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5 0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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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相應的文化建設是城鎮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當下我們的農村、社區在建設中主要面臨著哪些文化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您認為有哪些？
潘魯生：當前我們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特色化”發展方式缺失，具體表現為傳統文化根基存在不同程度斷裂，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趨同，文化形態雷同。
一段時期以來，傳統文化根基斷裂，直接導致傳統村落遭到嚴重破壞。而且由于對自身文化資源的認識與傳承利用不足，城鎮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夠，就難以從自身文化基礎和需求出發，創立具有文化特色的產業品牌和標準。現在，主要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多為訂單式經營，這一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從整體上制約了城鎮建設，導致發展模式雷同。同時，由于文化根基和生產發展水平不足，加劇了城鎮文化形態的趨同化問題，比如在建設規劃往往盲目仿效大城市，簡單拷貝現代城市建筑外觀，打造公園廣場，塑造西式雕塑，追求洋派風格，忽略當地村落景觀和自然田園山水景觀的文化傳承優勢，導致原有的空間格局遭到破壞。當地建筑風格、特色風貌盡失，喪失了具有文化個性、文化品質的城鎮形態與生活精神。而且更為嚴峻的問題在于，文化發展不足導致道德凝聚力下降。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傳統文化受到沖擊，傳統價值體系面臨挑戰。一些農村和小城鎮地區，聚眾賭博、非法宗教活動等滋生，養老觀念淡薄，攀富比貴現象嚴重，原本勤勞善良、仁義守信、樂于助人、自立自強的民風受到侵蝕，出現了信仰迷茫、精神空虛、道德滑坡、孝道缺失等一系列精神層面的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我想應啟動一種綜合的設計機制，構建“當代田園生活”。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要把文化作為重要的出發點。以本土文化、傳統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為基礎，充分融合城市高效經濟模式、創新科技和充沛資本，發揮農民及城鎮生產者文化傳承與創新能力，吸引城市文化精英回流，建設當代田園生活，實現小城鎮經濟與文化的全面轉型和提升。
要充分設計轉化和應用村落與城鎮的地域及傳統文化資源。目前，城鎮產業主要依靠“土生土長”的小型低端加工業，或由大城市淘汰下放的制造業，缺乏特色競爭力。結合相關生態發展定位，可充分挖掘在環境資源、農業資源、文化資源、勞動力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對傳統產業進行升級改造，打造新興業態，因地制宜地培育出科技農業示范鎮、旅游休閑特色鎮、商務會議特色鎮、手工經濟特色鎮、重點產業功能區配套服務特色鎮等，以小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為著力點，帶動城鄉一體化跨越式發展，真正實現文化惠農和文化富農。
《經濟》：據悉，山東啟動了一個“鄉村記憶工程”得到了全國政協調研組的肯定。這是什么樣的一個工程？
潘魯生：山東省在2014年2月份全面啟動了一個“鄉村記憶工程”。計劃投資建成20個民俗生態博物館、鄉村社區博物館，加強對古建筑、古民居以及鄉土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這是一種為政為民的趨勢，更加關注民生發展的人文內涵。目前，鄉村記憶工程通過博物館建設的固化形式，有助于鞏固和培育老百姓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同時，我們也要更加關注文化的活態傳承。
1．1我國鄉土文化傳承發展簡析鄉土文化即農村區域文化，依附于農業、農民、農村，具有典型的“三農”特色。鄉土文化和農業一樣，具有弱質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鎮的演變，如不注重保護與傳承，該種文化可能會逐漸消亡。因為在城鎮化進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態使得人們過分注重物質追求和經濟建設，忽略了文化傳承和精神建設的重要性，由此而產生的技術泛濫、文化同化和城鎮建設同質化問題，無疑使原本樸素、寧靜和特色鮮明的鄉土文化逐漸脫離了人們的視野，增加了鄉土文化傳承斷裂、被逐漸解構甚至泯滅的風險［4］。人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主體，發揮著主觀能動作用。近年來，我國鄉土文化發展較快，由表1可知，群眾文化機構個數及從業人員數從1990年的9087個、70319人增加到2012年的43876個和156228人，分別增長了3．8倍和1．2倍。自1996年以來，群眾文化機構個數和從業人員數趨于穩定，波動幅度較小，2006年后，從業人員數開始新一輪的增長，更多的人參與到鄉土文化發展與傳承工作中去。另外，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或載體，舉辦文化展覽、開展文藝演出等是弘揚鄉土文化的最佳工具，2012年全國共開展各項活動80萬余場，約為1990年的6倍，此舉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區的鄉土文化，達到推廣普及的效果。當然文化傳承與發展是一項長期有序的工作，打造和培養一只穩定的傳承隊伍，保證傳承者和受傳承者的持續性是維持文化長久不衰的重要途徑［5］，2012年全國共開展38．7萬次鄉土文化培訓，不斷充實、壯大農村文化工作者隊伍，為鄉土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化傳承與發展離不開資金支持，作為公益性事業，群眾文化機構收入來源有限，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撥款。我國對鄉村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支持力度較大，財政撥款逐年增加，22年來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8%，2012年國家財政撥款高達130億元，占當年國家財政支出的0．1%。總體來看，鄉村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資金供給能夠維持其正常活動運轉，除1999年(－66439萬元)、2000年(－1541萬元)、2001年(－679萬元)、2007年(－27421萬元)和2012年(－14202萬元)存在當期財政赤字外，其余年份收入均大于支出。而赤字年份僅是當期收入小于支出，以往年份的結余累積足以彌補當期收支虧損。
1．2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現狀簡析近年我國城鎮化發展呈上升趨勢。如圖1所示，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簡新華(2010)認為這種較快發展的趨勢還會持續下去，今后將會以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繼續推進，并在2020年達到60%左右。按城鎮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1978年～1995年)，這一時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鎮化率同比增長均低于一個百分點，屬于初始發展階段;第2階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內，城鎮化率增長值保持在1．5%和1．4%之間，較為穩定，2004年和2005年則有所放緩，分別為1．3%和1．2%，但總體處于較高的增長階段;第3階段(2006年～至今)，城鎮化率增長處于波動較大的狀態，2010年同比增加3．1%，創歷年最高。我國城鎮化的較快發展是由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共同推進的。人口城鎮化是顯性的動力，土地城鎮化則起輔作用。土地城鎮化推動著人口城鎮化的發展，間接性地體現在城鎮化率波動中。陳鳳桂(2010)通過對城鎮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國土地城鎮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鎮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鎮化指數超過人口城鎮化指數［7］，這種超前的土地城鎮化并不符合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內涵，有悖于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發展宗旨。但隨著我國對城鎮化發展質量要求的提升，內涵、高效、綠色的城鎮化必將成為未來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主旋律。
2關于土地城鎮化與鄉土文化傳承的思考
