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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科學理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1、民族唱法
從廣義上來看，我國的民族聲樂相關藝術，主要囊括了曲藝說唱、民歌說唱和戲曲說唱這三種不同風格的演唱藝術，從這點上來看，我國的民族唱法指的就是在進行具有濃烈的民族特色的歌曲和演唱民歌時所運用到的一些聲樂的技巧，主要涵蓋了不同種類別的歌唱形式。在對傳統的民歌和戲曲等之中精髓進行繼承和發展的同時，又對西方美學唱法中比較先進的優秀的技巧加以和借鑒，這有效地集二者于一身。這樣的唱法其特點就是在演唱時音色清脆明亮，語言準確，因此，深受人們群眾的歡迎。
2、美聲唱法
美聲的唱法主要是從西歐中比較專業的且具有古典聲樂特色的傳統唱法中不斷演變而來的，是在文藝復興展開之后漸漸才形成的。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比較完備的歌唱體系，它對喉嚨和氣息都有較為嚴格的要求，音域比較開闊，同時各個聲區之間的連接也比較自如靈活，在轉音中也十分流暢且能夠精準的協調發聲器官，在此過程中，很多比較高難度的技巧都可以完成，進而使音色得到美化，因此，這種唱法普遍被認為是比較科學的一種歌唱方法。
二、民族聲樂的傳統韻味
我國地域十分遼闊，且有著56個民族，每個民族因所在的地理環境不一樣，語言和風俗習慣等也都大不相同，因此各個地域的民歌都有著不一樣的民族特色。有人曾說，韻味指的就是在演唱時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族色彩。由此可知，在民族聲樂當中，韻味充分體現了民族聲樂中獨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聲樂作品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我國傳統的民族聲樂中一般都是把演唱者在演唱時是否有“韻味”來判斷其演唱水平。而潤腔這一技巧就是充分地將“韻味”給表現出來的一種手段，其目的就是讓演唱的曲目更富有表現力，讓作者更有自身的感染力。潤腔的方式有很多種，比如說運用哭腔，注重字的緩慢輕重等，也就是說，在演唱中加入潤腔能充分的將韻味給體現出來，而韻味就相當于一部作品的靈魂，我們必須將其保留下來。
三、借鑒美聲唱法中的科學理論
1、聲部劃分
這一理論在美聲唱法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眾所周知，每個人具有的聲音是不一樣的，這種差異不只是因為演唱者聲帶寬厚度不同，也主要受到演唱者共鳴腔大小和體積胖瘦等因素的左右，這樣每名演唱者都具有不一樣的音域和音色。而美聲唱法關于聲部劃分這一理論就是經過劃分不同的人的聲部，確定其各自的類型，再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也就是注重“因材施教”，讓演唱者將自己的嗓音發揮到最好，因此說這一理論在美聲唱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的民族聲樂中缺乏這一方面的理論，所以我們可以借鑒美聲唱法這一理論來提升和完善我國的民族唱法。
2、科學且合理的發聲體系
在美聲唱法中其發聲體系主要起著將演唱者的唱歌能力加以提高的作用，在這種體系中不但包涵了怎樣訓練聲樂的方式方法，而且這也跟“由淺入深”這一原則相吻合。在進行聲樂教學中將這一手段運用其中，可以使教學模式變得更加的豐富，同時利于將教學質量加以提高。在我國的民族唱法中同樣也缺少這一理論的引用，因此我們借鑒這一理論在民族唱法中，就提高教學質量來講無疑是十分有利的，與此同時，在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中其基本原理還有相通的地方，我們可以使二者互相學習各自的方法，進而將我國的民族唱法的理論體系不斷地加以完善。
四、結語
經濟學方法論及其爭論從來都是經濟學領域不可避免的主題。該主題也引起國內學者的極大興趣并進行了深刻的研究。本文在其文獻基礎上以四個層層遞進的問題來統領方法論的發展邏輯，從而為解釋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及其方法論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關鍵詞
觀察-歸納邏輯；假說-演繹邏輯；證實與證偽；解釋性理論；邏輯批判
一、國內文獻及其缺陷
國內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進行了深刻的探討。
黃少安(1994)認為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經濟學方法；經濟學的思維原理或方法；經濟學的技術方法。在邏輯主義和證偽主義上，張斌(1998)指出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經驗主義哲學基礎和方法論特征。蔡仲(1998)對證偽主義在經濟學方法論中的起因及其發展的歷史線索進行了探討。韓永進(1999)對波普的證偽主義及其對二十世紀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進行了闡述和評價。桂起權(1999)認為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評價經濟學理論的一種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綱領進行了比較分析，并(2002)扼要的闡述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脈絡和當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方法論上，林崗、劉元春(2001)對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與新制度經濟學制度個體主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制度個人主義將陷入“人與社會相互決定、無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則認為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方法論將出現整合的趨勢。在方法論發展問題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和進化經濟學在經濟理性、多樣性以及時間和過程等問題上的差異。楊燕青、吳佳(1998)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內。汪浩瀚(2001)認為主流經濟學的演進正出現方法論、范式轉換；為宏觀經濟學尋求微觀基礎；為微觀經濟學構建宏觀基礎；非主流經濟理論不斷融入主流；基本假設寬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將科學方法倫的發展劃分為四階段：前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證偽主義；歷史主義，并認為歷史主義方法論將取代邏輯主義方法論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的未來發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獻集中于西方方法論中的若干科學哲學問題而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分析邏輯或完整的解釋框架，從而給人以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
本文認為，關于理論的方法論必須回答下述四個構成遞進關系的問題：1.理論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樣的理論是正確的理論；3.什么樣的理論是有效的理論；4.理論是如何發展的。上述四個問題的遞進邏輯如下：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論是否正確？如果理論正確，那么理論是否有效？理論又是如何發展的？前三個問題關乎理論本身的科學性，第四個問題則關乎理論的發展問題。本文將遵循上述邏輯展開對理論方法論的論述。我們發現，上述邏輯為我們評價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狀況及其方法論問題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及其發展
（一）理論是如何形成的
顯然，我們需要理論來對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解釋。然而緊隨而來的問題是理論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我們是如何獲得理論的？
1.觀察-歸納邏輯及其缺陷
按照經驗主義認識論，理論的發現和形成來自于對經驗的觀察與實驗并進行歸納。穆勒(J.S.Mill)在《邏輯、推理和歸納體系》一書中對歸納邏輯作了系統的闡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觀察-歸納邏輯所隱含的一個難題：即單純由過去的經驗推斷未來在邏輯上是否可行。沒有什么正確的邏輯論證容許我們確認“那些我們不曾經驗過的事例類似我們經驗過的事例。”因此，“即使觀察到對象時常或經常連結之后，我們也沒有理由對我們不曾經驗對的對象作出任何推論”。波普(KarlPopper)繼休謨之后重新提出歸納邏輯的缺陷。“理論，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論或期望，總是首先出現的，它們總是先于觀察。”如果我們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來越原始的理論和神話，“這里并沒有無窮倒退的危險。”最后我們將找到無意識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認為人生來就有期望，就有“知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規則性。波普由此反對休莫將人類因為類似現象在經驗中多次重復而產生的認為類似事件今后還會發生的習慣、聯想和信念作為歸納法則的心理學解釋，波普聲稱，科學發現的方法不是歸納法，而是試探錯誤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駁的方法”或“演繹檢驗的方法”。
2.演繹邏輯的心理學基礎
然而波普對理論發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們生來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與知識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學或遺傳學先天所給予人們的并不是知識，而是人類頭腦的記憶和思維功能，人類根據大腦記憶的信息進行邏輯推理，即演繹推理，演繹推理是人們思考因果關系問題的唯一方式。歸納推理正是來自于人類頭腦的演繹推理能力，由此，歸納邏輯只是演繹邏輯的反面，或者更進一步說，歸納是一種演繹。
一旦我們將人類的演繹邏輯思維能力作為觀察和歸納推理的前提，觀察與歸納便不再僅僅是對事物屬性的“客觀”描述。觀察總是以邏輯演繹推理能力為基礎，這種演繹推理能力包括，對觀察的事物要問一個為什么，即尋求因果關系的答案，這一點是與目的性相聯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繹推理使人們能夠從觀察中推論出因果關系的結論，并根據演繹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識或理論。這樣，演繹邏輯成為歸納邏輯的前提，演繹推理成為問題的來源從而成為理論的源泉，而歸納推理僅僅是演繹推理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將邏輯演繹推理作為人類思考因果關系的唯一思維方式時，我們也將不得不放棄理論形成的觀察-歸納邏輯，轉而尋求基于人類生理和心理的、與人類演繹推理思維方式相一致的假說-演繹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說-演繹模型
觀察-歸納邏輯由于上述無法解釋的難題而被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假說-演繹模型”所代替。邏輯實證主義包括6項主要原理：1.科學論題的一致性；2.理論結構的有前提演繹模式，所有的學科都使用理論，這些理論可能被正式表達為公理、有前提的理論結構；3.間接驗證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斷都具有經驗主義的解釋，特別是包括概念的判斷。但這些判斷并非便是被認為“缺乏認識意義”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論被證實時，這些判斷也便被證實從而間接的獲得了認識意義；4.內涵實證原理（確認主義）：作為理論判斷的原則，理論是可證實的，則是科學的，從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決于可驗證性的程度。若經驗主義的標準不適用，則采用非經驗主義的評價標準如簡潔、優美；5.演繹列線邏輯和歸納或然性涵蓋科學科學解釋定律：所有的學科解釋必須采用演繹形式來表達；6.對稱命題：科學解釋和科學預言在邏輯推理結構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別是臨時性：科學解釋所描述的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學預言則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發生。在亨普爾和奧本海姆(1965)看來，這種對理論的邏輯結構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稱作“假說-演繹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做出預言。
邏輯實證主義者將公認的作為理論結構的三段論演繹推理的前提假設解釋為一種假說從而避免休莫難題，并通過上述間接驗證原理得以證實。這樣，假說-演繹模型重新獲得了經驗論的基礎，理論演繹前提來自于由經驗觀察和對這些經驗觀察的不完全歸納所獲得的假說。
（二）什么樣的理論是正確的理論
然而我們如何判斷我們所得到的理論是正確的理性呢？在穆勒看來，理論本身只要是從真實的假設前提出發進行邏輯推理得出，那么理論本身在任何場合都是正確的。凱爾恩斯(JohnElliotCairnes)認為，要否定經濟原則，必須要么否定其演繹的前提假設，要么否定理論本身的邏輯推理過程，但無論何時都不應將被否定的預言作為拋棄某項經濟理論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邏輯，要判斷理論是否正確，我們只需要通過邏輯實證來判斷該理論在從假設前提到邏輯推論過程中是否保持邏輯一致性。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對理論的邏輯正確性與經驗有效性作出區分，在討論理論的邏輯正確性時，我們既肯定凱爾恩斯將否定理論本身的邏輯推理過程作為否定理論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將否定前提假設作為否定理論的原因，事實上，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默認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設無關論(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論的經驗有效性時，我們才對理論演繹前提假設的合理性或科學性進行判斷。
