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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作為封建社會農業特征的個體小生產農業得到很大發展。我國此后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傳統農業的發展道路就是在漢代形成的。漢代農業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從漢代情況看,我國傳統農業走的是什么道路,具有哪些特點、成就和局限?這些問題需要專門研究,本文只就其中一些問題談點粗淺的看法。
從三個數字談起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頁。。馬克思這段話啟發我們,談漢代農業生產發展水平,要先看三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農業勞動生產率有多高?這是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主要標志。可以拿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主要產品——糧食的年產量作為代表。
第二個數字:勞動者的個人需要有多大?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農業勞動能提供多少剩余產品,這是封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可以拿每個農業人口一年的口糧數作為主要標志。
還有第三個數字:當時全國每人平均占有多少糧食?
先看漢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數(指原糧,下同)。計量漢代糧食數量有一些困難,其一是記載中“粟”有時也可指去殼的米;其二是漢代量制有大石小石兩種,記載中的糧食量屬何種量制有時不易分清;其三是西漢畝制有大畝小畝兩種,有時也難于區分。我們這里把“粟”均作為原糧;把大多數出土量器如商鞅方升、漢上林共府升、新圜升等(容積約200毫升,當今0.2市升)作為大石一升的容積,把漢河平二年萬年縣銅斗的容積(1200毫升)作為小石一斗的容積(當大石的五分之三);對于大畝小畝,則盡可能加以區分。這樣計算出來的糧食量,在各種折算方法中是屬于低的。
《漢書•食貨志》載文帝時晁錯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百之收不過百石。”即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50石,漢代一石(漢有大石小石兩種量制,這里指大石,下同)約當今0.2市石。則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10市石。當時最普遍的糧食作物是粟和小麥,折合市斤,粟(按1市石135斤計)約為1350市斤,小麥(按1市石145斤計)約為1450市斤。晁錯講這段話是要力陳農民的困苦,因此應是個偏低的數字。
《漢書•食貨志》又載戰國李悝言,但實際說的也是西漢初年的情況:“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平年)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
戰國秦漢的“一夫”不一定指從事農業生產的個別男丁,常指一個耕作單位即一家,因此應和晁錯說的一樣,是一家兩個勞動力種田百畝。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粟75石,約合今2025市斤。
《管子•治國》篇說的也是西漢初年的情況:“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這里“一夫”也應是指的一家。則當時黃河下游沖積平原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粟100石,約合今2700市斤。這是屬于比較高的勞動生產率。
再參照其他記載,可知漢代正常年份一般田地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數約在1300斤到2700斤之間。通常產量約為每畝一石半,則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數在2000斤左右。
再看漢代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許多記載都說明漢代一家平均五口。《漢書•食貨志》記李悝言大小口平均每人月食粟一石半。居延漢簡記西漢屯田卒及家屬每月領取口糧數,戍卒本人每月合大石二石,大男一石八斗,大女、使男一石三斗,使女、未使男一石,未使女七斗。則每家五口每月口糧約在6石至7.7石之間,每人每月口糧在1.2石到1.54石之間。西漢末《汜勝之書》云丁男長女年食36石,一月三石,平均每人一石半。都與李悝所說相近。秦漢記載中涉及當時人食量的有幾十條材料,其中成年人每月食量從一石到三石不等,一般是二石。則大小口通計,每個農業人口口糧平均每月一石五斗左右應是通常情況,即每年約食粟18石,折合486市斤。
再看漢代全國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糧食數。
據《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等所列舉的十一二個全國戶口數字,從西漢末到東漢后期,全國人口大致保持在五千萬人上下,其中農業人口約占四千萬,一家五口,兩個勞動力,每個勞動力年產糧2000斤,則每年糧食總產量約為320億斤上下,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糧食640斤,這是一個約莫估算的數字。
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2000斤,每個農業人口每年口糧486斤,全國每人每年占有糧食640斤。這些數字反映了一個我們過去不大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從漢以來的兩千年,我國農業雖然有所發展,但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和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的糧食數,仍在漢代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徘徊!
農業生產發展的途徑
農業勞動生產率徘徊了兩千年,并不等于我國農業生產在這兩千年里沒有發展。為了適應人口較多,耕地較少的情況,我國農業的發展一方面靠擴大耕地面積,另方面更重要地則是走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途徑。
這樣的農業發展途徑,在漢代已經形成了。
西漢人口的增長是驚人的。漢初承戰亂之后,全國人口約600萬或稍多一些。到約二百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即猛增到1200余萬戶,5959萬余口。經過王莽末年的戰亂,從東漢中期以迄東漢末,人口大體穩定在900多萬戶,5000萬口左右,比漢初增加到8倍左右。沒有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的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維持這樣高的人口增長速度是不可能的,而人口的增長在當時則加速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與人口的迅速增長相適應,漢代農業生產循著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這兩個途徑發展。
量的增長指荒地的開墾。漢初耕地數字不詳,如以全國農業人口500萬人,照李悝、晁錯所說一家五口,耕地100小畝漢初,故秦地行大畝(240步一畝,當今0.6916市畝),故六國地行小畝(100步一畝,當清畝0.31畝強,合0.2882市畝),一大畝等于2.4小畝。到漢武帝后期全國才統一用大畝。計,則全國耕地總面積在一億小畝左右,合大畝四千一百多萬畝左右。到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耕地增到八億二千七百余萬大畝,東漢則長期穩定在近七億大畝左右,約合今四億八千萬市畝,比漢初增長約十五六倍,這個數字有夸大的成分,但耕地面積增長的速度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是可以肯定的。
從前引李悝、晁錯等議論來看,西漢初每家農戶占有耕地100小畝,每個農業人口占有耕地20小畝,分別合今29市畝弱和5.76市畝。《漢書•趙充國傳》言西漢屯田卒每人治田20大畝,合48小畝,與李悝、晁錯所說的耕地數字相近。加上非農業人口,全國每戶及每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積比這還要少些。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及東漢共十一二個全國戶口數及六個墾田數通計,平均全國每戶占有耕地大畝70畝上下,每口大畝14畝上下,即每戶占田48.6市畝,每人9.7市畝。這個數字比西漢初多了約一倍,不好解釋,也許是由于荒地大量開墾的原故,更可能是墾田數字被夸大了(例如《后漢書•劉般傳》就提到了這種情況)。
然而,漢代人口與耕地分布及農業發展是很不均衡的。據《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的記載,全國州部中,司隸校尉部和豫、冀、兗、青、徐五州,即今天陜西中部迄黃河下游地區,面積僅約占全國八分之一,而人口則占68%以上。盡管這里耕地開墾較多,在土地總面積中所占比例遠較其他各州為大,非農業人口所占比重也較大,又不斷向外移民,但人多地少是肯定的。崔《政論》就說:“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因此這一帶作為全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地區農業的發展必然靠質的提高,即走精耕細作的道路,以大量勞動投入集約化經營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并且隨人口的遷徙而向邊緣地區擴展。因此,在漢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兩個途徑中,精耕細作占著主導地位,并且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主要趨向。
在漢代農業精耕細作的技術水平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多高呢?由于田有美惡,歲有豐歉,耕作技術有精粗,水田旱田有差別,種植作物有不同,所以記載中畝產相差很多。但從前引《漢書•食貨志》及《管子•治國篇》可知,“中田”“平年”一小畝產粟、麥在一石到兩石之間。此外,《淮南子•主術訓》言中田畝產四石,《后漢書•仲長統傳》言北方地區通肥磽之田計畝產三石,那都是指的大畝,折成小畝,年產分別為1.66石和1.25石,仍在一石到兩石的范圍之內。
因此,漢代正常年景一般田地一市畝產粟94—188市斤,平均約為140市斤。小麥100—200市斤,平均約為150市斤。
至于行“代田法”的旱地,每大畝年產可達六石,合一市畝產粟233市斤,小麥250市斤。水利田畝產可達小畝2.7石以上,合一市畝產粟253市斤,小麥272市斤以上。這是少數高產田的產量。至于以耕作園藝化為特征的“區種法”,據說中田每大畝可達13石,美田可達19石,分別合一市畝產粟505市斤和739市斤,麥542市斤和793市斤。即使屬實,那也是并未推廣的小面積豐產試驗的特例。
漢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兩個途徑及其主要趨向,也是我國兩千年封建社會農業發展的一個縮影。
兩千年來,我國的耕地面積從漢代的四億八千萬市畝左右增長到解放前的14億余市畝,即增長到約3倍;單產從每畝約140斤增長到近300斤,約為2.2倍,二者相乘,總增約六七倍;而人口則從漢代的六千萬人增長到解放前的五億多,約達十倍;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積則從漢代的4.8市畝或9.7市畝降低到約2.8市畝,即僅為漢代的60%或29%。從宋以后,總的趨勢是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農業生產增長的速度,耕地面積和單產雖有增長,每人占有耕地面積卻大大減少,人口增長已從加速農業生產發展的因素轉而為阻礙農業生產發展的因素了。除去封建生產關系對農業生產發展的束縛越來越嚴重這個主要原因外,這就是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口糧數長期在漢代已達到的水平線上徘徊的一個重要原因。
解放前,我國農業生產已經處于停滯狀態。國內雖然還有大片宜農荒地,但多處邊疆,開墾條件艱苦,已非個體小生產的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與生產技術所能大量開墾。從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間,全國耕地面積除東北外僅增加1%。在這前后,單產也基本未增,而人口則從四億多增到五億多,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積逐漸縮小,農民艱苦的生產條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絲毫未得改善。可以這樣說,不僅封建生產關系成了農業發展的嚴重桎梏,我國傳統的個體小生產農業本身在解放前也基本上走到了它的盡頭。
傳統農業生產的局限
在個體小生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精耕細作為主要特征的我國傳統農業,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從一開始就呈現了它的局限。
關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人力的巨量耗費這些局限,已為人們熟知,我們就不去談它了,這里談談我國傳統農業的另外兩個局限。
其一,是單純地發展種植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忽視了畜牧業。
從包括人工生產與直接獲取自然物的最廣義的農業(包括采集、漁獵、種植、畜牧、林業等等),轉變為專事人工生產特別是種植業的農業,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它能大大提高生產專門化的程度,有利于工具和技術的改進,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和相對的穩定,因而在歷史上是進步的現象。我國大體上是在西周春秋期間實現了這一轉變的。但在轉變過程中畜牧業的發展卻落后于農業。而歐洲中世紀走的卻是農牧并重,種植業與畜牧業互相結合的道路。這樣,我國農業失掉了畜牧業的支持和補充,形成了所謂的“跛足農業”。這種情況,在漢代已經開始出現了。
我國的傳統農業并非完全排斥畜牧業。戰國秦漢時的所謂“重農派”,雖然把糧食生產看得高于一切,但并沒有走到片面強調糧食生產,抹殺其他一切的地步。戰國秦漢時有關農業的著述中,還是在強調糧食生產為主的同時,把桑麻、六畜、園藝等放到了一定的輔助地位上。
然而,作為農業輔助的家畜飼養,與農牧并重、互相結合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前者畜牧是處于很次要的地位。“重農派”這種對畜牧業和農牧關系的認識,是當時農業和畜牧業的現實情況的反映。漢代除去邊疆草原地帶外,內地的畜牧業實際上多屬于副業性的小規模的家庭圈養,像《孟子》所說的“二母彘、五母雞”之類,豬、羊等的大規模的飼養、放牧雖也見諸記載,實際上并沒有發展起來。至于大牲畜如馬、牛的飼養,則是為了役使、軍需而非食用。即使是役使,數量也不足,以致漢代許多地方還不能推廣牛耕,只能“(zhí音直,意為踩、踏)耒(lěi音壘,代表翻土農具)而耕”(即用人力翻土耕種)或用人力挽犁。這從漢代馬、牛價格昂貴,盜牛盜馬要重罰乃至處死,及禁止民間屠牛禱神等也可得到證明。總之,從漢代開始,除去飼養軍馬及西北與游牧民族接壤的草原地帶外,在農業地區中與農業結合的大規模的畜牧業就沒有得到發展。像《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有50匹馬或百多頭牛或二百多頭豬、羊的牧主,當時已是少見的與占有良田千畝的地主或千戶侯相當的富人。至于像宣曲任氏、卜式那樣的大牧主,就更少見了。漢以后,畜牧業落后于農業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惟一的例外是東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畜牧業一度有所發展,但那是少數民族帶來的游牧生產形式,它是以原有農業的破壞為代價而不是與農業相結合而發展起來的,并且只是歷史上的短暫現象。
我國農業走上忽視畜牧業的片面發展的道路,有它的客觀原因。那就是,畜牧業特別是大牲畜的飼養,生產周期比較長,一般超過一年,并且宜于大規模的經營,為個體小生產力所不及;人多地少,精耕細作,使土地利用率高(漢代農田基本不休閑,連續耕作,有些地區已經實行復種),無法普遍開辟牧場;農業勞動生產率不算高,口糧標準低,吃飯問題未解決,種植飼料受到很大限制;我國地主經濟又多半采用把土地分散給小農戶耕種的方式,很少進行大規模的經營。這些都是我國個體小生產的傳統農業條件下畜牧業不易發展的原因。
畜牧業不發達給我國農業的發展帶來不好的后果。它限制了食物品種的多樣化及質量的改善,影響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漢代農民往往每年只有幾個節日才能吃上肉,糧食成了惟一的主食,糧食不足的問題就更為突出。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我國的傳統農業就不得不在努力發展糧食生產但糧食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圈子里打轉。
另一個局限是忽視林業和水土保持。我國傳統農業的一個發展途徑是大量墾荒開田。在封建社會個體小生產的條件下,墾荒不可能有科學的計劃,也不可能輔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這就必然要毀壞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引起氣候變化,水土流失,破壞生態平衡,從而使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災害頻仍,給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這個問題在漢代已經出現了。以自然災害為例。據《史記•貨殖列傳》和《鹽鐵論•水旱篇》的說法,先秦大約12年中有兩個災年,災年占16.6%。據《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的統計,從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漢呂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災9次,占統計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見《史記》、《鹽鐵論》所說的先秦自然災害率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但是,從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個年度有重災,占統計年數的24.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災害率要高。東漢自然災害更嚴重,從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間,有46年有重災,占統計年數的28.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況也未見好轉,從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間,我國有水災2673次,旱災2526次。災情以黃河中下游最為嚴重,這同黃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壞最烈、水土流失最嚴重無疑是有關的。
