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9 11:02:19
導語：在教育法律體系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我從事了幾年的幼兒教育工作，但關于《教育法律法規》這方面的知識，我自己認為還是需要進一步學習提高。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我獲益良多，對教師這個職業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關于教師基本修養與師德。談到修養與師德，其實每一個職業都要求具備一定的職業修養與道德。但是對于教師這個職業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作為一名教師，一言一行都是學生眼中的榜樣和標準。教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必須具備良好的修養與師德，這一點非常重要。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不僅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而且還更新了自己對法律的認識。我知道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同時我也更清楚地認識到作為教師所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與我們教師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很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最應該好好學習的。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是我國教育工作的根本方法，要求我們做到：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老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我們每位教師必須認真貫徹這一方針。
學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基本內容，知道了《教師法》不僅幫助教師得到自己的所得，也讓我在行為上有了準則，只有好好學習才能保證自己享有的權利。《義務教育法》于1986年實施的，國家一直都十分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把普及義務教育、實施素質教育和促進全面發展作為立法的基本目標。因此它具有全社會性、普遍性、強制性、統一性和基礎性。讓我更明確了，作為一名教師該履行的義務和遵守的行為規范。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基本內容，讓我知道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要讓學生喜歡，家長滿意，校長認同，就必須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做到不體罰、不挖苦、不諷刺、不威脅學生等等，要時刻關心后進生，公平對待每一位幼兒，發現他們的閃光點大膽鼓勵，做到因材施教。
教師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艱苦的，教書育人需要感情、時間、精力乃至全部心血的付出，這種付出是要以強烈的使命感為基礎的。一個熱愛教育事業的人，是要甘于寂寞，甘于辛勞的，必須受得住挫折，將自己的所有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實踐中去。
教師必須關愛幼兒，尊重幼兒人格，促進他們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都得到發展，我們應多與學生進行情感方面的交流，做學生的知心朋友，這需要我們對學生傾注相稱的熱情，對其各方面給予關注。“愛”要一視同仁，持之以恒；“愛”要面向全體學生。“金鳳凰”固然可愛，而“丑小鴨”更需要陽光，多給他們一份愛心，一聲贊美，一個微笑，少一些說教，要更多和他們交心談心，幫助他們查找“后進”的原因，真正做到對癥下藥，在學習和生活細節上關心他們。老師對學生不要體罰，不要訓斥，不要高高在上，而應該做一個和氣的人，一個嚴謹的人，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一個堪為師范的人。學生也有自尊心，而且是很強烈的。老師對學生的批評，恰當的，就是一種激勵；不恰當的，就會成為一種傷害，甚至還會導致逆反心理產生。絕大部分幼兒不喜歡老師批評時譏諷、損傷幼兒，傷害幼兒的自尊心。因此在日常生活的教育工作中，我們應掌握批評的“度”，變“忠言逆耳”為“忠言悅耳”。
教育家和教書匠的一個最大區別，就是教育家有一種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創新精神。在實際生活中要給給予學生獨立思索的機會，刻意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更重要的是，要誠心誠意地歡迎學生的質疑和挑戰。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推崇權威、崇尚特權的行為傾向，使得人們缺乏對先輩和權威的懷疑、批判精神。創新思維的核心特征是“求異”，是打破常規，調整視角，突破思維慣性。才能培養出全面發展的人才，而不是只知道讀書上知識的書呆子。
當然，教學過程不僅僅是學生學習的過程，也是一位老師學習的過程。教師要不斷更新充實自己的學識，博學多才對一位教師來說當然很重要。我們是直接面對幼兒的教育者，幼兒什么問題都會提出來，而且往往“打破沙鍋問到底”。沒有廣博的知識，就不能很好地解幼兒之“惑”，傳為人之“道”。知識絕不是處于靜止的狀態，它在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每時每刻都在日新月異地發生著量和質的變化，特殊是被稱作“知識爆炸時代”、“數字時代”、“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因而，我們這些為師者讓自己的知識處于不斷更新的狀態，跟上時展趨勢，不斷更新教育觀念，改革教學內容和方法，顯得更為重要。否則，不去更新，不去充實，你那點知識就是一桶死水，終會走向腐化。
全面認識、許可和鼓勵高校診所式法律教育及其衍生的法律援助學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貫徹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也有助于提升法律專業人才能力。而在我國傳統法學教育中實踐教育環節缺乏、法律人才培養模式亟待改進的背景下，探索出一套科學有效并能推廣的教學方法至關重要，這一任務也顯得尤為緊迫——診所式法律教學方法為培養高水平、多領域、全方位的法律人才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將為法律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重要環節。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內涵及發展現狀
診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法學院興起的一種法學教育模式，實施診所式法律教學的機構稱為法律診所，診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師的指導和監督下，通過學生積極地參與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來促進教學，在“法律診所”中為符合援助條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詢、診斷法律問題并提供解決措施。它是以法律咨詢者為病患、以咨詢者提出的法律疑問為病癥，以法律疑問中包含的法律關系為病理，以高校教師或兼職律師為醫師，以法學專業學生為實習醫的實踐性教學模式，因模仿醫學臨床教學而得名“診所教育”。
在國外，學生參加法律診所教育項目一般可以取得學分。傳入中國后，先演變為在高校開設“法律診所”選修課程;而逐步成熟之后開展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則是建立于課堂教學基礎上的課內外實踐，可以為法律教學提供第二課堂，也可以將法律診所轉變為法科學生的實踐平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特點是教學資源來源于實踐，即解決真實的案件并與之同時進行教學-學習活動，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師往往在司法機關或律師單位中從事兼職工作，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尋找案件素材，或組建起法律援助的公益機構受理案件，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案件辦理的具體工作，根據真實案例為學生布置處置案件的教學和實踐任務——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知識不是來源于書本而是來源于身邊正在發生的真人真事。
中國的高等院校在接受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時就產生了本土化的理念，在診所式法律教育移植到國內法學教育之過程中，各政法類院校、法律院系也不約而同地加以揚棄，產生了符合中國國情、解決國內實際問題、實現多方共贏的新生事物。
最早一批建立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高校中，西北政法大學從1985年起就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專注診所式法律教育近三十年，形成了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課程體系，擁有一套系統化的診所法律教育理論，以診所式法律教育為載體的同時，也面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西南政法大學作為老牌政法類院校也一直將診所式法律教育作為校內特色課程的招牌進行學科建設，大力投入資金加強診所式法律教育實踐教學地點的基礎建設，例如建立診所式法律教育實踐基地、完善教室課堂接待室等的硬件設施建設，在重慶市范圍內具有較高的社會認知度和較好的社會認可度。來自中國診所法律教育信息網i的信息顯示，截止2015年6月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已近百所，實際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的學校數量多于統計數字且仍在持續增加。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
總結診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國的發展，結合各政法類院校實例，我們不難看出由于國情的差異，中國的高等院校在采用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同時也加以了適應性的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國特色、更貼近中國的司法實踐、更適應中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環境。需要指出的是，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發展愈發突出地具有以下兩大趨勢，即診所式法律教育與高校法律援助社團之結合和高校法律援助社團與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之結合。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與高校法律援助社團的結合
因現實中我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存在現狀和發展模式，討論診所式法律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引入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概念、介紹高校法律援助活動。為了獲取更多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實踐素材、更務實地開展教學、最大限度地鍛煉和培養學生，許多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建立了本校的法律援助機構承載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并以之提高學生的實務能力。這些存在于高度院校內或掛靠在院校的法律援助機構，其性質是或由學校組織、或有教師指導、或為學生自發，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學生社團。
