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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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一日生活離不開家庭與幼兒園.這是他們學習與生活的基本場所.家庭的基本結構，父母的關系，家長的教育觀念無一不影響著幼兒自身的心理變化.對學前兒童社會性適應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幼兒在家里依賴父母，在幼兒園依賴老師.因此，如果幼兒所處的環境是不融洽的.就很有可能影響到他們的心理的良好發展.父母對幼兒的心理健康承擔著主要的教育責任在日常生活中，家長應關心愛護孩子，使孩子得到足夠的母愛和父愛的溫暖.有些家長因為工作忙造成和幼兒的交流時間過少，不夠關注幼兒等問題.并且很少真正從孩子興趣出發考慮，給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和負擔.從而致使幼兒產生攻擊和反抗.由此而產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也不斷出現.要幫助其通過合理的方法宣泄出來，減輕幼兒的心理負擔，使其獲得平衡的心態，不至于在心理上或身體發育上形成障礙.在幼兒園里，教師的行為容易引起幼兒的模仿.教師教育幼兒時的言行舉止非常重要，教師可能覺得是無意的一次訓斥幼兒，動機是好的，但也有可能導致幼兒形成自卑、孤僻的心理.幼兒園的各項活動的規劃是否符合幼兒成長的需要，也會影響幼兒心理健康的形成.教師的病態人格將嚴重影響兒童的心理健康，在情緒不穩定的教師所教的班級里，出現人格障礙的學生人數也較多.這些細微的過程貫穿幼兒成長階段的始終.并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2對幼兒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2.1在幼兒一日活動中的滲透
幼兒日常生活的各個環節都蘊涵著豐富的教育內容,因此,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應充分利用一日常規生活來實施心理健康教育.游戲是貫穿始終的.幼兒園教育倡導玩中學：“活動游戲是獨立性培養和合群性養成的極好手段.”讓幼兒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接受教育,維護心理健康.并從中學習到如何與同伴和諧相處.通過這種具體且形象的活動方式,幼兒的心理不斷地得到成長與發展.作為教師也應將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活動當中，并要預防幼兒抵觸情緒的產生.教師也應該多表揚幼兒，幼兒往往渴望獲得老師的贊揚和喜愛.并從中獲得信心“.在有些具有較強規則的游戲里，孩子們還能夠學會如何對待挫折，面對挑戰，這些游戲都有助于孩子們品質和意志的發展”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一門獨立的教育活動，教師要將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滲透于幼兒園一日活動中.幼兒每天都在進行多種多樣的活動，教師要牢牢把握住不同年齡階段幼兒的發展特點，有的放矢的進行滲透性教育.將對幼兒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從原始的在書本上的教育，延伸至其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利用幼兒園的進餐、午睡等生活活動進行隨機教育.設立生活角區域角，開展角色游戲.通過做游戲，唱兒歌，講故事等多種多種多樣的形式，吸引幼兒的注意力.幼兒通過與同伴在游戲中協助、分工、合作、謙讓等,鍛煉了幼兒的交往能力,對幼兒形成良好的性格有很大促進作用.讓每個幼兒養成健康的心理，不放棄任何一個幼兒.讓他們健康快樂成長，是我們幼教工作者責無旁貸的工作.
2.2良好心理環境的建構
生態學指出，要把幼兒的心理發展放在多個心理系統中并加以整合.而幼兒發展的環境并不是在一個家庭中，一個幼兒園中.而是特指那些以人際文化為主要元素的人文環境.除了必須保障幼兒人身安全的安靜、舒適的生活環境.更重要的是對幼兒心理環境安全的保護.教師、家長要學會換位思考，不要過多的厲聲責備幼兒.盡管他們的心理年齡尚且還小，但是他們對這種安全的心理氛圍的要求也就尤其重要.我們作為幼兒最依賴的人，更應該多站在他們的角度為他們考慮問題.不能僅憑主觀臆斷，覺得幼兒年齡尚且比較小，不懂事.就可以不顧他們的心理想法，做一些傷害他們的事情.而是應該多鼓勵、表揚幼兒，培養他們的自信心.以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面對生活.對于問題突出的孩子還要和家長聯系，咨詢專家，進行心理治療.
2.3幼教工作者的整體素質
據筆者了解，現今我國幼兒教師的基本素質還不是很高.很多學前教育缺乏新的師資力量，原有的教育理論還在比較低的水平.幼兒教師一般而言，基本是一些高職專科院校畢業的.相對別的國家來說，還存在十分大的差距.她們對于兒童表現的心理特征不能很好的進行分析與矯正.也更沒有能力來預見和干預了.一些幼兒園教師在解決幼兒特有的心理方面的問題時,則是把有關小學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論用于幼兒心理健康教育的實踐中.這種狀況帶來的后果,不僅沒有對癥下藥,還有可能惡化幼兒的心理問題.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個專業化水平要求相當高的職業,因此需要專業化的師資培養.進行心理學知識的培訓是解決幼兒心理健康教育專門師資缺乏的重要途徑.可以把這種心理學專業知識的培訓作為幼兒園教師繼續教育的一個內容,通過專業化的教育,無論是在基礎的理論知識方面還是在實際的操作技能方面,都能使幼兒教師得到很好的職后訓練，從而保證其能勝任幼兒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動幼兒心理健康教育的順利開展.然而，心理問題對于幼兒在該階段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這需要我們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要壯大幼兒教育群體的師資力量尤為重要.我們要重視幼兒教師的職后培訓工作的開展，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提高他們的基本素質.和自身的心理水平.這也是幼兒心理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幼兒教育是啟蒙教育，作為一名幼教工作者，要不斷學習,提高認識.加強理論知識，學習系統的教育的途徑和教育的方法等.
2.4加強家園共育
幼兒是在周圍環境中各種條件的相互作用中成長起來的.在幼兒期，他們對周圍環境的辨別力差，對成人依賴性強，教育的作用體現在生活中的人、事、物對幼兒的影響，幼兒生活直接作用于幼兒發展.家園猶如一車兩輪，只有同向運轉，才能共同促進幼兒的全面發展.幼兒良好心理環境的創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幼兒園教育與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利用時間等方式與家長進行交流，隨時了解幼兒在家情況，并向家長反饋幼兒在園表現，以取得家園一致性教育.同時轉變家長的教育觀.重視對幼兒的個別輔導.對于某些內向的幼兒來說，也許會有一些問題不愿意與老師和家長進行溝通.就憋在心里.這時，我們可以采取個案法，給予特別的關注，及時矯正不良的心理行為.必須十分關注個體幼兒的心理健康，實施個別教育.根據不同，制定出不一樣的教育方案，因材施教.然而，正因為缺乏有效的交流，才會引起幼兒的心理健康問題.其實很多問題，我們通過老師、和家長可以對幼兒進行適當的溝通.應該充分的認識到幼兒在學習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并能及時、積極的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家長應多關注幼兒的心理健康.作為教師，也應常常與家長聯系、溝通.加強家園共育.教師對幼兒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離不開家長的配合的.只有在學校與家長的雙方共同努力的條件下開展教育，才能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其次，多傾聽幼兒的心聲.傾聽并不是簡單的聽，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專注的傾聽兒童訴說的態度、方式及內容，是兒童對輔導者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當兒童與教師訴說一個他所遇到的問題時，教師必須積極傾聽，并不時給予反饋，讓兒童知道你在專心傾聽，以促進良好的溝通.只要教師做個有心人，在幼兒教育過程中能及時發現幼兒心理健康問題并及時引導，才能引導幼兒心理的健康發展.因為學前教育是對于幼兒的一種啟蒙性教育，它又在幼兒教育中起著導向的作用.理論研究表明：幼兒身上表現出的問題，往往源自家庭教育.由此可得，教師要引導家長使用正確的教育手段，確保家園共育對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機統一，應該使雙方達到統一的認識高度，幼兒的心理健康問題才能得到科學合理的解決.進一步加強了家長與幼兒園的雙方的主動和創造,使教育一致性原則得到了真正落實.幼兒園多于家長溝通，力求創設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對幼兒實施有效的影響和教育，讓家長從培養幼兒良好的心理素質入手，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來，在觀念上和行動上真正尊重孩子.對于幼兒的心理健康教育問題，深感任重而道遠.隨著我國幼兒教育事業不斷蓬勃發展，陸續有很多專家學者開始關注幼兒的心理健康.
