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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長時段；格局；中國；民族；大趨勢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4－0014－05
安介生(1966－)，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人文地理、中國移民史、中國古代史與地方史。(上海 200433)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項目批準號：11AZD059)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長時段”(longue duree)研究理論，是當代法國年鑒學派領軍人物布羅代爾等人所倡導的最重要學術主張與貢獻之一，也被稱為20世紀法國“新史學”思想之基石。按照某一指標，將歷史演變過程劃分為不同的階段，本來是歷史學家著手研究的基本切入點。選取的參照指標通常有年代、王朝、社會性質等等。布羅代爾指出：“歷史學是時段的辯證法。通過時段，也因為有了時段，歷史學才能研究社會，研究社會整體。”布羅代爾試圖通過提出“長時段”理論來與傳統歷史學進行一種切割，樹立自己的學術特征與取向。“傳統歷史學關心的是短時段、個人與事件。”針對歷史學所運用的時間性質，布羅代爾提出了“時間三分法”，分別稱之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與之相對應，則為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在布羅代爾看來，不同時段的研究價值是不同的。“短時段是所有時段中最變化莫測、最具欺騙性的。”布爾代爾強調與突出“長時段”，正是為了超越“短時段”研究的狹隘與局限，進而大大拓展歷史學研究的視野與水平。“其目的在于高瞻長矚，更好地評估它們(指歷史事件)，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從短時段轉向較長的時段，然后轉向深遠的視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時段——原注)，這時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構周圍的一切。歷史學家怎么會不被這種前景所吸引!”
“地理(空間)作用－結構變化”正是“長時段”研究理論所提出的最根本的研究路徑。“長時段”著眼于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換言之，長時段的歷史即“結構歷史”。“長時段是無窮盡、無止境的結構和結構組合的歷史。”布羅代爾提出的“長時段”理論，并非空穴來風，或有意的標新立異，而是相當廣泛地汲取了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精髓。“這種時段并非事件與年代這一傳統組合中的時段，而是能夠制約永恒結構的長時段。而永恒結構恰恰是人類學家所推崇的。”必須指出，布羅代爾等人并不是最早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長時段”理論的學者。如史學同樣倡導歷史社會的“長時段”研究，布爾代爾本人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響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個在歷史長時段的基礎上構造了真正的社會模式。”同樣是年鑒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更是明確指出：“是一種長時段理論。在很多方面(如帶著問題去研究歷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察方面)，馬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馬克思和的歷史分期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雖在形式上不為新史學所接受，但它仍是一個長時段理論。”
然而，與以往“長時段”理論有較大差異的是，布羅代爾提出的“長時段”研究理論特別強調基于地理環境等因素對于歷史演變的影響，是其“地理歷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對于地理(環境)影響及歷史結構研究的高度重視，是年鑒學派學術思想的一大亮點與特征之一。而布羅代爾則將這種思想特征推向了極致。“要理解長時段，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聯想到地理的制約。”所謂“長時段”，也就是地理時間之謂。研究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費爾南·布羅代爾看來，地理是解讀社會的工具，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他的著眼點主要是空間，而不是時間。”因此，空間模式又是布羅代爾所云“結構”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空間模式是社會現實借以形象化的圖表，通過它，社會現實至少可以部分地變得清楚了。它們是真正適用于各種不同時間運動(特別是長時段——原注)、各種社會范疇的模式。”不過，盡管自然地理形態具有相當長久的穩定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一種社會格局卻不會是一成不變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長時段”研究理論對于社會格局之演變或跨越時段的問題提及較少，“地理時間”變成了靜止不變的時間，這也構成了這一研究理論的薄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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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利用FDI推進我國環保產業的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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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經理是公司的主宰，是公司的決策人物。許多經理們認為發號施令、獨斷專行的工作很具誘惑力，他們希望自己高高在上，員工們應該對他們俯首貼耳，惟命是從，這樣才不失為一個總裁。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鼠目寸光，因為這種管理方法只能發揮一時的作用，最終必然會導致群情激憤的。總有一天善于發號施令的總裁們會驚奇地發現他們的做法不但沒有籠絡住員工，反而為自己樹了許多敵人，他的下屬們會隨時背叛他。當總裁們不失時機地想出新辦法控制員工行為，操縱公司一切事務時，他的雇員也正在千方百計、摩拳擦掌做好準備隨時脫離他的高壓統治。
這種“管理即控制”模式還會營造一種過火的政治環境。在這種環境下，勢力范圍之爭、勞工爭端、高壓統冶等一些現象屢見不鮮。這不僅會給公司帶來不良后果，而且最終還會削弱公司實力，從而使公司無法達到為用戶服務的目的，甚至還會產生“過分控制”的現象。比如把產品引入市場這種最簡單的事情也要經過各級簽字，多方協商，達成協議才得以批準。由于機構的復雜，做一項簡單的工作也會不知不覺地卷入政治漩渦中。
很多人認為：大企業應該建立起龐大的管理機構對企業實施管理，也就是說：企業越大，行政機構就應該越多，企業因此才能發展。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即使是小企業，在經理們事無巨細的干預下也不會繁榮，反而會每況愈下。但惠普公司的經驗卻告訴我們，管理機構是可以做到又大、又富于靈活性的。為了更好地解釋這兩種管理模式所帶來的不同后果，還是讓我們看看惠普是怎樣超過Digital而成為美國第二大計算機公司的吧！
在所有的70年代繁榮一時的計算機廠商中，歷經了15年的風風雨雨，艱難險阻，卻能轉危為安，而沒有面臨停工、破產和失去市場威脅的企業，也只有惠普公司一家了。
許多企業的經理們要靠“數量”取勝。歸根到底就是要通過克扣員工工資來增加企業利潤。比爾·休略特和戴維·帕卡德（惠普公司的創立者）卻認為只有員工們受益，企業才會繁榮，企業應該給員工們提供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幫助他們擺脫隨時被解雇的不安心理。隨時解雇員工的做法在當時的電腦界是很正常的。但比爾和戴維卻認為，強大的企業應該是一個團結協作的團體，應創立一種不拘禮節的公司作風。在經營和管理惠普公司的過程中，比爾和戴維創立了一種為員工服務的企業文化。在這種新型管理模式的指導下，惠普公司不斷繁榮發展。
當時惠普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總部設在馬薩諸塞州的Digital公司（1957年由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的電子工程師肯·奧爾森創立）。奧爾森認為Digital公司的一切行動都要以他的意志為轉移，他甚至創造了企業座右銘：“一個公司，一個策略，一個思想。”Digital公司的管理方法是“管理即控制”管理模式走向極端的一個例子。
奧爾森的命令就是圣旨，沒有他的命令任何工作都不能啟動。專斷是Digital公司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雖然現今的許多公司都存在這種情況，但在當今的形勢下，這種做法必然會使企業走向滅亡。
從表面上看起來，惠普公司的經營方式與Digital 極其相似，兩個公司都向同類用戶出售小型計算機，但惠普公司權力下放，企業文化輕松靈活，員工們有決策權。而在Digital公司，獨斷專行的管理思想滲透到了Digital公司企業文化的各個環節。當時的Digital 公司是個成功的企業，是世界最大的小型機廠商，同時也是北美洲第二大計算機生產企業（僅次于IBM公司）。就是到了1988年，Digital公司在小型計算機銷售方面也仍處于領先地位，年收入達到124億美元，幾乎是惠普公司年收入的兩倍。
1994年，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于管理得法，惠普公司年銷售額增至240億美元，公司以每年銷售額增長24%的速度迅速發展。而Digital公司的年收入卻只有135億美元，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因素考慮進來，它的銷售額同1988年相比還有所下降。
權力下放幫助惠普公司及時對用戶需求做出反應。因此，惠普公司很早就進入了個人計算機市場。目前，惠普的各個分公司不僅向市場上銷售桌面計算機，他們還設計出一種便攜式超小型計算機并投放市場。惠普的打印機分公司還占領了桌面打印機市場。惠普公司在計算機領域因勇于改革，大膽創新而聞名。他們經常主持研制和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和英特爾公司聯合設計的P7型超速微型數字機就是他們革新的成果。
90年代的計算機工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惠普公司也面臨低盈利、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和要求苛刻的用戶群體等一系列實際問題。令世人關心的是，惠普公司如何對這些挑戰做出反應呢？惠普沒像其他公司那樣加強和鞏固高層管理部門的權力，而是更進一步地下放權力。
與惠普公司不同的是，Digital公司龐大的官僚機構決定了他們很難生產出令用戶滿意的產品。創始人肯·奧爾森對個人計算機不感興趣，當然對用戶的需求只能置若罔聞了。把持Digital公司決策權的總部的領導者也都持有這種偏見。結果Digital公司在IBM推出IBM PC機后又白白耽誤了10年。
惠普公司是通過權力下放的管理方法來解決財務危機的。而Digital公司在銷售額下降，公司陷入困境之時卻堅持遵循管理即控制的企業思想模式，自上而下實行財務控制，并加強和鞏固了公司內部的官僚機構。
Digital公司從IBM那樣的傳統公司雇來了“鐵腕”經理，以此加強公司的凝聚力。不久，裁員開始了。最初被迫下崗的是那些有實踐工作經驗的“現場”銷售人員。Digital公司把能傾聽用戶呼聲，能為用戶服務的人員都當作了裁員對象，Digital公司因此失去了用戶，自然也失去了市場。所以當1994年5月《商業周刊》感嘆Digital公司處境每況愈下時也就不足為奇了。
惠普公司經過多年煞費苦心的摸索，終于尋求到了管理 企業的最佳方法，從而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管理企業的模式。管理者們從不控制員工的行為，他們逐漸廢除了行政機構，并把權力下放到企業各部門，使員工們明確自己的職責，權力由他們來支配。為他們提供一個實現個人發展和公司繁榮的環境。
[關鍵詞]生態環境；陜西南部；清代
陜南，位于川、鄂、豫、陜、甘五省交界地帶，是長江、黃河兩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補給區，北跨秦嶺，南依巴山，漢水自西向東橫穿而過，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東部有丹江等支流匯入漢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著漢中、安康與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清代隸屬漢中、興安與商州，并以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典型性而為學界所注目，特別是乾嘉以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明顯逆轉，森林植被大量被毀，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社會經濟受到深刻影響。因此，探討這一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必須充分認識生態環境這一重要因素的變化。學界對此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問世，但是相關研究多拘于文獻的資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態環境作為長期不變的因素，作為經濟開發的背景條件加以簡單羅列，對自然科學的相關成果及方法更是缺乏借鑒和吸收。[1]鑒于此，本文將在系統搜集陜南歷史文獻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學量化統計分析的方法，從動植物資源的變遷和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兩方面著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陜南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動植物資源的變遷
清初，陜南仍分布著相當規模的遠古森林，被稱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陸海”之美譽。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報朝廷說：“由陜西之略陽、鳳縣迤儷而東經寶雞、眉縣、盩厔、洋縣、寧陜、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枝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陜西之寧羌、褒城迤儷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陜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2]清中葉大規模的流民涌入墾殖。興安州的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六縣，“從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就食前來，旋即棲谷依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所以“戶口驟增，至數十余萬”。[3]據蕭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區的褒城、南鄭、沔縣、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商州及安康等10縣，人口由康熙中的41．6萬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萬，而同時期其它山地各縣(除寧陜、孝義、留壩、定遠外)人口由原來的8．1萬增加為146．1萬，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08．9％和1703．7％，遷移增長率分別為141．3％和1 436．1％。[4]可見，山區的人口增長迅速。至道光初年，外來移民人數可以說已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三省邊防備覽》載：“川陜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5]具體到各個山區州、縣、廳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遠廳，“近來煙戶漸多，川人過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鳳縣，“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無業游民，佃地開墾，雜處五方。”[7]留壩廳，“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縣，“境內四面皆山，外來佃種者，十居六七。”[9]鎮安縣，“土著不過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縣，“民多系楚蜀遷居之戶。”[11]
更有甚者的是，這些移民的開發、謀生方式又極為原始。“山中開荒之法，大樹巔縛長絙，下縋千鈞巨石，就根斧鋸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糞，往往種一收百。間有就樹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樹油內注，火燃不息，久之煙出樹頂，而大樹成灰矣。”[12]移民在山區四處遷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櫞，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筑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13]一處墾種幾年，地力下降后，便又遷一地，“山民伐林開荒，陰翳肥沃，一二年內雜糧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驟雨沖洗，水痕條條，只寸石骨，又須尋地墾種。”[14]因此，“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移數處”[15]的現象甚為普遍，許多地區植被由于這種盲目無定的開發消失殆盡。上世紀30年代何慶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說：“南鄭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稱最富，只以佃戶居住不定，無久遠經營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莊。多系自耕農，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為佃農區減。現在南鄭森林，荒棄之地，殆過半矣。”[16]
大量的手工業更全是資源消耗性產業。紙廠，“定遠、西鄉巴山林甚多，廠擇有樹林、青石、近水處方可開設。有樹則有柴，有石方可燒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樹少水遠，即難做紙廠，只可就竹箐開筍廠。”[17]炭廠，“有樹木之處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樹木長至八九寸圍，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廠，“擇山內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樹用之，不必過大。每年十月內，將樹放倒，縱橫山坡上，雨霖日曬。至次年二三月間，將木立起，二三十根攢一架，再經淋曬，四五月內，即結木耳”。[19]香菌廠，“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樹、桫欏等木，山樹必則大者，小不堪用，將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頭坡上，任其堆積，雨淋日曬。至次年，樹身上點花，三年后，即結菌”。[20]這種竭澤而漁的開發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毀。如紫陽縣，乾隆中葉尚未開墾，到了乾隆末年則“盡已開墾，群獸遠跡，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21]至嘉道時期，陜南許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經消失殆盡。漢陰廳，“南北兩山老林，皆墾伐殆盡。”[22]商南縣，“跬步皆山，久經開墾，并無老林。”[23]鳳縣，“境內跬步皆山，數十年前，盡是老林，近已開空。”[24]洋縣宋軍山，“縣北百三十里，舊有從林。今廢，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蓋盤郁蔭約數畝”。[25]略陽縣寒蓬山，“乾隆間，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絡繹不絕，惜乎土人喜招客民，開墾取材。以迄于今，非復牛山之美矣。”[26]留壩廳紫關嶺，“往時嶺旁尚為老林”，嘉慶時期，“開墾人眾，見其濯濯矣。”[27]葉世倬《重修連亭記》說到自己目睹紫關嶺一帶森林變遷的情況，“紫關嶺……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經此嶺時，則槎椏俊茂，陰翳蔽天，此樹雜錯眾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慶戊辰，自關中之興安復經此嶺，二十三年間，地無不辟，樹無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經過時，“覽廟后山岡，古柏翳天，無間雜樹”，“其樹皆千數百年物”，十年之后，“復過此地，見山谷依舊，林木全非”，“古木蕩然”。[29]留壩廳至褒城縣的北棧道附近，地勢險峻，同樣未免被毀的厄運，“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異花奇木，芬馥泉巖。近為川楚棚民開墾，路增崎嶇，而風景不復蔥蒼矣。”[30]“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丈。”[31]面對此番情景，時人也只能慷慨萬千，有詩石：
“山中有客民，乃與造物爭。利之所在何輕生，懸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鋤，人力所至天無功。我聞故老言，思之令人羨。在昔山田未開時，處處煙巒皆奇幻。伐木焚林數十年，山川頓使失真面。山靈笑我來何遲，我笑山靈較我癡神力不如人力好，對景徘徊空嘆息。”[32]