(一)農資價格波動不利于農業種植結構調整中國農科院的研究資料顯示,農資價格與農民的種植意愿存在明顯負效應,農資價格越高,農民的種植意愿就越低。[2]相對于傳統農產品的種植,附加值更高的農產品,其投入往往要更高一些,大多數農民的經濟實力十分有限,如果在農資產品上還需要投入一大筆資金,可能就會有很多農民不愿意改種收益更高、但風險同樣更高的農產品。如此一來,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就難以獲得農民的支持。
(二)農資價格波動不利于國家支農惠農政策起效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工業反哺農業的能力大大提高,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以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可以想象,如果農資價格無法保持穩定,農民的種植積極性不夠,會給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實施帶來困擾。一方面,由于農民可能會因為農資價格上漲而出現拋荒的情況,或是改種對農資要求更低的農產品。另一方面,由于每年支農惠農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政府部門對支農惠農政策的實施效果、范圍、程度等方面的數據難以準確判斷,從而影響未來一年支農惠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二、我國農資價格波動的歷程回顧及成因分析
(一)我國農資價格波動的歷程回顧改革開發至1994年以前,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推進,農業生產力得到釋放,對農資的需求大幅提高,農資價格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1991年~1995年的“八五”期間農資價格上漲達到高峰。1996年全國農資價格上漲8.4%。此后的1997年~2002年農資價格下降,以上年價格為100,共價格指數分別為99.5%、94.5%、95.8%、99.1%、99.1%和99.7%。2003年~2007年,我國農資價格漲幅分別為1.4%、10.6%、8.3%、1.5%、7.7%,呈現強勁的上漲勢頭,2008年,農資漲幅高達20.3%。2009年,農資價格稍有下降,但仍然處于高位,2010年起再度震蕩上行,2010~2012年全國農資價格分別比上年上漲2.9%、11.3%、5.6%。圖1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資價格指數示意圖,從中可以看出,在1996年以前,我國農資價格穩步上升,其中在1989年~1990年,1993年~1996年,兩次出現農資價格的巨大漲幅。經過1996年~2003年的價格調整,農資價格在2003年以后進入上升通道,2008年甚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漲幅。
(二)我國農資價格波動的成因我國農資價格波動的成因主要包括:一是政策性因素。價格體制改革、農資流通體制改革及其他可能會影響農業生產資料的產業政策實施,都會給農資價格帶來波動。比如,我國農資價格先后經歷了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及市場調節價等過程,農資流通體制也同樣經歷了“統一計劃、統一分配、分級管理”到“一主兩輔渠道”最后轉變為“三個渠道”并行形成相互競爭的格局,每一次體制改革,都會對農資市場產生巨大沖擊,且幾乎都是帶來農資價格的上漲。[3]二是需求因素。農戶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需求方,所有可能影響農戶生產經營行為的因素最終都會反映到農業生產資料的需求上,進而影響到農資價格。從過去30年的發展來看,我國農業經濟發展規模、農產品價格、農民收入水平以及農民對農產品價格的未來預期都有了很大提升,使農業生產資料的需求增加,從而推動著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三是供給因素。企業生產成本是決定其產品售價的基本因素,在過去的數十年間,農業生產資料生產所需的各種原料,如石油、天然氣、用電、工業用地等原材料的價格都大幅攀升,不僅影響到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環節成本,同時也使農業生產資料的流通成本大大增加,直接推高了我國農資價格。同時,工業建設用地的成本也出現了數倍、數十倍的增加,給眾多農資生產企業帶來了巨大生產成本壓力,自然也會影響到農資價格。四是突發性因素。我國加入WTO以來,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的自然災害、戰爭等突發性事件,都可能會影響到國內的農資生產和市場價格。
三、穩定農資價格促進農業生產的對策研究
(一)建立健全農資價格監測與預警體系要通過有效的預警與監測體系,時刻監控農資市場的價格波動,第一時間對農資價格的異動作出反應,以保證農資價格始終處于合理的價位。一是要做好責任分解,依法明確職能部門的農資市場價格監管責任。[4]比如,農牧局該承擔什么責任,供銷社該承擔什么責任,都應該明確,在此基礎上,開展合作,加強日常市場執法的力度,實現農資市場監管的全覆蓋。二是突出做好重點工作。農業生產具有時效性,各地要根據農業生產的實際時間點,有計劃地開展專項行動,以保證在重點農時,每一個重點地區、市場以及企業都始終處于有效的監管中,為農業生產提供放心的生產資料,維持農資價格的穩定。三是加強市場監測與預警。商品的價格往往是市場作出反應與調整的信號,從價格的變化可以分析供求關系、市場不確定因素等。要在當前數量龐大的價格監測隊伍基礎上整合力量,形成更加具有專項性與綜合性的價格監測體系。通過準確有效的價格監測,為政府加強農資市場管理提供科學決策依據,以保持農資市場的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嚴格的農資生產經營體系應建立嚴格的農資生產經營體系,為農資價格管理奠定基礎。一是要建立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加強源頭治理與準入。建立和完善農資產品生產與經營主體的信用檔案。通過建檔,將不符合市場要求的生產經營企業清理出農資市場。同時,加強對市場準入的審批,按照法定程序與權限,嚴格把關,消除市場隱患。二是打破區域封鎖,推進農資生產的調整布局,逐步建立起現代企業集團引領的農資生產經營市場體系,提高農資產品質量,保證市場足夠的供給能力,從供求關系角度保持農資價格穩定。從以前的情況來看,由于生產經營的市場主體過多,政府管理難度大。企業自身也以模仿生產為主,技術含量低,在加入WTO后的今天,顯然無法與國外巨頭企業競爭。加大企業集團的扶持勢在必行,要通過打破區域封鎖,不斷調整農資生產的布局,鼓勵企業進行強強聯合或兼并,不斷做大企業。同時,引導大企業大力實施品牌化戰略,形成中國企業良好的形象,提升市場競爭力,減少進口農資產品對農資體系的影響。三是不斷提高政府的宏觀調控水平。應該看到,農資價格并不僅僅取決于生產廠家和流通企業,更多是來自于上游企業成本的增加。比如,石油價格的瘋漲和電力價格的上升,必須要從整體上出臺政策,降低農資生產企業的成本。實行對農資進口關稅減免、對農資生產企業實行財政、稅負扶持政策等,也可以對農資生產項目的土地、用水、用電等進行適當補貼等,從源頭上降低農資生產成本,保障農資價格穩定。
(三)創新農資流通方式要以打造現代農資連鎖經營網絡為目標,不斷提高農資流通水平。一是要加快完善農資流通和市場服務體系。應增加農資流通經營主體,鼓勵更多具有實力的民營企業進入農資流通領域。積極探索中小農資流通企業與大型企業的合作體系,在現有的農資生產商、分銷商和使用者三方體系中,盡量減少中間環節,逐步形成“龍頭企業+配送中心+連鎖店”的現代農資連鎖經營網絡體系,不斷降低物流成本。[5]二是要不斷提高農資物流效率。理順流通環節,縮短農資產品從生產企業到消費者手中的距離與時間,通過在縣區等基層建立農資超市的方式,使具有信譽的品牌農資產品直接面向農民銷售。建立類似于農資超市的銷售網絡,并輔以完善的配送網絡,既保證供給,也保證農資價格的穩定。對于政府管理者而言,相對集中的銷售主體,也有利于加強市場監管,保證農資供應質量與安全。特別是要建立農資儲備庫,利用農業生產淡季低價機會進行儲備,在農時銷售,可以起到平抑農資價格的作用,維持農資價格穩定。三是探索建立農村現代物流體系。農資產品的主要市場在農村,而農村恰恰是我國物流網絡的末端,不完善的物流網絡不僅加大農民采購難度,也拉高了農資價格。要不斷加大農村流通基礎設施建設,依托“新網工程”和“村村通”等工程建設加強產品流通。同時,通過建設農村物流信息網絡,推動農村物流網絡的改造升級,為農資產品加快流通奠定基礎。
南方山區地形上的特點是西高東低,西部分布著高山高原,中部山原和盆地交錯,多山地。逐漸過渡到東部的低山丘陵。由于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歷史上南方山區各地的發展很不平衡。大體來說,東南山區比中南、西南山區開發得早,到宋元時期進入大開發階段,以塘堰為主的灌溉水利廣泛興修,明清時繼續發展,這部分內容本人已有專文作了論述。①而中南、西南山區雖然開發的歷史也很悠久,但開發的范圍有局限,規模也不大,明清時才進入大規模開發期,不僅開發丘陵岡地,高原山地亦都有不同程度的開發,同時興修了許多農田水利工程,擴大了水田面積,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中南、西南山區降水量豐沛,除秦嶺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區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粵大小河流眾多,水資源豐富,桂黔滇巖溶山區雖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蘊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區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漲,使農業生產常遭干旱洪澇的威脅,故要發展生產就需興修水利。然而山區地形復雜,地勢起伏急劇,垂直變化顯著,地貌復雜多樣,水熱條件各異,致使興修水利不易。明清時南方山區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種形式和設施利用水資源,發展農田水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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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基金課題“明清南方山區開發研究”的論文之一。
①本文范圍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區。東南山區內容參見拙作《明清東南山區的灌溉水利》一文,載《中國農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區農田水利的發展
(一)湖北丘陵山區和陜南山區
湖北東、西、北三面環山,地貌分屬鄂北崗地、鄂東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為江漢平原。鄂北崗地和鄂東低山丘陵開發歷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帶在秦漢時分別修了長渠和木渠,引蠻河水灌田,渠道沿途還與陂池相連。此兩渠歷代皆有維修。唐宋時鄂北和鄂東開墾加快,塘堰修筑漸多。如崇陽縣在唐宋時筑有華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棗陽縣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澗9處,號稱“灌田十萬頃”。明清時除維修原有塘堰外,還興建了許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縣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黃陂縣水利亦較發達。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73稱:“按黃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萬計是利灌溉。”萬歷《襄陽府志·水利》載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萬歷時比原額新增168所。該府宜城縣的長渠、木渠明清時多次維修,清光緒時長渠灌田4000頃,木渠灌田3000頃,加上東西兩山水田,總計有水田11000頃,豐收年能收粘稻百萬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縣、鐘祥縣、荊門州等明清時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縣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帶,泉水豐富。雍正《湖廣通志》卷76稱:“京山縣地遠多山泉,民引泉為機,堰水為業。”還利用溫泉灌溉稻田,“其收數倍”③。鐘祥縣利用豬龍池等泉水灌溉農田百余頃,縣西又有5泉灌田甚廣。荊門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頃④。
鄂西山區山大林深,以往開發不夠,人煙稀少,明清時期才有了較多的開發。北部荊襄地區,明前期進入的流民達百萬之多,為了加強管理,成化十二年設置鄖陽府,其時開墾荒田達143萬畝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慶年間鄖陽府人口比明萬歷時增加近8倍,荒地繼續得到開墾。山農主要種植旱作物,但在山間平壩和河谷平原也興修水利,發展水稻。如鄖縣“近郊多平原,水田產稻頗佳。”以縣西北30里的武陽堰、縣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歷久淪廢,明弘治中知府胡倫主持修復。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頃⑥。另有橫塘堰等十余處,各堰皆灌溉下種百余石之田⑦。鄖西縣“山嶺之下,多成平壩”,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縣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畝⑧。清道光時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9載鄖西縣有20多堰,“每堰下種百數十石”,產稻較多。故《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謂:鄖西“居民開成水田,連遷逾陌,故其產谷較勝洶陽、山陽諸邑。”竹溪縣“川原乎曠,溪流瀠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數十石田。水田風景“絕似江鄉”,故其米谷之饒,“洵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⑨。房縣“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萬歷中知縣朱衣修筑此堰,“鑿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為管(涵管)七十余”,以時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萬余畝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數十石田不等。同治《房縣志·水利》稱:“鄖屬六邑惟房猶號裕米之鄉,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縣雖“山勢陡窄,鮮膏沃之地”,但縣西寶豐一帶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數處,各堰灌溉數石數十石田。保康縣因山高谷深,水田較少,然亦建有十數處堰,所產稻谷可供縣城之用⑾。此外鄖陽府東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灘蓄水堰,灌田數百頃,萬歷中知州王家業又主持修治,清中葉時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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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黃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緒《宜城縣鄉土志》卷4《物產》。
③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73《湖廣二》。
④《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2、352。
⑤《明憲宗實錄》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9。
⑦《三省邊防備覽·民食》。此山區稻田面積以種計,大約一畝地合下種市斗4升,合倉斗6升7合之數,見同治《房縣志》。
⑧《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9。
⑨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⑩王世貞:《潵潵堰斗門門碑》,載乾隆《房縣志·藝文》。
⑾《三省邊防備覽·民食》。
⑿《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8。
南恩施地區為崇岡峻嶺,林深箐密的山區,明代清初,這里多數為土司屬地,大部分地方“土廣人稀,荒山未辟”,開發程度很低,雍正年間實行改土歸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窮巖邃谷盡行耕墾。”主要種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曠處,皆開田種稻”①,開始興修農田水利。如雍正末張沖知來鳳縣,“導浚水源,設甬道(鑿山開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為膏腴水田。恩施縣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區明清雖有較多的開發,但水利興修仍然有限,農業以旱作物為主,水田約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陜南山區地貌屬秦巴山地。除漢中盆地開發歷史悠久,水利自古較發達外,其余地區到明清時期才得到真正開發。開發大體是從東向西。從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與鄖陽地區接鄰,明代前期亦是廣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時升商縣為州,增置商南、山陽二縣,又劃洛南、鎮安轄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進入秦巴山地,山區進一步得到開發。