3結語
一、研究課題
一個華德福幼兒的家庭生活
二、研究概述
華德福教育被譽為世界四大教育理念之一。事實上，自 2002 年起，華德福教育開始被國人在雜志期刊上介紹，近些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到華德福教育，其在我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作為一種非主流的教育模式，其也愈來愈受到教育界特別是學前教育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國內很多關于華德福教育的探討應運而生。
幼兒在園學習效果的維持必須依賴于有效的家庭環境，家園合作一直是幼兒園工作的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在華德福幼兒園，這一點尤其突出。比起主流學校，這種新的教育理念對幼兒的家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學校對其家長有很多建議，比如不能給孩子看電視、玩電腦，不能穿有卡通形象的衣物等等，這與我國主流思想下的家庭教育現狀背道而馳。目前國內關于華德福教育的研究和文章并不多，關注華德福家庭的幾乎沒有。然而，對于華德福幼兒家庭生活的探討不論是對于入讀華德福的家庭還是非華德福家庭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本文旨在通過敘事研究描述一個主流社會的家庭在入華德福后產生的一系列碰撞、沖突的過程。家庭生活具體是怎樣進行的?是否與華德福理念一致?為什么一致或不一致?即，通過對比華德福理念下家庭生活的應然狀態和實然狀態來探討華德福教育理念。在細枝末節的家庭瑣事中呈現幼兒及其家長遇到的問題及解決過程，并對此進行探討，試圖對其他接受主流學校教育的幼兒家長提供一些思考和參考。
本文把家庭生活基本上分為外在有形部分和內在無形部分兩類，共十四項。通過連續多日的觀察及訪談，從外在有形部分來講，該幼兒的飲食以有機食品為主;幼兒承擔固定的家務;玩耍的范圍從客廳到自己的臥室;家居簡潔素雅;光線明亮;穿衣以純色無卡通為主;玩具以塑料的樂高玩具為主;有少量卡通玩具和電動玩具，會用電腦打游戲、畫畫;書籍有百余本，從繪本到百科全書;客廳有電視機但并不看;一般晚上八點半睡覺，睡前自己洗漱，家長講故事;短期旅游主要是在家附近的公園及周邊，也有跨省跨國游，家長多選擇環境優美的地方，并會邀請幼兒同伴同往。
可以看到，該家庭在玩耍空間、顏色、光線、睡覺四個維度非常符合華理念，而前三個維度其實并不是與華德福有關，是家長自由選擇的結果，但得到了華德福理念的支持;在衣服、食物方面有較高的認同度;在書籍、電子產品方面不太明朗或者持有自己的看法;在愛的氛圍營造上父母做的較好，但是父親有時候會不耐煩;在原則、規則上媽媽一般比較堅持、有耐心，爸爸有時候會妥協;在節奏上，該家庭基本上能保證規律的作息時間，節假日外出有時難以保證。總之，該家庭某些做法符合華德福理念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受接觸華德福影響而認同，而是之前就有了，不符合華德福的做法的原因一是受外界影響較大;二是對某部分理念不是很清晰;三是保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當然，家長不一定要認同華德福的理念，但是在認同基礎上的家園合作對幼兒來說無疑是最好的。這就需要家長們在了解的基礎上慎重選擇。
很多家長并不了解華德福， 建議主流教育的家長們在做決定之前，先去模仿著做一些事情，觀察幼兒的變化，這比起盲目的接受或排斥都是更為實際、有用。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三、問題的提出
家庭是幼兒的搖籃，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個地方。我國古諺有：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 家長是幼兒的第一任教師。福祿貝爾曾說過：國家的命運與其說是掌握在當權者的手中，倒不如說是掌握在母親的手中。這句話也深刻地挑明了母親延伸至家長、撫養著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 brenner)創建的生態系統理論 (Bioecological Thoory) 也論證了家庭系統是兒童早期學習的最接近的系統，也指出建立良好家庭環境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在人身心發展的重要時期幼兒時期1起著不了估量的作用，孩子的許多基本能力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的研究早已表明，4歲時幼兒智力的發展已經達到其成人的 50%。家庭教育問題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被作為一種學科來研究，也只是近年來的事情。
時至今日，無論是父母，還是教育界專家，都無法輕視家庭教育對幼兒乃至孩子一生成長的重要性。本人在求學過程中接觸到不少孩子及其家長，常常驚詫的發現孩子的某些行為和問題與其父母存在一致性，并對于父母的擔憂，孩子的不快樂感到無奈，其實很多問題并不難解決。這讓我常常陷入深思，到底什么樣的家庭教育對孩子來說是需要的?如果這些父母能像那些個父母那樣多好啊。。。
學術界從探討學校教育模式擴大到分析家庭教育來探索和研究教育，家庭教育甚至于比學校教育更為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兒階段。有研究表明，孩子出生后的前六年，其智商已達到其成人后的 90%左右。而在幼兒階段，家庭不可替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等著作為廣大的讀者所認可，成為暢銷書籍。家庭對孩子成長影響的相關性研究越來越多，如家庭教養方式但目前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從家庭的某一方面研究對孩子某一方面的影響，如父母氣質類型對孩子學習成績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一個人的行為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學習成績好的孩子，不僅與其父母的氣質類型有關，還與其父母與幼兒相處的方方面面有關。從這點來講，把幼兒置入一個整體的家庭環境來探討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家庭生活值得分析。但是，什么樣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直到我遇到華德福。我有了更多的體會。
四、選題意義
在社會化轉型期，各種社會問題頻發的拷問下，探究華德福的家庭生活理念有其積極的意義。
五、研究方法
敘事研究：什么是敘事研究?敘事，敘：記敘，事：事情、故事，簡單來講敘事就是講事情、講故事。它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關注人們生活中的事情、事件，體現出對人們生活世界和人類內心的體驗的關注。在一定的時間空間范圍內對人們的生活世界進行描述，并根據一定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對事件、事件中人們的行為進行分析、解釋。敘事研究最早應用于文學作品中，由于其摒棄了純思辨的科學化研究方式，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關注到社會弱勢群體獲得了廣泛的采用。20世紀50年代已從社會學中獨立出來。20世紀80年代，教育敘事研究最初在西方教育研究領域內興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國教育者的關注。
選取緣由：本研究旨在了解一個普通家庭在孩子入讀華德福之后經歷的一系列觀念及行為方式的碰撞、轉變過程。華德福教育是一種非主流的教育，選擇入讀華德福的家庭必將經歷一些特別、或者另類的東西，為什么選擇華德福?在實踐華德福理念過程中遭遇哪些碰撞、困惑?怎么解決的?這些疑惑都不能以純思辨的客觀推論得出而是必須回到該家庭的主觀經驗中去獲得，去理解他們選擇以及實踐華德福理念的過程。而過程中的碰撞、糾結到最終的解決的過程都是本文意欲獲取的。對于事件的理解則涉及到敘述者所處的場域、敘說事件有關的人、過去所發生的相關事件的起因、開端、結束、影響等。而敘事研究就是這樣一種可以達成本文目標的方法。
獲取資料的方式：陳向明(2001)非常強調質的研究的主體間性的理解角度，即研究角度是通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理解后者的行為及其意義解釋。因此，本研究采用質性研究取向，重視研究者與每一位研究對象的互動，研究者主要講述的是自己參與了的故事，既是現場參與又要客觀地描述發生的事件，并對其行為進行分析、解釋。本文以觀察記錄、描述為主，輔助以訪談、文獻資料的方式來獲取資料。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研究者是現場文本的一部分，參與了部分故事，但是研究者又要抽離出研究者的角色，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客觀地看待身邊所發生的事情，并對其進行快速地編碼、整理。既要參與，又不能過多參與，影響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情況。在相對自然的狀態下觀察家庭生活里的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這就要求研究者以參與現場的身份去客觀地還原記錄并分析、解釋各行為。
研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Fontana Frey(1994)在關于質的研究的倫理問題時指出不論發生了什么問題，我們應該首先考慮到被研究者，然后才是我們自己的研究，最后才是我們自己：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尊重和保護被研究者是該研究得以進行的基本要求。為了確保研究參與者的權利，以下提出本研究的相關倫理議題和處理方法。
六、總結與建議
分別對該家庭生活中的具體事例進行分析，總結其符合和不符合華德福理念的部分以及不符合的原因，并給出建議。另外，就華德福與非華德福家庭的不同做以簡單探討。本部分文字呈現的內在思路是華德福理念的應然狀態該家庭在此方面的實際操作狀態歸因分析建議。
七、論文提綱
1 緒言
1.1 問題的提出
1.2 選題意義
1.2.1 理論意義
1.2.2 實踐意義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文獻綜述
1.3.1 華德福學校及其文獻綜述
1.3.2 家庭生活及其文獻綜述
2 研究方法及過程
2.1 研究方法
2.1.1 方法介紹
2.1.2 研究對象
2.2 研究過程
3 故事文本及文本匯總
3.1 該幼兒家庭一日生活掃描及文本匯總
3.1.1 該幼兒家庭一日生活掃描
3.1.2 該幼兒家庭一日生活事例文本匯總
3.2 該幼兒家庭生活關鍵事例掃描及文本匯總
3.2.1 該幼兒家庭生活關鍵事例掃描
3.2.2 該幼兒家庭生活關鍵事例文本匯總
4 分析、總結及建議
4.1 分析
4.1.1 該家庭的一日常規分析
4.1.2 該家庭的家庭生活分析
4.2 總結與建議
4.2.1 家庭生活分類各項總結與建議
5 反思
5.1 對研究對象的反思
5.2 對研究方法的反思
5.3 對研究過程的反思
5.4 對研究結果的反思
關鍵詞：陶行知 兒童戲劇 綜合素質 教學做合一
在“應試教育”的影響下，當今社會許多學生人文精神、人文情懷缺失，追求物欲，躲避崇高，缺乏責任感、正義感和道德感，不重視個人修養與品德的提升，缺乏愛心和公德心。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幼師學生的人文素養狀況也是不容樂觀的。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否則，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1]，陶行知主張通過教育來培養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諧發展的人。幼兒教育是整個教育的基礎，幼兒教師則是幼兒教育不可或缺的夯基人，所以幼師學生首先要成為“全面和諧發展的人”，既具備扎實專業知識技能，又具有較強創造能力、學習能力和較高人文素養。
一
