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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ECFA 臺灣 文化旅游 產業 趨勢
一、文化旅游產業的涵義
旅游業,國際上稱為旅游產業,是憑借旅游資源和設施,專門或者主要從事招徠、接待游客、為其提供交通、游覽、住宿、餐飲、購物、文娛等六個環節的綜合性行業。文化旅游,是最近幾年才出現并流行的一個名詞,它的出現與游客需求的轉變密切相關。所謂文化旅游,關鍵在文化,旅游只是形式,以旅游經營者創造的觀賞對象和休閑娛樂方式為消費內容,使旅游者獲得富有文化內涵和深度參與旅游體驗。本文中的文化旅游,是指通過旅游實現感知、了解、體察人類文化具體內容之目的的行為過程,主要是以鑒賞異國異地傳統文化、追尋文化名人遺蹤或參加當地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為目的的旅游。綜合起來,文化旅游產業就是指通過以鑒賞異國異地傳統文化、追尋文化名人遺蹤或參加當地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為目的的旅游,從而形成的增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一種行業。文化旅游產業是一種特殊的綜合性產業,因其關聯度高、涉及面廣、輻射力強、帶動性大而成為新世紀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具活力的新興產業。
二、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現狀及特點
1、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現狀
臺灣的旅游業是從1956年起有計劃地發展起來的。半個世紀以來,依次經歷了外國人來臺觀光、民眾出島觀光和民眾島內觀光三個重點發展階段,現已實現入境旅游(“境”特指關境,下同)、出境旅游和島內旅游“三位一體”的發展格局。1979年臺灣當局開放島內民眾出境觀光,并于1980年開放臺灣人民赴大陸觀光,當地旅行社迅速成長起來,數量激增,業務經營范圍更加擴大。20世紀70年代末,苗栗縣大湖草莓園的開辟,開啟了旅游業和農業產業相結合的新模式,農業觀光區已成為臺灣旅游資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此,文化旅游產業成為旅游業新的發展方向,臺灣日漸重視將旅游業同文化、體育、農業等多種行業結合,多方位全面發展。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的重要轉折點是20世紀80年代初,臺灣當局首次把旅游業列入九項“施政重點”,標志著文化旅游業被正式認定為一項產業,正式提出產業東移政策。發展文化旅游產業成為產業東移政策的核心,成為開發臺灣東部的重要產業。
進入21世紀,臺灣實施“21世紀發展觀光新戰略”,力圖打造“觀光之島”,爭取一躍成為亞洲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文化旅游產業方興未艾。于2001年通過“旅游業發展方案”,次年出臺的“六年‘國家’發展計劃”,將文化旅游產業列為臺灣重點發展的四大產業之一,希望能使入島游的游客數量大幅度增長。近年來由于網絡的快速發展,網絡旅行社成為島內旅游市場重要的新興力量。2007年金融風暴席卷全球,臺灣文化旅游產業受到嚴重影響,導致2006~2008年赴臺游客增長緩慢。2008年末開始的金融海嘯加上2009年初H1N1流感疫情重創臺灣旅行社,直至2008年7月,開放大陸游客赴臺旅游,全面開放中國觀光客赴臺旅游始見成效,2009年,游客總數迅速提升,激增了14.30。至2010年11月實現當年大陸赴臺人數突破百萬。
2、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特點
(1)自然景觀獨特,生物資源豐富。臺灣島多山,高山和丘陵面積占全部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全島森林覆蓋率58.53,其中62維持自然狀態。臺灣具有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的條件與潛力,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尤以自然旅游資源最為突出,
(2)人文資源薈萃。臺灣島是中國的第一大島,位于中國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國與太平洋地區各國海上聯系的重要交通樞紐。由于歷史的原因,臺灣文化呈現多元性,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都在這里交融,使這里的人文面貌充滿融合的創意與奇趣,凸顯其獨特的魅力。
