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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化 建設工程 質量安全管理 技術應用
中圖分類號：TU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8（c）-0011-01
1 信息化和企業信息化的基本含義
從廣義概念上來看，信息化是指培養、發展以計算機為主的智能化工具為代表的新生產力，并使之造福于社會的歷史過程，信息化生產力是迄今人類最先進的生產力。完整的信息化內涵包括以下四方面內容：第一，信息網絡體系，這是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包括信息資源、信息系統、公用通信網絡平臺等。第二，信息產業基礎，包括信息科學技術研究與開發，信息裝備制造，信息咨詢服務等。第三，社會運行環境，包括現代工農業、管理體制、政策法律、規章制度、文化教育、道德觀念等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第四，效用積累過程，包括勞動者素質，國家現代化水平，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不斷進步等。
2 建設工程質量控制和安全管理與信息化建設
在我國建筑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建設工程質量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這主要體現在工程合格率低、劣質工程增多、質量安全事故頻發和安全隱患較多等方面。為此，需要采取多種措施提高建設工程質量安全水平，在這其中，信息化手段是重要的監管舉措。
20世紀80年代，我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領域率先在工程設計中推廣使用計算機，至2000年基本實現了“甩掉圖板”，為建設領域信息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后，經過“十五”和“十一五”，特別是隨著《03-08信息化綱要》的頒布，信息技術在設計、施工、監理以及各專業領域得到廣泛應用，顯著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管理水平。信息化技術在建設工程質量控制和安全管理上的應用也隨之起步發展。
3 建設工程質量安全信息化應用上存在的問題
由于起步較晚，加之重視度不夠，目前信息化技術在在建設工程質量控制和安全管理上的應用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下幾方面。
一是建設單位作為建設工程的業主和第一責任主體，信息化程度仍然較低。
二是建筑業與信息化的復合型人才嚴重缺乏。由于建筑業企業的特點以及對信息化的重視不夠，建筑業信息化人才嚴重不足。近年來雖然有了顯著增加，但相對于電信、石油石化、制造等行業，仍有較大差距。尤其中小型建筑企業，有的甚至還沒有專職信息化人員。
三是信息化建設資金投入不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信息化總體上比較薄弱，在這其中，資金投入不足是一個重要方面。目前，發達國家建筑企業年信息化投入占收入的0.3%～0.5%，而我國投入比重最高的企業也只有0.027%。投入上的不足，使得信息化基礎設施匱乏，無法有效支撐信息化應用的需求，制約了信息化的深入開展。而且，由于目前國內建筑企業信息化建設主要采取的是需求驅動模式，企業管理現代化程度較低，導致信息系統建設相對獨立，資金投入不合理，很難實現統一項目管理模式、統一成本核算體系、統一流程，信息化應用效果不佳。
四是信息化規范、標準缺乏。標準建設是信息化技術應用的重要基礎，但是，由于我國缺乏統一的建設工程信息化建設機制，目前的建設工程項目基本上還沒有形成普遍適用于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制度和標準，無法保證企業信息化步調一致的推進。
4 信息化網絡技術在建設工程項目管理的運用
建設工程項目管理的主要任務就是采取有效的組織管理措施，對建設項目的工期、質量、投資等三大目標實施動態控制，確保三大目標得到最合理的實現。而建設項目管理信息系統就應該能夠輔助項目管理人員完成上述任務。信息化網絡技術在建設工程項目管理中的運用可劃分為不同子系統，主要包括進度控制子系統、質量控制子系統、投資控制子系統、合同管理子系統、文檔管理子系統和決策支持子系統等六個子系統。各子系統之間既相互獨立，各有其自身目標控制的內容和方法，又相互聯系，互為其他子系統提供信息。
此外，網絡技術也可以在建設工程質量控制和安全管理中得到運用，典型的如遠程監控系統對施工現場質量安全的監管，施工單位可以通過多點布控，實施全方位的實時動態安全監控。建設單位可積極應用電子政務系統，大大簡化建設工程報建審批程序。例如，四川省住房與城鄉建設廳就設立公共電子政務大廳，建設工程項目可在線辦理質量檢測、招標、資質查詢、應用技術備案、建筑能耗和節能信息報送等多項業務種類。既提高了建筑業整個信息化建設，同時也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有利于政務公開透明。
5 信息化技術提高建設工程質量控制和安全管理水平的實施流程
企業應用信息化技術是一種系統性工程，要提高質量安全管理水平，需要把信息化技術應用到企業開展項目的每一個環節，具體來說，可以分成這樣四個組成部分進行考察。
5.1 企業內部進行資源整合、準確定位
在投資建設信息化之前，建設工程實施企業管理層應從經營戰略、體制、技術、管理、企業文化、人力資源、行業環境等各個方面對企業進行全面的診斷和準確定位，甚至重新定位，在此基礎上確定本企業信息化建設的關鍵需求、方針、范圍、階段和深度，確定信息化建設的策略。
5.2 明確企業信息化建設的總目標和階段目標
一般來說，企業信息化的總體目標可以包括：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利用信息化建設提高質量控制和安全管理水平的具體目標包括：（1）加強企業各層人員之間、企業與業主、監理、供應商等單位之間的溝通，提高質量安全管理工作效率；（2）建立企業內部網絡，加強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加強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計算機系統、數據庫系統、網絡系統、信息應用系統等；（3）加快質量安全管理信息流通，實現內部資源共享。連接企業內部網絡和外部網絡，充分利用企業內網和互聯網，實現質量安全管理信息系統輔助決策智能化。
5.3 開展信息化建設的評價
信息化建設是高投入、高風險的過程，必須定期對信息化管理和信息化業務進行評價，明確企業信息化建設過程中的不足與過剩，及時調整企業信息化建設的策略，特別是對質量安全管理活動中的信息化建設狀況和實施效果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測評，在此基礎上提出改善信息化建設的措施。
參考文獻
[1] 信息化發展綱要編寫組.以信息化推動建筑業跨越式發展[J].建筑，2011（15）.
[2] 笑陽.信息化建設成我國建筑企業發展趨勢[N].工人日報，2009，12，6.
1.加強領導，落實監管責任
為加強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的領導，白山市農委成立了以主任任組長，主管副主任任副組長，委直屬各站所、中心、辦室負責人為成員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市農委市場信息科，負責落實領導小組決定的事項及日常工作。2011年年底，白城市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試點單位渾江區已經申請編辦批復，在每個鄉鎮農科站同時加掛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站牌子，“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合并辦公，配備了一名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干，進一步加強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隊伍建設。
2.廣泛宣傳，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
為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貫徹實施，全面落實省、市會議精神，增強全民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營造人人重視、支持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良好氛圍，采取多種宣傳方式，開展農產品安全質量宣傳。充分利用“元旦、春節、3·15、科技之春和放心農資下鄉宣傳周”等活動，有針對性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組織系統各成員單位，依據各自工作職責，在全市縣（市、區）和鄉鎮廣泛宣傳。通過多形式、多角度、多層次的宣傳活動，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
3.加強監管，切實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
3.1加強農業投入品監管，保障源頭安全 農業投入品監管是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基礎。為加強農資生產、經營環節的管理，白山市農委在相關部門的緊密配合下，著重加大了農業投入品生產環節和進入市場的監管。通過執法監管，規范了農資市場秩序，杜絕了假冒偽劣農資和5種禁用農藥的銷售與使用。
3.2加強農產品入市管理，保障流通安全 白山市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面推進農產品市場準入機制，重點抓好農產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和超市的農產品市場準入工作，引導農貿市場和超市與基地實現產銷對接，建立健全農產品進貨臺帳、質量自檢、檔案記錄、標簽標識和質量可追溯制度。
3.3加強農產品例行監測，保障餐桌安全 按照省市業務部門的要求，結合白山市實際，今年按照每月例行監測與重大活動、節假日相結合的方式，重點抽檢了青椒、白菜、芹菜、菠菜、豆角、茄子等40多個蔬菜與水果品種，建立健全抽樣、檢測臺賬，做到檢測結果及時反饋、通報，對不合格產品及時追溯源頭并妥善處理。同時，積極配合農業部和省市檢測中心搞好農產品質量例行監測工作，對白山市的人參和食用菌生產基地進行了常態監測。到目前為止，全市未發生一起因食用農殘超標農產品而導致中毒的事件。
4.今后工作思路
4.1增強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 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農產品質量安全無小事為輿論導向，上下聯動，采取有效措施，多渠道、多層次營造氛圍，廣泛宣傳，不斷提高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積極引導生產者、消費者按標生產，健康消費。
4.2嚴格農業投入品監督管理 認真貫徹落實《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農藥管理條例》、《農藥管理辦法》等農業法律法規，按照《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精神，做好源頭治理。扎實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農業投入品綜合執法體制，進一步加強監管制度建設。建立主導品種制度、假劣產品曝光制度、舉報投訴制度。
一、本研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對社會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結合我國對公共安全的四個方面的分類，圍繞社會治安與犯罪預防等相關事務，應對社會公共安全作相對狹義的理解。本研究認為，社會公共安全是與國家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態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種。社會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基于對犯罪活動的有效預防控制及實現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使社會公眾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嚴或財產方面的侵害，并能獲得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會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是與公眾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財產等與社會治安秩序相關的安全，其實質是對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財產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維護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路徑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總體分布于多個學科領域，且多自成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視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觀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安全研究社會秩序理論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西方社會秩序理論中的基本線索之一是：構成社會秩序的各個結構之間的關系如何，是沖突為主還是一致為主？沖突范式是西方社會秩序理論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會結構內部的沖突性，強調社會異質性對于社會秩序的自我調節、整合或者社會秩序的變遷所起的作用。如劉易斯•科塞（LewisCoser）將社會沖突分為現實性沖突和非現實性沖突、親密關系的沖突、內群體沖突與外群體沖突、意識形態的沖突等，他指出，“許多通常被看作是對社會有破壞作用的過程，如暴力、抗爭、越軌和沖突等在特定條件下，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強著社會體系的整合基礎，同時也在加強著社會體系對環境的適應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中認為，西方社會在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第三次浪潮中經歷了大分裂，這期間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為社會合作最基本單位的家庭出現了破裂，而人們對他人、對公共機構、對政府的信任在下降，這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范。②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問題，卻為安全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宏觀背景和思維基礎，是對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礎。
