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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貿易新格局
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后,美國無力維持在全球的經濟體系控制,世界上的新興經濟體也不甘于在經濟發展上受到美國的制約,加重了美國全球經濟體系崩塌的危機。美國為了繼續享受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福利,同時遏制新型經濟體的發展,保持自己的經濟霸主地位,積極構建了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主體,吸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這兩個公約。TTP是由亞太經合組織中的智利、新西蘭、新加坡、文萊四國在2005年提出的,在2008年美國加入,并在2009年主導進行擴展。成員國志在建立自由貿易區,在貨物貿易、知識產權、服務貿易、勞動力、環境、投資等領域加強合作及互惠。在2014年,已有12個成員國,占世界總GDP的40%,占世界貿易總量的三分之一。TTIP在2013年開始談判,致力于使美國和歐盟共同消除雙邊貿易壁壘、減少關稅等,進行自由貿易,如果這一談判成功,那么歐美之間所有的關稅都將取消,在投資和監管方面也將達成一致,非關稅的壁壘也將大幅度的減少。歐美的經濟總量占到了全球的50%,如果這兩個協議全部達成,并且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話,我國的貿易環境將進一步惡劣,并且在全球的貿易話語權將極大的被削弱。
二、上海自貿區的發展探索
兩個協議的準入標準非常高,并且在這兩個協議中,中國、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國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貿易體系,倒逼國內經濟市場進行改革,在美國這兩個協議的夾縫之間尋找發展路徑,探索建立了上海自由貿易區。上海自貿區是具有進出換、離岸加工、倉儲轉口等多功能的自由貿易區,占地28.78平方公里,覆蓋了4個特殊海關監管區域。這是我國對貿易改革的試水工程,期間還包括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探索、投資領域的改革、貿易領域的改革以及金融領域的改革,可以說,上海自貿區內在的行政機構、制度設施等都與國內其他地區有差異。
為了達成我國建立自己的高層次自由貿易區,推進改革的目的,我們應該從上文中提到的四個方面進行發展的探索。首先,在政府職能領域,要按照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標準,構建與國際貿易格局和發展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系,把審批的重點注意到審批中和審批后上來,在審批前對于準入門檻和相關手續進行一定程度的簡化,減少行政審批的事項;在貨物進入自貿區后,可以采用一次性驗收、申報、放行的制度,加快貿易的流轉程序,為貿易提供更多的方便;在投資方面,加強對于項目管理、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建立、工商登記這三個環節進行改革,進一步開放六大服務行業,探索投資管理的新體制,最終實現與外商投資管理制度相接軌;在貿易方面,進行高層次的貿易區域建設,推進我國國際貿易的轉型和升級,鼓勵國際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建立亞太地區的總部,提高上海自貿區在亞洲地區的地位和根植力。當前上海自貿區的境外和自貿區貨物是不受海關監管的,可以自由的進出自貿區,但是需要遵守我國海關的相關法規,征收一定的稅務,這一舉措促進了貿易產品流轉的效率,吸引了一定的國際投資,為接下來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金融領域,要在各方面進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場化、匯率自由化、金融業對外開放、離岸金融業務的創建與完善等。同時要積極的推進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并允許一些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建立銀行等金融機構,但是要注意對于金融風險進行嚴格的管控,同時為我國在將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做好準備。
但是,上海自貿區的發展仍然有一些制約因素,比如說空間限制、政策限制、關稅限制等。我們要消除這些限制,建立健全的、可持續的發展空間,積極地進行相關產業布局,把上海自貿區徹底的盤活。在當今政策和市場兩個方面的影響因素下,需要在上海自貿區建立兩種相關的產業結構。一種是與國際自由貿易相關的服務性產業,包括貨物貿易、轉口貿易、服務貿易等涉及到航運經濟、保險、融資等方面的航運產業和物流產業,以及智能制造、再制造等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等;第二是與我國改革創新相關的產業,包括專業金融、專業法律方面的服務業、醫療行業、文化娛樂行業等。如果這兩大產業結構能夠建設完成,并且可以解決土地空間等問題,必將徹底的盤活至少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進一步促進全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
一、堅持示范帶動,著力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
一是加強四大基地建設,大力發展特色農業。以西北部川區和渾河流域為重點建設區域,加快推進奶牛規模化牧場小區建設步伐。以肉羊養殖和生豬養殖為重點,狠抓羔羊育肥、肉羊品種改良和生豬科學飼養工作,著力提高養殖效益。以推進馬鈴薯基地化、產業化為目標,加快以馬鈴薯組培室為重點的種薯繁育體系建設,繼續抓好馬鈴薯產地初加工補助項目惠民工程。以蒙草抗旱、和盛育林的技術支撐為依托,大力發展林草業,打造綠色生態基地;以國家“振興奶業苜蓿發展行動”為契機,不斷擴大優質苜蓿集中連片種植面積。
二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設施農業。水利方面,抓好國家重要支流(渾河)河道治理、小流域綜合治理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擴大節水灌溉面積,加大農村安全飲水工程建設力度。交通方面,完成鄉間公路建設任務,積極支持配合過境鐵路、公路建設,加快形成連接內外、覆蓋城鄉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生態建設方面,抓好禁牧、森林草原防火和打擊非法占用林地等重點工作,繼續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努力建設“兩型”社會。大力實施國家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建設盛樂鎮、巧什營鄉2萬畝高標準農田。加大蔬菜保護地建設力度,力爭把和林縣打造成呼市地區蔬菜生產基地。
三是加強科技園區建設,著力發展示范和觀光農業。全力推進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建設,爭取盡快通過驗收。擴大小農戶科技園建設規模,力爭建成500個小農戶科技園,促使全縣小農戶科技園建設實現量的突破和質的提升。加快小甲賴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步伐,努力打造自治區新農村建設的示范工程、亮點工程。同時,按照田園牧歌式、休閑度假型、集餐飲住宿為一體的特色旅游小村鎮建設要求,擴大休閑觀光農業示范區建設規模,建設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載體。
二、依托三大園區,著力提升新型工業化水平
