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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營改增；上市服務業；服務公司
國務院在2011年10月26日提出從2012年開始，以上海市為服務業營改增第一個試點地區，采用“1+6”試點范圍模式，在研發和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物流輔助服務、鑒證咨詢服務等服務業完成營改增，從原來適用稅率5%分別改為6%稅率，3%征收率，其中有形動產租賃服務改為17%稅率，3%征收率。隨后，在全國范圍內，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推進營改增改革。
服務業實行增值稅時，采用的事稅款抵扣辦法，結合產品或勞務銷售所獲銷售額，按照增值稅率計算銷項稅額，扣除產品或勞務所支付的增值稅款，增值稅應納稅款為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之間的差額增值部分，是對產品或勞務增值部分征收稅款，體現了“按增值因素計稅”原則。營改增后，針對服務業上市公司征收稅款是以營業收入全額為計稅依據，不考慮上市公司成本、費用的影響。本文基于對營改增前后服務業上市公司適用稅率和應納稅額的比較分析，探尋營改增對服務業上市公司的影響，結合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存在的難點，給出稅收籌劃建議，為營改增推廣和公司發展提供參考。
一、營改增對服務業上市公司影響
對于一般納稅人而言，營改增前服務業上市公司繳納營業稅，是按照營業收入全額進行計算征收，購買設備、材料的發票不允許抵扣，面臨稅收征收的交叉計算，導致存在重復征稅，給上市公司增加稅收負擔。營改增后，服務業外購的設備、材料、勞務承擔的進項稅額，在增值稅專用發票取得的基礎上，允許在銷項稅額中進行扣減，避免與上游公司的重復征稅，降低上市公司稅收負擔。這就需要明確“抵扣稅額”這一變量，通過分析一般納稅人上市公司取得稅收總收入、可抵扣收支比，假設營改增前后企業取得收入額不變，計算上市公司分別繳納營業稅和增值稅的應交稅費，明確平衡點。經過對一般納稅人服務業上市公司營改增前后應交稅費的計算，得出：可抵扣收支比為11.67%，營改增前后上市公司的稅負是相同的；可抵扣收支比大于11.67%，營改增后給服務業上市公司帶來明顯的減稅效應；可抵扣收支比小于11.67%，營改增后給服務業上市公司帶來稅負負擔。
對于小規模納稅人而言，在營改增前小規模納稅人應交營業稅適用稅率為5%，營改增后則變為3%的稅率進行計征增值稅，經過計算后增值稅應交稅費為3.09%。營改增后，小規模納稅人是最大的受益者。
二、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稅收籌劃存在的難點
1.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可抵扣范圍受限
在服務業上市公司中，員工福利成為部門支出的最大一部分，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服務業員工薪資待遇和福利水平也得到很高的提升。但是，在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人工成本在改革后并沒有納入增值稅可抵扣范圍內，對于服務業上市公司而言，限制了公司可抵扣范圍，也影響到公司稅收籌劃方案設計。因此，服務業上市公司人工成本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盈利來源，也是公司稅收籌劃一大難題。
2.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存量資產較多
在服務業上市公司中可確指資產為存量資產，加之服務業的特殊性，在營改增后，可抵扣項目多為桌椅、電腦儀器等長久耐用品，不再是傳統意義的低值易耗品，所以對于服務業上市公司存量資產應繳納稅額可抵扣額度較少。另外，服務業上市公司為了提升公司影響力，激發員工工作積極性，也有增加員工福利資金投入。但是，服務業上市公司存在不少存量資產，在營改增后很難抵扣相應款項，很難實現稅收籌劃效果。
3.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抵扣項目發票取得較困難
在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可以以一般納稅人身份，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公司應交增值稅，為公司創造避免重復征稅的契機?，F在我國服務業發展較快，上市公司所平攤到的數額相對較大一些。上市公司購貨渠道是固定的，在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時，需要繳納額外的稅負，但是有時上游公司難以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上市公司在購貨時，如果沒能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就很難進行抵扣，缺失抵扣憑證，不能進行銷項抵扣，限制上市公司稅收籌劃。
三、營改增后上市服務業的稅收籌劃
1.進項稅額的稅收籌劃
在我國稅法中明確規定服務業上市公司只有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才能作為進項稅額的抵扣憑證，可見因上市公司采購渠道的差異，可折扣比例也不同，實際承擔的稅負也有所變化。一般納稅人采購渠道主要有兩大途徑：選擇一般納稅人為供貨方，公司銷售額大于500萬元；選擇小規模納稅人為供貨方，公司銷售額小于500萬元。按照稅法的有關規定，服務業上市公司作為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在獲得供貨方所提供的應稅產品或勞務，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在發票標注增值稅款就可以作為進項稅額從銷項稅額中予以抵扣。從稅法規定看，服務業上市公司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為了實現最大化利潤，應選擇一般納稅人為公司產品或勞務的供應方，增加上市公司進項稅額抵扣，降低上市公司稅負。
2.加速存量資產折舊更新資產
按照我國稅法以及稅收政策的規定，服務業上市公司在資產采購時，繳納的增值稅能夠適當的從銷項稅額中抵扣進項稅額，但是公司創立初期固定資產賬面余額不可以被抵扣。也就是說，服務業上市公司存量資產是不允許抵扣進項稅額，但增量資產也可以抵扣，因此上市公司可以加速存量資產折舊，促進公司資產更新，獲得增量資產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額，減輕上市公司稅負。
3.加強對增值稅發票的管理
普通營業稅發票時公司以自身營業收入全額為開具依據的，所以公司在開具發票時，對外提供服務形式時開具獨有的銷項稅額，增值稅發票和營業稅發票是有很大差距的，對公司日常采購、勞務經營等活動產生進項稅額影響，對外勞務提供的銷項稅額影響，繼而直接影響公司生產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增值稅。我國稅制營改增改革后，稅務部門職能從營業收入全額擴展到公司成本進項稅額抵扣，因此對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更復雜，如打印、開具、整理、報備等渠道的審查和管理更為復雜。服務業上市公司應制定嚴謹的稅務管理制度，嚴格開立、審核、報銷發票，并嚴格按照稅務部門法律、政策操作管理。上市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和普通營業稅發票相比，將產品采購、制造、銷售、消費各環節相連接，保持增值稅稅負連續性。上市公司所有環節的參與者都要重視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從增值稅發票獲得、開具、傳遞、管理、作廢等各環節，高度重視增值稅發票管理。
四、結論
營改增的到來與實施，給服務業上市公司帶來很大影響，適用稅率從原來的5%變為3%征率，應稅款項也發生很大變化，從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兩個公司身份，審視營改增給服務業上市公司帶來的稅負效應和影響，繼而指出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可抵扣范圍受限、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存量資產較多、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抵扣項目發票取得較困難三大營改增后服務業上市公司稅收籌劃存在的難點，最后給出營改增后上市服務業的稅收籌劃途徑，如進項稅額的稅收籌劃、加速存量資產折舊更新資產、加強對增值稅發票的管理?？梢?，應正確認識營改增背景下給服務業上市公司帶來環境的變化，從營改增視角讓服務業上市公司稅收籌劃更完善，進一步落實營改增稅制，促進服務業上市公司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江雨雙.關于營改增對現代服務業影響的思考[J].財經界（學術版），2016，15：304-305.
四維度建設
一方面，國家稅務總局出臺的諸如《大企業稅務風險管理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法規對中央企業規范化的稅務管理提出了很高要求，包括對于稅法的遵從度、社會公眾上市公司要接受的監督和檢查、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內控制度等。
另一方面，中央企業的組織結構非常多元化，分子公司、三級四級的組織架構非常普遍，甚至中央企業規模更大的企業到了五六級，跨級次的結構對稅務管理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同時，在面對市場經濟和全球發展競爭中，中央企業出于自身跨領域經營發展的需求，也需要更加規范、更加合理地做好稅務管理工作。
和稅務打了二三十年交道的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材”）總會計師王麗靜在由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和中國光大銀行總行聯合主辦的“財智大講堂：創新性稅務管理”會議上分享其稅務體會時表示，未來中央企業應該從四個方面考慮稅務管理建設：第一，提高中央企業的形象和社會責任；第二，提高中央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三，提高企業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水平；第四，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基于以上考慮，中航材從四個維度來實施稅務管理實踐：納稅遵從、稅務安排、稅務風險和稅企關系。其中在稅務安排這個層面，王麗靜強調，中央企業在面對整合經濟競爭時，首先必須考慮國際稅收環境和稅制改革。在她看來，如果不考慮各個國家的稅收環境，那么在一開始的公司稅務管控中，可能就會輸在起跑線上?！爸醒肫髽I的稅收管理有其復雜性，國內和國際幾乎所有的稅種都會涉及?！蓖觖愳o強調。
在企業內部稅務管理體制建設方面，中航材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考慮：第一是加強企業領導層面對整個稅務管理體制的建設，讓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充分認識到稅務管理的重要性，同時負責集團公司稅務管理的戰略決策；第二，加強總會計師和稅務總監的設置，負責集團公司稅務管理的戰術決策；第三，加強稅務部門和稅務經理的建設，使其在實際執行層面能夠很好地開展工作；第四，在分子公司層面，加強項目公司稅務專員設置，實施集團公司和項目公司雙重矩陣管理，使各個層級、分子公司層級，集團本部層級，以及公司高管層級，都關注和考慮稅務事項。
目前中航材設置總會計師，下面則設財務部總經理、稅務經理?！拔磥砦覀儠紤]設置稅務總監模式。”王麗靜稱。
雙維度治理
值得強調的是，稅務風險和稅務安排是中航材考慮稅務管理的兩個維度。據王麗靜介紹，中航材從五個方面控制稅務風險。
第一，重大交易和決策稅務風險控制。稅務經理參與重大決策制定，決策前稅務規劃及風險評估分析。
第二，經營過程及供應鏈稅務風險控制。在這個方面，中航材一般會要求稅務人員事前參與合同的洽談或者合同的商議階段。而在簽訂合同之前，一定要由稅務經理提出審核合同，建立合同稅務風險提示制度，同時出具專項的稅務審核意見?！敖⒆尪悇杖藛T審核合同這一制度非常重要，這個過程同樣也非常漫長。”王麗靜表示，業務人員在制度建立初始時不太接受，經過多次在稅務事件中的交流和碰撞才使其認識到稅務管理的重要性。
第三，稅務會計、稅務風險的評估和財務報告反映，包括稅負測算、納稅調整、遞延稅款和月度稅務報告。事實上，在稅收反映過程中加強月度稅務報告的編制亦是稅務管理一個重要的方面?！叭绻髽I各級稅務人員能夠給出一個月度的稅務報告，那么就可以在很大范圍內讓所有稅務事項得到及時的反映，同時也讓各級稅務管理者及時地發現和解決問題，更讓企業的總會計師能夠看到、聽到和了解到稅收管理的方方面面?！蓖觖愳o介紹道。
