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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鎮中村、城中村、小城鎮、公營子、改造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鎮中村是與城中村相對應的概念，是近年來我國鄉村都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是集鎮擴展過程出現的普遍問題。關于鎮中村，學界尚未有明確定義。筆者認為，鎮中村是指在城鎮總體規劃區內仍然保留和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農村經營體制等制度的農村社區。其應該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一是農村在行政上不屬于鎮區直接管轄, 而是屬于鎮政府下屬的村組織管轄, 保留和實行農民戶籍、農村集體所有制、農村經營體制、農村管理制度；二是農村在鎮區規劃范圍內，兼具鎮區與鄉村的某些功能與特點，并在城鎮化過程中面臨著被改造的機遇和挑戰。
公營子鎮隸屬遼寧省朝陽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簡稱“喀左縣”），是紅山文化發源地，地處遼西腹地，蒙、冀、遼三省交匯處。本文選此鎮為研究對象，原因有三：1、公營子鎮農業產業已具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街道兩旁樓群聳立，商業網點鱗次櫛比，現代化城鎮建筑景觀已初具規模，早在2008年即被國家發改委確定為全國小城鎮建設示范鎮。2、公營子鎮現城鎮總面積4.7平方公里，城鎮人口1.4萬人，以“四街三路二廣場”為主體框架的小城鎮格局已形成，同時完成了供熱、給排水等配套工程建設，在徹底改變城鎮面貌的同時，打造成了以工業型為主，商貿型、交通樞紐型相融合的中心城鎮。3、公營子鎮在鎮區改造的過程中，積極吸納國內“城中村”改造的先進經驗，結合本鎮的實際情況，探索性地采用政府融資促進就業、村民集資開發房產、農宅改造占補平衡等多種手段保證城鎮化進程的健康推進，為遼寧省其他小城鎮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一、鎮中村在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隨著經濟的發展，當一個地方變富以后，集鎮化和市鎮化的步子就開始了。鎮中村是村落集鎮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是在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下衍生的新型城鎮化問題。以公營子鎮為例，隨著其鄉村城鎮化地不斷深化，村莊與集鎮在管理制度和體制上的差異必將凸顯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在總體規劃實施中存在的土地制度差異。按照《公營子鎮2004―2020年總體規劃》的規劃藍圖，公營子鎮明確了小城鎮建設的思路和目標，即建設以工業型為主，商貿型和交通樞紐型相融合的經濟重鎮，努力打造遼西一流的小城鎮。在這種打造經濟強鎮的規劃引導下，大規模的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吞沒了村莊土地，而由于村莊土地的產權歸村集體所有，勢必為鎮區發展的整體規劃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之間的未來沖突埋下伏筆。針對這一問題，全國各地都在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制度改革，有的在新村建設中，劃出一部分區位條件比較好的地塊，公開向村內需要建房的農戶有償招標，所得款項用于新村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這樣既給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開辟了增收的途徑與渠道，又使土地作為農村集體經濟和農民最大的資本，其價值得到應有的體現。
2、鎮中村屬于集鎮城鎮化建設的邊緣區，發展處理不當會對城鎮化產生滯后效應。
鎮中村雖地處鎮區，仍然大量存在農民、農村、農業這樣的非城市化因素，需要盡快催化這些非城市化因素轉變為城市化因素，在經濟、社會、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大力投入才能全面融入鎮區。由于體制，鎮中村在鎮區建設中實際上處于邊緣化的地位，這加深了二元結構的矛盾，從而會產生城鎮化滯后效應。公營子鎮區及其邊緣的村莊大多為村民自治的村落，與鎮區處于行政分離狀態，財政能力非常有限，這就使得這些鎮中村難以承擔由城鎮化因素產生的轉型成本。比如公營子鎮在考慮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融資進行鎮區美化和綠化等工作，這些城鎮化景觀與村落式形態必然產生沖突。如果這些村莊擁有財政能力和相應的體制改革來接受這些城鎮化因素，那將大大減弱改造對城鎮化產生的滯后效應。
二、鎮中村改造的特點
反思以上鎮中村在城鎮發展中的問題可知，鎮中村的改造是解決矛盾最直接和最易產生成效的方式。這種改造是在法定規劃約束的范圍內進行的有關戶籍制度、村民生活方式、基礎設施配套、打造城鎮特色等一系列改造。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1、村民的生活方式基本城鎮化。要改造鎮中村，首要改變村民的生活習慣，通過工業及第三產業的發展來增加村民就業，使村民逐漸擺脫對農業的依賴性，最終使其完全不從事或基本不從事農業范圍的工作，向城鎮居民一樣工作和生活。
2、與鎮區共享配套設施。在鎮區規劃范圍內的村莊可以依托鎮區，由鎮區提供各項配套設施，從衛生醫療到教育，從交通到娛樂設施，鎮中村居民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享受到鎮區居民所能享受的設施服務。同時，鎮中村也可以為鎮區提供互補的服務，比如公營子鎮村民集資建設的商住區可以承擔鎮區一部分的無公害農產品的加工貿易，還有加油、雜貨、建材等服務功能。以鎮中村方式進行鄉村城鎮化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重新發展成另一個集鎮，而是與原有的集鎮進行資源互補，拓展成為更大規模的集鎮，共同推動集鎮的市鎮化。此過程中鎮中村的集鎮化必須和鎮區的市鎮化同時邁開，村變得更像鄉鎮的一部分，整個鄉鎮才能變得更像市鎮。
3、保留村民對村落的特色性依賴。公營子鎮在進行鎮中村改造的同時，積極采用規劃控制手段來保存村莊的機理和文化，在設施現代化同時最大限度地保留村民對原居住環境的依賴，從而體現城鎮化建設中的特色。主要改造手段有：一是利用村落管理制度來強化社會關系網絡，使鎮中村連成一個整體綜合規劃布局；二是鎮政府牽頭村委會集體做好集體經濟的利益分配問題，如耕地的分配、征地賠款地分配等；三是保留鎮中村原有的宗族關系和宗教制度，維護更新具有文化符號的建筑景觀；四是理清民間信仰關系，通過圍繞寺廟等集會場所開展信仰活動，加強村民的相互認同等。
三、結語
鎮中村改造應在現實條件的基礎上，穩步地推進從農村向城鎮轉變、從農民向居民轉變、從農村管理向城鎮管理轉變、從農村村落向城鎮社區轉變等。這種改造涵蓋空間形態規劃、經濟結構與組織、社區結構與管理、生活方式等各個基本方面，是一個綜合的社會轉變過程，因此必須擁有相應的全方位物質建設、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從公營子鎮的特色城鎮化建設到全國其他先進小城鎮改造的實踐經驗，都證明了鎮中村改造的多樣性和過程性，只有以村民的生存為本，得到村民對城鎮化進程的適應性和對新建居所環境的依賴性反饋的鎮中村改造才是成功的。
參考文獻：
[1]蘇剛,葛海明,黃晶珂.小城鎮城中村改造策略探討--以東營市陳莊鎮總體規劃村莊改造思路為例.小城鎮建設,2009.(4)
[2]邵曉梅,王靜.小城鎮農村居民點土地集約利用評價--以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鎮為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7.12(3)
[3]周大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背景下的小城鎮發展戰略.社會主義研究,2007.(3)
【關鍵詞】土地股份制；農戶；農地利用；浙江省
土地股份合作制在近年是比較受關注的問題之一。理論界普遍認為，土地股份合作制通過將農戶的土地使用權入股，農戶的土地權利得以量化并據此擁有相應的監督權和收益權，實現了土地產權的對象化、具體化（傅晨，1996），土地產權內容更加明確，有助于農民形成較為穩定的預期，節約交易費用（錢忠好，2007），從根本上解決了家庭承包制下土地產權不清晰的問題（蔣占峰，2003）；土地股權化改革使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間接化，有利于將分散經營的土地合并起來，有助于實現規模經營，有效地防止土地細碎化，提高土地經營效率，增加農民土地收益（黃少安，1995；陳英，2005）；土地股份合作制將農民組織起來，提升了農民的組織談判能力，有助于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增加了農民收入，凸顯了制度績效（王小映，2003；金麗馥，2009）。
1 農戶對土地股份制認識分析
在實地的調研中，實際上農戶對土地股份制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在大約15個實習股份制的村莊（問卷300余份，共收回有效問卷271份）中聽說過農地股份制的農戶大約只占了總樣本的一半左右。大部分的農戶對已經在自己的村莊中實行了的農地股份制大都都沒有意識。在有效回收的問卷中，聽說過土地股份制的農戶約占52.8%。而農戶的了解程度中完全不了解的占47.6%，有點了解的占49.8%。