陶行知非常重視素質教育，無論是曉莊師范、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等，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把美育與德育、體育、智育、勞動教育結合起來，以期創造“健康之堡壘、藝術之環境、生活之園地、藝術之氣氛、真善美之人格”的‘“健康、科學、美術、勞動與民主組成之和諧生活，即和諧的教育。他在《曉莊的第二年》文中提出“生活教育的五目標”，其中一條是：“美術的興趣”，而且他主張“以戲劇來培養藝術的興趣”。早在曉莊師范時，陶行知就成立了曉莊劇社，積極開展了戲劇的教學做合一的活動，取得了顯著地成效。育才學校于1939年成立了戲劇組，開設課程有：表演、發音、化裝、舞蹈、排演、戲劇講話、舞臺技術。后來逐步增設戲劇藝術、藝術概論、中國新劇歷史、表演藝術論、世界戲劇史綱、導演藝術論、劇作概論、心理學等。教學設備除購置不少書籍和道具外，還自制了一些道具。
幼兒師范學校非常注重音樂、舞蹈、美術的學習，學生學會欣賞藝術，并掌握一定的技巧，在課程設置中，唯獨缺少戲劇課程。老師進行兒童戲劇教學各憑興趣，無章法可尋，學生學習止于戲劇鑒賞。即使是有童話劇的表演，沒有系統的知識做支撐，也僅是自娛自樂。
“戲劇教育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舉凡劇本寫作、形體訓練、表演技巧、舞美設計與制作、導演方法、組織管理、策劃演出、戲劇理論、戲劇史等等，都可納入教學”。[2]在幼師學生的教學中，需要關注專業知識的學習與職業技能的訓練，如唱歌、繪畫、跳舞、彈鋼琴等，而戲劇教育的內容里本身就包含這些課程的內容，同樣也可以對這些課程內容進行整合。
對于幼兒師范的學生來說，沒有時間學習完整的戲劇史和戲劇理論，利用好兒童文學中的兒童戲劇學習，設置合理的實踐活動，也可以讓學生掌握相應的技能，并將所學的專業知識運用其中。
“好教育應當給學生一種技能，使他可以貢獻社會。換言之，好教育是養成學生技能的教育，使學生可以獨立生活。”在兒童戲劇的創編過程中，師生認真研究兒童心理，設計合乎兒童審美心理的情節和語言;在舞臺設計和表演方面運用美術、音樂、舞蹈、兒童文學等課程所學的知識技能。學生不僅可提高自身專業綜合素養，而且能掌握更多指導幼兒進行戲劇及其他藝術形式表演的技能，并可以運用到日后的教學中去。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輸知識，而是將開發文化寶庫的鑰匙，盡我們知道的交給學生。就如陶行知先生所說我們的教育要是“活”的人才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立人”，“戲劇創作的集體是人，它在舞臺上所展現的人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存狀態與生命體驗。”[3]戲劇的創作來源于人的生活，“世界大舞臺、舞臺小世界”正是戲劇來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一個反映。
兒童戲劇表演增強了學生對兒童的理解，了解豐富的人物角色性格，學會觀察人物內心的變化。并且在戲劇排演的過程中，學生要學會與他人的合作，學會真誠地理解人和尊重人。使幼師學生對專業領域的心理學、教育學等理論有更直觀的理解，與幼兒師范專業美育功能相契合，造就懂得真美、高素質、全面發展的人。
二
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其含義是“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4]“教合做合一”主張“以教人者教己”，意思是若想在“做”上教人，先必得親自演練一番，即首先應在“做”上學習。因此，教師不要為教而教，要在“做”上教;學生不要為學而學，要讓其在“做”上學要對學生實施“做”起來的教育，必須讓教師本身先“做”。在兒童文學中實施戲劇教學，一方面幼兒師范的學生是未來的教師會組織兒童戲劇表演，必須對戲劇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戲劇可以讓老師與學生共同創編與演出，共同學習，促進發展。
學生表演，教師點評的戲劇活動，并不能完全調動起學生學習積極性，學生的參與面較窄，教學目標的達成不夠理想，如果采取學生表演學生評分的競賽式表演效果會好很多。學生合理分配導演、編劇、演員、舞美、場記等工作，并扮演評委和觀眾進行評分，每個學生都能參與，體現了陶行知先生“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在活動過程中學生熟悉劇本創作到舞臺劇表演的全過程，聯系專業、注重實踐，綜合運用所學知識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下面以一次童話劇教學活動課為例，分析在兒童文學中兒童戲劇教學是如何“教學做合一”的。
活動內容是將安徒生童話《夜鶯》改編為童話劇。學生閱讀原著并將童話按劇情的發展分為幾個部分，采用分組合作的方式，改編童話劇劇本并表演。讓學生在實踐體驗中運用、探究和建構知識。活動密切聯系學生實際，聯系幼師學生的專業、注重實踐以及學習活動方式的多樣化，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完全被調動起來了，學生們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充分體現在整個活動過程中。
小組成員間注重合作，各團隊都有創意創新，有智慧的閃光點。學生們通過自評、互評、點評，對自己學習中存在的問題有著充分的認識，并根據老師給的評分標準，提出整改方案，加深了對知識的運用，取得了較好的學習效果。通過兒童劇排演的活動，學生將兒童詩、兒歌、童話的相關知識整合在了一起，并能將已學的兒童心理學的相關知識運用到實踐活動中去。
同時，學生在排演童話劇的過程中會充分考慮到兒童審美心理，比如在構思臺詞時，學生們會注重語言的韻律，使之具有節奏感，念起來生動活潑。并且會考慮到兒童的視角，包括兒童在現場觀看的視角，比如表現劇中“它已經被提升到‘左邊第一’的位置”這一段，學生特地將假夜鶯放在國王的右邊，原因是學生考慮到小兒童還不懂得鏡像的原理，他們在臺下看，他們的左邊才是左邊。雖然是一個很細微的動作，但可以看出學生對兒童心理的做了充分了解，也下了一定的功夫去研究完善童話劇的每一個動作。
學生們在兒童劇的創編與排演中還運用到兒童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在《夜鶯》中有死神出現，所以學生們考慮兒童的接受心理，盡量淡化死神的可怕，將死神卡通化，以一種較可愛的形象呈現。在安徒生的童話中，死神最終也被夜鶯的歌聲感動了，所以學生學生覺得死神并不應該是一個冷酷的角色。
通過這些兒童戲劇的實踐活動，學生不僅對兒童戲劇的創編與演出有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認識，還在實踐過程中完善了知識結構，提升了審美趣味，可以說學生的綜合素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當然，對于兒童戲劇的教學和幼師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不可能通過一次活動，一種教學模式就可以完成的。生活在變化、歷史在發展，陶行知先生也說過“仿我者死、創我者生”，我們的教學需要隨著歷史和生活的發展而發展，在實踐中不斷吸取經驗教訓，積極學習新的教學理念，來完善我們的教學。
參考文獻
[1]華中師范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南京曉莊師范學校編：《陶行知文想》[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鄭薏苡，《兒童戲劇與學前教育》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M]，2012年6月第1版。
[4]董健，馬俊山《戲劇藝術十五講》[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注 釋
[1]江蘇省陶行知研究會，南京曉莊師范學校編：《陶行知文想》，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頁。
[2]同上P400。
[3]董健 馬俊山，《戲劇藝術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P21。
關鍵詞：小學語文；生活化教學；現代兒童學習理論
小學語文習作作為一項系統性的教學內容，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語文能力、文字能力、書寫能力與閱讀能力。因此，合理應用現代兒童學習理論，提高習作教學的生活化、多樣化就顯得極為必要。
一、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簡析
現代兒童學習理論作為一項成熟理論，包括諸多內容，下面從理論發展過程、心理結構重要性、理論運用模式等方面出發，對現代兒童學習理論進行分析。
1.理論發展過程
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發展過程有著自身的獨特性。相關研究表明，兒童學習理論作為教育學和教育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任務在于進一步論述學習的本質及其形成。因此，該理論重點探討兒童學習的本質、過程、踴、方法和策略。其次，在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的過程中，應用這一理論能夠讓學生在感知運動階段、前運算階段以及具體運算階段都有著更加顯著的成長，現今得到了許多小學教師的青睞與實踐。
2.心理結構的重要性
現代兒童學習理論對于兒童的心理結構有著很高的重視程度。通常來說，心理結構的重要性在小學語文生活化習作教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例如，小學語文教學內容的構成更應充分反映學生的心理結構。在第二階段和初級階段組成的第三個階段被稱為“練習”，在總結過程中的學生正處于具體運算階段和形式運算階段形成的關鍵期，因此在這兩個階段應充實并完善習作教學內容，將內容生活化、多樣化，有助于學生寫作能力和閱讀能力實現飛躍式提升。教師可以把習作內容與學生的實踐生活相聯系，更加符合小學階段學生的心理發展特點。
3.理論運用模式
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運用模式是多種多樣的。學習是利用自己的經驗，積極建構一種有意義的自我認識。根據這一理論我們發現，學生的學習能夠在特定的環境中和在教師的直接指導下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學習模式特點決定了學生的好奇心會得到滿足，也與學生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最終能夠在此基礎上使學生的習作內容更加豐富。
二、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中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應用
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中，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應用應當具有靈活性，下面將從開發學生智能、合理創設教學情境、形成學生自我認知等方面出發，對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中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應用進行分析。
1.開發學生智能
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中，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應用可以起到開發學生智能的效果。小學語文教師在開發學生智能的過程中首先應當深刻認識到不同的環境和教育條件下，智力有八種類型，每一種類型在習作教學中起到的效果都存在著不同的差異，但是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環境和教育條件會對學生的智力發展方向和程度產生顯著差異。因此，教師要找到一種合適的教學方法，將生活中不同的內容與片段作為習作主題，才能在此基礎上讓學生的寫作素材更加充實。
2.合理創設教學情境
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中，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應用對于創設更加良好的教學情境有著重要的作用。小學語文教師在合理創設教學情境的過程中應當為每個學生提供平等的自我表現機會，引導每個學生進行自我塑造。例如，小學語文教師可以創設各種情境，以便更有效地激發或支持學生進入學習狀態，最終取得良好的寫作能力和學習效果。
3.形成學生自我認知
在小學語文習作生活化教學中，現代兒童學習理論的應用可以進一步形成自我認知。小學語文教師在讓學生自我認知的過程中首先應當著眼于采用有利于學生發展自知的方法，可以根據內部和外部的經驗建構自我認知。其次，小學語文教師可以讓學生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思維，最終形成正確的自我認知模式。