商州有丹水流過,下通漢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鑿險灘以利水運。史稱:“丹水自燕脂關東流過說法洞,繞州城南,又東至張村鋪、商洛鎮、龍車寨,經流二百里,兩岸隨地皆可開渠”③。水利的發展還與擅長種水田的流民遷入有關。《三省邊防備覽·民食》謂:“商州,……湖北武黃、安徽潛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間,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數萬,軍糈之資不勞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較好外,其余的縣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數十畝,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種植包谷等雜糧。
安康地區明代稱金州,萬歷十一年改為興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遷入,“戶口較前增至數十倍”,遂升為府。清代府屬以“漢陰、平利水利為最,安康次之”。漢陰縣沿月河作渠數十道,灌田2萬2千余畝.清末時有官渠堰19處,民間私堰不下數百處,灌田數十萬畝④。平利縣有壩18處,引水灌田約四五萬畝⑤。安康縣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龍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龍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豐堰,兩堰共灌田千余畝,至乾隆時灌溉面積擴大到萬畝⑥。另外紫陽縣、洶陽縣清代水田亦有發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稱:紫陽縣“境內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溝窄水陡者,余悉開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陽縣“居民因勢開堰,雖無官渠,而稻田極多”⑦。
漢中盆地四周都是山縣,明清時始興修水利。南面的寧羌州(今寧強縣),嘉靖初知州李應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畝,獲利甚饒。民自是爭相仿效,凡山間平地有水之處概成良田”⑧。清代嘉慶時寧羌約有渠田萬畝。西面的略陽縣嘉靖《縣志》記載;縣境四面皆有稻田,東路兩河口一帶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嶺子一帶至鐵佛寺止,西路橫現河至今竹壩石門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帶至五行三川止。水稻業的發展必然建有相應的水利設施。東面的定遠(今鎮巴縣)清代有堰渠多處,灌溉稻田約二三萬畝,以九軍壩產稻最美。然總的來說,該山區堰渠仍少,故《三省邊防備覽》稱;“講民食,留(壩)、鳳(縣)、寧(羌)、略(陽)、定(遠)、洋(縣)均以包谷雜糧為正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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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來鳳縣志》卷8。
②《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51。
③雍正《陜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國《陜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邊防備覽·民食》。
⑥雍正《陜西通志稿》卷40,民國《陜西通志稿》卷6。
⑦民國《陜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緒《寧羌州鄉士志·政績》。
(二)湖南丘陵山區
湖南北面為洞庭湖區,東、南、西三面環繞山地,中部以丘陵崗地為主,紅層盆地和灰巖盆地沿河呈串珠狀排列。洞庭湖區和湘、資、沅、澧下游地區開發最早,后來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崗地發展,唐宋時期中部丘陵地區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時堰更加發達,還大力設置筒車、龍骨車等灌溉農田,周圍山地亦興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時丘陵地區普遍講究水利。如寧鄉縣于明成化間由民謝崇璽等修太陽壩,號稱“灌田萬頃”(實蔭田5千畝)。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鑿井挑塘筑堰蓄水,點滴不肯輕泄,沿河兩岸橫江疊壩駕筒車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車,腳踏曰腳車,隨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時祁陽縣在湘江支流祁江、煙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兩岸,居民因勢乘便堵筑堰壩,兼用筒車引水灌田不下數十萬畝.”其他小澗支流皆足以資蓄泄,還鑿有眾多池塘,“塘田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積超過了堰田。故稱“祁陽宜稻,農皆水耕”②。零陵縣在明代由知縣陳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頃,民賴其利號曰陳公堰”⑧.湘東山地和南嶺山地明清時隨著大量開發山田亦興建多種水利設施。清代平江縣“重梯作壟”“半嶺鑿塘”④。醴陵等縣“多山田,皆資于陂澤池塘灌溉,惟近河設筒車以蔭”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處⑥。攸縣因有陂堰灌溉,多種植早稻,早稻收獲后再種大豆、蕎麥,形成一年兩熟制。山上多開成梯田,種植一季稻⑦。郴州不僅修筑陂堰塘壩,還有“筒車之處動以千計”⑧。桂陽州“山頂上皆田,而頂上多泉,并無旱暎之憂”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揚崇任知府,“境內山田多旱,崇親視渠堰,連歲有秋”⑩。清代時更“勤于墾荒,山麓皆治”,“墾山為隴,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載該府水利:“永明(今江永縣)、江華皆賴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較多,江華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較少。……新田山叢地狹,然其南十都為陂五十,其北四都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資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稅額多。于永明至八屬,山田可通筧引泉者,每種旱稻。法類區田。取水艱者,純種包谷及雜糧,其用力也少,其收獲也逸。”該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資、沅、澧流域:明清時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區外,多有興修水利的記載。在資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陽縣鐵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縣筒車灌溉普遍,在12條資水支流“沿岸,民設筒車壅壩水激之使自環轉,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間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見高田水涸禾苗易涸,親詣田間,相視水道.令民開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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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寧鄉縣志》卷8《風俗》。
⑧嘉慶《祁陽縣志》卷4引舊志。
⑧雍正《湖廣通志》卷45引(明一統志》。
④同治《平江縣志》卷1《《賦役》。
⑤嘉慶《醴陵縣志》卷4《水利》。
⑥民國(醴陵縣志.水利》引舊志。
⑦順治《攸縣志》卷18《農事》。
⑧嘉慶《郴州總志》卷5。
⑨趙宗文:《教綏民多墾水田論》,同治《綏寧縣志》卷36。
⑩正德《湖廣圖經志書》卷13。
⑾隆慶(寶慶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縣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該府溆浦縣早在三國時已開辟序溪(即溆水)一帶良田數百頃,成為宜稻之地。明清時水利更加發達。明成化三年當地民覃希純筑干工壩,灌區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壩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龍灣水灌田四萬有奇。”清同治《溆浦縣志》稱“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還修筑山塘,“因山為池,于兩山中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為堤使厚而堅,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個塘皆如此筑成,類似今之水庫。山區的陂在溪流上筑壩,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壩,能蓄積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說明山區水資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較好。明萬歷末蔡心一知麻陽縣,“麻陽多石田苦無水,心一相地勢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載:麻陽縣有塘堰130余所,芷江縣有塘堰泉134所,黔陽縣有106所。該府水利設施多樣;府境之水“資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鑿地而潴水者曰塘,舉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轉輪激水曰車陂,亦曰車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較多發展。如明成化間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萬頃”③。然而在永順府、乾州廳、永綏廳和鳳凰廳一帶,史稱“苗地山多田少,種稻谷者無幾,俱種雜糧于山坡”④,還采用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塘堰溝渠很少,筒車和水車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發達。
(三)四川丘陵山區
四川西部屬青藏高原,以牧業為主,東部為四川盆地,以農業為主。盆地在龍泉山以西為川西平原,中部為方山丘陵山,東部為平行嶺谷區.盆地四周圍繞著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興修水利工程,南起樂山。北到綿陽的水田農業區秦漢時已形成。其余地區多山丘,唐宋時得到較快開墾,但多開成畬田種植旱作物,只沿河兩岸引水種稻,南宋時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過唐宋盛期,開墾記載較少,但農業技術有所提高,在川中、川東丘陵區多有興修山灣塘堰的記載。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開墾山丘地,提倡興修水利,山丘區水利有了較快的發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寧、富順、井研等州縣都有興修塘堰的活動。合州在明洪武時修筑塘堰150處⑥.中江縣于成化二十年由知縣王皋主持興修陂塘⑦。遂寧縣在嘉靖時太史楊名撰有《勸農亭記》,稱“陂塘溝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等語⑧。積極倡導水利。富順縣北10里的朱家堰,為明代創置⑨。在井研縣,嘉靖時知縣蕭溥筑高灘、潺泊二堰,其后知縣杜如桂興建塘堰更多⑩。川東明代時只有部分地區水利發展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縣,“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賴之”⑾。在江津縣,“明嘉靖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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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廣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廣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綏寧縣志》卷36。
⑥萬歷《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慶《四川通志·政績》。
⑧乾隆《遂寧縣志》卷2。
⑨光緒《敘州府志·水利》。
⑩光緒《井研縣志·建置》。
⑾道光《廣西通志輯要》卷4。
令楊元吉勸農修塘堰車閘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記載:長壽縣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豐都縣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寧縣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縣水利興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戶口凋殘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獎勵墾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窮人如楚陜閩粵之民遷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沒土著的現象。康雍時四川棄荒地已得到墾復,乾嘉時進入大量擴殖山丘的階段,同時積極修筑梯田,發展農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區,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縣令黃光燦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區②。仁壽縣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華陽、彭山、仁壽3縣田14000畝③。資陽縣“縣屬水田全藉塘堰以資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車為最。”咸豐《資陽縣志》載有塘堰26座,而筒車堰僅資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內江縣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資州的水利情況。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載所屬犍為縣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榮縣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遠縣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綿州、潼川府發展塘堰較多。綿州在乾隆中開翥鶴堰,灌下游山田數萬畝;嘉慶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萬畝;還有史君堰,亦灌田l萬畝⑤。潼川府的三臺縣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綿及其子熊升龍先后建成惠澤堰,灌溉潼綿二屬田16500余畝⑥。嘉慶十五年至二十年知縣沈昭興倡捐修復永成堰,計可灌田2萬畝⑦。射洪縣在乾隆二十五年由縣令何辰主持修廣寒堰,堰壩用石砌成.石縫熔鐵汁灌之,溉田3千畝⑧。光緒《蓬溪縣志》卷11載縣內有堰溝241條,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縣劉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寧縣西南有廣濟堰,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施士獄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約灌田萬畝。縣東北有永濟堰,乾隆九年知縣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楊渡壩田2萬余畝。乾隆時全縣共修堰130余處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樂至縣,勸民開溝筑堰。道光時統計樂知全縣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縣令江伍圓諭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處⑾。潼川府一帶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區.清代努力興修水利,較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川中其他州縣,清代亦多有興修水利的記載。繁不勝舉。
川東地區;長江從該區中間穿過,低山與谷地平行相間排列,故“川東一帶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時努力克服地形困難,發展塘堰和水車灌溉,其中以重慶府水利興修最多。在巴縣,雍正元年開宋家溝南北堰,灌田約萬石⒀。乾隆時知縣王爾鑒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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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緒《江津鄉土志》卷1。
②光緒《井研縣志》卷4《建置》。
⑧光緒《資州直隸州·水利》。
④嘉慶《內江縣志》引舊志。
⑤同治《直隸綿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國《三臺縣志》卷2《堤堰》.