在了解的途徑上，通過村委會的還是占了絕大多數，比例達到了74.8%，其次是同村人比例為8%。但基本各種途徑都有聽說的農戶，表明農戶現在接受信息的途徑相當廣泛。不可忽視的是，農戶對參與農地股份合租制的意向程度。據我們調查，愿意加入的農戶占72%。表明在杭農戶對于土地股份制的熱情還是比較高漲的，接受的能力也是十分強的。浙江地區的農戶接受新生事物的基礎較強，并且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是實習土地股份制變革的成熟地區。
2 農戶對土地股份制意愿分析
從農村實地走訪調研的程度來看，基本上的高達72%的農戶對于土地股份制的推行是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的。
農戶加入的目的不盡相同，但是大部分是為了增加經濟收入。其余被強制性加入的占13.1%，受周圍的人影響的占22.0%，想將土地流轉的只占了8.9%，想通過推行股份制而知道村里有多少資產的僅占4%。
3 農戶對土地股份制收益期望分析
對于還沒有熟悉的土地股份制，由于浙江農戶的年收入普遍較高，2012年浙江農戶人均純收入已達14552元。農戶在對農地股份制的分紅數量問題上都報有較大的希望。只有0.7%的農戶同意低于500元。43.2%的農戶認為應該在10005000元之前。想要高于10000元的農戶占12.9%。
4 農戶對土地股份制收益風險分析
一方面，農戶對土地股份制抱有了很高的經濟期望，另一方面農戶對農地股份合作的風險認識卻并不多，超過一半的農戶是不知道有風險存在。知道的農戶不超過30%，還有部分農戶是認為無風險的。
在風險中以不能拿到分紅占的比例最高達到了58%，由此也可見農戶加入的目的還是以經濟利益為重。然而問到風險的具體管理，大部分的農戶選擇原來的村委繼續管理，可見在已有的村委會上建設土地股份制管理機構是可行之道（表1）。
5 土地股份制對農地利用狀況改變分析
在農地利用情況的問題上，意見則呈現多元化。28.5%的農戶認為土地依舊要歸村集體所有，要用做農用地。32.6%的農戶認為可接受土地流轉給承包商，并挪為他用。但是有38.5%的農戶不在乎農地的用途，只要能保證分紅（表2）。由此可見，大部分的農戶都是傾向于經濟利益的。
6 杭州郊區農村地區土地股份制推行分析
在實行土地股份制之后的杭州郊區農村地區，村集體還是作為所有權的所有者。它的特點如下：
（1）它在堅持農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較好地實現了產權的明晰化，迎合了農民土地制度改革的愿望。
（2）農地股份合作制是實行按股分紅與按勞分配相結合的新型農地制度，農民兼具勞動者與股東的雙重身份，將勞動與資本相結合、個人利益與公司績效相結合，因此能更好地調動農民的各種積極性，主動關心并參加集體經濟組織的活動。
（3）農地股份合作制是農業化經營的重要形式，它將農地的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相分離，能促進土地的有效流轉與合理配置，可以將零散的單個農民的競爭力通過整合后體現在整個股份公司的競爭力上，有利于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和適度規模經營，并可將高科技植入農地經營和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充分體現土地資源要素的稀缺性，提高其使用效率。
土地股份制的運行需要一定的基礎。這就要求完善的土地的產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土地股份制實質上是把土地的支配權以及處置權不變，而將受益權和占有權按股平分給農民。由此建立起一種集體土地收益由集體和農民共享的土地產權制度。因此要明確土地的產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我國現階段在各地的農地股份合作制的發展過程中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農地股份制若想要進一步發展則需要政策的進步予以支持。
首先，建議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土地股份制度。
要推進農地股份合作制，首先應清楚地界定農地所有權、承包經營權和農地使用權；然后準確定義農地使用權，為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創造條件；再者，建立良好、有序的農地股份合作制，明確股東的權益及其行使。這些制度的確立是促進股份合作制按市場規律經營，為股東的利益獨立經營，做到獨立經營與監督管理相結合。
第二，建立起土地流轉和土地經營更為靈活的制度。
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會越來越少，而且人們的就業趨向、就業單位的變遷，也會越來越頻繁，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農地與農民或農業人口時應朝著更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強化和穩定農戶的土地承包關系，進一步明晰。穩定農戶承包權，要認真落實土地承包期的延長政策。由于農業生產的周期較長，因此，給予農戶穩定的承包權，有利農戶增加對土地投資。
第四，建立并規范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
從浙江省來看，浙江作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地區，改革開放以后，浙江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使大批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非農收入不斷增加，致使分戶均包的小規模土地，由主業變副業。其次，政府為推進農地適用權的流轉，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2001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出臺的《關于進一步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意見》明確提出，從今年起，浙江省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鼓勵農民按照市場導向自主調整耕地種養結構，大力發展效益農業，這使土地使用權的大規模流轉有了可能。因此建立有效的規范的土地使用權的機制現在迫在眉睫。
農村土地制度完善與否，土地流轉機制是否適應現代經濟的市場化發展，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從目前來看，土地流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不及時研究解決，將影響農村土地政策的落實，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為杭州土地股份制這一農村必經之路增加理論依據。
農地股份合作制作為繼后，農民的又一次創新，是對的不斷完善和深化，其制度績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實現了產權制度的創新，（2）促使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不斷完善，（3）促使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就業分化機制的建立。
農地股份制未來在浙江的發展可以參照江蘇淥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創新。其一，扎根于鄉村復雜社會關系中的農民企業家是最寶貴的人力資源，他們極富創造性且具有經營能力，是農村發展的寶貴財富，因此，要賦予農民企業家企業控制權以實現企業控制權與企業家才能的匹配；其二，盡管企業家先天性地存在侵害股東利益的可能性，但是，通過監督、產權合約等正式規則的設計以及人際關系化交易、企業家道德約束等，農民企業家的機會主義行為也能得到有效的抑制。
再次，也可參照在山東推廣的農機化發展。其一，可以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提高了農機服務水平。其二，加大了農機的投入，促進農業機械的管理使用。通過農機股份合作社多方位、多渠道籌集資金，加大了農機的投入，改變了過去那種集資購買機械“人人有份，人人不管”的現象，也改變了承包者“重使用，輕維修”的掠奪經營方式。從而解決了一家一戶不愿辦、辦不了的事情。其三，壯大了集體經濟，增強了集體的凝聚力。其四，增加了農機作業的效益，促進了二三產業的發展。
在堅持的基礎上，股份合作制在土地使用權流轉中的出現，推動了農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的進一步形成，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探索出了一條推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楊宗錦，柳思維.產權認知、組織信任與農戶入股意愿的實證考察[J].統計與決策，2011，（13）：97-98
關鍵詞：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模式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8-0115-05