隨著大片的植被被毀，森林系統的生態平衡逐漸打破。與森林資源密切相關的其它生物資源亦受到嚴重影響，生存環境逐漸萎縮，一些動物群落不斷減少、減退，甚至滅絕。比如，老虎，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陜南秦巴山區，歷史上有許多關于該地區虎患的記載。[33]直至清初，這里仍有虎患的記載。西鄉縣山深林密，經常有老虎出沒，清溪、桑園鋪、白沔峽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驚怖街衢，傷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縣王穆懸賞重金，募虎匠數十人，人山林撲殺，三年之間，即殺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這說明當時陜南仍然維持著較好的生態環境。但是好景不長，盡管我們沒有找到西鄉縣的直接記載，從其它地區卻可略知一二，乾嘉以來，老虎的數量銳減。乾隆《旬陽縣志》記載，“近各鄉山已盡童，亦鮮虎暴矣。”[35]到光緒時期纂修的《旬陽縣志》已經完全沒有老虎的記載。[36]紫陽縣三臺山舊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開墾殆盡，“群獸遠跡”。[37]石泉縣，嘉慶時還有“虎豹為害”的記載。[38]至道光時期，不僅虎、豹，其它物種也未免生態失衡而導致滅絕的厄運，“鷗、鷺、鴛鴦、虎、豹、麋、鹿、熊、羆，舊志有之，近開墾既遍，亦不盡有。”[39]鳳縣，早在開墾初期，“其僻處山林者，墾地種作，暇則獵獸從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貨賣”，而且“時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緒時，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豬、鼠、兔之屬，“非山藪深邃，林薄叢郁殊不多。”[41]鎮安縣，康乾時期，虎患問題是地方政府極為頭疼的事情，各級政府都極為重視。乾隆年間鎮安縣宰聶壽曾記：“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嶺多虎，奉文拔宜君營兵捕殺，卒以無所獲。時在省晉遏制臺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備短槍火藥，捐散四鄉，一時打獲數虎。”[42]但是，到光緒朝，老虎在這里已是極為罕見。光緒《鎮安縣鄉土志》云：“昔年地廣人稀，山深林密，時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隨地墾種，虎難藏身，不過偶一見之。”[43]隨著老虎等動物的大量消失，這一地區的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例如野豬，由于自己天敵老虎的銳減，則大量繁殖，成為禍患，“近年以來殊無大異，惟南山一帶野豸妨農，民多徙去。”[44]鳳縣，光緒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豬戕害，貧民遠徙。”[45]
可見，整個清代，陜南動植物資源變遷較為明顯。隨著大規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當開發，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動物群落在這一帶也逐漸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地方的植物和動物種類的變動受氣候等自然因素變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46]清代陜南地區動植物資源的大規模衰退，人為的不當開發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氣候變化也不可忽視。大規模移民入遷的乾嘉時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極冷時期，這勢必會影響該地區動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復。[47]由于氣候條件更為不利，本來應該加大對動植物資源保護，更不用說反其道而行之。總之，在人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陜南生態環境變遷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統一體，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動態連鎖反應，動植物資源并不是簡單的你消我長關系。由于自然和社會因素的變化導致該地區的動植物生活環境發生急遽變化，大片的植被大規模消失，隨之大量的動物資源也不斷減少，甚至消失。
二、生態環境變遷的統計分析——以水災為中心
清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另一集中表現就是水、旱等多種自然災害頻發。本部分冀通過對災害時空分布的量化統計，增強對陜南有清以來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誠然，利用歷史文獻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難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國學者趙岡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一是利用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來推斷生態環境變遷；另一是通過對糧食畝產量升降的考察來分析環境變化。[48]考慮到陜南區域特點以及資料情況，這里采用第一種方法，即通過對自然災害頻率的量化分析來更為深入的考察該地區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相關資料說明
清代陜南自然災害記載主要是以各府、州、縣、廳方志為主，私人文集、筆記、檔案奏折也有相關記載。涉及到的災害種類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關于這些自然災害資料前人已作了較為系統地整理，包括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49]、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50]以及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和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51]，從而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種資料也存在優劣詳略之別，《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較其它兩種資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資料來源豐富。據統計現存清代陜南各地府、州、縣、廳以及鄉土志書總共94部，[52]《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一書收錄其統計的達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慮到相當一部分志書并沒有災異部分記載，因而資料的覆蓋幅度已相當廣泛。此外，還包括各種實錄、故宮檔案等文獻以及調查資料。其次，統計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記載更為具體。因此，該資料的史料來源廣泛，災害記錄相對詳細具體，可以彌補因多種原因所造成的闕失，縱有不足與遺漏之處，也不致在總體上影響統計的結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統計分析即選取《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作為基本的史料來源。
(二)自然災害統計分析——以水災為中心
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其中水災和旱災與生態環境變遷的關系最為密切，而水災又是陜南最主要的災害類型。因此，以下選取水災作為統計指標，通過對其時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對清代陜南山地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53]
1．空間布局
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問題，有關水災的時空分布狀況均予以列表說明。在統計過程中，我們對相關資料作了如下技術處理：
(1)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注明某縣，則視為該縣發生水災一次；所謂的“陜西”災害，除非見到各地所屬州縣的具體記載，否則不計算在內，例如，“康熙三年，陜西，被水”，我們將不作為一次記載；而“陜南”災害，則陜南所屬州縣分別按一次計算在內，例如，“嘉慶十八年，陜南，興、漢、商各屬秋澇(多雨)，稻苗半槁，年歲大荒”；另諸如“南山一帶，七月間，陰雨過多”、“漢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這樣模糊記載，由于很難確定具體所屬各縣，我們在統計中將不計算在內。
(2)留壩、定遠、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設置的，原隸屬其它州縣。留壩廳，乾隆三十年，分鳳縣南、褒城北而設；定遠廳，嘉慶七年，分西鄉縣南而設；佛坪，道光五年，分洋縣北、周至縣南而設。所以，我們以黑體字表示，在具體統計分析時并沒有計算在內。
(3)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說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連續大雨幾日者則按一次記載；否則則按大雨的具體次數計入，例如，“寧陜、鎮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則按二次計入。
根據以上原則，陜南各地水災情況統計列表如下：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清代陜南水災空間分布的大致情況。安康、旬陽、白河、鎮安、商縣、商南、定遠、略陽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災的多發區，每年水災暴發的次數要高于其它平壩地區。問題還遠不止于此。據尹國康對漢江上游安康地區地表坡度結構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則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發生與山地斜坡地形形態和坡度大小密切相關，坡度愈大徑流速度愈大，同時土體的穩定性愈差，沖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發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減少而崩塌增多。[55]山體則主要由火成巖和變質巖系組成，以花崗巖、花崗片麻巖、片巖、石英巖、大理巖和灰巖分布最廣，[56]多極易風化，屬于易滑地層。[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后，亦自時時崩墜”，[58]“間有山質為石者似為可靠，不知土內石質是沙土凝結而成，非真石也，與煤礦無異，每歲必增長數分，數年積長一二寸，山既長，磚石之砌其上者，漸次進開，海漫裂縫，雨水浸入，無不坍塌”。[59]“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因此，“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則由山巔徑流而下”。[60]一些志書對此亦有較詳細的記述。洵陽縣，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緒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遠廳，道光四年大水，“五塊石山崩，壞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魚渡壩、母豬硐溝山崩”；咸豐八年大水，“壞民田廬，大池堡、袁家溝山崩”。[62]因此，水災與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災害常常并發，山崩伴隨泥石流是這些地區久雨、暴雨成災時的常見現象。
總之，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的環境變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別，其中高海拔區是清代陜南地區環境變遷最明顯的區域。實際上，這些災害高發區基本上又是清代陜南新開發山區，其地質地貌、氣候條件更為復雜惡劣，兩者之間的重合顯然不是巧合，這說明水災暴發頻次與清代陜南各地的生態環境特點密切相關。
2．時間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災的四季分布、水災在清代不同時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災在各地各
個時期的暴發頻次。在統計中仍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
(1)四季分布
在統計中，根據農歷歷法，一、二、三月為春季，四、五、六月為夏季，七、八、九月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為冬季，凡沒有具體月份或者季節的歸入不詳。若出現連續幾月的記載，每月分別各按一次計，例如，“康熙元年，商縣、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無數日霽，禾稼無成，麥沾濘，十不中一”。統計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明顯看出，清代陜南地區的水災主要發生在夏秋兩季，分別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農歷五、六、七月之中。洪漲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遲在仲秋九月，冬季則為低水位時期，幾無洪水發生。這一統計與自然科學工作者根據現代水文儀器對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洪漲季節的測量統計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據統計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的洪漲期起于五月，終于十月，以七、八兩月次數最多；就季節而言，夏季最多，達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說，根據文獻記載的統計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強的。
歷史時期分布是指水災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狀況。根據整個清代帝王統治年號分為十一個不同時期，各個時期水災的分布情況見表3：
根據表3水災發生最多的時期是嘉慶和光緒年間，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時期，達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順治、宣統、咸豐和雍正時期。不過，由于這幾個時期是根據各個帝王統治時期劃分，所包含的時間段不一，分別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較低。因此計算出各個時期平均每年水災次數分別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總平均為1．89次。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整個清代陜南地區水災的年均暴發趨勢，呈波浪狀分布，但總體有增多之態勢，嘉道和同光時期災害暴發頻繁，較其它時期更為集中，而嘉慶朝最多，平均每年達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緒平均每年3．29次。據研究乾嘉與同光時期皆為清代陜南地區兩次移民人遷時期，[64]這一時期自然環境因素，如氣候變化又處于“小冰期”的強冷期。很顯然，這一統計再次說明水災的暴發頻次與陜南地區的社會(如移民入遷)和自然(如氣候因素)的變遷有很強的相關性。
(3)各縣水災頻次分析
上面已經計算出整個陜南地區不同時期水災的年平均暴發次數，這對于說明清代該區域水災的歷時性與環境變遷趨勢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陜南的小區域特征明顯，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無論是氣候因素，還是地質地貌以及移民開發程度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在考察災害的歷時性時同時又要兼顧其共時性，即區域分布特征，進行綜合分析。不過考慮到資料的記載多以縣為單位，同時與前面的統計統一，這里仍以縣為單位，統計分析清代各個時期陜南各縣平均每十年水災暴發頻次，見表4：
由表4可知，發生災害頻率較高的地區為安康、旬陽、略陽、沔縣、白河、紫陽、商縣、鎮安，這些州縣的海拔也相對較高，而城固、洋縣等海拔較低的河谷盆地則頻次較低。就時段看，各個縣在嘉慶和光緒這兩個時期變化最為明顯，水災暴發的頻次提高較快，是歷年平均頻次的幾倍，相對其它時期更為集中。這既與氣候波動一致，又與移民入遷的吻合。
總之，通過對整個清代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間分布而言，陜南生態環境變化的地域性明顯，小區域環境變遷有很大的
差異性，與氣候、地質地貌等自然條件的特質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陜南生態環境的嚴重變遷區域；
其二，就時間分布而言，與乾嘉和同光時期的兩次移民入遷一致，這兩個時期亦是環境的集中惡化期，爆發的頻次明顯多于其它時期。這進一步證明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自然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綜上所述，清代陜南生態環境發生顯著變遷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不能僅僅停留于發生變遷這一表面認識。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籠統認為其發生嚴重惡化，雖有道理，但失之偏頗。事實上，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其變化或大或小、或主或從，不能不加區分地給予簡單概括。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統一體，受氣候、地質、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會因素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表現出更多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充分地認識這一點不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特殊性，而且對于我們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
注釋：
[1]90年代以來，學術界圍繞環境變遷已有不少成果問世，具體研究可參閱：譚作剛：《清代陜南地區的移民、農業墾殖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中國農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嶺森林的歷史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梁四寶：《清代秦巴地區的開發與環境惡化》，《晉陽學刊》1994年第5期；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鄒逸麟：《明清流民與川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問題》，《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葛慶華：《試論清初中期川陜交界地區的開發與環境問題》，《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張建民：《明清山區資源開發特點述論——以秦嶺一大巴山區為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陶衛寧：《歷史時期陜南漢江走廊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0年博士論文；田培棟：《明清時期陜西社會經濟史》，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頁；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張曉虹、滿志敏、葛全勝：《清代陜南土地利用變遷驅動力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關成果問+。例如：Ts’ui-jung Liu(劉翠溶)，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epment 1800—1911．Harvard University，Disser- tation，1974；上田信：《中國生態結構與山區經濟——以秦嶺山區為例》，載溝口雄三編：《長期社會變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愛德華·B·費梅爾：《清代大巴山區山地開發研究》、《清代中國邊疆地區的人口與生態》，分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1年第2期、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頁；鄭哲雄、張建民、李俊甲：《環境、移民與社會經濟——清代川、湖、陜交界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民間風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陜楚老林情形亟宜區處》，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17頁。
[3][清]畢沅：《興安升府疏》，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3～4頁。
[4]蕭正洪：《清代陜南的流民與人口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1頁。
[6][清]盧坤：《秦疆治略·定遠廳》，道光年間刻本，第50頁。
[7][清]盧坤：《秦疆治略·鳳縣》，第55頁。
[8]道光《留壩廳志》卷四《土地志·風俗》，第5頁。
[9][清]盧坤：《秦疆治略·白河縣》，第64頁。
[10][清]盧坤：《秦疆治略·鎮安縣》，第43頁。
[11][清]盧坤：《秦疆治略·平利縣》，第62頁。
[12][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0頁。
[13][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19頁。
[14]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二十一《風俗》，嘉慶十九年刻本，第6頁。
[15][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5頁。
