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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閩江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決策的分析框架
（一）莫爾的經典“三圈”理論。“三圈”理論是由哈佛大學馬克·莫爾教授在《創造公共價值：政府戰略管理》（1995年）一書中最早提出的。該理論是關于領導者戰略管理的一種分析工具，它以“價值”、“能力”和“支持”三個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為框架，開展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進行相機分析。主要觀點是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政府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或實施戰略計劃時，必須堅持價值（V）、能力（C）與支持（S）三個因素相互統一的原則。
不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可能包含著價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組合。政策方案或計劃項目只能是“愿景”，沒有實施能力和公眾支持，那只能夢想（夢想區V），有價值又有能力就可成為實現夢想之區（夢想實現區V+C）；缺乏公共價值只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屬于別人的夢想（別人的夢想區S），甚至可能給公共利益帶來嚴重損害（噩夢區C+S）；具備價值、能力和支持三個條件，那就可以放心去做（耐克區V+C+S），然而這只是一個理想狀態，更多的公共決策是具有公共價值，但目前尚無能力或尚未得相關者支持，這就要求政府官員提升自身的領導力，開展工作創新，“將新的尚不歡迎的現實，呈現給個人、組織或整個社會，讓他們認可，并成功地適應新的現實的過程”。
（二）“三圈”理論適用于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決策分析。與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工業點源污染相比，農業面源污染具有“點多、面廣、源雜、分散隱蔽、不易監測、難以量化”等特點。歐美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的努力，工業點源污染才得到有效控制，目前農業面源污染已成為絕對主要污染物。1990年美國面源污染占污染總量的2/3，其中農業面源污染的貢獻率為68%～83%，氮、磷營養元素是農業面源污染主要的污染物質。丹麥270條河流中94%的氮負荷、52%的磷負荷是來自于農業面源污染。發達國家既有較強的政府執行能力，又有廣泛的公眾支持力度，它們通過采取立法、發展替代技術、實施補貼等政策措施以及生物工程技術手段，建立了相對完善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機制，取得明顯的治理效果，以美國為例，1990-2006年期間農業面源污染面積就減少了65%。當然，由于受到各國（地區）政治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產業結構以及自然地理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同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決策面臨著不同的價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組合。近年來我國長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流域以及福建省閩江、九龍江等區域性流域的農業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雖然具有明顯的公共價值，但它明顯受制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資源能力以及糧食安全、農民增收等現階段更重要的民生需求，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面臨著制度、技術等多個相互矛盾的制約因素。因此，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既是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要求，又是區域環境管理中需要政府著力破解的重要課題。
二、閩江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決策的“三圈”組合
（一）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具有明顯的公共價值。上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省農業產業結構逐步由過去“以糧為綱”的單一結構向農林牧副漁并舉的多元結構轉變，具體表現為種植業比重下降和養殖業比重上升、糧食比重下降和經濟作物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福建省“肉豬年出欄數”由766.46萬頭上升到1963.31萬頭，糧食種植面積由2745.92千公頃下降到1232.30千公頃，經濟作物由同期的665.35千公頃上升到1038.59千公頃。同期單位耕地面積化肥、農藥和薄膜施用量以及畜禽污染物排放均大幅度增加。閩江上游的三明和南平兩地市是福建省現代農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規模化、集約化的種植業和養殖業提高了農產品附加值和農民收入水平，同時加劇閩江流域面源污染程度。因此，農業產業結構升級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突出地表現為流域農業面源污染問題。閩江畜禽養殖污染負荷約占全流域的60%，畜禽養殖廢水的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別約為流域工業廢水排放量的5.7倍和7.5倍；閩江下游福州市郊16種蔬菜的硝酸鹽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含量超標嚴重，已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規定上限的2.76倍。農業面源污染所產生的化肥、農藥、重金屬殘留物等有害物質一旦進入水體，會直接殃及水生生物，某些有毒物質還可能通過食物鏈的密集作用使處于食物鏈高位的人或畜中毒。可見農業面源污染不僅會加重流域水體的營養化，加快土壤退化，危及流域生態安全，而且影響著特色優勢農產品外貿出口的競爭力，影響著消費市場的食品安全和人民群眾的健康福祉。加強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已刻不容緩，既是生態省建設的重要內容，又是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保護人民群眾健康的大事。
（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執行能力有限。我國現行環境政策主要是針對工業點源治理而設計的，各級政府主要采用“命令—控制”性的行政手段、排污收費等約束性的經濟手段和強制性的法律手段，向企業提出具體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或者命令其采用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為目的的生產技術標準，從而達到直接或間接限制污染物排放，改善流域生態環境的目的。但是，這種“命令一強制”性的環境治理范式，往往針對的是那些具體的、可以用指標量化的環境問題以及點源污染，但對點多 面廣的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并不明顯。當前地方政府開展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物理和生物防治等工程技術手段，相對忽視農民參與式激勵性政策體系的構建，尤其是在現行的碎片化行政體制下，地方政府不僅要鼓勵農民參與面源污染防治，而且要處理部門間利益矛盾。農業污染防治工作涉及到環保、農業、畜牧、林業、國土、水利等多個部門，各部門職能交叉重疊、存在空白，缺乏統籌協調，難以監管到位；各個部門之間誰也無權命令或指揮、協調別的機構，部門間責任權利邊界模糊導致經常出現溝通不暢、協作不力、相互推諉與扯皮的現象。縣、鄉（鎮）、行政村基層環保能力十分薄弱，絕大部分鄉（鎮）和行政村沒有專門的環保機構和隊伍，農業污染“無人管、無力管”的現象普遍。
（三）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的農戶支持度低。從農業微觀經營角度看，農戶經營行為短期化是導致農業面源污染的直接根源。農民是理性的，“全世界的農民在處理成本、報酬和風險時是進行計算的經濟人。在他們小的、個人的、分配資源的領域中，他們是微調企業家，調諧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許多專家未能看出他們如何有效率。”農產品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個體農戶在農產品銷售中難于把握市場價格，只能采取以大量施放化肥農藥和增加種植養殖面積及數量為主要手段，以追求產值最大化為直接目標；并在利用公共環境資源創造自身財富的同時，盡量地將生態環境治理成本外部化。隨著福建省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演進，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386199”部隊成為閩江上游南平、三明等地區農業生產經營的主力軍。由于大多數農民文化素質和環保意識較低，沒有掌握好正確的、環境友好型田間管理技術，在缺乏農業技術輔導的情況下，主要根據往年經驗過度施放化肥農藥，個體農民大量利用化肥和農藥，既可以獲得較高的產品和經營收益，又可以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減少勞作的艱辛。“高度依賴化肥農藥”不僅是農民的理性選擇，而且已成為他們的一種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
三、閩江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決策導向
（一）提升全社會對環境治理的價值認同和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農業面源污染加劇的思想根源是政府和農民的環境觀念淡薄，政府部門沒有把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工作重點，存在著“重經濟輕環保”、“重城市輕農村”、“先污染后治理”、“放任自然消減”的思想；農民環保意識普遍較差，責任感不強，粗放經營和隨意排污等生產生活方式短時期內難以改變。黨的十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強調要“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并把生態環境納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范疇。提高政府的執行能力，增加農民自主參與的力度，加強環境保護宣傳，提升全社會對環境治理的價值認同和支持。從政府的角度看，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需要由經濟增長型政府逐步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由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觀以及官員考核體系轉變為注重綠色GDP、公共服務和民生改善的綜合指標評價體系，緊緊圍繞“建設生態文明”戰略目標，充分認識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在區域節能減排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把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到政府環境治理的重要議事日程。從農民的角度，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提高農民對面源污染危害的認識，引導農戶樹立現代農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理念，探索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發展路子。同時擴大公民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讓大家共同減少污染，關愛家園。
（二）提升政府面源污染防治的能力。
1.加快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立法。當前我國缺乏從源頭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限定性生產技術標準，缺少針對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的環境經濟政策；原則性規定多，配套性細則規定少，可操作性不強，責任追究機制不完善。以流域為單元進行立法，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基于福建水系的相對獨立性，建議制定《福建省流域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條例》，加快建立健全農業生態環境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完善農業環保執法監督監察機制，并盡快制定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管理辦法及防治農業面源污染實施方案。
2.完善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組織體系。增加縣級環境監察執法人員的編制，確保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在條件允許的鄉鎮先試點設立環保機構，爭取用3年的時間，所有鄉鎮全部設立環保站，從根本上扭轉農村環保“缺胳膊少腿”的狀況。在農村“六大員”基礎上設立環保員，加強農村環保宣傳、環境監督等執行力。
3.設立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示范區。在目前環境治理的組織資源能力有限的條件下，遴選若干個條件較好的區域，設立省、市和縣不同層次的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示范區，是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圍繞農田化肥農藥減施、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和規模化養殖污染物資源化利用等領域推廣綜合防治技術。實行獎勵和補助相結合的投入方式，加大“以獎代補”、“以獎促治”政策支持力度， 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運用市場機制，吸引社會資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采取多種方式，發動個體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自愿籌資籌勞，參與面源污染防治。探索建立村民環境自治機制，通過村規民約等方式起到相互監督、相互約束的作用。
（三）建立農戶參與式治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建立利益相關者激勵相容機制是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關鍵環節。中央政府的規制缺失、地方政府的GDP偏好、個體農戶的驅利性和第三部門發育的滯后性，使得流域面源污染成為個體理性選擇所造成的“集體行動的困境”。流域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將取決于能否通過創新性的思維方式加強利益相關者互惠基礎上的互動，建立相互間激勵相容機制，擺脫集體行動的困境，實現多元主體信任合作機制。這就要求政府不僅僅要采取強制手段，包括嚴禁銷售高毒高殘留農藥、對被列入“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 dylw.net雙禁”的“兩高”農藥全面清出市場，在農業生產上禁止使用等，同時更要建立以經濟激勵導向的鼓勵性政策，引導農戶由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參與、由政府單邊治理向政府企業和農戶多元治理主體共同治理轉變、由以強制為主的政策導向轉變為激勵為主政策導向，由以末端治理為主轉變為農業生產全過程治理，建立起政府引導、農戶自主參與的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機制。政府環境政策的效果和農業面源污染控制目標的順利實現，取決于農戶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接受意愿。以無償技術援助、有機肥價格補貼和尾水標準等三項政策為例，農戶對無償技術援助政策的接受意愿最大，尾水標準政策的接受意愿最低。因此，以提高化肥利用率為特征的無償技術援助政策，既能從源頭減少化肥施用量的政策目標，又能降低農業經營成本，有效地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雙贏的結局，是未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設計的首要選擇。政府提供無償技術援助等以激勵為導向的政策措施，使得農戶在最大化個人利益的驅動下，愿意采取有利于環境政策目標實現的經濟行為，最終使農戶在達到個人目標的同時也實現了環境政策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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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凸顯辦學特色，提高社會認同感，只有這樣，才能不被時代所淘汰，才能實現高職教育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高職教育良性發展對策
