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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約束 能源約束 經濟增長
環境污染和能源匱乏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兩大難題。2009年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IPCC指出，全球氣候變化形勢比以前更加嚴峻，地球大氣中CO2濃度在2009年達到387ppm（1ppm為百萬分之一），是歷史最高值。①全球石油日消費量已經高達42萬桶，按目前的能源消費速度，世界石油40年后將面臨枯竭，到2060年核能及天然氣也將終結（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對于中國，環境污染和能源短缺更是懸在可持續發展頭上的兩把利劍，制約作用顯而易見。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理論探討環境與資源雙重約束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軌跡，力求提出值得借鑒的相關結論。
一、文獻綜述
有關經濟增長制約因素的研究，歷經了一個演變過程。從上世紀70年代將可耗竭資源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型開始，到90年代將環境污染引入增長模型，再演變為現在關注可耗竭資源、環境質量與持續增長三者之間關系。但從目前文獻看，將環境約束和不可再生能源約束同時引入經濟增長的分析仍然比較少。一般情況下，在分析可耗竭能源對增長約束的同時，并沒有考慮能源使用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那么原有的分析就可能出現較大漏洞。盡管布羅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認為現在大量的研究中關注可耗竭性資源的研究在減少，而關注空氣質量、全球變暖和工業生產排污的研究在大大增加。但這并不表明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不存在，只能是表明研究中的一種潮流。
在理論研究方面，雖然在我國國內，尚未見到將能源和環境同時引入內生增長模型的建模分析，但在國外，理論研究已經有了一定基礎。在模型研究方面，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把污染和不可再生資源引入生產函數，把環境質量引入到效用函數，構建了一個內生增長的分析框架。比較能源與環境二者對經濟增長的約束作用，他們認為資源制約比環境污染要小。布羅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把能源和環境約束同時引入經濟增長模型，認為當能源越來越少時，經濟增長會變慢；且持續的正增長和降低排放水平二者不再可以相互兼容，直接以降低減排為主的技術進步將是決定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最終結果的核心因素。此外，Grimaud and Rougé（2005）在一個不考慮中間產品部門、包含技術進步的內生框架下，把不可再生資源（R）引入到生產函數中，把污染（P）引入到消費者的效用函數中，同時把污染看成是關于R的一個函數，進行了最優均衡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降低資源使用稅有助于均衡路徑的實現。
在實證分析方面，關于能源、環境與增長三者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最近幾年才開始出現。Say and Yucel（2006）把能源看成是人口和收入的函數，把污染排放看成是能源消費的函數，進而預測土耳其的碳排放量，并認為土耳其的能源消費能夠顯著的解釋其碳排放量。Soytas等（2007）研究了美國能源消費、碳排放與收入三者之間長期的格蘭杰因果關系，結果發現在收入和碳排放、收入和能源消費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但能源消費卻是引起碳排放的主要原因。Ugur Soytas和Ramazan Sari（2009）建立一個包含能源消費、CO2、人均GDP、勞動、總的固定資本五個變量的VAR模型，對土耳其的能源、碳排放與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因果關系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短期內三個變量是顯著互為影響的，但長期內能源與增長、碳排放與增長不存在因果關系，而碳排放與能源消費之間卻存在單項因果關系，即碳排放是能源消費的格蘭杰原因。總的來看，關于能源、環境與增長三者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還不多，而且研究結果會因所用數據以及所用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理論模型
（一）基本邏輯
本文理論模型的構建基于下述三個基本邏輯。
第一，大自然對于人類扮演著兩個角色：一是物資資源的提供者，二是人類排放廢物的接納者。對于能源，本文假定：能源（即不可再生類的化石資源）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約束，并作為生產的投入要素，進入生產函數；能源在使用過程中同時排放出污染物，降低環境質量。對于環境，本文假定：環境作為投入品進入生產函數，而污染作為副產品并不進入生產函數；環境的惡化會直接影響到現代人的福利，環境進入效用函數。
第二，內生增長框架比新古典增長框架更適合用來分析可持續的增長問題。盡管相對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比較成熟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而言，內生增長理論仍然不成熟，但比起新古典理論而言，內生增長理論更見長于解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因為它主要關注在面臨不斷出現的報酬遞減情況下經濟增長如何持續的問題。況且，新古典理論的問題在于它忽視了技術進步，而內生增長理論卻是試圖補充這個解釋。
第三，一個合理的內生增長模型必須包含技術進步，沒有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模型是不合理的。如喬治（George）等所指出的：“特定類型的人力資本是與特定的技術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一個經濟擁有1900年的技術并令其保持不變，但與之相關的人力資本卻不斷積累。這樣的經濟真可能經歷長期增長嗎？”②因此，本文在構建環境與能源雙重約束下的內生增長模型時，除了內生化兩個約束因素和資本及勞動之外，還將技術進步內生化。
（二）模型設定
依據上述基本邏輯形成理論模型，推導出能源與環境約束下的最優增長路徑。思路是，假定社會計劃者的目標是尋求代表性家庭在無限時域上的效用最大化。本文以總收入為約束條件，尋求消費家庭效用的最大化，最終得出最優增長路徑。此處，假設總收入等于總產出，而技術、能源、環境以及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將作為生產的投入因素，影響總產出。因此，本文得出的增長路徑為，能源和環境通過總產出作為約束條件的最優增長路徑。
根據上述邏輯，首先尋求家庭效用函數。假定人們的福利不僅取決于當前的物質消費流，還取決于當前的環境質量，所以代表性消費家庭的效用在無限時域上取決于消費C和環境質量E，代表性消費家庭每個家庭成員在整個時域上的效用函數U0表述為：
U0=∫0∞U（Ct，Et）e-ρtdt （1）
其中U（Ct，Et）為即期效用函數，表示代表性消費家庭每個家庭成員在給定時期的效用，ρ為消費者的主觀時間偏好率。這里Ct為每一家庭成員的消費，由于將社會中的總人口數L標準化為1，所以（1）同時也代表了整個社會在無限時域上的效用。具體即期效用函數的形式采用類似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和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做法，選用加性可分的效用函數為：
ε，ω>0且ω≠1 （2）
其中ε為邊際效用彈性參數，是跨期替代彈性的倒數，反映了表性消費家庭成員不同時期轉換消費的愿望；ω為環境意識參數，表示對環境質量的偏好程度。
（三）約束條件
對效用函數形成約束的基本條件，依舊設定為總收入，并假定總收入等于總產出為Yt，即為假定在t時刻，同質產品的產出量為Yt。根據本文建模的基本邏輯假設，t時刻的技術存量At、能源使用量Rt、環境質量Et以及資本使用量Kt和人力資本使用量HYt都將作為生產的投入因素，影響產出Yt。為分析方便，這里采用一般標準的生產函數設定形式。因此，總產出Yt為如下公式：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3）
其中，由于產出的一部分會用于減排支出，所以最終用于消費和投資的產出為總產出的（1-θt）倍。同時，假設投入到R&D部門的人力資本為HA，則投入到最終產品部門的人力資本為HY=1-HA③。式中，1>α1，α2，α3，α4>0；α1+α2+α3=1；β>0。
該約束條件包含了環境、能源、技術等主要影響因素，其他影響因素通過這三個因素來體現。
1、環境約束
E為環境質量，E越大則表明容納能力越強，環境質量越好。顯然E值為正，且存在一個下限Emin，即E≥Emin。當環境質量E小于該下限時，環境的破壞變得不可逆。假設第t期環境質量Et取決于上一期的環境質量Et-1、環境自身的凈化能力η（η>0）以及第t期的污染排放物Pt，所以Et可以表示為：
Et=Et-1+ηEt-Pt （4）
Et≥Emin （5）
環境質量隨時間變化的運動方程為：
=dE / dt=ηEt-Pt （6）
對于總污染排放物的影響，本文借鑒布羅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的做法，將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量設定為Ω，令Ω=（P/R）·（R/Y）④，其中P為污染，R為生產過程中使用的不可再生化石資源，從而將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量Ω分解為單位能耗的排放強度γ1（γ1=P/R）與能源強度γ2（γ2=R/Y）。假設第t期最終的總污染排放物為Pt，第t期實際產生的污染排放物為P1t，第t期由減排支出帶來的污染減少量為P2t，則：
Pt=P1t-P2t （7）
其中P1t=（P1t/Rt）·（Rt/Yt）·Yt=γ1tγ2tYt，進一步假設規模報酬不變的減排函數為D，且D與總產出Y及減排支出YD ⑤有關，則可令P2t=（P1t/Rt）·（Rt/Yt）·D（Yt，YDt）=γ1tγ2tD（Yt，YDt），將此兩式代入（7）式，即有：
Pt=γ1tγ2tYtd（θt）（8）
其中d（θt）=1-D（1，θt），
這里減排技術的進步通過單位能耗的排放強度γ1t的變化來反映，經濟結構的變化通過能源強度γ2t的變化來反映⑥，經濟規模通過產出Yt來反映，從而實現了引起總的污染排放物變化的三個因素同時在總污染排放物Pt的函數表達式（8）中出現。（8）式中的另一個參數θt為減排支出占總產出中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政策的嚴厲程度。
2、能源約束
本文討論的能源約束主要是指不可再生資源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本文借鑒Kolstad and Krautkraemer（1993）、Tahvonen（1997，2001）、Schou（2000，2002）以及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的做法，在引入能源約束的同時考慮能源使用帶來的污染問題，并且為了分析方便，只考慮能源使用中產生的污染的流量的效應⑦。
假設能源的有限初始存量為S0，且能源存在一個下限值Smin，當能源存量小于該值時，人類陷入非常嚴重的能源短缺。再假定t時刻能源的開采率和使用率為R，不計開采成本的情況下，經典的第t期能源存量方程可以表述為：
St=S0-Rτdτ （9）
Smin≤St≤S0 （10）
=-Rt （11）
本文雖然借鑒了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人的思路，在引入能源約束時，同時考慮能源使用帶來污染問題，但在具體設定污染Pt與能源使用量Rt二者關系時，與他們的做法不同。根據（8）式的設定可知，Rt=γ2tYt，因此有：
Pt=γ1tRtd（θt） （12）
3、R&D部門
研發部門主要負責研究供最終產品部門使用的新技術，其產出取決于該部門人力資本投入以及已有的知識資本存量。本文采用了瓊斯（Jones）（1995）、羅默（Romer）（1990）、格羅斯曼（Grossman）和赫爾普曼（Helpman）（1991）、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2）等人所采用的R&D部門生產函數的改進形式，來描述研發部門的生產情況。
借用瓊斯（Jones）（1995）的做法，研發部門生產函數的形式可以設定為：
=γAHφAAφ （13）
其中γA>0，0
（四）社會最優均衡分析
通過上述模型設定，可以形成理論模型，推導出能源與環境約束下的最優增長路徑。假定社會計劃者的目標是尋求代表性家庭在無限時域上的效用最大化。同時，假定總消費為C，由于能源的開采不計成本，所以資本存量的凈增加等于總產出減去總消費。根據（1）式—（14）式，對于社會計劃者問題，整個規劃可以表示為：
s.t.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Yt-Ct；=γAHφAtAtφ；=ηEt-γ1tRtd（θt）；=-Rt；Smin≤St≤S0；Emin≤Et
最優增長路徑的現值Hamilton函數為：
H=U（Ct，Et）+λ1（Y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其中λ1、λ2、λ3、λ4分別為K、A、E、S的影子價格⑨，代入U（Ct，Et）和Yt的表達式，可得現值Hamilton函數為：
+λ1（（1-HAt）α1Ktα2Rtα3Et-λ4Atβ（1-θ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對上述最優化問題進行求解⑩，可得各個變量在最優增長路徑的長期增長率為：
（14）
（15）
（16）
三、模型分析與結論
通過對（14）、（15）和（16）式求偏導，可以得出如下表1所示的結果，進而分析出經濟中各個經濟環境參數的變化對穩態增長率的影響。
結論1：經濟中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率ρ的增長效應：ρ越大，則長期能源開采的增長率和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會增加，而技術進步的增長率也會增加；當g0Y>0時，ρ越大，長期的經濟穩態增長率也越大。
