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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鎮化；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 F29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highly correlated. Sustained and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will form a strong push for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ransition provides sufficient labo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cale effec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qual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study
從全球來看，城鎮化率越高的國家更富裕，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并且綜合各國發展看，社會經濟的發展都伴隨著快速的城鎮化，所以經濟發展與城鎮化存在著高度相關的關系。城鎮化的表象和本質是鄉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鄉村形成城市。筆者認為研究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最好的入手點是研究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山東為例，對城鎮化進程概念和經濟發展條件進行分析，再闡述山東城鎮化進程概況，最后通過對《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解讀，得出山東推動城鎮化建設能夠達成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的結論。
一、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概念闡述
在分析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有必要對城鎮化進程的表現與經濟發展的概念做一個簡要的解讀，以更好的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
（一）城鎮化
城鎮化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是指大量的農村人口向鄉鎮聚集形成城市，其間伴隨著產業的優化與升級，即農業（第一產業）向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第四產業）轉變。城鎮化概念的核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讀：
1.人口轉化。城鎮化往往伴隨著大量的人口轉化。從“量”上講，即大量的農村人口從農村聚集到城市轉化為非農村人口；從“質”上講，即轉移人口由農業轉而成為擁有新的適合城市發展需求的經濟觀念、價值觀、職業技能等。
2.產業調整。正如概念所述，城市化過程是一個產業結構由低級到高級的一個調整的過程。現代化城市擁有更加完整的產業體系，包括工業、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城鎮化進程，正是勞動力由農業解放出來，聚集到城鎮，大量的投入第二、三、四產業中去，進而形成完整的產業結構，形成新的城市體系
3.資本聚集。城鎮化是一個多元化概念，還表現在隨著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土地、勞動力、金融資本等生產要素也被聚集在一起。
4.科技進步。大城市擁有更廣闊的信息資源和更充足的人才儲備，因此城鎮化相對于原有的鄉土社會來說還表現為生產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信息化的推進，形成科技創新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5.區域性。城鎮化還是一個空間概念，往往在一個地區內進行。其成因有兩種，一種是外力推動，如政策等，將一個地區的人力、物力聚集到一起形成城市；另一種是，區域內某一地區擁有更好的資源優勢、就業優勢等，自發的拉動周邊的勞動力向此地聚攏，形成城市。
（二）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既是一個量的概念，也是一個質的概念，其包括經濟總量的增加（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經濟發展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解讀：
1.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指物質財富或者物質產出的增加。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通過對經濟增長的分析，認為其決定因素可以分為兩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勞動、土地和資本）和生產要素生產率（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決定要素生產率）。
2.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另一個表現。英國經濟學家配第―克拉克，在其產業結構理論中表述道：“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次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次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經濟進一步發展，第三次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也開始上升。”
3.經濟質量改善。經濟發展還表現在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區域經濟體經濟效益的提高、穩定程度的增加、制度的進步等。
二、山東城鎮化進程概況
據統計，2005年以來，山東省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09個百分點，城鎮化率從2005年的45%提升到2013年的53.75%，戶籍城鎮化率達到42.97%。“山東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山東半島城市群為主體，7個大城市、9個中等城市、89個小城市、1086個小城鎮組成的城鎮格局。”山東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廳長宋軍繼在接受中國日報網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根據2014年10月9日山東省省政府頒布《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山東將繼續擴大其城市化規模。規劃提出：“到2020年，山東全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2%，努力實現700萬農業轉移人口和1000萬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新型社區協同發展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格局。”
三、山東城鎮化對于山東經濟發展的推動分析
（一）人口轉化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
按照規劃內容，推進改革戶籍制度，從2015年起山東每年實現轉移農業人口100萬，到2020年實現700萬農業人口與1000萬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山東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副巡視員姜清海表示：“為促進農民進城就業創業，我們依托職業院校、技工學校和定點培訓機構，大力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崗位技能提升培訓和轉崗培訓以及創業培訓，以解決農民工城鎮化后的基本訴求。2015-2017年，全省每年培訓180.7萬名農民工。”可見，山東省城鎮化能為城市建設，社會生產提供大量的、適合各崗位需求的新增勞動力。
丹尼森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國經濟增長趨勢》一書中，對經濟增長的各生產要素進行考察分析得出下表結果。
總國民收入增長的源泉表（1929-1982年）
資料來源：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五版，554頁。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34%，是其各決定因素占比最大的。由此可見，山東在城市化進程中，將大量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會由于勞動力增長的因素，推動山東城市的經濟增長。
（二）規模效應推動經濟增長
按照規劃：“到2020年，濟南、青島兩市城區人口達到500萬左右；淄博、煙臺、濟寧、臨沂4市達到200萬以上；棗莊、濰坊等10個設區市達到100萬以上；50-100萬人的中等城市15個；20-50萬人的小城市50個；10-20萬人的城鎮35個；5-10萬人的小城鎮50個。”
在上述表中，規模經濟占經濟增長權重的0.26%，表明增加規模能夠產生規模效應，推動經濟增長。Henderson將美國城市按人口分為5-50萬，和50萬以上兩個規模，研究人口規模與城市化經濟、專門經濟之間的關系，發現城市人口規模與城市職能有著很高的正相關性。而資源配置，吸納資本與勞動力正是城市職能的一部分。根據表1的數據顯示，山東城鎮化規劃中提出的擴大城市規模的目標，能夠帶動山東省的區域經濟增長。
（三）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發展
山東省發展改革委副巡視員趙鋒，在發言中提到：“加快經濟開發區、高新區、出口加工區等園區的轉型升級，推動符合條件的省級園區升格為國家級園區，加快由單一產業功能向綜合功能轉型。”山東城鎮化市化規劃中，提出依托園區建設，統籌規劃、協調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優化城市產業結構正是經濟發展的具體表現和要求。
（四）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
規劃中提出：“建設城鄉統一的人才、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市場，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生產要素的統一規劃有利于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占總經濟增長率的權重為0.23%，說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通過優化資源配置體系能夠對總體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
（五）城鎮化建設促進經濟質量的提高
再次分析山東省城鎮化建設規劃，可以發現城鎮化建設對與經濟質量的提高具有推動作用。首先，由上述分析城鎮化建設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狀況、形成規模經濟和知識、技術進步，從而提高要素生產率，即要素產出率，從而提升整體經濟效益。再次，隨著城鎮化的進行城鎮的土地流轉制度、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城市的基本功能等能夠得到不斷的完善，促進制度、文化的不斷進步，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最后，城鎮化建設是伴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逐漸進行的，多元化的經濟體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從而增加經濟的穩定性。
四、結語
總觀世界各國發展歷史，城鎮化是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落后的農業國向現代化經濟強國轉變的必由之路。通過對城鎮化化具體表現出來的特點，以及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進行分析，并通過借助分析《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規劃內容所表現出來的城鎮化進程所形成的勞動力轉移、產業結構調整、資源優化配置、技術進步等經濟要素變動，得出城鎮化過程能夠推動經濟的發展的結論。
[參 考 文 獻]
[1]山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R].魯發[2014]16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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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雪梅，王燕.城市化對經濟增長推動作用的經濟學分析[J].城市發展研究，2004（2）
[6]謝守紅.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探析[C].黑龍江省生產力學會年會論文集下冊，2007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29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5-0132-04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城鎮化戰略［1］ 。這充分顯示了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措施，是解決長期困擾區域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二元結構”和“三農”問題的根本手段［2］。為此，欠發達地區應抓住西部大開發的良好機遇，立足當地實際，以新的理念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戰略，加速城鎮化進程，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追趕型、跨越式發展。