如果理論不能保持邏輯一致性，那么我們稱該理論存在邏輯悖論。然而理論是否都存在邏輯悖論呢？羅素所說的邏輯悖論的普遍性只是一種可能性，雖然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最終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論演繹推理過程中將研究對象嚴格限定在假設范圍之內，對概念的應用也嚴格限定在所定義的內涵和外延范圍之中，那么我們將可以避免邏輯上的矛盾。一旦我們超出了定義所允許的假設和概念范圍，邏輯悖論就會出現。而一旦我們發現理論本身存在邏輯不一致或邏輯錯誤，那么就可以斷言，理論本身肯定是錯了。我們將這種通過尋找理論本身的邏輯錯誤來否定理論的方法稱為邏輯批判。在這里，我們仍然沒有涉及理論的有效性或經驗的證實和證偽。
（三）什么樣的理論是有效的理論
如果形成的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再考證理論是否有效。在這里，理論的正確性是指通過邏輯實證判斷理論在形式邏輯上的一致性，而理論的有效性則指通過經驗檢驗即證實和證偽來判斷理論與其現實解釋和未來預測是否一致，從而二者事實上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1.原理論對證實與證偽的拒絕
然而，如果經驗能夠支持理論，我們是否便認為理論是有效的，或理論被證實呢？而如果經驗不支持理論，我們是否便認為理論是無效的，或理論被證偽？證實的邏輯由于休莫難題而難以成立。波普證偽主義采用了休莫的非對稱性論斷進一步對歸納邏輯進行批判：如果A為真，則B為真；B假，則A假；因此，不存在證實的邏輯，而僅僅存在證偽的邏輯。波普由此對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進行否定：“應作為分界標準的不是可證實性，而是可證偽性，···一個經驗的科學體系必須可能被經驗反駁。”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也以充滿波普主義色彩的文字寫到：“事實證據從來不能‘證明’一個假說的正確性；它只能證明假說的不正確性。”
然而波普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論的假說-演繹邏輯結構而存在邏輯缺陷。“杜海姆認為沒有哪一個個別科學假說可以對之進行結論性的證偽，因為我們總是檢驗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說是和輔助的論證連結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永遠不能肯定我們所證實的或拒絕的是假說本身。這樣，任何假說都能夠不顧反對的證據存在下來。”。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駁斥性論題(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識到了證偽主義方法的這種困難，他寫道：“從事實方面看，永遠也不能得出對一個理論的結論性的反駁；因為人們總是有可能說實驗的結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斷言在實驗結果和理論之間存在的差異僅僅是表面的，這些差異隨著我們理解的進展而消失”。波普樸素證偽主義陷入尷尬局面：既不能構成證偽的邏輯，也不能構成證實的邏輯。
2.解釋性理論的證偽
按照假說-演繹邏輯構建的理論拒絕證實與證偽，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無法通過證實與證偽觸動到該理論呢？事實上，當我們進行經驗解釋和預言時，我們并非直接根據原理論進行，而是自覺不自覺的在原理論狹窄的假設前提和概念基礎上加入新的假設和概念以符合檢驗現實的要求，我們稱其為解釋性理論，用以對經驗事實進行解釋和預言，從而所有的經驗證實和證偽問題，事實上都是與解釋性理論有關而與原理論無關。
然而對于解釋性理論，證實的邏輯同樣是不存在的，而證偽的邏輯是否同樣不存在呢？由于解釋性理論在原理論基礎上新加入的假設或變量是經驗的或現實的因素而非定義式因素，因此證偽的邏輯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謂的不可駁斥性并不成立。這樣，當實際中出現了反例或根據解釋性理論進行的預言失敗了，我們就可以否定這種解釋性理論。然而否定解釋性理論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論，因為并不是原有的理論錯了，而是我們在應用原理論時即加入新的假設和變量構建解釋性理論時可能構建得并不恰當。只要沒有出現一種新的更好的理論，人們總是會在原理論的基礎上再加入新的因素來解釋那些反例。
（四）理論是如何發展的
當我們不能用經驗或歸納法去證實和證偽原理論，也不能用歸納方法去形成一種新理論時，原理論是怎樣被否定和被發展或新理論是怎樣產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對科學理論或知識的來源的回答是：通過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們自己的理論或猜測。波普聲稱，該回答概括了他所謂的“批判理性主義”的立場。波普關于理論增長的“四段圖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問題：指的是一種理論內部，或兩種不同的理論之間，或理論與觀察之間的沖突和矛盾；TT為試探性理論；EE為排除錯誤：通過觀察和實驗的嚴格檢驗，對嘗試性的猜想，假說或理論進行批判、反駁或證偽；P2為新問題。由于科學理論都是可以被證偽的，因此，科學知識的增長就是四個階段的永無止境的循環往復的過程。然而假說-演繹邏輯的結構導致波普樸素證偽主義既不構成證實的邏輯，也不構成證偽的邏輯。這樣，上述理論增長的“四段圖示”便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理論不能被經驗所證偽，那么人們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們所憑借的是猜想和反駁。這樣，在波普看來，科學發現依然是一種猜想、直覺和非邏輯過程的跳躍。
2.理論發展的邏輯：從理性批判到邏輯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義并未告訴我們如何批判。事實上，在前面采用假設和變量表示的演繹邏輯理論結構中，一個邏輯要求就是，作為模型的各個變量和參數必須相互獨立，從而使模型保持穩定并通過比較靜態方法來討論參數值的變動對變量的影響從而作出預言。這一點是通過定義式的假設來保證的。而對于解釋性理論，其理論結構是根據具體情況增加原理論模型中的假設和變量而得到的，正是這種根據經驗現實加入假設和變量對理論進行應用的方法，蘊含著解釋性理論邏輯矛盾的可能性，這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解釋性理論的正確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討論理論正確性時我們曾經指出，一種邏輯一致的理論在其假設和概念范圍內肯定不存在邏輯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設和概念的范圍就必然會產生邏輯矛盾，經驗證偽就會出現。當解釋性理論被經驗證偽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理論本身的正確性或邏輯一致性出現了悖論。解釋性理論的這種邏輯悖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否定(或肯定)原理論的方法，即邏輯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設和變量，我們轉而需要重新檢驗解釋性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或正確性，借助邏輯批判由解釋性理論指向原理論，而經驗證實和證偽卻無助于我們將問題指向原理論，因為經驗不可能檢驗最初的理論，而檢驗的解釋性理論卻可能是一種帶有邏輯錯誤的理論。邏輯批判要求我們指出解釋性理論中新加入的假設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變量與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即變量向量之間的相關性，并通過重新建立假設或對變量進行重新定義來解釋包含新變量的問題以保持解釋性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說無關論”：假設條件的科學性對于理論能否經受經驗檢驗而不產生邏輯錯誤同樣是重要的。
通過邏輯批判，我們可以在新理論的假設和變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導致邏輯悖論，從而可以比原理論更能夠邏輯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釋更大范圍的問題。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這種新理論就可以還原為原理論，或者說原理論只是新理論的一個特例。這樣，我們可以明確地斷言，這種新理論是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增長或理論增長。然后我們再檢驗新理論的有效性，如此循環。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把解釋性理論作為通過邏輯批判從一種舊理論到一種新理論的過渡階段。正是邏輯批判使科學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或牛頓所說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觀察建立在演繹推理的基礎上，它使理論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義上的直覺、猜想或非邏輯過程而變成非常的確定：只要我們知道原有的理論和所要研究的問題，依靠我們的演繹邏輯思維能力——即邏輯批判方法必然會使理論獲得發展。
3.理論發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種解釋性理論都可能帶有邏輯悖論，那么是否每一次證偽和邏輯批判都將導致一種新理論的產生？這一點顯然與科學史不相符。庫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證偽主義發起了反擊，一種理論一旦產生后將會是相對穩定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成為理論科學家解釋問題的基礎和應用科學家的有效工具，這就是庫恩所謂的規范科學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試圖將波譜的進攻性方法論(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庫恩的防御性方法論(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學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進步性質。與樸素證偽主義不同，人們并不是根據經驗證偽來否定原有的理論，一種舊的理論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種新的理論體系或科學研究框架與之相競爭，該理論必須不僅能夠解釋另一個研究規劃所不能預測的事實，而且還要能夠解釋更多的能夠被經驗證實的事實。也就是說，需要一種更一般的理論來取代舊理論，以免出現科學的真空而使人們無所適從。
三、結論
上文分別回答了我們所提出的關于理論的四個層層遞進的問題。我們發現，上述邏輯為我們評價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狀況及其方法論問題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經濟學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論發展的邏輯而得到發展的，而其對方法論的討論則無非是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限于篇幅，我們不再進行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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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紀樹立編譯：《科學知識進化論》，三聯書店，1987年，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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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廖士祥主編：《經濟學方法論》，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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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楊善解：“波普論科學知識的增長”，《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
關鍵詞：科學與治理；科學與社會；科學咨詢；公共參與；預防原則
Abstract:TheissueofScienceandGovernancehasattractedthecommunityofpolicyandacademicresearchduringrecentyearsandisgrowingasafronttopic,whichisdrivenby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relationshipofscienceandsociety.Thispaperexaminedthedynamicsofscienceandgovernance,anddescribedthemainfactorsasadvic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cparticipationandresearchcontrol.Thepaperhighlightedthemeaningofscienceandgovernance.
Keywords:scienceandgovernance,scienceandsociety,scienceadvice,publicparticipation,precautionaryprinciple.