[16]何慶云：《陜西實業考察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頁。
[17][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6頁。
[18][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5頁。
[19][2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16頁。
[21]道光《紫陽縣志》卷一《地理》，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22][清]盧坤：《秦疆治略·漢陰廳》，第60頁。
[23][清]盧坤：《秦疆治略·商南縣》，第23頁。
[24][清]盧坤：《秦疆治略·風縣》，第55頁。
[25]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頁。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記》，載道光《重修略陽縣志》卷四《藝文部·記》，光緒三十年重印本，第55頁。
[27]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頁。
[28][清]葉世倬：《重修連亭記》，《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18頁。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樹木示》，《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34頁。
[3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頁。
[31][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頁。
[32][清]王志沂：《棧道山田》，《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二《詩徵》，第33頁。
[33]相關研究可參閱陶喻之：《漢中歷代虎患鉤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記》，載道光《西鄉縣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頁。
[35]乾隆《旬陽縣志·物產》，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6]光緒《旬陽縣志》卷八《賦役·物產》，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22頁。
[37]光緒《紫陽縣志·山川》，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8]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七《城表·鄉村》，第11頁。
[39]道光《石泉縣志》卷二《田賦志·物產》，第21頁。
[40]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頁。
[41]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第10～11頁。
[42]乾隆《鎮安縣志》卷七《物產》，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頁。
[43]光緒《鎮安縣鄉土志》卷下《物產》，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第63頁。
[44]光緒《寧羌州鄉土志·歷史·戶口》，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第46～47頁。
[45]光緒《風縣志》卷一《地理·河》，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1頁。
[4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477頁。
[47]關于清代陜南氣候變遷與環境演變的具體研究可參閱拙作：《清代陜南的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關系試探》，《安康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
[48]具體論述可參閱趙岡：《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20頁。
[49]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早澇分布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頁。
[50]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內部資料)》，1976年，第31～124頁。
[51]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52]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3]關于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耿占軍曾把整個陜南作為一個區域進行過粗線條的分析(可參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頁)。事實上，陜南地區區域差別明顯。因此，我們的統計將具體到縣一級單位，希望給予更為細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國康：《漢江流域地貌結構與土地資源》，《地理科學》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編：《中國西部環境演變評估》，第二卷，丁一匯主編：《中國西部環境變化的預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56]相關論述主要參閱沈玉昌：《漢水河谷的地貌及其發育史》，《地理學報》1956年第4期；聶樹人編著前揭書，第14頁。
[57]陳自生、王成華、孔徑名：《中國滑坡災害及宏觀防御戰略》，載施雅風等主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分析與災對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10頁。
[58][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關中叢書本第39頁。
[59][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9頁。
[6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9頁。
[61]光緒《洵陽縣志》卷十四《雜記》，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頁。
[62]光緒《定遠廳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異》，光緒五年刻本，第3頁。
[63]王德基、薛貽源：《漢中盆地地理考察報告·地形篇》，重慶，中國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頁。
[64]鈔曉鴻：《晚清時期陜西移民入遷與土客融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Southern Shanxi in Qing Dynasty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關鍵詞]漢代；江南；城市；商業
城市既是政治統治的中心，也是商業活動的重要場所。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與商業問題，對于了解當時的政治統治、經濟結構、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擬就漢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業活動、商品經濟發展的限度及其制約因素等相關問題作些初步探討。
一 江南地域范圍與城市建置若干特點
“江南”一詞，在秦漢史籍中屢見記載。但“江南”者何?其空間范圍有多大?古人對此解說殊異，各有所云。
考諸《史記》、《漢書》，有時往往將“江南”指為某一特定而具體的地域。據《史記·秦本紀》：“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越王勾踐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貨殖列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各家在對《史記》作注時，解釋也各有歧義，如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而張守節《正義》則認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漢書·地理志》稱：南郡“夷道縣”，“莽曰江南”。這里，或將“巫郡”與“江南”、“江南”與“泗上”并列，或以“江南”與“衡山、九江”、“豫章”、“長沙”等并列，甚至將“江南”或釋為“丹陽”，或釋為“豫章、長沙”，或謂之曰“夷道縣”。于此諸多事例說明，江南的地域范圍，有時確乎僅指相對具體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縣，似無可疑。
但文獻中，有時又將“江南”泛指為長江流域以南的廣大地區，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間”②的統稱。如《史記·黥布列傳》：“黥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余人走江南。”《貨殖列傳》：“江南卑濕，丈夫早天。”同書又云：“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司馬遷根據地理條件、物產分布等，把當時全國劃分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以北四大經濟區，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長江以南的許多郡國，當很顯然。③
古人地理觀念尚欠精審，加之文獻記載的著眼點有別，所以有關“江南”的地域范圍也就說法不一，各有所指。我們這里所說的“江南”，泛指嶺南以北，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它包括會稽、吳郡(東漢)、丹陽、豫章、南郡、江夏、長沙、桂陽、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漢代荊、揚二州的大部分地區。
中國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④至戰國時期，由于兼并戰爭，列國出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在險要之地及交通要沖皆普遍設城。正所謂：“御外之道，莫若設險；制勝之方，莫若因形。重門纛折，設險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數量和規模得到迅速發展。《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圍來看，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區，江南地區則寥若晨星，僅有吳城、郢都等幾座較大的城市。
秦滅六國，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在地方推行郡縣統治，江南地區已出現了會稽、閩中、南郡、長沙、黔中、九江等六個郡級行政區，可考的縣治大約有38個左右。到西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師古注曰：“縣之與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國。”⑦加強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漢城市建設得到飛速發展。在江南，先后增設了豫章、丹陽、江夏、武陵、零陵、桂陽等六個郡級行政區，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長沙和會稽等三個郡級行政區，共有九個郡國，縣治140個。東漢時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墾辟，又在會稽北部分置吳郡，縣城進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漢時期，江南地區郡縣級城市體系業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經濟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條件以及交通狀況與黃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發展也與之有著不同的特點。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如下幾個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較為稀疏。為說明問題，我們把荊、揚二州長江以南地區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從表中數據，我們可以看出，西漢揚州之會稽、丹陽、豫章三郡，總面積445887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11．31％，縣級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荊州之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等六個郡國，面積426607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10．82％，縣級城市79座，平均密度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漢書·地理志》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國103，縣邑1314，道32，侯國241，合計縣級城市1587座。而荊揚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漢140座，占全國城市的9％左右，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情況又如何呢?為了便于比較，我們以州部為單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綜合上表各項數據，江淮問之豫州、徐州總面積160236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4．05％，有縣級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黃河中下游的司隸部、兗州、青州、冀州，總面積為352649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8．98％，有縣級城市496座，平均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遠遠高于長江以南的荊、揚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歸根到底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統治著農村，經濟上卻依賴農村。從政治統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個縣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圓數百里之內；在財政上主要依賴農業稅的條件下，維持一個縣級政權至少要控制幾千戶納稅農民。這樣，在方圓數百里的地域內，至少要有數千戶居民方可劃為一縣，建立一個縣級城市。在地域與居民兩個條件中，居民數對設縣立治的意義無疑更為重要。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踐祚之初，面對戶口耗減，不得不“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證。在中原，由于地狹人眾，縣的轄境一般只有數百平方公里，縣級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廣人稀”，縣的轄境自然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數千平方公里，甚至上萬平方公里設一縣。
2、就江南內部而言，其城市發展也極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長江及太湖、鄱陽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會稽南部，面積158568平方公里，有縣城13座，平均密度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會稽北部，面積68835平方公里，有縣城13座，平均密度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會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樣，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處于鄱陽湖之濱，其密度遠遠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發展不平衡與經濟發展不平衡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江南地區，地貌構造多以丘陵為主，在當時生產條件下，開發極為不易。而地處長江沿岸的江漢平原、鄱陽湖、太湖沖積平原相對來說比較容易開發，經濟發展相對較快，人口也相對較多，所以城市發展較快，密度相對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為越族所居。《漢書·朱買臣傳》稱：“越，非有城郭里邑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開發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規模普遍較小。從考古發掘資料來看，江南城市除吳城等極少數城市有一定的規模外，大多數城市面積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陽郡之春谷縣城面積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縣城面積為0．39平方公里，蕪湖縣城面積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梟陽縣城，面積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積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縣城村漢城，平面近似長方形，南北長約860米，東西寬約550米，面積約0．48平方公里，據初步推測，城村漢城是漢滅閩越之后的冶縣縣治“冶城”。⒀
城市規模的大小，與人口密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從人口分布來看，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公元2年四萬戶以上的縣有長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陽翟、彭城等。而廣大的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據東漢應劭《漢官儀》稱：“荊揚之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縣令”。⒁按秦漢制度，萬戶以上的縣設令，萬戶以下的縣設長，荊揚之江南七郡僅臨湘、南昌、吳三縣超過萬戶，可見江南之縣戶口稀少，所以城市規模相對較小。
綜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區域內不平衡發展，城市規模普遍較小，這些都是由江南經濟發展及人口、地理環境等因素決定的。就整個南方而言，從秦38座城市到西漢140座，東漢144座，增長了近3倍，其發展速度還是比較快的，這也和秦漢時期江南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相適應。
轉貼于 二 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活動
毋庸諱言，兩漢時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為行政統治中心和軍事鎮壓基地，有著強烈的政治功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經濟功能也在逐漸增強，這突出表現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活動日趨頻繁。
(一)區域性商業都會出現
城市是商業活動集中的場所，因而也是商業發達的重要標志。在兩漢時期，地理要沖城市業已成為區域性商業都會，如吳城和江陵。
吳城(今江蘇蘇州市)，又名姑蘇城，是春秋吳王闔閭根據伍子胥的建議所修建。作為當時的都城，其城區規模較大，周圍23．5公里，開水陸門各8個，城中又有小城，周圍6公里。至秦統一后，為會稽郡治，漢代因之，東漢為吳郡郡治，長期為吳越經濟區的中心城市。由于地處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產豐富。《史記·貨殖列傳》載：“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所謂“東有海鹽之饒”，主要是指其煮鹽業的發達；“章山之銅”，說明銅的冶煉和鑄造業先進。吳王劉濞時“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國用饒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說明其漁業資源十分豐富，同時交通便捷。《越絕書·吳地傳》載：“吳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漅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長江，南通過江南河溝通錢塘江。《史記·河渠書》也云：“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陸路，可北循陸道直抵無錫歷山，西循九曲路達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吳越之地的鹽、銅、越布等產品通過這些商路輸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國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經過幾百年的開發，農業、手工業都有相當的基礎。特別是商業更為發達。桓譚《新論》說：“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⒃《戰國策·楚策》記：“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這里，楚國當指郢都，說明郢人口眾多，所以盡管當地是出稻米之區，食、薪仍然昂貴。而行人車輛擁擠，正是人口密集、市場繁榮、貿易發達的具體表現。后來郢都雖被白起所焚壞，而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江陵仍然是全國重要都市之一，所謂：“江陵亦一都會也。”《史記·貨殖列傳》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說明江陵腹地資源豐富。據司馬相如《子虛賦》載：“云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證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經濟區保持聯系；同時北上陳、宛(今河南南陽市)和中原可以往來；東通江、淮，和吳越經濟區交往。江南所產梓、梗柟、姜、桂、金、錫等物品通過江陵行銷各地。而各地物產，亦通過江陵，散銷江南腹地。