結論解釋：消費者這種對當期消費的迫切性，都會促使資源的使用增加，使得最終穩態下資源開采的增長率變大，而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也隨之增加，人類為這種“消費的迫切性”終將付出沉重的代價。這里，可以從“及時享樂”這一角度來理解性質1，對于一個追求及時享樂的人類社會，雖然技術進步的增長率會提高，經濟的增長率可能也會提高，但這種及時享樂的實現，是以資源和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即以資源的使用開采率和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率增加為代價。
結論2：研發部門人力資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參數φ的增長效應：φ越大，則穩態的經濟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越小，而能源開采的增長率和環境惡化的增長率越大。
結論解釋：對于結論2存在一個問題，即當研發部門人力資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參數φ越大時，穩態下的技術進步率是下降的，而并非象正常預期那樣提高，這里給出作者一個自己的理解如下：對于研發部門，人力資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參數φ越大，則當期在保持人力資本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技術的進步率會提高，從而使得當期的經濟增長加快，這樣社會計劃者會追加人力資本到研發部門，從而使得研發部門的人員數量增加，這種研發部門人數的快速增加會帶來研發部門的無效率（類似重復投入、壟斷競爭等）增加，進而降低整個研發部門的創新速度，因此可能使得最終的技術進步率下降。這種長期的技術進步率的下降，最終將導致穩態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研發部門的這種無效率狀況，最終可能禍及能源的使用和開采，使得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不多，進而使得能源的開采率在長期處于提高狀態，而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長期來看也處于提高狀態，整個經濟的發展最終將難以持續。
結論3：經濟中邊際效用的彈性參數ε的增長效用：提高邊際效用的彈性參數ε，將降低長期的產出增長率；當g0Y>0時，提高ε將降低技術知識的長期增長率，同時也會降低能源開采的增長率和環境惡化的增長率。
結論解釋：邊際效用的彈性ε越大，則意味著消費者從一致的均衡消費路徑上獲得的效用越大，所以穩態下的經濟增長率降低的同時而能夠保持消費者的效用不下降。當g0Y>0時，即經濟能夠實現持續的增長時，ε越大，則社會計劃者將會安排投入到研發部門的人力資本較少，穩態下的技術進步率將會降低；同時社會將會選擇減少能源的使用量，從而降低穩態下能源開采的增長率，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將也會下降。可以借助“知足者常樂”這一觀念去理解結論3，對于一個容易知足的人類社會來講，更容易維持一個低消耗、低增長、技術進步較慢而環境質量較好的“和諧”狀態。
結論4：人力資本投入量HA的增長效用：HA越大，則穩態的經濟增長率和技術進步增長率越大，而能源開采的增長率和環境惡化的增長率會越小。
結論解釋：對于研發部門，人力資本投入的正外部性保持不變的前提下，追加人力資本的投入量，可以提高長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進而提高長期經濟的增長率，同時使得長期資源的開采的增長率和環境質量惡化的增長率得到抑制，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將有望實現。
注釋：
①引發世界經濟和人類生活災難的CO2濃度閥值是多少？目前沒有確切答案，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David King 建議“我們應該防止大氣層的CO2濃度超過500ppm”；澳大利亞科學家Raupach主張550ppm才是濃度極限。而普遍認可的觀點是，可能引發危險的CO2濃度閥值為560ppm——相當于工業化前CO2濃度280ppm的兩倍。按照當前大氣層CO2濃度2ppm為一年增長速度，到2100年560ppm這個臨界值恰好被突破。更多的論述參見Warwick J. McKibbin等 魚和熊掌兼得——中國的發展和規避CO2公地悲劇，經濟增長、環境與氣候變遷——中國的政策選擇[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版：165-195
②Donald A. R. George等，經濟增長研究綜述[M]，馬春文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版，第3頁
③對人力資本的這種處理方法，參考了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 p113
④這一分解模式同時暗含著的意思是：污染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生產過程中對不可再生化石類資源的使用造成的，即在引入能源約束的同時考慮能源使用所帶來的污染問題。
⑤雖然污染的減排和污染的恢復是明顯不同的，前者是為了減少污染的流量，而后者是降低污染的存量。但本文這里的減排支出仍傾向于一種較為寬泛的理解，即為提高或改善環境質量而進行的各種投入，而不僅僅局限于為減少污染排放而進行的支出。
⑥雖然用各產業產出占總產出中的比重來表述經濟結構更為準確，但這里用能源強度 來反映經濟結構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做法，當能源強度 越大時，說明能耗大的產業（工業）在經濟中占的份額較大，能耗較低的產業（三產和一產）在經濟中占的份額較小
⑦嚴格意義上講，能源的使用所帶來的污染應該考慮污染的存量而非流量，Schou（2000）和Grimaud and Rouge（2005）等為了分析的方便性，只考慮了污染的流量效應，本文沿用了這一處理方式
⑧這里 為控制變量，通過改變控制變量，我們可以改變狀態變量
⑨這里的影子價格是指狀態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所帶來的最大效用增加多少個單位
⑩具體求解過程由于篇幅所限，這里省略。
在很多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為了分析的簡潔性，研究者都會把這一參數直接假設為1，而不考慮該參數的變化對穩態下增長率的影響，本文作者認為這樣的假設是難以與現實相符的，所以對技術進步的假設采用Jones（1995）的做法，盡管這樣給對后面的分析帶來了相當的難度
該表述引自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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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外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綜述
對于經濟增長的理解，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增長代表一國潛在GDP或者國民產出的增加，是一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向外推移。庫茲涅茨為經濟增長做了更為全面的闡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種日益增加的經濟商品的能力的長期提高，這個增長的能力，基于改進技術，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根據這種理解，經濟增長不僅僅在于生產能力的增長，更強調在技術改進、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后者正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反映。馬克思在論述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途徑時也指出，“生產的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投入資本的逐年增長；第二個是資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雖然不少經濟學家注意到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專著很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他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通常被稱為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并強調“在經濟增長這個概念中，不僅應該包括生產資源的增加，生產量的增長，而且也應該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另一本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銀行的托馬斯等著的《增長的質量》，他對增長質量的理解是，“作為發展速度的補充，它是指構成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比如：機會的分配、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的管理以及治理結構。”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以王積業、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維等學者為代表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較有影響。王積業從多恩布什與費希爾對經濟增長的理解，即經濟增長過程“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出發，認為“所謂生產要素積累，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是經濟增長實現數量擴張的主要源泉。所謂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它們構成經濟增長質量的主要源泉。決定經濟增長的這兩組因素既緊密交織，又相互區別，共生于經濟增長過程當中。在一定時期，由于這兩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經濟增長或者以數量擴張為主，或者以提高質量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形態。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1953～1990年)生產率的變化，并與美國、日本等國的生產率變化進行了對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情況，提出了“增長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指標對GDP增長速度的平均彈性來描述中國經濟增長質量；胡少維對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方法進行了綜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做了一些評價，并指出貫徹和諧社會理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則集中于操作層面，即集中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創新，但是缺乏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問題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鐘學義等在《增長方式轉變與增長質量提高》一書中把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概括為三個方面：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資本生產率、物耗指標、能耗指標等)，反映經濟增長是否穩定、健康的指標(經濟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就業狀況、環境污染指標等)，反映經濟結構及其變動的指標(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戴武堂認為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包括：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就業率、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亞民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效率、產出結果、增長潛能四個方面設計的由21個評價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李周為、鐘文余通過六個反映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的指標以及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源泉與機制的一系列指標體系來評價經濟增長的質量；李變花認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應該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效益、經濟結構、科技進步、環境保護、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經濟穩定八個方面；單薇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潛力四個方面，確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的評價理論，對1995～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探討；趙英才等對1978～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并不同步的結論；而徐輝、楊志輝則用密切值模型對1995～2003年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評價。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前文有關的理論研究，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可以界定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一個經濟體在經濟效益、經濟潛力、經濟增長方式、社會效益、環境等諸多品質方面表現出的與經濟數量擴張路徑的一致性、協調性。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方法選擇