蘭州經濟區位于甘肅省中部，包括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縣，共計29個縣區，總面積約70012.4Km2（空間范圍界定見表1），是典型的欠發達地區中心城市經濟區。目前，蘭州經濟區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城鎮化滯后嚴重制約了該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此同時，城鄉二元結構、資源環境矛盾等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也表現得較為突出。在蘭州經濟區實施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戰略，不僅有利于促進該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能夠有效緩解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
1.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現狀特征
1.1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現狀特征
1.1.1 城鎮化水平較低，內部差異明顯
蘭州經濟區內分布有特大城市蘭州市，中等城市白銀市，小城市定西和臨夏市，各類建制鎮163個。截至2005年末，經濟區總人口997.93萬人，非農業人口為279.72萬人，城鎮水平為28.03%，遠低于43.00%的全國平均水平。以縣區為單位考察（圖1），蘭州經濟區內部各縣區的城鎮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城市化水平超過70%的有蘭州市區和白銀市的白銀區；城鎮化水平在50%～60%，具有較高城鎮化水平的有紅古區、平川區和臨夏市；城鎮化水平在10%～20%的縣區有7個，小于10%的縣區達14個之多，差不多占經濟區縣區總數的一半。總的來看，各地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密切，縣區之間城鎮化水平差異明顯，各市市區的城鎮化水平基本上都超過了50%，但大多數縣的城鎮化水平尚在20%以下。
1.1.2 城鎮化水平發展速度緩慢，地區間發展不平衡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進程緩慢，1994年的城鎮化水平為23.34％，經過十年的發展到2004年為27.53％，年平均增長約0.42個百分點，不到全國平均年均增長速度0.86%的一半。此外，區內各地區的發展也不平衡，蘭州市從1994年的52.21％增長到2004年的59.09％，年均增長約0.69個百分點，而同一時期白銀市年均增長約0.45個百分點，定西市年均增長約0.19個百分點，臨夏州年均增長約0.19個百分點，天祝縣年均增長約0.3個百分點。不同的城鎮化速度加劇了原本地區差異明顯的城鎮化水平。
1.1.3 城鎮體系不夠合理，空間布局地域差異明顯
經長期發展，蘭州經濟區內城鎮體系規模初步形成了由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鎮組成的規模等級結構，但是結構失衡，城鎮人口規模等級序列呈典型的首位分布。2004年城市首位度為4.21。目前,城鎮人口主要集中在蘭州、白銀、定西、臨夏的市區和縣城,這些城鎮人口占經濟區城鎮總人口的80%以上,經濟區發展缺失大城市，中等城市規模小、實力弱，城鎮體系發展仍處于首位中心城市集聚增長階段。與此同時，受自然環境條件、基礎設施布局、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蘭州經濟區城鎮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從空間分布來看，具有以中心城市蘭州為中心，城鎮沿河流、交通線、資源開發帶呈串珠狀分布的特點。區內其他地域城鎮分布則相對稀疏，尤其是交通比較閉塞的區域，屬于一定規模城鎮分布的空白區。
2.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與障礙
2.1 就業壓力和社會保障形勢嚴峻
目前，蘭州經濟區城鎮化水平為28.03％，鄉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經濟發展還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初級階段。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方向的擴展，經濟區將面臨城鎮失業、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和新增就業人口重疊所造成的巨大壓力，就業將成為經濟區目前和今后較長歷史時期經濟社會和城鎮化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另外，與發達和先進地區相比，蘭州經濟區科技教育事業不夠發達，特別是農村教育比較薄弱，隨著科技進步和市場競爭的加劇，產業結構不斷進行調整升級，其總體趨勢是以資本和知識密集為發展方向，資本和技術增密不僅排斥勞動，而且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提高了，使受教育水平低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能力減小［3］。與此同時，隨著城鎮富余人員隱形失業狀態逐漸顯性化和城鎮失地農民數量的增加，經濟區社會保障問題也變得較為突出。擴大就業，增加就業機會，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是蘭州經濟區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
2.2 城鄉二元結構突出
蘭州經濟區內既有社會經濟水平發展較高的蘭州、白銀等城市，同時也存在大量貧困的鄉村地區。蘭州市與白銀市的白銀區2005年人均GDP分別達到18 296元/人、24 722元/人，分別超過全國人均GDP13 944元/人的水平。但是經濟區內5個縣的人均GDP只有1 200～2 000元/人，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61%～14.3%，人均GDP低于5 000元/人的縣市區占到經濟區縣區總數的55.2%。2005年，蘭州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8 52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 713元，而同期臨夏州積石山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 149元，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二元結構明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貧困地區的自然條件和人口素質限制了蘭州、白銀等中心城市的重化工業化經濟體系與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的聯系，形成了目前經濟區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突出的特征。
2.3 城鎮布局受資源環境約束嚴重
受蘭州經濟區干旱與半干旱和山地為主的自然環境條件影響，區內城鎮和產業發展主要沿黃河、洮河、大夏河、大通河、湟水、莊浪河、渭河等河流分布，沿河分布的城鎮占城鎮群城鎮總數的80%以上，呈現出城鎮和產業區沿河流、沿交通軸線串珠狀的分布特征。在水土資源組合較好的河谷盆地內，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規模擴張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用地矛盾突出。多數河谷盆地城鎮發展用地有限、大氣環境容量較小、規模發展“門檻”較高、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較為突出，尤以蘭州市最為典型。
2.4 行政區劃障礙和市場分割明顯
受行政區經濟和管理的影響，蘭州經濟區內市場分割十分突出，各市州和縣區之間缺乏區域統籌發展的緊迫性認識，城鎮各自為政，各打各的優勢仗，不但沒有形成優勢互補，相反還在進行優勢抵消。各城鎮、縣區之間的封鎖、壁壘和局部利益驅動，導致資源不合理開發、開發區開而不發，生產要素難以合理流動、集聚和優化組合，難以形成整體競爭優勢和集群發展格局。
3.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水平預測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而城鎮化水平是衡量城鎮化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正確有效地進行城鎮化水平預測，是實現科學決策和加快發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城鎮化是一個受經濟和社會等眾多因素影響的、極其復雜的系統過程，因此在實踐過程中，企圖用一個包羅所有因素的模型去描述城鎮化的發展過程，是難以實現的［4］。為保證預測結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文章利用1994年以來蘭州經濟區及其內主要地區城鎮化水平數據，分別采用指數函數、灰色模型、聯合國法三種城鎮化水平預測方法對各區2010年、2020年城鎮化水平進行預測，綜合預測結果見表2。
綜合以上三種方法的預測結果，即到2010年和2020年蘭州經濟區城市化水平分別為32.35％和37.45％。但考慮到區域城鎮化水平在30%以上城鎮化發展速度會呈加速狀態，同時由于在城市中的大量暫住人口沒有進行統計，以及鄉村―城市轉型過程中農村人口戶籍非農化滯后于產業非農化現象，存在著大量的隱性城鎮人口，并且未來15年內甘肅省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以及亞歐大陸橋的重要度提高，蘭州經濟區的城鎮化會隨著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有較大提高，筆者認為這個預測水平相對偏低，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進行估算與調整，確定蘭州經濟區2010年的城鎮化水平在35％左右， 2020年在40％～45％之間。
4. 蘭州經濟區城鎮化發展策略
4.1 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主體功能區劃克服了傳統空間規劃不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弊端，使空間規劃真正建立在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前提的合理開發和科學發展基礎之上，有利于優化區域開發格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5］。主體功能區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優化開發區域指開發密度已經較高，資源環境承載力開始減弱的區域；重點開發區域指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集聚經濟和人口條件較好的區域；限制開發區域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弱、大規模集聚經濟和人口條件不夠好并關系到全國或較大區域范圍生態安全的區域；禁止開發區域是指依法設立的各類自然保護區域。在蘭州經濟區內部，蘭州河谷盆地國土開發密度已經較高、資源環境承載力開始減弱，是經濟區的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主要包括國家和甘肅省政府已批準的各類開發區和經濟布局、人口集聚條件較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具有較強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是經濟區未來人口、產業集聚的重要載體，也是支撐經濟區發展的重要增長點。限制開發區主要包括經濟區內的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和地質公園。在蘭州經濟區城鎮化過程中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和現有發展水平，按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確定空間功能區劃，重組經濟區城鎮空間發展格局。
4.2 培育蘭州經濟區城鎮群，優化城鎮化空間格局
城鎮群是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獨特的地域空間組織形式，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標志和產物。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要把城鎮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具備城鎮群發展條件的區域，要加強統籌規劃，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發揮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鎮群”［1］。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甘肅省將蘭州經濟區建設納入十一五規劃的發展重點，蘭州經濟區內各城鎮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蘭州，中等城市白銀，小城市定西和臨夏市及163個縣城與建制鎮的城鎮群雛形。在此基礎上積極培育蘭州經濟區城鎮群，整合海石灣、連城及其周邊城鎮建立連海市，平川區、隴西縣撤區(縣)建市，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區次級中心城市，有效彌補中心城市對它們所在區域輻射帶動的不足。同時，構建由核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衛星城市和重點鎮組成的城鎮體系，實現在做大做強特大、大城市的同時，積極培育中等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再造小城鎮發展的動力系統。除此之外，實施優化整合蘭白（蘭州市與白銀市）核心，強化提升黃河沿岸，積極發展西隴海蘭新鐵路沿線，帶動促進農村和民族地區發展的空間發展策略, 促進經濟區協調發展。
4.3 調整經濟區產業結構，引導人口合理流動