西部地區是我國目前傳統文化特別是農業文明保存最完好的地區：從資源稟賦看，首先，西部農村地區擁有迷人的田園風光、濃郁的民族風情、獨特的地理區位，成為后現代話語中的文化優勢。“其次，西部農村文化產業避開了土地、資金等要素稀缺的經濟發展劣勢，扎根鄉土卻又以非農經濟為主的要素組合來構筑自己的產業基礎。”[1]（P15）目前，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總體上處于“跟進”狀態，各省區市都已初步形成了各具自己特色的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雛形，在局部地區、一些重點領域有了突破：農村文化旅游蓬勃發展；逐步走出了一條打造民間工藝美術品生產加工和銷售為主的工藝品發展道路；文化名村名鎮開發成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文化“農家樂”廣泛興起，特別是中心城市附近和旅游景區景點附近，已形成一定規模；農村節慶民俗文化的開發形成熱潮，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
一、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現實悖論
（一）本體困境
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指征是大規模復制和批量化生產，“文化產業發端于城市，依托大規模復制技術和數字化手段以及來源于大工廠的微觀組織方式，構成文化產業發展的主流……但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借助了現代社會對文化的消費需求，不具有產業發展的內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意味著傳統資源與自然生發條件的剝離及現代生產方式的嫁接，需要恰當的市場運作。”[1]（P24）農村文化產業受制于農村生產方式，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從經濟體制模式上來看，經歷了天然經濟、自然經濟、集體經濟（計劃經濟）等階段。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改革，商品經濟逐漸滲透到農村領域，但由于長期的自給自足經濟，在外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形勢下，農村經濟沒有完全按市場經濟軌道發展，而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從事經濟活動，農村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說，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生產力集團，沒有形成優勢互補、資源整合、人財物得到合理配置的經濟運行模式。農村家庭既是社會機體中的一個元素，又是一個生產單位經營實體，在外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形勢下，而農村卻以農戶為基本單位從事經濟生活。“產業發展的微觀基礎是企業，農村文化產業的主要微觀基礎包括農民（農戶）、個體戶、私營企業、集體企業等。從整體來說文化產業明顯帶著小農經濟的典型特征，以小型化、松散化為主要特點。以家庭為單位，以戶主為主管，以親朋為主力，在原材料采購、生產組織、市場營銷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沒有形成完整的價值鏈。”[2]（P66）西部農村地區不同于城市，產業發展起點低、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大多數處于分散狀態、產業自發性強、規范的公司化生產和運作少，制約了產業的整體影響和帶動作用的發揮。
近一百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隨全球化浪潮，我國經濟經歷了兩次轉變：一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二是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轉變，社會變遷的各個環節之間并非是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的一種關系，農村文化伴隨著整個經濟社會被裹挾到現代社會的場域。在此背景下，一個居于強勢地位的生活方式在不同地區之間轉換，并被爭相移植，文化消費逐漸趨同。西部雖然農村文化豐富多彩，但由于受經濟交通條件限制，很多農村文化形成自娛自樂的內循環格局，無法走入現代主流文化視野。博厄斯在談到一個民族文化特殊性時認為：“現存社會的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各種文化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文化和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一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3]（P255）他強調這一方面取決于社會內部發展，另一方面取決于外部的影響。社會生活的重構并不是簡單的變化，有時候是一種被動的接受，是一種背離原來發展態勢的認同。“隨著資本的不斷擴張，經濟成為統治一切的力量，一切都被納入到市場交換的制度體系之中。原來鑲嵌于社會各種制度的經濟體，現在卻成了一個巨大的母體，反過來把一切都納入它的體系之中了。”[4]（P92）在經濟擴張中，中國社會被劃為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二元結構，在這個二元結構中，城市充滿現代氣息，相對弱勢的農村文化既缺乏載體，又缺乏投入，極度膨脹的都市文化娛樂對農村文化的發展空間形成擠壓。農村原有的文化體系和社區記憶在咄咄逼人的現代消費趨同下逐漸式微與妥協。
（二）發展危機
1.農村文化產業組織化、集約化程度低，產品附加值低，經濟效益不高
由于缺少黨委、政府系統和社會組織的設計和介入，農村文化產業發展起點低、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大多數處于分散狀態，產業自發性強，規范的公司化生產和運作少。同時，產業布局分散，缺少主動自覺的引導和規劃，產品低附加值情況突出，特別是一些粗制濫造的旅游服務的產品，價格低廉，損害了農村文化，制約了產業的整體影響和帶動作用的發揮。
2.產品和服務的文化內涵、文化引導性不強，缺少現代科技和先進文化的支撐
農村文化產品和服務總體上處于低層次開發階段，更多是以傳統文化工藝品、傳統文化旅游、農村文化演藝等形式體現，科技含量、文化含量低，難于全面反映深厚的文化內涵。同時，引導傳統文化與現代消費需求相結合、并促進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引領能力低下，一些群眾自編自演的節目、一些文化旅游產品存在低俗、庸俗、媚俗問題，急需提升品質和檔次。
3.農村文化資源流失、破壞嚴重
由于農村舊房改造等原因造成文化特征突出的傳統建筑損毀嚴重；由于缺乏有效管理，致使農村有形的文化遺存被破壞；大量民間保存、流傳的文化典籍流失，如東巴經、貝葉經等被外國人收購事件每幾年就會發生；同時，農村古樸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生態環境不斷消失，也日漸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二、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經營模式的實踐分析――以云南為例
（一）農村文化產業梯次發展和單兵突進趨勢
總體上，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將呈現出梯次發展和單兵突進的態勢。梯次發展是指經濟相對發達的區域，農村文化產業相對起步較早，有一定創新意識，附加值高，有一定的規模化和產業化水平，市場消費能力較強 ，既是城市文化產業的溢出效應的顯現，也在一定意義上承接了城市文化產業的不同分工，相對而言發展得比較成熟。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受制于薄弱的文化基礎設施和狹小的市場規模，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單兵突進是指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而資源豐富的地區，借助資源優勢，通過金融支持、政府引導扶持以及社會力量的支持，實現跨越式發展，把當地豐富的文化資源優勢通過市場配置轉化為產業優勢，成為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引擎。
1.消費市場將不斷擴大，產業業態不斷創新
農業傳統文化對自然的敬畏、對人生的感悟及文化的原生性等特質，符合國際國內市場的消費偏好和需求態勢。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閑暇時間增加，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能力不斷增強，將不斷擴大對農村文化產品的消費，潛在文化消費需求將會進一步釋放，農村文化消費市場將不斷擴大。在產業融合發展的背景下，通過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運作模式的創新，帶動農村文化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不斷創新產業業態，增加多元、多樣、多層次文化產品，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和休閑旅游需求。