(3)重視旅游資源和環境保護。臺灣在開發旅游資源的同時,較為重視旅游資源的保護問題,如推行“生態保育、環境永續”理念,制定并實施了“觀光資源永續發展策略”,引導旅游業界推廣生態旅游,建立觀光資源退場與養息機制、觀光環境監測機制等,收到較好的效果。
(4)臺灣當局對旅游資源開發的經驗豐富,注重規劃和宣傳。2003年以來,臺灣觀光管理部門,注重規劃,打造友善、人性化的觀光旅游環境,“以顧客導向為思維、套裝旅游為模式、目標管理為方法”全方位推動各項基礎設施、軟件服務、旅游網絡、國際宣傳以及旅游產品配套包裝。
(5)受政治因素影響大,文化旅游產業長期逆差。一方面,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存在地區不平衡性,北部和南部的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較快,中部次之,東部較慢。另一方面,國際旅游業遠較島內旅游業發展的快,國際旅游業中出島旅游業遠較入島旅游接待業發展得快。
(6)文化旅游產業投資成本問題。臺灣文化旅游企業的設備經營及人事成本過高,降低了業者對產業的投資意愿。
(7)日本大地震及核輻射危機的沖擊。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危機,對臺灣文化旅游業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三、ECFA的簽訂給臺灣文化旅游產業帶來的機遇
1、ECFA的簽訂,為臺灣文化旅游產業注入新的生機。ECFA生效后,為兩岸人民帶來更多實惠,通過深化文化旅游產業合作,直接帶動吃住行游購娛等,有效推動當地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加居民經濟收入。還能有效化解兩岸民眾因長期隔閡造成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促進相互了解、融合。
(1)推動兩岸文化旅游貨物貿易自由化方面。ECFA推進兩岸貨物貿易自由化,兩岸將相互減免關稅進口對方生產的產品。因此文化旅游產品相應地也能實現貿易自由化。
(2)推動文化旅游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ECFA推進兩岸服務貿易自由化,兩岸將互相開放、放寬對方服務業進入的領域,并降低進入門檻。服務業是文化旅游產業的重要部分,服務業發展的水平直接影響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因此ECFA能夠很好地推進服務業的交流與合作,為臺灣服務業進入大陸市場、大陸服務業布局臺灣市場提供機會與條件。
(3)推動兩岸文化旅游投資自由化方面。ECFA推進兩岸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兩岸將逐步減少雙方互相投資的限制,并建立投資保障機制,提高投資相關規定的透明度,促進投資便利化。這將有力地刺激兩岸空閑資本投資對方的優勢文化旅游產業,使文化旅游產業合作進一步深化,從而逐步一體化。
2、距離臺灣最近的福建,將成為臺灣發展文化旅游產業最好的合作伙伴。
(1)文化優勢。福建是臺灣同胞主要祖籍地,臺灣閩南人與客家人的祖籍地多在福建,福建各縣市在臺灣也有眾多的親友,具備祖籍地文化優勢,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閩臺兩地語言相通,習俗相近,血緣相親。臺灣的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中的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自然文化等一脈相承。臺灣的語言主要來自福建。臺灣的民情風俗與福建極為相似。臺灣的民間信仰多數是從福建直接傳入,與移民東渡及民間信仰傳播相伴隨的是福建的戲曲藝術的傳入。臺灣教育深受福建影響,清代臺灣的各級教職幾乎都是來自福建。
(2)地理優勢。福建省是距離臺灣島最近的大陸省份,位于臺灣海峽西岸,與臺灣一水之隔,交通便捷,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可以實現運輸成本以及相關的交易成本可以最小化,旅游產品能夠快速流通,在全國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
(3)經濟優勢。臺灣與福建的文化旅游產業各具比較優勢,互補性明顯。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具有相對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福建的旅游資源豐富,具有廣大的客源市場。如果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距太大,福建省的基礎條件太差,較為發達的臺灣地區與相對落后的福建地區對接的積極性就不高。福建省的經濟發展迅速,條件不斷改善。經濟發展使得居民收入和閑暇時間的增多,文化水平提高,對文化消費產生的積極影響,文化消費在總量上有望較快增長,質量上有可能較大提高。
