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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中國的勞資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勞資關系類型的多元化。與我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國的勞資關系有國有經濟的勞資關系、集體經濟的勞資關系、混合經濟的勞資關系、私營經濟的勞資關系等多種類型。二是在眾多勞資關系類型中，私營企業勞資關系成為主要焦點。私營企業部門是問題突出的兩大部門之一。
2目前私營企業較為普遍地存在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
從三年勞動爭議的發展情況看，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鄉村集體企業、機關社團、事業單位的案件數和勞動者當事人數都保持基本穩定，而民營企業的爭議案和當事人數都大幅增長，其中私營企業案件數增長最快2002年為2000年的2．22倍。可見，正確處理私營企業勞資關系意義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勞資關系作為勞方與資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發展所建立的一種關系，是種共生關系。受胡守鈞教授社會共生論及勞資共生論的啟發，對勞資關系理論做了進一步的思考。
2互補性與互斥性是勞資關系的兩大屬性
勞資關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補性。首先勞資關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參與生產的各種要素不限在這樣的前提下，價值和成本也是不變的，由此可推導出工資(x)與利潤(y)的總和也是不變的：x+y=k(常量)。可見，x增加，y必減少，反之亦然。所以勞資雙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勞資關系又具有互補性，因為只有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才能生產價值。無論工人還是老板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彼此合作。
3勞資關系按照兩大要素——資源與約束條件可以分成四種類型
勞資關系是一種以勞方、資方為主體，資源為紐帶，政府等三方機構為約束條件，以合作與沖突為現象的社會共生關系。對于勞方而言，資源主要指工資及一切與勞動有關的報酬以及社會資本，對于資方而占資源主要指利潤及員工為企業帶來的社會資本。約束條件主要指勞資雙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規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對于約束條件的具體分類，可以參考國際上通用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標準SA8000(第四章會有專門論述)，它包含了9個方面的內容：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報酬及管理體系。這些內容集中體現了對企業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薪酬、工會權利等的具體責任。以勞方獲取的資源及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為分類條件，按照資源與約束條件的多少，勞資關系可以分成四類：
1、福利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獲得的資源更多，同時由于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多使得勞方的工作條件更舒適，我把這種關系稱為福利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一般是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勞動力擁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資源；資方遵紀守法，且企業責任感很強，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等方面擔負起了很高的責任。
3)福利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壟斷型企業(如電信)、政府、大型現代化私營企業(如本文所調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強公司(如強生、陶氏)、新興高新技術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獲得的資源更多，但由于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少使得勞方的工作條件不怎么舒適，由于在這種關系中勞方主要為了報酬而選擇與資方共生，因此我把這種關系成為利益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一般是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勞動力擁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資源；資方缺乏很強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不夠。
3)利益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一些對工作時間要求嚴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詢公司、四大、軟件公司等)
3、保障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多的資源較少，但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多使得工作條件比較舒適，勞動者比較看重這類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這類報酬少但工作較舒適的勞資關系稱作保障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是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力并不擁有稀缺能力或資源，因此獲得的報酬不高；但是資方遵紀守法，具有較高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等方面擔負起了很高的責任。
3)保障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大多數的國有企事業單位(如銀行)、工作強度不高的外資企業。
4、剝削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多的資源較少，同時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條件也不舒適，我把這類勞方待遇不好、工作條件不好的勞資關系稱為剝削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是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力并不擁有稀缺能力或資源，因此獲得的報酬不高；同時資方缺乏很強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不夠。
3)剝削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很多中小型私營企業、一些小型外資企業。總的來說，剝削型勞資關系屬于單向度共生，利益型勞資關系及保障型勞資關系都屬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勞資關系屬于均衡共生。
4資源與約束條件是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個共生系統由資源及約束條件構成，因此資源與約束條件是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因素，資源和約束條件的優劣必然影響勞資關系的優劣。這是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一方面，勞動者通過勞動換取報酬，資方通過支付報酬雇用勞動從而獲得利潤，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這些資源的多少都將直接影響到勞資雙方關系的和諧度。若一方很少必將引起矛盾甚至沖突。另一方面，勞動者與資方的雇用關系必須在世界公認的約束條件的規定之下。資方遵守的約束條件越多，標準越高，則勞資關系越好，資方遵守的約束條件越少，標準越低，必將引起矛盾甚至沖突。以上是從理論上對該命題所做的論證，那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資源與約束條件哪個影響更大，約束條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響更大?