近年來，“科學與治理”（ScienceandGovernance）成為歐盟及其成員國科技發展戰略與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受到國際政策界的廣泛關注，并成為日益吸引學術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課題。2000年7月，歐洲委員會提出“面向歐洲的研究區”（TowardsaEuropeanresearcharea）的發展戰略，并提出建立歐洲科學技術參照體系（thesystemofscienceandtechnicalreference）作為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支持系統。2000年10月16~17日，歐盟在布魯塞爾召開名為“知識社會中的科學與治理：歐洲的挑戰”（Science&GovernanceinaKnowledgeSociety:TheChallengeforEurope），主題是“走向科學、公民和社會之間的新聯盟”，來自歐洲各國的45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2001年，歐洲委員會發表題為《歐洲治理》的白皮書，把科學治理作為歐洲治理一個重要的部分[1]。2002年歐洲委員會發表《科學與社會行動計劃》[2]，作為實施白皮書的行動計劃。同樣，“科學與治理”議題在美國也受到很高的重視。近幾年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科技政策年會上，都有包括國務卿在內的政府高級官員就科學與治理議題（集中在科技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發表演說，這也是對美國國內正在進行的關于科學與治理高層次討論的一個反映[3]。同時，科學與治理議題也受到社會團體和學術界的普遍地重視，一些國家的權威機構和國際組織紛紛發表有關的研究報告，如英國文化委員會（TheBritishCouncil）于2001年3月發表了《科學與社會：走向民主化的科學》[4]。一些有影響的國際學術會議也開始舉行，例如，哥倫比亞大學于2002年3月5~7日召開名為“與神怪共同生活：21世紀科學技術的治理”（LivingwiththeGenie:Govern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21stCentury），會議的主題是以有益于社會為目標理科學技術，30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在著名國際學術刊物上（例如，Researchpolicy,ScienceandPublic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等）有關論文開始不斷出現，同時有關科學與治理方面的專著和論文集也在問世。[5][6][7][8][9][10]
“科學與治理”的根本動因是科學與社會的關系正在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這些新的變化不僅對傳統的科學技術觀提出了廣泛的質疑，而且對現有的管理結構和管理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需要發展一種各有關利益方（政府、科學界、企業、社會團體、公眾等）相互協調的機制，，使科學走向民主化，確保科學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務。
本文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依據，分析和研究“科學與治理”興起和發展的動因、核心內容及其重要意義。
1.“科學與治理”的提出
“科學與治理”這一議題是應對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帶來的新挑戰而興起的，同時也是在“治理”這一概念成為社會科學各學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語言的學術氛圍內涌現的。為了充分理解“科學與治理”的含義，有必要首先對治理理論的提出和發展做一概括分析。
1.1治理理論的提出
治理理論的提出是現代社會正在發生一些根本性變化的反映。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刻畫了工業社會之后的現代社會正在發生的一些重要變化，如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識價值社會”（1985年）、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1986年）和彼得•德魯克的“后資本主義社會”（1993年），以及現在耳熟能詳的“后現代社會”、“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等。治理理論關心的問題主要是社會是怎樣組織和管理的。可以說，各種關于治理的理論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現代社會某些重要變化的特征為出發點。
學者們討論“治理”的概念興起大都會以“‘統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轉變為開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希臘文，原意為“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揮和控制行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現代社會的各個子系統和網絡日趨獨立，許多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管理靠單純的政府權力控制和管理機制已是不夠的，需要公、私雙方的協調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機構和行為者參加經濟和社會調節。由此，具有嶄新意義的“治理”概念開始出現。
羅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有序統治的條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11]不同的學科（制度經濟學、新公共管理理論、國際關系學等）從不同的角度對“治理”下了不同的定義。按照全球治理委員會（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給出的權威定義：“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統一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1]與統治相比，治理是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現象。它既包括政府機制，但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隨著治理范圍的擴大，各種人和各類組織等得以借助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并實現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實質在于，它強調的是機制，強調的是不同社會角色為了共同目標的協調行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權威和制裁。
法國學者阿里•卡贊西吉爾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于，它更能應付千差萬別的現代社會中的決策問題。在現代社會的各個子系統和網絡日趨獨立的情況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機關和各種機構外，還需要公共社會的參與，各種利益集團、網絡以及部門間的協商。治理于是促進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成為形形社會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門、私人公司、半公共機構、公民、社會群體和協會之間的一種協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為有效。這種模式比傳統的統治方式更能適應社會環境，既強調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縱橫協調，也強調多元和不統一。其根基在于協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門的情況下處理公共決策過程的一種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機構，而在于過程和實踐。它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構。[11]
1.2現代科學發展的挑戰
隨著現代科學的飛速發展，科學已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科學在國家各個領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進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學不僅在傳統的經濟與貿易、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政策領域成為一個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現的食品安全、電子商務、知識產權、全球變化等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據Padilla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過去的10年間，英國議會含科學內容的提案、動議和辯論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學（醫藥和食品）和環境科學（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與科學有關的政策議題不僅逐漸成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許多議題具有新的特點：（1）在科學上有重要的不確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廣泛不同的意見；（3）對于敏感領域（普通百姓健康與安全、動植物保護和環境等敏感議題）的公共政策有著潛在的重要涵義。
這些議題充分反映了科學與社會關系正在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科學發現充滿著豐富的、令人激動的機會，科學的應用和技術發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廣泛地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給人們帶來很多好處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學應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強，風險并不總能事先確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領域（如環境和公共健康領域）可能對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帶來潛在的危害，公眾關心意識增強（例如對生物技術的應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和應用明顯涉及不同的利益群體，例如，轉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關部門、公司、消費者、科學家，科學不再被視為是價值中立的，科學家也不再是毫無自身利益的中立者。這樣，現代科學的發展不再單單是科學共同體的事情，也不再僅僅關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會其他角色（企業、社會團體等），涉及到公眾。由此，帶來了社會與科學之間出現新的問題和緊張關系。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轉基因作物大面積的播種和轉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組研究和基因治療、干細胞研究和克隆技術等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與科學出現十分緊張的關系。瘋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為決策基礎的科學證據的確實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瘋牛病被發現以來，英國政府及其科學顧問一再宣稱BSE不會傳播給人，而科學界遲遲不能給出有關瘋牛病傳染的精確答案。直到1996年，英國政府才根據越來越多的證據承認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會患上同樣的癥狀。瘋牛病引發了公眾對政府和科學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機。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則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性和倫理難題。盡管政府和專家聲稱它們對人們健康無害，但并沒有消除人們對風險的疑慮。而不加標注地把轉基因食品與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費者的強烈抗議。盡管轉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會同樣安全（事實上現時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這樣做意味著科學足夠可靠，消費者無需選擇，剝奪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表明科學的應用引發出復雜的價值觀沖突和社會問題。而克隆技術、干細胞研究更是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倫理和的根本性問題。這一切表明，科學的發展和應用越來越與社會、倫理和價值等因素聯在一起，與公眾的態度、價值標準和日常生活聯在一起。
這些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科學議題與道德、社會、倫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別涉及到不確定性問題時，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議題更為復雜。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單靠科學界是不夠的，傳統的同行評議以及科學家的利益公開（即申明研究資源的來源及資助方是誰）并不能扭轉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同樣，傳統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與管理機制對于解決這樣的問題也是不充分的。為此，需要新的機制——治理機制，發展共同的知識基礎，協調各有關利益方，使得科學發展和決策過程互相支持，確保科學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務。
2．科學與治理的核心內容
科學技術塑造著社會變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種方式或機制把有關不同利益的角色帶到一起，以使科學技術為保護和促進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務為目的，管理這種變化的所有決策過程。“科學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種機制，使科學和決策過程以有效、可信、負責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換句話，“科學和治理”是建立科學與決策的新型關系，形成兩者相互支持的機制和網絡。
科學與治理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詢、信息公開和預警原則、公眾參與和對研究的規范等，這些內容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
