹現實生活中的熱點金融問題,如對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介紹,可側重介紹危機對企業和老百姓生活的影響等,而對于危機深層次的原因的理論分析則可以簡略些。
四、區別不同專業,采取有差別的教學方法
與《西方經濟學》課程相比,《金融學》課程內容多而龐雜,不似前者的體系清晰完整,使得學生在學習中經常感到知識點零散,找不到學習的重點。與《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學》等課程相比,該課程理論性強,內容單調抽象、難以理解。因此,如何根據不同專業《金融學》課程設置特點及課程性質,采取適當的教學方法,以達到各自的教學目的,是教師在《金融學》教學應認真研究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一)金融學專業
如前所述,對于《金融學》課程,金融專業的學生除了要全面掌握金融學的基礎理論知識點、知識體系、基本原理、理論前沿和動態外,還要培養專業興趣和專業學習能力。因此,教師首先要把《金融學》課程中的知識點、理論講通、講透。在此基礎上,再想辦法激發學生學習和研究金融的興趣,培養其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我認為一個較好的方法是在每次課開始時拿出5―10分鐘,對一周的財經新聞進行回顧。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能讓學生了解中國和全球金融情況,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關注現實的習慣,這對《金融學》這類社會性學科的學習是必要的。二是在新聞解讀的過程中,教師能引發學生對金融問題、金融現象的思考,加深學生對金融理論的理解并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達到以上兩個效果,教師首先應注意財經新聞的選擇。一周內國內外發生的財經新聞往往很多,如果都講,時間上不允許,也沒有必要。新聞選擇可以有這幾個視角,一種是選取影響重大的事件,如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另一種是結合目前的熱點和所學的知識選擇有代表性的事件。如近年如何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在介紹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這一部分內容時,我看到一則題為“淡馬錫來到荷花池”的新聞。新聞的主要內容談到新加坡淡馬錫公司通過設立富登信實服務有限公司給成都的蓮花池批發市場的商戶發放貸款。這則新聞事件本身很小,但我希望能以小見大,以此為切入點引發學生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思考。新聞標題提出后,學生的第一反應是覺得很奇怪:該標題是什么意思?一下子就調動了學生的好奇心,激發了學生的興趣。接著我由淺入深介紹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存在問題等,最后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應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整節課教學效果很好,學生聽得津津有味,課后不少學生和我進一步探討該問題,有的學生還著手寫這方面的論文。
除了選題的問題,教師還應注意新聞講授的方式。介紹新聞不僅僅是希望學生了解該事件,而是通過該事件引發學生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興趣。教師可以在介紹新聞時結合學生已學過的金融學原理,精心設置問題、提出問題,啟發學生透過現象看本質,從具體事件中提煉出事件背后蘊藏的道理,給學生留下思考的空間。
如果是小班教學,教師可以考慮一學期組織學生就當前的熱點金融問題進行2―3次的討論,以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查閱、整理資料,學生進行思考、交流為線索,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現在不少高校由于擴招,師資相對不足,很多時候是大班教學,組織討論的方法會由于學生人數眾多而影響討論的效果,教師可以嘗試讓學生就熱點金融問題撰寫小論文。對于初次寫論文的學生來說,論文的要求不宜過高,主要是希望通過寫論文鍛煉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在字數、格式上可以適當放寬,但需強調的是杜絕抄襲。
(二)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
對于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教學,教師在講課的時候可以降低理論深度,提高教學方式的靈活、多樣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的知識點介紹完之后,通過具體的案例,如介紹金融實際熱點問題,突出金融知識的運用性。此時對于金融熱點問題的選擇與金融學專業的選擇有所不同,教師應盡量選擇一些與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講授。例如在介紹貨幣政策時,教師可以結合我國近年中央銀行的調息歷程,解釋中央銀行每次調息的背景、原因、作用機制,以及對企業、老百姓銀行投資、貸款的影響。此外,教師還可以就一個問題,如信用形式、銀行存貸款利率等,鼓勵學生自己去找資料、發現生活中的金融學,采取教授與討論相結合的組合式教學,進而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參考文獻:
[1]蔣天虹.關于應用型本科《金融學》教學改革的探討[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9,(5).