［作者簡介］李蘭軍（1967-），女，河南鶴壁人，鶴壁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經濟師，研究方向為統計引用和金融。（河南鶴壁
458030）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2）15-0167-02
近年來，高等職業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
分，對促進和帶動經濟發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我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高職教育面臨著千載難逢的發展機
遇與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社會需求的
變化與更新對高職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高職教
育應主動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創新培養模式，提高辦學質量，突
顯辦學特色，實現高職教育的良性發展。
一、高職教育現狀
（一）招生狀況
據中國民教網教研室統計，2011年專科（高職）二批的錄取
最低控制線降到了歷史最低谷，每門課平均大約
30分就能上大
學。盡管如此，專科（高職）批次，尤其是專科（高職）二批的投檔
情況顯示，不少院校仍然生源不足，零投檔情形較大面積出現。
有專家認為，部分高職院校已到了“生死抉擇”的關口。究其原
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1.社會認同感不高。受傳統的“唯士唯學，重士輕工”思想
影響，社會上普遍存在著重學歷、輕技能的社會心理，職業教育被
歸結為“次等教育”。同時，還由于高職教育在國家經濟建設中
的功能和價值缺乏宣傳和引導，形成了盡管高職教育就業能力
提升，但依舊很難吸引家長學生的關注，社會吸引力不強。與全
國高校火爆的招生現象相比，出現冰火兩重天的尷尬局面。這
種招生現象充分顯示了我國高職教育正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
2.生源不斷減少。高職院校生源急劇減少一方面與考生人
數逐年減少有關；另一方面，考生選擇的多元化也是生源不斷減
少的一個原因。有的考生覺得專科學歷不值錢，選擇直接就業；
也有不少考生選擇復讀，沖刺心中的名校；還有的選擇到國外自
費留學，這些都導致了生源的分流。生源的減少也加劇了高職
院校的競爭激烈度，被淘汰的可能性也因此加大，導致沒有特色
的學校或經營不善的學校很可能會陷入困境甚至消亡。
3.實行注冊入學，喜憂參半。從
2011年開始，有些省市開
始試行注冊入學，但是對于高職院校來講卻是喜憂參半，喜的是
招生范圍更廣，招生自擴大了；憂的是辦學實力一般的院校
很可能出現無人可招的局面。
4.專升本比例減少，影響高職院校生源。高職院校實行專
升本，可使高職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互滲透貫通，為高職畢業
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條件，也可以使更多家庭愿意讓子女進入高
職院校。但是國家逐年減少專升本比例，使得高職院校畢業生
升學渠道受阻，致使許多考生放棄了入讀高職。
（二）校企合作狀況
高技能人才與知識型人才的最大區別之一在于，高技能人
才屬于經營型的范疇，高技能人才的成長必須依賴于經驗的積
累。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是為生產、管理、服務一線培養高素質
的技能型人才，它決定了高職院校必須進行校企合作。所以我
國大多數高職院校為了求生存、求發展以及適應市場經濟的要
求，都非常注重學生職業技能的培養，重視校企合作。但現實
中，由于校企之間缺乏利益驅動和有效的互惠互利的動力機制，
企業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另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高職院校
和企業合作過程中的責權利的規定也比較模糊，因此，雙方很難
建立起長期穩定、互惠互利的合作機制，這種狀況嚴重制約了校
企合作的深入持續、健康發展之路。目前，校企合作在效果上普
遍處于自發性、淺表性、松散性的合作狀態，校企合作深度不
夠。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政策層面的問題。由于傳統管理體制的束縛，國家和地
方政府在參與校企合作的機制建設方面僅限于輿論宣傳、行政
鼓勵，政府缺乏對企業進行校企合作的激勵政策，缺乏相關法律
政策制度的保障，使得校企合作常常流于形式或難以為繼。雖
然通過校企合作，學校在課程改革、實訓基地建設、雙師隊伍培
養等方面得到一定提升，學生在學校學到了專業理論知識的同
時在實踐技能方面也能得到鍛煉，學校和學生所得到的效益都
會比較明顯。但問題在于，短期內的實習實訓企業需為學生加
大投入，但利益卻不明顯。同時，由于政府還沒有出臺校企合作
對企業的激勵機制，對校企合作中企業利益保護不夠，校企合作
缺乏最根本的利益驅動機制，企業一方無利可圖。另一方面，學
生到企業中實習或實訓，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
和運行，涉及企業生產經營機密和知識產權問題時，由于雙方責
權利規定較模糊，會出現許多問題。所以，企業出于市場競爭考
慮，合作熱情不高,導致學生在企業實習中只能做一些簡單的工
作，無法得到深入鍛煉，無法得到真切的實踐體驗。因此，在目
前已形成的校企合作中，大多是高職院校主動向企業尋求合作，
導致的局面是學校一方積極參與，企業一方消極應付，校企合作
只是淺層次低水平的合作，這種合作離真正意義上的校企合作
相差甚遠。
2.學校服務企業的能力弱。由于歷史原因，目前高職院校
實驗實訓的條件不完備，教師的科研能力不強，科研項目與企業
關聯度不高，學校很難了解到企業的實際需求，因此，很難滿足
企業的需求，也很難及時有效地解決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因而，
對企業的研發能力、經營影響力、支持力較弱，這影響了校企合
作的開展。另一方面，盡管現在多數高職院校實行“2+1”或
“2.5+0.5”教學計劃，強調學生完成理論課后集中到企業實習，
但企業在臨時性活動或其他任務需要用人時，學校因教學計劃
局限往往不能安排學生去實踐，對企業提供服務的及時性不夠，
這也影響了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
二、高職教育實現良性發展的對策
（一）豐富內涵發展，提高教育質量，提升社會認同感
高職教育的社會認可度低是我國高職教育發展中的一個嚴
重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通過國際比較，我們可以看到，發達
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發展職業教育，甚至被
視為解決經濟低迷、走出危機的關鍵因素。在發達國家，高職教
育不但沒有受到鄙視，反而受到很高的待遇。各國提升高職教
育社會認可度的做法，主要是以特色為重，以質量取勝。如德國
的應用技術大學（FH），注重應用技術、注重學生實習，形成了適
用性強、學生就業前景好的社會形象，向“FH進軍”成為德國高
中生的夢想。因此，我們看到，培養出有別于普通院校的高技
能、應用型、創新型、高素質的職業人才成為高等職業院校的一
條出路，培養的學生受到企業歡迎，高職教育的社會形象才能得
以更新。因而，高職院校必須依據其特點，結合經濟發展的需
要，探索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方法，達到豐富內涵，提高質量，
提升整個社會對職業院校的認同感，實現職業教育的良性發展。
（二）建立校企合作法律法規以及相應的激勵機制
校企合作是高職院校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根本途徑，
但就目前的校企合作狀況來看，我們迫切需要提高企業的積極
性和參與度，可企業的動力不能僅僅依靠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
感，還需要有效的制度與機制進行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國家盡
快研究出臺高職教育校企合作的法規，以及與法律法規配套的
可行性措施，從制度上保障校企合作的長遠發展。同時，制定校
企合作的相關優惠稅法和激勵政策，引導和激勵校企合作，通過
政策導向，在財政稅收、信貸獎勵政策以及知識產權等方面引導
和激勵校企合作。這樣不僅可使企業享受到實實在在的甜頭，
認真履行校企合作責任和義務，也符合市場運作規則。在培養
過程中，企業需要投入一定的費用，這部分支出單靠強調企業的
社會責任是無法長久堅持的，這就需要通過優惠政策或其他方
面給予企業一定的補償，如可根據企業接受學生的數量和消耗
企業材料的費用，實行稅收減免政策和特殊的財政資助政策等
（如銀行貸款上的優惠支持），使得企業得以堅持下去，形成校企
合作的良好政策環境與社會氛圍。
（三）校企合作需深度化
校企合作應在遵循人才培養規律的基礎上，結合學校和企
業雙方的利益訴求，根據不同行業或企業的具體情況，采用全方
位的不局限于一種模式的靈活性深度化合作，培養出針對性強、
工作實際能力高的應用型人才。
1.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的構建。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主動
力是區域經濟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高職院校應依據
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規劃以及企業對技術發展的最新應用和生
產的直接需要來設置課程體系，在專業設置上緊貼市場需求，同
時，依據市場需求積極研發拓展新的職業崗位。一方面有利于
提升專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還可以使高職院校的專業具有鮮
明的職業指向。高職院校只有找準了其畢業生就業崗位的具體
實踐空間，形成其獨特的優勢，才能保持活力，實現良性發展。
在課程安排上，按照工作實際的具體要求構建高職院校的
課程體系，打破傳統教育課程安排的局限性，遵循職業崗位技能
形成的規律，創造一個好的技能學習環境。注重實施“教、學、
做”一體化教學，把教學過程與實訓實踐過程緊密融為一體，努
力實現實用型高技能人才的培養目標。
2.師資隊伍建設。教師是教育成功的保證，教育的成功實
施主要也由教師決定。高職院校需要培養具有一定理論知識和
較強實踐能力的技術應用型人才，就要求教師既要有扎實的理
論知識，也要有熟練的專業操作技能，基于此，目前我國高職院
校都在強調“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所謂“雙師型”教師是指
以教師職稱與行業技術職稱為就業標準，把教師基本素養與行
業素質合于一身的具有較高專業理論水平、熟練的專業實踐技
能以及較高實踐教學能力的高素質教育工作者。但就我國高職
院校的發展來看，多數高職院校是由普通教育院校轉變而來，或
由幾所普通教育學校合并而成，原有教師基本上沒有企業實踐
經驗，新招聘的教師也因剛從學校到工作崗位，沒有企業生產的
一線工作經驗。
因此，學校應強化教師的專業實踐技能，學校可采取分期、
分批選派教師到企業去頂崗工作或掛職鍛煉，以解決教師實踐
經驗不足的問題。同時，還可以通過與企業聯合開發項目等活
動，不僅能服務企業研發，還能提高教師的科研水平，使教師由
單一教學型向教學、科研、生產實踐一體化的“一專多能”轉變，
真正達到“雙師型”教師標準。另一方面，企業應選派專家、工程
師、技師等人員到高職院校任教，企業人員完全按照學校管理要
求，積極參加教研活動，與教師、學生融為一體，這不僅可以幫助
學生提高實踐能力，對于優化專業建設、課程設置等方面也有著
重要作用，達到教學和企業需求緊密結合雙贏的效果。
3.課程考核標準與方法靈活化。為了提高就業率，高職院
校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實行“雙證書”培養模式。除此之外，學校
在學生職業技能考核方面，不應單純用一張試卷來考核學生的
能力，還應讓企業的專家、工程師、技師等人員參與到考核中來，
以實際操作水平和實踐工作表現來考核學生的能力。創建技能
考評標準，真正實現學生與職業崗位的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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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安全帶來長遠威脅
1993年以來，外資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年增率達12.25％。“十五”期間，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年增30％，繳稅年增22％，進出口年增34％。至2003年，外資企業達23萬家，占國內企業總數3％，市場占有率30％，工業增加值占全國28％，納稅占稅收總額20％，出口占出口總額55％，雇傭員工2350萬，占全國非農業勞動人口10％。
其中，東南省份2004年人均FDI為128美元，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是中部地區的7倍，西部地區的25倍。浙江、江蘇、廣東等東南省份，外資企業占該地區工業資產總值的43％。各地競相出土政策，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招商地價下滑”的奇事。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每畝20萬元，招商掛牌地價為15萬，昆山工業用地的價格2001年為9.5萬元，2003年降到6萬，周邊滬寧杭地區也將工業地價壓到5－6萬，長三角到處搞“零地價、送廠房、銀行1:1配套貸款、五免十減”等“割肉競爭”，成為所謂“地區競爭力”的實質。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外資對本國市場控制率提高，意味著本國生存空間相對縮小，對本國企業的成長形成強力競爭和扼制。 按國際通行的外資市場控制率警戒線標準(通常為20％，一般行業為30％，少數競爭性行業50％)來衡量當前外資對我國產業市場控制率，則亮起紅燈的行業已經很多。
一位營銷專家說：“品牌所占的市場份額是決定因素市場份額越大，影響力就越強。當一個品牌在市場上占據了一半以上份額時，它便占據了主導地位，以至于使競爭對手趕超它是幾乎不可能的。”賣一個或幾個企業，其影響還不至于讓刻骨銘心，而“賣”掉整個行業才是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無法彌補的過失。
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的12400家企業的調查，2006年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回報率高達22％，比私營企業高3個百分點。需要提起注意的是，據稅務總局調研，外資平均稅負(占銷售額比重)為11％－12％，比私營企業略低(私營企業沒有稅收優惠，但漏稅較多)，是國有企業的一半，所以這一“高”效益不值得夸耀。
外貿主導型的發展和外資在華勢力的同步擴張，使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愈易處于單純的“打工者”地位。2003年中國出口53億雙鞋(等于為全球每人生產一雙鞋)，而中國企業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廠商所獲得。所有代工、貼牌、“三來一補”的工廠實際上都處于這一境地。
在各國爭相搞“出口導向”的競爭中，中國的出口產品的實際價格不斷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不斷上升，這被認為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典型癥狀。2002年同本對華出口產品價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對華進口產品價格則下降18.4％。僅此一項，日本每年節省近200億美元。
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響了我國資本和勞動收入的比重。據有關分析，1990－2003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中勞動報酬份額，從24％降到11％。中國保持了20多年的經濟增長，但實際工資增長的速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資水平只有美國的4％，和1978年相同。顯然，這社會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發展模式所決定的。
我國被“融入”全球低端產業及制造環節，充當“世界打工”的輪廓已逐步顯現。這顯然不是我們要建設的小康社會的目標。
西方跨國巨頭正加緊對中國
重要企業的控制
進入21世紀，我國對WTO的承諾，大幅度放寬對外商在華投資的有關限制，如持股比例、轉讓技術等附加條件等。再加上資本市場的日益開放，給外資在華并購我國重要行業、企業提供了諸多方便條件。來自各方面的報道都說明外資對我國重要企業的并購，成為在華擴張延伸的日益重要的手段。當然，這些報道并不完全，來自官方的數據，則過于籠統，無法與其他數據來源印證。
據有關報道，2003年前，外資在中國并購僅占它們在華直接投資總額的5％，2004年1月－2006年6月，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一家境外的金融與商業顧問公司――Grant ThormtonCorporateFinance的一份報告顯示，從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間的一年中，有價值140億美元的中國內地公司為境外企業所并購。在參與并購的這些外企中，來自美國的企業排名第一。根據這份報告，2005年，共有266家國際企業收購中國內地公司，與2004年268家的數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額卻增長了52％――從90億美元增加至140億美元。在眾多收購案中，以高科技產業收購宗數最多，但金融業所涉及的交易金額最大。美國公司占據這些收購案的總值約54億美元；其次是英國，收購總值約34億美元的收購案。新加坡是中國企業的第三大外來收購者，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底的總值18億多美元的收購案。