2.1制度化的咨詢
治理的實質就是發展共同的知識基礎，堅實的科學咨詢或科學建議（Science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織部分。
科學咨詢是為決策提供科學證據，包括提供專業上的信息，解釋重要科學數據、信息的意義和重要性，確保它們的質量等。科學咨詢有助于保證科學上的可信性，澄清爭論，促進政策的可接受性。堅實的科學咨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證，同時也有助于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學咨詢體系是科學決策的必要保證。在發達國家，科學咨詢占有比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許多國家已經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詢體系，在最高決策層、立法機構以及政府部門三個層次都設有科學咨詢機構[14]；同時，國家科學院、民間思想庫等外部咨詢組織也履行科學咨詢的職能。例如，美國1972年10月6日通過的《聯邦咨詢委員會法案》（FACA）對咨詢工作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美國最高決策層設有總統科學顧問和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國會設有國會研究服務部和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能源部、國防部、國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咨詢委員會機構；國家科學院（以研究理事會NRC為執行機構）和民間思想庫（如蘭德公司）等也為政府的決策提供著重要的咨詢。
現代科學發展帶來的新的議題以及環境和公共健康領域決策中暴露的一些問題，對現有的咨詢體系提出了改進和發展的要求，不僅要保證科學證據的充分、有效，使咨詢的組織方式適應發展的新特點，而且要保證咨詢體現出責任感和贏得信任。其中，有兩個重要的變化：（1）對政府履行征求咨詢的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決策應該主動尋求科學咨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領域（經濟、公共管理、國際事務等）設立高級顧問及顧問機構和廣泛咨詢那樣，應該在科學相關領域設立類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學顧問和科學咨詢機構并積極征詢咨詢。決策者必須按照法律賦予的職責衡量各種不同咨詢意見，并做出選擇。為使決策建立在更為有效的咨詢基礎上，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開始制定一系列關于咨詢的方針、規則和程序，在政府體系內需要主動地促進科學咨詢，明確部門和機構實施這些方針的責任。例如，英國政府1997年發展出的一套原則，對科學咨詢的重要問題（例如，需要科學咨詢盡早地確認的議題，如何使牢固的科學證據與決策整合在一起，解釋科學證據的開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導意見。[15]隨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類似的咨詢方針和規則。［16］（2）咨詢人員不僅限于科學專家，咨詢程序也多樣、靈活的組織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細胞進行研究這一嶄新的政策議題，由于這個議題涉及的不僅僅是研究所帶來的潛在的醫學上的收益，還有一系列道德和倫理上的難題，因此，咨詢就不能僅僅限于科學專家。在法國、英國、瑞典、德國、意大利和美國關于干細胞實驗議題的立法討論中，所咨詢專家都包括了倫理學和法律專家。每個國家使用的咨詢機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國家都有現有相應的咨詢機構負責（例如，美國由國家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負責），英國和意大利還特別建立了專門的咨詢組。[14]
.2信息公開和預防原則
科學技術在給我們社會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不確定性和新的利害關系，帶來了對環境和健康新的危險。風險問題常常是科學與社會緊張關系和沖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認識評估和管理這些風險。
“風險”一詞意味著不確定性，對風險的認識不是對“它安全嗎”這樣的問題給出“是”與“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沒有風險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險”，“它有足夠的安全嗎”。風險有一定的主觀性和視具體情況而定。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風險，有一些風險我們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當我們考慮風險時，考慮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損害，而且還有可能的受益。
風險評估和管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充分認識和理解不確定性，識別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開。英國政府對瘋牛病（BSE）問題處理的一個教訓就是隱瞞信息。當瘋牛病傳染給人的事實通過英國醫學雜志引起公眾注意時，政府有關部門還是否認。政府決策者認為沒有必要給公眾帶來不必要的驚慌，這樣做的一個誘惑是想堅持等到所有的不確定性都消除后，再公開信息。結果，這大大喪失了政府和科學界的信譽。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1999－2000年度科學技術第三報告《科學與社會》中指出，瘋牛病給人的教訓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對瘋牛病的立場更夠準確地反映背后的科學的不確定性，那么公眾和權威就能更好地為科學輿論的轉向做準備了。而正是科學輿論的轉向促使那次聲名狼籍的政策的轉變”。[17]
瘋牛病的危機促使英國政府的立場發生變化，1997年3月英國科技辦公室發表題為《政策制定中的科學咨詢》的指導性文件，中心議題是保持科學咨詢的公開性，提出：“對于敏感議題的政策決定，政府部門應該公開支持這些決策的所有科學證據和分析，并說明是如何把這些分析納入到政策形成過程中的。”[15]
即使科學證據還不足以支持決策，也要公開可能的危險，采取預防措施，這是在過去10多年里不斷的實踐考驗中逐漸成為共識的所謂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1998年，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社會活動家、學者、科學家和律師們在美國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舉行的會議上發表“關于預防原則的宣言”，把以前在環境領域已廣為采用的預防原則擴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領域。宣言指出：
當一種行為威脅到人類健康和環境時，就應該采取預防措施，即使因果關系在科學上還沒有充分得到驗證。在這種情況下，行為的創始者而不是公眾，應該負起舉證的責任。應用預防原則的過程必須是開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須包括潛在的受影響的團體。這一過也必須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動。[18]
預防原則為防止對健康和環境的威脅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證，并會帶來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決方案。預防原則貫徹到底就是讓可能會受影響的公共參與到決策過程中。
2.3公眾參與
當科學技術發展帶來具有廣泛、深刻影響的倫理和社會議題時，需要公眾參與爭論、參與決策。近年來，隨著歐洲和美國一系列爭論和驚慌（轉基因食品、基因療法、瘋牛病、口蹄疫等）對公共的影響，各種公共團體和私人組織都要求研究人員對研究工作給出更大的負責任說明（accountability）。同時，隨著商業利益越來越滲透、影響科學研究過程，傳統上那種根據職業來判斷科學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學家的觀念不再有效。各國的政府都開始尋找更有效與公眾交流和傳遞科學信息的途徑，恢復公眾的信心，公民參與決策成為一個重要的途徑。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眾當作一個被動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眾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公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有自己的態度和價值。［19］同時，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社會其他職業中的受過很好教育的公眾越來越多，公共應該在與科學有關的決策中發揮主動的作用。
公眾參與科學技術決策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領域（例如核電站），但是現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義，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并發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區為基礎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CBR）；共識會議（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討班（Scenarioworkshops）等。實踐表明，各種形式的公共參與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麥的共識會議證明了就科學技術議題創造與公眾的對話會帶來更好的決策。與這個詞表面意思相反，共識會議通常是就某個還沒有確定規則的科學技術議題讓公眾（通常由10~12個市民組成）參與討論，并提出具體政策建議，這些建議被納入決策者的決策中。［20］
公共參與的實踐表明，歐洲公民獲得科學技術知識單單靠信息從專家傳播給公眾是不夠，必須形成真正的對話，形成公共參與。改進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并不在于提高公眾更好地理解科學，不能只是簡單地談教育。科學家必須學習聽取公眾意見，特別是與公民直接相關的地方和區域的議題（例如，環境、可持續發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
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1999-2000年度科學技術第三報告《科學與社會》指出，公共參與對于決策具有重要的價值。報告考察了各國已存在的公共參與形式，指出各種不同形式的公共參與都具有價值，它們并不是代替決策，而是幫助決策。它們幫助決策者聆聽公眾的價值和關心，并對之迅速做出反應。同時，它們讓公眾得到一些確信，相信他們的觀點受到了認真考慮，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報告因此提出建議：“我們建議，與公眾直接的對話應該成為關于科學的決策過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應該成為研究組織和學術機構活動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物。”[17]
2．4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和對研究的規范
科學研究的根本動力是對自然奧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這是數百年來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導向的研究活動可能會帶來潛在的負面效果，并對社會倫理的嚴重挑戰。在科學研究可能會帶來潛在危害后果的現時代，科學家肩負著比任何以往時代更大的責任。科學家需要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這個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的，如何確保這些研究是以正當理由、以正當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包括基本的兩個方面：一是科學家應對其科學研究本身的行為負責，在研究中一旦意識到此類研究會威脅到人類生存，或者對人類生活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時，就應該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甚至終止此類研究；二是科學家應該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將自己意識或預見到的、由研究帶來的各種可能后果，負責地告訴公眾。［21］但是，單靠科學家自身的行為是不夠的，因為在一些情況下，在研究開始時可能比較難以斷定會有什么負面影響，或者科研活動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業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隱瞞信息。因此，必須對一些敏感領域的研究活動進行規范和控制。
3.科學與治理的意義
科學與治理的興起表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與經濟因素緊密相連，而且與社會和倫理的因素也緊緊結合在一起。科學技術成為社會中的科學技術。要使科學技術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長期有益，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戰略與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學和創新兩方面的內容，還要加入第三個因素——“社會”或“公眾”，實現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三者的協調發展。這需要轉變觀念，采取新的行動措施。
3.1需要加深對科學在社會中所起作用的認識
現代科學的新發展表明，科學既帶來了發展機會，同時也會帶來潛在的威脅。，傳統上認為科學是純粹客觀的、與人類的價值和責任無關的觀念正在破產，包括人的價值和遠見在內各種復雜的力量塑造著科學發展，同時象“科學技術是雙刃劍”、“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這樣的論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種建立在對科學過程和不確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認識基礎之上的科學觀。
3.2科學與社會需要建立新型的對話關系
傳統的公共理解科學的途徑，認為公眾無知，用教育彌補就行了，而近年來許多的調查研究表明，正是受過教育的公眾提的問題更尖銳，對新技術的接受也更為謹慎。這表明公眾對科學的接受還有科學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須保證公眾能夠在獲得充分信息的情況下做出選擇。公共對有關科學的政策爭論提供的并不僅僅是意見，可能還有相關的知識、價值或問題，這些可能是科學家忽略的。因此，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不僅“公眾理解科學”，而且包括“科學理解公眾”，科學與公眾需要新型的對話關系，這不僅有助于科學的發展，也有利于決策的民主化。
3.3建立科學與決策相互支持的機制