關鍵詞:兩岸合作;經濟學教學;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1-0117-03
隨著兩岸經貿合作向縱深發展,兩岸教育合作成為兩岸合作的重點議題[1],兩岸高教界就兩岸高等教育合作與發展等議題展開廣泛的討論,兩岸應加強高教領域合作成為兩岸高教界的共識[2~3]。對于兩岸高校間應如何合作,學者與高教管理界也進行了大量的思考,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議,如在研究課題上展開合作,共同的教育評鑒與證照考核機制、兩岸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兩岸學位互認、相互招生、建立雙聯學制、與國外知名大學三方合作學制、舉辦短期研習活動等[2]。
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6月,是西安交通大學與郭譽森、胡春田等一批來自臺灣中研院、臺大等經濟學名教授合作舉辦的教學與科研中心。金禾中心以培養具有堅實經濟理論,熟練掌握宏觀、微觀、計量等現代經濟理論的高級經濟學專門人才,密切結合中國經濟建設實踐開展研究為主要宗旨。自成立以來,金禾中心克服地處西部的劣勢,團結兩岸經濟學學人,從兩岸教授合作培養碩士研究生起步,逐漸將教學和學生培養上的合作延伸至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階段,并逐漸實現從教學合作到科研合作,從兩岸合作到國際合作的跨越。
本文將系統總結金禾中心十余年來探索兩岸合作培養創新型經濟學人才中的經驗,為兩岸高教界開展合作提供一個可供借鑒的范式。
一、金禾中心在兩岸合作培養現代經濟學創新性人才的實踐
在兩岸合作培養創新型經濟學人才的過程中,金禾中心組建由兩岸專家學者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負責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方案的制定;主要核心課程大多選聘臺灣地區優秀教師擔任主講教師,并與大陸教師在教學內容的選擇、課程輔導等方面密切配合,實現兩岸優質教師資源的互補;在兩岸學術交流上,在接待臺灣各大高校師生赴西安交大交流的同時,每年選派優秀學生赴臺灣地區進行學術交流;在學生畢業論文指導中,在雙向選擇基礎上,選聘臺灣和西安交大經驗豐富的教師擔任指導教師,同時針對指導教師不在學生身邊的劣勢,加強對學生的管理和論文寫作過程的監控,以促使學生高質量完成論文的寫作工作。
1.理念的共識。理念的共識是兩岸合作的基礎。金禾中心成立本身就是兩岸學者對大陸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西部地區開發急需具有現代經濟學理念的創新人才這個共識的產物。在成立之時,金禾中心就確立引進西方、尤其是美國比較成熟的現代經濟學課程和人才培養體系,營造專心治學的學術氛圍,訓練具有創新精神的經濟學學術型人才的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針對經濟學日益數理化的趨勢,在學校的支持下,研究生生源主體為具有良好數理基礎的理工類保送生;針對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學生經濟學直覺不足的缺陷,我們將培養階段前移,從理工類大二學生中招收學生進入經濟學(數理經濟與金融)試點班學習;針對大陸普遍存在以學生發表期刊學術論文和參與課題替代課程訓練等培養環節的短期行為,重視和完善學生培養體系的構建,以高水平的學位論文為考核學生的最終落腳點。
2.兩岸合作的組織保證。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組建由兩岸學者共同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全面負責中心重大事項的決策和咨詢工作。如在充分了解、借鑒國外一流大學經濟學培養計劃的基礎上,結合臺灣地區現代經濟學教學和人才培養上的經驗,兼顧西安交通大學實際,制定教學大綱和培養方案;選聘兩岸優秀教師擔任經濟學核心課程和專業課程的教學工作;對教學和培養過程進行跟蹤和監控等。
3.兩岸優勢互補的師資力量。鑒于中國大陸在現代經濟學教學上與國際一流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而臺灣地區經濟學者多有留學歐美背景的實際,金禾中心經濟學核心課程的主體師資為來自祖國臺灣地區中研院、臺大、臺北大學、臺灣清華大學、中大、文化大學、政大等高校或研究機構,有較高學術水平和多年教學經驗的教授或研究員。自成立以來,赴金禾中心講學兩周以上的學者年均達30多人次。臺灣著名的經濟學家薛琦在接待金禾學生赴臺訪學時表示,臺灣沒有一所大學的經濟系能像金禾中心一樣請到如此多的名教授集中在一起給研究生上課。這些名教授在上課過程中一方面跟蹤國際學術前沿,另一方面結合自己科研實際講授科研的基本規則和方法,這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到主流經濟學知識和方法。