2006年1－11月，中國(包括港澳地區)并購交易總量1234宗，同比上升30％，交易金額487億美元；在裝備工業上，“靚女先嫁”、“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改革思路，正在嚴重威脅我國戰略產業。由于目前國家對出售國有資產缺乏統一標準和完善的機制，地方各級政府為了各自利益，往往從“小局”出發，為獲得短期回報，把一些經營得比較好的合資企業或國內企業出售給外商，拱手讓出國內市場和未來的收豁，造成國有資產變相流失，更使我國對戰略產業、骨干產業的主導權、控制權不斷受到侵蝕。
威脅小僅僅來自戰略或骨干產業。下文主要是根據公開報道所披露的諸多產業，在挾雄厚資本、打著“幫助國企改制”、“引來先進技術管理”等招牌、由華裔“專家”協助攻關開道的各路外資，在涵蓋了食品飲料、輕工家電、建材化了、裝備制造等國民經濟各行業，對各行業排頭兵企業的收購浪潮。這一潮流正在被主流經濟學所贊美鼓吹，被一些政策制定部門所鼓勵。
理論和政策的根據是現實。任何真理跨過一步，就可能成為謬誤。試想，如果對各行業的這種無孔不入的外資并購，如此放任下去，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有行業的主導企業都將被外資控制，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一個行業和市場擁有發言權。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失去根基，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價格調控，包括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鼓勵政策。這樣國家盡管可以拿到稅，但宏觀調控權力將被架空，甚至金融調控權也被消融，人量利潤外流。總之，國家的經濟將喪失殆盡。
正如一位行業專家所警告：“中國人應該意識到保護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落入誰手?已成為今天經濟琿論的最大問題。摔制 自己的產業資源，是一個大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應該做到的。‘買辦經濟’能得到繁榮，卻不會得到尊嚴。”
具體行業案例整理：造紙行業
我國造紙企業約3600家，產量5600萬噸(2005年)，近10年來，生產和消費均以10％以上速度增長，產能占世界10％，消費占世界14％，化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多數企業資金短缺、技術裝備和原料均嚴重依賴國外，低檔產能過剩，高檔紙供不應求。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國際紙業巨頭如芬歐匯川、斯道拉思索、印尼金光集團等，紛紛以合資或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如2005年，國際紙業和太陽紙業在兗州共建合資公司，投資1.6億美元上30萬噸液體包裝紙生產線，華泰集團2006年與芬蘭斯道拉思索在山東營合資建設年產20萬噸的高級超壓紙項目等。個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國內市場，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壟斷線。寶潔每招收一名員工，就意味著中國原冼滌劑企業有2－3名員工下崗。
在日化行業的合資中，外資通常利用中國企業原有的生產線和營銷渠道，為外資品牌打工，同時冷落中方企業原有品牌。1994年初，聯合利華取得上海牙膏廠的控股權，并采用品牌租賃的方式經營上海牙膏廠“中華”牙膏，外方口頭承諾自己的“潔諾”牌和“中華”牌的投入比是4:6，但并未兌現，中華牙膏多年為聯合利華貢獻8億到9億的銷售額。
中國著名商標美加凈：該品牌原占有國內市場近20％，1990年，上海家化與莊臣合資，“美加凈”商標被擱置。跨國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資，實際上是將“美加凈”逐出市場，為自己的品牌開路。上海家化的銷售額從3億元驟降至600萬元。上海家化于1994年出5億元收回美加凈商標，但失去了寶貴時機。
化妝品：
法國歐萊雅正在快速占領中國市場。2003年該公司收購小護士，2004年收購羽西。在彩妝領域排名第一，在護膚領域完成兩次并購后名列第二。中國化妝品市場的競爭已形成外資主導的局面。
跨國公司占據國內高端市場后，正在向中低端品牌發展，沖擊本土企業。如聯合利華從2005年加強二三級城市的布點分銷。寶潔將飄柔、汰漬等產品大幅度降價、大力在全國推銷玉蘭油。歐萊雅收購小護士之后正尋找合作伙伴開拓三線城市和農村市場。美國雅芳和日本資生堂等也蠢蠢欲動。
2007年2月，作為全國護膚品行業第一的北京大寶，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出售全部股權(北京三露廠國有股83.42％，職工持股會16.58％)，3月與美國強生簽訂了轉讓全部股權的合同。2005年，大寶銷售額為7.8億元(占全國市場1％)，在國內護膚品企業中排名第一，這樣，強生就擁有了大寶遍布全國的二、三線營銷網絡。
化妝品企業淘汰率很高，兩年前全國有5000多家，現只剩3300家，2005年外資化妝品企業有130多家，占有國內40％的銷售額和80％以上的利潤(外資企業銷售利潤率為10％以上，內資企業僅2－3％)。目前活躍于市場的本土品牌還有隆力奇、拉芳、丁家宜等20余種，隨著外資企業瞄準三、四線城市，國內品牌的空間將進一步受到擠壓。
制藥：
華藥集團：國內最大抗生素生產基地，2004年銷售收入78億元，居全行業第二。2005年落到行業第四，虧損2千萬元。公司陷入債務困境。2004年進行股權改革。將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華北制藥”4.07億股國有股折10億元，另5820萬國有股以2億元賣給荷蘭DSM(歐洲最大的原料藥生產企業)，一并抵償所欠“華北制藥”債務。DSM遂獲得華北制藥7.4％股權。2007年2月DSM再用3500萬美元購得華北制藥25％股權；另出資1.06億美元與華藥集團的青霉素和維生素業務合作成立新公司，占49％股權。DSM成為華北制藥第二大股東。
哈藥集團：2005年，香港中信資本、美國華平投資集團聯合投資獲得控股權。
蓋天力：2006年10月，拜耳醫藥保健(BHC)與我東盛科技之啟東蓋天力制藥公司簽署協議，以10.72億元收購后者的“白加黑”感冒片、“小白”糖漿、“信力”止咳糖漿等業務和相關資產，收購金額10.72億元(1.08億歐元)，東盛科技仍保留部分西藥OTC業務。此為醫藥領域最大外資并購案。
〔關鍵詞〕 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產能過剩；產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F753文獻標識碼：A文
章編號：10084096（2015）05007906
一、引言
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寧波和開封的兩家工廠開始制造太陽能電池，這是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開端。1986年中國從丹麥進口了風電機組，隨后不久進口太陽能電池生產線。但直到21世紀初之前，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都處于低速發展階段，技術和工藝水平雖然有一定提高，但與國外相比差距仍然巨大。2004年是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轉折點，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起草，2005年開始頒布施行，極大地促進了新能源產業的發展，2004年至今中國風電裝機規模增長了七十多倍，光伏裝機規模增長了一百多倍。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帶動了上游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并逐漸具備一定的出口能力，成為世界新能源國際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不僅面臨自身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市場、產業和政策等問題，而且還面臨國際市場上貿易摩擦增多、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經濟合作受阻等瓶頸。提升中國新能源裝備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和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和發展是破解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難題的關鍵，也是當前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相關研究
新能源裝備主要包括太陽能裝備、風能裝備、核能裝備、生物質能裝備、海洋能裝備和地熱能裝備，中國具有出口能力的主要集中在太陽能裝備和風能裝備，相關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這兩個領域。2008年國際市場環境非常有利于太陽能光伏產品的生產，特別是美國新能源政策帶動了光伏產業的發展，大量中國企業快速進入這一行業，成為光伏產品的代工廠，還有一些企業在美國成立承包光伏發電項目的子公司。這一時期的國內研究多集中在采用何種商業模式來促進光伏產業的發展，劉仰焰和沈玉良[1]對光伏企業加工貿易生產控制模式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對光伏企業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上游多晶硅料件市場價格，而進口料件和出口光伏產品的模式更適合民營企業的發展。盡管這一時期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勢頭良好，仍有很多研究注意到光伏產業的潛在危機，孫廣彬[2] 認為中國光伏產業存在企業規模偏小、低價無序競爭和自主創新能力低等問題。顧列銘[3]認為中國光伏產業缺乏核心技術，光伏產品約九成都依靠出口，過于外向的市場導向使中國光伏產業隱憂多多。
2012年7月德國光伏電池組件企業聯合向歐盟委員會申請對中國光伏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從此中國光伏產業遭遇出口危機，2012年出口額同比下降三成，出口數量同比下降近一成，出口價格則同比下降三成。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分析中國光伏產品出口貿易現狀與問題，邢章萍[4]認為應正視光伏“雙反”。陳曉梅和孫夢溪[5]認為高額懲罰性關稅引發了光伏產業困境，提出應引導光伏產業進行優化整合，提高產品競爭力，同時擴大內需，解決產能過剩。孟祥銘和隋欣[6]使用2008―2013年中國光伏產品出口數據，基于CMS模型分析了中國光伏產品出口的特征和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市場規模效應一直為正，說明世界光伏市場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而出口市場結構效應存在波動性，主要是由于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也表明中國光伏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在下降。
中國風電裝備的發展與太陽能光伏裝備類似，十年前中國風電裝備基本依賴進口，在風電裝備發展早期，學者們多數在探討如何實現進口替代。葉瑛瑩和趙媛[7]認為中國風電機組國產化率太低，2003年國產化率為12%，風電機組的進口依賴過高導致發電成本和價格過高。劉家澄[8]認為中國不能長期依靠進口發電設備，必須走風電機國產化的道路，并對風電機國產化進程提出建議。這一時期也有學者擔心國內風電裝備制造業是否會受到國外沖擊，施鵬飛[9]認為國外風電市場空間較大，外國制造商對中國市場暫時還無暇顧及，應抓緊風電裝備制造企業的發展。隨著中國對風電裝備制造的持續扶持，以及大量國內風電裝備制造企業的進入，2003年之后中國風電裝備制造業開始逐漸有競爭力，并高速發展，2010年培育本土風電裝備制造業和降低風電成本的目的已經達到。
2011年之后中國風電市場發展放緩，風電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開始減速，這一領域的企業不得不積極開拓國外市場，不過此時世界風電產業也都進入低谷，風電裝備制造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時Z麗[10]從風電的技術、裝備和市場發展等角度總結了世界風電產業的進展，分析了2008年之后美國、德國和西班牙等風電大國政策的調整和支持風電發展的實際行動，認為中國風電裝備制造企業應及早準備，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周原冰等[11]對西班牙風電發展情況、電源結構和電網特點進行了介紹，分析了其在促進風電消納和保障電網安全運行方面的舉措，提出了推動中國風電與電力系統協調發展的啟示和建議。2010年之后很多學者開始注意產能過剩問題，但對于“過剩”的概念仍存在分歧，王曉慧[12] 提出風電產業不能簡單地定性為產能過剩，如果說過剩，也是相對過剩，更準確地說，是在較低水平上的相對過剩。王立國等[13]認為只是低端的風電裝備出現過剩，他們建議發揮市場機制淘汰落后產能的作用，加大行業發展專項研發投入，落實新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培養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理性投資觀念，打造國內企業的成本和質量優勢。
三、新形勢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趨勢
國際能源有效需求不足、碳排放交易低迷和“雙反”等復雜的國際市場環境，是否意味著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前景堪憂？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發展趨勢如何，中國新能源裝備的國際市場地位如何？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將有助于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發展路徑的選擇和產業升級的風險預測。
1新能源產業發展前景廣闊，國際需求不平衡
根據英國石油和天然氣巨頭BP的《2014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3年世界發電量約為23 127太瓦時，同比增長22%。可再生能源消費（包括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幅度提高，從2002年的2409太瓦時增加到2013年的1 2343太瓦時，年均增長率達到15%，占全部電力消費的比重從17%提升到53%，遠遠超過了同期世界總發電量年均增長33%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與近年來各國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和可持續發展理念密切相關。面對未來能源供應不足的危機和環境污染，為了尋求穩定充足清潔的能源來源，世界各國都把發展可再生能源列為本國能源政策和戰略的重要內容。
2013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新能源消費量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核能方面，歐盟和美國的核能消費量比較大，約達到200百萬噸油當量，占世界核能消費量的687%，日本自2011年地震海嘯核泄漏事件后的核能消費持續下滑，2013年僅為33百萬噸油當量，比2012年下降186%。水能方面，中國處于領先位置，占世界消費量的24%。風能方面，歐盟和美國消費量相對較大，中國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2013年比2012年增長378%。相對于其他能源而言，太陽能、地熱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消費量較小，歐盟表現尚佳，2013年其太陽能消費量為187百萬噸油當量，比2012年增長173%，占世界太陽能消費量的662%，地熱能和生物質能消費量為384百萬噸油當量，占世界消費量的352%。其他經濟體雖然基礎薄弱，但也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2013年非OECD國家太陽能消費量比2012年增長846%，地熱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消費量增長91%。整體來看，雖然新能源尤其是太陽能發展迅猛，但在世界能源結構中的占比依然偏低，改善傳統能源結構的作用尚未發揮。一方面，作為新興產業，新能源產業尚無堅固的發展基礎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可預測的外部沖擊對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造成了致命性的打擊，并且這種影響不能在短時期內消除。另一方面，各個經濟體之間的不同消費水平也暴露了新能源產業發展進程中新能源技術及其導致的成本收益差異的重要性。雖然新能源具有清潔和可持續的良好特性，但在技術條件限制下的高昂成本，迫使大部分國家仍然依賴化石能源發展國民經濟，中國有80%的發電量來源于煤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2世界新能源裝備進出口額下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2013年世界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總體呈下滑趨勢，主要新能源裝備進出口額包括多晶硅（含硅量不少于9999%）、光敏半導體器件（主要為太陽能電池）、其他非電熱的快速或貯備式熱水器（主要為太陽能熱水器）和風力發電設備等。2013年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額2012年分別下降22%、25%、21%、55%和4%。2013年日本進出口額達到1396億美元，比2012年增長23%，增加額主要來自于進口額的大幅增加，從2012年的484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6億美元，增加了80%，其中部分原因是日本核能產業停滯和后退，使其不得不轉向其他能源發電，2013年太陽能消費量比2012年增加了754%。國際需求不足仍然是新能源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基于此引發的新能源產業貿易摩擦沖突將會越來越多。2013年世界出口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案例有283件，比2012年增長354%，反補貼調查為33件，比2012年增長435%，也是1995年以來件數最多的一年。盡管世界經濟復蘇在望，但財政懸崖和新能源出口市場補貼削減等仍然存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金融風險、新興市場風險和地緣政治風險等相互疊加的經濟下行風險已然出現。出于對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戰略重視和對市場脆弱性的擔心，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對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造成了不利影響。