一是注重產業延伸,做優食品加工業。以經濟開發區為載體,繼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不斷增強園區的集聚發展能力。在扶持蒙牛、可口可樂等現有企業做大做強的同時,加快推進康師傅飲品、新特瑞飼料等項目建設進度,推動臺灣統一食品、中亞包裝等項目盡快開工。圍繞乳制品、肉制品、飲品加工和包裝等,積極引進一批加工企業和配套企業,延伸產業鏈條,構筑產業集群。
二是堅持規劃先行,做大電力產業。進一步完善電力園區規劃,為承接配套項目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全力支持和林電廠盡早核準,加快電廠建設進度。支持豐華熱電聯產項目、蒙牛沼氣發電廠和龍源風電達產達效。力促京能盛樂熱電項目立項開工。全面落實北京意科發電、中電投風光互補發電等一批新能源項目,全力打造電力產業集群。
三是立足資源優勢,做強石材建材業。繼續加大石材建材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不斷拉大園區框架,做大園區規模。力促石材物流交易中心建成使用,加快浙江石材、聯發氣孔磚等項目建設進度,推動金旺建材、創偉建材等項目盡快開工。按照“注重質量、招大引強”的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年內力爭引進5家以上投資額在3000萬元以上的石材企業。
三、培育現代服務業,著力提升新興產業發展水平
一是按照打造“中國云谷”、建設全國最大最重要云計算產業園的發展定位,進一步完善盛樂現代服務業集聚區總體規劃,做好信息產業園、大型數據園、公共IT服務智能園區等園中園專項規劃;穩步推進道路管網、供水供電、綠化美化等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抓好項目的跟蹤服務,促使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完成年度建設任務,完成集聚區企業總部基地后續建設工程;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極招引一批云計算產業、配套產業及下游產業,確保國家云計算研發中心、百度、阿里巴巴、“西湖公園”、人民數字城市產業園、國投大型物流基地等項目落地開工。
二是加快建設大紅城現代物流園南區二期工程,開工建設北區基礎設施。規劃建設重載高速兩側6平方公里控制區域,力爭建成全市最重要的以煤炭儲運為主的現代綜合物流園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年內至少引進2―3家大型物流公司。加快建設新店子煤炭物流園區。
三是以建設“首府南花園、塞外休閑城”為目標,按照“四區一帶”規劃要求,進一步加大大南山生態文化旅游園區的投入力度。啟動東山書法藝術園二期建設工程。擴大芍藥種植面積,打造“中國北方芍藥之鄉”。依托蒙牛乳業、蒙草抗旱以及師大新校區等一批企業、院校和單位,著力建設首府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開發盛樂鎮盛林農業觀光區以及大紅城、羊群溝白音陶海生態旅游區等鄉村旅游資源。積極推進蒙牛工業游向國家5A級景區、盛樂博物館向國家3A級景區邁進。
四、打造首府衛星城,著力提升城鎮化水平
一是加強城鄉規劃工作。充分發揮城鄉建設規劃管理委員會的作用,進一步加大城鄉規劃的編制和管理力度,以科學規劃引領城鎮發展。對城市主要街道重點部位以及未改造區域進行街景規劃和特色主題設計,建設一批體現現代城鎮特點的標志性建筑,打造一批彰顯和林特色的亮點景觀,提高城鎮建設的文化內涵和建筑品位。
二是加快城鎮擴容步伐。按照“小而特、小而美、小而強”的建設要求,因地制宜,建設美麗宜居衛星城。依托“兩水(石咀子水庫、寶貝河)三山(大南山、北山和臥牛山)”,加快城關鎮改造建設步伐。加快舊城區拆遷改造及住宅小區建設步伐,拓展舊城區發展空間。加大經濟開發區“北進、南擴”力度,加快與市核心區和城關鎮的對接步伐。根據各鄉鎮的總體規劃,加快推進小集鎮建設。
三是完善城鎮基礎設施。立足改善人居環境,高標準設計建設城關四條道路兩側景觀,不斷完善城鎮基礎設施。立足營造良好投資環境,加大經濟開發區道路交通、天然氣、自來水管網及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招商引資和項目推進創造條件。
四是加大城鎮管理力度。啟動城鎮綜合執法管理,重點抓好以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環境衛生等為主要內容的環境綜合整治工作,為居民創造一個干凈衛生、舒適宜居、和諧平安的生活環境。嚴格管理全縣各類用地,加大城鎮土地收儲和管理力度,堅決杜絕亂批亂建。加大社區網格化管理力度,完善社區功能,不斷鞏固“全國文明縣城”創建成果。
五、注重改善民生,著力提升和諧社會建設水平
一是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實施標準化學校和薄弱學校建設工程,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努力創辦人民滿意教育。繼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大力推進縣鄉村衛生服務一體化管理;加快城鄉醫療機構標準化建設,完成公共衛生服務大樓建設、董家營衛生院新建和大紅城衛生院改擴建工程;繼續鞏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成果,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機制。加強文化建設,積極爭取走西口博物館、剪紙博物館、圖書館等項目立項,加快推進土城子遺址公園建設,健全完善縣鄉村三級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文體事業發展和文化產業培育,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二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建立健全促進就業長效機制,統籌解決失地農民、返鄉農民、城鎮就業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就業。堅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著力推進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解決好中低收入家庭和困難群眾的住房問題,全面做好廉租房建設、分配和后期管理工作,完成農村危房改造300戶,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打破了原有新經濟下形成的全球經濟格局。在舊有的經濟格局下,商品流沿著“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的路線單向流動,資金流則沿著原路逆向返回。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型經濟體系通過提高金融工具,得以完成資金流的閉合循環。
金融危機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性經濟轉型。綜觀各國的經濟轉型戰略,低碳經濟、綠色商業成為轉型的方向和核心,各國的產業調整和發展無不是圍繞此展開的。圍繞低碳經濟而發展的綠色商業,既有對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也有新興產業。在新的商業模式下,新的產業鏈模式正在形成,其中物聯網的產業鏈模式最為成熟,其上下游間的產業脈絡已然清晰、頗具雛形。但就產業成熟程度而言,即使已是處于跨越式發展前夜的物聯網產業,產業鏈上的產業主導者目前仍未出現。正處在培育、形成中的新產業鏈,必將帶來國際經濟競爭新格局的出現。
舊的格局已經被打破,但國際經濟領域的新格局仍未形成。金融危機后各國均提出了經濟轉型戰略,均希望通過經濟轉型,占領國際經濟的制高點。在大家的轉型方向一致的情況下,新的均衡格局難以馬上形成。
美國憑借金融優勢取得主動權
世界各國都在謀求經濟的戰略轉型。擁有國際金融優勢和國際貨幣主導權的美國,意圖通過借助金融優勢,謀求在新產業領域的優勢,實現美國重振制造業的雄風。按照美國政府公布的經濟發展戰略,未來美國的轉型方向將是生物技術、半導體、清潔能源技術等創新型行業。