新型城鎮化建設可以歸結為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人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主體，而土地是客體，同時土地與人又都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在我國提出新型城鎮化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鎮化建設主要以土地城鎮化為主，即以城市擴張、農民進城為主要特征，強調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鎮化率．屬于粗放型城鎮化發展。在土地城鎮化的過程中，村莊被整體規劃、農戶集體遷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現“千城一面”、“規劃混亂”、“好大喜功”、“偽造古董”等四大怪現狀［8］，即所謂的“統一規劃”局面。不同地區、民族通過城鎮化最終走向了大一統，卻失去了象征區域特點的精神文脈。土地城鎮化的推進不應是簡單地造城運動，城鎮化不僅要有具體形態，還要有文化內涵。應該根據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風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較優勢的特色城鎮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氣息濃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鄉土文化載體的基礎上進行優秀鄉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并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嵌入旅游、商業化的思想。但商業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區文化的真實性，避免過度地商業化而導致鄉土文化傳承走向相反的方向。總之，土地城鎮化要秉承“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則，有保留的推進村莊整治，用科學的文化觀指引新型城鎮化建設。
3關于人口城鎮化與鄉土文化傳承的思考
總理指出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人的城鎮化，而不僅僅是土地城鎮化。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由農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別增長9．7%和12．4%，人們的經濟生活水平在穩步提高，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在不斷推進。在2030年之前，我國城鎮化率將要達到70%，再次增加2億農村人口的轉移，實現更多的農民市民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存在不可逆轉的趨勢，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體中，市民化的質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偽城市化”等問題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質就是文化重構，長期形成的價值觀、財富觀、職業觀和生產、生活方式，往往使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更大的阻力與障礙［2］，尤其是少數民族或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地區。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部分農民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后可能會面臨本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沖突。一方面這種沖突會帶來生活上的不適與心理上的落差，阻礙其生活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會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的出現，引發民族或城鄉沖突。這會使城鎮化的質量大打折扣。即使鄉土文化能夠融入到現代文化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脫離農村土壤的鄉土文化仍然面臨著被主流文化同化、傳承與發展的載體消失等危機。因此，在鄉土文化融入到現代文化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搭建兩種文化融合的平臺，促進農民市民化角色的轉換;另一方面，要積極營造鄉土文化特有的載體，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輕。
4結論與討論
關鍵詞：地域文化；小城鎮；文化景觀
地域文化是一個地域的特有名片，它的形成無不與其自然環境、地理區位條件、歷史文化、等主觀意識以及當前的經濟結構特征等現實因素密切相關。對于小城鎮文化景觀的設計則需要通過充分認知當地的地域文化從而提煉出特色文化元素符號，并在設計中靈活運用。
鹽城小城鎮發展的可行性
鹽城市位于江蘇省北部，瀕臨東部沿海，是著名的東方濕地之都，擁有美麗的黃金海岸線。近幾年隨著沿海大開發戰略的提出，鹽城的社會經濟也得到迅猛發展，為小城鎮規劃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鹽城地處蘇北與蘇南、蘇中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差甚遠，因此在小城鎮建設的速度和質量上都有待提高。
鹽城小城鎮發展的機遇：一是鹽城屬于紅色革命老區，以農業生產為主，經濟生產總值較蘇南地區差距大，可以通過基礎經濟發展帶動城鎮發展；二是鹽城瀕臨東部沿海并占據較長的海岸線但是由于地質關系無法建造深海港口，而與蘇南三角經濟圈距離較遠，難以接收到大城市的經濟輻射，為小城鎮帶動城市建設提供條件；三是鹽城本身城市偏小，無法與蘇南那種小區域內便有一座中心城市作發展輻射中心帶動區域發展相比擬，因此小城鎮發展具有可行性。
鹽城小城鎮文化景觀設計指導原則
鹽城市具有悠久的歷史發展背景，在歷史進程中鹽城地域文化呈現三大特色，即因為盛產海鹽而圍繞海鹽的制作過程提取文化元素為海鹽文化，而作為曾經的革命老區，曾有“陜北有個延安，蘇北有個鹽城”的說法，故而因“紅色文化”也享有盛名，因瀕臨黃海，擁有亞洲面積最大的沿海灘涂濕地，生態環境優美從而具有“綠色文化”特色。
1.以城鎮的居民生活方式為設計出發點
小城鎮文化景觀的設計應該基于城鎮居民的生活方式，既要保持城鎮原有生態環境的保護，又要區別于原有的城鎮景觀單一化，譬如對于串場河區域的城鎮文化景觀可以利用廢棄的運河、曬鹽場、船等作為設計元素，在設計中讓人們對過去的回憶有所寄托，讓后輩們對于前輩們辛苦勞作“因鹽而生，因鹽而興”不畏艱辛、勇于開拓的精神有所了解。對于紅色古跡比較多的城鎮區域的文化景觀設計時，需要加大對文化古跡的保護力度，充分挖掘紅色文化元素。對于綠色文化則是在水網縱橫、湖蕩相連的水鄉充分體現。保護生態環境不受破壞的前提下，設計湖海景觀，使新的城鎮文化景觀四面環水，展現濃烈的水鄉文化風貌。同時在城鎮文化景觀設計時還需要杜絕對城市景觀形式的簡單隨意的效仿，否則這樣的設計只會脫離城鎮居民生活的節奏無法得到人們的認同。
2.以完善城鎮文化景觀功能為設計要點
完善城鎮文化景觀設計中的公共空間設計，公共空間的設計在當下小城鎮景觀設計中沒有從城鎮居民的需求出發，而是對于城市公共空間的簡單模仿，是當前普遍存在的問題。
小城鎮居民的生活習慣、生產方式都與城市居民不同，因為城鎮居民的生產方式單一，主要以基礎農業經濟為主，所以對于娛樂設施的需求具有明顯季節性的，夏忙秋收時無暇娛樂，而春冬時節則屬于農閑期，需要有可以解決居民休閑娛樂的場所。
城鎮是對于傳統文化保存比較完整的地方，因此很多傳統節日依然在鄰里之間延續，所以需要充分考慮到這一功能的需求，設置可以供人們民間慶典或鄉村舞蹈等娛樂活動的場所。這些場所不應與城市廣場攀比，不然會給人以陌生、乏味的感覺，無法得到當地居民的認同。
傳統的集市是小城鎮特有的商業活動場所，三日一集、五日一會，都需要專門的商業街市。對于有地方特色的商品或商業形式都需要強化城鎮文化景觀的特色，設計出具有時代特色的小城鎮商業活動場所。
小城鎮文化景觀設計的意義
小城鎮是周邊鄉村功能服務集散的中心區域，因此它的傳統風貌和文化保存的相對比較完整，能最直接的體現地域性的人文、歷史、民俗風情等地域特色。對于鹽城小城鎮文化景觀設計是在提取鹽城地域文化特色后進行的，“海鹽文化”“紅色文化”“綠色文化”充分理解后設計可以充分展現當地的民俗風情，展示城鎮的歷史風采，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總之對于鹽城地區的小城鎮而言，小城鎮文化景觀的設計探索研究在當前沿海大開發戰略提出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要捉住這個機遇，充分利用鹽城小城鎮發展的可行性條件，做好整體前期規劃，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合理規劃空間布局，從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數。
參考文獻：
[1]鹽城市統計局.鹽城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劉黎明.鄉村景觀規劃的發展歷史及其在我國的發展前景[J].農村生態環境，2001
[3]王云才.論中國鄉村景觀及鄉村景觀規劃[J].中國園林，2003
[4] 龐艷.文化型小城鎮景觀設計研究[D].同濟大學，2009
[5]文劍鋼.小城鎮形象與環境藝術設計[M].東南大學出版社，2001
（作者單位：鹽城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關鍵詞】城鎮化 少數民族傳統文化 少數民族文化主體
城鎮化是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必然趨勢