現實中，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師、同時參與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學生及學校校方以高校法律院系為依托、以“法律診所”為平臺成立了公益性法律援助學生組織，高校法律援助社團正逐步成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外在表現形式，往往與診所式法律教育同時存在、同步運行，高校的診所式法律教育與其依托的法律援助機構有緊密關系，“法律診所”也往往與學生的學習、實踐存在密切聯系，診所式法律教育與高校法律援助的結合是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發展規律也是最大的特色。例如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法學院法律幫助中心是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法學院下設的公益性法律幫助機構，該中心由該校法學院教師指導，以無償服務的學生為主體，邀請社會律師志愿參與，本著提高素質、發揮專業優勢、服務社會的宗旨，為社會免費提供法律服務。
(二)高校法律援助社團與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的結合
也正因為診所式法律教育與高校法律援助社團的結合，僅在十幾年的時間里，“法律診所”才能在中國發展成為僅次于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的法律幫扶途徑，看似只是學習知識、直觀的感受課本內容、提前了解司法實際中的操作流程，但這也在潛移默化中融入了司法實踐的大格局。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法律服務不能覆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及社會中每一個個體時，高校中的法學專業教師和學生就可利用自身專業特長和所學知識彌補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缺位，為接受不到公共法律服務的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法律服務，而政府將設立專項資金在對高校法律援助案件辦理工作的審核完結后予以撥付。盡管從全國高校法律援助社團辦理案件數量及所占總量的份額看，它不是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的主力軍，但因其彌補了政府提供法律服務之不足、將司法公平與正義的援手伸向其他法律援助渠道所不能觸及之處，高校法律援助社團便在法律援助的大局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校法律援助社團因案件來源、案卷資料等與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資源共享，而往往與診所式法律教育并存;高校法律援助屬于法律援助工作，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是法律援助事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回報社會、服務社會、奉獻他人的宗旨體現了公益性。診所式法律教育從理論上指導學生參與法律援助實踐，因此兩者就必然會走上協同發展的道路。社會結構調整、政府職能轉變是現一階段中國社會的時代背景，政府的職能要求其應當為高校法律援助社團提供政策指引和幫扶;而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設立的出發點是為社會大眾維權、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因此政府采取的購買公共法律服務方式與高校法律援助的公益性結合是必然結果。總體而言，診所式法律援助融合了學校、社會、政府多方面的力量，做到實踐性、學術性、知識性、公益性四者的有機結合。診所式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國已經經歷并仍持續進行著本土化特色化的演變。
三、診所式法律教育對高等院校的影響
我國的實情一定程度上變通了作為“舶來品”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形式，診所式法律教育也對我國開設該類課程的院校帶來了巨大的變革。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改良高校法學教育方法
我國的法學教育存在一定的不足，其形成因素既有因盲目擴招增設專業而教學條件滯后等時代背景，也有思維陳舊、觀念保守、閉塞障目帶來的對診所式法律教育認識上的誤區、心理上的排斥和付諸實施上的畏難。而診所式法律教育引入了“問診式”的實踐教學模式，學生可以親身體驗、收獲知識和技能，來自學生的訴求和教師的反饋倒逼高校改進與時代相符和可以滿足學生需求的法學教育方法。
如果將“法律診所”比喻成一家工廠，那么它要生產的產品即是法律服務，原料來自于提出法律援助求助者的訴求，“法律診所”對案情進行分析、研究即在展開初加工，“法律診所”開展協商、談判、調解、訴訟活動，可以看成是對半成品的精細加工，取得法律上最終的結果、完成法律援助活動才是將產品交付訂購者。而就加工環節而言，完全是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過程——教師通過個案分析教授了知識;學生通過自己對案情的分析、對人或辯護人立場的把握進行帶入性實踐操作，變被動接受知識為主動探索知識、搜集信息、整理分析材料和真實的對方“過招”、“對抗”，學習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學習自主性大大提高也了解了應然與實然的差距、理論與實務的不同;學校通過診所式法律教學的課堂、完成了教與學融合的職責。
診所式法律教育用“對抗辯論”搞拉練，用“模擬法庭”搞演習，以“真刀真槍”的涉法糾紛避免了空想和空談式的教學方法，盡可能地提高仿真度、務實化、實戰化。這種教學方法，課堂們不在固定的教室里，教師扮演律師、法官等不同的角色，學生也不是坐而論道。接待來訪的值班室有可能成為課堂、具有聯絡關系的檢察院司法局可能成為課堂，審判庭更是診所式法律教學最直接的課堂。高校診所法律援助是一種得益于高校教學改革，實現集科研、教學、服務社會于一體的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而“法律診所”對社會定群體進行救助的新興的法律援助模式，更成為了一種特有的教學方法。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完善法律人才培養體系
對比國外先進經驗，總結歷史發展規律，分析國內客觀情況，新時期下，法律隊伍的建設需要法學教育予以配合，也就需要新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新的教學方法。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存在著對應關系，法學教育只有充分關注法律職業的發展現狀，滿足法律職業對法學人才的需求，才能保證教育的針對性。法律行業則需要依靠充足的、合格的法律后續人才的培養，才能推動職業化、專業化進程。ii
診所式法律教育是課內時間教師對學生的法學實踐教育，雖目的在于通過現實案例完成教學任務、研究社會現象，但因其實質是建立在牢固的理論知識之上而具有學術性，所以它首先要求參與的教師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其次，教師通過對當事人的“望聞問切”傳授訴訟、仲裁、調解、談判、協商甚至是察言觀色等相關方面的知識或經驗，這也就是大部分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對這一課程設置門檻——學生具備較強的動手、實踐能力的原因;最后，由于是真實案件的辦理，其成功與否直接關系當事人的利益得失，因此一項非硬性但極為重要的標準即是要求學生具有責任心和公益心。綜合看來，一個制度完善可以維持運轉的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的開展就必然會形成一套以服務實踐為導向的法律人才培養模式。
作為法學教育的接受者和法律職業的未來從業者，法學專業學生自發或在學校組織下參加高校法律援助組織、參與高校法律援助活動，其既是參與成員又是實踐者的身份，貫穿于其參與法律援助活動的各項活動中，融入參與者對法律援助活動的精力和感情投入之中。法學專業學生積極參與納入政府公共法律服務的高校法律援助，一則接觸了受理案件、辦理案件、了解案件的實踐經驗;二來豐富了專業知識、提升了法學素養，為未來步入職業后迅速開展工作，縮短了“培訓—教育—上崗”的磨合期;三是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公權力號召的鼓勵下、在法律法規的保障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履行社會使命，不怠于做嗷嗷待哺的弱勢群體，轉而作為具備專業技能的參與者成為提供公共法律服務、保障社會的一份子。
縱觀診所式法律教育對高等院校的影響，這種教育模式培養了法學學生職業道德及專業技能，深入調動學生學習專業知識的積極性、提高了學生法律實務能力、加強了學生對理論性知識的研究和實踐配套經驗的學習。法學教育應當服務于法律職業，只有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保持一致，并積極回應法律職業的變化，甚至推動法制變動與進步，才能促進法制改革、為法制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四、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推廣普及
診所式法律教育帶給學生最深切的法律實務體驗，帶給學生最直觀的職業洗禮，一旦學生進入實際操作環節更會感受到強烈的使命感、緊迫感、危機感，不得不多學、勤學、好學。高校發展診所式法律教育為輸送技能扎實、業務精湛的法律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培養專業性、復合型、高素質法律人才做了良好的示范，這一條道路順應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革的要求，應當得到推廣和普及。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常態化和正規化
因“法律診所”參與案件而具有的實務性，其建立起一套適合自己機構內部的理性化激勵機制、調動內部積極性相當重要。辦案結束后，由專門的評審組織(如法律服務業協會)對案件辦理情況進行質量評估，驗收合格后認可認定參與指導教師的課時量和參與學生的實踐學分;必要時可向政府申請支持、授權法律援助組織或“法律診所”所在高校，每年向指導教師和和優秀法律援助辦案同學給予少量的補助和一定的獎勵;出于相關訴訟法律對人資格的限制，在高校法律援助組織成員承辦案件時，司法機關應當提供包括開具工作證明、確認身份證明等認會給其參與法律援助活動帶來必要的便利。“法律診所”、高校法律援助機構作為法學教育機構和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為基礎的服務型、知識型的公益事業單元，需要充足的活動經費的支持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只有政府的扶持，相關機構才可能不受到經費問題的制肘，在市場化背景下發揮其最大作用和效率，只有得到學校的大力支持，診所式法律教育方能有所依靠、長足運轉、可持續地發展下去。
(二)法律援助與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整合
從高校法學教育的角度來看，相較于公益性目的，高校以法律援助機構為教學平臺、以法律援助案件為教學資源開展法學實踐性教學的意義更為深遠。基于高校應用型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目的，法律援助與法律診所結合的運行模式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法學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診所式法律教育必須通過對大量真實案件的直接介入以達到訓練并提高學生法律職業技能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也需要大量富于社會責任感的優質法律人力資源來提供法律援助服務。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與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這種相互需求關系必然產生二者結合的結果。 (下轉第147頁)
(上接第145頁)診所式法律教育不僅是教學的工具，更是高校法律援助的活的靈魂。
(三)診所式法律教育共同體的發展
2003年3月17日，北京7所高校簽訂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體協議書”，成立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體。首都高校法律援助共同體的成立意味著將以整體化模式對外開展法律援助、對內進行實踐教學等相關活動，邁出了高校法律援助區域協同的第一步。