1.模型指標變量設定
前文對經濟增長的質量已經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進行量化評估，還沒有統一的標準。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是基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及其評價理論，運用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狀況的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在參考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解，本文設定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構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各個指標及含義具體如下：xl——人均GDP指數(1978年價格)；x2——財政收入增長指數；x3——全社會勞動生產率(1978年價格)；x4——第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例；x5——投資效益系數；x6——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資額占GDP比重；x8——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數)；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1——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2——萬元產值能耗率(1978年價格，倒數)；
x13——經濟穩定性系數(取倒數)；
x14——城鎮化水平；
x15——養老保險覆蓋率。
在運用因子分析前，將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各負向指標調整為其倒數形式，使其成為與經濟增長質量正相關的指標變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義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中，需要對反映其客觀情況的多個指標進行大量的觀察，而在很多情況下，許多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從而有可能用較少能用較少的綜合指標分析存在于各變量中的各類信息，而各綜合指標之間是彼此不相關的，這些代表性的綜合指標稱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較少的幾個因子來反映原資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統計學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時，用盡可能少的不可測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與特殊因子之和來描述原來觀測的每一個變量或指標。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x1、x2…xp。為p個指標，apm。為影響因子載荷，F1、F2…Fm為m個公共因子，m小于p，ε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過研究指標體系的內在結構關系，從而將多個指標體系轉為少數幾個相互獨立且包含以上指標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綜合指標。其優點在于它確定的權數，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有較好的客觀性，而且得出的綜合指標(公共因子)之間相互獨立，減少信息的交叉，這對分析極為有利。
三、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
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各指標代碼以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l所示。
在進行因子分析前，應首先檢驗模型及相關指標的設計是否可以應用因子分析。KMO檢驗和Bartlett''''s球形檢驗是兩個測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檢驗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測度采樣充足度。檢驗指標變量的偏相關是否足夠小。KMO的統計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間，若該統計指標在0.5和1之間則表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則表明因子分析的結果可能難以接受。
根據相關數據，SPSS給出的相關計算結果表明，KMO檢驗的結果為0.588(大于0.5)。Bartlett檢驗統計指標檢驗相關矩陣是不是單位矩陣(原假設為相關矩陣為單位陣)。卡方檢驗結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檢驗的卡方統計值為401.362，p值近似為O，拒絕原假設，即相關矩陣不是單位陣。因此。以上兩項統計指標的檢驗表明適合采用因子分析進行研究。
在此基礎上，SPSSl3.0的輸出結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轉后的結果。
從表3的因子載荷矩陣可以看出，旋轉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標變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的宏觀環境因素，可以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環境影響因子。旋轉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標變量x2、x5、x6、x8上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的要素收入的變化，可以作為要素生產率因子。旋轉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標變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較大的載荷，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環境和資源變化以及競爭力，這些可代表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潛力，可以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可持續性與潛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可以用F1，F2和F3這3個完全不相關的公共因子來表征，即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包含了宏觀經濟環境因素、要素生產率因素和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因素。
通過對表3的觀察可以得出，宏觀環境影響因子F1、要素生產率因子F2和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因子F，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全部變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見，這3個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絕大部分信息。
為了計算各公共因子的綜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評價指標的數值，需要對這3個因子進行量化。本文采用回歸法(regression)來計算因子F1、F2、F3得分，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歷年經濟增長質量因子分析的綜合得分Qt，表示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關矩陣R所對應的特征值。
四、結論
通過對全國1990～2005年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結論。
1.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水平不斷提高
根據綜合評價指數的相關數據，自1990～2005年1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綜合質量指數年平均提高約6.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質量呈現出不斷改善的趨勢。
2.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不同步的現象
巾國16年來經濟增長質量提高(QI)與數量擴張(SI)存在不一致的現象。雖然中國在16年間經歷了QI的持續上升，但是由于中國保持了更高的數量擴張速度，QI的提高并未與SI呈現出較高的同步l生，經濟規模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并沒能帶來同比的質量提高。這一定程度表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擺脫以數量擴張為主的粗放型低質量增長的窠臼。
3.最近幾年擴張不同步系數不斷擴大的趨勢應引起重視
根據擴張不同步系數的計算結果，自1995年以來擴張不同步系數變為負值，而其仍呈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這就為當前經濟運行提出了一個警示，即在關注經濟數量擴張的同時要更加關注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這也從實證的角度反映出當前遵循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相關因素的不同變化趨勢應引起重視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響。F1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環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來，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經濟環境因子F1，隨著經濟的增長，宏觀經濟環境狀況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要素生產率因子F2則呈現出波動性，經歷一個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穩步上升的過程，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產率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但是最近幾年F2穩步上升，表明要素生產率的上升。反映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的因子F3呈現出“倒u型”趨勢，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趨勢。這點尤其要引起重視。
關鍵詞：經濟穩定 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過分看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甚至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結果把許多無可回避、必須解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留在了后面，包括：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衡，資源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等。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最初人們把經濟增長簡單地當做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人們的物質財富和福利就會增加，社會就會富裕起來，認為這就是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備受睹目，甚至聯合國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只要向發展中國家注入資金，就能使這些國家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并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經濟學家赫里克和金德爾伯格認為，在經濟學理論中，增長與發展有時做同義詞使用，在某些場合這種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當這兩個詞在一起使用時，應該區分它們的詞義。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1]。