第四，稅務申報和繳納的程序管理和風險控制，包括稅務知識體系、文檔編制及保管和申報繳納信息化。
第五，稅務爭議和協商。外部咨詢、技術分析和溝通與處置。在解決稅務爭議方面，王麗靜認為中央企業應該及時做好理論研究，把會計事務和稅務差距找好。“如果確實存在問題，應該及時改正，如果在認識上有差異要及時說明?！彼Q。
在稅務工作安排上，中航材會從集團本部和分子公司兩個層面著重考慮稅收籌劃事項。在集團本部層面，中航材重點考慮投資稅務安排、籌資稅務安排、轉移定價、并購重組稅務安排和重大稅收優惠籌劃、利潤分配稅收安排以及其他重大稅務安排。而在分子公司層面則會重點考慮采購的稅務安排、生產中的稅務安排、銷售中的稅務安排和其他重大事項安排。
王麗靜通過介紹跨境投資稅務安排案例來比較兩種稅收安排的優劣。愛爾蘭因其低稅率，吸引了眾多的跨國企業。某央企擬在愛爾蘭投資，其利潤在愛爾蘭當地繳納12.5%的企業所得稅，此外利潤分回時還需要扣繳5%的預提所得稅。但無論如何，最終分回中國的利潤要補稅到25%，那么這時應該如何安排以節稅？
“通過境外具有經濟實質的實體公司投資，全部稅負12.5%。”王麗靜進一步解釋道，“在大陸企業投資香港，香港跟愛爾蘭有稅收協定，這個稅收協定沒有異地所得稅的，所以帶異地所得稅就可以省掉5%和10%。另外在愛爾蘭分回投資的時候，香港和愛爾蘭稅收決定方面都不征收各方相關的稅，所以回到香港的時候，也不交使用稅。如果這樣，作為中資企業如果能夠控股香港的企業，稅負上是12.5%?！?/p>
信息化待加強
【關鍵詞】 稅收負擔； 實際稅率； 綜合稅負； 度量模型
【中圖分類號】 F27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2-0075-05
稅收負擔問題一直是財政、稅收、經濟等領域的傳統研究課題，目前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比較敏感和尖銳的問題。宏觀稅收負擔問題的研究相對成熟，由于統計數據的公開性和可得性，研究結論的獲得相對容易；但微觀稅收負擔問題的研究稍顯不足，個人、部門稅收負擔問題的研究幾乎是空白。企業稅收負擔的問題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結論還存在較大分歧，甚至同一問題出現相反的結論，尤其是實證研究結論尤為突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是企業稅收負擔的測度方法與計量模型存在偏差或不足。
一、主要文獻綜述
Siegfried以公司實際稅率（Effective Tax Rate，ETR）為度量指標，研究計算了1963年美國采礦和生產行業的年度平均ETR[ 1 ]。此后的經驗研究基本上采用了ETR指標來研究公司ETR與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并作了實證檢驗。王P采用實際稅率法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的所得稅稅收負擔，研究發現處于不同地區及行業的上市公司其稅負是存在差異的，實際所得稅稅率平均為16.07%，遠低于當時的名義稅率33%[ 2 ]。此后，王延明[ 3 ]、吳聯生[ 4-5 ]、馬化祥[ 6 ]、林麗花[ 7 ]等都采取實際稅率法研究了企業稅收負擔與相關因素的關聯關系。王韜、蕭艷汾則采取增加值稅負率度量模型，他們計算的企業稅收負擔率明顯高于實際稅率法的計算結果，并且行業差距巨大，同時結合主營業務利潤率分析得出企業稅收負擔高低和輕重不能劃等號[ 8 ]。實際稅率和增加值稅負率度量企業稅收負擔都存在一定偏頗。實際稅率法僅考慮了所得稅的負擔問題，而忽略了其他稅收的影響，可能低估企業的真實稅收負擔水平。增加值稅負率沒有很好地解決度量模型中分子項與分母項的匹配問題，可能高估企業的真實稅收負擔水平。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另外考慮國內外稅制結構的差異，樸姬善采用企業綜合稅負率測度模型，使用企業年度實際繳納的各項稅款作為分子項，使用年度營業收入為分母項，研究了吉林省上市公司稅收負擔的影響因素[ 9 ]。馮延超也采用相同的測度模型研究了中國民營企業政治關聯與稅收負擔的關系[ 10 ]。其實，這些測度企業稅收負擔的度量模型都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將在后文中深入剖析。
實證研究大多從公司稅收負擔及其影響因素關系入手，但是，研究結論存在諸多分歧。Stickney和Mcgee研究表明，負債程度與平均ETR之間成正向關系，在資本密集型企業和自然資源行業較為明顯[ 11 ]。Zimmerman研究結果表明，公司規模和ETR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在石油行業尤為顯著，企業規模使用銷售收入指標來代表[ 12 ]。Gupta和Newberry[ 13 ]，Wilkie[ 14 ]也認為實際稅率與公司規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是，Porcano[ 15 ]l現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Stickney和Mcgee沒有發現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王延明研究發現，1998年以后規模大的公司平均ETR水平高于規模小的公司，以總資產為解釋變量時最為顯著。吳聯生的研究也證明公司規模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規模大的公司受到更廣泛的關注，因而其實際稅率較高。另外，還有諸多學者研究了公司實際稅率與財務杠桿、資產結構、投資機會與獲利能力、國有股比例等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二、企業稅收負擔度量的多維度分析
全面深入掌握企業的真實稅收負擔情況，需從多個維度分析[ 16 ]，同時，還必須掌握企業稅收負擔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一）宏觀稅負與微觀稅負
宏觀稅負多用于宏觀經濟分析，通常以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Tax-to-GDP Ratio）為指標度量評價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總體稅收負擔水平?，F在已經形成了大、中、小三種口徑的度量模型，分別用政府收入、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計算。宏觀稅負不僅包含企業稅收收入，還包含了非企業部門的稅收收入。鑒于此，很難從宏觀稅負直接分析企業稅收負擔[ 17 ]。宏觀稅負的統計結果主要用于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稅收制度總體設計和安排的評價，微觀稅負主要以研究企業稅收負擔為主，度量方法多樣，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主要采取微觀稅負方面的統計數據及信息。
（二）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
名義稅負通常以名義稅率（Nominal Tax Rate）來反映，又稱為法定稅率（Statutory Tax Rate，STR）。名義稅率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各種稅法中以不同的計稅依據征收稅額的比例或者額度，反映的是征稅的深度。名義稅率概括了一個國家或地區企業稅收負擔的大致狀況，在跨地區稅負的比較、吸引外資、跨國公司轉移定價及稅務籌劃等方面是重要的參考指標。
實際稅負通常以實際稅率來反映，對于負稅人而言，如果稅法沒有任何優惠政策及特殊規定，從理論上講，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各種稅法通常都有優惠條款、減免措施或加重征收，納稅人也可以采取稅負轉嫁、稅務籌劃及避稅等行為，使得其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實際稅率才能體現企業的真實稅收負擔水平。因此，名義稅率只是研究企業稅收負擔優先使用的參考指標，實際稅率才能夠真正反映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但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存在個體差異，度量每個企業實際稅負水平是有一定困難的。
（三）直接稅負與間接稅負
狹義的企業稅收成本僅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實際繳納的各種稅款（費）之和，廣義的企業稅收成本則應該包括企業支付的各種稅款（費）以及與納稅相關的所有支出[ 18 ]。企業繳納的各種稅款（費）產生的顯性稅收成本形成直接稅收負擔，企業因為納稅行為而間接發生的所有相關費用或支出產生的隱性稅收成本則形成間接稅收負擔。
1.直接稅負
直接稅收負擔簡稱直接稅負即顯性稅負。直接稅負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依照國家稅收實體法的規定，向稅務機關繳納的各種稅款（費）的總額。依據目前的稅收實體法體系，企業在所有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涉及繳納的稅款（費）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車輛購置稅、煙葉稅、船舶噸稅及教育費附加等[ 18 ]。
2.間接稅負
間接稅收負擔簡稱間接稅負即隱性稅負。間接稅負是指企業因為涉稅事務而間接發生的所有相關費用或支出，主要包括稅收風險成本、稅收財務成本及稅收服務成本。
姚愛科認為，稅收風險成本主要是指企業有意或無意違反稅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而遭到稅務機關的處罰所發生的價值耗費，包括稅收滯納金、罰款或者罰金等。稅收財務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繳納各種稅款（費）而使資金流出企業發生的利息損失、銀行手續費以及繳納稅款（費）資金的機會成本等價值耗費。稅收服務成本主要是指企業為了完成納稅事宜而發生的辦理費用和費用。相對于稅收風險成本及稅收服務成本，稅收財務成本無法在賬面上清晰地反映和核算，具有較強的隱蔽性而經常被企業所忽視。因此，從完整性的角度出發，分析企業稅收負擔應該將間接稅收負擔納入整體稅收負擔之中。
三、企業稅收負擔度量模型述評
目前學術界對企業稅收負擔度量模型主要有三種，即實際稅率模型、增加值稅負率模型及綜合稅負率模型。
（一）實際稅率（ETR）模型
實際稅率模型是目前研究企業稅收負擔及其影響因素被普遍采用的一種測度模型，可以以企業年度稅費除以當年收益的比例為指標[ 19 ]，更嚴格一點說，就是企業稅收負擔與稅前經濟收益的比值。但在實際應用中，分子項并不是企業全部的稅收負擔，而是以企業負擔的所得稅作為依據，分母項采用利潤表中的稅前利潤或者息稅前利潤?；灸Ｐ蜑椋?/p>
這兩種模型屬于實際稅率測度模型中的基本模型，計算簡單，應用便捷，需要的數據容易獲得，尤其是上市公司公開的財務信息中都包括這些數據。但根據《企業會計準則18號――所得稅》可知，利潤表中反映的所得稅費用并非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額。已有研究表明，多數企業記錄的遞延所得稅負債凈額大于遞延所得稅資產凈額，因此，以上述兩種模型測度結果可能會高估企業實際稅率。
對于模型ETR2，分母項使用息稅前利潤明顯欠妥，因為企業的利息費用除稅法規定不得在稅前扣除的部分外，均可以從應稅收入中扣除，即利息費用并不承擔所得稅，模型ETR2可能會低估企業實際稅率。
同時，企業所得稅法和會計準則在收益及費用確認時間和確認標準上存在差異，按稅法規定確認的應納稅所得額與稅前會計利潤并不一致，如果需要比較準確地計算實際稅率，就需要對基本模型進行調整。因此，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出現了多種調整以后的實際稅率模型，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二）增加值負率模型
無論實際稅率模型如何調整，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將所得稅負擔視作企業整體稅收負擔，不管采取那種模型進行度量，其結果都不能客觀地反映企業整體的稅收負擔水平。
為了使企業稅收負擔的測度具有較高的相關性，王韜、蕭艷汾將稅收負擔定義為在一定時期內企業的應納稅額占該企業同期增加值的比率，提出了增加值稅負率模型，用公式表示為：
遺憾的是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中只有計算結果，并沒有說明度量模型中的增加值包括哪些內容。盡管增值稅與增加值具有較高的相關性，但其他流轉稅一般與銷售收入具有相關性，所得稅則與所得額（或稅前利潤）具有相關性，因此，這種度量結果高估了流轉稅稅負而低估了所得稅稅負。另外，用增值稅應納稅額和增加值的比重衡量增值稅稅負明顯是不科學的，因為企業增值稅稅額中的絕大部分并不是企業自己承擔的，前文已作分析不再贅述。但是，這個測度結果也基本反映了各行業稅負的特點，例如煙草加工業76.92%的總體稅負中營業稅金及附加稅負達到了52.37%，主要是煙草加工業較高的消費稅稅率造成的。