⑦光緒《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慶《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寧縣志》卷3《水利)。
⑩道光《樂至縣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縣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廳志》卷2(水利》。
⒀民國《巴縣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勝屈,巨者182,舊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縣,乾隆十九年單思邁知永川,筑堰300,塘數百處。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數十倍于前,合計堰700余,塘2800余處,水利從此大興”②.在江津縣,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義、二十九年黃正澄先后奉文陸續新修渠堰97道,開筑新塘238口,補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縣計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縣)。嘉慶間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數千畝,道光初又筑散水壩、馬灘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縣清代時塘堰少,就架設龍骨車灌田。如定遠縣,“定邑無堰,春水稍遲,民皆用龍骨車引水層疊逆上數十丈”⑤。夔州府的開縣、萬縣,清代亦發展灌溉種植水稻。“夔府產稻之鄉首開縣,次萬縣。”水稻多種在平壩地區。開縣沿東溪兩岸用筒車灌溉沃田數百頃,縣西的臨江市又有水田數百頃⑥。“萬(縣)臨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數不可勝計。其地大半山田而為腴米之鄉”,小塘尤多達5千余⑦。又奉節縣在乾嘉間,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龍洞泉水,邐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開田二千余頃,約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時該府一些平壩地區排水不暢,因此進行了排澇工程.如奉節縣南岸齊峨山壩地,巫山縣坪壟壩和大寧縣(今巫溪縣)羊喬壩,四周為山環繞,溪流從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開墾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現淤寒,清代多次進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區:川北水利多數地區從清代始興。如龍安府石泉縣:“民業山,唯種蕎麥充糧”,乾隆中石泉知縣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寧府的閬中縣。嘉慶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學錦在城東北2里筑石壩.開通濟渠,以灌負郭田;又制筒車引江入渠,濟冬春之不足,“環閬舊無堤堰,茲渠成而水利始興”⑩。東面大巴山區,“連山疊巘,絕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屬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開墾土山,無石則旋繞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時在南江縣北大壩地方,筑壩開渠,營治稻田⑾。光緒《太平縣志·風俗》稱;“昔為老林,今雖多半開墾,然地氣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處依山鑿田引水作堰,故種稻者三,種雜糧者七。”可見川北地區清代多有開墾,還修筑梯田引水種稻。但因山多而高,糧食作物還是以旱作為主,主要在低處及平壩地方興修水利。經營稻田。川南敘州府在清代也有開發,各州縣多興修塘堰灌溉,以宜賓、南溪修建較多。其南溪縣合堰,光緒間修,可灌田萬余畝,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畝。此外興文縣除修堰外,還架設筒車灌溉,架筒車的河稱之為水車河。因敘州府為四川邊地,清代設屯兵守戌,屯兵亦從事開墾活動。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廳衛守備,令民開墾田疇,教以播種,又在北門外修筑堤堰,引龍洞泉水,灌溉大壩田數千畝,此處“初猶土也”,是種植旱作物的,興水利后改種水稻⑿。川南少數民族居住的山區清代水利亦得到發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陽土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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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縣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縣志》卷2,光緒《永川縣志》卷2。
⑧光緒《江津鄉土志》卷1,民國《江津縣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國《續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慶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邊防備覽》卷9(民食》。
⑦同治《萬縣志》卷9《地理志》。
⑧光緒《奉節縣志》卷8《水利》。
⑨嘉慶《四川通志·政績》。
⑩道光《保寧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實錄》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緒《敘州府志》卷6《水利》。
酉陽直隸州,開發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陽州,“教民辟荒菁,興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該州秀山縣巨豐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豐堰筑于嘉慶二年;黔江縣據道光六年統計,舊有蓄水塘114口,新開塘58口,舊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瀘州的九姓鄉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長官司吏目黃飛龍修土地巖大堰,灌田千畝;乾隆十三年長官司任戶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畝;嘉慶十六年長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長15里。灌田6百余畝③。彝藏少數民族聚居的寧遠府,原來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興利。咸豐《冕寧縣志》卷5稱:“前此資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導漸多砌堰。”
明清時四川水利最發達的地區仍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區水利明代主要發展川中、川東塘堰水利,清代時四川各山丘區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山丘區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規模小,灌溉面積仍然有限。清代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大力提倡種植水稻,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氣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時期往往缺水,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從雍正乾隆起開始推廣“冬水田”種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獲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備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實是一種大面積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匯集徑流多的地塊,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類冬水田稱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畝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種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開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區分布很是普遍。《三省邊防備覽·民食》謂:川東“楚粵僑居之人善于開田,就山場斜勢挖開一二丈三四丈。將挖出之土填補低處作畦,層壘而上,綠塍橫于山腰,望之若帶,由下而上竟至數十層,名曰梯田。山頂不能作池則就各層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備春種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腳深頗能耐旱.”道光時王培茍講;四川“江流不經之處,甚多山田,層累而上,山上可種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頂,層層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積冬水亦可種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發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彌補了山丘區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廣的缺陷,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對四川農業生產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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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四川通志·政績)。
②同治《酉陽直隸州總志》卷4規建志。
③光緒《瀘州九姓鄉志》卷1《山川》。
④鄔慶時:《聽雨樓隨筆》卷5。
⑤嘉慶《眉州屬志》卷9《風土志》。
(四)粵桂丘陵山區
廣東丘陵山區最早開發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時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遷開發加快,興修水利的記載增多。明代“以中州謫戍之民填實嶺表衛所,于是州縣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粵之舊”①。當時主要開發珠江和韓江三角洲,但山丘區在地方官的倡導下亦有水利興修的活動。清代一再頒布鼓勵開墾山場荒地的政策,于是粵東山丘區普遍得到開發,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壩,并引泉架車灌溉農田。
粵北山區: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間修筑保昌縣陂塘9所,始興縣陂塘7所。之后永樂、成化、嘉靖年間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慶十七至二十二年間,南雄知州羅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復14座,新開塘97口,共溉田2.1萬多畝③。道光時程含章在南雄“嘗開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樂昌縣在洪武二年由知縣索彥勝筑官陂,灌田百余頃,清代順治時改建為石陂⑤。據萬歷《廣東通志》卷27統計,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處。西面的連州在明代永樂間筑陽山縣黃村陂、連陂、中峒陂、大陂、朝頭陂等;景泰間又筑龍板陂。粵北山區自然條件差,水利的興修使部分地區農業生產的條件得以改善。
粵東山丘區:明代因經濟發展的需要,新設置了許多州縣,如和平縣、長寧縣(今新豐縣)、永安縣(今紫金縣)、連平州、饒平縣(治下饒)、大浦縣、平遠縣、鎮平縣(今蕉嶺縣)等。這些山區州縣或多或少都有水利興置。如饒平縣嘉靖時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長寧等山邑“作渠導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長溪作轉輪車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邊的河源縣水利以圳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數十百頃,無憂于旱也”⑦。粵東的嘉應州(治今梅縣)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開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楊古狀、白土三鄉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東南沿山田3千余畝,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長樂縣(治今五華縣西北華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較大,如周琯圳,位于縣南50里,縣人周琯所鑿,泉流30里,灌田萬余畝⑧;鐮子角樹攔土陂,道光二十一年鄉人凌華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見粵東水利在明清時得到較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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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慶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興縣志·陂塘》。
③道光《廣東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與所屬牧令書》,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38。
⑤同治《樂昌縣志》卷3《水利》。
⑥萬歷《廣東通志》卷34,萬歷《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縣志》卷10《水利》。
⑧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56。
粵西山丘區:肇慶府和羅定州有西江從它們境內流過,水利條件較好,開發也早,明清時繼續發展。據萬歷《廣東通志·水利》載:肇慶府新興縣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間的有云區陂,灌田60余頃;羅馬陂,灌田40余頃;觀登陂,灌田70余頃。景泰五年又筑黃莫陂,灌田120余頃。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馬菴陂,灌田100余頃;社墟陂,灌田500余頃。康熙《肇慶府志·水利》載山區縣的陂數:新興縣陂7、陽春縣13、恩平縣10、廣寧縣19、封川縣16、開建縣31陂共灌田300頃、德慶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頃。以上陂灌溉面積都較大。又據《嘉慶一統志》卷448記載,德慶州還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間。羅定州于明萬歷五年升瀧水縣置,領東安(今云浮縣)、西寧(今郁南縣)二縣。此二縣“層巒疊障”,多徭僮之民,萬歷五年設縣后,閩廣之人多移籍于此,開墾田地興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觀知瀧水縣,已“辟荒田九百頃,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萬歷十四年,西寧知縣林致禮又開東、西圳,“鑿山通圳,繞郭東西數十里”,灌田百余頃②。清康熙《羅定州志·陂塘》載: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106畝;東安縣有陂36;西寧縣有陂10,還有東、西兩圳。高、雷、廉(今屬廣西)等府除雷州半島為臺地平原地貌,宋元時已大力開發水利,明清時水利較發達外,其他地區山深土曠,明清時才真正得到開發,尤其是乾隆后山場荒地開墾迅速,但由于“山崗磽瘠者居多”,“無泉源可資灌溉”,水利興修仍是不多。據萬歷《廣東通志》記載,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條,但無大規模興修水利的活動。廉州府棄地更多,水利處于初創階段。如嘉靖間張岳守廉州,“廣為陂池,教民稼穡,當時田疇之利開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載有8個陂塘為張岳倡筑。然清初,因“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當地人民仍“未諳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墾辟成“地”,種植旱作物,而未墾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積極倡導水利,如乾隆時知府周碩勛特雇工匠造水車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車分發到合浦縣試演。還募江南熟習農業之人來廉州府城附近開成水田50畝以為倡率,鄉民于是得知水田營治之方法,重視耕種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縣共承墾水田3640畝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壩漸多,水田也漸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稱:“迄嘉慶至今種田之法更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嶺蛹淡田多以灰糞培植,故其收成視常有加。”道光《欽州志·輿地》亦稱:“前此不糞不耘,今則先冬犁田以曬雪,當春進糞以插秧,……附山者鑿溝筑壩,在原者鑿井開池,近水者制車造桔或引灌。”由于講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進了水稻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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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廣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羅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島山地臺地區:海南島沿海多臺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嶺。瓊山縣因臨近雷州半島,地形又較平坦,故首先得到開發,宋元時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擴大到沿海四周的臺地。因“瓊郡田多倚山墾辟”,故其水利設施大多具有山丘區的特征。正德《瓊臺志》有較詳的水利記載,以瓊山縣水利工程最多,有26處,其中邁容車壩,“絕溪筑柵作水車升水灌田千余頃。”此水車應為筒車之類。其次是崖州有17處,其中椰根陂、湳乙溝、水南溝、桶井、達隴溝、埋鵝陂皆各灌田100余頃,仰重溝灌田200余頃。其他州縣如澄邁、臨高、定安、文昌、會同、樂會、儋州、昌化、萬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溝(渠)、壩、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幾處水利效益較大,如大江,源自沙鍋嶺,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兩岸皆截流作堰,架車灌田千余頃;湳丹壩,元末酋長陳薦觀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統二年縣丞何暉復筑壩,灌田干余頃。又德義泉、那細泉皆灌田百余頃。島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壩,“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為便利。有諺云:“東路檳榔西路米,蓋郡東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給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農墾荒政策,大陸移民在嘉慶后大量遷入海南島,部分移民深入山區,開辟山地。同時黎族所居的山區亦進一步開墾,多辟為稻田。張慶長《黎岐紀聞》稱;黎族“依山澗為田,脈厚而水便,所獲較外間數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廣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區廣布山地丘陵。明清時開發加快,明代采取招民開墾、移民屯墾等措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清代仍實行鼓勵墾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間實行改土歸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廣西,還遷入到桂西少數民族居住區,把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推廣開來。由于努力墾殖,廣西耕地面積不斷增加,清初為733萬畝,嘉慶時增到920萬畝。在地方官員的倡導下,山地丘陵區興建了不少陂塘堰壩水利工程。