5斗爭和妥協是勞資共生的方式
這里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共生論所認為的共生方式——斗爭與妥協的互動。那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究竟勞方更愿意斗爭呢還是妥協呢？這里我認為是：
1、在私營企業中，勞方更傾向于妥協的方式。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隱忍、堅強的民族，這造就了國民的個性更偏向于忍耐與堅持。因此我認為勞方更傾向于通過妥協的方式解決勞資沖突。
2、職位的高低影響著勞方對斗爭及妥協方式的選擇。職位越高的員工由于對占有著一定的資源，與資方關系近，可能會偏向于斗爭的應對措施，而職位較低的員工由于缺乏對資源的占有，與資方關系遠，可能會偏向于妥協的應對措施。
3、在私營企業中，員工通過工會進行斗爭的積極性并不高。
〔關鍵詞〕信息素養；社會文化；現象描述分析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G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21（2014）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學領域，圖書館學領域和商業領域，信息素養已成為熱點研究問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機構開始重視信息素養，在世界各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養研究計劃、示范項目及實踐。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素養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逐漸朝著標準化、合作化及網絡化等成熟的方向發展。信息素養課程已經被廣泛應用，尤其圖書館的相關基礎課程在正式的學習環境中仍然更受歡迎，但對絕大多數的信息素養課程和研究，仍將信息素養解釋為一種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不同的信息素養研究視角，尤其關注特定情況下使用信息經驗的研究正持續增長。
信息素養要能夠反映和提高人們在日益廣泛、復雜的環境中使用信息進行學習的經驗。目前國際上已經出現兩個關鍵的研究路線，分別為現象描述分析學和社會文化理論，它們與傳統的以技能和能力為基礎的信息素養研究路線形成了對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養沒有自己的生命，它與經驗化的背景（context）緊密相連的[1]。
筆者在清華同方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以“社會文化”或“實踐理論”、“信息素養”以作為關鍵詞，以邏輯“與”的關系檢索，并未檢索到相關文獻。以“現象描述分析學”與“信息素養”作為關鍵詞，以邏輯“與”的關系檢索，檢索到2篇文獻，其中曾慶霞在《現象描述分析學及其在信息素養教育研究中的應用》[2]一文中，采用現象描述分析學方法從學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養，了解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旨在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該文將現象描述分析學理論應用于課程的計劃階段及課程的內容的改進，并沒有涉及如何將該方法用于信息素養教學模式、教學過程的設計。根據文獻檢索結果，以本文所述兩種理論視角進行信息素養教育研究在國內還是很新的課題。
1社會與文化理論
社會文化理論以Schatzki（2002）的場所本體論為理論基礎，說明信息素養是一種社會文化信息實踐，該理論認為使具有信息素養及推進信息素養的實踐過程的構建將取決于：實踐理解（知道如何進行信息檢索等操作）、規則（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點的明確規定）和目的性成分（與任務相關首要的目標、應對狀態和情感）等[3]。信息素養應被視為存在于其他實踐過程中的一種實踐，分析單元不應為信息技術，而是發展信息技術場所的社會文化淵源。社會文化理論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場所本體論與實踐論。
1.1理論概述
1.1.1場所本體論（Site ontology）
本體論是人對于世界現實的認知。場所本體論主要觀點認為：社會生活是在一定場所（背景或社會領域）中形成的，實踐與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織、存在演進。背景是由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暫時性和目的性特征組成的，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演變與其所產生的背景相聯系；社會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組織的人類集體活動，而非個人及其思想狀態，社會生活由人的活動安排組成，通過行為與目的性統一，這一統一正是實踐的特征。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信息是“能引發變化的任何變化”[3]，這種變化可以是思想的、社會的或物質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組合。如果信息要引發變化，必須從社會生活背景的視角來理解它。知識不是獨立于社會領域之外的，而是被實踐（包括信息實踐）帶入特定社會場所，揭示文化和物質的本質關系，即Barad認為的“知識總是出自某處的一種看法”[3]。
1.1.2實踐（practice）理論