(二)商業形態多樣
漢代江南商業就其性質而論有官營和私營；從形態上講，又分販運貿易和店鋪零售等幾種形式。
1、官營商業
官營商業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買賣的一種商業形式，它是以官營手工業生產為基礎的。漢代官手工業已在江南部分郡縣有所出現，如下表：
從官營手工業生產范圍來看，主要包括煮鹽冶鐵，生產銅器、鐵器、木器、漆器等生產、生活用品。這些官營手工業產品，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供皇室和貴族們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銀銅器等；其二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如食鹽、鐵農具、舟車、日用漆器和銅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產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產品大多投放市場，進人流通領域，形成官營商品。
官營商業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得以實現。其一是鹽鐵專賣。在江南主要是通過分布于上述的鹽、鐵官實行統供調撥，控制經營。其二是均輸平準。均輸平準實行于桑弘羊受任為大司農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這是漢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議的一項商業國營措施。《鹽鐵論·本議篇》云：“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可見，均輸、平準把貢物商品化；同時，利用國家雄厚的財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價，部分地取代商人販運貿易的職能，使利潤歸于國家。正如《漢書·食貨志》所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為賦，而相灌輸”。
當然，官營商業雖然控制了國計民生的商品銷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國的商品買賣，這也為其他商業形態存在提供了條件。
2、販運貿易
販運貿易，亦稱販運商業。在秦漢簡牘、文獻中，有“行賈”、“中舨”、“商販”、“賈販”、“市販”、“販賈”及“私販賣”等用語。它是商人將生產物從有余的地方運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區差價，通過長途販運，賤買貴賣的不等價交易而牟取利潤的一種商業行為。
江南地區販運貿易起源甚早。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從事販運貿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戰國時楚國鄂君長途販運，舟車路線達十幾個城，范圍遍及三楚地區⒅。可見販運面之廣，路途之遠。
至漢代，在統一局面下，江南販運貿易進一步發展。參與販運的不僅有富商大賈，而且也有小股資金的合伙經營。江陵鳳凰山漢簡就有“中舨共侍約”，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長張伯、石兄、秦仲、陳伯等十人相與為販，約人販錢二百，約二。會錢備，不備勿與同舨，即販直行共侍(持)。非前謁。病，不行者罰日卅，毋人者庸(傭)賈，器物不具，物責十錢。共事以器物，毀傷之及亡，販共負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罰百錢。販吏令會不會：(會)日罰五十，會而計不具者罰比不會，為販吏，枲(集)器物及人。販吏秦仲。
從這份契約可以看出：民間合伙經營的資金很少，人均僅200錢。但其規定卻比較細密，對因病不能參預買賣者，對器物不備或器物損壞者以及不參加聚會或雖去聚會，但財物賬目不清者均要處罰；而且設有販長、販吏具體管理，制度比較嚴格。這足以證明，當時江陵一帶民間商販合伙經營形式比較普遍，發育得比較成熟。
3、店鋪零售
販運貿易主要是調節地區間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進入消費者手中，還多依賴店鋪零售。這在秦漢文獻中稱為“坐列販賣”。如《漢書·食貨志》云：“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時)市中賣物行也”。在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木牘中，有專門記載從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帳單。據有人考證：“(丁)組簡所記人數至少有四、五十人，從張母稱呼看，似非雇傭關系，應是合股經營商販，由販長統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販賣’”。⒇
(三)區域商品交流頻繁
漢代中央集權的大統一局面，為商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活動條件。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漢書·伍被傳》云：“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鹽鐵論·力耕篇》載：“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江南，作為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區域，亦介入其中。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荊、衡陽經濟區與中原內腹地區商業交流。司馬遷在論及荊、衡陽經濟區與中原的關系時云：“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受江、漢、淮，宛亦一都會也”。把它們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經濟圈。從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過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陽而行銷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則通過宛、江陵再散銷江南。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有一簡就記載：“上官乙人圣二戶販馬郃少一日。”[21]這是江陵販馬之記事，馬產于中原，其購銷渠道主要是通過較北的宛而輸入的。湖北之云夢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當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記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當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飽”、“成市素”、“市府”、“市府飽”、“市府草”等戮記。江陵鳳凰山8號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記。據有人考證：“‘成市’和‘南鄉’、‘北市’戮記的性質既明，便能判斷馬王堆一號漢墓和鳳凰山8號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輸入路線，據有人考證：“江陵等南方楚地通過南北交往問最大的商業城市宛市與長安溝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過這種渠道進入楚地”。[23]另據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記載：京師貴戚死后制作棺槨“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貴戚豪門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銷京師洛陽，其北上路線估計是從江陵經陳至宛而行銷洛陽。
2、吳越經濟區與淮河流域商業交往。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云：“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基本上把吳楚經濟區與淮河流域劃為一體。當時東楚的重要商業都會吳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廣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聯系起來。“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過江北之重要的商業市場壽春、合肥與淮河流域保持聯系。“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輸會也。”江南之鐵器，多是通過這種渠道輸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漢代的制農具鏟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銘，證明是從臨淮郡輸入的；[24]今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中出土一件陪葬農具登記單——“東陽田器志”中記載的鐵臿、鉏(鋤)，也是從臨淮郡輸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漢城遺址中也曾出土鐵器71件，農具18，其中鐵犁一件，它的形制與北方的鐵犁完全相同，估計也是通過淮河流域的郡縣輸入。
3、江南與嶺南商業聯系。江南和嶺南毗連，經濟上有相互依存的關系。早在南越時，就與長沙國有著密切的商業貿易活動。當時開發南越所需的先進工具鐵器及牛、馬、羊等，大多是通過長沙國輸入的。呂后時“有司請禁關市鐵器”，南越王趙佗以為是長沙王從中作梗，因此發兵攻打長沙國，便是例證。至武帝滅南越，設郡縣，統一于中央集權之下，嶺南與江南貿易往來就更為頻繁。《漢書·地理志》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嶺道和靈渠等。在海上，則是通過會稽的東冶上下往來。《后漢書·鄭弘傳》云：“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訊海而至。”在東漢，為了更好適應日漸頻繁的商業往來，當時毗鄰嶺南的桂陽郡太守衛宏在含涯、湞陽、曲江三縣“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傳，置郵驛”；[26]章帝時“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27]桓帝時，桂陽太守周憬又開辟水路，繁盛商業：“桂陽有瀧水，人患其險，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頹山鑿石以通之”；[28]“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順導其經脈，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29]這些道路的開辟，進一步加強了江南與嶺南的聯系。同時。嶺南又是中國與東南海上各國的前哨，外國商品傳到嶺南以后，又能從江南傳入中原內腹地區。從史書記載來看，嶺南與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開發嶺南所需的“金鐵器馬牛羊”等；而嶺南輸出的主要是土特產，如白壁、珠璣、玳瑁、犀牛角、翠鳥、珊瑚樹、荔枝、嶺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還存在一定的海外貿易。據《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載：東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時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數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數萬家，其志土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冶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直州者”。證明江南同東南海上貿易的存在。另據《漢書·張騫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國看到巴蜀物產邛杖、蜀布，而當地人說系由商人從身毒國(印度)販運而來；東漢時為與撣國、天竺、大秦等進行銅鐵、毛織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貿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來，‘南方絲綢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兩漢看作承上啟下的重要時期。”[30]
轉貼于 三 商品經濟發展的局限性及制約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雖然存在較為頻繁的商業活動。但同中原及關中地區相比，商品經濟發展水平還是較低的。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江南自給自足性經濟成分仍然很高。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云：“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從城鄉市場的聯系來看，為廣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鹽鐵兩項。小農與市場的聯系只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并沒有形成自覺的商品意識，故“千金之家”還是少數。
其二，為商品交換而生產的手工業作坊較少。當時全國設在各地的工官有8處，而在江南沒有一處；設鐵官49處，而江南僅有耒陽1處，占2％；設鹽官37處，而江南僅有巫、海鹽等2處，占5％。我國考古工作者迄今為止已在全國各地發掘漢代冶鐵遺址30余處，有的規模十分宏大，面積達十余萬平方米，卻沒有在江南發現一處。同樣，民間手工作坊亦相對較少，致使江南作為商品交換的多為方物特產。
其三，商業市場相對較少，且規模較小。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全國著名的商業都會二十個，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區，江南僅有江陵和吳二處，占10％左右。而且規模亦較小，象長安九市，臨淄“市租千金”的商業市場，江南沒有。江陵、吳城和成都僅是區域性的小市場。
由此可見，當時商業的發達，北方確實遠遠超過南方。經濟重心在北方，商業中心亦在北方。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諸因素制約著江南商業的發展。
其一，自然資源豐富，人們不需要通過努力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們缺乏開拓精神。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總結為：“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
其二，地廣人稀，農村剩余勞動力相對較少。江南地域面積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漢平帝元始二年時僅有3，444，947口，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為3．95人／平方公里；到東漢，雖然有大量人口南遷，但至順帝時也僅有7，307，675口，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不高，很難分離出富余人員去從事商業買賣。
其三，遠離政治中心，開發程度不高。兩漢時期，黃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統治的中心地帶，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賦稅來源之地。漢王朝極為重視這一地區的開發。國家的農業、手工業投資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體經濟環境良好，市場機制活躍，為農副業及手工業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廣大的江南地區，由于遠離政治中心，且在國家賦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較小，政府尚無暇顧及這一的開發，使得這一地區的農業、手工業整體發展水平較低，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會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規模較小。傳統社會，作為商品交換的農業、手工業產品，其消費對象主體并不在農村，而是城市中非農業生產的人口。所以，商品經濟發達與否，與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費人口的多寡休戚相關。江南地區，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數千平方公里甚至上萬平方公里才有一座，這就大大地限制了農村與城市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商業交流，也增加了運往市場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規模普遍較小，消費人口相對較少，擴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經濟很難繁榮。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①《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②《史記》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漢氣候變遷與江南經濟文化的進步》，載《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戰國策·趙策》。
⑤《玉海》卷174。
⑥《漢書》卷1《高帝紀》。
⑦《漢書》卷28《地理志》。
⑧詳見《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以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⑨《后漢書》卷1《光武帝紀》。
⑩張南等：《安徽漢代城市的分布與建設》，《學術界》1991年第6期。
⑾《梟陽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縣昌邑古城調查記》，《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漢城探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續漢書》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漢書》卷35《荊燕吳傳》。
⒃《北堂書抄》卷29引。
⒄《史記》卷61《貨殖列傳》。
⒅黃盛璋：《關于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線的復原問題》，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頁。
⒆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與歷史地理研究》，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頁。
⒇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與歷史地理研究》，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頁。
[21]見黃盛璋：《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頁。
[22]黃盛璋：《關于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線的復原問題》，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頁。
[23]《關于鳳凰山168號漢墓座談紀要》，載《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戰國青銅車器和漢代鐵器》，載《考古》1965年第6期。
[25]蔣廷瑜：《廣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漢書》卷76，《循史傳》。
[27]《后漢書》卷23，《鄭弘傳》。
[28]洪適：《釋棣》，卷23。
關鍵詞：金城郡 蘭州 建置沿革
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自漢至當代，蘭州市大致的建置沿革，并得出對蘭州設置原因的基本討論。因筆者能力，以及所據材料有限，故只能將部分時段的建置沿革做闕或不能詳述，還望諸家見諒。本文的基本結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簡述蘭州歷代建置沿革的變化與承襲；第二部分，討論并略述在蘭州建置的先決地利因素，以及今人于這一地理基礎上的實踐和在蘭州設置的歷史影響。
一、蘭州市歷代建置沿革
在開始本節敘述之前筆者預先做一個說明，即本節也分兩部分敘述：第一部分，敘述漢代至南北朝時期金城郡的設立及演變；第二部分，梳理從隋一代開始，至現今蘭州的建置沿革，而這樣斷限的原因在于自隋一代開始使用蘭州，并將治所基本固定在蘭州盆地，可以說基本奠定了蘭州市以后的發展空間格局。①
1.金城郡的設立
追溯蘭州地區的歷史按《大清一統志》所載，“周初為西羌地，春秋屬秦。戰國秦昭王置隴西郡”②秦亡漢興，至西漢昭帝時期始設金城郡。“漢金城郡領縣十三，允吾、浩、令居、枝陽、榆中、罕、白石、河關、破羌、安夷、允街，臨羌”③。筆者又對比了《漢書?昭帝紀》及《漢書?地理志》，看出清人所書與東漢班固的記載無明顯出入，按史源之說，康熙《蘭州府志》的上述記載應為準確。而《漢書》對西漢金城郡的設置緣由、郡名、轄區沿革也有著簡明、清晰的著述，筆者現轉述如下：西漢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是“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三郡各縣二置金城郡”④。而以“金城”命名，按集解所注 “應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師古曰：瓚說是也。一運，以郡在京師之西，故曰金城。金，西方之行⑤”。并且，可以看出，從金城郡設立之初的六縣，到領十三縣，也反映了一個政區變化的過程，據《漢書?地理志》載，清楚的記述了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設破羌、安夷、允街三縣⑥。