四、中國新能源裝備的國際市場地位
1國際市場占有率低，國際競爭力弱，易受外部沖擊
2009年中國風電裝備出口額比2008年增長-284%，2010年繼續大幅下降，年增長率為-626%，2011年轉而上升5200%，2013年出口額幾乎沒有變化，增長率僅為01%。中國已經成為連續多年遭受“雙反”調查最多的國家，除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外，與出口的新能源裝備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和薄利多銷的貿易政策也不無關系。制造優勢是中國新能源產業得以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導致了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過多集中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易受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表現為出口額增長率上下波動幅度很大和國際競爭力弱。中國多晶硅、風力發電設備和非電熱熱水器等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均低于10%。隨著新能源技術和市場的發展，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并沒有快速占有國際市場，暴露了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偏低的事實。核心技術和技術創新缺乏，創新性復合型人才匱乏，難以獲得多晶硅高端提純、風機整機的研發與設計和關鍵零部件制造等先進技術，在關鍵環節受制于人。在核心技術和有效行業規制欠缺的情況下，大量企業涌入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形成了惡性的低價競爭，擾亂了市場秩序，危害了產業的長期健康發展。政府扶持環境一片向好，但財政補貼、政策扶持工具與方法有時過于簡單化和流程化，不僅降低了政策效果，而且容易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打擊。
2結構性失衡嚴重，產能過剩和技術缺位并存，國內能源問題未得到有效緩解
2013年中國光敏半導體器件（主要為太陽能電池）國際市場占有率達到40%，成為新能源領域的領頭羊，其他新能源產品則表現平平，徘徊不前。近些年，隨著中國自主創新的增多，存在貿易逆差的產品逐漸減少，2009―2013年一些產品的凈出口額從負轉正。但對核心技術的掌握仍然欠缺，在相關產品的設計和制造上與國外先進技術有很大差距，需要大量進口。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業500強中， 中國企業占據147席，但大都居于后列，前10名為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前50名中僅有3家中國企業。從商品結構來看，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失衡，新能源裝備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多，技術密集型產品少，加工成分大，附加值低，技術落后仍然是中國新能源裝備的發展瓶頸，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因而也難以撼動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
從貿易區域結構來看，中國新能源裝備的出口區域結構在2012年前后發生了巨大變化，風力發電設備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從2012年的390%突降到2013年的05%，對德國從2010年的53%下降到2013年的02%，對南非從2009年的不到01%增加到2013年的215%。多晶硅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6%下降到2013年的09%，對法國從2009年的39%下降為2013年的02%。光敏半導體器件（包括太陽能電池）對法國的出口額占全部出口額的比重從2009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04%，對德國從2009年的351%下降到2013年的31%，而對日本則從2009年的20%增加到2013年的200%，對南非從2009年的01%增加到2013年的31%。中國主要新能源裝備出口在歐洲市場和北美市場全線下跌，出口額大幅度下降，有的產品轉向亞洲市場和非洲市場。中國新能源裝備出口結構的變化，固然有經濟危機和貿易保護的原因，但出口市場不平衡和對某一市場過于集中的特征，不僅增加了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出口風險，在貿易條件改變的時候增大了企業面臨破產和退出市場的概率，而且也增加了貿易摩擦的可能性。
從能源生產結構來看，目前中國仍以原煤為主要能源，2013年占能源生產總量的756%，相比2004年的771%，占比并沒有大幅度變動。水電、核電和風電生產量在2013年達到37 060萬噸標準煤，占能源生產總量的109%，僅比2004年增長約3個百分點。中國致力于發展新能源產業，在發展戰略上相對偏重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出口份額，忽視了新能源裝備在國內的應用，有體制的原因，如上網電價實施步伐緩慢和電力價格體制改革滯后等，這不利于傳統能源結構的改善，不僅國內市場得不到開發利用，而且在輸出清潔能源的同時把生產時所附帶的污染和高碳排放量留在了國內。
五、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路徑和產業升級風險
1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路徑
產業升級存在風險并不是新能源產業安于現狀的理由，只有升級到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階段，才能保證產業長期快速健康發展。不同國家的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不同，升級路徑和政策也不同，但主要是通過推動企業創新技術、產品、生產過程和功能以及拓展產業鏈等路徑來實現。就發展路徑而言，附加值和國際市場占有率同時提高是最佳選擇。由于現實情況的存在，二者不能兼顧并且前者的難度更大，在過去十幾年中，各個國家的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凸顯了多種發展路徑。
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比較優勢，以在新能源裝備中貢獻較低附加值為代價，提高其國際市場占有率，隨著新能源產業的成長和市場力量的增加，進入高附加值產業鏈。美國作為新能源產業的領頭羊，一度在產業鏈中占據關鍵環節并貢獻了高附加值，但隨著其他經濟體的參與份額增大，美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逐漸降低，這一特征也出現在在新能源領域領先的其他國家身上。如日本光敏半導體器件（主要為太陽能電池）的出口額從2003年占世界出口總額的36%降為2013年的12%。相反，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都有可觀的提高。
二是發達國家在新能源產業的領先地位沒有實質性受損，并且獲得了新能源產品的真正價值。新能源產業不同于其他產業的是低碳減排、改變傳統能源結構和應對未來的能源危機，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到新能源產業鏈的過程中，不僅沒有獲得高附加值，而且在制造新能源產品過程中由于使用煤等高碳能源可能違背節能減排的初衷，存在高消耗本國能源為他國供給低價節能產品的負效應。
三是在致力于參與到新能源產業鏈的過程中，有些企業即便獲得了較高的生產能力和出口優勢，也并不一定能進入到核心和高技術含量環節，通過繼續加大投資和收購兼并進入相鄰環節往往是該產業企業進一步采取的措施。或者復制發達國家產業發展初期的路徑，即進口產業發展相對落后的其他國家的中間產品和服務，提升其在新能源產業多個環節的主導地位。或者調整產業結構，更新產品目錄，開辟國內市場，以擴大國內消費為目標，緩解國際市場上的產能過剩問題。
2新能源裝備產業升級的潛在風險分析
提高生產率和附加值是擺脫粗加工、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和促進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式。在升級過程中，由于初始條件、外部環境、國際規則和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相應風險。
一是新能源裝備制造技術存在轉讓和自主創新雙難困境。新能源裝備制造業核心技術掌握在美歐日等國家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承接了價值鏈上的中下游環節，能耗高、勞動力密集和“加工廠”是處于該環節的企業的共性。與其他產業相比，新能源裝備還有用清潔可持續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發展目標。因此，發達國家為了長期獲得新能源產業核心技術的創新收益和新能源應用的環境收益，在技術創新、使用和轉讓方面設置諸多壁壘。然而，越不發達的國家在技術方面越處于弱勢，研發能力有限，整體水平不高，需要更多幫助。另外，技術轉讓也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在產業的初始階段得到迅速發展，但在中后期階段易受到牽制，成為技術的跟隨者，不利于自主創新。根據戰略性新興產業專利文獻引證分析報告，國外新能源專利引用次數是國內新能源專利引用次數的2―3倍，其中美國專利被中國引用的次數最多。在原始創新層面，國外專利具有集成創新性質，即通過整合不同領域的技術進行跨領域創新，中國的創新模式則更接近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技術基礎相對薄弱，涉及領域較窄，局限于本領域創新。
二是路徑依賴下發展模式轉型存在生存風險。產業升級本質上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中國新能源產業屬于新興產業，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在發展模式上走的是傳統加工貿易老路子，利用制造環節的優勢快速擴大生產規模，獲得行業地位。但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用長期效率換取短期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行為，過于集中制造環節，市場開發、產品營銷和應用等環節必然相對薄弱，高昂的轉換成本和難以兌現的短期利益把新能源企業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經濟活動中，成為新能源產業升級的現實困難。這種發展路徑附帶的產能過剩負效應更使得企業無暇顧及長遠發展規劃。
三是產業升級過程中會影響利益相關者的固有利益，而利益相關者將利用權利介入經濟活動。在稅收增長和政績目標下，地方政府官員更為關注任期內地方經濟整體發展、產業升級后的短期效益、當地就業、居民收入和社會影響，面對產業升級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有可能通過改變政策支持內容和方式影響新能源產業升級。與新能源企業依存度很大的供應商和銷售商等上下游企業，將會考慮產業升級后訂單大幅度變化對自身經營的影響，都有可能阻礙產業升級。
四是產品功能升級產生的影響給市場結構帶來風險。產品質量和行業標準提高后，企業生存、進入和退出市場的條件自然發生相應變化。企業面臨兼并、重組、破產和倒閉的風險增大，新企業進入門檻提高，如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業500強中，中國企業比去年減少24家。新能源裝備國際市場占有率在短期內也會出現下降，進出口貿易總額出現下行壓力。另外，市場經濟具有系統性，某一環節的技術水平提高，但其他相關環節的創新相對滯后，企業需要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和協調生產活動。
六、政策啟示
積極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和升級，對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增加國際市場上的進出口額可顯著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但也存在潛在的風險。對于中國而言，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實現市場份額擴大和發展戰略內在統一，并促進節能減排和能源結構轉型。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下的“加工廠”模式，迅速增加了中國新能源裝備的進出口額，提升了國際市場地位。同時，中國也意識到低附加值和環境效應問題，積極通過出臺政策推動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產業鏈升級和延伸。但受技術水平和市場環境的影響，以及低附加值、產能過剩、貿易壁壘和體制約束等難以在短時期得到解決的客觀問題，致使中國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未來發展之路成疑：積極擴大出口貿易規模的工業型發展戰略與新能源產業發展戰略是否長期一致？是否存在其他占優發展路徑？基于此，可歸納出中國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發展的政策框架。
1創建和改善進入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價值鏈的前提條件和環境，避免產業升級風險
利用中國在新能源裝備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優勢、競爭優勢、集聚優勢和基礎設施優勢等，以互利共贏為原則，搭建與新能源領域領先企業緊密合作的貿易平臺，優先鼓勵和支持技術和技能合作。改善技術投資的環境，為人才引進培育開辟綠色通道，完善專利政策，保護技術創新，搭建專利技術、投資渠道、技術團隊和生產銷售團隊之間的對接平臺，突破技術成長初期資金、營銷、管理和品牌等企業運營方面的限制，縮短技術與市場應用之間的距離。對新能源裝備制造領域的技術創新從技術含量、復雜程度和價值創造等方面進行細化分類，就其在產業鏈中的層次地位和關鍵性設定不同的發展目標、戰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將技術升級與新能源產業長期發展戰略相結合，對技術的強烈關注可能致使出口份額下降和發展速度緩慢，因而進入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價值鏈的發展規劃應以中長期為主，將新能源裝備出口貿易的評價標準界定為價值創造的絕對貢獻和關鍵性突破。
2構建國內生產能力，打造產業升級空間
立足于產業和經濟的整體發展戰略，促進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效益最大化，擴展其在促進產業發展、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以新能源裝備領域的領先企業為龍頭，建立產業集群，促使中間產品和服務出口在集群內轉移，制定有效的行業標準，幫助集群內企業提升技術和工藝標準，適應國際貿易規則和慣例，應對國際化的挑戰。建設有助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服務平臺和基礎設施，支持和鼓勵新能源裝備技術領域的創業，適當放寬新能源裝備領域的審批限制，設計全面系統的創業扶持政策框架。培育有效競爭和可持續發展環境，制定相關的價格操縱和壟斷治理政策，分類制定資源稅以提高稀缺資源利用效率。
3調整和協調進出口貿易和投資政策，提供法律和相關支持
新能源裝備生產過程中進口瓶頸是產業發展的最大潛在風險，借鑒歷史經驗，針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制度和經濟活動分別制定貿易投資政策，建立關鍵零部件貿易的預警機制和防范機制。增強國內企業與國際合作伙伴之間的議價能力，為其進入高附加值產業鏈的經濟活動提供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支持和促成集體談判，增加制衡談判力量。加強政府和企業雙方面協調合作，規避、預防和有效抗擊“雙反”等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行為。設置新能源裝備進出口貿易的法律法規培訓課程，加強政策領域、法律領域和相關制度之間的協調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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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競爭戰略；現代企業；戰略選擇；比亞迪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現代企業競爭戰略新選擇――以比亞迪公司為例
收錄日期：2016年8月10日
一、比亞迪公司狀況