（二）國際關系領域的安全研究國際關系領域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安全觀的研究上，安全觀研究分為以下幾種視角：一是以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安全觀，主張以集體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勢模式來尋求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強調規范主義和律法主義。二是以漢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安全觀，認為保持權力均衡是國際安全與穩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義安全觀，特別是近年來以基歐漢（Keohane,R.O.）和奈（Nye,J.S.）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安全觀提出“復合相互依賴”的安全理論，主張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是政治因素，還有經濟、社會、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國際安全只有通過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夠得以實現。四是建構主義安全觀，把認同作為安全的一個重要變量進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學派的“語言——行為”（speechact）安全分析認為，如果人們知道誰能夠、在涉及什么問題和條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調整行為主體間的互動，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樣，一個行為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一種“真正”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也塑造著國際體系內的安全互動。新自由主義安全觀和建構主義安全觀都強調了安全領域的互動與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協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國外學者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徑有零容忍警務政策、安全節點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等。第一種路徑：紐約警察通過處理輕違法行為來應對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務政策。這一政策以破窗理論（BrokenWindowTheory）為基礎。由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Q.Wilson）和犯罪學家凱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即一棟建筑物的一扇窗戶玻璃破爛后，沒有及時維修，就會暗示，這棟建筑物沒人關心，與這棟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無人管理，從而縱容更多的人去砸爛這棟建筑物更多的窗戶玻璃。破窗理論生動地揭示了社會失序與犯罪行為之間的一種潛在相聯關系。這一理論引用到犯罪學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某一社會失序的蔓延必然會導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據這一推理，人們又得出這樣一個理論：維護社會秩序與解決犯罪問題同樣重要，嚴肅處理小偷小摸等輕微犯罪行為能夠預防更多的嚴重犯罪。從這一理論出發，針對紐約市嚴重的社會失序與犯罪活動猖獗的現象，美國紐約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務政策。它的基本含義是：通過對各種輕微犯罪（特別是公共秩序犯罪）和違法犯罪活動決不容忍，堅決打擊，即通過在警務工作中加強對日常侵犯行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為嚴重的犯罪類型的產生。在策略層面上，對輕微犯罪和社會失序行為方面，要有更加靈活的執法手段。英國學者諾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認為，實踐零容忍政策的指導性原則是“防患于未然”，確保這種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過上述兩種方式減少輕微犯罪，將有助于預防更嚴重的犯罪。①第二種路徑：英國學者約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節點治理理論。他們認為“社會”的一般性概念，從理性治理（即作為政府干預的對象和機制）的角度看，將逐漸被更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區”所取代。作為這種發展模型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政府提供安全的權力減少了，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現在只是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個。節點治理的核心思想認為，國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公共警察機構的功能正逐漸變成收集和分析從其他機構得來的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到警務網絡系統的其他節點上。②這一路徑重新審視了國家與社會在安全供給領域的角色和關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種路徑：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務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奧斯特羅姆（Ostrom）等將警察服務當作公共經濟的產業，從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對警察績效進行評估，認為制度安排會對警察服務績效產生影響，與較大規模的生產者相比，小規模、直接服務的警察服務生產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熱羅爾（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蘭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過改變第三方日常行為的活動方式實現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務，并認為，“在第三方警務中，許多合作伙伴是人為鍛造出來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這種合作伙伴關系在本質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緊緊圍繞遵守規則和解決當前面臨的犯罪問題這個中心展開活動。”④上述主張為社會公共安全協同供給提供了基礎性理論設想。以上三種路徑都主張，伴隨風險社會的出現，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責任不僅歸國家一方，而要由社會多方共同承擔，而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中的發起者、多方協作的方式、進程、焦點等方面有所差異。
三、中國學者對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視角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徑對我國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體制和警察職能的差異，我國的安全研究還要結合自身的體制和環境特點加以分析，相關理論的運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適應性問題。我國學者對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種視角：
（一）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重要方面，我國學者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政治學視角對社會穩定的類型及地方政府維穩困境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當前中國壓力維穩的模式存在成本擴大化、價值預設與行為結果的背離等困境，需要改革當前的維穩方式，“國家的政策取向應當從壓力維穩型向改革維穩型解決模式轉變，維穩成本向改革成本轉移，變被動改革為主動改革。”⑤二是從管理學視角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的研究。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需要加強對于重大事項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制度建設。雖然全國范圍內已經建立起相關制度，但主要是圍繞項目或決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內容實施評估，這種做法不夠科學嚴謹。應以風險為核心設置評估指標，將風險與政府風險控制能力分別評估，在此基礎上確定實際風險值。①當前從量化視角考慮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是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
（二）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應對研究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應對研究近年來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近年來，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總體呈現高漲趨勢，且對公共安全的關注維持在較高水平。對于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從內涵、特點、原因、對策等幾方面進行了分析探討。對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許多對農村、城市或某一類型的具體對策研究，宏觀對策分析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有學者認為首先要以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為主要手段，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性和回應性；其次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換，調整政府與市場、社會及政府與企業、公民的關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達和協商機制。②此外，還有學者從當代的后果出發，對后果性質評估的“肯定論”與“否定論”分別進行綜述，認為我國目前后果研究相對稀薄，國內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議行動的后果、拓展抗議行動結果的研究方法、探尋抗議后果的因果機制等問題。③近幾年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對網絡的研究呈現上升趨勢，學者們分別從公共管理、公安工作、傳媒、信息技術、傳播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視角呈現多學科趨勢，學者們從風險社會下政策沖突、社會資本、群體行為模式、協商民主等眾多領域研究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問題。三是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質評價研究出現了爭論，出現了“肯定”與“否定”兩種不同立場，特別是將與社會抗爭、民主轉型、政府政策、社會變遷等問題聯系起來，這無疑擴展了對分析的視野。四是出現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會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近兩年有學者嘗試進行了實證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學者提出在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進行概念界定和突變分析的基礎上，構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尖點突變模型，指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發生過程是連續性和突發性的統一，突跳值大小決定了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應針對控制變量進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研究近年來，對于公共危機管理綜合性研究呈上升趨勢，學者們紛紛對危機及與危機管理相關的概念進行界定，對公共危機類型劃分、公共危機的誘因、研究領域和范圍以及公共危機管理體系（機制）的構建等進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論”、“公共關系論”、“經驗論”和“全面整合論”等不同分析視角。但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危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疇，主要從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視角，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現狀加以評價，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資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機制的完善路徑，并嘗試構建城市公共安全相關模型。如有學者運用可靠度理論，探討系統可持續發展指標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為例，提出了系統評價預測研究的方法論，共同構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本框。⑤
