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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營改增” 交通運輸業 稅負增加
一、背景
我國自2012 年從上海開始，在部分行業部分地區進行“營改增”試點。具體稅率為：在現行增值稅17%和13%兩檔稅率的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營改增”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減輕企業稅負提高企業效益。但是，在試點過程中，出現了部分企業稅負增加的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總隊對91家試點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有超過40%的交通運輸企業一般納稅人稅負增加。這一現象引起了其他服務業企業對“營改增”推行前景的擔憂。
二、“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理論模型
“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分為兩種。第一，通過實施“營改增“可以實現實現進項抵扣，減少重復征稅，從而實現減稅，在此稱之為抵扣效應。第二，實行“營改增”的企業適用的稅率也會進行調整，稅率升高會增稅，反之會減稅，在此稱之為稅率增（減）效應。因此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綜合結果，在此稱之為減稅凈效應=抵扣效應-稅率增（減）效應。
以下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對稅稅率增（）稅效應和抵扣效應進行分析，以探究“營改增”使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增加的原因。
設某個交通運輸業企業的營業收入為R，“營改增”前適用的營業稅稅率為t0，則在“營改增“前，該企業應繳納的營業稅額為Rt0。“營改增”后，設該企業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1，那么企業的增值稅銷項稅額為Rt1。設企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第i種外購商品的價格為Pi，其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i，則此企業的進項抵扣額為∑Piti，因此“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為（Rt1-∑Piti），稅負變化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稅率增（減）效應，-∑Piti是抵扣效應。
以下著重分析抵扣效應。為了體現產業分工的專業化水平和進項稅抵扣全鏈條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即中間投入①占總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進項平均稅率 ，使 ∑Pi=∑Piti，∑Pi為企業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商品總價格。設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為P，則-∑Piti=-∑Pi=-P其中，表示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①企業中間投入指企業生產經營中所消耗的外購物質產品和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體原因分析
（1）企業新適用的增值稅稅率t1過高。交通運輸業的營業稅稅率為3%，但實施“營改增”后交通運輸業一般納稅人適用11%的稅率，比較“營改增”政策實施前后，稅率提高了8%，幅度過大，稅率的增稅效應明顯。
（2）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 較小。在增值稅抵扣全鏈條沒有打通的情況下，
（3）企業中間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運輸企業的中間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產資料為汽車飛機輪船等，雖然當期購入設備進項稅額可以抵扣，但是這些設備使用壽命較長，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購進，日常成本主要以維修費和燃料費為主，因此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導致企業稅負增加。
四、建議
（1）建立健全財政補貼機制。在“營改增”政策實施的過渡期，對因稅改造成稅負增加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以彌補增值稅全鏈條打通前企業的進項抵扣不足和稅率提高帶來的損失。但是在實際實行中一定要落實，透明化運作，簡化行政手續，確保企業可以獲得補貼資金。
（2）調整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但從長遠來看，也應對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促進行業稅負的優化。不同行業的成本結構和中間投入的比率即特點上存在差異，交通運輸業的成本結構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不能實現進項稅抵扣，同時其固定資產更新周期長，會導致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但是，目前其適用11%的增值稅，相比原來的營業稅率大幅上升，為此，可以適當增加幾檔增值稅稅率，但也不能設置過多的稅率檔次，否則會給稅收的征收征管帶來困難。
（3）解決增值稅發票取得困難的問題。對企業財務部門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結合“營改增”政策進行相應的稅務籌劃調整。做好企業增值稅發票的歸集和管理工作，盡量選擇可以開具專用增值稅發票的客戶。另外，為了解決開票據繁瑣的問題，可以采取集中采購分散適用的措施，例如企業為了取得燃油費的增值稅發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同意集中購買油卡，再發放給駕駛員使用。
（4）加快“營改增”的雙擴圍。雙擴圍一是從地域上，向全國擴圍。另一個擴圍是從行業上，將更多行業納入“營改增”的范圍，這有利于打通增值稅的全鏈條，增加進項抵扣效應，減輕企業稅負，同時可以促進行業的專業化分工和結構調整，實現“營改增”的最終目的。但在雙擴圍的同時要注意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特殊性，進行相應的調整，切勿簡單復制、一刀切。
金融周期下半場增長下行壓力有增無減，雙降符合一貫認為的“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政策組合邏輯。投資持續惡化、就業壓力凸顯、通縮推升實際融資成本，在匯率暫穩之時推出雙降，充分體現了政府穩增長的決心。銀行惜貸情緒明顯，自主信貸需求亦疲弱，松貨幣（如央行再貸款）和寬財政成為穩增長的政策主力。由于正式預算的財政政策空間有限，穩增長的財政政策更多體現為準財政行為，具體表現為發改委加快項目審批和政策性銀行加快政策性貸款等，這些準財政行為最終需要寬松貨幣政策配合以滿足穩增長項目的融資需要。
往前看，內生增長動力疲弱意味著寬松政策態勢將持續，“松貨幣、寬財政”配合人民幣有序貶值預計是未來的政策組合。財政政策是金融周期下半場穩增長的主力軍，貨幣政策方面，年內再次降息的概率較小，內生動力疲弱，加上基數原因，明年初經濟增速可能再次大幅下降，仍有必要進一步降準降息刺激需求。預計人民幣匯率年內基本保持穩定，明年全年可能有序貶值5%左右。
金融周期下半場增長壓力有增無減
出口需求也將長期被壓制。外需方面，全球地產投資短期內難言見底；制造業投資受到需求不振和產能過剩的抑制，基建金融周期2013年底進入金融周期下半場，房地產整體處于下行周期（意味著主要抵押品價值下降），商業銀行惜貸，兩者相互負反饋，經濟自主增長動能持續減弱。去杠桿過程中，投資的快速下滑是經濟下行的主導力量，9月份單月投資同比增速在10%附近波動后再下臺階，大幅降至6.8%。房地產單月投資同比增速由8月的-1.1%進一步下滑至-3.1%，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由上月的7.3%降至4.6%，基建投資同比增速由19.7%降至14%。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中國的PPI 同比增速已連續43 個月為負。需求低迷也抑制了食品價格的漲幅，9 月食品價格環比下降0.1%，季節性調整幅度超市場預期，導致CPI 低于市場預期。
從總體物價水平來看，三季度GDP平減指數由二季度的0.1%進一步下滑至-0.7%，通縮狀況加劇。實際融資成本面臨上升壓力，將進一步壓制投資。
雙降符合“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的政策思路
實際上，受財政支出預算紀律限制，四季度財政支出增速預計回落至個位數。1-9月份財政累計支出12.07萬億，已完成預算支出的70.4%，比去年同期提高2.7個百分點。按照往年財政支出決算基本等于財政支出預算的規律來看，預計四季度財政支出5.08萬億，高于前三季度季均4.02萬億的水平，但是由于去年四季度基數較大，因此在財政預算紀律的約束下，四季度財政支出增速將回落至5.86%。
因此，正式預算的財政政策并不是寬財政的主要體現形式，穩增長財政政策更多體現為準財政。近期政府加速推出穩增長項目。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為這些新增項目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從財政歷史數據來看，赤字率不超過3%似乎是不成文的“鐵律”。由于今年的預算赤字率已經達到2.3%，因此除非突破3%的歷史“鐵律”，否則通過公共財政支出為穩增長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空間并不大。在商業銀行“緊信用”的背景下，這些項目的落地則主要通過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準財政”行為實現。
準財政行為需要寬松貨幣政策配合。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是實施準財政的主要平臺，其貸款主要投向中長期開發項目，是穩增長的“主戰場”之一。2015年前三季度，國開行發放本外幣貸款1.95萬億元，其中僅發放棚改貸款一項就增長了一倍，達到5770億元。國開行主要依靠債券融資，截至2014年末，國開行債券余額人民幣63，536億元，同比增長8.8%，占總負債的66%。另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今年國家批準國開行、農發行向郵儲銀行定向發行1萬億專項建設債券，中央財政按照專項建設債券利率的90%給予貼息，國開行、農發行利用專項建設債券籌集資金，建立專項建設基金，主要采用股權方式投入，用于項目資本金投入、股權投資和參與地方投融資公司基金。這意味著通過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推行準財政將會對市場產生較大融資需求。因此通過準財政促進穩增長，客觀上需要放松貨幣政策為準財政的穩增長項目提供融資便利。9月貸款增速上升或體現了準財政的效果。
政策寬松態勢將持續
如前所述，金融周期下半場經濟下行壓力依舊，而準財政的穩增長效果或難以在短期內體現。項目從核準發放“路條”，到實際開工落地形成經濟增長本身存在一定的時滯，最短也要4個月，長則2年多。信貸政策對GDP的影響也存在時滯。從歷史數據看，新增信貸對經濟增長比較充分的影響體現在3-4個季度以后。
在金融周期下半場，非政府部門去杠桿，商業銀行惜貸，經濟自主增長動能弱化，只有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才能實現穩增長。且財政擴張力度越大、效率越高，對沖經濟自主增長動能弱化的效果越明顯，才能夠盡可能的緩解貨幣放松、匯率貶值的壓力。貨幣政策方面，隨著此次降準降息落地，年內再次降息的概率較小：一方面，隨著財政持續加碼及前期政策的滯后效應，四季度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趨緩；另一方面，當前利率已處較低水平，降息可能帶來的資金外流壓力也是政策的一個制約因素。為了對沖外匯占款的下行，年內可能還會有一次降準以增加基礎貨幣的供給。內生動力疲弱，加上基數原因，明年年初經濟增速可能再次出現大幅下降，仍有必要進一步降準降息刺激需求。
關鍵詞 :氣候變化;環境規劃;“十二五”;適應;減緩
中圖分類號 X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2-0079-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14