對美國來說,擴張美元流動性,可實現“一箭多雕”的目的:短期解美國目前金融困局;長期助推經濟轉型。美元流動性的擴張將推動資源品的漲價,石油、鐵礦石等國際大宗交易商品的漲價,將為美國的新產業創造出發展空間;此外,對美國來說,通過金融優勢還可獲得資源漲價的收益。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通過掌握“定價權”,華爾街取得了不匪的收益。
歐洲憑借法制進步領先一步
金融危機自然也加速了歐洲從傳統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歐洲對“碳交易”、“碳稅”等低碳社會建設的推進向來最為積極。歐洲“碳市場”的發展不僅已初具規模,而且還不遺余力地以規范、標準的形式向全世界推廣。在歐洲,碳管制已開始影響到經濟、社會活動的深層次領域,并有被用作國際經濟交往中競爭優勢工具使用的趨勢。
中國起步先輸一局
金融危機對中國貿易的沖擊,實則是提供了一個加速推進轉型的良機。經濟轉型是需要支付代價的,在通常情況下,這種較高的轉型成本會帶形成產業轉換的阻力。在外來沖擊下,中國社會對經濟轉型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強。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任何轉型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除非正好有承接體系來支付你的成本。在實踐中,將淘汰下來的生產線賣給更落后的國家,或轉移到更落后的地區,需要特定的國際經濟環境。金融危機自然也加速了中國經濟進行戰略轉型的步伐,“調結構、促發展”成為中國當前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2010 年11 月,國務院公布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的決定,并隨后被編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
形成區域合作新格局
從國內發展來看,“一帶一路”建設將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續發展創造前提條件,在區域合作新格局中尋找未來發展的著力點和突破口,可謂是“一子落而滿盤活”。
一、能夠在當前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格局。新的合作格局將進一步深化市場融合、豐富市場形式、擴充市場功能、完善市場機制,并顯著提升交易的廣度、深度和規模,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二、能夠促進我國全方位開放,一方面促進區域貿易發展,從靜態上帶來“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從動態上實現“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另一方面通過改善對外貿易結構,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為東部地區產業發展“騰籠換鳥”奠定基礎,為西部地區產業升級做好鋪墊。
三、能夠引領國內不同區域逐步走向均衡發展狀態,通過“世界上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的有機串聯并發揮作用,通過海上互聯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機制以及海洋經濟合作等途徑,改變中國西部地區一直以來遠離中心市場的局面,進而扭轉發展的區位劣勢,同時也使東部地區在原有發展基礎上更好地優化資源配置,而東西部的整體協同又能夠在國內不同區域形成既有內在驅動力又有外部拉動力的發展狀態。
構建區域合作新模式
建設“一帶一路”,遠景目標是構建區域合作新模式,近期目標是實現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帶動產業布局優化,促進我國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實現雙邊及多邊共贏,為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無論是“東出海”還是“西挺進”,都將使我國與周邊國家形成“五通”,進而為我國長遠發展和持續增長創造堅實的基礎條件。
在政策溝通方面,就是要進一步鞏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加強友好對話與磋商,積極推動交流合作機制形成,最大程度,在變化的國際發展環境中找到不變的合作主線,在不變的合作理念中動態優化合作的契機和途徑,從而使各自經濟發展戰略有效對接,消除合作中的政策壁壘,找到利益契合點和重疊點,協商制定合作規劃和措施。
在道路聯通方面,就是要保證相應基礎設施在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能夠充分發揮,利用我國在公路、鐵路建設等方面擁有的先進技術,高鐵技術穩定成長并趨于成熟的極大優勢,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的運輸能力,造船能力位于世界先進行列的現實基礎,在公路、鐵路、口岸、航空、電信、通信網絡、油氣管道等基礎設施方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互聯互通,形成我國與相關國家的立體化區域大通道。
在貿易暢通方面,就是要及時全面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發展思路和發展途徑,理性分析相關國家的產業發展模式和貿易特征,在此基礎上統籌各自的比較優勢和不同的發展基礎條件,改善貿易結構,擴大貿易規模,簽署和完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打破貿易壁壘和貿易,在雙方關切的領域內做好文章,逐步提高雙方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合作的效益做優。
“十三五”期間,面對經濟矛盾和經濟風險增多的挑戰,適應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形成經濟結構的新動力,需要在重點領域的改革上實現突破性進展。
經濟轉型將面臨哪些新趨勢?
當前,盡管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但經濟轉型呈現新的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穩中向好面臨著重要的歷史機遇。
在“互聯網+”的趨勢下,“中國制造”正由生產型制造業為主向服務型制造業為主轉型。“十三五”期間,將形成制造業的競爭新優勢。
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推動下,規模城鎮化加快向人口城鎮化轉型。估計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有望從現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從而使人口城鎮化率與規模城鎮化率的差距從目前的17%縮小到10%左右。
消費結構正處于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的轉型。估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比重將由現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發達地區有可能達到60%左右。
對外貿易正處于從貨物貿易為主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轉型。這將使我國在推進雙邊、多邊,以及區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貿易進程中,形成新的競爭合作優勢。
經濟轉型將形成什么樣的新結構?