城鎮化的過程實質上是城市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就業崗位的過程。沒有就業崗位的創造，城鎮化協調健康發展就成了句空話［6］。蘭州經濟區傳統農業基礎薄弱，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依賴城鎮吸納，如果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得不到改善，會從根本上影響城鎮化進程。而城鎮就業機會的多少直接受制于二三產業的發展及轉移勞動力的適應能力。目前，經濟區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初級階段，中心城市蘭州和白銀的主導產業又以對就業帶動較弱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為主，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為滿足經濟區城鎮化協調健康發展的需要，應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合理調整經濟區內各區的產業結構，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采取促進經濟發展和就業增加的“兩條腿走路戰略”，有重點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對就業帶動作用明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推進城鎮化在經濟發展和非農就業增長拉動下的可持續發展［3］。與此同時，結合國家相關政策，對臨時進城務工人員，繼續實行亦工亦農、城鄉雙向流動的政策；對因城市建設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要轉為城市居民，各地政府要負責提供就業援助、技能培訓、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鼓勵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定居，引導經濟區內人口合理流動［1］。
4.4 建立經濟區統一的市場，加快各類要素流通
在區域內率先建立各種協作機制的統一市場，不但可以減少和避免相同產業過剩導致的惡性競爭，還有利于最終形成多層次城市競合區域大格局。由于蘭州經濟區內各城鎮間缺乏區域統籌發展的緊迫性認識，城鎮各自為政，從而使得市場分割在群內十分突出，導致群內缺少各類專業市場和綜合批發市場。在培育各類專業市場和綜合批發市場，提高規模化、專業化程度的基礎上依托農業主產區，建設大宗農產品批發市場。將康家崖、文峰、口、會川、五竹建成全國一流的、功能齊全的馬鈴薯專業批發市場；進一步擴大榆中和平高原特色優質蔬菜交易批發市場的吸引和輻射范圍，形成集儲運、營銷、信息于一體的大型現代專業市場；積極建設靖遠羊羔肉專業市場和臨夏分割牛羊肉專業市場；提升隴西、安定、渭源、岷縣等的中藥材專業批發市場等級。此外，配套完善生產要素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加快便民超市向農村擴展。
4.5 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網絡，推進經濟區一體化發展
區域內各個城鎮間的各種聯系是通過多種運輸方式與信息網絡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建設滿足經濟區整體發展要求的基礎設施網絡，是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基本前提。目前，蘭州經濟區內已建成以鐵路、航空、公路為主的全方位立體交通網絡，未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進一步完善城鎮群高速公路網絡，在建設定西至平涼、天水，臨夏至合作，臨洮至岷縣等重點主干道高速公路的同時，加快蘭州外環高速公路和各主干道連線建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善縣際公路，加快通村公路建設；改造隴海、蘭新、包蘭、蘭青鐵路干線，形成大能力快速運輸通道，合理布局鐵路樞紐和鐵路客貨車站，與汽車站共同形成綜合交通樞紐，加快蘭州鐵路樞紐改擴建和蘭州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建設，積極謀劃蘭州與和平至河口段地鐵或城市輕軌。與此同時，實施中川機場的改擴建工程，形成以中川機場為區域樞紐、省內支線機場為依托的航空運輸網絡。
4.6 集約利用城市土地，走可持續城鎮化道路
受干旱與半干旱和山地為主的自然環境條件影響，蘭州經濟區內城鎮和產業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數河谷盆地城鎮發展用地有限、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較為突出，尤以蘭州最為典型。目前，中心城市蘭州的建成區在河谷盆地內已無城市發展后備用地，嚴重制約了規模擴展和結構提升，必須跳出河谷求發展。隨著城鎮規模的進一步擴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土地城鎮化”必將加速，城鎮建設用地與城鎮化之間的矛盾將變得更為尖銳。因此，經濟區內城市規劃需要積極引進緊縮城市理念，在保證基礎工業用地的同時，增加混合用地，加強對投資強度、建筑密度等指標的要求，減少對過量土地的需求，警惕過度開發和土地閑置問題。區內蘭州、白銀等市區的規劃布局應以“多中心、組團式”結構為主發展混合型、多功能組團，取消超人規模的中心商務區、大型廣場和大面積低強度的綠化帶，重點發展占地少、效益高的現代第三產業，鼓勵城市改造和舊城填充等提高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整體效益水平［7］。在城市建成區附近劃定控制邊界，實行控制邊界內高強度開發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同時，使得對建成區基礎設施的利用程度大為提高，降低了城市基礎設施與管理的平均運行成本。對蘭州市榆中新城、擬建的連海市、隴西市和平川市采用土地混合開發模式，避免單一的土地利用結構，新區不僅能提供居住，還應提供商業、工業等就業崗位，以及滿足居民的服務設施，引導其向能提供多種就業的混合功能的新區發展。在中川、永登、臨洮等衛星城鎮建設過程中需要進行嚴格的土地限制，避免遍地開花，采取相對集中成片的緊湊開發，有利于集中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區內各級各類開發區的規模也要嚴格控制，各地應以當地比較優勢和開發區原有基礎為依托有重點地培育和發展潛力大、實力強的開發區，防止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從開發項目上提倡混合模式，不僅要提供居住生活條件，還應提供工作崗位和商業購物設施，減少由于新區與老城之間的密切交流而帶來的頻繁的交通出行［8］。同時，在城市土地開發過程中采取有序開發策略，為未來城市發展預留空間，走可持續的城鎮化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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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南地區；城市；創意經濟；路徑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2)01-0148-6
創意經濟，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熱門話題。從概念上理解，如果以英國政府1998年的界定為代表，創意產業可以理解為以個人才能為主，通過知識產權(如版權)獲得財富的相關經濟活動，通常以文化藝術、娛樂等為主。而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所有的經濟產業都存在創意元素，都更加依賴個人才能與知識產權來實現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增值，因此，創意經濟似乎等同于整個經濟了。本文認為，所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已經離不開創意，但同時，因為文藝、娛樂、傳媒等突出的創意表現更容易成為區域創新力和活力的典型象征，因此，兩種理解可以有效結合，即以前者為主，兼顧后者所涉及的廣闊范圍來探討區域城市的創意經濟。
從區域分布來看，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及沿海地區創意產業的發展顯著強于中西部。西部，尤其是西南部，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特別是歷史文化資源和民族文化資源。還有著政府在資金、政策和市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發展創意經濟非常有優勢。那么差距體現在什么地方?西南地區如何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發展根植于地方，富有自身特色的創意經濟?這正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西南地區主要城市的創意經濟發展現狀
創意依賴于兩個標準：其一，創意必須產生出新的東西；其二，創意必須產生出有價值或有用的東西。其中，創新能力成為評價城市創意的重要標準。《2009年中國城市創新報告》通過簡明科學的方法對城市創新能力進行了綜合評價。他們從創新基礎條件與支撐能力、技術產業化能力和品牌創新能力三個維度共二十五項指標構建了城市創新能力評價體系。通過對全國400個城市數據的采集、處理和計算，按照副省級及以上城市、地級市和縣級市三大類進行了創新能力綜合測評和三個單項創新能力測評。
中國城市創新能力綜合測評結果顯示，副省級及以上城市中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中，西南地區只有重慶得分83.9127排名第6，成都市得分75.6165排在第12位，未能進入前十。昆明得分67.9081，貴陽得分64.0332，分列地級市第23和48位，離前10名均相差較遠。從排名可以看出，東部城市占有絕對優勢，西南部城市除重慶和成都，其余的不僅排名靠后，與排名靠前的得分差距也都比較大。
城市創新的單項能力評價分為創新基礎條件與支撐能力、技術產業化能力和品牌創新能力。創新基礎條件和支撐能力主要反映了城市對科技研發經費、人員及投資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以及科技園區建設數量，體現了城市創新的基礎能力。這一單項測評指標由11個子指標構成，分別為：研究與開發(R&D)經費總額，研發經費占地區生產總值(GDP)比重，研發人員總量，研發人員占企業職工總量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教育經費投入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每萬人企業擁有企業數量，企業綜合實力指數，每萬人互聯網用戶數，風險投資總額，科技園區數量。2009年副省級及以上城市創新基礎條件和支撐能力測評結果：重慶市得分82.8390名列第4，成都市得分74.8870名列第9。
技術產業化能力是構筑城市創新綜合能力的重要內容，反映了將城市創新投入和成果轉換為實際生產力，是創新型國家戰略落地的根本體現。這一單項能力測評指標由8個子指標構成，分別為：每萬名研發研究人員科技論文數，每萬人三種專利授權數，新產品銷售額占總產值比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每萬元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能耗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工業制成品出口額比重。2009年副省級及以上城市技術產業能力測評結果：重慶市得分74.6514名列第14，成都市得分72.1627名列第16，均未能進入前十。
品牌創新能力反映了城市知名度以及商標和品牌影響力，是城市將創新成果在技術產業化的同時提升品牌影響力的水平。這一單項能力測評指標由6個子指標構成，分別為：城市綜合知名度，景點國內知名度，接待國內外旅游人數，注冊商標數量與企業數量比值，國內知名品牌影響力，國際知名品牌影響力。2009年副省級及以上城市品牌創新能力測評結果：重慶市得分96.4649名列第3，成都市得分74.0699名列第8。
關鍵詞：區域板塊；陜西省；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相關性；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7.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4-0071-04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但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城鄉經濟發展協調性差等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為此，黨的十六大報告對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做出了重要論述，并提出了相應要求；黨的十七大更是明確提出要開創城鄉經濟統籌發展的新局面。
陜西省作為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要省份，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陜西經濟發展綜合實力穩步提升，其在西部1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綜合競爭力排名從1999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位，并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態勢。但是，陜西省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平衡，陜南、陜北和關中各個縣市經濟發展存在著很大差異。盡管近幾年陜西農村經濟發展迅速，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鴻溝也在加大。所以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研究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問題，對于陜西省城鄉經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內許多學者曾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問題展開研究，如夏安桃等（2003）主要從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的內涵、目標、動力機制和模式等方面進行了綜述；[1]魯奇等（2004）運用因子分析和ArcGIS技術提取影響城鄉關聯發展的主導因子并將主因子信息空間化,揭示影響城鄉關聯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2]羅雅麗和李同（2005）以西安市為例，基于城鄉間各種要素流的測度研究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問題；[3]朱允衛和黃祖輝（2006）以浙江省整體經濟發展為例，基于格蘭杰因果關系和數據的協整關系研究城鄉統籌與經濟發展的關系；[4]黃水木（2007）基于福建省泉州市對沿海發達地區城鄉經濟發展的協調度進行實證研究。[5]
上述文獻從不同角度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其中定性研究文獻基于城鄉協調發展的相關概念展開，對于研究城鄉協調發展的機制和體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未能從定量角度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進行評價；而定量研究文獻基于量化研究分別從城鄉協調發展度確定、城鄉協調發展的主導因子及驅動因子、城鄉協調發展過程中的生產要素流動、城鄉協調發展與經濟發展協調性等四個角度展開研究，對于深化城鄉協調發展規律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但主要立足于各個局部角度研究城鄉經濟的聯系強度。而立足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研究區域板塊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特別是聯系區域經濟內部的不同發展板塊，從區域統籌的角度研究城鄉協調發展度同經濟發展相關關系，進而研究不同板塊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不同階段不同特點的文章尚不多見。
