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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在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內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在各種客觀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它是獨特的，它不是對社會單純的空間分割，也不是被一定邊界物包圍的領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對獨立的具有社會性的場域。在這個場域內，其運行規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邏輯，有其必然性，而且這種特定邏輯和必然性在“他者”場域內并不通行。民族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農村，其構成的也是一個特定的“場”，其自身邏輯為特定的行動表現做出歸因。當工業化打破原有農業生態，并城鎮化改變著其生活邏貴州城鎮化發展中民族文化適應研究——以“工業強省”戰略為背景劉勇（貴州民族大學，貴州貴陽550025）輯，一種變遷的姿態自然出現。于是，不同場域因素在作用與反饋間用博弈的姿態進行磨合，構成一個調適的彈性空間。貴州是一個少數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區農村比例較高，在城鎮化過程中，一種嶄新的頂層設計開始介入到這些農村社區，并用遷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過程完成一個城鎮化過程，將原有的場域性打破，構建一個新的場域，其中作為一定場域性慣習的承載者，就無可回避地面臨適應與否的調適。每個民族或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統，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都會做出一些反應，以求對外來文化達到適應狀態。貴州民族地區多為一個個具有獨特性的場域，他們形成了一種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場域，面對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其文化調適行為必然發生，首先體現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動觀望與主動逢迎：基于現實的矛盾表征
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各民族之間圍繞社會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主要紐帶，相互往來，各種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漸形成了區域性特征明顯的文化結合體。相對外部而言，這種結構體系較穩定，而其內部的多元因素實際上不斷互動著，但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有序互動。隨著工業化推動下的城鎮化發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斷介入，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將發生變遷，各種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和影響，面對文化生態的種種變遷，作為具有一定結構形式的當地文化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饋，而這種反饋具有主動適應的一面，也有被動不適的一面。從對貴州畢節試驗區的調研情況看，面對城鎮化的發展，民族地區往往開始以一種不自覺的被動行為做出“神經性反應”，跟隨城鎮化步伐而律動。這是一種有限時空下的調適現象，并未構成一種可能基于自覺行為的結果。畢節七星關區的建設牽涉到諸多城邊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問題，其中以苗族、彝族農村的反應更為明顯一些，不同民族之間對于城鎮化過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應具有一定的類同性，不少受訪對象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動觀望，有的則是主動逢迎，而這種矛盾的歸結點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動，尤其是經濟利益信息對于其思想觀念的影響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慮也無法盡釋。比如祖業的固守觀念、宅居風水的留戀，以及展現在現代城市生活節奏和行為的困惑等。這種不適應的受訪對象中，根據不同年齡層次的差異，展現出來的結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適應度基本遵循“從老到小”的遞增規律，即老人對于變更傳統的行為相對較為保守一些，表現出來的不適應程度深一些，而新時代更為適應這種變遷。工業的發展，城鎮化的推進，各種外部的文化力量就會不斷介入民族地區，對民族地區的影響較大。面對這些不斷進入的因子和作用，當地的文化就會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對之做出反饋。在這個過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狀態也將出現新的現象。一般來說，以經濟力開道的城鎮化往往帶給當地人的是愉悅與困惑同在。一方面他們感受到各種新鮮事物，滿足了審美新奇，感受到現代化帶來的物質滿足，也確實帶來了某種意義上的文明進步，因而愉悅；而另一方面，在現代化因子不斷接觸傳統或民族性或區域性的文化形構時，就會使他們感受到不適，甚至會出現短期困惑：是該拋棄傳統，還是固守傳統？當各種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興起之時，引起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劇烈沖突，使得當地民眾處于一種觀望和迷茫的狀態。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生文化事像，他們所做出的文化反饋行為往往是不自覺的。總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入民族地區的各種外來文化，最初給當地民眾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滿足了其新奇感，帶來暫時性的愉悅和欣喜，而當新鮮熱度消退之后，部分民眾表現出的是一種潛層的矛盾與困惑，有一種傳統割離感。當然，這與各民族的文化傳統是相關的，不同的民族群體反饋出來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樣的。傳統文化生態的變遷給人們帶來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發展進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傳統變更與斷層卻難免出現陣痛。
3.生活秩序的重構：時間性概念下的持守與超越
民族地區的發展，尤其是城鎮化力量的迅速加入，當地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體系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變化，有些變化是各少數民族所喜見的，而有的變化卻給他們帶去暫時的不適甚至是困惑。種種不適與困惑，多為文化上的反應，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各民族如何實現文化適應，值得我們認真關注。面對各種文化現象相互介入，相互影響，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適應的現象都會面臨新的適應的問題。只要外來文化對被介入的文化體系沒有構成解構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間都會出現雙向的適應。文化適應的日常表現往往是一種自在的行為，是一種相互運動最后達成協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關鍵。民族地區的文化形式多樣，適應的內容就會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區內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動體系，盡管經過了歷史的磨合，各多元主體之間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較穩定和諧的結構體，但從社會發展的動態性看，其民族群體關系也就具有了動態性，這種動態性就是一種調適的狀態。在這種內部調適持續的情況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變了原本的狀態，打亂了原有的動態平衡，甚至在外力過大的情況下會導致內部結構暫時的失衡，但原有體系仍在發揮作用，主體性的文化根基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適應、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能力。作為一種自成系統的民族文化，在面對異質文化挑戰、沖擊、剌激，面對已經變化了的文化環境時，會或被動或能動地進行調整和適應，這稱為文化調適。文化的適應是在整合過程中實現的，在這過程中，對于異文化既有吸納，又有抗拒，對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廢棄或發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每個民族和某一區域對于異文化的態度，多少都會有保持各自文化邊界的心理，表現為民族認同與區域認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們之間在作用與反饋過程中，先是無序的反饋，再到有序的適應過程，只是時間性元素的多寡影響不一。具體講，在文化的互動中，作用與反饋總表現為無序與有序的糾纏狀態，不斷地將無序的作用與反饋導入到有序的系統中來。通常，某一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簡單地做出線性反應，而是透過文化自身的調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續和發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種文化，其內部結構都是有序的，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發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饋卻不一定是有序的，因為其中既有個人隨機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適應初期無序的作用與反饋，以及由此還可能形成新的作用。盡管連續呈現無序狀態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適應最終總要達成。文化適應并不是說彼此之間再無界限，而是多種力量關系作用下達成的相對平衡狀態。如林耀華先生在《金翼》中表達的生活的常態：徘徊在平衡與非平衡之間。在林老看來，變化不一定導致框架坍塌和社會無序，平衡是生活中的變態，而不斷地尋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態。所以，文化適應是相對的，是一種動態平衡。但從總體上看，這種文化適應是必然的，文化不適應的現象只是一個暫時表現。從現實過程表現看，文化調適主要圍繞生產方式以及審美變遷這兩條線索展開，其結果是對發展著的現狀的適應。文化的適應總是在文化互動中得到結果。經過互動，相互進行接觸、碰撞和磨合，達成一種有序的適應狀態。當然，在這種互動適應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新的文化現象，或者促成原有體系的變遷。這種變遷的過程，其實質也是適應的過程。文化互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無時不在，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狀態，是不同文化符號相互吸收相互借鑒的過程，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張力博弈的過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適應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構為依托的。在文化重構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幾種文化互動作用之后，會出現一個“次生文化”的問題，即面對文化的變遷，文化互動的雙方會以一個“第三者”的形式來協調互動不適的問題。文化適應的過程，盡管存在作用力懸殊，但其過程是雙向的。在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改變傳統社區格局的同時，民族地區元素也在對這種新興的城鎮產生影響，并在某種范圍內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對這種具有政府力量主導的城鎮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過程多半處于被適應的地位，只是這種被動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堅守。所以，這是一種時間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與超越。
4結語
