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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揭示的論述。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南京財經大學教授何干強指出，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資本金融化、虛擬化及金融市場中投機、賭博和欺詐的盛行的論述，對于解釋當前危機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
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發生異化與扭曲，經濟危機就有了爆發的可能。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關于危機理論的論述十分耐人尋味：“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焙幽洗髮W教授巫繼學認為，虛擬資本無節制地背離實體經濟是危機爆發的根源所在，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高科技帶來的效益被少數人獲取，是爆發的深層原因。
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危機的周期性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每隔若干年就爆發一次，周期性地反復出現。從周期性來看，經濟危機的再生產周期包括危機、蕭條、復蘇和高漲四個階段。
從金融市場挖掘次貸危機的原因，強調次貸危機中金融衍生品的濫用與金融市場操作混亂造成的影響。何帆、張明(2007)認為利率提高和房價下滑是次貸危機發生的導火索，從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場操作視角出發，次貸危機的深層原因是:寬松的貸款標準和各種花樣翻新的貸款品種的證券化以及人為高估的信用評級。
2金融監管不力
19世紀中后期，馬克思對全球推廣過程中日漸嚴重的金融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剖析。在馬克思危機理論中，馬克思通過貼切實際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以及他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闡述緊密聯系，從而得出貨幣和金融危機的理論。而且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金融危機有規律地出現和爆發，使它的許多特點都表現出來，這些都在無形中為馬克思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條件。他在研究自己所處時代金融危機的同時，還順勢尋找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對之前的金融危機展開闡述，闡明了能夠造成金融危機的實際條件，及其本質、發生機制、與生產過剩危機的關系、在經濟周期中的表現等，從而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危機思想。建立的金融危機思想，其出發點就是貨幣理論。由于貨幣和商品產生對立，且一定要進行互換的情況在價值形式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所以馬克思表示這種情況下在資本運動的過程中出現貨幣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概率會很大。第一，買賣商品時期相互分離就包含危機的可能性。商品在買賣過程中，被分成了賣和買兩個階段，這樣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都處于分離環境下。在這樣的環境下，商品和貨幣之間的轉變就會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進而導致兌現價值和生產商品時出現間斷等危機，所謂危機就是讓兩種既相干又單獨的個體被迫合并在一起。第二，商品買賣中貨幣與商品的時間分歧隨著信用機構的不斷改革發展而被逐步放大?？v然信用代表的是優良品質，但由于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雖然統一貨幣具備多次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并可以通過信用實現，但如果其中某一個企業在支付過程中出現了問題，那么很可能促使在很多點上終止了社會支付鏈條，并且涉及信用機構或其他企業，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產生金融危機的原因很多，但歸根結底，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才是最深層次的原因。馬克思認為,只要社會經濟在發展,出現經濟危機的現象就無法規避,由于構成人們經濟、社會活動的就是貨幣和商品，且二者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表現尤為突出的就是金融危機。馬克思曾在其金融危機理論里指出“:萬一勞動的社會性質體現在商品的貨幣存在上,進而使其成為一個脫離實際生產的物品,那么不可回避的就要面對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或者獨立的貨幣危機[3]?！?/p>
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不僅組成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而且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生產范圍的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是由資本的本性造成的，并導致了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階段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通常情況下，生產過剩的危機和銀行信用的危機往往成為經濟危機的兩種類型。馬克思認為，資金鏈條的中斷表示出現了貨幣危機，這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趨勢。由于債務不能變更為現實貨幣，貨幣也不能用商品轉換，所以導致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以及引起商品貶值，信用貨幣虧損的狀況最終導致工廠和銀行的破產。馬克思對金融危機特征論述的觀點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兩種。(1)突然性金融危機總是毫無征兆的出現，沒有人會想到它會到來。馬克思根據十九世紀發生的金融危機非常明確地說出“：所以,在崩潰之前,營業都是一如既往，沒什么突發狀況……在崩潰即將來臨之際,營業都是像平時一樣，甚至比平時的生意還要好。”[4](2)傳遞性在危機比較廣泛的時候,所有國家的支付差額，特別是商業發達的國家,都存在逆差,這樣的情況是按照支付的序列,在這些國家的不同時間段像排炮一樣的發生；而且,不論在任何一個國家，拿英國做一個比喻，如果英國爆發危機，那么所有的國家都會出現一樣的危機,這是馬克思以前的觀點。馬克思對危機的根本原因作出解釋“：所有危機的根源，都是群眾不能進行更多的消費，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但資本主義生產卻無視這一問題，盲目的進行大量生產，生產量應該是根據市場需求來制定的?！盵6]經濟危機出現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產生的有效需求不夠與生產量過多。然而，我們也需要辯證地理解這一觀點。對于局部意義上單純因投機而產生的金融危機，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認它們的存在，這些只能看做是“真正的危機”的一個環節。而并非是馬克思所講的“真正的危機”。
關鍵詞：次貸危機；信用過剩；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
中圖分類號：F014.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7-0001-03
對于2007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國內外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本文旨在利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來剖析當前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揭示其實質，為世界各國更好地采取應對措施提供決策思考。
一、從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危機爆發的原因
1.美國次級貸款本身的缺陷。次級貸款是美國住房貸款的一種，是針對那些信用等級或收入較低、無法達到普通信貸標準的客戶所提供的一種貸款，這種貸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會不斷提高。從定義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級貸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發放對象是那些信用等級較低和收入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機構在還款來源上無法確認；其次，這種貸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極大刺激了貸款購房的需求，形成市場需求的假象，從而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最后，貸款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到了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危機的爆發也就成了必然。
2.過度的金融創新。人類從創造外匯期貨這個金融衍生品以來，從未放棄過金融創新，而美國更是全球金融創新的領頭羊。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衍生品的杠桿作用為投資者帶來豐厚收益的同時，也成倍地放大了風險。以此次經濟危機為例，就引起此次危機的美國次級貸款數量而言，是不足以引發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次貸危機之所以變成了金融危機，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國的依托次貸產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數量遠遠大于次級貸款本身，并在華爾街的包裝下，一層層地賣給了各種金融機構，從而加快了次貸危機向金融危機的演變，也加速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現為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中政府的過度干預表現在：第一，次貸是美國證券交易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產物；第二，美聯儲主動推動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發展；第三，華盛頓政府干預金融市場，協同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支持次級住房貸款；政府的過度干預間接推動了次貸危機的發生[1]。
如果說政府的越位是政府過度作為的話，政府的缺位則更多是政府在該有所作為的領域無所作為。1980—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美國政府一方面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管制，允許商業銀行涉足證券市場；另一方面允許私人金融機構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才能經營的業務。這樣，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被吸引從事投機性業務。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房地產市場次級貸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撐的證券以及其他的所謂創新不斷增加，而其規模和數量又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機構圍欄追求高額的利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是房貸標準不斷降低，各種風險防范機制也得不到有效的執行，最終釀成次貸危機，成為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導火索[2]。
4.美國人的透支消費觀念。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美國成為頭號世界強國，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價值觀發生了改變，由勤儉節約型向奢侈浪費型轉變。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逐步走出滯漲的局面，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來自全球的資本和勞動極大地擴張和增強了消費者的消費信心，使得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房貸、車貸、信用卡的出現一方面為美國人奢侈的消費方式推波助瀾，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國人“消費未來”的養成。但是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動性充足、資本持續流入和資產價格不斷攀升的基礎上，一旦產生外部沖擊，經濟波動即無法避免。