（一）比亞迪公司基本資料。始創立于1995年的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總部位于中國廣東的深圳，并于2002年7月在香港主板發行上市，股票代碼為1211.HK。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家擁有IT、新能源及汽車三大產業群的高新技術民營性企業。比亞迪在上海、陜西、北京、廣東等建有九大生產基地，總占地面積接近700萬平方米，并在印度、韓國、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均設立有辦事處或分公司，現員工總數將近20萬人。
（二）比亞迪公司的產業實力
1、IT領域。比亞迪作為手機零部件的生產商，為其他公司廠商供應各種優質的手機零部件。依托著垂直整合的發展模式，并作為ODM供應商的比亞迪，為客戶提供包括產品性能、產品測試等全方位服務。公司的IT業務包括微電子產品、柔性電路板、鍵盤、手機按鍵、五金電子產品、金屬零部件、塑膠機構件、液晶顯示屏模組、連接器、電聲產品、充電器、二次充電電池等以及手機設計、手機組裝、手機裝飾業務等。
2、汽車領域。隨著生產經營，比亞迪的汽車產業已經分布在了全國多個地區，并形成了集汽車銷售服務、汽車技術服務等綜合產業鏈。比亞迪汽車也在汽車研究的多個領域都觸及汽車領先研究的制高點。與此同時，比亞迪汽車立志振興我國的民族汽車產業。
比亞迪汽車作為新銳民族最具創新的自主品牌，保持了5年連續汽車銷量翻倍的高增長。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比亞迪汽車銷量分別約2萬臺、6萬臺、10萬臺、17萬臺。緊隨其后，比亞迪的F3更是在2009年8月～2010年5月的連續10個月保持了全國銷量的總冠軍。比亞迪汽車在2009年的汽車銷量更是同比增幅達162%，超過44.8萬臺。
2014年比亞迪的新能源汽車“秦”全年總銷售約為1.5萬臺，成為新能源汽車年度銷量冠軍。城市公交電動化的步伐也在穩步推進。在此基礎上比亞迪為了后續新能源汽車劃定全新的油耗標準，全新的安全性能，提出“542戰略”。
2015年比亞迪的首款雙模SUV型的“542戰略”車型―唐已經進入市場。唐是全球首款三擎四驅雙模SUV，雙模自由切換，長途混動，短途純電，百公里加速可以在5秒之內，百公里油耗也僅僅2升。比亞迪唐的出現無疑使電子科技顛覆了傳統機器，并帶來了更高安全、極速響應、高效傳動的新汽車時代，此舉也為比亞迪汽車銷量開辟另一增長點。比亞迪創始人認為雙模混合動力會是汽車領域的方向，并會在一些新能源政策完善之后，會推出相對成熟的雙擎雙模設備，生產雙擎雙模汽車是比亞迪未來汽車領域的發展戰略。
3、新能源領域
（1）電動車。電動車是具有廣闊的發展潛景的，特別是在個人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方面。全球首款不依賴充電站的雙模電動車比亞迪F3DM于2008年12月15日在深圳上市，吹響了解決環境污染、二氧化碳減排和能源緊缺三大問題的號角。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又在比亞迪新能源雙模電動車的過渡下，相信純電動車的時代亦不再遙遠。比亞迪已開創了中國力量領跑世界的壯舉，并拔得市場頭籌的先機。
（2）儲能電站。比亞迪本身就是靠研發電池起家，所以擁有鐵電池核心技術，可以在實現能源儲存的同時，形成對智能網的技術支持。隨著全球的電能需求和新能源的國際重視與支持，比亞迪在現有的能源資源的基礎上不斷地發展。
（3）太陽能電站。比亞迪為了大幅度降低太陽能應用成本，采用獨創的工藝和技術，成功地讓太陽能發電獲得與煤電相當的成本，加速了太陽能發電普及的過程，解決了一直制約太陽能產業發展的硅片生產供應問題，對新能源產業穩步發展具有深遠且重大的意義。
（三）比亞迪公司發展前景。比亞迪是在車企行業中，實行新能源汽車發展戰略最久的公司之一。比亞迪未曾在新能源汽車發展戰略上中斷過，從最早的e6純電動車，到F3插電式混動汽車。中國品牌的新能源汽車大都是因為政策的存在而存在，也因為政策的改變而有所調整。當所有汽車企業對新能源汽車信心不足時，比亞迪選擇了迎難而上。比亞迪迎難而上的最突出表現方式之一就是自己集資并聯合其他投資者在深圳當地建立出租車公司。
當所有人都認為比亞迪的這種做法不妥當的時候，比亞迪仍然堅持了下來。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真理，市場的發展最終證明了比亞迪的正確選擇。比亞迪的深圳市電動車出租車業務很快地就實現了自我循環，并獲得了盈利。比亞迪未來發展的契機其實是比亞迪目前的政策障礙，因此障礙得到克服，隨后的市場也是會得到更大發展。
201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速度在數據上是驚人的。這是來自一份關于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7月份新能源汽車生產1.95萬輛，銷售1.7萬輛，同比增長分別為2.2倍和3.3倍。中國實施試點政策的大背景下就已經取得了這種增長速度。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在2016年或之后放開試點，其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增長將會是巨大的。在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大發展下，掌握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的強者必然會占據到大的優勢。那么，比亞迪呢？相信比亞迪最終會因為在新能源汽車的堅持而搶占市場先機，贏得市場份額。
二、比亞迪公司競爭戰略存在的危機
（一）比亞迪公司WT分析。在中國的傳統汽車領域里，更多的國產廠商選擇的是效仿國外的生產模式：買入零部件，買入自動化生產線，進行人工機器模仿似的重新組裝，賺取一定的組裝費。而比亞迪公司在這方面拒絕了像以往中國企業的模仿似生產，而是有意地將垂直整合的模式發揮到極致：安全氣囊、電子產品、安全帶、空調、燈具、汽車引擎罩等汽車零部件，尤其是汽車模具，都是選擇了自主研發制造。比亞迪所采用的這種模式，在利用中國勞動力成本非常低的這一最大特點的同時，也因為其本身的各種綜合性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劣勢（W）和威脅（T）。
1、比亞迪因內部能力所處的劣勢（W）。（1）生產和研發規模與世界大型汽車制造企業還有很大差距；（2）比亞迪對不確定的適應能力和定位能力較弱；（3）營銷網絡不齊全，不夠穩定；（4）生產工藝落后，不完善，智能化水平較低；（5）資金不夠豐厚且狀況不穩定。
2、比亞迪所面臨的威脅（T）。（1）消費者對自主品牌的不熟悉且對新能源汽車的消費信心不足；（2）核心技術還不夠成熟，而且市場需求不夠明確和穩定；（3）東風汽車、一汽轎車和福田汽車等27家上市的汽車企業都有意將新能源汽車作為未來的發展戰略；（4）隨著汽車在中國的日益普及，將來將會有更多的行業進軍汽車領域，比如生產手機的小米公司正在研發全智能化的小米汽車；（5）當前世界空氣質量每況愈下，新能源汽車在被要求安全質量標準高的同時，也需要政府大力度的支持。
（二）比亞迪的成本優勢將不能持續。巴菲特入股比亞迪之后，比亞迪因采用“夾具+人=機器手”的便宜模式而備受公眾的認同。自2011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工資開始大幅度提高，中國車企的平均人工成本占比為5%，而比亞迪的這一數據占比卻大于10%。雖然有攤銷折舊在“機器手”的模式上相互對沖成本。但如果隨著人工成本的進一步上升和汽車利潤的進一步下降。一直在競爭上幫助比亞迪保持成本優勢的人海戰術是否能持續呢？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中國雖相對于發達國家，資金成本高，勞動力成本相對便宜，但縱觀中國近幾年來經濟、物質基本形勢的變化，再加上中國汽車領域的稅費體制，技術更新智能化的加快，光比亞迪單單依靠的“機器手”創造的成本優勢顯然是不能適應未來的發展變化的。因此，比亞迪所依賴的人海戰術建立起來的總成本優勢在中國的未來是不能持續的。
（三）比亞迪的競爭戰略之誤。比亞迪所依賴的總成本領先戰略使得它在眾多車企中異軍突起，如黑馬般的狂飆猛進，迅速搶領市場的有效份額。可好景不長，這匹黑馬很快在2009年之后停下腳步，2011年的最新業績報告不盡如人意，而2010年比亞迪所重點發展的新能源汽車較上一年也無任何明顯地增長。除此之外，新能源、傳統汽車和IT三大產業的前景無一明朗，電池核心業務競爭的加劇、再加上不斷的裁員風波等讓比亞迪陷入了從未有過的困境中。這是比亞迪的第一次戰略之誤。
雖然經過最終的研究和整合，比亞迪確定了新的發展方向：一方面繼續實行電動化公交戰略，先將研發成功的電動化公交投放政策較為寬松的國外市場；另一方面把量產雙擎雙模動力車作為主要，純電動車作為次要的戰略意圖打開私家車的新能源市場。這顯然是不夠細化的發展戰略和市場定位，存在著一心做大而忽略做好、做細的嚴重問題，又忽略了專一化競爭戰略在企業實際發展當中的重要作用。這是比亞迪第二次競爭戰略之誤。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的力推差異化路線戰略思路是：要想突破自主品牌趕超合資品牌的這個關口，必須讓新能源汽車承擔突襲合資品牌的重任。而同樣是新能源領域，特斯拉在創立之初就是為少部分有錢人服務，未曾想入進入公共領域，定位也是如此。所以從目前來看，特斯拉與比亞迪走的是不同的路線。特斯拉走的是高端細分市場，比亞迪走的是平民化路線。但在企業戰略對未來發展的影響上，我國學者肖星和陳詣輝曾運用檔案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公司的戰略定位并沒有明顯的高低之分，只要配置資源達到了合理化，公司都能實現高的業績。不同的戰略定位各有不同的戰略結果。在企業資源配置達到理想的情況下，定位高端的企業能實現理想的毛利率，定位低端的企業能實現高效的資金周轉率。王傳福的大范圍普眾化的發展戰略路線雖然前景是美好的，但目前是不適合比亞迪的。這條路線需要的是比亞迪資源配置真正的合理，也需要比亞迪更加細化的目標定位與自身創新技術的革新，比亞迪目前恐怕做不到。
三、比亞迪公司的競爭戰略選擇與競爭模式的完善
（一）動態環境下比亞迪的競爭戰略新選擇。比亞迪一路以來的競爭戰略大都是在建立在靜態環境下考慮競爭對手和市場現狀而制定的。由于本身與外界的合作較少再加上長期以來缺乏對競爭對手的研究和分析，因而當競爭對手進行有效反擊時，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而真正的強者是在競爭對手的侵襲下不斷創新，并深刻明白任何競爭優勢都只是暫時的。因而在動態環境理論下，企業發展的市場實情是更加復雜多變的，企業只有基于不斷變動的市場威脅和機會，不斷有意地調整企業戰略，進行持續的創新，制定新的游戲規則才能打破因長期的發展模式所形成的過分僵化的市場態勢。比亞迪可基于動態環境下的三個層面選擇新的競爭發展戰略：
1、確立合作與動態競爭的新理念。要想企業與大環境現實共同進化，只有通過企業與大環境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所以比亞迪在未來的競爭中，不要一味地自己大干、單干。這是一個合作的社會，大公司更是如此，比亞迪要正確利用競爭與合作之間的相互轉化、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并隨著競合關系的變化實時調整企業的合作策略和競爭策略。
2、實行柔性戰略。比亞迪應以管理方式的柔性化激發20多萬員工的主觀能動作用，充分利用市場競爭中企業的柔性因素和知識經濟全球化經營理念。從企業的實況出發、改變經營結構與企業組織、優化企業管理的模式。柔性戰略可以影響環境的不確定性，表現為能夠利用環境的變化和制造變化提高競爭力，形成自己獨有的競爭優勢。
3、建立戰略聯盟。當比亞迪缺乏某種資源時，可通過與其他企業締結聯盟的方式，結成分險共擔、優勢相輔、要素多向流動的一種網狀型的組織，來實現企業間的資源共享。一滴水要想永久，要么把它滴入河流，要么把它放進大海。
（二）比亞迪競爭模式的完善
1、比亞迪舊有模式曾有的危機。從2011年初，比亞迪就不斷爆出負面消息，但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直到8月初比亞迪的功臣元老夏治冰的離職，才引起媒體的重視。然而，風暴并沒有到此止住，而緊接著是比亞迪的大幅度裁員事件，央視曝光的“氣囊悶”，經銷商退網風波。太多的變故讓王傳福措手不及，他高估了自己的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也輕視了行業的進步。究其原因，比亞迪的危機源于王傳福缺乏行業內成熟的商業競爭模式。
2、改善比亞迪競爭模式的建議
（1）整合產業，集中精力突破新能源大關。比亞迪應適當整合產業，保存決定企業命運的電池和汽車等核心業務，積聚力量和資源研發新能源汽車的核心技術，力求在新領域形成無可模仿和取代的核心優勢。在中國未來的汽車行業，誰能在新能源領域形成獨有的競爭力，誰就必將能贏得未來的新市場。
（2）外部環境銷售渠道戰略的重新思考。為了長久解決比亞迪的經銷商退網問題，比亞迪應該采用經銷商訂單式提貨的方式和彈性化的銷售策略。根據一個地區的人口組成結構和汽車保有量數據，制定一定的銷售數量和計劃，并讓各級經銷商根據以往的銷量，隨機上報訂單數量，再根據市場實況生成相關的訂單數量。對于滯銷車輛，比亞迪可以根據一定的現實情況對廠家和經銷商實行一定的補貼。
（3）改善企業內部人海戰術。關于比亞迪的人海戰術，針對現況，中國的勞動力仍然比資金成本便宜，使用現有的半自動化生產是可以讓比亞迪在不短的一段時間內獲得成本優勢。但隨著全體國民文化水平、智力水平的普遍升高，而帶來了勞動力成本質的上升，到時比亞迪恐怕就不能因為半自動化的成本優勢對沖機器的購買、折舊和損耗而取得的最大優勢。因而，比亞迪在現階段，應該加快智能化、全自動化的生產方式，以適應將來的新企業發展的生產生存需要。
（4）實現產品的科研突破，形成獨有的核心競爭優勢。第四點建議就是比亞迪公司應該在競爭戰略的第三個層次屬類競爭上，下大工夫，實現產品的科研突破，形成獨有的核心競爭優勢。比亞迪的生產方式是通過創造性模仿，利用與競爭對手一樣的產品來實現對該領域的統治，其中必須做到能以更低的成本推出更簡便、更便捷的產品或服務，滿足需求這種產品或服務的客戶及處于市場邊緣的潛在客戶。當然起步的生產企業對其他領先的企業的模仿是無可厚非的，也無可置疑在模仿的過程中可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發展，但不可成為企業的主要運作模式，止步于模仿會讓企業喪失其個性優勢，進而影響公司的長遠發展。對比各大汽車公司的財務支出比例，比亞迪公司的研發支出占銷售支出的比率不及我國一些一線自主品牌的車企。因此，比亞迪需要做一個關于資源整合，特別是關于研發的規劃。例如，比亞迪應該在汽車核心部件的自主研發上多下工夫，如變速器、發動機。并且有意地在積累研發經驗的同時形成一支專業的研發隊伍，來逐漸形成企業本身的核心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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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與政府之“舞”
凌寧：走向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在于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政府職能轉變能不能到位。
一般來說，市場配置資源，政府保障公平，這是政府與市場的重要邊界。面對“市場失靈”問題，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與調控方面各自的優勢和積極作用，共同促成并保障公平與效率的實現。政府通過轉變職能，調整工作目標、工作機制、工作關系和工作方法，是解決當前轉變發展方式問題的當務之急。當然，如果認為只有政府才能去維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資源配置，會導致社會的更不公平的觀點還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應該看到通過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本身包含著公平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僅是競爭的經濟，也是公平的經濟和合作的經濟。另一方面，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此時要加強政府監管，但政府監管并不意味政府取代。事實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通過行政權力進行資源配置，容易導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較嚴重的浪費。
華民：在“兩個轉變”中，不是簡單地關注“強政府”與“強市場”問題，而是使兩者有機融合、相輔相成。
當前，經濟發展中一些粗放經營、結構失衡等深層次的問題都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密切相關，需要加快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部分任務將由市場自行解決，而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自主創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協調經濟社會發展等等，需要發揮政府調控和管理的作用。同時，“強政府”是基于“有限”和“有效”兩個維度的政府，它并不是政府職能簡單的增或減，而是政府“內功”的修煉。判斷政府優劣的標準不在于規模的大小和職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會整體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即看它是否適應特定歷史階段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強政府”應有科學的行政理念，應有完善的體制、機制，應致力于實現公共服務。
金太軍：強大公民社會將有效規塑政府與市場的行為，化解可能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甚至政府與市場的“雙失靈”。
市場體制發育不完全，特別是競爭性、自愿性和規范性的交易規則不完善，必然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及財富分配的“不公”。面對這種情況，政府和公民社會都應履行相應的糾偏功能。然而，公民個體的原子狀及整體結構的散沙狀使公民社會的集體化行動難以實現，從而無法成為有效糾正市場失靈的利器。政府的主體地位自然凸現出來，但政府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或者說失靈，譬如說政府干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也存在部門利益與個體利益，政府干預的效率有待提高，等等。當人們面對市場失靈時，往往感覺“悲觀”與“無助”，自然渴望強大政府的存在，但在市場失靈有所緩解時，人們又會聚焦，甚至放大政府的失靈表現，流露出要求政府“退出”的愿望。要消除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悖論，就必須跳出政府與市場的二元靜態分析框架，找尋“第三條道路”——公民社會。因此，如何實現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是考驗政府能力的重要課題。從基本路徑來看，政府要特別關注“公共領域”中的“公共觀點”，并及時進行梳理、提取與整合，相應進行公共政策的創新。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政治系統之間的一個領域，是自主社會個體及自組織社團進行互動交往和自由辯論的一種非官方的文化批判領域，以自由、理性和開放為基礎特征。在當代，各種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已成為公共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政府要努力適應這一趨勢，及時對基于各種載體的“民意”進行有效的回應。