1.1城鎮化發展中期范例—南非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的工業化進程，南非已經成為非洲大陸的經濟第一強國，同時也是能源及礦業大國。全世界約47%的黃金產自南非。南非占非洲工業產出的40%，礦業產出的45%，發電總量的50%以上。20世紀90年代，南非正處于經濟與城市發展的關鍵時期，城鎮化首次超過50%，GDP列世界前第30位，一次能源消耗費排名達到前20位。南非擁有約55300Mt的具有經濟開采價值的原煤，使得煤炭成為其主要的一次能源，占到當時本國總能源消耗的近八成。正是從那時起，南非踏上了擺脫嚴重依賴煤炭的能源消耗模式的道路。南非采取的是發展節能環保型燃煤電站與積極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并舉的轉型方式。南非由于水資源匱乏（年平均降雨量只有470mm）且分布不均，同時南非政府又非常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對地表水的使用有嚴格的控制，因此南非并未選擇大規模發展水電，而是將重點放在發展節水、環保型火力發電設施。截至1999年，南非的空冷火電機組裝機容量已經占到全球同類型發電機組總容量的約一半，達到10GW。所有的發電廠均采用靜電除塵和袋式除塵等方法，98%的粉塵得以回收并得到妥善處理。在促進國家煤炭資源的有效利用與減少燃煤造成環境污染的同時，南非還大力推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尤其是生物質能與太陽能。經過近20年的發展，目前南非每年利用制糖、造紙、木材加工的下腳料和廢料可以發電2.1億kWh。同時，南非立足于自身豐富的太陽能資源，利用財政補貼與政策扶持措施積極鼓勵發展光伏發電與光熱利用。
1.2城鎮化初期范例—印尼經過10多年的發展，印尼在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發展方面已漸成規模，并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政策框架和配套扶持體系，走出了一條富有特色的能源結構轉型之路。2003年12月，印尼政府出臺了“可再生能源與能源保護政策”，簡稱“綠色能源政策”，正式踏上能源結構轉型之路。由于印尼的城鎮化率相對較低，印尼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與能源結構轉型更多立足于農村，通過非商業性開發與商業性開發相結合的方式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非商業性開發主要包括印尼政府推動實施的鄉村電力化計劃和鄉村能源自立計劃；商業性開發則以私人實體的投資開發為主，其中如鄉村光伏發電項目等重大的發展項目還會得到政府的支持。截至2009年，印尼已推出的新能源發展項目包括：鄉村電力化計劃（以可再生能源工廠代替柴油機來滿足農村地區的電力需求）、可再生能源發電聯網工程（政府協助中小可再生能源發電廠與國家電力公司電網聯網）、綜合微水電發展、鄉村光伏發電項目、鄉村能源自立計劃以及生物汽油開發項目。印尼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同時積極發展能源農園業，以提高生物質能的生產和使用水平。為吸引農民種植甘蔗等生物能源作物，當地銀行還向農民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廠商也向農民提供免費的種子和化肥。印尼政府甚至主動介入生物質能產品的推廣。2006年12月，印尼政府開始在雅加達推銷一種由95%高級汽油和5%生物乙醇混合而成的高級生物汽油。經過近些年的發展，印尼的可再生能源應用得到了明顯提高。僅生物質能為例，截至2009年年底，印尼生物柴油年產量已經達到19.24萬t，生物乙醇年產量為253萬t，截至2008年7月，印尼國家電力公司（PLN）已建成生物質能發電裝機容量96萬kW。
2我國各地區能源結構現狀概述
我國近30多年來城鎮化水平迅速提升，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億增加到2012年的7.12億，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據學者預計，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將超過6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率先開放發展，形成了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地推動了東部地區快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的增長極。然而與此同時，我國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其重要原因就是城鎮化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城市發育明顯不足。目前東部地區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區分別只有48.5%和44.8%。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深入推進，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加快，在中西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地區，加快城鎮化進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長極，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市場空間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動人口經濟布局更加合理、區域發展更加協調。
2.1東部沿海地區能源結構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利用區位與社會資源的優勢和國家的優惠政策，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時能源消費量也大幅增加。2009年東部地區能源消費量為173842萬tce，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48.39%。長期以來，受國家資源和能源政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盡管東部沿海地區是我國經濟比較發達、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但能源結構仍以煤炭為主，可再生能源比重偏低。2007年，東部地區煤炭的生產量和消費量分別占該地區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的58.3%和61.7%，與國際平均水平相比，煤炭消費比重高出約33個百分點；油氣消費比重在東部地區能源消費總量中占23%，比國際平均水平低36個百分點。能源結構的不合理既不利于能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同時也影響了生態環境。目前，東部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國排放總量近一半，能源結構的不合理與該地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產生極大的反差。近幾年來，東部許多大中城市都加快了能源結構調整的步伐，能源結構有所改善，優質能源增長速度快于煤炭消費量的增長速度。以廣東省為例，1985年廣東一次能源消費量中，煤炭、原油、水電分別占45.1%、41.9%和13%，截至1995年這一比例分別為56.4%、28.5%、14.9%，還增加了0.2%的天然氣；2005年，廣東一次能源消費量的比例變為52.8%、26.1%、20.8%，天然氣增加為0.3%。
2.2中西部地區能源結構特點中部地區處于中國內陸腹地，是連接中國東西部的橋梁，也是南北的過渡地帶以及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加上中部地區工業體系相對完備，同時人口、資源和經濟都較為密集，中部地區在中國區域經濟大格局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性。2009年中部地區能源消費量為95239萬tce，占全國總消費量的26.51%。西部地區幅員遼闊、人口稀少，土地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71.4%，人口則僅占全國人口的23.0%。2008年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為57860.7億元，僅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9.24%，經濟規模與實力與中東部地區相比相對落后。同時西部地區的一次能源平均年消費量不到全國消費總量的1/4。2009年西部地區能源消費總量為90135萬tce，占全國總消費量的25.10%。以為例，能源結構主要以煤炭為主，煤炭在總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達到約90%。2000~2004年煤炭占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態勢，這與全國第一的煤炭儲量是分不開的。但在2004年之后，煤炭在全區能源生產總量與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都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2.3貧困山區能源結構特點截至2000年年底，我國已從根本上消除了絕對貧困，但老、少、邊、窮、山區貧困問題仍然不容忽視。從能源結構上看，貧困山區農村能源消耗仍以薪柴為主，能源消費結構單一，生物質能利用效率低且消耗嚴重。以少數民族貧困山區較為集中的云南省為例，森林資源年均凈消耗量4520萬m3，其中薪柴1750萬m3。楊繼濤、楊世關等（2009）對滇西北老君山地區典型農戶的調查研究顯示，薪柴在該地區生活能源消費量中占比高達96.9%。以薪柴為主的能源消費模式對脆弱的生態系統傷害極大，致使許多樹木被砍，加劇了水土流失、土壤侵蝕及森林破壞。水土流失的加劇又會使得農業產量下降，農民的收入下降，而且還會造成木材資源的減少。因此，貧困地區很容易會形成一個貧困—生態退化—更貧困的惡性循環。同時，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家庭生活用能的需求也隨之上升，進一步加大了對生物質能的消耗，使得那些依靠薪柴等生物燃料的貧困農村家庭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獲取能滿足基本需求的能源，這給貧困家庭的生存增加了更大的壓力。
3啟示與可借鑒的經驗
3.1東部沿海地區綠色能源轉型啟示由于東部地區能源資源極其匱乏，且資源稟賦條件差，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得不在大量開采本地資源的同時大量調入外部資源，使得東部地區能源資源開發利用程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能源自給率不足40%，其中上海市一次能源全部依賴外調，浙江省90%以上的能源需從省外輸入。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難以通過擴大本地區的傳統資源開發利用規模來滿足其能源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對區外能源供給的依賴將會是長期的。因此，我國東部地區可以學習德國等城鎮化水平較高、經濟社會發展較完善的地區的能源轉型經驗，優化能源結構，構建清潔高效的能源體系。對此，主要可以從三個角度出發，一是大力發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降低能耗，積極鼓勵節能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三是通過引導產業結構內部調整和優化升級間接節能。東部地區目前已經在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應用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同時，從生活用能的效率來看，由于東部地區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與消費水平的升級，生活用能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隨之大幅提高，“節能減排”在生活用能上的體現也越來越重要。比如建筑節能、綠色交通網建設、環保汽車等都是切實可行的發展方向，力求避免通過高耗能來滿足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能源需求，從而達到節能減排、提高能效的目的。從工業用能的效率來看，要發揮科技的力量，大力發展能耗較低的第三產業，通過技術創新改造并提升傳統高能耗產業的發展模式，同時不斷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達到進一步降低能耗的目的。
3.2中西部地區綠色能源轉型啟示相比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具有良好的能源資源稟賦條件，化石能源資源儲備與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都較為豐富。而占國土面積71.4%的西部地區自然資源更為豐富，已探明儲量的煤炭資源占全國總量一半以上，石油和天然氣分別占全國的41%和65%，是我國一次能源主要的生產供應區域。我國中西部的情況與南非相似，南非在煤炭資源合理利用和能源體系發展方面的經驗，對利用好中西部的能源資源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作用。中西部地區要想由目前的“高碳”自然資源開發型產業結構向“低碳”資源型轉變，首先要加強對地下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由“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能源利用轉變成“低排放、低污染”的環保式利用，并對傳統資源型工業體系和交通運輸體系進行低碳技術改造，同時，由一次性開發的能源利用轉向循環開發利用。其次，由主要開發地下資源，向綜合開發利用地下與地面等多種資源轉變。著力培育和發展大項目、大企業、走大產業的發展路線，堅決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的小煤礦、小水電、小焦炭等。同時，利用好能源稟賦優勢，大力發展可再生性資源產業，規模化、系統化地利用風能、太陽能以及生物質能等綠色能源。最后，應加快國家統一電網的建設，充分發揮中西部的能源稟賦優勢。在轉變中西部能源結構的過程中，應著重解決新能源產業發展中可能或已經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例如，由技術瓶頸導致的新能源發電成本過高；電網設備落后，新能源入網困難；風電等新能源建設項目出現盲目和重復建設的現象；電力系統定價體制滯后；國家和地方政府在發展新能源方面的政策缺乏連續性等等。
