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7 17:29:00
導語：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英文題目：An Explanation of Biology and Economics to Altruistic Behavior
提要：“利他主義”可以分為“親緣利他”、“互惠利他”與“純粹利他”三種形式，對前兩種利他行為，生物學和經濟學已經給出了較為圓滿的解釋。但本文認為，要對“利他主義”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這點是不夠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隱性遺傳”和行為偏好的“廣義效用”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了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解釋。
關鍵詞：親緣利他 互惠利他 純粹利他 隱性遺傳 廣義效用
一、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 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根據“親緣選擇”理論，生物的進化取決于“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Hamilton，1963）因此，“親緣利他”不僅在人類社會，而且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于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系上表現得尤為動人和充分。而隨著親緣關系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并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在這方面， 生物學與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在邏輯相當一致：所有生命體的行為看上去總好象設法使某一“目標函數”最大化。有人曾經對《美國經濟評論》和《美國博物學家》刊載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結果發現這兩門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論文都是運用優化的方法來預測某種現象，然后再作出統計檢驗。(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 altruism）。例如，一種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只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盡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生物學家發現，這種行為遵循著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即蝙蝠們不會繼續向那些知恩不報的個體饋贈血液。(Wilkinson ，1984) 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律”，當施惠者與受惠者互相換位時，同樣數量的血液將產生更大的邊際效用，從而使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經濟學含義。不過，由于施惠與回報存在著時間差，從而使這種期權式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種較為長期的重復博弈關系中，而且還要求形成某種識別機制，以便抑制道德風險和個體的機會主義傾向。雖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紀晚期才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建立起來，(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卻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論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時，就被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了。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 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著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投資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搭便車”者。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對湯姆遜瞪羚的行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釋：高高跳躍的瞪羚是在向突襲者昭示——你瞧，我的體力有多棒！別來打我的主意，否則你會一無所獲的！還是去追殺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們吧！(道金斯，1998a）我認為這個解釋非常勉強并令人懷疑。且不說把這種只有人類“超級智慧”才想得出來的“炫耀式欺騙”強加給湯姆遜瞪羚是否公平，就是從進化論角度看，其破綻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種行為真有效，當遭受猛獸襲擊時為什么不會有更多的湯姆遜瞪羚跟著一起“跳舞”呢？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 lorenz）、威爾遜（e· wilson）、愛得華茲（w· 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因此，在主流生物學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與之對立的“個體選擇理論”。“個體選擇理論”認為，“純粹利他”行為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為代價向同伴報警的湯姆遜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為卻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正比；一個利己的個體有更多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有繼承其自私特征的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適應性低于后者，不管這種差別在初始狀態多么微小，經過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生存適應性較低的生物性狀也會被無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等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 (道金斯，1998b）
[關鍵詞] 經濟增長 能源消耗 脫鉤
有專家指出: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起源表面上看是因為美聯儲運用貨幣工具不當而導致的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是因為當前世界一次能源日漸枯竭,不能滿足世界經濟發展需要而引起的能源危機。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發展中期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特殊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產業結構、能源管理等多方面遺留的痼疾,使中國比其他國家面臨更大的能源壓力。
一、前言
“脫鉤”理論來源于西方,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理論產物,其理論基礎主要是包括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轉型、區域經濟等現論。“脫鉤”對應的英文單詞是Decoupling。而英文中“decoupling”一詞是緣于“coupling”(中文是 “耦合”)提出的。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所處階段及發展水平類似于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的“脫鉤”研究對于解決中國能源問題,推動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關聯分析
1.能源消耗總量分析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長速度。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能源消耗總量也在迅速增長,2008年中國能源消耗總量高達28.5億噸標準煤,僅次于美國,成為為世界能源消耗第二大國。以90年以來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和中國GDP變化情況來看(圖1):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能源消耗總量整體穩步上升,但其增速低于中國GDP增長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的差距并且越來越大,兩條曲線呈現出喇叭口形狀,表明中國已具備了“脫鉤”理論圖形的基本特征。
2.能源消耗彈性分析