（四）社區安全問題研究社區安全問題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區安全的治理機制、評估體系和安全建設等領域。中國80年代開始社區警務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國大中城市全面實施社區警務。我國學者借鑒西方社區警務的理論與實踐，就社區警務的合作、預防、服務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并就社區治理與社區警務、社區警務的模式與工作機制、社區警務與犯罪控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我國社區安全建設中存在政府唱獨角戲的弊端，需要調整府民關系，具體來說，要促使政府從社區安全建設主導者逐步變成引導者，最后成為監督者和評估者；同時整合各類社區安全建設方案，從而減少基層管理者承擔的“運動式”的工作任務。①有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的建立。通過采用在指標權重賦值基礎上的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遵循科學性、標準化、實踐性、發展性、可行性原則構建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對制約社區安全狀態負面指標決定的靜態安全狀況與促進社區安全正面指標決定的動態安全狀況進行綜合評估。評估模型指標（因子）權重采用專家調查法確定，指標（因子）水平采用標準化方法確定，并可在定量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定性等級評估。②有學者以治理機制為分析視角，對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促（協）進組織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描述，著重對其在社區安全治理機制建設上的表現及作為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以內湖社區為代表的臺灣社區安全治理機制重視橫向維度的建設，這值得大陸地區在開展安全社區建設活動中參考借鑒。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綜合模式研究這類研究從總體上較少。有學者提出了進一步改進中國各級政府綜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對策應重點關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體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縱向、橫向與綜合協調機制；建立發展規劃的風險評價制度；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建立社區綜合公共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區域綜合風險防范關鍵技術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會治安供給領域近期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著重研究其組織網絡，認為在充分吸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社會和市場組織資源的基礎上，建構起比較有效的組織化調控體系，是中國社會實現平衡轉型的關鍵所在。此外，有學者借鑒西方的相關評價體系，從“脆弱性——能力”的視角構建公共安全評價框架，提出區域公共安全綜合評價核心指標體系應包括：脆弱性指標（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標、易損性指標）和應對能力指標（包含基礎設施、管制能力、社會防御和經濟能力四個方面的二級指標）。⑤這些研究對于我國公共安全服務供給模式、社會治安的供給現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政策發展等進行了較好的梳理，關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協同機制，則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領域。
四、當前公共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進展與不足
社會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廣，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進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領域在近年來受到多學科的普遍關注。近年來，以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公安學為代表等，許多學科為與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相關的基本理論問題，如風險社會理論、協商民主理論、危機管理理論、社會沖突理論、治理理論等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這些為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向縱深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二是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出現多元化視角。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理論研究出現了零容忍警務、安全節點治理模式、情報主導警務、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問題導向警務、社區警務等多元化研究視角或實踐戰略，為社會公共安全領域研究向縱深擴展奠定了基礎。三是出現了對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量化研究。在社會公共安全評價體系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開始運用數學分析模型，嘗試設計社會公共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或進行定量評估基礎上的城市社會公共安全系統研究。這些量化研究成果為尋找中國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鑒。
[關鍵詞]公共安全；治理理論；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8-0067-05
社會發展現代進程中，一定會經歷一個或多個社會轉型期。這些轉型期各有特點，但社會問題頻發是任何轉型期社會的共性。同時，國家政府在治理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問題的的能力和經驗不足，因此對新的問題解決針對性往往較差。而公共安全問題在眾多社會問題當中處于相對重要的地位，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不容馬虎。由于轉型期政府能力、經驗的局限，其他社會力量就要分擔相應的責任。中國在轉型期社會參與治理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有著“共性”，同時也存在著自身的“個性”，在治理效果上經驗與教訓并存。
一、現實挑戰：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
轉型社會是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中間期，往往是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的一個過程。這個時期，社會的結構、體制都將出現改變，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出現多種觀念并存的現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難免引發社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也包含在其中。而轉型社會中的公共安全問題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同時也直接關系到社會是否可以平穩度過轉型期。
（一）轉型期社會的特點
關于轉型期社會的特點不同的學者研究后都有著各自的結論。研究東歐國家社會轉型的外國學者Helga A·Welsh認為，轉型期社會應該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轉型是在相對有限的時間的制約下，處理某些相對重要的問題。第二，轉型期過程和結果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第三，轉型期迅速擴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需求，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結構。第四，轉型是以精英為中心的，大眾動員只是臨時的。第五，轉型包含商討和談判[1]。而研究泰國、菲律賓的學者Fred W·Riggs則認為，轉型社會有三個特征：異質性、形式主義和重疊性。我國臺灣學者金耀基對這三個特征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解釋：“異質性”就是心態意識與物理環境上的廣泛混合現象，即在經濟上，自足的經濟制度與市場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權主義觀念與民主觀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西化派與保守派并存；在社會上，傳統的家庭制度與現代的社會組織并存。“形式主義”就是“應然”與“實然”的脫節，表現為制度制定與制度實踐的背離。“重疊性”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征在轉型社會中重疊并存[2]。
綜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觀點，很容易得出轉型社會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社會轉型必然會挑戰原有的國家結構、法規制度，同時也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國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經驗就顯得相對有限。就像Welsh所說的威權主義結構出現了改變。也像金耀基所解釋的“形式主義”，也就是制度的制定與實踐出現了脫節。第二，社會治理要素多元。轉型期的社會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其治理的主體和對象都存在多樣性和可變性。這主要是因為，轉型社會既有轉型前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又具備其目標現代社會的一些特點。這就使社會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確定。這種與Welsh認為的轉型過程結果不確定性相符。而Riggs認為的“重疊性”和“異質性”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于這一特點。第三，治理活動參與加強。由于轉型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強。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就是Welsh所講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需求擴大，以及轉型必然包括的商討和談判活動。
（二）公共安全與傳統安全
傳統安全主要是指國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安全問題，如國家的統治、社會秩序的穩定、領土的完整、核心價值的保護等等。這些安全問題往往是國家來主導。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平和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國家安全問題日漸突出，于是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主要指國家安全以外的安全問題。雖然現階段學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提法，但通常會把公共安全歸入非傳統安全。而公共安全區別傳統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國家來主導，越來越多的社會參與成分滲透到公共安全當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學界雖沒有統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內涵應該包括關系公民生命、公民權利、公共財產和公共秩序等問題的安全范疇。區別于傳統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個人的價值，是以人為本思想做指導去思考安全問題。也可以認為國家安全屬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國防、主權等），而公共安全則關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公共安全問題，原因是在和平時期公共安全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遠超過傳統安全。而轉型期社會問題突現，公共安全問題也處于多發態勢。并且如果不重視公共安全問題，有些問題將會被發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層面。
（三）公共安全問題給轉型期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必須經過的過渡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社會良性發展，達到預定或者說是期望的目標。但由于轉型社會的自身特點。使其必須面對包括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諸多挑戰。首先，轉型期一定會是一個公共安全問題的頻發期。由于轉型期社會的多元性的特點，勢必會使社會產生出各種矛盾。文化間的差異，價值觀上的分歧使整個社會都陷入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中。在這樣轉型社會的大背景下，隨著眾多矛盾的集合，挑戰社會整體的包容極限，社會問題隱患加劇，導致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國外一些國家在轉型期的數據就能證明這一點。匈牙利在上世紀80年代末 至90年代的轉型期中犯罪率激增，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蘭在1989年到1990年轉型期間，侵害社會財產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單方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困難