3.3貧困山區綠色能源轉型啟示近年來，隨著煤炭等商品能源價格的普遍上漲和國家對天然林的保護措施的加強，農戶獲得基本生活用能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農村商品能源價格過高的情況。貧困山區需要盡快改變“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傳統貧困山區生活方式。首先要加強農村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非主干電網的建設與管理。目前我國貧困山區存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已有電網布局不合理，設備、設施陳舊老化等一系列問題。要想提高貧困山區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電視等家用電器，完善山區電網的建設、改造及管理是必須的。同時，向印尼等國學習，以農村沼氣為紐帶，利用小光伏、小風電、小型沼氣發電等“微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建設“能源自給自足”式新農村。特別是要充分利用農作物秸稈、枝杈柴、畜禽糞便等生物質資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并改善農村的居住環境。要充分利用山區農村現有的生物質資源，積極發展農用沼氣等經濟且可行的技術，實現解決農村能源問題與發展農村經濟的有效對接。
4國際新的能源供需形勢與我國的綠色能源轉型之路
1.1江蘇省城鎮化發展的現狀伴隨新型城鎮化進程的日益推進，2013年，江蘇城鎮人口首次超過了5000萬人，變成5090萬人，比上年增加100萬人，城鎮化率為64.1%，比上年增長1.1個百分點。江蘇城市群成為江蘇城鎮化發展的主要載體，以蘇錫常、南京、徐州3個都市圈為主體的城鎮空間體系結構逐步形成。在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蘇州、南京、無錫3市位居前20名，城市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江蘇省“十二五”規劃指出，到2015年，江蘇省城鎮化水平將達到65%以上，其中蘇南達到75%以上，城鎮化發展總體上達到或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蘇中、蘇北分別達到65%、60%以上，城鎮化和城市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在城鎮化的發展模式上有所創新，重視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力，以科學技術作為提升城鎮化質量的重要手段。
1.2江蘇省科技創新的現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的水平成為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推動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決定性要素。在樣本期間，江蘇省也越來越注重科技的進步與發展，科技經費投入規模一直都在持續增長，由2001年的92.07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1288.02億元，增長了約14倍，其名義增長率明顯高于同期的國民經濟總量增長率，使得江蘇地區科技發展的后勁得到不斷增強；從科技人員投入來看，江蘇省從事科技活動的人數從2001年的29.52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98.23萬人，普通高校在校學生人數在2012年達到了48.13萬人，科技人才的后備力量不斷地增加；與此同時，江蘇省各級政府也在不斷增加科研經費方面的支出，從2001年到2012年政府的科研經費支出從15.18億元增加到了257.24億元。隨著科技創新投入的加大，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隨之出現，尤其是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能夠有效地推動城鎮化的發展進程。與此同時，江蘇省區域創新能力連續5年居于全國首位，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6%，在2013年8月底印發的《創新型省份推進計劃》中指出，到2015年要全面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全社會研發投入占地區GDP比重達2.5%以上，研發人員占勞動力比重達8‰以上，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8件，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0%，這一系列數字說明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推動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在此形勢下，研究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江蘇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2科技創新投入與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灰色關聯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關聯模型是灰色系統理論的重要內容，它采用“灰色關聯度”來分析相關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和相異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據時間序列的幾何關系或曲線的相似程度，來判斷相關因素的關聯程度，如果曲線越接近，則相應序列之間的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則越小。在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時，必須先確定能夠反映每個因素變化的指標序列，然后確定一個參考序列，最后計算其他序列與參考序列的關聯程度。上式中，γi為母序列X0(t)與子序列Xi(t)的關聯度。對γi進行按從小到大順序進行排序，可得到影響因子對結果因子的影響順序。關聯度越大，則說明該比較序列反映的因素對研究對象的影響越大，二者的關聯程度越
2.2數據的來源與處理衡量城鎮化水平（URB）比較通用的指標是以人口的城鎮化指標來衡量，即非農業人口數量/總人口數量，它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人口在城鄉空間的分布情況，本文亦采用這種方法來衡量城鎮化水平的高低。數據來源于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科技創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經費投入和科技人員投入，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了江蘇省2001~2012年的數據樣本，以R&D經費支出表示江蘇省科技經費投入的強度，以從事科研活動的人數表示科技人員投入的情況。另外，江蘇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支持和鼓勵科技創新，因而我們選擇了政府的科技撥款這一指標來描述江蘇省政府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在實際情況中，由于科技經費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撥款的經濟產出有一個滯后效應，當年的科技投入對城鎮化的作用往往會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對于科技經費投入與政府科技撥款的數據選擇滯后1年的時間序列，即選取2000-2011年的樣本。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用GDP平減指數對科技經費投入與各級政府的撥款進行平減，折實為2000年=1的不變價數值。數據來源于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2.3實證分析首先，設江蘇省城鎮化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母序列X0(t)，科技經費投入、科技人員數、政府的科技撥款分別為子序列X1(t)、X2(t)、X3(t)根據前面的步驟，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接下來計算差序列，并將差序列結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蘇城鎮化與科技創新投入的灰色關聯系數及最終關聯度，具體結果見表1。根據表1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到江蘇城鎮化與科技創新投入的灰色關聯度δ0i(t)的數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對其按照從大到小順序排列。參考其他學者研究成果，關聯度越接近于1，關聯程度越大。當時0≤δ0i≤0.4，一般認為關聯程度低；當0.4≤δ0i≤0.6時，關聯程度中等；當0.6≤δ0i≤0.8時，關聯程度較強；當0.8≤δ0i≤1時，關聯程度極強。因而，從關聯度的計算結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蘇省的科技投入3個指標與江蘇城鎮化的關聯程度都大于0.6，說明江蘇省科技創新投入與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程度，其中，科技經費投入對城鎮化影響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員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3結論
1.1城鎮環境逐步改善，但環境保護力度需要加強
1.1.1節能工作不斷推進，能源利用水平還需進一步提高（1）能源消費高增長減緩，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需優化。2007—2011年，廣西能源消費總量呈持續上升趨勢，但增長勢頭減緩。2011年，廣西能源消費總量為8591.36萬噸標準煤，比2007年的5997.38萬噸標準煤提高了43.25%；能源消費增速由2007年的11.26%下降到2011年的8.49%；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由2007年的0.75下降到2011年的0.69。廣西能源生產以水電為主，但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為主。2011年，廣西能源生產水電所占比重74.8%，煤炭所占比重25.1%；但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水電所占比重15.5%，煤炭所占比重高達53.9%。（2）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能源消耗水平地區差異大。2007—2011年，廣西能源利用效益總體呈上升趨勢。2011年，廣西每萬元地區生產總值消費能源為0.73噸標準煤，比2007年的1.03噸標準煤下降了29.12%；雖然廣西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耗不斷降低，但內部差距較大。廣西14個城市中，南寧市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最低為0.11噸標準煤，梧州市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最高為2.01噸標準煤。
1.1.2環境質量持續改善，部分環境問題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環境逐步改善與優化。2007—2011年，廣西水環境質量不斷提高。2011年，廣西39條主要河流70個斷面水質符合《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的Ⅲ類標準，達到相應水環境功能目標要求，水質達標率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個百分點；近岸海域海水水質達一類、二類標準比重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個百分點；海水環境功能區達標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個百分點。（2）空氣質量不斷得到改善。2007—2011年，廣西城市環境空氣質量整體保持良好態勢。2011年，廣西14個設區市中，達到全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目標要求（二級）的城市為13個，比2007年提高了2個。（3）生活污水垃圾處理提高。2007—2011年，廣西繼續推進城鎮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污染防治不斷加強。2011年，廣西城市生活污水處理能力累計達256.5萬噸/日，比2007年的104.5萬噸/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處理率達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個百分點；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為8241噸/日，比2007年的3880噸/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個百分點。（4）園林綠化水平持續上升。2007—2011年，廣西綠化建設不斷推進，城市綠化覆蓋不斷擴大。2011年，廣西綠化覆蓋面積為69697公頃，比2007年的60623公頃提高了14.97%；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園林綠地面積為64461公頃，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項生態建設指標欠佳。2011年，廣西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37.40%，比全國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為11.02平方米，比全國水平低了6.61%；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為55.58%，比全國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問題依舊較突出。廣西石漠化面積、潛在石漠化面積均處于全國前列。2011年，廣西石漠化土地面積為192.6萬公頃，占全國巖溶地區石漠化土地總面積的16.04%，位居全國第三（見圖6）；潛在石漠化面積為229.4萬公頃，占全國潛在石漠化面積的17.2%，位居全國第三。