城市化一直是近代世界各國致力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目標，同時也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任何國家的大中小城市或鄉鎮，都是歷史上逐漸形成的層次高低不同、作用大小各異的工商服務業集聚地或政治文化中心，它們在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西方經濟學用“城市化”（urbanization）來概括一個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城市及其作用的形成和發展（包括農村地區演進為城市）。但是，這僅是從表象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自發的“城市化”過程。從深層次來看，這種過程以私有制為基礎，并普遍伴隨著城鄉對立和城鄉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盡管我國的城鎮化與西方城市化有某些相似之處，在城鎮化進程中也表現出農田勞動者人口逐漸減少、農村人口不斷轉向城鎮的趨勢。但我國的城鎮化是在黨和政府統一領導下的一種有組織的、廣大干部群眾廣泛參與的社會實踐，不但重視推進城市功能的現代化，重視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而且重視鄉村建設，重視促進城鄉人民共同富裕。在當代中國，城鎮化既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同時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實踐環節。因此，推進農村城鎮化，是當前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農村城鎮化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社會生存環境和家庭代際傳承環境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一些地區民族文化的生存環境受到影響。例如，在素有貴州“苗疆”之稱的黔東南苗族地區，為適應西部大開發和城鎮化建設的需要，黔東南州政府將與凱里毗陵的麻江縣下司鎮百午鄉劃歸凱里市進行經濟開發。在百午鄉變為凱里市百午經濟開發區后，短短幾年時間，百午地區的自然苗族村落逐漸消失在城鎮化的建設當中。隨著經濟開發力度的加大，麻江縣下司鎮、碧波鄉等相繼并入凱里市，下司鎮再度成為凱里又一經濟開發區，碧波鄉則成為凱里的新興工業園區。在黔東南苗族地區的城鎮化建設中，無數苗鄉侗寨被拆遷，諸多農田被占據，廣大苗族民眾被迫從土地上走出來，融入到城鎮化或城市化的生活之中。
城鎮化文明對苗族地區人民群眾的傳統價值觀念和體系形成巨大沖擊，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文明不斷改變著苗族青年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結構，苗族傳統文化的社會生存環境受到影響。從深層次上講，城鎮化建設還消解了苗族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家庭環境，苗族民族藝人越來越少，崇尚現代文化的苗族青年越來越多，苗族文化的家庭代際傳承出現斷裂。黔東南苗族地區的城鎮化實踐告訴我們，隨著我國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逐漸被邊緣化，少數民族文化創作主體逐漸減少，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被同化并走向衰落。
培養文化主體是傳承和發展我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途徑
人是文化的主體，在當前我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社會生存環境和家庭代際傳承環境受到影響的情況下，通過培養文化主體讓我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以“活態”的方式傳承下去，是保護和發展我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培養民族文化主體，重點是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加大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宣傳力度，讓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青年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不斷形成文化自覺，從而激起他們熱愛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意識和熱情。筆者建議，編撰鄉土知識手冊、定期舉辦民間文化培訓班、大力弘揚少數民族語言是培養民族文化主體的有效路徑。
編撰鄉土知識手冊，通過宣傳鄉土知識培養民族文化主體。所謂鄉土知識手冊，是指少數民族地方的文化工作者，在具體分析本地區文化環境和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針對當地特定青年，撰寫和編制出來的鄉土知識讀本。鄉土知識手冊是地方性文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本土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媒介，將鄉土知識手冊引入群眾日常生活，對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群眾理解和掌握本土文化具有理論導向作用。我國少數民族在其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各種民情風俗，集中反映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歷史傳統、思想觀念、價值體系、生活習慣、心理特質、等，這些民情風俗是少數民族地區編撰鄉土知識手冊可資利用的重要素材。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工作者應當針對當地民族傳統文化的具體實際，并結合當地民族青年的經歷、興趣、愛好、學習風格和發展需要等，組織當地民間文化精英編寫鄉土知識手冊，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例如，可以將少數民族民歌、舞蹈等匯編成民族民間音樂讀本；將少數民族服飾、民族圖案、刺繡圖案、民間工藝品的制作等匯編成民族民間藝術手冊，等等。利用鄉土知識手冊宣傳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提升當地民族青年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認知程度，有助于我國少數民族文化主體的自然生成。
定期舉辦民間文化培訓班，發揮規范化教學在培養民族文化主體中的作用。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傳統文化不僅底蘊豐厚，而且有著鮮明特色，各少數民族祭祀、婚喪嫁娶、節慶活動、民歌等都是民族民間文化中的精品。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者可以通過定期舉辦民間文化培訓班，以規范化教學的方式將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文化有體系地、完整地向廣大少數民族青年傳播。
例如，2002年8月，臺江縣人民政府決定從當年新學期開始，在全縣中小學開展“苗族文化走進音體美課堂”活動，內容包括唱苗歌、跳苗舞、學苗繡等，使苗族傳統文化教育深入學校。舉辦民間文化培訓班，將少數民族的歷史發展、孝道觀念、民族團結精神、重情感厚禮儀的美德、以及民族舞蹈、音樂、節日傳說、詩歌等傳統文化分階段、有步驟地傳授給當地民族群眾，有助于培養少數民族青年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舉辦民間文化培訓班，通過民間文化培訓班宣傳民族傳統文化，有助于各少數民族青年學習和了解本民族傳統文化，增強他們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提升他們熱愛家鄉、熱愛本土文化的意識。此外，通過舉辦民間文化培訓班，利用規范化的教學方式分級、分期、分批地對各級各類民族文化工作者進行培訓，還可以提高民族文化工作者的素質，壯大民族文化工作者的數量，建立一批具有高素質的民族文化宣傳工作隊伍，為我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主體后備人才的培養作出更大貢獻。
大力弘揚少數民族語言，為民族文化主體的自覺生成創造環境。語言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它對于了解一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語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一個民族往往將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凝聚在本民族的語言之中，并以語言為載體進行傳播。同時，語言還是人類存在的精神家園和文化之根，是民族傳承密碼，它承載著文化的命脈，保證民族文化代代相傳。可見，弘揚少數民族語言，對于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建設不斷加快的時代背景下，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封閉狀態逐漸被打破，少數民族與漢族交往日趨頻繁，各少數民族青年為了適應中華主流文化和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紛紛學習和模仿漢族語言以及漢族的各種生活習俗，從而導致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尤其是語言文化出現嚴重的漢化趨勢。少數民族語言漢化，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語言環境受到影響，這是導致少數民族文化主體流失，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筆者認為，大力提倡和弘揚少數民族語言，將少數民族語言運用到報刊雜志、電視網絡、學校教學等知識傳播媒介中，不僅可以加快少數民族青年對知識信息的吸收力度，激發他們的學習和思維能力，而且有助于增強少數民族青年自覺接受和學習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一定意義上講，使用和學習本民族語言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學習、繼承和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過程。因此，大力弘揚和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可以為少數民族文化主體的自覺形成造成良好的外部環境。