本文立足于反映整體情況的指標體系，通過相關概念定義，綜合考慮驅動因子、城鄉生產要素流動、城鄉經濟協調等要素，以陜西省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作為研究對象，從整體上研究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首先建立相關的指標體系；其次，對陜西省各個地級市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進行綜合評估；然后，基于經濟發展板塊研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與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相關關系，得出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從經濟上明顯呈現第一、二、三梯度的階梯化發展態勢等結論；最后，根據分析結果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指標體系構建及研究方法
1.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內涵界定。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充分發揮城市和鄉村各自的資源稟賦優勢，實現城鄉勞動力、技術、資金、資源等生產要素在一定范圍內合理交流和組合，形成城市和鄉村穩定持久結合的統一體。在發展目標上突出以人為本，公平配置社會資源，基本建立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實現人均GDP穩定增長，三次產業結構更趨合理，城鄉二元結構初步改變，城鄉差距明顯縮小；農業規模經濟水平顯著提高，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非農就業比重和城鎮化率加快提高。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評價屬于一項涉及到多方面發展情況評價的系統工程。本文根據系統性、可測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簡潔性和科學性原則，在借鑒其他學者評價指標和結合陜西省省情的基礎上，選取以下八項指標進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評價(見表1)。其中：（1）人均GDP指標衡量經濟發展基本情況，確定經濟發展階段對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2）第三產業比重指標衡量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是降低第一產業比重，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公平就業環境。（3）地方財政收入用以衡量地方政府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能力，政府是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主體，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要求地方政府具備一定財政能力。（4）公路貨運量、電話用戶和公路客運量三個指標衡量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狀況，基礎設施建設是加快鄉村融入城市市場化發展軌道、擴大鄉村產品市場的重要措施，該類指標用以分析城鄉市場協調度。（5）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指標衡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協調程度。（6）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比指標衡量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變化程度，反映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協調程度。
3.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作為各個地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綜合評價指標，應用主因子分析法和相關系數分析法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進行評價。基本思想是研究多個變量間相關系數矩陣的內部依賴關系，然后根據相關性大小對變量分組，使得同組內變量之間相關性較高，不同組的變量相關性較低，最后歸納出綜合所有變量影響的少數幾個隨機變量，通常稱為因子。分析具體步驟為：
（1）對選用的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由于指標均為正指標，標準化公式為：
Xij=(xij-minxj)/(maxxj-minxj)其中，i=1，2…，11；j=1，2…，8
（2）利用SPSS16.0統計分析軟件對指標數據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各個主因子的得分計算出各自的方差貢獻率，并以此作為權重，構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的綜合評價模型。
（3）計算綜合指標值，即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
（4）對各地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進行比較。
（5）對各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與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相關關系進行分析。
三、實證研究
1.數據檢驗。本文采用陜西省2010年統計數據對陜西省11個地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進行評價，限于篇幅略去原始數據。初步分析結果顯示8個變量間相關性很高，由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拒絕各變量的獨立性假設，因子分析法的適用性通過檢驗。由相關系數矩陣R計算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2所示，可知前3個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92.654，表明這3個因子已經集中了原始數據92.654%的信息，達到了選取公共因子的標準，基本可以描述各地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水平。
2.主成分因子提取。經過旋轉的載荷矩陣表明因子變量在許多變量上都有較高的荷載。通過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在公路客運量、地區財政收入、電話用戶量、公路貨運量、三產比重等幾個指標上載荷較高，因第三產業可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有利于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體現該地區未來發展的潛力水平，因此第一公因子能夠很好地代表城鄉經濟發展潛力度；第二公因子在城鄉消費水平比值和城鄉收入水平比值上有很高的荷載，能夠很好代表城鄉生活水平度；第三公因子在人均GDP和地方財政收入指標上載荷較高，能夠很好地代表城鄉經濟水平度 。
為了更直觀地比較和評價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以下采用回歸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數矩陣。(如表4所示)
根據系數矩陣將三個公因子表示為8個指標的線性形式。
因子得分函數為：
F1=0046X1+0.120X2+0.207X3+0.278X4+0.279X5+0.243X6
+0.113X7-0.019X8
F2=-0.046X1-0.166X2+0.051X3+0.013X4+0.021X5+0.061X6
+0.519X7+0.509X8
F3=0.449X1-0.533X2+0.320X3-0.047X4-0.015X5-0.064X6
+0.078X7+0.133X8
3.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綜合得分及相關性分析。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綜合反映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程度，即城鄉之間要素流轉程度及協調程度。為了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進行綜合評價，需要對各地區在3個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加權求和得到綜合分值F，即
F=0.469F1+0.298F2+0.159F3。計算出陜西省11個地區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水平，得分如表5。進一步根據綜合得分得到陜西省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水平分類圖（見表5，圖1，圖2）。
四、研究結論
1.經濟實力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但并不必然導致城鄉的協調發展。根據表5、表6、圖1和圖2，在陜西省城鄉經濟協調性評價中，基本上都是經濟因子得分較高的地區總得分就高，但在局部區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西安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位居第二位，低于延安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但西安市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為第一，而延安市為第四。另外有兩個特例，一個是陜北的榆林，一個是陜南的商洛，榆林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為第三，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排名卻落后到了第七位；相反，商洛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為第11名，居于最后一名，然而協調度卻位于第二名，遠遠超過了其經濟發展水平。這充分說明，經濟發展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只有施以相應的產業、財政和分配政策改革，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才有可能隨之提高。
2.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從區域板塊上表現出“U”型曲線的特征。綜合考慮經濟發展度和城鄉經濟協調度，按照陜南、陜北和關中的順序排列，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排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關系呈現出典型的“U”型曲線的形狀，說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提高，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先下降最后上升的趨勢。根據相關系數分析，如表6，陜西省總體上經濟發展協調度排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的相關系數為0.11，相關性并不顯著。但陜南各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排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的相關系數為-0.8357，表現出顯著的負相關，一方面說明陜南各區的經濟發展協調度排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另一方面說明，陜南目前的這種相對協調在整體上表現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升高而降低的特點。陜北各區（注：因為銅川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具備陜北資源經濟的特點，筆者把銅川從經濟上劃入陜北板塊）經濟發展協調度排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的相關系數為0.9933，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表現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發展水平遠遠高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排名的現象，原因主要在于陜北經濟發展主要建立在資源產業發展的基礎上，該產業的典型特點是依賴于技術密集型的規模經濟，吸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有限，財富的社會擴散速度遠遠小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故而呈現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低的現象。但是正向的相關系數表明陜北的經濟發展有利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關中各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排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的相關系數如果包括楊凌為0.236，正向相關而顯著性不高，如果去掉楊凌，僅考慮西安、寶雞、咸陽和渭南，則相關系數高達0.994，說明關中經濟發展程度與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高度正相關，而楊凌經濟發展特點不具備關中板塊的特點。楊凌的表現特殊起因于楊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以教育為主的第三產業，教育產業的高產值，對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帶動作用并不大，甚至還凸顯了城鎮經濟和鄉村經濟的差距，可以說楊凌的第三產業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第二產業的基礎上，使得楊凌在關中經濟板塊中表現出陜北經濟板塊的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經濟發展協調度的特點，楊凌經濟發展方式急需轉型。