根據西方學者“脫鉤”研究經驗來看,單純以能源消耗總量作為“脫鉤”研究的惟一指標顯然不太科學,還需要另外一種或幾種衡量指標來界定,本文還采用能源消耗彈性 作為衡量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脫鉤指標。從圖2可以看出,1991年至2008年期間,中國能源消耗彈性數值位于-1與2之間,顯現出震蕩態勢。其中1990年～1997年,1998年～2002年,能源消耗彈性位于0到1之間;1997年和1998年能源消耗彈性數值小于0,能源消耗彈性很好地反映了二者的脫鉤情況。
綜上說述:同時使用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彈性兩個因子作為脫鉤研究的衡量指標,更有利于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之間的關聯和影響,更便于對“脫鉤”類別和特點加以區分,GDP總量、能源消耗總量、能源消耗彈性和脫鉤類型如表所示:
三、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脫鉤”的具體措施
雖然中國經過20余年的努力,在調整產業結構、節約能源、循環利用、技術創新以及管理優化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要實現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耗的“脫鉤”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為此,筆者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
1.改革能源管理體制
目前,中國的能源管理采取的是低級別分散式的管理體制,能源管理機構眾多,各部門分而治之,而且這些能源管理機構普遍屬于低級別部門,宏觀調控能力不夠。因此,應將分散于各部門的多種能源行業管理權集中起來,從歐美國家能源管理的先進經驗來看,在中國設立國家能源部,統籌電、石油、煤炭、核能等多種能源的管理和利用是實現中國能源脫鉤的體制保障。
2.促進產業結構轉變
不同產業對能源的依賴程度不同。一般來說,三大產業相比,第三產業的能源消耗普遍較低。因此,應大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減小第二產業特別是重工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權重,鼓勵和推動符合減量化和非物質化的第三產業發展;同時以推廣綠色經濟為契機,開發推廣節能環保的綠色產品,用低碳生產、低碳生活替代現有的高能耗生產、生活方式。
3.調整能源消耗結構
中國的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為主,相應水電、核電、風電比重較小,但相對歐美國家來說,中國能源消耗結構十分不合理,嚴重制約中國能源利用效率,并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此,需要對現行能源消耗結構加以調整,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同時注重對新能源的開發和推廣。
4.發揮技術創新作用
國內外眾多理論均認為技術進步是解決資源不足問題的重要途徑。同時,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其作用并非單向和無條件的。隨著技術的進步,極有可能帶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帶來更廣泛的能源需求。針對具體的節能目標,開發有針對性的綠色技術,以減物質化和非物質化理念來引導技術創新。
5.普及節能減排教育
進一步加大節能減排宣傳教育工作,不但要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節能減排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而且要在全民個人生活中樹立節能環保意識,養成珍惜能源、愛護環境的良好行為習慣,強化節能觀念,樹立環保意識,增強參與節能減排工作的責任感和自覺性。
總之,在當前世界經濟危機形勢下,只有充分認清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和能源消耗特點,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加快推進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最終達到綠色發展的戰略目標,才能突破能源消耗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相對脫鉤”乃至“絕對脫鉤”,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飯店企業；環境行為；測量指標；驅動機制；張家界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2）07—0064—10
1 引言
環境問題從邊緣問題逐漸成為全球政治和經濟議程的核心內容之一。在旅游業迅速發展過程中，旅游地所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也備受關注。資料顯示，旅游業排放的CO：大約占CO：總排放量的5%，該排放量所造成的影響大約可以達到全球溫室效應的14%。鑒于旅游業與環境和氣候的密切聯系，旅游業被認為是一個脆弱和具有高度氣候敏感性的經濟部門。作為旅游業的“三大支柱”之一，飯店企業在傳統的“資源一產品一廢物”線性開放式運行模式下，呈現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特點，是旅游產業中能耗強度高和碳排放密集行業，因此，各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地環保部門都將飯店企業列為重點監控對象。世界遺產地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旅游目的地，生態建設和環境質量是其旅游業得以永續發展的生命線。長期以來，相關部門采取了大量措施保護遺產旅游地的生態環境，但這種以政府規制為主的傳統污染控制手段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思考與實踐，使得環境政策的實施效果顯著降低，環境管理成本也隨之增加。有鑒于此，本文從微觀動力學角度探討世界遺產地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傾向性及其驅動因子與影響機制，尋求促進企業改善環境行為的最優方式，以期為政府制定有效的環境政策和旅游企業環境管理決策提供理論支持與實踐依據。
2 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
2.1旅游企業環境行為研究
企業環境行為是指企業面對來自政府、公眾和消費者等方面的壓力，基于自身條件及發展戰略所采取的對環境產生影響的措施和手段的總稱。旅游企業既是旅游活動得以實現的重要介體，又是環境保護的責任主體。在不同的環境政策和旅游市場需求約束下，旅游企業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而旅游企業的行為將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其環境表現，進而影響旅游目的地環境質量。因此，對旅游企業環境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是當前擺在業界和學術界面前的一個重要命題。
西方發達國家對旅游企業環境行為問題關注較早，介于旅游行業結構的特殊性，相關研究主要圍繞其中的飯店企業而展開。凱米里亞和哈塞瑞博（Khemiria&Hassairib）對突尼斯飯店的能源使用效率與節能潛力進行了實證分析；卡西姆（Kasim）探討了中小型飯店環保理念與實踐的影響變量，并進一步預測其環境行為；阿爾瓦勒茲和伯格斯（Alvarez&Burgos）量化分析了飯店企業積極環境行為與經營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埃爾多安和托森（Erdogan&Tosun）構建了飯店企業環境行為指標體系，并以土耳其格雷梅國家公園為例開展了實證研究；波丹勞威茨和馬丁蘭克（Bohdanowicz&Martinac）通過對歐洲184家連鎖飯店的調查，對比分析了分屬于高端和低端市場的兩類飯店資源消耗總量及其影響因素。可見，國外學者對旅游企業環境行為問題的研究較為深入和系統化，運用計量模型的實證研究占據主流，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支持。
國內旅游企業環境行為問題的研究尚處在初步探索階段，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學者們對飯店企業環境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于環境管理體系構建、綠色飯店打造、綠色營銷等宏觀層面的定性描述，部分研究涉及飯店企業節能減排潛力核算及其外部影響因素分析。但是，從行為主體的角度系統分析遺產旅游地飯店企業污染控制、清潔生產等環境行為的動機及其驅動因子的研究成果當前還極少見諸各類文獻。
2.2研究假設
基于上述有關旅游企業環境行為的理論分析，結合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7個假設，并據此構建出遺產旅游地飯店企業環境行為及其驅動機制的分析框架。
H1：飯店檔次越高，其環境行為表現越積極；
H2：高星級飯店、低星級飯店以及社會旅館在環境行為表現上存在顯著差異；
H3：飯店企業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對飯店企業環境行為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
H4：管理層環境意識越強，飯店企業就越有可能采取積極的環境行為；
H5：受到的環境規制壓力越大，飯店企業采取積極環境行為的傾向就越強；
H6：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形象及其環境管理績效越關注，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就越積極；
H7：社會責任驅動因素對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傾向有直接、積極的影響。
3 研究設計
3.1研究案例