作為一門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科,了解現實是學以致用的基礎,為此,金禾中心在課程中選聘兩岸學者共同擔任主講教師。其中,臺灣地區學者主要承擔國際學術前沿部分的授課任務,交大學者則將授課重點放在本土化及應用上。在教學中,雙方共同切磋、協商,共同完成課程教學工作。同時,金禾中心不定期邀請國內的專家學者就中國經濟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做專題報告,以引導學生關注現實問題。
4.兩岸和國際學術交流平臺的構建。金禾中心已構建多渠道、多層次的兩岸學術交流平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1)兩岸學術會議。自成立以來,金禾中心先后舉辦了第三屆兩岸金融論壇和兩岸經濟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并組織學生和教師參加臺北大學等學校組織的經濟學學術會議。(2)學術報告。我們針對臺灣地區學者每年幾十人次來中心授課或訪問的現實,邀請在其中心期間做一二次的學術報告,并邀請其參與中心研究生自發組織的seminar活動。(3)組織學生赴臺訪學。在臺北大學、中大等高校的幫助下,金禾中心每年組織二年級碩士生和博士生赴臺訪學一個月。在訪學期間,除和論文指導教師交流論文寫作、了解臺灣風土人情外,赴臺學生還將聆聽多位專家的專題報告,參加學術研討會,與臺灣相關大學師生一起交流學術論文。(4)組織博士生長時間赴臺參與學術研究。隨著金禾中心兩岸合作研究的不斷開展,金禾中心積極選派優秀博士生赴臺進行長期間的學習和研究。赴臺的學生除選修中心無法開設的專業課程外,還需參與相關課題的研究和論文的寫作。
此外,金禾中心利用兩岸優勢的師資和學術資源,為師生提供與國際學術接軌的科研和學術交流平臺,如邀請與臺灣教授有科研合作的國外教師赴金禾中心訪問和講學,為學生提供大量出國學習的機會。
5.培養方案的落實與管理。針對金禾中心生源實際和現代經濟學學術型人才培養的需要,金禾中心在制定培養方案時,既注重科學性和前沿性,又注重在日常的管理中落實。具體的措施如下。
在課程方面,以研究生為例,我們將課程分為預備課程模塊、高級經濟學核心課程模塊和專業課程模塊。其中,預備課程模塊由中級宏觀經濟學、中級微觀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三門課程組成,兩門中級課程的目標培養學生的經濟學直覺并為高級經濟學的教學提供知識背景 [4]。數理經濟學課程則是加強學生的數學基礎和應用數學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經濟學核心課程模塊由高級宏觀經濟學、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計量經濟學構成,主要是為學生搭建系統的經濟學知識平臺,為精深研究打下基礎。專業課程模塊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產業經濟學等課程。通過這些課程,促使學生了解和掌握經濟學各分支學科的基本理論及發展前沿,以開拓學生思維和增強應用中、高級經濟學基本理論解釋現實經濟現象的能力,并在選題、收集資料等科研基本功上得到訓練,為隨后的科研和學位論文寫作打下基礎。
在培養方案的落實中,我們既注重基礎知識的傳授,又注重對國際前沿的介紹,還要求教師在教學中緊密聯系中國大陸實際。既注重課堂上教師的講授,又注重發揮在課程輔導和習題訓練中助教的作用。
6.學位論文寫作管理。與課程教學過程一樣,金禾中心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教師也多為臺灣教師。這在有利于學生跟隨臺灣指導教師從事高水平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經過多年探索,金禾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學生從事高水平研究的措施,這些措施貫徹學生培養的全過程。
與交大一般的招生方式不同,金禾中心在研究生第一年并不指定導師,由金禾中心進行統一的課程教學和管理。到第二學年年初,由導師和學生作雙向選擇,并進入科研和論文準備階段,此時,臺灣教師負責學生論文的選題、寫作和質量,而金禾中心針對導師不在身邊的不便,負責學生科研能力培養和論文寫作過程的監控,如按專業方向組建由金禾中心本校教師和學生參與的討論班,在每兩周的固定時間要求研究生就報告其所讀、所想及科研和論文的設想及寫作,以此來激蕩學生的思想,加強學生的科研壓力;要求學生在研二赴臺訪學期間加強和導師的溝通,完成論文核心部分的工作;針對中心實際,將開題、預答辯與赴臺實習時間通盤考慮,并加強學生中期考核和開題、預答辯和答辯流程的監控,促使學生按部就班的完成論文寫作;指派金禾中心自有師資配合臺灣教師完成論文的寫作工作;嚴格實行論文由海峽兩岸專家雙方匿名評審原則和答辯專家委員會必須由海峽兩岸專家共同組成原則等。