科學發展帶來一系列新的議題，涉及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對現有治理機制提出挑戰，呼喚建立新的價值觀念，建立傳統決策機制和公共機構、私有機構和公眾協作的治理機制，使科學發展與決策相互支持。盡管每一個國家體制、經濟狀況、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文化價值觀不同，但是，各國的實踐表明，科學與治理機制的共同價值觀包括：更大的公開性和透明性；承認（識別）風險和不確定性；決策的社會-技術復雜性；承認倫理學和公共價值；超越“利益相關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眾參與等新因素在內的治理機制并不是代替已有決策，而是幫助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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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劉兵李正偉.布萊恩.溫的公眾理解科學理論研究：內省模型．科學學研究[J]2003.
一、分析非智力因素的干擾
由于技師學院的有些專業在學生入學時，對學生的要求門檻稍低，多數學生的學習基礎比較差，學生對理論課學習有畏難情緒，對教學活動不能主動配合，對自己掌握知識的信心不足。因而教師可采取適當方式，調整他們這種心理狀態。當學生有所進步及時予以表揚、鼓勵，逐步調動學生變“要我學”為“我要學”。同時，有的學生由于學不得法，覺得已經下了工夫，但印象不深有些遺忘，因而也需給這些學生以指導。使他們懂得，學不會，覺得不扎實是暫時的，學知識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做過大量實驗后，分析得出遺忘是正常的，遺忘規律是先快后慢。難易是相對的，鼓勵學生要有信心，學若得法，就能達到目標。
二、教學策略上的準備
根據教學任務，教師確定一些可操作性強的教學策略，有目的地創設一定情境，提出一定條件，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能積極、主動地動口、動手、動腦，從而提高學生學習能力。比如：激勵學生能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可以創設與學生生活中的實例相結合的情景，或者運用分組討論、競爭搶答、圖片展示等激發學生興趣。準備充分的教學策略，可在突破教學重點、教學難點上有益處。
三、考慮不同層次學生情況
課堂教學面向全體學生的同時，還應考慮學生的個體差異性，筆者在教學安排時設置不同層次問題，布置不同層次作業，有全體學生均可完成的基礎達標式的作業，也有學習基礎好的學生可以完成的能力提升式作業，讓不同層次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都有參與機會，學生在學習上就會產生成就感，而一次又一次成功，會使學生找到自信，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參與意識也會提高。
四、認真指導學生學習活動
教學工作不僅僅是向學生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怎樣學習，使他們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因此，學生學習活動是教學活動的主體，認真指導學生學習活動是重要一環，指導學生閱讀教材，做筆記，提出問題，思考問題，進行討論是必要的。同時還需不失時機地進行學習方法指導，如：學生閱讀時，怎樣掌握要領，進行應用時，怎樣介紹科學分析方法等。凡是學生有能力進行自學的，盡量指導學生自學，使他們看、聽、說、做、想多種能力得到全面發展。這樣對充分發揮學生在教學中主體作用，擺脫滿堂灌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能力，提高教學效率均有很大好處。
五、講課時要富有啟發性
善于調動學生思維，使其以愉快心情接受知識，使學生積極主動，增強學習的自覺性，可有利于學生加深了解知識。富有啟發性的講課，可使學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教育學家蘇霍姆斯基也說過“對沒有充分思考的規則進行死記，只能獲得表面知識，而表面知識是很難在記憶中保持的。”因而應教學生會“思”，而不是會“背”，在理解知識的基礎上掌握，才可形成能力。
六、合理分配教學時間，教學語言精煉，詳略得當
教師保證把上課后30分鐘左右的最佳學習時間，用在指導學生突破難點和加強重點上。還要錘煉語言，力爭簡明規范，生動有趣，中心突出，條理清晰，引人入勝，通俗易懂，增加感染力。教師講完課后，盡量布置一些加深知識綜合運用和聯系實際的題目進行訓練。這樣對靈活學生思維，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和探究創新能力，均有益處，有助于保證教學效果。
七、合理運用好多媒體進行輔助教學
若把一些抽象的理論知識動態化，利用多媒體技術帶來生動情境，以動畫、視頻、音樂等媒介把學生快速帶入問題情境，可以更大的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引導學生在課堂上自主學習，主動思考，真正做課堂的主人。
【關 鍵 詞】比較哲學/比較視角/比較視域/視域融合
在中國，自西學東漸以來，比較哲學的問題就存在了。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通常被看做是中國比較哲學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比較哲學領域的代表作。雖然此后比較哲學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相關的論文論著有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哲學比較”而不是“比較哲學”。由于比較哲學之所以可能的理論基礎尚未得到充分的說明，中西比較哲學的研究很難有積極、有效、深入的進展。有鑒于此，本文試著提出一個康德式的問題：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實質是：使這種對話成為可能的理論基礎是什么？意義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所以，本文的出發點是：比較哲學不是哲學比較。對兩個或多個哲學文本(廣義的)進行比較分析并非沒有意義，不過還不是“比較哲學”。比較哲學不僅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學形態之間的同一與差異，更關注哲學本身，由此才能開拓哲學的深厚土壤和豐富資源。本文意在拋磚引玉，與其說是在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在提出問題，希望借此引起人們對于比較哲學之理論基礎的重視和研究。
一、哲學比較與比較哲學
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哲學的“比較研究”是一項事實，但是，不一定有“比較哲學”，而且不一定能夠令人信服地說明比較哲學的可能性。比較哲學的存在至少需要這樣一些條件：存在著一種以上不同的哲學形態；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發生了有意義的相互影響的交往；這種相互影響足以影響和改變某一哲學形態的發展；而且這種影響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比較普遍的意義。以上這些條件并非不存在，但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
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哲學還是許多種哲學？如果只有一種哲學，它的存在是特例還是普遍的？如果只有一種哲學，那么不論它是特例還是普遍的，可以有哲學比較但不會有比較哲學，或者說，比較哲學沒有意義。這意味著，除非我們承認有不止一種哲學存在，否則比較哲學從理論上就不能成立。
迄今為止，比較研究主要在人文學科中存在，而在自然科學中較少。我們很難見到比較數學的研究，如研究英國數學和法國數學的差異，因為人們以為只有一種數學。人文學科因為文化的差異，所以才有比較研究。就此而論，比較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以“文化多樣性”為前提的。當然，在自然科學中并非就不能進行比較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出現表明，科學研究實際上受到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并非一向標榜的客觀研究。但是，畢竟自然科學具有相對的普遍性與必然性，其前提是普遍必然性而且以普遍必然性為追求目的。而比較哲學的前提則是多樣性或差異。從這個前提條件出發，如果比較哲學試圖追求普遍必然性，那么它肯定會陷入困境，至少有自相矛盾之嫌——過分強調同一將使比較哲學失去意義，過分強調差異則使比較哲學失去可能性。
比較成熟的學科一般都具有相對穩定和統一的概念、方法、學科體系和敘述方式。數學家或物理學家在討論數學或物理學問題時，一般不會出現相互之間的理解問題，不過這在哲學家之間卻是常事。不錯，哲學也有一套專門的術語(哲學概念)，然而對于學習哲學的人來說，如果不了解哲學概念的歷史肯定會面臨困境，因為哲學家們在使用哲學概念時都有自己的方式，許多哲學家都在使用“存在”、“實體”、“主體”、“客體”、“思想”等概念，但是他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往往賦予了其不同的含義。希臘哲學中的“存在”不同于中世紀哲學的“存在”，也不同于近代哲學的“存在”，更不同于現代哲學的“存在”。如果把他們所說的“存在”當作同一個概念，肯定會造成誤解。所以對于研究者來說，面對這些哲學概念時首先需要弄清楚它們的歷史。
如果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而且相對于不同的文化或世界，這些不同的文化或世界相互之間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聯系，那么比較哲學的意義就不大，更多的可能是獵奇。在某種意義上說，比較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以我們越來越共同擁有同一個世界為前提。民族文化日益超越了地域性，相互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多的聯系，由此，不同文化和哲學之間發生沖突和融合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有人可能會說，既然我們擁有一個世界，我們就應該有一個世界觀，或者可以有一個世界觀作為衡量不同世界觀的標準。這種科學主義的態度不適用于比較哲學(當然也不適用于哲學)：自然科學具有相對的普遍必然性，科學家們研究的是一個自然而不是許多不同的自然，哲學卻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科學家的工作是描述這個世界，哲學家的工作則是解釋這個世界的“意義”。古典哲學往往試圖通過描述世界而獲得世界的意義，而現代哲學的思路則發生了轉變。科學家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雖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哲學家研究的對象則是融入了價值因素的“生活世界”，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據對象來檢驗某種哲學理論的真假對錯。任何一種哲學理論自身都可以是“自洽的”，然而在不同的哲學理論之間卻可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因此，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一種哲學理論來判斷哲學的意義，而必須考慮到哲學家們面對同一個哲學問題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論。另一方面，在哲學這個學科中，雖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哲學家的思想時遵循學術上的規范，但是哲學家們的著作似乎總是各行其是，這表現在哲學家們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思想。掌握了數學“語言”基本上可以讀懂所有的數學著作，但是讀懂了柏拉圖并不意味著可以讀懂亞里士多德。不恰當地說，哲學家們試圖通過“說”去說“不可說”的東西。既然“不可說”，“說”與“說”之間往往方式不同而且很難判斷誰更有效。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自身就具有比較的性質。西方哲學是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學形態融合的結果，至少可以概況性地歸結為“希臘——拉丁——日耳曼”文明融匯的產物。同一時代的哲學也是如此：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相互之間同樣存在著相互理解的難題。其實，中國哲學也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佛教在東漢初傳入中國，使得先秦與漢唐之后的中國哲學亦具有比較的性質。所以，比較哲學不僅發生在中西哲學比較研究領域，同樣也發生在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自身之中。然而，不同的哲學如果沒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比較哲學就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論，我們或許可以引入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立場，視不同的哲學形態為“家族相似”的關系，將哲學看作是一個“家族”，以其“相似性”建立一種“元哲學”的觀念，即以哲學的問題、對象、基本概念、方法等形成“元哲學”的方法論。這并不是說有“一種”哲學，而是對所有的哲學形態作“元”的分析，或者說，以比較哲學充當“元哲學”的地位。在此，我只是把“元哲學”的問題提出來，尚須深入討論。簡言之，所謂“元哲學”并不是要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上再建立一個“普遍哲學”、在不同的語言之上建立一套普遍語言，也不是致力于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尋求“同一性”，當然更不是企圖消解各自的文化背景而謀求所謂準確的理解，而是建立一種“寬容”的態度，營造一種可供比較的環境。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比較”是一種方法，而“比較哲學”則是一種“哲學”。“哲學比較”通常是描述性的：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東西之間作比較，明確同一與差別是任何一門學科甚至任何一種敘述方式的基本前提。相對于當代中國的哲學，比較研究已經融匯在哲學研究之中了。因為就這一學科而論，中國的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在以西方哲學為主要參照系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就此而論，如果局限于哲學比較，只是簡單地指出中西哲學的同一與差別，不過是經驗性的歸納和描述。
比較哲學與哲學比較不同，其出發點在于，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地球村。哲學根源于我們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個意義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義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標準化的世界意義。雖然由于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地域性，相對而言比較封閉，看起來西方世界有西方的意義，東方世界有東方的意義，但是實際上，“西方世界”并沒有統一的意義，正如“東方世界”沒有統一的意義一樣。在全球化時代，多元的意義是共存和重疊的。為此，我們提倡一種“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不存在超越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共同的世界”，所謂“共同的世界”不過是不同的生活世界“重疊”而形成的。套用后現代的說法，沒有“所指”，只存在不同的“能指”。