場所本體論哲學興趣在于了解社會生活是如何在實踐中產生和演進的。實踐不是個人產物，而被視為場所產物。信息素養作為一種分散性實踐，是某些更廣的綜合性實踐中與信息相關的活動的集合，分散于如學習、教學或辦公等一些綜合實踐中。信息素養實踐以其他實踐的表現方式被場所中的社會、歷史、政治和經濟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環境中作為分散性實踐的信息素養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
實踐理論強調：知識具有相關性，因而需要通過對話、實踐或者特定的工具，來構建與獲取；實踐具有社會、歷史、政治的軌跡，形成在時間、空間和背景中；對實踐的理解不僅僅要關注內化過程，更要理解具體行為表現的經驗性本質[4]。
1.2在信息素養教育中應用
社會文化理論要求人們考慮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養及其相關活動是如何產生的；使人們探索，發現、理解支持這些活動的安排；使人們對實踐安排展開更加廣闊的探索，理解它對信息的促進或限制作用。隨著關注點從個人轉向集體，場所本體論和實踐理論有助于發現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與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關系是如何被促進或抑制的。
社會文化理論體現了構建主義理論思路，描述學習被嵌入到社會活動中以及發生在一個學習者與其他人物、物體和事件進行互動的合作環境中。社會文化理論應用于信息素養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養教學階段的合作與協商，教學內容的語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將社會文化理論應用于Auckland大學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養教學模式構建，主要是通過教學前的問卷、訪談，信息素養教學實施與評價階段對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的[4]。
2現象描述分析學
現象描述分析學研究、觀察人們在他們所處的世界中如何學習和學到什么，以探索學習的過程、加強經驗的特性。現象描述分析學是以人們對現象所作出的描述（對周圍世界的經驗）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描述進行研究與分類，進而研究人們在經歷現象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實質性差別的各種觀念[2]。
2.1理論概述
現象描述分析學主要有以下觀點：（1）世界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層次世界是客觀世界；第二層次世界是人類所特有的對第一層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層視角中學習是將特殊主題、已經形成的觀念和原則轉移至學習者的頭腦中，第二層視角中關注于學生如何與他們被教予的內容相聯系，如何使用他們已經具有的知識，這個視角中，學習包括學習者與世界關系的經驗，反映了人們對學習過程重要方面的解釋。（2）人們對同一現象的各種描述可以歸結為有限的類型，不同類型的描述之間有質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觀念。（3）為了識別觀念的描述（現象如何被經驗化的、觀念化水平）的變化，既要根據描述類型的共同關鍵特征，又要能根據區別類型的特點（對現象解釋的變化）來理解類型。（4）學習的過程、學習的情境與學習的內容這三者與進行學習的人是不能分離的。
現象描述分析學認為經驗是人與現象之間的關系。該方法應用于信息素養教育側重于研究人們對信息利用的經驗以及反映該經驗的觀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開始現象描述分析學與信息素養關系的研究，強調以學習的視角對信息素養經驗的整體評估，而不是評估與信息檢索實踐相聯系的、可度量的屬性與技術。Bruce采用Marton的觀點定義學習，“人們現實世界觀察、體驗、理解、觀念化方式的質的改變，而不是人們獲取知識量的改變[6]。在Bruce提出“信息素養的七張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視角探討信息素養的觀念，認為“通過人們經驗的各種方式即他們的觀念來描述信息素養，通過人的觀點學習信息素養，是邁向信息素養的相關視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發了信息素養教育實踐基礎的改變，即從與傳統圖書館相關的信息技術的發展與評估轉變到信息素養相關模型反映方法的應用[7]。
現象描述分析學中的個人與世界關系體現了內在聯系的主客體關系，相關的信息素養模型（見表1）將信息作為客體，揭示了主體（人）與信息內在關系的變化，源于該關系的類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觀對信息的感知和對信息素養經驗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現象描述分析學視角設計了信息素養的6個觀念框架，對主體與信息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7]。6個框架分別為：內容框架、能力框架、學會學習框架、個人關聯框架、社會影響框架、關系框架。其中內容框架、能力框架體現主體和信息之間關系變化是外在――客觀形式，該形式將經驗化的信息作為外在環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體現主體和信息之間關系變化是主觀――內在形式，該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學習者理解、思考以及內化的。信息素養的6個觀念框架在信息素養的背景下探討了學習者與信息之間的動態關系，其概念可以應用到任何特定主題場景中。
2.2在信息素養教育中應用