總之，經濟發展應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它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即產出的增加；二是結構改善，包括人口結構的城市化、產業結構協調與優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環境的優化和美化、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如果只有產出的增加而無其他的改變那只能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其實關于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早已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19世紀、20世紀，把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唯一標志的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主流。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的不發達是政治動亂的根源，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持續進步，各種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也就會保持穩定。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證明其武斷性和不合理性。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正是由于人們過于關注GDP的增長而忽視了對于生態的保護、忽視了人文關懷，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導致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
因此，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經濟穩定的內涵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微觀經濟活動充滿生機活力；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2]。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過去那種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是一種單純追求增長的片面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缺陷在于其僅僅關注發展的手段，卻忽視了發展的目的，無視普通民眾的需要；把環境當做可無限獲取的資源，而沒有意識到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所必須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以及其作為生產資源的有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們認識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把當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續發展，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發展才能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和協調。離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離開協調有序性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衰退乃至危機。為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消除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3]。
綜上所述，維護社會穩定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極大地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保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穩定。經濟穩定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穩定，其內涵應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參考文獻：
[1]金德爾伯格?赫里克.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何為對外貿易？就是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通過多樣化的交易與交換形式，獲取各自的利益所需，從而使自身經濟效益得到提升的商業活動。經濟效益，指的是在經濟活動中所付出勞動與所獲成果之間的比例。在國內經濟活動方面，經濟效益取決于國內勞動成果的大小；在對外貿易方面，首先，經濟效益不僅僅取決于國內的勞動成果比例，而且取決于國際范圍內的勞動成果比例關系，變現為貨幣形式就是匯率的不同。其次，就宏觀而言，國家可以選擇有優勢的勞動成果對外出口，這種優勢可以是實物商品，也可以是技術性的軟性商品。第三，在企業層面上，可以通過國內外貿易差價獲取合理的利潤，對于國家經濟增長，也是可以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的。作為世界上最具權威的國際貿易組織——WTO，在對外貿易方面，堅持三條原則：（1）促進貿易增長。通過發展國際貿易，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收入和需求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2）保護生存環境。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一定要保持生態環境的平衡與恢復。（3）實現社會公平。貧富分化的加劇并不利于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只有打破舊的經濟秩序，實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進步，才能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對外貿易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益的核心理念。理解并應用這個理念，就不能只是簡單地關注出口量、進口量的數字指標，而應該立足WTO三原則，提高國民生活幸福指數。
二、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分析
據海關統計，201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26.43萬億元人民幣，比2013年增長2.3%。其中，出口14.39萬億元，增長4.9%；進口12.04萬億元，下降0.6%；貿易順差2.35萬億元，擴大45.9%。按美元計價，2014年，我國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3.4%、6.1%和0.4%。在全球大宗商品供過于求、價格持續下跌的前提下，我國對外貿易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總體而言，我國的對外貿易暴露出一些阻礙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外貿環境境況不容樂觀。首先，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額呈現連續下降趨勢，與此同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的此類商品出口額表現為增長勢頭。其主要原因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退，更多的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到人工成本相對便宜的國家和地區。其次，對外貿易集中于其它貿易大國和組織，這就意味著，我國在進出口的依賴性方面容易受制于人，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依存度存在著很大的變量，貿易摩擦的發生概率越來越大，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越發突出。第三，就國內外貿企業而言，普遍存在企業規模小、缺乏創新能力、缺乏先進管理手段等弊端，導致行業整體性的收益較低、抗風險能力較差，難移突破“低端產品—低廉價格—低收益”的經營怪圈。
2.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不合理。首先，產品附加值較高的信息產業、金融業務、保險服務等產業所占份額過低。傳統的運輸貿易服務、旅游服務業等服務類產業的貿易順差優勢受到壓制。其次，受對外貿易范圍較為集中的因素限制，國內一些具有世界領先技術的企業，在對外貿易或對外合作的過程中，經常遭遇反傾銷、貿易壁壘等，直接打壓了我國高新技術、高附加值商品的真實價值，影響了我國產業升級換代的發展速度。
3.貿易壁壘的形式依然很嚴峻。雖然WTO倡導世界經濟一體化，在消除貿易壁壘方面做了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工作，但是，貿易壁壘，尤其是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依然很頑固地存在著，這些貿易壁壘主要分作三類：（1）技術壁壘。技術壁壘是WTO明文規定可以存在的，但是在現實中，一些國家或組織出于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的等多種原因，以技術壁壘為借口，對我國具有技術優勢的高新產業和商品進行封堵，阻撓其進入該國市場。（2）“綠色壁壘”。“綠色壁壘”的本意是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但是，某些發達國家經常以不符合環保指標為理由，對我國價格相對低廉的商品揮舞制裁大棒。（3）“藍色壁壘”。“藍色壁壘”的本意是維護勞工福利，但是，某些發達國家實行雙重標準，更有甚者，綁架人權等政治術語，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橫加指責，希冀以此為裂隙，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破壞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建設。
4.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不具可持續性。以往，我國為了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在許多行業存在著高耗能、破壞環境的發展模式，這種粗放式的經濟管理模式在經濟發展初期，可以起到快速提升經濟發展速度的目的，隨著我國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很多行業都已經步入以技術為支柱、以環保促發展的升級階段。如果不能認清發展形勢，仍舊依賴落后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不能保持有效的可持續性發展勢頭。
三、提高對外貿易宏觀經濟效益的策略
1.開拓外貿市場，優化外貿環境。在政府層面，積極開拓對外貿易市場，是開拓外貿市場，優化外貿環境的最有效的手段。現在我國政府大力提倡并維護發展的“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構思，就是連接亞歐非大陸，聯系尋找發展機遇的相關國家，通過加強國與國的良好溝通，完善基礎建設，開發經濟潛力，實現優勢互補，共同創造外貿收益的新型增長點。在搭建好良好的對外貿易平臺之后，在國內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扶持企業革新，逐漸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民族企業和國際品牌。
2.優化產業結構，增加貿易附加值。通過制定并落實國家政策，健全法律法規建設，積極鼓勵小微企業的發展，扶持產品附加值較高的信息產業、金融業務、保險服務等產業，加大國際間的技術、市場、資本的合作，進一步放開國內金融界與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強化企業與科研單位的合作，支持具有創新精神的高新科技產業，積極轉化科研成果，使之盡快投入到實際的生產與貿易當中，最終實現優化產業結構，增加貿易附加值。
3.提升管理水平，打破貿易壁壘。隨著國家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們有實力有時間做好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工作，加大科學技術的投入，實現企業生產力的升級換代；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恢復并保護適于人居的自然環境；加大人力資源管理力度，遵守法律法規，關注勞動者的生存狀況，保護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通過加強促進經濟發展的軟性與硬性條件的打造，創造和諧的發展氛圍，建設綠色宜居環境，打破貿易壁壘，維護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性發展。
4.堅持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今天，低水平的密集型的生產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性發展趨勢了。值此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應該樹立以技術革新為核心，運用科學技術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以“互聯網+”為運營模式，引入低成本高效率的經營模板，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為己任，提高勞動者的生活質量，縮小貧富差距，建設和諧社會，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增強對外貿易的宏觀經濟效益。