三、結束語
小學語文習作教學作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重要的組成部分，直接影響著學生語言綜合素質發展，因此通過應用現代兒童學習理論，讓更多的學生獲得良好的習作學習體驗有著極高的教學意義與教學實踐價值。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施良方.學習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一、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具體發生時間的辨析
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具體發生時期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爭論了。在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兒童文學”?存在著什么樣的“兒童文學”?針對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其中，以蔣風、王泉根、方衛平、張之偉、譚元亨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兒童文學了。蔣風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的緒論當中這樣寫道:“歷代兒童常常把豐富多彩的人民口頭創作和古代文人文學中的優秀篇章攫為自己的寶貴精神財富，以滿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這就使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與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學保持著傳統的血緣關系。”［1］1蔣風先生所指的優秀文學中，除了《西游記》《水滸傳》等文人文學外，他還特別提到民間文學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巨大影響:“我國古代的民間童話和民間故事，從來就主要生活在孩子們中間，滋養并豐富了過去時代的兒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的一宗極其豐富的遺產。”［1］2王泉根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中國兒童文學概論》等論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觀點:“由此觀察中國兒童文學，中國古代有童謠、童話的存在，自然有兒童文學的存在。”［2］13“如是我們說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資源源遠流長，這顯然是指千百年來民間流傳的口頭兒童文學。”［2］14張之偉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中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客觀存在的兒童文學”［3］。這種提法與方衛平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古代兒童文學的提法不謀而合。但是，方衛平也指出，中國古代兒童文學具有非自覺性。“除了符合傳統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們基本上都不是專門為兒童所創作的自覺的兒童文學作品。”［4］縱觀這幾位學者的觀點，不難做出如下的概述: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民間文學、中某些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以及兒童之間傳唱的童謠等可以看作是兒童文學，但是古代并沒有出現專門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也就是自覺的兒童文學，真正自覺的兒童文學要到“五四”時期才出現。吳其南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中使用類似的稱法，即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非自覺的兒童文學”。他指出:“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冠禮的記載值得關注。而真正將兒童作為一個共同體來想象其特點的是一批美學家，如老子、李贄等。因此，現代社會以前是有童年觀念的，古人也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的不同，只不過他們的注意點多在生物學層次上，而現代的學者關注的則是文化層面。而兒童文學的產生與近代以來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學校的建立推動了兒童文學讀者群的生成。學校創造一個兒童的文化群體，為兒童提供了一個特殊、介于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空間，創造了一種兒童自己的、又有別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層為兒童文學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暢通了兒童自身的接受能力這個制約兒童文學建立和走向自覺的瓶頸。”［5］
在“兒童文學是古已有之”這一陣營中，譚元亨的觀點顯得與眾不同。他在《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背離》一書中將孫悟空、哪吒等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歸為“兒童形象”。并且認為，“《西游記》在很大成分上，是給兒童們寫的，而且，可以被視作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雛形”［6］。以朱自強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甚至連“中國兒童文學”這個名詞都不存在。這一觀點最先在他的《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提出:“從有人類的那天起便有兒童，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兒童卻并不能作為‘兒童’而存在。兒童作為兒童被發現，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才完成的劃時代創舉。沒有現代社會對‘人’的發現，就不會有‘兒童’的發現，而沒有‘兒童’的發現作為前提，為兒童的兒童文學是不可能產生的。”［7］3而關于民間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的關系，朱自強則表示:“民間文學要成為兒童文學，一定要經過現代轉化。”［7］4在《“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強運用福柯的知識考古方法和布爾迪厄的“文學場”的概念，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8］因此，他認為不能采取對細部進行孤證的做法，認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兒童文學”這一重大的事件的發生。“建構的本質論”是朱自強針對兒童文學界出現的“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強看來，杜傳坤是建構主義的代表。杜傳坤在《現代性中的“兒童話語”———從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談起》一文中表示:“現代兒童文學起源的‘元研究’的意義并不在于具體是哪一個時期，而是為什么是這個時期。兒童文學的真實起源來自于成人對兒童的想象。現代兒童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就是兒童被‘他者化’的過程。”［9］在這里，杜傳坤顯然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兒童是通過“顛倒”而被發現的風景。不可否認，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成人為隱含的兒童讀者所構建的一個“烏托邦世界”(尤其在狹義的兒童文學中)，是成人想象出來供他們閱讀或欣賞或受益的東西。但我們應該同時注意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動的接受。相反，他們正在積極抵抗這些理想化的過程。路易絲·喬伊在2019年出版的專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筆者譯:《文學的兒童:批判的讀者與理想化藝術》)中，分析了“兒童讀者從事的實際的批評活動的本質，強調兒童對文本起何種作用”［10］。通過細讀一系列“黃金時代”為兒童創作的兒童小說，證明了兒童批評是如何在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過程。也許，這本書提供的全新視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糾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偏頗，從而使我們更加理性地看待“兒童文學的發生”這一問題。
而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大多數的學者都持“五四說”的觀點。但也有少數學者持“晚清說”的觀點。張建青論文《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運用譯介學的方法，從晚清的兒童文學翻譯入手，對不同譯文以及茅盾、葉圣陶、孫毓修的童話作比較分析，從而得出“中國的兒童文學逐漸誕生于晚清，標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現的《無貓國》，它標志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11］。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孫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一文中對清末民初兒童文學活動史料的梳理和整理，發現“清末民初時兒童文學活動的創作思想日趨成熟、兒童文學創作實踐豐富多彩、兒童文學活動的積極影響不斷顯現，因此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活動，是具有民族性、現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國兒童文學真正呱呱墜地的誕生期”［12］。
二、對這一時期具體文學實績進行研究