二、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金禾中心在兩岸合作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約束金禾中心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少在兩岸高等教育合作中具有普遍性,本節將介紹金禾中心在辦學實踐中遇到與兩岸合作培養創新性人才有關的困難。
1.國際化與本土化。經濟學作為一門興起于西方的社會科學,本土化與國際化是學科發展中永恒的矛盾。在兩岸合作培養現代經濟學人才過程中,如何兼顧本土化和國際化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國際化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就學術和學生培養來講,教師和學生來源的國際化、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學生培養和科研與國際主流范式相接軌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指標。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訂立國際化的目標,并從基礎性的學生培養和科研與國際主流范式相接軌做起。如金禾中心在教學上引進國際先進的教材和課程體系,采取國際主流的教學方法,雙語教學,重視學生的科研基本功訓練,實現了和國際接軌的第一步。
作為血脈相連的兄弟,臺灣地區經濟發展較早,市場經濟較為完善,其有益的經驗是中國大陸發展市場經濟的參考范本,不少授課的臺灣學者或參與臺灣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或對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獨特的研究心得,其實踐經驗對于年輕的大陸學子了解經濟學及其現實應用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是一種獨特的學術研究和應用本土化體驗,也是兩岸經濟學教育合作有優勢。
因臺灣地區面積、人口和經濟總量較小,關于臺灣現象的論文在國際學術刊物中能發表的有限,臺灣地區的經濟學者大多以研究歐美現象為主,與國際學術界聯系緊密而本土研究不足。隨著大陸經濟的日益崛起,中國(大陸)現象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研究的重要議題,一些主流刊物關于中國現象的論文日益增加。這種現象促使大批的臺灣學者將研究視角轉向中國大陸,將教職轉向中國大陸著名高校也成為臺灣經濟學界一種風潮[5]。與大陸學者相比,臺灣學者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上占據優勢,其學術方向轉向可為大陸的現代經濟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在金禾中心任教的臺灣教授中不少或對中國大陸經濟現象有著一定的研究,或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現象比較感興趣,這些臺灣教授在金禾中心任教和指導研究生為研究對象本土化創造了新的條件。
盡管兩岸合作在學術研究的本土化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但畢竟熟悉中國大陸經濟現象的臺灣學者有限,在辦學實踐中,如何在進一步國際化的同時兼顧本土化,將是金禾中心未來不斷需要探索的課題,也是兩岸高教合作,尤其是社會科學界合作辦學中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課題。
2.兩岸高等教育界的進一步開放與協作。在金禾中心的辦學歷史中,曾經走過臺灣執政時期兩岸高教合作的低谷時期。隨著兩岸交流和協作向縱深發展,高教界合作的環境也得到優化。但從金禾中心的辦學實踐看,兩岸的高教合作仍需要進一步開放思想。
隨著金禾中心人才培養機制的逐漸完善,一個不得不解決的重要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學生、尤其是博士生,專業課程不足和指導教師不在身邊日益成為金禾中心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最重要約束。
因博士生專業方向專深,需要相關專業課程的配合,但在金禾現有學生體量的情況下,為人數較少的博士生專門邀請相關專家開設課程面臨資源和成本的雙重壓力。在臺灣一些名牌大學,因體量較大和研究方向集中等原因,不少大學開設這些博士所需的研究生課程。因此,選派優秀博士生赴臺灣地區選修相關課程成為培養學生的理性選擇。同時,與本科和碩士階段的學習不同,博士所研究的內容較為精深和前沿,為完成博士階段的學業,需學生和指導教師間廣泛而深入的學術討論,而學生和教師分處大陸和臺灣成為其中的巨大障礙。盡管金禾中心組織學術討論班和要求博士生導師每年至少在西安兩周等形式可以緩解這個困難,但無法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為此,金禾中心選派優秀博士較長期的赴臺交流,以便于其旁聽相關課程和與指導教師一起展開學術研究。但一個單位的能力有限,能支持的學生有限,況且選修相關課程與導師間展開合作研究也面臨兩岸高校學分共認等諸多問題。因此,希望兩岸高教界能進一步密切協作,達成高教合作協議,消除兩岸高教合作中的障礙。同時,大陸為培養創新性人才所制定的公派留學計劃等,能否在不違背祖國統一的前提下,資助學生赴臺灣地區一流大學訪學,以更好的促進兩岸高等教育的發展。