2.農村文化企業不斷壯大，產業集群不斷形成
隨著產業的發展，農村文化企業不斷整合各種文化資源，推動了企業結構調整和資產重組，不斷發展壯大了企業的實力。為有效克服農村文化產業分散經營、產業化水平不高等問題，促進節約集約使用土地、有效保護資源環境，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將不斷整合各個產業要素，形成集約化開發經營，不斷向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主業突出、產業配套的特色產業集群方向發展。
（二）經營模式選擇意義
農村文化產業化經營其本質是用現代工業管理辦法來組織實施文化產業的生產和經營。它以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目的，以科技進步為支撐，圍繞支柱文化產業和主導產品，優化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實行區域化布局、一體化經營和企業化管理。而經營模式是基于某種較穩定的交易結構的可盈利方法，合理可行的經營模式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源泉。在農村經濟目前處于市場經濟與原有的經濟模式相互銜接融合的背景和條件下，發展農村文化，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在現階段是很難做到的。但我國農村文化產業實現市場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文化的產業化、規模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村文化要發展，我們既要把眼光放在農村經濟目前處于市場經濟與原有的經濟模式相互銜接融合的背景和條件下，也要放在農村經濟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看農村文化如何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有效的經濟組織形式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源。隨著現代化進程，西部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形成農村經濟剩余，如何重組農村生產要素，激活農村文化資源稟賦，選擇合理的農村文化產業的經營模式改變西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推動農村文化走上產業化道路，把豐富多彩的農村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產品，對于調整優化西部農村產業結構、促進和諧農村建設、傳承民族文化遺產等具有重大意義。
在不斷的摸索中，云南省農村文化以家庭、村組為單位的作坊式生產，逐漸向分工合作、規模經營的方向發展，走出一條區域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創新之路，不僅促進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也為目前尚處在萌芽階段，規模較小、市場化、科技化程度低、文化產業發展格局遠未形成的我國大多數農村文化產業建設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
（三）云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經營模式分析
1.農民自辦、政府引導型――曲靖農村文化戶
曲靖市的農村“文化戶”，開始僅是以一個或幾個家庭自發組織起來的沒有報酬和收入“自己快樂大家歡樂”的自娛自樂形式。后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傳統體制下形成的政府辦文化的運行方式已遠不能滿足農民群眾的需要，在這種客觀條件下，由政府引導，一些具有文藝特長和經營意識的農民群眾，利用農閑時節、茶余飯后、傳統節日、村戶辦大事的時機開展起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開始收取一定報酬作為補貼，使之逐步轉化為了具有市場經濟特征的經營活動，一些農戶還充分利用寬敞的庭院，開展圖書音像制品租借、文化娛樂、影視放映、文藝演出和網絡服務等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久而久之，農村文化產業開始在曲靖逐步興起并蓬勃發展起來。目前，曲靖市農村“文化戶”（文化聯合體）已發展到1600多戶，從業人員達2萬多人，年經營總收入接近1億元。農村文化戶（聯合體）成了曲靖市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好載體，也成為全國推廣的典型經驗。
2.公司+協會+農戶――石林阿著底刺繡
隨著石林旅游日益火爆，阿著底村以普菲為首的普氏三姐妹于2002年成立了普氏民族繡品廠，采取“繡品廠+會員”的經營模式。每年帶動農村婦女近千名，城區下崗婦女近百名。2005年3月，成立了石林阿著底民族刺繡產品開發技術協會，將分散的刺繡婦女組織起來，整合了當地刺繡人力資源，使彝族民間刺繡走上規范化、產業化發展道路，形成“繡品廠+協會+會員”的經營模式。2012年底，會員增到2700人，實現銷售收入7600萬元。刺繡協會不但開發了彝族文化資源，也為消化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做出了重要貢獻。刺繡業還帶動了周邊地區農民發展致富。阿著底刺繡協會2700名會員中，周邊6個村就有2000多人。阿著底村從民族刺繡中獲得經濟利益，傳統刺繡在產業化過程中激發了傳習保護和利用的動力。
3.公司+農戶――西雙版納傣族園
西雙版納傣族園由云南農墾集團公司橄欖壩農場投資開發建設，主景區由曼將、曼春滿、曼乍、曼嘎、曼聽5個保存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組成，園內共326戶，1533位村民。傣族園公司制定了《公司幫助村民致富的具體實施辦法》和《保護干欄式建筑的具體措施和辦法》。公司對村民實施獎勵措施，對新建、改建、擴建后符合條件的，每戶給予4000元獎勵。從2001年起，著力打造“百名小卜哨――天天歡度潑水節”、百人大型歌舞民俗精品系列活動及《潑水節印象》實景演出活動，解決了1000多人的就業問題，帶動周邊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傣族園公司投入改造基礎設施、接待環境，統一策劃、統一包裝傣族園，與村民形成了相互依托、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魚水關系，贏得了村民的理解支持。傣族園大力弘揚傣文化，促進了園區村民對干欄式建筑和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中國首批旅游文化示范地”，成為西雙版納農村旅游文化產業和諧發展的成功典范。景區收入從1999年的246萬元上升到2012年的1.2億元，上繳稅收640萬元，接待游客量達660萬余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2.2億元。
4.文化產業合作社+農戶――騰沖大村文化產業合作社
隨著騰沖旅游業的興盛，部分行政村率先成立農村文化產業合作社作為農村文化產業新興經濟實體，下設若干分社，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制定合作社章程和內部管理制度，明確發展方向和經營范圍，形成了“合作社+農戶”的生產經營格局、“產、供、銷”一體化的市場模式和“技能培訓+骨干培養+品牌培育”的效能機制。騰沖縣大村文化產業合作社創建以來，下設石材產業分社、刺繡產業分社、“農家樂”產業分社，實行“統一組織、統一管理、統一營銷”，刺繡產業在成立不到3個月的時間從業婦女達145人，高收入者每月增加700～800元，少收入者每月也可增加200～300元。附近的江東村文化產業合作社有刺繡從業人員1300多人，年收入600多萬元，產品遠銷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騰沖大村文化產業合作社整合文化資源，推動農村文化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發展，集聚生產要素，增強農村特色文化產品的競爭力，有效抵御市場風險，提高組織化程度，實現統一組織、統一管理和統一營銷，形成農村文化產品特色和品牌，爭取金融部門的支持，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招商引資，促進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文化與旅游的互動發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持續發展，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文化產業“小”、“弱”、“散”、“難”、“軟”的問題。
此外，西部其他農村地區還有一些成功的經營模式，如：前店后坊式。前店負責零售或接收訂單，后坊則組織雇工進行文化產品生產，前店后坊式便于就近組織人力，管理成本較低，運作靈活，最重要的是較大程度地保留著文化的傳承和記憶，這種經營模式與大規模復制為特征的產業化生產不同，強調個性化生產，滿足的是追求農村文化產品原真內涵的小眾高品位需求，適用于傳統農村文化內涵豐富、工藝復雜、不適合規模化發展的產品；此外公司+農戶合作模式衍生下的：消費者+經銷商+批發商+經銷公司+中間人+農戶；經銷商+合作經濟組織+農戶，等等。