國家通過政府進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與需要其解決的社會問題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有眾多理論支持這個觀點。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社會在該歷史階段存在的特點，政府能力在應對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的能力差距明顯加大。政府僅靠自身的努力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這也是當今社會對政府內含比較統一的看法。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無限的政府，特別是在日新月異的當代。關于這一點以往的不同學派的學者都得出相同的診斷。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者認為，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人們便在理性基礎上通過契約結成一個共同體，把自己的權利委托給一個更高的公共權威——政府。這就不難看出，政府是個人把權利讓渡出來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權利和能力就會有邊界。而性惡論支撐下的古希臘的學者認為，“一些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利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說任何權力，包括政府的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而第三個對有限政府影響深遠的理論派別當數西方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該理論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為目的，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通過市場機制自發進行調節，因此政府干預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與中國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定的一致性。這種理論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個“沒有任何作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經驗不適應轉型期
中國雖然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治理經驗，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被反復驗證其科學性和有效性。但經驗永遠只代表過去，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同時中國又進入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還是在國內發展的現狀下，轉型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發的現象屢見不鮮。相對傳統安全問題對治理的挑戰，在現階段應對公共安全問題的基礎條件較差。缺乏相應的治理經驗，同時以往總結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問題成為已當前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
1.以往的治理經驗不是在多變的社會轉型期總結出來的。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前10年，我們取得飛速發展的成績，也總結出一些寶貴的經驗。但那都是在社會相對穩定、世界局勢相對簡單的歷史背景下總結出來的，美國還沒有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周邊的國家也沒有把中國當作“威脅”。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人均收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階段。以往的經驗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2.轉型社會的的特點，及近年的新技術的應用使以往的治理經驗失效。轉型社會多重矛盾共存，社會要素多元到應對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應迅速。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介入，讓治理更加復雜。就以輿情控制為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傳統媒體，就不會出輿情失控的情況，因為離開傳統媒體，輿情的傳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傳。但如今在新媒體，“微媒體”的沖擊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億網民中的一員傳到互聯網上，也可能被5億手機網民中的一員用手機即時上傳互聯網上（數據來源2014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圖片，甚至是視頻。以往政治對輿情的治理經驗基本上失效。
3.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新的公共安全問題政府要從頭開始認識和應對。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新的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在轉型期有些新問題是沒有經驗可以遵循的。以外來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問題為例，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這兩類問題都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隨著環境承載力的飽和，該類問題出現端倪。PM2.5引發的霧霾等環境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與清華大學公布的報告稱，中國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計為6232億元人民幣，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則達到19734億元人民幣（以2012年中國GDP為基數）；而外來物種入侵上僅馬鈴薯蟲等十余種外來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損失超過574億元人民幣（國家環保總局公布數據）。這些新的公共安全類問題，都需要政府在沒有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應對。
（三）政府解決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現實困境
轉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已被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同時也積極地制定對策。雖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應的效果，但由于轉型社會的特點，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存在以下幾點現實困境。
1.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需要多部門聯動，對政府負擔較大。公共安全問題涉獵范圍廣，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不僅涉獵廣而且頻發。這就要求政府各部門要進行聯動。僅拿遼寧某市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來看，僅反恐這一類公共安全問題就要求51個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來聯動配合。雖然這種安排會達到高效，但同時也給相應的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帶來一定的工作負擔。政府治理成本較高。
2.僅靠政府自身對轉型社會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資料整理。轉型社會的資料信息是多樣的，也是多變的。并且有時要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人員素質都很難與轉型社會完全匹配。專業知識欠缺同時困擾政府相關部門。這樣就對信息的收集時間上出現時滯，質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制定脫節。針對轉型社會頻發的公共安全問題，我國政策的制定速度明顯滿足不了。我國現在針對公共安全問題的政 策基本停留在《辦法》層面，很少有相應的法規、法律與之相適應。特別是針對近些年來多發的網絡輿情、群體性事件，大都應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幾條處理，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強。
三、有效補充：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作用凸顯
轉型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社會參與意愿強烈。在這個時期里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強大起來，隨著其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參與愿望也隨之強烈。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提出的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也要求國家治理要有一個新的變革。這個變革不可單靠政府單方的力量，還要把社會組織的力量加入其中。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組織將是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一個有效補充。
（一）治理的內涵
通常意義上，治理是一個國家與公民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實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互動過程。全球治理委員會把“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和采取協作行動的持續過程[5]。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實際上擁有一種“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這豐富治理的內涵，治理主體不單單是國家政府，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是治理主體。
（二）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
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國家的補充者、偶爾的競爭者和政策的執行者外。社會組織對治理體系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社會組織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在第一手的資料收集方面，社會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視。因為政府只是一個主體，在收集資料上難免出現死角，而社會組織分布廣，散布在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正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廣泛地收集各部門的情況資料為制定更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會組織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欲望。在轉型期的社會中，公民參與欲望強烈。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國的制度對公民參與國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對不足，社會組織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最后，社會組織可以緩解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體是政府，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樣難免出現矛盾，特別是在一些有利害沖突的問題上，這個矛盾出現了激化的現象，如動遷問題，有些地區還出現了嚴重的官民對立的問題。這時社會組織的介入可以讓政府從矛盾主體中脫身。形成穩定的三角關系，政府從矛盾的一方，轉化為化解矛盾的協調員。政府與群眾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會治理在公共安全問題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問題是轉型期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社會治理也就同樣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公共安全問題中有專業方面的問題需要社會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現在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問題，往往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政府需要有相對應的專業部門應對，但限于編制、經費等問題，部門設立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這時就需要一些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問題中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通過社會組織進行預警。對所有國家來說，維穩是轉型期社會的首要問題。而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公共安全問題，如群體性事件，伴著新技術的介入，往往有著爆發快、串聯快、發酵快等特點，政府在對其進行治理中常常處于被動。如果將社會組織力量應用到這些方面，提前對群眾進行疏導，讓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訴求及政治參與欲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該類公共安全問題發生概率，同時也可以在問題出現之前，對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預警。最后，在一些極端的公共安全問題上，如恐怖事件中，社會組織聯動會提高管控效率、效果，達到全社會安全穩定的目標。
四、協同高效：社會參與下的政府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治理
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有著一定的效果，但是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組織的參與只是政府治理的補充，兩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處理公共安全問題則是需要兩者的協同互補，高效運作，這樣才能讓政府與社會組織發揮其各自的特點和優勢。