三、結論
本文系統總結西安交通大學在兩岸合作培養現代經濟學創新性人才上成功經驗,如在取得理念共識的基礎上組建由兩岸專家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負責兩岸合作重大事項的決策;利用兩岸互補的優勢教學資源,協作完成現代經濟學課程教學;構建兩岸合作的學術交流平臺;加強培養過程的監控等。
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在兩岸合作培養人才在帶來獨特的本土化優勢的同時,仍面臨國際化與本土化兼顧的問題。在具體培養實踐中,我們也發現兩岸高教界需進一步擴大合作領域,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培養具有創新性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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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產保險業;生產法;動態效率;前沿分析
中圖分類號:F840.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8)04-0077-05
一、前沿效率分析文獻綜述
自從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 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提出隨機前沿函數以來,前沿效率分析 ① 已經成為研究公司績效方法的主流。相對傳統比率法,前沿效率分析在度量績效方面占有理論上的優勢。基于微觀經濟理論思想,前沿效率方法在多個投入產出變量的績效度量上具有穩定性好、富有解釋力等優點。前沿分析方法把全面效率分解為純技術、規模和分配三個部分。尋找無效率的根源有助于對行業市場結構和資源的配置方向做有益的建議與主張。20世紀70年代以來, 有關效率研究的領域及其數量劇增。據Berger和Humphrey(1997)統計,1992~1997年期間有關銀行和保險績效研究的文章,多達130多篇,以前沿效率進行研究的興趣不斷高漲。
對保險業的前沿效率分析,就是將保險機構視同一般生產企業,它具有一般生產企業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產出的目標函數。 在給定的技術條件和外生市場因素的條件下,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報酬或實現收益最大化的保險公司,即為效率前沿保險公司,而待考察保險公司的效率損失即為相對效率前沿公司的偏離程度。
效率有技術效率、分配效率、規模效率、成本效率、收益效率和利潤效率。近年來,國外效率分析的一個趨勢就是檢驗相關經濟理論。例如關于不同組織形式的公司效率分析(Cummins,Weiss and Zi,1999;Brockett,Cooper,Golden,Rousseau and Wang,2004), 評價不同銷售渠道對績效的影響(Cummins,Turchetti and Weiss,1997;Berger,Cummins and Weiss,1997;Brockett et al.,2004;Cummins and Xie,2005),度量費率監管的影響(Weiss,1990), 分析并購的影響作用(Cummins and Xie,2004), 評價市場自由度(Cummins and Rubio-Mises,2004;Leverty,Lin,and Zhou,2004), 研究權益資本在市場中的過度使用問題(Cummins and Nini,2002),檢驗不同所有權結構的重要性(Jeng and Lai,2005)等等。總之,前沿效率方法在保險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快速發展并成為一個未來具有廣闊前景的研究領域。
然而,度量保險公司效率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保險公司是金融服務業,其產出多為無形的(風險管理、損失服務、理賠處理等),且價格是隱含的。從根本上講,財產責任保險公司提供哪些服務都富有爭議,而對應的這些服務如何度量也是一大問題。