（三）綜合稅負率模型
馮延超認為一些西方國家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可以以所得稅實際稅率（ETR）來衡量公司的實際稅負。而我國增值稅等流轉稅是主體稅種，企業繳納的流轉稅、行為稅等稅款遠高于所得稅，僅用所得稅的公司實際稅率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企業的真實稅負。因此，采取公司綜合稅負率來度量稅收負擔的高低，測度模型為：
其中：年度實際繳納稅款數據來自年度財務報告中現金流量表內“企業支付的各項稅費”減去“收到的稅費返還”金額來獲取，該項指標包括了企業繳納的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所得稅、房產稅等各項稅收。
該模型的優勢在于考慮了企業所有的直接稅收負擔而不是僅考慮所得稅，但包含了不影響損益的增值稅。另外，模型分母項不是采取稅前會計利潤而是年度營業收入，對直接稅而言，與分子項是不匹配的，其計算結果很可能低估企業的綜合稅負率。
為了克服上述模型的部分缺陷，又有學者對其進行了修正和調整，調整模型為：
調整后的模型仍然沒有完全克服分子項與分母項不相匹配的問題，也沒有剔除不影響損益的增值稅對計量結果產生的噪音。
四、企業稅收負擔度量的理論模型――基于稅收負擔完整性的理論模型
企業直接稅收負擔的測度是一項難度很大的課題，因為從稅務會計實務來看，企業繳納的間接稅和直接稅稅額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除了增值稅稅額之外，企業繳納的絕大多數稅款都計入了當期損益（計入資產成本的除外），并且在確定企業所得稅的應納稅所得額時都允許從應稅收入中扣除，從而產生抵稅效應，但影響程度確實難以計量。所以，測度企業直接稅負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使用企業繳納的所有稅款（費）總和數據，明顯不合理，可能會高估企業稅收負擔比率；如果只選擇企業所得稅的數據，又不完整，可能會低估企業稅收負擔比率。
鑒于此，從稅收負擔完整性出發，本文將企業稅收負擔理論模型從內部管理及研究分析兩個角度重新構建企業綜合稅收負擔度量的模型。
（一）基于內部管理的企業綜合稅收負擔度量模型
基于內部管理的需要，企業應該全面利用核算數據對整體的稅收負擔進行準確計量。一般情況下，企業都有比較完備的會計核算體系，與納稅有關的所有數據從核算體系中都能夠獲得，不存在數據獲取的障礙，因此，稅收負擔計量模型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就是全面衡量企業稅收負擔高低的關鍵因素。
為了構建計量模型，筆者借鑒西方稅收分類標準，以流轉稅、資源稅為主體將貨物和勞務作為課稅對象的各種稅額歸入間接稅，這些稅額通常情況下以銷售額、營業額或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在會計處理中一般記入“營業稅金及附加”科目，且稅額具備轉嫁條件；以所得稅、財產稅為主體的將收益、財產或行為作為課稅對象的各種稅額歸入直接稅，這些稅額通常情況下以所得額、財產價值等作為計稅依據，在會計處理中一般記入“所得稅費用”、“管理費用”等科目，且稅額不容易轉嫁。直接稅和間接稅稅額構成企業直接稅收負擔，其他與納稅活動相關的所有支出構成企業間接稅收負擔。構建企業綜合稅收負擔率（TTB1）模型如下：
其中：間接稅凈額是指企業一個年度內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等間接稅總額扣除稅費返還后的差額。直接稅稅額包括企業一個年度內繳納的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車船稅、印花稅、船舶噸稅等。
由于契稅和車輛購置稅一般情況下直接計入房產（包括土地使用權）和車輛的購置成本中，煙葉稅也計入收購煙葉的成本，這些稅額并不直接影響當期損益，在持有期間后續計量中通過折舊或攤銷得到了補償。另外，在現行增值稅法中規定一些購進項目的進項稅額不允許從當期銷項稅額抵扣，這些進項稅額只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按規定作轉出處理，二是計入有關購置項目的成本。如果作轉出處理，意味著既不增加增值稅稅額也不減少增值稅稅額；如果計入有關購置項目的成本，則通過折舊或攤銷得到補償。除此之外，從法理上講，其他合法合規的進項稅額都可以抵扣，企業繳納的增值稅稅額全部轉嫁給了下一環節，并不由企業自行負擔，所以，要把增值稅稅額從間接稅稅額中剔除。
但是，TTB1模型還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問題，那就是企業繳納的間接稅中有多少作了轉嫁以及所得稅前可以扣除的稅額對所得稅的抵稅對該模型的影響。由于企業可以采取前轉、后轉、混轉、稅收資本化等手段進行稅負轉嫁，但具體能夠轉嫁多少無法準確計量，也可能有些企業的定價政策受制于政府管制以及《反壟斷法》的制約等原因，間接稅無法轉嫁，每個企業情況各異。因此，模型的前一部分存在高估分子項的可能。如前所述，所得稅前扣除的各種稅額的抵稅效應又會使企業減少所得稅稅額，即低估模型后一部分的分子項，所以，綜合兩個部分基本能夠度量企業整體的綜合稅收負擔比率。
（二）基于研究分析的企業綜合稅收負擔度量模型
如果是基于研究分析的需要，TTB1模型的應用就要受到很大限制，最大的障礙是無法獲取TTB1模型所要求的全部數據。作為外部的信息需求者，只能從企業公開的財務信息中獲取自己研究分析所需要的數據，對于上市公司而言，稅收負擔方面的數據主要披露在財務會計報告中，相對較為充分，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采用的是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而研究對象如果是非上市公司，獲取相關數據則更加困難。
依據目前的相關規范和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稅收負擔方面的數據分布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及報表附注中比較分散。另外，企業發生的間接稅收負擔隱藏在多個項目中，無法獲得準確數據，現有研究文獻一般都不將其考慮在內。企業在一個會計期間內繳納的增值稅稅額從披露的年報數據中也無法直接獲得，因為企業一個年度內繳納的所有稅款列報在現金流量表中，列示在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內容下的“支付的各種稅款”項目中，而當年已繳的增值稅稅額并不在利潤表中披露，資產負債表中流動負債內容中的“應交稅費”項目反映的是資產負債表日尚未繳納的各種稅額?；谏鲜隼Ь?，將TTB1模型進行調整，構建用于研究分析的企業綜合稅收負擔率度量模型TTB2：
其中：營業稅金及附加即利潤表中列報的該項目金額，收到的稅費返還即現金流量表中該項目的金額，遞延所得稅調整項目的金額來自利潤表所得稅費用項目的附注，營業總收入、所得稅費用、稅前會計利潤項目直接從利潤表中獲得。
企業繳納的間接稅基本上計入“營業稅金及附加”科目核算，扣除收到的稅費返還后，就是企業的間接稅稅額，同時，剔除了增值稅的影響，再除以營業總收入就是模型TTB2第一部分計量的企業間接稅負擔率。模型TTB2的第二部分分子項實際上反映的是企業當期繳納的所得稅稅額，分母項是稅前會計利潤，該部分計量企業的直接稅負擔率。不難看出，模型中直接稅稅額是不完整的，原因在于企業對其他直接稅的核算基本上記錄在“管理費用”科目中，在報表附注中對管理費用項目披露的詳細程度不一，無法完整地獲取相關數據。直接稅中除了企業所得稅外，其他的直接稅金額不會太大，對企業的經營成果影響程度很小，因此可以忽略。
使用模型TTB2可以^為全面完整地度量企業的綜合稅收負擔情況，通過對比研究，可以分析企業稅收負擔在地區、行業、規模等方面的差異，從而為稅收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等宏觀決策提供參考依據。所以，未來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模型TTB2，通過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⒖嘉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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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錦標賽激勵；職位晉升； 收激進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2-0126-07
一、引言
2015年1月1日起，《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實施，旨在改革國企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待遇問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管理人員薪酬計劃是公司與其他管理人員之間的合同，其目的是通過將管理人員薪酬建立在一個或多個衡量經營公司努力程度的指標之上，協調公司與管理人員的利益。大多數薪酬計劃建立在衡量管理人員努力程度的兩種指標之上――凈收益和股票價格。也就是說，在一個特定年度里，凈收益或股票價格所體現的業績決定了管理人員獎金、股票、期權和其他薪金的發放數量，而且復合的努力程度衡量指標會提高合同的效率。
除了具有以業績為導向的動機（股票期權計劃與獎金計劃）之外，首席財務官與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也面臨錦標賽激勵，也就是說晉升為最高管理層，諸如首席執行官（CEO）職位的晉升動機[1-3]。當晉升到更高職位時，隨之而來的是更高的薪酬，擁有更多的特權，與更高的聲望。因此，管理層有動機去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實現晉升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也會給公司帶來更大的產出[2]。
Lazear and Rosen（1981）[1]根據企業管理中的管理層級差異提出錦標賽晉升理論，他們研究以個人產出水平為基礎的能夠代替薪酬激勵的其他方式，發現組織內部的員工在通過不斷的競爭向上獲得晉升機會時，其競爭格局就如同正在進行的“不間斷的淘汰賽”。特定情況下，如果獎金計劃的設定來自于組織內部職位的排序，那么員工會提高工作效率以期獲得高概率的職位晉升。隨著晉升獎勵的規模增加，高級管理人員愿意投入的努力也就越大[1]。以首席執行官（CEO）與高級管理人員之間的薪酬差距來衡量錦標賽激勵，已有文獻表明，能夠帶來更好的業績表現和公司價值的增加[2]。更進一步地，Kini and Williams （2012）[3]研究發現錦標賽激勵越高會導致高級管理人員風險承擔程度更大，也就是說，高級管理人員為增加晉升到首席執行官（CEO）職位的可能性更愿意冒險。
首席財務官（CFO）更有可能直接參與和影響公司稅收政策方面的決策并具體負責決策的執行。CFO是企業管理團隊的重要成員，以追求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為最高目標，具有財務管理、財務監督和財務決策等職能。研究表明，稅收激進是一種有風險的公司行為，利益與風險并存[4]。避稅的邊際收益包括稅收負擔的減少，因此會計盈余更高。而避稅的風險則包括受到稅務機關的懷疑而為避稅所不得不支付的罰款與罰金。因此，首席財務官（CFO）須謹慎權衡不同的稅收策略導致的收益與風險。鑒于此，本文主要分析首席財務官的錦標賽動機，基于錦標賽激勵考察CFO晉升對企業所采取的稅收策略的影響，是否會促使企業選用更加激進的稅收策略。
Kini and Williams（2012）[3]指出，參加錦標賽的高級管理人員，與缺乏錦標賽激勵狀態下相比，愿意承擔更大的項目風險并且選擇能夠與晉升相匹配的風險水平。因此，本文假設錦標賽激勵越高，首席財務官（CFO）追求的稅收政策會更加激進，由此導致更高的業績表現且伴隨有更大的晉升可能性。
我們以首席執行官（CEO）與首席財務官（CFO）的薪酬差距來度量以晉升為動機的錦標賽激勵。正如Kini and Williams（2012）[3]研究中提到的，這種度量方法作為公司錦標賽激勵的變量，首席財務官（CFO）如果獲得晉升錦標賽激勵將會獲得其作為高管薪酬的晉升。用整體賬面與實際稅負差異來度量風險避稅的程度。經驗證據表明首席財務官（CFO）錦標賽激勵越高，企業呈現出更高的稅收激進程度。
二、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1.錦標賽激勵
高級管理團隊由首席執行官（CEO）與若干低層級的管理者（如高級管理者）組成。CEO與其他高管人員享有基于公司產出或者業績方面的激勵，諸如股票期權和獎金計劃等[1-2]。高級管理者同樣面臨另一種激勵，也就是基于晉升的錦標賽激勵[2]。在分級別對待的錦標賽中，業績表現最好的高級管理人員更有可能晉升到更高的職位上（比如CEO職位），相伴而來的是更高的薪酬、津貼、地位等[1-2]。輸掉了比賽的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屈居人后[2]。