對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史料的整理從未停止過。1982年胡從經編纂的《晚清兒童鉤沉》是中國大陸較早關于晚清時期兒童文學史實的著作。隨后，蔣風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王泉根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張之偉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等一系列現代兒童文學史著眼于“五四”到前的兒童文學史實的梳理。對于這一時期兒童文學也以正面評價為主，肯定了“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撥，把“五四”時期作為兒童文學史上的重要節點。但這些著作對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從兒童文學觀、域外翻譯的兒童文學和原創文學三個角度來論述，缺少對史料更深入探究。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逐漸從各個角度審視晚清至“五四”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試圖探究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歷史、社會和民族國家等之間復雜的關系。談鳳霞教授在論文《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審美困境》中，從“審美”的角度，對1903－1927年間的兒童文字進行評價。在肯定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成就的基礎上，同時指出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矯枉過正。作者選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輻射的面卻非常廣。通過研究發生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性，我們可以關照到整個現代甚至當代兒童文學的審美面貌。［13］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另辟溪徑，從“圖像”這個在兒童文學中習以為常但卻又最容易為人忽視的文體入手，考察圖像由敘事的點綴到直接參與敘事的演變，從而折射出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復雜性。圖像在晚清時期給兒童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在民國初年成為啟蒙的利器，并出現了完全以圖像為主導的《兒童教育畫》，到了“五四”時期，“圖畫故事”作為一種新文體正式出現。圖像對葉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兒童文學作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是現代兒童文學誕生重要的推動力量。［14］
兒童文學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直伴隨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各個階段，尤其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階段。吳翔宇的論文《想象中國:五四兒童文學的局限與張力》從“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入手，發現了“五四”兒童文學無法回避成人———兒童的張力關系。在“五四”時期的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中，都無法回避地出現成人的聲音。在成人和兒童的身上同樣都存在著自然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在兒童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無論是過分強調政治之于兒童文學的訓諭和教化功能，還是將兒童文學超脫于政治之外，都是對兩者之間深度關聯的片面理解。”［15］
從兒童文學內部探討兒童與民族國家的命題是另外一個趨勢。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和魯迅在兒童文學方面的貢獻不可小覷。對周作人的研究，學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兒童本位”理論以及他將民俗學、人類學與兒童文學交叉在一起的跨學科方法上。而對魯迅的研究，則更多集中在他對愛羅先珂童話的翻譯上面。談鳳霞教授的論文《魯迅與愛羅先珂的童話》一文中闡述了魯迅選擇譯介愛羅先珂童話的標準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兒童健康成長，并從長遠來看能有利于改良社會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潑、積極的生活情趣和雋永的藝術魅力，能吸引小讀者。論文的著眼點仍在啟蒙與斗爭的主題之中。［16］美國學者安德魯·瓊斯的《發展的童話:魯迅、愛羅先珂和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一文則揭示了魯迅對于啟蒙這一命題十分曖昧的看法。魯迅和愛羅先珂一樣持續關注著進化論及其帶來的發展渴求，但也時刻懷疑這種發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魯認為《狹的籠》是一個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識分子的發展主體為啟蒙價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謝曉虹的論文《五四的童話觀念和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從讀者對象的角度介入來重審“五四”時期的童話。她提出了很有趣的問題:童話在“五四”時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說的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時期當童話被視為“專為兒童所用的文學”時，一個嶄新的讀者群———擁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構建出來。具體到魯迅1926—1927年所翻譯的《小約翰》，進一步闡述了魯迅所看重的童話作品中的“社會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無邪”，而是必須擁有“成人”與“兒童”的雙重視點。因此，魯迅所翻譯的童話，是獻給他們的———那些徘徊在“成人”與“兒童”世界之間，擁有雙重視點的痛苦的覺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學者佩里·諾德曼在《隱藏的成人:定義的兒童文學》中曾說:“我推定敘述者(指兒童文學文本的敘述者)是一個成年人，這些文本往往提供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兒童式的，一種是成人式的。”［18］其實在魯迅翻譯的童話也存在著這種雙重視點，因此才會邀請同樣具有“雙重視點”的讀者進入文本。在余話中，謝曉虹希望借此豐富現時對“五四兒童”、國族想象等課題之探討。李瑋的論文《在東西之間發明兒童———論民族政治與魯迅的兒童觀》一文打破了前者啟蒙語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語境下探討了魯迅的兒童觀。她提出也許并非是魯迅“發現”了作為“人”的存在的兒童，而是魯迅通過“發明”兒童來實現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兒童”是魯迅實現民族解放的一個工具。在謝曉紅“雙重論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其翻譯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與兒童之間，而是存在于殖民語境下魯迅所建構的東/西、新/舊的中國秩序之間。在東西結構中，在新舊轉換之間，“兒童”被賦予分裂傳統文化秩序的特質———“童心”或“童話”。“童心”或“童話”溝通另一個“成人世界”。［19］
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研究的重點是某一份刊物、某一個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產生的影響。宋莉華的論文《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指出傳教士在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活動。在翻譯福音小說方面，傳教士將其改編為兒童讀物，前期的目的在于傳播宗教教義，后期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啟蒙色彩;在寓言方面，傳教士將寓言進行改編，使其更加適合兒童閱讀，寓言正式成為了兒童文學的一種文體;在童話方面，傳教士用白話文譯介了大量經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未來的發生方向。［20］美國學者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一書專門為兒童文學單列一章，重點論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學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把純兒歌從傳統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統文學中分離出來，把它歸入一個專門的民間文學體裁，并肯定它在民間文學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開拓性的作用。［21］陳恩黎的論文《顛覆還是綿延———再論〈小孩月報〉與中國兒童文化的現代啟蒙之路》，通過對《小孩月報》的再考察，發現了《小孩月報》所開啟的“啟蒙之路”并沒有完成一種對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挑戰、顛覆和互補的橫向文化移植，而是變異為在現代化名義下繼續綿延的縱向繁殖，進一步加大了傳統中國對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規范、塑造與利用的文化慣性。［22］李艷利的論文《〈蒙學報〉與晚清兒童文學的覺醒》以《蒙學報》為中心考察了其下設欄目在中國兒童文學自覺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麗娜的論文《〈婦女雜志〉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與之結構類似。通過對《婦女雜志》下設欄目《兒童領地》和《玩具俱樂部》發表文章的整理，作者發現《婦女雜志》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尤其是其階段的重大貢獻。它在“兒童的發現”、兒童文學的創作、譯介和本土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24］
近年來，研究者逐漸關注到了兒童報刊圖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一文，陳平原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中的‘兒童的發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名為《轉型期中國的“兒童相”———以〈啟蒙畫報〉為中心》，以1902—1904年間存在北京《啟蒙畫報》為中心，探討轉型時期的“兒童相”。“以圖像為中心，兼及相關文字，對比‘婦女相’和‘兒童相’，解讀《小英雄歌》等歌謠的精神意蘊，探究教科書中的插圖，進而關注‘游戲’怎樣成為兒童教育的重要內涵、‘知識’可否變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對于《啟蒙畫報》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論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從蒙學報刊與新式小學教育的引進講起，進而講到兩份報刊中的知識結構，包括文學、歷史、算術和地理等多門學科，最后談到了新知識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報刊童蒙教育的開拓與局限。［17］35－72可以看出，這兩篇論文中真正涉及文學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術史、報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時期“何謂兒童，如何啟蒙”。
在晚清至“五四”時期有許多人物都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王蕾的《安徒生童話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按照專題研究的方式說明了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觀念生成、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兒童文學的創作實踐等方面對中國的影響。［25］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時期以來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話語資源，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語境下梳理兒童文學發生期的文學實績，考察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現實社會、文化、歷史的復雜關系。