由此看來整合地區甚至是全國范圍內的診所式法律教育資源將成為診所式法律教育發展的一大趨勢，整合資源后利于壯大自身實力、提高影響力，也利于進行學術交流、信息共享、案件分析，亦可以探索出更好的教學方法和更佳的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在對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現狀進行調研了解之基礎上、對各高校法律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科學全面的總結分析表明：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經驗可以被借鑒以縮短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新興地區、新開展院校的建設準備期，便于更快更好的服務教學，服務實踐。
一方面，結合西方先進教育理念及經驗，孕育出了法律診所的教學形式，伴隨著高等院校法學教育的深入，出現的法律援助學生組織的形式，說明高校法律援助活動在不斷進化。在高等院校專業人才及其專業知識產能相對過剩可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之時，診所式法律援助活動應運而生。高校法學專業學生致力于貢獻自己的業余時間、剩余精力和專業知識所學，在社會各界力量的幫助下將法律援助完成了由自發到自覺的轉變，也反作用于自身知識的積累、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公民法律意識逐步增強， 對法律服務的需求也急劇增大， 尤其是深化司法改革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后，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糾紛的案件數量不斷上升， 為弱勢群體、貧困人口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為數龐大的法律人才和法制資源支撐，而目前政府法律援助行為還遠遠不能滿足法律援助制度的需求，因而以診所式法律援助的民間法律援助活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在服務于實踐教學的教育目標下、診所式法律教育不但為我國法學教育創設了一種新的教學理念，且也提供了一種法律援助模式，能同時彌補法學教育少的缺陷、解決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部分問題;更重要的是診所式法律教育探索著法學教育的改革，促進了法律人才的培養，它作為一個西方的舶來品已經被完全消化，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克服中國本身存在的各地區間的差異而不斷地方化，在各院校締根發芽、長出枝蔓、生出果實，因其廣泛的借鑒意義和重要的推廣價值實現了中國化的普及，更具有旺盛的生機與活力。
一、法律體系的方法和概念
法律理論體系是法律的理解基礎,法律體系也是法律分析的方法性的概念,我們在一般條件下在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去理解法律,可能看到其他視角看不到的意義。廣義上來說就是前進方向是已知或者未知的。方法與方向是互相聯系的。選擇不同的方法,那么就要調整方向,使其回到“正途”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將,法律體系的具有分析性。有些學者研究法律體系的目的沒有認識到法律的價值,過多的關注實踐應用。現在法理有關理論研究上,研究的重點一直都是法律體系的概念和理論,因為這屬于法學研究的范疇。而有關法律體系的理解我們還是比較關注本體論的研究,就是法律體系研究的是什么,法律體系的不同分類是研究法律體系的基礎,尤其是我國的法律理論,我國學者一直都在研究法理學中有關法律理論體系的研究模式,這是我國學者繼承了法律體系的教條化的結果。其實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法律體系的整體化思考,對于法律體系的實踐意義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律體系的認識論意義主要是研究法律體系的意義。這是我國法律體系研究的誤區。
法律整體包括構成法律整體部分和要素,這本身就是對法律認識的途徑,而且對這個部分和要素的認識就相當于對法律整體的認識。如果將二者整合起來并使之系統化就可以對法律整體的認識提高到有一個層次。
事實上,也把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作為法律體系的一個本體或者概念進行研究,這個概念是一個分析方法,具有分析的功能。就是說法律體系的概念是具有分析方法功能的。法律體系概念的分析功能是靠概念本身而存在的,假設將法律體系單純的作為法律體系的本體或概念進行研究,那么有關法律體系的概念研究就真的概念化了。
二、法律體系的邏輯存在和客觀實體
研究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法律體系與研究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區別是是否把法律體系作為邏輯存在和客觀實體來研究。這主要源于他的認識論。法律體系是一種思維方式的體現,一般是對法律體系化的思考的強調,是屬于觀念性的,這就表明法律體系不但是客觀存在的還是具有主觀思考性的。也就是說同樣的法律,不同的法律體系其實都是對同一客觀存在的不同解釋,都表明了法律的性質和結構。研究我國的律體系,可以看出一般都是討論法律體系的客觀實體性,這可以從法律體系的客觀性上看出。法律體系的客觀性主要是說法律體系在社會生活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法律體系的客觀性,針對的是是法律體系調整的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因為二者具有客觀性。如果一個法律在一定的區域內可以存在并且運行,那么它的條件就必須存在于此區域可以尋求到的法律體系,要不然一個單獨的法律是沒有辦法發揮它應該具有的作用,所以就一定存在由這種法律和其他法律共同配合和協調的法律體系。社會關系和現象的錯綜復雜,各種不同社會現象和關系的互相制約和聯系,所以調整這種社會現象和關系的法律法規和規范之間也存在著交織和滲透,所有的社會關系和現象都存在與社會中間。因此在調整不同社會關系和現象的法律法規和法律部門都是存在聯系的。
三、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同一性
同一性是判斷一個法律或者法律規范的歸屬問題,也是討論法律體系是哪些法律規范的構成問題。不管是法律對規范的直接授權還是間接授權的制定,都是基本規范的組成部分。同一性本身就是法律自身的特性同時也是法律體系的內在要求,我國的法學研究中,一般強調統一性,法律存在形式要以體系化的狀態,而不是非法律體系的同一性。構成法律體系的要素之間是互相配合和支持的,所以法律體系的系統化也是具有一致性和統一性的,這也是系統化特征的必然要求。法律體系的要素之間也存在一定能夠的矛盾和沖突,這是法律體系無法滿足的社會需求,這也根本不能實現人們對法律體系的前期目標。
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在各部門法當中具有貫穿性和具有共同的法律精神、指導思想。低層次的法律效力與高層次的法律效力相對應,具有制度化和具體化的指導思想。法律規范的特點是等級層次性,也就是等級從屬關系。法律規范和法律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和制約會導致法律的承認和保護,如果違反了規定就會導致法律的制裁。法律統一性可以在立法技術、標準、名稱和規格的一致以及調整目標和任務的一致性上表現出來。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在一定的區域法律文化的內還有有統一性的。從這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在法學研究法律體系的具有統一性,這個統一性不包括法律自身的特性,外在因素可以確立法律體系的統一現象,調整目標和調整對象都是以法律體系為存在基礎和條件的。
關鍵詞：中職英語；課堂教學；策略
一般來說，英語課堂有效教學都是在教師組織引導下進行的，它立足于社會發展要求以及學生優秀品質培養，其教學效果至少都能達到普通教學標準。相應的，其中的有效學習指的是學生積極主動地開展探究性學習，培養創新精神。本文基于英語教材《展望未來》中的有關內容，分析英語課堂有效教學策略，提出創新教學方法，從而指導實際工作，提高學生英語水平。
一、充分發揮多媒體的優勢，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在于形象生動、富有趣味性，內容形式多樣，能夠很好地激發學生興趣。目前，絕大多數中職學生學習能力不強、英語基礎差，對英語缺乏興趣，甚至產生厭倦情緒。而在多媒體課堂中，教師可以播放優美的音樂，展示五彩繽紛的圖片，這樣能很好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多媒體課件把圖片、文字、影音、數據等有機結合起來，在課堂上全面系統地展示給學生，通過多種感官刺激幫助學生掌握知識。
一些專家指出：“只有讓學習者把五官全部參與到語言學習過程中，語言教學才能達到最佳效果。”換句話說，語言學習最佳效果是建立在五官充分參與基礎上的。另外，多媒體教學擺脫了傳統英語教學固定模式束縛，教學形式更加多樣，課堂氣氛更加輕松活躍，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積極性，甚至能夠讓英語基礎差的學生產生興趣，培養他們學習英語的信心。
如，在學習《展望未來Ⅱ》第3單元“計劃旅行”一課時，教師可以播放介紹西方國家的視頻，例如法國的國旗、地圖以及著名景點等，從而導出怎樣制訂巴黎一日游。通過這種生動形象的教學方法，不僅可以極大地豐富學生的感官體驗，還能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他們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
二、運用情境教學法，激發中職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雖然中職學生往往英語考試分數不高，但這不等于他們在非智力因素方面也很差，很多中職學生反而在非智力因素方面遠比別的學生優秀。實際上，在語言學習中非智力因素起著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
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充分挖掘中職學生潛能，調動他們的非智力因素。而情境教學融合了視、聽、說多種感官體驗，有利于引導學生充分發揮自身的非智力因素作用，激發學習興趣，從而可以更全面、系統地掌握知識。
如，在學習《展望未來Ⅱ》第5單元中的單詞“obligation”時，教師可以說一個例句：“Now it’s your parents’ obligation to feed you and send you to school.”學生這時還不能完全理解單詞的意思，接著教師可以向學生提問：“What’s your obligation when your parents are old？”英語水平較高的學生會回答：“To support them.”這時，所有學生就會恍然大悟，知道單詞“obligation”的意思是“義務、責任”。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情境教學為學生創造具體語境，從而使學生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語言含義和使用技巧，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有利于學生更好地鞏固知識，形成良好語感，從聽、說、讀、寫多方面促進學生英語水平的提高。
三、注重學生互動學習，培養學生合作研究意識
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能夠交流，在交際理論中，人際交往的互動性是其核心思想。而學生的學習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互動交流，特別是在探究性學習活動中，學生進行廣泛的交流與合作，發揮自身優勢，彌補自身缺陷。同時，學生通過成功有效的互動交流后可以提升信心，從而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探究學習。
在中職課堂英語教學中應采取多種互動形式，包括表演、游戲、比賽等，可以把流行元素作為載體來傳遞知識。例如，學習《展望未來Ⅱ》第4單元“購買衣服”一課時，教師可以讓學生分組討論各自喜歡的衣服或者一些偶像明星的服飾，然后制作成PPT課件進行展示。通過這些新穎教學形式，可以充分發揮學生主體作用，鍛煉他們的互動交流能力。
總之，在教學中，教師應對教材進行細致研究，做到靈活應用。在理解教材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多媒體的優勢，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在研讀挖掘教材的基礎上，運用情景教學法，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依據“從學生中來，到學生中去，以學生為主體”的特點，注重學生互動學習，培養學生合作研究意識，最終實現中職英語教學目標。
參考文獻：
[1]徐飛云.淺談當前我國中職英語教學的正確定位[J].南昌高專學報，2010（05）.