（一）政府為治理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剛性”保障
雖然轉型社會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但政府的權威性還是不容易被質疑的。比如說，政府依舊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體。在社會治理上還會維持原有的“剛性”特點。這對解決轉型期社會含公共安全問題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為解決轉型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針對社會頻現的公共安全問題制定有效并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使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有“抓手”可以用。對公共安全問題通過制度來分類定性，再有針對性地解決，讓治理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師出有名”。其次，政府為預防和應對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執法權。有了相應的政策法律，就要求還要具備一個擁有執法權的管理隊伍。這個隊伍必然要歸屬于政府管理。雖然放權是現階段政府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執法權特別是對涉及到公共安全問題上的執法權一定要歸屬政府，才能保證社會穩定良性的發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問題一定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加之轉型社會的不穩定性，關于公共安全問題的一些行政權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關于公共安全問題政策法規的相對穩定。政府是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就要保證其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指的是，既要保證在一定時期內政策法規是穩定的，又要對政策法規進行一定的調整來適應多變的轉型社會。這個相對穩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這才能保證社會穩定發展。
（二）社會組織為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柔性”支持
在轉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參與意愿和能力增強，為解決現實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會組織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技術支持。轉型社會是一個變化快的社會，加之當今社會的技術革命，應對一些公共安全問題需要的技術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會組織因為沒有政府 機關部門相對煩瑣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納專業技術人員來應對日益高技術化的公共安全問題。其次，社會組織可以提供更為客觀的第三方力量，來解決公共安全問題。轉型社會政府原有的威權主義受到挑戰，加之種種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質疑。這時就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介入，社會組織往往就可以承擔這一任務。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體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并且一些專業的社會組織在其專業領域內享有很高的聲譽，這對解決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國外的一些咨詢公司和民調機構就是個例子。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往往是客觀而專業的，給出的解決手段也是科學的。最后，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在解決一些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難免不把政府與群眾之間對立起來。比如，城市發展的拆遷改造上，群眾與政府意愿和利益預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如果處理不好輕則影響政府在群眾心中的地位，重則就會引發更為嚴重公共安全問題。社會組織的介入就會將政府從這個矛盾對立中解脫出來，由社會組織去做群眾的工作，而政府只來協調社會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這勢必會大大降低公共安問題的發生和發展。總的來說社會組織為解決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了“柔性”的“軟件”支持。
（三）社會參與是在政府監管下進行
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共安全問題治理要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雖然治理理論給社會組織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和轉型社會的時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監管治理全過程。首先，公共安全問題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導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給社會組織。這是對人民生命財產的負責任的態度。并且政府的監管可以保證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擴大。其次，轉型社會的復雜性要求政府對社會問題有統一的監管。轉型社會是多元的，復雜的，也是矛盾交織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輕則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重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最后社會組織本身也希望政府對其進行監管。社會組織的運作應該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內，這個框架的設計往往是需要政府來考慮的，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組織的參與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經濟學中的“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看得見的手”配合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總的來說，社會參與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的來應對各類問題。但由于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有著自身的特點，這種配合還要以政府為主體或是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
從上述各種分析上來看，社會組織參與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治理，是一個解決該類問題的有效途徑，也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社會組織快速健康的發展壯大。政府與社會組織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來應對和解決轉型社會中出現的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各類社會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穩定度過轉型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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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通過觀看《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告訴我們安全責任靠大家，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識，希望我們都能在學校安穩快樂的學習成長。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北京中小學生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觀后感學習心得5篇，以供大家參考，我們共同閱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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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小學生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學習心得1說到安全，這是一個多么重要的字眼啊!但凡有一點兒的疏忽，就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命，迷路走失，交通事故，高樓墜落，校園暴力，綁架勒索等等，由于我們的天真無邪與無知，這些危機隨時都圍繞在我們周圍。我們都有愛自己的家人，一旦危機發生，就會給整個家庭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與損失。
針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不安全，我們必須時刻防范著，因此，安全的意識是十分重要的。使我們跨出自我保護的第一步。
但是僅有安全的意識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要學會正確的處理方法，只有這樣才能遠離危機，培養我們抗拒各種危險誘惑的自制力，是我們必備的防范武器。
我們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少社會新聞和實際案例都充分說明做到安全并非易事，這些血與淚的經驗教訓讓我們在腦海中形成了安全的意識。遠離恐慌，拒絕暴力，真正學會自我保護是每個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安全，安全，是我們人生的幸福。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夠完成其它的心愿。
北京中小學生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學習心得2為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全社會都需要參與綜合治理工作，學校綜合治理工作尤為重要，因為在孩子幼小的心靈里撒下遵守社會公德、遵紀守法的種子長大必將會有一定的收獲，為此我們中心校加大了綜合治理工作的力度，收效頗佳，現將一年來的綜合治理工作做以總結匯報。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
為提高全體教師對學校綜合治理工作的認識，開學初中心校就專門召開了綜合治理方面的專題工作會議，布置工作計劃，要求以各校校長為核心成立各村小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簽訂了2006年治安綜合治理責任狀，落實領導責任，明確工作任務，落實好考核的各項制度。我們校成立了綜合治理領導機構，校長為組長，并且為第一責任人，校長與教師之間實行層層責任制。簽訂綜合治理責任狀，學校評優時綜合治理出了問題實行一票否決，發生重大事故的追究當事人及領導的責任。
二、建立健全綜合治理的各項規章制度
1、例會制度：每月綜合治理工作小組都開一次碰頭會。
每月安全保衛負責人都要向中心校綜合治理領導小組匯報本校綜合治理工作情況，實行重大事故報告制度。
2、學習制度：本學期我們把學習法律知識納入了教師政治學習計劃之列，組織全體教師學習了《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制概論》部分章節。
學生每周一的晨會時間定為法制教育時間。
我們在教師中開展的法制教育要求從加強師德入手，組織教師認真學習了《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做到每位教師會背誦，并能嚴格執行。其次，在評選先進時實行師德入圍的辦法，即不被學校認定師德合格的教師其他方面工作沒有評優資格。這種做法給與教師很大觸動，教師師德表現明顯提高。為了更好的教育學生，我們聘請了灌口法院工作人員為我們的綜治副校長，經常來校參與指導工作。
3、檢查制度：每學期的期初和期中都對學校的校舍，財會室，收發室等重要部門檢查一次，至今沒有發現危房、險房。
本學期對分校的體育設施進行了檢查，檢查中損壞的設施現已全部修復、更換。滅火器材也進行了檢查和適當的更換。
三、與家長簽訂安全責任書
本學期由中心校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統一布置與學生家長簽訂了一系列的安全責任狀，明確好家長、學生和學校三方的責任和義務。
四、通過多種渠道加強對學生的法制教育
1、發揮法制校長作用，普及學生法律知識。
2、分年級分層次在學生中開展法制教育活動。
3、在貫徹《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內容時擴展學生法律知識。
4、切斷可誘發學生違法違紀的途徑。
小學生辨別是非能力不強，特別是學生看不健康影片，瀏覽不健康網站對其危害極大，為此我們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例如：組織學生觀看愛國影片，看完以后要求高年級學生寫觀后感，以此提高學生的道德水平。
在學生中開展消費教育，幫助孩子樹立正確的消費意識，讓孩子了解父母的艱辛。
在學生中開展“我上網、我文明”活動，教會孩子如何運用網絡以及如何辨別網上的信息。
在校外以居住區為中心設立了五個社區活動基地，充分發揮學生干部的作用調動起學生家長的積極性，讓學生在學校、家庭、社會同樣受到良好的教育。
五、綜合效果
一年來在教育主管部門的正確領導下，在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我校各方面情況較好，校內無一起火災、盜竊、中毒事件，無一例溺水及其它重大事故，無一人越級上訪，師生中無違法犯罪現象，無吸毒無x與者。學校教學秩序良好，學生中好人好事層出不窮，教師勤奮敬業，務實爭先，學校面貌煥然一新。
北京中小學生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學習心得3開學第一天，學校組織我們進行了安全教育。