Lazear and Rosen （1981）[1]研究表明高級管理人員的努力程度隨著晉升獎勵的規模增加而增加。因此，公司可以提高晉升獎勵的規模，以此激勵公司高管人員的努力程度，比如，增大首席執行官（CEO）與其他高管人員的薪酬差距[3]。更進一步地，Kale et al. （2009）[2]通過度量首席執行官（CEO）與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反映錦標賽激勵，研究表明，錦標賽激勵程度與公司業績正相關。Kini and Williams （2012）[3]認為，錦標賽動機可以發揮類似股票期權激勵的效果，通過提供凸償付增加管理層冒險的激勵，CEO職位上的晉升近似于“實值期權”，具有期權特質的CEO職位晉升可以導致高級管理人員更大程度地冒險行為。
在研究高管的晉升激勵機制時，國內學者多考察公司中作為政府官員的高管職位升降，楊瑞龍等（2013）主要研究影響國企高管晉升的影響因素，劉青松和肖星（2013）主要考察公司業績及承擔社會責任的程度對高管變更的影響，張霖琳等（2015）主要考察國企高管職位晉升評價機制的執行效果。
2.公司稅收激進
傳統理論認為，企業的稅收激進策略使得財富由政府轉移到企業，公司稅收激進是一種有風險的活動，收益與成本并存。收益主要表現在：管理層參與稅收激進策略以此提高公司業績[5-6]，具體而言，稅收激進性降低了公司的稅負，增加了公司的現金流，財務報告中體現出更高的財務會計盈余[6]。 Graham et al.（2014）[6]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大多數上市公司愿意采用公司稅收策略以此提高每股盈余。
公司稅收激進行為也會導致一定的成本。首先，公司內部機構由于沒有遵守稅法的要求導致公司聲譽的受損[6-7]。正如Bankman （2004）指出，參與避稅的公司會被貼上“不合格的企業公民”的標簽。支持此觀點的Hanlon and Slemrod（2009）研究發現，公眾對公司稅收激進行為的評價會影響投資者對公司價值的評估。Graham et al.（2014）經過調查發現，公開上市的公司會將聲譽顧慮作為他們不愿參與激進的稅收策略的一個原因。其次，避稅行為被稅收征管部門發現所導致的貨幣性罰金的支付也會增加公司和管理層的成本。因此，企業的避稅程度是成本和收益相權衡的結果。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基于委托理論研究企業的避稅行為，Desai and Dharmapala（2006）研究發現，復雜的避稅交易容易導致經理人采取盈余操縱、關聯交易等C會主義行為。另外，稅收激進活動容易導致一系列問題發生，伍利娜和李蕙伶（2007）認為，公司的稅收激進程度使得盈余質量降低。劉行和葉康濤（2012）研究會計盈余與高管薪酬敏感性的關系，經驗證據表明稅收激進程度越高，高管薪酬的“粘性”越大。金鑫和雷光勇（2011）研究發現審計發揮的監督與治理功能可以有效地制約企業的稅收激進活動。
（二）研究假設
Kini and Williams （2012）[3]認為，在晉升為CEO的錦標賽中，每一位管理層會承擔風險更大的項目以此增加他晉升的可能性，相對于其他的競爭者，承擔的項目風險更大的高級管理人員越容易獲得更高的產出，因此被晉升的可能性也就更大[3]。綜上，相對于沒有錦標賽的激勵，所有高級管理人員都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
基于此，本文假設錦標賽激勵越高可能導致公司稅收激進程度的增加。然而，有些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稅收結果并未有重大影響。因此，在本文中，我們主要關注公司首席財務官（CFO）的錦標賽激勵，CFO是代表所有者利益，全面負責對企業的會計活動進行監督與管理的高層人員，顯然影響著公司稅收政策。在晉升激勵的高度刺激下，首席財務官（CFO）可能會采取一些冒險的稅收策略，據此產生明顯正向的業績結果，例如公司稅收負擔的降低、現金流的增加、公司報告期盈余的上升等。由此，我們得到了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1：首席財務官（CFO）以晉升為基礎的錦標賽激勵與公司稅收激進程度正相關。
支付與業績掛鉤的薪酬可以激勵高管，與業績相聯系的職工工資能激勵職工努力工作（Lazear and Rosen，1981）。實際上，在我國特殊制度背景下，國企高管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職業經理人，他們大多具有政府官員和職業經理人的雙重身份，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作為政府官員身份的傾向性更為強烈?；诖?，與作為職業經理人身份的高管不同，作為政府官員身份的高管具有追求政治上職位晉升的強烈動機。由于具有“準官員”性質的國企高管天然地擁有政治上職位晉升的強烈訴求，作為政治晉升中重要評判指標的業績，自然也就成為國企高管普遍追求的目標。當前條件下，國有企業存在薪酬管制與股權激勵流于形式，晉升錦標賽于是成為激勵國企高管的有效制度安排（劉青松等，2015）。因此，所有參與錦標賽的高級管理人員，相對于沒有錦標賽激勵的情況下，他們都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在晉升激勵的高度刺激下，國有企業首席財務官（CFO）可能會采取一些冒險的稅收策略，刺激企業的稅收激進活動。由此，我們得到了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說：
假說2：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CFO面臨以晉升為基礎的錦標賽激勵時，公司稅收激進程度更高。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上市公司年末所得稅率來自WIND數據庫，其他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在具體的樣本選擇過程中，我們按照如下程序篩選樣本：（1）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因為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報表結構與其他行業存在較大差異；（2）如果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不足，其所得稅費用并不能反映避稅行為，借鑒已有研究（吳聯生，2009）的做法，我們剔除了稅前利潤為負的樣本；（3）剔除了首席執行官（CEO）與首席財務官（CFO）薪酬差距為負的樣本；（4）剔除了有關實證變量存在數據缺失的觀測值。經過上述篩選，我們共獲得了5 444個公司―年觀測值。同時，為了降低數據極端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我們對模型中的相關連續變量在1%和99%水平上進行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定義
1.稅收激進程度
以往研究多使用有效稅率來度量公司稅收計劃的有效性，通常用所得稅支出與稅前利潤的比值來計算。更進一步地，Wilson（2008）使用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來度量稅收報告的激進性，Desai and Dharmapala（2006）分析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并以此度量稅收激進程度。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有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e，ETR）在數值上等于（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
（2）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Total Book-Tax Difference， BTD），即[利潤總額-（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年末所得稅率]/上一年資產總額。
（3）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Discretionary Total Book-Tax Difference， DD_BTD），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BTD即為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TACC是公司當年應計項目總額占上一年末資產總額的比例，即（凈利潤-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上年末資產總額；μi表示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中不隨時間變化的固定特征部分；εi，t 表示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中變動特征的部分；DD_BTD為μi與εi，t的二者之和。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越大，即BTD數值越大，表示公司稅收激進程度越大；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越大，即DD_BTD數值越大，表示公司稅收政策越激進；然而，有效稅率（ETR）越小，則表示公司稅收激進程度越大。
本文的主要實證結果采用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BTD）指標來衡量公司稅收政策的激進程度，在對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測試中，再使用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DD_BTD）來檢驗。
2.錦標賽激勵
與業績掛鉤的薪酬契約是企業用來緩解委托沖突、激勵高級管理人員努力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Jensen et al.，1976）。本文采用首席財務官（CFO）與首席執行官（CEO）的薪酬差距作為錦標賽激勵的替代變量，正如Kini and Williams（2012）所解釋的那樣，薪酬差距作為公司錦標賽激勵非常合理的替代變量，它簡單明了地反映如果被提拔到首席執行官（CEO）職位上所帶來的薪酬的增加。另外，本文所使用的薪酬數據均為貨幣薪酬。
3.其他變量
在控制變量上，借鑒已有研究（Rego and Wilson，2012；金鑫和雷光勇，2011），我們控制了以下因素的影響：公司規模SIZE；公司財務杠桿LEV；公司成長性TobinQ；使用修正的瓊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計算操控性應計的絕對值Absda_mj；總資產報酬率（ROA）；公司固定資產凈額占總資產的比值PPE；公司無形資產凈額占總資產的比值INTANG。另外，加入年度啞變量與行業啞變量，來控制年度與行業固定效應。變量定義情況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計
本文從兩個層面考察錦標賽激勵如何影響公司稅收激進程度：一是基于全部樣本檢測錦標賽激勵越大，即 CFO與CEO之間的薪酬差距越大是否會導致公司稅收激進程度越大；二是對樣本按照最終控制人性質分類，重點關注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薪酬差距對公司稅收激進程度的影響。我們構建了如下兩個基本計量模型：
兩個基本模型的因變量都為TAX，作為稅收激進程度的替代變量?；诜€健性的考慮，本文同時采用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BTD）和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DD_BTD）來度量公司稅收政策的激進程度。為了弱化高管薪酬與公司稅收政策之間內生性的影響，我們借鑒Kini and Williams （2012）的研究方法，使用首席財務官（CFO）與首席執行官（CEO）滯后一期的薪酬差距（PayGap）作為錦標賽激勵的替代變量。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列示了本文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兩個稅收激進度指標，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的差異（BTD）和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DD_BTD）的均值分別為0074和0074，差別不大，說明作為度量公司稅收政策激進性的替代變量二者具有較好的一致性。標準差分別為0064和0062，說明這兩個指標在樣本公司間并不存在較大差異。作為度量錦標賽激勵的替代指標，PayGap的均值為12024，表明公司首席財務官（CFO）與首席執行官（CEO）的平均薪酬差距為12024萬元。此外，大約33%的公司屬于國有企業。