以上觀點分別從不同的視角解釋了危機的成因，雖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筆者認為，這些解讀只看到了危機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實質，因此很難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分析經濟危機的根源最終還是要回到馬克思，只有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才能給出科學合理的解釋。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關鍵詞:經濟危機;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屆全國政治經濟學研討會”在江西財經大學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河北經貿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經濟學家》、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等新聞出版機構共61家單位的92位專家學者就“經濟危機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討論。
一、經濟危機的成因研究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解釋
西南財經大學蔣少龍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產的危機,雖然表現形式新,但其本質未變:生產過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費下降,消費下降源于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
東北財經大學鄧春玲通過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的解讀,認為馬克思強調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基因決定的。危機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爆發,而整個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和停滯只不過是其具體表現而已。
江西財經大學羅雄飛基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解釋世界經濟危機。他認為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義上是傳統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復歸,從根本上看這次經濟危機是全球化經濟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國際資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經濟的無序競爭和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缺失是其深層根源。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劉曉華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外,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也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最后,資本主義制度會加劇虛擬經濟的發展,使之與實體經濟相脫節。
臺州大學張明龍從對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依存條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結論:經濟危機不是競爭作用的結果,而是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結果。在兩者與經濟危機關系上他認為競爭加劇經濟危機,而生產無政府狀態引起經濟危機。
(二)西方經濟學的解釋
與前者不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樊明認為,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主要解釋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因此這一理論對2008年經濟危機成因的針對性較弱,除此之外,他還提出幾點猜想:(1)經濟危機直接成因在于生產與消費互為前提從而均衡脆弱;(2)經濟危機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有嚴重的理論缺陷及與經驗脫離;(4)金融市場的波動是導致經濟危機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認為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應同時采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場時注意防范風險。
清華大學趙準從危機后“效率市場假說”之爭入手,引出對該假說及其相關模型的理論內涵、政策寓意、經驗驗證和預測功能,揭示了它們給宏觀經濟調控及金融業帶來的危害。通過剖析該假說所期望的金融市場穩定過程,指出它所假設的市場穩定因素其實并不存在,所謂“精明的投資者”實際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場出現危機是難免的。
二、經濟危機的影響研究
(一)經濟危機與經濟增長
西南財經大學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機對于我國經濟增長路徑的影響即先境外后境內、先沿海后內地、先外資企業后內資企業、先競爭性企業后壟斷企業,指出政府應當著眼于“后危機時代”的發展,著力發展新興產業、抑制落后產能過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技術進步和創新;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當從五個方面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即繼續深化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二)經濟危機與產業結構調整
河北經貿大學母愛英等結合京津冀現實情況和今后一段時期世界經濟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現狀,在經濟危機背景下提出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的新思路。
陜西師范大學許軍等指出,中國加工貿易對外依存度高、勞動密集型產業高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值產品多于高附加值產品;外部環境不利于我國加工業持續增長。受經濟周期規律等因素的影響,金融危機期間我國加工貿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轉,這一方面證明了我國加工業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產業調整形成了倒逼機制,我國加工業應該利用這次調整完成轉型升級。
江西財經大學萬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產業、周期性敏感產業以及耐用消費類產業的不良影響,以及金融危機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指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需要得到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優化外資利用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產業結構調整應伴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孫宇暉認為,在金融危機期間,由于我國市場化、開放度的加深,尤其對美國貿易依存度的增強,必然深受其害。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當遵循“應對目前危機與圖謀長遠發展兼顧;促進內部增長與擴大外部市場并舉;社會財富生產與居民消費水平同增;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雙贏”的原則,實施宏觀調控,以達到既將危機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又實現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調整好內部積累與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及進出口市場結構,為經濟起飛打下基礎。
(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
中央民族大學張春敏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是資本形態發展到國際金融資本時代,以虛擬資本為存在方式的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國際金融資本通過在貨幣領域和生產領域的制度設計構建了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礎。金融自由化成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流動的紐帶,使得全世界的經濟循環流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為主導的循環圈,國際金融危機不過是這一體系出現問題的必然結果。
上海財經大學包亞鈞從分析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進而指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保證,從而在理論上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關系進行探究。
西南財經大學朱博從關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論述入手,指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之母,虛擬經濟發源于實體經濟,兩者既有聯系又相互獨立。他通過進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機根源在于虛擬經濟發展超過實體經濟承受限度,因此我國應當科學把握兩者關系,在充分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促進作用的同時,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可能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經濟危機與金融監管
清華大學陸銘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解讀“次貸危機”。與馬克思關注消費與經濟危機、凱恩斯關注投資與經濟蕭條不同,海曼?明斯基則基于三種融資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穩定假說,其核心思想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是內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經濟周期中,金融市場的脆弱性與投機性融資泡沫內生于金融市場自身。金融不穩定性觀點非常重視資本資產所有權或者控制權的融資方式,如果投機―龐氏融資所占比重越大,經濟將無法維持均衡的系統,很有可能成為畸形放大的體系。對此,我們應該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保持適度審慎,正確把握創新金融工具的特點,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采取必要的風險防范措施,防治創新金融工具被誤用、濫用,重蹈覆轍。
(五)經濟危機與就業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夢龍通過對深圳市工商登記數據的經驗研究,解釋投入要素組合與金融危機的就業沖擊效應關系。他認為企業對投入要素組合方式的選擇會通過信貸條件的變動放大金融危機對就業的沖擊,通過研究深圳市工商數據和宏觀數據,從而得出結論:金融危機通過影響企業的信貸條件而引發就業沖擊效應,即由于企業偏好選擇高資本密集度的生產要素組合,一旦信貸條件惡化,企業正常經營將難以為繼,隨之會帶來顯著的就業沖擊效應。
三、經濟危機與宏觀調控
河北經貿大學武建奇就我國目前為解決經濟危機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三點反思:(1)投資的工具化:投資作為增加社會需求、調控宏觀經濟的工具,在規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過去計劃經濟講三大平衡,現在市場經濟講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會需求這一宏觀調控的稀缺資源時就應當小心珍惜:在不同發展階段(較高和較低)宏觀調控對社會資源(社會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費工具化:消費是經濟目的還是經濟手段?(3)GDP為什么要高增長?收入是流量,財富是存量,從長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財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單純的增加,破壞舊財富,創造新財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為增長而增長,無益于人民福利的實際增加。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樹青從七種市場經濟國家面對危機作出共同的選擇――政府救市入手,認為政府救市對穩定金融市場、恢復經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常態現象。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政府本身作為市場的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政府掌握、調配資源,要求其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發揮不可或缺的統領作用,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