此次安全教育活動涵蓋校園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衛生安全和消防安全等多方面，讓學生了解了各種安全隱患，掌握了安全知識，增強了“珍愛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識，提高了自救自護能力，為創建平安和諧校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安全第一課”主題班隊會上，各班班主任通過生動的故事、游戲、情景表演、知識競賽等多種形式，帶領學生認真學習了交通安全、飲食安全、防火、防踩踏、預防傳染病等常識，再一次重溫了《安全知識小畫書》、《中小學生守則》、《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等，提高了學生的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此外，開學前校領導還組織相關人員對校舍、消防、輸電線路等設施設備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全力消除了安全隱患。同時，也狠抓校園周邊環境的治理，對校園周邊的安全狀況進行了全面摸排，進一步凈化學校周邊環境，努力為學生的健康成長打造和諧、平安的環境。
“開學安全第一課”有效提高了學生的安全意識，增強了師生的安全觀念，必將有力確保新學期學校工作平穩有序，同時也奏響了市直二小創和諧、平安校園的新篇章。
北京中小學生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學習心得4“學校安全重于泰山”。校園安全事關全體師生的生命和財產，事關學校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具體工作現總結如下：
一、規范管理，完善制度。
學校安全組織機構健全，安全工作責任制度健全，責任明確。學校成立了安全領導小組，由校長任組長，副校長、政教主任、總務主任任副組長，學校其他領導、各班主任任組員，層層落實到人，保證了我校安全工作扎扎實實地開展。
二、加強領導，居安思危
學校領導本著對黨的教育事業，對學生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的高度出發，增強抓好學校安全的使命感、責任感。學校領導在安全工作上齊抓共管，嚴格執行學校安全工作規定，講安全、抓安全，將事故消滅在萌發狀態之中。每周安全工作都以重點任務布置，并指定專人去檢查落實安全工作。例如安全衛生檢查，認真檢查食堂、小賣店，同時經常深入教室、實驗室、圖書室、學生宿舍查看電路、實驗物品、通道欄桿等安全防范設施，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從而鏟除了不安全隱患，避免了不安全事故的發生。同時食品安全工作也是學校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內容，確保學校的食品安全，確保正常的教學秩序和師生的生命安全。
另外，學校已形成一種制度，對學校食堂、小賣部、校舍每月20日前后進行檢查，開學、節假日前后、天氣惡劣等重點檢查，從不存在僥幸心理或走過場，搞形式主義。
三、團結協作，層層落實
加強校園安全防范和住校生的管理，具體做法是：
1、成立學校安全保衛室，把校園安全分為五大塊，責任落實到人，做到既分工又合作。
2、實行午夜值班制度，每天午夜由政教主任和兩位老師負責校園巡視，解決夜間發生的問題。
3、做好住校生的管理是學校安全的一件大事，學校按排兩位男教工負責男生宿舍管理，一位女教職工負責女生宿舍管理。
4、加大防范設施、教學樓，學生住宿樓的樓梯口都裝上鐵門，物、化、生實驗室，微機室、多媒體室，電教室的門口均加裝鐵門等牢固設施。
四、宣教結合，提高素質
學校領導始終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逢星期一紅旗下講話必講安全，事事講安全，對上級安全會議精神和文件都能做到及時傳達，結合文件精神制定切實可行措施，認真落實。結合文件不同的內容和要求，充分利用學校的各種宣傳場地、設施，用廣播用集體晨會時間，大小會議等，采用多種形式對教職工和學生進行安全方面的宣傳教育，假前總要對教職工，尤其對學生進安全教育。學校各項活動也強調安全，事前必先進行安全教育，例如：學生的外出要有假條，有病要班主任送去醫院，并指定專人負責。由于加大了安全工作的力度，使得我校安全工作開展得扎實有效。
總之，安全工作必須天天抓、時時抓，堅持不懈，警鐘長鳴。一句話：安全工作，任重道遠。
北京中小學生公共安全開學第一課學習心得5此次學習可謂受益匪淺，培訓內容十分豐富，涵蓋校園安全多方面的內容，實效性、系統性強，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解讀，對下一步指導學校教師開展安全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一些生動的案例，給了我深深的警示和啟發。
通過學習認識到，我們要把安全教育作為一項理論化、系統化的工程來抓，要作為貫穿于學校的一條主線。李雯老師在解讀《中小學公共安全教育指導綱要》中指出中小學安全教育“四最”，即：最蜻蜓點水、最令人憂心、最表面化、最令人思索，經常做無米之炊，資源意識淺。因此，我們在進行安全教育時，特別要注意要根據不同年齡段和不同時期而有所側重，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不斷強化，養成習慣。教會他們保護自己，防范意外傷害。必須努力熟悉和探索安全教育工作的新規律和新方法，以嚴謹的工作思路，踏實的工作作風，有效的工作方法，不斷發現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研究新對策，采取新辦法。要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藥，有計劃、有目標地開展工作。要善于使學生通過接受教育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感受到他們的主體地位，熟悉到他們既是安全教育的受益者，也是安全教育的責任者，使他們充分熟悉到安全不僅是關系到他們的健康成長的一件大事，也是關系到千千萬萬個家庭幸福祥和的一件大事。
關鍵詞：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 供給機制 多元化
向社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是政府的責任，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以政府為主體的單一中心的供給體制。隨著市場經濟主體活動的日益復雜，公眾對安全服務數量和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加上政府部門財力和能力的制約，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有效供給和需求的矛盾凸顯。在這種背景下，保安公司、治安承包、社區警務等市場化、社會化供給形式應運而生。借助多元力量提供部分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成為當前應對我國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的理性選擇。但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手段和方式的多元化不只是簡單的形式上的變化，應是從外到內的全方位的變革，因此需要對其產生的動因、有效實施的前提條件、保障措施和應注意的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
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機制多元化動因
（一）理論動因
公共性是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提供的邏輯起點，傳統公共產品理論認為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涉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生產成本需要受益者共同分擔，而個人消費“量”卻無法確定，具有純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應該由政府部門提供。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政府不只是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的唯一提供者。
第一，市場可以成為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的提供主體。薩繆爾森從物品消費的排他性與競爭性兩個角度區分了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但隨后很多學者在研究中發現，現實中嚴格符合定義要求的“純公共物品”非常少，更多的是介于二者之間的準公共物品。在供給安排上，純公共物品和部分競爭性準公共物品由政府負責提供，而排他性準公共物品由于可以通過收費得到合理的經濟回報，完全可借助市場力量實現供求平衡。從屬性上分析，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中既有純公共產品又有準公共物品。國防安全、國家對罪犯的教育和改造、關系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單位以及重點要害部位的治安防范等純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的供給理所當然是政府的責任；而準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如收費停車場、住宅小區和工業園區的治安防范、社區治安綜合治理、交通安全教育培訓、城市火災抗御設施等，根據其受益范圍，引入市場力量來供給，不僅符合經濟利益原則，而且提供的質量和效率更有保障。
第二，社會力量也可以是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的提供主體。在公共產品中，有一些產品的生產和消費不是截然分開的，由此出現了消費型生產者的概念。與消費型生產者相對應的是常規生產者，那些為了交換而生產的社會中的個人和群體，被稱為“他們所提供的那些物品和服務的常規生產者”（邁克爾·麥金尼斯，2000）。消費生產者則是指有些產品的消費者或消費者群體在消費之余，還可能有助于他們所消費的某些物品和服務的生產，這時生產角色與消費角色相融合，誕生了“生產型消費者”。伴隨著生產型消費者的出現，協作生產取代了單獨生產，要求消費者積極參與公共產品的生產過程。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就屬于這一類型的公共產品，高效的安全產品與服務的提供應是一個公共部門同其服務對象相互協作的過程。
因此，在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領域存在著三個提供主體：以政府為主體、以市場力量為主體、以非營利組織或公民自治組織等社會化力量為主體。正如美國民營化大師薩瓦斯（2003）在《民營化與公私伙伴關系》一書中所提到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務可以通過政府服務、政府間協議、合同承包和志愿安排等方式提供。
（二）現實動因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利益主體意識日益增強，社會各群體的利益需求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人們在經濟生活領域需求多樣化的同時，在社會生活領域對公共安全的需求也日趨擴大，呈現出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特征。與此同時，由國家壟斷的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無論是質量還是效率都越來越滿足不了人們的需要。
解決當前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求失衡的矛盾，有三條途徑可供選擇：一是存量調整，即調整政府部門經費預算，以減少其他公共品供給量為代價，來解決公共安全投入需求增長的問題；二是增加稅收，取得增量收入滿足人們的公共安全需要；三是引入外部力量，彌補政府公共安全供應量的不足。前兩種途徑顯然不是明智的，因此探索多元化供給機制成為解決當前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求失衡的理性選擇。
多元化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機制有效實施的前提保障
（一）合理界定政府、市場、社會在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機制中的職能
從國外實踐考察，供給機制多元化改革存在一些風險，如國家警務管理的“缺位”問題、國家警察權力“尋租”問題、私營警務的問題等。要規避這些風險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明確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合理邊界，設計出最充分有效的供給方式。
以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為標準，研究者們一般把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具有明顯的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相當程度的政治性，屬于純公共產品的公共安全服務，屬于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供給責任和法定職責，民間資本尤其是私人資本決不能介入，否則，將會導致公共安全服務發生質變，背離社會公益、國家安定的價值目標。第二類是具有明顯的社會公益性但并不都具備純公共產品特征的公共安全服務類產品，如社會救助站等，可以通過政府定價并嚴格監管的方式將這類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中收益較強的部分逐漸向社會開放，以求增加供應量，促進安全保障的公平與公正。第三類是公共安全基礎設施、設備，具有收益的內在和外在統一性，可以適當引入社會資金，以改善政府財政資金不足、公共安全基礎設施設備拖欠賬嚴重的狀況。第四類是競爭性和排他性都比較強的安全服務，如私人保鏢服務等，實質上是私人產品，完全可以交給市場提供。因此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機制的實施范圍應界定在第二、三類產品的提供上。
（二）健全制度設計并規范多元化供給機制中各主體行為
公共安全是一種公共福利，參與其中的各方成員的權、責、義、利需要通過一定的組織與制度方式予以明確，并上升到法律法規的高度。在西方國家公共安全服務市場化、社會化推行的30年中逐漸認識到規制的確立對于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有效提供的重要性。斯科特·沃爾斯頓（2003）運用200個國家1985-1999年的分組數據來驗證規制改革和公共服務民營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規制的確立應先于公共服務的民營化。我國在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的嘗試中也存在著無法可依的問題，如缺乏合同談判、準入資格和上崗條件、招標中的標底設置和合同終止等實施規定，缺乏有效的關于產品與服務的質量、績效評價機制，缺乏對市場化、社會化供給主體在價格、審計、會計、仲裁、監理、核算、監督等方面的制度供應規則，因此需要盡快健全規制，規范合作主體的行為。
首先，政府應盡快出臺專門的、系統的法律或法規，對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各提供主體在合作中應遵循的方針原則、組織管理、多元主體的權利和職責加以規范。其次，政府加大依法管理力度，營造規范的外部環境和良好的市場秩序，約束提供者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對市場和社會力量提供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的內容、價格、質量、數量等進行監管。最后，政府應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出臺相關的市場準入條件和產業政策，為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的多元化提供政策保障。