（二）相關性分析
表3報告了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別為Pearson與Spearman相關系數。兩個度量稅收激進程度指標的相關系數約為09，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這二者具有較好的一致性。錦標賽激勵的替代變量薪酬差距PayGap與BTD及DD_BTD的相關系數均為正，且至少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影響時，CFO與CEO薪酬差距越大的公司稅收激進程度越高，符合假說1的預期。
（三）回歸分析
表4報告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表4的第1列暫未放入交互變量，列示了薪酬差距對稅收激進程度的回歸結果。回歸結果顯示，PayGap的系數顯著為正（0029，p
從控制變量上看，公司財務杠桿LEV的系數顯著為正，因為有息負債具有稅盾效應，財務杠桿越高，節稅效應越明顯，故LEV與稅收激進程度正相關；獎勵計劃將誘導出公司管理層采用增加盈余的會計政策，那么管理層將有動機通過諸如遞延收入、加速資產減值等手段，來進一步降低利潤，即所謂的“洗大澡”（take a big bath），這種策略將有助于提高來年的利潤從而更容易達到給付獎金的約定水平。因此管理層實施盈余管理的動機越強，公司的稅收政策越激進，Absda_mj的系數顯著為正。公司的成長性越高，對資金需求越強烈，避稅動機就越強，因此公司成L性與稅收激進程度正相關，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無形資產比例越高，研究階段的支出計入期間費用越多，可以更好的避稅，因此INTANG的系數顯著為正。
綜上，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薪酬差距與稅收激進程度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隨著錦標賽激勵的提高，稅收激進程度增加。假說1得到支持。
表4第2列加入了交互變量。回歸結果顯示，PayGap×STATE的系數顯著為正（0030，p
五、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進行了如下檢驗：用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DD_BTD）作為度量稅收激進程度的替代變量，重新檢驗本文假說。會計賬面與實際稅負當中操控性的差異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企業避稅行為越激進。我們對模型（1）和模型（2）采用新的稅收激進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六、研究結論
如何激勵管理層努力工作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內容。已有的經驗證據表明錦標賽激勵會促使管理層采取更加冒險的行為以最大的概率實現職位的晉升。本文檢驗了首席財務官（CFO）的晉升錦標賽激勵與公司稅收激進程度之間的關系，研究證據表明，CFO被給予的錦標賽激勵越大，公司的稅收激進程度越大。進一步地，本文對上市公司按照最終控制人性質分類，重點關注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錦標賽激勵對公司稅收激進程度的影響，經驗證據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錦標賽激勵越大對稅收激進程度關聯效應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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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FO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MA Xiao-min， QI Huai-jin
（School of Accountanc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關鍵詞】 營改增； 稅收遵從； 交通運輸業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14-0071-04
一、引言
2011年，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方案，從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2012年8月1日起，國務院將交通運輸業及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擴大至10省市，2013年8月1日將試點推廣至全國。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0月31日，“營改增”已累計減稅3 276億元，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交通運輸企業支出中人員工資、燃油費用、路橋通行費等無法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導致“營改增”后實際稅負不降反增，客觀上產生了稅賦不公的現象。
稅收遵從客觀上是衡量國家稅收是否公平的標準之一，由稅賦不公導致稅收不遵從的問題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本文從我國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營改增”前后各稅種稅負率入手，結合交通運輸行業的特點，考察其稅收遵從的影響因素，為稅收征管實踐提供數據參考。
二、文獻回顧
西方稅收遵從的研究起源于經濟學理論中的預期效用論，Allingham & Sandmo（1972）運用A-S模型研究所得稅的逃稅行為，并確立了稅收遵從的學術理論研究地位，之后對稅收遵從的研究逐漸分化為三個理論：震懾理論、契約理論和前景理論（劉華等，2009）。近年來，對稅收遵從與盈余管理的相關性研究逐漸興起，如Haw等（2004）研究得出，稅收遵從度的提高會降低企業內部盈余管理的水平。國內學者對稅收遵從的研究同樣起源于A-S模型，袁國良（1995）在西方學者的A-S模型上建立了個人所得稅逃稅模型，并根據模型提出了治理個人所得稅逃稅的對策建議；劉芳、陳平路（2004）通過分析A-S模型，運用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稅率、稽查率、懲罰率以及心理成本、社會成本對逃稅的影響。近幾年，針對稅收遵從的實證研究日益興起，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基于調查數據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如劉振彪（2010）通過300份納稅企業的調查問卷，實證分析了稅制、稅率、信息非對稱、稅收征管及人們公平感覺等因素對稅收遵從的影響；陳金寶、陸坤（2010）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通過定量分析方法對北京市企業稅收遵從意識進行了測算，并對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二是基于財務報表數據的實證研究，如戴德明（2006）從會計―稅收差異角度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會計―稅收差異與盈余管理水平有著明顯的相關關系；米旭明、黃黎明（2012）在所得稅征管改革的背景之下，通過會計―稅收差異，研究了我國東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區征管差異、稅收遵從與公司價值之間的相關關系。
從國內外的研究動態可以發現：首先，對稅收遵從的研究均始于經濟學的預期效用模型，并逐步向實證研究方向發展；其次，我國學者對稅收遵從的研究伴隨著稅制改革的身影，如2009年的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以及企業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等；最后，我國流轉稅稅制改革（營改增）與稅收遵從相關關系沒有得到研究。
三、研究設計
本文主要考察“營改增”與公司稅收遵從之間的關系。“營改增”主要通過“營改增”實際月份數、增值稅實際稅率、營業稅實際稅率及所得稅實際稅率四個變量進行衡量，而稅收遵從則通過公司避稅程度進行衡量。
本文擬采取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考察上述關系：
TAXAV=？琢 + ？茁1Change + ？茁2Rvat + ？茁3Rbt + ？茁4？駐Rit +
？茁5Rota+？茁6InAsset+？茁7Dar+？茁8Naps+σ （1）
1.TAXAV為稅收遵從，當公司避稅程度較高時，稅收遵從程度較低；當公司避稅程度較低時，稅收遵從程度高，主要通過公式（2）、（3）、（4）計算得出。
BTD=Ys-Yt （2）
BTDi=？琢+？茁TAi+？啄 （3）
TAXAVi=■ （4）
BTD為稅會差異，表示稅前利潤總額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異；Ys為稅前利潤總額，通過利潤表取得數據；Yt為應納稅所得額，計算公式為：
Yt=■
數據均可以通過財務報表獲取（適用所得稅稅率采用母公司適用所得稅稅率計算）。TAi為總應計利潤，本文采用葉康濤（2007）的計算模型，通過資產負債表來計算總應計利潤，具體公式如下：
TAi=？駐Asseti-？駐LIABi-？駐CASHi （5）
其中，？駐Asseti表示年度資產變化額，？駐LIABi表示年度負債變化額，？駐CASHi表示年度庫存現金變化額，均由第t年資產負債表數據減去第t-1年數據計算得出。？駐TAXAVi為公司避稅程度變量，通過公式（2）、（3）、（4）計算得出。Asseti為公司期初總資產，通過資產負債表獲取數據。
2.Change為“營改增”月份數占比，主要考察“營改增”時間與稅收遵從之間的關系。
3.Rvat為增值稅實際稅率，通過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及附注得出，具體計算方法是：
[（■或■）-實際繳納的營業稅-實際繳納的消費稅]÷營業收入（城市建設維護稅有1%、3%、7%三檔稅率，當上市公司該稅率出現兩檔或者三檔時，則用教育費附加進行計算，以保證結果的準確性）。
4.Rbt為營業稅實際稅率，通過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及附注得出，具體計算方法是：■。
5.Rit為所得稅實際稅率，通過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及附注得出，具體計算方法是：
■
此外，將總資產報酬率（Roat）、期末總資產的對數值（InAsset）、資產負債率（Dar）以及每股凈資產（Naps）四個控制變量加入回歸方程，主要是因為Wilson（2007）認為公司實際盈利情況與避稅程度存在相關關系以及米旭明、黃黎明（2012）認為公司資產規模的對數值可以控制可能的規模效應。具體變量名稱、含義見表1。
四、樣本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使用2010―2013年度滬深A股中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選取了道路運輸業等5個二級科目上市公司數據進行研究。在樣本選擇上，為了使回歸結果真實、有效，作如下技術處理：剔除了ST及*ST的公司；剔除了城建稅與營業稅明顯不配比的公司；剔除了數據缺失的公司。若城建稅出現多檔稅率，則通過教育費附加計算。同時，由于“營改增”2012年1月1日開始試點，2013年8月1日在全國推廣，部分稅項數據僅在年報附注中體現，本文使用2010―2013年度年報數據為樣本，最后選取了55個公司樣本，220個年度樣本。所選取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銳思數據庫，使用SPSS19.0進行實證研究分析。
（二）描述性統計
由表2和表3可以直觀看到，增值稅實際稅率與稅收遵從存在正相關關系，2012年和2013年由于受到“營改增”的影響，營業稅實際稅率與增值稅實際稅率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所得稅實際稅率一直維持在6%左右，與上述三者并不存在相關關系。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回歸結果
根據表4、表5和表6可得到可決系數R2、F統計值和p值。其中可決系數R2為0.772，說明所有自變量可以解釋因變量稅收遵從77.2%的變動，該方程的解釋能力較強；F統計值為93.86，說明方程整體上看線性關系顯著；自變量所得稅實際稅率和資產負債率的t檢驗值低于臨界值1.65，其余變量均通過了t統計檢驗，因此需要對上述兩變量進一步分析。