由于度量財產責任保險公司效率比較復雜,研究者在其效率分析中要根據公司的運作目標來確定投入產出變量,因此研究者對保險公司目標的理解將影響分析結論。如果未能使用合適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將毫無意義,而做出的假設也不能違反事實,因此確定合適的度量方法極其重要。
最近幾年,國內有關效率度量的文獻增多,采用DEA方法居多,也有采用SFA方法(何靜,2005);效率度量多以靜態分析為主,也有較少采用動態效率分析(陳璐,2005);產壽險混合研究較多,專門分析產險業效率的較少(王虹,2005;周平,2005);指標選取都是從生產法角度分析,但對于產險企業行為的理解差異,導致變量選擇相差較大;由于方法不同、指標選取差異,因而結論迥異。但一般都認為,外資企業效率高于中資企業(如王虹,2005;余勁松,2005;吳詣民,2005;何靜,2005等);并有相當數據文獻認為中小企業效率高于大企業(如李陳華、張偉,2005;蘇世偉,2005;馮斌星,2006等)。
二、財產責任保險公司行為的度量――生產法
金融中介(FIs)是一個較難度量其經濟行為的服務行業,FIs提供何種服務以及如何度量這些服務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話題,而且FIs所提供的服務價格不明確,收益也分不清楚。因為許多的FIs產出是無形的,例如風險管理等。
國外度量產險(P/L)保險公司效率文獻中,存在多種方法,如生產法、金融中介法和使用者成本法。文獻中出現最多的是生產法(或價值附加法),該方法把企業微觀經濟的理論應用到FIs上,也就是說,要使公司價值最大化(Cummins and Weiss,2001)。 度量產險企業行為的第二種方法為金融中介法(Brockett,et al,2004)(或資產法),該方法強調保險的信托本質、保險對社會經濟的作用,強調保險公司所處的監管環境, 認為產出應該是多目標的。 還有一種方法叫使用者成本法,該方法區別產出投入是基于對機構收益的貢獻,還涉及到機會成本等概念,度量起來相當困難,目前該方法還只停留在理論層面。
生產法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并不意味著P/L公司是不安全的,相反,利潤最大化表明公司在平衡資本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時,達到一個最優的償付能力風險水平。持有資本的益處在于防止出現財務困境(Andrade and Kaplan,1998)。當破產概率很大時,保險公司就會面臨丟失客戶的風險,越安全的保險公司越能贏得市場更高的價格(Smomer,1996;Cummins and Sommer,1996;Cummins and Danzon,1997;and Phillips,Cummins,and Allen,1998)。然而,持有權益資本是有成本的,如監管成本、成本、在承保與理賠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成本、 公司所得稅和其他市場磨擦等(Merton and Perlod,1998;and Cummins and Grace,1994), 所以公司不會為了把破產的概率降到很低而持有足夠的資本。它不會傾向于保留內部資金以向保單持有人保證:當公司遭受意外巨大損失或投資收益低于預期時可以有充足的償付能力。
換言之, 以安全為第一的金融中介方法也并不表明P/L公司沒有破產的可能。相對照,它認為在評價P/L公司績效時利潤最大化作為惟一目標是不夠的。中介法直接考慮到公司所處的監管環境、公司在經濟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保險的信托特性。這樣,中介法就設立多個目標:維持公司償付能力和財務健康及資本收益最大化。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不是主要或惟一目標。中介法把P/L公司的安全性看作第一位,說到底,它的目標就是我們通常所指的“三性”,即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
微觀經濟經典理論就是企業的目標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并不一定是成本最小化,也不一定就是收入最大化。在金融中介理論中,P/L公司僅被看作是純粹的金融中介,即它從儲蓄人那里把錢借過來,把負債轉為資產,然后借給投資者。然而Berger和Humphrey(1992)認為這種方法對所有的FIs看作純金融中介過于簡單,因為它們除提供金融中介服務外還有其他服務。使用者成本法認為投入產出變量是基于對FIs的收益的凈貢獻而言的(Hancock,1985)。這個理論雖然很好,但它所需要的數據卻很難獲得,例如機會成本和產品收益。對P/L公司來說,該方法更是難以運用,因為保單把許多服務捆綁在一起,而這些服務沒有明確的定價。生產法(或附加值法) 認為所有的資產與負債都帶有產出性質,而非是要分離投入產出兩類要素, 它利用的是經典的微觀經濟理論,因而被認為最適合度量P/L企業的產出。 下面基于生產法討論P/L公司的投入產出。
(一)生產法下的產出變量選擇