全球氣候變化的發生機制、影響及應對是當今國際科學研究和社會政治的熱點和難點,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全球氣候變化對眾多區域自然環境和人類環境的影響正在出現[1 ]。作為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日益重要的新型要素,將氣候變化納入到國家環境規劃的框 架中顯得十分迫切。本文從分析我國實際國情出發,探討國家“十二五”環境規劃應對氣候 變化問題的基本戰略,以此為依據有針對性的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規劃內容。
1 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國家環境規劃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國氣候條件復雜、海岸線漫長、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向來較 弱,而隨著城市發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氣候變化影響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如2007年全國 平均氣溫達1951年以來的最高值,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溫耗電耗煤導致大氣污染特征變化[2],海平面持續升高使得沿海城市的氣候異常事件和災害損失嚴重[3]。 將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和環境保護戰略緊 密結合起來已成為當務之急。
作為未來一段時期指導我國環境保護活動的核心文件,在國家“十二五”環境規 劃中將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全面、系統地融入環境規劃中,其作用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在全 球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下,通過在自然生態、人居環境、產業部門等領域采取積極的應對氣候 變化的措施,使氣候變化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二是將應對氣候變化與環境 保護緊密結合起來,追求兩者之間的平衡,控制應對措施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4]。
我國環境規劃工作經過近三十年的探索,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 ,從規劃編制到實施的體系、程序和方法,國務院《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 下發將應對氣候變化嵌 入到環境規劃體系中提供理論、技術和實踐應用的支持,形成一套充分考慮應對氣候變化的 國家環境規劃方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2 我國環境規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策略
2.1 適應和減緩: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途徑
減緩(Mitigation)和適應(Adaptation)是應對氣候變化環境影響的兩個基本途徑[ 5]。減緩是人類對區域環境作用的干預,通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源或增加吸收匯減輕氣 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影響;適應是在承認氣候 變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人類為應對現實的或預期的氣候刺激對生態系統和人居環境的影響 而做 出調整。減緩和適應都是人類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所做出的政策響應行為,但二者針對的主 體有所不同,減緩是針對地球氣候系統的人類干預行動,而適應則是針對人類社會本身的自 我調整。
減緩和適應行為并不總是協調,本文根據減緩效果和適應效果將應對氣候變化的環境規劃措 施分為三類:一是雙效行為,即規劃措施既有利于適應又有利于減緩氣候變化,如提高植被 覆蓋率在減少碳排放的同時提高了生態承載力;二是偏減緩的單效行為,規劃措施有利于減 緩但不利于適應,如增加水電開發可以減少碳能源消耗,但同時增加了相關流域的生態脆弱 性;三是偏適應的單效行為,這類規劃措施有利于適應但不利于減緩,如環境風險應急設施 建設加強了災害適應能力,但建設和運行過程增加了碳排放。
2.2 基本途徑的分析判斷
由于大多數氣候變化應對措施是減緩和適應此消彼長的單效行為,分別將投資的一半用于更 有效率的減緩活動或適應活動可能比投資于減緩和適應協同措施的凈效益更好[6] ,因此單效方案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為適宜。國家環境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是 如何在有限資金的約束下權衡選擇何種單效方案,本文依據所收集的文獻資料,從行為效益 、實施成本和主體差異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2.2.1 行為效益
國家“十一五”環境保護規劃雖然已明確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但著重強調的是溫室氣 體減排,忽略了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的建設,這同多年來國際對如何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關注較 多,而對如何適應氣候變化重視不夠[7]有關。由于各種氣候過程和反饋的時間尺 度大,即使在嚴格實施減排、溫室氣體濃度實現穩定的情況下,全球氣候變化特征仍會因時 滯效應持續若干個世紀[1],其影響所及的資源供需、生產系統、社會關系和政治 文化四個層次的變化難以避免[8]。雖然這些預期影響存在著大量不確定性,但相 應的適應行為必須及早作出, 并將其實施問題納入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長遠規 劃中[9]。與適應行為相比,國際社會減緩氣候變化的收效甚微,且減緩行動的效 果較適應所需時間長得多,近年來諸多研究和建議也表明,對于氣候變化十分敏感和脆弱的 中國而言,適應行動更應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當務之急[10]。
2.2.2 實施成本
目前國內外沒有低排放、高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可供采用[11],而工業化過程中人 均能源消費和相應碳排放的拐點出現在國家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 之后,我國在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前必然需要碳排放空間。更 為重要的是,煤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這一背景下溫室氣體 排放量的大量增長不可避免。
陳文穎等[12,13]應用中國MARKAL-MACRO模型對我國未來碳排放基準方案造成的GD P損失率進行計算 ,顯示同樣的減排率下,越早開始實施 減排約束,GDP損失率越大,而如果提前10年或20年進行減排準備,則可以在技術儲備、資 本等方面逐漸適應減排的需要,從而大大減小減排對經濟的影響。如果現 階段的環境規劃中就實施雙效方案或以減緩為主的單效方案,則會嚴重制約我國的社會和經 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目標將受到較大阻礙。因此,以近期為準備,中遠期開始正式實施減緩 行為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較為適宜。
2.2.3 適應性排放和國際因素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適應能力和未來排放需求上具有較大差異,基礎設施不完善是發展 中國家對氣候變化相對脆弱的重要原因,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加強工程性適應措施 的建設,由此也帶來對適應性排放的巨大需求[6],我國南水北調、三峽工程都包 含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考慮。這進一步說明采用適應行為的緊迫性和減緩行為的高成本性。
國際因素亦對減緩與適應抉擇產生重要影響,其矛盾主要存在于減緩的長期和全球效益與適 應的中短期局部效益之間的平衡問題,減緩的成本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而不利影響的損失 主要由發展中國家來承受[10],美國等退出《京都議定書》也大大增加了減排策略 推 行的難度。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適應策略在近期比較現實,是環境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 理策略。
2.3 基本策略的分析結論
由于減緩和適應之間存在復雜的權衡取舍關系,依據上述分析和國家方案提出的“適應與減 緩并重”的原則,建議未來我國環境規劃中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為“適應先行,減緩后舉, 單雙結合,重點突出”。在“十二五”期間,應對氣候變化采用以適應為主的“單效”方案 ,在同時融入減緩與適應兩類措施的前提下,主要通過加大適應行動的力度,使氣候變化對 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減緩不作為主要規劃方案,但要納入中遠期規劃并逐步 推進取得階段進展目標(圖1)。這既涵蓋了適應與減緩的雙重途徑,不會因偏廢一方而造成 近期或遠期的應對成本升高,同時亦面向我國當前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問題。
3 我國“十二五”環境規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要領域
3.1 規劃層次與領域
按照張蘭生等[14]提出的全球變化影響途徑,將環境規劃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域劃分 為自然承載力、生產系統、社會人居環境三個層面。 根據文獻調研結果[1,2,6,11,15],自然承載力層面以自然生態系統、水資源和 災 害風險防范問題最被關注,生產系統層面的主要問題包括低碳經濟和敏感生產部門應對,社 會人居環境層面中,城市化環境效應和海岸帶城市預期影響較大(圖2)。這七大問題中,適 應行為 需求占絕大多數,低碳經濟體現了減緩行為,符合本文提出的“十二五”環境規劃應對氣候 變化采取偏適應的單效行為的基本策略。
3.2 自然承載力層面
自然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響應直接關系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西部地區湖泊、冰川、凍土、積雪等多種生態系統呈衰退狀態 均與氣候變化有關,如 氣溫上升1.5 ℃則草原旱區相應增長總面積將占國土面積的20%,為荒漠化提供潛在條件 [11],海洋生態系統珊瑚礁、紅樹林的變化亦敏感。通過環境規劃增強自然生態系統 的適應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生態系統和自然界本身的調節與恢復,強化氣候變化背景下 的監測評估和有效保護;二是減緩人為影響和干預,通過情景 分析估算氣候變化背景下生態系統承載能力 并依此確定流域或區域開發利用的上限。
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影響體現為徑流量和降水分布變化。近五 十年來我 國六大流域天然年徑流量整體上呈減少趨勢,其必然導致環境容量的降低,加劇環境污染,引起社會、經濟、資源與環境的連鎖變化[16,17]。應對氣候變 化的環境規劃在城市發展中必須考慮未來水資源的承載能力。 同時降水量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城市用水尾水的水質水量,對水量增多的地區要考慮環境規劃 中 污水處理能力和規模設計,對水量減少的地區,則要考慮徑流減少導致的水質進一步惡化和 最優治污方式的選擇。
應對氣候變化不僅需要關注最可能的氣候情景,并且要特別注意低概率、高影響事件即災害 和風險所帶來的影響。研究顯示,與溫度相關的極端天氣事件的變化與區域氣候變暖關系密 切[18],而水源地污染等相關環境風險會同時增大。氣候變化中的環境風險往往不 易事先被識別和判斷,很難在規劃措施中規避,制定和實施環境規劃時 應根據可能發生的氣候變化災害風險充分設計、做好預 留,并建立各種情景模式下的風險預警與應對機制。
3.3 生產系統層面
全球變化同樣對經濟效率和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日趨嚴重的影響。美國氣象局研究表明, 不同行業對氣候因素的敏感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農業、航空、建筑、漁業、林業、交通、工 業[6]。如農業生產土壤有機質的微生物分解將加快,造成地力下降,同時作物 生長季節延長,昆蟲繁衍加快,農藥和化肥的施用量將增大,農業面源污染面臨源強增加和 范圍擴大的壓力。工業部門需要能源的強力支撐和對水資源高度依賴, 化工、冶煉等高耗能和高耗水行業的擴張受資源和容量約束凸顯。納入氣候變化因素的環境 規劃應當從產業結構調整入手,以循環經濟、高效農業為主要規劃手段加以應對。