（三）探索科學的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主體間的合作流程
在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機制下，各供給主體間的合作貫穿于公共安全管理與服務的全過程。以公共安全事故為例，發生前的防控、發生時的應急聯動、發生后的公共安全服務評價及其服務手段和機制的修正和完善，都需要多元主體間的合作與協調。因此，公共安全服務多元化供給機制的有效發揮要求制定科學、高效的公共安全服務多元化供給主體間的合作流程。
有效實施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機制多元化應注意的問題
（一）多元行動者的合作意識問題
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機制要求形成公共安全服務合作網絡，這個網絡包含了政府間合作、公私伙伴關系及社會間合作等多種合作形式。而合作網絡中各利益主體之間合作意向和共同的認知是其有效運作的基礎和起點。缺少了合作意識，多元行動者間相互推諉、轉嫁責任等現象就可能出現，公共品供給效率就大打折扣。在我國，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提供者合作意識的培育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政府方面，公安機關要樹立成本效益觀念，轉變警務職能理念，增強合作意識，逐漸實現全能型向有限型和服務型供給模式的轉變；社會和市場方面，全面提高社會安全責任意識及志愿者精神，樹立維護社會安全“人人有責”思想（李禮，2011）。
（二）政府在多元化供給機制中的地位作用問題
首先，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理念并不是要否定國家權威。在多元化供給機制中，政府的核心地位無法撼動，一些作用無法替代，比如，在城市化推進的歷史進程中，公安機關在維護城市安全中所起的作用；又如，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府是應付危機和治理危機的主導力量，在資源配置、經濟救助、整合社會力量方面發揮著其他主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再如，政府公安機關部門作為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的安排者，在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市場化、社會化過程中所承擔的監督與管理責任。其次，政府作為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給機制的主導人，應盡量避免陷入兩個誤區：一是從過度的行政化走向過度的市場化。過度的市場化將導致公益目標受損，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供求缺口增大，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公信力將會受到威脅。二是對私人安全產品與服務過多干預。過多的干預會擾亂了私人公共產品的生產與供應市場，滋長了更多權力“尋租”的機會（鐘雯彬，2004）。
（三）基本公共安全服務均等化問題
在現階段，基本公共安全服務的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維護社會治安秩序；預防和打擊犯罪；緊急救助和為民服務。基本公共安全服務均等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民享受公共安全服務的機會均等，任何公民都擁有平等地受法律保護、平等地享有公共安全服務的權利；二是公民享受公共安全服務的結果均等，每一個公民在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時，都能享受基本公共安全服務，在時間上和質量上都應大體相等。當前我國公共安全服務不均等主要表現為弱勢群體基本公共安全服務薄弱、農村及城郊結合部基本公共安全服務薄弱、流動人口基本公共安全服務薄弱等幾個方面。從總體看，我國基本公共安全服務非均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薄弱地區安全服務的供給不足。而要解決供給不足的問題，打破“政府壟斷提供”，推進基本公共安全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是有效途徑，豐富的供給主體，多樣的供給模式，如委托授權、合作外包、購買服務、公私協作等，在政府指導、監管、付費的情況下，完全能夠彌補基本公共安全服務供給不足的缺陷，加大薄弱地區的供給力度和供給水平，逐步實現整個基本公共安全服務的均等化。因此保障基本公共安全服務均等化應是公共安全產品與服務多元化供給主體的義不容辭的責任。
參考文獻：
1.[美]邁克爾·麥金尼斯.多中心體制與地方公共經濟[M].三聯書店，2000
2.[美]E.S.薩瓦斯著，周志忍等譯.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斯科特·沃爾斯頓著.費麗萍，孫寬平譯.在規制與民營化之間：改革的順序選擇—以電信行業改革為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3）
今天我們召開全區一季度安全生產工作例會，主要是回顧總結一季度全區安全生產工作，分析當前形勢，研究布置下一階段的安全生產工作任務。下面，我再講三個方面的意見。
一、肯定成績，一季度安全生產工作有序開展
今年以來，全區以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安全發展的理念，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全面貫徹落實省、市《關于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意見》，繼續深入開展“安全生產年”活動，扎實部署開展安全生產各項工作。一是安全責任體系進一步健全。秉著“早計劃、早布置、早落實”的原則，1月底，區政府就與10個鎮（開發區）、15個區級部門簽訂了年度安全生產目標責任書。并修訂了《*區安全生產委員會成員單位安全監督管理職責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各單位的安全責任，目前已經區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將于近期下發執行。各鎮（開發區）和區級責任制簽約部門還分別與轄區和條線上的生產經營單位簽訂了2010年度安全生產目標管理責任書。在此基礎上，各鎮（開發區）安監站將督促企業安全責任書簽訂工作作為一季度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部分安監站還組織人員專門進村、進企業督查責任書簽訂情況。據統計，今年全區共累計簽訂安全生產責任書6832份，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一級抓一級的安全生產責任體系。二是重要節點安全生產大檢查取得實效。為確保元旦、春節及區兩會期間的安全生產形勢穩定，各鎮（開發區）和區級部門按照“屬地管理”和“條線監管”的原則，開展了為期2個月的安全大檢查，特別加強對人員密集場所、易燃易爆化學品單位、“三合一”建筑、出租房、木材加工及毛紡行業五個重點領域的檢查，做到細致徹底排查、及時采取措施、限時進行整改、定期回訪檢查，做到責任到位、管理到位、措施到位，發現消除了一大批安全隱患。據統計，此次大檢查共計檢查次數2049次，檢查單位5094家，排查一般隱患1549項，重大隱患5項，其中已整改一般隱患1515項，整改率達97.8%。三是消防安全隱患集中整治深入開展。2月21日，我區練市鎮發生一起死亡5人的火災責任事故。事故發生后，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深刻吸取火災事故教訓，緊急下發集中治理方案，在全區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消防安全隱患集中整治。高區長多次親自帶隊，開展轄區內公共聚集場所的消防突擊檢查。區安監、文體、建設、公安、消防等部門切實加強協調配合，多次進行聯合執法，推進了本次整治活動的持續深入開展。據統計，此次消防安全隱患集中排查治理月活動共檢查單位和房屋562家，發現火災隱患167條，臨時查封8家，處罰單位22家，政府掛牌重大火災隱患單位4家。在深入推進整治工作的同時，區政府還組成督查組對各鎮（開發區）開展消防安全隱患集中排查治理月活動進行了督查，并對督查結果進行了通報，督促各單位進一步提高認識、強化措施，確保此次集中排查治理月活動取得實效。四是世博安保工作及早啟動。3月初，區委、區政府就聯合下發《*區上海世博會“環滬護城河”安保工作總體方案》，專門成立領導小組，明確26個區級部門世博安保工作職責，及早部署世博安保工作。各有關部門也根據工作職責立即制定下發本系統世博安保工作實施方案，世博安保工作已全面鋪開。
二、保持清醒，時刻繃緊安全生產這根弦
今年以來，各鎮（開發區）和區級有關部門在區安委會的統一領導下，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區的安全生產基礎仍不十分牢固，從一季度的事故情況來看，雖然各類安全生產事故和直接經濟損失同比分別下降了20.24%和18.45%，但是死亡人數達到了13人，同比上升了30%。特別是2月21日，練市鎮發生一起死亡5人的火災責任事故，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這都說明我區安全生產工作中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和薄弱環節，主要表面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公眾安全意識和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雖然區委區政府每年都通過各種方式開展對公眾的安全知識宣傳，但公共的安全意識和能力仍顯薄弱，特別是練市“2•21”火災事故的發生，暴露出公眾在事故預防意識上的淡薄和事故發生后自救逃生能力的缺乏，公眾安全意識和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二是安全監管力量仍顯薄弱。從對鄉鎮一中心六站運行的調研情況來看，鄉鎮公共安全監管力量仍相當薄弱，中心還存在專職人員配備不足，隊伍不穩定，兼職人員職責不明確，人員、工作經費保障不足，隊伍專業水平低弱等問題，嚴重影響了鄉鎮公共安全監管目標任務的實現。三是對小企業的監管還缺乏有效手段。面對面廣量大的小企業，家庭小作坊普遍存在的安全設備缺乏、忽視職工的教育培訓、安全管理水平低的現狀，雖然通過一些整治取得一些成效，但因其經濟發展與安全要求的矛盾較為集中突出，反彈現象較為嚴重，對其缺乏更加有效的監管手段。四是事故隱患排查治理責任落實有待進一步加強。從一些鎮（開發區）和部門的報表上反映出事故隱患排查治理工作還存在工作覆蓋面窄，參與生產經營單位少，發現的事故隱患數少、甚至少于企業數的現象。就目前我區各生產經營單位技術水平和從業人員素質還遠達不到規范要求的現狀來看，說明企業事故隱患排查工作還不認真、走過場，職能部門監管責任落實不到位，把關不嚴格。事故隱患排查治理責任落實有待進一步加強。這些問題，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視，及時采取措施加以整改和解決，就難以實現安全生產形勢的穩定好轉。
當前，各級領導對安全生產的重視程度是越來越高。省委省政府于去年底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意見》，明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監管、行業管理、企業負責、社會監督”的安全生產工作格局，市委市政府也對安全生產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各鎮（開發區）和區級有關部門一定要認真學習、領會上級黨委、政府關于安全生產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部署，要深刻認識到，抓好安全生產是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是促進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重要一環。過去的事實證明安全生產絕不僅僅是生產企業的事，絕不僅僅是某一項經濟工作，而是事關全社會和諧穩定的大事。我們一定要從抓安全、保平安、促發展的高度，充分認識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真正把思想統一到區委、區政府的決策和部署上來，時刻繃緊安全生產這根弦，做到警鐘長鳴，常抓不懈。
三、狠抓落實，全力做好下階段的安全生產工作
安全生產，事關穩定，事關發展，事關全局，意義十分重大。世博臨近，各鎮（開發區）和區級各有關部門一定要把安全生產工作擺上重要日程，牢牢抓在手上，切實把各項工作部署落到實處，嚴防各類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對當前和下一階段幾個重點工作，我再作一下強調：
(一)進一步加強管控和檢查，確保世博和五一安全。要進一步細化措施，落實責任，加強重點管控化學品動態監管，加強危險化學品企業應急預案檢查，加強煙花爆竹安全監管，加強入滬陸路通道安全檢查，保障入滬道路交通安全。突出古鎮旅游、商場、市場、文化娛樂場所等人員密集場所等重點領域，加強旅游安全檢查。進一步加強隱患排查治理，嚴格落實責任，加大責任追究力度。要按照《*區上海世博會“環滬護城河”安保工作總體方案》的有關要求，嚴密部署，防范安全事故發生，嚴防死守，確保世博和五一安全。
(二)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培訓，不斷提高公共安全生產意識。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網站等媒體和各種方式加強安全生產法律法規、方針政策、典型經驗等的宣傳，深入開展“安全生產月”活動，加大安全培訓力度，進一步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公共安全意識、應急自救能力和生產經營單位負責人的安全生產意識和操作技能，逐步實現從“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轉變。
(三)進一步加強執法，穩步推進安全生產各項基礎工作。進一步加大安全生產行政執法力度，特別是對在“三基”推進、安全標準化和安全培訓等各項工作開展過程中未按要求進行隱患排查、落實整改措施，未按規定進行安全培訓的生產經營單位，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行政處罰，以推動各項工作順利開展，進一步夯實安全基礎。