三、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模式選擇的思考
西部農村文化產品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符合現代國內外文化消費者崇尚自然的價值取向，都市消費人群對農村文化產業形成消費輻射和市場期待，進一步擴大鄉村文化市場總量。對文化產業經營模式的研究，本質上是對文化產業經濟性的認識和研究，文化產業對經濟的影響力決定了其重要性，它的經營模式決定了其競爭力。農民一般被定義為風險規避者，“農民微薄的經濟利潤使他要選擇那些較為安全的技術……從社會層面看，原則上也力圖把自己的經濟風險盡量轉移給其他社會機構，寧愿以收益獲取安全”。[5]（P44）產業化的內涵是經營一體化，農村文化產業化經營以市場為導向，以千家萬戶組成的農戶為基礎，以企業或合作經濟組織為依托產生“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經濟共同體，形成了專業化生產、規模化經營、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的“一條龍”的發展格局，較好地解決了農民與市場，分散與集約之間的矛盾，可以成為西部大多數農村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選擇。
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基于時系演變中農村文化產業經營加入當下經濟社會需求的印記。文化產業包含了三個層次：文化產品豐富階段、文化企業林立階段、文化產業形成階段，西部農村文化產業很多處于第一、第二階段。在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盡管出現了部分較為成功的產業化經營模式，但多數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作坊式、前店后廠式、簡單的合作社生產方式。雖然這種簡單、松散、粗放的發展方式規模效益低下，抗御風險能力弱，后勁不足，但仍然是西部文化產業發展的主基調。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具有演進性特征，隨著城鄉二元壁壘的破除和現代社會對農村文化消費需求的遞增，農村文化的傳統資源與生發條件會更為合理地實現與現代生產方式的嫁接，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模式也會更趨多元。
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產業，與其他一般產業一樣，具有商業化的共性，可以通過商業模式進行運作。但是文化產業的微觀組織方式內生于農村長期經濟結構發展并在與市場的博弈中生發，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發展文化產業的資源稟賦各不相同、所面臨的市場不同、不同文化產品和產業對產業化程度的要求不同、產業化在不同階段上的利益機制也有差別。尤其是很多農村文化產品內生于特定文化中，不適于進行現代工藝和機械化生產，基本不按發端于城市大規模復制的路徑發展，這一部分農村文化產品在產業規模上需要一個合理的空間，決定了其經營不能急功近利、涸澤而漁。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自由契約下，自發出現的多樣化制度是在不同條件下對各種復雜兩難沖突的最優折中。”[6]農村文化產品生產的特性決定了它的經營形式并非是單一的或固化的，“如果以某種特定的組織形式或生產模式為唯一標準， 來規約文化產業的發展， 這種單一性的狹隘視角， 會導致文化產業在現實的發展中喪失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潛在機會或可能”。[7]（P87）西部農村文化產業內涵豐富，表現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特點，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中沒有固定的標準，應該根據地區、產業、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化特征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將農村文化產業發展與地區特定文化資源、文化消費空間、產業發展基礎、發展態勢相結合，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彰顯特色、突出重點，尋找最佳的農村產業發展經營模式，在農村文化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走出一條新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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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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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十余年來，中國旅游業快速發展。各大企業集團甚至各地方政府紛紛進軍旅游，搶占優勢吸引物資源。圍繞旅游開發中的利益分配問題，社會矛盾和沖突不斷。例如2013年鳳凰古城門票風波 以及2014年7月的峨眉山事件 ，都吸引了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筆者曾于2012年發表了《為旅游吸引物權立法》一文（載于《旅游學刊》2012年第8期），提出通過從法律上清晰界定“旅游吸引物權”的權益屬性，以解決中國旅游發展實踐中所謂“官商民博弈”的問題[1]。論文自發表以來，陸續得到學界、政府部門、民眾和基層村（組）長們的肯定和贊同。這反映出我們在對現實的觀察和理論的提煉中已經抓住了問題的重點。人們迫切希望能夠將這一學理性的概念運用到實踐中去，真正指導實踐。當然，也存有一些質疑，如張瓊和張德淼的《旅游吸引物權不可統一立法之辨析》（載于《旅游學刊》2013年第12期）[2]、《旅游吸引物權整體立法保護質疑》（載于《法治研究》2013年第6期）[3]兩篇論文以及辛紀元等的《旅游吸引物權的表達與實踐》（載于《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4]。筆者非常欣喜地看到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甚至希望這樣的質疑和爭論更多，因為學術爭論是推動學術進步的必要條件。基于上述實踐需要與理論爭議，本文聚焦于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旅游吸引物權在現實中的應用問題，具體涉及旅游吸引價值（資產）的評估；二是從理論上澄清一些關于吸引物權的爭論和質疑。由于張瓊和張德淼的兩篇商榷文章的觀點大致相同，我們選擇發表時間最晚（亦即意味著作者對該問題的思考更為成熟）的《旅游吸引物權不可統一立法之辨析》一文（以下稱“張文”）作為討論的材料，附帶回應辛紀元等研究者的質疑。需要額外說明的是，旅游吸引物權的提出并無偏袒于官商民任何一方的傾向，而是秉持分配公平的基礎是權利平等的立場。權利界定清晰以后，一切均應當納入法制的軌道，通過制度化的手段解決問題。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同樣先討論兩個案例，然后回應質疑，最后提出一種吸引價值（資產）評估方法。案例材料部分來源于筆者2014年8月在安徽黟縣西遞和宏村開展的實地調查，部分源自媒體公開報道的材料和學者們在兩個案例地開展的廣泛研究。
1 西遞和宏村案例
2013年7月，世界文化遺產地西遞景區的運營方――西遞旅游服務公司（簡稱西旅公司）被納入黟縣所屬國資徽黃旅游集團（簡稱徽黃公司）旗下，正式成為后者的全資子公司。在此之前，西遞旅游一直由成立于1993年9月的村辦集體企業西旅公司自主經營。在此（改制）以前，西旅公司經營所得按照以下方案分配：每年門票收入的20%用于上繳稅收和文物保護基金，其余80%按照50：50的比例分配給公司（作為集體經濟收入）與西遞村（各占門票收入的40%）。西遞村所得的門票收入，20%留作村集體公益事業基金，其余80%作為旅游發展紅利分配給村民，即村民所謂“分紅”。分紅基于兩種分配方式的組合：按人口分配（以“門前三包環境保護費”的名義發放）和按房屋建筑面積分配（按老屋新屋分一到五等，以“年終資源保護費”的名義發放）。二者在總量上的比例大約為45：55。徽黃公司接管后，按照2012年西旅公司分配給村集體和村民的620萬元紅利作為保底基數（約占2012年西遞村的門票收入3441萬元的18%），同時將以后每年門票收入超出2012年門票收入部分按照8%的比例計提給村集體。西旅公司所屬經營性固定資產評估作價后交付給徽黃公司有償使用，租賃金每年約70萬元。同時，村中走馬樓等店面留給村經營使用，其租賃金也全部歸村集體支配。2013年10月西遞村的評估表顯示，西旅公司經營性固定資產1296.12萬元，無形資產10.39萬元。村集體資源性資產（2014年4月評估）83916.24元（僅指林木）、土地659畝、山林7261畝 。目前，徽黃公司接手西遞景區經營已有一年，西遞村民與政府之間雖有小摩擦，但景區總體運營秩序良好。