本研究以張家界市旅游飯店等住宿設施為調查對象。張家界是我國首批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所在地。近年來，在“旅游立市、產業興市”戰略的推動下，張家界旅游產業發展迅速。2010年，全市旅游景點接待人數達到2404.82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125.32億元，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重高達51.67%，旅游業已成為張家界真正意義上的支柱產業，旅游業的發展帶動了交通運輸、餐飲住宿等相關行業的快速發展，數據顯示，張家界的飯店數量從2001年的381家增加到了2010年的452家，平均每年新建飯店13.4家，其中，星級飯店和待評星級飯店有143家，經濟型飯店26家，社會旅館283家，共擁有客房床位數5.3萬張，旅游接待能力空前強大。隨著旅游者和旅游企業活動強度的增加，張家界面臨的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等問題也日益突出。盡管近年來環境整治力度不斷加大，但張家界的酸雨頻率仍然高達76.9%，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等廢氣排放、城市區域環境噪聲等均處于輕度污染水平，環境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控制。初步測算表明，旅游飯店和交通運輸企業是張家界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的主要載體和重要環節。
3.2量表開發
本研究充分借鑒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并結合世界遺產地旅游企業環境行為的特殊性進行量表開發。為了提高量表的針對性、適用性與科學性，筆者咨詢了飯店管理領域的有關專家，并對張家界20位飯店中高層管理人員進行了前期結構性訪談，在此基礎上結合文獻分析設計測量指標。根據預調研結果對問卷進行反復修改與增減。問卷主要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飯店基本信息，主要包括飯店等級、規模和接待旅客類型等統計指標；第二部分則由飯店環境行為測量指標組成，包括6個度量項目共計33個測量指標（參見表2）；第三部分為飯店環境行為影響因素，包括15個題項。采用李克特5級尺度度量法進行測度，即依據對各測量指標認同程度的強弱劃分為5個等級，1至5依次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關人員據此進行打分。
3.3樣本結構
本研究將張家界絕大部分星級飯店都列入調查范圍；其他按抽樣法選取其中代表性較強的飯店企業進行調查。數據收集工作分3次進行：第一次利用筆者所參與的《大湘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總體規劃》課題組2011年2月27日～3月2日在張家界考察期間收集研究資料和發放問卷；第二次借助該規劃項目市場調查之機于2011年“五一”小長假期間作了有針對性的補充調查。兩次共發放問卷280份，有231家飯店同意提供信息并完成問卷的填寫，剔除回答不全、填寫不完整以及存在明顯邏輯錯誤的問卷14份，最后得到有效問卷217份，占回收問卷數的93.9%。為了增強評價結果的客觀性，本文第二作者結合學位論文的外調工作，在適度對量表進行微調的基礎上，于2012年元旦期間組織12名本科生對上述調研對象飯店進行了回訪和補充調查，并逐條核實、校對前兩次的問卷調查內容。
全部調研對象飯店按照等級高低分為3組：四星級及以上飯店為A組；三星級及二星級飯店為B組；未參與評星的經濟型飯店以及社會旅館為C組。接受調查的217家飯店中，五星級飯店10家（4.61%），四星級飯店21家（9.68%），三星級飯店32家（14.75%），二星級飯店59家（27.19%），經濟型飯店22家（10.14%），社會旅館73家（33.64%）。A、B、C三組飯店的比例大致為1.4：4.2：4.4，與張家界市飯店企業的檔次結構基本一致，也與我國主要旅游熱點城市的飯店檔次結構特點大致吻合，調查樣本在我國同類旅游目的地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4數據處理
回收問卷經賦值后將結果錄入計算機，經人工核對確保錄入信息無誤后，采用集中趨勢和指標平均分析方法，即先確定研究量表中每個指標的均值，然后根據各個指標均值確認每個指標大類的組均值，通過分值的大小對張家界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表現進行系統分析，并對本文的研究假設1和假設2進行檢驗；以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評價指標得分均值，即環境績效（EP）為因變量，以企業環境行為的驅動因子為自變量，運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對二者進行回歸擬合，以實證結果檢驗假設3～假設7。
4 實證分析結果
4.1問卷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Combaeh’s a系數評估測量的信度。檢驗結果顯示，問卷總信度為0.813。其中，問卷第二部分6個飯店企業環境行為指標組的Combach’s儀系數基本上均大于或接近0.70；問卷第三部分的飯店行為影響因素的信度為0.821，表明各度量項目的測量指標具有較高的內在一致性，可以認定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的量表設計基于相關文獻，并根據案例地實際情況和前期訪談結果對相關評價項目進行了反復修正，盡量使量表具有較高的內容效度。構造效度主要通過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體現。使用LISREL8.54軟件分別對各度量項目進行確認性因子分析，結果發現所有測量指標在各自計量的變量上的因子負載都高度顯著，各變量的AVE值大于0.5的臨界值，而且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該變量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說明問卷的會集和判別效度較好。
4.2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總體特征
飯店企業環境行為6大類度量項目及其33個測量指標的均值、組均值以及總體均值的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據此從整體上分析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現狀特征。
（1）綠色建筑設計建筑是飯店整體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結構與外觀對飯店經營績效以及企業形象影響巨大。表1顯示，綠色建筑設計5個指標中，“建筑風格與周邊環境相協調”的均值最高（2.33），說明張家界在近30年的旅游產業發展中已逐步形成了景觀保護意識，相當一部分飯店的建筑風貌吸收了本土民族文化元素，實現了建筑與周邊環境的共生相融；同時，基于成本節約的考慮，部分飯店的建筑設計也考慮到了自然采光與通風，并通過外墻顏色設計或改造來減少能源消耗（1.90，1.84）；但是，大部分飯店在建造過程中新型環保材料使用率較低（1.33）；一些星級飯店的建筑設計過于注重外表的富麗堂皇，多采用玻璃幕墻等制造視覺效應，忽視了建筑材料的保溫效果及聲光污染等問題（1.69）；實地調查中還發現，許多新建高檔飯店片面追求天井式大堂，這不僅造成了空間浪費，也加大了飯店營運過程中的能源消耗量。
（2）節能管理
由表1可知，張家界的飯店企業中，室內聲控或人體感應節能燈、智能節電高壓開關系統和低能耗設備等普及率較高，3個指標的總體均值分別達到了2.71、1.92和2.18，其中，A、B、C3個組別的飯店在“室內使用聲控或人體感應節能燈”這一指標上的得分都超過了2.0；但只有少數高星級飯店在公共區域安裝了智能調光系統，并配備了中央空調變頻節能裝置、太陽能多功能系統以及對門窗玻璃進行了節能保溫改造，這4個指標的總體均值相對較低，分別為1.36、1.35、1.78和1.55；另外，由于技術和設備要求較高，鍋爐等設備的廢氣余熱再利用技術在張家界飯店行業尚未得到推廣，該指標總體均值僅為0.75，在節能管理8個評價指標中得分最低。能源管理是飯店企業節能減排的核心領域之一，但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節能管理度量項目總體得分并不高（1.70），這一現象值得引起關注。
（3）節水管理表1中數據表明，測度張家界飯店企業節水管理狀況的6個環境行為指標中，“控制有害污水排放”和“廢水處理后回收利用”的均值都達到了2.00左右，這說明隨著遺產旅游開發中環境問題的凸顯和政府環境規制的日益嚴格，多數飯店已開始注重排污量的過程控制和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同時也應該看到，多數經濟型飯店和社會旅館沒有使用鍋爐和空調冷凝水回收裝置以及智能感應式節水控制系統（0.38，138），許多飯店清洗布草和食材的技術滯后（1.61）；此外，3組飯店在“征詢客人意見減少布草換洗頻率”指標上的得分都很低（1.13，1.14，1.91），其中，高星級飯店所在的A組均值竟然在3個組別中最低。從訪談中得知，減少布草換洗頻率以及對客人設定用水限額等措施可能會影響到人住旅客對服務質量的評價，因而飯店企業很難在水資源管理與顧客滿意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4）廢棄物減量統計結果顯示，張家界飯店企業廢棄物管理指標組的總體均值為2.02，在6大類環境行為度量項目中得分最高。而且A、B、C 3組飯店在多個指標上的得分均超過2.0，說明資源節約已成為張家界飯店業界的共識，且已付諸實際行動。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張家界近年來環境整治的績效。但是，部分低星級飯店和多數社會旅館均未實現在局域網內無紙化辦公，辦公耗材浪費較大（1.49）；在贏利動機的驅使下，大部分飯店在倡導簡約務實消費方面也表現較差（1.60），說明張家界旅游業在與國際接軌上還存在理念上的差距。實地訪談中得知，很多中低檔飯店均未及時對廢棄物進行分類處理，造成可利用率下降；部分社會旅館沒有配設專門的封閉式垃圾房，垃圾隨地露天堆放，造成空氣和視覺污染。這些現象都與世界自然遺產地環境管理規范和環境質量要求存在較大的落差。