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指出,從表面看美國消費不足是暫時的,而我國現狀是消費不足,經濟增長靠投資拉動,長久看來解決金融危機還是要以消費為主,宏觀政策應避免南轅北轍。
浙江師范大學曹榮慶在研究了危機視角下的房市調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職能定位的混亂(職能越位――干預銀行)切斷甚至打擊房地產開發商為社會做貢獻的途徑,所以要職能歸位:以計劃經濟方式來實現對低收入群體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場體系解決之,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法定的資金轉移供給體制,從而實現兩者良性循環。
四、經濟危機的治理思路
清華大學張珂從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關于消費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所在。而我國內需以投資為主,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增長缺乏持久動力,對此一方面應該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應該實現合理稅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優化財政支出,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首都師范大學韓學麗認為,消費需求作為社會總需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提供了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是目前擺脫金融危機困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而我國消費需求長期低迷,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不強,對此,應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稅制改革步伐,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推進新農村建設,以擴大內需改善民生、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江西財經大學康靜萍從集體談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經濟危機的思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社會財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機途徑則是變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認為集體談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國勞動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舊機制的交替,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從認識到實踐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集體談判主體資格不到位,集體談判機制欠完善,集體談判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國集體談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證勞動者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額,使社會財富分配趨于合理,防止經濟危機爆發。
五、應對危機的經驗研究
江西財經大學熊俊以收入分配為切入點,分析美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及其對經濟危機的作用機理,認為從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資本)到規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這一格局變化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導致金融危機,投資銀行、貸款公司、兩房次貸危機反復相互作用導致危機越來越大,危機到來時消費和投資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發全球經濟危機,所以資本主義制度和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和惡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對中國的啟示是政府應加強對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預、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這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學楊文進基于經濟長波、貨幣供給與國際競爭的視角探析美國經濟危機原因及其影響:他認為美國經濟危機是其新長波運行到頂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現的一次調整,為滿足長波擴張對巨額貨幣供給的需要,美國進行了金融創新,但隨著長波的演進,實體經濟對新增貨幣的吸納能力減弱,由此金融創新深化所創造的巨大貨幣供給就只能轉向“次貸”和高杠桿的金融衍生產品。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背離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又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
華南師范大學范方志對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惡化的原因進行了反思,認為注資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而降息因為貨幣政策存在時滯而效果不佳,因此,應該讓那些資不抵債、問題極其嚴重的銀行盡快破產,同時,剝離不良資產,進行資產重組,更換管理層。
上海市委黨校鞠立新通過對拉美國家近60多年經濟增長過程中貧富懸殊問題的研究,得出若干啟示:發展經濟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經濟快速增長的成就之中;應該大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避免貧富懸殊和社會群體的嚴重分化;在大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社會建設;積極有序地推進城鎮化,高度重視農村發展。
六、可持續發展
天津商業大學王樹春等基于全球化視野思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制度約束。當前國際社會主流制度約束條件造成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過分強調行為決策過程中的利己原則,而忽視利他原則,導致利他原則稀缺,使眾多世界性問題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難以解決,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約束條件,使利他行為得到普遍培養,才能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首都師范大學程世勇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從“資本制約型”轉變為“土地制約型”。土地價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基礎性因素。由于地價的傳導效應比資本利率和工資率更強,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對土地差異化的壟斷低價和壟斷高價實現實體資本投資和虛擬資本投資的雙重擴張。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完善土地制度及價格機制實現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
江西財經大學肖文海指出,隨著工業化推進,資源和環境質量成為日益稀缺的自然資本,打破資源環境無價的傳統觀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價格制度,是循環經濟長效發展的關鍵。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在資源開采、產品制造、資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環節分析資源環境價格的實現,構建“政府調控(創設)市場,價格促進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機制,結合我國國情,以前端減量化優先為原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1)以建立生態修復和補償為核心,推進開采環節的環境定價;(2)以能源稅制改革為核心,促進節能減排;(3)多管齊下,建立清潔生產的價格激勵。
信陽師范學院蔣國平、徐永新認為,構建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構建農民務農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二是加快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構建農民務工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三是深化農村改革,完善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體制保障機制;四是加大強農惠農力度,構建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政策保障機制;五是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完善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社會保障機制。
七、其他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錢津指出,經濟危機源于經濟學的危機:后危機時代到來,要求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認識上從以下幾方面實現創新:(1)市場價格:維護剛性原則是經濟運行穩定的需要;(2)金融監管:重點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規模;(3)政府干預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規范化和常態化;(4)宏觀調控必須實現虛實一體化的轉折與創新。
清華大學蔡繼明等認為,2009年中國的GDP雖然保持了8.7%的增長,但是由于貨幣流動性過剩,社會公眾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通貨膨脹的全面形成,國際市場上一些主要商品價格上漲也會促使國內發生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有可能破裂,從而導致經濟衰退。政府應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重點發展國內消費。為此,建議國家釋放1萬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外匯儲備,將之轉化為國內消費資金。同時,要高度重視金融不良資產問題,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資產并采取有效措施實現房地產市場去泡沫化。
江西財經大學伍世安從探討市場經濟和綠色經濟關系入手,指出綠色經濟能否與市場經濟接軌且統一起來,取決于綠色經濟的產業鏈與其價值鏈的匹配和耦合,而綠色經濟價值鏈的形成,取決于通過廣義價格形式及其機制將外部性內在化。所謂廣義價格即物品產權的貨幣表現和交易過程所需支付的代價條件,而不是狹義的“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在綠色經濟背景下,通過對初始投入環節、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和消費回收環節等四個環節的價格安排的分析,細化出十幾種具體的價格形式,并提出運用“試錯”方法和市場方法來形成這些價格。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巧玲通過對資本主義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產品創新理論以及產業生命循環理論的分析,探究影響和制約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原因,分析主導其發展演化的根本矛盾,從而找出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規律:周期性發揮作用的產品創新導致以蜂聚形式出現的新興產業部門的生命循環,從而進入長波的上升期;隨著這些部門生命循環由成長進入成熟,宏觀經濟增長就會放慢,從而進入長波的下降期。目前,國際范圍內初始產品的創新往往集中于發達國家,而擴散到我國的技術大多來源于生命循環后期的部門,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不利。對此,我們應當發揮我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改變現有的發展模式,提高基礎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能力,逐漸改變世界范圍內基礎技術的創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關鍵詞: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G4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10-0112-02