(4)政策優勢。福建是大陸最早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有臺商投資區、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擴及全省、沿海突出部數十個臺輪停泊點與臺胞接待站、對臺試點貨物直航口岸等,具有獨特的政策優勢。“小三通”、“大三通”的實現,閩臺“兩門、兩馬”之間率先簽訂地方交流協議,2008年7月,大陸正式全面開放居民赴臺旅游,打開兩岸同胞互訪之大門。201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簽訂,對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閩臺文化旅游產業對接奠定了基礎。《福建省對臺灣地區旅游外匯管理暫行辦法》、福建與臺灣先后簽訂兩山兩水景區對接合作、《海峽旅游區域協作備忘錄》、《共同打造“小三通”黃金旅游通道合作協議》、《閩臺旅游品質保障合作協議》等開始實施,構建了良好的文化旅游產業合作機制。此外,福建旅游業界與相關部門已累積正確處理涉臺旅游突發性事件及化解危機的豐富經驗。
四、ECFA簽訂后臺灣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趨勢
ECFA首先是建立架構,再充實其中的內容。雖然ECFA已經簽署并生效,但全面落實還有個較長的過程。ECFA的后續協商將逐步推進,什么可以做,必須深入地探討。臺灣文化旅游產業也面臨著新挑戰,如旅游接待能力、游客入臺手續簡化、深度旅游產品開發、旅游質量投訴、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等,這些問題需要兩岸聯手合作,共同推進。
1、臺灣應加快制定更加開放的文化旅游產業政策。臺灣當局應減少政治因素對文化旅游產業的負面影響,進一步開放政策,簡化入臺審查程序,積極籌劃開放大陸游客自由行。臺灣已向大陸提出開放陸客自由行每日上限500人,停留時間15天的要求。此提案若獲大陸同意,將使得大陸每日來臺觀光人數總額升至4,500人。在第三屆海峽論壇大會上,將大陸居民赴臺自由行定于2011年6月28日正式啟動,首批試點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廈門。兩岸雙方同意開放福建居民赴金門、馬祖、澎湖地區個人旅游,具體實施時間及相關安排,兩岸雙方將再行商定。
2、臺灣應完善文化旅游產業的安全預警防范機制。隨著大陸游客赴臺旅游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各種旅游安全事故時有發生,要盡快建立健全文化旅游產業安全預警機制。臺灣旅游部門要與大陸加強溝通,密切與旅行社、景區的聯系,實現信息互動。建立信息收集、預警評估機制,為游客提供必要的安全警示。應依托旅游部門開展旅游安全警示教育及安全知識培訓,增強游客安全自我防護意識。除了為游客購買合適的保險之外,還應進一步規范旅行社的發展行為。旅游主管部門要加大對旅行社行業整頓力度,規范行業行為,一旦因旅行社的原因給游客造成損失,游客有權向相關部門投訴和提出賠償。
3、臺灣應盡快提升文化旅游產業接待和服務能力。隨著兩岸旅游合作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大陸游客會選擇入臺旅游,入臺游人數激增。由于臺灣人多地少,文化旅游市場的接待能力相對有限。因此臺灣要加強與大陸的信息溝通,共同協商解決文化旅游市場的接待和服務問題,推進入島手續便利化等,分散游客。臺灣還要進行文化旅游市場的開拓、營銷,逐步有序擴大入臺灣旅游市場。
4、臺灣應進一步開發深度文化旅游項目。自臺灣開放大陸游客入臺觀光以來,大批大陸游客進入寶島旅游,經過兩年多的發展后,大陸游客更加渴望多元化、個性化的深度旅游。在兩岸互設旅游辦事處后,臺灣要加強文化旅游市場研究,倡導、推動深度文化旅游產品發展,實現文化旅游市場向廣度、深度發展。如結合地方土特產、工藝品、美食小吃、休閑購物等,開展專項營銷,吸引更多游客參與體驗。培育度假旅游、體驗式旅游和各類主題旅游活動項目,增加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力等。
5、臺灣應加強與福建文化旅游產業的交流與合作。臺灣發展文化旅游產業應充分發揮優勢,抓住閩臺文化旅游產業合作的機遇。閩臺文化旅游產業合作目前實施條件較為成熟,不論對于福建還是對于臺灣,都是互利雙贏的,不僅能使區域景區有機銜接,還能促進文化旅游企業的跨區域發展與旅游企業管理的合作,促進閩臺兩地作為一個區域性的旅游集合體的發展,促進閩臺成為一體的經濟文化圈,還能借此為執政當局營造兩岸進一步交流與互動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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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藝術設計專業脫胎于20世紀90年代我國最初設定的工藝美術范疇的室內裝飾專業,伴隨著我國社會改革和市場化的進程,社會經濟、技術、文化各方面日趨發展,室內裝飾專業逐漸融入了城市規劃設計、建筑設計、景觀設計、公共藝術設計、人機工學及文化生態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實踐,涉及工程、技術、經濟、生態、文化等各個領域,發展成為一門內涵深廣邊緣綜合的新型學科。