（5）環境管理溝通從表1可知，“環境管理溝通”是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6大類度量項目中得分較低的一項，總體均值僅為1.59。除部分高星級飯店在員工環保培訓和對客服務溝通等方面做得稍好以外，多數飯店均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環保管理體系（1.38），也大都沒有扮演好遺產旅游地企業本應承擔的環保知識宣傳者角色（1.65）；飯店之間環境信息與環保經驗交流較少（1.25）。良好的企業環境行為要以企業上下一致的環保意識為依托，行業內各企業之間的橫向溝通也十分重要。飯店規模和設施配備的不同必然導致能源消耗和排放總量上的差異，如果行業內部缺乏經驗與信息交流，管理者就難以判斷本飯店的能耗與排放是否合理，從而導致飯店企業在環境管理工作中無所適從。
（6）環保知識掌握國內外相關環境管理標準以及國家環保政策法規等是遺產旅游地飯店企業實施環境行為的重要依據和保障。統計分析表明，“環保知識掌握”在6大類環境行為度量項目中得分最低，總體均值僅為1.43；而且，A、B、c 3組飯店在各個評價指標上的得分無一超過2.0，可見調查對象飯店對環保知識和政策了解甚少。其中，3個等級的飯店除了對ISO 14001國際環境管理體系相對熟悉以外（1.97，1.41，1.82），對于《綠色飯店實施細則100條》和《旅游飯店節能設計標準》兩個國內環保標準的了解程度都較低，其中尤以B組和C組飯店為甚，得分均值都未超過1.5。
整體看來，張家界飯店企業6個環境行為度量項目的總體均值較低（1.72）。其中，除了廢棄物減量指標組的組均值得分達到2.02以外，其余5個指標組的總體均值得分都在2.0以下。6大環境行為度量項目中，飯店環保知識掌握最為欠缺，組均值僅為1.43；其次為環境管理溝通（1.59）。此外，作為飯店企業節能減排重點板塊的水資源和能源綜合利用與管理兩個指標組的得分也不高，分別只有1.63和1.70。由此可知，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總體上表現欠佳，僅部分飯店確立了清晰的目標和行動計劃，并據此調整其資源管理和環保設計以改善其環境行為。
4.3飯店企業環境行為差異分析
從表1可知，張家界3個不同檔次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總體均值分別為2.21、1.65和1.32，A、B、C3組飯店在環境行為表現上按照檔次高低呈現出一定的梯度差。但是，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法（ANOVA）對33個環境行為測量指標進行檢驗時發現，只有12個指標在3組飯店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
為了進一步厘清張家界不同檔次飯店在環境行為表現上的差異性，本文運用邦弗朗尼（Bonferroni）多重比較檢驗方法對33個測量指標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從中可以看出，上述12個環境行為指標中，A組飯店較其他兩組的得分整體偏高，而且基本都高于B組和c組1分甚至2分以上，c組飯店的指標均值得分在3組飯店中最低。其中，“建筑門窗采用隔音設計減少噪聲”、“合理利用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中央空調安裝變頻節能裝置”等3個指標的組間差異最為顯著，尤其是A組和c組飯店之間，均值差異系數均在2.0以上（2.29，2.48，2.18）。相比之下，A、B兩組飯店的環境行為指標差異略小。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3組飯店得分差異較大的12個指標大都指向當前飯店業節能減排的高新技術領域。新技術、新工藝的采用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成本過高是制約企業實施節能減排的關鍵因素。相比較而言，高星級飯店在融資、人員配備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能更敏銳地感知到飯店企業發展對技術進步的依賴性；低星級飯店大多規模較小，受限于新技術設備的高成本以及管理層的環境意識水平，推廣節能技術的積極性不高；社會旅館對環境行為的認知大多停留在表層，甚至將能源與資源節約簡單地等同于“節儉主義”，多數業主更關注眼前利益，而且這類飯店的實力也不足以支撐整個高新技術體系，因而對上述12個環境行為指標的響應較弱。
4.4飯店企業環境行為驅動機制
如前所述，由于企業規模、技術水平以及管理層環境意識等的差異，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表現也不盡相同。企業如何根據外部環境和自身條件合理地選擇環境行為？這就需要在明確企業環境行為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的基礎上展開研究。本文正是基于張家界飯店企業面臨的各種外部壓力和內部動機，構建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因素量表，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驅動因子，通過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前文提出的理論假設進行檢驗。
4.4.1因子分析
在提取環境行為驅動因子之前，首先對飯店企業環境行為影響因素樣本進行因子分析的適用性檢驗。其基本原理是，KMO越接近于1，表明數據越適合做因子分析。檢驗結果顯示，KMO值為0.733，Bartlett球形檢驗的統計量為488.694，相應的概率p值為0.000
4.4.2回歸分析
為了探究各驅動因子對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機理，本研究采用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方法，首先對本研究建立的因子內部結構關系進行初步判斷，得出5個環境行為驅動因子與環境行為績效的相關系數矩陣（表4）。從表4可以看出，5個驅動因子都與環境行為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后，以5個驅動因子為自變量，環境行為績效為因變量進行一般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進一步檢驗各驅動因子對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績效的影響程度。在分析過程中，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造成的估計偏差，采取逐步回歸的方法，循序導人自變量，通過檢驗確認后，剔除效應不顯著的自變量，從而得出最優方程。
通過擬合優度檢驗發現，飯店企業環境行為擬合優度（R2=0.661）較理想，且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的殘差D-W值高達1.894，表明殘差不存在自相關的可能性。回歸方程顯著性檢驗結果顯示，F檢驗統計量值為58.078，p值為0.000
根據上述回歸分析結果，可以對前文提出的假設3～假設7進行檢驗，具體結果如下：
假設3成立。利潤動機對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績效產生正向影響，且貢獻率最大（0.699），說明利潤動機對張家界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績效的影響最為顯著。作為“理性經濟人”，飯店企業所做出的任何行為選擇都是以追逐經濟利益為首要目的。面對有關部門在水、電等能源費用征收上的雙重標準，張家界飯店企業長期以來在高成本下運營，飯店企業本著“節約的就是利潤”的理念，必然要采取相應的環保措施以減少經營成本；另一方面，采用環保新技術可以獲得創新優勢、效率優勢和先動優勢，并在中期或長期內能夠實現成本節約，這也是許多高檔飯店采取自愿環境行為的重要動因之一。
假設4部分成立。管理層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績效呈現正相關，但其t檢驗結果不顯著（0.103），表示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沒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飯店企業在應對環境壓力時，經過一番預算和成本收益分析，更傾向于利己的環境決策。
假設5成立。政府環境規制壓力與企業環境行為績效在0.002水平上呈現正相關，回歸系數為0.539，僅次于利潤動機，說明飯店業節能環保的推廣離不開政策引導與有效激勵。飯店企業受到的環境規制壓力越大，其采取積極環境行為的傾向性就越強。但實地調查中發現，張家界在相關環境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重“懲治”而輕“激勵”，事前預防和事終控制難以到位，因而相關環境政策在飯店企業中的實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假設6成立。“其他利益相關者壓力”是最后一個進入回歸方程模型的因子，回歸系數為0.294t，檢驗結果顯示在0.013水平上顯著，說明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形象及其環境管理績效越關注，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就越積極。飯店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企業環境行為選擇；飯店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對各飯店企業的環境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競爭對手的環境行為取向也會對飯店企業產生示范作用。
假設7部分成立。事業動機與環境行為績效呈現正相關，但t檢驗結果不顯著，假設7只獲得部分支持，說明張家界飯店企業管理層的環境意識還沒有真正上升到道德層面，遠未達到將環境行為納入履行社會責任范疇的思想高度。
5 結論與討論
企業環境行為是一個理論探索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前沿命題，國內學術界近幾年也開始了對該問題的探討，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針對世界遺產地這一特殊類型旅游目的地旅游企業的實證研究至今尚屬空白。本文通過大樣本問卷調查，探索性地對我國世界遺產地張家界市的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現狀進行量化評價，辨析出飯店企業環境行為的關鍵影響變量，這對政府環境政策的制定實施和旅游企業環境行為的選擇優化，并進而促進我國世界遺產地旅游企業在環境保護和行業發展上的良性互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
