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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海/地理學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12〕復旦大學歷史檔案第5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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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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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大英百科全書》2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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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③于是，他將人文地理學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我們不再把人類作為個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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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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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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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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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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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轉貼于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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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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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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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可能論”認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可能論與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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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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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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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①波特的研究從一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②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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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海克爾首先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②這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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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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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類怎樣將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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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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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認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當然，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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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①這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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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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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來，我曾經與許多的日本年輕人交談，特別喜歡與大學碩士課程和博士課程的年輕人交談，很希望了解他們對于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的把握和理解。其中，他們對于“琉球”就是“沖繩”的認知，是我很感興趣的問題。日本知識青年的回答，幾乎都是一樣的。他們最經常的回答就是：“沖繩，很美啊！”其他的好像就沒有什么可以表述了。這樣的理解當然是對的。但作為一個知識青年，對這樣一個重要區域的理解， 實在是太簡單了，太淺薄了！他們幾乎完全不明白琉球的歷史，不明白琉球族群的文化特征，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琉球”還不屬“日本”這樣的基本事實。
這樣淺薄的認知狀態能形成，與我們的東亞研究者，特別是日本研究者的“研究”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已經出版了許多的《日本史》、《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學史》、《日本思想史》、《日本藝術史》等等，但我們研究的對象其實只是以“大和”民族為核心而展開的，甚至是把它作為唯一的“研究的對象”進行的。
大多數人都認為“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 40多年前當我應出版社的邀請參加《琉球國志略》和《中山沿革志》的標點和校對，粗粗地閱讀了這些文獻。我很震驚，原來在100多年前，“琉球”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與“本州”、“九州”、“四國”的“日本”是不相同的。所謂“不相同”，就是它們有著“不同的內政治理”，也有著“不同的國際關系”。那時，“琉球”作為“日本國”的一部分，竟然還不到100年的時間。
1974年，我作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訪日團”的成員，于12月3日進入“沖繩群島”。我們是1949年以來最早到達沖繩（琉球）的第一批7個中國人。我們先后拜見了沖繩縣知事屋良朝苗、那霸市市長平良良松、琉球大學校長金城秀三等社會名流，特別是參觀了以“首里”為中心的中山王國遺址，還見了幾個市民團體，聽了他們關于“琉球”的歷史、現狀的許多見解。我開始覺得我們研究者對“日本”的認知，即我們對于“日本文明史的把握”，應該有一個大視野的定位，應該有一個多元文化的觀念，應該有一個反省的過程。
我懷著一種對“真正推進東亞學術研究”的愿望，在“琉球研究”中提請學界特別關注三個問題的研討。
第一個研究層面的問題是，長期被認定的所謂“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這一命題是不正確的，可以說，它是一個“偽命題”。依據我們關于日本列島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我們有把握地說，當代日本至少是由三個民族組成的，這就是“阿伊努”、“大和”和“琉球”。在這里，“琉球”既是一個區域的名稱，也是一個“族群”的名稱。
當代學者關于“民族”的概念存在著許多的定義，我個人一直認同所謂“民族”，就是一群人生活的共同體。在長期的生活中，他們有相對共同的生活區域，形成了共同的語言、經濟和文化心態。“民族”不以人數的多少為特征，它的核心就是以“共同的文化心態”為標志的。
目前日本國的狀態是，《憲法》不承認它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而模糊了人們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政治學”的基本視角去認知“日本國”的本質特征的可能性。
“阿伊努”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它是目前已知的日本列島的“先住民”（Proto-Japanese）。中國一直到公元4-5世紀所有文獻上記載的“倭”（阿）和“倭奴”（阿奴），可以認定記錄的都是“阿伊努”。阿伊努有自己的語言，1992年9月我參加田中隆昭教授的 “阿伊努訪問組”在北海道以“白老”為中心進行訪問，獲得很多收獲。特別有趣的是，他們一直保持著對于“大和的日本”的“不認同感”。我們訪問一位老太太，她告訴我們，她的女兒“嫁給日本人了”，這表現的就是典型的“民族心理形態”。其實，在100年前，英國人類學家 E.Balze論證了在“大和”建立“王朝”之前，日本列島早就存在著“原住民”，它們就是被各種文獻稱為“毛人”、“蝦夷”等等的“阿伊努”人。后來，我自己運用“漢語上古音系”測定的原則，發現上古漢語中的“倭（wo）”，屬于“哥（ge）”部，發音為“阿（ a ）”，所以，中國上古文獻中的“倭”、“倭奴”，應該復原為“阿”和“阿伊努”人。“倭”和“倭奴”是漢語中記載到的“長短音”的不同。毫無疑問，“阿伊努”是日本列島上從遠古開始就存在的一個民族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