桂東北山地:明洪武年間先后兩次大修桂林府興安靈渠,恢復了漕運的暢通,并可“溉田萬頃”③。永樂、成化間又修筑。清代修浚靈渠達10多次。靈渠是明清時廣西的重點工程。府南的陽朔縣灌溉也較好。康熙《陽朔縣志·田土》中將“田”分為四類,皆有灌溉設施。文中說:“陂田,平疇沃壤得水最先,澇旱無憂;車田,平疇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車激水,潦旱無憂;山田,高原峻壟鑿水通畝,常憂旱魃;坑田,山徑之間因泉墾地常憂澇。”該縣小河甚多,故以筑壩成陂引水和架筒車提水的水田占多數。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時開發還不夠,到清代時才漸開墾。康熙時“耕作既久,林蓊漸盡,山原曠土,遍布墾種,……無復昔日梟獍之慮。”康熙《全州志·水利》載: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屬灌陽縣有塘壩陂32座。全州還多泉水,灌田甚多。平樂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帶宋代已利用此兩江水灌溉田疇,明代因江水泛濫,“兩江左右棄田萬余頃”,嘉靖間廣西參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為石堤以備旱潦”④。清代荔浦縣還在瀕江之地筑壩架車灌田。有山國之稱的富川縣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種方式引灌農田,“西山流高借勢開渠灌溉為沖田;其流遠崖高者筑堰灌水為壩田;東山泉涌分流灌溉為井田;平岡汙澤筑堤蓄水留壩以時泄潤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則塞壩激水架筒轉車以灌潤為車田;又有高曠之處墾種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種早收,無雨則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縣、平樂縣、永安州(今蒙山縣)等多利用溪河筑壩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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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萬歷《廣東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瓊臺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處“頃”應為“畝”。
④嘉慶《廣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縣志》卷1《水利》。
桂東南山地丘陵:該地明清時努力興修水利發展水稻生產.如梧州府的懷集縣(今屬廣東省)明嘉靖間在懷溪南倡筑僮家陂,萬歷末被水沖壞重筑,灌田百余頃。萬歷十年還鑿石開圳引天馬山泉水灌田。乾隆《廣西通志·山川》載懷集縣有41個陂塘。該府容縣在嘉慶年間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頃以上。同時期蒼梧縣在江水上筑陂架車灌溉者有6處,共灌田400余頃,另外還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稱:“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術農民百計講求,甃磚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筧,樹柵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縣)水利亦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農田所占比例較高。光緒《郁林州志·陂壩》載:“郁林州田畝有陂壩水灌溉者謂之陂垌,無水溉者謂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積占田畝總數的40%。與其他山區州縣相比,這一比例是較高的。南寧府的橫縣在明代水利就不錯,農田中多塘池,還引溪澗水灌溉。嘉靖時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載:“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一丘:則有塘潴水,旱則決塘竇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水車)。”城內還設有魚塘360口。府治宣化縣(今南寧市)亦多有水利興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銅鼓陂(永樂二年筑)、川山陂、龍門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間知府趙良壁又帶領民眾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開發不夠,明清時才得到較多開發,興修水利記載漸多。桂西又多壯、瑤、苗等少數民族,這一時期土司州縣也興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僅八百余戶”,“瘴霧昏塞,薄午始開”,經明代開發后,“今治四野寬曠,軒豁秀麗”,“江水既通,商貨輻湊,益比內地矣”⑤。清·道光時李彥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開水田,試種早稻,求是種而栽焉。蓋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種者漸多。”并制造水車,取水灌溉⑥。該府賓州(今賓陽縣)明清時水利修筑較多。永樂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畝。萬歷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饒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閘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萬歷《賓州志·陂塘》載:州有陂66,塘4;所屬上林縣有陂35,塘3。府南武緣縣清代時在8條河溪上筑堰架車,共灌910頃農田⑦。太平府的崇善縣“山石綿延,巉崖險竅”,明正德時土官趙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時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籌修平峒水陂。慶遠府宜山縣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庫銀2400兩,給各墾戶以為工本,在縣城東南20里的洛潢河筑壩修堤,到乾隆十九年,“茲堤壩石工俱已告竣,實丈得可墾田六千二百余畝”⑧。然總的來說,桂西開發程度比桂東低,水利興修也有限。
明清廣西水利發展的特點,我們可據嘉慶《廣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統計數作些分析。據統計廣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179處(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縣、平南、桂平、貴縣共55處),其中河溪溝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車條數73。這些統計數字雖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廣西水利的特點:①因廣西山丘分布廣泛,為了攔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為重要的灌溉設施。②廣西河流眾多,集雨面積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條,其余小河小溪更多,這些自然河溪水資源得到了頗多利用。③廣西泉水和巖洞地下水豐富,引泉或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數量約占工程總數的10%。④明清廣西筑堰架設筒車灌溉發展很快,20多個縣都有此設施,廣布在桂中、桂東南、桂西南地區。筒車設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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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廣西通志》卷117。
②談遷:《國榷》卷10。
③嘉慶《南寧府志》卷3《陂塘》。
④嘉慶《廣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蘇浚:《廣西郡縣志》,《粵西文載》卷11。
⑥李彥章:《江南催耕課稻編·早稻之法》。
⑦嘉慶《廣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實錄》卷455。
(五)云貴高原山區
云、貴地區高原山地分別占兩省總面積的94%和95%。明清以前開發不夠。云南惟滇池、洱海壩子一帶農業水利較發展,而廣大山區分布著眾多的少數民族,人煙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種”的方法。貴州省建制較晚,到明永樂十一年才設立行省,建省前經濟發展緩慢,水利只興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貴地區大量設置屯田,移民開墾。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時曾達126萬多畝,占全省在冊總耕地面積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稱:“云南屯田最為重要,……今諸衛錯布于州縣,千屯偏列于原野。”貴州設有20衛,共有屯田95萬余畝。明代興修水利多與屯田有關。清代移入云貴的漢民更多,水利興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區:明代主要在滇東南盤江流域興修水利.滇東高原盆地(壩子)和湖盆眾多,著名的如滇池、陽宗海、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異龍湖等,明代皆進行了治理利用,如浚鑿尾閭、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澇水,修筑堤壩,開挖渠溝以灌溉農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圍)。陽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縣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湯池渠和文公渠兩項水利工程。縣西北引湖水的舊湯池溝,“廣不盈尺”,灌溉面積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為了滿足屯田灌溉的需要,發卒15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領,從陽宗海北端“因山障堤,鑿石刊木”,開鑿6里長的湯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鐵池河(南盤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闊丈有二,深稱之”①。灌溉宜良壩子治農田數萬畝。之后嘉靖年間,由臨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湯池渠的擴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縣北江頭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攔河低壩,又于壩上游開渠至宜良縣城下,長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軍民田二百余頃”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陽宗海作水源。
撫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縣)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與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長80余里。明代除利用兩湖水灌溉農田外,重點是治理兩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兩條流入海口河的山溝牛舌箐和梅子箐兩岸建石壩,使山水循軌順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暢泄,減輕了湖濱農田的洪澇災情。
異龍湖位于臨安府石屏州治東2里,周150里。異龍湖灌溉效益頗大,“計湖上下兩旁灌田三百余頃”③。但沿湖農田常遭洪患,需進行治理。明嘉靖年間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閘”,對湖尾間海口河進行整治,筑壩設閘控制湖水的蓄泄。在異龍湖水排入瀘江處,隆慶和萬歷年間進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縣城北3里,湖周長150里,地跨通海、寧州(今華寧縣)、河西三州縣,湖周圍有農田約90000畝,半數需賴其灌溉。明代對入湖溪河進行疏浚,筑堤攔蓄山水成湖池,以對山洪起緩沖作用。又對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進行疏挖,使湖水順利泄入南盤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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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顯:《湯池渠記》,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縣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輿地志》。
④參見《珠江水利簡史》,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東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還在南盤江的支流上筑壩,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壩、交水壩,白石江上的陸涼新壩,瀘川的永惠壩,彌勒州的構甸壩等。天生壩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盤江上游干流),明天啟間總兵楊祿筑,開有東西二渠,“城南北三鄉八伍二鋪田畝咸資灌溉,合州水利莫廣于此”①。交水壩,位于沾益州城東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壩,起初為土壩易沖毀,宣德十年曲靖千戶梅用“率軍構木鑿石為壩”,建成攔河的木石壩,并增筑石閘,灌溉農田百余頃②。陸涼新壩,位于今陸良縣城東的白石江中,明天啟年間創筑,清雍正年間在其下游10里處重新修筑,故稱為新壩,有13孔閘壩,灌溉22個村寨農田,成為南盤江上最大的攔河閘壩工程。永惠壩,位于廣西府(治今瀘西縣)西4里瀘源洞處,即南盤江支流瀘川的伏流河段至巖洞出露處。萬歷二十二年知府主持興修,壩的兩岸開挖兩條渠道,附近田地成為膏腴之地③。構甸壩,位于廣西府彌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萬歷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處的龍潭哨、黑龍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攔水閘壩,并開有上、中、東、西4條渠道,灌溉竹園壩子30000多畝農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區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圍)。洱海東南云南縣明代所修陂壩灌溉效益較大。如景泰年間,云南縣巡行副使周鑒等倡修寶泉壩(今名游峰壩),位于縣城西北20里,可積水御旱。縣東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間分守參政石簡倡議筑陂鑿渠,灌溉縣東南平壤千頃。縣東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復,又新興壩、段家壩等也皆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縣)有壩淜近20處,“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禎間知府孔元德又筑豐樂溯,聚水溉田歲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時期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爾泰任云貴總督,督促各州縣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麗澤開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000余畝;宜良縣在被淹洼地開河5道排水;臨安府瀘江水因流入巖洞泄水受阻。進行鑿石疏河筑壩等工程,解除了田廬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導李浩寨山泉開成大渠灌溉農田等。又臨安府之阿迷州、蒙自縣,曲靖府之尋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鎮南州,東川府,武定州之祿勸縣,大理府之云南縣、浪穹縣,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興修⑦,從而促進了水稻業的發展。后據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陳宏謀的調查,前此滇中已興水利工程有70多處,工程形式有鑿源泉,浚河身,筑壩閘,開堰塘,設枧槽,架水車,筑堤埂,開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職的張允隨撰《論云南水利》一文,論述了云南多山條件下水利工程的特點。
明清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區,農業耕作技術有了進步,亦注意興修農田水利。如開化府多壯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設府。府境泉水多匯聚形成龍潭,康熙七年引府西異龍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龍潭有65所皆被利用來灌溉農田⑧。臨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時辟山開成梯田,引水灌溉種稻。光緒《云南通志稿·風俗》載:“臨屬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曠處開作田園,層層相間,遠望如畫。至山勢峻極躡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數里不絕。”可見滇南少數民族居住區開辟梯田引水種稻已有相當的規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時開有多條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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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圖經志書》。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彌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78。
⑥《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80。
⑦鄂爾泰:《興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陳宏謀:《請通查興修水利狀》,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106。
⑨《嘉慶一統志》卷488。
貴州高原山區:明代貴州建省后,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在官吏的主持下興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繼續發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東南有少量水利興修。如今遵義地區余慶縣明代為余慶長官司,萬歷二十九年改置縣,建立城池,招撫漢苗開墾田地,始相水勢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溝灌田,訂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東南都勻府,明代都勻司指揮胡綱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諸田,后人稱此堰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員積極倡導水利,如康熙時石阡府郡守羅文思作《堰說》、《塘說》、《塘法》、《壩法》等③,促進了山丘區水利的發展。清代貴州所修水利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分布在貴陽、安順、都勻、鎮遠、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懷廳,共有堤堰、陂塘、溝渠、井泉47處,其中鎮遠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數干畝”。天柱縣東有龍塘,灌田百余頃,巖頭壩灌田1200畝,博皮寨壩灌田9900畝。實際上清代貴州興修的農田水利工程遠超以上記載數。如天柱縣康熙年間就已筑成大小水壩36座,灌溉面積達8910畝,此外還有清水江、北門江、西江、白水沖以及龍泉、龍塘等天然水資源可資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進,努力設置筒車、木槽等設施灌溉農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輪(筒車),“大者極六十幅,高者徑極三丈,筒多者極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養苗溪,源出巖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識略》卷1載貴陽府依據水利狀況將田分為“濫田”、“水車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帶田”等,采用多種水利設施灌溉農田。遵義府也運用多樣水利措施發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較好。