基于現象描述分析學的信息素養教學模式開發，應側重于主體的信息觀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則基礎之上：（1）學習是觀念的變化；（2）學習有內容和過程；（3）學習是學習者與學習主題之間的一種關系；（4）提升學習就是關于理解學習者的視角[6]。信息素養教學要遵循循序漸進的教學過程，并注重學習者信息的觀念化、內化及其同利用的關系，要使學習者的信息素養可轉化到學習者的學術、個人的職業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學習（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現象描述分析學對信息素養教育的價值。Carlos Argüelles（2012）應用現象描述分析學于信息素養教學模式設計，提出了由準備、計劃、實施與評價4個階段構成的護理信息素養教學模式，將信息素養引入護理課程，并關注于信息觀念化，而觀念化理解則取決于護士信息利用的經驗。該模式是一個從新手專家的連續過程，使學生在復雜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將給他們在其工作環境中（學習情境）中提供學術優勢，使他們成為終身的學習者[8]。
3總結
綜上所述，現象描述分析學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相同點為都重視學習者所處環境在信息素養教學中的作用及學習者使用信息經驗研究，兩種理論不同點在于：現象描述分析學關注于經驗的變化，而社會與文化理論關注于對經驗的共建，即人們如何將他們的經驗的意義達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國家，源于對信息使用和學習之間關系的興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經驗已經成為在信息素養研究和實踐中重要部分，相關研究說明了通過研究信息經驗來獲得認知和人們參與信息環境的重要性。信息素養教育者需要繼續發展對信息經驗的理解、構建其理論框架，來推動信息素養的研究和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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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慶霞.現象描述分析學及其在信息素養教育研究中的應用[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6]Bruce C.The seven fa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Blackwood，Australia：Auslib，1997.
1．個體功能
成人教育的個體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會個體成長和發展過程中對個體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個體功能主要表現在促進個體的個性化發展，從而提高個體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質量。以人為本是學習化社會的基礎和核心，它提倡的是個體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成人教育能夠促進個體個性化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1）有利于個體差異性的發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針對個體的差異性和特殊性開展因人而異的教育，同時，由于成人教育具有豐富性，所以能夠根據個體的興趣進行自主選擇式教育，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夠促進成人主體能力的發展。主體能力是指主體認識世界和改造外部對象的能力，成人能夠通過參加多樣的課程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由此可見成人教育是實現個性化發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夠提高個體的謀生能力和生命品質。首先，在成人參加技能培訓的過程中，可以提高個體的謀生能力，使他們能夠更好更快地與學習化社會相融合。如農民工可以通過參加成人教育的課程獲得非農技術，提高謀生能力和謀生手段，從而促進社會流動。其次，構建學習化社會能夠滿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質和生活質量。學習能夠使人們獲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極大滿足，能夠提高精神境界，從而樹立正確的價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們生存能力和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撐。
2．社會功能
社會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進社會發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促進政府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加快學習型政府的形成，從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過改善政府人員自身的知識結構，使其成為愛學習、終生學習的知識性工作人員，同時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創新能力，通過對其思維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養，從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