【關鍵詞】大學生；創業；法律教育；課程體系
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大學生創業教育也逐漸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在這一過程中，除了針對相關的企業創辦方法等內容進行教學之外，高校仍應針對創業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法律內容進行教學，確保學生在后續創業過程中不會出現違反國家法律規定或受到非法侵害的現象。對于這樣的要求來說，大部分高校在創業教育中對法律教育的重視程度都是非常不足的，為了確保法律教育的開展能更好的在創業教育中發揮作用，本文將針對法律教育具體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進行研究。
一、現階段我國大學生創業法律教育現狀
于2012年出臺的《普通本科學校創業教育教學基本要求（試行）》中對法律教育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要求和說明，學生在完成創業教育之后應能充分掌握企業創辦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規，并確保自身及他人利益在這一過程中不會受到侵害。對于這樣的要求來說，大部分高校法律教育人員僅能對相關的法律內容進行簡單論述，而不能結合實例進行說明，這樣的教學方式不但會導致效率低下，同時也會導致學生對于法律教育的興趣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教育部要求高校應能針對公司法、稅法、合同法、保險法等多項內容進行教學，而由于部分學校在課程編排上存在一定缺陷，依據課程體系結構無法對重點法律教育內容進行區分，具體的教學效果自然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二、法律教育課程體系設置
（一）創業初期所涉及的法律內容。創業者在創業初期應能熟練掌握相關的商事主體法律制度，熟悉企業法律形態。對于這樣的要求來說，大學生創業教育法律教育人員在這一教學過程中應從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公司等都不同的企業形態對其創辦初期可能涉及到的法律內容進行介紹。對于這些不同的企業形態來說，其創辦初期所涉及到的稅收、決策等都會出現一定差異。在這樣的教學體系之下，學生自然能有效掌握這幾種企業法律形態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教師應針對企業創辦的具體程序、稅收管理等做進一步的介紹。
（二）創業經營期間所涉及的法律內容。企業經營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內容主要包含：合同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知識產權法等，而如果學生對于這些法律內容的熟悉程度達不到要求，那么企業經營期間就很有可能出現法律上的問題。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出現，法律教育人員應首先針對上述法律法規進行介紹，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企業經營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各種風險來對具體的法律內容進行教學，避免一味的講解法律內容而導致學生興趣降低，確保學生能將這些內容與企業經營結合起來。
三、法律教育教學方法
（一）對重點問題進行深入剖析。結合上文中的內容，大學生創業法律教育存在涉及面廣、教學內容較多等特點，因此，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能在原有基礎上做到重點明確，并針對重點問題進行深入剖析，確保學生都能有效的掌握這些重點內容。以針對《合同法》的教學為例，教師應從合同的簽訂、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的變更和轉讓、合同的解除和違約等方面來完成這一教學過程，同時，教師應引導學生通過模擬實踐來加強對這些內容的理解。
（二）定期舉辦創業法律知識講座或討論會。相比較來說，高校教師在實踐內容的掌握上仍與法律從業人員存在一定差別，因此，高校可以通過定期舉辦法律知識講座或創業經驗討論會等方式來確保學生能更好的了解和掌握創業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識。首先，學校可以邀請在崗法律從業人員對企業創辦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違法違規或遭受利益侵害的現象進行講解。這部分人員在實際工作中能接觸到更多的法律案件實例，結合這些內容進行講解將能更好的吸引學生注意，進而達到舉辦法律講座的目標。其次，通過往屆學生返校對創業經驗進行分析，學生將能更好的感受到法律知識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性，進而在后續學習過程中更好的將注意力集中到課堂上來。
（三）加強對案例教學法的應用。在法律教育過程中，案例教學法的應用能有效提升實際的教學效果。相關教師應結合以下內容來確保這一教學法在大學生創業法律教育中能發揮預期作用：首先，對于案例的選擇來說，教師可以選擇社會上比較有代表性的創業案例來進行講解，通常情況下，參與創業教育的學生對于這些知名案例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教師則可以進一步從法律角度對其創業過程進行分析，進而在提升學生興趣的基礎上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其次，教師可以在法律從業人員的輔助下獲得更多的案例信息，并結合這些內容更好的向學生展示案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細節，確保學生能切身體會到創業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法律問題。最后，教師可以結合案例內容舉辦教學活動。若案例中存在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狀況，教師則可以在課堂上通過模擬法庭的形式來讓學生更好的體會到遵紀守法的重要性，保證法律教育的開展是有意義的。
(一)道德與法律的聯系
法律與道德均屬于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手段，道德則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重要補充。法律與道德存在交叉和滲透，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在立法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及道德標準，以適當形式將道德的主導內容和根本原則法律化。另一方面，在法的實施上通過對違法行為的制裁與對合法行為的保護和獎勵，來培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守法意識，使社會保持良好的道德風尚。教師體罰學生過去可能是一種道德上的調整范疇，但現今教師體罰學生接二連三的出現，有的手段可以說非常惡劣，道德層面己經不足以調整這種行為。因而，筆者主張就教師體罰學生事件應將其列入法律規制范圍，通過對好的師德進行獎勵及對不當處罰學生的老師的嚴懲，以更好地杜絕教師體罰學生的行為，保持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
(二)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法律與道德屬于上層建筑的不同范疇，法律屬于制度層面，而道德屬于社會的意識范疇。首先，道德與法律調整的范圍不盡相同。道德的調整范圍要比法律更為廣泛，道德調整的對象不僅調整人的現實行為，也包含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特征。
法律調整的則是人的外在行為，純粹的思想動機不是法律的調整對象。其次，法律與道德內容不同。法律的內容比較明確，具體。法律的內容包括權利和義務，并且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而道德則側重于強調人們的義務，并不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最后，表現形式不同。道德通常是約定俗成的，一般存在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中，比較抽象，通常不具有強制力。法律則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一般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違反法律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們弘揚尊師重道的精神，希望社會和諧，但是面對體罰學生的老師，我們除了進行道德上的譴責之外，并不能對其進行更多的責難，因為我國的法律并沒有將規制教師體罰學生的行為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面對教師體罰學生事件，我們應當進行深刻的反思，我們在譴責那些體罰學生的老師，為他們的殘忍和學生幼小心靈受到的創傷感到深深的痛惜的同時，更應考慮要不要出臺相應的法律來規制這種行為以及深思如何杜絕教師體罰學生的惡劣行為。
二、從道德和法律層面規制教師不當處罰學生行為
(一)從道德層面上轉變教育理念，建立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