生產系統既作為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減緩氣候變化的最主要途徑。依據前文提出 的規劃策略,“十二五”環境規劃亦應著手減緩應對措施的準備,逐步開展“低碳經濟”建 設將成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突破口[19],減排的涵義不僅指污 染物排放的減少,還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20]。從我國“十二五”環境規劃起 ,應把低碳經濟列為環境規劃節能減排的規劃指標之一,以循環經濟為主要手段推進能源結 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經濟發 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我國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還將持續增 長,低碳經濟將使中國面臨開創新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挑戰,應充分論證、逐步推行。 為在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逐步實現低碳經濟模式,“十二五”環境規劃碳減排 指標可先在發達省市選擇性進行,在中遠期規劃再推廣為強制性約束性指標。
3.4 社會人居環境層面
作為高度開放、不完整和脆弱性強的復合 系統,城市在人居生態和社會消費兩方面最為集中地承受了氣候變化環境效應和問題。熱 島效應是人居生態在氣候變化和城市化相結合的最突出表現,其誘發的連鎖氣象變化(如“ 雨島效應”、“霧島效應”、“暗島效應”等)近年來在我國逐漸突出[21],而應 對氣候變化的社會消費隨著人民生活的不斷提高也日趨增加,中國氣候耗能量正由氣候災害 驅動型向溫度驅動型過渡,特別是在較發達地區的城市,其中氣溫為關鍵性因子,氣候變暖將使城市用電壓力呈繼續增 大的趨勢[22,23],并由此帶來要素污染結構和污染分布的變化。應對氣候變化的 城市環境效應和新發污染問題的關鍵是加強氣候變化對不同區域城市的影響和規劃研究,特 別是突出城市排水系統、污水處理設施以及城市能源供應設施脫硫脫氮設施等適應氣候變化 環境效應的措施,并在環境規劃中予以體現和落實[15]。
沿海是中國人口稠密、經濟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中國沿海地區大多地勢低平,建成環境極 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各種生態環境威脅,如沿海生態與環境受損、咸潮上溯加重、海岸侵蝕、土壤鹽漬化等。近30年來,以氣候異常為主要原因造成的中國沿 海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為2.6 mm/a,并預計未來30年繼續上升至2008年升高80-130 mm[3] 。海岸帶地區環境規劃應當針對不同的人工 建成環境分類設計和實施規劃。在宏觀決策層面,對重要的沿海地區采用防護的方法,其它 地區根據發展需要選擇防護、順應或后退;在微觀技術層面,對采用防護手段的地區按照預 防與治理相結合、陸地與海洋相結合、工程措施與生態措施相結合的原則強化防護對策,如 加強沿海及入海河流堤防工程建設和海防林建設。
4 結 語
把應對氣候變化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創新型國 家結合起來,既是從源頭預防、根本解決氣候變化環境影響,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也是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承擔國際責任,從環境保護角度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而努 力做出的貢獻。采取適應行動是國家“十二五”環境規劃應對氣候變化最緊迫的任務,減緩 不作為主要規劃方案的核心內容,但要納入中遠期規劃取得階段進展目標,從長遠角度看, 其與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協調一致。
必須指出,我國環境規劃的實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量化考核指標的系統性和重點實施工 程的可操作性,要保證“十二五”環境規劃中應對氣候變化方案落實執行,應特別注意科學 規劃目標和指標以及重點工程的保障。規劃目標按照環境保護突出重點、少而精的原則增列 1～2項可監測統計、能定量考核、易分解落實的鼓勵性指標,重點工程緊密圍繞三個層次覆 蓋七個重要領域,優化預算投資和加強部門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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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Factors into Environm 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 hina
YANG Xiao LI Yangfan YIN Rongyao SUN Xiang ZHU Xiao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s Re 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Abstract Effe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going further now adays. National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hina should have specific po licies on how to tak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to account through the environmen tal plann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behavior benefits, implementation costs, adap tive e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 basic strategy called singleeffect
by adapt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 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hould both be i ntegrated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while adaptation behaviors weight more.
關鍵詞：環保管家；清潔生產；企業環境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環保督查制度的實施，越來越多的重點排污單位開展了系統的環境管理工作。隨著垃圾分類等國策的實施與推動，人民群眾越來越感覺到綠水青山深遠的戰略意義。環保管家作為新時代生態環境領域重要的參與者，已經開始從生態環境服務工作的淺水區向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的深水區探索。如何精準地提供重點排污單位清潔生產服務、強化管家專業能力擺在了第三方環境服務機構眼前[1]。
1環保管家的背景
2017年8月，環境保護部《關于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實施意見》（環規財函〔2017〕172號），鼓勵第三方治理單位提供包括環境污染問題診斷、污染治理方案編制、污染排放監測，以及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運營及維護等活動在內的環境綜合服務。伴隨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環保管家”這一概念應運而生[2]。環保管家作為一種“合同環境服務”的新型治理環境污染的商業模式，主要為企業提供檢測、監理、環保設施建設運營、污染治理等一體化環保服務和解決方案，以解決企業環境問題。在企業運營工作中，環保管家可以和大氣、水、固廢，以及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同步開展，通過監控管理實現數據信息的自動采集。環保領域涉及更多的專業化問題，在污染處理過程中需要加大投入力度，企業采取不同的環境治理方案，滿足不同環境治理要求。企業實行環保管家的優勢在于企業自身監督管理水平的提升、企業自身環保水平的提高、企業環境管理信息的公開。印染行業環保管家的服務思路是開放的、創新的、包容的、協同的，是以供給側改革為導向的主動服務、以需求為導向的定制化服務。目前企業環保管家服務還處于初級階段，服務理念逐步形成，服務內容也逐步豐富，需要積極探索，不斷創新、總結和推廣[3-4]。
2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領域發展現狀
清潔生產在不用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廢物減量化”“污染預防”等，但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定義的清潔生產為清潔生產是一種新的創造性的思想，該思想將整體預防的環境戰略持續應用于生產過程、產品和服務中，以提高生態效率，降低人類及環境的風險。自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頒布以來，政府對清潔生產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特別是2012年修訂以后，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的節奏明顯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于2020年3月再次修訂，以垃圾分類為代表的資源化利用思想已成為國民必須掌握的基本素質。但相比于政府的高要求，部分重點排污單位的執行卻受到了很大的掣肘，尚不能完全滿足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還存在以下問題。
2.1資源化利用意識相對薄弱
企業職工清潔生產意識薄弱，缺乏垃圾分類等資源化利用培訓，環保管理人員配置不足，業務能力和素質不高；企業原輔材料臺賬記錄不完善或記錄內容不真實；產污設備、污染治理設施管理制度不完善；現場管理執行不到位。
2.2清潔生產審核流于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第27條要求，重點排污單位需定期開展清潔生產審核，并應將審核結果向清潔生產綜合協調部門、環境保護部門報告。但在實際審核過程中，審核組織對企業基本情況了解不明，產排污判斷失誤，清潔生產方案趨同化，嚴重影響了審核報告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在環保壓力日趨提高的當下，部分企業為了應付考核甚至偽造清潔生產審核結果，造成不良影響。
2.3減量化措施考核無法落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第18條要求，國家定期鼓勵、限制和淘汰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和產品名錄，但部分重點排污單位對此名錄不夠重視，出于市場經濟利益，仍選擇國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設備。對現有推薦的節水工程則“選擇性失憶”，以企業效益不佳等市場因素對抗減量化措施。
2.4清潔生產審核機構良莠不齊
隨著清潔生產審核機構資質的打破，大量的環保咨詢機構在未進行有效培訓的前提下探索清潔生產審核領域，野蠻生長嚴重，審核質量嚴重下滑。此種現象給企業判斷國家形勢帶來了嚴重的誤導，并產生了嚴重的后果。“我不知道什么淘汰產品”“今年效益不好明年再說”“反正政府對我沒有要求”是部分重點排污單位面臨減量化考核無法落實的托詞。因此，如何讓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真正落到實處，需要專業人員和機構進行一對一幫扶，環保管家服務就成了一個有效的手段。
3環保管家服務模式在清潔生產審核中的應用
3.1環保管家參與清潔生產工作
（1）環保管家有捕捉科技前沿及行業領先的嗅覺與能力。（2）環保管家具備了解目標企業原輔材料、工藝、設備、產品等各項靜態運行情況的能力。（3）環保管家可以掌握目標企業的過程控制、廢棄物、管理、員工等動態運營方法。
3.2環保管家開展資源化利用全過程服務