一、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的基本觀點
生態社會主義思潮是20世紀后半葉在西方蓬勃興起的生態運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一種社會思潮。隨著西方資本主義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帶來的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黃金發展,西方社會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人類生存發展環境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在這種背景下,隨著以保護生態平衡、維護世界和平、為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為主題的生態運動的深入發展,西方社會逐漸興起了一股批判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社會思潮,它要求保護人類生存環境,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符合生態發展規律的新型社會。到20世紀70年代,這股思潮同社會主義相結合,逐漸形成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其基本觀點是:
1.人與自然是辯證和諧統一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堅持以“人類尺度”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人與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質和社會本質,自然只有在與人類的共同存在以及相互轉化中才具有意義;人與自然是通過人的實踐、特別是生產實踐活動而形成的整體性存在,人與自然在相互交往中走向統一;人類在自然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這種地位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標志的;勞動是人與自然走向和諧統一的現實途徑。
2.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也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因此,只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也才能確保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3.關于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消費領域,由消費異化導致的生態危機已經取代了經濟危機,者應該根據新的形勢的發展變化,修正已經過時了的的危機理論。
4.關于“穩態經濟”模式。早期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將生產規模和經濟發展速度穩定下來,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改進上來,從而協調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后期的生態社會主義則反對“穩態”經濟,認為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既與生態環境的要求相兼容,又有利于解決當今人類所面臨的一切問題。
5.在社會變革的途徑上,提倡非暴力革命與改良主義相結合的原則。生態社會主義者堅信非暴力革命與改良主義是通向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鑰匙”。通過“教育”、“示范生活”,為人們展現嶄新的綠色生活,逐步地變革資本主義社會。
二、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對當前我國高校大學生的影響
1.拓展了大學生的視野,有利于大學生認清導致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社會主義思潮認為,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得到了緩解。但是,這種矛盾的緩解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全球性自然資源,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而獲得的,是以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貧困、少數人的富裕為基礎的。這些思想和觀點不僅拓展了大學生的視野,使大學生認清當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速發展及其國內的“和諧安定”并非依靠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優越性,而是依靠傳統的剝削和掠奪;同時也使大學生進一步深刻認識到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大學生對生態危機根源的深刻認識。
2.有助于大學生深刻認識和理解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意義。對人類與自然界之間關系失調的憂患意識,對生態危機和環境惡化的深切關注,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產生和發展的重要邏輯前提。因此,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考慮環境代價,將生態成本作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參數,并以系統論為指導提出了新的社會發展觀。這與我國當前所提倡的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有相似之處。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形式,它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開發利用自然的過程中,人類從維護社會、經濟、自然系統的整體利益出發,尊重自然、保護自然,注重生態環境建設,致力于提高生態環境質量,使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的基礎之上,以有效地解決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需求同自然生態環境系統供給之間的矛盾,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促進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環境及其二者之間的可持續發展。
3.導致部分大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缺乏信心。部分大學生簡單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問題以及社會主義現實發展模式的失敗的借鑒,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以及發展模式的選擇正是在全面借鑒和學習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與社會主義發展理論、模式和實踐上是一脈相承的。既然社會主義發展從理論、模式到實踐上都存在問題,那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也必然存在問題;既然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以失敗而告終,那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也就前景堪憂。因此,他們借用生態社會主義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導致部分大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缺乏信心。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當下的信貸危機是他在職業生涯中所見最嚴重的一次金融風暴，是百年一遇的危機。類似的話，索羅斯在今年初也說過。
在次貸風暴持續肆虐下，一向在華爾街及全球金融市場呼風喚雨的五大投資銀行已倒下3個。貝爾斯登被收購，美林被賣，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剩下的高盛及摩根史丹利亦被市場緊密關注它們在第三季度的業績表現。
美國政府這次下了狠心，對雷曼兄弟的破產危機袖手，讓其自生自滅之余，其實也做了不少防止災情進一步擴大的準備：撮合美國銀行收購可能是下一個地雷的關林。對同樣也身陷危境的AIG(美國國際集團)給予850億美元緊急融資；促成全球十大商業及投資銀行聯手出資700億美元成立自救基金。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和英倫銀行也分別對金融市場注資。中國人民銀行也宣布減息及調降存款準備金率……去年8月發生的美國次貸強震，目前正以前所未見的巨大海嘯，席卷全球，各國都在忙著筑堤。
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形成，短期而言，是源自于2001年開始的聯儲局的不斷減息，刺激醞釀成了房地產大泡沫。長期而言，則應歸咎于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金融創新，30年來，不斷推出日新月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到最后連聯儲局主席伯南克都看不懂。眼前的次貸風暴，正是這長期與短期兩個因素結合的必然結果。
伯南克在去年夏天次貸風暴開始時，表示問題不是十分嚴重，明顯低估、錯估了形勢。格林斯潘跟索羅斯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看出“這是一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但我擔心他們仍有一些地方恐怕沒有看透。
百年來，曾有過的最大金融及經濟危機是西方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但事隔80年后的今天，當前的形勢與30年代相比，至少有三點不同：
一是產生問題的根源不同。30年代的問題出在實體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后來用凱恩斯的加速原理及乘數理論，即足以解釋并找出解決之道。眼前新世紀的經濟危機源頭則出在虛擬經濟，而且，虛擬經濟又和實體經濟的問題相互刺激，相互作用，乃一發不可收拾。
二是波及的范圍不同。上個世紀初還談不上全球化，30年代危機在區域上主要發生在大西洋兩岸。現在則是高度全球化時代，全球經濟互為網絡，尤其是金融。美國連續幾次緊急會議都趕在周末結束前，即亞洲開盤前找到對策，希望避免沖擊亞洲，又進一步沖擊歐洲及美國，導致惡性循環。全球化程度愈高，金融及經濟危機擴散的范圍就愈大。
三是對世界經濟影響的程度不同。當時關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遠非目前能比，如今“地震”震源發生在GDP占全球28％的美國，其烈度可想而知。這是問題的“強化”。
由是觀之，格林斯潘及索羅斯所見，或許還有不足之處?
往后看，有三個關注點：
鮑爾森與伯南克此番痛下決心，袖手不管，就是想讓美國金融置之死地而后生。思路正確，但同時也是下了極大賭注。未來一周或數周華爾街能否逃過此劫，是關鍵。
如果不幸，再有金融地雷陸續引爆，美元能否挺得住，將是美國一個世紀來金融帝國能否維系的最嚴峻考驗。果真出現此等形勢，則不免牽動到全球金融、經濟、政治及戰略版圖的巨大重整。
一、 虛擬經濟泡沫來自實體經濟失衡
在美國,2001年后,面對互聯網泡沫破滅和“9?11”事件對經濟的巨大沖擊,美聯儲通過降息來對抗經濟衰退,在短短3年內,基準利率降到1%左右。由于低利率的鼓勵和全球流動性過剩,2003年各種資產價格開始上漲,5年中美國房價平均上漲了50%以上,許多城市的房屋價格甚至漲了一倍。人們相信房地產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還會上漲,只要能將房子出手,就能實現再融資。這成為次級抵押貸款產品熱銷的主要原因,也最終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類似的現象其實在其他國家也曾經發生。在1990年的日本,大藏省《關于控制土地相關融資的規定》,對土地金融進行總量控制,這導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經濟加速下落,地產泡沫破滅導致支撐日本經濟核心的長期信用體系陷入崩潰。在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前的泰國,房價及股市大幅上揚,泡沫經濟逐步形成。樓市和股市泡沫破滅后,借有外債或所發放的貸款與房地產和股票相關的本土銀行,也因金融危機而大量關閉或被接管。
通過以上觀察不難發現,所謂虛擬經濟泡沫就是金融資產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導致這種偏離的原因,表面看是投資者的賭徒心理和過度反應在起作用。那么是什么影響了投資者心理?貨幣主義對投資者的心理預期進行探究,認為一國貨幣政策過度運用,從而影響投資者信貸預期,造成資產泡沫膨脹。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克魯格曼強調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危機產生的外部性,其政策含義在于減少短期債務和加強國際間短期資本流動控制。但所有這些對金融危機的根源探求,似乎都忽視了一些最明顯的現象,即為什么泡沫總在地產與股市中生成,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明知風險存在,何以放縱風險的擴大?