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在何處？
姜永華：轉變政府職能，關鍵是要解決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越位”、“缺位”、“錯位”問題，“越位”的地方要退出、“缺位”的地方要彌補、“錯位”的地方要糾正。
具體要把握好四個關鍵環節：一是改善經濟調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穩定物價、改善民生等任務，讓政府宏觀調控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局面和艱巨任務。要求政府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適當的行政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減少微觀的事務管理和審批事項，讓經濟保持平穩發展。二是嚴格市場監管。推進公平準入，規范市場執法，加強對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領域的監管。拓展公平準入的市場范圍，不僅包括商品和服務市場，還包括要素和產權市場，特別是強調公共資源交易市場的規范運行。三是加強社會管理。強化政府促進就業和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四是注重公共服務。著力促進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金太軍：政府職能轉變應正視其滯后的“錯位”、“越位”和“不到位”的“實然”現狀，實現由“錯位”至“正位”、“越位”至“回位”以及“不到位”至“到位”的“應然”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既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關，也同我國經濟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更同政府職能轉變滯后有關。而滯后則主要呈現為政府職能錯位、越位、不到位的狀態。“錯位”就是政府與企業職能劃分的錯亂，如很多重要領域握有壟斷權的企業政企不分，阻礙了創新，阻礙了一些新技術、高技術的產業化；“越位”就是政府管了一些不應該由政府管的事情，如政府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為考績的主要標志；“不到位”就是政府應該管的事情沒有管或管得不好，如把本應由政府或政府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推向市場、推向社會。正是這種種政府職能的錯位、越位、不到位，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步履維艱。因此，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所在。
而“正位”是指理順政企關系，實施政企分開，將政府的所有者職能與企業的經營者職能分開，把政府行政管理職能與政府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能分開；“回位”是指政府把資源配置主導權交給市場，致力于履行應由政府履行的職責，改變政府“駕馭市場”的做法，使政府從各種形式的市場參與者角色中淡出，將重點轉向創造和維護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提供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治環境，調控市場顧及不到的領域，為市場失靈的地方提供服務，包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等；“到位”是指經濟建設型政府要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逐步從經濟領域抽身到公共服務領域，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加大對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和服務，為社會創造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以避免改革與發展步入“有增長無發展”的發展陷阱。
凌寧：政府不應該在“強政府”或“弱政府”上做文章，而應轉向“有效政府”，“有效政府”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如何找準職能定位，如何有效履行職責。
從理論上來說，政府職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為適應其所處的行政生態進行動態調整的，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政府職能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職能轉變是所有改革的關鍵，成為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結合部，貫穿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政府職能轉變圍繞政府職能總量的調整、政府職能結構的調整和政府職能實現方式多樣化而展開，政府職能逐步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靠近，取得了好的成效。但是，面對我們所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社會發展關鍵期，我們需要進一步合理確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等諸多關系中的職能界限和范同，實現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之間的相互調適和重心轉移，推進直接調控、間接調控等多種公共管理和服務工具的使用。目前的核心任務是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
政府自身改革路在何方？
金太軍：政府職能轉變必然是漸進式的增量改革，但漸進式的增量改革既非“緩慢改革”亦非“不改革”，而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進行有益的探索和試驗但要防止改革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摸到石頭后不愿過河”，企圖將現有改革中的利己制度元素定格化和固態化的情況出現。
政府自身改革之所以步履維艱，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受到來自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全能政府的慣性、職責同構的弊端、市場質量的影響和社會發育的遲緩，但最為關鍵的則是現實利益的阻隔。傳統計劃體制的瓦解，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種在高層政治精英推動下的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實際上是政治精英對社會利益進行體認后發生的誘導性制度變遷。這種誘導性制度變遷主要是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社會物質短缺、滿足人們基本物質需求。在改革開放之初，這種制度變遷幾乎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使改革獲得了社會的普遍支持，也為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奠定了現實基礎。但隨著改革的推進，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浸潤，體制框架中人自然形成對原有體制的依賴，形成認知結構與行為路徑的“鎖定”。要破解這種“鎖定”，政府及政府官員既要有巨大的改革勇氣、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又要進行合理的規劃，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好心辦壞事”。在多元的利益格局下，政府自身改革很可能會觸及自身的利益。如江蘇目前的大部制改革面臨難以深化的困境，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部門利益的剛性與人員（主要是領導）分流的阻力。當然，這種情況并非江蘇所特有。
姜永華：政府自身改革的主要難點是在轉型過程中政府自身的利益問題，改革的本質就是利益調整，制度約束是利益調整的關鍵障礙，消除制度約束須從體制改革入手。
對于政府改革而言，其改革成功的關鍵是通過理順自己與其他經濟主體間的利益關系，減小社會沖突成本，最大限度地調動社會不同群體的積極性，才能形成推動經濟轉型的新合力。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重視發揮政府的作用，又要發揮市場的作用。要消除各種制約和影響資源優化配置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體制機制，健全統一、公平、公開競爭和優勝劣汰的體制機制。二要處理好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關系。要進一步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和解決民間投資準入難的問題。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加強政府性投資項目的管理，按照“舉債有度、償債有源、成本求低、效益求高”的原則，加強政府投融資管理，使有限的財政資金發揮出最大效益。三要處理好加快發展和保護環境的關系。堅持環保優先、環保為民的原則，將環境保護作為事關發展全局、民生改善的一項重點工作，構建現代產業生態系統，增強城市生態調節功能，促進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四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既是拉動消費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要注重改善民生、加強社會建設，堅持把公共資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領域傾斜，擴大公共服務，加快社會事業發展，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凌寧：江蘇省行政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行政體制還不夠完善，政府職能轉變尚沒有完全到位，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其他各項改革的深入推進。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心理問題；特點；教育對策
中圖分類號：G444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高校不斷擴大招生規模，貧困大學生的問題已經成為政府高度重視的帶有普遍社會性的問題，甚至影響了當前高校的發展與穩定。這里所說的貧困生是指經濟貧困生。何謂高校經濟貧困生，目前尚無統一的標準。發達國家通常是指其所能獲得的每月生活費低于就讀地區的人均生活費的最低標準，甚至無力繳納學費的學生群。在我國，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貧困生的標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根據教育部文件的精神，大致上可以把因家庭收入少，難以依靠家庭的支持而正常完成學業的學生界定為貧困生。經濟上的重負，往往會導致心理上也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貧困使大學生心靈深處自覺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挫折感，從而導致了自卑、焦慮、抑郁、自尊心過強、孤僻、人際關系敏感等等一系列的心理問題和心理障礙，部分學生因此成為經濟和身心的“雙困生”，對他們的學習、生活、性格等諸多方面都造成了較大影響。研究和解決貧困大學生的這些心理問題，對他們的健康成長有重要意義。
1 當前我校貧困生主要的心理問題特點
（1）自卑與自尊的矛盾心理
自卑是人的一種不良自我意識，是一種自己輕視自己，認為自己不如別人的慚愧、羞怯、畏縮，甚至心灰意冷的情緒。自卑是貧困生最典型的心理特征，也是高校貧困生心理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其它方面的心理問題都是從自卑開始的。以電控學院學生為例，貧困生大都來自邊遠貧困地區，家境貧寒，在中小學時代他們所接受的信息與所知的事物皆與城市生源的學生有較大差距，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形成了自卑心理。自卑感強的學生往往自我認識不足，過低估計自己，只看到自己的短處和劣勢，而看不到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在與別人比較時，總拿自己的短處與他人的長處比，越比越覺得自己不如別人，這樣就形成了消極的自我評價。另一方面，有的貧困生自尊心又極強，他們寧愿貸款、勤工儉學，也不愿接受社會、個人的資助，不愿欠人情債。
（2）焦慮與抑郁心理的困擾
焦慮是由心理沖突或挫折引起的復雜情緒反應，貧困生不僅為學費和生活費發愁，同時害怕因學業差而對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這樣使得貧困生精神壓力大，形成緊張、不安、憂慮、恐懼的情緒狀態，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等現象，嚴重影響正常的學習和生活。抑郁是一種感受到自己無力應付外界壓力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常伴有厭惡、痛苦、羞愧和自卑等多種情緒體驗。貧困大學生大多來自邊遠貧困地區，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優異的成績，為自己的將來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然而，他們又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使他們感到痛苦萬分。
（3）過強的自尊、嫉妒心理
作為貧困生，經濟上的窘迫是他們不愿提及的，也是最怕同學憐憫和看不起的隱痛，出于自尊，貧困生容易導致自我保護，表現為敏感、偏執和過激。對涉及與自己相關的事情，總會引起強烈的情緒和情感反應。處理問題偏執，易浮躁激動，與同學相處難以掌握分寸，給人一種難以接近，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覺。實際上他們的內心是脆弱的，只能接受成功，不能經受失敗，當自己不能成功時，就會對別人的成功產生嫉妒心理。
（4）渴望人際交往與自我封閉的沖突
貧困大學生雖然渴望人際交往，渴望在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中展示自己的才華，但多數貧困學生因經濟拮據而吃穿儉約，使得他們自慚形穢，不敢輕易和經濟條件好的同學在一起，更不敢輕易和他們說話。由于害怕遭受挫折和傷害而羞于交際，把自己包裹起來，不愿輕易袒露心跡，漸漸地給人一種難以接近、不合群的感覺。
（5）虛榮心理較強
我院大部分貧困生能正視貧困，注重勤儉節約，吃苦耐勞。然而也有一部分貧困生，受虛榮心驅使，為了讓別人瞧得起，維護自己所謂的面子，求得心理平衡，不惜花重金包裝自己，盲目與人攀比；部分貧困生面對父母到學校探望，竟然向同學謊稱是自己的老鄉，惟恐給自己丟人。虛榮心使他們對金錢的渴望與日俱增，部分貧困生為了經商賺錢而本末倒置，把學習擱在一邊，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6）敏感、多疑及攻擊心理較重
部分貧困生不愿提及經濟上的窘迫，也最怕同學憐憫或瞧不起他們。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他們的內心極為敏感、多疑，與自己本來無關的事情，他們也會認為同學是在背后議論自己，于是在內心深處重重設防；還有些貧困生心胸狹窄，與他人比較，發現自己在才能、名譽、地位和境遇等方面不如別人，內心產生對他人的不滿、不服氣，進而又心生憎恨、妒忌。貧困生的這種消極、冷漠、厭世，在思想上很容易走向極端，嚴重影響他們的身心健康，有少數學生甚至會產生行為。
2 貧困生心理問題形成原因分析
（1）家庭原因。家庭是個體社會化的起點，家庭對人的心理狀況的影響是個性形成的最初根源。家庭地處貧困地區、經濟基礎較差，這樣背景的貧困生構成我院貧困生的“主體”。為了改變祖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絕大多數家庭將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傾盡全力培養孩子考大學，由此導致對孩子缺乏正確的教育而過分溺愛，導致孩子的自尊心、自我優越感很強，但自理能力、受挫能力卻很弱
（2）學校原因。高校從1999年開始擴招，招生數的增加帶來了高校貧困生數量的增加。一些高校沒有把解決好貧困家庭學生的困難問題擺在突出的位置，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不足，政策宣傳力度不夠，以致不少貧困生對資助政策不了解，湊不齊學費上不了學。再則，學校在營造整體育人環境和氛圍上重視不夠，沒能在物質扶貧和精神扶貧上做好兼顧。