1.2智能化建設不斷推進，“智慧”潛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設扎實推進，信息化發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廣西信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2011年，廣西行政村基礎電信網絡覆蓋率達到99.4%，基本實現村村通電話和互聯網；移動電話用戶數為2532.7萬戶，比2007年的1370.94萬戶增長了84.747%；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590.2萬個，比2007年增長了近2倍；互聯網用戶數達到2042.3萬戶，比2007年增長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南寧、柳州等城市應急聯動系統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南寧市城市應急聯動中心獲“2011年中國應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獎”；農村信息化建設加快推進，90%的鄉鎮建立了農村信息服務站，“三農”信息服務平臺不斷完善。目前，廣西的社會信息化程度處于全國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與經濟發展速度極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發展步伐。在政策服務及資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較為薄弱，電話以及互聯網普及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1年廣西支持工業發展的財政扶持資金大多用在比較成熟和重點支持的產業，對新一代信息技術相關產業的投入較少。2011年廣西移動電話普及率為54.94部/百人，較全國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聯網普及率為29.4%，較全國同期水平的38.3%低8.9個百分點。
1.2.2信息技術已廣泛應用，相關產業亟待加快發展信息技術在廣西工業、商貿、銀行等經濟社會各領域近年來得到廣泛應用。一是工業企業。信息技術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應用水平不斷提升，廣泛應用于研發設計、生產過程和關鍵工序控制、營銷物流等環節，中小企業信息化取得顯著進展，信息技術在重點工業行業的應用有效推動了節能減排和污染源監控。二是電子商務。電子商務應用取得良發展，電子支付和結算加快推廣，網絡信用環境有所改善，網上交易規模不斷擴大。廣西糖網的電子化交易量突破1億噸，廣西移動公司“甜蜜通”項目提升了糖料蔗生產、食糖生產、銷售及倉儲物流等環節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國移動電子商務領域具有示范意義。三是物流平臺。電子口岸實現無紙化大通關，鐵路、公路、航空、航運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專業化的物流信息服務平臺投入應用。四是金融領域。金融領域信息技術應用成效顯著，銀行卡消費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5%以上。與全國其他發達省（區）市相比，廣西信息技術產業競爭力不強，產業總量占廣西生產總值比較小。2011年，廣西14個地級市中，百色市信息技術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信息技術產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從業人員比重均為最高，分別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術產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從業人員比重為2.25%，排在廣西第四位，但信息技術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偏低，僅為0.69%，排在廣西倒數第二位。
1.3城鎮發展關注以人為本，人文關懷需落到實處
1.3.1教育衛生事業不斷推進，資源配置水平需繼續提高（1）衛生資源總量顯著增加。2007—2011年，廣西醫療機構床位數、衛生技術人員數呈上升趨勢。2011年，醫療機構床位數為152039張，比2007年的105223張增加了44.49%；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數為73776人，比2007年增加了26.85%；注冊護士數為76505人，比2007年增加了47.97%；每千人口醫院、衛生院病床數為2.72張，比2007年增加了32.04%；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為3.92人，比2007年增加了28.52%。（2）教育事業發展不斷推進。2011年，廣西學前教育規模持續擴大，每十萬人口學前教育在校生數位于全國前列，幼兒在園人數為3129人，比2007年的2169人增加了44.26%；廣西成為第一個通過國家“兩基”驗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全面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優質普通高中教育資源明顯增加，自治區示范性高中建成51所，總數達到115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9%，大專程度以上人口為275.12萬，大專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為6.6%，比2007年提高1.96個百分點；新增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13個，實現了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零”突破。（3）衛生資源配置仍需優化。2011年，廣西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每千人口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數、每千人口注冊護士數、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均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為3.80人，在全國31個省（區、市）中排名倒數第八；每千人口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數為1.38人，全國排名倒數第五；每千人口注冊護士數為1.43人，全國排名第21位；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為2.83張，全國排名倒數第二。（4）教育發展水平有待提高。廣西教育發展基礎弱，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等重要指標與全國教育發展的平均水平差距較大，高等教育大眾化水平低。2011年，每十萬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為1688人，比全國水平的2253人低了25.07%；大專以上程度人口比例為6.6%，比全國水平10.06%低了3.46個百分點。廣西14個地級市中，南寧市大專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高，為12.65%；貴港市大專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低，為3.24%。
1.3.2居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公共服務水平需不斷提升（1）城鎮就業規模不斷擴大。2011年，廣西城鎮新增就業53.29萬人，比2010年增加7.68萬人，增長16.8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46%，比2007年下降了0.33個百分點，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1%。（2）居民生活水平繼續改變。2011年，廣西人均GDP為25326元，比2007年的12277元提高了1倍多；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9.5%，比2007年的41.7%下降了2.2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9平方米，比2007年的35.3平方米提高了10.48%。（3）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善。2011年，廣西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483.75萬，比2007年增加了48.64%；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為981.32萬，比2007年增加了近2倍；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240.77萬，比2007年增加了7.6%；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272.52萬，比2007年增加了49.39%；參加生育保險的人數243.77萬，比2007年增加了49.14%；全區109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96.2%。（4）居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11年，廣西人均GDP為25326元，比全國水平的35181元低了28.01%；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9.5%，比全國水平36.3%高了3.2個百分點。（5）各項設施建設亟待加強。廣西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水平仍較低（除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人均用水量、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外，多數指標未達全國平均水平），與未來發展的需要和城鎮居民的期望要求還有一定距離。
2廣西城鎮化建設規劃存在問題
2.1城鎮規劃科學性不夠，各類規劃缺乏銜接由于城鎮建設涉及很多內容，因此編制的規劃很多，包括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專項規劃及各部門的發展規劃。鑒于各項規劃的組織部門與編制部門不同，因此規劃側重點亦有差距，出現了各類規劃相互交叉、相互矛盾、銜接不到位的現象。另外，規劃的合理性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不論城鎮大小都規劃大廣場、寬馬路，道路網一律都是方格網，并不考慮城鎮本身的特點，結果導致千城一面，城鎮特色漸漸喪失。
2.2規劃的權威性不夠突出，規劃修編較隨意城鎮規劃普遍存在權威性不足的現象，尤其在廣西這種相對欠發達的地區表現尤為明顯。最常見的現象就是一旦政府換屆，規劃就要重新修編一輪，對于規劃修編的必要性，并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與評估。“領導一換，規劃重來”，規劃淪為政府凸顯政績的重要手段，有點偏離規劃原本真正的意義。同時，因為重大項目，或者是利益集團的需要，公園用地可以改變為商品房開發用地，工業用地可以調整為房地產用地。在香港和西方國家，規劃的權威性和法制性很強，規劃不能任意修改，規劃的修改必須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規劃不只是政府意圖的體現，更是民眾意愿的表達，民眾充分參與規劃建設。在這一點上，中國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而廣西與國內發達地區也存在較大的差距。
2.3城鎮規劃相對滯后，與城鎮建設步伐不符廣西的城鎮化進程近年來步伐加快，大、中、小城鎮發展迅速，城鎮規劃跟不上城鎮建設的步伐。城鎮建設過程中，規劃改了又改，馬路挖了又挖，城鎮建設呈現無序狀態，持續不斷地挖、拆、改、建。地下涉及天然氣、供水、供電、電訊、污水、路燈、道路指示燈、天網等專用管線道密布，任何一個部門的“修繕”、“維護”、“改造”和“搶修”，均會將一個好好的城市挖得個“百孔千瘡”，一場大雨洗刷，城市排泄設施功能癱瘓一覽無遺。一來是城鎮發展過快，導致各項配套設施跟不上，需要擴容更新；二來是城鎮規劃的滯后與不合理，缺乏前瞻性，對交通規劃及管線綜合規劃的功能把控不到位。
2.4規劃人員缺乏，管理效率與水平有待提高規劃管理部門由于受編制、機關規定等的制約，大中專規劃專業畢業生很難直接進入規劃管理部門，城市規劃專業人員數量嚴重不足，難以應對城鎮規劃建設的快速發展；規劃管理業務成倍增加，特別是部分管理人員年齡及知識結構老化，缺乏新知識，科班出身的各類專業人才尤其缺乏，直接制約了城鎮規劃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對城鎮規劃的資金投入也相對不足，在城鎮規劃編修過程中，資金經常不到位，給城鎮規劃和管理增加了新的難度，大大降低了規劃編制和管理的效率。