（二）共線性分析
通過對自變量進行共線性檢驗，如表7可以看出，各自變量容差均小于1且VIF均大于1，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可以根據t檢驗結果，認定所得稅實際稅率和資產負債率兩個自變量與因變量稅收遵從無相關關系，在回歸方程中剔除。
最終可以得出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為：
TAXAV = 0.568Change +
0.15Rvat - 0.084Rbt + 0.086Rota + 0.448InAsset +0.078Naps
（三）結果分析
由上述回歸方程可以看出，營業稅實際稅率與稅收遵從呈負相關，主要原因是營業稅重復征稅所致；營改增實際月份數、增值稅實際稅率以及控制變量（剔除資產負債率后）均與稅收遵從呈正相關關系，這說明，“營改增”的確使稅收遵從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消除了重復征稅，并且前后鏈條抵扣的方式使得稅務機關進行稅務檢查時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倒逼企業核算方式更加科學、透明，更加遵從稅法與稅收原則。同時，控制變量與稅收遵從呈正相關也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解釋：（1）總資產報酬率是評價運用全部資產的總體獲利能力，是評價資產運營效益的重要指標，說明獲利能力越高的企業對于稅收政策法規的遵從度越高；（2）期末總資產是指擁有或控制的、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全部資產，衡量的是企業的規模，說明企業規模越大，財務核算越健全，稅收遵從度也相對越高；（3）一般而言，每股凈資產值越大，表明公司每股股票代表的財富越雄厚，通常創造利潤的能力和抵御外來因素影響的能力越強，說明盈利能力和防范風險能力越強，稅收遵從度也就越高。
六、對策建議
本文從2010―2013年度55家涉及“營改增”的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入手，考察了交通運輸業的實際稅負及稅收遵從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1）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流轉稅稅負（營業稅和增值稅合計）約為3.5%，隨著“營改增”的推進，實際稅負率并沒有顯著提高；（2）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的所得稅稅負較高，達到了6%左右，受“營改增”的影響也不大；（3）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的稅收遵從與“營改增”、增值稅稅負、總資產報酬率、期末總資產、每股凈資產呈正相關關系，與營業稅稅負呈負相關關系。
從實證結果來看，“營改增”、增值稅稅負和期末總資產對交通運輸業上市公司的稅收遵從影響最大，當“營改增”、增值稅稅負和期末總資產對數值分別增加1%時，稅收遵從相應增加0.568%、0.15%和0.448%，說明在現有條件下，大力推進“營改增”，釋放更多財稅體制改革的“紅利”，是提高廣大納稅人稅收遵從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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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可使稅收管理更具效率性和針對性。
稅收風險管理通過科學規范的風險識別、風險預警、風險評估和風險控制(應對和處理)等手段，對納稅人不能或不愿依法準確納稅而造成稅款流失進行確認并實施有效控制。稅收行業管理主要通過建立行業稅收管理制度、行業稅收分析、行業評估模型等管理措施，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進行歸類和分析，揭示同行業、同一稅種稅負的彈性區間和行業稅收管理特征規律，以期達到控制行業稅負，防止偷騙稅行為發生，防范稅收風險的目的。因此，兩者的目的是殊途同歸，目標一致。將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有機結合，應用到實際稅收征管實踐中，可使稅收管理目標更具針對性和效率性。
2、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可使稅收管理更具透明性和公平性。
公平理論從心理學理論研究的角度主要著眼于公平感，而不是絕對的公平。公平感由三維構成：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動公平。分配公平指對資源結果的公平感受；程序公平則更強調分配資源時使用的程序、過程的公平性；互動公平關注的是執行程序中人際處理方式的重要性，即包括人際公平和信息公平。廣大納稅人特別是跨國公司、集團公司、上市公司等骨干、重點企業，通常對稅收政策和稅收征管的程序、辦稅事項的流程、環節等希望稅務機關在日常稅收征管和服務中更加公平、透明、高效。除稅收制度上的公平透明對待外，納稅人要求的公平、透明還包括對稅法采取不同態度的納稅人，如對依法納稅的企業、操作性失誤的企業、籌劃性遵從的企業和惡意偷漏稅企業進行分門別類的甄別，區劃對待，稅務機關采取相應的應對管理措施，進行必要的鼓勵和糾正。這樣更能創造一個公平、透明的稅收執法環境和納稅人公平競爭的稅收環境。
3、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可使稅收管理更具互補性和協作性。
風險管理的核心環節是風險預警和風險控制。行業管理的核心內容是同行業同稅種稅負彈性區間。兩者的共性特征是整合分析納稅人各種涉稅申報數據指標，包括各項銷售收入指標，各項財務分析指標、投入產出指標、物耗、能耗指標等動態、靜態指標，利用稅務機關構建的信息管理平臺，通過一定的數理模型來計算、分析、預測和評價一個企業的各項指標是否符合或背離正常的指標體系，判斷和分析企業可能存在的稅收風險，并為納稅評估、檢查、審計、反避稅等提供案源和線索。為此，將稅收風險管理和行業管理有機結合，更能體現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監控管理的互補性和協同性，同時，也符合“兩個減負”的根本要求和稅源管理聯動運行機制的根本宗旨。
4、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可使納稅人更具稅法遵從性，納稅服務更具普惠性。
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一般可概括為自覺性遵從、籌劃性遵從和對抗性遵從。從這幾年的稅收實際工作來看，廣大納稅人隨著納稅意識的不斷提高，稅收宣傳和稅收征管力度的不斷增強，考慮到自身的企業發展和社會責任以及稅收風險帶來的稅收成本等因素，往往選擇自覺性遵從和籌劃性遵從的納稅人越來越多。但采取對抗性遵從的納稅人還有一定的比例，偷、騙稅等違法行為還時有發生。因此對于依法遵從度高的企業，授予a級信譽等級，提供綠色通道服務，在辦理有關優惠政策審批、發票增量擴版等方面，應給予更為便捷的鼓勵和扶持。對于采取對抗性遵從的納稅人，則應給予強有力的監管和打擊。但不管是對稅法遵從度高的企業，還是遵從度低的企業，納稅服務的普惠性原則必須堅持，政策引導和查漏糾錯必須并舉。在日管中，更應體現對存在稅收風險的企業，通過及時預警提醒，下達管理建議書、限期改正通知書等管理措施規范稅收征管，提高稅法遵從度，規避征納雙方稅收風險。而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可促使納稅人增強納稅意識，提高對稅法的遵從性，納稅服務的普惠性。
二、實現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的有效途徑
1、建立稅收風險管理和行業管理相結合的長效管理機制。
首先要從市局到分局到科建立起在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目標要求下的專業化管理體制。根據不同的稅種，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經濟類型進行分門別類的監控和指導?；鶎佣悇詹块T根據上級的要求和工作目標，形成稅收風險管理和行業管理相結合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走勢，對同類型、同稅種、同行業的企業的全面納稅情況、稅負狀況和稅收風
傳奇小法師絕世游戲籃球，風云再起的歲月高中籃球風云一劍驚仙重生之官道險隱患特征特性進行歸類、剖析、評價、整改，探索行業管理和風險管理相結合的新路子、新方法、新措施。其次，要在現有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上進行整合和創新。目前無錫市局在跨國公司稅收風險管理、流轉稅行業分析、所得稅行業管理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制度管理基礎和管理實踐，要將現有的管理制度進行有機整合再創新，形成符合無錫工作實際、基層工作實踐的長效管理制度體系。第三，要將長遠目標和近期工作統籌安排，既能體現階段性工作措施和成效，又能展示長遠的工作目標和任務，引領工作方向。
2、構建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的信息化管理平臺。
結合無錫國稅現有的跨國公司稅收管理信息系統、無錫國稅行業管理系統(行業評估模型)、企業所得稅管理平臺、涉外企業所得稅管理系統的應用情況，逐步構建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的信息化管理統一平臺?？煞秩阶邅韺崿F這一目標。第一步，充實、完善跨國公司稅收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和無錫國稅行業管理系統，設計科學、合理的符合無錫經濟行業特點的預警監控指標和行業稅負區間值，實施實時重點監控。第二步，隨著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稅制的統一，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管理平臺進行歸并整合成一個管理系統平臺，這樣既有利于管理的統一性，又能為明年的匯繳工作奠定基礎，同時為開展所得稅行業管理鋪平道路。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將現有的跨國公司管理信息系統和無錫國稅行業管理系統進行歸并整合，優勢互補，建立既體現風險管理特征又展示行業管理特性的行業風險管理模型，全面提升稅收管理水平。第三步，在實踐條件成熟的基礎上，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管理平臺，融入風險管理特征與行業管理特性的行業風險管理系統再進行大整合、大調整，全面形成對各稅種、各行業、全方位、有重點的稅源稅基監控系統
3、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的實例分析、應用推廣。
其實，無錫市國稅系統在這幾年實施稅收風險管理與行業管理的應用實踐中，已積累了不少經驗和實例，如江陰三分局的毛紡化纖、紡織行業評估模型、宜興局鑄鋼用廢行業風險模型管理、無錫市局的涉外稅務審計行業指南、市局稽查局的行業檢查指南、跨國公司稅收管理信息系統中稅源監控與風險管理模塊以及流轉稅行業分析系統等，基層稅務機關在應用這些模型、指南、系統過程中，則是各側重點反映的效果和程度不同，但最終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加強稅源稅基監控力度，減少和防范稅收風險。因此，我們要在稅收征管實踐中，不斷總結和提練實施風險管理與行業相結合的、形成管理合力和效應的實例，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網上交流、演示剖析、點評講解、推廣應用，使整體稅收管理水平得以提升。
關鍵詞：資產管理公司；角色轉變；稅收風險；應對方法
一、新形勢下資產管理公司的角色轉變
1999年，東方、信達、華融、長城四大AMC在國務院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相繼成立，并規定存續期為10年，分別負責收購、管理、處置相對應的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所剝離的不良資產。1999年至2000年，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先后收購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使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次性下降近10 個百分點。截至2006年一季度末，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累計處置不良資產8663.4億元，其中現金回收1805.6億元。到2009年，10年的存續時間已經到期，資產管理公司必須進行業務改革，對自己的角色進行轉變，按照財政部的思路，AMC商業化轉型將分幾步走，首先是政策性不良資產與商業性不良資產的清分，然后是財務重組.股改.上市。按照財政部的思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信達已經完成股改，其他三家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改工作也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從此，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政策性公司進入到市場的大潮中，按照商業化的模式進行獨立經營。