中國兒童文學到底起源于何時?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兒童文學?這些問題至今仍是學界的熱門話題。針對以上這些議題，筆者認為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兒童?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存在于自然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存在于自然維度上的兒童，從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時期;而在社會維度上的兒童，不同的歷史時期則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即使在同一個時代，不同階級和社會背景的人看待兒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統思想是壓抑兒童天性的，那些所謂的蒙學讀物是不能夠算作兒童文學的，但是在民間，有許多故事和歌謠仍然是受到兒童喜愛的。所以，關于“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的爭論點在于雙方對于“兒童文學”的定義有所不同。持“古代說”觀點的學者是從兒童接受的角度來定義兒童文學的。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某些作品為兒童所喜愛，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兒童文學。而朱自強認為，“兒童文學”應當是一種觀念，只有得到成人認可，尤其是官方認可的兒童文學才是真正的兒童文學。但“兒童文學”究竟應當如何定義，學界至今也沒有準確的定論。在看待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關注作品誕生的條件，包括社會、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作為研究者，更應該考察兒童文學作品在每一個具體歷史環境中如何為讀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樣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讀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又是怎樣反過來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現出從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轉變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隱含的復雜內涵，從而糾正了人們之前的許多誤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進一步探究。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待史料要有著自己的價值立場，才能發現歷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將史料的研究變成單純的考據，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價值。
關鍵詞：兒童小說；曹文軒；獨特性
中圖分類號：I20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125-03
與相對的兒童文學起步較晚，它的產生和確認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從世界范圍內來講，兒童文學萌發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就我國而言，有史可考的專為孩子們創作的兒童詩、兒童小說、兒童戲劇等直到晚清才開始陸續問世。兒童文學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則始于20世紀初、五四之后。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曹文軒同時也是兒童文學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兒童小說獲得過國內多種文學獎項，這些榮譽足以證明曹文軒作品的質量之高，值得讀者閱讀和學者研究。
兒童文學與相區別，有著自身獨特的價值。在晚清和時期，我國的兒童文學主要起著教育作用，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新世紀以來，隨著兒童文學的繁榮發展，兒童文學作家開始打破只創作說教氣息濃厚的作品，而更加注重作品的審美功能。曹文軒的兒童小說正是避開了對兒童枯燥的教化，而是充滿著優雅的審美情懷，體現著對美好人性與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本篇論文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從深刻崇高的創作宗旨、少年男子漢形象的塑造和多種創作方法的結合這三個方面來論述其兒童小說的獨特性。
一、深刻崇高的創作宗旨
“創作宗旨是指某一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根本目的和追求。”[1]創作宗旨也可以理解為創作觀念、創作理念，對作品起到統攝性的作用，它影響著作品的創作主題，制約著作品的創作原則、創作對象，甚至決定著作品的創作方法。曹文軒兒童小說深刻崇高的創作宗旨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為人性”的兒童文學觀
上世紀八十年代，曹文軒提出“孩子是民族的未來，兒童文學作家是民族未來性格的塑造者。”[2]曹文軒的這一觀點是當時兒童文學研究領域十分重要的理論話語，對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起著強有力的影響和促進作用。這種提法，把兒童文學作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位置，它把塑造兒童的性格上升為塑造整個中華民族的性格，體現在具體作品中就是對人性美的弘揚。
2005年6月，曹文軒對之前提出的觀點做出了修正，他說：“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3]為了契合自己“為人性”這一創作宗旨，曹文軒在他的作品中分別描寫了“人性美”和“人性惡”兩個方面，從而展示其對人性深度的挖掘。同時，通過人性“善”與“惡”的對比，引導少年兒童樹立正確的人生觀。
《草房子》里男孩桑桑和杜小康之間的相處體現了“人性美”。杜小康曾經是油麻地首富家的孩子，然而意外的事故使杜小康的家境突然敗落，他被迫輟學跟父親到蘆花蕩放鴨，在別人的眼中，他已經失去了當初的光彩。桑桑并沒有因為杜小康家境的一落千丈而幸災樂禍，相反，他們成了好朋友。杜小康和父親從蘆花蕩放鴨回來后，給桑桑帶了五個雙黃的鴨蛋，這是杜小康從大蘆蕩帶回來的全部財富。為了讓輟學的杜小康重返教室，桑桑賣去了自己心愛的鴿子，把錢全給了杜小康。他們真摯的友情，閃耀著“人性美”的光輝。
《紅瓦》中的喬桉則是一名不良少年，因為母親同祖父，他有著備受歧視和侮辱的不幸童年，致使他的心理暴力且陰暗，他的性格多疑而嫉妒。他不相信生活的美好、人心的善良，而是以一種怨恨的態度對待身邊的人和事，最后因為盜竊而走向了犯罪的深淵。但是曹文軒并沒有對喬桉這樣的不良少年做出指責或批判，而是正視人性的弱點，平靜地刻畫著人性惡，甚至對喬桉或喬桉這一類的少年表現出同情和關懷。
（二）對苦難的執著書寫
悲劇意識是曹文軒兒童小說中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之一。曹文軒認為，在輕薄的享樂主義盛行的今天，我們忽視了苦難對于生命的價值，而我們應對此作出反思。他說：“兒童文學是給孩子帶來的文學，這里的包括喜劇，也包括悲劇――后者在有些時候甚至比前者還重要。”[1]他的一系列作品《草房子》、《青銅葵花》、《細米》、等無不彌漫著憂傷悲憫的氣息。
《草房子》里原本活潑可愛的男孩桑桑卻得了奇怪的病，使他小小年紀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青銅葵花》里的小女孩葵花，是城里的孩子，從小沒了母親，父親被下放到農村勞動不久后去世，她被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收養；《細米》里的少女知青梅紋，其父母在中雙雙死去，可憐的她在農村過著孤苦伶仃的生活。
曹文軒對苦難的書寫，是告訴孩子們苦難在人生中的必要性，我們要成長，就必須要經歷一些磨難。孩子們在閱讀苦難、感受苦難的同時也培養了孩子們面對苦難處變不驚的坦然態度。快樂是廉價的、虛無的，痛苦才是寶貴的、深刻的。
二、少年男子漢形象的塑造
“創作對象是指作家進行創作時關注的焦點和描述、表現的中心。”[1]盡管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同樣都是兒童題材，實際上他們表現的中心卻各自有別。曹文軒作品的創作對象則是以少年中學生為主，主要描寫少年的日常與學習生活，身體與生理上的變化。曹文軒曾說：“我根本不想去了解現今的中學生，因為我就是中學生。”[2]正是這一寫作定位顯示了他與其他兒童文學作家不同的價值追求。
中學生也就是少年，曹文軒的多部兒童小說均以少年為題材，對“少年”這一特殊人生階段的關注已成為其小說創作的一大特色。圍繞“少年中學生”這一寫作對象，曹文軒側重表現了少年萌發的情愛意識，以及對少年性格上的刻畫。
（一）少年情愛意識的萌發
曹文軒并不因為自己寫的是兒童文學作品而有意規避“性描寫”，但與不同的是，曹文軒筆下有關于“性”的描繪是純潔且高尚的，情愛意識的萌發是兒童在成長發育過程中的正常生理現象，作者不忌諱談性，而是以一種巧妙的暗示的方法對少年進行正確引導。
《細米》里的少女梅紋是一個女知青，她住在細米的家里，和細米以姐弟相稱。在梅紋初到稻香渡，細米看到她的第一眼便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大年三十的晚上，細米的父母不在，姐弟倆睡在同一張床上。細米對梅紋身體散發出的清香感到害羞，夜晚梅紋將細米的雙腿抱在懷中，細米的雙腿對梅紋胸部的感知使得他緊張得久久不能入睡。還有一次，細米無意中撞見梅紋正在洗澡，女孩的身體就那樣鮮活的展現在他的眼前，細米對此產生了負罪的感覺，慌忙地解釋說自己不是故意的、自己不是壞孩子。作者如此處理，更能顯示出男孩細米純潔的心靈。
曹文軒雖然并不回避對少年情愛的描寫，但卻張弛有度，對此有一定的節制。正是在這種表現與節制之間，完美地向讀者展示了少年間純潔珍貴的朦朧情愫。于成人讀者而言，不失為一種美的感受，會喚起自己兒時相關的體驗或記憶；于少兒讀者而言，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能對他們的情愛意識起到良好的疏導作用。
（二）堅韌頑強的性格
面對缺乏勇氣和創造力、自私且貪婪的少年性格，曹文軒曾提出：“當代的兒童文學應該對那種順從的、老實的、單純的兒童形象加以否定，塑造堅韌的、精明的、雄辯的兒童形象。”[1]并且他也曾說過兒童文學作家承擔著未來民族性格塑造者的重任，因此他在自己的兒童文學創作中才塑造了許許多多堅強執著、生氣勃勃、勇于擔當的小小男子漢形象。
《山羊不吃天堂草》里的小木匠明子，跟隨師父和師兄來到城里謀生，在城市里師徒三人備受城里人的侮辱與歧視，并且師徒三人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矛盾。但是不管怎樣，小明子始終恪守一個正直的鄉下人的生活原則和價值觀念，在充滿誘惑的、眼花繚亂的生活環境中保持了自己不卑不亢、自尊自強的高尚人格。
曹文軒對少年的成長過程有著全方位的展示，首先從生理上的發育，繼而到精神上的完善再到人格的塑造，都有細致地刻畫與描寫。他筆下的少年，其成長過程中都經歷了挫折與困難，正因為有了與苦難作斗爭的體驗，才使少年獲得了珍貴的人生財富，為他們以后的學習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礎。曹文軒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來的少年男子漢形象，培養了少年堅強的性格，尤其對男孩子陽剛之氣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多種創作方法的結合