結語
一、當前兵團城鎮化過程中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隨著兵團城鎮化建設的不斷加快，兵團廣大職工群眾的生活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廣大團場的變化更是史無前例。兵團職工群眾在物質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時，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斷提高。
當前兵團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文化建設，尤其是團場小城鎮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職工群眾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等硬件設施建設得到改善，但文化設施建設不足。如今，團場職工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對于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更高要求，這就需要建設與精神文化生活相配套的文化活動設施;二、團場群眾性業余文化體育活動不足，影響著團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基層團場單位應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群眾性文化活動和體育活動，這對于凝聚民心、提高團場影響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團場職工群眾生活方式單調，文體活動相對匱乏。
綜上所述，由于在文化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已經影響到兵團城鎮化的發展。所以在兵團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以文化建設為抓手，按照中央對兵團的新定位、新要求，保證新疆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社會發展，發揮兵團特殊體制具有的內在潛力和功能，體現兵團存在發展的戰略價值。
二、推進兵團文化建設的幾點建議
1.明確文化定位，發揮兵團文化的特殊功能。在文化建設上，要按照中央對兵團的新定位、新要求，充分發揮兵團“穩定器、大熔爐、示范區”的作用;要以體現兵團精神、發揮兵團作用為指導思想，推進兵團先進文化建設、傳播現代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通過一系列文化工程建設，把兵團城鎮建設成先進文化的示范區，帶動和輻射地方現代文化建設，提升新疆整體的現代文化水平。
2.做好規劃設計，在城鎮化建設規劃方案的設計中，要以塑造兵團文化為核心，把文化建設放在城鎮化建設的重要位置，把兵團的每一座城鎮打造成為具有明顯兵團文化特色，又各具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新城。
3.加強城鎮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應轉變觀念，充分認識文化建設在城鎮化建設中的重要性，以經濟帶動文化，提供可靠資金用于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為城鎮職工和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活動場所。與此同時，要不斷提升兵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保證為兵團城鎮居民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務，滿足職工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4.發揮各級宣傳部門和文化組織的作用，豐富城鎮居民文化活動。兵團各級黨委宣傳部門要把握正確導向，保證文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要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積極參與規劃，使每一個城市及城鎮的規劃都能彰顯兵團文化特色，同時又能具有各自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積極組織各類跨單位、跨地區的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特別是與地方的文化活動交流，增進感情，促進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各類文化組織要深入基層團場，為團場職工群眾提供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豐富團場居民的文化活動。
5.文化建設過程中要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推進兵團文化建設的健康發展。在兵團60年文化的建設過程中，已經形成了體現兵團精神的兵團文化，在如今的文化建設中，要立足根本，不斷進取，不斷創新，要適應城鎮化發展的新形勢，依據兵團新的使命和要求，創新豐富兵團文化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使兵團文化建設適應不斷發展的要求。
6.充分發揮廣大職工群眾的創造性和能動性，不斷豐富兵團文化建設的內容和基礎。要豐富兵團文化事業，為廣大兵團職工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務，打造良好的兵團文化環境，就必須調動兵團廣大干部群眾的創新性和能動性，只有職工群眾積極參與，才能創造出符合群眾需要的文化產品，塑造良好的兵團文化環境，打造優良的群眾文化家園。
【關鍵詞】群眾文化；文化建設；外來人口
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細致的基礎建設工程，在時展中又需要根據新的形勢發展變化進行不斷調整和適應。論文參考。我們注意到，改革開放以來，在城鎮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來源多樣化、利益差別擴大化、利益關系復雜化的局面，在這些地區的群眾文化建設發展過程中，是否還應積極關注到一個重要的“邊緣”群體，即外來人口或稱之為“農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有意識地作為一個群眾文化工作的長期規劃來部署并落實，對于構建和諧社會體系可謂任重而道遠。
一、 城鎮居民的“邊緣”群體
城鎮的農民工，實際上包含了三種因素組成：一是從農村流向城鎮、或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流動；二是在職業上從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流動；三是在階層上從低收人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向比其高的職業收人階層流動。從農民轉化為市民，從務農轉變為務工經商，意味著兩個根本性的變化，一是社會關系網絡從以血緣地緣關系轉變為以業緣關系為主的社會網絡；二是以機會資源為象征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論文參考。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改變了生活場所和職業的農民仍然游離于城鎮體制之外，從而造成了流動農民工的生活地域邊界、工作職業邊界與城鎮社會網絡邊界的背離。
二、 城鎮“邊緣”群體的文化需求現狀
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措施，不僅是物質文明充裕富足，還在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保障得以滿足。國家近年來大力扶持、推進新農村文化建設，特別是加大了對農村基層文化事業發展中老區、經濟欠文化設施建設，這些舉措有力地推動了農村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然而，從這些地區到城鎮來的廣大農民工因長期離鄉背井身在異地，無法享受體會到故鄉的精神文化生活“福利”；而對城鎮的基礎文化建設的投人，如對社區文化建設、基層群眾文化建設的投人等，多半是直接面對城鎮市民的，又因為農民工特殊城鎮社會屬性而無法惠顧。論文參考。造成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文化生活的“真空”和“邊緣”處境，是社會文化發展基本保障的新問題。我們的社會保障機制、特別是文化基礎建設還來不及適應這個變化。農民工長期居留在城鎮中，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時被農村與城鎮忽略，無法接受到農村和城鎮文化建設的社會公益事業實惠。
城鎮農民工不僅僅需要干活掙錢，還需要基本精神文化生活。從農民工的文化生活現狀來看，絕大部分在工余時間只是看電視聽廣播，他們也注意通過報紙關心國家大事，尤其是關于自身權益方面的報道，而往往涉及到他們的多半是負面的信息，如民工潮、民工荒等。也有些媒體經常報道一些流動人口中損害社會安定的現象，造成城鎮對他們的不認同感，使之產生自卑低下的心理感覺普遍存在。以城鎮市民為消費對象的文化休閑娛樂場所，他們只能可望而不可及，他們不僅沒有經濟能力涉足這些場所，僅就特殊的身份而言，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會望而卻步。而由群藝館、文化館組織的社區文化活動也不能將他們有組織地吸收進來，更無從談起他們可以接受各類文化或文藝方面的培訓提高。作為城鎮“邊緣”社會群體，農民工同是城鎮的納稅人，他們中間絕大部分是遵紀守法的社會公民，應完全和城鎮人平等地享受生存發展、教育、文化等公益權益。