像其他金融企業一樣,財產責任保險公司主要產出是無形的金融服務,所以選擇的指標要能代表服務量。按其營業成本的分配來辨別, 財產責任保險公司有三類主要產出(Cummins and Weiss,2001)。
第一類為匯集和承擔的風險。保險的主要功能就是處理風險的不確定。保險提供了一個這樣的機制:風險的匯集通過多樣化,使得損失變為確定,預先從客戶手中收繳保費,當遇到損失時,將這些資金重新分配。與風險匯集相關的精算、承保及管理都是保險附加值的主要組成部分。持有權益資本增加經濟的安全性而產生附加值, 目的是為防止意外損失與投資失誤。
第二類為與損失相關的金融服務。P/L保險公司為保單持有人提供許多現實的服務,如風險管理規劃、承保方案等。通過這些服務,保單持有人可以受益于保險公司的服務而減少風險管理成本。
第三類為金融中介功能。保險公司發行保單,再以金融資產方式對這些資金進行投資,直到需用這筆資金來支付賠款為止。由于保費收取在賠付之前發生,金融中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為使合約履行成本最小化的一個附加功能。其附加值為投資收益與支付保單持有人之間的一個凈邊際收益率。
在定義保險產出后,我們需要找到相關指標能夠代替保險服務的數量。在理論上,度量風險匯集和風險承擔有三個指標:交易量、保費和損失。交易量數據如保單數量、賠案數量等,但這些數據都沒有對外公開。早期對效率研究主要以保費來度量產出,然而保費是收益的表現形式,即是產品的價格與數量相乘, 不是產出數量的表示(Yuengert,1993)。 如果系統價格偏差, 將會導致錯誤結論。Doherty(1981)也反對把保費作為一個產出指標。在較多的產險研究文獻中,最常見的是把損失代表風險匯集和保險服務(Berger,Cummins,and Weiss,1997;Cummins,Weiss,and Zi,1999;and Cummins and Weiss,2001)。本期已發生損失等于已支付賠款加上損失準備金提轉差。根據統計與精算理論,保險就是一種這樣的機制:讓經濟實體暴露于損失池中,通過多樣化(大數法則)來減少風險。 保險公司的作用就是建立這樣一個風險池,損失匯集與再分配提供了風險多樣化機制。由于理賠工作量和風險管理服務與總損失高度相關,故損失是衡量真實服務量的較好指標。
基于風險匯集的損失概念與保險經濟理論的一致性(Cummins and Weiss,2001), 風險匯集的價值附加可以用Pratt-Arrow提出的“保險保費”概念來代替(Arrow,1971;Pratt,1964)。在該理論框架下,保險保費是購買保險與風險置留之間的差額,實際上是個體愿意支付超過預期損失的部分,這就是Arrow所謂的保險保費,反映保險價值。損失轉移或多樣化是保險的一種機制。
Brockett等(2004)不贊成使用已發生損失作為P/L企業的產出,理由是公司可能會遭受出期不意的特大損失,例如不可預見的大災害像“9.11”或颶風襲擊事件等。在投入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以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效率較高,它忽略了大災害或其他隨機的損失波動,扭曲了保險產出。經濟個體購買保險就是為了因出期不意的事件而得到補償,已支付賠款對于保單持有人來說相當重要。防范未意料到的賠付支出是P/L公司的一個基本功能,反映產出。在長期來看,甚至在極端情況下,保險公司能夠支付賠款。如果一個公司因有能力支付大災而得名,那么在正常時期內它便可獲得更高的價格與利潤。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如果保險行業在損失相對低時才能賠付,那么保險就缺乏價值。現實中,消費者為那些因支付大災而享有美譽的保險公司支付額外費用。
然而,一個較明確的觀點是:損失作為產出時,當損失為隨機情況下,就會產生誤差扭曲效率。因此有必要使用一種方法來調整變量錯誤問題。一種方法就是用預期損失代替實際損失作為產出,目的是為了保持損失產出變量的穩定性,以防止損失的隨機性導致效率的扭曲。保險預期損失E(L)是已賺保費乘以幾年的平均損失率,使用幾年的損失率是考慮到保險公司所處的周期性原因(Cumminsand Outreville,1987); 預期損失另一個優勢就是涵蓋了概率可能不斷變化(Froot and O’Connell,1999)的情況。概率變化就是一個大災發生可能增加真實或預期的損失,這樣就增加對風險池的服務量。E(L)能夠反映這種潛在需求。
除了風險負擔和現實的保險服務外,還應認識到P/L公司提供的中介服務。在一年中保險公司平均投入的資產反映金融中介服務的數量(Berger,Cummins,and Weiss,1997;Cummins,Weiss,and Zi,1999;and Cummins and Weiss,2001)。而投資收益則為該數量與其相應價格之乘積,因此衡量中介服務不能以投資收益作為產出指標。
(二)生產方法下的投入變量選擇
在生產法下,保險公司輸入變量分為五類:管理成本、成本、業務服務和實物投入、金融權益資本、保單持有人所提供的資本。由于勞動成本與實物投入數量的相關信息不透明,確定投入時,可以調整為營業費用、固定資產凈值和資本三部分。其中,資本分為權益資本和負債資本兩部分。