2.5缺乏公眾參與城鎮規劃，使社會監督缺位城市規劃工作是一項政府職能，體現著城市發展趨向和公眾利益，影響著千家萬戶，必須將規劃工作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當下的規劃管理工作是封閉運行的，對規劃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評價，并沒有形成一個順暢、有序的表達機制，公眾不了解規劃的內容，也沒有途徑進行監督。對規劃工作的一些失誤，公眾沒有糾正的渠道，只能通過復議、行政訴訟，而這些途徑往往都只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而不對規劃的合理性進行審查，從而使公眾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3廣西新型城鎮化建設規劃對策
3.1加強新型城鎮化發展建設體制創新
3.1.1提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規劃理念在廣西新型城鎮化建設規劃中，不僅關注城鎮物質空間形態有序、集約、健康發展，也要對城市文化、地方特色、居民生活質量、人文關懷等方面增加關注度。政府與市場相結合，政府為城市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和治理等提供鼓勵和引導政策，市場在相關指引下推動城鎮發展建設。規劃成為政府與市場銜接的平臺，在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市場運作機制中起協調作用。
3.1.2推進新型城鎮化土地、戶籍改革在土地政策方面，嚴格執行《土地管理法》，嚴格征地用地審批手續，推行統一規劃、統一征地、統一出讓或劃撥、統一開發、統一管理的“五個統一”辦法，以有利于城鎮發展及農民向城鎮轉移為原則，健全土地管理制度，不僅要加強土地管理，也要保證城鎮建設的必需用地。積極開展土地整理，盤活現存量土地，制訂并落實土地年度利用計劃。在土地用途嚴格管制和土地有償使用的基礎上，劃分小城鎮的土地權屬關系，采取轉讓、出租、作價入股等方式，允許集中土地使用權進入小城鎮土地市場。在戶籍改革方面，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落戶條件政策，引導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以具有合法穩定住所為戶口遷移的基本條件，通過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醫療保險、衛生服務保障體系，吸引農村居民到城鎮落戶；使進城落戶的農民在就業、住房、教育、社會保障、服兵役、撫恤優待等方面，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權利。全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入戶門檻，在全區范圍內逐步實行居住證制度。以北部灣經濟區為試點，通過系統的制度設計，放寬城鎮入戶條件，推動人口向北部灣聚集，使北部灣經濟區成為我國人口和經濟的重要集聚區。
3.1.3以新型城鎮化推動公共設施建設以集約、綠色、智能、低碳和人文等新型城鎮建設的目標要求，多方籌集資金，加大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投入力度，改變城鎮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明顯滯后的狀況。一是改革投融資體制，拓寬城市建設資金來源，放開市政公用市場，廣泛吸引社會投資，盤活城市存量資產。二是以人為本，圍繞人文城鎮建設要求，加快推動城鄉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按照集約、智能、高效、綠色的要求統籌規劃和建設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網絡，大力推動城鎮道路、供電、供水、供氣、學校、醫院和住宅等建設。推動城鎮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和縣域生活垃圾“村收鎮運縣處理”試點；推動生活污水集中處理和城鄉垃圾一體化處理。
3.2實施新型城鎮化建設規劃多元模式
3.2.1城鎮規模結構的多元化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各類城市發展的重點應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以內涵發展為主，即圍繞新型城鎮特征和目標，提升城市發展質量，創造良好的城市發展環境；小城市和小城鎮則以外延發展與內涵發展并重，在擴張聚集人口的同時注重發展轉型，提升城鎮發展內涵。
3.2.2城鎮空間布局的多元化不斷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促進城鎮體系升級，致力于形成功能各異、層次分明、運轉高效的新型城鎮發展體系。堅持現代化、工業化與城鎮化“三化驅動”戰略，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大力推進城市組群發展，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能力、做大做優中小城鎮，打造產業集聚和城市發展的示范地區。以南北欽防沿海城市群為沿海增長極，桂柳梧城市群為腹地增長極，玉林、貴港為兩城市群的延綿區和節點城市，增強城市群之間、各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在廣西形成產業互補互動、功能分工明確、層次梯度明顯提升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體系。
3.3開展新型城鎮化建設規劃試點工作
3.3.1探索符合廣西實際的新型城鎮化發展建設新模式廣西的自然山水、人文風情豐富多彩，城鎮建設也各具特色，圍繞新型城鎮化的內涵特征，堅持“順應自然、尊重歷史、發展特色、整體設計、長期完善”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規劃理念，體現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促進城鎮物質空間與城市文化的共同建設與發展，避免城鎮發展建設走入“似”的誤區，形成各有特色的新型城鎮。
為豐富城鎮化融資渠道，國開行積極推進金融產品的創新，依據控制總量、降低成本、中長期低成本等原則，嘗試設立“三個專項”，拓寬了城鎮化建設融資的思路。一是發放專項貸款。國開行集中和引導社會資金解決農民工市民化、保障房和中西部地區建設等領域的資金缺口問題，強化專項貸款的風險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2013年，經國務院批準，國開行未來5年將向納入國家計劃的棚改項目發放專項貸款7000億元。同年，國開行承諾棚戶區改造貸款3624億元，發放表內貸款1060億元，累計發放4077億元，投放量居全國第一，支持各地改造棚戶區面積4.3億平方米，惠及509萬戶、1550萬中低收入群眾，社會影響顯著。二是推動專項債券。國開行發揮債券銀行優勢，規范管理，創新模式，積極參與城鎮化相關債券發行。在全國各地，國開行與地方政府合作，積極參與城鎮化相關專項企業債和私募債發行。2013年，該行按照“統一規劃、統一授信、總量控制、國開行試點”方式，首批試點城投債，籌集資金支持銅陵、岳陽兩地棚戶區改造，提升其城市建設水平，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獲得市場及各方好評。三是推動專項基金，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國開行具有“投貸債租證”全牌照經營資格，除貸款、債券之外，投資也是國開行支持城鎮化的一種重要方式。通過其全資子公司——國開金融，國開行嘗試與各地合作設立專項基金，解決城鎮化建設中的多元化資金來源問題。
二、“債貸組合”、“投貸組合”發揮1+1>2的效果
貸款、發債都是資金進入新型城鎮化的渠道，國開行與國家發改委合作探索開展“債貸組合”專項債券模式，讓兩種融資渠道發揮“1+1>2”的效果，為破解城鎮化建設資金及風險管控難題提供新的思路，引領社會資金支新型城鎮化重點項目。“債貸組合”專項債券是指經國家發改委核準，由國開行信貸客戶發行且納入國開行債貸統籌管理的企業債券。由銀行為企業量身定制系統性融資規劃，根據每個項目的自身情況特點，將企業債券和貸款統一納入綜合授信管理體系。一方面，“債貸組合”可為新型城鎮化提供長期、大額、持續的資金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但當前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等部門“去杠桿”及“鎖長放短”調控思路十分明確，資金面預期趨緊，市場利率抬升明顯，地方債務風險日益顯現，傳統的銀行貸款融資模式難以繼續為城鎮化大量“輸血”。“債貸組合”模式能充分發揮國開行中長期信貸銀行優勢，打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渠道，連接中長期信貸與中長期債市兩個市場，降低融資成本，為資金進入城鎮化領域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同時，“債貸組合”的方式可有效防范信用風險，保障新型城鎮化平穩推進。這種模式充分發揮了開發性金融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組織優勢、平臺客戶信息優勢、中長期信貸評審與貸后風控優勢、專家團隊與技術經驗優勢、業務市場份額和客我關系優勢等各種優勢，按照“統一規劃、統一授信、總量控制、動態監測、全程管理”方式，立足于信貸和債券兩個市場，發揮兩者的長處，對兩種資金進行全流程、全方位統籌監控管理，可以有效防范管控信用風險。除“債貸組合”外，國開行還積極探索“投貸組合”，幫助解決許多地方城鎮化項目資本金難以到位的難題。在實踐中，國開金融的股權投資和國開行的信貸資金相互配合，形成“投貸結合”的模式，服務新型城鎮化。
三、“軟貸款”支持棚戶區改造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鎮化，城市的數量和疆域不斷擴張，農村人口也越來越涌向城市。農村人口的這種大規模流動，使得城市和農村發展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面：城市建設熱火朝天，而農村卻逐漸走向衰落。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農民的終結》中所描繪的場景正在中國上演，隨著“農民的終結”，農村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遷，以往“家長里短”的鄉村正呈現“空殼化”的景象。有人說鄉村出現了“產業空、住房空、年輕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現象，用“鄉村的終結”一語來形容我國農村的衰敗走向雖顯得夸張，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人們對當前農村現狀的擔憂。農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來就薄弱的農村教育呈現出蕭條的景象，也正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從宏觀上來看，城市化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會結構的必由之路。而且我們通常認為，這個城市化的過程是充滿農民的歡慶、喜悅和夢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環，在村落的終結點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千年村落文明裂變和新生的艱難。”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應該有別于西方國家“圈地式”的“被動城鎮化”，不應成為一種被動的“上樓運動”。作為一個后發型國家，我們要規避西方在城鎮化過程中所走的彎路，走一條不遺棄農村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將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雙輪驅動”中國的發展。新型城鎮化的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們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轉變觀念，切切實實重視農民的需求和農村的發展，將農村教育辦好。
第一，重新審視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價值，分類處理農村學校面臨的困境。“農村小規模學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農村學校，包括農村教學點、不完全小學和一部分完全小學，它們主要分布在經濟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農村地區。由于“小規模學校”從其經費投入與教師配置上來看，顯得有些“奢侈和浪費”，與教育上的“規模效應”理論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國開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調整運動”，雖然國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調整上的“隨意化”舉動，但是，此輪“布局調整”從始到終飽受爭議。一直到2010年后，隨著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學生上學所引發的“校車事故”頻發，國家才又重新開始審視此輪“布局調整運動”中的“盲動”行為。2012年國務院《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提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標志著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階段，宣告我國農村基礎教育進入“后布局調整時代”。面對農村“小規模學校”，首先，我們應重新審視他們存在的價值。要將農村學校視為一方水土之文脈，重視農村學校對農村社區發展所具有的價值，意識到若斬斷這條文脈，一方土地也將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這并非是文人學者“鄉土情結”的自我悲情，而是應實實在在樹立的一種教育理念，鄉村社會隨著鄉村學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為在現代鄉村社會中“學校教育”儼然成為鄉村的“心臟”，若“心臟”不在，鄉村民眾也將“心不在焉”，逐漸逃離故土。“學校是一個社區組織，學校的存在是一個社區適宜居住的標志與象征。如果學校脫離了鄉村社區，從文化的意義上說，它就不再是什么鄉村學校了。而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過程恰恰使學校越來越遠離鄉村社區，從而加劇了鄉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則，我們不應因“規模小”而對學校進行撤并。其次，從發達國家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軌跡來看，諸如美國，在經歷了20世紀中期的農村學校合并運動后，在反思與質疑聲中，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特別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規模學校運動”。我們的近鄰、同屬東亞文化圈的韓國也經歷了大致相同的軌跡，目前韓國已經開始調整農村小規模學校合并政策，通過改善教育財政制度、建立適當規模學校、建立特色小規模學校、加強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師資建設等措施來糾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們應正視農村小規模學校存在的問題，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認識到小規模學校因為班容量小、師生比大，易于教師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進個性化教育等優勢。在正視農村小規模學校價值的基礎上，我們再分類解決農村小規模學校問題，雷萬鵬提出了較為合理的建議，他指出應以公正的程序對農村小規模學校進行準確定位，對不同類型的小規模學校采取分類發展政策：（1）對于需要關閉的小規模學校，應在學生分流、校車服務、校產處置等方面實施配套政策；（2）對于過渡期保留的小規模學校，應在校舍穩固、兒童安全、師資供給等方面保障兒童合法權益；（3）對于永久保留的小規模學校，應當在經費投入、師資配置、基礎建設、設施設備和學校管理等方面實施傾斜性政策，促進農村小規模學校特色化發展。