事實上,這些研究并沒有注意到對應的實體經濟發生了什么。金融危機在本質上就是經濟危機。試問投資性需求引起的地產價格上漲,是否與真實市場需求相一致?無論是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還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實際上都指向了真實的市場需求不足,這是經濟危機的根源所在。
那么,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危機,到底與以往有何不同?明顯的一點是,經濟危機已開始由美國國內擴散到全球。反觀戰后的歷史,很多問題都來自于戰后日本的崛起,東亞諸國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參與到世界經濟的整體分工中來,引起的全球性產業重新分工。由于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全球的制造業出現了向亞洲的聚集。那么,此時美國將作何選擇呢?按照比較優勢,美國是全球科技最發達、最具創新性的經濟體。因此,全球性分工要求美國放棄傳統制造業,將經濟建立在研發和服務為主的更高產業形態上,但這種全球性產業分工的變遷并非沒有摩擦。美國汽車業在這次經濟危機中的衰落其實早已注定,若非金融業的信貸消費刺激,恐怕其早在數年之前就衰落了。換句話說,自互聯網泡沫破滅后,美國尚未形成真正的“熊彼特式市場創新”。無奈之余,美國只能將經濟發展借助于金融業創造的虛假需求。沒有財富增長的消費需求注定是不可延續的,這不僅是美國經濟的隱憂,而且也是世界經濟的隱憂。除互聯網之外,支撐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的原創性創新并未到來。
與產業分工變遷相一致的,是全球性分配制度的重組。亞洲盡管擁有全球制造業大半,但缺乏核心技術。同時,人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另一面,是資本在分配中占據優勢,而勞動在分配中處于劣勢。這也就造成了美國消費膨脹,亞洲尤其是中國消費不足。未來的全球性經濟增長,只能暫時依賴工業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的中國和東亞的“投資型”經濟。在美國消費疲弱時,依賴出口的東亞經濟,同樣會面對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如果通過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帶動經濟,這就成為金融、地產泡沫形成的開始。在中國經濟內部,由于公共產品供給的體制障礙和分配不公,更抑制了普通家庭的消費。同樣借助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經濟刺激方案,只會加重對投資規模的依賴。如果不協調經濟增長中的消費和投資比例,未來經濟發展策略將會不得不在有效需求不足和資產泡沫間作兩難選擇。
二、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應并行不悖
以上的討論,提示我們虛擬經濟泡沫根源于實體經濟危機。那么,華爾街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呢?奧巴馬在國會上指責政府的注資變成了本該破產的投資銀行經理人的獎金,不過是又一次印證了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定,并為“委托―”理論作了注腳。當信用過度擴張為投行帶來更多收益時,投行經理人只需要繼續加大杠桿比例,創造更多的衍生證券,并說服投資者去購買。至于最后系統性風險來臨之時,最終的風險承擔者只是債權人和投資者而已。缺乏對金融中介監管和懲戒機制,造就了金融業的道德風險泛濫。
金融危機之前,華爾街聞名于世還在于其金融產品創新層出不窮,雇傭全球一流的數學和物理學家為復雜的衍生品定價。由此,一種衍生證券的創造,勢必造成買賣雙方對風險和價值的信息不對稱。當理財經理為客戶推薦產品時,很少會強調其中的風險?？的螤柎髮W金融學教授黃明在分析香港中信泰富的虧損案例時指出,一般在公開市場中交易的股指期貨等衍生品,具有簡單的交易規則和風險估值方法,是值得在我國提倡發展的產品,而具有復雜“敲出條件”的期權產品并不值得提倡。
經過此次危機,美國的很多投行已經放棄了衍生品交易業務,重新把信貸業務作為主業,回到商業銀行模式。商業銀行必然要符合《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同時,美國還針對投行和其他風險對沖基金設定杠桿率限制,防止金融機構在投資中不顧債權人風險,盲目融資擴張,加大系統性風險。
但有一個關鍵所在,以上監管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都假定有一個代表債權人和投資者的監管方。那么誰來出任這個最終監管者?如果是政府機構,那憑什么認為政府機構不是“經濟人”,而一定能代表投資者和債權人利益對金融業實施嚴格監管呢?當一個企業在行業中占據壟斷地位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假定市場價格由供需決定。當一個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要地位時,它就可能左右政府的決策。
三、 金融深化不要背離中國經濟的實際
金融泡沫破滅之后,最終會導致經濟衰退。此時,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最終體現為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出臺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正如貨幣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一樣,經濟刺激計劃總會伴有后遺癥,而且這種后遺癥很可能導致新一輪的資產泡沫。為避免出現經濟刺激計劃后遺癥,防止信貸擴張刺激資產泡沫,國內很多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增長的長遠發展需要振興國內消費,開出的藥方除了“還利于民”等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建議之外,還提倡消費性金融在中國的開展。涉及后者,就不得不提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由于資本的稀缺和利率的非市場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金融抑制”問題。換句話說,金融業的不發達抑制了投資信貸和消費信貸。
但發展中國家是不是需要與發達國家一樣的金融體系、一樣的金融產品、一樣的監管制度呢?對于中國而言,可能最值得討論的,與“金融深化”相關的兩個話題應該是農村金融和中小企業信貸問題。銀行業對農村市場是有過反復的。上個世紀90年代曾有過農村信用社和縣級銀行的裁撤;危機過后,考慮到中小企業和農業生產的資金問題,在國家政策鼓勵下,很多銀行開始重新在農村和縣城設點。從長遠看,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需要提供完善的擔保制度,在金融領域開展更多的制度創新,引導民間投資參與這部分業務。
至于消費信貸,我們更多應持審慎態度。從最近的信用卡出現的問題看,已暴露出很多銀行在風險控制上缺乏合理的措施。同時,信用卡針對的社會群體也有濫發信用之嫌。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儲蓄觀念,以及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的壓力,都對消費構成制約,單純依靠信貸消費,希望以此振興全社會的消費,恐怕并不符合當前的社會狀況。中國的“金融深化”應多在中小企業、民營企業以及農業、農村信貸問題上做文章,這才是適應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未來的中國金融業仍需大力發展,我們期待能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金融制度創新,希望中國的金融機構能發現并支持中國出現自己的“微軟”,樂見在金融機構支持下農村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困境得以改善。
長期的人類社會經濟史顯示,工業社會的經濟周期不可避免,繁榮與衰退總是并生。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需要新一輪的產業革命,這或許將發生在能源技術或生物技術領域。但經濟增長并不應成為終極目標,按照阿瑪蒂亞?森的觀點,經濟發展的目標應是每個個體能獲得更多的自由。無論是金融創新,抑或國家的經濟戰略選擇,如果背離了這些基本理念,金融危機以及由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沖擊,都只會愈演愈烈。
一、應對金融危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在貨幣信用制度下,產品供給與產品需求的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實體經濟的供求失衡,還是虛擬經濟中的資產價格泡沫,只要蓄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已經對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釋。
從大歷史觀的角度看,金融危機是人類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調節機制,是緩和或化解全球經濟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當今產品過剩和買方市場的格局下,全球經濟存在著生產能力過度擴張與全球消費有限增長之間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給方,即限制供給的過度增長。在供求矛盾積累過程中,要么通過并購來約束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藝技術所支撐的生產能力,以緩解矛盾;要么通過金融危機來強行消滅部分生產能力,并大規模集中淘汰過時陳舊的技術,為下一輪技術創新創造條件。顯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會成本很小,后者調整力度很大、社會成本高昂?？梢?金融危機是強制性地緩解經濟矛盾的一種方式。
正因如此,盡管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具有了廣泛而嚴重的全球影響,是在各國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一國的經濟矛盾向其他國家轉嫁和擴展的結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卻是站不住腳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機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但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并不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然不會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也不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但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表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社會總資源的配置必然要通過世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跨越國家的界限,市場經濟日益具有國際性,國際貿易不斷擴大,跨國投資不斷增加,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在內的國際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加速了商品、資金、信息和勞動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加快了知識和技術傳播與擴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提高了全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日益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它們更多地獲得資金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有利于它們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有利于它們更快地得到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跨越。對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如能加以正確引導和駕馭,可以促進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穩定。因此,盡管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光明未來。我國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僅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是錯誤的,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排斥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也是沒有出路的。排斥對外開放,可以規避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也必然阻礙發展,陷入落后與貧窮。