目前,國內高校的環境藝術設計已經成為藝術類招生的熱門專業,就業形勢也隨著人才市場的逐漸擴大而顯得異常火熱,但是在這種大的背景形勢下,環境藝術設計行業卻面臨著人才匱乏的局面,歸根結底,是環境藝術設計專業在實踐教學方面的不夠深入和缺乏實踐訓練,這最終導致畢業生在進入行業后,面臨真實的設計項目時缺乏經驗,而不知所措。據了解,目前在高校環境藝術設計專業的實踐環節教學中,大多數的實踐平臺和大多數學生的學習時間都只能使項目設計停留在方案階段,使其不能客觀地指導設計工作。而概念創意設計教學著重強化學生基礎素質的培養,通過概念創意的創新設計教學,使學生能掌握基本的設計思維與工作方法,其結果未必能夠實現,但卻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感性思考和理性策劃的能力,為其留有進入專業領域后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后勁。因此,環境藝術設計教育必須立足當下,針對環境藝術設計“內涵深廣邊緣綜合、實踐性強”的專業特性,來尋求學科發展的方向與需求。
二、結合畢業設計的實踐性教學課題研究
(一)課題概述。畢業設計是學生在校的最后專業訓練課程,要求學生綜合運用以往所學知識和技能并針對性地補充和學習實際項目所涉及的有關政策法規和技術規范,了解項目設計的過程和要求。湖北文理學院作為保康縣歇馬鎮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服務的援助單位,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專業接受了歇馬鎮政府的邀請,承擔了所在鎮的21個村莊進行規劃設計,課題組團隊成員由帶2011屆畢業班的專業輔導教師組成,團隊結合本次課題納入了畢業設計的實踐性課程,結合學生畢業考察和畢業設計進行展開,學生通過這一畢業課題的學習和訓練,了解和掌握項目設計的基本運作,并對新農村建設中的規劃原則、現行政策法規以及新農村規劃設計相關政策和方法規范等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和認識,樹立對新農村建設的可持續價值觀,有利于今后參與同類項目實踐,提高專業設計素養和實戰水平。
(二)課題的目標與要求。每年畢業設計課題都因項目而有所不同,往年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方向的學生大都以虛擬訓練課題為主,設計目標和對象比較模糊,設計要求也不太明確,本次的畢業設計課題作為真實項目進行開展,目標明確,并要負擔責任,因此對課題設計的要求和所要達到的目標相對較高。
1.課題項目背景分析。本課題名稱為“保康縣歇馬鎮新農村規劃設計”,歇馬鎮地處保康南部,駐足沮水河畔,背依荊山腹地,大小山頭418個,其中標名大山頭37座,山巒重迭,溝河縱橫。東與兩峪鄉的大嶺交界,南與興山榛子鄉的黃家埡接壤,西與馬橋鎮的高橋河相連,北與后坪鎮大石腦毗鄰。屬山區熱帶季風氣候,因地勢高低不同,氣溫差異較大,有“高一丈、不一樣,陰陽坡,差得多”之說。歇馬鎮地域較廣,地形條件復雜,海拔較高,其旅游資源豐富,產業目前以煙葉為主,以后著力發展以九路寨為中心的旅游產業,但是21個村莊的規劃各有特色。
2.設計內容和要求如下。第一,以設計村莊的自身產業特色和村莊形態特色為入手點,對所在村莊的地塊環境進行實地考察和分析,對地質地貌、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條件、民居建筑的歷史、形制、風格、使用狀況及周邊環境作進一步現場調查和資料查證,并參考國內外相關實例的成功經驗,完成調研報告。第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及《村鎮規劃編制辦法》、《保康縣總體規劃(修編)》(2002~2020年)等有關政策規定,結合歇馬鎮提供的規劃資料及有關建設意見,提出對所規劃村莊的具體規劃設計方案,包括如下內容:村莊產業、基礎設施、居民點等規劃設計方案;居民點詳細規劃設計方案;風景區沿線的景點規劃設計;近期環境改造方案(包括環境和舊建筑的改造);新建居民點的戶型和效果圖方案;規劃編制說明。第三,以本課題為基礎,挖掘和整理農村民居建筑的歷史人文價值和風格特點,以探索如何通過改造使新舊結合,重新彰顯出其歷史風采和地域特色為命題,完成畢業論文的創作,并結題。
三、畢業設計實踐教學內容與教法的創新與特色
畢業設計階段是學生從學校進入社會或繼續深造前一個重要的過渡期,因此選擇合適的畢業設計課題,以及深入現場的教學方法是把握這門課程的兩個關鍵要素,也是畢業設計教學實踐的特色所在。