首先，教師在日常生活中應加強自身修養，在完成自己教學任務的同時，提升自身修養，言行舉止都要為人師表，在學識和道德兩個方面，讓學生從心底認可自己:其次，要寬容大度，對學生能體諒、容忍，寬容，要換位思考，站在學生的角度理解學生的心理和行動，進而很好的引導他們:讓學生從內心依賴、信任教師，將這種情感轉化為學習的動力，這樣的教育功效是事半功倍的。最后，要轉變傳統的教育理念。教師對學生的態度要明確，在內心和日常交往兩個方而構建一種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這種關系的構建的關鍵就取決于教師的心態，教師要充分了解學生他們那個年齡階段的身心特點，理解學生行為的內在隱含意義，同時要認識到在人格上學生與自己是平等的，老師并沒有凌駕于學生之上的特權，血神并不屬于自己的專屬物品。師生的交往應當是一種平等關系，是一種心與心交流的過程，老師對學生只有付出真心的才會贏得學生對老師的尊重和信任。
(二)從法律層面上依法治教
我國教育立法工作起步比較晚，且是自下而上的，從1986年起陸續頒布了《義務教育法》、《教師法》，但直到1995年才頒布了作為教育基本法的《教育法》，而后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單行教育法規、條例，但體系仍然還不完善，許多應當納入法律調整范圍的方面都沒有被納入法律。例如對于應如何合理懲罰學生，如何認定不當懲罰的界限及其相關的歸責事項，法律均沒有做出規定，由此我們應加強這些層面的立法。可以這么理解，教育存在的本身就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懲罰性質，教育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不僅能提升人的認識、技術水平，同時也規范著人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看具有一定強制性。但教師體罰學生中的懲罰己經嚴重超出了教育的范圍，這種變相體罰可以說是對學生心理、精神的虐待。教育層面的懲罰應本著基于教育的目的，愛護學生、尊重學生。權利要做到真正的公正合理，行使應當非常謹慎。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在加強師德教育的同時，還應加大依法治教的力度，完善相關法律，使民主與法治能夠深入教育領域，讓每一位學生都能接到受民主、平等、法治的教育。
眾所周知，法律的適用離不開解釋，而解釋的結論則可能會因人而異。于是，為了避免一人一是非的事態，怎樣的解釋才真正符合法律旨意就成為問題。在不同的解釋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情況下，還能不能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這個正確的答案是否容許法官通過發展法律的方式來求得？等等。對于這類問題，德沃金教授表明了如下立場∶（1）包括疑難案件在內，絕大多數案件都可以通過推理和想像的方法找到唯一正確的答案（“a single right answer” [1] or “right answers” [2]），可以存在一個最佳解釋（the best interpretation）[3] .這樣的觀點被稱為“唯一正確解答命題”[4].顯然，凡是存在唯一正確解答的地方，很難出現復數的普遍性原理同時并存和競爭的局面，也不可能容忍在原則問題上的妥協 [5].（2）在疑難案件中，法官可以按照“整合性（integrity）”的標準來發展法律。為了緩解機械主義司法觀念的束縛，德沃金教授把法律家之間關于法律的爭論區分為經驗性的和理論性的這樣兩種不同類型，強調理論性爭論（theoretical disagreement）所涉及的問題是關于法律的共識而不是對于法律的忠實，即涉及“什么是法”的基本概念涵義。在理論性爭論的場合，必須考慮哪種理論更能妥善解釋法律上的對立，結果勢必承認法官能夠通過理論選擇去實現制度創新的變通余地。但是，這樣的法律發展和創作既不是放任自流的也不是意志自由的，不得不受到整合性標準的制約。
以上述立場作為出發點，德沃金教授提出了“建構性解釋（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的主張。他認為在進行法理解釋之際，最重要的不是通常所強調的立法者的意志，而是法律本身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富勒（Lon Fuller）指出的法律的“內在道德（inner morality）”或合乎邏輯和連貫性（coherence）的道德目的。但是，德沃金的法理解釋學并沒有停留在法律一旦制定就可以卓立獨行這樣的層面，它更進一步，強調了以法律本身的意圖為憑借、法律解釋者在一定限度內賦予作為解釋對象的法律以某種目的或者意圖的可能性。當然，解釋者這樣做并不是恣意的，他的主觀意圖不能被自由地編織到法律中去，因為法律本身及其發展過程制約了解釋的余地；從建構性解釋的觀點來看，通過解釋的創作不外乎解釋者的意圖與解釋對象之間的相互作用 [6].
這種法理解釋學顯然受到伽達默（Hans-George Gadamer）的哲理詮釋學（hermeneutics）的影響。例如伽達默在《真理與方法》第二部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即解釋必須運用目的或意圖以及“預先判斷（Vorurteil）”[7].德沃金教授本人不僅不諱言這個論點對自己的影響，還特別強調與藝術作品的建構性解釋相類似的法理解釋從本質上說也是為一種意圖作記錄，而這種意圖并不一定反映立法者的意圖或者社會實踐以及傳統的歷史性思想淵源 [8]；既然解釋所運用的意圖不是文本作者的，也不是具有特定來歷的，那么它只能是以實現超越性的正義觀念為目標的解釋者的意圖。然而，解釋者的意圖又不能超然于歷史結構之外。這里實際上存在著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揭示的涵義理解上的循環，或者說是一種“其命維新”的無止境運動過程。
創作性解釋的整合化
前面已經提到，在德沃金教授看來，制約法律解釋者的有意圖的創作性解釋的標準是整合性，法律體系是作為一種整合狀態而存在的。但是，迄今為止最有代表性的兩種法律解釋方法論――因循主義（conventionalism；也不妨稱之為“劣化的法律實證主義”）和法律實用主義（legal pragmatism）――在整合性以及相應的理論正當化方面卻存在著重大缺陷。因循主義主張法律產生于社會已有的明確的常規習俗，法律解釋的中心價值是可預測性；對疑難案件如何判斷僅僅是個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裁量的問題，法官無權創作任何法律規范 [9].與此相反，法律實用主義主張已有的決定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利不足以成為當下進行判斷的正當化根據，承認法官有權根據現實需要和經濟效益或者正義來創作法律規范，法律性選擇必須面向未來而不是過去 [10].這兩種解釋方法論的共同弊病是有意無意地形成了一個“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陷井，把法律的實踐本身奉為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圭臬，結果使關于權利的決定難以充分正當化。而德沃金教授認為法學理論必須保持對社會實踐的反思能力，必須堅持原理，必須“對照整合性及鑒別力（consistency and sense）這樣的獨立標準，不斷分析和批判社會實踐”[11].
針對上述問題，德沃金教授提出了“作為整合的法（law as integrity）”的建構性解釋方法論的思路 [12].首先，他承認法律的權利義務應該從過去的政治決定中導出，但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機械性的墨守陳規，而是有機的整合化動態結構；因此，整合性可以取代因循主義作為檢驗法律解釋是否符合文本旨意的標準 [13].其次，他反對法就是法官對什么應該是法的判斷的實用主義態度，主張在解釋法律、進行判斷的過程中追求整合性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可以把過去與當下、現實與理想結合起來作為關于權利的決定的正當化基礎；因此，整合性可以取代實用主義作為法律發展的催化劑 [14].總而言之，建構性解釋的本質在于法官通過解釋來創作法律的活動只有在與既往的法律體系相整合的前提條件下才能正當化。德沃金教授還通過具體的實例分析表明，這樣的解釋方法論不僅可以適用于判例法體系，而且可以適用于成文法體系以及憲法領域 [15].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與因循主義和法律實用主義不同，“作為整合的法”的觀念把法官們的議論也納入法律解釋的過程之中。換言之，德沃金的解釋方法論把對法律的解釋分為兩個不同的層面，即法律議論和法律判斷，組成一種復合型的結構 [16].
在法律議論這一層面，法官實際上是在進行建構性的解釋，而這種解釋具有類似分別執筆、連載待續的“系列小說（chain novel）”――不是各自獨立的短篇小說匯編，而是許多作者以一個作者的口吻來共同創作一部長篇小說――那樣的結構 [17].擔任某一章節的人只有在精讀已經完成的部分并對有關懸念和線索進行解釋之后才能落筆。在這里，解釋的不同導致續作情節的不同，解釋的質量決定續作內容的質量；續作者或者解釋者既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是完全失去自由的。與此類似，法官在進行建構性解釋時所處的狀況，也就定位在忠于立法者與僭越立法者之間。當然，解釋者在以事實和法律為前提的解釋過程中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價值觀置之度外。關于哪種解讀更能與原來的文本整合、哪種解釋更能改善續作的判斷，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何抉擇的確有賴于個人心中的價值尺度――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整合性又“要求政府說話時統一口徑，辦事時以一種有原則性、連貫性的態度對待所有的公民，并將適用于一些人的公平或者正義的實質性標準推廣到一切人”[18].把以上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是在一定的解釋共同體內部形成的作為基本價值共識的“政治性道德（political morality）”觀念 [19].正是有鑒于此，法律職業教育特別強調法律家思維方式（legal mind）的培養修煉，而德沃金教授也特別強調“政治共同體”、“原則共同體”、“整合性共同體”的意義 [20].