然而貴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經地表河流的侵蝕及地下水流的溶蝕,大部分地表崎嶇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較普遍,這給興修水利造成諸多困難和不便,與其他地區相比,明清時貴州的水利化程度較低。
以上分別對中南、西南山區明清時的水利發展作了綜述。水利的發展對這些地區農業生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山區有其特殊的地形、氣候、水文條件,因此山區農業生產亦具有特殊性,這又影響和制約了水利的發展。
二、明清南方山區的水利與農業生產
南方山區在明清時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表現在墾殖的力度上,不僅河谷平壩和山間盆地開墾得幾無曠土,還大力開墾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從淺山區推進到深山區,梯田多種植水稻,水稻生長離不開水,于是梯田就與水利事業相互促進發展。由于山區多山的地形特點,形成了山區獨特的“立體農業”,而水利的發展也受立體農業的影響和制約。明清南方山區水利的發展使灌溉面積大為增加,因而使糧食生產有了較大的增長,促進了山區各業的發展,較大程度上改變了山區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區各地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水利和農業的發展各地很不乎衡,這對今天的農業生產還有著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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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蔣深:《三堰考》,康熙《余慶縣志》卷8。
②民國《都勻縣志稿》卷4。
③康熙《貴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縣志·山川》。
⑤光緒《黎平府志·食貨志》,光緒《平越直隸州志·農具》。
⑥康熙《貴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義府志》卷16。
(一)水利與山區梯田的開辟
南方為了開墾丘陵山地,很早就對山坡地采取“層蹬橫削”的方法,修成一層層如階梯式的田,以種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驂鸞錄》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詞的記載。宋元時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廣東等丘陵山區有了廣泛的發展,明清時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種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從而減輕了水土流失。梯田的發展促使山區水利設施有了增加,為更多地利用山區水資源創造了條件。從以往開發不夠的西南山區進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東、川北、川南深山區筑有梯田。川東梯田有不少為楚粵移居之人所開,清后期所開梯田更多。石硅廳“于高山竣嶺上隨其高下曲折而墾之圍有稻田,遠望若階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緒《大寧縣志》載:縣西南“倚山為田大不盈丈,重疊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盡行開墾,地無曠土,梯田層矗”②。萬源、廣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敘永廳、屏山縣、雷波廳等山地多辟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積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稱云南省“東西迤數千里,重崖復嶺坡陀漫衍無一平區,農田皆依山開筑塍隰層疊,隨山高下,謂之梯田”③。武定州祿勸縣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無半坦倚山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臨安府等少數民族居住區,河流兩岸亦開成壯觀的梯田。故乾隆《滇南聞見錄·地部稻田》稱:“山田層級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貴州北部遵義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開辟成梯田種稻。如道光《思南府續志》稱:“谷雨前后山間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貴州開墾的梯田更多。咸豐時吳振械《黔語》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層級開墾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顛俯視,如萬鏡開奩也。地勢稍寬闊處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積雨水和徑流,地塊稍大的還可修筑塘堰工程。這樣灌溉更有保證。從上述可知清代時西南地區梯田及其灌溉面積有較大發展,南方其他地區明清時開辟梯田,引水灌溉種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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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廳新志·風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齊學裘:《聞見續筆》,光緒《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賢:《謝刺史宗枋傳》,乾隆《祿勸縣志》卷8。
(二)水利與山區的立體農業
由于山區地形地貌錯綜復雜,高山與深谷縱橫交錯,形成了獨特的立體氣候類型。例如在同一山體,山下河谷是熱帶或亞熱帶氣候,半山腰是溫帶,到了山頂則是寒帶氣候了。同時,土壤、水資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帶性分異,因而影響到農業生產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異,構成山區的“立體農業”,這既影響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決定了水利設施的多樣性。
由于水稻喜熱喜濕,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區的河谷平原、山間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區,這些地區水資源豐富,灌溉、防洪除澇等水利工程亦主要興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則主要種植旱作物,發展經濟林和畜牧業,很少興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廳志·風俗》載:“山多田少,高坡陡嶺皆為開墾,春種夏耘秋獲,高低氣候不齊成熟各有早晚。低處田宜稻種不一,地宜御麥俗名包谷種亦不一。田則依山泉溪澗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車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麥油菜為小春,春種春末夏初收,連稻谷歲二登。半高處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處無田,地宜洋芋蕎麥種皆不一,歲止一登。……高處窮民悉以洋芋為食,外來就食者亦頗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為利。”道光《(廣東)廣寧縣志》卷12稱:“農有二類:在山者為山農,種旱禾、種藍靛、種姜、種瓜、種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藝稻者。耕水田者為平地農,止以種禾為事,歲兩熟,俗呼兩造。”水田的灌溉設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當山峽溪澗累石障水以資蔭注。間有田高于水者,則作車系筒旁,設木槽車輪,因水激蕩施轉如環,其筒下則平,能貯水上,則所貯之水,傾入木槽,因而順流灌田,一車之利可及數十畝。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峽無圍基之筑,歲或旱潦被害恒輕”。鄰近的封川縣將田分為6類: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澤灌之。山埇田者,山溝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頂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瀕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濱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勢的差異,使水資源狀況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設施亦隨山區地形地勢的變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見山區的立體農業對水利的影響和制約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時隨著墾殖范圍的擴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開山種植雜糧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開墾初期增加迅速,之后開田種稻漸減少,即是說山區開墾由于地勢的限制,在進入開墾山地階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將會增大,興修水利也將更加艱巨。因此,山區的農業優勢適于多種經營,既要努力開墾田地,增加糧食產量,還要因地制宜。發展林副業和畜牧業。
(三)水利與山區的糧食生產
明清時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區得到迅速開發,而努力開墾土地發展糧食生產是這一時期山區經濟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適應南方高溫多雨的自然條件,加上產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區各地積極興修水利,擴種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進生產技術,提高了糧食畝產量。如湖北荊襄地區,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進入荊襄地區定居,他們“依山而居,編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擊鼓而歌,悉力耕山,野無曠土。”清代更努力興修水利種植水稻,據不完全統計,嘉慶時鄖陽府有灌溉設施的水田約有20萬畝,總水田面積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計有50萬畝,而明代洪武時該地區的總耕地數才15萬多畝③。又如四川川東明清之前水田較少,清代由于農田水利和冬水田的發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寧縣(今開江縣)在清后期,“澤農居十分之七,故以水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謂之關冬水,阡陌注滿望若平湖。其傍山麓與高阜處名曰螃田,同時亦潴水”④。該縣水田已占到農田總數的70%。廣西、廣東、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間多有地方官員勸墾水田、督修水利之舉。廣西由于人口相對較少,稻田面積擴大后糧食自給有余,東可以運往廣東供民用,西可以調到云南作軍糧。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區水稻業很發達。如永州府永明縣塘堰水利發達,稻米生產多,其桃川鄉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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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縣志·輿地》。
②同治《鄖陽志·風俗》。
③天順《襄陽郡志》卷1。又《三省邊防備覽》卷9稱“鄖陽亦屬崇山峻嶺,平疇水田十居一二”。嘉慶時鄖陽府有耕地494萬余畝。
④同治《新寧縣志》卷3。
米每年輸到梧州、佛山不下萬石①。該府“祁陽縣農務,全在稻田,凡山頭地角,稍有可墾者,無不開辟”②。稻田多賴有發達的灌溉事業,僅在河流上筑堰壩。兼用筒車灌田就達數十萬畝,還開有眾多的池塘,灌溉面積超過了堰田。可見水稻種植與水利興修是相互促進的。在云南北部因為降雨量偏少,還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麗江府志·風俗》載:“十二月……農人引水灌麥”。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對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據近人分析:貴州遵義附近有灌溉之水田與無灌溉之水田,每畝稻谷產量相差達40%③。明清時情況應相同。可見興修水利是山區糧食穩產增產的一有效途徑。
(四)水利與山區發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時南方山區由于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各個地區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從水利的發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一般來說,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壩是山區糧食生產的基地,興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區還成為商品糧輸出區。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發達,出產糧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區坡度較緩,海拔不高,明清時也得到很大開發,為了發展水稻生產,努力開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積徑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區明清吋大力開發,興修眾多塘堰發展水稻生產。但有一部分梯田因無灌溉設施,是為雨養田,也稱為雷鳴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時往往改種旱作物,成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條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積仍較大,這一狀況在南方山區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區有許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帶外,這些地區墾殖的山地以旱坡地為主,幾無水利設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適合發展畜牧業和林業,如湘鄂西山區、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峽谷區等明清時雖有不同程度的開發,但經濟仍較落后,許多少數民族居住區仍流行刀耕火種的粗放經營。總之,明清時南方山區因各地的地形地質、氣候狀況、水土資源、開發程度、經濟條件、風俗習慣等的不同,水利的興修是很不平衡的,這使山區各地的差距進一一步拉大,并影響到農業生產的結構和布局,甚至對今日的農業生產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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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緒《永明縣志·農事》。
②宣統《湖南鄉土地理參考書·永州府》。
③民國《遵義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鍔撰)。
DEVELOPMENTOFWATER-CONSERVANCYWORKSANDITS
RELATIONSHIPWITHAGRICULTURALPRODUCTION
INTHESOUTHERNMOUNTAINOUSAREASINTHEMING-QINGPERIODS
論文摘要在農機化作業中,農業機械效率的高低,決定獲取效益的高低;農業機械作業質量的優劣,不僅關系到農業機械化的信譽與發展,而且直接影響農業增產增收和農民使用農業機械的積極性。為此,特介紹提高農業機械生產效率和作業質量的技術措施。
農業機械在農業生產中之所以能夠受到人們的青睞和成為農業生產中離不開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主要是因為農業機械在農業生產中的生產效率和作業質量都遠遠高于正常人的手工勞作,其生產成本也遠遠低于手工勞作的勞動力成本。在農機化作業體系中,農業機械的生產效率越高,替代作用表現得也就越明顯,獲取的效益也就越高。農業機械作業質量的優劣,不僅關系到農業機械化的信譽與發展,而且直接影響著農業增產增收和農民使用農業機械的積極性。可見,提高農業機械的生產效率及作業質量是農機化在農業生產中充分發揮作用和促進農機化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
1提高農業機械生產效率的幾項措施
1.1合理使用農機具和編制機組
拖拉機和機引農具是一組先進的生產工具,在進行農田作業時,必須得到合理的使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和獲得“高效、優質、低耗、安全”的良好效果。拖拉機是一種動力機械,在使用中必須注意到充分利用發動機的功率。拖拉機的工作性能主要反映在拖拉機的牽引功率、牽引力和工作速度等主要指標方面。拖拉機牽引功率利用程度對生產率影響很大,一般拖拉機的功率利用在90%左右為宜。例如:東方紅-75拖拉機牽引五鏵犁作業,耕深20~22cm,在功率利用程度達到90%左右時,每小時可翻地0.67hm2,而在同樣的土地條件下,降低功率利用(減少犁鏵或工作速度選用不當等),則會降低每小時的翻地工作量。
根據不同作業特點,給各種型號拖拉機分配適宜的作業。不同型號的拖拉機有不同的工作性能、功率、牽引力、行走速度,作業的適應性能都不一樣。因此,根據不同型號的拖拉機工作性能,分配適宜作業和科學編制機組,才能獲得好的工作效果。例如:功率較大的鏈軌式拖拉機適合旱田翻地、耙地、起壟、播種等項作業,也適合于需要功率較大的作業項目,如推土平地、開溝、筑埂等農田基本建設;輪式拖拉機適合滅茬、起壟、鎮壓、播種、施肥、噴藥、中耕、運輸等,并可作為固定動力進行抽水、脫粒、飼料加工等場上或后勤加工作業。總之,在使用農機具和編制機組時,必須做到既要保證機組有較高的生產率,又要滿足作業質量的要求。
1.2合理選擇速度
合理運用拖拉機各檔速度,對提高生產率是很重要的。當拖拉機負荷不足時,在確保作業質量和機具安全的情況下,應使用高速度作業。例如:東方紅-75拖拉機3檔作業時牽引力大約為2320kg,速度為24~30km/h;而一臺41片圓盤耙所需的牽引力為700~800kg,如果牽引2臺圓盤耙,再加上聯結器阻力(約80kg),則農機具阻力共計1480~1680kg左右。這樣拖拉機用3檔帶2臺圓盤耙作業明顯負荷不足。用4檔作業功率可以得到充分發揮,而4檔速度高于3檔,生產效率也將隨之提高,約在19.5%左右。
1.3提高時間利用率
農業生產的各環節都受時間的限制,農業機械在農業生產中若想充分發揮作用,在有限時間內獲取最大的工作量,除合理使用農機具和合理選擇速度外,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提高時間利用率,要將空運轉時間降到最短,盡一切努力提高純作業時間。這就要求生產前應做好各項準備工作:農機具要檢修徹底,技術狀態完好;定機車、定農具、定作業地點、定人員;搞好土地規劃,消除田間各種障礙物等,這些都是減少機車空行時間的有效方法。地塊的長度對時間利用影響也很大。例如:壟長1000m時,轉彎時間約占10%;當壟長200m時,轉彎時間約占30%。此外,采用合適的作業方法,正確操作機組,不但可以提高作業質量,而且可減少空行時間。
1.4充分利用農具的幅寬
由于駕駛員的經驗和水平不同,在駕駛拖拉機作業時走的不直,很容易出現漏作和重作現象,這樣就會導致機組工作實際幅寬小于或大于構造幅寬。因此,要提高駕駛員技術水平,除個別作業(耙地、鎮壓)少重不漏外,應盡量使工作幅寬等于構造幅寬,以提高工效。
2提高農業機械作業質量的方法
2.1保持農業機械的技術狀態完好
保持作業中的農業機械技術狀態的完好是提高農機作業質量的首要條件和重要保證,農業機械只有在技術狀態完好的條件下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才能夠保證作業質量達到農藝要求。保持農業機械技術狀態完好的方法主要有3種:一是作業前按要求對投入作業的拖拉機及配套農機具進行徹底檢修,做到需修的必修、該換的必換,不留任何故障隱患,保證拖拉機及農具技術狀態完好。二是按要求對機農具進行技術保養,其目的是清除隱患,避免故障,保證機具經常處于完好的技術狀態,以提高作業質量。三是按要求操作,無論是拖拉機還是配套農機具,在使用時都必須按照所要求的技術操作規程進行操作,這是保證農機具技術狀態完好和延長使用壽命的最基本常識。
2.2努力提高駕駛員及操作者的技術水平
農機作業質量不僅與機械技術狀態有關,駕駛操作者的技術水平也是影響農機作業質量的一個關鍵因素。如果沒有一個具有較高操作技術水平的駕駛員去操縱拖拉機及配套機具,即使它們的技術狀態再好,其作業質量也不一定滿足農藝要求。提高農機駕駛員及操作者技術水平的主要途徑有4種:一是堅持擇優錄用。無論是駕駛員還是操作手,在選用上都必須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建立嚴格的用人制度,將一批具有高素質、高技術水平的駕駛、操作者優先錄用到重要崗位。二是堅持推陳出新的原則。逐漸廢除一些不科學或不符合農藝要求的舊操作技術,掌握新的技術,提高技術水平。三是要經常進行經驗交流,有目的地組織駕駛員、操作者進行經驗交流,是提高技術水平的一條重要途徑。四是駕駛、操作者必須要全面掌握機具的性能和正確的操作方法。
2.3制定農機作業質量標準和建立嚴密的監督檢查制度