(一)創新特色一:教學和科研相結合解決畢業設計選題。畢業設計選題常常困擾著畢業設計的指導老師,選題的好壞將直接影響教學效果。自2003年課題組申報了鄂西北新農村民居建筑模塊設計的省級科研課題,課題組成員一直關注新農村建設和規劃設計,自2007年開始課題組就將每年的畢業設計選題與新農村建設進行結合,課題逐步由虛擬性轉向真實性,強調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2009年課題組參與第一個新農村建設規劃項目,針對保康縣城關鎮的9個村莊進行設計實踐,并關注農村快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規劃中的問題與再生話題,與湖北襄陽所處的鄂西北大環境發展的背景、社會環境以及工程實踐緊密聯系起來。2007~2010年歷年畢業設計選題都采用真題真做的方式,確保課題的時效性和挑戰性。一是教學的介入必須在項目進行前,使學生能了解村莊現狀的真實情況:課題組成員的教師帶領畢業班學生進入保康項目所在地,并駐扎在所在村莊,深入農戶和田間地頭,進行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從產業結構、土地利用現狀、村居建筑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珍貴的第一手調研資料,并形成調研報告;二是選擇歷史價值深厚或有突破性利用的區域和鄉鎮為課題對象,對所在項目區域的地域特色、民俗民風、民居特色等作深入的調查和分析,有所重點地進行研究,特別是景區村莊形成的歷史風貌,人文特點等作了更為詳實的考證,使課題的深度和高度有所加強。三是村莊及其環境規模宜小巧適中,以便學生能集中精力深化設計,在實踐過程中,選擇難度較小、特色相對不明顯的村莊讓學生全程參與并完成規劃方案的設計實踐,鼓勵學生組成課題小團隊獨立完成項目。
(二)創新特色二:深入現場的教學方法。項目進行前或早期是開展畢業設計教學的最好時機,這樣學生可以針對村莊的基本現狀做實地考察并撰寫考察報告,到現場了解許多真實的村莊現狀以及實施所面臨的具體情況,并且聯系縣鎮的政府代表、規劃局、旅游局和相關技術負責人等在現場或其他同類項目帶領參觀和技術講解,使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印象深刻,對他們日后快速適應工作崗位需求有著積極的推進作用。通過以上謹慎的選題和現場的指導,使學生在鄉鎮規劃設計、室內設計和環境設計、建筑保護利用等方面逐步建立起批判性視野,啟發他們去思考新舊對話與共生問題。通過產學研的互動,不斷建立一個將歷史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教學新模式。
(三)畢業設計實踐性課題研究的體會。一是通過對國內外環境藝術設計創新性教學實踐的比較分析,圍繞教學中針對設計創意、設計邏輯等問題展開研究,注重拓展學生的創新設計思維與方法。二是利用專題性、實踐性較強的環境藝術教學課題和課程設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培養以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三是以跨學科為啟發點、依托畢業設計等實踐性課程,提出多學科交叉融合密切的綜合課題,引導學生作出基于對建筑造型藝術、技術、文化、生活經驗等多維因素綜合思考的創新設計結果。四是通過本項目,組建一批觀念活潑、創造力旺盛的教研團隊,以教師為表率迸發出設計原創爆發力來影響學生。利用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針對同一課題,從不同的視角來分析研究,取長補短,全面系統地滿足專業教學。
四、結語
2005年,帶著這一系列問題,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帶著她的團隊進駐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開始了為期三年的考察調研,團隊的成員從不同的角度記錄長角苗。有人專門記錄巫術,有人專門記錄音樂,有人專門記錄禮儀、服飾、建筑、工藝等,他們想盡可能完整地記錄長角苗整個的歷史文化和生活。他們從繁瑣的材料中整理出珍貴的文字和圖片資料,出版了《梭嘎日記――一位女人類學家眼中的苗家生活》、《梭嘎生態博物館研究》等幾百萬字的研究成果。
方李莉認為,從遺產到資源創新是一種更深刻的保護。在后工業社會里,事實上文化產業已經帶動經濟發展了,而且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當中,每個民族的主體意識越來越強。所以方李莉團隊考察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的報告書定名為《從遺產到資源》。他們發現,文化遺產已經成為一種資源,成為一種政治認同的資源、民族認同的資源,還可以成為一種經濟資源。各種力量都在運用這些資源,然后又呈現新的民間文化。