四、結語
關鍵詞：煤炭繁榮；資源詛咒：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3-0047-04
一、引言
煤炭資源型城市是指因采掘地下煤炭資源而形成或發展起來，并且煤炭采選業至今仍在城市經濟結構中占據顯著重要地位的城市。根據美國學者哈里斯(C.D Harris)統計描述的簡單分類法，凡煤炭產業的增加值占城市GDP的10％以上，或煤礦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15％以上。即為煤礦城市。鄂爾多斯是我國煤炭資源富集地區，全市8.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含煤面積約占80％，總儲量約10000億噸，其中探明儲量1532億噸，約占內蒙古的1/2，全國的1/6。2008年，全市實現原煤產銷25139萬噸，同比增長28％，原煤產量占全國煤炭總產量的9.2％，占自治區煤炭總產量的55％。
“巨能”的擁有讓鄂爾多斯成為我國正在開發的新世紀能源之都。是我國為數不多的煤炭產量超億噸的地級市。但是國內外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資源優勢并不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相反還存在著“資源詛咒”，即資源繁榮并不能帶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而造成經濟的長期停滯甚至倒退。因此。一個地區如何以資源為起點，在壯大產業規模之后，再提升產業價值。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一直是困擾理論界和現實經濟的重要難題。
二、資源繁榮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20世紀50年代之前，經濟學理論通常認為：資本、勞動力與自然資源是一個地區的基本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有著正的邊際貢獻，因此，在其它情況相同的條件下，相對于資源貧乏的地區，資源豐富的地區在資源繁榮期間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本積累，有著更高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但是，二戰后絕大多數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并沒有因為這些豐富的自然資源而迅速發展起來。發展速度反而低于很多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和地區，如伊朗、委內瑞拉與日本、韓國就是很好的例證。試圖解釋這一現象的“資源詛咒”假說(Auty，1993)認為。自然資源繁榮在短期外生性地提高了資源富裕地區的收入，當這種收入足夠高或者占當地經濟的份額足夠大時，會使本地區的資本邊際產出降低。從而提高了未來消費的價格，進一步導致消費的繁榮，即表現為經濟在短期內快速增長。但是，由于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的有限性，自然資源開發、特別是資源繁榮所帶來的收入增長不同于制造業等其他部門，難以在長期內保持一定的正增長，最終必將趨向于零，經濟增長速度也將隨之下降。因此。資源繁榮會通過一些機制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負面沖擊，
但是也并非所有資源富裕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歷資源繁榮后經濟增長都長期滯后，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和馬來西亞等。這就意味著，資源詛咒機制并不是必然發生的(Auty，2001)，適當的政策措施和投入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并能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避免“資源詛咒”。
三、鄂爾多斯煤炭產業發展中存在“資源
詛咒”
在資源詛咒假說的研究中。通常有荷蘭病和工業化政策失敗兩類解釋。荷蘭病模型認為，自然資源部門的繁榮導致本地區工資與物價上漲，會導致本地區制造業的萎縮，而制造業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特性，所以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制造業的萎縮會使本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難以為繼。工業化政策失敗的解釋認為，資源的繁榮會使本地區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租金，并掌握在極少數人或者政府手中，由于荷蘭病效應及過分自信、急于發展的“勃勃雄心”等因素的影響，選擇了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結果往往是因為不具備宏觀或微觀條件而使重化工業發展緩慢、工業結構畸形、利益集團內耗嚴重、收入差距擴大，致使經濟發展滯后。從目前情況看，鄂爾多斯煤炭資源繁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特別是經濟增長源泉的影響，存在一些負面因素，可能會產生資源詛咒現象，影響其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一)產業結構存在缺陷
在資源繁榮的前提下，資源充裕的國家和地區往往只重視重化工產業的發展，而忽視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存在缺陷。不利于工業化的健康發展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從鄂爾多斯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構成變化情況上看(圖1)，鄂爾多斯市工業化發展方向上也存在這一問題。2001年至2008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49.3％下降到23.7％，7年間下降了25.6個百分點：而采掘業的比重則由30％迅速上升到59％，7年間增長了29個百分點；以電力行業為主的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的比重波動較為平緩。采掘業比重迅速上升的工業結構變動，在短期內必然表現為工業規模的快速膨脹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但是，從長期發展來看，鄂爾多斯很難依賴于煤炭采選業的增長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而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性質的制造業比重過低，更難以推動整個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極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率偏低的情況。即荷蘭病癥狀。
再從制造業結構上看(圖2)，制造業在工業體系中占比的下降主要表現為紡織行業的不景氣。紡織行業一直是鄂爾多斯制造業中份額最大的行業，但隨著資源的繁榮導致物價水平的上漲，進而通過聯動效應帶動各類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上升，最終使該類勞動密集型產業失去了競爭力優勢，制約該類產業的發展。2001年。紡織行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為59.1％，到2008年下降到11.5％，7年間下降了47.6個百分點，至今仍呈下降態勢。
由此看出，依賴于煤炭經濟繁榮的鄂爾多斯，一旦煤炭業出現蕭條，那些依靠煤炭開采而繁榮發展起來的餐飲、娛樂、商業等第三產業必然受阻，而此時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羊絨、醫藥等也失去了國內、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必然會導致失業率增加、行業結構不合理等“資源詛咒”現象，總體經濟必然受到影響。
(二)公共支出結構不盡合理
資源繁榮形成大量的資源租金，并通過多種方式成為政府收入，而當地政府能否合理地使用這筆收入，決定地方經濟的發展是否更易陷入資源詛咒。
從總體上看(圖3)，鄂爾多斯市保持財政支出平衡性的能力不強，地方財政風險較大。一方面，資源繁榮刺激財政支出的快速擴張；另一方面，過度依賴于煤炭行業的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的能力受到質疑，一旦煤炭行業進入蕭條期。財政支出的順周期波動將不可避免，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該市長期處于財政赤字，即使在資源繁榮期間。直到2006年財政收人才超過了財政支出，但是財政收入有相當一部分上交上級政府，地方財政積累有限，很難有能力保持財政支出的平穩性。
從鄂爾多斯市財政支出結構上看(圖4)，財政支出不盡合理。首先，基本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20.7％上升至2008年的35.2％，增長14.5個百分點：其次，科教文衛事業費支出比重從2001年的17.6％上升至2008年的20.3％，僅增長2.7個百分點，而其中教育事業費支出卻從2001年的12.4％下降到2008年的11.8％，下降了0.6個百分點，而且更多地傾向于物質資本的投入，而對教師、教學軟件、實習基地投入卻是變化不大。教師更新培訓、新師資力量引入、素質教育投入呈下降趨勢。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偏大。一方面帶動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容易產生形象工程，造成浪費。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等問題。教育事業費支出比重的下降一方面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可能存在以人力資本為傳導機制的資源詛咒。
(三)煤炭繁榮加劇貧富分化
一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遠低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并呈不斷擴大趨勢。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占人均GDP的19.2％，農牧民人均純收入不足人均GDP的7.2％，與2001年占比相比分別下降了26.7和10.2個百分點：而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則由2001年10.5％上升至2008年的18％。增長近8個百分點。在成熟市場經濟體中，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美國接近于70％，其他國家和地區普遍在54％至65％之間，而鄂爾多斯還不足20％。因此，由經濟增長而產生的利益并沒有完全被本地區人民享有，“繁榮并不富裕”并存的現象十分突出。
二是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從城鄉收入差距上看。2008年，鄂爾多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35元，是當地農牧民人均純收入7052元的2.8倍，并呈擴大趨勢；從行業來看，煤炭行業是全行業收入最高的行業。從農牧民的收入構成來看，礦區農牧民工資性收入比重較高，2008年礦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0200元，是全市農牧民人均純收入7052元的1.4倍，也就是說礦區與非礦區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因此。如何抑制收入差距，使經濟增長惠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是當地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金融服務明顯不足
一是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和產品服務體系尚未形成。目前，鄂爾多斯煤炭企業的融資方式單一。煤炭工業投資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企業間接融資比例過高，融資結構嚴重失衡，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未得到充分發揮，其它融資手段和金融工具未被很好利用。
二是信貸資源錯配使產業政策與信貸政策的協調存在矛盾。近年來，鄂爾多斯市相當一部分銀行信貸資金投放給了煤炭企業的基本建設項目和一次性資源開發上，而對于有助于延長產業鏈、提高產業附加值、提高行業長期收益的領域，以及煤炭工業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和資源深加工轉化項目，支持力度則明顯不足。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偏離，這就導致產業政策與信貸政策間的動態失衡，難以更好地發揮金融服務煤炭產業的作用。
三是銀行信貸資金集中度高，潛在風險大。目前銀行信貸資金已在煤炭領域呈現出較高的行業集中度，至2008年末，全市商業銀行各項貸款總額為649.4億元，其中煤炭、電力等能源貸款210.9億元，占各項貸款總額的32，5％。煤炭等能源工業是一個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大的行業，這種高度集中的信貸投放積累的風險正在逐漸增大。
(五)環境治理欠賬較多
環境污染是威脅一個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隨著煤炭資源的大規模開采，造成了采空區塌陷、地下水位下降、耕地退化、植被破壞等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煤炭生產的社會成本十分巨大。目前。全市采空塌陷面積已達到100多平方公里。由于國家能源開發利益協調機制尚未理順，礦區生態環境建設投入嚴重不足，生態補償遠遠滯后于資源開發，使得環境污染等問題不能及時有效解決。
四、結論及對策