（1）定期開展企業原輔材料、產污設備跟蹤，推薦優秀供應商。（2）以查找環保隱患為手段，實施企業清潔生產全過程控制。（3）以污染治理設施排查為切入口，定期開展廢物減量化考核，把節水、節能、減廢作為根本目標。（4）以環保培訓作為突破口，定期對企業員工開展清潔生產、垃圾分類培訓，通過加強教育訓練，不斷強化員工的節能減排意識。（5）以制定環保各項管理制度為依托，完善企業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管理，實施獎懲機制并監督落實。
3.3環保管家自身建設的要求
（1）積極掌握重點排污單位的行業動態，熟悉行業法律法規，并結合合規性評價積極完善自身行業特殊屬性。（2）通過問題導向，從污染治理設施倒推產污環節，并熟悉其產污工藝原理。（3）積極培養溝通能力，成為企業實施全過程管理的好幫手，搭建政企交流的橋梁。
3.4環保管家實踐清潔生產審核案例展示
某污水處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開展一輪清潔生產審核，公司領導層與環保管家積極溝通并下達實施清潔生產審核至全員。環保管家依托專業背景，從合規性分析、污染治理設施運行、污染因子排放、藥劑組合選型、設備效能出發，利用《污水處理及其再生利用行業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以問題為導向，結合地方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要求，系統開展了全公司員工清潔生產培訓，從而導入理念。在審核過程中，環保管家結合日常環境隱患排查與污染因子達標性分析，從清潔生產方案探索的八個方面，總結整理出7套可實施的無低費方案和2套中高費方案。隨著清潔生產評估的開展，專家組肯定了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一致同意實施方案。環保管家在實施方案管理方面發揮了日常巡查、診斷的優勢，督促企業開展改造并在審核后期進行環保績效核算。在審核尾聲，企業通過投資50.8萬元，當年取得經濟效益35.845萬元，通過后道水處理工藝改進、超濾設施優化改造等中高費方案的實施，實現中水回用16.79萬t/年，COD減排2.13t/年，污泥減少委外處置250t/年。在地方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組織的清潔生產驗收過程中，環保管家對企業取得的環境績效進行了匯報，得到了驗收專家組的認可并順利通過驗收。
4環保管家開展企業清潔生產和資源化利用實踐的意義
4.1是提升企業內部清潔生產管理軟實力的重要保障
環保管家可以很好地滿足企業清潔生產和資源化利用的考核要求，從源頭上減少廢棄物產生，并化解企業盲目抵觸的情緒，為生態文明建設真正落到實處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環保管家提升企業現代化管理水平。
4.2是地方環保管理主管部門實施監管的重要補充
環保管家可以作為企業內部清潔生產監督員，發揮地方環保主管部門清潔生產與資源化利用的監督管理作用，讓企業從被動的監督檢查轉變為主動探索實施清潔化管理，緩解環境主管部門的工作壓力。
4.3是清潔生產審核過程的重要支撐
環保管家是企業環境管理的吹哨者和監督員，在“雙控雙減”要求下，可以更大限度地為企業開展資源再利用提供技術手段，帶領企業探索市場動態和引入先進技術，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
5結束語
綜上所述，生態文明的建設依然是我國發展的千年大計，有著重要的意義。環保管家服務模式的運作，對我國清潔生產審核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在當前環保形勢下，相關人員應當提高對環保管家服務的關注，應該將清潔生產監督管理納入環保管家服務工作，讓環保管家可以在生態文明的建設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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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還得從我國近幾年來稅收超常增長速度談起。“九五”時期，我國稅收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每年增長額都在千億元以上，1999年稅收總收入突破萬億元，2000年超收2000多億，2001年又增收2511億元，比上年增長19.8%。這種增長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長，稅收收入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時間不用太長，但是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稅收超常增長。我國稅收高速度增長，并非完全依賴于稅率的提高和稅種的新設。在整個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稅收流失回籠收入所占比例較大（2000年車輛購置稅增加266億元，減持國有股收入122億元，利息稅40億元），同時，有一部分收入是經濟內生增長帶來的稅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國94稅制改革之后，稅收制度一直平穩運行，未能進行較大的變動和調整，只是根據經濟環境狀況靈活作了些停、開征稅種的工作。（如固定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停征，車輛購置稅、利息所得稅的開征）。因此，從上述稅收增長收入的結構和94稅改后我國稅制的平衡運行狀態可以推出，稅收增長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礎上增加納稅人的負擔，其增長在很大程度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即稅務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變和納稅人納稅意識的逐步提高。
再回過頭來分析一下我國稅收收入結構。最近，國家稅務總局的統計資料顯示：1994年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與之相對應，流轉稅1994為79.5%，2001年下降為69.3%，這組統計數據雖然表明所得稅在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但從總體上看流轉稅占絕對優勢的基本稅制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確立了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稅的復合稅制結構，以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體的流轉稅一直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這種絕對地位有所改變但我國的稅制結構仍然是屬于流轉稅為主、所得稅為輔的典型發展中國家稅制結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推行減稅政策，至少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稅收收入的降低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減少，這不僅存在經濟風險還蘊含著相應的政治風險。顯然，減稅存在著較大的阻力，雖然廣大投資家期望政府能夠削減部分稅收，但事實上，投資需求的增長在目前看來取決于投資者情緒、經濟景氣指數和市場進入門檻的高低三大因素，減稅直正與投資需求的增長關聯程度不高；二是通過減稅來擴大內需，在我國缺乏實踐環境，西方國家通過低稅政策可以鼓勵勤奮工作、提高稅后收益水平產出規模和企業自身的積累率，進而達到帶動經濟增長的目標，但在我國處于轉軌時期推行減稅政策，“儲蓄—投資—產出”循環流勢必會受到險礙，并不一定會給經濟增長帶來多大的刺激（這從我國降息與儲蓄存款的增長關系可以得到進一步證實）。三是事實上，我國一直以來對企業都實行了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減稅”二字，而是以“稅式支出”的方式存在。從1994年以來，特別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經在很多領域相機實行了力度很大的稅收激勵政策。例如，暫停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征收；允許企業用于技術改造，國產設備投資額的40%抵免企業所得稅；對高科技企業、集成電路企業實行特殊的廣告業務費用扣除法；并與此同時，結合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出，在支持農業、環保、基礎設施等方面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綜合上述分析，答案我們不言自明，稅收的超常增長實在不能成為減稅的理由。
二、從當前政府的事權看減稅
目前，我國已是wto的正式成員，應該按照國際慣例參與國際競爭，融入到全球經濟之中去。我國稅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幫助企業在資源配置全球化的過程中，在整個世界經濟做大做強的過程中間切到其應有的份額，簡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幫助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政府可以通過稅式支出和直接的財政支出兩種方式來達到目的，但無論是那一種都需要政府財權的支持。
坦誠地講，我國經濟仍處于低水平的增長階段，通貨緊縮壓力較大，還需要通過積極財政來帶動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當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需要花大力氣解決：(1)繼續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發揮乘數效應；(2)西部大開發的直接資金注入（或轉入政策性銀行）；(3)社會保障投入和下崗人員再就業；(4)落實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政策；(5)增加教育、科學、環境、農業投入；(6)農村費改稅后面臨的巨大財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項項目，項項都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強大的財力來推進改革，絲毫馬虎不得。所以，從經濟運行環境來看減稅具有一定的難度。
三、從經濟運行環境看減稅
無論是“減”還是“不減”，改革的推進是置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之下。1992年，我國開始了市場經濟的歷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說，我國的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發展階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規范走向成熟和規范，在這種體制轉軌過程中，很多問題會由于諸如傳統和國情的原因而使問題復雜化。因此，當經濟結構改變、企業轉制推進、投資需求不足、通貨緊縮伴生、“三農”問題凸現等關鍵問題交融構成我國宏觀經濟大背景的時候，減稅是很難的選擇。1994稅制改革的起因是為了調整財政收入分配格局而進行的改革，而筆者認為，在當前的經濟運行環境下，減稅和不減稅不是稅制改革的要害，改革應著眼于運用稅收杠桿增進國家、企業效率，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力；著眼于整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稅負；著眼于全社會福利水平提高。
四、從稅負看減稅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新形勢下，長期以來的大規模投資造成多行業產能過剩，與此同時，以化解產能為目的的大規模產品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貿易摩擦和糾紛，使得我國陷入化解產能過剩與頻遭貿易摩擦的雙重壓力。毫無疑問，要加速化解國內過剩的產能，出口貿易依然是主要的也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在我國利用出口貿易加速化解產能過剩過程中，遭遇貿易摩擦亦不可避免，要更好解決這一對難以避免的問題和矛盾，必須做到內外兼顧，對內繼續加速推進供給側改革，既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又要提升國內經濟發展質量，對外則既要擴大產品出口，又要積極應對各類貿易風險。本文不再贅述這兩難境地產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未來我國去產能格局下的出口貿易如何更好防范風險、減少貿易摩擦提出對策建議。
二、去產能格局下防范出口貿易摩擦的對策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在世界經濟處于新常態和各國爭相恢復本國經濟的特殊時期，作為我國各經濟主體而言，必須理性面對所處的經濟發展環境，不能僅追究對方進口國超越邊界的貿易制裁，還需從提升國內經濟發展環境和質量，以及產業本身的可持續發展來全局謀劃，正確選擇合理規避貿易摩擦、降低貿易風險的路徑。