第二，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應立足本土，重視農村教育的特色化發展。當前，隨著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的開展，農村學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進，但農村教育如何辦出特色卻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農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開門辦學，與自己所處的社區相聯系，認識農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辦出特色。當前我國農村教育的問題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辦學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當城市的幼兒園注重生態教育，走進大自然，帶領兒童體驗大自然時，農村的幼兒園卻置自己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于不顧，學著城市幼兒園開辟植物園、種植角。當城市的幼兒園課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時，農村的很多很多幼兒卻被關在小小的教室里，用著小學生退下來的課本，按著小學生的作息時間與課表上課，沒有活動，沒有游戲……”由于一直以來受“離農”教育的思維束縛，我國農村教育已經喪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覺的“向城性”。當前，隨著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推進，我們應將農村教育置于新農村建設的文化場域中，視農村學校為農村社區的“文化堡壘”。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隨著農村面貌的改善，農村教育應當樹立自信心，重新發現農村之美，發現農村之于城市之優勢。這一點成都市蒲江縣的探索是值得學習的。蒲江縣在發展農村教育的時候，結合當地產業發展，創造性地開展了以“自然、綠色、融合、開放”為特征的現代田園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學教育和社區教育資源，建立了“一校掛兩牌”的學校運營機制，逐步探索出“學校＋家庭＋企業＋社區”四位一體的教育模式。學校與茶葉產業相結合，“學校內外都是茶園，茶園處處皆教育”，不但使學校具有濃厚的文化氛圍，也推動了當地茶葉產業的發展。成為農村學校服務農村經濟、農村教育反哺農村社會的典型縮影。當然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并非僅靠教育的創新就能完成的，鄉村教育中呈現出的“文字上移”的無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夠挽回的，我們應將農村教育置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整個大背景中，才能從根本上認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國社會正在從鄉土中國走向離土中國，其間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種種表現，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國農村居民的生存狀態也越來越不依賴于土地或以土地為中心，更不用說城鎮居民了。正是這一趨勢決定了村落學校教育的‘終結’，既然人的生存越發不依賴于鄉土，人們生活的重心越發遠離村落，那么，以人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戀鄉土和村落，這一趨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為特征的現代教育身上將體現得更為明顯而堅決。”
二、以城帶鄉，推進城鄉教育的一體化發展
傳統的城鎮化以重城輕鄉為基本發展取向，在發展城市的同時，不顧及農村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明顯，城鄉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鎮化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發揮城市在農村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強調以城帶鄉。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趨向”的著名論斷，指出在工業化初期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因此，當前我們在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發揮城市教育的引領作用，將城市優質教育資源輻射到農村，帶動農村教育的同步發展，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一方面，采用結對聯動的形式，向農村教育輸出先進教育理念和優質教師資源，帶動農村教育的發展。如成都市在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過程中，注重頂層設計，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層經濟地理結構，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體”的發展理念，將三個圈層的教育發展當成“一盤棋”來考量。利用處于第一圈層的城區優質教育去帶動處于二、三圈層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關于深化城鄉學校結對發展工作的意見》，提出了中心城區學校對第三圈層學校的幫扶計劃，由第一圈層的學校與第三圈層學校結對發展，錦江區與青白江區和金堂縣學校結對，青羊區與蒲江縣、崇州市學校結對，武侯區與崇州市和新津縣學校結對，成華區與大邑縣學校結對，金牛區與邛崍市學校結對，高新區與都江堰學校結對。除此之外，各個郊區（縣）的城區學校還要與農村學校結對發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區—郊區城區、郊區城區—農村地區這樣兩個輻射圈，構成了全域成都教育發展的獨特模式。結對互動的內容主要包括：學校管理、教學教研、干部教師、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不少成績，并于2013年9月成為中西部地區首個通過教育部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督導認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設計方面，要進行城鄉教育的一體化設計，縮小城鄉教育的人為差距。如蘇州市在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時候就提出“六個一樣”，即“校園環境一樣美，教學設施一樣全，公用經費一樣多，教師素質一樣好，管理水平一樣高，學生個性一樣得到弘揚”。成都市在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時，著力從六個方面的一體化入手：發展規劃城鄉一體化、辦學條件城鄉一體化、隊伍建設城鄉一體化、教育質量城鄉一體化、評估標準城鄉一體化、教育經費城鄉一體化，尤其在教師隊伍一體化建設方面，探索出了“縣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學校對教師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師“從一而終”的模式，讓校長教師真正“流動”起來，為城鄉教育的順利交流互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創新機制，推進城市教育的校際間均衡
城市中的擇校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城市優質教育資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而出現的，城鎮化在其中起著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說城鎮化加劇了城市中的擇校問題。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農村出現了“空殼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來就稀缺的優質教育資源更加緊缺。因此，擴大城市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面，促進城市學校間的校際均衡，也成為新型城鎮化的要求之一。近幾年來，我國一些大城市在推進校際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促進教育均衡的機制。其中最典型的當屬名校集團化和學區管理制兩種方式。
第一，名校集團化。名校集團化是一個區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為實現名校優質教育的輸出與薄弱校教育質量的迅速提升，將區域內一些較為薄弱的學校納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與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團這種學校共同體，以名校為龍頭，在教育理念、學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術、教育評價、校產管理等方面統一管理，實現管理、師資、設備等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名校集團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結構，這種治理結構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權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協調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導作用，分校起主體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幫扶下成長。在我國，杭州市較早地對名校集團化進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經驗。杭州名校集團化的探索始自20世紀末。1999年，浙江大學附屬小學———求是小學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區配套學校———競舟校區，拉開了全國名校集團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個公辦基礎教育集團———杭州求是教育集團在西湖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實現義務教育優質均衡化為目標的公辦基礎教育集團。在總結求是教育集團等名校連鎖辦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杭州市將“實施名校集團化戰略”作為推進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動了杭州市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在杭州名校集團化探索的同時，全國一些大中小城市也開始了運用名校集團化模式來促進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如成都、合肥、濟南、哈爾濱等，均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第二，學區管理制。學區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稱為“大學區制”（如西安）或“聯合學區制”（如天津）。與名校集團化類似，學區管理制也是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輻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學校教育質量的一種很好的嘗試。“學區化管理”是按照區域內優質教育資源分布狀況和行政區劃，以街道為單位劃分若干學區，每個學區都有各級各類優質教育資源，通過建立資源共享信息平臺，實現學校設施設備資源、課程資源、人力資源共享，使學區間的教育資源相對均衡，以促進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實施學區制的學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門指定一所優質學校為學區長，吸納3至5所同類型、同層次的相對薄弱的成員學校，就近合理組建成為一個大學區。納入大學區管理制改革的學校，可通過緊湊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種形式，實現捆綁式發展。在我國，北京市東城區較早地開展了學區制的改革，從2004年10月起，東城區開始在和平里學區進行學區化管理試點，根據東城區優質教育資源的分布狀況和街道行政區劃，將全區10個街道劃分為5個學區，東城區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廣州市越秀區的學區制改革也較為成功，越秀區學區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個共享、兩個建立”，即共享學區教學資源、共享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合作發展平臺，建立學區管理體系、建立學區評價機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開始推廣學區制改革，如天津、鄭州、貴陽、武漢、西安、長沙等。