方李莉研究團隊的諸多理論都來源于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的啟示。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不是完全為了尋找精神家園。方李莉認為,最重要的是尋找我們未來的路,尋找我們的民族理想。梭嘎在當代的遭遇正是一面反映中華民族昨日的鏡子――我們曾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甚至出現全盤否定的極端態度。
現代化的進程不可逆轉。方李莉試圖忠實地記錄長角苗文化的變遷過程。她在考察中親歷了一個少數民族文化劇烈變遷和重構的過程,也不得不面對種種復雜的心理矛盾。方李莉通過考察看到的是,在生態博物館沒有建立以前,當地的文化一直在緩慢地變遷,但它的文化還活著,還在繼續發展,甚至有很強的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但生態博物館建立后,它的文化表面上是被保護了,但事實上只是被曝光,被展示出來,其文化的內涵,文化自身的創造力、生命力卻逐漸萎縮。
生態博物館的一個重要任務是促進社區經濟發展,改善社區居民的生活。但對于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來說,外出打工已經成為當地人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徑。2006年春節期間,方李莉的研究團隊再次來到梭嘎,對回來團聚的中青年人進行了深度采訪。她了解到他們的生活困境,在外地打工的長角苗所從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最危險、最累或是工資最低、勞動時間最長的那種工作,其中挖煤是他們從事最多的工作。方李莉在的考察報告中說道,挖煤的工資相對高一些,也不過是每月1000元左右,而且他們不懂得簽訂合同,一旦出事了,能夠獲得多少賠償只能聽憑老板的良心。
2006年,方李莉團隊統計了長角苗的年收入,大多數人年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間,其中有一半是通過打工得來的。方李莉認為,這些不識字的苗族兄弟,進入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們害怕這種黑暗,想驅逐這種黑暗,但他們又無能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們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個沒有文化的人,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也要供孩子們讀書,這是生活教給他們的真理。但據本刊記者了解,長角苗念完高中和大學的費用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能上高中和大學的很少。
生存權和話語權孰輕孰重,這也是方李莉在考察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期間思考的問題,一個群體在生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能夠擁有自嗎?“我到過世界上最苦的地方,梭嘎我覺得是世界上最苦的地方之一,然后到過世界最富裕的地方,只有經歷這樣的反差你才可以理解這個世界。”2011年8月24日,本刊記者專訪了剛從美國考察回來的方李莉。
寨子里90%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在外面打工
文化月刊:您剛從美國回來,最富裕的地方和最貧窮的地方,通過這個反差你能認識什么呢?
方李莉:它讓我了解世界的多面性,太多元化,差距也太大。
文化月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探究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
方李莉: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是挪威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的保護項目,我就想歐洲的經驗到中國這塊土地上來實踐,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如果失敗了,我們找出失敗的原因,那么對我們今后的保護工作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成功的話,這個經驗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來推廣。另外一個原因是我了解到長角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族群,這個民族沒有文字,所以他們的歷史沒有文獻記載,所有的歷史都靠口傳心授。在我的想象當中,生態博物館肯定有很多記錄,但是當我問他們要資料的時候,我才發現只有很少的資料,我就覺得很危險。
文化月刊:2005年你們剛到梭嘎的情景是怎樣的?