“十三五”期間,經濟轉型的新趨勢將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由此引領經濟結構上一個新臺階,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服務業占比達到47%。從今年的情況看,年底達到52%大概成定局。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比重進一步上升,將達到55%以上。其中,生產業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實現生產業的倍增。
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在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動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的背景下,“十三五”人口城鎮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兩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即從目前的37%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主要依據是:第一,如果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達不到50%,與發展階段、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第二,2011年全球人口城鎮化率為52%,估計到2020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能接近或者達到全球2011年人口城鎮化的平均水平,規模城鎮化率能達到60%,與人口城鎮化率相差10個百分點。我的看法是,戶籍制度改革需要有新思路,需要提速,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尤其是“農民工”應當成為歷史。建議盡快將戶籍制度改為居住證管理,由人口的控制轉為人口的服務。
基本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三五”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要以擴大服務消費為重點帶動消費結構升級。我的主要判斷是:第一,“十三五”期間消費每年還會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第二,到2020年消費總規模將由2014年的32萬億元左右提高到45萬億~ 50萬億元。僅從消費總量增加的趨勢看,“十三五”實現6%~7%的增長是有條件的、有可能的;第三,到2020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穩定在60%~65%的區間,這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極其重要。
基本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大國,但服務貿易占比過低成為對外貿易的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占比大約為20%,而我國僅為12.3%,估計到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比重將達到20%左右。
服務業市場開放成為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
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市場化改革的短板。例如,我國工業部門的開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務業部門50%左右的壟斷格局尚未打破。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突出矛盾在服務業領域,關鍵在于服務業市場開放。
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點在于打破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在服務業領域還比較突出。例如電信能不能通過引進社會資本提高速度和效益,降低價格。同時涉及到生產業、生活業如何打破壟斷。可以說,打破壟斷、吸引社會資本是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中之重。
服務業市場開放牽動和影響增長轉型全局。要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加大,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服務供給能力;要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形成有效投資;要形成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并通過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加快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進程。就是說,服務業市場開放將成為“十三五”期間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
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
以改革投資體制為重點,實現投資消費的動態平衡。投資消費失衡是結構性矛盾中的突出特征,也是形成經濟領域諸多風險的重要因素。我國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不僅在于基礎設施領域,更在于與老百姓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相適應的生活業、生產業領域。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以國有控股為主的大銀行體制與經濟轉型、發展服務業經濟和實體經濟不相適應。以加快發展民間資本為主體的中小金融機構為重點的金融體制改革尤為迫切,也是破解結構性矛盾、加快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大任務。
加快財稅體制改革。要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財稅體制要改革。目前,“營改增”尚未完成,消費稅改革進展緩慢,不利于服務業發展。“十三五”加快形成以消費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至關重要。
調整教育結構。當前,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巨大壓力。隨著服務型經濟的加快發展,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應當得到緩解。從實踐看,從一般性的勞動力到技能型勞動力的轉型是產業結構升級對就業人口的客觀要求,問題在于教育結構與轉型升級、發展服務型經濟不相適應。“十三五”需要加快以職業教育為重點的教育結構改革。
縱深推進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
激發市場,激活企業。例如,借鑒國際商事制度經驗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制度、盡快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盡可能不用產業政策干預企業行為。
規范權力運行。在全面推進負面清單管理的同時,加快出臺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規范、減少政府干預企業的自由裁量權。