因此，比較哲學不能僅僅停留在比較研究的層面，需要“還原”到“源始境域”——生活世界。因為使不同的哲學形態之所以不同的東西隱藏在不同意義的生活世界之中。這是一個文化的、歷史的、語言的、社會的、個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不同意義決定了哲學形態的區別，反過來，不同的哲學形態又賦予生活世界不同的意義。所以，比較哲學不承認有一種標準化的哲學(例如西方哲學或東方哲學)，如果有一種哲學那只能是“元哲學”，即對所有不同的哲學所進行的比較哲學研究。
為了說明這一點，這里引入“比較視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與“比較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這兩個概念。
二、“比較視角”與“比較視域”
“比較視角”這個概念借助于比較文學，在比較文學中一般譯作“比較視域”。①為了與“comparative horizon”中的“horizon”區別，我把“perspective”譯作“視角”。其區別在于，“perspective”突出的是某個觀察者或者主體的角度，而“horizon”突出的則是多角度多層次的“視野”、“視域”或“境域”。“比較視角”當然不局限于比較文學，在西方許多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較視角”的方法。“perspective”的基本含義是“透視”。這里主要借用“透視”或“視角”的概念來說明比較哲學的問題。
在比較文學中，“比較視角”是比較文學研究主體在兩種文學關系之間或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之間的內在透視。這種透視是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化知識的內在匯通，也是跨越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內在匯通。②比較文學所說的“比較視角”強調的是比較文學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為基點③。顯然，比較哲學也具有這方面的特點。本文在比較哲學中引入“比較視角”概念，是為了說明：首先，任何一種哲學都是從一個視角出發看待哲學對象、研究哲學問題和看待其他哲學的，比較哲學則不局限于某一個角度或視角，或者說，它的視角是“比較視角”。其次，由于不同的哲學有不同的視角，因而比較哲學的“透視”是在不同的視角之間發生的。最后，比較哲學應該具有一種“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的自覺意識。
“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由尼采開始形成影響，為后現代主義所充分發揮。西洋繪畫自文藝復興以來把幾何透視法運用到繪畫藝術之中，被稱為“焦點透視法”。人們曾經認為中國繪畫沒有透視法，這種看法后來得到了糾正。中國繪畫也有透視法，不過是一種“散點透視法”。在某種意義上，傳統哲學類似“焦點透視法”，自以為是在客觀地描述事實，實際上只是從個人視角所看到的東西。如果從“散點透視法”看待事物，獲得的是一個馬賽克式的圖景，即拼裝起來的世界；我們似乎可以通過散點而彌補焦點的局限，所有的散點拼裝起來，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世界。以西方現代派繪畫中的立體主義為例，畢加索和勃拉克打散原有形體，然后主觀地重新組織那些成分，并不遵守透視規律，從而，這種所謂的立體主義并不創造視覺的立體感，而是創造了一種理念化的立體感。視角主義則認為，所有的知識都不過是認識主體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所看到的結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全部。即使把“盲人摸象”所摸到的部分拼裝起來，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事物自身。“視角主義”不承認有事物本身，因為對象的意義僅存在于不同的視角之中。
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哲學應以“視角主義”為基礎。比較哲學有其研究對象，其研究對象亦有其“背景”。以“哲學”為“背景”，以不同的哲學及其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這是傳統觀念。在我看來，不存在“哲學”，只有不同的哲學形態。那么，比較哲學是在什么基礎(平臺)上研究不同哲學及其關系呢？這個基礎就是“視角主義”意義上的“比較視角”。比較哲學具有“跨”的特點，這個“跨”不是超越，而是“元哲學”意義上的哲學。它可以從三個方面體現“比較視角”：
第一，比較哲學研究不同哲學之間的關系，每一種哲學的角度都不是全部，他者也不是全部，從而比較哲學具有“之間”的特點。“視角主義”應該是比較哲學的出發點。認識論中有“主體間性”的問題，在比較哲學中則有“哲學間性”的問題。
第二，比較哲學的基礎是“生活世界”，這是一個生成著的多重意義的世界。不同的哲學所解釋的世界已經是意義重合的世界了。哲學從生活出發，而當今的生活世界是“混合的文化”。④中國哲學面對的生活世界不是純粹中國的，美國哲學面對的生活世界也不是純粹美國的，其實都具有“混合文化”的特點。因而，在不同哲學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必須考慮到或者自覺到這一點，這意味著哲學本身就是比較哲學。
第三，“比較視角”突出的是觀察者的角度，而就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而言，還須引入“比較視域”的概念。“視域”所說的是觀察者從這一角度所“看”到的東西。“比較視角”是多視角的，“比較視域”則是多視角所面對的境域，亦即不同文化和意義重疊的生活世界。
“比較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是一個自造的概念。比較哲學通過研究不同哲學之間的關系而面向“生活世界”，解釋“生活世界”的意義，而“生活世界”乃是一個意義生成并且相互重疊的世界，類似海德格爾所說的“源始境域”。之所以把這個“源始境域”稱為“比較視域”，是為了強調這個“源始境域”具有“視角主義”的特點，尤其是為了強調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的特點。
“比較視角”意在強調比較哲學不是站在某一種哲學的“角度”，而是研究所有不同哲學的“角度”；“比較視域”強調的則是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由不同哲學構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學家族”，在它們的“背后”是多重意義重疊的“生活世界”。簡言之，當我們比較不同的哲學思想的時候，并非站在某一種“視角”，而是站在不同視角“之間”對所有不同的哲學思想做“全景概觀”式的比較研究，并由此“看到”不同的哲學思想所“看到”的東西，以及不同的哲學思想因為“視域融合”而形成的東西。當然，“比較視角”與“比較視域”之間的區別主要是為了說明的方便，前者強調的是比較哲學的方法論，后者突出的則是比較哲學之研究對象的性質。實際上，比較哲學的“看”(比較視角)之“所看”(比較視域)自有其同—性，而其真正的目的則在于凸顯不同哲學形態之間由于“視域融合”而形成的新東西。
三、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
許多人懷疑比較哲學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之間究竟是否有可比性、是否可以通約的問題上心存疑慮。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發生了廣泛深入的相互影響之后，比較哲學的可能性問題變成了一個理論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事實上是可能的，但是理論上如何說明？這就是康德式的問題：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
說到“不可通約性”的概念，人們往往以為庫恩所說的“不可通約”相當于“不可比較”。庫恩討論的是同一背景下科學理論的變革問題。科學理論之間不可通約，但由于它們的語匯結構在大多數方式上是重疊的，因而存在著使一種語匯的成員獲得另一種語匯的“橋梁”。1988年，庫恩在一封信中指出：“當我談到兩個理論或兩個范式是不可通約時，我絕不意味著提議說，它們之間是不可比較的。……‘不可通約性’應用于科學理論，意欲提示出，需要陳述一個科學理論的語言很像詩的語言。某些陳述(但只是那些)，使得用一種理論的語言不可能以確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確性翻譯為另一種理論的語言。但兩者仍然是可以比較的。”⑤我們在此借題發揮，就比較哲學而探討不可通約的問題。
庫恩面對的是一個領域的問題(科學)，而且眾所周知，科學的語匯在一定程度上是沒有國界的。雖然科學在西方的發展歷經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面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自近代以來，科學畢竟有了一套通行的自己的話語系統，如數學公式。而比較哲學的問題面對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學形態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沒有通行的話語系統(除非僅以西方哲學為“哲學”)，以至于庫恩所說的不可通約＝不可翻譯的問題在這里更成為問題。庫恩面對的是科學理論之間的翻譯問題，而我們面對的是不同文化之間、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問題。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將比較哲學看作“哲學”，那么是否可以說比較哲學應該為不同哲學形態之間的“翻譯”提供理論上的可能性呢？當然這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了。科學家相互之間可以通過科學語言相互理解，而比較哲學能否構成哲學交流的“平臺”尚屬疑問，更何況即使可以成立，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理解仍然是成問題的。簡言之，按照庫恩的理論，不同的科學理論之間不可通約，但卻是可以理解的，如亞里士多德與牛頓的“運動”概念。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如果不可通約，是否可以相互理解？顯然，這是回答“比較哲學如何可能”所不能回避的關鍵問題。
不同哲學家的著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從傳統的觀念出發，“哲學比較”是可能的，因為有不同當然可以比較；然而“比較哲學”卻是不可能的，存在著“不可通約”的難題。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能否通約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相互理解的問題，即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問題。其次是我們對于哲學文本能否理解的問題，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難題，一是我們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的“間距”，二是不同的文本之間的“間距”。
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問題，顯然不能以各種哲學都屬于哲學來回答。然而，盡管各大文明最初的形成和發展是相對獨立的，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或許是大航海時代之后的事，但是文明、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古已有之，這是事實。例如，佛教東傳，希臘文明受到周邊文明如巴比倫、埃及等文明的影響，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乃有希臘化時期，基督教誕生后有希臘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羅馬建立了地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匈奴西進造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大遷徙，13世紀蒙古大軍建立了地跨歐、亞的大帝國……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意味著文明、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實際上都是在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事實上不存在“純粹的”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都是混合性的，哲學也是一樣。當然就哲學而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都存在著“翻譯”的問題。佛經從梵文到漢語的翻譯，從希臘到羅馬，希臘語翻譯為拉丁語，毫無疑問都存在著“本土化”的問題。經典的翻譯從來不是原樣照搬，哲學思想的傳播亦存在著文化“翻譯”的問題。中國人畢竟要通過漢語了解佛經，羅馬人畢竟要通過拉丁語了解希臘經典。因而，在翻譯或傳播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了某種文化上的“變異”。那么，這從理論上如何解釋？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溝通的“橋梁”是什么？
或許哲學解釋學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關于閱讀的傳統觀念是“我注六經”式的。閱讀的目的是完全按照本文的意義解讀(客觀主義)：我們要避免主觀上的偏見或成見，按照哲學著作本來的面目把其中的思想“再現”出來。這聽起來有道理，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沒有意義。我們與文本之間存在著歷史、文化、社會、個人等的間距，而哲學著作都是在它的時代形成的。除非我們能夠像復印機一樣，把哲學著作及其形成的所有背景因素統統復制過來，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家的思想。而我們與哲學著作一樣，有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個人等諸多背景因素，不可能把這些因素統統清除掉，把自己變成一張白紙。其實，即便是同時代的文本與我們同樣存在著“間距”。