方李莉:2005年,我們課題組第一次到梭嘎,住了一個多月,那時候寨子里90%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在外面打工,我們接觸的都是婦女、兒童和老人。我們了解到自從建立博物館后,寨子最大的變化就是90%的女孩子紛紛開始上學念書了,這在以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這些讀了書的女孩子不僅不想穿民族服裝了,甚至想嫁給漢族人,讀書讓她們變成了民族文化的叛逆者。
文化月刊: 10年的時間讓梭嘎變化很大。
方李莉:怎么叫變化很大呢?就是說很多年輕人對他們的生活已經不熟悉了,因為他們感受到他們的文化在這樣一個時代已經沒用了。以前梭嘎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他們跟外界接觸很少,活動的范圍大約在方圓50里。但是我們去把這個封閉的社區給打開了。一個是很多的外來的人到了那里,另一個就是電視進入他們的生活,所以他們忽然意識到了他們的貧困落后。
長角苗沒有把自己當成文化的主體
文化月刊:教育水平的提高讓他們接受了現代文明,這也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方李莉:只有讀書他們才能順利進入另一個文化體系。以前他們沒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他們只會牢牢地被捆在他們的土地上,但生態博物館的建立首先就是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解決教育問題也是一把雙刃劍,當你解決了他們的教育問題以后,他們就有了離開這塊土地的能力,到外面去打工,而且他們也有了不再繼續傳承他們文化的能力了。我們做了很多統計,我們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走的就越遠。這么多人離開了這塊土地,那么誰來傳承文化?人離開了之后它就沒有傳承的主體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文化月刊:那么對于留在當地的人來說,文化意味著什么?
方李莉:當然,還有留下來的這些人,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表演。如跳花坡本是長角苗年輕人聚在一起的愛情活動,但就是這樣一個僅限于年輕男女之間的愛情活動,在梭嘎生態博物館建立以后,卻讓其成為一年一度寨子里所有人,包括外來游客都參加的盛大的表演活動,人數最多的一年達到5000人,以至于找不到表演場所。之后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當一種文化還是生活的指南的時候,或者跟我們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系的時候,它不會進博物館,也不會用來表演。一旦它進了博物館,一旦被表演,就證明這個文化已經失效了,所以我們看到那么多少數民族文化在被表演,那么多的民間文化在被博物館化,實際上就是意味著他們的文化已經消失了。
文化月刊:2008年考察結束至今,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您有關注嗎?
方李莉:我們現在一直在追蹤考察。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形式上已經脫離了政府,現狀并不是很樂觀,還是很冷落,當地的民眾覺得生態博物館跟他們生活關系不大,沒有當地民眾參與,這是很遺憾的。我去考察的時候,我就想象接待我的人肯定是他們當地的村長,最后發現接待我們的是文化干部。我以為跟我們解釋這個村莊來由的人肯定是他們當地的村干部,但是給我們解釋一切并帶著我們參觀的,也都是當地的文化干部。這就表明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跟他們當地的村民沒有關系。2005年在貴陽舉辦的生態博物館研討會上,發言的人并不是他們當地的干部和村里邊最有權威的人,而是一個女中學生。為什么沒有讓他們當地的村干部來發言?因為當地的村干部不會講普通話。
文化月刊:所以您特別想為他們培養一個研究生?
方李莉:當時我們很想培養一個大學生,發揮他們自己的力量記錄民族文化。我們說服當地領導安排梭嘎的第一個大學生小熊在博物館工作,但他現在到外邊工作去了。
文化月刊:我了解到他考上大學的時候,他家里一連擺了十幾天的酒席。
方李莉:對,我問他有什么理想,他說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想法,上高中的時候,他曾想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寫一本關于自己民族的書,非常想改變家鄉的貧窮落后。但上大學后,他覺得自己高中時的理想不現實,就想早點畢業,找工作,還助學貸款。我當時希望他來報考我的研究生,這個想法也無法變成現實,讀研究生的學費很貴,他根本讀不起。現在我們失去了聯系。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說,生態博物館在客觀上加劇了當地的文化流失?
方李莉:應該說加速了它的流失程度。其實生態博物館不是不可以建,但是國外的生態博物館是一個民眾自發性的保護,它強調的是,只有當地的民眾才有文化解釋的權利,才是他們的文化的主體。但是,我們現在反過來了,當地人沒有把自己當成文化的主體,而且他們希望丟掉這個文化。對于在外地打工的長角苗來說,他們發現不懂他們的文化沒有關系,只要懂漢族文化就可以生存下去。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
文化月刊:在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考察期間,有沒有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一些事情?