只有完善對外開放管理體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經濟的制度體系,才能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只有在加強國際協調合作中,協同行動,避免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多邊貿易規則的正常運行,才能盡快恢復國際貿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內的社會總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二、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出口需求下滑,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我國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長27.5%下降到一位數的增長甚至零增長,而目前為出口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已經超過1億人,就業競爭更加激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企業大量撤離、關閉,內地也有一些企業開始裁員,失業壓力不斷上升。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這并未包括城鎮未登記失業的情況,更沒有反映農民失業情況。前不久,由農業部組織的抽樣調查中,根據農民工輸出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的情況看,全國外出打工的1.3億農民工中,返鄉率38.5%,60.4%是正常的春節探親,39.6%失業回鄉,失業比例15.3%,有2000多萬人。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奧肯定率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經濟增長率提高可以降低失業率,但“奧肯定率悖論”也比比皆是,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因為: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同樣的投資對就業的需求就不一樣,資本有機構成越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少;資本有機構成越低,對勞動力需求越大。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增長拉動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就小。伴隨著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產生擠出就業的效果,如果擠出就業大于新增就業,不僅不會增加就業,反而會在經濟增長中伴隨失業率上升。另外,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加反映為增長,但在經濟危機、企業庫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投資、消費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業消化庫存、庫存下降的過程,企業不會馬上增加雇員。
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
從長期看,一方面,中國每年還有約600~700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形成龐大的、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這一過程至少還要持續十到十五年,即務農勞動力僅需1.8億左右,上億農民需要轉移出來。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沒有結束之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就不會改變,人為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企業競爭加劇、市場集中度提高、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企業的兼并、重組,以及技術進步,又會不斷擠出就業。在我國大部分產業還沒有形成企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適當集中的市場結構的情況下,失業問題就構成我國的長期問題。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三、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出現下滑。據IMF1月28日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僅能增長0.5%。發達國家下降2%,其中,美國下降1.6%,德國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國下降1.9%,英國下降3.1%。唯一增長的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降為3.3%。全球將會出現5100萬人失業。
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經濟衰退,全球失業上升,海外市場需求明顯下降,全球貿易增長放緩,我國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國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5%的情況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國內經濟困難。為了彌補外需下滑,擴大內需是不可或缺的選擇。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擴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8.4%、8.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比上年同期增加4.8個百分點。但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預期普遍不樂觀,2008年人民幣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儲蓄存款增加4.63萬億元,與2007年相比增長4倍。而居民儲蓄存款快速上升蘊含著潛在消費轉冷的壓力。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關鍵詞]金融危機 全球性失衡 大衰退 馬克思 明斯基
引言
在整合馬克思和明斯基的兩種理論的基礎上，本文揭示大衰退發生的根源并質疑當前主流學說。馬克思反對將危機歸結于金融投機或個人理性的缺失。他認為投機、恐慌可能只是危機的誘因而不是危機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實體經濟之中。但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源自貨幣的固有屬性，作為一般等價物，貨幣經濟使買賣行為在時空上分離。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貨幣增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危及社會化大生產，因此，資本主義危機通常表現為貨幣或流動性短缺的金融危機。
明斯基也反對將金融不穩定性歸因于個人決策錯誤。他認為在一個資產私有化的復雜金融結構中，經歷長期的繁榮之后，金融結構有從對沖性融資到投機性融資甚至龐式融資發展的趨勢，金融結構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并最終危害實體經濟。
馬克思與明斯基的理論在概念范疇上是有差異的，馬克思把貨幣視為價值的社會表現形式，價值量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思強調，貨幣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層矛盾以一種明顯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矛盾不是由貨幣創造的，而且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趧P恩斯的原創思想，明斯基否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性，將金融不穩定性歸因于資本主義系統的內在屬性，認為金融會抑制生產，脫離生產和破壞實體經濟的運行機制。然而，如果對金融系統進行控制和調整，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會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強調，可以通過“大政府”和“大銀行”來遏制經濟危機。
今天，美國生產資本的外部擴張同內部的金融化相連，改變了美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經濟的穩定性。
一、馬克思論貨幣、過度積累和危機
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內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貨幣的存在使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能夠在時空上分離。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由貨幣生產經濟和金融系統構成的不穩定的辯證統一體。貨幣二重性（價值尺度與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種基本矛盾，即作為社會勞動價值化身的基礎貨幣與作為債務支付手段的信用貨幣及金融系統之間的矛盾。金融系統擁有信用貨幣的再創造能力，并且不斷試圖從基礎貨幣中分離出來。從經驗上講，這是一種超越社會產品價值的信用生產過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時會非常大。但是，信用與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離。基于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原理，復雜的信用與金融系統建立在基礎貨幣之上，所以信用貨幣如果不能被社會勞動產品所驗證，就仍然是一種幻覺，這個事實只有在危機中才能充分展現出來。
銀行系統——貨幣形式的制度性組織——表現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內在矛盾以及生產關系的矛盾。毫無疑問，前者經常是危機的中心。在一個基于信用貨幣的生產系統中，對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壞都注定會誘導一場危機。乍看起來，所有危機呈現出來的僅僅是信用以及貨幣的危機，但是這可能僅是表面現象，因為貨幣恐慌經常先于商業危機和產業危機出現。在商業危機中，商品形式的資本喪失了其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功能。雖然危機是由生產過剩導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領域之外。商品生產過剩是資本生產過剩（過度積累）的征兆，資本盈余的形成又與使用資本的環境相聯系。危機還有可能是由沒有實現產品的交換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貨幣”。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貨幣”，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貨幣作為人類勞動的具體化，其自身擁有價值。在危機中，“替代物”不會起任何作用，貨幣必須是一般等價物，是剩余價值，只有這樣，現成的商品交換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論金融不穩定性
明斯基認為標準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存在兩個重要的缺陷：第一，沒有將貨幣與資產融入到經濟分析中；第二，不能對金融不穩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釋。明斯基的理論是對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演變。在明斯基的理論中，投資需求是由對資本存量與外部融資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資產出的供給價格共同決定的，資產價值的下跌會導致投資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將資產價格的下跌及投資的波動歸因于債務結構和金融系統。在他看來，經濟個體的收入——債務關系分為三類：對沖性融資、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對沖性融資在債務人的債務結構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債務人從融資中所獲得的現金流（利潤）能夠覆蓋利息和本金。投機性融資中債務人只能償還利息而不能償還本金。龐式融資所生成的現金流既覆蓋不了利息也覆蓋不了本金，債務人需要再借新債來履行支付承諾，但如果他們不能借來新債，就只能出售資產來償還債務。將對沖性、投機性以及龐式融資在不同階段進行特殊組合，反映出經濟的歷史性發展并且改變了人們的長期預期。隨著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在總負債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經濟也對利率以及資產價格的變動更加敏感，不穩定性也隨即產生。一旦債務人的融資鏈斷裂而失去償債能力，經濟中就會出現一系列“杠桿效應”，其結果是資產價值的大幅下跌。