二、資產管理公司面臨的稅收挑戰
1、資產管理公司以往的稅收模式
在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時，國有四大管理公司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處置相應銀行的不良資產而設立，所以其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執行的文件為：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中國信達等4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1]10號。主要內容為：
（1）對資產公司接受相關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借款方以貨物、不動產、無形資產、有價證券和票據等抵充貸款本息的，免征資產公司銷售轉讓該貨物、不動產、無形資產、有價證券、票據以及利用該貨物、不動產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應繳納的增值稅、營業稅。
（2）對資產公司接受相關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營業稅。
（3）對資產公司接受相關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借款方以土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抵充貸款本息的，免征承受土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應繳納的契稅。
（4）對資產公司成立時設立的資金賬簿免征印花稅。對資產公司收購、承接和處置不良資產，免征購銷合同和產權轉移書據應繳納的印花稅。對涉及資產公司資產管理范圍內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權持有人變更的事項，免征印花稅參照《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上市公司國有股權無償轉讓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9]124號）的有關規定執行。
（5）對各公司回收的房地產在未處置前的閑置期間，免征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對資產公司轉讓房地產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稅。
（6）資產公司所屬的投資咨詢類公司，為本公司承接、收購、處置不良資產而提供資產、項目評估和審計服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
從以上政策可以看出，國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稅收上出資政策性資產享受免稅的優惠，同時，由于在處置資產時，一般均為虧損，所以一般也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
2、新形勢下資產管理公司的稅收模式轉換
在資產管理公司存續10年中，其核心業務逐漸從處理對口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即政策性業務轉換到收購在同等市場條件下對各個商業銀行通過市場模式進行商業化操作收購，到現在，資產管理公司對成立初的政策性資產處理基本進行完畢，對商業化運作的模式一直在探討中，同時，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2010年開始，逐漸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革，到現在，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已經完成了股份制改革，而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的股份制改革也在逐漸進行中，同時，四大管理公司在股改后的幾年內醞釀上市，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管理公司從政策性資產運作到商業化資產運作過程中稅收問題就會逐漸凸顯出來，即從以前的免稅模式下進入到全面按照中國現行稅法繳納相關稅費。
3、資產管理公司在現階段面臨的稅收風險分析
現階段，由于資產管理公司的員工缺乏稅收法律和稅收法規的相關知識，對稅收法規和稅收相關法律不了解，主要面臨以下風險：
（1）公司內部人員對稅法知識模糊，納稅意識淡?。河捎陂L時間享受國家的免稅政策，從而導致公司的員工對稅收的政策法規知識不了解、不關注，使得公司員工對依法納稅的觀念比較淡薄，從而在意識形態中形成少繳稅、不交稅的風險。
（2）公司的日常經營決策和日常經營活動沒有考慮稅收因素的影響：由于沒有很好的納稅意識，從而導致公司在日常經營決策和日常經營活動中不考慮或者很少考慮稅收法律法規的影響，增加了公司在日常業務中無意識的偷漏稅風險。
（3）在日常會計處理工作中缺乏對稅務事項是否符合相關會計制度或準則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控制：長期以來，資產管理公司由于一直享受國家的免稅政策，使得公司在制定財務制度及相關文件中，缺乏對稅務風險的認識，從而導致在財務處理上沒有考慮或者不全面考慮相關的納稅事項，從而導致偷稅、漏稅的風險。
（4）納稅申報和稅款繳納不能很好的符合稅法規定：在日常納稅申報和稅款繳納過程中，由于對稅收法律的法規不明白、不知曉，從而導致在稅收申報和稅款繳納過程中，沒有很好的遵守相關稅收法律法規的規定，造成少交稅款、不交稅款、延遲繳納稅款的問題，從而可能引起企業支付相應的稅收罰款及滯納金的風險。
（5）公司在日常的稅務登記、賬簿憑證管理、稅務檔案管理以及稅務資料的準備和報備等涉稅事項不能很好的符合稅法規定：按照稅收法律及稅收法規的相關要求，公司應該對日常的稅務登記、賬簿憑證、稅務檔案以及稅務資料進行合理的準備和報備，但是由于公司的內在原因，不能對以上資料很好的管理，從而引起相應的稅收風險。
（6）在公司的日?？刂浦校瑳]有建立行之有效的稅務控制，導致出現稅務風險后不能很快的發現、識別，從而導致相應的稅收風險。
三、資產管理公司在商業模式下的稅收風險應對
鑒于資產管理公司在現階段存在著以上諸多稅收風險因素，所以資產管理公司在以后的工作中應該很好的應對、規避相應的稅收風險，從而達到企業的經營目的。
1、在資產管理公司的稅收風險應對過程中，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建立完善的稅務風險管理組織
資產管理公司在日常工作中，應該建立完善的稅務風險管理組織，該組織應該具有以下機構：
（1）、在資產管理總部設立專門稅務風險管理部門，該部門隸屬于財務部，負責全公司的稅務風險管理工作，并對財務部總經理負責。在全國的分公司中設立稅務風險管理崗位，并對該分公司的財務部負責。
（2）、稅務風險管理部門應該具有以下職責及功能：建立企業稅務風險管理制度和其他涉稅規章制度；對日常工作進行管理，進行稅務風險分析，指導和監督有關職能部門開展稅務風險管理工作；建立稅務風險管理的信息和溝通機制；組織稅務培訓，并向本企業其他部門提供稅務咨詢；承擔相關職能部門開展納稅申報、稅款繳納、賬簿憑證和其他涉稅資料的準備和保管工作；企業應建立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確保稅務管理的不相容崗位相互分離、制約和監督。
2、資產公司對稅務風險的識別和評估：
企業應全面、系統、持續地收集內部和外部相關信息，結合實際情況，通過風險識別、風險分析、風險評價等步驟，查找企業經營活動及其業務流程中的稅務風險，分析和描述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條件，評價風險對企業實現稅務管理目標的影響程度，從而確定風險管理的優先順序和策略。企業應結合自身稅務風險管理機制和實際經營情況，重點識別下列稅務風險因素：董事會、監事會等企業治理層以及管理層的稅收遵從意識和對待稅務風險的態度；涉稅員工的職業操守和專業勝任能力；組織機構、經營方式和業務流程；技術投入和信息技術的運用；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現金流情況；相關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和執行；經濟形勢、產業政策、市場競爭及行業慣例；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等。
3、資產公司的稅務風險控制活動
資產管理公司根據稅務風險識別和評估的結果，在成本效益原則的指導下，對稅務風險建立合理的控制機制，全面的建立預防性控制和發現性控制機制，在內部結構和企業經營狀況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候，應該轉變稅務控制機制，必要時可以請外部專家及稅務機關的幫助，企業稅務部門應參與企業日常和重大業務的流程，從源頭控制稅務風險。完善納稅申報表編制、復核和審批、以及稅款繳納的程序，明確相關的職責和權限，保證納稅申報和稅款繳納符合稅法規定，企業應對于發生頻率較高的稅務風險建立監控機制，評估其累計影響，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4、資產管理公司的稅務信息與溝通。
企業應建立稅務風險管理的信息與溝通制度，明確稅務相關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傳遞程序，確保企業稅務部門內部、企業稅務部門與其他部門、企業稅務部門與董事會、監事會等企業治理層以及管理層的溝通和反饋，確保與外部如中介機構及稅務部門的及時溝通，發現問題應及時報告并采取應對措施。將稅務申報納入企業計算機控制系統，建立稅收申報日歷，確保在稅收申報期內納稅申報各項稅收，如果沒有及時申報，申報系統應該及時提醒。
5、內部監督
企業應該定期對稅務風險管理制度進行評價和完善，通過對整個業務流程的監管，從而達到將稅務風險降低到企業可控的層面上來。
四、資產管理公司對稅務風險管理的主要工具
企業有了很好的風險防控系統，但是沒有很好的風險防控的方法工具也會產生重大的問題，常用的風險防控的主要工具有：
1、風險承擔策略：主要是指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不重大或者未識別出來的風險進行風險承擔。
2、風險規避策略：主要是指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識別出來的重大風險作出回避、停止和退出的策略，避免成為風險的所有人。
3、風險轉移策略：主要是指資產管理公司將風險通過合同或者服務保證書或者風險證券化的方式將企業面臨的風險轉移給別人，從而來規避企業的風險。
4、風險對沖策略：是指企業通過各種手段，引入多個風險因素或者多個風險，使得這些風險能夠相互對沖。例如利用期貨進行套期保值。
案例
C公司系A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系一上市公司,該公司計劃2008年度收購母公司持有的與其生產經營密切相關的其他子公司(以下簡稱目標公司)的股權,為達到這一目的,A公司根據券商及律師的建議,2007年對目標公司D公司、E公司的股權結構進行清理,以下是清理前后的股權結構:
清理前的股權結構:
在股權清理過程中,子公司F公司將其持有的對E公司的25%的股權以5 000萬元的價格賣給母公司A公司,投資成本為2 500萬元,股權轉讓時清點E公司的凈資產金額1.8億元,其中實收資本1億元,盈余公積1 600萬元,未分配利潤6 400萬元;子公司E公司將其持有的對D公司的20%的股權以3 300萬元賣給母公司A公司,投資成本為2 000萬元,股權轉讓時點D公司的凈資產金額1.5億元,其中實收資本1億元,盈余公積800萬元,未分配利潤4 000萬元。
清理后的股權結構:
稅收籌劃的考慮