過去十年,我國網絡服務經濟借助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寬松的創新環境異軍突起,成為全球網絡服務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實現了由傳統實體經濟向現代網絡平臺服務經濟的跨越發展。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風險。一是畸形的定價機制。傳統經濟產業定價權始終掌握在產品和內容制造商手里,服務流通環節是在產品制造成本基礎上增加服務附加值而形成的定價機制。而目前的網絡平臺服務經濟發展模式則是服務平臺商主導綁架消費者,制造商困于低價銷售。這既造成了經濟不能有效循環、良性發展,催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也不利于營造制造業由中低端向高端發展的市場環境。二是網絡付費消費的機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種深不可測的不透明商業模式,造成價值分配扭曲和價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產品制造商和專業內容服務提供商難以獲取實際的制造和創作價值,對網絡服務望而卻步。三是網絡可信監督機制不完善。知識泛化成了不確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過網絡搜索得到的精準信息定位和專業知識解答入口成為虛假廣告的策源地,大眾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對網上假冒偽劣產品缺乏有效監督和懲戒機制,建立社會化監督機制勢在必行。四是競爭性壟斷現象嚴重。網絡平臺服務經濟造就了少數大平臺任性撒錢、壟斷市場的格局,中小服務商難以獨立生存,要么被大平臺收購吃掉,要么因燒不起錢而破產。因此,現階段的網絡平臺型服務經濟形態應該被視為一種過渡性的新興行業自發行為,并非健康良性的數字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的最終形態。當前,我國正逐步進入以數字經濟為代表,以創新驅動為第一發展要素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繼傳統實體經濟向網絡平臺經濟跨越發展之后的第三個經濟發展階段,是一次新的跨越。這一時期的關鍵任務是修正企業主導的競爭壟斷型平臺經濟弊端,構建以產業生態環境為核心的透明服務網絡數字經濟運行新格局。這種新格局更強調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和社會化監督等方面的體系化和生態化布局,可以支撐價值分配更均衡、資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務更公平、經濟協作更高效、生產服務更專業、網絡治理更精準、社會監督更穿透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今,國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網絡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著力健全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機制、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預防和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制度。
把握數字文化經濟價值高地,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
一是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文化是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是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資源,文化、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價值。過去,我國文化產業主體市場競爭意識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競爭力的主動意識,導致在企業主導的網絡平臺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傳統文化產業難以形成集聚化經營資源和競爭優勢。在當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節點期和機遇期,文化產業應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調整發展方式,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經濟,加快推進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進程。二是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文化數字化不是簡單的文化資源和內容數字化加工處理,而是涵蓋文化發展全過程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將優秀文化資源轉換為具有網絡經濟價值的資產。過去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遺產資源全拿過來,不分優劣、不談價值地全盤轉化,這是缺乏意義和效益的。文化遺產資源是整個中華民族擁有的財富,是全社會的和公益的。這些資源只有在有限權責下經過加工整理處理,形成可復用、可轉換的資產,才會具有經濟循環的產業價值。其次,要積極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形成數字文化經濟健康發展的市場秩序。按照新型數字經濟運行格局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以及社會化監督生態化體系構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場監管、數字版權保護、輿情風控與文化傳播安全、文化服務信用和服務質量保障等功能的數字文化市場治理基礎設施體系,推動數字文化市場治理現代化;建立數據隱私保護、社會公共文化資源服務等公共基礎服務體系,將公共資源和個人隱私信息數據采集從各類互聯網應用中剝離,統一下移至公共基礎服務體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價值交換服務貿易體系,保障產業生態中各方利益,打擊壟斷性定價,杜絕價值迂現;建立基于區塊鏈的社會化監督及輔助管理體系,強化從業自律及社會化監督管理功能。
加強文化和科技融合創新,切實融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體系
關鍵詞:投資;新格局;京津冀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信息化技術不斷提高,大城市的推動作用越來越突出,大城市經濟圈聯系越來越方便。因此,這就需要國家政府制定大城市經濟發展圈,逐漸提高大城市國際競爭力。[1]在我國當前城市區域經濟過程中,主要建立了三大城市群:一是長江三角洲城市帶。二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三是京津冀城市圈。但是當前京津冀城市經濟發展并沒有形成統一整體,整體發展水平較長江三角洲低,比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所以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也促使京津冀三省出現經濟投資新格局。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狀