3.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從經濟上明顯呈現第一、二、三梯度的階梯化發展態勢。關中區域的西安市第一公因子排名第一，說明西安市未來經濟發展潛力比較大。寶雞市的第一公因子得分排名緊鄰西安，第二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分別位居第二和第三，說明寶雞目前的城鄉經濟發展潛力、城鄉生活水平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度都比較好，城鄉經濟發展協調度比較好，寶雞的綜合和單個因子表現都足以作為陜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標桿。其次是咸陽和渭南，以上城市處于第一梯隊。商洛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較高，主要是因為代表城鄉生活水平協調度的第二因子F2得分最高，然而代表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F3和代表經濟未來發展潛力的F1都非常低，說明商洛市目前較高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實際上屬于一種低水平協調，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協調必將被打破，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因此不應屬于第一梯隊。
第二梯隊包括延安、榆林和銅川。這些地區因為擁有密集的煤、石油和天然氣存量，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是第二梯隊里各區表現為代表經濟發展潛力和城鄉生活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二公因子F2都很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度不高，應該采取適當的產業發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改善此種局面。
第三梯隊包括漢中、安康、商洛和楊凌四個地區，也是全省經濟總量較低的地區，這四個地區除了楊凌位于關中外，其余地區都屬于陜南山區。改革開放以來，陜南山區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獲得的發展機遇相對較少，經濟發展不足，屬于有待發展的地區。第三梯隊里各區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代表經濟發展潛力和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三公因子F3都很低，即使代表城鄉生活水平度的F2很高，排在全省前列，也只是因為城市經濟發展不足，沒有拉開城鄉經濟的差距，并不能說明城鄉經濟發展協調，所以此種高F2只能說明經濟的落后特性而有待發展。根據區域分布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楊凌應該被劃入第一板塊，但因其代表經濟發展潛力的F1、代表城鄉生活水平度的F2得分以及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的F3都非常低，經濟發展潛力有待培養，所以放歸第三個板塊。
4. 發展協調性好的地區各個指標因子之間發展不均衡。從發展協調度得分來看，關中區域城鄉經濟協調性比較好，但這些地區的協調發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其潛力水平因子、生活水平因子和經濟水平因子之間并不均衡。比如西安市和渭南市，西安市代表經濟發展潛力的F1因子得分最高，但是代表城鄉生活水平度的F2因子得分為負數，排名第九，說明西安市雖然經濟發展潛力大，但在城鄉協調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渭南市代表經濟發展潛力的F1因子和代表城鄉生活水平協調的F2因子得分比較高，說明渭南市發展潛力和城鄉協調度在目前表現比較好，但是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F3因子為負數，排名第九，這說明盡管總體得分較好，很可能也是一種低水平的協調，需要在發展中均衡各個指標的關系。經濟發展協調度高，并且各個因子之間相對均衡的是寶雞地區，無論是經濟發展潛力、現有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城鄉生活水平協調都表現得非常好。
五、提高陜西省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相關對策
1.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合理統籌不同區域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根據陜西省11個地區不同發展水平，采取適宜措施推動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陜南地區基礎設施相對較差和技術條件較差，在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上應根據當地的資源稟賦特色，大力發展特色資源產品加工產業和旅游產業，促進工業發展，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城鄉經濟協調。陜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好而城鄉協調水平比較差，應在立足于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基礎上致力于產業的技術密集化，同時加強財富分配政策改革，通過財富分配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關中應該在現有經濟發展基礎好和城鄉協調水平高的基礎上繼續致力于經濟發展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鄉經濟協調。
2.發揮城鎮的集聚效應，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根據上述評價分析可知，經濟發展潛力因子F1在綜合評價模型中所占權重很大，經濟的持續發展可以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奠定基礎。統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城鎮在城鄉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通過城鎮經濟發展帶動農村勞動力資源、資金資源的集聚，最終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居民收入消費水平提高，推動城鎮經濟發展。而且，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揮城鎮的集聚效應是充分利用基礎設施，提高規模經濟，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路徑。
3.充分貫徹國家強農惠農政策，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必須在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政策的同時，堅決貫徹國家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現代化農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同時通過新農村建設和農村社區化建設途徑，加快農村生活方式的轉變，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終縮小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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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治理；社區自治；居民參與；社區服務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社區治理內涵與我國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內涵
社區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區治理成效如何將直接關系著一個社會的穩定程度。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社區治理的實效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作為城市治理的微觀體現，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首先應當從社區治理開始。
“治理”與“統治”相對而言，社會治理理論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是社會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理論，對我國的社區建設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它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是一個社會層面上所有行動者參與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種社會機構或私人機構都不是獨自解決復雜、動態和多樣的社會問題。因為他們不可能各自擁有解決問題的所有資源。因此，只要在這個社會層面上得到公眾的認可，他們都有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第二，多元治理主體之間有一定的互動。治理理論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多元主體之間存在著界限的模糊性，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治理主體的參與結構往往具有多樣性，可以是一種契約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讓渡部分管理權限給其他的社會組織，不再堅持政府職能的排他性和專屬性，而是更加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合作。第三，強調參與的主動性。按照治理理論進行社會管理時，強調參與者的自愿主動，而不是強制的被動行為。治理理論期望達到的最佳狀態是在整個治理系統內部形成一個自組織網絡，加強系統內部的主動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創新。強調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再囿于傳統政府社會治理模式的束縛，主張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術，以提高社會管理的績效。
單位體制、單位人作為中國的重要政治社會遺產，上世紀40年代開始萌芽，50年代逐漸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鞏固，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弱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社區中的街道職能慢慢的被強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體、動態化的資源配置結構。根據西方理論視野下的治理觀點和我國目前的城市治理實際，我們可以把社區治理定義為：以社區為基礎，政府與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在管理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不用的治理主體依托各自資源而進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社區治理作為社區發展的一個目標，其治理模式也是隨著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調整變化。目前看來，我國社區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為三種類型：行政型社區、合作型社區和自治型社區。
1.行政型社區。主要是政府主導，政府實際上處于社區治理的核心地位。雖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居委會是居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操作當中，都是把居委會納入到政府管理體系當中，與街道辦一樣變成政府的派出機構。而居委會作為最底層的一級，直接聽命于其所在轄區的街道辦，平時辦公經費來源以及工作內容的決定都要根據街道辦的安排，因此，時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種行政事務的困擾，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不僅僅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功能發揮受到限制，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活動和建設的積極性無疑都會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區是目前社會管理格局中最活躍的一種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國政治社會發展中人治思想的影響深厚。究其根源，單位制作為上世紀我國計劃經濟的重要特征，在當時環境下，對社會資源配置、滿足社會成員需求以及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當時的城市管理制度下，發揮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街道職能的不斷強化，人民權利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單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適應當下的社會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斷弱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就當代中國社會整體轉型變遷的進程而言,“單位社會的終結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