另：西漢金城郡的郡治為允吾（音鉛牙）。其確切位置至今仍無定論，并從諸家的爭論中形成了以下幾種看法：青海民和上川口；青海民和下川口；甘肅永靖湟水南岸；湟水入黃河處；今天蘭州市西古城（抑或西固區），但對于上述幾種說法《大清一統志》皆認為是謬誤，但也沒有提出其它實證與說法⑦。
至王莽新朝，在全國改易地名的背景下，金城郡及下轄諸縣的名稱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王莽改金城郡為修遠；浩為興武；令居為罕虜；枝陽為金屏，榆中、罕、白石為順礫；臨羌為鹽羌⑧。
王莽一朝，中原政局動蕩，周邊民族的離心力愈發增強，先零羌乘機反叛“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竇融上書稱臣，并率五郡守、尉出兵攻金城，并取得勝利，東漢政府遂任命竇融為太守⑨。東漢時期，因襲西漢，設金城郡，屬涼州刺史部，領十縣⑩，并比對《后漢書?地理志》兩書所記符合11。而東漢一朝，對金城郡行政區劃產生重大變化的時間當為“省并郡縣”，“建武十三年，省金城郡，屬隴西郡”12。綜合筆者所據的以往研究成果，民族沖突也是造成當時金城郡徙遷的一個現實原因13“明年春（安帝永和初二年108年）一鐘羌數千人，先擊敗騭于冀西殺千余人，??????（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中司馬鈞率諸郡縣與零羌數萬人戰于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千余人，“關中大震，”遂“徙金城郡居襄武”14。
合久必分，是為天下大勢之一，至三國兩晉南北朝及十六國時期，時蘭州地區先后為前涼、前秦、后涼、南涼、西秦、所據，建置變化很大，頭緒紛繁。筆者根據方志、及其它所據資料梳理了一個簡單的頭緒簡列于下：
晉涼州金城郡統縣五榆中、允衙、金城、白石、浩15。并按《大清一統志?蘭州府表》所記，則東晉郡治為金城郡，即今天蘭州市；
十六國時期，前梁長軌分立晉興郡，張徙金城縣，即今蘭州是理也。16
北魏時期，中國北方形成了一定時期的統一局面，按《大清一統志》所載南北朝時期金城郡于北魏時期仍襲東晉，設治所于金城郡。
從上述筆者簡單的記敘中，簡單的做了一個推論：金城治所，遷入今天蘭州市區應是于這一時期開始的。
2.隋至今蘭州的建置沿革。
按《中國地方志集成?康熙蘭州志》載“隋開皇初年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年府廢，改為金城郡，領縣二。金城、狄道。并再比對《隋書?地理志》可見兩處記載一致17。而蘭州之名始見于此。
時至唐代，唐朝劃分全國為十道，以道統州，蘭州屬于隴右道。并對比新舊唐書18，可以看出蘭州金城郡于隋末，陷于薛舉，后于武德二年（公元 620年）平復，最初設置領縣三金城、廣武、狄道。后至天寶年間改為領縣二，即金城、廣武。
至宋，蘭州，下。金城郡，軍事。元豐四年收復??????縣一，蘭泉。崇寧三年置，依郭。砦一：元豐四年，罷龕谷，元七年廢，紹圣三年，復修為堡19。筆者比對《宋史?陜西路》以及《元豐九域志》相關記載沒有發現沖突20。后北宋滅亡，至金屬臨洮路，“蘭州，上，刺史??????縣三??????定遠、龕谷、阿干”。21
至元代，結合《康熙蘭州府志》、《元始?地理志》可以看出，蘭州屬昌路22，“蘭州，下??????元初領阿干一縣級司侯司。至元七年，并司縣入本州”23。
至明，首先按《康熙蘭州府志》所記，“明洪武二年省州為縣，隸洮府，設蘭州衛于縣內，隸陜西都司。至成化十三年，巡撫余子后請復置蘭州，以金縣屬”24并按《大清一統志》所記，上文中“洪武初年省州為縣”，即將蘭州降為蘭縣25。
至清，因為筆者所據基本史料即為康熙《蘭州府志》以及《大清一統志》，其均為時人所作，故清一朝蘭州建置沿革線索較為明晰，現簡列如下：
康熙二年，巡撫部院劉斗請奏復設蘭州衛；
康熙四年，甘撫奉裁酌設，蘭為甘寧適中之地，移駐甘肅巡撫統轄四府兩邊。
此后至清王朝被，至，蘭州仍然作為甘肅省會未有更改，其建置沿革如下：1913年，蘭州被改為蘭山道，治所為皋蘭縣（即今蘭州市區）26；后至1927年，廢道改區，是為蘭山區；次年（1928年），撤銷行政區，改為省縣制，時治所皋蘭縣直轄于省政府27；1936年甘肅省劃為七行政督察區，皋蘭縣直屬于省；1941年7月將省會皋蘭縣及近郊十六平方公里土地劃出，成立蘭州市，直轄于省政府28。
后至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自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以來，有幾次內部與周邊地州市的縣區調整，后至上世紀80年代，將白銀區劃至白銀市后，建置沿革尚無重大變化29。
二、認識
自蘭州設置已逾兩千余年歷史，而其關鍵的地理位置是該地區設置管理的重要因素。按《康熙蘭州府志》所載，“考河隴之故地，乃贏秦之日，對其民則徙關東之下，平其境，則接巴蜀之襟裔，地勢蜿蜒有長城之險，馬山阻東，榆谷抵其西，皋蘭山峙其南，黃河經其北，為束帶形，要沖之地。皋蘭雄峙乎前，九州之一障乎，后巒嶠集，陵環左右”30。筆者依所據資料認為，僅就這一段記敘而言，前人已將時蘭州地區重要的地理位置予以了全面的概括，該地區所居位置四至皆有險可據，是為冷兵器時代設置城池、關隘的地利之因；又南接巴蜀，在有“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之嘆的時代而言，也應是進出巴蜀的一條重要通道，因此，先人在此設立治所關隘便不難理解了。而時至當代，在基于前人認識與實踐的基礎上，醞釀多年的蘭渝鐵路業已開工修建，這對加強隴渝兩地乃至西北、西南腹地的聯系是具有提升作用的。
再據道光《蘭州府志》所載“《方輿紀要》云，河為險閣，戎羌自漢以來西雄，金城郡為最，豈非以介戎夏之間，隴右安危，常系此地哉，晉元康而后，隴多事，金城左右，歲無暇日，隋唐盛時，馳逐河湟，未嘗不以蘭州為要害，及廣德后，州沒吐蕃，而西涼不復為王埃。宋元豐四年，李庵敗夏人復城蘭州。元始初，夏人求復，得此地，朝請欲割界，孫路言“自通遠至蘭州然后可以蔽，若捐以與敵，則關中震。唐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則今若委蘭州悔將無遂。不果，棄。明時，自州以北，常為冠沖，往往重兵駐焉。合是觀之，我朝疆域日闊，以遙隸陜西不免鞭長莫及，特與此地建立金城，移設府治，酌全隴適中之地，壯區夏制之”31。據此，筆者認為在非常時期，蘭州地區對于關中地區的的安危，特別是中央政權處于關中地區的王朝而言，是為一道重要的屏障，其地理位置不可謂不重要。正可謂“若捐以與敵，則關中震”。而再如漢匈戰爭中，蘭州地區乃至河西走廊地區亦成為了分割匈羌的屏障即“以介戎夏之間”，從而使漢王朝集中力量對抗匈奴，并取得了最終勝利。
總之，蘭州位于我國西北腹地與地理幾何中心，是關中地區的西北屏障，地勢險要。而這一切先決的地利因素，促成了自西漢至今，歷代中央政府在蘭州地區的設治開發。因此，蘭州市發展成為今天甘肅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所據的地利是其先決條件。
參考文獻：
一、歷史資料
（一）地方志、地理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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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史、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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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9.（宋）徐天麟撰：《東漢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研究專著
（一）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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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鄭寶恒：《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3. 鄧明：《蘭州史話》，（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年。
（二）論文
〔關鍵詞〕山西平陽；堯帝廟；全真教
〔中圖分類號〕K928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1）06－0154－06
① 2000年在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舉行了“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主要討論了唐堯時代的社會行政和帝堯的歷史地位，堯的主要活動地區和堯都與古唐國地望，以及“堯文化”涵義的界說、歷史淵源、研究方法等問題。另外，堯帝廟所在的臨汾市地方政府在宣傳堯都時，主要將研究時段定位于上古時期，如2007年臨汾市委宣傳部成立了堯文化研究會，開設了“堯文化網”，將研究的視角主要放置在對上古時期堯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上。無論是研討會還是堯文化的研究會都將研究的時段設置在上古時期，其協辦單位為“中國先秦史學會”。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知識考古學’方法下的明清以來華北移民發源地研究”（09YJC770046）
〔作者簡介〕喬新華，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
位于今天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的堯帝廟，唐顯慶三年（658年）創建于平陽后，延續至今，歷史久遠，同時由于廟中所祀的主體對象――帝堯“其仁如天，其功大而無所不至，為萬世人倫之極”而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堯帝廟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代表儒家正統文化的國家正祀廟宇。
和大多數廟宇一樣，堯帝廟空間建筑的創修和歷代建筑格局的變化是學者探討堯帝廟的一個重要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是張藕蓮在《臨汾堯廟廟制沿革考略》(1)一文中，對堯帝廟廟制沿革、歷代重建重修情況進行了大致的梳理，這類研究大致屬于建筑史，不同時期的建筑風格及藝術內涵是其研究的立意所在。同時，堯帝廟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及意義是歷代統治者著力闡發的思想資源，因而也就成為現今學者關注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這類研究主要體現為“堯文化”的研究(2)，不過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將視角投向上古時期堯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進而闡發堯文化內涵在當今建設和諧社會與祖國統一事業中的作用。①從學術理路來看，堯帝廟的空間格局和文化象征意義既相互聯系，且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也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但是，已有的研究卻將堯帝廟的空間格局與象征意義作為兩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在主觀上割裂了二者之間的固有聯系，使得我們很難對堯帝廟歷史有一個動態而連續、具體而生動的認識和理解。
本文力圖順著時間脈絡，把堯帝廟從創建發展至今的長時段歷史進行福柯所謂“知識考古學”的探究，在重新翻檢正史文獻，并輔以多次田野調查中搜集到的碑刻、文集等資料基礎上，意外地發現元朝時全真教曾對堯帝廟空間格局有過較大的重修，儒道共處或亦儒亦道的空間格局背后隱含著更為復雜的象征意義。但這種格局在明正德年間再次扭轉，大規模增修堯舜禹廟的同時徹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堯帝廟再次恢復了儒教獨尊的象征意義，卻也使我們難以察覺元朝時全真教曾在這里留下的痕跡。
一、儒道共處：元中統至明正德以前全真教與儒學的關系
關于堯帝廟確切的創建年代及情節，囿于文獻的缺乏，已不易考。在對堯帝廟早期歷史的考證和爭論中，學者根據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下詔曰：“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陽” (3)的記載，并以《水經注》中的記載“平水北側有堯廟，廟前有碑”為佐證(4)，認為平陽堯帝廟晉代已有，北魏時期仍在。至于那時廟址究竟何在，沒有確鑿的文獻可供具體探究，只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推測出廟址有過從汾水西岸向東岸的變化。〔康熙〕《平陽府志•祠祀》（山西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記載“平陽城東十里，汾水之東，原上有堯神屋石碑，廟在城南八里，舊址在汾西。晉元康中建汾東”。相較來說，唐顯慶三年是平陽堯帝廟有確切記載的重要年點，不僅在其后的碑文中有明確記載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賜重建堯帝廟碑銘并序》記載：“平陽府治之南，有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此碑現存臨汾堯帝廟內。下引該碑銘并序皆同出此碑。，而且廟址從平陽府城西南遷移到了府城南――即今天堯帝廟的位置所在，本文探討的即是自唐顯慶三年在今址創建以來的堯帝廟。
限于文獻記載的缺乏，我們對唐宋時期的堯帝廟依然知之甚少。一直到元朝，由于廟內留存的碑文等資料，為我們詳細探究堯帝廟歷史提供了可能。元中統至元年間，也即唐創建后的600年，堯帝廟迎來了其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時期。立于堯帝廟內的元中統四年《元世祖圣旨碑》這樣記載：“今為靖應真人姜善信，平陽臨汾縣創建堯廟，已令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知太府監，于斷沒平陽李毅地內，撥地壹拾伍頃，以資營繕。仍仰禁約：蒙古、漢軍并諸人等，并不得縱令頭疋，于前項地內蹂踐苗稼，損壞桑果。準此”。元中統四年《元世祖圣旨碑》，碑存臨汾堯帝廟內。重建后的規模“為地七百畝，為屋四百間，耽耽翼翼，儼然帝王之舉。殆與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異觀也，經始于至元元年之春，落成于至元五年之八月”，而且政府“賜白金二百兩，良田十五頃，為贍宮香火費”。
然而不幸的是，至元年間修葺一新的堯帝廟在大德七年（1303年）平陽府八級大地震中遭到破壞。20年后，即泰定元年（1324）堯帝廟再次重新修復，并將至元時的碑文重新鐫刻立石。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時人有感于廟貌規模日益擴大，撰寫《光宅宮田宅之記》并刻石：“迄茲將百年，其增置者，日益以廣……田之傾畝四履，宅之區域間架，則具圖于碑陰”。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宮田宅之記》，碑存臨汾堯帝廟祭祖堂。
以上是有元一代堯帝廟歷次修建的基本概況，如果不仔細分析碑文字里行間透露的意思，再加之我們今天對堯帝廟文化象征意義已有的定論，我們很容易認為這一時期的堯帝廟無疑是儒家文化主導下的國家正統廟宇。但是，當我們一旦瞻前顧后，從元代留存的碑文和后來明正德年間的記載來看，明中葉以前的堯帝廟，并非是我們想象中純粹的儒家正統文化，儒道共處或亦儒亦道可能是堯帝廟該時期的真實狀態，以下詳述之。
首先，從堯帝廟“倡修者”的身份和日常管理人員來看，有元一代堯帝廟蘊含著濃重的全真教色彩。趙世瑜指出，“我們判斷圍繞著某一所寺廟進行的信仰活動屬于何種宗教，通常要看所供奉神所屬神統，要看所舉行的是哪個宗教的儀式，要看信眾和神職人員的身份。”(5)值得注意的是，元中統至元年間堯帝廟的倡修者即是一位全真教著名掌教人――靖應真人姜善信。
《大元敕賜重建堯帝廟碑銘并序》記載“平陽府治之南，有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年深遠，室宇敝漏，……有全真道師曰靖應真人姜善信，愿以道眾行化河東，更擇爽壇，重建廟貌。請于朝，上嘉其深遠意”。據《敕賜靖應真人道行碑》記載，姜善信（1198-1275年），字彥誠，“自童間，已有超俗之志。及長，白諸父母，求其所師者。尋又走商彥，為季父所追，迫令還家。未幾，復辭去。親知其不可留，聽其所如。聞蓮峰真人靳道元住王刁洞，志操為門其納之，授以相術諸陰陽韜略之學。戒云：道家者流，以清凈虛無為體，謙恭慈為用，不為嗜欲所汨，不為塵俗所染”。其主要活動則為奉命南伐和修復龍門大禹廟和平陽府堯帝廟，“見禹廟傾圮，慨然以修復為事。……廟成，上褒其功，因問禹以所行之道，公引《尚書》‘世猶古之世也，陛下誠能思
①至元二十六年《敕賜靖應真人道行碑》，李修生《全元文》第24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此碑文亦收錄于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27；此碑亦為山西省河津市博物館收藏。
②陳垣在《道家金石略》中收錄了《敕賜靖應真人道行碑》，不過，陳先生沒有弄清姜屬于哪一教派，就把他歸入金元時期“歸屬不明者類”。王宗昱在《全真教和地方宗教之關系》一文的注釋中也談到“王盤還有《重修堯廟記》，都是講姜善信在山西平陽修整堯廟的事跡。王盤稱姜善信為全真道士，但是沒有材料證明他和全真教團的關系，所以我沒有把他的材料歸在全真之下”。收錄于Florian C. Reiter ，Purposes,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Harrassowitz Verlag，2007。
③樊光春：《全真道傳承關系研究芻議》，收入丁鼎主編《昆崳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王志忠《道教龍門派源流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④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賜重建堯帝廟碑銘并序》，碑存臨汾堯帝廟內。
⑤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宮田宅之記》，碑存臨汾堯帝廟祭祖堂。
⑥明正統十二年《堯廟重新記》，碑存堯帝廟內。
⑦明弘治四年《重修帝堯陵寢碑記》，碑存臨汾堯陵。
⑧明正德九年《增修堯舜禹廟碑記》，碑存臨汾堯帝廟內。此碑為砂石質，因年代久遠字跡有些模糊不清，縣志中記載的碑文不全，臨汾市檔案館所藏的拓片是十年前的，仍然有多處不清晰。本文所引的內容系三者相互補充而成。
政求賢，即今之堯舜也’。上悅而從之。官方輻輳，勤亦至也”。①不僅如此，通過翻檢和比對資料，發現姜善信并不僅僅是一位普通的道士②，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論述龍門派興起于華山、得名于黃河龍門的觀點時，認為丘處機有弟子名靳貞常（道元），隱修于華山王刁洞，傳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后赴黃河龍門復興大禹廟，元世祖敕封建極宮，自后形成龍門派，又稱王刁派。(6) 法國學者Esposito在對全真龍門派地理分布的研究中指出：“丘處機一度到過華山，并收了一個徒弟叫靳貞常，靳傳姜善信，姜后來根據靳的指示，去了龍門山王刁洞。去龍門王刁洞的姜善信，后來被元廷封為靖應真人，在龍門建立建極宮”。(7)樊光春也詳細考證了姜善信與全真教的師承關系③，由此可以確定，倡修堯帝廟的姜善信是金末元初北方全真教龍門派一位重要的掌教人，因為其師從的蓮峰真人靳道元是丘處機的弟子。
不僅堯帝廟的“倡修者”是全真教著名掌教人，終元一朝，堯帝廟的重要廟務和日常事務多由諸多道士來主持并參與其中。如大德七年地震后，泰定元年堯帝廟的重修就是在道士李志和主持下完成的。“泰定元年四月，功德主本宮提點李志和重建，大都采石局把作提領本縣東祭里衛寧刊”。④至正年間為堯帝廟立碑時提點張志德要 “集羽流議論”⑤，說明在堯帝廟的日常事務中，道士擁有一定的發言權。直至進入明朝正統年間堯帝廟新修，廟成后，“擇道士之素謹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為永久計”。⑥明弘治四年，《重修帝堯陵寢碑記》中記載有“‘平陽堯都，既有其廟，陵何在乎’，訪諸故老，詢于名士，而守廟羽士楊希泰暨義官靳嚴，悉有德于鄉邦”。⑦為了尋找堯陵舊址，得到了“俾守”堯帝廟羽士的回答，這間接說明，至少在明弘治以前堯帝廟的經營是由道士進行和掌管的，堯帝廟中的神職人員主要是道士。
其次，從堯帝廟的整體空間格局和奉祀人物來看，堯帝廟在元朝時可能還有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稱呼――“光宅宮”。至元五年修整一新的堯帝廟，詔賜其額曰“光宅之宮”，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更重要的是堯帝廟內除了熟知的堯殿外，其左右則分別是老君祠和伯王祠，后為玉皇閣。明朝正德九年《增修堯舜禹廟碑記》記載“以舜禹二祠配于堯殿之后，殿之左為老君祠，右為伯王祠，祠之后為玉皇閣，皆肖像其中”⑧，明人朱國禎在《幢小品•堯廟規制》中也提到“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后徙于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為文思殿，前為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后祀玉皇，總曰光宅宮”(8)。劉鳳云據此更認為，“平陽汾水河畔的堯廟，占地七百畝，房屋四百間。這座祀老子又祀玉皇的堯廟毫無疑問是屬于道教的”。(9)由此來看，堯帝廟的象征空間較我們下意識的猜測要復雜許多。
有元一代，堯帝廟內為何祀老子又祀玉皇？這應該與金元特殊社會時期儒學的變化與全真教的興起有密切關系。關于金元時期全真教在北方的興盛，學界已有許多討論(10)，大致認為金元統治時期，一方面，北方儒學有一股援佛道以入儒的思潮，同時又有一股后來被名之為“全真教”的社會思潮，儒學與全真教二者之間曾有過一段較為復雜的關系。對此，師道剛指出：“全真教原本是作為北宋遺民士流敵視女真貴族的一種民族意識的反映，但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儒學的浸潤和佛學的柔化，逐漸蛻變為講究眾生平等的民族融合的紐帶。在形成統一民族的過程中，通過宗教這一紐帶使政治的統一得以強化，這是當時政治統治的意圖。三教合一這股思潮經過不斷地改進和深化，逐漸成為全真教的思想基礎”。(11)全真教道士們利用儒人文士以宣傳其宗教主旨，確實是其在北方興盛的一個原因。但直接借用并改造一座代表儒家正統文化的堯帝廟則是較為特殊的，從堯帝廟的個案中，我們主要看到了全真教對儒學的主動吸收和利用。所謂“當世祖皇帝握符御極時，則有若方外之臣、靖應真人姜善信者，能以堯舜思政求賢之道，上稱帝心，實奉命新修之”。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宮田宅之記》，碑存臨汾堯帝廟祭祖堂。元朝正是利用了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礎，實現了其政治統一的目的。從堯帝廟的個案中，我們既看到全真教的主動努力，也看到一個國家正祀廟宇的歷史發展脈絡。
二、儒教獨尊：明正德至清雍正時期堯帝廟空間格局與象征意義的轉變