在普通人的概念里，銀行是一個賺取利潤的金融機構。但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機構之一，世界銀行把“消除貧困，提高世界各國人們的生活水平，促進可持續性發展，建立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作為其宗旨。
1995年，按照世界銀行組織項目的方法和程序，結合中國扶貧開發的實際情況，國務院扶貧辦組織和實施了中國世界銀行西南扶貧項目和秦巴扶貧項目。
《對外大傳播》記者在采訪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之前，從國務院扶貧辦外資項目管理中心了解到世界銀行的“中國西南扶貧項目”做得很成功，在2004年5月上海全球扶貧大會期間，西南扶貧項目作為世界扶貧成功的典型案例在大會上進行了廣泛交流和展示，在與會的130多個國家的代表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談及世行西南扶貧項目獲得成功的原因，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杜大偉（David Dollar）總結出這樣三個特點：
第一，這個項目采用了綜合式發展的模式，也就是說項目涉及不同的方面，像道路的建設、學校的建設，以及各種不同的方面。發展項目通常側重某一領域，比如說，教育、衛生，這樣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為集中于一定的領域是比較利于管理的，但是如果采用綜合的方式，它會帶來更大的效果，更大的影響。比如說，道路的建設、學校、供水設施同時開展的話，它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
第二，在中國第一個采用參與的方式，也就是說世行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廣泛地聽取當地社區的意見，一般的發展機構做項目時一般都傾向于自己設計項目，然后去實施，但最好的方式是讓當地的人們參與，讓他們談談他們希望在哪些方面獲得改觀。在西南扶貧項目之后，世行在中國的其他項目之中采取了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讓當地的人投票決定資金用在何處，是用來修路還是建學校。所以，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讓當地的老百姓參與進去，會取得更大的效果。
第三，過去認為當地的老百姓會留在當地的社區，所以項目目標就設定在改善當地的環境，在西南扶貧項目上大部分內容是用來改善當地農村的條件，但是其中也有一項項目內容是幫助當地愿意出去的人到沿海地區尋找就業機會。這個內容是這個項目中非常成功的內容之一，因為這些人大都能在沿海地區找到工作，他們把掙到的錢寄回來，這樣在四川、廣西這些項目省份的農村地區產生了很大的減貧的作用。所以從中國未來的發展來看，要想繼續減貧，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要鼓勵一部分人到另一個地方去。
在援助中國貧困地區的過程中，除了資金上的支持，世行給當地人們帶來的更多的是思想理念上的改進。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世界銀行參與黃土高原的治理已經有15年的時間了。過去，黃土高原上的樹木被砍伐，有很多的草地變成了荒漠，當地的人們很難維持生計。另外這個地方也是北京和中國的西北地區所經歷的沙塵暴的源頭之一，所以世行與陜西、內蒙古當地的社區合作，尋找一些可行的方式改變了當地人們的生活，使他們的生活更加有利于環境保護。那里的問題不是投資建一些基礎設施，而是幫助人們轉變他們的思想觀念。比如，過去人們養羊，結果羊把綠色植物都吃掉了，現在，當地有的老百姓停止養羊轉向養豬，這樣可以使一些地方重新變成綠地。而且有的地方還可以種植一些不需要太多水資源灌溉的作物，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人們轉變生活方式的過程，再加上一些道路、學校的投資，所有這些措施結合在一起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這樣就使中國的很大部分地方實現了減貧，同樣也非常有利于當地自然環境的保護。這種模式如今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得到了推廣和復制，主要是在一些農村自然環境退化的地區。好的方法思路再加上一些基礎設施的輔助，確實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改變。
在加入世行以前，杜大偉曾經在美國的加州大學任教，1986年有一個學期來到北京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課。教課結束以后，他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周游中國，其中一段時間是在四川、云南坐當地的汽車旅游。那時候恰逢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和當地的老百姓聊他們的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他覺得很有意思。他當時和一個四川的婦女聊天，她講自己如何從一個地方買東西，再到另一個地方賣東西。她也講她的生活比改革開放之前有了很大改觀。加入世行以后給杜大偉留下深刻印象的記憶是第一次參觀世行的黃土高原項目。他說：“這個項目實際上是當地的老百姓在管理，他們對這個項目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從他們給的一些照片中，我看到在這個項目實施前當地的山溝都是褐色的，還可看到山坡上有窯洞，當時人們跟我說過去很多人都是住在窯洞里。由于這個項目的實施，當地的黃土高原的很多河谷都變成了綠色。居民的收入提高了五倍，現在他們已經走出了窯洞，修起了自己的房子，窯洞僅僅用來儲藏東西。”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中國的援助也在發生著變化，如從1999年對中國的“軟貸”就已告結束，但作為世行成員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日后的發展和世行仍然關系緊密。
關鍵詞：高位結扎；點式注射；硬化劑；靜脈曲張；可行性
靜脈曲張在生活中又被稱為“炸筋腿”，屬于靜脈系統中的多見病，主要是因為患者本身血管壁膜較薄弱或者長期保持同一個姿勢，導致血液長時間蓄積在下肢，使靜脈瓣膜受損引起靜脈壓過高，從而使血管突出于皮膚表面[1]。我院對靜脈曲張患者采取高位結扎加點式注射硬化劑進行治療，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研究選取我院2012年5月～2014年6月收治的100例靜脈曲張患者，隨機將其分成兩組各50例。
1.1.1觀察組 患者50例，男性患者28例，女性患者22例，年齡37～68歲，平均年齡為（51.97±15.49）歲。靜脈曲張I期為15例，靜脈曲張II期為13例，靜脈曲張III期為10例，靜脈曲張IV期為8例，靜脈曲張V期為4例。
1.1.2對照組 患者50例，男性患者26例，女性患者24例，年齡39～69歲，平均年齡為（52.36±15.73）歲。靜脈曲張I期為16例，靜脈曲張II期為14例，靜脈曲張III期為11例，靜脈曲張IV期為7例，靜脈曲張V期為2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兩組患者在手術開始前均進行常規化驗檢查、大隱靜脈瓣膜功能試驗以及深靜脈通暢試驗。參照患者靜脈曲張程度以及檢查結果選擇麻醉方式。對照組患者采取高位結扎治療靜脈曲張，觀察組患者采取高位結扎加點式注射硬化劑治療靜脈曲張，具體方法如下：首先使患者的大隱靜脈在其腹股溝的底部顯露，再切斷患者的大隱靜脈，近端采取雙道結扎，遠端將剝離器插入患者體內，最后剝離部分大隱靜脈。尋找患者曲張靜脈皮膚明顯的地方并標上記號，取一點，將注射器注入到靜脈血管并抽出血管內的血液，再對該血管注射NaCl溶液（濃度為0.9%，5 ml）進行沖洗，抽空血管內的液體，最后再依次對患者標記的各點注入魚肝油酸鈉（濃度為5%，1 ml），使用無菌棉球按壓注射部位。兩組靜脈曲張患者均隨訪6個月。
1.3評估指標 依據患者的臨床情況來評定，若患者的靜脈曲張消失，或長久站立后下肢酸脹感明顯緩解，不影響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為顯效；若患者的靜脈曲張基本消失，或長久站立后下肢酸脹感部分緩解，生活和工作受到少部分影響為有效；若患者的癥狀未改善或存在加劇的現象為無效。
1.4統計學分析 研究數據錄入至SPSS 17.0軟件中，計數資料運用χ2檢驗的方式進行比較，其中結果用例數、率[n（%）]來表示，若P
2 結果
兩組靜脈曲張患者的療效比較，對照組患者總有效率為80.00%，而觀察組患者總有效率為98.00%。經過比較發現，觀察組患者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患者，觀察組與對照組的治療效果存在明顯差異，P
3 討論
靜脈曲張的病變部位在臨床上多見于下肢，下肢靜脈曲張屬于血管外科的常見病，其發病率位居我國血管疾病發生率中的首位。此病的病因較為復雜，寒冷、潮濕、外傷、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等都可能引起機體出現靜脈曲張。若不及時治療易導致機體血管發生潰瘍、栓塞、壞死，嚴重者甚至威脅患者的生命[2]。
與高位結扎手術相比，采取高位結扎加點式注射硬化劑治療靜脈曲張，不僅治療效果好，不容易出現復發，能夠完全清除曲張的靜脈，并且在點擊注射硬化劑的作用下，機體的靜脈內膜發生炎性改變，出現粘連、溶合以及纖維化等現象從而使機體生成新的靜脈網，使得機體的皮膚表面光滑平整無明顯術痕，不影響整體的美觀[3]。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患者總有效率為80.00%，觀察組患者總有效率為98.00%。經過對比發現，觀察組患者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患者的總有效率，觀察組與對照組的治療效果存在明顯差異，P
綜上所述，對靜脈曲張患者采取高位結扎加點式注射硬化劑進行治療，療效顯著，安全可行。
參考文獻：
[1]張秀江，王麗.下肢淺靜脈曲張高位結扎聯合硬化劑注射治療的護理[J].新疆醫學，2014，44（3）：105-107.