（2）成人教育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只有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知識結構和創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成人教育靈活的教育方法擴大了受教育的規模，提高了勞動者的知識文化素質和工作技能，同時，學習化社會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張終生教育，這種理念使勞動者的知識結構不斷更新和進步，從而保證了人力資本自身的可持續性，其人才結構的穩定性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進文化的傳遞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僅涉及科技知識，還涉及文學、藝術等，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文化交流。
二、結束語
人生活在一定的環境里，環境是影響人發展的現實性的社會基礎。從青少年德育的角度來看，良好品德的養成不是無條件的，環境和教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學校是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主陣地，對塑造人的靈魂，培養理想信念、保證方向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同時，社會環境是影響青少年道德內化、社會化的重要因素。目前，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學校德育的目標、內容、方法等與當代社會生活存在不容忽視的裂解，嚴重影響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充分發揮學校德育的一切積極因素的作用的同時，如何與社會影響同步教育，緊密結合社會生活實際和學生的思想認識實際，培養學生道德判斷能力，引導學生在復雜的社會道德環境中理性掌握并自覺運用道德原則，堅持做人準則，加強德育有效性是學校德育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德育目標的實現，離開受教育者的關心，離開學生的需要是不可想象的，脫離當代社會生活、脫離學生實際的德育就脫離了學生的需要，就不會得到學生的關心，就像是建在沙灘上的海市蜃樓。因此，學校德育必須研究當代社會生活，以現實為維度。
首先，設置適宜的德育內容，反映當代生活。德育內容是指用來培養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思想道德觀點、原則和規范體系。每門學科都有自身的邏輯結構，道德教育的內容確實很難與社會實際問題一一對應，也不可能“學到了就能在社會上派上用場”，目前，我們的學校道德教育傳遞的通常是經過過濾、篩選的純而又純的做人道理、基本原則和完美的道德典范，呈現給學生的只是美好、善良、非真實的一面。然而客觀現實并非學校德育教育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單純，它是一個充滿是非、真假、美丑、善惡、沖突的世界。其結果是學校德育工作不但與現實生活脫節、學生實際脫節，淪為不切實際的空談，而且會導致一些學生以純理想的態度去對待現實。而脫離現實的道德理想主義只會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當這種落差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的時候，變異就會產生。“除開該被時代所否定、揚棄的腐朽道德，凡屬對現時代具有進步意義的道德，都同時具有超前性和現實性兩個方面的屬性。德育教育的適度超前無疑對社會進步具有“導向”上的功能，但脫離現實的道德理想主義只會帶來消極效果，造成“超時代的悲劇”。
其次，把握道德教育的基礎，研究學生、理解學生。行為是人和環境的函數，行為隨人和環境這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的人對同一環境可能產生不同的行為。道德根本上是社會的，但道德也與個人的反省和選擇有關。由是觀之，道德教育必須研究學生、理解學生。研究、理解學生要求不是簡單地對之進行道德說教，而應從青少年的道德實際出發，尤其是從他們的道德心理實際出發，忠實地描繪他們的道德現實，解剖、分析其道德現狀，探究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規律。學生思想品德的形成過程是一個知、情、意、行辯證統一的發展過程，只有那種符合學生的需要，能激發、引起他們的關注，并產生情感的道德教育才會是有效的，否則道德教育的內容就不能被學生同化，成為他們自身的一部分，就永遠是一種外在物，對其將來的道德情感、道德行為不會產生什么影響。
最后，發展思想道德教育理論，解決新問題。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現代社會是一個空前開放的社會，改革與競爭徹底改變了傳統社會發展遲緩、變化呆滯的狀況，思想道德教育也應在競爭中不斷改革、發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那些“不顧教育過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來論述教育理論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淺薄，勢必在社會上和教室里遭到蔑視。道德生活是不斷發展的，道德理論也要隨著道德生活的發展而發展。發展道德理論，不僅要以現代社會的實踐為基礎，而且要以廣大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為支撐。因此，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研究，關注現實、關注變化，思考、研究變化的原因，并作出正確的回答和說明，發展道德理論，是現代社會條件下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條件。
（一）常態化自主參與的志愿服務路徑