公安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安全及其維護，涉及國家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社會治安秩序及其危害因素，以及公安警務工作的歷史與現狀，公安隊伍建設及發展等。[1]明確界定了公安學的研究對象為“秩序和安全”，故應當以此準確界定治安學二級學科研究對象，以此闡明治安學與同屬公安學一級學科的其他二級學科的關系與區別。那么，治安領域特殊矛盾性的分析確立也就成為研究的核心所在。筆者曾在比較分析眾多“治安”概念的基礎上理清了治安、治安秩序、治安問題、治安管理等治安基本概念：[2]治安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狀況，是反映社會安定和公共安全的一種社會狀態；治安秩序是一定時期社會管理者（統治階級）以及社會大眾所普遍規定（追求）的一種穩定有序的社會狀態；治安問題是一定時期人們對治安秩序的期望目標和治安現實之間的差距的顯現；治安管理是對現存“治安”狀態的管理和控制。顯而易見，治安基本概念的明確要求治安學學科研究著眼點不能簡單冠以“安全和秩序”的名頭，應當以此為“基”，作出清晰的界定，據此劃分與治安現象研究緊密相關的學科群。學科外延的劃分是學科能否存在和能否保持學科獨立性的必然，治安學學科的劃分和研究必然要準確區分與治安現象研究緊密相關的學科群，使其在紛繁復雜與混沌中清晰。故治安學學科研究的“秩序和安全”的范圍應當主要界定為“社會公共安全”，而秩序的確立和維護亦是為了實現“安全”，有秩序才能確保安全，秩序是安全的實現形式，無秩序乃至混亂則將引發安全危機。反之，只有在安全狀態下才能確保有秩序，無安全則談不上有秩序，安全的狀態才是有秩序的狀態，安全與秩序互為依托，互相映襯。治安學研究的“社會公共安全”實則是“社會治安安全”，即由公安機關控制、管理、保障和維護的同社會公眾人身和財產直接相關的社會安全因素和安全狀態。其涉及關系體為治安力量、治安對象、治安相關對象等；而涉及關系表現則為政治關系、行政關系、法律關系、管理關系、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等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影響，故對其涉及具體關系表現的認識也要從管理學的視角、政治學的視角、法律的視角、社會學的視角等多方位去認識和應用。我們知道，和諧穩定、平安有序社會的實現需要社會的安全整治，但社會安全整治是個綜合性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治安只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治安作為社會安全表現狀態，其影響因素遍及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國內外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法制、道德等諸多方面的變化，都可能影響到現實社會治安狀態并帶來治安管理理念、治安管理方式方法的變革。而且，區域和影響力的差異、思想認識的偏差等不可避免制約著具體治安管理行為的實施，影響到治安管理行為追求的結果和治安價值的實現。故以二級學科界定的有限性而論，治安學研究對象的確定切忌簡單地將“治安”二字所能包含的對象和問題統統納入治安學的研究對象范疇。治安的外延分布無疑是極其廣泛的，但治安的內涵無疑也是確定的，其決定了治安學研究和借鑒的寬泛性。但比較治安學與其他二級學科的關系，如涉外警務、交通管理、禁毒學等學科（他們在治安學二級學科地位確定前均納入治安學范圍，或以一定形式存在于治安學下）前后發展的現實變化，學科發展的獨立性和空間性也要求治安學做出相應變革，在此情況下，治安學二級學科的研究對象只能是小治安（如將治安劃分為大治安和小治安等）或狹義治安（如將治安劃分為廣義治安和狹義治安等）。
二、治安學的學科定位
學科建設必須以清晰的學科定位為基礎，其是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從當前治安學學科建設的現狀來看，學科研究底蘊不足是不爭的事實，有待學科進一步研究和發展解決。但學科定位的模糊性和發散性，學科研究范疇的無限性和學科內涵外延界定的不準確性，不可避免淡化甚至弱化治安學學科建設者、研究者和治安實務管理者的治安學科意識，無意識即難以形成發展思維，學科槽更難以建立。在治安學乃至公安學學科地位確立之前，《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將包含“治安學專業”在內的14個本科專業作為“公安學類0305”列入“法學03”學科門類，授予法學學位；而公安學領域的研究生培養的相關專業及研究方向則被列入法學、教育學、軍事學、管理學等學科門類，分屬于法學、社會學、心理學、軍隊指揮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個一級學科，散見于十余個二級學科，治安學相關的研究方向治安管理和安全管理則被歸入行政管理學二級學科，屬于管理學門類下的公共管理學一級學科。學科門類的不清晰亦充分表明治安學學科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上報的《公安學一級學科調整建議書》認為，公安學是研究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的公安警務活動及其規律的科學，是具有多學科交叉融合特點的新興學科。公安學一級學科的任務則界定為：科學研究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的警務活動及其規律。公安學的學科性質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涉及人文學科等方面的內容，是法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教育學和軍事學等學科之間的交叉學科，需要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所構成的知識平臺支撐。從學科的基本分類來看，公安學屬于應用學科，有突出的實踐性和操作性，側重研究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安全、社會治安和查處犯罪的對策、方法與手段。[3]而治安學作為公安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其涵蓋范圍超越了所有同級并列二級學科，學科屬性的多元化決定了學科研究的基本要求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知識功能等都應當吸納相關學科知識為其所用，故治安學學科應當界定為交叉學科或互設學科，橫跨法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但以研究社會公共安全的維護和保障為己任。“學科從來不是在真空中發展的，它是科學及社會內外部多重因素沖突、碰撞和博弈的產物。……學科發展離不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社會機制、經濟結構，科技水平決定了學科發展的方向、速度和規模，社會需求成為學科發展不竭的外部動力源泉”。[4]至于如何為治安學學科下定義，迪爾凱姆的觀點可供借鑒:“只取這樣一種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它的外形已經明確，具有一種團體現象的特征，并且能夠將一切相同現象的性質都包括在它的定義里”。[5]在目前學科現實確定和公安實踐部門業務劃分日趨細化的大背景下，治安學學科應定位于由公安機關引導的，以安全需求滿足為目標，以社會公共安全維護和保障為基礎，以社會法治治理、秩序控制和危機處置為基本工作取向，以法學、社會學、犯罪學、管理學、政治學等諸多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科所構成的知識平臺為支撐，同時借鑒運用部分相關物理學和化學知識，并與諸學科互相關聯、借鑒和影響的社會交叉應用性學科，具有極強的社會現實應用性。鑒于治安學與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公共管理等學科的淵源關系，在形成和發展的初期階段，治安學從這些學科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在今后的建設過程中，無疑應繼續借鑒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以促進自身發展
三、治安學學科框架體系的構建
（二）工作目標：緊緊圍繞“消隱患、壓事故、減傷亡、促發展、保穩定”這一總體目標，堅決杜絕較大以上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發生，努力減少一般事故，確保各類事故指標不突破市政府下達的控制指標，力求安全生產事故起數、事故死亡人數和直接經濟損失數“三項指標”穩中有降，確保“三個零增長”。
（三）主要工作措施
1、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落實安全生產責任。
把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履行安全監管職能結合起來，圍繞社會管理能力建設，依法發揮安全監管職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努力形成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合部門組織協調、有關職能部門齊抓共管、社會整體響應的工作格局。
完善政府主要領導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負責的“一崗雙職”安全生產領導體系、安全生產綜合目標管理和控制考核指標體系，堅持安全生產定期通報、警示問責、戒免談話、季度例會、主要領導帶隊檢查、安全生產責任“一票否決”等制度。
完善安全生產指標和考核體系，將安全生產控制指標細化分解，實施年度目標考核。堅持“誰主管，誰負責”、“屬地管理”原則，加強溝通、互相配合、齊抓共管，消除責任盲區，確保安全監管工作的有效實施。
強化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主體責任的落實，建立健全“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安全生產責任制，落實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規程，健全科學的監督考核機制。
2、突出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認真開展“隱患排查治理深化年”活動。
一是要建立經常性的隱患排查治理制度。認真貫徹《安全生產事故隱患排查治理暫行規定》（國家安監總局第16號令），落實生產經營單位隱患排查治理主體責任，建立規范化的隱患排查治理制度，把隱患排查治理納入企業日常安全管理；制訂年度排查治理工作方案，進一步宣傳發動，提高企業自查自糾自覺性，重點加強對廣大中小企業隱患排查治理的指導監督；繼續開展群眾患排查治理活動，推動車間、班組職工的安全生產自治。
二是加大對重大隱患治理整改力度。定期開展全縣范圍內重大隱患排查工作，完善隱患分級管理、分級督辦制度，落實隱患整治責任，確保隱患按期整改到位。協調有關部門，加大公共安全重大隱患整治力度，拓寬投入渠道，加快主要航道橋梁的新、改、擴建進度。進一步落實企業、中介機構、政府和群眾相結合的全社會排查治理重大隱患的長效機制，擴大群眾舉報渠道，做到有報必查，排除安全隱患。
三是繼續開展重點行業領域專項整治工作。
在礦山、危化、煙花爆竹等高危行業和事故多發行業領域，要把安全專項整治與隱患排查治理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繼續加強露天礦山的邊坡治理和管理，加強分臺階開采、中深孔爆破、機械沖擊破碎作業等的科學規范管理。狠抓危險化學品行業防爆炸、防泄漏和防中毒各項安全措施的落實，認真抓好生產、運輸、儲存、銷售、使用和廢棄處置等環節的各項安全工作。嚴格檢查煙花爆竹經營、運輸、儲存活動，嚴厲查處私自藏匿雷管、炸藥等爆炸物品的非法行為。全面加強造紙行業、機械制造行業、特種車輛使用的安全生產保障措施，降低這些行業、領域的事故發生率。
道路交通要以鞏固“平安暢通縣”創建成果為目標，繼續深入落實“五整頓”“三加強”工作措施，強化“三關一監督”，持續開展各類專項集中整治，重點加強對客運車輛、危險物品運輸車輛、學生接送車輛和貨車的監管。加大對縣、鄉公路危橋和民間危橋、事故多發路段、臨水臨涯高落差危險路段、農村道路交通等隱患整治的投入。
消防領域要加強人員密集場所、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高層建筑、易燃易爆單位等為重點的消防安全監管工作，進一步加強“三合一”場所、電氣消防、出租房安全專項整治，著力防范電氣問題引發的火災事故。
建筑施工領域要嚴格對建設、施工、監理等環節安全責任落實情況的督查，全面落實現場安全措施，針對薄弱環節和突出問題，扎實開展各類專項安全整治，及時消除重大事故隱患；規范拆房市場管理，重點打擊工程違法分包、層層轉包和資質掛靠等行為。
水上交通領域要繼續加強對超載和非法載客的執法力度，抓好水上交通防碰撞、防泄漏整治。漁業生產要深化“平安漁業”建設，加大查處“三無”漁船力度，嚴禁漁船非法載客搭客。農機監管部門要嚴肅查處無牌行駛、無證駕駛、超速超載、違章載人等違章行為，嚴格外籍農用車輛安全監管。
特種設備要深化特種設備隱患排查治理工作，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點、不留盲區，加強從業人員教育、取證工作和特種設備登記建檔工作。
重大公共活動方面要嚴格活動方案報批制度，審批部門要加強對活動的安全監管；*、消防、文化等部門要根據各自職責，搞好監控和監管，防止重特大事故的發生。
其他各行各業各領域也要結合實際，有重點地組織安全隱患排查和專項整治工作，及時消除各類事故隱患。
3、落實“基層基礎強化年”工作，狠抓本質安全。
一要深化ABC分類管理。擴大分類管理覆蓋面，完善考評體系。二要繼續推進安全管理標準化工作。三是發揮綜治、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的作用，加大平安企業、平安鄉鎮、平安村（社區）和“優秀安全班組”、“青年安全生產示范崗”等創建力度。
加強基層監管網絡建設。進一步加強鎮區、村安全監管力量配備，保障安全生產監管經費、裝備設備投入。加大對企業依法建立安全生產管理機構，配備專兼職安全管理員的專項執法。積極探索適合行業、區域實際的安全管理模式，大力發展安全生產合作組、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化安全監管組織，鞏固和擴大現有合作組活動覆蓋范圍。
提升本質安全水平，提高科技興安水平。嚴格安全許可和新、改、擴項目安全生產“三同時”制度的落實。督促和引導企業落實安全投入保障制度，足額提取安全費用，加強安全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積極采用先進、安全、可靠、節能的技術與裝備。在高危行業領域，重點推廣智能控制系統、集散控制系統（DCS）、遠程視頻監控系統等先進安全管理設施、設備。
4、加大安全生產投入，完善公共安全基礎設施和經費保障體系。
加大對安全生產的投入，為安全生產基礎設施、信息技術、應急救援、宣教培訓以及隱患整治和重大危險源監控等提供資金保障。積極建立資金多渠道籌措機制，加速推進危橋、事故多發路段、臨水臨涯高落差危險路段、農村道路交通等隱患整治的投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設施，特別要多方籌集資金，優先安排解決南排河、長山河危橋的改建問題；加強城鄉公共消防設施建設。繼續抓好安全監管人員編制落實工作，加大安全生產監管經費、執法辦案經費、裝備設施購置經費的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對安全生產合作組、建筑安全協管員隊伍等社會化安全管理隊伍工作經費的支持。加強鄉鎮專職消防隊、義務消防隊人員和消防裝備配備工作。
5、深化安全培訓教育工作，重視提高特殊人群安全素質。
繼續開展安全教育“五進”等活動，開展系列主題教育，利用“安全生產月”、“安康杯”競賽和群眾文化活動等多種載體，通過各類媒體，營造社會各界關心、參與生產安全的良好氛圍。督促企業建立三級安全教育網絡，落實上崗前安全培訓教育，深化全員安全教育培訓活動。
繼續加大對企業主要負責人、安全管理員、特種作業人員、高危作業人員安全培訓教育，努力實現特殊工種人員持證上崗率100%、實現法人企業主要負責人持證上崗率100%。重點加大對外地來鹽從業人員安全教育，從平等、尊重、善待的角度，構建全社會關心外來從業人員安全教育的良好氛圍，今年要專題召開會議、出臺文件，具體研究部署落實，并進行專項的執法檢查。
6、加強安全生產監察執法工作，改善安全生產法治秩序。
一要加大行政處罰力度，及時糾正和依法查處違法行為。二要加強執法能力建設，推進安全生產委托執法工作，加強部門間的支持配合，規范安全監察執法行為。三要提高日常檢查的強度和密度，在事故多發領域，嚴重危害公共安全領域，以及不認真排查事故隱患，對隱患拖延不改、拒絕整改的單位，加大重點監察執法力度。四要進一步規范和嚴肅生產安全事故查處工作，繼續實施安全生產警示制度。
7、加強應急救援體系建設，完善應急救援機制。
繼續指導、推動各鎮、部門和企業加強應急救援隊伍的管理、教育和訓練，推進資源整合，實現各方救援力量協調聯動，強化安全生產應急救援指揮機構建設，建立統一指揮、反映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救援體系，年內重點建立起一支危險化學品應急救援隊伍。完善安全生產應急預案體系，普及安全應急管理知識、防災救災知識，提高公眾應對各種安全突發事件的意識和能力。
8、加強安全監管隊伍建設，深化安全生產支撐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