河北大學文學院的閻浩崗教授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只有在創作方法上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追求，形成了自己獨特個性的作家，才會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閻教授在這段話里突出了創作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說每一位優秀的作家必定會在創作方法上有一定的追求，由此才使自己與其他作家區別開來。曹文軒創作方法的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敘事手法的多樣，另一個是優美詩意的語言。
（一）多樣的敘事手法
曹文軒不僅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學者，他的《小說門》是一部專門研究小說創作理論的專著，曹文軒本人可謂是熟知各種有關小說創作的技巧，而他的作品正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實踐的產物。在小說的敘事手法上，他的作品十分鮮明的體現在運用兒童視角和“搖擺式”的敘事兩大方面。
1.兒童視角的運用
“兒童視角指的是小說借助于兒童的眼光或口吻講述故事，故事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特征。”[2]曹文軒的大部分兒童小說均運用了兒童視角，《草房子》以男孩桑桑的視角描寫了他刻骨銘心，終身難忘的六年小學生活；《紅瓦》是少年林冰眼中油麻地小鎮上各色人物的斑駁人生以及他在學校與同學老師相處的青春故事；《山羊不吃天堂草》是鄉村少年明子在城市的經歷和對家鄉的回憶；《細米》則是少年細米與知青梅紋在小村莊稻香渡發生的故事。
作家運用兒童獨有的感知方式和認知方式，給讀者帶來一種別樣的審美。兒童以其單純清澈的眼光，在成人熟視無睹的事件或情境中創造出詩意而純真的美，給人們業已格式化的審美套路帶來沖擊，對成年人產生一種“陌生化”的閱讀效果。兒童視角的運用，激活了人們逐漸僵化的古典美感，勾起了人們對于童年的美好記憶，讓人們深刻感受到童心的無邪，帶領讀者進入另外一種審美世界。
2.“搖擺式”的敘事
在曹文軒的小說創作理論專著《小說門》一書中，第七章名為“搖擺”。“搖擺意味著小說在運行時，不是毅然決然地向前奔突，而是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呈現出猶疑不定的狀態。”[1]“搖擺式”敘事，就是指作家在處理情節或人物關系時運用的一種蕩出、收回、再蕩出、再收回的敘事方式。曹文軒喜歡在他的長篇兒童小說中采取“搖擺式”的敘事技巧，如《草房子》里蔣一輪與白雀愛情之路的一波三折；桑桑病情的變化，由病入膏肓到出現好轉；杜小康家境的變化，由富有到衰敗。
曹文軒采取此種敘事技巧，使得小說的情節帶有強烈的節奏感，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小說中的人物富有彈性，在各種情形中跳躍、沖突、糾纏，產生張力，使作品具有了無窮的魅力并且更具可讀性。
（二）優美詩意的語言
曹文軒非常看重兒童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因此他同時也非常看重兒童文學的語言運用。“讓一個人在他的童年時代就惠受優美語言的雨露，使他從小就養成一種高雅的情懷，這是兒童文學推卸不了的責任。”[2]為了讓兒童讀者從小就能徜徉在優美詩意的語言文字之中，感受文字的魅力，培養兒童在語言方面的審美意識，曹文軒的小說語言運用了比喻、通感、白描等多種修辭手法。
如《根鳥》的第三章《鬼谷》中有一段關于一種植物“珍珠果”的描寫，“葉子小而稀，狀如富貴人家的女子的長指甲，深綠，陰森森；莖瘦黑而蒼勁，像垂暮老人的紫色血管。”[3]兩個比喻句的使用，讓讀者對珍珠果的“葉子”和“莖”有了形象生動的認識，并且“深綠色的長指甲”與“垂暮老人的紫色血管”讓人感覺到珍珠果并不是一種吉利的果實，而是帶有某種邪惡的暗示。盡管這段描寫并不能給人美的體驗，甚至是丑的，但是“審丑”也是“審美”的一種，我們研究的重心是曹文軒的語言運用方式。
四、結語
近年來，我國的兒童文學加速了其繁榮發展的步伐，涌現出大量的兒童讀物，兒童文學研究也趨向跨學科研究。事實上，我們對兒童文學的關注程度依然不足，在兒童文學優秀作品的創作以及先進的兒童文學理論的提出等方面仍有待提高。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王富仁教授說：“我呼喚兒童文學！呼喚中國的兒童文學！呼喚中國真正的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學！”[1]王教授這一發自內心的強烈呼喚，值得我們每一位兒童文學愛好者的深思。以曹文軒為代表的兒童文學作家更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他們的職責光輝而神圣，他們是偉大的，是值得我們尊敬的。曹文軒在創作宗旨和創作方法上的獨特追求，使得他的作品與其他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區別開來，也奠定了他在當代兒童文學文壇上的地位。相信在眾多兒童文學作家和學者的努力下，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前途將一片光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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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文軒.小說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一、文學論文知識重組平臺的選用與設計
文學論文的知識重組，需要選擇一個適用的軟件系統構建平臺，以便建成適用的小塊知識資源庫。目前，國內較好的資源整合系統有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開發的跨庫集成檢索系統(CSDL)、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研制的異構數據庫統一檢索平臺、清華同方的異構數據庫統一檢索平臺USP和TRS數字圖書館資源整合門戶(TRSIIP)、浙江天宇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天宇異構資源統一檢索平臺等可供選擇。特別是經過改造的•“維普期刊全文數據庫”所用軟件，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工作平臺。軟件系統選擇到后，還應在其首頁上作數據庫題名、主題詞、檢索口等必要的設置，以期構建更科學的數據庫。數據庫首頁上作系列主題詞設置具有兩大功用：一是導讀功用，引導讀者快速、有效地從小塊知識資源庫中獲取和利用其適用的知識資源；二是宣傳功用，通過若干個主題詞就能讓讀者盡快了解本數據庫的知識資源體系。進行學報文學論文開發性小塊知識資源庫首頁上的系列主題詞設置，可根據學報文學論文的特色選取和組織相應的主題詞系列。學報中文學論文的開發知識系列，按學科知識分類可將專題數據庫首頁設置為：文學研究一文學創作、文學評論……文學創作一詩詞創作、戲劇創作、小說創作、散文創作、兒童文學創作、報告文學創作、民間文學創作……；文學評論一詩詞評論、戲劇評論、小說評論、散文評論、兒童文學評論、報告文學評論、民間文學評論……點擊上列最小檢索詞小窗口即進入第二層面及其檢索窗口，如點擊下列左邊的“小說創作”進入下一層的檢索窗口。數據庫的第二層面也可設為第一層面豎條窗口的多檢索人口(如：“傳統檢索”、“高級檢索”、“分類檢索”等)或一層面豎條窗口的下一級細分示意圖(如：“小說創作”的下一級細分示意圖“中國小說創作、英國小說創作、美國小說創作”等)及其檢索入口。數據庫檢索層面的設置，是一種知識分類重組形式，其設置的最小類目可以作為論文開發小知識塊的第一主題詞，用于按主題進行開發性知識重組。如上所述，可以把有關散文創作理論研究論文的開發知識組織到“散文創作”這一主題詞上，可以把有關詩詞評論研究論文的開發知識重組到“詩詞評論”這一主題詞上。開發性專題知識小塊數據庫不宜采用分類號作知識小塊的分類重組，以多級主題詞系列作按主題詞分類重組是個好方法。此法很適合開發人員有效開展知識小塊組織工作，由此法重組起來的小塊知識資源庫也非常便利讀者的檢索利用(符合讀者的檢索習慣)。但是，學報中文學論文的開發知識系列，更應該根據老師上課的實用教學題綱設計專題數據庫頁面，如當代文學本科教學專用參考開發文學知識數據庫首頁可設計為：當代文學研究一新時期文學產生背景、新時期文學創作特征、新時期文學創作思潮發展、新時期文學理論思潮發展、新時期詩歌創作、新時期小說創作、新時期散文創作……新時期小說創作(細分)一傷痕小說創作、反思小說創作、改革小說創作、尋根小說創作、先鋒小說創作、新寫實小說創作、新歷史小說創作……選擇好軟件并設置好各個建庫層面后，就可根據相關設計進行文學論文的知識開發重組。根據老師上課的實用教學題綱進行專題數據庫建設，是高校學報文學論文開發性知識重組最主要的特點，也是利用開發知識促進學校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好途徑。
二、高校學報文學論文資源的開發
文獻知識資源開發已經提了很久，做了很多，但成效不顯著。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開發出來的知識產品質量不夠高，無法使讀者與用戶完全滿意。要從文學論文中開發出高質量的小知識塊(產品)，開發人員有熟練開發技巧并了解文學知識很有必要，這是技巧之外的大技巧。高校文科學報中的每篇文學論文都有若干個專用小知識團塊，從文學論文中作小知識塊開發，應根據文學論文的專用知識團塊分布狀況進行切分，然后提煉成精致的小知識塊。例如作者曠云的(論<聊齋志異>的時代性》一文，可開發成：“科舉制的興衰史(小知識塊的標題)‘通過科舉考試選拔錄用人才的制度形成于隋朝，在唐朝時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兩宋時有了長足的發展，雖然在元代曾一度終止，但并沒有妨礙它在明清之際走向發展高峰的命運。然而，它卻未能跳出中國文化盛衰循環的規律，盛極必衰，科舉考試在它走向最高峰的那一刻，就無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直至走上僵化、死板的窮途末路一等9個小塊知識單元。文學論文的小知識塊開發分三步：第一步，對知識小團塊進行切分。辨別知識小團塊先要識“塊”，識別文中知識小團塊的分界線才好分塊。一般對有4級或3級小標題的按小標題分塊；只有2級小標題的或無小標題的，需認真閱讀分析論文后根據知識組合團快分塊。文學論文的小知識團分塊，可運用相關的分塊訣竅：有明顯知識團的論文多數按團切分；小說評論方面的論文，可按原著的情節切分；文學史論方面的論文可按時序切分等。第二步，對切分出來的知識團塊進行“瘦身”提煉。從文中切分出來的知識分塊，大多數都要進行“瘦身”處理。特別是有些以文中的某段文或某兩段文作知識塊的，經過再提煉后才能成為精煉的小知識塊(精品)。知識分塊的再提煉，就是要運用編撰文摘的技巧，把其中主要的內容摘錄出來，丟棄那些次要或不用的部分。進行文學論文開發知識塊的“瘦身”提煉，需要堅持最小化原則與性質不變原則，即應把文學論文提煉成各種最小的專用知識塊(單元)，并使最小化的知識塊能保持其原有的含義、性質。第三步，小知識塊的組合(知識重組)。經提煉出來的知識內容，有些只作累加即可成為適用的小知識塊(成品)；另一部分得由摘編員通過使用關聯詞連接成有序、通順的知識小塊。進行文學論文的知識開發，要求開發人員既要掌握相關的開發技巧，也要掌握一定的文學知識。掌握開發技巧，能提高開發速度；而掌握文學知識，才能更好地進行文中小知識團塊的劃分，開發出高質量的小知識塊。
關鍵詞： 多元系統理論 魯迅 翻譯策略
一、多元系統理論簡述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紀70 年代提出來的一種文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社會、經濟、意識形態等，形成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大系統，即一個網絡系統。文學本身是一個多元系統，可以劃分為經典文學、非經典文學；、兒童文學；原創文學、翻譯文學等一系列互相對立的系統。這些系統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們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而且這些系統處于相互對立和不斷的斗爭中。在不斷的斗爭中，中心和邊緣的位置可以轉化。在一定的條件下，處于中心地位的系統會向邊緣移動，而處于邊緣地位的系統則有可能占據大系統中的中心地位。