(一)加速推進供給側改革，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理論和實踐都表明，當前我國正努力實施的去產能和供給側改革兩大舉措相輔相成、互為支撐。面對我國產能過剩的各行業，除了廣開市場尋找穩定的需求端以外，必須積極穩妥地策應中央的總體戰略部署，自主進行全方位的供給側改革，以全面提升全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其一，加速行業重組，以提升行業生產集中度。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我國企業之所以頻頻遭遇貿易制裁和貿易風險，行業分散進而競爭力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實踐表明，行業集中度低已成為諸多行業發展的核心問題，直接導致該行業的市場控制力差、產品出口低價競爭、過度出口、出口市場分散等問題，最終導致產品出口時遭遇貿易摩擦。因此，有必要借助市場調節和行政調控的雙重力量，提高行業集中度以增強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交易話語權。近年來，我國各行業都在謀劃強強聯合兼并重組事宜，但效果并不明顯。以鋼鐵業為例，早在2008年前后就曾掀起過一股重組整合浪潮，但整合效應不盡如人意，行業集中度不增反降。而今，鋼鐵業重組規劃又被提上議事日程，如寶鋼集團和武鋼集團、河北鋼鐵和首鋼集團，其目的是更好地實現優質生產要素集聚、產業集聚，提升行業經濟發展質量，當然也是化解過剩產能的有效之舉。在當前較為復雜的市場環境下，通過市場調節作用，政府、行業協會以及企業的多方共同努力，制定合理政策，以行業兼并重組實現技術改造和轉型升級，以市場手段將那些不具競爭力的企業逐步退出市場，提升行業集中度，進而實現供給側改革的目標。當行業集中度越高，該行業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就越強，市場競爭力亦越強，即使遭遇貿易制裁，在協調應訴方面也更具優勢，有助于減少和解決貿易摩擦。
其二，加速產品轉型升級，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在進出口貿易中，我國頻頻遭遇貿易摩擦和糾紛的幾個重要原因如技術標準(安全標準)不符合進口國要求、出口產品違反了進口國知識產權規定、違反“碳”排放相關制度等等。尤其是我們發展中國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進口國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管制和阻礙。正如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的鋼鐵產品出口來看，我國雖然每年鋼鐵出口規模較大，但出口鋼鐵產品的門類結構構成并不合理。我國現在出口的鋼鐵產品大多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中高端汽車板材、高牌號硅鋼和高端建筑所需的鋼材以及其他一些船舶、航天工業所需的高品質特鋼基本沒有出口甚至要從國外進口，尤其在當前去產能背景下出口的產品更是如此。因此，在當前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積極加強自主技術研發，采取新的工藝和技術，推進產品的更新換代，加速出口商品結構優化，靠產品技術、品質和品牌贏得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減少自身的失誤，不給國外企業發起貿易摩擦的借口，以此將貿易摩擦降到最低點。
(二)全面對接“一帶一路”，擴大對外貿易。近年來，我國產能化解取得了明顯實效，以鋼鐵業為例，“十二五”期間，我國已淘汰落后鋼鐵產能9，000多萬噸，根據規劃，在未來5年將再壓減1億～1.5億噸鋼鐵產能。在此過程中，雖然出口規模較為客觀，但遭遇的貿易摩擦也十分頻繁。2015年，國外針對我國鋼鐵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案件達37起，是前兩年案件數量的總和。進入2016年以來，“雙反”案件依然只增不減。4月26日，美國鋼鐵公司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碳鋼和合金鋼產品提起337調查;6月22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進行的終裁投票一致認定，中國輸美冷軋板對美國國內產業構成了實質損害，美國商務部將對中國此類產品征收256.44%的反補貼稅和265.79%的反傾銷稅;7月11日到7月21日，巴西決定對原產自中國的高碳鋼絲產品、鋼絞線、熱軋鋼板啟動了3起反傾銷調查;8月4日，歐盟委員會對原產于中國的冷軋鋼板產品做出反傾銷調查終裁，決定實施稅率為19.7%～22.1%的最終反傾銷措施，并采取追溯征稅措施，最終的反傾銷稅將持續5年。諸如此類的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在智利、越南、澳大利亞、印度、哥倫比亞、加拿大和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都時有發生。
綜觀對我國實施貿易救濟制裁的國家，以幾個傳統的貿易伙伴國表現最為活躍。在我國對外貿易地理方向相對集中的情況下，同一進口國因為進口數量激增而引致“雙反”調查是在所難免的。盡管如此，為了早日實現我國去產能的目標，又不能直接減少產品出口數量，所以有必要進一步拓寬我國的對外貿易地理方向，積極實施對外貿易市場多元化戰略。
當前，正值我國大力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從地域空間上來看，“一帶一路”貫通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等區域，連接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是世界上跨度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帶。近年來，這些沿線國家大多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其產業發展不完善，基礎設施投資欠缺成為其最大的發展瓶頸，對于境外的產業投資需求、工業品需求顯得十分迫切。所以，其巨大的市場容量將給我國在保持以往傳統的貿易伙伴的同時，開拓新的國際市場提供了良好契機，也這正好為我國化解國內產能過剩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動力。這些沿線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不僅能夠成為我國新的貿易對象，還可以嘗試產能合作的方式，依照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將我國部分生產環節轉移到國外，直接到當地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利用我國的優勢技術，提早在這些國家生產布局，也給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伙伴帶來實惠，實現多贏的局面。
但需要強調的是，在未來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作為新的出口增長點，這些國家的市場條件、信用環境、營銷渠道等與發達經濟體都存在顯著的差別，因此即使存在廣闊的市場，也必須更加嚴格地控制出口產品質量，建立完善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
(三)用足用活WTO組織，謹防貿易伙伴政策偏差。當前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各世界經濟組織中的政治、經濟話語權亦日益提高，但依然發揮不夠。在世界貿易領域，除了我們自身嚴格履行WTO的各項義務以外，還必須充分運用該組織賦予我國的各項權利維護利益、防范風險、解決糾紛。
第一，要求各國盡快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關于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問題，我國政府和企業這么多年來一直在與發達國家進行博弈爭取，是否具有為“市場經濟國家”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一國在遭遇“雙反”調查時的糾紛解決。近年來，在與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往來和利益博弈中，中國難以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勝訴，形成了我國在貿易規則體系中的“軟肋”，直接導致針對中國的貿易救濟措施愈演愈烈，相關國家利用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濫用反傾銷手段。有些國家還將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解釋擴大到金融、企業并購等方面，指責中國政府和企業的經濟行為。所以，我國政府以及企業等一方面對外要繼續積極爭取發達國家早日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避免頻繁的由于“非市場經濟”的原因而遭到不公平的反傾銷調查;另一方面對內要繼續不斷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供給側改革、進出口貿易等經濟行為嚴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并且積極推進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我們以為，盡早爭取到“市場經濟地位”的身份不僅可以減少貿易糾紛，更能在遭遇反傾銷時免遭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敦促WTO維護好國際貿易秩序，防止貿易對象國濫用貿易規則。仔細分析當前各國間摩擦發生的原因，其重要原因還是因為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很多國家制定貿易壁壘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所致，從法理和制度上來講，這都是違反WTO的自由貿易主義原則的。面對此情形，中國作為WTO的重要成員之一，要利用我們在全球貿易中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關鍵地位，不僅要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中發揮好作用，同時要敦促WTO積極履行好全球貿易秩序維護者的重要職責，防止發達國家濫用WTO制度的行為發生。同時，要敦促WTO利用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積極矯正各國與WTO規則不符的相應政策制度，減少和消除貿易壁壘。這樣，WTO不僅提高其國際貿易摩擦的預警能力及時地預防、解決摩擦問題，而且可以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公平的規則制度環境中開展自由貿易往來，共同營造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貿易新環境，最大限度地實現互利共贏，減少貿易摩擦。
地球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隨著人口不斷的增長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它的開發強度日益增強，不少地區已呈現資源枯竭和生境退化的趨勢，難以再承受下去來滿足人類的要求，因此,實施生態發展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成為一項急迫的任務[1-3]。眾多的國際生態公約就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產生的，它們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導人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安排和限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以維護子孫后代的利益。這些被稱為是法律旗幟的各種公約都不是單純由法學家們單獨完成的，必需要廣泛征詢涉及自然保護的專業人士的意見，總結自然保護第一線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們以及生產戰線上廣大公眾的經驗教訓，才可能制定這些涉及全社會利益的許多規定。本文就擬簡要地探討一下它們的意義和作用，以期我國能完善和健全有關自然保護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法律體系，來適應已踏入生態發展文明時代門檻的迫切要求。