三、 關注城鎮“邊緣”群體的群眾文化開發
文化建設需要經過長期積淀、創新、發展，并經過接受主體長期認可參與。它需要根據不同層次文化需求，不同地區文化特色，從形式和內容上進行不斷創新發展，才能努力營造適合人們成長的良好人文環境，并且源源不斷地施加社會主流文化對每個人的影響。健康向上、多彩多姿的文化形態，是以文化人、厚德載物的過程，這樣的過程，能夠引導人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凝聚和振奮民族精神，激發人們奮發圖強、開拓進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如何關注這個至今還是屬于城鎮“邊緣”群體的精神文化生活，盡管它還沒有被認定是社會文化基本建設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它已經實實在在地客觀存在，應該引起全社會特別是城鎮的重視。
關鍵詞：ELES模型 消費結構 文化消費 城鎮居民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國家也在逐步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十一五”期間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速度在20%以上，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中國文化產業從探索、起步的初級階段，開始進入加速發展的新時期。“十二五”更是提出了總體目標到2015年，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在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大趨勢下，文化消費也成了熱門話題。文化消費對產業的發展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本文正是通過利用城鎮居民各項文化消費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模型，分析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的結構特點及變動趨勢，以期為文化產業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一、相關理論介紹
1.1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的界定
文化消費[1]是一個精神活動過程，它包括圖書、文學、廣播、電視、、教育、網絡、科技、體育、旅游等。文化消費必須通過一定的載體表現出來。而載體又分為實物形態和虛擬服務形態。實物形態包括光碟、書本、手機、音像制品等，服務形態包括教育服務、咨詢、文化娛樂服務等。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網絡成為人們了解世界，學習知識的主要工具。手機上網瀏覽新聞、購物、看視頻在年輕一代更是司空見慣，所以筆者把通信消費支出也列入文化信息消費的范疇。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把文化消費劃分為以下幾類：通信、教育、文化娛樂用品和文化娛樂服務。這四方面基本上涵蓋了實物形態和服務形態的大部分。
二、參數估計及實證分析
本文通過《中國統計年鑒》獲取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全國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費性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數據。具體將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結構劃分為通信消費支出、文化娛樂用品消費支出、教育支出以及文化娛樂服務支出。為了適應本文對文化消費結構的研究要求，重點從城鎮居民的ELES模型進行相關估計和檢驗。
2.1城鎮居民信息消費結構分析
2.2邊際消費傾向
邊際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每增加一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費支出的部分[4]。邊際消費傾向能反映出居民各類消費需求的順序和新增加購買力的投向。從表1對比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的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看出，第九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文化邊際消費傾向（0.26）明顯高于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時期（0.078）。這說明在十多年前文化消費受收入高低的影響明顯大于近五年。再分別對比各項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發現除了文化娛樂服務其它各項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都明顯降低。一方面說明我國城鎮居民對通信、教育和文化娛樂用品的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減少，另一方面說明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比例在增加。
具體來說，通信的邊際消費傾向由之前的（0.088）降低為（0.023），原因在于我國郵電事業的不斷發展和通信工具的不斷普及，通信需求也會由爆炸性增長越來越趨于平常。隨著人們通信消費意愿降低，通信消費支出也會減少，這與我們的實際感受相符；文化娛樂用品的邊際消費傾向由0.037降低為0.013，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居民對文化娛樂用品的消費意愿在降低。進一步說明我國加大公共設施建設（包括高校校園對社會開放和博物館免費開放等）取得了成效。教育的邊際消費傾向由0.113降為0.006，降低幅度最大。這與國家的相關政策有關，一是因為近幾年中小學學費的減免，二是由于從05年起國家對高校的收費也開始控制。文化娛樂服務的邊際消費傾向的增加，說明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已經擺脫了以吃、穿、住為標志的低級層次改為追求精神娛樂的較高層次生活水平，人們追求的不再是衣食住行等物質消費，而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享受[5]。
2.3基本文化消費支出
由表1對比兩個時間段的文化消費基本需求可得，1996-2000年的文化消費基本支出是-782.675，而2006-2010年文化消費基本支出是815.906。說明文化消費在城鎮居民消費結構中由較高級需求轉為一般需求。其中，通信、文化娛樂用品和教育的消費需求缺口都有大幅度減小，而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需求缺口由-25.182增加為-155.608。當城鎮居民基本生活用品、服務需求得到滿足后，額外的收入就會被考慮消費在較高級的商品和服務上。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缺口增大正是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實際論證。
2.4需求收入彈性
對比表1兩部分各項文化消費的收入價格彈性可以看出，各項消費的收入彈性都明顯減小。文化消費在1996-2000年期間對于我國城鎮居民來說是奢侈品，各項消費彈性系數都大于1。在2006-2010年，通信、文化娛樂用品和教育的彈性系數都小于1，說明它們對于居民來說是正常商品消費，作為一種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鎮居民對通信、教育和文化娛樂用品的投資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變大，但其占總消費的比重將有所下降。文化娛樂服務的彈性系數為1.386仍舊大于1，說明隨著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的增長將快于收入的增長。
2.5需求價格彈
三、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在對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種類界定的基礎上，運用ELES模型對居民文化消費結構變動進行了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通過分析比較邊際消費傾向得出，人們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比重在增加，對文化娛樂用品、通信和教育的消費傾向都有所減少。
從基本文化消費支出來看，我國現階段的文化消費水平不高，還停留在基本的教育支出占主要地位。從需求收入彈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國現階段的文化消費結構不穩定，受收入影響較大。并且隨著收入的增加，對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比重要的增加量要大于對其它三種消費的增加量。從借個彈性分析可以看出，各類文化消費品的需求量受價格影響較大，且對自身價格變動更為敏感。
3.2政策建議