明朝正德年間，大規模增修堯舜禹廟的同時徹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堯舜禹殿構成“三圣廟”，讓我們隱約看到堯帝廟內儒教與道教力量此消彼長的博弈。嘉靖、萬歷年間，伴隨著廟內神明配置的變化，象征儒家正統文化的執中閣、光天閣意義日益凸顯。清康雍時期，撤商湯廟改建萬壽行宮，四并立，終使堯帝廟再次恢復了儒教獨尊的地位，這一現象不僅僅是神明配置的變更，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暗含的文化象征意義的轉變。
首先，光宅宮易名三圣廟、玉皇閣改為執中閣、商湯廟改為萬壽行宮，這一系列空間格局的變化讓我們隱約看到堯帝廟內全真教與儒教力量此消彼長的博弈。
明正德八年（1513年），山西巡按周倫經過平陽，認為堯帝廟內的空間建筑格局不合祀典，需要重修。第二年重修完成，此次重修動作很大，撤掉了代表全真教的老君、伯王祠，將堯舜禹三圣并祀，這一重大變化漸漸讓人們對這座以堯為主祭對象廟宇的稱呼也發生了變化，那就是過去叫光宅宮，正德以后漸漸改稱三圣廟了。正德十六年，致仕戶部尚書洪洞人韓文為此次修建撰寫了《增修堯舜禹廟碑記》，主要內容如下：
巡按侍御昆山周伯明公倫按臨河東，偕孫、魏僉憲，率府衛官僚，恭詣展拜，徘徊顧瞻之余，惜其殿宇門廡等處，率多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于堯殿之后，殿之左為老君祠，右為伯王祠，祠之后為玉皇閣，皆肖像其中。乃謀諸二宮曰：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親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況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陽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專尊，于禮弗稱。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載，于禮不經，誠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后，瀆莫甚焉，悉命撤而正之。 更老君祠為舜廟，伯王祠為禹廟，閣則三圣并祀，其上仍榜堯殿曰放勛，舜殿曰重華，禹殿曰文命，閣曰執中。名分秩然，禮法詳備，使吾人于千百載之下，謳歌擊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氣象，如親見之者，豈不休哉！明正德九年《增修堯舜禹廟碑記》，碑存臨汾堯帝廟內。
根據碑文分析，正德年間山西巡按周倫認為堯帝廟內的空間建筑格局不合祀典的理由是：堯舜能夠將王位禪讓是大圣人，禹則治水有功，是值得后人歌頌和學習的，這些是天下的大事件。況且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是堯都平陽的支郡，屬于王畿之地。這樣堯、舜、禹三圣不論在世系上還是在都城的位置上，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所以在平陽堯帝廟內對三圣的供奉應該按照堯舜禹三圣的先后順序來列位。而老子和楚霸王與堯舜禹似乎不存在世系的聯系，地位不及堯舜禹，又不是儒家士大夫所提倡之神，但現在老君、伯王二祠地位高于舜禹，有損堯舜禹形象，是禮法不合，祀典不存。再者，玉皇大帝只能由天子來祭祀，放置于老君祠之后，同樣是不合禮的，所以在堯帝廟重修時，一反過去，將太上老君和西楚霸王的祠廟撤除，將舜禹的地位提升到與堯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來，形成堯舜禹三圣同堂異室、并祀于堯帝廟之中的格局。此外玉皇閣改為堯舜禹三圣并祀，并改名為執中閣，經由這么重修，這座龐大的廟宇在人們眼中就是“三圣廟”了。《臨汾縣志•祀典》（《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46冊，鳳凰出版社，2005年）也記載“堯廟在城南八里，明正統間重修。正德間巡撫周倫修額，正廣運殿祀堯，右重華殿祀舜，左文命殿祀禹，后為光天閣，右丹朱祠，祠左娥皇女英祠，東為三圣考廟”。
對于正德年間廟內建筑格局和祀神的變化，參與其中的人認為重修后堯舜禹三圣廟的格局“名分秩然，禮法詳備”。正德十六年，翰林院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顧鼎臣應同鄉周倫之請為堯帝廟撰寫的《三圣廟碑》中認為：“巡按監察御史周君倫瞻拜興嗟，毅然以修飭厘正為己任，……代腐以堅，易缺以完，革其瀆，斥其邪，合于典法。乃于堯廟之右改老君祠為舜廟，伯王祠為禹廟，別創門堂以表之。”明正德十六年《三圣廟碑》，碑存臨汾堯帝廟內。在他看來，將道教神靈與儒家圣君堯帝放在同等位置，是對堯舜禹的極大不敬，尤其是對帝堯的不尊，既“不合祀典”又“不合禮儀”，重修后堯帝廟從過去“于禮弗稱”達到了現在的“名分秩然”。
繼正德年間撤老君、伯王祠后不久，因“萬歷甲午濫煙妄起，閣煬而為煙”，明萬歷十三年《重修光天閣記》，碑存臨汾堯帝廟內。該碑文也收于李維禎：《大泌山房文集》卷5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51集，齊魯書社，1997年，602－604頁。于是又在其南面重修光天閣。山西按察使李維禎在《重修光天閣記》中詳細記述了此次重修。伴隨著廟內神明配置的變化，象征儒家正統文化的執中閣、光天閣意義日益凸顯。（詳后）
清朝康、雍時期，堯帝廟的建筑格局和祀神又有過局部的調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平陽地震，堯宮俱毀。四十二年康熙西巡，駐蹕平陽，撥國庫銀兩重修堯帝廟，主要是在商湯廟址新建萬壽行宮及御書閣、御書亭等建筑，自此，四宮并峙，巍峨壯觀。(12)之所以在堯帝廟新建萬壽行宮，是認為湯王不是禪讓而王，不宜與堯舜禹三圣并祀。于是，在原湯王廟基址上建筑了萬壽行宮，以展現康熙尊崇堯舜，行堯舜之道的圣君形象。雍正時，平陽堯帝廟又一次重修。這次重修將三大殿的神靈進行了調整，主要是前移娥皇女英的地位，將其與舜并祀于舜寢宮，前移帝堯之子丹朱、商均地位，祀于圣考廟之中。雍正《平陽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44冊）中記載，“雍正七年重修，緣日久損壞，工程浩大，……規模仿舊，而略為更易三殿，如前移娥皇女英并祀于舜寢宮，移丹朱商均附祀于圣考廟”。(13)此外還在堯帝廟內興辦義學，講授儒學，《臨汾縣志》載“每歲季春官紳詣祭，倉圣祠祀倉頡，祠內兩廂一為崇文會館，一為培英義莊，昔年收學租與鄉會試，賓興皆聚于此，并隨時致祭焉。”(14)這時的堯帝廟不僅僅是供奉儒教圣君的廟宇，更是培養儒學人才的場所，堯帝廟的儒家文化氛圍更加濃厚。
與此同時，從堯帝廟重修者的身份來看，明后期更多的是各級官員和士紳，道士的身影漸漸淡出。
晚明至康熙的四次主要重修中，上級官員周倫、李維禎、巡撫石暨等都是積極的倡導者。在具體的事務中，如撰寫碑文等，則有更多的知名士紳參與其中。如前述正德十六年顧鼎臣為堯帝廟撰寫碑文《三圣廟碑記》，而顧鼎臣當時是翰林院侍讀，國史經筵講官。
從明正德到清康雍時期，光宅宮易名三圣廟、玉皇閣改為執中閣、商湯廟改為萬壽行宮，這一系列空間格局的變化讓我們隱約看到堯帝廟內全真教與儒教力量此消彼長的博弈。儒教意味很濃的三圣廟代替了光宅宮這一道觀名稱，可能是雙方力量博弈的最好解釋。
其次，伴隨著堯帝廟空間格局變化以及奉祀神靈的變革，與之相隨的是堯帝廟象征意義的改變。以堯帝廟之變重建儒教正統、以“圣人之道”導“百姓日用”大概是明中后期堯帝廟被賦予的新的象征作用。
對于此間堯帝廟象征意義的內涵，時人文集和《光天閣記》作了最好的闡發和解釋。歸有光為周倫文集作序時提及，“先生之才之趣，大抵出于天成，而尤根于理學。觀其在新安建靜修書院，以教學者。在平陽創堯舜禹三祠，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因河清而論春秋，不書祥瑞空開侈心。疏止烏思藏番供與宮中佛事，以辟異端廓如也。”(15)這段話非常準確地指出了周倫在平陽、新安以及在朝廷之上的一系列舉動，正是在晚明時期，士大夫重塑儒教正統地位的責任所在。
循著這樣一種思路，我們似可理解萬歷十三年（1585）堯帝廟碑文中為何出現大段的儒教經典內容，如在解釋堯帝廟內各個空間格局位置時，《重修光天閣記》載：“執中何以易光天，又為后殿也？大人之學，先明明德，而后明明德于天下。孟子論道統祖堯舜，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傳道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執中者，克明俊德也。光天下之明，明德于天下也。凡天地之氣，翕聚西北，而敷揚東南。執中為體，故以名殿居北，光天為用，故以名閣居南。”明萬歷十三年《重修光天閣記》，碑存臨汾堯帝廟內。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執中”這十六個字一直是儒學乃至中國文化傳統中最為著名的“十六字心傳”。平陽堯帝廟在晚明時期的變化，也可視為“宋元以來，儒家思想重新被封建統治者所重視，并發生了從‘重治’到‘重教’的轉變，開始了用儒家道德控制社會秩序的努力”(16)的反映。當時作為地方官的李維禎，適應國家宣揚儒家道德思想的需要，適應地方社會重建儒家學說正統性的需要，參與地方廟宇的重建，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注重儒教思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指導作用。這正如葛兆光所言：“一些懷有某種意圖的士大夫，試圖改變明代彌漫在世人中間的那種從心所欲的風氣，希望通過重組儒教學說，來整理知識與思想秩序并清理社會秩序。”(17)
正德十六年，翰林院經筵講官顧鼎臣在碑文中題道，“夫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擊壤之民，親蒙帝力，猶曰：何有于我？矧數千載而下，去圣跡愈遠，茍非上者作而起之，他日遂移于異教而忘圣人之功，未可謂無也。周君是舉，合道揆適時宜，不費公不厲民。故告成之日，四方來者莫不遷志改視。君子謂得其禮，小人謂得其情，贊頌歸向罔間遐邇。”明正德十六年《三圣廟碑》，碑存臨汾堯帝廟內。在晚明時期 “異教日崇”的情況之下，如何才能使圣人事跡不被各種思想和民間宗教淹沒？如何才能使平陽百姓銘記堯帝“擊壤”之功績，保持圣人對百姓生活的引導作用？御史周倫拆撤道教神明，提升舜禹地位，以及功成之后“君子”、“小人”的“贊頌”，來者“遷志改視”是對這些問題的最好詮釋。
這時的地方官員在堯帝廟的重修中，更加注重通過對廟宇的新修，達到教化的目的和作用。百姓參觀之后，無不景仰先圣，改棄對雜神異教的信奉，轉而尊崇堯舜禹三圣。堯帝廟在正德年間的變化，顯現出圣人功績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引導和教化作用。因為“許多地方神與特定的地方歷史或地方傳統密切相關，都希望利用神的力量強化地方社會秩序。”(18)正德九年周倫的改撤神位，易道而儒的做法，達到的效果就是地方民眾，以及其他瞻拜者紛紛改變信仰，普通民眾都能夠“謳歌擊壤”，“遷志改視”，深得“其禮”、“其情”。(19)堯帝廟配置神明的變更，儒教地位的獨尊，不僅起到了弘揚堯舜禹三圣功績的作用，而且將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以及整個民間社會納入到儒家的倫理道德范圍，說明了儒家士大夫希冀利用對地方正祀廟宇的整飭，達到對社會秩序的整合，實現“圣人之道”引導“百姓日用”的目的。
結 語
通過對山西平陽府堯帝廟從其創建發展至今的長時段歷史進行福柯所謂“知識考古學”的探究，發現了堯帝廟歷史中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情節。元朝時象征儒家正統的堯帝廟和全真教曾有過非常密切的互動關系，儒道共處或亦儒亦道是堯帝廟該時期的真實狀態。但這種關系并非一成不變，伴隨著王朝更迭，堯帝廟的“去道教化”日趨明顯，經歷了明朝正嘉萬的逐步變革，到清朝雍正時期堯帝廟再次恢復了儒教獨尊的地位，并一直延續至今。對堯帝廟象征意義變化的考察，既提供了一個元明時期全真教在北方盛衰的鮮活個案，也看到了一個代表儒家正統文化的國家正祀廟宇的歷史脈絡和傳承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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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對目前已有的幾種湖南方言分區作了分析和評論，其中，重點討論了周振鶴
和游汝杰的分區。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種新的分區方法（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并用這種方法給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區，分區結果用湖南花鼓戲的流行區域來作驗證。第三部分，結束語。
一湖南省方言分區述評
1．0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對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種分區。這五種分區分別是：楊時逢先生的分區（
1974年，臺北，《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442－1447頁，下簡稱《報告》），日本學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區（1979年，東京，《湖南諸方言》，載
《中國語學》226期，下簡稱《分布》），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1960年，長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總結報告》（石印本）240－247頁，下簡稱《總結》），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區》，載《方言》1986年第4期，下簡稱《分區》），周振鶴、游汝杰的分區（1985年，《湖
南省方言區畫及其歷史背景》，載《方言》1985年第4期，下簡稱《背景》）。這五種分區，從方法上看
各具特點，從結果上看互有參差，下面，我們將其分成兩類來討論。
1．1．1楊時逢先生分區的方法是：“把某一處的方言特點歸納起來，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點，聲調
的類別，音韻特點，開合口及調類等區別，來作分區的條件。”實際工作中，楊時逢先生用作分區條件的特征
條件有十二項。根據這些分區條件，楊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個區。第一區是“典型的湖南話”，第二區“大
都跟第一區差不多，第三、四兩區難以命名，第五區接近西南官話”。對這個分區結果，楊先生自己也很不滿
意，認為“不很理想”。對這個結果，方言學界也議論紛紛。鮑厚星認為《報告》把長沙和慈利、平江、瀏陽
等地畫一區，把衡陽和常德畫為一區都是不合適的（見《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的文字說明部分，載《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則認為《報告》的“分區圖有些支離破碎，難于令人滿意”。我們的看法
是：《報告》立足于語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實面貌，如一、二兩區的大多數方言點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屬湘語系統，第五區劃歸西南官話也大體無誤，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區圖看去有點支離破碎
，只要符合語言實際，也不應算是作者的錯。但勿庸諱言，《報告》的分區也與湖南方言的實際情況有相當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藍山、嘉禾等地，按《報告》上列出的語言材料就應劃歸西南官話（見黃雪貞《西南官
話的分區（稿）》，載《方言》1986／4），如果考慮到這些地方的雙重方言性質則可暫列為雙重方言區
來處理，具體分區待查明全部情況后再作決定（見鮑厚星《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中有關的文字說明，載
《方言》1985／4）。《報告》分區偏離語言實際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區條目有綜合無系統，不能總
括湖南全省的語言實際，用這樣的條目來分區，自然要影響其分區質量。
1．1．2《報告》的分區中，長沙和城步同屬第一區，與城步接境的武岡卻屬第二區。對此，《背景
》批評道：“城步跟長沙不但主要的語言特征相差甚遠，而且很難通話，而城步跟武岡則語言大半相似，交談
也不很困難。”在這里，《背景》用來衡量分區質量的標準看來是兩條：主要的語言特征和通話程度。可以據
此推知，如果甲乙兩地方言的主要語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話或通話不大困難的，就應劃為同一方言區，如
城步與武岡，反之則否，如城步與長沙。可見，這兩條不但是檢驗分區結果的依據，也是分區時應遵循的標準
。這兩個問題雖然是在對《報告》的批評中提出來的，但由于它們在方言分區中關系重大，有必要略作進一步
的討論。
先談“主要的語言特征”。
到底長沙、城步和武岡三個方言點各自“主要的語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沒有明確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兩條特征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方言分區的話，那不但《背景》對《分布》的批評難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數學方法來進行分區也屬多此一舉。因此，《背景》據此批評《報告》不但不得要領，而且還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區有沒有“主要的語言特征”，“主要的語言特征”具體所指又是什么，對此，方言學界有種種看法
并有過大量的分區實踐，筆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語言特征”難以確定，寧可用方言的“區別性特征”來
代替它。在分區實踐中，這種“區別性特征”可以通過多方比較來抽取。根據分區的需要，可以用一條，也可
以用多條。這些分區條目不論是“一”還是“多”，都要求對內有盡量大的周遍性，對外有盡量強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話來檢驗分區結果也是值得考慮的。就《背景》的分區而言，也不乏同一區中有不能通話或通話
困難的，如第三片中的湘鄉與零陵，而分屬兩片卻也有通話不大困難的，如第二片的懷化與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語言事實證明，同屬一個方言區中的不同方言點可以有不能通話的，如閩語區中的廈門話和福州話
；而不屬同一方言區甚至不同的語言也有可以通話的，如德語和瑞士語。這是因為，能否通話不僅決定于兩種
方言的相似性，還決定于兩種方言的交際頻度。一九八七年筆者曾以湖南師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級的
同學作為調查對象調查過外地同學對長沙話的可懂度和認同感，經計算機處理后的結果是：
大體聽懂基本聽不懂大體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據上表中八四級與八五、八七兩級同學對長沙話可懂度和認同感的區分比值的差異可以看出交際頻度與它
們的比例關系。而且，通話程度還受城鄉、職業、年齡甚至性別等條件的制約。事實上，既難于把它作為一個
分區因素來參與分區，也難于把它當作一個可靠的標準來衡量分區結果。
1．1．3第二種是日本學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區。《分布》據以分區的材料也來自《報告》。方法是
：根據“古全濁聲母的變化”繪出方言圖來進行分區。《分區》把湖南方言分為四種“型”，定名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國內學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贛方言或贛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話。《分布》的分區是比較典型的單一特征法。《背
景》認為：“這個方法雖然簡便，但是按這個標準作成的分區圖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實際。”《分區》將湘
西的永綏（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順、古丈、瀘溪、辰溪、沅陵等地劃歸“老湘型方言”，對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將古全濁聲母只要今平音讀濁音的也包括在內，湘語的范圍自然要擴展到上述永綏
等縣。事實上永綏等縣的語言特征與西南官話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這‘半條’特征將其劃入湘語南片是不
妥當的。”《背景》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單一特征判斷法的優點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分區結果清晰正確，
缺點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區的交錯地帶和過渡區域，在方言面貌因長時期的交融滲透而變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種是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師院中文系承擔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當時共調查了八十七個縣市，后由彭秀模、曾少達等同志根據調查材料寫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總結報告》。《總結》中對湖南方言作了分區工作。方法是：根據分區者對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幾個較大的土語群最明顯的特點歸納出來，然后把特點大部分相近的土語群合并為一個方言。”方言區的范圍
基本上定下來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來，碰到甲乙兩可的交界處方言就“根據反映方言特點的地圖來分
析研究。分析它們哪些特點和甲區相同，哪些特點和乙區一致，最后根據它們與哪一區特點較多相同的特點劃
歸哪區。”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注意該方言“必須具備的主要特點。”而不是“不分主次，單憑機械多數”來確
定其方言區屬。結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個區。第一區“基本上是湘語”，第二區“基本上屬于西南官話”，第
三區“大致接近江西話”。《總結》的分區在具體運用中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漸
變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與丁卻可以相去甚遠。這樣，在把幾個看起來相近的土語群進行單向歸
并時，就有可能把本來差別甚大、應分屬兩區的方言給歸并到一個方言區中去。如《總結》第一區中有瀘溪、
辰溪等方言點，就其總體特征看，應與第二區的懷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與長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為“辰（辰溪）溆（溆浦）土語群”接近“衡（衡陽）邵（邵陽）土語群”，而“衡邵土語
群”又接近“湘（湘鄉）漣（漣源）土語群”，“湘漣土語群”與長沙、湘潭等地的話又更要接近一些，這樣
單向歸并，結果就把本來不屬同一區的方言給并為一區了。《總結》分區時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處。湖南