由于京津冀區域處在環渤海和東北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這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通過國家統計數據發現,2012年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為17879.4億元,天津市為12893.88億元,河北省為(26575.01)億元。京津冀整個區域生產總值占全國經濟比重(12.12%),長江三角洲占(21%),珠江三角洲占11%。雖然京津冀區域經濟總量低于長江三角洲三省市,高于珠江三角洲,但是可以明顯看出京津冀區域經濟逐漸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目前,京津冀區域經濟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區域經濟的效益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在國家“十二五”發展戰略規劃中明確提出了推動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構建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圈。這項政策的制定,標志著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已經納入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甚至標志著京津冀一體化經濟發展進入到實質性發展階段,這也推動了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明顯加快。[2]目前,京津冀一體化產業發展仍然處在規劃中,經濟發展中心由北京擴散到河北的戰略規劃即將有新的突破。在未來的發展中,京津冀地區將會打造建筑市場一體化、人才市場一體化等多種經濟發展形勢。
二、京津冀一體化投資新格局
(一)地產行業
在打造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由于接納人口與產業發展轉移的需要,促使房地產行業受益最大。一些專家對京津冀地區的資源進行分析,統一認為北京市、天津市的土地資源經濟價值較高,尤其是一些主城區土地資源會隨著經濟一體化發展而不斷升值。作為京津冀經濟發展核心經濟區――北京、天津,土地資源都會隨著戰略規劃的出臺逐漸成為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條件。然而,保定、滄州、唐山等地區資源,如果國家沒有制定其他政策來刺激這些區域的經濟,這些區域的土地資源價值相對較低。隨著京津冀一體化中心區域的配套設置不斷完善,各類資源的價值也逐漸提升。對于河北一些城市,在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則主要受益于產業經濟外遷,這樣在短時間的發展中很難大幅度提升土地資源的價值。而在京津冀一體化的建設過程中,不管是住宅房、商業房、辦公房等都逐漸成了京津冀區域房地產行業的開發熱點。因此,大多數有實力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便可以抓住這個投資的機會,在京津冀一體化建設中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通常情況下都是比較有實力的地方房地產企業以及國有大型房地產企業容易抓住這個發展的機遇。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雖然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戰略尚未出臺,但是已經給相關城市的樓市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例如,河北保定的房價不斷升高,甚至有時候出現一天一價的現象。天津城市的房價變化幅度較小,但是市場上仍然出現了不正常的變化區域。經過分析,天津周邊城市的樓盤是京津冀一體化建設過程中最為受益的地區。但是有些專家分析,京津冀一體化建設將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環節,在規劃時間上并不會出現較大的變化。[3]因此,要想在京津冀一體化建設中獲得較高的投資利潤,便可以選擇房地產行業進行長期投資。如果國家政府遲遲無法制定出規劃細則,也很可能導致房價出現下降的現象。
(二)高新產業集群新機會
在京津冀一體化建設過程中,國家政府明確規定了高新區產業承接的重要內容。例如,河北保定將發展高端裝備、新能源、技能環保材料等產業;廊坊也將積極引進電子信息設備、高端制造業、生物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當前京津冀一體化中多個城市積極打造高科技產業基地,并且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差異化定位,從而逐漸構建特色產業群。因此,當前京津冀一體化投資新環境中應該積極探索新興產業。[4]各個地區的高新管理層也逐漸認識到發展高新產業的重要性,積極開展了一系列發展措施。
在京津冀一體化建設過程中,國家相關部門了《推動產業轉型的指導意見》,并且提出將根據實際情況建設一條“京津冀經濟大數據走廊”,積極依托京津冀鏈條形成聯盟,從而推動京津冀經濟快速發展。然而,天津在京津冀一體化經濟發展中,將逐漸成為引領科技創新的產業研究平臺。目前,在北京、天津兩個重要的城市發展中,政府部門正根據城市的實際情況將在科技城區布局高校、醫療、科研等重要的分支機構,從而促使北京、天津兩個城市在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帶頭作用。同時,還應該在京津冀經濟發展戰略下,努力加強北京、天津的聯系,共同規劃建設高新產業城。其中,還應該率先啟動京津冀鏈接的合作區,從而促進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共同發展。主要從科技、產業、城市功能入手,積極打造新能源材料、生物醫藥、信息技術等重要產業,以及金融、物流等生產產業。
(三)京津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帶來的新機會
隨著京津冀一體化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北京、天津、河北各地都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全力打造對接京津產業,促使自身產業不斷崛起。堅持使用高水平規劃城市空間開發,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從思想、規劃、基礎設施、產業與京津進行對接。大力改善發展環境,努力打造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極”,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同時,充分利用京津冀一體化交通大網絡,切實加快京津冀交通建設速度,合理規劃京津冀多項聯運中轉站項目,有效推進京津冀口岸開放。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充分發揮地方特色,更好地融入京津冀產業轉移發展的大環境中。
三、結論
京津冀一體化對推動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國家的這項發展戰略,在一定程度上讓環首都經濟圈各個產業經濟收益倍增,甚至讓京津冀經濟出現飛速發展的局面,同時也產生了眾多的投資機會。進入2014年,京津冀一體化浪潮漸起,先是三地協同發展上升成為國家戰略,后來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將搬至河北、保定樓盤遭投資客瘋搶等新聞不斷。隨著京津冀熱度不斷上升,京津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也帶來了很多新機會。據財政部測算,京津冀一體化,未來6年需要投入42萬億元人民幣。多家機構認為,進入快車道發展的京津冀一體化,將帶來房地產、高新產業、概念股等行業的確定性投資機會。
參考文獻:
[1] 陳智國.京津冀產業轉移與協同發展[J].中國改革,2014(5):15-16.