按照傳統的閱讀理論，文本的意義存在于文本之中，閱讀者的工作就是從文本的字里行間解讀其意義，而閱讀的準確性就在于以文本為標準來衡量不同的閱讀者閱讀的結果。顯然，如果我們不可能整體復制文本及其背景，我們就不可能消除我們與文本之間的間距，而這的確是不可能的。而從解釋學的角度看，文本及其意義并不是客觀的存在或現成的所與，其意義乃生成于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之中。這并不是說“六經注我”，我就可以從自己的角度(視角)任意解釋它的意義。文本不是一經形成便一成不變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文本也是對話的產物，它是哲學家與哲學對象、哲學家與哲學家之間“對話”的結果。我們閱讀文本也是“對話”，亦即我們與哲學家(文本)圍繞共同關心的問題相互討論的結果，我們參與到哲學家的對話之中。因而，對話是一種“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達默爾在回答貝蒂的批評時說：“我的探究的意義，無論如何不在于提供一種關于解釋的一般理論，以及一種關于解釋方法的獨特學說，就像貝蒂卓越地做過的那樣，而是要尋求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處，并要表明理解從來不是一種對于給定的‘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從屬于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是從屬于被理解的存在。”⑥在某種意義上，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處”就是“視域融合”。伽達默爾主要探討的是同一種文化或語言范圍內的“視域融合”(例如我們與傳統之間的關系)，而我們遭遇的是不同文化或語言之間的視域融合。換言之，比較哲學需要討論的是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哲學乃是跨文化的哲學對話，而“對話，特別是宗教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話，并不單只是一系列的會談，而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一種領會和反映世界及其意義的方法”⑦。對話既不是持不同見解的人相互之間的爭吵，也不是持相同見解的人互相強化自己的觀點——這兩個極端其實都是在自說自話，唱獨角戲，對話是平等的交流。進入20世紀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世界開始“祛除絕對化”，“走出對世界及其他對我們的意義的絕對化理解，走出絕對的思維方式，我們已經開始發現一個遠為豐富、遠為‘真實’得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這就是對話的思維方式”⑧。“對話是在一個主題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見解的人們之間的一種以從對方學習關于這個主題的更多真理為目的的雙向交流”，“對話是兩個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見解的人之間，以通過各自的參與向其他人學習以使自己能夠有所改變和提高為目的的交談”。⑨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與文化之間、人與人之間不發生關系是不可能的，而這種關系如果表現為堅持自己的立場或是放棄自己的立場，都是無意義的或者無效的，這不是對話或者交流的目的。對話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擁有絕對真理，我們必須了解關于同一個主題的各種不同的見解，才有可能選擇對我們最合適恰當的可能性。因此，“對話”不僅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
跨文化的哲學對話亦涉及翻譯問題。
因為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在不同的哲學之間存在著翻譯的問題，因而翻譯問題是比較哲學的重要問題。就中國哲學而言，我們通常需要通過翻譯研讀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即使對于可以使用原文原著進行研究的學者來說，同樣涉及通過漢語思考、理解和敘述西方哲學思想的問題。當然，即使同一個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也存在著哲學概念的“翻譯”問題，因為哲學家們在使用同—個哲學概念時，其含義往往是不同的。不過我們在此更關注的是中西之間的比較哲學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此所說的“翻譯”仍然是“廣義的”，因為它還涉及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問題。
翻譯可以分為“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⑩一般說來，“語內翻譯”相當于“解釋”，“語際翻譯”則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實際上“語際翻譯”亦需要解釋。“語內翻譯”涉及“文本流傳”，“語際翻譯”則涉及“文本流通”。(11)“文本流傳”說的是傳統的傳承，“文本流通”說的則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其實在西方也存在著翻譯問題。“西方”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至少包括希臘語、拉丁語和日耳曼諸民族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都需要翻譯成日耳曼各民族的語言，而且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間的語言也存在著翻譯問題。只不過作為諸多文明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對而言比較統一的文化背景，雖然這個文化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過就現代哲學而論，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哲學面臨的往往是“語內翻譯”或者“文本流傳”的問題，而中國哲學面臨的主要是“語際翻譯”或“文本流通”的問題。中國的“文本流傳”居于“弱勢”，“文本流通”則是“主流”，傳統文化“斷裂”，而西方文化對中國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學術研究如果離開了翻譯將所剩無幾，這就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現狀。
1985年，美國語言學家恩格爾說：
隨著這個世界像一個干癟的橙子一樣日益縮小，各文化中的所有民族日益接近(無論是勉強地還是心存疑慮地)，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剩余的歲月或許可以干脆用這樣一個重要論斷來表達：“翻譯或者死亡(translation or die)。”或許某一天，世界上每一個生物的生存與否也許會取決于對一個關鍵詞的緊迫的和準確的翻譯。(12)
此話雖然有些夸張，但也說明了當今時代翻譯的重要意義。
比較哲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理想狀態的比較哲學應該是內外兼顧、有進有出的，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這才稱得上“學術交流”。然而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卻是有進而無出，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所以我們把比較哲學看做是“元哲學”還只是理想而已。就此而論，中國的學術界還不成熟，還沒有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總是說要“與國際接軌”，但基本上還是單向的。
無論如何，翻譯對中國的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翻譯”自身就具有比較哲學的意義。與此同時，“翻譯”的目的不僅僅在于了解西方、“與國際接軌”，亦在于為比較哲學作出應有的貢獻。就“理解”是某種“視域融合”而言，西方的經典并非原封不動、現成所與的“原本”，其意義存在于后人的解讀之中。這意味著中國人的解讀應參與到西方經典的意義構成之中，而且肯定不同于西方人的解讀，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出自現代中國人的“視域融合”。這也意味著西方人對自己經典的解讀并非就是“正宗”，反過來也是一樣：中國人對自己的經典的解讀也并非就是“正宗”。
因此，中國哲學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及各種文化影響下的嬗變、西方哲學概念在漢語翻譯以及傳入中國后所發生的嬗變，應該成為比較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結語
哲學與宗教一樣，起源于人類精神的終極關懷，不同的哲學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們對終極關懷問題的不同的回答方式，而這些回答方式的不同當然有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從“根”上追溯，需要“還原”到不同哲學賴以形成的“土壤”——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因而，不同哲學之間的影響既可能源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之間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影響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我們正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樣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混合文化”的時代，而所謂“混合文化”乃是不同文化之間“視域融合”的結果。僅就哲學而論，其發展不僅根源于不同文化“視域融合”因而意義重疊交匯的“生活世界”，同時也是不同哲學之間“視域融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比較哲學理應有其廣闊的發展空間。
因此，開展關于比較哲學的深入研究，對于當代中國哲學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就現狀而言，由于學科的劃分，哲學下屬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等八個二級學科各行其是，壁壘森嚴，即便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也是各說各話，即使使用的是同一個哲學概念卻也往往各有各的含義。而實際上，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不可能離開西方哲學的參照系及其概念和方法，而在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亦主要不是為西方哲學作貢獻，而是為了中國哲學的發展。簡言之，當代中國哲學具有比較哲學的性質，然而由于缺乏自覺性，學者們往往畫地為牢，自我限制，雖然因其細致入微有可能提高“技術含量”，但卻也掩蓋了哲學的作用與功能。在我看來，比較哲學有助于破除學科壁壘，跨越學科界限，使哲學面對當代社會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以“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為題，但是尚未獲得充分圓滿的答案。我在此只是提出以“視域融合”作為解決問題的原則，以回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能否通約、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化解我們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的“間距”、不同的文本之間的“間距”尤其是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等問題。簡言之，對話不是放棄自己的立場或者強化自己的立場，而是謀求相互之間的溝通。文化雖然不同，哲學形態盡管相異，但是對話無論如何是可能的，因為我們的時代是“混合文化的時代”。比較哲學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學之間的“視域融合”。
注釋：
①②③參見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概論》，第109、113、10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④參見羅蒂：《混合文化中的哲學》，載《求是學刊》，2006(3)。
⑤轉引自江怡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第38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⑥轉引自江怡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第296頁。
⑦⑧⑨L·斯維德勒：《全球對話的時代》，第1、3、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設計好課堂教學各環節的“度”
教師的課堂教學各環節要根據學情安排適當，特別要把握好教學節奏的快慢、教學內容的詳略、教學的信度與效度、教師的親和度、對學生提問的度，以達到課堂教學的和諧統一。
2.教師介入要適度
新課標強調讓學生自己通過的體驗、感知、實踐、參與和交流，來理解和形成知識。學生的問題、困惑、見解、感受等都是教學的生長點，是學生自己探究的切入點，在學生交流并探究結果的過程中，教師應該做的就是傾聽和引導，通過認真傾聽和引導，來辨別不同學生的悟性和理解力，發現他們的偏差、疑惑。通過引導，讓學生利用觀察、發現和歸納等學習方式，形成有效的學習策略。對于教師的引導，要做到適時、謹慎、有效。整個指導過程要控制講話的時間，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學生，并且要掌握好介入指導的時間，介入過早，會阻礙學生自主發現，同時也會剝奪學生嘗試錯誤和從教訓中學習的機會。學生自主學習的程度如何，教師把握介入度的合宜性怎樣，是教師實現有效課堂的關鍵。
3.把握好教學內容的深度和廣度
教材是依據課程標準系統地闡述學科內容的課程資源，是教學內容的具體化，也是教與學的依據。因此，要把握好教學中的度，就必須對教材進行深入的研究。但在實踐中，對教學內容深度廣度的把握上卻存在著兩種比較激化的傾向：
①深度上，對認知教學目標的學習水平把握不準確，對學生的實際水平估計過高，只著眼于成績好的學生，忽視中下水平的學生，在教學中往往把簡單應用的知識點提高到綜合應用，嚴重造成班上學生成績的兩極分化。
②廣度上，有的教師把知識范圍任意擴大了。在目前使用的初中物理教材與過去相比，許多內容已經刪除掉了，有的老師還在給學生補充。
二、合理安排教學中的“量”
1.課堂教學的容量要適中
合適的課堂教學容量是有效教學的保證，課堂教學容量過小，學生就有了玩小動作、開小差的機會，尤其是優生吃不飽，能力得不到提升；課堂內容過多，學生對知識根本來不及梳理、鞏固，也難以掌握本節課的知識，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夾生飯”，長此下去，必然會加大差生面。所以課堂教學容量應該具有辯證性、合理性，要科學安排，合理調整，切忌貪多求快，欲速不達。課堂教學容量安排應考慮學生的年齡、心里特點和新課程標準的要求，應充分注意以下幾點：一是整體把握新課標的知識點具體分布。心中有了數，教學起來就會得心應手，隨心所欲；二是弄清每課、每單元的重點、難點。有了明確的教學目標，主攻就有了明確的方向，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三是明了各相關單元，各課時知識的銜接與過度，避免重復，以在有限的時間里獲得盡可能多的效益；四是要符合學情。一般而言，以大多數學生的水平為基準，偏高偏低的學生又能兼顧，這樣，整堂課就能調動所有學生的積極性了，也就有利于全體學生發展目標的實現。
2.作業要精
整體和局部性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知識體系，好比一塊蛋糕。為了便于研究，要把它切成大、中、小塊。首先切成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大塊。在自然科學中，又有許多切法。一種傳統的切法是分為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地理學等一級學科。近年來又有切成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信息科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生態環境科學、納米科學、認知科學、系統科學等的分類方法。化學是從科學整體中分割開來的一個局部，它和整體必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它的第一個屬性。
學科之間的關聯和交叉如果把科學整體看成一條大河，那么按照各門科學研究的對象由簡單到復雜，可以分為上游、中游和下游。數學、物理學是上游科學，化學是中游科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等是下游科學。上游科學研究的對象比較簡單，但研究的深度很大。下游科學的研究對象比較復雜，除了用本門科學的方法以外，如果借用上游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所以“移上游科學之花，可以接下游科學之木”。具有上游科學的深厚基礎的科學家，如果把上游科學的花，移植到下游科學，往往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例如1994年諾貝爾經濟獎授予納什，他在1950年得數學博士學位，1951－1958年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講師、副教授，后轉而研究經濟學，把數學中概率論之花，移到經濟學中來，提出預測經濟發展趨勢的博弈論，因而獲得諾貝爾經濟獎。