的藍山、嘉禾、宜章、桂陽、郴縣、新田、江華、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種各地小有區別的西南官話（與桂
林話很接近）外，各地內部還使用著一些差別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話”。《總結》在分區時，單
把藍山、嘉禾兩地的土話拿出來分區，從而把它們從湘南雙語區獨立出來并合并到第三區中去，成為第三區孤
懸于第二區中的方言島，這顯然是不符合分區原則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實際情況。
1．1．5第四種是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分區》使用的方法雖然比較單一，但分區的標準卻頗為靈
活多變。《分區》把湖南方言一共分為六個區。第一區是“湘語”，分區的依據是古全濁聲母的變化。第二區
是“贛語區”，分區標準有三項：一條是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為送氣清音，一條是梗攝字多有
文白異讀，另外還列了一些詞匯。第三區是“客家話區”，《分區》沒有明確“贛語”和“客家話”的區別界
限，語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開口呼讀零聲母”這一條，另外還有詞匯條目的區別。第四區是“江淮官話區”
，分區標準主要是“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為清音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另外就是“古入聲全
濁聲母字今全部或部分歸陽去（去聲不分陰陽時就歸去聲）”，其他還列了“他的”和“喝茶”兩個詞組。這
一區中有《背景》列為西南官話標準點的常德，還包括湖北省的鶴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統稱為“
江淮官話常（常德）鶴（鶴峰）片。”第五區是“西南官話區”，這一區沒有給出分區標準，內部分片時也未
明確分片依據。第六區是“鄉話”。“鄉話”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瀘溪、古丈、永順、
大庸市等地與沅陵交界的地區。”大約有四十萬人說這種話。“鄉話”的主要特點有：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
塞擦音時平聲為不送氣濁音，仄聲為送氣清音。另外，入聲有喉塞尾，古次濁平聲今讀陰平。古全濁上聲今仍
讀上聲，等等。《分區》的主要優點是分區時不拘泥于某一標準，不僅考慮語音特點，也兼及詞語的異同。分
區時不反分出大區，還給大區再劃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還深入鄉鎮一級，分得比較細致深入。但勿庸諱言
，《分區》也是有一些缺點的，這主要體現在所使用的標準上。由于標準不統一，有時甚至連分區標準都未說
明就直接分區，這就難免給人一種分得較為主觀臆斷的感覺。另外，凡《分區》使用單一標準的地方都無法避
免單一標準以偏概全的缺點，如“江淮官話常鶴片”，如果不是只從一兩個語音特點著眼的話，根本就劃不進
江淮官話里去。此外，就《分區》的題旨來看應是封閉式的區域方言分區，沒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攬進
來，而且還包攬得不對。按趙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區，鶴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點介于湖北第一區（西南
官話）和第二區（楚話）之間，同時還有一些湖南話的特點，因而獨立一區以顯示其特點，實際上是一種過渡
區域的混雜型方言，趙元任先生等人也沒有把它們和江淮官話聯系起來考慮（見趙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調查報
告》一五七頁），于此可見《分區》的處理是不很妥當的。
1．2．0由于周振鶴、游汝杰二人的分區不止使用了一種分區方法，在分區過程中還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歷史文化背景，并將其中的歷史行政區劃作為分區調整的重要“參考項”直接介入分區，經過研究，我們發
現其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需要適當展開討論，因此我們把《背景》的分區單列為一類加以述評。
1．2．1《背景》仍使用《報告》的分區材料，分區對象仍為《報告》中的七十五個方言點。《背景
》在分區方法上最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數學方法，并結合語言學和人文地理兩個方面來進行調節和補充
。具體的作法是：以《報告》中提出的比較各地方言異同的五十二個特征項目作為分區依據，建立數據庫，參
照數學集群方法，先比較七十五個方言點之間特征項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來作初步分區，最后再用
“較重要的語音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因素”兩個參考項來作“局部調整”。在分區過程中，作者還根據自
己對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個“集”，并給每個“集”指定一個代表點，然后把這一集
里的其余各點來和“代表點”作比較，按各方言點與“代表點”的接近程度分歸各集。結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個片，根據《背景》有關的文字說明和分區圖來看，五個片分別為：第一片是以常德為代表的西南官話片，第
二片是以長沙為代表的湘語北區，第三片是以城步為代表的湘語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為代表的贛客語片，第
五片沒有代表點，是南部山區官話和湘語的混雜片。在數學方法運用上，《背景》設置了四個“標準點”來對
周圍的方言進行吸附式向心歸并，這樣把原數據陣上縱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數據省減為四行，既簡化了計算過程
，又簡明扼要地用數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內各方言點之間的接近程度。
《背景》對自己的分區結果是頗為自信的，認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個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語感。”湖
南人的語感姑且勿論。但當我們拿《背景》的分區與前述幾家逐一比較時發現，這個分區與《總結》非常接近
，兩張分區圖大體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區有較大差別，其他地方在邊緣地帶有一些參差。如前所述，這樣的
分區仍然是相當偏離湖南方言實際的。《背景》盡管使用新的方法卻未取得實質性突破，這個方法與結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認真研究。
1．2．2陸致極在《漢語方言間親疏關系的計量描寫》（載《中國社會科學》1987／1）一文用
電子計算機對現代漢語七大方言區中的十七個方言點作了類聚關系處理，實際上具有分區意義。二十年代趙元
任先生對吳語所作的分區表明，只從語言特征條目出發也可以對方言進行分區。分區經驗證明，數學方法和語
言學方法（甚至是單一特征判斷法）在分區上都是可以自給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數學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語言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個“參考項”來作分區調整，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其數學方法的有效性產
生懷疑。
《背景》采用《報告》中用來比較各地方言異同的五十二項特征來建立數據庫，根據存入的數據來計算任
意方言點之間的接近值，然后通過比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來達到分區目的。由于存入數據庫的語音項目是五十
二個，因此，任意方言點間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為了簡化計算，《背景》挑了四個“標準點”
，讓其余各點來依次與它們相比較，凡和上述四點中任一點接近值最高的，就將它劃入該標準點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這樣，就把語言學的分區轉換成一個數學上的集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確定隸屬變－－即任一方
言點可以歸屬于某標準點的最低數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點歸屬任一代表點的隸
屬度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這時如果出現下列情況時就不能進行歸集：當某一方言點與四個
代表點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時（因為這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異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時（因為異同相等
）；與兩個代表點接近值同時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時（因為當同一方言點同時從同一邏輯門進入兩個代表點后，
歸集后的方言點數會大于實際參加分區的方言點數，從而與實際不符）。根據《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數據，可
以合法歸集的方言點有：
長沙點
南縣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點
新寧28東安28祁陽31
常德點
石門31慈利33大庸32龍山37永順29
保靖30永綏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鳳凰30麻陽27晃縣31靖縣31澧縣29
安鄉35華容27桃源35漢壽41衡陽31
平江點
臨湘31岳陽32
（地名后的數字為其與該代表點的接近值）
以上各點合計29個。除去4個代表點，參加歸集的方言點是71個
，可歸集的方言點占總數的40．9％。
可以分屬兩個代表點從而不能歸集的方言點有：
桑植芷江黔陽會同臨澧湘陰
長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計6個。加上其余與4個“代表點”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個方言點后為41個，
占參加方言分區的方言點數的59．1％。這些事實充分證明《背景》的數學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顯然是看到這一點的，于是又增設了“較重要的語音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個“參考項”來作“局部調
整”，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種方法的創新，但實際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點的歸屬是靠“參
考項”“調整”出來的，而“參考項”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較重要的語音特征”一項，在這種情況下，《背
景》的分區自然就難于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造成這種失誤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對賴以建立數據庫的五十二項
語言特征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分析。《報告》提出的五十二項語言特征是用來顯示湖南方言的差別性的，為了上
圖的方便，只能“求異”而舍同，因此，雖然項目多達五十二項，但仍不能認為它們已經全面地系統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們來作分區依據，就難免偏離語言實際，事實上，楊時逢先生也沒有全部把它們作為分
區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五十二個特征項目之間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項目的代表其所轄的“字”的
數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聲韻調其差別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項是“聲調調類”，這一條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項是“‘去’的白話音”，這一條只能管住一個“字”的一半的語音情況，二者的重
要性差別相當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這兩條在五十二項語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這樣，相同的數值掩蓋了不同語言特征項目的巨大差別，這自然要極大地影響分區質量。
1．2．3《背景》在分區上的一個特點是設置了四個“代表點”。這四個“代表點”既是數學歸集的
目標點，又是確定“較重要的語音特征”的主要依據，而且，還決定著分區結果的命名。因此，“代表點”選
得合不合適，也是決定分區質量的重要因素。“代表點”的代表資格與歷史人文地理因素無關，而是取決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區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該方言區中比較典型的方言點。用這個條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個“代表點”就可以看出，除長沙點外，其余三個點的代表資格都有問題。
先談常德點。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從常德開始往北延伸，與湖北的江陵連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懷化為中心，往西延伸與貴州的黔東南連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與湘北片的交
界線大致在龍山、永順一帶；第三片是以藍山、嘉禾為中心的湘南片，這一片與廣西的桂林連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較接近，內部也比較一致。湘南片與湘西、湘北兩片的距離較大，這部分地區是雙重方言
區，由于受各地千差萬別的“土話”的影響，內部的一致性比較低。總的說來，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方言點都
有過渡性質，與湘語的接近程度隨著方言點在地理分布上與長沙的距離成正比。常德正處于西南官話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資流域的中間地帶為過渡帶，過了資江就是湘語區的天下。因此，無論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還是就常德話的語音系統，都是一種過渡性相當明顯的西南官話，把它作為西南官話的代表，其代表資
格就要大打折扣。為什么在《背景》的分區中不能把郴州、藍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話包容進來，為什么桑植
、芷江、黔陽、會同、臨澧等地會出現與長沙點和常德點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話本身含有相當的湘語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話。
平江雖然在聲母上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但平江還有知章組在今開口韻前讀(tsts’s)這種與贛語不同
的變化，就其涉及的古聲母而論，比古全濁聲母的個數還要多；平江話的入聲調雖然也可算作贛語系統，但陰
平和陽平的調值都與長沙話相同而區別于南昌話；平江話的入聲韻雖然有塞輔尾，但知章組的合口韻的變化也
是大多同于長沙話，如：“吹水睡稅”也是和長沙話一樣讀撮口韻，而南昌話則是讀合口韻。從平江的語音系
統來看，應將其看作是湘語和贛語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點的混雜性方言。把它放到贛語系統中來看，還不
如常德話在西南官話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臨湘和岳陽兩個點，換
句話說，在沿湘贛交界處一帶的混雜性方言點中，平江點的代表性也不強。
《背景》把城步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的根據是因為城步的［bdgdzz］的濁度最強，換句
話說就是城步因為其聲母系統完好無損地保存了古全濁聲母的原貌從而獲得了湘語南片，或者說是“最典型”
的湘語的代表資格。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背景》對＠①伸久的一些批評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綏，
《背景》認為不能僅據其古全濁聲母今平聲讀濁音這“半條”特征就把它劃入湘語南片，還要看到“永綏等縣
語言特征與西南官話的特征大部分相似”這樣的情況而將永綏劃入西南官話區。既然僅靠古全濁聲母今平聲仍
讀濁音這半條特征不能將永綏等縣市劃歸湘語南片，那僅靠“古全濁聲母今仍讀濁音”這一條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語呢？只要對城步話的語音系統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話的韻母系統已經接近于西
南官話而與湘語（我們這里所說的“湘語”是指長沙話。本文中如不加說明時都把長沙話作為湘語的代表）的
距離較遠，如咸山攝與宕江攝不混，山攝合口和蟹攝合口端系仍讀合口，這些，都與長沙話不同而與重慶、貴
陽等地的西南官話相同。聲調上，城步話的陰平是高平調，陽平是低降調，這也是西南官話陰平與陽平的最常
見調值而與長沙不一致。這些情況說明，城步話并不象《背景》所說的那么“古老”和純粹。從整個語音系統
來看，城步話雖然仍屬湘語系統，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話的相當影響。因此，城步在湘語系統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話既然仍屬湘語系統，就沒有必要把它和長沙話相提并論，在同一個方言系統中建立兩個和西
南官話、贛語相同地位的“代表點”從而使得南北兩片湘語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開。這種含含糊糊的狀
態顯然不是分區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話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的理由還與《背景》提出的“古湘語”的
假設有關，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進行討論。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時說：“城步僻處本省西南隅，交通閉塞，明顯
是古湘語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擠而保留下來的核心地盤”，在“結語”部分又“設想”：“在戰國秦漢時代，
整個湖南地區也許通行一種內部存在差異的古湘語”（著重號系引者所加）。《背景》雖然用了“也許”這個
不很自信的副詞，但這個“古湘語”還是有幾點可以確定下來的：“古湘語”存在的時間是“戰國秦漢時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個湖南地區”，語音特點是古全濁聲母讀濁音。我們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邏輯結構
中，這個未經證實的假設是非常必需的，否則，城步就難于取得“典型的湘語”的代表資格，“濁音的衰頹”
，和“入聲的衰微”將無從立論，而且，“古湘語”在官話、贛客方言的蠶食吞并、四面夾擊、大舉入侵下日
漸萎縮的下降曲線也無法勾畫。現在我們要正面提出質疑：在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果真通行著一種古
湘語嗎？任何語言的存在，既要有一個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口構成作為存在前提。古湘語的含義
可能因人們的看法不同而較為寬泛，但無論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種古代漢語。而且是一種古代漢語方言。因
此，要證明“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都通行一種古湘語”，首先必需證明，早在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
地區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漢族或都屬于漢民族文化系統。這樣，這個問題就可以簡化和轉換成“戰國秦漢時代整
個湖南地區的民族構成”這樣一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只要打開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二兩
冊查看有關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為了避免繁瑣的引證，我們主要依據《西漢人口地理》（葛劍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冊（修訂本，1982）、《中國民族學概論》（欒釗韜等，1985
）、《中國人口地理》（胡煥庸，1984）、《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梁方仲，1981）、
《試析湖南縣的設置和名稱由來》（譚昌壽，1984年第5期《湖南師院學報》）等論著來作一結論性的概
述：戰國中期前，今湖南全境為古三苗等苗瑤族的居住地。戰國中期，楚國兆進中原爭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強秦的迫擠下，楚文王把楚都遷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國大力向南擴展，首先進入以常德為中心的
湘北地區。秦統一后繼續向南開發五嶺南北，在湖南境內從北向南依次設置長沙、羅縣、臨湘（今長沙）、耒
陽、郴縣等郡縣。兩漢時對湖南繼續開發，分長沙置桂陽、零陵二郡和益陽、茶陽、攸縣、醴陵、＠②縣、臨
武等二十余縣。這時漢族主要分布在三個地方：以常德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區；以今長沙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區；沿湘贛兩省的交界線直達廣東的狹長地帶。除此而外，整個湖南地區的廣闊腹地仍然是古苗瑤語
族的居住地或未經開發墾殖的原地，其間可能還零零星星地散布著一些“桃花源式”的漢族移民點。這樣的人
口分布與民族構成的格局說明：在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顯然不可能通行著一種“古湘語”。更確切一