在法律判斷這一層面，通常被認為是解釋的活動實際上是對前一階段的建構性解釋進行正當化處理，并通過不單是對政策、更重要的是對原則的解釋，把法官對某個案件的判斷與判例法中的先例、成文法中的條文整合得天衣無縫。在德沃金教授的語匯里，政策主要與社會整體目標相關，而原則包括保障政治決定的結果正確的價值“正義”、保障政治權力和資源分配程序正確的價值“公平”以及保障對公民行為是否合法的判斷程序正確的價值“程序性正當過程”這三種類型，主要與公民個人權利相關；政策強調的是效益，而原則強調的則是公正和平等。從“作為整合的法”的視角來看，不能用原則來闡述的解釋不成其為法律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認為，這個階段的解釋就是根據權利的話語來檢驗建構性解釋的創作物并且把它們統統轉化成權利話語。順便說明，把司法裁決理解為是在制度的框架之內確認訴訟當事人的權利，而不是考慮對于社會整體利益什么更重要的政策性問題的上述立場一般被稱為“權利命題（rights thesis）” [21].
如果說法律議論中的解釋是擴展的過程，那么法律判斷中的解釋就是收斂的過程――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標準逐步確定最佳解釋并排除其他解釋方案 [22].如此安排頗有點像所提倡的“大膽設想、小心求證”的歷史解釋方法。通過解釋的復合型結構，法律判斷實際上從根據法律進行“一是一、二是二”的決定變成了或多或少可以進行量化比較的權衡作業，即判斷某種解釋能不能與使既定法律得以正當化的最好的政治理論更契合一些。
顯然，這樣的擇優過程勢必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內尋找均衡點的試錯過程相伴隨。在這里，德沃金教授雖然強調“法律潔身自好（law works itself pure）”[23]，即作為一個系統以自我純化的方式發展，但與此同時，他實際上已經排除了法律與政治之間的界限 [24].德沃金教授認為，什么是法的判斷不能與已經確立的法的道德性、政治性判斷以及為此而展開的互動關系完全區別開來考察。這種主張構成了對于把法律問題與道德、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的法律實證主義的重大挑戰。然而，上述立場又不能簡單歸類到自然法論者的范疇。在他看來，道德。政治理論（包括權利本位的、義務本位的、目的本位的等不同類型）不能直接規定什么是法，而只能在最有利于已經確立的法律的正當化的限度內參與什么是法的問題的決定。換言之，特定社會都有獨自的“法理企圖（enterprises）”，或者說“特定領域優先的原則（local priority）”，關于什么是法的問題的回答只有在這個范圍內才有意義 [25].
德沃金教授關于整合性解釋雙重結構以及反饋式法律判斷的思路顯然受到羅爾斯（John Rawls）關于作為道德推理正確方法的“反思性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論的影響。所謂“法律帝國”不是由疆界、權力以及互動過程所界定的，而是取決于對最廣義上的政治的某種解釋性的、自我反思的態度 [26].但是，在把實踐理性與體系理性結合起來加強選擇的確定性、對個人道德信仰的根源的說明以及如何評價妥協等方面，兩者之間也有所不同 [27].例如，羅爾斯強調通過反復調整的試錯過程可以使道德原理和道德判斷達成一致，在復數的價值體系之間實現重疊式合意，并把互惠性的關系升華為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是承認妥協在達成反思性均衡以及判斷正當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的 [28]；而德沃金教授根據整合性的觀念，對復數的價值觀之間的妥協以及反映這種妥協的“因事制宜”規范（“checkerboard”laws）持否定的態度 [29].僅僅從一般性法律判斷的正當化的角度來看，德沃金的主張確實更接近司法實踐的操作要求，也更有說服力。問題是這樣的主張能否在涉及復數的普遍性原理的疑難案件的處理上也真正貫徹到底。
從多元結構看解釋的本質
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疑難案件有很顯著的不同，德沃金教授提出的“疑難案件（hard case）”僅僅限于對訴訟當事人有沒有權利的判斷，涉及權利創新的前提條件。德沃金教授認為，這樣的疑難案件既不是沒有正確解答的，也不是僅僅由司法裁量來決定的――在這里，“強烈意義（strong sense）”上的司法裁量被否定了。因此，審理疑難案件的目標就是通過整合性的解釋，在“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那個法律體系中找出那個理應具備的關于權利有無的正確解答或者唯一正確解答。可是，疑難案件在很多場合恰恰面臨斯彤（Julius Stone）所描述的各種因素互相交織、每一決定互相依存的多元性（multiplicity）狀態 [30]，很難得出或有或無的結論，也很難斷定某一種解決方式就是唯一正確的解答。與多元性相關的還有關于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市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的各種話語以及所謂“多中心性（polycentric）”的構想 [31]，例如富勒就探討過審判制度的多中心性課題 [32].與此相呼應，法學理論中出現了關于法的多元構成的不同模型 [33].
法律領域中的不同層次的多元化趨勢在1980年代以后日益顯著。特別是目前形成中全球性體制打破了所謂“政治共同體”的固有分際，使本來基本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保留下來的文化多元性面臨著空前的挑戰，也刺激了各種區域性知識體系對全球整合舉措的正當防衛機制。所謂“世界法治秩序”的構想云云，固然必須在處理好“無疆界時代”的多元性與統一性的矛盾之后才可能具有現實意義，但是不得不承認，各個國家的法治秩序已經出現了很大的改觀。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過去那種 “法律帝國” 的金字塔式建筑頗有些局部頹毀或變形的跡像。
另外，各國的司法改革導入了各種院外解決訴訟的方式和制度，審判系統的結構實際上也已經不再整齊劃一了。例如美國的糾紛處理過程從1970年代起就開始千姿百態起來 [34]，近年來還出現了法院辦案程序的多元化（例如復數窗口法院multi-door courthouse）、審判人員構成的多元化（例如私營法院private adjudication、退休法官收費辦案rent-a-judge）、結案技法的多元化（例如法院附帶仲裁程序court annexed arbitration program、調解兼仲裁med-arb）等現象。雖然這些新的舉措及其不同組合方式并不一定都普及到了所有的司法機構，也不一定都化為基本制度的組成部分，更不一定直接左右法律解釋和法律判斷，但卻對審判人員的行為以及社會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逐步改變著所謂“整合性共同體”的話語和氛圍。這樣的制度創新使法律體系的原有的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化、明顯化，使不同的普遍性原理的并存成為固定的格局，從而很難再拿某套一以貫之的價值尺度來衡量不同解紛方式的是非得失以及決定內容的正當性。
與這樣的背景不無關系，德沃金教授也淡化法律意識形態的色彩，借助社會固有的具體的互惠性（reciprocity）概念來說明道德。政治共同體的聯合責任。與此同時，他又很謹慎地把這種互惠性與討價還價的利益交換區別開來，強調其含意只不過是更抽象的互致善意的人際關系規范而已 [35].但是，無論互惠性作為道德規范多么抽象，必然要與社會交換相伴隨，只有在具體的利益均衡關系中才能確認是否達到了互惠的要求。也就是說，互惠性在本質上是一種情境倫理。把互惠性秩序與權利體系結合在一起，意味著按照完全客觀的判斷標準來認定權利的法治主義理想的某種程度的相對化――不僅僅權利規定社會關系，社會關系反過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權利；權利的認定不再是一種純粹的零和游戲。在這里，所謂“法律潔身自好”式的整合性能否貫徹到底是可以存疑的。總之，如果互惠性包括社會交換在內，當事人之間的妥協性合意就會給權利體系的維持和發展帶來這樣或那樣的主觀不確定性；如果互惠性只是導向某種超越性的道德規范，那么權利體系就會局限在一個個價值共同體的范圍之內，失去在價值多元化狀態中超越于區域性知識以及某一特定價值觀的普遍意義。