從公司金融角度看,權益資本是重要的投入變量(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Berger,Cummins and Weiss,1997;Hughes and Mester,1998;and Hughes Mester and Moon,2001)。除了滿足監管要求外,現代公司理論把權益資本看作是公司各方的一種契約。根據保險定價模型,保險是一種風險負債,權益資本在降低破產風險方面扮演關鍵角色。該理論強調保險價格與其違約風險成反比,保險公司具有最優的資本結構(Cummins and Dznzon,1997;and Cummins and Sommer,1996)。
負債資本主要指的是從保單持有人那里借來的資金。對于P/L公司,這些資金由損失準備金和未賺保費準備金構成。資金成本為總的預期投資收入減去權益資本的預期收入再除以平均保單持有人提供的負債資本。
那么保險企業的運作過程可以描述為:
三、效率度量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度量方法介紹
度量效率的前沿方法基本可分為兩大類:經濟計量模型和線性規劃方法。這些方法因如何估計前沿及離前沿有多遠而不同,經濟計量模型是基于參數和隨機性,然而線性規劃方法是基于非參數性和確定性。參數方法就是假設成本或產量函數為特定的,然而非參數方法則是基于線性規劃方法用觀察值來構建前沿。另一方面,隨機方法可以判別無效中的誤差項的隨機嘈聲,而確定性方法則假定為模型遠離隨機影響。因此,每種方法都有它們自己的優勢和不足(Cowing等1981;Grosskopf,1993)。
本文采用OnFront軟件計算動態效率。OnFront可以辨別出標尺公司或者用這些觀察樣本構建最佳前沿(best practice frontier),有時也稱之為技術(technology)、生產前沿。
Di(y,x|C,S)=1/Fi(y,x|C,S)
相應的,產出距離函數:Do(x,y|C,S)=1/Fo(x,y|C,S)。要構建TFP指數,要求距離函數有良好的數學特性。概括為三條:
1.按定義,投入與產出距離函數中投入與產出為同程度增加變化
Di(y,?姿x|C,S)=?姿Di(y,x|C,S),?姿>0
Do(x,?茲y|C,S)=?茲Do(x,y|C,S),?茲>0
2.在滿足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投入和產出距離函數中的產出與投入為倒數變換
Di(?姿y,x|C,S)=(1/?姿)Di(y,x|C,S),?姿>0
Do(?茲x,y|C,S)=(1/?茲)Do(x,y|C,S),?茲>0
3.當技術為規模報酬不變時,投入與產出的距離函數是相互對應的
Di(x,y|C,S)=1/Do(x,y|C,S)
兩期全要素生產力定義:
(二)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選取2003~2005年16家財產保險企業(其中9家中資企業和7家外資企業),其合計保費規模與資產規模都占產險業的95%以上,因此,這16家企業可以代表中國產險業的發展現狀。
根據生產法和《保險年鑒》提供的數據,本文選擇的投入變量為營業費用、固定資產凈值和資本,產出變量為預期賠款支出{1}(為兩年的平均數)。由于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大部分資產都以現金和存款的形式存在,實際用于投資的資產額度比較小,金融中介的職能非常有限,因此忽略不計(施嵐、李秀芳,2007)。另外,由于相關價格信息很難獲得,故不把價格信息引入計算當中。
四、輸出結果說明
1.隨著市場放開,產險業生產效率逐年得到提高,其中,中資中小企業效率改善幅度最為明顯。 根據OnFont輸出結果,可以看到,2004年與2003年相比,16家產險企業生產效率總體上有所提高,平均值為1.19875,其中9家中資企業平均值為1.333,比外資企業生產效率提高得更快。在9家中資企業中,3家大保險公司(即人保、平安和太平洋)平均值為0.96,反映三大保險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效率有所下降,中小中資企業生產效率提高的速度快于其他類型企業。2005年與2004年相比,16家產險企業平均值為1.4344, 其中9家中資企業平均值為1.379,略低于外資企業。在9家中資企業中,三大保險企業的平均值為1.177,低于中小企業平均值(1.48),中小企業的平均值仍高于外資企業(1.357)。
2.生產力提高的原因。2004年相對于2003年效率變化(EC)的平均值1.199,技術變化平均值為1.003,基本沒有什么改變。可見,2004年生產力提高主要是由于效率改善。2005年相對于2004年而言, 效率變化平均值為1.101, 小于技術變化平均值1.3056,反映2005年生產力高是得益于技術水平改善。而對于所有的中資企業而言,技術水平提高是生產力提高的主要原因,效率改善相對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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