調查顯示，73.4%的調查對象曾利用業余時間，以志愿者的身份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參加到社會管理創新中來。從志愿服務內容上看，大學生參加較多的大致有6類，一是城市文明建設服務，例如開展文明禮儀宣傳，參與文明執勤等；二是便民利民生活服務，例如“四點半學堂”幫助雙職工家庭看管孩子，“與你同樂”陪同社區老人郊游休閑等；三是困難群體幫扶服務，例如針對學習障礙或問題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體的志愿幫教活動；四是新莞人融合服務，例如工業園區文藝義演和新莞人子女學業輔導等；五是青少年成長服務，例如針對重點青少年群體的關愛青少年彩虹行動；六是環保低碳生活服務，例如少用垃圾袋、自帶瓶子裝水、空調26度等。隨著志愿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意愿逐漸增強，注冊的大學生志愿者人數穩步增長，現已達到4.3萬人，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志愿服務項目也逐步向常態化、縱深化發展。
（二）寒暑假規模參與的社會實踐路徑
本次調查中，62.3%的調查對象表示曾通過社會實踐這一平臺走進社會大課堂，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基層的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這一活動的組織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按居住地集體回鄉開展活動。鎮街團委與高校團委相互配合，假期統一組織各高校大學生集體回到本鎮街，共同參與社會宣傳、公益勞動、社會服務、社會治理創新項目等與社會管理創新息息相關的活動。二是按項目自由組隊開展活動。各高校將學生社會實踐與教師科研課題相結合，在假期前在本校范圍公開征集活動項目，鼓勵學生跨專業、跨學院、跨年級組隊，配備指導老師，按項目要求到基層一線進行社會考察、咨詢與服務、支教扶貧等。因為寒暑假期時間跨度大，學生自由支配的時間多，近三年參加社會實踐的大學生人數逐年上升，2014年參加人數為2.6萬人，社會實踐也成為了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渠道。
（三）對接社會組織的公益活動路徑
在選擇參加過并且體會較為深刻的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活動載體時，公益活動被選比例是59.1%。這些公益活動主要由高校的公益社團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近年，隨著東莞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很多社會組織因為與基層聯系密切，掌握較多群眾需求，而且凝聚了一批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越來越多地承接政府公共服務項目，但因為專職工作人員有限，他們也需要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參加項目。而東莞高校的400多個公益社團盡管社團成員眾多，公益熱情高，但恰恰缺乏社會服務項目。近年，東莞的公益社會組織和高校公益社團之間加強聯系與合作，把不同類型的學生聯合起來，把校內和校外資源整合起來，初步形成了社會組織引領高校公益社團發展，大學生協助社會工作者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良好格局。
（四）傳遞社情民意的社會調查路徑
為了解公眾對某些公共政策的反映、態度或評價，掌握民情趨勢，政府經常組織各類民意調查。數據顯示，76%調查對象曾參與開展社情民意調查。他們參與的這些調查一般由黨政機關或受政府委托的研究機構來組織。調查類型涉及社區服務、城市管理、社會治安等方方面面，很多是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參與社會調查的大學生以自主報名為主，也有部分高校如東莞理工學院專門組織一批素質高、功底好的大學生專門成立調查隊獨立承擔任務。在這些社會調查中，大學生主要負責問卷的發放、回收及初步的分析。他們收集的第一手資料為政府及時了解公眾的意愿和需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五）參政議政的網上建言及會議旁聽路徑
調查顯示，68.5%的調查對象表示大學生應積極地參政議政，而且認為網絡是首選。網絡的開放性、及時性和平等表達的特性，有助于公眾快速獲取政策信息，增強平等、獨立參與的意愿[1]。近年來，“90后”東莞大學生越來越喜歡借助網絡、手機等新媒體，通過“莞香花開”政務微博和微信、“微訪談”、陽光熱線等問政平臺，把自己的見解以及對政府的一些監督意見發表出來，有的意見還頗為深刻。部分大學生“網絡達人”，更是經常在網絡論壇及時反映社情民意，積極為城市發展建言，主動為東莞發聲。調查還發現，各高校的學生干部和大學生黨團員也很重視制度性的政治參與，每年都積極申請旁聽地方的“兩會”，申請到旁聽機會的代表都能自覺針對議題提前廣泛收集意見，提出較為合理的建議。
二、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現有路徑的不足
東莞各高校在引導大學生參加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探索中形成的以上多樣化路徑，既能讓大學生根據自己的時間、興趣和特長來選擇具體的參與方式，也能讓各組織方根據大學生的能力特長，貼近群眾的需求做出合理安排，較好地實現了資源與需求的配置。但這些路徑在實際運作中仍存在不足。
一是過于倚重組織安排，不利于大學生自主發揮。目前，直接通過網絡新媒體獲取社會管理創新項目的信息、參與各項公共事務和公共決策的渠道仍有所欠缺，讓大學生主動設計新穎活潑、實用有效的服務項目的機會不多，客觀上使得大學生從信息的獲取到活動的具體安排都只能倚重于組織的安排，這不利于學生主動性的發揮。