對企業股權轉讓行為進行稅收籌劃,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正確地劃分股息所得和股權轉讓所得及其不同的計稅方法。在相關的稅法規定中,企業的股息所得應繳納的稅款可以扣除被投資企業已經繳納的稅款;而股權轉讓所得則是按轉讓收入減去投資成本的差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這種不同的計稅方法使股權轉讓行為有了一定的籌劃空間。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股權轉讓有關所得稅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稅函[2004]390號)規定:“1.企業在一般的股權(包括轉讓股票和股份)買賣中,應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有關規定執行。股權轉讓人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或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股權轉讓所得,不得確認為股息性質的所得。2.企業進行清算或轉讓全資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業時,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為避免對稅后利潤重復征稅,影響企業改組活動,在計算投資方的股權轉讓所得時,允許從轉讓收入中減除上述股息性質的所得。”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對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的概念規定:“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是指企業因收回、轉讓或清算處置股權投資的收入減除股權投資成本后的余額。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應并入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
未作稅收籌劃時F、E公司因股權轉讓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如下(假定D、E、F三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33%):
F公司:(5 000-2 500)×33%=825萬元
E公司:(3 300-2 000)×33%=429萬元
F、E公司扣除稅收后的股權轉讓凈收益分別1 675萬元、871萬元
由于D、E公司均屬集團內的子公司,A公司完全可以決定D、E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在股權轉讓前對所有利潤進行分配,股權轉讓價格以原轉讓價格扣除分配后的利潤計算,則F、E公司因股權轉讓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如下(假定D、E、F三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33%):
F公司:
股權轉讓價格為=5 000-6 400×25%=3 400萬元
應繳所得稅=(股權轉讓價格-投資成本)×適用所得稅稅率=(3 400-2 500)×33%=297萬元
E公司:
股權轉讓價格為=3 300-4 000×20%=2 500
應繳所得稅=(股權轉讓價格-投資成本)×適用所得稅稅率=(2 500-2 000)×33%=165萬元
F、E公司扣除稅收后的股權轉讓凈收益與現金股利收益之和分別為2 203(現金股利1 600 +股權轉讓收益900-股權轉讓應繳所得稅297)萬元、1 135(現金股利800+股權轉讓收益500-股權轉讓應繳所得稅165)萬元
F、E公司稅收籌劃的利益分別為528(2 203-1 675)萬元、264(1 135-871)萬元。
關鍵詞：財務責權 籌劃 分析
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要求企業越來越重視財務工作，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發展，財務工作在企業越來越占有核心價值地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務管理需要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企業的發展需要，時代要求財務人員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甚至決策的呼聲日益高漲，而財務不能僅僅立足于事后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成本，財務應更多立足于企業發展的未來，為企業獻謀獻策。
一、相關責權
公司領導權利：對財務部相關人員（包括財務部負責人）相關創新成果帶來經濟效益有最終嘉獎決定表決權。
人力資源部：對財務部相關人員（包括財務部負責人）相關創新成果帶來的經濟效益有審定的權利。
財務負責人：對自身或帶領團隊創新帶來的經濟效益有向人資申報及接受相關嘉獎的權利；對財務部內員工形成的創新成果有審核的權利，對合符要求并帶來經濟價值的創新成果有權向人力資源部提出申請請求審定。
財務部員工：對自身或團隊的創新成果有申報及接受相關嘉獎的權利。
二、財務價值創造
（一）稅金籌劃
1 增值稅管理籌劃
1）原則：為增加增值稅進項稅抵扣額，業務經辦人員能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盡量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2） 業務經辦人員對能取得增值稅進項稅專用發票的須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財務部相關核算人員對應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但第一次未取得的可酌情進行報銷，但累計超過兩次（包括兩次）對同類型業務未取得增值稅專用的核算人員可不予以報銷。對于2000元以下該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而未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財務部應根據情況酌情判斷予以辦理。
2）財務部稅務人員應定期對相關增值稅政策進行查詢跟蹤，對涉及公司有利的增值稅政策應及時提出并征得財務部負責人同意后實施。
2 企業所得稅管理籌劃
1）財務部稅務人員在企業所得稅非免稅期間應加強鑒定企業所得稅納稅調整項目工作，盡量減少應納稅企業所得額，同時跟蹤并爭取相關減（抵）免稅額政策，從而減少企業所得稅，降低公司成本開支。
2）財務部稅務人員應定期跟蹤相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對涉及公司有利的企業所得稅政策應及時提出并征得財務部負責人同意后實施。
3 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資源稅、耕地占用稅管理、土地補償款、移民款的籌劃
1）公司移民部、計劃供應部、財務部應加強公司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補償款、移民款相關占用面積及稅率的核定，對于稅法規定的免稅面積要及時向相關政府機構或相關經濟責任人爭取。
2） 公司工程部、計劃供應部、財務部應加強公司資源稅稅目及數量的核定，及時跟蹤國家相關法律文件，對部分減免資源稅的法律文件應及時提出并實施，盡量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減少公司資源稅的繳納金額。
3）公司財務部應會同相關責任部門對相關房屋、廠房房產稅的核定，跟蹤國家相關法律文件，積極爭取在合法的基礎上降低相關房產稅稅費。具體包括：計征依據、扣除比例、計算起始日、申報時間限制等。
4 個人所得稅管理籌劃
1）公司人資部應保證年度社保及住房公積金繳納不超過相關國家繳納標準規定，財務部有義務審核相關社保及住房公積金繳納比例的合法、合規性。
2） 公司人資部應會同財務部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盡量減少員工個人所得稅繳納金額，盡量降低員工的個人所得稅稅負。
3） 公司財務部應每年及時向稅務機關申請個人所得稅稅收返還。
5 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爭取
1）公司行業性質及地理位置決定，公司享有西部大開發政策及電力行業三免三減半稅收優惠政策。除此之外，公司財務部稅務人員及其其他相關人員應積極跟蹤了解國家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減少公司稅負。
6 公司稅負與公司經營相結合的籌劃
公司稅負與公司經營的結合主要指的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與企業本年凈利潤及資金安排的關系，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公司以前年度未彌補虧損影響當期及以后期間凈利潤的籌劃。
2）公司固定資產、工程物資購進的所涉本月增值稅進項稅抵扣與本月電力銷售收入增值稅銷項稅之差若為增值稅銷項稅額，這部分金額的納稅申報是否影響近期資金需要量需要考慮。
3）公司所購大型固定資產及組合資產折舊年限、折舊方法與本年凈利潤關系確認。
4）公司企業所得稅影響公司凈利潤，進而影響上級公司下達給公司的全年利潤目標。
5）公司大型資產或短期大量資產報廢后處置的時間及金額對公司企業所得稅的影響，進而影響當期凈利潤。
6）根據中國大唐集團公司整體的經營形勢，在涉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的業務處理時，合理確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的時間和金額，增加或減少當期凈利潤，規避公司經營風險。
7）公司以前年度未彌補虧損影響當期及以后期間凈利潤的籌劃。
（二）資金籌劃
1 融資管理
1）公司財務部應根據公司經營形勢向銀團及其他金融機構申請銀行貸款，把握國家金融形勢，分公司經營形勢好壞，外部融資形勢好壞，為以下四種情況進行融資：
a.公司經營形勢好，外部融資環境好。公司原則上無須向外部融資，但是公司有良好的投資項目及重大戰略性工程可向外部融資，但須控制融資風險，降低融資成本。
b.公司經營形勢好，外部融資環境不好。因外部融資環境差，融資成本高，公司無須向外部融資。
c.公司經營形勢不好，外部融資環境好。為控制經營風險，防止資金鏈斷裂，公司應更多的進行外部融資，并通過集團、大唐國際、重慶分公司總體協調效應及信譽，盡量和金融機構溝通增加公司在金融系統的評級，降低融資成本。
d.公司經營形勢不好，外部融資環境不好。公司應更多的開源節流，自身減少成本費用開支，同時應積極向財務公司及外部金融機構爭取貸款，同時盡公司最大力量降低融資成本。
2）為促進集團系統內效益最大化，公司融資原則上優選考慮中國大唐集團財務公司（簡稱“財務公司”）。
3）公司應根據上級單位下達的經營戰略、融資成本、凈利潤目標、預期資金需求等情況，合理安排公司貸款的歸還，逐年降低貸款本金和利息，降低資產負債率。
4）財務部須按期歸還公司本金和利息，防止銀行逾期記錄發生，特別防止逾期較長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內有公司不良記錄，這樣會引起作為上市公司的大唐國際整體股價下跌風險，同時影響大唐國際在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影響系統內整體的融資成本。
2 資金集中控制節約
1）公司財務部應按照大唐國際及財務公司要求，每日、每周、每月按照相關規定和要求上劃各個銀行賬戶的資金余額，保證財務公司對集團系統內所有資金統一管理，降低資金成本，提高資金整體運作效率。
2）公司應根據自身情況充分利用金融機構系統內的金融工具（包括：票據貼現、流動資金貸款、法人透資賬戶、銀行債券、基金產品等），在保證正常生產經營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閑置資金，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比如：通過隔夜投資、購買短期票據、基金和理財工具，可以提高資金收益。
（三） 價值鏈分析
1 工程款價值鏈分析：工程部和計劃供應部商討報公司領導確定公司概算，計劃供應部確定概算后進行招投標、集中采購、零星采購等并進行工程物資的購進，計劃供應部辦理完相關手續交予財務部入賬并劃款。由于每項工程款金額巨大，從確認概算、到采購、再到財務部付款，整個過程須相關責任人員認真組織工程款項金額的核定，結合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公司減少工程支付成本。同時，在既不影響工程施工進度及正常生產經營的情況下，盡量延期支付公司工程款項，增加工程款項支付過程中的時間價值。
2 固定資產購進報廢處理價值鏈分析：固定資產購進首先須相關業務部門向計劃供應部提交申請，計劃供應部同意后并經領導批準可進行固定資產購進工作，計劃供應部購進固定資產后交予業務部門使用。固定資產報廢處理同樣首先須相關業務部門向計劃供應部提交報廢申請，計劃供應部同意后并經領導批準可進行固定資產報廢處理工作，相關業務經辦部門完成相關手續并交予財務進行相關賬務處理。對于跨年報廢的固定資產財務部應考慮是否對當期凈利潤影響，然后決定是年前進行處理還是年后進行相關資產報廢賬務處理。在固定資產采購業務處理過程中，計劃供應部應盡量選擇既不影響質量，又能達到使用要求，售后服務好的固定資產。貨比三家，購進相對造價較低的固定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