關鍵詞 MgO-Al2O3-SiO2，晶化時間，抗彎強度
1引 言
微晶玻璃又稱玻璃陶瓷，是一種多晶陶瓷材料，其在機械性能、化學穩定性、電性能等方面均優于一般玻璃及某些其他無機材料，廣泛地應用在結構材料、復合材料、功能材料、生物材料領域[1]。其性能取決于主晶相的種類、晶粒的尺寸和晶相含量[2]。要使制備的微晶玻璃材料性能優良，其晶粒的大小和含量是關鍵。而晶化時間又影響著微晶玻璃的晶粒尺寸和晶相含量，因此研究晶化時間與顯微結構、力學性能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
2實 驗
2.1 試樣的制備
基礎玻璃的組成如表1所示。
配料混合均勻后，用鉑金坩堝在硅鉬棒電爐中熔制玻璃。熔制溫度為1550℃，保溫2.5h。熔制好的玻璃液澆鑄于事先預熱的不銹鋼板上成形，然后迅速置于600℃硅碳棒電爐中進行1h退火處理，隨爐冷卻后取出備用。
2.2 差熱分析（DTA）
以α-Al2O3為參比樣，將基礎玻璃粉末在ZRY-2P型差熱分析儀上進行差熱分析，升溫速率為10℃Mmin，差熱分析曲線見圖1。
2.3 基礎玻璃的熱處理
以DTA曲線為參考，根據試驗確定基礎玻璃的核化溫度為820℃，核化時間為1h，晶化溫度為1100℃，現選取晶化時間分別為0.25h、0.5h、1h、1.5h的樣品進行熱處理，最后試樣隨爐冷卻。
2.4 X射線衍射法物相分析
采用D/max-rB型X射線衍射儀對經過熱處理的樣品進行X射線衍射（XRD）分析，判定物相組成。實驗條件為Cu靶，Kα射線，為了做相對比較，所有衍射實驗保持相同條件：掃描電壓為40kV，電流為100mA，掃描范圍為5°～75°，掃描速度為4°/min。
2.5 顯微結構分析
樣品經1%HF溶液腐蝕后，對其斷口進行噴金處理，用KY2800B型掃描電鏡（SEM）觀察試樣的顯微結構。
2.6 抗折強度測試
采用（INSTRON-5566型）萬能材料試驗機測定。將切割的試樣研磨拋光，用三點彎曲法測試，跨距為30mm，加荷速度為0.5mm/s。
3結果與討論
3.1 晶化時間對晶相含量的影響
在1100℃晶化時，試樣的主晶相為α-堇青石相，不同晶化時間下微晶玻璃的主晶相并沒有發生變化，但衍射強度不同。隨著晶化時間的延長，晶化圖譜的衍射強度逐漸增強。其中0.25h晶化的試樣衍射強度最低，1.5h晶化的試樣衍射強度最高。從衍射線強度理論可知：多晶混合物中某一相的衍射強度，隨該相的相對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0.25h晶化的試樣由于晶化時間太短，晶核沒有足夠時間進行生長，使得試樣的晶相含量較低。晶化時間為1.5h時，晶體完全成長，使得試樣的晶相含量增大。
3.2 晶化時間對微晶玻璃顯微結構的影響
不同晶化時間下微晶玻璃試樣的SEM圖片如圖3所示。晶化時間較短時，基礎玻璃中的晶核還沒有完全長大。在晶化時間為0.25h時，微小晶粒均勻分布于連續的玻璃態基質，輪廓比較模糊；0.5h時微晶體已經開始長大但沒有發育完全，可以看見晶粒的大體輪廓；晶化時間為1.5h時，晶體已經完全長成，分布均勻。可見晶化時間對晶體生長有重大影響。隨著晶化時間的延長，晶體的生長逐漸完全、晶相含量逐漸升高。
3.3 晶化時間對微晶玻璃力學性能的影響
對微晶玻璃試樣進行抗彎強度測試后發現，隨著晶化時間的延長，試樣抗彎強度逐漸增大；時間由1h增至1.5h時，強度增加幅度最大。晶化時間為0.25h時，晶化時間太短，晶體不能完全長成，導致抗彎強度最低。晶化0.5h要比晶化0.25h時發育好，所以強度增大。晶化時間為1.5h時α-堇青石相完全長成，因為α-堇青石有好的力學性能，所以晶化時間1.5h的試樣抗彎強度最高。
4結 論
（1） 隨著晶化時間的延長，晶體逐漸長大，抗彎強度逐漸升高；
（2） 晶化時間過短不能使α-堇青石相完全長大；當晶化時間為1.5h時所得試樣的抗彎強度最大。
參考文獻
一、健全工作機制，落實經常性工作為主
計劃生育工作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各級目標管理考核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實行“一票否決”，在工作實踐中，必須堅持“經常抓，抓經常”，才能確保工作任務落到實處。
為推動全鎮計生工作，我一直把制度建設擺在第一位，通過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推動經常性工作。今年以來，黨委、政府先后聯合下發了《關于對計劃生育工作經費的考核辦法》、《關于推行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的補充規定》，鎮人民政府以《督辦通知》的形式對節育手術實行月清月結。這一系列措施強化了責任區和村支兩委的工作責任，基本做到每月一小結、每季一考核、年終大評估，從而真正實現了計劃生育“以經常性工作為主”。同時，鎮里還出臺了《關于計劃生育重大責任追究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機關干部職工計劃生育管理的規定》等，使全鎮的計劃生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度管人，有人做事。
二、完善村為主和村民自治機制，實現工作重心下移
計劃生育村為主和村民自治，是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之路、改革之路、必由之路。我鎮自去年推行計劃生育村民自治以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年5月31日，在全市的“計劃生育村為主村民自治經驗交流會”上，洪山殿鎮作了經驗介紹。會后，鎮黨委、政府又對村民自治工作作了專門部署。按照黨委、政府的工作思路，我著手起草了《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和《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協議書》的指導性條款。各村在此基礎上，結合各自實際，對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如：柞子村、前塘村規定對兩女戶的小孩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全免費入學；永忠村規定對兩女結扎戶一次入500元養老保險，并在其小孩義務教育期間每年補助100元學費；梓木村規定對自愿放棄再生育的家庭一次性獎勵1000元……到7月底，已有37個村按法定程序通過了新的《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章程》，有26個村與農戶簽訂了《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協議書》，從而使我鎮的計生工作走上了村民自治的良性發展軌道。
三、加強流動人口管理，提升基層基礎工作水平
流動人口管理一直是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我鎮的違法生育90%以上是流出人口造成的。為了破解這一難題，我們積極向縣局請示，縣計生局于4月7日到新檀村就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辦點示范。5月13日，全鎮流動人口管理現場會議在新檀村召開，之后，“八個一”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模式迅速推向全鎮。現在，每個村的流出已婚育齡婦女，都按照上級要求與村上簽訂了合同書，找出了擔保人，并按時向村上通報居住地的地址和聯系方式，及時寄回有效的孕檢證明；村上也及時為每個對象辦理了婚育證明，建立了計劃生育管理卡，流動人口以戶籍地和現居地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以加強流動人口管理為基礎，我們對基層基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據上級指示，對村務公開的內容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并督促責任區、村對環境較差的服務室進行了整體搬遷。