以價值多元化的當代社會為前提，法律解釋方法論很難把統一的道德規范體系作為整合的依據，也很難通過比較得出實質性的唯一正確解答。為什么？因為在許多情況下，不同的價值觀之間是不可比較的，也達不成協調一致的共同結論。這時，盡管許多人都對“因事制宜”規范嘖有煩言，在實體價值方面還是不得不有賴于妥協。因而法律判斷的形成和正當化必須越來越多地借助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安排。可以說，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理論的重點從1970年代的“論證倫理學”轉移到1980年代的“爭議調整程序”和“程序性的正義論”以及1990年代的“程序民主主義”，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在上述背景下，特別強調“整合性共同體”的共識性態度和政治道德是否適當、是否可行？很希望德沃金教授能作出更進一步的回答。 當然，德沃金教授提出的由法律議論和法律判斷所構成的解釋雙重結構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緩和多元性與整合性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是就法律議論而言，敘事連貫（narrative consistency）與規范連貫（normative consistency）畢竟不同。后者――即整合性――要求更加復雜的涵義處理，在復數的價值觀并存的狀況下其復雜性會倍增。這時，按照某一價值觀進行自我參照式的協調能否真正解決爭議、要不要對他者開放等問題就會凸現出來。另外，與藝術文本的解釋不同，法律文本的解釋都有明顯的實踐意圖，解釋者與當事人之間、當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會非常活躍，這些也都增加了整合的難度。因此，解釋雙重結構的設想在偏重解釋者的原理主義態度之余，并沒有能夠在制度化層面從根本上解決有關的問題。 德沃金法哲學理論是以已經確立起來了的法律體系的存在以及正當化的最佳政治道德為前提的，因此，他承認法律判斷的獨立于主觀意志的客觀性以及整合性。然而，在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范式革命之后，唯一正確解答的真理觀遭到批判，真理甚至被認為只是“規范性科學（normal science）”，受制于支配性思維范式。盡管這兩種立場互相對立，也不是沒有共同之處。例如，都采取了真理的合意模式，它在德沃金那里表現為作為整合性共同體前提的原理共識，而在庫恩那里則表現為意識形態化的支配性范式。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庫恩的反理性主義主張并沒有構成對客觀主義認識論的真正批判。其實，對德沃金教授的客觀性、整合性法律解釋方法論的真正批判來自存在的多樣性以及復數性真理觀。
關鍵詞：“旅游增長極”；體育旅游；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2-0155-04
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快速增長和人們生活消費習慣的改變，旅游者已經從傳統觀光型旅游轉向了以體驗為主的旅游方式，要求親自參與到旅游項目中去。而且伴隨著中國倡導的“全民健身”的運動理念深入人心，促進了體育產業中本源產業的成長和載體產業的形成，這為運動休閑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活動內容和良好的社會環境，廣大群眾通過各種方式參與體育活動，這種新興的旅游項目稱作體育旅游。體育旅游作為旅游產業和體育產業交叉滲透產生的一個新的領域，是以體育資源為基礎，吸引人們參加與感受體育活動和大自然情趣的一種新的旅游形式，是體育與旅游相結合的一種特殊的休閑生活方式，也是體育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依賴于目的地旅游資源，也依賴于市場消費的導向。三秦大地地形地貌變化多樣、旅游資源豐富、區位條件比較復雜，所以需要借助“旅游增長極”理論對陜西的體育旅游進行規劃。本文對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模式、增長極點的設定、時空發展順序以及陜西體育旅游市場的設定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為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發展戰略做了宏觀規劃，以期為陜西旅游產業和體育產業的融合發展提供新方向、促進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陜西體育旅游產業應采取“一心三部雙核聯動”的發展模式
由于陜西三個地域的區位條件各有側重，資源優勢各有不同，區域社會經濟文化分布不均衡，在現有條件下，陜西體育旅游產業要優先選擇旅游基礎和體育產業基礎良好的區域，充分利用“內”和“外”環境的優勢，合理布局體育旅游項目。即在“旅游增長極”理論指導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再通過核心區的極化作用和擴散作用，把體育旅游產業發展的動力機制循環到給其他周邊區域，以熱點促溫點，以溫點帶冷點，推動整個陜西經濟社會發展。結合陜西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現有基礎，本文認為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模式應在“旅游增長極”理論的指導下采用“一心三部雙核聯動”的發展模式（如下頁圖1所示）。“一心”即以西安為整個區域的發展核心，優先發展，也就是熱點；“三部”是根據陜西的地理、民俗風情、經濟社會基礎把陜西劃分為關中、陜南和陜北三個部分；“雙核聯動”是指在陜南和陜北分別選取兩個增長極點，也就是溫點。熱點作為龍頭型體育旅游經濟增長極只有進一步融入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全球旅游經濟體系中，通過不斷提高作為熱點的國際競爭力，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再通過旅游強大的聯動效應向周圍擴散，帶動周邊的體育旅游產業結構調整，起到輻射和聚集效應，推進陜西全省的體育旅游的聯動發展。
二、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發展的時空順序
產業發展的規律表明區域內要根據各地區所提供的資源，把盡可能有限的比較稀缺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進行有步驟、合理利用，促進區域的體育旅游產業快速發展，通過增長極的支配效應、乘數效應以及計劃與擴散效應使得區域體育旅游產業鏈的完善。而增長極的不斷成長加劇陜西省內體育旅游空間的不平衡，導致陜西省內體育旅游發展的差異。但是不同規模等級的增長極有互相聯系，共同構建陜西省體育旅游經濟增長中心和旅游空間結構的主體框架。通過增長極的擴散效應是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由原先的“點―軸”地帶型發展模式轉變為網絡式全面發展模式。基于陜西體育旅游資源分布情況以及開發現狀，認為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的時空發展順序應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優先發展關中核心區的龍頭型增長極――西安。西安作為西北地區的門戶，是陜西所有優勢資源的聚集地。首先，在交通方面占據得天獨厚的優勢。省內公路交通以西安為中心成“米”字形交通骨架基本形成，西包高速公路全線開通，同時從西安開通了至陜南、陜北的多條旅游線路和專線。鐵路方面西安是中國西部最大的鐵路樞紐，是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方向開往拉薩的必經站，鄭西高鐵、西延動車等快速列車的開通，使陜西的交通更加便利快捷。航運方面，咸陽國際機場作為中國重要的航空港，是陜西與外界溝通的重要通道。其次，西安具有豐富的體育旅游資源。西安作為十三朝古都，歷史悠久，擁有眾多文物古跡和遺跡，如大小雁塔、華清池、兵馬俑、大明宮遺址、城墻、唐城墻遺址等。又因關中盆地西安南靠秦嶺、北依北山，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如太白山、少華山、驪山等，還有朱雀國家森林公園、太平森林公園。此外，渭河、涇河、漢江、丹江等眾多水洗流經陜西，也成為陜西發展體育旅游事業的優質資源。其次，西安作為陜西省的省會，是發展旅游業最早也最成熟的地區，現已形成了以“觀帝王將相墳陵宮闕，游儒道僧尼廟寺院觀”為主的旅游體系，旅游基礎設施是陜西最完善的地區，接待能力也是最強的地區。最后，西安已經具有一定的體育旅游基礎。如西安在1993年以來利用古城墻舉辦的國際城墻馬拉松比賽，規模和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效應越來越強大，并在2001年被國家旅游局定為全國旅游金牌項目。并通過華山、太白山山勢的險峻舉辦了國際性登山、攀巖大賽，有效地提高了知名度和服務接待水平。綜合以上原因，陜西要集中所有資源優先發展西安地區體育旅游產業，在短期內形成教導的增長傾向，在這一階段，打造陜西明顯的增長極以及區域的不均衡發展態勢。
第二階段是由龍頭增長極向重點增長極擴散轉變的過程。當以西安為首的關中核心區形成的過程中，不能放棄對重點增長極的培育，在龍頭增長極形成以后，要使龍頭增長極向陜南和陜北兩個核心區擴張。而且作為陜西體育旅游的增長級西安的發展需要周圍的“點”給予支持并提供發展空間，所以不能簡單地只是龍頭增長極不斷加強其極化作用，更要注重其擴散效應，也就是要對陜西的體育旅游產業開發進行二級增長極點的設置和培育。