政府部門應該努力提高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是影響消費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決定著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其次應該加強監督管理，讓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價格體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合理的文化娛樂商品價格會促進消費需求。最后，政府應該加大對文化娛樂服務業的投資和監管，因為文化娛樂服務類消費將會成為文化消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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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消費；消費習慣；可支配收入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4）12-0023-04
Ability，Habit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GAO Lili1，2，GU Jiang1
（1.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al Indust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2.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00）
Abstract：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by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004 to 2010 and method of GMM.It examines the fact that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habit how to influenc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Then it finds that disposable income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urban residents cultural consumption，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habit is not significant.So i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come increase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consumption，in order to realize explosive growth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Key words：cultural consumption；consumption habit；disposable income
1 引言
在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的過程中，文化消費作為產業鏈的終端環節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擴大內需、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經濟效應外，文化消費對提高國民素質、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也具有重大意義。文化產業迅猛發展和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也為文化消費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并推動其蓬勃發展。以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為例，在城鎮居民類消費中，文化消費成為僅次于食品、交通之外的第三大消費種類。總量上，文化消費支出由2000年的669.58元增至2010年的1627.64元，年均增長9.6%。結構上，對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需求由18.46%增長至32.99%。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斷增加，文化消費支出日益剛性化。那么，文化消費是由什么因素驅動的呢？
以凱恩斯絕對消費理論為代表，學界非常關注收入對消費的重要影響。收入水平與文化消費支出的正相關性得到Dewenter、鄧田生、王俊杰等學者的研究證實[1～3]，但是Diniz和Machado認為收入對文化消費需求的影響并非想象中那么顯著[4]，研究的分歧有待我們進一步去驗證。與此同時，基于文化消費的特殊性，對于消費過程中文化資本積累、消費習慣等問題的研究也日漸深入。劉潔等以江蘇為樣本，在肯定當期收入對文化消費正向影響的同時，提出文化消費習慣對文化消費正向影響更大的觀點[5]。但基于個別地區的研究往往具有局限性，如果放眼全國，是否仍能得出相似的結論有待考證。本文嘗試以中國省際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為研究對象，從消費需求理論入手，采用2004～2010年數據，運用GMM方法，對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嘗試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并為今后制定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2 理論分析
文化消費是人們為滿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采取不同方式消費精神文化產品和精神文化服務的行為[6]。需求理論認為，要形成對某種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必須滿足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這兩個條件，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亦是如此。
居民文化消費習慣是持久消費欲望的重要來源。杜森貝利（1949）認為消費習慣一旦形成則難以迅速改變
Deaton（1992）提出了消費習慣分為內部習慣和外部習慣兩種。內部習慣指消費習慣取決于消費者自身的歷史消費水平對當前的影響。外部習慣是指消費習慣并不受經濟個體消費的影響，而是取決于所處社會總體消費水平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本處所指的消費習慣主要指的是內部習慣。。伴隨消費習慣的形成，效用不僅取決于現期消費支出，還依賴于大量滯后消費支出所形成的“習慣儲備”[7]。研究發現，具有消費習慣的家庭，其最優消費行為不僅取決于收入，而且取決于過去的消費水平；在非預期持久性收入沖擊下，消費者仍傾向于保持他們過去的消費水平[8～9]。在文化消費領域，消費者對于文化商品或服務消費欲望的形成，與過去的消費體驗緊密相關。在“文化資本積累”視角下[10～11]，理性偏好消費者的文化商品或者服務消費可以增加文化資本，增加未來消費從而獲得更高效用。一般而言，過去的文化消費越多，未來文化消費需求就越強。過去的文化消費經歷會累積文化資本，提升文化消費品味，提高文化消費能力，并以此為基礎形成新的文化需求，實現文化需求的“理性上癮”[12]。在“消費中學習”視角下[13]，文化商品或服務的消費過程對消費者而言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消費過程產生的正面反饋會增加未來消費需求，通過學習和篩選，消費者逐漸形成穩定的偏好結構。不管是基于哪種視角的研究，均存在一個共同特點：文化消費并不適用于一般商品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相反，很多文化消費領域出現邊際效用遞增現象。效用遞增促進消費，并形成路徑依賴。由于偏好在時間上的不可分性，當期文化消費對下期文化消費產生重要影響。消費者一旦形成文化消費習慣，也就形成了文化商品或服務的長期消費欲望，短期之內難以改變，從而形成穩定的文化消費需求。
文化消費需要滿足兩種能力約束：預算約束和品味約束，這也是文化消費區別于物質消費之處。不論是絕對收入假說、相對收入假說、持久性收入假說，還是生命周期假說，收入一致被認為是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盡管Hall（1978）基于理性預期理論提出消費的隨機游走假說，認為下期消費只與當期消費有關，但Flavin通過實證分析卻發現消費對收入存在過度敏感性[14]。以此為基礎，Campbell和Mankiw提出λ假說[15]，駱祚炎等以中國數據證實了居民消費中過度敏感性的存在，即消費對于當期收入的依賴[16]。文化消費與一般的物質消費不同，它拓展了載體之外更多的文化范疇。根據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在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之后，會產生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消費相對于物質消費而言，依賴性較弱，必要性不強。但文化消費的收入關聯性依然得到了Chan、陸立新等學者的證實[17～18]。
文化消費能力對文化消費習慣形成也存在重要影響。從微觀角度看，可支配收入高低除了直接體現消費者對文化產品或服務的購買能力之外，還影響消費者的文化消費品位，而品味是影響文化消費的重要決定因素[19]。品味是文化資本的重要范疇，文化資本與良好的家庭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例如由家庭氛圍、同齡人影響以及社會化教育形成的文化資本促進文化消費能力疊加，增強未來文化消費。收入和教育一樣，對文化消費品位的養成具有非常重要但是錯綜復雜的影響[19]。從宏觀角度看，根據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可分為不同的階層，相同階層內文化消費行為的示范效應也會刺激文化消費的增加。此外，Van Eijck等學者也將階層地位與文化品味等同看待[20]，不同群體的消費在文化欣賞類型上有差異，這種消費的群體差異不可避免會造成文化消費的總體差別。