四、抓好獎勵扶助和整治兩非，促進工作全面發展
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是緩解實行計劃生育家庭的特殊困難，引導農民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一項基本的計劃生育獎勵制度。按照上級要求，計生辦于元月24日組織摸底培訓，2月24日進行二次復核，4月29日以后又進行多次核實，先后共進行了五次調查核實，三次村組公示，最后確定了22個村的37名對象享受獎勵扶助金。
集中整治“兩非”是貫徹落實省政府194號令、有效遏制性別比失衡的一項重要舉措。4月份以來，我們先后對扶沖村吳愛香等13名對象終止妊娠的情況展開調查，并于7月8日對洪山實業公司職工醫院的b超醫師王計華進行立案查處，在全鎮形成了集中整治“兩非”的良好氛圍。
經過計生工作工作和全體鎮村干部的努力，我鎮計生工作水平進一步提高，到7月底，共出生嬰兒479人，其中計內457人，計劃生育率達95.4%，比去年同期提高0.7個百分點；村為主比率達93.2%，比去年同期提高4.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婚育新風進一步深入廣大農戶，幾個月來，有68對育齡夫婦自覺領取了《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42對兩女戶主動落實了結扎手術。
經濟危機下創新品牌營銷模式的典型即是快速時尚品牌，它們也是逆時代成長的企業范例。人們在經濟情況不容樂觀的時候，如果能做出具時尚功能且價格低廉的物品，這樣肯定會受到大眾追捧。消費者需要什么樣的衣服才是快速時尚品牌真正的參考目標。這使得快速時尚品牌擁有了發展契機，大規模的企業實力提供了足夠的能力緊緊跟隨時尚變化。
本文將針對世界三大快速時尚品牌的發展歷程及經營模式進行分析比較，并總結出快速時尚品牌的品牌特點，以此展望快速時尚品牌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經濟危機；快速時尚品牌；多元化發展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6）08 （B）-0000-00
引言：服飾流行是時代的鏡像。它與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而經濟因素又是影響服飾流行的主導方面。每次世界性經濟危機極大地改變著服飾流行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服飾品的發展空間與發展方向。本文以經濟危機這一全球性事件為背景，研究服飾品牌的發展能體現出當今社會服裝流行品牌千變萬化的發展現狀。
1 經濟危機對服裝的影響
1.1 經濟危機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整個世界逐漸聯系在一起，地球村的概念逐漸顯現出來，貿易交流的頻繁使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影響愈加強烈，經濟對國家的影響已經不再局限于一國之內，而逐漸蔓延到全球。第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Economic Crisis）產生在1825年英國的貨幣經濟危機，其次是1929年爆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直至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又稱次貸危機（或信貸危機），由此可以看出，經濟危機的發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危機呈周期性發生且周期越來越短，且波及的范圍越來越廣，對人類社會影響越來越深也越來越復雜。
盡管引起經濟危機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帶給社會的影響大致一樣，即：“產品大量積壓，企業紛紛倒閉，生產大幅度下降，失業人數劇增，信用關系嚴重破壞.整個社會經濟陷于混亂和癱瘓狀態”。經濟危機可以帶給企業、品牌以巨大打擊，例如，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中，已經創立近一個多世紀身居世界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經濟危機的影響可見一般。
1.2 經濟危機對服裝行業的影響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經濟危機的影響并不局限于經濟范圍，而是通過經濟間接影響到人類社會文明的延伸品上，例如服飾文化與服飾品牌。一般情況下，服裝業的業內人士會總結出一系列受經濟危機影響給服裝銷售帶來的打擊與挫折，例如銷售渠道萎縮、客戶數量和交易率下降、顧客群消費率降低等等。理論與實踐上都證明服裝市場肯定會受到消極影響，這是不爭事實。但經濟危機對服裝業除了消極影響之外也能為服裝新興品牌產生提供機遇。例如老牌傳統服飾品牌的下滑使服裝市場得到重新分配，給新興的服裝企業帶來可供發展的空間。
從消費者的觀念、消費動機、消費傾向考慮，保守型的消費在經濟危機下會使人們更加崇尚理性消費，消費者會用他們認為適量的資金購買適合且值得的產品，“物美價廉”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追捧。我們可以說，在經濟環境較好的時候，消顧客對服裝品牌產品的定價是否合理考慮的并不多，而當消費模式轉變為保守型消費時，這種考慮成為影響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這樣就促進了一些價格偏低的新興服飾品牌有機會進行資金積累，吸引其他品牌的顧客，在一定時間一定程度內使市場生產資源提供分配，并將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自身實力和傳統品牌平齊甚至超越，這也就使得經濟危機下一些品牌反而能在不甚活躍的市場中扶搖而上。
從品牌的角度考慮，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當傳統品牌開始削減預算、減少開支、簡化運營流程時，在市場上的宣傳力度也會降低，這樣就造成了在顧客方面的影響度會逐漸下降，會帶給消費者以品牌下滑、運營不善等種種印象。此時，新興的品牌借此機會發展自己。經濟環境不好的情況為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來消融對手的經濟實力，擴大自己的市場占領比例。對比之下可以看出，經常持續性出現在市場的蒸蒸日上的新興品牌肯定比階段性季度性出現的傳統品牌在消費者之中影響更大，這就造就了品牌發展的逆轉。
簡單的用價格來衡量新興品牌在經濟危機下的發展籌碼是單一的，新興品牌的崛起雖借助于經濟危機，但在經濟危機過后的時間里依舊能飛速發展，這歸根于新興品牌的新型營銷模式。
2 全球經濟衰退背景下發展的快速時尚品牌
服裝企業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世界頂級的奢侈品品牌，例如Chanel、LV、范思哲等，這些品牌具有品牌價值，企業的發展核心也是其品牌價值，這就要求必須具備最高質量的設計團隊和前瞻性的流行導向，企業產品必須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性。在經濟情況較好的時段，人們普遍會降低對服飾功能性的需要。服飾更多情況是心理需求的體現。奢侈類的產品就是這種心理的至高追求產品。