選擇延安、榆林兩市作為陜北核心區的增長極，是由兩市作為陜北的兩大行政中心無論是知名度，還是社會經濟效益上都有著無可比擬的天然優勢。首先，從資源基礎來看兩市資源豐富、各有差異。延安作為革命傳統文化的聚集地，有棗園、楊家嶺、王家坪、南泥灣、寶塔山等紅色資源；有黃河壺口瀑布、洛川黃土、乾坤灣等地質奇觀資源；有蟒頭山、鳳凰山、勞山等森林自然景觀；還有延安三鼓、剪紙、說書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榆林因為緊靠內蒙，所以擁有濃厚的塞外風光及風情，境內既有沙漠成片也有“四河四川”①相間；有萬里沙漠以及沙漠明珠“紅堿淖”；有萬里長城鎮北臺和大夏國都統萬城；還有最具原汁原味的陜北風情。其次，兩市都具有良好的體育旅游基礎設施和經濟支持。榆林、延安兩市主要能源為主，經濟基礎良好。延安公路是陜西“三縱四橫五輻射”網絡北線的樞紐，西―延―包高速路全線開通，同時還開通了多條旅游專線；鐵路方面，延安可直通北京、安康、上海、榆林、西安等地；延安至西安、北京、重慶、廣州、武漢、上海等地均有往返航班。榆林的公路、鐵路以及航空運輸方面優勢與延安相媲美，同時還有通航394公里的東部黃河水運優勢。
選擇漢中、安康作為陜南核心區的重點增長極的理由與上相似。首先是資源優勢。漢中和安康因北臨秦嶺，南靠巴蜀山區，所以山水如畫、風景秀麗，是陜西自然旅游資源最優美的地區。如安康有南宮山、鬼谷嶺、上壩河等國家森林公園，漢中有佛坪、長青、略陽大鯢、漢中朱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還有古漢臺、拜將壇、漢中古城墻遺址等漢代人文景點。其次，這兩市與商洛相比，經濟基礎以及旅游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旅游接待能力更強。
第三階段是由四個重點增長極向周邊縣、地區的全面擴散、全面發展，最終形成由點到線到面的陜西體育旅游網絡發展框架。這種發展框架是在前期兩個階段的基礎上形成的體育旅游產品、信息、人力資源、以及資金等要素的組成的交通、信息流通網。陜西體育旅游的網絡空間的結構可以把分散于陜西省境內的各種資源、企業、行政部門等組成一個具有功能各異、具有不同等級的點軸線、分工合作的區域體育旅游產業合作的經濟體系，實現整個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同時這種網絡結構在更大范圍內也會形成新的增長極，將區域內的體育旅游經濟技術優勢向周圍擴散，在更大空間內將更多的資源進行再調整。
三、陜西體育旅游產業發展戰略空間布局及市場主導規劃
陜西體育旅游發展戰略的制定應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并結合陜西各地區的資源優勢選擇不同側重點的體育旅游市場開發規劃。
（一）關中核心區以都市休閑體育旅游為主導的發展戰略
關中核心區是陜西體育旅游產業龍頭增長極――西安的所在地，包括西安、寶雞、咸陽、渭南、銅川和楊凌。由于經濟基礎和社會文明程度是全省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改變最早的地區。據統計，參與體育旅游的人群是收入在中間階層，關中地區人均年收入在3～10萬的人口和家庭的中間階層的占總人數的40%以上。所以游客對于都市休閑體育旅游旅游的需求強大，又因關中地區的存在多種都市體育休息旅游資源，如近十年來，陜西省陸續投資建設西安市城市運動公園、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西安市環城體育公園，為市民游客提供了體育游覽及健身的場所。隨著人們外出休閑旅游的興起，關中地區許多戶外俱樂部已經陸續建立。同時由政府組織策劃的大型體育賽事相繼在關中核心區舉辦。例如，2012年西安城墻國際馬拉松賽參賽人數超過既往參賽人數超過4萬人，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7 000名外籍運動員參加比賽。楊凌利用1 500多畝的水面成立了“水上體育休閑中心”，開發了水上快艇、水上自行車、水上飛機、牽引滑水、沙灘游泳等多種體育游樂項目。
關中核心區應通過政府這只手建立起全省的會員制“休閑體育旅游俱樂部”，俱樂部全權把握全省的體育旅游項目，并組織會員參加各種休閑體育旅游項目。首先在體育旅游產品的規劃上體現都市休閑體育旅游的主題。例如，可以利用秦嶺優勢，開發“周末爬山”、“萬人靜走終南山”、“漫步環城公園一圈游”、“市內名勝古跡健身游”等相關體育旅游活動。其次，要打造隨季節變化的體育旅游產品――“春賣綠、夏賣涼、秋賣紅、冬賣白”的主題產品。
（二）陜北核心區以紅色風情體育旅游為主導的發展戰略
盡管近年來陜北各地積極開發特色體育旅游產業，但是還停留在靜態的觀光型體育旅游，參與體驗性不強。發展陜北核心區的體育旅游產業必須走出以往的戰略路徑，把靜態的革命文化事跡轉變為具有較強參與性動態場景的體育旅游產品。
按照榆林和延安體育旅游資源基礎的不同特征，可以把延安增長極的主題定位于紅色風情傳統文化體育旅游，榆林增長極的主題定位于邊塞風情體育旅游。
延安開發紅色風情傳統文化體育旅游首先應“紅”融“體”，利用紅色旅游資源通過現代技術和手段讓游客參與到旅游活動中，不僅豐富體育旅游的內涵，而且擴展紅色旅游外延。例如，在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舉辦登山、攀巖比賽項目；在南泥灣再現開荒種植的火熱場面，游客可以認領田地進行種植；還可以以瓦子街戰役、延安保衛戰等歷史故事為戰爭藍本，設計角色扮演，讓游客體驗戰時生活和戰時場景；還可以開展名目繁多的健身游，從延安徒步壺口瀑布、黃帝陵等周邊縣區景點景區。其次，延安還可以開發民俗體育旅游項目，以陜北秧歌、延安五鼓、①耍獅子、等特色民俗資源為主體，打造游客參與并形成競技的多類型體育旅游產品。再次，利用“延安生活方式”開發精神主導的體育旅游產品。“延安生活方式”是在黃帝文化的根上長出了革命文化的枝葉，是以戰時生活、崇高的精神生活理想為主的生活方式，是積極向上、健康文明、勇于奉獻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正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精神。最后，通過原汁原味的陜北鄉村生活開發體育旅游產品。延安保留了原始的農耕方式，鏟土、打夯、垛莊稼等農忙活動也可以讓游客參與。
榆林應以邊塞風情為主題開發體育旅游產品。首先，榆林體育旅游開發戰略必須抓好沙漠主題。隨著生態旅游越來越受旅游者喜愛，而榆林的毛烏素沙漠及沙漠明珠“紅堿淖”成為榆林旅游業的新的增長點，利用沙漠資源可以開發像沙漠徒步、與駱駝為伴穿越、沙漠生存挑戰賽等沙漠探險體育旅游項目。其次，要充分利用黃土高原地質地貌優勢，開發高原體育旅游。陜北基本地貌是黃土高原經過現代溝壑分割后留存下來的高原面黃土塬、梁、峁、溝、塬，可以利用多變的地形特點開發山地自行車越野賽、摩托車挑戰賽、賽車、騎馬、騎驢等比賽項目，是發展現代高原體育旅游的最佳地點。再次，不能忽視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體育旅游的開發。榆林市有藏、蒙古、苗、哈尼等24個少數民族，所以開發具有參與性的體育旅游產品時不能損害少數民族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因為民族的就是特色的、就是世界的。
（三）陜南核心區以戶外生態體育旅游為主導的發展戰略
陜南核心區包括漢中、安康兩個增長極，而這兩個增長極在體育旅游資源、經濟聯系、旅游業發展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相關性。兩市均屬于陜西南部背靠秦嶺、南鄰巴山，自然環境優越、森林覆蓋率高、水資源豐富，具有發展戶外生態體育旅游的資源條件。據統計，陜南水資源總量為314.58億立方米，占全省的70.7%，其中安康人均水資源占有量達11 600立方米，是西北之最。陜南兩個增長極可以利用水資源優勢大力開發水上體育旅游項目，與陜北核心區形成優勢互補。例如，在西北最大的人工淡水湖瀛湖上開展劃水、賽艇、垂釣、游泳、賽龍舟、竹筏比賽等旅游活動；在漢江開展“漢江冬泳”、“漢江垂釣”等賽事；在丹江、嵐河等急流險進的河川開展刺激冒險的漂流活動。陜南也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漢中的森林覆蓋率為52%，林草植被率高達60%，在全國實屬少見，安康的地1 858 496公頃，森林覆蓋率62.5%，森林覆蓋率及覆蓋面積均居陜西省第一位。針對陜南的森林資源可以利用體育部門專業優勢組織登山、探險、戶外生存挑戰、攀巖、遠足露營、登山攀巖、野外定向、傘翼滑翔等體育旅游活動，還可以戶外如高架繩網等專門訓練活動。總之由于兩個增長極資源相近，開發旅游活動要各有側重，通過兩市聯動發展體育旅游，形成共生性兩市聯動發展模式，可大大提高陜南體育旅游業的整體競爭力和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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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興趣?怎樣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呢?興趣是指一個人力求認識、掌握某種事物,并經常參與該種活動的心理傾向。而學習興趣就是學生在心理上對學習活動產生愛好、追求和向往的傾向,是推動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的直接動力。通常學生做得好的事情都是他們感興趣的事情,換句話說,如果想讓學生認真地上好每一節語文課,只有讓他們對語文課產生濃厚的興趣,使他們自覺地、積極主動和富有創造性地去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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