四、關注弱勢，推進城市教育服務的均等化
論文關鍵詞：農村城鎮化，政府角色，政府定位，三區聯動
從2006年開始，隨著《關于規范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工作的意見》的出臺，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輪農村城鎮化建設的浪潮，各地政府采用各種形式介入到農村城鎮化過程中，如“遷村并點”、“兩分兩換”、“宅基地換房”、“村改社”、“新民居工程”等。政府的積極介入破除了各種制度障礙，使得農村城鎮化的進程能夠順利進行，但是也造成諸如農民“被上樓”、土地糾紛等問題，正如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所言，農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巨大收益，對于缺乏城市建設資金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但這種土地城鎮化的負面效果也很明顯。因此，政府在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就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
一、政府介入農村城鎮化的意義
自從斯密提出“市場機制會促使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使整個社會獲得最大利益，而國家應該作為“守夜人”的角色行政管理畢業論文，維護市場秩序”的觀點后，市場機制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機制。伴隨經濟的不斷發展，出現了一系列諸如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庇古將這些問題歸納為市場機制失靈和市場機制的外部不經濟現象，通過外部性論證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強調通過政府干預實現收入均等化。制度主義者則不認同新古典經濟學家關于政府的最小干預產生最大社會福利，認為為了實現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政府應該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從理論上論證了有效需求不足、失業和危機的不可避免，并提出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和措施，形成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伴隨政府對市場干預增強，國家干預經濟引發的各種弊病日益顯現。公共選擇學派的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指出當國家干預不能提高經濟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時就產生政府失靈現象。綜上可見，雖然國家干預也存在政府失靈現象，但政府干預是解決市場失靈和外部性的必要手段。在農村城鎮化過程中，涉及大量的公共品供給問題，因此，需要政府與市場同時發揮作用，互相補充，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介入的首要意義在于彌補市場失靈。從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來看，市場的缺陷及市場的失靈被認為是政府干預的基本理由 [1]免費論文。用公共選擇學派的奠基者布坎南 (J. Buchanan) 的話來說: “市場可能失敗的論調廣泛地被認為是為政治和政府干預作辯護的證據”[2]。城鎮化的社會總收益大于社會總成本，因此無論城市或鄉村居民都可以從城市發展中獲得收益。但是，由于城鎮化收益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由私人部門推進城鎮化動力不足，這就是城鎮化進程中的“市場失靈”。 農村土地流轉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場，而土地交易市場建立的基礎是明晰的土地產權的確立，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土地產權問題，政府的介入可以克服市場外部性，提權保障機制 [3]。因此，農村城鎮化進程的推動，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
其次，政府的介入可以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給 [4]。城鎮化進程本身具有一種明顯的公共物品特征。城鎮化中的許多公共物品都具有規模經濟特征，只有人口在空間上實現一定程度的聚集，這些公共產品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提供。只有積極地推動城鎮化進程，使城鎮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充分提供，才能夠實現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就業以及提高社會福利總體水平的公共目標。
第三，政府介入可以為農村城鎮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創新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尤其是農村集體用地的制度創新和農村戶籍制度的創新。地方政府作為一定地域內的權威組織，可以利用政治力量主動地追求本地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相對于微觀主體有更強的組織集體行動和制度創新能力，從而節約了制度創新成本 [5]。
第四，政府介入可以減少交易成本。政府介入可以降低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和農產品交易過程中產生的交易成本。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過程會產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不僅包括信息搜集成本、談判和決策成本，還包括土地政策的創新和實施成本。政府作為人的角色介入能夠有效的減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二、天津市三區聯動的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分析
自2005年以來，天津市在不減少耕地的前提下，探索了一條大城市“以宅基地換房”建設示范小城鎮，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思路。“以宅基地換房”建設示范小城鎮是指農民以宅基地按照規?ǖ謀曜賈沒恍〕欽蛑械淖≌ㄈ胄〕欽蚓幼。ㄉ枋視ε寰煤蛻緇岱⒄埂⑹視誆導酆蛻司擁男〕欽頡T謖鼗環康幕∩希旖蚴型ü痙緞〕欽虻慕ㄉ韙納婆┟窬幼√跫蛻罨肪常煌ü┟裨械惱贗騁蛔櫓錘固錚糜詵⒄瓜執枋┡┮擔Vじ孛婊患酢⒅柿坎喚檔停煌ü謎卣硭眉褰ㄉ櫨玫刂副杲ㄉ璧南執翟扒┟裉峁┚鴕蹈諼唬鑾烤檬盜涂沙中⒄鼓芰Φ耐保迪紙ㄉ櫨玫刈芰坎輝黽櫻傭剿鞒魴〕欽蚺┟窬幼∩縝⑴┮擋翟扒褪痙豆ひ翟扒叭蓖吵锪母窬鄭叢斐鼉哂刑旖蛺厴摹叭背欽蚧⒄拐鉸浴T諶J街姓鬧饕饔糜幸韻錄傅恪?
2.1制定合理的區域規劃
政府作為“三區”聯動的推動者，在拆舊建新的同時，在各個項目區內均規劃建設了工業示范園區和農業產業園區，不僅實現了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并且實現了資源的節約集約利用。
工業示范園區的建設實現了鄉村工業的轉型，并解決了當地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在園區化的過程中，在政府的主導下，主動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企業，實現了鄉村工業的轉型。
農業產業園區的建設加快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步伐，通過農業產業園區的建設首先解決了部分年齡偏大，就業能力較差的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次農業產業園區的建設為傳統農業的發展起到示范作用和科技推廣作用。
2.2土地制度創新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集體建設用地不允許進入市場流轉。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必須通過國家征用的形式，把集體建設用地變性為國有建設用地，才允許在市場上流轉。這就造成我國建設用地供給的困境，一方面因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不斷加速，對建設用地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城市建設用地供給量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在農村有大量的集體建設用地行政管理畢業論文，但礙于政策和法律的約束，這些建設用地卻不能夠進入市場流轉。“三區聯動”模式通過“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方式，實現了集體建設用地的合法流轉，通過增減掛鉤解決建設用地的供需矛盾，實現了集體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同地同價免費論文。
2.3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體系
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任務，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在“三區聯動”模式中，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保障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使當地居民成為“四金”（即股金、薪金、租金和保障金）農民。三區聯動模式發展中政府主要通過三個方面改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首先，通過財政補貼、集體補助、個人繳納相結合的方式，建立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其次，為使農村生活困難人員逐步享受到與城鎮同樣的低保待遇，做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與城鎮低保接軌。最后，進一步發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通過在社區建設社區衛生所等手段不斷整合城鄉衛生資源，向農民提供安全價廉的基本醫療服務。
三區聯動模式中，通過政府的介入促進鄉村工業的轉型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了土地制度創新并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然而這并不表明政府介入的越多越好。政府介入應該有一定的邊界，政府應該與市場機制共同發揮作用，充分發揮其順應性助推之手的作用。在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產業支撐確實達到農村城鎮化的必備條件的時候，政府應該積極地介入，推動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并能夠承擔社會“兜底”的功能。如果政府的介入程度不能合理的把握，也會產生相應的負面影響。
三、“三區聯動”中政府介入存在的問題
通過政府的積極干預，“三區聯動”模式實現了農村快速城鎮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當地居民的認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應。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通過在已經建成的示范小城鎮中實地調研和問卷調查的方式，發現這一發展模式存在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3.1農民就業與收入問題
城鎮化后部分進城農民的就業成為問題。離開土地進入城鎮，進城農民基本上脫離了農業勞動，處于重新尋找工作的摩擦性失業狀態。在處于失業狀態的進城農民中，比較年輕的人員希望在正規部門實現就業，但因為其文化水平的限制，第一很難進入中心城區實現就業，第二也很難在開發區、保稅區和高新區找到正式職業。而對于政府提供的一些低收入就業崗位行政管理畢業論文，特別是保潔員等在一些人眼中地位很低的崗位，年輕人又很難接受。由此造成部分進城農民的就業困難。在處于失業狀態的進城農民中，還有一部分人基于年齡和能力的限制，只能繼續從事農業勞動。但由于中低成本的提高，包括耕種農田的空間距離，以及承包設施農業的費用等問題，影響了他們繼續從事農業的可能性。城鎮化后進城農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問題。離開土地進入城鎮，進城農民不僅將中斷原來自產蔬菜、養殖等農產品出售所得，還會中斷原有住房的出租收益和庭院經濟收入，導致部分進城農民收入水平的下降。