在美國開發中西部進程中,有兩個大規模集中開發的時期:一是1860-1890年,這一時期開發西部的主要動力來源于皮貨貿易、土地投機以及奴隸主莊園的擴張。二是1930-1970年,在大規模開發時期內,美國聯邦政府陸續出臺了有關中、西部開發的法律和政策,極大地加快了美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業開發的速度。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西部農業開發者,除制定了靈活多樣的土地開發政策外,還陸續頒發了《沙漠土地法》、《鼓勵西部植樹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確了只要在西部地區植樹、種草或修筑灌溉溝渠達到一定面積和一定時間,就可以免費或低價獲得一定面積的土地。這些法律和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美國西部的土地開墾和農業的發展。從1836年到1985年,美國中西部新開墾的耕地面積為2.45億英畝,相當于原有耕地面積(1.6億英畝)的1.53倍。隨著耕地的增加,糧食產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1061.3萬t,增加到1989年的1億9120萬t,增加了約17倍;小麥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389.5萬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萬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23.3萬t,增加到1989年的5244萬t,增加了224倍。使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的糧食出口國;美國主要畜產品的平均年產量:1961~1965年期間,肉類335.28萬t,牛奶1139.9萬t,雞蛋78.4萬t。到了1989年,肉類(不含雞肉)、牛奶、雞蛋的平均年產量,分別增加到1818.9萬t、6543.2萬t、397.4萬t,分別比1961~1965年期間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規模的墾荒活動,在中、西部開發初期,一些農場主為了獲得更加豐厚的農牧業利潤,對那里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使該地區的農地、水等自然資源遭到破壞,土地荒漠化加劇,生態失去平衡。
2農業生產與資源、生態環境問題
在美國,由于農業的開發而引起的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如,土壤侵蝕,水資源枯竭,鹽害,水質污染,生態系統失衡,等等。
下面討論在美國由于農業開發引起的土壤侵蝕、水資源枯竭、鹽害、水質污染4個方面的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
2.1土壤侵蝕
美國聯邦農業部的最新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引起農業生產力低下的土壤侵蝕面積達6900萬英畝,約占耕地總面積3億4500萬英畝的20%。土壤侵蝕主要發生在:長期不斷地種植較單一的農作物的耕地,即不實行輪作、不實行休耕的農地,機械化大農場。此外,美國政府以往的農產品價格扶持政策、增加農戶收入的各項優惠政策,導致農戶以墾荒的途徑擴大種植面積,增加農產品產量,維持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對土地、水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由于受風和水的侵蝕,美國全國的農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達27億-31億t;造成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耕地面積達1億1800萬英畝。
2.2一些主要農業生產地區水資源枯竭
根據美國聯邦農業部的統計資料:1949年美國可灌溉耕地面積為2500萬英畝,到了1978年則增加到了5000萬英畝,稍后減少到了現在的4500萬英畝,其中包括容易發生水土流失的1200萬英畝可灌溉耕地和1340萬英畝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區、太平洋沿岸的17個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中央的溪谷地區,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另據美國聯邦農業部的調查,1980-1984年,有1400萬英畝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鹽害
美國西部的干旱地區,是“灌溉農業區”,引起鹽害的危險性極高。在這里不但有鈉鹽,還有鈣鹽、鎂鹽等各種鹽類。加利福尼亞州受鹽害最嚴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國峽谷等主要農業區,降水極少,在那里若不進行灌溉,進行農業生產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禮河水、科羅拉多河水。因為科羅拉多河水含鹽,加州中部、南部地區的土壤也含鹽,所以,用含鹽的水灌溉農田導致了耕地表面鹽分過度積累,農作物因受鹽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漸變成了荒漠。現在,對此采取的對策是:用自動撒水器撒大量的水來希釋鹽分,使鹽分流入地下。但是,這樣做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時間一長,地下水鹽分含量增高,當鹽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農作物的根系部位時,就會導致農作物枯死;或用鹽分較高的地下水灌溉農田使農作物枯死。為解決這些問題,也曾采用抽水機抽取地下水的方法,來降低地下水位。但是,鹽分較高的水,向何處排放?這一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例如,為降低地下水位,曾將鹽分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該保護區發生了水鳥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動、植物生長畸形,以水生動物為食的水鳥因吃了這里的畸形動物也生長畸形,水鳥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鳥。由于發生了這類事件,排水處于被禁止狀態。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隨著含鹽分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將有100萬英畝的耕作,因鹽害而充耕,變為荒漠。到目前為止,含鹽分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問題仍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
2.4水質污染
由于農業開發、生產活動而引起的水質污染,是眾多損害大而且涉及范圍廣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之一。水質污染主要是由于農業生產活動而產生的地表土流失,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積在湖底或河底,惡化有關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此外,美國的農民為擴大耕作面積,將濕地轉化為農田,也使那里的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受到破壞。就農業生產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隨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產生富營養化問題,給動植物的生存帶來負面影響;殺蟲劑會使水生動、植物產生畸形,乃至死亡。據美國聯邦農業部的調查資料顯示:在美國,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質污染物約有50%來自農業生產活動,主要是由土壤侵蝕、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為氮和磷,主要來源于耕地上的化肥與圍欄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糞便。水質污染不僅使地表水質惡化,而且對地下水資源的水質也有重大影響。如果農業生產上使用的化學物質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會污染整個地下水水脈。地下水質污染,危及著農業生產地區人口總數的97%,占美國總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為,這些居民要飲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問題的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國的農業土地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對策
面對農業生產、開發資源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聯邦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注重與農業生產、開發相關的資源、生態、環境的保護,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保護耕地、水等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的法規和長期計劃,特別是聯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農地保護計劃”,大規模地實施退耕還草、退耕植樹、或休耕;到1990年共將1億1800萬英畝的農地納入,發揮了巨大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3.1農業立法與資源、生態環境保護
美國聯邦政府于1985年修訂了農業法,修訂后的農業法的主要內容是:①為提高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出口,政府對農民支付農產品出口補助金;②為減少農產品庫存積壓,擴大農戶對農產品市場的選擇權(交易條件、方式等);③通過實施農地保護計劃(CRP),貫徹對農地進行保護的方針。此外,該法還包含了有關資源、環境保護的條款、草地保護、沼澤地保護等條款,制定這些條款的目標是:持續地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保護土地和水等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為實現該目標,政府制定了長期性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計劃,即與該法相輔相成。
1990年美國聯邦政府再次修訂了農業法。修訂后的農業法的目標是:通過實施農地、水等資源的保護及水質改善、濕地的生態環境系統保護、食品安全性保障對策,以保證農業生產力的持續提高,保證向消費者供給“綠色”的農產品。為實現上述目標,在農業法中還增添了關于“持續農業”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條款。
修訂后的《農業法》,沿襲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針,增加了對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容。該法的主要政策目標是:市場理論的應用;提高美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特別是農地、水資源)。該法由9項條款組成,有關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條款是第2項和第7項。
3.2農地保護計劃
就其內容來看,可以說是荒漠化防治計劃。其主要內容是:針對農業生產給土地、水等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在容易發生荒漠化的地區,實行有計劃的退耕還草、退耕還林及休耕(如種植以改良土壤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國聯邦農業部的監督下,對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耕地,實行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還草、退耕還林。同時,作為補償,由聯邦農業部每年向該計劃的參加者(農戶),支付一定數量的補助金(按每英畝一定的單價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積的方法計算,并被稱為地租,下同):聯邦農業部退耕還草或退耕還林的農民支付樹木和草的種植費用總額一半的補助金(一次性的補助)。
農地保護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減少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農地土壤侵蝕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還有以下五個較具體的目的:①通過農地保護計劃的實施,長期保持美國農業的食品及天然纖維的生產能力;②減少由農業生產而產生的環境污染物質的數量;③改善水資源質量;④保護野生動、植物;⑤通過減少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方法,抑制農產品生產過剩,通過總量控制來保證農戶增加收入(穩定和提高農產品價格)。
根據聯邦政府統計,1989年聯邦農業部對大約6300萬英畝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耕地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管理,每年減少土壤侵蝕量達8億t;到1990年,聯邦農業部對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1億1800萬英畝耕地,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管理。
在美國,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管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常常會遇到阻力。例如,是參加會減少收入的農地保護計劃(CRP)、還是維持以前那種較大耕作面積的農業生產活動之間進行選擇時,農民更偏好后者。
在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的區域內,如果農戶不參加農地保護計劃,則取消該農戶享受政府扶持及參加聯邦農業部“農產品計劃”的資格。
到了1996年,最初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的耕地(休耕、退耕還草、退耕還林)已經過了10年的保護期,也就是說已經失去了向農業部領取地租的資格,一部分休耕的農地可以從新進行農作物種植了。但是,擁有這些耕地的主人,必須嚴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農業法中有關農地保護的條款來耕作。否則,他們將不得不同農業部的“農產品計劃”說“再見”了。那些退耕還草、退耕還林的農地,則永久地退出農作物的生產。
3.3防止水質污染對策
1987年美國頒布并實施的《水質法》、《水質凈化法》,根據該法的規定,各地方(州)政府有義務每年向聯邦政府報告關于緩解農業水源水質污染問題的對策及成果。1988年美國聯邦農業部公布了“土壤、水資源保護全國計劃”及“區域水資源水質凈化計劃”,并通過該計劃的落實,管理著全國22個區域性水資源水質凈化計劃的實施。現在看來,全國各地的農地、水等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實踐證明,上述各項法律和計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資源、環境保護對策
3.4.1可持續農業
所謂“可持續農業”,一般是指“能夠持續地利用資源進行農業再生產或能夠進行資源的再利用,把農藥、化學廢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實現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護、生產安全農產品(食品)的同時,保持較高水平的農業生產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農業管理體系。”
實現可持續農業的手段是:①改革現行的農業種植、養殖體系中不利于農地、水等資源保護的部分;②采用病蟲害綜合防治方式;③促進家畜糞尿等農家有機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綠肥的利用;④實施保護農地、水資源的保護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種植業和畜牧業相結合的復合經營模式。
通過上述手段來防止土壤侵蝕、荒漠化蔓延、水資源水質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護農地、水等自然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進行農業生產,提供安全的(衛生的)農產品。
3.4.2關于“保護性耕作方法”
集約型持續單作經營方式農業,容易發生土壤侵蝕,導致農藥使用量的不斷增加、水質污染。
(一)生態農業產業化的概念
生態農業產業化實際上就是生態農業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有機結合。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精髓是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的一體化經營,延長產業鏈,提高效益。生態農業的精華則是生態學原理和生態技術的運用。如果我們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可以克服二者各自的局限性,既兼顧了生態的良性循環與維護,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又獲得了規模效益。因此,有學者把生態農業產業化定義為:生態農業以產業化經營的方式來規劃、布局、組織與運作。具體說就是把綠色農產品生產作為一個產業,以市場為導向,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以綠色農業技術體系為主要依托,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農工商一體化經營。
(二)生態農業產業化的意義
第一,實現綠色農產品的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小規模、低循環、低效益是我們生態建設的一大特點。從事生態生產的基本單位是農戶,其生產呈孤立、分散的狀態,生態效益不是很明顯,經濟效益也很有限。而且生態農業的物質循環大多只局限在農業生產體系內,產業鏈單一,缺乏與農業系統外二三產業的結合。那么,如何讓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將綠色產品推向國內外市場呢?答案是采用產業化的經營方式。生態農業產業化經營能有效地克服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弊端,通過采用種養加、農工貿和產供銷一條龍的經營體制,可以將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組成一個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分散的農戶通過與龍頭企業或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簽訂合同的方法組織起來,形成各種不同的專業性的產業鏈條,原來分散的小農戶變成了產業鏈上的一個個“生產車間”,龍頭企業依托市場指揮農民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在種植或養殖的過程中統一生產資料供應,統一技術要求和產品檢測標準,統一銷售。生態農業生產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戶的生態小系統,而是在更高層次上和更大規模內實現了組織協調。生態農業產業化經營走的是“小群體-大規模,小農戶-大基地”的發展路子,這種經營方式在總體上既能獲得優質、安全的綠色產品,又能使這一生產產量最大化,從而實現經濟和生態運行的良性循環,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第二,實現綠色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生態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實現綠色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農產品品質和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在歐美等發達國家,農業是以高度標準化為基礎生產的,他們從種子選育到播種、收獲、加工整理、包裝上市都有一套嚴格的標準。綠色農產品標準化的核心是建立一整套質量、綠色標準體系和操作流程,建立監督檢測體系,建立市場準入制度,使綠色農產品有標生產、有標上市、有標流通。面對國內外綠色產品市場,特別是國外的“綠色壁壘”,沒有標準化生產是根本行不通的。生態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將農民組織起來,通過各類龍頭企業引導,實行農業標準化生產,做到統一環境標準,統一技術培訓,統一產品檢測,統一產品包裝,統一商標品牌。生態農業的標準化生產,能有效避免農業生產中的環境污染,減少各種添加劑的使用,不用或少用化肥、農藥,提高了綠色農產品品質,增強了市場競爭力。
第三,延長產業鏈,實現高效化生產。能提高經濟效益,這是生態農業產業化的特點之一。常規農業產業化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運銷等環節結合起來,組成規模化、專業化、市場化的生產體系。而生態農業則強調生物能量的多級利用,廢棄物資源化。生態農業產業化融合了二者的精華,實際上是物質沿著“食物鏈”多次利用外,又沿著“加工鏈”進行了深度加工,多次增值,實現了生態系統的“食物鏈”與經濟系統的“加工鏈”及“銷售鏈”的有機結合。通過“食物鏈”,有機物、廢棄物得到了多級利用,既提高了利用效率和投入產出率,又避免了環境污染,節約了資源,取得了生態效益。“加工鏈”就是根據市場的需要,對綠色農產品進行多級加工,開發出新產品、新產業,延長產業鏈。而綠色農產品在深層次加工中則不斷增值,獲得較高的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運銷鏈”則是綠色產品運輸、銷售環節,通過“運銷鏈”綠色產品再次獲得收益。由此可見,生態農業產業化的高效益主要來源于生產、加工、運輸的一體化經營,尤其是其中的加工環節。沒有生態農業的產業化就沒有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就沒有生態農業的高效益,生態農業就難以擺脫困境。