發展性化學的內涵隨時代前進而改變。在19世紀，恩格斯認為化學是原子的科學（參見《自然辯證法》），因為化學是研究化學變化，即改變原子的組合和排布，而原子本身不變的科學。到了20世紀，人們認為化學是研究分子的科學，因為在這100年中，在《美國化學文摘》上登錄的天然和人工合成的分子和化合物的數目已從1900年的55萬種，增加到1999年12月31日的2340萬種。沒有別的科學能像化學那樣制造出如此眾多的新分子、新物質。現在世紀之交，我們大家深深感受到化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大大擴充了，研究方法大大深化和延伸了，所以21世紀的化學是研究泛分子的科學。
定義的多維性一門科學的定義，按照從簡單到詳細的程度可以分為：（1）一維定義或X－定義，X是指研究對象。（2）二維定義或XY－定義。Y是指研究的內容。（3）三維定義或XYZ－定義。Z是指研究方法。（4）四維定義或WXYZ定義，W是指研究的目的。（5）多維定義或全息定義。一門科學的全息定義還要說明它的發展趨勢、與其他科學的交叉、世紀難題和突破口等等。這樣才能對這門科學有全面的了解。下面以化學為例加以說明。
化學的一維定義
21世紀的化學是研究泛分子的科學。泛分子的名詞是仿照泛太平洋會議等提出的。泛分子是泛指21世紀化學的研究對象。它可以分為以下十個層次：（1）原子層次，（2）分子片層次，（3）結構單元層次，（4）分子層次，（5）超分子層次，（6）高分子層次，（7）生物分子和活分子層次，（8）納米分子和納米聚集體層次，（9）原子和分子的宏觀聚集體層次，（10）復雜分子體系及其組裝體的層次。
化學的二維定義化學是研究X對象的Y內容的科學。具體地說，就是：化學是研究原子、分子片、結構單元、分子、高分子、原子分子團簇、原子分子的激發態、過渡態、吸附態、超分子、生物大分子、分子和原子的各種不同維數、不同尺度和不同復雜程度的聚集態和組裝態，直到分子材料、分子器件和分子機器的合成和反應，制備、剪裁和組裝，分離和分析，結構和構象，粒度和形貌，物理和化學性能，生理和生物活性及其輸運和調控的作用機制，以及上述各方面的規律，相互關系和應用的自然科學。
化學的三維定義化學是用Z方法研究X對象的Y內容的科學。化學的研究方法和它的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一樣，也是隨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在19世紀，化學主要是實驗的科學，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實驗方法。到了20世紀下半葉，隨著量子化學在化學中的應用，化學不再是純粹的實驗科學了，它的研究方法有實驗和理論。現在21世紀又將增加第三種方法，即模型和計算機虛擬的方法。化學的四維定義化學是用Z方法研究X對象的Y內容以達到W目的的科學。化學的目的和其他科學技術一樣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但現在應該增加一個“保護世界”。化學和化學工業在保護世界而不是破壞地球這一偉大任務中要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造成污染的傳統化學向綠色化學的轉變是必然的趨勢。21世紀的化工企業的信條是五個“為了”和五個“關心”：為了社會而關心環保；為了職工而關心安全、健康和福利；為了顧客而關心質量、聲譽和商標；為了發展而關心創新；為了股東而關心效益。
化學的多維定義———21世紀化學研究的五大趨勢
1、更加重視國家目標，更加重視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和融合在世紀之交，中國和世界各國政府都更加重視國家目標，在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要求化學更多地來改造世界，更多地滲透到與下述十個科學郡的交叉和融合：1數理科學，2生命科學，3材料科學，4能源科學，5地球和生態環境科學，6信息科學，7納米科學技術，8工程技術科學，9系統科學，10哲學和社會科學。這是化學發展成為研究泛分子的大化學的根本原因。所以培養21世紀的化學家要有寬廣的知識面，多學科的基礎。
2、理論和實驗更加密切結合
1998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W．Kohn和J．A．Plple。頒獎公告說：“量子化學已經發展成為廣大化學家所使用的工具，將化學帶入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里實驗和理論能夠共同協力探討分子體系的性質。化學不再是純粹的實驗科學了。”所以在21世紀，理論和計算方法的應用將大大加強，理論和實驗更加密切結合。
3、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更加重視尺度效應
20世紀的化學已重視宏觀和微觀的結合，21世紀將更加重視介乎兩者之間的納米尺度，并注意到從小的原子、分子組裝成大的納米分子，以至微型分子機器。
4、合成化學的新方法層出不窮合成化學始終是化學的根本任務，21世紀的合成化學將從化合物的經典合成方法擴展到包含組裝等在內的廣義合成，目的在于得到能實際應用的分子器件和組裝體。合成方法的十化：芯片化，組合化，模板化，定向化，設計化，基因工程化，自組裝化，手性化，原子經濟化，綠色化。化學實驗室的微型化和超微型化：節能、節材料、節時間、減少污染。從單個化合物的合成、分離、分析及性能測試的手工操作方法，發展到成千上萬個化合物的同時合成，在未分離的條件下，進行性能測試，從而篩選出我們需要的化合物（例如藥物）的組合化學方法。
5、分析化學已發展成為分析科學分析化學已吸收了大量物理方法、生物學方法、電子學和信息科學的方法，發展成為分析科學，應用范圍也大大拓寬了。分析方法的十化：微型化芯片化、仿生化、在線化、實時化、原位化、在體化、智能化信息化、高靈敏化、高選擇性化、單原子化和單分子化。單分子光譜、單分子檢測，搬運和調控的技術受到重視。分離和分析方法的連用，合成和分離方法的連用，合成、分離和分析方法的三連用。
當前，很多護理學專業教師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護理學教學的特殊性，沒有客觀認識教育與社會建設發展之間的聯系，主觀并片面的采用傳統方式教學，導致學生的學習效率降低，學到知識的理論大于實踐，難以學有所用。基于此，更新教學理念是當前護理專業教學改革的首要任務。在實踐中，廣大教師應面向市場經濟下我國社會建設和發展的新形式，首先要以轉變教育思想觀念為先導，進一步提高教師對護理教育以就業為導向的認識，樹立高職特色的人才觀、質量觀、和教學觀，堅持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目的，以培養技術應用型人才為主題，進一步明確護理學教學改革的指導思想。正確把握護理基礎理論以應用為目的、必需、夠用為度，教師要打破傳統的以傳授知識、應付考試為目的的教學模式，建立以就業需求為導向，以能力培養為中心的新的教學體系，完成對學生護理基礎知識的教授及實踐運用能力的培養。堅持以“必需為主，夠用為度“的原則，做到讓學生學一點，會一點，用一點，邊學邊用，使護理教學改革具有醫護教育的特色。
二、優化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是滲透理論知識的重要平臺，然而，單純的理論并不能滿足學生就業的需求，因此，護理專業教師必須要讓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優化課堂教學。在實踐中，教師可從三個層面來優化課堂。第一，優化課堂評價。傳統教育的評價方式主要以考試為主，然而，人的反應能力、思維能力和記憶表象等會隨著時空和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這種改變雖然幅度不大，但卻足以影響學生的考試，因此，考試的成績并不能準確反映學生的真實狀況，也不會對學生的就業產生大的影響。公平、公正的評價方式是教育改革的重點，也是對教師教學效率和教學質量進行評價的主要依據。創設對應“就業”的課堂評價，一方面要改進考試方法，嘗試使用C/S、B/S的在線考試模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還要將學生課堂表現、學習態度、日常考試成績等內容納入到考核評價范圍內，力求考核的具體性和全面性，為“因材施教”提供有力依據。第二，要把握好課堂教學的“布白”藝術。所謂“布白”，即留有余地，不能將問題設計的過于呆滯生硬，而是給學生留下遐想的空間，讓學生通過思維活動或課外實踐來填補教師的“留白”。此外，布白藝術還體現在課堂結構的設計層面，當教師對一個知識點進行了細致的詮釋，在提出問題的之前需要適當的“留白”，以備學生能夠消化教師的講解，對知識點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當提出問題之后，教師需要適當“留白”，目的是給予學生一個思考的空間，讓學生能夠從容的解答問題。只有把握好布白藝術，才能切實發揮問題教學的最大優勢，使課堂張弛有度，充分激發學生的積極性，提升教學質量。第三，要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問題。在由學生、知識、和教師所構成的課堂教學中，學生是主體，知識是客體，因此，利用實踐性的問題來引導學生參與、體驗、探討、實踐和思考，這才是課堂教學的核心。因此，教師在設計問題時，不僅要考慮問題對學生思維的導向性，更要考慮問題能否激發學生的自主意識，能否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積極探索的精神，提高學生的能力和水平。如同在學習“護理人際溝通”的“非語言溝通”時，在學習過程中，有的學生對此節內容理解起來感覺吃力，容易陷入“溝通即語言，語言即溝通”的圈子里，雖然也能夠將非語言溝通的要素用文字羅列出來，但對其真正的含義仍感到迷惑。所以教師可以為學生們設計一個開放性作業，給學生一個案例讓他們自己進行思考與分析“：護士長接到急診室電話，說馬上有一位急性闌尾炎患者需要入院，需要護理人員做好準備工作迎接患者。當該患者被抬入病房時，已經疼得面色蒼白，滿頭大汗，這種情況非常危急，需要立刻手術。然而這時一名護士面帶微笑的對患者家屬說‘：請稍等，我這就去通知醫生來為病人進行檢查’說完后，不緊不慢的向外走去。”同學們從安全中分析以下三個問題：（1）該名護士在接待病時表現出的體態語言是否有不妥的地方？都哪些地方？（2）護士這樣接待病人會造成怎樣的后果？（3）請你進行角色互換，如果你是當時的護士，面對這樣的情景應該怎樣處理？等等。
【論文摘要】文章根據農科類大學物理教學的現狀和教學改革的發展，從教學的幾個環節，提出了大學物理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改革的幾點想法，提出建議，以促進農科類大學物理在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教學效果等方面得到更好的發展，實現農科類院校大學物理教學改革的目的。
大學物理是研究物質的基本結構、相互作用和物質最基本最普遍的運動形式及其相互轉化規律的學科。物理學的研究對象是非常廣泛的，它的基本理論滲透到自然科學的很多領域，應用于生產技術的各個部門，它是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基礎。它包含經典物理、近代物理和物理學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應用等基本內容，這些內容都是各專業進一步學習的基礎和今后從事各種工作所需要的必備知識。因此，它是各個專業學生必修的一門重要基礎課[1]。
在農科類各專業開設大學物理課的作用，一方面在于為學生較系統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礎，另一方面是使學生學會初步的科學的思維和研究問題的方法。這對開闊學生的思路、激發探索和創新精神、增強適應能力、提高人才的素質都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學生今后在工作中進一步學習新的知識、新的理論、新的技術等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大學物理教學現狀分析
21世紀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對人才的要求將更高、更全面，這對我們的大學物理教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但是，目前以農科類大學物理教學為例存在以下問題：
（1）大學物理教材的內容中，以經典物理為主，分為力學、熱學、光學、電磁學和近代物理，內容各自獨立，彼此之間缺乏聯系，沒有形成統一的物理系統。教學內容大部分標題與中學類似，學生看到目錄后學習熱情和興趣銳減。
（2）經典物理和近代物理的比例極不平衡，經典物理部分占物理教學內容的80％以上，而且基本上都是20世紀以前的成果，沒有站在近代物理學發展的高度，用現代的觀點審視、選擇和組織傳統的教學內容。同時近代物理的內容非常少，特別是沒有反映20世紀后半個世紀以來物理學飛速發展的現代物理思想，使學生對近代物理知識知之甚少，與現代物理嚴重脫節，因此大學物理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3）教學手段落后，雖說現在有些老師已經用上了多媒體教學，但是總體對現代化教學手段的充分利用還遠遠不夠，未能充分體現現代化教學手段的優越性，對教學手段的改進也期待著進一步探索。
二、對大學物理教學內容改革的幾點想法
（1）從大學物理非物理專業的人才培養的總體要求出發，對農科類各專業采取不同側重點的教學，現在所用的教材，或是適合我們的短學時，又無配套的教學參考書，或是對農科類相關教學內容不足，我們可以根據不同專業制定不同的教學大綱，注重各部分知識的聯系，以近代物理學的發展為主導，完整而系統的講述物理學的基本內容。同時，教研室可以準備組織力量編寫一本少學時且適合農科類各專業學習用的大學物理教學參考書，主要用于幫助學生理解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幫助學生學會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幫助學生提高把物理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中的能力。
（2）添加近代物理內容，介紹當今物理學前沿的發展，如量子理論、相對論的時空觀等，啟發學生興趣，擴大學生的科學視野，開闊學生的思路。把近代科學技術成就和前沿課題的內容融入教材中，補充一些物理學與相關專業的交叉或補充的前沿的新發展內容，使學生在學習基本理論的同時了解現代科技發展的新信息、新動向。
（3）對經典物理部分進行處理，精選與現代科技、現代物理知識緊密聯系的內容，刪去陳舊部分，避免和中學物理的內容重復，將經典物理延伸至近代物理，增添新意。
（4）將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納入教材。如今科學技術越來越向交叉學科發展。因此，針對農科類各專業，在教材內容的選擇上，增加農業應用方面的內容，緊密聯系學生專業進行因材施教。
三、關于大學物理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的想法
（1）注重應用，弱化計算。傳統的物理教學方法是以物理理論和計算公式為主，要求學生會解題，而對物理概念的理解和應用則一掠而過。其實，學生對用數學方法解決物理問題不適應，導致對解題產生畏懼心理。因此在教學中不應以做題為目的，使學生陷入題海之中，而是要著重應用方面的教學，適當進行習題練習，重點培養學生應用物理知識分析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2）靈活運用多媒體教學。多媒體教學已經成為現代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適當的多媒體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發展學生的個性，實現“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在多媒體電子課件中，加入動畫、演示實驗、圖示說明和物理學的一些基本模型等，以彌補傳統教學的不足，增加課堂教學的形象性，對學生動態認識和掌握物理概念有著重要的作用[2]。
（3）在考試方面，可改變現在的考試模式，采用多種考試方法結合。一方面閉卷筆試，采用試題庫考試，另一方面，采取書寫小論文、新想法等方式，加強學生學習的自覺性，減輕學生的壓力，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發現問題和探究問題的能力。
（4）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物理學是建立在實驗基礎上的，所以大學物理包括理論和實驗兩部分，學生通過大學物理實驗，增強了動手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了良好的實驗素質。根據物理實驗室開放實驗的實踐經驗，實驗室向學生開放，給學生提供觀察和實際操作的機會，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觀看和操作實驗，從中體會物理學知識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