(一)拓展思路，鼓勵創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煤炭資源豐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一是積極推進煤炭工業的循環經濟模式建設。鄂爾多斯煤炭資源處于生態功能較弱的區域，資源的開發很容易產生各類污染。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因此，煤炭產業必須以循環經濟為指導，通過深加工和精加工，延伸產業鏈，實現“資源一產品一再生資源”循環經濟模式，促進經濟、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發展。
二是因地制宜發展煤炭深加工行業，積極培育各具特色的煤炭資源深加工產業集群。在發展重化工業方面，鄂爾多斯在立足“大煤炭，大煤電，大化工，大載能”四大戰略的同時，可考慮圍繞幾個大型煤化工項目，發展關聯性較強的煤炭深加工產業及煤炭采選設備制造業，通過市場細分，形成以中小企業為主、由中小企業間競爭與協作的企業集群，將資源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增加就業機會，縮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三是有選擇的扶持有發展前途的非煤接續產業，實現新興煤炭資源型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煤炭作為不可再生性資源，終有耗竭的一天，而這些地區已有一定規模的人口、產業的聚集。很難整體外遷，因此，要吸取一些資源已枯竭城市的教訓。遵循市場導向、發揮優勢、保護環境、科技進步、產業相關、協調發展等原則，發展節能綜合利用型、自我服務型、與煤非相關型等非煤產業。
四是拓展思路，鼓勵創新，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更新升級。為避免輕工業產品陷入高成本困境，影響產業結構的整體合理構建，就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尋求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新出路，加大科技投入，鼓勵創新，尋求產品附加值的增長空間，推動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向高質量、高價值、高競爭力方向發展，實現對該類產品高端市場的占領，最終形成產品的品牌優勢，力求在解決勞動力就業的同時實現該產業的升級發展。
(二)多種方式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讓經濟增長更多地惠及民眾
一是通過多種手段調節收入分配，避免收入差距擴大。
二是不斷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平抑財政支出波動。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向低收入區域和低收入個人的轉移支付力度，讓窮人的收入增長快于富人的收入增長，使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分配合理化；避免政府行政管理費用等消費性支出同步增長，杜絕形象工程等浪費性支出。在煤炭不景氣時期，加大財政投入，刺激經濟增長，以避免經濟波動過大而影響就業市場及居民收入，確保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關鍵詞：日本；國債政策；國債風險；可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F813.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5-0165-02
日本是國債規模較大的國家之一，國債的發行不僅彌補了其財政赤字，同時成為景氣下滑時刺激消費和投資，恢復其經濟增長的重要財政貨幣手段。但近年來，隨著國債政策的頻繁運用，導致其國債規模急速膨脹。安倍內閣上臺后，雖然將財政整頓列為重點調整對象之一，但國債發行數量仍然持續增加，2014年底，日本國債規模達到歷史最高的177.7萬億日元。盡管2015年日本國債發行額低于上年，但仍處于170萬億日元的高位，同時，與國債相關的各項指標也遠高于歐美國家。
歐債危機的爆發令債務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重點關注的經濟問題之一。包括美國在內，各國國債問題也被紛紛揭示出來。在這一背景下，日本作為國家債務負擔排名首位的國家，其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正反兩方面影響因素值得深入探討。
一、日本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有利因素
（一）完善的國債管理機制
國債管理機制包括國債的發行、結構以及債務的償還。日本國債管理機制是其國債政策可持續的強有力保證。
1.強制性的發行方式
日本國債發行具有強制性，其主要購買者為機構購買者，并且滿1年后，可由日本銀行收回。這種發行方式雖然與現代市場經濟相悖，但能夠保證國債順利發行。這種發行方式不受市場其他證券數量及收益的影響，在降低國債發行成本的同時，保證金融機構在下期國債銷售時有足夠的流動性。
2.合理的國債結構
從國債的期限結構看，到2015年，日本國債期限從3個月的短期到40年的超長期共計12個品種。其中短期國債、中期國債、長期國債和超長期國債的占比分別為23.2%、41.8%、19.6%和15.5%，①基本上符合國債期限集中度不超過40%的理論標準。
從持有者結構看，2014年底日本國債持有者包括日本銀行、金融機構、年金保險金、國內居民，持有比例分別為20.1%、36.5%、31.5%和3.5%。②其中，國內持有比例超過90%，持有者集中度遠高于其他國家。這樣的持有者結構具有以下優勢：一是日本銀行持有比例20%，保證其貨幣政策對象的靈活性；二是機構投資者占比超過80%，大多為長期投資，穩定性較高；三是外債占比僅為8.4%，匯率風險小，且受外部沖擊少。
3.精準計算償還額度
日本財務省每年公布國債償還計劃，主要依據預期的利率變化、國債余額和償還期限計算出未來各年度償額，并且政府強制保證在計劃期限內償還，從未出現過逾期現象。這些措施增強了投資者對于購買和持有國債的信心。
（二）極低的國債融資成本
國債的融資成本主要為國債的利息支付。國債利率不僅會隨著市場利率的變化而變化，還會隨著政府債務規模的增加而上升。日本國債利率雖然符合上升型的期限結構，但由于普遍偏低的市場利率水平，其國債總體利率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到2014年底，日本國債平均收益率僅為0.38%，③遠低于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
（三）較好的經濟基礎
日本雖未徹底走出經濟蕭條的困境，但其經濟基本條件較好，這對保證國債的發行與償還發揮重要作用。
1.儲蓄積累規模大
日本是發達國家中的儲蓄大國。到2014年底，日本國內存款總額達到933.46萬億日元。①這些存款中有相當一部分由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投資購買國債。近年來，雖然隨著老齡化問題和就業形勢的惡化，日本居民儲蓄愿望降低，儲蓄增長率有所下降，但總體看呈穩定增長態勢。
2.物價上漲率低
日本物價長期處于較低水平，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甚至有10年為負增長。雖然安倍政府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提高物價刺激經濟，使物價有所上漲，但2014年CPI增長率僅為2.7%，且從當年10月份開始呈下降趨勢。投資者為規避匯率風險，在國內金融商品相對缺乏的情況下，更愿意以國債作為投資首選。
3.外匯儲備及對外資產充足
日本是世界上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外匯儲備國，2014年2月外匯儲備達到歷史最高的1.22萬億美元。②巨額的外匯儲備不僅體現了日本的較強對外支付能力，同時也為抵御對沖債務風險提供強有力的保證。而作為海外總資產規模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其海外資產在2013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1 351億元。日本的海外投資對國內經濟形成保護態勢，是國債償還的最后保障。
二、日本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不利條件
（一）累積債務比例過大
從日本國債發行情況看，中央政府債券包括建設國債（含特別國債）、復興國債、財政投融資國債和轉換國債。其中轉換國債主要用于舊債的償還，且比例過大，2014―2015年日本轉換國債發行額分別為120.1和116.3萬億日元，占國債總發行額的67.59%和68.41%。③這說明日本自二戰后國債長期積累，造成債務負擔沉重。如果國債累積規模無法大規模降低，為清償舊債，日本仍會維持較高的國債發行額。
（二）經濟形勢無明顯好轉
日本政府在陷入危機后，持續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斷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經濟，但均未能使其徹底走出危機。安培政府在2012年推出“安倍經濟學”，采取一系列政策拯救經濟。這些政策僅在最初對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民間投資下降、居民消費意愿的降低，日本經濟未有明顯起色。從實際經濟增長看，2013年第四季度實際GDP增長率為-0.4%，2014年初雖有所好轉，但全年實際GDP增長率為0，④且無好轉的跡象。
（三）財政收支具有剛性
日本財政支出的剛性主要體現在財政支出不僅不會減少，反而可能增大。首先，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使社會保障負擔加重，財政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此項開支。其次，在貨幣政策效果甚微的情況下，日本頻繁運用利用減稅或增加政府購買、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致使財政支出不斷增加。最后，日本財政改革收效甚微，除 “財政重建”政策效果明顯外，其他政策要么無效、要么在中途被迫停止，難以實現降低支出的目標。
日本財政收入的剛性在于在經濟未出現好轉的情況下，政府很難通過增稅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日本解決國債負擔的最有效途徑是提高稅率，增加稅收。但提高稅率直接減少民間的消費和投資，可能導致經濟的進一步下滑。增加稅收的負面影響遠大于其帶來的好處。
三、日本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綜合評價
論文摘要：化解這種兩難，需要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加快結構調整，培育新的增長點，放松管制，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可持續性。
進入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兩難問題開始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問題。
總體來看，2010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經濟增速達11.1%。預計第三、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將放緩，呈現前高后穩的格局。從國際環境看，全球經濟可持續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特別要關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縮與內部緊縮帶來的疊加效應。
從國內的情況看，一方面要降低對政策刺激的依賴，另一方面市場內生性的增長動力還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已經初見成效，交易量大幅萎縮，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調整還并不明顯，房地產調控的力度還不能輕易放松；節能減排的壓力不小，同時今年第一季度單位GDP能耗還有所上升，完成節能減排的任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還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蘊含了一定的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過于嚴厲的緊縮可能產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對經濟復蘇的沖擊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勞動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內過大幅度的工資上升也會轉化為物價的壓力。
這些兩難問題，應當說是中國經濟從應對危機的超常規的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轉向可持續的復蘇進程中，所必然會遇到的挑戰，也可以說是這種轉換中所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化解這種兩難，需要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加快結構調整，培育新的增長點，放松管制，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可持續性。
從政策基調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由回升向好向穩定增長轉變的關鍵時期。下半年國內外經濟形勢依然復雜，不確定因素較多，應當以穩定政策為主基調。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觀政策不會過早退出，也不會匆忙加碼。一方面，今年以來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如樓市調控、對信貸總量和節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規范化、節能減排、出口退稅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觀察，可能暫時沒必要進一步收緊，否則可能導致“超調”，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只要經濟增速回調在預期范圍內，也沒必要過于匆忙地出臺所謂“二次刺激”政策，否則會助長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