凱恩斯認為他的政策建議會使經濟中不再出現尋租者以及低能投資者，而明斯基卻對此持懷疑態度。明斯基對永久潛伏在這種尋租驅動經濟中的危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另外一場大蕭條是否會發生。
金融系統的內在屬性導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場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資產價值下跌會引發資產價值的整體下跌，這導致了經濟個體間的債務拖欠。在一場中等衰退中，價格緊縮會被限制在特定的資產中，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應。衰退的類型又由金融結構的特殊性所決定，其中包括經濟個體、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機構例如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及聯邦住房授權公司所擁有的資產與債務。后者預先假定政府會通過增加赤字以及貨幣供給來降低衰退帶來的損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僅包括對沖性、投機性以及龐式融資在債務結構中所占的相對比例，還包括權威機構對經濟個體進行短期再融資的意愿和在市場發展緩慢中維持總利潤與工資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將利潤水平的維持視為避免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他建議要以“大政府”與“大銀行”為中心——兩種在危機中穩定利潤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門——來避免另一場大蕭條。具體做法是，首先將反周期性支出作為預算結構的固有特征，并通過自由選擇加以補充；其次通過低利率政策以及通過美聯儲的“最終貸款人”功能進行調控。衰退是經濟周期中一種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過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銀行”發揮其功能，危機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國金融危機的國內和國際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而金融危機又源于美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1992—2006年間，美國居民投資以及住房建設經歷了戰后長期快速的增長階段，住房價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斷突破歷史記錄。2000年至2006年間，住房平均價格大體翻了一番。美國標普10城市房價指數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點，而在2009年5月達到226.8點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間，美國每年平均銷售115.6萬套新增住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70、80和90年代，美國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銷售量分別為655200、609000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國房地產危機的發生過程與明斯基對危機的解釋不謀而合，投資需求是由預期投資收益與外部融資成本共同決定的。社會對住房價格持續攀升的預期推動了借貸以及居民投資的發展。經濟的證券化以及多種金融工具的使用擴大了次級抵押市場，進一步推動了住房的供給與需求。信貸擴張以及信貸環境的寬松哄抬了房價，并且推動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以及杠桿工具的使用，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經濟的膨脹。
然而，明斯基僅僅抓住了危機的表面現象，沒有解釋危機的深層根源。他的核心觀點是：金融不穩定性是內生的，在金融系統的內在運行之中不僅會產生金融危機，還會產生實體危機。明斯基認為美國歷次深層次的衰退都伴隨著金融危機，然而，在近期歷史中，金融危機并沒有造成深層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為的巨大變化以及金融系統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論是非常模糊的。他認為，經濟周期的最初階段表現為金融穩定以及相對“平靜”階段。隨著利潤的提高，公司開始通過借款增加投資以進一步提升利潤。最后，借款風險加大與債務的擴大逐漸超過了收入/利潤的增長，改變了經濟個體的債務結構。明斯基認為銀行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來，銀行是追求利潤的投機性企業，它不僅表現出投機性融資的特征，同時還作為其他機構進行投機性融資的連接樞紐。一方面，銀行資產的到期時間（展期貸款）通常長于銀行其他債務，這對銀行產生了一個再融資成本，推動了銀行的“投機”行為；另一方面，為了擴大市場份額，銀行鼓勵其他經濟個體將短期債務替換成長期債務。然而對銀行來說，以一個可以維持利潤的成本來獲取資金是必需的，金融創新又可以進一步提高利潤，例如，金融創新可以增加貨幣的周轉率，這不僅可以確保給定數額貨幣的流通，還不會改變利率。
明斯基對經濟周期的解釋受到兩方面的質疑。首先，在資本主義經濟存在“長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對平穩階段出現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釋。除了將其理解為投資者的“樂觀主義”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脹以及金融不穩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確。其次，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是基于經濟個體行為的微觀分析，即個體企業在經濟周期過程中不斷增加他們的債務以及提高杠桿比率。然而，杠桿比率在經濟擴張過程中一定會提升并不符合經濟規律，實證研究也并不支持這種觀點。任何有關融資模式以及總體債務水平的研究都應該涉及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債務與赤字，對于金融系統來說，這兩個因素是外生的，但對其運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許多評論家將大衰退的主要根源歸結于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這種對衰退的解釋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以及貼現率從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內維持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對利率的靈活調控在任期內飽受稱贊。然而在房地產危機后，人們普遍指責是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創新帶動了多重信貸，從而創造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然而，房地產泡沫的根源并不僅在于金融部門與國內政策的失誤，還與美國的國際資本積累體系有很大關系。
美國房地產泡沫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貸款準入門檻。但是，銀根的松動并不能完全歸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深層的結構性變化，這導致了80年代早期“貨幣管理資本主義”的出現（一種被稱為“金融化”的過程）。制造業的衰落和從60年代起海外競爭的加劇，連同美元的核心貨幣地位（因為它擁有兌換黃金的特權），共同推動了美國企業生產外包的浪潮。在美國國內，大批量生產開始減少，經濟朝以服務業為基礎轉型，這些共同改變了工作與工資的關系。職業保護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時還帶來了經濟風險。企業持續將生產外包給低工資國家以及國內工人工資增長的停滯，使得國內高水平的個人消費只能依賴于信貸的擴張。個人信貸門檻的降低緩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低息貸款已經成為美國的“新型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邊緣國家出口帶來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資美國國債，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外匯儲備的膨脹與美國消費者債務的膨脹具有深層次聯系。在格林斯潘時期（以及近來的伯蘭克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賴于邊緣國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國家銀行與機構投資者的金融運作。有證據顯示，大量國外資本投資美國國債會持續抑制一些關鍵國債債種的利率，例如美國10年國庫券的利率。進一步講，政府公債的國外需求、擔保債券憑證以及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國經濟證券化進程空前高漲。
明斯基認為美國經濟的證券化是與金融的全球化過程結合在一起的，他還預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資本主義擴張在下一階段的主要特征，這就為金融的不穩定與國際間債務的萎縮埋下了伏筆。然而，明斯基并沒有認識到全球金融系統和全球生產系統在資本積累日趨不平衡中存在共生關系。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經意識到全球市場的形成來源于資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馬克思觀點的一個顯著優點就是他可以用資本主義生產全球化來解釋當前危機發生的根源。
馬克思生活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那時候資本的國際化還僅僅局限于商品資本的轉移（國際貿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全球化擴大了貨幣資本的轉移。二戰后，生產資本的全球化帶來了勞動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層結構性危機又加速了這一過程。資本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對危機起到緩解作用：一是國內以及全球勞動過程的重組，二是生產與交換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重建。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本文將強調邊緣國家外向型經濟中的工業化與中心國家經濟金融化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引發爭議的美國金融化過程不能同美國生產資本的外部擴張相分離，其有機聯系以及相互之間的作用共同加強了兩者之間的反饋效應。
在戰后的幾十年中，邊緣國家逐漸參與到國際“商品鏈”、“價值鏈”以及全球生產網絡之中，打破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中心國家通過資本有效控制勞動的能力嚴重下降。然而，在邊緣國家也出現了過度積累現象，它們對外向型經濟的依賴還加劇了全球制造業產能過剩，擠壓了全球商品價格與利潤。例如，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過度投資之后，作為邊緣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業加工車間的典范，中國已經陷入到巨大的產能過剩壓力之中。在這種環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須通過加大勞動的強度以及擠壓工資來維持。因此，在許多國家，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大體在55%到65%之間波動，而在中國，該份額從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邊緣國家在獲取超額利潤的過程中經常伴隨著中心國家跨國公司的直接參與，這一進程推動了跨國公司的金融化，這種特征在美國最為明顯。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兩類連續產生的資產泡沫（網絡泡沫與房地產泡沫），這中間還夾雜著巨大的信貸驅動消費泡沫。美國的經濟金融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表現在許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場的融合、機構投資者地位以及股東價值的日益提高，還有尋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對“貨幣資本主義”的理解側重于研究尋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國經濟金融化可以理解為是從企業獲取生產利潤到尋租階層獲取金融利潤的再定位過程。后者憑借與金融部門的特殊聯系，通過發放貸款來獲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僅與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有關，還與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投資緊密相連。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國，所謂的“非金融部門的金融化過程”直接導致了資本投資率降低以及資本積累速度放慢。這種趨勢與一種全球化生產相聯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資國家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生產過程，例如中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998年的569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億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減少為2268億美元，在美國總貿易逆差（5036億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該數字重新回到273l億美元，其增長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繼續攀升。據中國官方統計，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貢獻了中國對美國出口的60%。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美國跨國公司推動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并從中獲取附加利潤。生產成本的下降使美國的重要企業在沒有提高產品價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潤率。這一點對國內經濟至關重要：首先，在進口商品價格沒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國實際收入的停滯不能抑制進口商品消費的增加；其次，進口商品在消費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穩定國內物價水平；最后，生產的外包促進了公司利潤的膨脹，在提高股東價值的同時還提高了國內收入水平以及擴大了就業。