第四,提高農民素質,增加農民收入。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條件。產業化經營組織已經成為培養新型農民的基地。龍頭企業與農業科研單位、高校有長期穩定的聯系或者他們自己就有研發機構。為了進行標準化、專業化生產,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他們會經常推出新品種、新技術。為了讓農民生產出符合要求的農產品,龍頭企業會利用各種培訓資源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企業化管理、市場化經營以及龍頭企業的培訓必將改變農民的思想觀念、經營理念,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生態農業產業化把“小農戶”、“小生產”與“大市場”聯系起來,把現代工業和生態農業聯結起來,最終擺脫了以前生態農業低效益的困境。常規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各參與主體要建立互利互惠的利益關系,要“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二、總結
1組織管理模式對于合作社而言
屬于經濟實體,由煙農自發組織,根據自愿、平等、民主的原則,設立合作章程,通過無記名方式,選舉一名理事長與一名監事長。同時,構建專業煙草育苗、烘烤、運輸、植保、機耕、采摘、初分等小組,建立專業化服務隊伍,為合作社社員們提供煙草專業服務。
2煙草經營模式根據合作社的集中管理、統分結合的原則進行經營
有效統一煙草生產,實現種植、育苗、機耕、植保、烘烤的有效統一以分戶模式實行經營、管理與收購,建立獨立核算制度,進而提升煙草經營效益,提高煙草生產水平。在煙草生產各環節中,例如起壟整畦與中耕培土,均需實行專業化服務。
3專業化服務模式創新合作社模式
必須堅持市場運作,有效運用政策引導,對于培土、烘烤、運輸與植保環節,需推行機械作業。在合作社內,引導社員進行煙草生產服務。對于合作社生產,必須引進農用播種機、農用拖拉機、農用培土機、農用剪葉機等。對于這些機械管理、使用,需結合社會化分工,建立烘烤、運輸、育苗等專業戶,組件機耕、植保、采收等專業隊,創新生產服務模式,提倡專業化服務,進而提升煙草生產的集約化水平,使生產服務成本得以有效下降。
4效益分析對于合作社而言
針對技術與土地、資金與勞動力等資源,必須進行優化整合,以最大化煙草綜合效益。創新合作社生產模式,可促進煙草效益最大化。其一,有利于提升生產水平。對于貴州遵義的煙草合作社而言,根據集中管理、統分結合的原則,有效統一煙草生產流程,實現了煙草種植、煙草育苗、煙草植保、煙草烘烤、煙草交售統一化,進而使煙草生產的標準化水平有效提升。同時,可降低煙草生產成本。以單戶種植為例,采取傳統方法耕作煙草,必須花費大量勞力、物力,若采取機耕耕作,就必須加大機械成本投入,而且機械利用率較低,采取合作社創新模式,可實現資金、勞動力、社員的有效綜合,采取機耕作業,提供專業化服務,使機械利用率、資源利用率得以有效提升,達到增工、增效的目的。其二,有效提升集約化水平。對于專業合作社而言,優化整合資金與技術,實現了傳幫帶,進而提升煙草生產效益,通過“連片租用”的方式使用煙田,連片土地得到集中利用,提升了集約化水平。農戶與合作社之間的協調合作,對于農田采取連片租用方式,又使農田得到集中利用,使傳統家庭單位與小面積煙草生產、種植模式得以改變,提升了機械化水平。另外,構建育苗工廠、煙草培訓中心等,為社員提供專業化服務,使煙草生產資源得以優化整合,進而提升了煙草經營的集約化能力;其三,有利于提升專業化服務水平。對于貴州遵義煙草合作社而言,構建育苗工廠、煙農文化中心,提倡專業化服務,對煙草生產資源進行優化整合,使集約化能力明顯提升,煙草生產成本顯著下降。利用合作社生產模式,組織煙農進行煙草生產,有效擴大了遵義市的煙草種植場規模,加強煙農的職業化培養,有效發展煙草種植規模,有效促進了現代煙草農業發展。
二結語
論文摘要:闡述了研究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制定市場營悄戰略的重要意義,并通過對“原料生產一加工一銷售一體化”鏈條系統分析中,得出梢售節點對其他兩個節點的逆向拉動作用不容忽視,營銷戰略的制定是解決當前吉林省農場品加工業存在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并此基礎上分析了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營銷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制仃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的營梢戰略的建議。
一、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制定營銷戰略的重要意義
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加工業正向著規模化、結構多元化、加工程度精深化趨勢發展,這就必然使農產品加工業將由中斷向前后兩端拓展,原料生產一加工一銷售一體化的產業模式將逐漸形成。在“原料生產一加工一銷售一體化”鏈條系統中要求各個環節密切配合才能使整個產業鏈條價值最大化,在原料生產節點存在的主要問題為:原料供應波動性較大;原料基地建設管理不完善;原料品質低,專用品種少等。生產加工節點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加工技術、設備落后;人員素質較低;融資困難、融資渠道狹窄;深加工產品少、產品附加值低等。而屬于以上兩個節點間配合的問題主要為:加工企業與農戶之間利益協調機制沒有理頃等。上述問題目前已經受到了重視并一定程度得到了緩解。在銷售節點(即營銷問題)及銷售和原料生產、加工環節的配合上,無論是理論工作者還是實踐工作者都沒有太多的去研究和實踐。而銷售節點對原料生產節點及加工節點的逆向拉動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在走訪調研中發現,目前銷售節點存在的最突出的問題是:農產品加工產品供給與需求的扭曲,即消費者對農產品加工產品的需求不能通過現有企業供應的產品得到滿足。這個突出矛盾與吉林省農產品加工企業未建立起周密的市場營銷戰略相關。而通過營銷戰略的制定解決銷售節點的問題后,亦可把節點間過渡不暢的問題消化掉,進而促使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從這個角度說市場營銷戰略的制定是解決當前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效方法之一。
二、吉林省農產品深加工業營銷戰略現狀及問題分析
1大部分企業缺乏市場營銷戰略
走訪調查中發現,吉林省除了大成、皓月、德大、天景等少數龍頭企業在經營發展中制定了營銷戰略之外,其他占90%的中小加工企業未曾有過營銷戰略規劃,甚至有的企業負責人明確表示:自己企業規模小,沒有必要搞些“中看不中用”的營銷戰略,企業營銷中隨意性和盲目性較大,加大了企業經營中的風險性及不確定性。吉林省農產品加工行業目前處在“行業沒有布局,企業沒有戰略”的狀態。形成此種問題的原因較為復雜,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因素的影響:(I)農產品加工業起步較晚,是在糧食生產過剩、農民賣糧難背景下逐步發展起來的,當時企業發展受到政府政策傾斜保護,且當時市場競爭并不是太激烈,因此產品供給、需求是均衡的,有時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這從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加工企業的開拓市場功能。(2)輕視了營銷戰略的重要作用吉林省加工企業從構成看,大部分是民營中小企業,企業負責人多半來自于農民或下崗工人,管理素質較低,缺乏具有創新精神和開拓能力的企業家,因此在管理中常常忽視了營銷戰略的指導作用。(3)資金的制約。市場營銷戰略的制定是需要進行周密細致的市場調研,掌握市場信息,結合企業發展內外環境和可控資源,并在專家和豐富營銷實踐者的指導下逐步建立起來的市場指導性綱領。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般的中小企業是很難承受較大市場體系建立成本的。
2.市場需求分析不夠細化
吉林省大多數農產品加工企業的產品寬度較大,產品線也較長,產品的關聯度不強,這就決定了市場細分的必要性。市場細分有利于發掘新的市場機會、提高企業競爭力。市場細分的基礎工作是消費需求差異的研究,據此確定市場分類的標準,為目標市場選擇做好基礎工作。吉林省農產品加工企業多半以地域作為細分的標準,沒有細化研究同一地域消費需求的差異。尤其是食品類產品這方面工作很不到位,例如天景公司的鮮玉米在全國各大超市有一定的知名度,而玉米飲料也選擇在同樣市場同樣渠道去銷售卻鮮為人知。產生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1>假定不同產品具有同樣的需求特點。任何一個企業的產品都不可能是具有完全同質性,即便是同類產品需求也是有差異的。如果具備了細分的條件,就應該采用不同的標準進行細分,否則難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2)市場調查不夠細致,市場預測、分析能力不強。目前,吉林省包括龍頭企業在內大多數農產品加工企業市場調查投人資源少,獲取市場信息手段單一、方法簡單,主要是依靠銷售人員對市場信息進行反饋,同時,對信息的處理缺乏科學的方法。
3.目標市場模糊,盲目跟風
吉林省龍頭農產品加工企業,確定目標市場的基本原則為“立足國內,放眼國外”,非食品類以東南沿海城市為主要市場,食品類產品主要采用無差異化市場營銷戰略。龍頭企業的此種選擇月標市場策略對維持現有市場是有效的,但是,隨著外國企業和產品的進人及長三角、珠三角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快速發展,維持現有市場的同時如何拓展新的市場領域是吉林省農產品龍頭加工企業當務之急。這就需要結合企業自身的生產能力、產品特點及市場需求特點等因素來選擇目標市場,不能育目跟隨大型加工企業走市場。吉林省的中小加工企業成立時很多是倉促上馬,重復建設嚴重,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及營銷資金匱乏的狀況,開拓新市場的能力很弱,只能在大企業的市場上“拾遺補漏”這種“拾遺補漏”并不是“海爾式”填補市場空白點的差異化市場營銷戰略,而是用同類產品在統一市場上與大企業進行硬拼,以尋找大企業“疏忽”點為主,或采用不正當的營銷手段。中小加工企業的目標市場模糊,盲目跟從大企業的結果只能被驅逐出市場。
4.產品市場定位不準確、不鮮明
市場定位是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根據目標市場的同類產品競爭狀況,針對顧客對該類產品某些特征或屬性的重視程度,為本企業產品塑造消費者認同的產品特色過程。這里有兩點不容忽視:第一,定位的日的是為了增強競爭力,有利于制定營銷組合策略。著眼點一定是市場,并不是為了特色而定特色的。吉林省的龍頭企業常常犯的錯誤是:產品生產出來了,然后苦思冥想附加特色,不是為了市場、消費者而定特色,最后還是脫離了市場。第二,特色的形成二企業、產品的本身特點+消費者的認同即鮮明特色的形成同時受到產品或者企業的特點及消費者的認同兩種決定性因素的影響,缺一不可,片面強調企業、產品特性有可能得不到市場的認同。如以玉米為原料的方便面,長自山的人參加工品產品特色非常明顯,但是由于沒有結合目標市場消費者的需求特點來定位導致產品叫好不叫賣;另一方面,如果忽略了產品特色而刻意迎合消費者,最后只能是短視營銷的行為。
5.營銷策略單一,以人員推銷為主
吉林省如大成、皓月等國家級龍頭企業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已經有二十多個年頭了,取得較好的業績,形成了一定品牌知名度,具有一定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在市場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這些企業拓展市場的營銷策略卻一直比較單調,主要以傳統的人員推銷方式為主,有的企業制定激勵措施都是緊緊圍繞銷售業績展開的,只要能把產品銷售出去,就能拿到工資加提成,至于其他營銷管理工作則不被重視;個別有實力的企業采用人員推銷為主、電視廣告宣傳為輔的方式。對國外市場主要通過參加各種展會的方式來銷售產品。營銷策略單一使用的直接后果是:市場開拓能力較弱及產品品牌形象不強等。產生此問題的主要原因是:(I)營銷戰略缺失。沒有戰略的指導策略不可能靈活有效。(2)營銷職能部門弱化。吉林省大多數中小加工企業營銷部門中存在“有人員,沒部門”現象,即營銷人員各自為戰,分散推銷,而營銷職能部門弱化或虛設,沒有發揮制定戰略、確定營銷組合的基本作用。(3)營銷人員素質較低。為了降低管理成本,企業招聘的營銷人員素質較低;技能不高,沒有對營銷人員進行定期技能培訓,營銷人員特別是銷售人員流動性大。
一、傳統農學專業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專業口徑狹窄
傳統農學專業的學習對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麥、水稻,而北京郊區隨著城鎮建設的發展,三大作物的種植面積逐漸縮小,甚至生長期間需水量較大的水稻已經限制生產,小麥亦改為節水種植。有限的農用土地逐漸被籽種農業和設施農業的興起所占領,傳統農學專業人才應用的舞臺日漸縮小。
(二)專業課程老化
傳統農學專業的骨干課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和作物育種學。作物栽培學和耕作學課程的學習目標是提高糧食作物的產量,面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農作物種植的多元化、生產的機械化、設備的現代化和農業功能的轉化,其學習內容與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漸行漸遠。
(三)實踐教學簡化
學校正向綜合大學轉變,原本在校內的農場、實驗田逐漸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實踐教學遠離教學區,實驗課與理論課在不同場地進行,增大了實驗課的難度和成本,原來每天都要求觀察農作物生長情況的教學安排,在成本約束下,變成了一次,投入時間少,學生學農興趣很難形成。(四)動手能力弱化在教學改革“厚基礎”的大背景影響下,專業課時逐漸減少,相應的實踐學時也在減少,在規定的實踐教學時間內,很難培養學生扎實的實踐技能。實驗課中以驗證性實驗居多,教師無法得到學生掌握實驗技能情況的反饋,學生也以考試能過關的低標準要求自己,導致實驗設計能力差、獨立操作能力差。
二、專業方向與課程體系的改革
針對上述問題,按照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特點和專業教師的業務優勢,經過多方調研和論證,提出了“適合北京需求,培養都市型農業人才”的原則,修訂人才培養方案,調整專業方向,構建課程體系,增加實踐環節,爭創特色專業。
(一)調整專業方向
農學專業的支撐學科以作物遺傳育種學科為主,作物遺傳育種學科是北京農學院重點建設學科,碩士點之一,以農作物種質創新和新品種選育為特色,先后選育出6個小麥品種,6個玉米品種,4個小豆品種,2個大豆品種,師資力量在種子科學方面有優勢。其次,根據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籽種農業將成為北京農業的優勢產業。因此,農學專業在2003年第一次改革時,將專業學習方向調整為“種子科學與工程”方向。2006年,又針對北京觀光休閑農業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拓展專業領域,借助本院園藝學科和北京都市農業研究院(北京農學院)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條件,增設了“觀光農業”的學習方向。至此,農學專業包括:“種子科學與工程”和“觀光農業”兩個學習方向,形成了培養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觀光農業兩個核心產業所需人才的新型農學專業,每年兩個專業方向各招收一個本科生班。農學專業的兩個專業方向直接針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和觀光休閑農業的人才培養,特色鮮明。“種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北京籽種產業發展需要的,掌握種子科學與工程技術等方面的理論、技能;懂得國內外種子法規、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能在種子管理部門、種子加工與生產、種子營銷企業等領域和部門,從事新品種選育、種子繁殖生產、種子檢驗、經營與管理等工作的專業人才;“觀光農業”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掌握觀光休閑農業、設施農業等現代農業技術,在農業觀光園區、農業文化旅游產業、高科技現代農業園區等部門和領域,從事技術指導、規劃設計、項目策劃和管理等工作的復合型專業人才。
(二)構建新型專業課程體系
2005年在北京市教委“農學專業課優化整合及骨干課程體系的研究”教改項目的支持下,根據專業學習方向和培養方案改革課程體系,并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手段進行深入調整。經過反復修訂,形成了現在的專業課程體系。“種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包括:《植物育種學》《種子生物學》《種子生產學》《種子加工與貯藏》《種子檢驗學》《種子法規》《種子經營與管理學》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種子營銷學》《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園藝學概論》《植物種質資源學》《國際貿易學》等。專業課程體系以新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加工、貯藏、質量檢驗、經營管理為主線,涉及種業產業化方方面面的知識;“觀光農業”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為《農業生態學》《植物種質資源學》《觀光農業》《現代農業生產原理與技術》《都市農業發展規劃》《都市型農業評價案例分析》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新農村發展規劃》《現代設施農業》《有機農業》《籽種農業》《農業項目投資與評估》《城市園林與綠化》《觀賞植物裝飾與應用》等,形成了以觀光休閑園區、現代高科技園區建設、管理為主線的課程體系。課程內容均面向北京農業生產需求,很多課程沒有現成教材,任課教師就邊學習、邊總結、邊教學。學生感到學的知識理論聯系實際,有用武之地,增強了學習興趣和主動性。通過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的設置,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學習方向,每個學生都有專業特長。
(三)增加實踐教學環節
為加強實踐環節,在教育部“新世紀高等農林教育改革工程———農學專業實踐教學改革和校內外基地建設的研究與實踐”(2002-2005)教改項目的支持下,將農業生產中常用的技能作為農學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形成實踐課程《農事學》教學體系。《農事學》在2004年被評為北京市精品課程,其配套教材《農事學實踐教程》為2005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該課程改名為《植物科技技能訓練》,成為植科學院所屬農學、園藝、植保專業的基礎實踐課程,該課程從大學第一學期開課直到第四學期,每周3個學時。在農學專業兩個新學習方向形成后,又對專業課學習增加實踐環節。原則是專業課學時不變,調整實驗課時和增加教學實習天數,同時安排一些科研實踐、生產訓練和創新競賽等活動,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現在的專業課都增加或補充了實踐教學,例如,《植物育種學》課程包括30學時理論課、10學時實驗課和9天教學實習;《種子加工與貯藏》課程包括16學時理論課、16學時實驗課和3天教學實習;《種子檢驗學》課程包括8學時理論課、16學時實驗課和3天教學實習等等。在科研實踐、生產訓練和創新競賽等活動安排上,第四學期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參加不少于12天的“三農問題調查”和“拓展訓練”,在學習專業課之前了解農村、了解農民、了解農業生產。第六學期以畢業論文為主線,學生自由選擇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參加導師的科研課題活動,完成畢業論文,畢業前答辯。同時組織、鼓勵學生申報市級或校級“北京市大學生科學研究與創業行動計劃”項目課題,通過參與項目研究的方式激發大學生創新與創業熱情,提高科學研究與創業能力,目前,農學專業已經形成了以校內外實踐教學基地為基礎、有一定理論體系和實用價值的實踐教學體系。該體系包括:(1)大一、大二學生設置有《植物科技技能訓練》課程,每周一次3學時,學習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技能。(2)大二學生參加不少于12天、由教師指導的“三農問題調查”和“拓展訓練”活動。(3)大三學生開始參加科研訓練,加入到指導教師的科研課題中,在科研活動中進行畢業論文設計、實驗實施和寫作,畢業前完成論文答辯。(4)大四學生在第八學期結合就業參加畢業生產實習。這一套實踐教學體系,保證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結合農業生產實際不斷線,培養學生的理論結合實踐的能力。同時,每年聘請名師專家來校講學,使課堂教學與北京都市農業的生產實際緊密結合,基本實現了“理論教學、實踐教學、科學研究”三位一體的教學模式。實踐教學往往難以掌控,為了督促師生更好地完成實踐環節,在考核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評價標準,完成后計學分,保證教學質量。例如,(1)在每次實驗、實習結束后,要求學生獨立完成實驗或實習報告,分別考核,考核成績占課程總成績的30%~40%。(2)“三農調查”和“拓展訓練”等實踐環節,要求每位學生深入北京農村或農業生產一線,進行調查、考察,結束后完成調查報告,采用答辯方式,全體導師為評委集體考核,合格后方可計入學分。(3)畢業論文采用導師負責制,學生每人一題,依次完成論文綜述、論文設計(開題報告)、論文寫作和論文答辯等工作,每項工作均由導師進行評價和集體考核,最終成績采用優、良、中、及格四個等級,畢業論文只有達到中等以上成績,方能合格畢業。幾年的實踐表明,實踐教學的嚴格要求,督促和激勵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拓展了學生的思維、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間和條件,提高了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學生畢業后很容易融入到工作崗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