（3）社會原因。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切“向錢看”的錯誤觀念，加重了貧困生的心理負擔。社會上一部分人對貧困生存在偏見，貧困生在成長中或多或少地有過因貧困遭人恥笑、心理上受挫折的經歷。同時，社會上各種“資助”工作的開展，由于宣傳不夠，或實施不當，使一些貧困生在得到物質資助的同時，也遭受到心理上的傷害。因為絕大部分貧困生并不太愿意讓人知道自己的貧困身份，但由于“資助”宣傳的需要，他們又不得不面對現實，將自己的貧困身份公之于眾，造成一種無奈，進而形成心理壓力。
（4）自身原因。貧困生所處地的教育條件相對薄弱，加上自身經濟條件的限制，使他們思想上缺乏自強、自信、自立、自尊的正確意識，心理素質差、抗挫折的意志力弱、依賴心強、自卑感強等，在主觀和客觀原因的雙重作用下，貧困生心理負擔過重，加上自身承受能力弱，很容易出現心理障礙。
3 解決貧困大學生心理問題的對策
（1）開展積極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詢工作
① 對貧困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做到心中有數。從新生入校開始，學校就要通過各種渠道詳細調查和掌握學生家庭的狀況，建立貧困生綜合檔案，包括個人資料、家庭背景、品行說明、學習成績、健康狀況、經濟狀況、心理狀況等。從不同側面了解和掌握貧困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以便有針對性地開展幫扶工作。
② 普及心理健康知識。開設大學生心理健康選修課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講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識，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輔導，幫助大學生了解心理發展規律，充分認識心理健康對學習、生活、就業等的重要性，教育貧困大學生以健康的心態和人格面對貧困，增強自我調節的能力。
③ 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咨詢。通過心理咨詢引導貧困大學生建立積極有效的心理防御機制，提高自身心理素質。通過個別輔導和行為指導等步驟，分析學生無助、困惑、自卑心理產生的原因和后果，幫助學生直面環境和壓力，進行自我接納和自我欣賞，順利地完成大學學習生活。
④ 加強心理咨詢宣傳。要營造心理咨詢的良好氛圍，使大學生從觀念上普遍認同和主動接受心理咨詢，主動到心理咨詢室尋求幫助。
（2）幫助貧困大學生確立遠大的人生理想，塑造獨立健全的人格
① 宣傳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趨勢，消除貧困大學生的思想疑慮和不滿情緒。使貧困大學生充分認識到高校招生并軌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加深對國家經濟狀況及貧困現象產生的原因、國家對于貧困大學生助學貸款的政策和學校對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等方面的理解，督促學生正視困難，引導他們正確處理解決經濟困難與提高自我學習能力的關系。
② 引導和幫助貧困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困難觀。教育貧困大學生理性地對待貧窮，摒棄“等、靠、要”的依賴心理，樹立起自強自立的精神，正確看待生活中的不幸，正確看待貧富和利義，以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去面對經濟貧困的現象。還可定期邀請校友或校外的、一些在生活經歷或創業經歷上具有典型教育意義的成功人士來學校進行現身說法，通過他們自身成長過程和不斷追求事業的成功經驗，教育和引導貧困大學生調整心態。
③ 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感恩教育。最基本的是對父母感恩的教育。學校和社會要將感恩教育與學習實踐“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結合起來，逐漸使貧困大學生學會知榮明恥、知恩圖報，對國家、對社會、對他人常懷感激之心和致謝之情。用實際行動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高綜合素質，將來能為國家、為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④樹立貧困大學生中成人成才的楷模。要讓典型引路，通過新聞媒體、宣傳欄、座談會、先進事跡報告會等形式對優秀貧困大學生的感人事跡和頑強、豁達、吃苦耐勞、藐視困難、戰勝困難的良好精神風范進行廣泛宣傳，教育和引導貧困大學生樹立信心，擺脫困境。
（3）創造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優化育人環境
① 對貧困大學生給予充分的人文關懷。要努力營造對貧困大學生理解、尊重和關懷的校園文化氛圍，在全體學生中提倡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風尚；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同時，教育家庭富裕的學生，要真誠、主動地和貧困學生交往，言談舉止注意分寸，尊重貧困大學生的人格和尊嚴，尊重其隱私，充分考慮到貧困大學生的心理感受，盡力避免使他們產生被施舍的感覺。
② 開展適合貧困學生特點的集體活動，實現心理良性互動。根據貧困生的特點、愛好和專長，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體育活動，開展一些深入實際、適應競爭、有利于發展能力的社會實踐活動，還可以通過建立貧困生自己的社團組織，定期召開貧困學生座談會、聯誼會等，讓貧困生敞開心扉，彼此充分交流內心的困惑和感受。并借此鍛煉他們的溝通能力，最大限度地減輕其心理危機感。
（4）關心貧困大學生的物質需求，積極為他們排憂解難
①完善貧困大學生資助體系及各項管理制度。成立專門的助學機構，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國家、省和學校的相關救助貧困大學生的政策，進一步完善“獎、貸、助、補、減、免”的貧困生資助體系及各項管理制度。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從家庭收入、個人消費和同學評議三方面綜合考慮，深入細致地做好貧困生經濟貧困的等級（特困、貧困、一般貧困）界定工作，并定期對界定結果進行復核。
② 發揮輿論作用，支持貧困大學生幫扶工作。主動與廣播、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聯絡，宣傳貧困生幫扶工作的緊迫性、重要性，呼吁社會各界有識之士慷慨解囊，對貧困大學生獻出一片愛心，使貧困大學生充分感受到社會大家庭的溫暖。
③ 拓寬“勤工助學”渠道，減輕貧困生的經濟壓力。經濟壓力是高校貧困生心理問題產生的最直接原因。幫助貧困生擺脫經濟的困擾，是解決貧困生心理問題的前提。面對貧困大學生生活窘迫和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對貧困大學生的支持應側重于能力培養和就業信息提供兩個方面。政府、學校、民間團體和社會經濟主體等部門和單位，應設多種對貧困大學生資助的專項基金，幫助貧困大學完成學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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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務川在全省47個非經濟強縣中排名25位，其中3項指標排名全省第一，5項指標排全省前十，10項部門工作在全省、遵義市考核中名列前茅。尤其是“2016年遵義市法治政府建設示范點”這一殊榮，更是對務川推進依法行政，打造廉潔高效型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有力佐證。
狠抓調查研究
實現決策科學化
規范政府議事決策規則。從依法行政、勤政廉政、效能建設等12個方面，進一步完善《務川自治縣人民政府工作規則》。強化民主決策、公眾參與、調查研究、專家咨詢等決策環節；加入風險評估、跟蹤評估、責任終身追究、行政裁量權等制度；針對行政不規范、違規違紀行為多、執行力差等現實問題，嚴格糾錯問責、履職盡責、督促檢查等方面的規定，從源頭上為推動決策科學化、行政規范化、履職高效化提供遵循和依據。
規范項目決策和管理。研究制定《務川自治縣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暫行辦法》等22個項目管理制度，強化全過程跟蹤審計，確保規范合法；采取社會效益評估、中介評估、風險評估、跟蹤評估等方法，力求做到效益最大化；縣財政每年預算3000萬元設立項目前期工作專項基金，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一系列措施解決了項目推進過程中不規范、不透明問題，促進了項目建設陽光公開、廉潔高效。
規范規劃編制和執行。啟動全行業、全領域規劃編制和完善工作，投入3000多萬元資金，僅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產業、城鄉、土地使用、基礎設施等領域近50個具體規劃。新增各類規劃執法力量89人，開展規模空前的“兩違”整治和城鄉規劃執法整治，拆除違法建筑35萬平方米，全面取締非法砂石料場，整治多家違反各類規劃的生產企業，有效維護了規劃的嚴肅性，促進產業發展、城鄉建設更加有序、高效。
規范與效率并重
實現行政規范化
規范國有資產管理。動員全縣力量，組建工作專班，強化城鄉規劃、土地、林業等執法和清理，共接收1124幢房產、232宗土地、193間門面、5家酒店以及其他各類資產，國有資產價值從10億元躍升到50億元。同步開展土地收儲，實現從零到5000畝的突破。以雄厚的國有資產為依托，因勢利導組建集融資經營為一體的洪司，2015年至今共申貸審批通過資金63億元、到位30億元，為全縣脫貧攻堅提供了強力的資金保障，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高效運用。
規范公共資源交易。2015年4月，成立縣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出臺20個內部管理制度，對工程招投標、政府采購等交易行為進行集中規范管理。截至今年10月底，共完成項目交易699宗，成交金額8.79億元，節約資金9185.1萬元，節約率9.5%。有效規范了交易行為，提高了交易效率，堵塞了權力尋租的空間，鏟除了滋生腐敗的溫床。
規范公共財政管理。2015年3月組建縣財評中心，對各類項目進行造價評審把控。截至今年10月底，接審金額37.89億元，審減金額4.31億元，綜合審減率11.35%，節省資金相當于2015年本級收入的105.02%。實行直接支付，切斷部門和第三方利益鏈條，阻塞資金漏洞，杜絕部門私藏“小金庫”行為，2015年3月以來節約財政資金5000萬元以上。嚴肅財經紀律，出臺《嚴肅財經紀律規范財務管理規定》，嚴厲打擊違反財經紀律行為，目前共查處違反規定10人，追回資金16.66萬元。
規范檔案文書管理。2015年以前，全縣有32個部門10年以上未向縣檔案局移交檔案，很多重大決策、征地拆遷、招商引資資料無檔可查、無據可依，大量矛盾糾紛相繼產生。對此，務川完善檔案管理制度，投入160萬元資金新建方志館，完善設施設備，指派150多名專人開展檔案清理工作，縣檔案局接收移交檔案7706盒、312958件。檔案文書的規范管理，為化解矛盾糾紛、促進工作陽光高效開展提供了客觀依據和支撐，是“對歷史負責”的必然選擇和務實舉措。2015年，務川檔案工作考核排名全省第二位、遵義市第一位，縣檔案局獲“全省檔案工作先進集體”表彰。
理順職能職責
實現用權陽光化
規范機構編制、人事和職能管理。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繼續優化機構設置，因地制宜整合國土、建設、城管、交通、環保基層延伸職能，提高行政效能。加強人事管理，著力在政策上管人、環境上留人、待遇上引人、潛力上育人，今年上半年吸引各類優秀人才83人，是2015年的2倍。強化部門履職，以“三定”方案為依據，強化部門職責33項，調整職責21項，規范職責3項；充實城鄉規劃、城管、土地、林業等執法隊伍，扭轉了職能缺位、履職缺位的局面。
規范監察和審計工作。牢牢抓住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堅定不移支持紀檢監察部門“三轉”，緊抓“”督查，狠治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2015年以來，開展各類督促檢查11次，發現問題32起，查處90人。以財政資金使用為主線，以財政預算執行、固投審計、專項資金審計為重點，切實強化專項清理工作和審計監督力度，從根本上規范了經濟管理行為，防控了廉政風險。
規范考核、督查和問責工作。實行“三按月一召回”“末位淘汰”等10項干部管理制度，2015年以來共約談干部25人，“回爐淬火”12人。完善考核考評方案，以省、市、縣政府工作報告、重大決策部署為重點，結合鄉鎮、部門工作實際區別化制定考核方案，充分發揮考核“指揮棒”作用。加大督查力度，組建“兩辦”、發改、監察四支督查隊伍，對項目建設情況開展督查；借鑒省委、省政府增比進位、項目觀摩的工作方法，每季度開展一次全縣項目觀摩和鄉鎮排位，營造比學趕超氛圍；與時俱進搭建系列微信工作群，對項目建設中存在問題及時曝光，真正做到“白天查、晚上查，平時查、假日查，天晴落雨查、夜半三更查”。加大問責力度，今年上半年，h委、縣政府對項目推進落實不力的，誡勉談話3人、通報批評4人，36個單位因主體責任未落實被問責。
導讀：由于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間的脫節，人口規劃和市政建設等配套體系的相對滯后，雖也引進一些優質的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資源，但在人員配置尤其是儀器設備裝置等方面依然存在難以滿足的需求，導致產業規劃和人口布局脫鉤，就業地與居住地間的空間分離——“產城分離”現象加劇。因此，居住與就業、產業與城市功能、產業化與城市化、人與自然這四方面的融合理念，是實現“產城融合”的關鍵。
大城市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中心，在帶動區域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同時，城市自身功能及其空間結構的現代化、集群化、生態化和郊區農村城鎮化，是全面提升區域城鎮化質量和水平的關鍵所在。上海作為我國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在全面推進區域城鎮化體系建設的過程中，人口的空間分布變化與產業的空間優化調整緊密相連，成為生態文明、轉型發展、創新振興的重要組成領域。但是多年來，“產城分離”一直作為上海發展中的負和博弈，始終阻撓上海循環經濟的綠色生態發展，并對上海的住房、交通等產生一系列的影響穩定發展的問題。本文對此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與分析，并就“產城融合”的城市發展未來趨勢作學理上的探究，以期能真正實現上海高效的低碳經濟環境。
一、上海“產城分離”的類型
伴隨著上海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出現了中心城—郊區、中心區—區—郊區的功能分化，在推進人口郊區化的同時，就業空間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制造業就業人口由集中城區至分散郊區，工業和商業等產業空間及其居住空間之間由混雜趨于相互分離，由此導致產城脫節、職居分離和結構失衡等“產城分離”現象十分明顯，城市“空心化”和“夜空心化”等問題亟待妥善解決。
由于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間的脫節，人口規劃和市政建設等配套體系相對滯后，雖也引進一些優質的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資源，但在人員配置尤其是儀器設備裝置等方面依然存在難以滿足需求的方面，導致產業規劃和人口布局脫鉤，就業地與居住地間的空間分離——“產城分離”現象加劇。對此，又可細分為兩大類型：一是白天在市區上班、晚上回郊區居住，二是白天在郊區上班、晚上回市區居住。
第一類，主要是伴隨著上海城市建設的發展，在推進人口與產業向郊區轉移的過程中，部分新城、新的開發區缺乏系列的產業支撐，不能提供有效的配套就業崗位，對吸引人口、特別是勞動人口集聚的作用難以顯現。由于基礎設施和優質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城市（園區）和居住功能不完善，住房空置率偏高，人氣明顯不足。尤其是到了夜晚，隨著大量勞動人群陸續下班返回老城區，新城和新市鎮（園區）的“空城”現象時有出現。也由此造成新城地區建造的大批商品房、保障房等居住樓宇入住率低，人們白天到新城（園區）上班、晚上則返回到中心城區居住，在產業區（開發區或園區）則出現“夜空心化”現象。
第二類，由于中心城持續實施“退二進三”政策，制造業等產業大規模由中心城向外轉移，特別是在寶山、閔行等近郊區增速最快，制造業等的集聚現象顯著，而中心城的工業規模迅速下降。第三產業，特別是商業辦公類服務業向中心城聚集的特征十分明顯，逐漸占據了城市的優勢區位，形成了CBD或副中心。特別是在老市區，像黃浦（包括原盧灣）和靜安，舊城改造政策將居民動遷至區或近郊區，大量的市政服務機構、商業辦公機構以及企業總部聚集，城市功能產生顯著的演替，原來的市中心區讓位于地租更高的現代服務業。此外，中心城區高昂的房價也迫使大量市民在區或近郊區購房，而這部分人口數量的聚集性增長，直接導致了服務業從業人口與居住地在空間上的顯著失衡。
在可預見的未來，上海城市建設的重心將不斷向郊區轉移，交通網絡日益完善，并隨著郊區新城的建設，在郊區的就業崗位增多、基礎設施日趨完善，加上中心城區舊城改造和相關政策措施的作用，未來上海人口將進一步向郊區遷移，人口郊區化有增強的趨勢。數據顯示，上海人口郊區化的發展強度將進一步加大，郊區人口所占比重將持續上升，中心城區人口占比則不斷下降。無論是絕對人口數量還是人口增速，郊區都將大于中心城區，成為人口的凈導入區。由此，促進“產城分離”趨向“產城融合”一體化協同發展，也就越來越顯現出其緊迫性和重要性。
二、影響上海“產城分離”的因素
就區域整體發展而言，引發“產城分離”的因素涉及區內外、微宏觀等多方面，既包括產業發展、區域經濟差異、城市基礎設施配套等經濟因素，也涉及社會公共服務和政府政策等領域。
（一）產業結構的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上海市區人口的不斷增加，原有的空間已遠不能滿足迅猛發展的客觀要求，制造業郊區化成為上海工業發展的新思路。目前已形成的六大產業基地、8個國家級工業區和14個市級工業區大多位于郊區。大量就業機會，帶動就業人口向郊區轉移，也引發人口的郊區化。2008年末從業人員較多的前五個區依次是浦東新區占15.7%、閔行占8.5%、松江占7.9%、嘉定占7.7%、徐匯占6.5%，五區合計占全部從業人員總數的46.3%，除徐匯，其余四區均位于郊區。