另一類，我們可以稱之為快速消費品牌，它們是建立在價廉、量大的基礎上以薄利多銷的經營模式成長起來的。因為價格便宜，人們對其只會產生最基礎的功能性需求，大眾買的起，且對產品質量要求也不高，一旦產品損壞，就可重新購買。這類服裝的對流行的敏銳度很小，基礎產品居多，經營重點放在大規模生產上，產品設計要求較少。
《營銷三維論―低成本打造強勢品牌之路》中認為創新是一個品牌生存和發展的根源，而在今天只有創新才能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市場上立足，也只有持續不斷的創新才能保留住顧客的忠實度和偏愛度。那些逆流而上的服飾品牌正是借助經濟危機產生巨大的能量從而建立了新形勢下的品牌營銷模式，用創新品牌經營模式逐步擴大品牌影響以致席卷全球。每次經濟危機的到來都會產生一些理念：例如“裙邊理念”到后來的“口紅效應”。尤其是“口紅效應”，這個和快速時尚品牌借經濟危機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人們在經濟情況不容樂觀的時候，如果能做出具時尚功能且價格低廉的物品，即“看上去很美”就好，這樣肯定會受到大眾追捧。消費者需要什么樣的衣服才是快速時尚品牌真正的參考目標。
和上述兩類服裝企業做比較可以看出：快速時尚品牌打破了兩者之間的對立，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品牌模式。經濟危機下創新品牌營銷模式的典型即是當下流行的快速時尚品牌，它們也是逆時代成長的企業范例。快速時尚是這些品牌的理念定義，其實另一方面看也可以稱之為平價時尚。我們稱他們為快速時尚品牌的原因是它們如同快餐一樣的時裝消費模式，速度與價格結合的方式使得這類品牌的優越性應運而生。由經濟危機而引起的市場消費者的反應直接體現在消費心理上，這種消費心理即稱為："平價時尚"。
2.1 日本優衣庫發展模式與商品特點
UNIQLO是日本的服飾休閑品牌。堅持將現代、簡約自然、高品質且易于搭配的商品提供給全世界的消費者。“衣服是配角，穿衣服的人才是主角”突出了其以人為本的穿衣理念。 2009年日本福布斯富豪榜上，UNIQLO的品牌創始人柳井正登上了首富寶座，柳井正的名言：“經濟危機是我的好朋友。”優衣庫是借經濟危機發展的完美典型。
從美國大學內倉儲式CD銷售的模式中收到啟發，認為服裝也可以采取自助購物大賣場的方式銷售。優衣庫采用的是服裝大賣場的銷售方式，減少的租金壓力，且提供了數量多、款式多的服裝展現方式，使服裝的目標消費者爭取最大化，優衣庫的產品可以賣給所有人，并且可以與其他品牌隨意搭配，這種消費模式帶給優衣庫巨大的經濟利潤。優衣庫所屬為速售集團“FAST RETAILING”。這個單詞簡單明了的說明了這一企業的經營理念。快餐文化這樣一種類似麥當勞和肯德基的飲食快餐先驅的成功范例被用于服飾上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也更加堅定了優衣庫的品牌信念。
2.2 瑞典H&M營銷模式和產品特點
海恩斯莫里斯（Hennes&MauritzAB，簡稱H&M）于1947年由Erling Persson在瑞典Vsters市創立。海恩斯莫里斯擁有遍及世界各地的專門營銷店，大量工作人員的儲備支持是其優越的法寶。與眾不同的是，海恩斯莫里斯沒有自己的工廠。H&M買最便宜的布料，所有代工加工點都選在勞動力最便宜的地區，比如中國、土耳其等。1997年H&M承諾，所有商品全部標注生產地。就H&M看來，最迅速的策劃時間并不一定是最合適的，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做好時間、價格、質量三方面的平衡。H&M的品牌經營模式認為，產品再好，沒有人購買的話就只是廢品，而且還占用庫房容量，壓滯資金流通，這樣的話不如進行盡快處理，能在最短時間內做到撇清多余，且回籠的資金可以促進二次生產。
2.3 西班牙ZARA營銷理念與商品特點
ZARA是西班牙Inditex集團旗下的一個子公司，它既是服裝品牌，也是專營ZARA品牌服裝的連鎖零售品牌，成立于1975年。ZARA擁有龐大的設計師群；公司本身擁有9家成衣廠，從新款策劃到生產出廠，最快可在一周內完成；ZARA的送貨速度快；采取多樣少量的經營方式，每隔3周其服裝店內所有商品一定要全部換新。 ZARA深受全球時尚青年的喜愛，品牌設計師以其獨有的年輕人激情與動力設計最為流行的新品，這與其設計團隊常年集聚一線流行前沿是分不開的。ZARA的設計團隊可以根據流行前沿的趨向、銷售情況，包括飾品搭配等方面的收集與分析形成時尚前沿的最新數據，作為ZARA不斷快速品牌推出的動力。
3 快速時尚品牌的特點
綜上三個快速時尚品牌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快速時尚品牌建立了服裝行業的一種新的經營模式。簡單概括快速時尚品牌的特點：
1、一流的形象、二流的產品、三流的價格
2、快速、時尚、平民化
3、強大的實力提供超強的信息與物流支持
4、超高薪水聘請奢侈品設計師、國際巨星加盟
5、選址于奢侈品為鄰，不惜工本
6、買手制，不是制造時尚，而是緊跟時尚
4 快速時尚品牌的發展前景
得益于經濟危機的快速時尚品牌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我們可以籠統的概括為：因為它廉價，所以窮人可以購買；又因為它時尚，所以富人也樂于購買。
快速時尚品牌崛起于二戰后的經濟危機，發展于20時間80年代，成熟于21世紀，在多元化企業發展模式下，在全球經濟尚未走出次貸危機的陰影之時，仍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快速的反應能力和龐大的生產規模使之有更好的應變與創新能力來面對未來挑戰。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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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麗. 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企業營銷渠道優化.山東紡織經濟[J].山東防止經濟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3]李光斗. 經濟危機讓誰成為日本首富.中國機電工業[J].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4]無. 唐. 舒爾茨論述中國轉型大趨勢.電子商務[J].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5]孫參運. 洞悉顧客的購買過程洞悉顧客的購買過程.商場現代化[J].中商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4年2版
關鍵詞 膽道結石術前 胃鏡檢查 必要性 過度醫療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06.264
資料與方法
2008年1月～2009年12月對術后仍有饑餓痛及飽脹及返胃鏡檢查患者120例，男39例(32.5%)，女81例(67.5%)，年齡14～82歲，納西84例，漢族20例，傈僳2例，白族11例；彝族3例。幽門螺桿菌監測陽性118例(98.33%)，陰性2例(1.67%)；2010年1月～2011年8月膽結石術前患者行常規胃鏡檢查患者662例，男211例(31.87%)，女451例(68.13%)，納西568例，漢族39例，傈僳13例，白族29例；彝族9例，普米族3例。傣族1例。幽門螺桿菌監測陽性617例(93.2%)，陰性45例(6.8%)。病程6小時～11年。
材料及方法：用潘太克斯電子胃鏡及幽門螺桿菌快速監測試紙條。記錄有、無典型疼痛、反酸、噯氣及胃鏡檢查前服藥情況。對膽道結石術前后的入選患者進行常規胃鏡檢查并記錄歸檔。
結 果
幽門螺桿菌監測陽性735例、陰性47例。伴有消化道反酸34例、噯氣23例及典型疼痛6例，合并胃潰瘍14例；食管疾病24例；十二指腸球部潰瘍48例；胃癌3例。
討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