從目前的討論看，不少人擔心二次探底，實際上從外部環境看，國際經濟復蘇的勢頭雖然有所放緩，但畢竟還是在復蘇，與2009年全球經濟經歷顯著的危機沖擊是不同的，近期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的出口迅速上升就是一個證明，至少今年出口對GDP的貢獻不可能如同2009年時期那樣是大幅的負貢獻；從內部看，雖然經濟回落會面臨去庫存化的壓力，但是畢竟現在的庫存水平遠遠低于2008年底時期的水平；同時，地方的新開工項目雖然有所減少，但是還會有一個正常的增長，加工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穩步攀升，也會逐步推動企業擴大投資。
關鍵詞 包容性增長；教育；經濟、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 F0：G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4434（2013）01-0141-04
長期以來為追求經濟快速增長以破壞環境、消耗資源為主要特征的非均衡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陷入了經濟與社會、自然、人的發展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困境。包容性增長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理念和經濟發展方式，追求的是經濟與自然、社會、人的發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當期的核心目標就是引導和促成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單向型、數量型、速度型向集約型、全面型、質量型、科學型轉變，構建一種新的經濟、自然、社會與人包容共進的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經濟發展方式。肩負技術創新和培養人才資源任務的教育是知識經濟的基礎產業，它與經濟發展相互制約、互為促進。深化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既是實現兩者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題中之義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目標所向。
一、包容性增長的內涵及實現條件
（一）包容性增長的內涵
包容性增長是對傳統增長理論的反思和批評。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良與修正，它最先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正式提出。從其演進過程來看，先后經歷了由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數量，到強調經濟增長的后果和質量等階段。雖然包容性增長已經受到諸多國家的高度關注，但目前學術界對其概念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盡管如此，學術界對于包容性增長的認識均包含了以下幾個要素：（1）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理念，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經濟增長并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2）以人為核心，優先開發人力資源、實現充分就業，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內容，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地區和人群。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包容性增長的根本目的；（3）包容性增長要“經濟包容”與“社會包容”兼顧，即要堅持同步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與社會、自然和人的協調可持續發展。鑒于此，本文認為，包容性增長是一種包容社會各個方面、層次、角度的平衡、協調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共享性、平等性、全面性、廣泛性可持續性和安全性，它在促進并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體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發展的公平和正義原則（陶蕾幅、路日亮，2012）。
（二）包容性增長的實現條件
包容性增長是相對于非包容性增長而言的，其能否實現及達到的效果如何需要必定的條件和基礎。（1）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前提。不管是從包容性增長的內涵還是從現實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始終是包容性增長的基礎。這是因為，包容性增長旨在追求的所有社會成員對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實現及經濟與社會、政治、文化、自然等的協同發展都是建立在經濟實現持續發展或者由經濟發展所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的基礎之上的。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所不同的是。它更加強調經濟發展速度與發展方式的相互兼顧，通過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途徑來增強經濟與社會、自然、人的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最終實現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包容共進。（2）社會成員素質能力的提高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關鍵。每個社會成員都擁有平等發展、參與經濟增長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要義。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更多地把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到包容性增長中來，這是由知識和人力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屬性決定的。第一，從社會成員平等機會的獲取來看，在排除不可控的外在因素的情況下，能力的高低是決定人能否獲得和把握發展機會的關鍵條件。因為機會是相對于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群體而言的，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群體中，每個人所想要的機會必定各不相同：機會的獲得也并非完全沒有條件，個人獲得機會后能否承擔起該機會所賦予的責任、實現相應的目的是機會供給和分配要考量的重要依據之一。換言之，即是要保證每個人都能平等地獲得發展機會首先要提高個人的素質能力，使其有條件去爭取和把握相應的發展機會。第二，從經濟發展所依托的力量來看，人始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沒有人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科學技術，包容性增長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第三，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經濟發展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是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內容，這就必須保證每個人都能夠實現充分就業，這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任務，而其基礎同樣是要提高人的素質能力，增強其就業能力。以上所述。其重點就是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推進人力資源開發、培養，普遍提高人口素質，促使“人口資源”轉變為“人力資源”進而形成豐富的“人才資源”，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
二、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途徑
（一）有利于增強經濟與社會、自然、人的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包容性增長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建設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實現人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很顯然，包容性增長所倡導和所要實現的就是要構筑出經濟、政治、文化相互協作、相互推動，人口與資源環境相互配合、相互影響，經濟產業結構合理、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兼顧的良性的社會發展形態。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經濟資源的合理開發、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經濟效益的提高是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證，而這在知識經濟時代，其越來越取決于社會智力的開發和社會人才的培養即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就是說，實現包容性增長首先必須解決好教育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事實上，教育與經濟本來就是相互依存和互為促進的：教育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可以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并直接拉動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其產生巨大的潛在經濟效益：經濟發展提供了教育發展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社會勞動力與人才結構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求相應提高人才培養層次與擴大高等教育規模，而且經濟的發展還可以激發社會成員產生新的教育需求。進而增強教育發展的外部引力。由此可見，推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是包容性增長的必然選擇。兩者的協同發展水平越高，包容性增長的動力和保障力就越強。
（二）有利于豐富社會成員參與經濟增長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并提高把握機會的能力
以人為本，把人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地位是包容性增長區別于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這也是科學發展觀最核心的內容，而且包容性增長還強調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應擁有平等的機會權利，要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惠及更多的普通勞動者，惠及社會的大多數人，讓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經濟增長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最終實現經濟發展的共享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有學者認為，社會貧富差距的產生很大程度在于人與人之間機會的不公平性，根源在于既有制度公平性的缺失。不可否認，這一觀點自有其合理性。包容性增長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解決社會成員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機會平等問題，但對于要求每個社會成員能夠參與經濟增長并為之作出貢獻的目標而言，僅僅解決由于制度的缺陷導致的機會不平等問題是遠遠不夠的，至少還需要考慮兩點：經濟發展能夠提供足夠多的機會和每個社會成員都具備把握機會及參與競爭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而言，就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基礎上，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和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能力，解決好社會成員的就業問題，為所有人提供參與競爭的機會和條件。而實際上，充分就業應優先于GDP、出口等增長目標的實現早就被眾多學者所認同和社會經濟發展所證明，馬克思的《資本論》、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及近代的宏觀經濟學論著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闡述。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雖然我國保持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較大范圍的普及，但人才供給與就業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脫節。因此，只有推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才能夠提供更多的適合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層次人才，形成全社會的均衡人才結構，促進人才與崗位的無縫匹配，最終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堅強保障。