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視當時該文化里其它文學系統的狀態而定。通常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處于邊緣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發生轉化。佐哈爾提出，在以下階段或條件下，翻譯文學可以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1）當文學多元系統還沒有完全確立，即文學還處于發展初期。(2)當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或弱勢時。(3)當文學多元系統出現轉折、危機或真空時。
根據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外國的文本，找來最佳的現成二級模式，其結果是譯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翻譯活動是參與創造移入語文學中的一級模式，這時，譯者的主要任務就不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成的模式，把原文套進來，而是譯者不顧一切地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在這種情況下，譯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說，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傾向于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而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時，譯者則傾向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
二、魯迅翻譯策略的多元系統理論闡釋
1.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看魯迅翻譯的時代背景
魯迅的翻譯活動從1903年翻譯雨果的隨筆《哀塵》開始。當時的中國處于晚清時期，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仍盲目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實際上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已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這種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和社會方面，而且體現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學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學變得繁榮，涌現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國力衰敗，加上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經濟和文化也幾乎進入停滯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認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學習西方。而學習西方當時最可行的辦法便是翻譯西書。起初，他們把西方的強大歸因于其先進的科技。隨著與西方列強的進一步接觸，他們覺得是西方先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使其繁榮。最后他們意識到文學在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文明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倡導下，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認為文學，尤其是小說有改良社會、喚醒民眾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學作品得到譯介，由此，文學翻譯活動便活躍起來；到了五四時期，人們高舉“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大旗，通過翻譯改造中國的舊文化，使翻譯活動達到了。
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來看，當時的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劇變，在文化和文學系統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文化曾經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國文化發展非常緩慢甚至已經停滯。另一方面，隨著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文化也繁榮起來。因此，中國文化逐漸落后于西方文化，在這個新的文化多元系統中也處于落后地位。中國的文學多元系統也不能繼續保持其原來的中心地位，而在這個大多元系統中逐步走向邊緣。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當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時，翻譯文學會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所以從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國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2.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看魯迅的翻譯策略
魯迅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是1903年從日文轉譯的雨果的隨筆《哀塵》，后來他又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兩部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侖的《造人術》。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受當時翻譯風氣的影響，魯迅在翻譯這幾本書的過程中采用的基本是歸化的翻譯策略，即“意譯”的方法：對原文任意刪改，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并借用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章回體”形式。比如他在翻譯《月界旅行》時，就把原來28章的小說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譯后僅剩下12回。后來談到這些翻譯時，連魯迅自己也說“雖說譯，其實乃改作”。
1909年，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代表了魯迅翻譯策略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從這本書的翻譯開始，魯迅就放棄了之前的“意譯”方法，而采用了“直譯”。在《域外小說集?序言》當中，魯迅說：“《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紓。這句話不僅表明了在翻譯《域外小說集》時，魯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譯筆質樸，還表達了魯迅對以林紓為代表的當時的譯意風尚的不滿。所以在翻譯時，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譯，而不是改用中國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傳，并把小說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資料，以及“未譯原文”，都錄在書末的“雜識”中。這樣忠于原著的譯法，與當時流行的“意譯”法有很大的區別，代表了魯迅“直譯”的主張。在此后的翻譯實踐中，魯迅堅持用直譯的方法。1924年，在為譯作《苦悶的象征》寫的《引言》中，魯迅說：“文句大概是直譯的，也極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為所譯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寫的《后記》中他又強調：“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顛倒。”在理論方面，他也多次對他的翻譯方法進行論述和爭辯。1929年，魯迅在《〈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后附記》中寫道：“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去了原來了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的‘沒有出路’――了。”1935年在《“題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確地提出：“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如果還是翻譯……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個方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可見，自《域外小說集》之后，不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魯迅都堅持“異化”的翻譯策略。
之前提到，當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時，譯者的主要任務不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因此他們往往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在魯迅從事翻譯的時期，中國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統理論，譯者應該采取“異化”策略，但是魯迅在翻譯初期仍是采用的“歸化”策略，這是不是說多元系統理論解釋不了魯迅翻譯這一“特殊現象”呢？事實上，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從邊緣到中心都是一個逐步的過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譯者對一個國家文化地位的認識也需要一個過程。當魯迅意識到中國文學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棄之前的“歸化”策略，轉而采用“異化”的策略，這正論證了多元系統理論關于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內的文化地位制約譯者翻譯策略的正確性。
三、結語
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基本確定了翻譯文學跟譯入語文化文學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關系，并認為翻譯活動實際上是由譯入語文化里的各個系統所決定的，從而為翻譯學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審視魯迅的翻譯策略，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魯迅翻譯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為什么他會從意譯轉向直譯，并堅持主張異化的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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