點說，即使是上述幾個漢民族聚居的地區，在戰國秦漢時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種“古楚語”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語”。在湖南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歷史界限，當我們需要回顧歷史時，不應混
淆二者之間的歷史界限。
對城步的歷史文化背景作一點必要的敘述會使上面的質疑得到更為充分的支持。城步縣現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縣”，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國、有清一代、明初都稱“城步縣”，明初設為“城步巡檢司”
，屬武岡縣。作為一個行政實體，城步的名稱只能追溯到這里。唐代的城步為“飛山蠻”地，漢至隋為“無陽
五溪蠻地”。這時的“五溪蠻”系漢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蠻”。唐末“五溪蠻”據飛山自守，故又稱“飛山
蠻”。“飛山蠻”自稱則為“貓”，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漢人（主要來自江西）陸
續到城步落籍定居，但縣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絕對優勢。明弘治十五年設置時進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統計，此時
仍為苗多漢少。乾隆五年“改土歸流”時有不少苗族為免受民族歧視而改稱漢族，進入民國后漢族人口才超過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統計時，全縣有苗族八萬四千余人，略低于漢族人口數。根據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無
論如何也推不出“在戰國秦漢時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語”這樣的結論來。
1．2．5歸納起來，《背景》在分區過程中的失誤主要有這樣幾條：使用了數學方法但因數據庫不可
靠而未達到預期效果；選擇了標準點但標準點的代表性又不強從而使其他方言點難于歸集；假設了一個“古湘
語”作為展開論述的前提但這個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語”又實際上并不存在。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認
為，《背景》分區的意義似乎倒不在其分區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創新精神，給方言的分區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區大體上已代表了目前國內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區方法，因此，本文
對上述各家分區方法的評價也可算是筆者對目前漢語方言分區現狀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區
2．1．0分區的事實說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連續的，漸變的，如果只給方言確定一個分區標準的
話，可行性相當差。由于不同的分區者對語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認識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標準，分區結果當
然難于統一。1987年，筆者在錢曾怡老師的指導下參加了幾次關于方言分區的歷史、現狀、標準、方法的
討論，在不斷的學習和討論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種新的分區方法，叫“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
，并用這種方法來對有過多種分區、有相當分區難度的湖南方言進行分區，以便和各家的分區結果相比較。具
體的做法是：以長沙（湘語代表點）為中心，東取南昌（贛語代表點），西取貴陽（西南官話代表點），從三
個代表方言點的語音系統中抽出聲母系統、韻母系統、聲調系統的區別性語音條目各七條，然后把湖南境內的
各方言點逐一取出來分別與三個代表點相比較，比較時按聲、韻、調的順序依次進行。由于分區條目都是七條
，判斷方言點歸屬的隸屬度是“四”，三次分區的結果都作出分區圖，最后根據三張分區圖來作綜合分區，任
一方言點，只要在兩項分區中都屬某一代表點，就把它歸入該點所代表的方言區，這時隸屬度是“二”。據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點可以歸納為五種類型：湘語型方言，贛語型方言，西南官話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兩
項或三項分屬兩個或三個代表點），獨立型方言（只有一項或無任何一項可歸入三個代表點）。
2．2．0分區要有據以分區的材料、分區的原則、標準，及相應的圖上表示，下面就這幾個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說明。
2．2．1分區材料材料的好壞決定分區的質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調查報告》為主，相
比較而言，這個材料是比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處：一是調查點不足；二是記音有欠準確之處，如衡陽話；三
是有相當的調查點遠離城區，有的甚至在縣境邊緣地帶，代表性不強。鑒于這種情況，衡陽話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陽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漣源、雙峰、新化、祁東、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個點則用《總結》中的相關材料。
2．2．2分區原則現代漢語方言分區，其實是就相關的調查點的語言材料進行歸納和分類，因此，
分區時本文遵循以下三個原則：第一是語言學標準的原則，任何非語言學的標準都不能作分區標準；第二是共
時性原則，分區時只就方言現狀進行分區而不涉及方言的歷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統性原則，在把握方言之間的
異同時從其系統性、整體性出發而不只根據一兩個語言特征來確定方言點的歸屬。
2．2．3分區標準分區標準就是據以分區的條目。李榮先生在談分區條目時提了三條，一是條目的
代表性，二是條目在語匯中的使用頻率，三是條目使用頻率，這三條都是指導性的意見。根據我們的理解，條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區別性，就是一地方言區別于他方言的語言特征。同時我們還強調條目的系統性，漢語方
言之間的矩離遠近，在語音上具體表現為各方言音系在聲、韻、調各有關方面對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別從長沙、南昌、貴陽三地方言的語音系統中抽出聲母、韻母、聲調的區別性特征各七條作為分區條目。
2．2．4圖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區圖示法是采用劃塊（塊狀表示）圍片（同言線法）的方式，這看起
來比較好看，但與實際的方言分布情況并不相符。就一方言點來看，方言持有者的個體與個體之間，戶與戶之
間，村、寨、城、鎮之間都是非連續性的，呈離散式點狀分布，因此，本文也用點狀符號來表示方言類別，這
樣，既可以積點成面，幾個相同的點狀符號也可以表示一個成片的方言區域，又可以如實反映方言分布的點面
相間、錯綜復雜的情況，尤其在反映方言島、獨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語言事實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2．3聲母系統的分區
表一：聲母系統分區條目
（附圖[圖]）
（附圖[圖]）
說明
1．上表中，南昌話全部采用《漢語方言字匯》（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貴陽話的材料是筆者調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說明。
2．取點比較時，如果碰到古全濁聲母今仍讀全濁塞音塞擦音時，則歸入長沙點。
3．由于第六項長沙話與南昌話屬同一類型，因而兩地的區別條目只有六項，如果出現南昌、長沙各點三
條的情況時，就著第一、二兩項屬何處方言，屬長沙則歸入長沙點，與南昌話相同則歸入南昌點。
分區結果是：
長沙所屬方言點（地名后的數值為隸屬度）
長沙7臨湘5．5岳陽5南縣3．5沅江6
湘陰6平江5瀏陽4寧鄉6益陽6
桃江5．5安化6．5瀘溪4新化6漣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雙峰3．5衡陽5
祁陽4永興5資興4邵陽4武岡4
洪江5．5會同4綏寧6．5城步6江永4
計30個方言點
南昌所屬方言點
耒陽3．5常寧3．5寧遠4宜章3．5
計4個方言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華容5安鄉5漢壽5臨澧7常德5
澧縣6石門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順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鳳凰6麻陽6溆浦5．5
懷化6芷江5新晃4靖縣4通道4．5
新寧6東安4零陵4新田4．5桂陽4
郴州6嘉禾5藍山4江華4安仁5
道縣4
計36個方言點
獨立型方言點
醴縣攸縣茶陵＠②縣桂東汝城
臨武湘鄉祁東隆回洞口黔陽
桃源龍山
計14個方言點
上入圖后見圖1：聲母系統分區圖
2．4韻母系統的分區
表二韻母系統分區條目
（附圖[圖]）
上表中，前三條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項發生交錯時，則以前三項的情況來確定方
言歸屬。另外，《報告》中缺文白異讀材料，因此，第七項全部采用《總結》中的材料。
進行歸納時，由于第一項和第七項長沙與貴陽相同，這兩項又都同時與南昌話對立，確定隸屬度時，如果
與南昌話相比較，可以“四”為隸屬度。但如果相對長沙與貴陽而言，兩者的對立項目只有五項，判斷某方言
點的歸屬時，隸屬度應為“三”。據此，湘陰、嘉禾、永興應歸入長沙，常德、江永、江華、新晃、桂東應歸
貴陽。
分區結果為：
長沙所屬方言點
長沙7湘潭4寧鄉4．5益陽6安化6
沅江5南縣5．5湘陰5岳陽4．5臨湘4．5
瀏陽4．5醴陵4．5綏寧4．5嘉禾5藍山5
永興5資興5漣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計22個方言點
南昌所屬方言點
平江4．5攸縣4．5
只有兩個方言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桃源5慈利4臨澧6．5澧縣5．5安鄉5
漢壽5華容5黔陽5會同4城步4．5
通道5新寧6．5溆浦6新化4．5邵陽6
祁陽5汝城6衡陽4常寧5寧遠6
耒陽5安仁4郴州6常德5龍山5．5
＠②縣4桂東5桂陽6新田6臨武6
宜章6東安6零陵6道縣6江永5
江華5石門7桑植7大庸7永順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鳳凰6
瀘溪6芷江6靖縣6新晃5麻陽6
吉首6辰溪7雙峰4．5懷化6．5祁東5．5
洪江5．5
計56個方言點
獨立型方言點
湘鄉衡山茶陵武岡
上入圖后見圖2：韻母系統分區圖。
2．5聲調系統的分區
表三聲調系統分區條目
（附圖[圖]）
說明：
1．從長沙到辰溪的七十五個方言點的調值系采用《報告》中音系說明部分的實際調值而非聲調表中經過
音位處理的調值。
2．長沙與南昌的對立條目只有五項，歸納方法同前。
各代表點所屬的方言點如下：
長沙所屬方言點
長沙7湘潭4寧鄉4益陽4安化5
桃源4澧縣5沅江4南縣4湘陰5．5
岳陽4．5臨湘5黔陽4．5城步4．5新寧4
湘鄉6衡山4漣源5雙峰4．5桃江5
株州7
計21個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武岡4常寧4．5寧遠6嘉禾6藍山5
耒陽4永興5．5郴州6常德4．5龍山6．5
桂陽6．5新田5臨武6宜章5道縣5
江華5石門4．5桑植4大庸4．5永順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鳳凰6．5
瀘溪5芷江5新晃5．5麻陽6吉首6．5
辰溪5．5懷化4．5洞口5洪江4．5
計34個點
獨立型方言點
醴陵會同安鄉漢壽華容平江
瀏陽祁陽澧縣綏寧通道溆浦
新化邵陽資興江永茶陵汝城
衡陽＠②縣桂東零陵靖縣祁東
隆回安仁東安
計29個點
南昌話無可歸集的方言點。
上入圖后見圖3：聲調系統分區圖
2．6綜合分區
根據前面三次分區的結果可以制成下面這樣的表來進行綜合分區。
表四：綜合分區表（表例）
（附圖[圖]）
根據上表統計的結果如下：
湘語區方言點
長沙3臨湘3岳陽3南縣3湘陰3
沅江3益陽3桃江3安化3漣源3
寧鄉3湘潭3株州3瀏陽2雙峰2
衡山2綏寧2城步2永興2資興2
計20個方言點，占總數的23．8％
西南官話方言點
華容2安鄉2漢壽2常德3臨澧2
澧縣2石門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龍山2永順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瀘溪2辰溪3溆浦2
鳳凰3麻陽3芷江3懷化3新寧2
新晃3洪江3靖縣2通道2安仁2
東安2零陵2常寧2耒陽2藍山2
新田3寧遠2道縣3江華3臨武2
嘉禾2桂陽3郴州3宜章2
計44個方言點，占總數的52．4％
獨立型方言點
醴陵湘鄉攸縣茶陵祁東隆回
＠②縣桂東汝城
計9個方言點，占總數的10．7％
混合型方言點
平江（湘＋贛）會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陽（湘＋官）祁陽（湘＋官）衡陽（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岡（湘＋官）
桃源（湘＋官）黔陽（湘＋官）
計11個方言點，占總數的13．1％
贛方言是空集。
上分區結果入圖后見圖4：綜合分區圖。
比較前面四張分區圖后可以發現，前三張參差過大，而綜合分區的第四圖明顯優于前三圖。湘語方言點主
要集中在湘、資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陽、武岡等混雜性方言作為過渡，有城步、綏寧兩
個點，向東南方向以衡陽、耒陽（耒陽雖然歸入西南官話，但混雜程度很高）作過渡，有永興、資興兩個點。
這四個點就整個音系來看仍屬湘語，但都不純粹，城步的韻母系統屬官話系統。
西南官話方言點為湘西北、湘南兩片。湘西北片與湖北、四川、貴州境內的西南官話連成一片，湘南片與
廣西境內的西南官話連成一片。兩片加起來有四十四個方言點，是湖南省勢力最大的方言。從整個音系來看，
湖南境內沒有真正的贛方言點，但贛語的影響可從湘贛交界的混雜性、獨立型方言點中看出來。獨立型方言有
兩種類型，一種是“湘鄉型”，包括隆回、祁東在內。這種方言可能原來就是獨立的，受周圍方言影響較小，
原來的特點保留得比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屬獨立型方言的方言點之間的關系尚需研究。另一種是“
醴陵型”，醴陵話的音系就整個系統來說很難把它歸入湘語或贛語，可又都同時具備湘語和贛語的一些特點。
這種方言大概屬于因方言間的相互影響（當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點）而產生的既不同于甲這種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種母方言的新型方言，這類方言還有攸縣、茶陵、＠②縣、桂東、汝城，它們之間的關系也需進一步的研
究。混雜性方言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湘語和贛語相混雜的“平江型”，一種是湘語和官話相混雜的“衡陽型
”。平江型只有一個點，衡陽型則有祁陽、江永、武岡、洞口、邵陽、新化、會同、黔陽，桃源等十一個點，
這十一個點可以合成一類。從衡陽到黔陽一線的混雜性方言點正好處于湘語東北片、湘語西南小片和湘語東南
小片的分岔處，也是官話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資、湘三水分割的地帶，事實上是湘語和官話的交接處，這
一地區的方言成為混雜性方言，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事。從整個分區的結果來看，所有的混雜型方言或因混雜而
成的獨立型方言都處于方言區交界處，可以說，這樣的分區結果是比較合乎語言事實的。
2．7這個分區可以用湖南花鼓戲的流行地域來驗證。
花鼓戲是湖南省各地民間小戲的總稱。湖南各地花鼓戲名稱有別，源流亦異，但其曲調唱腔都與當地人的
山歌小調密切相關，唱詞道白都使用當地方言，是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因此，其流行的地域與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證明。
長沙花鼓戲內部可以分為長沙路（流行于長沙、湘潭、株州等地）、寧鄉路（流行于寧鄉城鄉）、平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瀏陽、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縣、益陽、沅江等地）四種小
類，其分布范圍與湘語中心區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為四路，也與湘語內部的方言差異有直接關系，如平瀏
醴路。前述諸家多把平江、瀏陽、醴陵劃歸贛語，完全可以想象讓平瀏醴路長沙花鼓戲分別在長沙和南昌演出
時兩地觀眾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長沙花鼓戲外，湖南還有兩種重要的花鼓戲，這兩種花鼓戲的流行地域與混雜型方言密切相關。一種是
衡陽花鼓戲，流行地點主要有衡陽、衡山、常寧、耒陽、安仁、永興、郴州、茶陵等地。從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興等湘語區流行，也可在郴縣、常寧等官話區流行，還可在茶陵等因混雜而成的獨立語
區流行。另一種是邵陽花鼓戲，其流行的地點主要是：邵陽、邵東、武岡、隆回、新寧、城步等地。和衡陽花
鼓戲一樣，邵陽花鼓戲也可在湘語、官話、混雜型方言區流行。從邵陽花鼓戲的形成歷史來看，它和湘西陽戲
、零陵花鼓戲有密切關系，相互影響、滲透、融合的程度很深，從分區第二圖看，這地區的方言的韻母系統就
頗具西南官話的特征，大多可以劃入西南官話。
其他還有常德“喀喀戲”、零陵花鼓戲、湘西陽戲等，其流行地域均與官話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對應
。下面，連同上述各種花鼓戲及與之相對應的方言區（點）列表對照。
表五：花鼓戲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區屬對照表
（附圖[圖]）
（附圖[圖]）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戲還有寧遠、臨武、新田等縣未列入，湘西陽戲尚有芷江、靖縣、麻陽、辰溪、溆
浦、瀘溪、保靖、花垣、永順等地未列入，均屬西南官話。
三結束語
3．1“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是一種以系統論為指導思想，把語言學和數學結合起來解決語言問題
的方言分區法。實際操作時，先從長沙、南昌、貴陽抽出能代表湘語、贛語和西南官話音系特征的區別性特征
條目，從長沙、南昌、貴陽三個方言代表點的視角度，對湖南境內的八十四個方言點作鳥瞰式的掃視對比，使
用的分區條目實際上是“3×3×7＝63”條，對各地方言的聲韻調系統的相關項目作分類統計后，又從總
體上對其作“隸屬度”置信判斷，可歸入相應代表點的就明確其方言區屬關系，能夠獨立的就讓它獨立，對混
雜型方言也不強作歸并。這樣做的好處是：為湖南方言的現狀畫一條比較合乎實際情況的輪廓線，便于進一步
的調查和研究。這個方法還可編成計算機程序來進行分區，這樣，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區的主觀任意性，還會節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區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系統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為陣的分區方式難以比擬的。
3．2歷史上的移民與現代方言面貌的關系，有一定的因果關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線決定關系。有
什么樣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樣的方言類型，這樣的想法是比較片面簡單的。筆者1987年到江西萍鄉調查方
言時聽萍鄉人說，醴陵話不能算江西話，而是和長沙話差不多，而且，連萍鄉的老關和湘東兩區的話也是“湖
南話”而非“江西話”。歷史上醴陵不曾向萍鄉移民。換一個角度就可以發現，湘語并非時時處處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對其他方言產生對等的影響。湘南地區從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過西南官話的移民，該地居民
的家譜、碑銘都證明沒有發生過這種移民，而當地千差萬別、語言特征非常獨特的“土話”也證明不可能有過
這種移民，但這一地區的數百萬人為什么使用西南官話來作公共交際語而不選用以長沙話為代表的湘語，這種
情況用“移民決定說”顯然就講不通。這種情況可能就要從語言事實出發，結合語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動、價值
觀念、不同方言的交際功能等來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3．3本文的分區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語言學觀點有差異。在分區過程中，面對具
體的語言事實，我們沒有完全遵從哪一家或哪一種理論。筆者堅持認為，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任何語
言理論或語言假設都必須反復接受語言事實的檢驗，如果事實與理論發生趑趄，那就應該先懷疑理論的普適度
和正確性，而不能將活生生的事實硬塞進一個現成的理論模式中去強作解釋，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會導致理論
的萎縮甚至窒息理論。
［附記］本文原為筆者的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錢曾恰先生。
（附圖[圖]）
（附圖[圖]）
（附圖[圖]）
（附圖[圖]）
主要參考書目
《城步縣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縣概況》（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龍華1981“湖南花鼓戲的藝術種類和流派”，載《湖南師院學報》第2期
霍凱特1986《現代語言學教程》，索振羽、葉蜚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黃麟維、李繼宗、鄒珊剛1984《系統思想與方法》，陜西人民出版社。
李榮1985“關于漢語方言分區的幾點意見”、“官話方言的分區”，分別見《方言》第1、2兩
期。
熙1986“在中國語言和方言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載《中國語文》第4期。
黃雪貞1986“西南官話的分區（稿）”，載《方言》第4期。
李譜英、楊煥典、梁振仕、劉村漢1985：“廣西的漢語方言（稿）”，載《方言》第3期。
劉光亞1986“貴州省漢語方言的分區”，載《方言》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