三、包容性增長視角下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路徑選擇
教育與經濟是一個協調統一的共同體，相互制約，互為促進。不管是從教育和經濟協同發展的內在要求來看，還是從包容性增長所期望建立的產業之間，經濟與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之間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來審視，教育與經濟都應該實現雙方的協調互動和高度融合。
（一）構建與經濟協同發展相適應的教育發展機制
當前人才結構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經濟穩步增長與社會成員就業矛盾突出是教育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和脫節的具體表現之一，要使教育更好地服務經濟發展并實現兩者的互動協同，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科學、有序的教育發展體系。第一，要建立全覆蓋、多層次、多結構且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教育體系。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興技術產業是包容性增長中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但從經濟發展的規律和現實經濟發展狀況來看。高新技術產業絕對不可能完全脫離于第一、第二產業來發展，甚至很多高新技術產業都是經過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發展而來，由此折射出來的就是經濟發展對人才層次的需求不可能是完全的高端化，關鍵是要與產業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相適應、同匹配。為此，包容性增長背景下的教育體系應該是包括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等互為一體的，而并非某個層次教育獨自發展的教育結構。為此，政府有關部門要理順政府與學校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宏觀調控，結合各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產業結構調整趨勢，推進區域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的結構布局，整合資源，形成布局合理、比例適合、發展均衡與區域經濟協調、適應區域產業布局的高等教育結構。教育主體特別是高等教育學校要增強教育服務經濟的意識。摒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純粹的教育觀念，避免為“教育”而“教育”，而應認識到提高人的素質服務經濟需要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要緊緊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要求，優化教育結構、教育規模、學科專業設置，提高教育質量，盡可能提供更多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第二，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在促進更多人享受教育資源中促進社會成員參與經濟增長并為之作出貢獻。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對人接受教育和享受教育資源帶來的效益的平等性具有巨大影響。這不難理解，對于社會成員來說，雖然都接受教育，但是由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如重點學校的資金投入、教育設施、師資力量都強于普通學校，而在現行的招生考試制度下，重點學校在招生過程中帶有很強的區域性和戶籍等因素，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不同區域、不同身份的社會成員所能獲得的更具優勢資源的教育機會差距甚遠，在教育機會和享受教育資源不平等因素的影響下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成員素質能力的差異。而用人單位出于成本最小化、用人效益最大化的考慮，必定會優先錄用重點學校培養出來的“優質”生源。那么社會成員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的差異也就由此產生。為此，必須對現有的教育資源進行公平合理配置，并對現有的學校招生體制進行改革，在保證社會成員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機會的基礎上盡可能享受公平的教育資源，增強每個社會成員參與就業競爭、經濟增長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評價體系和考核機制
在當前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人們對教育與經濟發展適應性即協同性的關注主要是集中高等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教育資金投入與經濟增長規模、人才結構供給和企業人才結構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很顯然，上述指標用于衡量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效果是不全面的，而且這也主要是體現在學術界的理論探討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呼吁的層面上。缺乏一種督促相關部門去糾正這種不協調的機制。可以說，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不適應性與其評價體系和考核機制的欠缺或者缺失有著內在的關聯性。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盡快對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評價指標加以完善，并建立與之相關的考核機制，納入高校或者相關部門的責任考核內容，促使教育與經濟發展不協同的制約因素得到盡快解決進而促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評價指標的制定應組織政府、企事業單位、高校及有關專家進行充分調研論證后來確定，但至少應該包括教育的規模和發展速度與經濟發展的規模和發展要求相適應；教育的層次、學科專業結構與區域發展的產業、行業對高級專門人才的結構需求相適應；高等教育的質量、成果能基本滿足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訴求；人才素質與經濟發展的訴求相匹配等方面。在考核機制方面，對于高校而言，應該把高校的專業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結構需求的適應性、人才培養數量和質量與經濟發展對人才能力訴求的匹配性等納入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評價的重要內容；對于地方政府部門而言，上級有關部門應該對所屬區域的教育資金投入進行監管，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保持相應比例。為了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并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得以修正，和督促相關部門切實執行相關政策，建議將此部分職能交由相關部門負責；同時成立相關社會團體，收集、整理、分析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動態信息，為政府部門的宏觀決策提供依據，并監督有關部門切實履行職能，以為促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創新驅動是一種內生型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內生性特點;以創新為核心,因此具有創新性特點;以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知識化為目標,因此具有可持續性。內生性。創新驅動的內生性特征體現在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運行系統兩個方面。從經濟增長模式上看,創新驅動是建立在自身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及制度和文化變遷等基礎上的內生型增長模式。創新驅動力的內生性是其區別于投資和要素驅動的基本標志。投資驅動通過加大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帶動經濟增長,要素驅動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這種增長都是短期的、規模報酬遞減的,而單純的引進技術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生產函數中的規模報酬遞減效應。只有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才是長期的、規模報酬遞增的,因為知識、人力資本、制度及文化等內生性創新驅動要素,是蘊藏在經濟增長機制中的動力源;具有自我積累、自我強化、自我變革功能,以及強大的擴散和溢出作用,能夠對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進行有效改造,實現經濟增長機制由內而外的全面蛻變。例如,在知識的積累和強化過程中,不斷產生對新知識和新技術的需求,進而產生持續的科技創新活動,打破原有生產函數,促進經濟發展質的飛躍;與此同時,不斷提高勞動的專業化分工水平及資本的利用效率。從經濟運行系統的角度看,創新驅動型經濟系統呈現出一種自組織協同效應。各驅動要素問能夠結合經濟運行系統階段性特點自發地進行優化重組,使系統沿著“均衡——創新——均衡”的軌跡演進。
創新性。創新驅動的創新特征體現在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和一系列的活動。其中,科技創新是核心和來源,包括科學和技術創新兩個方面。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提供一種科學的工具和方法管理、制度和文化創新的發展和電力科技創新和保障機制,并在合作與相互促進,形成了社會全面的創新體系。綜合創新體系的影響下,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技術更新速度不斷縮短,商業模式創新,提高全社會的創新意識,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環境逐漸形成。更多的創新型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高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的比例,自主創新能力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投融資機制、科技中介服務體系,改善人才管理系統。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
可持續性。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其可持續性特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這是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即在三個產業結構,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在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第二,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結構,知識密集型產業提高比例在所有行業,知識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推動教育和培訓系統的進一步改善,而且,反過來,促進知識的交流、學習和共享,形成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第三,是產業結構的綠化,技術創新成果在生產系統中,改變了傳統的應用程序破壞環境和消費不可再生資源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提出了一種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
二、中小企業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科技創新戰略的選擇
(一)分層級聚焦戰略分層級聚焦戰略是根據不同的層次選擇不同戰略,來配置資源。把整個創新的資源鏈分為上、中、下三游,上游的創新聚焦主體是政府和科研院校,戰略聚焦主體戰略是基礎研究領域領先戰略和應用研究緊跟戰略,資源聚焦的主體是資源是國家科技投入和國家創新平臺與高層次創新人才;下游的創新聚焦主體是高校和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戰略聚焦主體是科技成果轉化、創新創業服務、創新環境營造,資源聚焦的主體是資源是制度、文化和創新高科技人才;下游資源聚焦的主體是企業,戰略聚焦主體是技術、產品、管理等創新,資源聚焦的主體是信息、技術和創新人才。上游創新聚焦圍繞和會發展的需求市場進行創新引導,中游是創新成果轉化實現轉化的先決條件,下游是實現創新成果轉化為效益和創新面向市場縱向延伸的的階段。(見表1)分層級聚焦戰略強調創新鏈上不同層級之間創新主體的功效,明確各個層級上的主體、戰略和資源的聚焦的重點以保障創新鏈上各個要素優勢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