對比同屬世界文化遺產、與西遞相鄰的宏村。1986年，宏村旅游開發起步，由黟縣旅游局主導開發，但多年經營下來成效不佳。1997年9月，黟縣政府與中坤科工貿集團（簡稱中坤集團）簽訂了為期30年總投資2518萬元的租賃經營合作協議書――《黃山市黟縣旅游區古民居、旅游項目合作協議書》，并根據協議成立了“京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京黟公司）。中坤集團以現金方式，黟縣以古民居旅游資源和古祠堂群建設項目土地使用權為投入，股份合作經營。關于經營性收入的分配，1999年京黟公司和宏村簽訂的《宏村旅游開發協議書》中規定：門票收入的95%歸京黟公司；京黟公司每年支付給宏村9.2萬元，并將每年門票收入的1%支付給宏村。同時，京黟公司還將支付7.8萬元和每年門票收入的4%給際聯鎮（現宏村鎮）。因認為利益分配不合理且政府侵犯產權與中坤集團簽約，2000年，宏村村民用馬車阻擋游客，拒絕游客參觀。同時，村民聯名將黟縣縣政府作為被告，中坤集團和京黟公司作為第三人告上法庭，控訴其侵犯財產權 。2001年，雙方修訂了合同：京黟公司將門票收入的33%支付給黟縣，其中20%作為“文物保護基金”；13%支付給宏村村鎮兩級單位，其中宏村鎮占5%，宏村占8%。宏村所得門票收入按農業人口平均分配，沖突暫時平息。2013年，宏村人均分紅約2800元。由于核心矛盾（即侵權問題）沒有解決，村民、政府、企業三方的利益博弈仍將繼續。
西遞和宏村案例看似平淡無奇，實則隱含著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①徽黃公司既然獲得了西旅公司的經營性固定資產和旅游經營權，為什么還要額外向村民支付620萬的分紅？在黟縣改革者看來，只要保證村民的分紅收益不受損，就能推動西遞公司納入國資徽黃旅游集團。這雖然是改革之計，但在學理上還需要厘清620萬的分紅價值產生的真正來源。
②如果認為村民索取的620萬元是西遞古村落吸引物權益的價值實現，即旅游吸引物權的用益權的轉讓，那么，為什么是620萬元，為什么還需要額外分配給超過2012年門票收入基數的8%？
在我們看來，這兩個問題實質上都與吸引物權相關。前者是關于吸引物權的轉移問題，后者涉及的則是吸引物（古村落）的吸引價值的市場實現問題。
2 事實上無法消滅的旅游吸引物權
我們首先結合“張文”對第一個問題加以論述。“張文”對旅游吸引物權立法的質疑主要基于以下4點：①權利設置冗余，主張通過保障旅游開發合同（即債權關系）加以解決；②旅游吸引的無形性；③旅游吸引物權無法排他；④不應對集合物整體統一立法。“張文”認為旅游開發商對社區居民支付的對價，即“旅游吸引孳息”，已在現有法定孳息規定范圍內，因此“特別規定旅游吸引孳息及用益物權人對孳息的收益權似乎有畫蛇添足之意”[2，92]。讓我們先來計算一下西遞村民所獲得的收益包括哪些類型：①經營性資產租金70萬元/年。租賃對象包括：辦公樓、廚房、餐廳、生態停車場、旅游公廁、景觀石、水口、園林、山門、佛殿、新售票中心、西遞古驛道、車輛（3部）等固定性經營資產以及無形資產（景區經營權）。②保底的620萬元村級收益，其中包括門前三包和資源保護費521.96萬元、村委會管理費38.71萬元、東西邊觀光園土地流轉費9.76萬元、村莊環境衛生費16.97萬元、房屋保險費4.39萬元、60歲以上老人生活補助23.20萬元、村民有線電視收視費4.92萬元。③每年門票收入超出2012年門票收入3441.29萬元部分的8%。④留給村集體經營使用的西旅公司走馬樓店面租金 。上述可見，西遞村民所獲得的收益類型絕大部分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中可以找到明確的孳息來源，如土地流轉費、固定資產租金、經營權轉讓費等。但其中超出2012年基數的8%的門票收入和以門前三包費和資源保護費的名義來進行分配的521.96萬元收益卻無法在現行法律框架中找到明確的依據。這筆資金的價值來源既非土地補償金，也非建筑物租金或旅游經營權轉讓費（徽黃公司已支付），因為不涉及任何產權的轉移和使用功能的變化。如果游客到村中農戶家中就餐、購物或住宿（即物理性使用），農戶還將根據其具體消費內容另外收費。因此，這部分收益實質是來源于將西遞古村落提供給游客觀光性使用（無損于吸引物的任何物理特性）而獲取的租金，即古村落旅游吸引力租金。如“張文”所指出的，這“正是旅游吸引物吸引價值所產生的收益性資產的體現”[2]， 92。
資產作為未來收益的源泉，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其本身就體現為一種權益，理應對其產權歸屬給予界定。從社會現實來看，經濟資源在法律上的所有權屬和事實上的所有權屬并不總是完全一致[5]。如果不從法律上將旅游吸引物因其吸引力在未來所產生的收益這項資產的產權界定清楚，這項資產將變成“無主財產”。人們必定爭相攫取這一稀缺的經濟資源。這正是引起旅游開發中企業、居民、政府利益糾葛無窮的根本原因。在一些學者看來，西遞村按人口與房屋分紅一定程度上是尊重村民產權的體現。“以古建筑資源保護費形式發放的房屋分配是對村民的房產權、公共景物所有權等的有償使用”[6]，30。這里的“景物所有權”實質上就是我們所提出的旅游吸引物權，而“公共”一詞應屬“集體”之意。Barzel曾特別強調，“從法律上界定一項資產的所有權比在事實上界定它，花費的資源通常要小”[7]。因為，產權殘缺不但會引發分配的不公正，而且將導致生產和交易的低效率。目前西遞和宏村旅游開發中以租賃旅游吸引物權為主的經營模式，實是農村集體的吸引物權還沒有得到明確的法律界定的結果，隱含著極大的未來利益爭奪風險。而且，權利的界定不因物的市場價值的大小為轉移。即便某項資產的市場價值為零，它仍然是擁有該資產的所有權人的權益。
我國于100多年前引進了德國潘德克頓法學，并沿用這一大陸法體系編制了民法典。該體系從財產權中分離出債權和物權兩個范疇，分別對應于對物發生的權利與對人發生的權利兩種類型[8]。《物權法》即是這一體系下物權與債權二元分野的產物。按照該體系，物權和債權在權利性質、權利客體、權利效力、權利設定的方式以及權利的期限五個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征：物權為支配權，債權為請求權；物權的客體是物，而債權的客體是給付行為；物權具有排他效力，能夠對權利人以外的一切人發生效力，而債權只涉及債之法律關系的雙方；物權中的所有權基于其自身的性質為無期限的權利，而就債權而言，法律上一般是不允許設定無期限的債權[9]。從這一劃分標準來看，“公共景物所有權”即旅游吸引物權作為一項新型財產權已經突破了債權范疇，而具備了典型物權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同時又有其獨有的特性。一是吸引物權以權利人的財產（土地、房屋或物品）上利益為標的，權利人可以通過物的直接支配產生利益（如成立西旅公司進行經營管理），因而具有絕對支配權和排他權；二是吸引物權的客體是特定物――旅游吸引物；三是吸引物權作為“財產上利益”，其權利期限基于權利人之所有權期限；四是吸引物權因其無形性，目前未能并列我國物權法的典型物權種類之中，因而尚有賴于立法定分。“張文”主張通過保障旅游開發合同，即通過規范人與人之間的債權關系來解決吸引力資產的權利歸屬問題，不僅是對吸引物權的財產權屬性的誤判，也難以確保此項權利的穩定和不受侵犯。
“張文”還指出，旅游吸引力不屬于《物權法》中的無形物，無法成為物權客體，因為“物權法調整的無形物為無線電磁波、煤氣、天然氣等”[2]，93。實際上，“張文”列舉的電磁波、煤氣等無形物實質是有體物，只不過不為肉眼所見。現代量子理論認為，任何物質都具有波粒二象性，電磁波由光子組成。而旅游吸引力的無形性更多地指涉人類精神范疇。這正是我們指出“現行《物權法》對于物之無形價值的用益部分考慮較少，……尚難以完全適用于旅游吸引物之利用情形”[1]，15，因而需要特別對旅游吸引物權進行界權的根本的原因。旅游吸引價值的來源包括審美價值、環境價值、科學價值和游憩價值等等，屬于物的無形的價值形態。如果將西遞和宏村看作讀者購買的一本書籍，正如讀者購買的并非是裝訂成冊的紙張、油墨甚至塑料光碟（可比作西遞和宏村的土地、山林等），也并非是在購買文字本身（可看作磚瓦建筑）；讀者購買的實質上是作者通過組織各種文字而表達出來的思想或知識（即古村落民居基于其生產生活聚落空間形態而呈現出來的美學、科學和歷史價值）。知識是無形的，因而需要設立知識產權對其權益歸屬加以規范。西遞和宏村因其吸引力而產生的市場收益也需要明確其權益歸屬，即產權。之所以我們主張基于物權理論來設立吸引物權，其一是基于對以價值形態存在的財產利益的保護已經成為現代物權理論的基本觀點和趨勢。對于物之旅游吸引價值的利用已經遠遠超過現行《物權法》規定的物之利用情形，因而需要單獨設立[1]。而且，現代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已經為設立旅游吸引物權提供了可操作的范例；其二是基于旅游吸引力與物不可分離。旅游吸引物權與土地或物品的所有權不可分，并具有從屬性。但“吸引價值完全可以從土地及其物的物理形態中剝離出來，作為一項收益性資產而獨立存在”[1，14]。這里的剝離指的是價值層面的剝離，即旅游吸引物權可以成為其他交易的標的物；它可以僅僅涉及權利的交易，而不涉及客體的交易。旅游吸引物權作為一項收益性資產的價值可以超越于物的物理形態本身單獨進行評估和衡量，正如知識的價值已經超出了書本的物理形態。而不是“張文”所理解的旅游吸引物權可以從物的所有權中剝離出來。“張文”認為我們“前后觀點相互否定、自相矛盾”[2，，92實是自身誤解所致。
事實上，物權的客體――物，從其發端之時即未局限于有體物范疇。古羅馬法學家關于“物”的分類就包括“有體物”與“無體物”；其中無體物甚至包括了權利本身。可見，物的客體不應只限于有體物。《意大利民法典》第810條規定“民法上的物是指可以成為權利客體的資產”[10]；英美財產法也將“作為交易對象的任何有價值的資產均被恰當地當作物”[11]。按照“物即財產”的傳統認識，將無體物排除在“財產”范圍之外，這顯然是不合乎社會現實的。有日本民法學者認為：只要是可以進行管理的“無體物”，在可管理的范圍內，也可稱為物權的客體[12]。就當代社會而言，物權與債權的二元結構分類已經不斷遭遇困境，股權和知識產權的存在就說明僅僅將物權的客體設定為有體物已不能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對此，現代物權的客體亦有所發展。我國《物權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據劉媛媛的研究，“早先由學者起草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10 條第2 款就規定‘能夠為人力控制并具有價值的特定空間視為物’。這些都表明我國未來立法和司法實踐的趨向是將物的范圍進行擴大。”[12]這些都為旅游吸引物權這種新型物權的出現預留出了空間。