2.合作型社區。政府通過授權，把原來由政府承擔的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權限轉交給社會組織來承擔。實際上是政府放權，通過找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利用其自身豐富的資源，達到更好的社會管理效果。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對社區的資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門為主，政府的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的職能加強同步進行。這種模式是在上世紀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單位制逐漸弱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這種“非單位制”型的社會格局改變了我國傳統的政府管理的微觀基礎，政府無法再通過對其直接控制的單位將社會成員納入到整個社會管理體系當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會資源，通過調動社會組織，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將自主但分散的社會成員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社區治理。對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來說，這其實是一種雙贏的過程。至此，我國的社區治理應當說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然而，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模式必然會遇到其發展瓶頸期，居委會，業委會，社會組織，和街道，政府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種多元社區治理主體的博弈勢必會影響到社區治理的長期效果。
3.自治型社區。由社區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和決策，政府從法律上、制度上為這些組織提供的發展提供保障，并進行監督。根據目前學術界圍繞社區自治的各種觀點來看，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論哪一種取向，對社區自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府與社區之間的簡單割裂，也不能理解為社區完全自組織的自我治理，而是與社區治理相關的各方利益相關者通過社區內的決策中心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共同治理，盡管實現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還有很長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發展的最終歸宿。
二、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法律缺位
進行社區治理并最終實現社區自治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國的《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對居委會的地位、性質、任務、工作制度等作了規定，但是明顯過于原則化，實際操作性不強，像對社區的界定，社區自治的性質，管理運行方式等都處在無法可依的狀態，給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帶來了很大的模糊性，也為各級政府把居委會當做一些行政事務的落實層和最終操作層留下了空間。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作為居民自治依據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其內容已經不適應當前社區建設的新形勢，存在明顯的滯后性。比如，第六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根據居民居住狀況，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則，一般在一百戶至七百戶的范圍內設立。 而在許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漢等地，一些住宅小區規模明顯擴大，這項規定明顯已不符合現實情況。這些問題都迫切需要從立法層面予以解決。
居民參與度不高
首先，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熱情不高，從觀念層面上分析，舊有的“單位參與意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阻礙了社區居民社區自治參與意識的形成與塑造。其次，參與社區事務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對社會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還大量存在，社區居民某種程度上也習慣并認同了政府行為，被動接受安排的多，主動參與管理的少。即便參與到社區事務中，大部分情況下也是參與具體實施過程，民主決策等方面的參與則普遍不多。另外，社區志愿者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不夠成熟，沒有形成全社會都來參與社區建設的氛圍和環境，影響了社區管理工作的深入展開。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區功能主要體現在社區服務上，如在上海，主要是為老年人、殘疾人、少兒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居民提供家務勞動、文體活動等便民利民服務，服務對象相對固定，服務內容比較單一。另外，從總體上看，發展社區服務，完善公共配套設施的主要困難是資金不足，缺乏資金保障的長效機制
職能異位
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政府工作職能，而這些街道承擔的行政事務，其中大部分又攤派給了下面的居委會來承擔。目前，居委會的成員組成中，年齡多在40歲以上，以中老年群體為主，每天疲于應付街道交派的各項任務，本應面向社區居民服務的居委會，在大多數時間卻為政府和社區其他職能部門做許多份外的或與社區居民聯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和服務對象都發生了異位，居委會服務基層群眾自治的功能難以發揮。
三、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的幾點建議
實現社區治理形態從政府主導到公民自治的變革，其實質就是實現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盡管目前，實現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從理論層面進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討。
加強法制建設，確保有法可依
修訂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社區治理有法可依。隨著城市進程的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問題新情況，流動人口的遷移、人口老齡化、動拆遷的轉移安置等問題，使居委會在管理上力不從心。因此要通過立法或對現有法律的修訂，廓清居委會的職能，權限以及與各方面的關系，從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區依法自治，社區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區居民自治參與意識，完善參與機制
社區治理理論的核心是參與、自治、共享。通過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居民能否有效參與社區事務，一方面取決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區理念；另一方面取決于是否有完善的參與機制。因此，一是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社區活動，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場所，塑造共同的社區價值。二是以人為本，堅持社區需求，用共同需求來調動居民的積極性。三是完善居民參與機制，通過法定程序制定相關規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參與機制，以保證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增強服務意識
在社區建設的同時，要完善社區服務功能，推進配套設施建設。一是通過搭建自治平臺，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自治作用。發展志愿者隊伍，推動社區志愿服務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實現社區居民的自治服務與管理。二是優化社區軟環境，打造特色服務，開展特色活動。三是利用電商打造社區服務平臺，實現從對物的管理轉向對人的服務。目前中國服務業產值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區服務的商業潛力，在我國亦大有可為。
對政府職能進行科學定位，拓展社區自治空間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的邊界，進一步明確政府、街道和居委會的各自職責，政府職責有專門的部門來履行，不隨意向居委會攤派。確需居委會協助的行政事務，要有明確的經費和人員，以減輕社區工作負擔，創造必要的自治條件，使居委會真正的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定位。
參考文獻:
關鍵詞：沈陽經濟區；成人繼續教育；區域經濟發展；理論體系
G724
沈陽經濟區以沈陽為中心，輻射八個城市，形成聯系緊密的區域經濟共同體。加強沈陽經濟區成人繼續教育，對于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促進遼寧工業基地振興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 成人繼續教育服務對沈陽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一） 為沈陽區域經濟發展提供積極提供適應性人才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知識已經取代了資本，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其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人繼續教育是對在職人員進行技術、知識等培訓與拓寬的一種追加教育方式，旨在全面提高人們的知識水平與整體素質，進一步優化人才結構體系，促進生產力大幅度發展。隨著沈陽經濟區成人繼續教育的不斷深化，其培訓內容、目標、專業設置等等與社會實際需求更加吻合，更好的為沈陽經濟發展提供適應性人才。
（二） 為沈陽區域經濟發展提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沈陽經濟區成人繼續教育能夠通過多種形式為沈陽經濟發展提供科技支撐。第一，沈陽經濟區成人繼續教育部門與企業強強聯合，共同進行新產品與新技術的開發。第二，沈陽經濟區成人繼續教育可以將自身的發明與科技進一步轉移到企業，從而實現科技到生產力的轉化，積極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第三，積極結合企業科技創新力度，調整科研方面與學科專業結構，從而，進一步提高繼續教育的有效性與針對性。第四，繼續教育能為沈陽當地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的重大科技項目、戰略決策等提供管理與決策咨詢，從而，全面提高決策水平，推動沈陽區域經濟的全面發展。
（三） 為沈陽區域經濟健康協調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成人繼續教育，一方面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其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健康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通過成人繼續教育，使人們在面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更加理性化，有利于尊重自然、關心后人、尊重他人等正確價值觀的形成。隨著成人繼續教育的推進，將進一步推動沈陽經濟區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二、 成人繼續教育服務沈陽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探究
（一） 準確定位成人繼續教育方向
首先，準確定位成人繼續教育目標，使繼續教育與沈陽經濟區的經濟結構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相吻合，為行業與區域經濟發展提供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并積極提供技術創新與推廣服務，具有鮮明的行業性與區域性。
其次，合理定位教育形式。隨著成人繼續教育，從學歷教育向非學歷教育的轉變，需要結合國家人才強國、科技興國戰略，積極探索繼續教育新的管理方式與辦學模式，正確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智力支持。
再次，準確定位教育模式。成人繼續教育必須積極參與產學研三位一體的科研創新區中，緊盯企業發展中的科學問題、技術問題，為企業發展提供針對，進而形成長效合作機制。加強與當地多家企業的合作，積極建立完善的校外實訓基地，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良好合作模式，促進兩者雙贏。
（二） 統籌優化沈陽經濟區高校繼續教育資源
首先，積極整合繼續教育財力資源。政府需要合理調控繼續教育經費投入力度，建立繼續教育分攤機制，進一步明確繼續教育經濟投入中政府、單位以及個人承擔的比例，建立多渠道經費投入力度。與此同時，充分發揮與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為成人繼續教育開展奠定良好基礎。