1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多樣性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既是生物之間以及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復雜相互關系的體現，也是生物資源豐富多彩的標志。它是對自然界生態平衡基本規律的一個簡明科學概括，也是衡量生態發展是否合乎客觀規律的主要尺碼。一個區域保持得是否完整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續利用是否合理來決定。因此，它的保護對象是全方位的，要從物種及其遺傳資源、生態系統和景觀多樣性各個方面著手。這個公約不僅闡述了防止物種滅絕和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的問題，也強調要關注人類發展的目標和策略。它提出要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持續利用和利益公平分享三者密切結合來考慮工作，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實踐證明，缺乏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工作就難以持續下去。它要求各締約國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自己要求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的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作出全面的安排。“公約”經過多年的討論和多次的修改，1992年6月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簽署，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這說明世界人民終于認識了由于人類本身的管理失誤所造成的地球生境退化、資源枯竭所帶來的災難，決心采取共同行動制定有約束力的并起綜合作用的國際公約。現在，生物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已成為各個國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以看出，”公約并不是一紙空文，但與其說是一次性產物，不如把它看為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許多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例如1.如何做好野生物種種群和被傳統農業與本地人民廣泛應用的物種及其變異的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問題，2.發達國家如何落實支援發展中國家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責任；3.如何通過技術轉讓和交流實施生物多樣性有效保護和持續利用的戰略；4.生物資源利用者如何落實酬報各地從事保護工作者和提供傳統利用知識人們的責任。這些問題雖經多次討論，但不易取得協議。
我國于1993年1月7日作為第7個國家正式批準加入“公約”，由環境保護部牽頭組成國家履約協調組，統一規劃各項工作，下設辦公室負責日常事務，可見國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視和認真態度。許多學術單位建立了生物多樣性委員會、研究機構來規劃研究和宣教事宜；還出現了非政府組織“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基金會”，它組織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公眾協助政府有關部門開展工作。10多年來完成了大量工作，除了按“公約”規定完成必需做的基本項目，例如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中國生物多樣性數據庫外，還出版了系列叢書和許多研究報告。建立了許多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實體。主要經驗有下列三點：1.保護和發展必需密切結合，利益公平分享是關鍵；2.統一協調分散管理的方針是正確的，但需要進一步完善；3.基礎性和綜合性研究不斷加強，才能不斷向前發展。在2010年國際生物多樣性年期間，國家頒布了新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2011－2030），”明確今后20年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和保障措施，并將之看為是維護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保障的大事。因為，當前資源過度利用、工程建設與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問題并未解決，生物多樣性受威脅的狀態一時難以解除。它要求完善相關政策和法律基本體系，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和地方計劃；開展重點區域生物多樣性調查研究，評估、監測、人才培訓和能力建設，加強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例如保護區、動物園、植物園和種質基因庫的建設和完善，把保護和發展密切結合；重視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防止外來入侵物種的蔓延和完善，完善群眾參與和深化國際合作等方面工作[4-8]。
2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是關于改變了遺傳性質的活有機體跨境轉移的一個協議，它旨在充分確保它們的轉移、處理和使用。它的文本由生物多樣性締約國會議來討論和確定，已有100個以上締約國批準，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所以，可以說，它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個議定書。文本中詳細論述了安全轉移、處理和使用憑借現在生物技術所獲得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續利用產生不利影響的改變了遺傳性質的活有機體的保護措施，同時顧及對人類健康所構成的風險。這意味著，已改變了遺傳性質的活有機體從一個國家跨境轉移必需符合議定書的規定，出口者必需提供充足資料使進口者能做出知情決定，確保所有貨運有議定書要求的文件記錄，即使進口者不是締約國也要按議定書要求辦理。我國于2005年4月27日批準了議定書，顯示我國在執行國際條約和加強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承諾，并大大增強該議定書的份量。同時，制定了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框架，對國家生物安全管理政策體系、法規體系、轉基因活有機體及其產品風險評估和管理技術準則、生物安全管理國家能力建設作了具體規定和說明。
3拉姆薩爾濕地公約
濕地是指內陸和海岸地帶水深6m以下的水域、沼澤和草甸地帶。這些地區是調節水分循環、維護水禽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棲息地，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但是長期以來，人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一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大片濕地被改變為農地、養殖場甚至城鎮，導致許多物種消失，常出現一雨便成災的可怕事件，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此，原亞洲濕地局、國際水禽與濕地研究局、美洲濕地局三個濕地組織合并為濕地國際，并在濕地公約的制定和技術支持中發揮了中堅作用，大大促進世界范圍主要地區濕地和濕地物種現狀的評估和研究，加強與政府和當地社區的合作方面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濕地公約于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薩爾簽訂，所以常稱為拉姆薩爾濕地公約。它通過傳播信息資料、提高公眾意識、開展培訓活動和在各地建立濕地管理項目、支持和促進區域和各國濕地保護和濕地資源持續利用和行動計劃的制定等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各國凡是在生態學、生物學、湖沼學和水文學上具有國際意義的濕地都可申請加入濕地公約所建立的國際濕地名錄，加入國際濕地名錄的濕地應建立保護區，加強對物種和棲息地的管理，管理好者可得到相應的獎勵；反之會受到批評。中國加入濕地公約會后，認真履行締約國的義務和責任，為了適應濕地保護形勢發展的需要，調動全社會的力量投入濕地保護，1994年9月由林業部牽頭聯合17個部委制定一個廣泛參與、切實可行、符合國際規范的“中國濕地保護行動計劃”，確定了中國濕地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目標、內容、優先領域和項目，使之走上了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的軌道，以確保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進一步推動中國濕地保護事業的發展。許多科教部門建立了濕地研究中心，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眾多的專著和研究論文和報告[10]。迄今，我國已有37個濕地保護區分五批加入了國際濕地名錄，并開展大量保護和持續利用的工作。#p#分頁標題#e#
4世界遺產公約
世界遺產是指具有世界價值的獨一元二的自然和文化區域以及許多非物質的文化和精神遺產，是各個國家精華中的精華。作為具有世界價值的自然和文化區域可從以下列幾點來判斷：(1)表征地球進化歷史的主要階段的典型代表或獨特的地理景觀類型；(2)表征具有重要意義的不斷進化的生態過程或生物進化和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典型事例和杰出的代表；(3)具有極為特殊的自然風光和文化特色的區域；(4)具有世界價值的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區域或眾多受威脅物種的棲息地。符合四個標準之一的區域可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包括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三類）。世界遺產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拉姆薩爾濕地公約三者被認為是國際保護生境（棲息地）的三大公約。世界遺產公約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通過制定，1978年正式生效。這說明大多數國家都認識到有責任來保護那些具有特殊價值的自然和文化區域，把它們看為是人類遺產的一部分。這是第一個認可和保護文化景點的國際法律條約，它把傳統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資源管理體系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拓寬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相互關系的思維，并制定協同計劃來保護它們[11-14]。
隨著我國經濟多年的持續增長，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也在不斷提高，并深深體會到自然與現代化共存、經濟建設和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保護共存的偉大目標是實施可持續戰略和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這樣，加入和認真實施世界遺產公約，建立比較完善的世界遺產地系統，就成為政府的一項必不可少的任務。許多省市建立了申報世界遺產辦公室，促進自然保護、文化組織和文物系統各方面的專家認真考慮，提出具體的計劃和方案。截至2010年底，我國已有自然遺產地8處、文化遺產地25處、自然與文化雙遺產4處，還有文化景觀3處，總共40處。現在打算申報的區域還有100多處，估計每年只有自然和文化遺產各1處獲得批準。但是，人們已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不是為申報而申報，而是決心通過完善管理，爭取支持，使之更加壯大，以適應社會、文化、經濟迅速發展的要求，那時申報將是水到渠成之事。主管自然和文化遺產工作的分別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