“張文”以及辛紀元等還認為，旅游吸引物權不滿足“排他性”的條件，因此不認可對其權益屬性加以界定。眾所周知，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名義上屬于私人的資產，但由于私人產權的實際執行成本過高而無法保持其權利的排他性的現象[6]。目前，各大景區景點要么修建圍墻、柵欄，要么利用天然屏障阻止游客使用的目的，無一不是為了保持旅游吸引物權的排他性。并且，使用者完全可以通過直接購買物本身或支付相應的租金做到絕對地排他，只不過為此支付的費用將因過于高昂而無人問津。
旅游吸引物權的設立顯然應當遵循“一物一權原則”，即在單個的物之上設立單個的物權。正如“張文”以酒店為例指出的，如果某項物的所有權完整（包含旅游吸引物權）且明確，那么吸引價值收益歸所有權人；如果變更、轉讓吸引物權（不一定變更、轉讓物本身），吸引物產生的價值收益屬于用益物權人所有。“張文”認為我們主張“在集合物上成立一個權利”[2]，94顯然是更深的誤解。從學術層面上看，對于概念的探討經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其定義往往視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問題的具體的情形而定。按照徐菊鳳和任心慧的研究，旅游吸引物這一概念用于指稱對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動對象。它“只強調某一客觀對象對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并不會對客體本身的固有屬性做出改變”[13]。旅游吸引物權正是這一客體的吸引力市場價值化后的權益（資產）歸屬的表達。“張文”所引用的概念已經明確指出，旅游吸引物“包括”吸引人們前往某地旅游的所有因素和物品。這僅僅表明旅游吸引物存在多種類型，但如果由此認定旅游吸引物“是而且只能是”所有因素和物品的集合體的話，這樣的理解明顯有失偏頗。徐菊鳳和任心慧也通過考證指出，將“吸引物外延擴大到一切旅游接待和服務設施。這其中或者存在誤讀，或者利珀論著自身存在前后文表述不一致之處”[13]。況且，“張文”所引用的《旅游地理學》一書中的原文為：“在有的情況下，旅游吸引（物）是指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所有因素的總和”[14]。“張文”在引用時，明顯忽略了“在有的情況下”這一條件狀語。
產權安排通過影響人們的預期來影響經濟行為[15]，因此它一開始就有合法化的要求。并且，產權具有正式的法律表達，對于資本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6]。從各國社會經濟發展歷史來看，國家保護有效率的產權制度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5]。“旅游吸引物權的本質屬性是財產權”[4]。英美法系沒有區分物權和債權兩個概念，各種權利在財產的統一概念下被予以平等保護[17]，因此不需要就旅游吸引資產提出專門的權利類型。由于我國物權法的構建基于物權法定原則，而使物權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旅游吸引物權即使已經具備了物權的基本權能，但只要法律不承認其為物權，則其始終不能具備物權的全部效力，這就會為各種侵權行為的產生提供空間。我們提出“為旅游吸引物權立法”的緣由也在于此。旅游吸引物權的設立可以界定社會成員運用這一特別資產的權利范圍，有助于從制度上規范和約束人們的經濟行動，減少因產權模糊而帶來的社會沖突和交易成本。它不僅具有法理上的合理性、社會實踐經驗的合理性，也具有滿足旅游吸引物交易保護要求的邏輯合理性，因而需要相應的“法律表現”予以肯定。
3 旅游吸引物價值（資產）的評估與定價
旅游吸引物權的提出基于社會的現實要求，對其的實踐應用就成為重點關注的問題。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怎樣將這項權益性資產變現，成為市場中能夠操作的資產甚至資金。這就涉及到這項權益性資產的市場價值評估問題。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可能的操作方法。
現行的資產評估方法主要有市場法、收益法和成本法。首先，成本法明顯不適用于旅游吸引物之情形。諸如西遞和宏村、平安寨梯田、傣族園之類人文景觀，如果按照現行成本法計算其重置成本，然后再扣減去各類貶損因素，其現值幾乎接近于零。但此類吸引物經過數百上千年的歷史積淀而形成，是人類的無價之寶。正如宏村2000年訴政府侵權一案中，黟縣法制辦復函中指出：“宏村旅游區的資源是無形的，是無價的。” 同樣，市場法也不能完全適用于旅游吸引價值（資產）的評估。市場法是指將市場上與被評估資產完全相同或非常類似的參照物的價格直接作為被評估資產的評估價格的方法。按照這種方法，由于西遞與宏村均屬于世界文化遺產，而且區位相鄰且建筑風格材料等非常類似，就可以用西遞村的旅游吸引資產的價格來估測宏村的旅游吸引資產價格。這種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無法解決旅游吸引價值大小受區位條件以及地理環境的顯著影響的問題。例如，2010年宏儒公路通車以前，游客去宏村游玩需要先經過西遞村，再到達宏村。西遞因而在旅游發展規模上（門票收入和接待人數）都超過宏村。宏儒公路通車后，游客可以從黃山風景區直接抵達宏村游玩，宏村的旅游規模繼而遠超西遞。2013年，西遞景區共接待游客81.21萬人，旅游總收入3.73億元；宏村景區接待游客152.03萬人，旅游總收入達7.97億元。可見，即便對于僅僅相距25千米的西遞和宏村，其旅游吸引力的市場表現也差異甚大。
收益法是通過估測被評估資產未來預期收益的現值來判斷資產價值的各種評估方法的總稱。收益法評估的理論基礎是效用價值論（utility theory of value），即商品價值取決于消費者對商品效用的估價。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反映其偏好， 由此可以測度物品價值；物品的市場收益越高，其資產價值也就越大。這一經濟學基本原理早已廣泛應用于對旅游資源游憩價值的評估[18]。1967年， Krutilla and Fisher最早提出了基于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用貨幣價值來評估游憩資源價值的方法[19]。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旅行費用法（travel cost method， TCM）逐步被應用于游憩資源的價值評估中，之后在技術上又進一步發展為ZTCM （ zonal travel cost method）、ITCM （individual travel cost method） 和RUM （random utility method） [20]。20世紀80年代，享樂定價法（hedonic priced method， HPM）開始出現在游憩資源價值評估中[21]；90年代，基于消費者消費意愿調查的條件價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開始在游憩資源的價值評估中處于主導地位[22]。近十年來又出現了將CVM與TCM相結合應用的方法。在此期間，游憩費用法（expenditure method， EM）也間或有所應有。目前，這些方法已經廣泛地應用于國家公園[23，24]、各類自然保護區[25-27]和文化遺產地[28，29]的環境資源價值評估以及旅游項目的經濟價值評估[30]之中。
盡管上述游憩資源價值評估方法與資產評估收益法在基本的評估原理上是相通的，即都是基于效用價值論，但正如劉敏等所指出的，不能將旅游地游憩價值評估與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資產價值評估相互混淆[31]。游憩資源價值評估方法以游客在游憩地（項目）游憩過程中實際支出的（如EM）或意愿支付的（如CVM）有關費用的總和作為游憩資源的經濟價值的評估基準。這些費用包括交通費、食宿費、門票費、攝影費、購物費等支出以及游客的時間成本。其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是不能有效地區分資產本身的市場價值和資產運營產生的價值收益。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同等規模、數量和類型的資產，會因經營管理方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甚至差別很大的市場收益。此外，無論是TCM還是CVM都需要通過問卷調查來揭示或確定游客的支付行為或支付意愿。而問卷調查法就其方法本身而言就存在偏差。例如，董雪旺等對九寨溝游憩價值的評估表明，CVM調查不具有良好的效度[32]；TCM在應用中可靠性和有效性不足[33]。而且，游客的支付意愿也并不能夠同等地轉化為現實的支付行為。兩者之間實質上差異甚大。
基于游憩資源價值評估法的缺陷，我們提出基于門票收益來評估物的旅游吸引價值，同時結合市場法進行校正的方法。之所以提出以門票收益為基準，原因在于：其一，門票收益法與各類評估法的基本原理一致。門票收益本身就是對市場偏好的直接反映，是消費者對旅游吸引效用的現實評價（實際支付意愿）。其二，具有良好的可區分性。門票收益是某物因其旅游吸引價值帶來的現金流的直觀體現，不包含人們因物的吸引力而利用該物進行經營所獲得的收入。可以有效地區分資產本身的價值和運營資產獲得的價值。例如，張紅霞和蘇勤基于TCM 法對宏村2008 年的國內游憩價值核算為23593.14萬元[28]，而同期宏村門票收入為4036.41萬元。兩者差異巨大。根據2014年8月筆者在當地的調查，除了寫生的學生外，在西遞和宏村住宿和餐飲的游客只占游客總人數的很小比例。其三，門票收益法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而且可接受性強。前述西遞和宏村案例表明，無論是企業、村民還是政府，其提出異議和解決爭議的基礎都圍繞著門票收入的分配。不僅西遞和宏村如此，傣族園、平安寨以及峨眉山事件的解決都是基于門票收入的百分比。這說明，用門票收益作為評估的基準可以為各利益相關方廣為接受。而且在現實中，也廣泛存在旅游企業以門票收費權作質押再融資的做法。