其次，積極整合成人繼續教育人力資源。教師是整個教學環節的指導者。教師的指導與學生綜合素質的形成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與此同時，教師也是整個教學過程中的資源顧問與學習協調者。一方面，積極鼓勵成人教育教師深入到社會實踐崗位中，更好的積累社會經驗。在實際工作中，驗證理論知識，升華理論知識，全面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更好的服務與教學實踐。與此同時，學校應該積極吸收社會崗位中的優秀人才加入到成人繼續教育師資隊伍體系中來，與此同時，加強其心理學、教育學、系統理論知識的學習，使他們成為具備系統理論知識與較強實踐能力的雙師型人才，更好的推動成人繼續教育模式的開展。
（三） 建立與沈陽經濟區相吻合的教育體系
首先，結合沈陽經濟區人才市場需求，積極創新專業設置與科學設置。充分考慮到區域經濟特點、產業背景、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產業結構，設置特色專業。真正將專業改革積極納入區域經濟發展整體規劃中來，以市場為需求，促進繼續教育體系與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
其次，創新成人繼續教育課程內容，從而更好的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開展成人繼續教育，必須緊緊圍繞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結合成人心理與認知特點，針對性編排、設計課程內容，提高知識的可操作性與新穎性，全面提高受教育人員的崗位適應能力與創業能力。
再次，創新教育方法。在成人繼續教育過程中，需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秉承“學以致用”的原則，積極探究研討教學方式、啟發教學方式、案例教學方式等有效教育方法，全面提高教學有效性。與此同時，還應該積極擴大遠程教育的開展力度，讓更多人們能夠接受成人再教育。
三、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針對成人繼續教育服務對沈陽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為切入點，從三個方面：準確定位成人繼續教育方向，統籌優化沈陽經濟區高校繼續教育資源，建立與沈陽經濟區相吻合的教育體系，詳細論述了成人繼續教育服務沈陽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探究，旨在為一線工作提供理論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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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龍存.中國繼續教育的領軍之師――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轉型的個案研究[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1（2）
一、長株潭城市群經濟發展概況
長株潭區域是湖南省內以長沙為核心的涵蓋株洲與湘潭的一個典型城市群，在行政區劃上呈現一個空間結構緊密、布局層次分明、大中小城鎮相結合的城市區域。三市地域鄰近，共同組成一個“品”字形城市群，歷來是湖南省經濟發展的“金三角”。自湖南省委、省政府決定實施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戰略后，長株潭經濟城市群的一體化推進取得了一定進展。區域內經濟合作觀念得到強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規劃體系框架初步形成，基礎設施網絡建設逐步推進，重大項目運作取得進展。但總體來看，長株潭城市群建設的實質性進展仍然較慢。
二、基于行政區劃視角的長株潭城市群的經濟問題
“行政區經濟”是由我國著名學者劉君德教授提出的。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中國現行的行政區劃是在計劃經濟年代逐步建立起來的，政府管理層次多，隸屬關系復雜，管理半徑過長，行政分割嚴重，行政成本龐大。長株潭城市群的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存在相互矛盾的問題。
（一）政府對當地市場經濟的過度保護
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位于中部的湖南省的市場經濟發展不是很充分，政府對當地市場的過度保護使區域內貿易壁壘重重、市場分割嚴重。由于受行政區劃的影響，長株潭三市之間在市場、資源、金融、信息、人才等生產要素及其它商品的流動受阻，但三市的聯合發展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以啤酒市場為例，目前三市各自仍然以消費本地產的品牌為主，長沙的白沙系列、株洲的金獅系列和湘潭的湖南燕京(驕楊)系列的割據現象依然嚴重，市場上的行政壁壘仍然無形而又起著強大的作用。
（二）行政區間的激烈競爭
1.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
長沙、株沙、湘潭三市都成立了招商引資局，在招商引資的指導思想上，均把優惠政策作為吸引項目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惟一手段，從而形成了惡性競爭。事實上，靠優惠政策招商引資有很大的局限性：政策過于優惠嚴重削弱了政府財力；政策優惠是無止境的，地方政府很難保持政策優惠的順差；政策優惠也失效的時候，地方政府開始爭奪稅源。
2.產業結構的趨同
長株潭三市雖然相距很近，但由于行政區域的獨立性和排它性，在發展上基本是各自為政，工業生產門類齊全自成體系，三產的產業結構同化現象顯著。以服務業為例，餐飲、娛樂、休閑三大主體同構，服務項目相互模仿，相似系數明顯接近。長株潭三市之間的產業相互關聯度不高，缺乏品牌效應，產業同質化問題突出而引起惡性競爭，難以形成有機結合的產業體系，從而影響到三市整體功能的發揮。
3.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
現在長株潭地區基礎設施重復建設的現象比比皆是：一是到處建港口。長沙在“大力打造新港水運樞紐”，湘潭則不斷擴建“十四總碼頭”，株洲則是重點建設“株洲航電樞紐”。二是到處建開發區。2009年長株潭地區有省級以上開發區18個，其中國家級開發區5個，省級開發區13個，全省擁有國家級開發區6家，省級開發區71家，長株潭地區開發區各項主要指標占全省開發區的比重均在3成以上。然而，由于缺乏規劃協調，重復建設，各地盲目競爭，浪費資源現象嚴重。
4.跨區項目的難以實施
區劃分割的強烈干擾，區域整體開發和發展的規劃難以實施。打破行政區界、以都市為中心的都市區(圈)規劃對于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整合區內資源、減少重復建設、推進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長株潭都市區規劃由于受行政區劃的分割，各自為政的現象依然普遍，利益沖突嚴重，規劃工作難以開展，更難以貫徹實施。如1994年完成的長株潭區域國土開發整治規劃以及一系列相關文本，真正一到具體實施階段，因為決策主體、利益主體和規劃主體的不同，矛盾而無法解決。
（三）行政區交界地帶的落后發展
在我國，行政區交界的邊緣地區往往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位于三市的結合部位的長沙暮云與跳馬、株洲的白馬壟、湘潭的昭山與易家灣等鄉鎮，從優越的經濟地理區位來看應該是一體化的直接和首先的受益地區，容易吸引外地資本流入而快速發展起來，可事實并非如此。一是缺少規劃，即使有規劃，落實難度也很大。二是過渡性特征使得行政管理比較混亂，行政管理效率低。三是違法建設嚴重。四是環境污染嚴重。五是社會治安混亂。
（四）城市群的經濟負外部性
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外部性問題表現為各地政府部門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顯然不同于一般外部性問題，是非常復雜和難以解決的。長株潭地區地表水污染比較嚴重，流經城鎮及工業區河段的水質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岸邊污染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以湘江的污染尤為嚴重。各市在環境保護上的政策和措施各有一套，其整治力度也各不相同，難以解決湘江污染問題。從交通基礎設施來看，三市目前主要依托長潭高速公路及107國道，交通日顯擁擠，汽車勞動效率你，因此三市市際交通網絡并不發達并對其建設沒有緊迫感。從能源基礎設施來看，長株潭地區能源較貧乏，而該區是湖南工業最集中的地區，能耗居該省前幾位的企業均在此區，因此能源缺口大，尤其是電力不足。
三、促進長株潭城市群經濟發展的相應建議
（一）促進市場經濟發展
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的主體企業則在利潤最大化的引導下，根據市場的變化組織生產、銷售。
1.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經濟干預
地方政府應對政府職能進行合理定位，使政府真正從管理走向服務，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長株潭市場機制不夠完善，需要政府之間的協調來促進和引導統一市場的形成。干預經濟職能的弱化，政府也隨之失去了設置壁壘、分割市場的權利。但這里的縮小權利并不等于放任不管，在這個問題上政府應把握好度，對于宏觀經濟的調節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同時還應合理規劃產業結構，防止產業趨同現發生。
2.創造制度環境，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當政府把經濟活動的主導權交給企業，企業自然會超越地方邊界，更自由地尋找最為必需、最為合適的資源。政府的作用應是跨區域創造統一的制度環境，減少企業跨市區從事經濟活動的障礙，降低企業跨市區運營的成本，以實現市區際的區域合作中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目標。
（二）促進長株潭城市群政府協調合作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的沖突主要表現在二者的邊界沖突上，有形的行政區邊界勢必約束無形的經濟區的發展。長株潭地區由3個行政區組成，每個行政區為各自所管轄地區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因此，長株潭城市群政府協調模式的構建，應堅持互動合作的原則。互動合作原則要求地方政府通過合作、協調機制的作用，同時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并吸納第三部門參與協調工作，通過省級部門組建協調委員會對整體進行宏觀調控，使區域合作協調具有現實意義。
（三）局部調整長株潭三市的行政區劃
關鍵詞：林業；低碳經濟；地位；工程發展
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規模的擴大，生態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巨大的破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發展經濟的道路讓我們清醒的認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高污染、高排放的行為是我們極力予以禁止的，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是我們發展工業、農業以及實施其他社會行為所倡導的理念。保護環境、平衡生態需要我們從小做起，并從每一件小事做起，這是我們廣泛提倡的思想。現在，我們提倡低碳經濟，目的是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促進城市和農村的氣候安全和全球的生態安全。在低碳經濟的發展中，林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林業的發展對于低碳經濟的實現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植樹造林、擴大林業面積是我們當前發展低碳經濟應該做的首要任務。
一、 林業在低碳經濟中的地位
低碳經濟的理念主要是針對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問題提出的。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煤炭和石油等富含高碳元素的能源的排放，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保護環境的目地，而不是走“先污染，后治理”或“邊污染、邊治理”的路子，通過諸如技術改革、制度革新和能源開發等手段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為進一步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奠定基礎。為了實現低碳經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植樹造林，發展林業，因為林業產業化經營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不僅能夠降低投入，增加效益，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夠實現二氧化碳的吸收和空氣的凈化，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機制的實現。首先，森林作為經濟、高效且規模龐大的儲碳庫，能夠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通過吸收――儲存于植物和土層里――經過轉化形成氧氣予以釋放的形式實現固碳、吸碳和匯碳的功能。而森林面積的大量減少所帶來的危害更是巨大的、不容忽視的。緣于這個巨大的儲碳庫被大規模破壞，儲存在此的大量碳元素被釋放出來，使溫室效應更加嚴重。據有關權威數據顯示，以2000年為一個時間界限，全球森林面積已從70多億hm2降低為大約40億hm2，降低的面積約占人類文明初期的森林面積的一半，這對人類文明的前進與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不利于人類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由此不難發現，森林是當前發展低碳經濟中投資相對較少、后期經營管理較松、綜合效益實現難度低、實際操作能力高的方法。其次，森林對氣候的調解和生態的改善也起著杠桿作用。被譽為“中國的綠色長城”和“世界生態工程之最”的三北防護林的修建在西北地區的重要作用是防風固沙，長江防護林的主要作用是涵養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沿海地區的防護林的主要作用是抵御海風、海浪的侵襲以及暴雨的襲擊。對于農田修建的林帶不僅降低了風沙的強度，減少了風沙發生的頻率，而且改善了農田的局部氣候，增加了空氣的濕度，對于農田的穩產和高效產出起著積極的作用。
二、 林業工程的發展前景和趨勢