二是中間環節復雜且易變，不便于大學生自由參與。除網上建言路徑較為方便快捷外，其它路徑往往不是長期而且固定地讓大學生直接到某一服務領域服務特定的群眾，而是每次都需要各方多次協商，每項活動都要單獨招募、培訓、分配等。中間環節復雜而且易變，使得大學生參加社會管理創新不是那么“易得”。這不便于大學生自由參與，也不利于活動的專注與深入。三是參與學生分群化明顯，廣泛性有所不足。大學生參加社會管理創新的活動基本依托各高校團學組織、志愿服務組織和公益社團來組織，在相應組織擔任骨干的大學生，更容易獲取信息，參與意愿也更強，他們身邊的室友、同學受其耳濡目染，參加也會積極一點。這樣造成參與各類活動時，往往是團學干部、志愿者骨干和社團成員及其好友參加的多，普通同學參加的少。四是專業聯系不夠緊密，系統性和長效性仍然欠缺。大多數活動仍停留在簡單的服務性工作上，與大學生的專業特點結合程度不高，技能型、科技型參與項目較少，不能滿足較高層次的服務需求。同時，各高校在校地對接、教師指導、時間安排、經費保障、機制建立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問題，這使得整體工作不夠系統，參與領域仍然有限，部分活動缺乏深度和連貫性。
三、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優化建議
（一）集約各方資源，形成整體合力
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志愿服務路徑、社會實踐路徑、公益活動路徑、社會調查路徑、網上建言以及會議旁聽路徑，分別由志愿服務組織、團組織、公益社團、研究機構和黨政機關來組織。這些路徑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相同、動員的大學生群體相近，組織的各個環節相仿，在目標群體的需求把握、大學生群體的動員聚集、項目活動的設計策劃、專業服務能力培養等方面有許多工作可以聯合開展。各部門、各組織合作起來，集約各方資源，共同開展活動，可以避免重復性工作，從而形成合力。
（二）創新中間環節，增強吸引力
目前，除了網上建言能讓大學生直接參與到社會管理創新中外，其它都需要借助中間環節來讓大學生走進基層一線參與項目、服務群眾。如果將各個路徑中一些平淡無奇的中間環節進行創造性設計，轉變為富有吸引力的活動，也會讓大學生喜歡這些路徑、參與這些活動。例如在動員環節，可通過視頻推介服務項目、學長分享參與收獲和社會服務點體驗等生動方式，吸引更多大學生參與；在運作階段，借助網站、QQ群、微信等平臺提前預告信息，公開接受報名，在線互動交流，實時展示成果，就能很好地發揮新媒體高效、開放的優勢，讓大學生感覺到活動的豐富和充實。此外，把大學生的特長融入到服務里面，多用關心、鼓勵、贊賞的語言肯定和贊賞其參與行為，也能增強大學生溫馨的感受，讓活動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三）建立活動基地，促進常態發展
如果有了固定的場所，活動的開展就有了穩定的平臺，這樣就不至于每一次開展活動都要費時費力去聯系部門，選擇場地。再考慮到立足社區有利于深入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從而提供有深度的服務[2]。因此，各高校應積極主動與鎮、街道聯絡，商討聯合建設社區社會實踐、志愿服務及公益活動的基地，并建立健全大學生到活動基地開展服務的考核、獎勵、學分計算制度和指導教師工作量制度，引導專業教師和大學生定期深入活動基地，服務民生改善。建立相當數量和相對穩定的活動基地，既能保證活動的深入持久發展，又能在發現需求、規范服務、拓展項目等方面形成良好的發展積累。
（四）推進專業化發展，提升工作實效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論文摘 要：職業教育公平問題是職業教育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不僅影響我國教育事業的健康和諧發展，而且已經成為制約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因素之一。對職業教育公平問題進行分析究，探尋影響職業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決對策，是每個職業教育工作者學習和工作的需要。
職業教育公平問題既是職業教育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實踐中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實問題，它不僅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健康和諧發展，而且已經成為制約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對職業教育公平問題進行分析究，探尋影響職業教育公平的因素和解決對策，是每個職業教育工作者學習和工作的需要。
一、當前我國職業教育邊緣化的現實表象
邊緣化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實際上就是非中心、非主流的狀態，或者說被主流所排斥的狀態。職業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人力資源開發內主要途徑。但從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實踐來看，“次等”、“末流”教育的身份仍未得到根本改變，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邊緣化狀態。
（一）職業教育地位的邊緣化
“地位”一般是指在社會上所處的位置，是一個主觀性很強的概念，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職業教育地位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識程度。主要指人們對職業教育的尊重和重視的程度，對職業教育的地位、作用、培養目標、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的區別等的認識。
2.職業教育在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大小。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的大小是決定職業教育生存和發展狀態的根本，因此，這是職業教育地位的核心。一般來說，教育經濟學及人力資源開發中所談的職業教育地位，均是指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應處的位置或發揮的作用。