值得指出的是，有悠久歷史的全球農業系統，是人類長期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一部分。但是，人們在發掘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時，卻忽略了這個方面，以致傳統的農業耕作制度及其豐富多彩的傳統優良品種的基因多樣性在現代化過程中大量流失。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及時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2003年建立了“世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中心”，旨在開展全球重要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工作，以期建立一個全球共識的持續發展的動態系統，彌補了不足之處。我國浙田縣的稻魚共生系統被列為全球第一批五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之一。其實，我國還有許多項目符合其標準，需要大力發掘、繼承和發揚[15-18]。
5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野生動、植物的保護與持續利用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只注意保護，不允許任何利用是不科學的，必然是行不通的；當然，過度的利用，不注意保護必然導致破壞。這個公約的目的就在于監測商業開發的主要物種，對一些已陷入受威脅狀態的物種，通過貿易限制達到保護與合理利用的要求。這個公約1973年3月于美國華盛頓簽訂，1975年7月正式生效。它把控制貿易的物種劃分為三類作為其附錄，附錄1是指那些受到和可能受到貿易影響而有滅絕危險的物種。這些物種的對外貿易必需獲得出口國科研機構認可，管理機構發放出口許可證，進口國也確認是如此才能進行；進口國將之再出口也照此辦理。附錄2是指那些目前雖未瀕臨滅絕，但如對其貿易不嚴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就可以變成有滅絕危險的物種。這些物種也必需得到出口國家科研機構的認可，管理機構發放出口許可證才能進行出口貿易。附錄3是任何一個締約國認為屬其管轄范圍內應進行控制開發利用，而需要其它締約國合作管理貿易的那些物種；它們的出口貿易同樣需要出口國管理機構發放出口許可證才能進行。前兩類物種需經全體締約國大會討論通過，后一類物種只需各締約國自己認定，報公約秘書處備案即可。附錄中所列的物種是重點管理對象，但它們的地位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要隨其種群傳播和消長而有所調整，所以需要對它們進行長期的研究和監測。這樣，每一個締約國都要建立專門的科學委員會和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來負責專司其事。前者負責研究確認各個種的基本情況，提出處理的意見；后者即專司具體管理業務，發放出口許可證。可以看出，這個公約不是要禁止野生動植物包括瀕危物種及其衍生物的貿易，而是制定各種措施保證可持續貿易，不引起它們走向滅絕；目前，它已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控制野生瀕危物種及其衍生物的國際貿易系統，為物種的保護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80年12月25日，我國提交參加“公約”的交存書，1981年4月“公約”對我國正式生效，1982年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進出口管辦公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種科學委員會”，分別掛靠在國家林業局和中國科學院內，開展有效的研究和管理，成果壘壘。看來，大力培養熟悉“公約”的科研和管理人員，進一步弄清和宣傳“公約”各條款的實質內容，加強對瀕危野生物種的研究，提供其消長規律和具體情況，監測貿易現狀，編制控制貿易的物種名錄及其識別手冊和圖譜，制定合理開發利用的指標，提高進出口管理水平，防止過度開拓而造成物種滅絕應是一項長期的任務[19-20]。
6遷徙物種公約
物種的生存和分布不受邊界的限制，特別是遷徙物種的生活周期可能遍歷多個國家，但各國的保護和管理水平不盡相同，難免會遭受獵殺，因此必需通過國家政府間的共同努力來加以保護，既要保護物種本身，也要保護其棲息地。保護區在這些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這個公約于1979年簽訂，1983年正式生效，100多個國家參與并共同關注這些獨特物種種群的保護，效果明顯。我國簽署這個公約以后，許多保護區承擔了這些遷徙物種的保護，無論在科研監測和合理利用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例如，山東長島保護區累計環志各種候鳥128種21萬多只，其中猛禽22種6萬多只，占全國猛禽環志總量80%以上；回收國內外環志鳥231只，最長回收為8年，為鳥類遷徙規律與科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成績明顯[21]。由于“公約”所關注的物種獨特，沒有任何公約能代替其作用，實際上，它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必要的補充和起具體的輔助作用。#p#分頁標題#e#
7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這個公約是全球許多國家的政府為解決地球氣候潛在變化可能引起的眾多問題而聯手進行的一項努力。它的一個重要概念在于集體執行“公約”所制定的各項規定。它于1992年5月9日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獲得通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我國于1993年1月批準了這個公約，是最早的10個締約方之一。“公約”要求所有締約方在農業、林業等相關部門注意減少和防止人為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開發、應用和推廣；開展技術轉讓等各種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保護和增強所有溫室氣體的吸收匯和儲存庫，例如不同類型的保護區等；在適應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制定水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綜合農業的發展、關注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澇影響地區的保護和恢復工作；在可行的范圍內，將氣候變化納入相應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政策和行動，并采取適當的方法盡可能降低氣候變化對經濟、公共健康和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在京都議定書中為發達國家規定了有法律約束力的量化減排指標，使其CO2、CH4等6種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排至少5%；同時，確定了“共同實施”、“清潔發展機制和”排放貿易“三種境外減排的靈活機制，使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這三種機制在境外取得減排限排的抵消額，從而以較低成本實現減排限排目標，緩解其國內減排限排壓力。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是其義務的核心內容，要求采用由締約方大會制定的可比方法編制人為引起的各種溫室氣體的源排放和匯清除的國家清單，發達國家必須為其提供相應的資金。但是，要真正的具體落實十分困難，許多會議都是在討論這些問題的具體化，但都不能取得共識，需要更耐心地通過深入分拆，實事求是協調和合作共事地去解決。可以看出，制定減排限排溫室氣體目標是一個重要方面，而確定不同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恢復和人工營造的方法來固碳的目標也是不能忽略的，兩者是相互相成的[22]。
8防治荒漠化公約
【關鍵詞】國際收支；雙順差；經常項目；資本金融項目；對策
所謂雙順差，是指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與資本、金融項目同時出現外匯收入大于外匯支出的盈余狀態。在理論上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是互補的，所以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多數國家都不會同時出現順差，但在我國卻出現了這種獨有的現象。這一特殊的經濟問題，便引起了國內學者對此的廣泛關注與研究。項妍妍（2011）以1985～2010年的數據為基礎，對兩個項目順差成因之間進行相關性研究，并得知兩者的原因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共同的因素。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國出口行業的發展，促進了經常項目順差的形成；另一方面還吸引了外國企業大量在國內投資生產，誘發了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劉興宇（2012）以經常賬戶失衡為例，分析由于處在微笑曲線的最底部，我國的勞動密集性產業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加工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經常項目余額。另外，認為雙順差這種不合理的國際收支格局是同各種制度缺陷、價格扭曲、宏觀經濟不平衡相聯系的。陳騰龍（2012）由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恒等式：Y=C+I+CA，來推導出S=I，S>I，S
1.總體趨勢。中國國際收支失衡表現為以貿易順差為主的經常項目順差和以直接投資順差為主的資本項目順差。我國從2006年起開始保持著連續多年的雙順差，自從“十二五”規劃中提出“我國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政策之后，2012年我國國際收支從往年的“雙順差”格局轉為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一順一逆”狀態。國際收支總順差大幅下降。2012年，經常項目順差1931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42%；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為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逆差，上年為順差2655億美元；國際收支總順差1763億美元，下降56%，大大低于2007～2011年年均順差4552億美元的規模。
2.經常項目。第一，經常賬戶仍是國際收支雙順差的主要來源。我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積極融入到世界市場中，并增加經濟對外開放度。因國內外市場結構特點，國內鼓勵出口貿易，國外對華出口限制，導致中國出口貿易發展遠遠快于進口貿易。經常項目順差一直呈增長趨勢，對雙順差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最高時達到4206億美元，占國際收支總差額比重為91%，占GDP之比為9.3%，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才有些許下降，2012年又有反彈。（見表1）。第二，貨物貿易順差較快增長。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12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20569億美元，進口17353億美元，分別較2011年增長8%和5%。近年來，貨物差額的增長幅度與經常項目的增長幅度是大致相當的，其中經歷了基本平穩期（2001～2004）、大幅上升期（2005～2008）和金融危機之后的下降期（2009～2012）。
第三，服務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體現，但是我國的服務貿易狀況仍然相對落后，甚至常年保持逆差。從2001年的-59億美元到2012年的-897億美元，服務貿易的逆差規模還在逐漸擴大。第四，收益項目逆差有所收窄。收益項目在這十二年期間，除了2007、2008年出現順差之外，其余年份一直為逆差。2012年，收益項目收入1604億美元，投資收益逆差574億美元，下降33%。主要是因為外商投資企業外方投資收益較上年有所下降，導致投資收益差額偏小。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歷年國際收支平衡表整理。