林業的重要作用使林業的產業化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林業工程的發展領域主要在林木提取物、木材熱解和木材制漿等。首先，林木提取物是從林木的根莖、表皮、枝葉和果實中提取諸如香料、松脂和植物多酚等無定型有機物質，并將這些提取物進一步改革、創新，盡可能形成產供銷一體化經營模式。鑒于樹脂能夠被廣泛應用于重工業和輕工業當中，如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的塑料制品和涂料等，樹脂的提取技術應該進一步得到提高，提取工藝應該更加完善，樹脂的應用途徑和范圍應該進一步擴大，樹脂的再加工制造技術也有發展的空間。其次，木材熱解的主要原理是在無空氣或有條件的限制空氣進入的狀態下，將木材加熱分解，使木材中的天然多分子化合物通過一定的途徑轉化為特定的氣體、液體和固體三種產物，木材熱解后得到的產品可以廣泛應用到生產、生活甚至國防等各個領域，如用于紡織和有機合成的間接原料稀木醋液、用于醫療和冶金等領域的木焦油等。目前，活性炭黑的開發和應用有長遠的研究價值，且木質活性炭是我國當前林產化工產業中的重要產品，木質活性炭的年產量居世界之首。活性炭的生產工藝、活性炭的品種開發和設備更新和完善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碳化燃料作為一種新型的木炭能源，對于農副產品的二次處理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有巨大的意義。再次，木材制漿工業有待進一步發展。制漿的最大用途是造紙，制漿造紙工業已經成為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支柱產業。鑒于我國的木材原料供應不足，使得我國的制漿造紙原料長期以非木材纖維原料為主，而此種原料存在著諸多弊端，未來的制漿造紙原料應該以木材纖維原料為主，此種原料造紙有很多優越性，如紙張白度強、雜質少、質量優，制漿后的廢液處理技術有保障，環境污染程度低甚至零污染，有利于生態保護。造紙工廠應該積極進行木材造紙技術的研發，促進速生優質的林木品種的培育，改進技術和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
結語：綜上所述，森林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是我們不能忽視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我們應該提高自我意識――保護森林，擴大植樹造林面積，禁止濫砍濫伐，將低碳理念植入我心。林業的相關企業也應該尋求更多途徑，自我創新，發展林業工程，使林木的價值不僅得到有效發揮，而且將其價值發揮創造到最大，從而為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貢獻更多的力量。
參考文獻：
[摘要] 隨著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步伐進一步加快，各項調控政策持續推進，以金融業為代表的總部型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北京市以及西城區的重要支柱產業。但是，西城區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經過改革開放近30年的建設，土地資源極其匱乏，已經制約了經濟進一步發展。本文通過對“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的研究，力圖找到突破點，以全面了解區域產業結構與空間布局，促進西城區經濟發展。
關鍵詞： 西城區樓宇經濟總部經濟現代服務業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954（2011） 05-059-03
一、樓宇經濟的涵義及產生的原因
（一）樓宇經濟的涵義
樓宇經濟是近年來城市經濟發展中涌現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目前，在國內對樓宇經濟還沒有一個權威定義，通常只是字面上的簡單解釋。現階段，對樓宇經濟比較全面的概述是：以商務樓、功能性板塊和區域性設施為主要載體，開發、出租樓宇引進各種企業，從而引進稅源，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形成以集約型、高密度為特點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
（二）中心城區發展催生樓宇經濟的發展
1.產業結構調整是發展樓宇經濟的根本原因
經過幾年的發展，樓宇經濟得到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北京市西城區重大產業項目不斷聚集，產業結構日趨合理。“十一五”期間，西城區第三產業增加值由1077億元增長到1763億元，增幅達63.7%，年均增長12.8%，其占GDP比重保持在90%左右，且比重逐年遞增。從規模和效益上看，西城區第三產業占全區總量的占比均接近或者超過九成，第三產業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
2.空間拓寬是發展樓宇經濟的重要原因
（1）區域空間緊張、趨于飽和
西城區是首都功能核心區之一，轄區面積50.7平方公里，人口相對密集，單位比較集中。全區常住人口124.6萬人，人口密度達到2.46萬人/平方公里。從空間供給角度看，全區大面積進行建設的區域十分有限。以舊城區改造為契機，西城區已經基本完成了金融街、德勝科技園的建設，所剩空間大多是文保區或者不可建設用地。從空間需求角度看，伴隨著西城區快速的發展，經濟、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已經顯現，經濟發展對空間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多，空間承載力將承受更大的壓力和考驗。
（2）土地利用不足
西城區面臨著空間資源緊張的問題，而在有限的空間上，資源使用效率又不高。由于歷史等復雜原因，西城區存在著大面積的老舊平房和簡易樓房，而作為核心資源的優質寫字樓數量卻嚴重不足。此外，西城區是國家重要的政務中心，是眾多中央機關所在地，在服務中央的同時，土地利用效率也受影響。
3.中心城區的需求是發展樓宇經濟的直接原因
樓宇經濟的核心是以大規模聚集擴散的經濟效能，顛覆松散的經營模式，進而拉動整個區域的高速發展。其形成主要體現在：首先，一般出現在中心城區，所處區域土地資源高度緊缺，土地價格水平很高；其次，現代服務業為主要的支柱產業；再次，單棟樓宇蘊藏著極大的經濟規模；最后，出現成片的現代化商務樓宇群。
西城區作為北京市的中心城區，一方面，城市功能非常集中，中心城區的“磁力”作用強化，發展要素不斷得到集聚，對周圍區域形成“虹吸效應”。另一方面，中心城區的經濟承載能力趨于飽和，交通、環境和各項城市設施不堪重負，商務成本不斷攀升。西城區單位面積的GDP產出居全市之首，但土地基本開發殆盡，要想繼續保持經濟優勢，大力發展樓宇經濟是重要途徑。
二、樓宇經濟的特點
（一）樓宇經濟是現代服務業的效益高地
以金融街為代表的高端功能區，是發展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的重要著力點。矗立于高端功能區的商務寫字樓，將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載體，形成具有豐富的現代商業價值的樓宇經濟。近年來，依托商用樓宇資源和其他資源優勢，國內外的金融、咨詢和IT等現代服務業企業加速落戶西城區，有效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并進一步促進全區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樓宇經濟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現代服務業，它已成為現代服務業的效益高地。2009年，西城區現代服務業法人單位15821家，占全區法人單位總數的48.7%，資產總量達到49.1萬億元，占全區資產總量的比重高達97.4%；全年收入合計5219.3億元，占全區單位收入合計的比重達到44.3%；實現利潤總額2024.8億元，占全區總量的86.7%；實現增加值1223.4億元，占全區總量的67.4%。
（二）樓宇經濟是向空間求發展的重要途徑
行政區劃調整為西城區帶來了空前的機遇和挑戰，空間資源匱乏得到了改善，成為西城區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
樓宇經濟所依托的商務寫字樓匯聚了大量的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它在高價位上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財富效應顯著。發展樓宇經濟，有利于像西城區這樣的中心城區進一步挖掘潛力，進一步提升產能，拓展發展空間，將經濟由平面向立體轉變，向空間求發展，向樓宇要效益，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樓宇經濟的影響因素比較復雜
影響樓宇經濟發展的因素眾多，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發展戰略、商務投資氛圍、交通因素、配套設施和政務資源等。
基于以上樓宇經濟的特點，大力發展樓宇經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利于區域空間拓寬，有利于城市功能的提升。
三、樓宇經濟與總部經濟的關系
總部經濟是發展樓宇經濟的重要一環，樓宇經濟與總部經濟在內涵上有一定相通之處。發展總部經濟，就是要將公司的總部、結算中心、研發中心、銷售指揮中心等上層經濟體吸引過來，而這些經濟體匯集在寫字樓密集的商圈中就形成了樓宇經濟。
西城區總部經濟特征明顯。2009年末，西城區共有總部企業232家，占全區法人單位的0.7%。擁有資產18.1萬億元，占全區的35.9%；實現收入4445.6億元，占全區的37.8%；吸納從業人員13.8萬人，占全區的16.9%。
按街道分布劃分，西城區總部企業主要集中在金融街街道、展覽路街道、德勝街道和月壇街道。四個街道共有總部企業166家，占全區總部企業的71.6%。其中金融街街道62家，占26.7%；展覽路街道55家，占23.7%；德勝街道25家，占10.8%；月壇街道24家，占10.3%。
西城區總部產業分布合理，有利于樓宇經濟的推廣。全區232家總部企業有近80%的企業集中于服務業、金融業和商業。其中服務業97家，主要經營活動以投資與資產管理、企業管理和咨詢服務為主；金融業42家，主要經營活動為存貸款結算、證券期貨業務和各類保險業務；商業42家，主要經營活動以各類產品的批發和零售為主。
從隸屬關系看，西城區總部企業資產主要集中在中央隸屬關系的企業中，為17.1萬億元，占全部總部企業資產的94.5%。市屬總部企業資產為0.6萬億元，占3.3%；隸屬關系為區屬和其他的資產總計相對較小。
四、與各類城區比較
西城區共擁有241棟商務樓宇，入駐企業12000余家。其中金融街有52棟，占全區的21.6%。在金融街快速發展的同時，其他高端功能區也取得了飛速發展。
（一）上海市浦東新區――產業結構最類似
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與金融街功能類似。它是上海市一個主要的金融中心區，位于浦東新區黃浦江畔。整個金融貿易區總面積共有28平方公里，其中規劃開發地區為6.8平方公里，擁有100多個樓宇。
通過對西城區金融街和浦東陸家嘴空間資源利用情況對比發現，二者寫字樓面積接近，租金價格水平相當，但金融街從業人員較少，人均空間資源占有量較高。
（二）上海市盧灣區――發展思路可借鑒
盧灣區發展樓宇經濟的思路是依靠招商選資引強。2004年以來，盧灣區啟動舊區改造工程，建設了一批現代化辦公樓宇。具體就是瞄準世界500強企業和知名金融機構、行業龍頭企業、知識密集型企業，以及其銷售中心和結算中心。截至2009年底，已經有109家世界500強企業落戶盧灣區。區域內有10多幢“億元樓”（年繳稅超過1億元），其中有兩幢“月億樓”（月稅收超過1億元）。2009年，盧灣區共有66幢商務辦公樓宇，其中甲級寫字樓占到40%，全年共繳稅79.8億元，占全部稅收收入67%。
在發展樓宇經濟的過程中，盧灣區十分注意與其他城區錯位發展。以金融服務業為例，盧灣區著力發展證券投資機構和融資租賃業務，與浦東“錯位發展、聯動發展”。
值得借鑒的是，盧灣區的舊區改造不是“一刀切”。在建設現代化樓宇的同時，盧灣區把具有上海傳統建筑特色的石庫門民居和部分具有歷史標志意義的老廠房保留下來，裝修改造，建設創意產業集聚區。
五、可行性措施探討
西城區對于樓宇經濟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我們建議從多方面入手，建立樓宇檢測評價體系，配以政策性鼓勵，發展樓宇。以樓宇為核心資源，形成高端功能區，成為加快發展服務經濟，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載體和抓手，有力地帶動了西城區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制定鼓勵發展樓宇經濟的相關政策
發展樓宇經濟主要從政策、服務、空間三方面開展工作，降低企業的成本，政府和企業共同創造發展環境。在做好服務，切實解決企業實際困難的同時，將樓宇經濟推行到“一核一帶”多功能區，拓展企業發展空間。
（二）發展西城區樓宇經濟的建議
1.完善“騰籠”和“筑巢”的對接
（1）做好招商選資的對接。近年來，西城區經濟發展迅速，努力規避承受二次產業轉型的陣痛，提倡有選擇地招商引資，適當提高準入標準，積極引進高增值型產業和項目，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增長、高效益轉變。
（2）做好產業培育的對接。積極發展金融優勢產業，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等新興產業發展，延長優質產業鏈條，加快產業結構的有效優化。不能為“騰籠”而趕鳥，應在培育的基礎上，變鳥為鳳。
（3）做好樓宇產權的對接。提倡只租不售的項目，這樣在企業的進入與退出、企業成本等方面也相對容易控制。
2.打造樓宇經濟產業鏈
從產業鏈來看，發展樓宇經濟，更有利于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規劃布局上看，西城區商務樓宇發展自發成分較大，商務樓、住宅樓混建混雜現象突出，商務樓宇的聚集度較低，未形成一定規模的商務樓宇群。樓宇經濟以傳統服務業為主，而與樓宇經濟關聯性很強的商業、星級酒店、文化娛樂等產業發展滯后，除金融街外，樓宇經濟的輻射效應不夠突出。
3.打造精品樓宇
樓宇資源決定著容納經濟單位的能力和對優質經濟單位的吸引力。西城區商務樓宇基礎設施基本齊全，但多屬于中低檔商務樓宇。商務樓宇的整體品質偏低，雖然有很多商務樓宇都號稱頂級或甲級寫字樓，但真正符合客戶需求的優質商務樓宇卻非常稀缺。
4.定制樓宇，個性化的樓宇發展
樓宇經濟是聚集經濟，樓宇經濟的力量在于它的高度聚集性。根據企業的需求，實施“定制樓宇”服務。例如，金融企業可能會需要金庫，對樓宇的承重、存儲空間有更高的需求，通過這項服務，將為入駐企業打造個性化的金融辦公樓。
（三）加強樓宇經濟研究與監測工作
1.制定商務樓宇評估標準
從地理位置、公共交通、建筑規模、空調、電梯、衛生間、入住率等20個指標將商務寫字樓分為頂級寫字樓、甲級寫字樓和乙級寫字樓三類，并制定相應的評估標準。
2.建立樓宇經濟動態監測體系
樓宇經濟研究與監測也是西城區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樓宇經濟管理信息系統的基礎上，提供直觀的樓宇經濟分析和輔助決策支持系統。制定樓宇經濟指標，一方面包含樓宇相關的指標，包括樓宇位置、數量、面積、空置率、租金等；另一方面包含樓宇產出效益的經濟指標，包括單位面積稅收、樓內企業特別是異地納稅企業、遷入、遷出企業、從業人員、稅收貢獻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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