方李莉:那當然有呀,就是對那的人印象非常好,他們非常純樸。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人類學講文化是平等的,所謂的平等就是大家都是一樣的,但事實上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文化的不平等。當一種文化非常強勢的時候,我們就會把弱勢的文化群體看成是沒文化的。因為他們的自卑心理,他們也覺得他們是沒文化的人。但相對于他們的文化,我們才是沒有文化的人。他們要是不懂漢族文化的時候來問我們,我們會瞧不起他,你怎么這么沒文化。但是我不懂他們的文化時,我去問他們,他們會非常高興,而且非常熱情地告訴我。所以每次在他們的婚禮上,或者葬禮上,本來別人非常忙的時候,我還去問東問西,打擾別人,但他們非常尊重我,而且領我們吃飯。
文化月刊: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反映了中國非遺保護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封閉與開放的矛盾,保護與開發的矛盾,這么多年似乎都沒有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方李莉:我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個就是把流動的、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化、物質化,要用物質載體把它記錄下來。第二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跟整個社會的發展緊密相結合。如果它跟現實生活沒有關系,它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性,它只能留在博物館。以前我們老覺得文化創新和文化保護是矛盾的,事實上現在看來不是矛盾的,其實這個問題要解決的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成為我們文化創新的資源,把它融入到我們當今民族的機體里邊,變成民族機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要把它跟創新對立起來。
文化月刊:我們經常是把它們對立起來的。
方李莉:如果把它們對立起來就會發現有很大的矛盾,實際上這也是后工業文明的一個狀態。在工業文明時期,人們往往認為傳統和現代是對立的,發展與保護是對立的,但是到了后現代社會,人們發現其實這兩個東西已經不再對立了,它們已經成為一體化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今后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建設,沒有文化建設的經濟發展怕是很難有持續性的,所以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是相輔相成的。
文化月刊:您之前也認為它們是對立的,您的思想和結論前后也是有變化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觀點發生了變化?
方李莉:梭嘎它確實是一個太貧困的地區,所以考察梭嘎的時候,我很失望,我記得當時我對《新京報》的記者說,發展和保護是一個兩難的問題。當時我確實覺得兩難,但是后來考察了很多案例以后,我發現并不是兩難。在研究梭嘎以后,我在景德鎮看到了另外一個景象,就是傳統的魅力。景德鎮是世界的一個藝術陶瓷中心,很多國外藝術家都到景德鎮做陶瓷。吸引他們的是什么?吸引他們的是景德鎮的傳統手工技藝,也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景德鎮有全世界最優秀的陶瓷技術,最優秀的陶瓷藝人,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和傳統的技藝結合在一起,創作了新的作品。這些傳統的工匠有他們新的生存方式,很多的傳統工匠工資很高。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必須要有它生存的空間。像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更多地體現出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但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它們已經融為一體了。
“一個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說,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里的長角苗的生活與文化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
方李莉:從傳統走向現代,他們確實要經歷一個蛻變和陣痛的過程。其實我們整個民族都有這樣一個痛苦期。從以為我們是強大的國家到發現我們其實變成了一個落后的國家的痛苦與迷惘,為了走向現代化,我們也曾經否定我們的傳統,但是到了今天突然發現其實這個傳統是寶貴的。遺憾的是,當我們發現的時候,其實傳統已經沒有了。歐洲為什么能夠發展起來,事實上它有過文藝復興的運動,而我們中國沒有這樣一個過程。
文化月刊:我們從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獲得的最重要的啟示是什么?
方李莉:現代中國遇到的所有問題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問題,還有文化的問題,如果文化的問題不解決就很麻煩。我們的民族還有沒有共同的理想?我們共同的理想是什么?一個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舊的評價體系已經被我們否定了,新的評價體系是什么?新的價值觀念是什么?新的道德準則是什么?如果我們對這些東西非常迷茫,找不到方向,那么我們這個民族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我們要尋找一個民族的理想,一個民族立足的根底。所以我覺得文化建設很重要,我們尋找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不是要回到過去,我們要讓傳統不變,事實上是通過回到過去重新尋找通向未來的路,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僅僅是為保護而保護,我覺得意義不大,如果說把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未來文化的重構結合在一起,這樣才會有意義。
文化月刊:這樣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