3.資本、金融項目。第一，資本、金融賬戶比重上升。2001年以來，我國的資本和金融項目始終保持順差狀態，從兩大項目的貢獻率中可以看出，幾乎完全由金融項目主導。與經常賬戶相反，資本、金融賬戶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順差規模反倒逐步擴大，占國際收支總差額比重從2208年的9%上升到66%，與GDP之比也相應的從0.9%上升到3.6%。直到2012年才首次出現逆差（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第二，直接投資保持較大順差。作為直接投資的兩大組成部分，我國在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分別呈現長期逆差和長期順差的狀態，并且兩者之間的比重除2009年外，其他幾年為1：0.3左右，這說明我國的直接投資項目存在嚴重失衡。直接投資差額是金融賬戶順差的主要原因，兩者走勢基本一致。2012年，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呈現逆差，但直接投資依然保持著較大的凈流入。第三，證券投資凈流入大幅增長。2012年，證券投資項下凈流入478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143%。其中，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出64億美元，2011年為凈回流62億美元；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凈流入542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305%，創歷史新高。第四，其他投資大幅凈流出。2012年，其他投資項下凈流出2600億美元，而2011年為凈流入87億美元。其中，其他投資項下對外資產凈增加2316億美元，較2011年增長26%；其他投資項下對外負債減少284億美元，而2011年為凈增加1923億美元。
三、對2012年中國國際收支運行的原因與評價
（1）國際收支平衡新格局初步形成。2012年我國經濟呈現緩中趨穩的走勢，國內物價水平保持穩定。我國國際收支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持續“雙順差”首次轉為“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狀態，這顯示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自主性進一步增強。（2）國內消費增強、國際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國際收支一直以來都飽受內部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影響。由于國內儲蓄率高、內需長期不足，同時又因為價格優勢，以“世界工廠”的地位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而發達國家的長年赤字經濟結構又為中國提供了廣闊的貿易出口市場，使得我國經常項目中的貨物貿易不斷增長，國際收支持續了多年的雙順差。（3）國際市場波動、資本流動變化明顯。一方面，國內外經濟和金融運行穩定時，新興經濟體重現資本流入；又加上主要發達經濟體繼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重拾升勢，境內外正利差刺激了套利資本流入我國。但是當歐債危機再次惡化，市場避險情緒加重，新興經濟體普遍出現資本外流。受國際經濟環境動蕩及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2012年外商來華直接投資新設及增資流入有所下降，對外直接投資資本金跨境流動規模大幅增長是帶動總流出與流入上升的直接原因。
四、結論及建議
2013年“促平衡”任務依然艱巨，但是我們要抓住機遇，按照“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思路，建立健全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機制，選擇有效的對策實現預期目標。（1）降低高儲蓄，堅定不移地把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當前，中國政府短期內要堅持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消費，拉動生產，提高中低群體收入水平，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同時逐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醫療、住房和教育等領域的改革，擴大有效需求，增加政府支出來克服內需不足。（2）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穩定出口和擴大進口，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調整出口優惠政策，借助于出口政策的調整促進產品結構升級，提高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鼓勵企業引進適用的技術設備，加大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通過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教育和旅游帶動進口。（3）把利用外資與對外投資結合起來，支持企業“走出去”，優化投資結構。應加強對跨境資本的管理，阻止熱錢流入，平穩國際收支的劇烈波動。適當調整吸引外資政策，提高外資利用效率，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鼓勵更多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4）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發揮外匯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作用。我國目前應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加速建立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從而發揮匯率制度調節貿易及資本有序流動的作用，進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1]項妍妍.淺析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成因及治理[J].時代金融.2011（9）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QE一直扮演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角色。如今QE終于如預期劃上休止符，那么接下來還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
無疑，QE的退出進程符合預期，可以預見未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常態化仍將采取漸進方式，不會操之過急。從2013年5月開始，關于QE提前退出的聲音就不絕于耳，但美聯儲在政策退出上依然非常謹慎，預計未來加息也是如此。盡管本次會議聲明偏鷹派、就業市場也在穩步復蘇，但美聯儲不會過早加息，最可能的時間還是最初耶倫提到的明年二季度。不會過早加息的原因：一是美元加速升值并不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目前美國很依賴貿易再平衡式復蘇。二是目前通脹低位，預期穩定，美聯儲并沒有壓力。三是美國資本市場過去幾年的反彈和貨幣寬松有直接關系，貨幣收緊操之過急可能會造成金融風險。
QE退出以及貨幣政策常態化的影響將會表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是美元走強，不是短期，而是中長期。原因：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收縮，美國內部去杠桿、外部再平衡，新興市場危機加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其二，黃金進入熊市：去年的大跌可以視作黃金中長期熊市的起點，目前還未結束。美聯儲收縮，美元走強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三，大宗商品價格將繼續低迷。雖然在地緣政治的沖擊之下，大宗商品會間歇性反彈，但在全球需求弱復蘇、美元走強的大背景下，價格難有趨勢性上行。
那么QE退出對中國經濟政策影響幾何？
這里存在一個中美貨幣政策脫鉤的問題。2010年后，中美貨幣政策出現了脫鉤。彼時，美國為應對債務危機，繼續實施了QE2和QE3。而中國在四萬億刺激后，不得不面對相對強烈的通脹預期，并采取緊縮貨幣，一直持續到現在。中美兩國經濟形勢決定了兩國貨幣政策可能繼續脫鉤。
因此為了對沖美國貨幣政策，中國客觀上要求實施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一，在美元進入強勢周期時，全球流動性將出現回流美國，這客觀上將引發中國的熱錢出現資本外流。第二，實際利率過高要求降低利率。第三，貨幣政策工具從隱性操作將逐漸轉向顯性操作。隨著美元進入強勢周期，外匯流入將出現縮減甚至負增長，從而卡斷了我國基礎貨幣的主要來源。為了維持13%左右的廣義貨幣增長，在基礎貨幣增長預期不增長基礎下降的周期里，只有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而提高貨幣乘數。
美國結束QE，美元進入強勢周期，初期對美國實體經濟的負作用較小。中國貨幣政策將繼續與美國貨幣政策脫鉤，貨幣政策工具將從隱性操作逐漸轉向顯性操作，即全面降準和降息。
民生證券認為，QE退出將加劇外匯占款的趨勢性下行，推動央行貨幣投放渠道轉變。美元走強的背后是美國經濟復蘇和美國利率水平（美債）的上升，而國內則面臨房地產市場趨勢性走弱、貨幣持續寬松的情況，這將縮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套利空間，導致外匯占款繼續走低，這將迫使央行通過其他方式補充基礎貨幣，預計明年再貸款、PSL、SLF 等貨幣投放將繼續頻繁使用，如果外匯占款下行幅度較大，或有降準出現。
同時，還會加劇中國出口復蘇的壓力，促使國內采取更多的內生性微刺激措施，同時倒逼國內改革。美國此輪復蘇伴隨著貿易再平衡，并不會直接帶動中國的出口，相反，由于人民幣盯住美元，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將隨著美元指數一起加速攀升，這將對出口造成更大的壓力。外生性復蘇難，只能靠內生性力量。預計未來微刺激措施仍會不斷發力，內部自貿區的探索以及外部貿易規則的談判也將隨之加速。
可以預見的是，在美國“零利率”結束前夜，中國“零利率”只是“鏡中花，水中月”。首先，中國不具備“零利率”的任何一個條件。其次，不能認為中國將重演美國八十年代開始的利率下行。
目前國際形勢之復雜前所未有，中國貨幣政策將保持高度靈活性，降息等長周期貨幣政策出臺概率較小。1、美、歐、日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國際形勢復雜多變。2、在美國將“收”、歐洲仍“放”、日本正“亂”之時，中國央行必須保持高度靈活性。（1）外部環境對國內的干擾主要有兩個，一是國際資本的流動，二是經濟對出口的影響，兩者都變得不確定。如果央行采取明確的趨勢性貨幣政策，則可能會導致無法應對國際形勢的變化。（2）由此可以判斷，降息等長周期貨幣政策在未來一年內實施的概率都較低，若降息后出現國際資本外逃，則央行應當提高利率加以應對，而這又會打破央行貨幣政策連續性，損害央行信用的同時，實體經濟也將因難以形成確定預期而受損。（3）采用SLF、PSL等中期貨幣政策工具，輔以靈活調節正回購利率，是中國央行的最優選擇。中國金融市場“股債雙牛”持續的可能性較大，國際資本大幅流動是潛在風險點。1、根據“修正的泰勒法則”分析框架，中國仍將繼續債券牛市。修正的泰勒法則是指，長期利率債收益率取決于增長、通脹和金融系統風險，中國經濟增長下臺階至7%附近較為確定，通脹維持2-3%窄幅波動是大概率事件，重點在于金融系統風險。2、最大的風險在于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認為中國匯率已經進入雙向波動區間，央行新增外匯占款將長期維持在0附近，因此維持中國市場將在較長時期內“股債雙牛”的判斷。
中信證券分析認為，目前市場流動性和風險偏好繼續偏積極。美聯儲平穩結束QE，對市場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而日本央行在10月31日意外宣布將擴張現有的QQE政策，此舉短期內對全球投資者的信心會有非常明顯的提振，股票市場尤其受益。從國內來看，預計宏觀流動性偏寬松的格局可以維持，而海外資金流出A股市場的狀況已出現好轉跡象。比如，EPFR連續兩周凈流出減緩，NDF隱含人民幣貶值預期在上周也出現縮窄。同時，11月新成立基金數量又將迎來高峰，10月31日的數據顯示11月將有26只偏股型和股票型基金成立，預計最終的數量將會更多，而9月的小高峰在全月也僅成立了24只。從經濟基本面與宏觀流動性來看，支持風險偏好的上揚。另外，如果11月有滬港通開通的消息，可能依然對市場情緒有一定提振作用。目前雖然A+H股的折溢價指數在97，接近100的平價水平，但是從AH板塊估值來看，占A股滬股通股票池權重較大的銀行、能源、保險、運輸等板塊相對于H股依然有20-30%左右的折價。
此外APEC峰會推動政策輿情高漲，應該聚焦第三次對外開放。當前，第三次對外開放政策輿情進入高漲階段，這表現為北京APEC峰會議題的、新一批自貿區政策輿情的升溫以及“一帶一路”規劃的可能頒布。政策主題關注受益于第三次對外開放港口、鐵路、公路等基建行業及相關設備制造類企業，區域上則關注海西、“一帶一路”和京津冀等地。
投資策略方面：乘QE東風，配低估藍籌。年內經濟基本面失速風險消散;上市公司三季報披露結束，業績對行情的影響趨于階段性弱化;市場的流動性和風險偏好則繼續偏積極，日央行QQE操作的東風亦有望使A股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