產業結構空間變動所帶來的人口郊區化，往往有一定的滯后性。上海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主要集中在近郊區，約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2%；與此不相匹配的是，常住人口仍集中在中心城邊緣區，約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1%。如此人口郊區化與產業郊區化的脫節往往是緣于企業已遷至郊區、而從業人員仍居住在市區，由此造成人口“夜空心化”和“產城分離”現象。
（二）區域經濟的差異
人口流動具有逐利性。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往往決定著人口流動的方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會吸引人口流入。
首先，GDP及財政收入大致反映出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上海各區縣近十年間人口流量與GDP、財政收入增加值基本呈正相關。作為人口凈流入地的閔行、寶山、嘉定、浦東（近郊區）以及金山、松江、青浦、奉賢、崇明（遠郊區），人口流量越大，GDP水平、財政收入增加值越高，經濟發展水平越好。
其次，住宅價格是人口選擇居住地的重要考量因素。土地價格上漲，特別是中心區房價快速漲高，對普通居民而言已超出其承受范圍，郊區房價相對要低得多，中心城區與郊區間房價和交易成本的巨大差異，使很多居民開始主動向郊區轉移。同時，住宅的非價格因素也對人口再分布產生重要影響。隨著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人們對住宅的選擇趨向開始從解決住房基本需求轉向追求舒適清潔的居住環境，親近大自然越來越成為選擇居住郊區的重要原因。郊區可供開發的土地多、價格低廉、住宅區域的設計相對自由、住宅密度較市區要小、住房寬敞、小區環境優于市區、新建房的房型等特點往往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觀，這種種導致主動向郊區遷移的居民數量不斷增多。概言之，居住人口因市中心房價和生活成本高而遷至郊區，其工作單位的郊區化卻往往相對滯后，由此造成城市的空心化。
（三）基礎設施的優化
城市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為人口向郊區延伸提供了可能。交通的發展縮短了城市中心區與郊區的距離，使城市空間短期內迅速擴大，其中又首先在于公共交通以及私人小汽車交通的發展。交通的發展使郊區的可達性提高，為市區和郊區的聯系帶來便利，極大地促進人口向郊區擴散。
隨著上海交通條件的改善，尤其是快速干道的建設、高速公路網、軌道交通的完善，縮短了市中心區與郊區間的物理距離，為人口向外遷移擴散提供了基礎。1999年上海出臺高速公路網計劃，集中在外環以外的區域建成聯系上海中心城和11個新城、9個市級工業園區和重要運輸樞紐的高速公路，逐漸實現“153060”目標。同時已建成的11條軌道交通線路，延伸至郊區，基本覆蓋到整個上海市范圍，為居民的居住與工作選擇提供了更大空間，進一步促進了人口的郊區轉移和流動。
公園綠地、文化、教育、衛生、商業及服務業設施的配套建設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原因。只有完善的基礎設施配套，滿足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休閑需求，才能聚集居住人口。上海在推動人口和產業向郊區轉移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與基礎設施和優質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跟不上產業配套。城市和居住功能不完善的情況，導致住房的空置率較高，人氣明顯不足。尤其到了夜晚，人群由工作地返回老城區，郊區的新城和新市鎮“空城”現象，以及“人流不大、人口不足、人氣不旺”現象時有出現。
綜上，引起上海人口分布變動的直接誘因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變動，郊區對外來流動人口吸引力的增加也主要源于該地區產業的調整。區域經濟差異引導人口流動的方向，人口在主動選擇居住地的過程中，更愿意趨向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高的區域，并考慮該區域的生活環境以及生活成本。
（四）社會與政策因素
研究表明，上海郊區化進程中，尤其是“一城九鎮”建設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政府承擔著制定郊區化發展戰略、城市規劃、保障城市基礎設施供給及資金籌措等多方面工作。
1.人口管理政策
作為長三角核心城市，上海每年吸引著大量勞動力遷入，其中外來人口管理政策演變與城市經濟發展和人口狀況相關：根據外來人口的潛在貢獻實施差別化待遇，實施“控制人口，但不控制人才”的發展戰略；同時按照公安部規定，大中專院校錄取的學生，采取戶口自愿遷移的原則，使一部分大中專院校的學生不遷移戶口，形成人戶分離。伴隨著上海戶籍管理制度逐漸松動，促進了高學歷外來人口數量的增長，但由于工作特點、居住成本等原因，外來人口多集中在近郊或城市邊緣區。同時，城鄉二元戶籍的改革也弱化了城鄉戶口在勞動就業、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差別，削弱了人們的“戀城”心理，增大了郊遷的可能。
迄今大城市區域現行的一些社會經濟活動，相當部分仍與戶口掛鉤，例如動遷房安置政策。在許多大城市，因市政建設或土地批租需要對居民進行動遷時，將家庭的實際戶口數作為衡量標準，因此，家庭的實際戶口數多得到的實惠也多。對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居住地的變更卻沒有帶來戶口地的變更，造成人戶分離。
2.產業園區政策
上海提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優化第二產業、穩步提高第一產業”的產業政策，建設“東南西北”四大產業基地——包括東部國家級微電子產業基地（浦東張江）、南部世界級石化基地（金山杭州灣附近）、西部上海國際汽車城（嘉定）、北部國家級精品鋼鐵基地（寶山北部地區），進一步促進了近郊區與郊區產業發展。
工業企業的外遷與郊區園區的開發，造成就業崗位的大幅度空間變動，帶動了大量就業人口向市郊流動，并把生活區也轉到工作地附近。同時，郊區衛星鎮建設初具規模也強化了這一趨勢。而中心城區大批居住人口向近郊區和中心區邊緣區遷移，逐步形成以商業和辦公為主的格局。
3.城鎮建設政策
根據上海總體規劃（1999～2020），一方面針對郊區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加快城鎮建設步伐和人口吸引力，另一方面嚴格控制中心城區的居住用地供應量和住宅開發量，實施“雙增雙減”政策，從根本上減弱了人口集聚力。其中，對于存在的城鎮建設與園區建設關系，郊區新城的交通、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和商業服務設施，郊區新城的空間布局，等等問題，宜按照緊湊型城市模式，以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資源，獲得規模和集聚效益，也有利于產城融合，扭轉產城分離局面。
4.住房保障政策
上海逐步推進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強調市場在住房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發展商品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住房機制，并探索建立住房社會保障制度，實行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以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近十年間，根據中低收入者的分布情況，政府規劃建設的政策性住房基本上緊靠外環線，配套商品房和中低價普通商品房也主要位于外環線外，中心地段很少甚至沒有。如此的外環線地段、集中開發建設模式對人口郊區化起到一定推進作用，同時也使內部居民面臨生活成本加大、住房選擇自由度降低等問題，形成居住空間和社會分異，加之舊城區改造、房屋動遷等影響，加劇了產城分離現象。
三、促進“產城融合”協同發展的組合戰略
（一）實現上海“產城融合”的總體構想
“產城融合”，旨在實現產業與城市功能的融合發展，形成既宜居又宜業的新城，推動城市化與產業化的雙向融合。近年來，房地產業和安居工程的凸顯性發展，使得“產城分離”凸現出的“生產與生活分離”現象更為嚴重。同時因投資性購房者把郊區置業作為一種保值、增值的手段，房屋被大量空置，矛盾進一步加重。職居分離也直接導致了城市交通擁堵狀況的加劇。
“十二五”的目標就是強化“產城融合”，統籌工業園區、產業基地、大型居住區與新城建設，發揮新城在優化空間、集聚人口、帶動發展中的作用。作為重點發展的松江新城、嘉定新城和臨港新城，產業特征顯著。松江新城以先進制造加工業為主，嘉定新城形成了依托國際汽車城發展的一體化汽車整車、零部件研制、商貿和物流等特色產業，松江新城和嘉定新城結合既有的產業基礎推進新城發展，并依托新城進一步做大做強優勢產業。臨港新城主要以先進重型裝備制造、港口物流及航運科技等產業為主體。因此，實現“產城分離”趨向“產城融合”，尤其是對于新城發展，必須關注四個方面的關鍵性“融合”理念。
1.居住與就業融合（“職住平衡”）的理念
首先，新城的就業崗位總量和居民（勞動力）人數要大體相當，促進本地居民就近就業；其次，新城崗位的技能要求須與本地居民的技能水平相匹配，新城的房價要與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再次，要促進公共設施和社會資源的完備，具備居住、就業、醫療、教育、購物、文化和娛樂等一系列的城市設施和功能，加強社會事業、公共服務、社區管理、社會綜合管理等資源的配置，滿足人口快速增長和日趨多元化的社會需求，防止“新城”變“睡城、夜空城”、“鐘擺式”長距離通勤。
2.產業與城市功能融合的理念
空間規劃引導產業集聚，產業發展充實城市功能。要促進城市建設與產業同步協調發展，增強新城的服務功能，加大對產業的支持力度，同時提高吸納就業的能力，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
3.產業化與城市化融合的理念
根據新城發展定位，推動郊區城市化是新城建設發展的一大目標。為促進居住與就業的平衡，新城需要培育更多與發展定位相一致的產業，同時完善產業配套服務，推動產業化，進而通過產業化，提高新城的核心競爭力和要素集聚，推進產城一體化。
4.人與自然融合的理念
緩減城市發展帶來的環境惡化、改善人居環境是新城建設的初衷。從田園城市到生態城（Eco-Town）的實現，要遵循低碳環保、可持續發展和源頭預防理念，努力建構城市復合生態系統，促進人與自然和諧，這亦是“產城融合”的理想之所在。
（二）實現上海“產城融合”的對策建議
1.上海產業布局調整與人口再分布
1990年代以來，上海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提出“市區體現繁榮繁華、郊區體現實力水平”的原則，優化調整產業布局。一是通過市區聯手、條塊結合，在中心城區全面推進都市型工業園區建設，并以此為抓手，帶動工業結構、產品結構、組織結構、勞動力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綜合調整，形成與城市環境相和諧的新生產力布局。二是加快推進郊區實力型產業基地建設。先后在東、南、西、北規劃布局四大工業基地，并制訂相應的政策措施，鼓勵信息、石化、鋼鐵精品和汽車產業領域的國內外企業和項目集聚。
在此戰略布局下，市區大幅度“退二進三”，工業布局的重心逐漸向郊區、特別是近郊區轉移。由此導致工業郊區化的同時，也帶動城市人口的郊區化。2000～2010年間，市區工業從業人員減少47.8萬人，占全市工業從業人員總數降至2010年的7.26%，占工業總產值比重更降至7.64%。在核心區，工業的絕對值或相對值下降更為明顯。
2.郊區重大項目與人口再分布
由于虹橋商務區、迪士尼等重大項目在郊區落戶，郊區基礎設施及服務不斷完善，同時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將進一步拉動就業人口向郊區集中。其中，虹橋商務區依托虹橋綜合交通樞紐布局，包括主功能區和主功能拓展區，涉及閔行、長寧、青浦、嘉定四區。根據規劃，將形成“一環、兩軸、三核、五區”①的總體布局和“以總部經濟為核心，以高端商務商貿和現代物流為重點，以會展、商業等為特色，其他配套服務業協調發展”的產業格局，成為上海現代服務業的新亮點、發展總部經濟的新載體，服務全國的新型商務區域。作為上海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虹橋商務區人口集聚效應初步顯現，包括常住人口及外來人口。
產業導向和層次決定了地區就業人口的結構。配合虹橋商務區建設現代服務業和總部經濟的產業定位，四區的二產增量均大幅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最低的長寧區為7.5%、嘉定區為8.4%，僅為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對而言，虹橋商務區三產發展較快，四區增速均遠高于全市。嘉定區增加最快為14.6%，約為2010年全市第三產業增量的3倍。與此發展相適應，區內就業人口進一步向第三產業集聚。除嘉定外，其他三區從業人員結構都表現出向第三產業轉變態勢，與2004年相比，三區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人員增多，閔行最多，為6.7個百分點。
由于商務區仍處在發展初期階段，目前就業人員集中在能級較低的產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比較大，第二產業內占主導地位的仍為紡織、機電、裝備制造等傳統工業。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大多仍從事傳統能級較低的生活服務業和社會服務業，最多的批發和零售業占10.7%，層次較低。
3.郊區產業發展改變人口的“產城分離、人戶分離”
（1）三大新城產業發展帶來的變化
“十二五”期間，松江新城、嘉定新城、臨港新城作為上海城鎮發展體系重點建設和發展的地區，已形成一定規模，不僅成為上海先進制造業的主要集聚空間，而且也成為上海人口增長的主要聚集地。由于新城建設為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供應和服務，未來人口向郊區新城聚集將更趨明顯。經濟的高速增長及產業結構布局的調整，帶來大規模的城市人口再分布。由產業調整引起的企業外遷、級差地租、流動人口外溢，出現了強勁的人口再分布態勢：市區范圍擴大，城市人口大規模由內向外搬遷，市區人口總量呈絕對或相對地連續下降，人口密度顯著減小，郊區化特征十分明顯。
（2）加快郊區產業升級轉型，扭轉“產城分離”
“產城分離”的主要原因是未能統籌新城規劃、建設和人口社會管理。針對“夜空心化”現象，郊區加快產業升級轉型與人口再分布互為協同，發展產業，增加就業機會，這有利于減少郊區居民外出，防止“鐘擺式”長距離通勤。對于“空心化”問題，郊區應加強公共設施和社會資源的完備性，使其具備居住、就業、醫療、教育、購物、文化和娛樂等一系列的城市設施和功能，有利于吸引市區居住人口回到郊區，扭轉“產城分離”的現象。
（3）加快郊區產業升級轉型，改變“人戶分離”
據上海統計局的2010年上海戶籍人口人戶分離狀況及特征分析報告，人戶分離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區及近郊區，浦東新區最多，其次為閔行區、寶山區。伴隨著上海城市建設重心向郊區轉移，郊區加強水、電、煤等市政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和商業、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實施建設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加之郊區房價偏低的積極推動作用，居民將得以在郊區享受與市區同等甚至更優質的服務，也有利于促進居民就業——居住的郊區化，改變“人戶分離”局面。
4.完善產業發展政策
郊區應積極培育和發展主導產業，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并滿足居民自身發展需要。根據因地制宜原則，建立健全多層次的產業體系，實現不同產業間的“高低配”，為不同層級人口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
（1）重視產業規劃與人口規劃的協調
區域產業規劃應與人口年齡和職業等結構狀況相匹配。例如，在人口年齡結構較輕、職業技能狀況較強的地區，可做出高端的產業定位；在職業技能狀況較低的地區，應配置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或服務業；在人口年齡結構較老的地區，適當配置養老產業。
（2）加快發展工業，大力發展服務業
一是大力促進工業集約化，降低單位產出消耗。二是重點發展能發揮郊區資源、環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促進服務業規模壯大和結構優化。例如青浦區依托古鎮文化、水系生態資源及毗鄰虹橋商務區、蘇浙等優勢，重點發展旅游、商務會務、文化創意、康體醫療等服務業；松江區依托較強工業基礎，深化工業服務化、服務業專業化發展。三是促進新城成為郊區服務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借鑒國際大都市新城商業、文娛等多業態集聚經驗，在新城培育商業零售、商務辦公、餐飲住宿、文化娛樂等多元化業態，使郊區新城真正成為全區商務、文化、經濟中心，加強能量集聚輻射。
（3）出臺優惠政策，引導產業郊區化
鼓勵科研院所、大專院校、醫療機構遷入郊區或在郊區建分部，給予優惠的土地政策、財政稅收政策；對遷至郊區的工廠企業發放低息貸款、減免稅收、給予遷廠補助金等；同時對中心城區的辦公樓和車輛征收“擁擠稅”。
5.建立“城市空心化”預警機制
城市郊區化后期將會出現空心化的前兆——“城市稀疏化”：中心區人口相對減少、商業區繁華程度降低、單位面積產值增率變緩，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城市空心化。自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的大城市地區人口和工業向郊區或區域遷移，使原來的城市中心區開始“衰落”——稅收下降、房屋和設施失修、就業崗位減少、經濟蕭條、社會治安和生活環境趨于惡化。據統計，1981年美國的貧困人口比率為11.2%，城市中心區的貧困者比率為14.7%，而郊區僅為7.1%。因此，上海應借鑒現行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與教訓，在促進人口和產業郊區遷移的同時，適時建立“城市空心化”預警機制，加強城市中心區改造、振興城市經濟，促進上海中心城區與郊區間的和諧發展。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