[2] 傅蔚岡.京津翼一體化要靠競爭[J].新世紀周刊,2014(14):7.
[3] 王俊榮.京津冀一體化條件下鄉村旅游發展策略研究――以廊坊市為例[J].職業時空,2012(12):53-54.
都市類媒體不是另類、更不是異類,而是我們國家輿論陣地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學書記在《人民日報》考察時發表的重要講話的體會之一。
人們常把都市類媒體稱為“小報”,其實“小報”不小,它具有版面多、發行量大、貼近讀者、社會覆蓋面廣的特點和優勢。其市場化程度高的現實,使其產生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彌補了機關報某些方面的不足,對豐富受眾精神生活,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都市報屬于傳統媒體中的新軍,采編隊伍比較年輕,有的采編人員“激情有余,理性不足”。這本屬前進中的問題。但有的地方往往以偏概全,把都市類媒體看成是惹是生非的媒體,不是積極幫助、扶持,而是限制甚至歧視。總之,當成另類、異類,列入另冊。
總書記在《人民日報》考察時說:“以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為主,整合都市類媒體、網絡媒體等多種宣傳資源,努力構建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輿論引導新格局。”我的理解是,要形成強大的輿論引導的新格局,必須樹立大傳媒觀念。包括機關報、電臺電視臺,以及都市類媒體、網絡等新媒體。毫無疑問,機關報、電臺電視臺是主流媒體,要作為戰略重點予以支持。而都市類媒體與網絡等新媒體一樣,都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宣傳資源。既然是宣傳資源,就應該整合好、利用好,并根據其自身的特點進行定位,使其形成鮮明的特色。我們不應該把它視為另類,更不應該把它推向異類,而應該在關愛中幫助它成長。這種關愛當然包括指出存在的問題,幫助它糾正錯誤;也應當像對待其他媒體一樣,為其采訪提供方便,為都市類媒體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我曾聽到一些都市類媒體的記者在采訪中碰到困難時,自嘲自己是另類。我們不應該是另類,更不應該淪為異類。我們應將總書記對都市類媒體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看成是對我們媒體從業人員的信任和鞭策,在打造傳媒新格局中,下功夫將都市類媒體辦成一流媒體,使之成為壯大國家輿論場集群效應中的重要一員。
(作者系廣東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關鍵詞:國際收支 新格局 逆差
我國國際收支新格局的特征
一向保持“雙順差”格局的我國國際收支,在2012年呈現出“經常項目順差、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新格局,外匯儲備增長明顯放緩。這意味著過去十余年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格局已經發生質的轉變。2012年,中國國際收支新格局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一)經常賬戶順差規模同比上升,但仍呈現收縮態勢
從經常項目來看,經常項目收支繼續保持基本平衡,表1列出了2007年至2012年的經常項目順差結構。從經常項目順差的絕對額來看,2012年的順差雖然略高于2011年,但遠低于2007年至2010年期間四年順差余額的均值(這四年均值為3137億美元)。因此,經常項目順差規模和前幾年相比仍呈收縮態勢。經常項目順差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3%,較上年上升0.4個百分點,但仍為2006年以來的次低(峰值為2007年的10.1%)。按國際通行標準,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率低于3%-4%,就意味著國際收支不存在顯著失衡。從2010年起至今,中國的經常賬戶余額已經基本趨于平衡。
2012年,貨物貿易順差增長較快、收益項目逆差有所收窄,但服務貿易逆差擴大、經常轉移順差減少。2012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20569億美元,進口17353億美元,同比增長8%和5%;順差3216億美元,增長32%。2012年,服務貿易收入1914億美元,同比增長3%;支出2812億美元,增長14%;逆差 897億美元,擴大46%。其中,運輸和旅游項目較大逆差是服務貿易逆差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運輸逆差470億美元,旅游逆差519億美元。運輸項目長期保持較大逆差主要是由于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量持續增加,境內企業對國際貨物運輸的需求上升,帶動運輸服務支出較快增長。旅游方面,內地居民出境,帶動境外觀光、購物、留學等旅游支出大幅增加。2012 年,收益項目逆差421億美元,下降40%。其中,投資收益逆差574億美元,下降33%,主要是因為外商投資企業外方投資收益較上年有所下降,見圖1。
(二)資本與金融項目近14年來首次出現逆差
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與2011年為順差2655億美元相比形成鮮明反差。在過去20年中,中國僅有1998年出現資本項目小額逆差,其他時間都保持著雙順差。各子項目的特征表現為:直接投資順差有所下降、證券投資凈流入大幅增長、其他投資大幅凈流出,見表2。
2012 年,直接投資順差1911億美元,較2011年下降17%。其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凈流入2535億美元,下降9%;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出624億美元,增長29%。2012年,證券投資項下凈流入478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143%。2012年,其他投資項下凈流出2600億美元,而2011年為凈流入87億美元。其中,其他投資項下對外資產凈增加2316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26%;其他投資項下對外負債減少284億美元,而 2011年為凈增加1923億美元。全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反映了過去的一年,由于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金融動蕩加劇、國內經濟增長減速,我國總體面臨資金流出的壓力,見圖2。
(三)儲備資產增幅放緩
中國的年度儲備資產增量在2005年突破2000億美元,在2007年突破4000億美元,即使在2011年也仍然高達3878億美元。而2012年,外匯儲備增長大幅放緩,儲備資產(剔除匯率、價格等非交易價值變動影響)僅增加966億美元,同比少增75%。截至 2012 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33116億美元;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凈減少16億美元。2012年,儲備資產增量占GDP的比率僅為1.2%,同比下降4.1%。
國際收支新格局產生的原因分析
(一)周期性因素
1.國際金融危機的惡化。2012年上半年,歐洲債務危機明顯惡化;下半年,國際金融市場又被美國財政懸崖的不確定性所困擾。與危機相關的金融市場避險情緒上升,推動全球機構投資者的去杠桿化,導致短期資本從中國流出,從而造成中國出現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2012年,受國際經濟環境動蕩及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外商來華直接投資新設及增資流入較上年下降9%。同時,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利潤出現下滑,體現為未分配利潤的收益再投資流入較2011年下降17%。從數量規模看,后者對總體流入下降的影響更大。從流出情況看,2012年,外商投資企業撤資清算流出較2011年下降45%,向境外股東歸還貸款及提供貸款共增長48%。這反映了世界經濟不景氣、境外母公司流動性趨緊的現狀。