世界經濟復蘇的模式已經表明，邊緣國家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具有重要意義。在2009年的全球經濟低迷中，全球總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入為1.114萬億美元，下降了37%，流出為1.101萬億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發展中國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發達國家的FDI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續上升，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些國家現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時中國在美國之后成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國。還需要著重強調的是，這種生產的全球化并沒有影響全球范圍內生產與交換條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異化，因為這種資本的國際化使工業并不局限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部，而是擴展到了全球范圍。
總之，生產的全球化同美國經濟金融化的聯系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美國跨國公司在生產外包與金融運作中獲取了巨大利潤，這種商業模式導致貿易逆差的擴大與金融資產的增值；其次，邊緣國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資于美國國債，間接拉動了美國國內的消費，擴大了居民信貸支出并提升了資產價格。這兩方面通過金融市場與中間商相聯系，共同構成了美國的信貸運行機制以及債務體系。流動性的缺乏使美國經常性項目賬戶赤字在2006年達到了8035億美元的歷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國債務泡沫的破滅，而是全球經濟發展與資本積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會重現：從投資的
社會化到資本的社會化
學術界對明斯基理論在當前金融危機中的解釋能力提出了質疑。當今美國經濟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過程已經同明斯基理論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馳，在后者中，投資需求是公司利潤的決定因素，而公司利潤又用于再投資。銀行貸款主要出現在商業中并且服務于同金融相關的活動。金融投機行為通過哄抬資產價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來利潤的承受能力而影響經濟。這些觀點可以解釋住房泡沫的供給方，卻不能解釋其需求方。因為如果沒有作為“投機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達不到如此龐大的規模。明斯基’認為工資收入與消費之間的聯系在戰后被嚴重削弱，同時他還認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費與住房貸款是典型的對沖性融資。顯然，明斯基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家庭已經逐漸開始用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進行消費以及購房，而所支付的價格卻超出了未來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國經濟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將商業投資作為利潤主要來源的觀點已經很難解釋過去10年的現實。美國居民建設的凈投資率從60年代就開始保持停滯或者下降趨勢，而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暫緩解，在此期間，利潤率也同凈投資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過去10年中，公司利潤逐漸開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債務來維持。事實上，在過去30年間，銀行以及金融服務的巨大變化使人們對私人債務的上升習以為常。許多大公司對市場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開始直接從私人勞動收入中獲取金融利潤。這種過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穩定性的大小、范圍以及強度同時增加，并且對經濟的威脅現在已經永久性地潛伏在其中，而此時政府的應對策略是加大財政支出。所以令人質疑的是，不斷加深的政府“龐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圍內以及用多長時間抵消掉私人經濟的“龐式化”。
這一疑問引發了對明斯基理論的第二個也是最大的質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債務和貨幣政策在消除經濟弊端中的作用。依據明斯基的理論，經濟周期中包含了投機性膨脹的根源，而這種投機性膨脹會吸收閑置的流動性以及將金融系統推向蕭條之中。私營經濟債務結構的轉換伴隨著“最終流動性”（資產擁有固定價值且沒有違約風險，包括國庫通貨、硬幣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國內政府債務”）的收縮。因此，化解一場危機需要增加最終流動性或者可以“杠桿化”的政府債務（作為借款的擔保），以防止資產價格、利潤以及投資的崩盤。自從2007年衰退以來，大政府以及大銀行通過財政政策發揮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對大量瀕臨破產企業的緊急救助，兩次量化寬松，對于不良抵押債券的回購以及對會計準則的放寬，這些都旨在阻止資產價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獲利潤。2009年夏季，據一項研究估計，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贊助的總數已經達到12.8萬億美元，而據另一項研究認為，該數額已經達到23.7萬億美元。政府支出幫助大企業重獲利潤，但是并沒有遏制公司喪失抵押贖回權的趨勢，也沒有降低失業。股票市場雖然開始復蘇，但是并沒有達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業率外，政府支出對復蘇房地產市場的效果也并不明顯。政府主導的項目，例如放寬貸款條件以及對買房者實施稅收抵免，并沒有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復興。美國標普20城市房價指數顯示，2011年2月經過季節調整的房價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對抵押贖回權的喪失將會給未來住房價格帶來更多挑戰。
政府的危機管理政策實際上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資產價值的下跌以及維持公司利潤。然而，與明斯基（還有其他學者）的觀點相反，維持公司利潤并不必然穩定工資水平與就業水平。公司在危機中的行為更多地驗證了馬克思的預期，即公司更傾向于通過削減工資以及解雇工人來平靜地度過危機。在2009年，勞動生產率增加了3.5%，并且單位勞動成本降低了1.6%，這是6年以來的最高值。同時，總工資議案在2008年與2009年間削減了2500億美元。馬克思將危機作為資本解決其自身矛盾的途徑，而且這種觀點基于財政部門以及貨幣部門的資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雖然資本管理政策可以通過統一財力的方法“成功地”將美國的金融巨頭以及大商業集團凝聚起來，但是并沒有證據顯示這種“成功”可以維持國家未來的金融以及社會的穩定。
明斯基的理論大多數源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戰后前30年的先進資本主義階段，即所謂的資本主義標準化生產階段。這一階段隨后被歸納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一般基礎。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終都在重復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在50年內不會出現類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樣的大蕭條，因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潤流就不會徹底斷裂，資產價格就不會崩盤。穩定利潤意味著穩定投資產出與就業。但是，這些政策已經不能像早些階段一樣發揮作用，因為美國潛在的結構條件已經改變，且與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戰后資本積累的深層次結構依賴于更大的生產性基礎，而這已經不復存在了。
明斯基認為，非金融企業依賴于“外部融資來促進資本經濟的長期發展”構成了金融不穩定性的關鍵來源。這為政府干預提供了一種重要依據，大政府可以通過穩定總利潤水平來維護金融穩定性。但是有證據顯示，近來大公司的投資決策并沒有受限于外部融資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資金進行投資，但是它們并沒這樣做。1980年到2004年間，美國工業企業的平均資產變現率提高了129%，這導致了平均凈負債的下降，并在2004年變成負值。大公司的現金高持有率已經同其資本支出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目前形勢并沒有好轉。一些大企業收入的很大比例來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現金。然而這些公司沒有將資金用于擴大或者改善國內資本基數，而是選擇將其貯藏起來或者分發股利與收購本公司股票。這種“離岸金融化連鎖”效應使非金融部門在2008年危機后恢復經濟發展的能力降低。這就是通過穩定金融資產價格的方法來穩定公司利潤并不能促進國內就業以及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
鑒于以上分析，對明斯基理論的最終質疑涉及穩定金融的社會含義。凱恩斯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存在兩大主要缺陷：一是資本主義不能長期維持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凱恩斯觀點的繼承，他致力于同時維持資本主義體系與金融系統的穩定。明斯基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存在不平等與低效率。但是，這些缺陷如貧困、權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壟斷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與生俱來的，同時并沒有科學規律以及歷史經驗表明，一種經濟秩序必須存在評價效率與平等的標準。然而明斯基的觀點有一個問題：穩定金融系統的過程會加劇社會不平等與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抑制金融的社會缺陷。他承認政府干預可以有效阻止蕭條進一步加劇，卻不能維持就業、經濟增長以及價格的穩定。經濟會陷入極端蕭條與極端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緩解危機的行為會帶來通貨膨脹，而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又會引發危機與蕭條。但是如果資本主義體系永久徘徊在蕭條與膨脹的過程中會產生不平等與低效率的話，那么人們就應該仔細考慮維持這種體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這一努力的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