3.2土地置換中的問題
在宅基地換房過程中，雖然制定了“堅持承包責任制不變、可耕種土地不減、尊重農民自愿和以宅基地換房”的方針，但是由于置換工作的復雜性，從征地補償、拆遷安置補償到土地復墾承包等環節，仍然出現各種土地糾紛與矛盾。通過走訪調查華明鎮居民對土地置換的意見，政府在土地置換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幾個方面。首先，征地補償中沒有考慮到農地的非生產性收益，土地補償的確定僅僅考慮到了農地的生產性收益，而對于農地的非生產性收益，即農民對于農地的發展權收益和社會保障收益沒有得到考慮，政府在此過程中并沒有把農民的未來發展問題和社會保障問題作為成本來分析。其次，置換標準的確定存在一定異議，主要體現在以住房面積替代宅基地面積換房。第三，土地復墾后，由政府投資進行設施農業的建設，再進行發包，但整合之后的租金有一定程度升高，致使進行農業生產的成本提高，而且存在“尋租”的機會免費論文。
四、政府角色和定位分析
通過對“三區聯動”中政府介入的作用以及介入所產生的問題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在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的角色和定位。
首先，政府通過合理的規劃和公共物品供給，使區域內的土地實現二次升值，提高社會總福利。政府在介入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必須對區域內資源配置進行合理規劃，實現區域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要通過規劃形成對區域未來發展的良好預期。政府還要承擔區域內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斷提高區域內基礎設施完善程度。也就是，政府不能只依靠土地用途的轉換提高土地價格，還要通過區域規劃增加土地的級差地租Ⅰ行政管理畢業論文，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增加土地的級差地租Ⅱ，從而實現土地的二次升值，從而實現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社會總福利的提高。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政府介入時，農民和企業所獲得的福利不少于只有兩方的狀態。
其次，政府介入必須能夠減少農村城鎮化過程的成本。政府能夠以農村集體人的角色參與農村城鎮化過程。在集體與每個農民進行談判時，要以農民滿意為前提，尊重農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在集體與企業之間進行交易時，政府應該以實現委托人——農村集體的收益最大化為目的，盡量減少土地交易過程中的各種成本。首先要通過土地法律體系的完善，減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政策成本；其次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充分結合，通過建立集體建設用地招拍掛市場的方式，減少信息搜尋以及談判成本，在農村城鎮化總福利的前提下，盡可能的減少成本，以增加總收益。
第三，政府必須以“經濟人”的角色進行成本收益核算。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為政府介入的收益。政府介入必須能夠保證福利水平必須不低于只有農民和企業兩方時的狀態。即政府介入必須保證能夠改善其它兩個主體的福利水平，福利的改善不要求是帕累托福利改善，但必須是卡爾多福利改善——在所有受損的人都得到了充分的補償，社會上其他的人的狀況仍然比以前變得更好了。政府在進行成本核算中不應該只考慮到政府的投入，還應該考慮到社會成本，即農村居民的就業問題和社會保障問題，承擔起社會“兜底”的角色。政府的介入必須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只有政府承擔起為社會成員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才能最終建立一種能夠使人民的生活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機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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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化； 宅基地；整理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17-0170-01
1 前言
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城鎮化將吸收更多的農村人口到城鎮居住，而農村人口的減少將加劇農村宅基地的低效率利用問題1。在 2013年4月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要求：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有序退出機制。通過農村宅基地整理宅基地變為可以利用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城鎮化的加快使得農村宅基地的整理勢在必行，城鎮化與農村宅基地整理存在著很大的聯系。農村宅基地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當前討論的熱門話題，已有大量關于農村宅基地的專項研究，如宅基地集約節約利用存在問題和原因，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宅基地開發復墾，宅基地立法等，本研究從實際出發，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研究農村宅基地整理與城鎮化之間的聯系，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及相關研究提供理論支持。
2 農村宅基地整理對城鎮化的影響
郭湘（2011）以湖南丘陵地區的農村宅基地整理為研究對象，認為農村宅基地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客觀要求，是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和推動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手段4。歐陽安蛟（2010）認為，城鎮建設用地增加量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量相掛鉤的政策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工作不重視對農村宅基地的利用管理，導致農村宅基地利用管理比較滯后，并且嚴重與社會實際相脫節，嚴重影響了農村宅基地整理工作的推進，從而成為制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量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量相掛鉤政策落實的障礙5。郭淑紅（2011）認為，三亞市土地后備資源稀缺，人地關系相當緊張，而當前農村宅基地因得不到有效利用形成了“空心村”，開發整理的潛力巨大；隨著三亞市人地關系的不斷緊張，只有通過農村宅基地的開發整理，提高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才能緩解當前人地關系緊張的現狀，進而滿足三亞市農村城鎮化和農村生態化的需要6。沈兵明（2001）認為通過對“空心村”的改造，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整理，充分利用和盤活存量的宅基地。利用農村宅基地整理的手段，挖掘土地利用潛力，取得用地折抵指標，以達到耕地動態平衡，從而使得異地開發建設成為可能，推動城鎮化建設7。
3 城鎮化對農村宅基地整理的作用
宋亞亭，黃翔（2010）的研究認為，快速城鎮化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從而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條件。在我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 大量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引起了農村的“空心化” 現象8。程廣超和錢大勝（2010）的研究指出，農村城鎮化導致大量農民宅基地的閑置和廢棄，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前提。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而很多人在搬入小城鎮居住以后，由于傳統觀念和私有財產意識，仍舊保留農村宅基地和房屋，并沒有拆除舊房子或改造舊宅基地，造成兩棲占地現象9。由于我國“地隨房走”的農村宅基地權屬規定，在農村房屋沒有拆除的情況下，即使房屋的所有人已經在城鎮安家和落戶，仍享有對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村宅基地被視為個人私有財產，即使閑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能收回。大量農村宅基地的閑置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條件。
4 城鎮化和農村宅基地整理相互作用
陳美球和吳次芳（1999）綜合分析了農村宅基地整理與鄉村城鎮化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農村宅基地利用現狀對鄉村城鎮化產生了不利影響。農村宅基地分散、零亂，使得基礎設施耗資巨大，并且資金利用效益低下，社會福利投資被分散，使得鄉村城鎮化相對滯后于非農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鄉村城鎮化進程。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村宅基地布局松散，人均面積大，生活基礎設施投資高；二是農村宅基地建筑密度大，容積率低，不利于優化農村居民點內部結構；三是農村房屋質量差，結構老化，環境比較惡劣，造成就地城鎮化的動力弱化；四是生產功能與生活功能重合，不利于農村居民點的功能分區。因此，要建設良好的農村生活居住環境，促使人口與產業的集中，實現鄉村的城鎮化，就必須改變農村宅基地的利用現狀，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整理，以優化土地配置。另一方面，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必然要求。農村宅基地理是促進農村宅基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學化的基本手段，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客觀要求，主要表現在：第一，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增強鄉村城鎮化內在動力的需要；第二，農村宅基地整理是鄉村社區發展的基本要求；第三，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實現集約節約利用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客觀需要；第四，農村宅基地整理是減輕中心城鎮人口壓力和引導鄉村城鎮化的重要手段；第五，農村宅基地整理為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戰略目標創造了條件10。李憲文等（2004）通過計量模型來測算城鎮化水平與農村宅基地整理之間的相關關系。計量估算結果表明，城鎮化水平越高的地域，農村人口減少量大，農村宅基地整理潛力大；因此，東部和中部村莊宅基地整理潛力大，而西部的整理潛力較小11。
5 結語
可以看出，農村宅基地整理已經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學者們對宅基地整理與城鎮化的關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論研究。首先，農村宅基地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客觀要求，是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和推動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通過農村宅基地的開發整理，提高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才能緩解當前人地關系緊張的現狀，進而滿足農村城鎮化的需要。其次，快速城鎮化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從而促進了農村宅基地整理，大量農村宅基地的閑置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條件。最后，農村宅基地利用現狀對鄉村城鎮化產生了不利影響，同時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必然要求。農村宅基地理是促進農村宅基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學化的基本手段，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客觀要求。城鎮化和農村宅基地整理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彼此間共同促進，共同發展，不可分離。要想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整理或者推進城鎮化進程，必須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分析研究，
否則很難實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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