由于旅游吸引力的大小受市場推拉因素的影響，因此地理區位與運營方的營銷投入等等因素對于物的旅游吸引價值有著顯著的影響。旅游收益的來源除了物品本身的吸引力租金外，還包括外力（如營銷或經營管理技術投入）造成的增值收益和因交通條件改善帶來的正外部性收益[34]。前述宏儒公路通車對西遞和宏村旅游吸引力造成的影響就是明顯的例證。營銷、管理等投入對于提升旅游吸引力的積極作用也為西遞和宏村的普通村民們廣泛接受。原西旅公司總經理唐國強曾談到：“2003年西遞門票收入是1000萬元，宏村只有200萬元到300萬元；2004年兩村門票收入差不多。去年（2012年，作者注）你也知道，西遞不到宏村的一半，……去年西遞的營銷費用不到20萬，比不過宏村” 。基于此，采用門票收益法對旅游吸引資產進行評估還需要剝離出吸引資產因外部性增值和投入增值兩部分因素。同時，還應區分出旅游吸引資產和為開發利用旅游吸引力而投資建成的經營性資產兩種類型。
為方便研究，我們假設存在一個尚未經過開發的具有某種旅游吸引力的物（土地或物品）。當其開發為旅游吸引物之后，其旅游收益應當包括門票收益和基于其吸引力而開展的經營活動（如西遞和宏村居民提供的住宿餐飲服務等）所得收益；如果額外投資建成了一些經營性資產，那么還應當包括這些經營性資產建設與運營收益。門票收益中又包含了以下3種類型的收益：由于物的（本底）旅游吸引力而帶來的現金流；營銷和管理投入提升吸引力帶來的額外的現金流以及其因其他物品的正外部性（例如政府投資修建交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提升吸引力帶來的額外的現金流。當然，營銷、管理投入以及外部性也會帶來經營性收益的增值，其他資產的建成和運營也可能因產生協同效應、規模效應而帶來的額外的門票收入。但其中只有因物的（本底）旅游吸引力而帶來的現金流才能作為旅游吸引物因其吸引價值而產生的市場收益，即旅游吸引資產價值，如圖1中虛框部分。
總之，旅游吸引物權的提出不僅具有法理性，而且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和廣闊的應用潛力。明確其權利和收益可以解決所有權人、企業、政府之間因產權歸屬不清和資產價值不明導致的在利益分配上的無窮糾葛和在吸引物保護方面的推諉扯皮，使旅游行業發展更加標準化、規范化，將旅游吸引物保護的責任―義務明晰化、法治化。由此推動的旅游吸引資產評估不僅有助于建立合理的旅游收益分配機制，解決國家公園或保護區的門票定價問題，推動旅游可持續發展，也有助于旅游經營者更加清晰地認識旅游者的偏好，做出正確的管理決策。本文基于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結合現行資產評估方法中的收益法和市場法，根據旅游吸引物生命周期特點，提出了基于門票收益的旅游吸引資產剝離方法，應屬在旅游吸引資產評估方面的有益嘗試。它不僅具有科學性、可操作性而且具有現實可接受性。顯然，沒有一個權威可以武斷地評判怎樣評價資產才是正確的，也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確的旅游吸引價值（資產）評估方法。我們希望本方法的提出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大家廣泛思考與討論，共同改進和完善旅游吸引價值（資產）評估方法。
本文僅涉及旅游吸引資產本身的評估，至于旅游吸引物權人、旅游企業以及政府怎樣分配旅游收益才公平合理，可參見作者在《分配正義》[38]一文中的探討。實質上，基于門票收益的旅游吸引資產剝離方法的提出，已經隱含著我們認為旅游收益分配應當同時兼顧旅游吸引物權利人、用益人和政府多方的利益的觀點。我們認為，無論是旅游研究者還是法律研究者，都應當深入社會實踐的場域之中。法律的目的在于引導和調節社會生活行為，是可改變的，不應對其持教條和僵化的觀點，停留在書面化的法律條文上，在概念里面打轉。我們深知，法律法規文字的嚴謹性非常重要。我們非法學出身，也許在行文上有所疏漏，有失嚴謹，這是我們需要盡量克服的，但如果因此而做文字游戲的話，則不是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
致謝：非常感謝匿名審稿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學術寬容，使本文得以完善！但文責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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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ZUO Bing1，2，BAO Jigang1，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legal analysi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TAR） to clarify some of the associated theoretical aspects， which were questioned by Zhang and Zhang （2013）， and it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status of TAR in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AR posses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y rights. TAR should be regarded as beneficial rights in rem instead of as creditor’s rights. （2） Traditional property law is concerned with tangible matters， but TAR belong to res incorporales （intangible assets） in a similar manner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AR are based on fictitious property and should be claimed by property law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3） TAR are a form of separate usufructuary rights. TAR are characterized by ownership excludability and can thus become the subject matter of market transactions. （4） Tourist attractions emphasize only the attractive values of a property （Sache） for the tourist. Whether tangible or intangible， a tourist attraction does not change property attributes or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setting TAR as rights in rem does not violat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one thing， one righ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urrent practices in China’s tourism， and it proposes an innovative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market valu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method incorporates the advantages of two commonly used means of evaluating assets： the income approach and the market approach. In addition， the introduced method involves measuring the market valu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by employing the amount of ticket receipts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minimum point of marginal cost as the benchmark. Taking the villages of Hongcun and Xidi in Anhui Provinc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practica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new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