2.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2011年底以來,受中國宏觀經濟增長減速、出口增速不斷放緩、央行下調人民幣基準存貸款利率、人們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等因素影響,中國經濟不被國際資本看好,2012年市場上出現了顯著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全年升值幅度僅為0.25%,是自從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的次低。在貶值預期驅動下,一方面短期國際資本流入的套利動機被削弱,另一方面,受市場主體根據境內外利差、匯差等市場環境變化開展的“資產外幣化、負債本幣化”的財務運作所致,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這客觀上也造成中國短期資本流出上升、外匯儲備增長緩慢的局面。
(二)結構性因素
1.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和內需增長。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至2012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幅度均超過30%。人民幣匯率升值改善了中國的貿易條件,有助于降低出口增速,提高進口增速,從而有助于降低貿易順差。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均波幅已經擴大至正負1%,這說明中國央行顯著降低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讓匯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來決定。我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內需拉動,推動了進口增長。以初級產品(主要包括石油、金屬礦砂等)進口為例,近三年我國經濟為平穩發展期,但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初級品進口數量月均增長14%,超過2005-2007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時的進口增速。
2.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以及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規模開始趨于下降,我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增速總體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速甚至超過城鎮居民,土地等資源價格也有所上升,環保要求進一步提高,能源、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上升加大了出口企業相關成本。國內要素價格市場化通過降低出口增速促進了中國的國際收支再平衡。
3.服務貿易逆差與海外投資負收益的擴大。2012年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與海外投資負收益合計1130億美元,同比增長68%。國內居民境外旅游、留學等消費增多,擴大服務貿易逆差。過去5年里,中國出境游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長,旅游項目自 2009年起呈現逆差并逐年擴大,2012年逆差規模已達到2009年的13倍。值得指出的是,此項結構性因素雖然有利于降低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但同時也反映了中國經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服務貿易逆差的擴大意味著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不足;盡管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卻有著可觀的投資收益逆差。據外管局數據,我國對外總資產中約2/3為儲備資產,主要投資于外國政府債券,平均回報率較低。此外,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也可能導致虧損。海外投資負收益意味著中國這樣一個國際凈債權人卻在向國外源源不斷地支付利息,這無疑意味著顯著的國民福利損失。
結論及預測
2012年,我國國際收支從1999年以來的持續“雙順差”轉為“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新格局,顯示我國國際收支逐漸趨向自主調節、自我平衡,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方向,也體現了藏匯于民的成效。
2013年,在內外部環境錯綜復雜、充滿變數的情況下,我國國際收支仍有望保持基本平衡,但順差規模較上年可能有所增加。一些周期性因素的變化,可能造成中國資本賬戶逆差的顯著收縮甚至逆轉。首先,國內外經濟和金融運行企穩,將有利于穩定我國外部需求,吸引長期資本流入。日本、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實施的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加劇了全球流動性過剩,這都將緩解中國面臨的短期資本流出,境內外正利差將刺激套利資本流入我國,重新激發境內“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財務運作。其次,中國宏觀經濟在2012年實現了軟著陸,2013年的GDP增速可能重返8%以上;受通貨膨脹步入新的上升周期影響,中國央行可能在2013年下半年重新加息;人民幣貶值預期可能重新轉化為升值預期;如果2013年國內外環境一旦向好,這些因素也可能會吸引更大規模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另一方面,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經濟持續低速增長、金融去杠桿化延續、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等,將抑制我國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我國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著力擴大內需,進口增長有望加速;國內外經濟復蘇出現反復、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債務問題惡化或地緣政治沖突激化等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將加劇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波動,甚至不排除引發階段性的資本集中流出。因此,2013年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仍然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參考文獻:
1.管濤.我國國際收支平衡進入新常態[J].中國金融,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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