3 模型設定和數據
3.1 模型設定及說明
結合上面的分析，分別建立如式（1）的靜態模型以及添加消費習慣因素如式（2）的動態模型：
（1）被解釋變量
文化消費支出：用CCit表示i地區在t時期的文化消費支出。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統計口徑，文化消費主要包括文化娛樂產品、文化娛樂服務和教育三部分。本文的文化消費以統計年鑒的口徑為準，采用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度量文化消費支出。
（2）主要解釋變量
收入：用DIit表示i地區在t時期的可支配收入，系數λ用以反映收入對文化消費的影響。經濟環境改變使消費者更關注長遠利益，但受預測能力、信息可得性及多方面外在因素的影響，使得非理性預期的消費者往往只能根據當期收入安排消費支出。從收入結構看，我國城鎮居民收入來源中，所占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工薪收入、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居民整體收入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這種收入結構決定城鎮居民消費存在過度敏感性[16]，即城鎮居民消費直接取決于當期收入。因而本文以當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變量，用工薪收入所占比重代表收入結構。
消費習慣：用滯后一期的文化消費支出CCi，t-1表示消費習慣對文化消費的動態影響。根據前面的分析，前期文化消費會積累文化資本，增強后續的文化消費。按照研究慣例，用滯后一期的文化消費表示消費習慣對文化消費的影響。
實際利率：用ARit表示影響消費者選擇的機會成本。利率變化帶來雙重效應：利率上升，儲蓄收益增加，替代效應使文化消費減少；而收入效應使居民收入增加，也使文化消費增加。利率對文化消費的最終影響取決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強弱。如果替代效應更強，則利率與文化消費負相關；反之則正相關。本文考慮的是剔除通貨膨脹影響之后的實際利率，因而此處的雙重效應是凈效應。
（3）其他控制變量
本文加入城鎮化率、文化環境、政府支持、產業結構和經濟開放度等幾個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城鎮文化基礎設
施健全，便利性、可得性和示范性促進文化消費需求，本文
用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度量城鎮化的影響；第三產業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優良的服務，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為消費者提供更大的選擇集。因而本文以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來度量產業結構的影響；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壓縮家庭在基礎教育方面的必要支出，拓展消費者在其他文化消費領域的可能性，本文以財政教育支出代表政府對于文化消費的支持力度，考察其對居民文化消費的影響；大學生是文化創意作品供給的主體力量，也是文化消費的中堅力量。高校周邊易形成文化消費的良好氛圍，本文以高校數量來度量文化消費環境；對外開放是吸引先進技術、優秀人才和多元文化融入的重要途徑。文化多元化形成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圍，促進文化消費。本文以進出口總額代表對外開放度，度量其對文化消費的影響。
除此之外，μt為時間固定效應，δi為地區固定效應，εit
為隨機誤差項。
3.2 數據來源及說明
將上述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本文之所以選取2004～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主要是為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性，以盡可能保證結果的準確性。所有數據通過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了平減，因而此處不再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并對文化消費、可支配收入、高校數量、政府支持、進出口額等數據進行對數處理。全部數據來源于國研網。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靜態分析結果
利用數據對式（1）的靜態模型回歸發現，通過Hausman檢驗，p值為0，拒絕原假設，方程更適合固定效應模型，因此本文只列出固定效應結果。
從表2第（1）列的估計結果來看，可支配收入和收入結構對文化消費有顯著正向影響。DI系數表明我國文化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收入彈性為1.341，可見在我國經濟和居民收入水平穩步增長的情況下，文化消費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每增加1%，文化消費增加0.606%，這說明文化消費的增加并不主要依賴于工資收入的增加。隨著居民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的進一步調整，文化消費必將迎來新一輪的發展。從實際利率的影響效應來看，收入效應占主導，實際利率上升帶來居民收入的上升以及文化消費的增加。與預期一致，城鎮化率對文化消費表現出顯著的正效應。相對農村而言，城市文化消費的環境更濃，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更高。政府支持對文化消費產生負效應，這與預期不同。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的統計口徑將教育費用計入其中，政府在教育領域的改革無疑減少了居民在文化消費領域的剛性支出，同時居民卻并未將此用作其他的文化消費用途，從而導致總體消費支出的減少。與預期顯著差異的是高校數量增加并未帶來文化消費的大幅增長，這可能還與高校的地理位置、集聚程度、學校規模等有關，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
4.2 動態分析結果
在模型中加入文化消費的滯后項即消費習慣后，模型變為動態，不可避免會出現自相關和內生性問題。為克服這個問題，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差分GMM方法，利用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但是利用差分GMM很容易出現弱工具變量問題，而且當面板效應的方差與隨機誤差項的方差比很高時，該方法表現出較大的，
不穩定性。在此基礎上， 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系統GMM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同時利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信息，提高估計效率，并能估計出不隨時間變化變量的系數。GMM估計分一步估計和兩步估計，兩步估計可對一步估計的殘差進行異方差修正，但可能會低估標準差。本文同時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進行估計，并在差分方程基礎上利用正交方程和水平方程提供的信息來加強估計效率。因篇幅有限，僅到出最有效的估計結果。
表2第（2）列為動態分析結果。從檢驗結果看，檢驗殘差自相關的AR（1）、AR（2）統計P值均小于0.3，因此原模型殘差無自相關性的假設不能拒絕。從Hansen檢驗來看，也不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
從回歸結果看，用滯后一期的文化消費支出度量的消費習慣對于當期文化消費支出具有積極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前期的文化消費支出增加會導致本期文化消費支出增加0.202%，可見文化消費中確實存在 “上癮”現象，因而觸發初始文化消費變得十分重要。加入消費習慣因素之后，文化消費的需求收入彈性顯然更大。正如之前所分析的那樣，文化消費偏好具有穩定偏好和自增強機制，形成文化消費習慣的群體會隨著收入增加支出更多。此外，城鎮化率的提升對于文化消費的正向影響以及文化氛圍、政府支持、產業結構、對外開放程度對文化消費的負向影響增強，但結果統計上并不顯著。
5 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固定效應、動態模型考察了可支配收入及消費習慣對于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支出的影響，經過實證檢驗發現：可支配收入在居民文化消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利率雙重效應中收入效應的主導作用進一步佐證了可支配收入對于文化消費的顯著正向影響。滯后一期的文化消費對于當期文化消費有正向影響，說明消費習慣對我國文化消費確實起到促進作用，但是作用并不大，也沒有想象中顯著。綜合前面的分析發現，收入因素對文化消費的影響比較顯著，而其他因素的影響相對有限，由此可見，我國目前仍然屬于收入主導型的文化消費模式。從文化消費的需求收入彈性特點出發，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當口，同時也是開發文化消費潛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大好契機。
在收入主導型文化消費模式下，提高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實現文化消費井噴式增長的重要前提。因而，現階段要落實各種增加收入的政策，切實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各種民生保障措施，還富于民，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與經濟的同步增長。推進城鎮化步伐，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均等化。完善社會保障措施，減少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鼓勵文化消費。
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習慣的穩定性可能與中國的消費文化以及文化消費特點有很強的關聯性，而文化消費習慣的作用大小則可能與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因而有必要對經濟發展階段進行界定，并進行國別或區域性區分以控制消費文化的影響。這其中的作用機制和實證檢驗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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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歷史文化資源; 整體保護; 規劃
中圖分類號: C912.8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8631(2010)03-0187-02
葉赫滿族鎮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東南部,地處東經124°30′至124°41′,北緯42°49′至43°03′,距四平市城區30公里。南鄰遼寧省西豐縣,東鄰梨樹縣石嶺鎮,北接四平市山門鎮,西靠遼寧省開原市。幅員面積265平方公里,屬丘陵半山區。全鎮生產活動以農業為主,農作物以糧食為主,主要有玉米、高粱、水稻、小麥、谷子等。經濟作物主要有大豆、食用菌。多種經營基礎好,林果業發達。野生動植物較多,爬行類5種,鳥類有18目20科170多種,獸類有狼、狍子、野兔等40多種,野生植物蘑菇、蕨菜、榛子等及上百種中草藥材。
葉赫滿族鎮是清初開國皇帝皇太極生母孝慈高皇后出生地,也是清末慈禧太后和隆裕皇后的祖籍地,素以“三代皇后的故鄉”而聞名于世。為了進一步保護、利用、建設好這座古城鎮,葉赫滿族鎮人民政府組織編制《葉赫滿族鎮歷史文化保護規劃》,在闡述城鎮歷史文化價值的基礎上,制定保護和利用規劃,并對城市的資源進行綜合布局安排,使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落到實處。
一、建立全鎮域的整體保護框架
葉赫滿族鎮的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的歷史文化資源都非常豐富,物質形態歷史文化資源包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葉赫古城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葉赫城子山遺址(青銅時期)等。保護規劃應包括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兩方面,針對物質形態的歷史文化資源建立全鎮域的保護框架,設定統一標準,綱入共同保護框架之中;保護非物質形態的歷史文化資源的的生存空間,使一些優秀的和有特色的傳統文化得到發展。
物質形態的歷史文化資源保護規劃包括:鎮域歷史文化的整體保護、鎮區歷史文化的整體保護、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重點文物古跡的整體保護。整體保護主要是保護整體的地形地貌和水系,山、水、田、鄉村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存在的背景,應通過鎮域總體規劃層面的綠線、藍線、基本農田保護區進行保護控制。有價值的鄉村、文物保護單位以重點保護的形式進行保護;鎮規劃區(總用地面積14.42平方公里)內劃分為王城區、中心鎮區、風景名勝區進行整體保護,對于王城區內的“葉赫古城址”,本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保護規劃根據實際情況將保護單位的保護等級劃分兩級(重點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或者三級(重點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環境協調區)保護范圍進行保護。
二、鎮區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
在保護好現存古建筑、古城墻、古遺址的基礎上,有計劃地修復古城墻和部分古建筑,對不宜修復的古建筑遺址要圈界立標,嚴加保護;逐步遷出妨礙文物古跡風貌的現有建筑物和構筑物,合理安排配套基礎設施,建立以葉赫古城址為王城保護區、以葉赫中心鎮區為鎮內主要生活居住區、以轉山湖水庫為風景名勝、古建筑展示區的集保護與展示為一體的遺址保護群體,建立以仿清代風格、展示滿族民居特色歷史名鎮,以歷史文化遺產獨特的人文魅力,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讓人民群眾共享文化遺產的保護成果。
2.1王城保護區保護規劃
將葉赫古城址及其周圍一定范圍劃定為文物保護區,并劃定重點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環境協調區;對重點文物古跡實施重點保護,對一些有破損文物古跡進行必要的修復,加強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市政公用設施,改善周圍環境景觀。
2.2中心鎮區保護規劃
城鎮空間格局和風貌特色是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積淀形成的,城鎮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城鎮風貌特色與眾不同,鎮區的保護更是對整個城鎮空間格局和風貌特色的保護。
葉赫滿族鎮鎮內核心保護區域占地面積3.43平方公里,鎮區內除保有自身的文物保護單位外,又是各文物古跡的協調區,整體形象要保持與女真族建筑風格及其周圍環境的協調性與延續性。
①中心鎮區建筑風格與建筑高度控制
鎮區內沿東西主要干道(商貿街)的建筑物要按仿滿族風格修建,充分展示滿族文化特色,建筑的形式應為坡屋頂,體量宜小不宜大,色彩以黑、白、灰為主調,鎮區內沿東西主軸線的新建建筑物不得超過13米,其它建筑物不超過10米,功能以居住及公共建筑為主。對不協調建筑進行風貌改造。
②中心鎮區歷史文物的保護
中心鎮區內現有古建筑3處,葉赫滿族鎮驛站、馬神廟、圓通寺,規劃予以重點保護。在葉赫滿族鎮驛站處規劃為綠化用地,種植草坪、低矮灌木。葉赫滿族鎮驛站在專家指導下進行定期修繕等全面保護工作。改善馬神廟、圓通寺周圍環境,拆除不相協調的現代建筑物,并對馬神廟、圓通寺按歷史原貌進行修復。
③中心鎮區道路系統規劃
規劃將過境交通全部引至鎮外緩解對中心鎮區的交通壓力,加強環城路及對外出口公路建設。完善鎮內道路系統規劃。采用方格網的布局形式,形成四橫六縱連一環的格局。加強葉赫河南北的交通聯系,共規劃橋梁8座。要加強鎮區停車場建設,采用地上與地下相結合,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布局方式,設置停車場3處。
④園林綠地系統規劃
構筑鎮內三條河流的兩岸綠化風光帶,局部形成濱河公園。規劃南山旅游農業園、商貿街沿線、河沿線的生態農業園,規劃將自然的田園綠地巧妙地組織進城鎮居住環境之中,構筑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建設兼有滿族風情和鄉村特點的“田園古鎮”。有效地利用自然環境種植樹木,花卉和草坪,增加綠地面積,采用集中與分散、重點與一般相結合的布置方式,形成點、線、面相結合的園林綠地系統。加強生產防護綠地及林蔭道的規劃,在工業用地(鎮內主要為一類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之間設防護綠地,園林生產綠地建設應進一步加強,保證鎮區綠化苗木的供應。配合道路廣場及居住用地的建設,布置小塊綠地,方便使用,美化環境。
⑤加強中心鎮區環境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
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達到環境清潔和自然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實現生態良好、山川秀美的總目標。整治原有線桿等有礙觀瞻的構筑物,果皮箱、標牌、廣告、招牌、路燈等街道小品具有地方特色。空氣質量近期達到國家二級標準,遠期達到國家一級標準;環境噪聲低于50dB。
2.3風景名勝、古建筑展示區的保護規劃
風景名勝區:即轉山湖水庫及其周圍山體,位于葉赫滿族鎮鎮區東部。水繞山轉,山立水中,蒼山崔巍,湖面如鏡,一脈青山延伸水中,因而得名轉山湖。規劃應重視風景名勝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禁止對山體、林木的破壞,營造具有地方文脈特征的空間氛圍。
為展示“葉赫那拉氏”的發展、演變過程以及葉赫古鎮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在轉山湖東山山上修建“葉赫那拉城”,城內布置多處仿古建筑:貝勒府、祭神殿、后務府、驛館、公主樓等。
三、非物質形態的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
葉赫滿族鎮除保有豐富的不可移動的歷史文化資源遺存外,還傳承、保存著具有濃厚女真族和滿族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滿族特色鮮明的服飾(頭飾、屐履)、民族餐飲食品、民族體育、競技和游樂項目、民族文字藝術(沙書)、民族舞蹈與音樂、民族文學(詩歌、傳說)、民族婚嫁禮儀、民族傳統節日(蟲王節、頒金節)、民族風情等。要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開發利用的角度上,繼承、發掘、發展。
參考文獻:
[1] 四平市規劃設計院.葉赫滿族鎮歷史文化保護規劃.
[2] 四平市文物局.葉赫滿族鎮文物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