3.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主要表現在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的管理水平、理論成熟程度、體系完善程度、質量水平等不同的方面在各類教育中的橫向對比位置。
4.職業教育在人的發展中所處的位置。職業教育所有功能的發揮都必須通過“人”來實現，因此，職業教育離不開“人”，脫離“人”的職業教育是無效的教育，也必然是沒有地位的教育。
從職業教育地位的內涵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職業教育的地位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在觀念層上一直受“學而優則仕”傳統文化的影響，職業教育甚至被不少人認為是“次等”、“末流”的教育，處于社會的邊緣、教育的邊緣。盡管我國技能型人才短缺，而且國家一直強調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但愿意接納和接受職業教育的家長和中學生仍然為數不多。
（二）職業教育功能的邊緣化
職業教育作為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社會、科技、政治、文化及人的發展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功能。但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職業教育的功能，更關注的是職業教育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有意或無意地淡化職業教育的政治功能、科技功能和文化功能，忽視甚至輕視職業教育對人的全面發展的功能，導致職業教育功能的嚴重殘缺。
（三）職業教育對象的邊緣化
職業教育是為初、高中畢業生和城鄉新增勞動者、下崗失業人員、在職人員、農村勞動者及其他社會成員提供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職業院校教育和職業培訓，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職業教育對象的主體是“弱勢群體”。凡是職業院校學生基本上是被“學術教育”淘汰的所謂“學業失敗者”，不僅在學業上被“邊緣化”了，而且其家庭基本上也是處于社會的“邊緣”狀態。
（四）職業教育經費投入的邊緣化
多年來，經費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約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財政預算內職業教育經費占整個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的份額不僅沒有提高，有的省份反而在下降。各省、各地區的職業教育專項經費，職業院校學生收費標準等都沒有統一的規定。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比較，各地區投入的教育附加費也是較少的，企業、社會團體、銀行等對職業教育的支持也就更少了。特別是在實行收支兩條線以后，一些落后地區把職業院校的學費收入作為財政的預算外收入，這就使本來就缺乏吸引力的職業教育處境更為艱難，嚴重影響了職業教育的發展。
二、從社會學角度看職業教育不平等的根源
當今社會，教育已經從社會的邊緣走向了中心，在社會分層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職業教育與其他教育類型相比，不論是自致能力還是先賦能力，均缺乏優勢，這是影響職業教育公平的根源。
（一）“精英”培養與職業教育價值的相對“低落”
高等教育作為目前實現向上流動的一種重要途徑（對底層群體來說，實質上是唯一途徑），對各個階層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優勢階層或資本擁有者便利用政策控制能力，借助于教育“公平游戲”的各種競爭，以隱匿的方式進一步占據或獲取優勢資源，從而導致“精英”的再制，并實現優勢資本和優勢地位的“代際轉移”。而中下階層子女則希望通過自身在學業上的努力取得與優勢階層子女平等的文化資本，而且在優勢教育環境中還有利于社會資本的獲取，諸如師生關系、同學情誼、同鄉等，均能在未來的發展中發揮作用。美國mba教育世界聞名，但有觀點認為，美國mba的神奇效果既不在于教學內容的先進性，也不在于教學方法的科學性，而在于參加mba教育的群體的身份—這些有控制力的特殊群體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本。
與高等教育這種“精英”再制和資本獲取成效相比，職業教育相形見絀。在當今社會尤其是底層社會群體將接受教育作為阻斷家庭貧困的情況下，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無疑是一種最佳選擇，而接受職業教育在改變社會地位方面的作用卻非常有限。
（二）教育政策的偏離與職業教育地位的相對“低落”
1.教育分流制度。理想的教育分流應該是根據社會分工的需要，依據學生的學術傾向和心理特征，使學生分別進入不同類型的學校和課程軌道，實現學生個性發展與社會多樣化人才需求的統一。分流的依據是學生的興趣、思維特征；其立足點是針對每一個學生的差異與優勢，進行分類指導、因材施教，使每個學生的個性獲得充分發展，全面開發學生的智力潛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但目前的教育分流出現了明顯的異化現象，教育分流的立足點不是學生，而是教育，其服務目的也不是教育，而是社會，不是全體社會，而是少數優勢階層。某種程度上，致使國家的教育制度屈服于“教育市場”，造成新的教育機會不均等，并進而造成個人職業生涯發展及社會地位分化的不公平，大眾教育成為面向少數升學者的教育。
2.重點中學制度。應該說，這一制度主要是為了把優質教育資源集中起來，為優質高等教育輸送更多的優秀人才。但是，大部分優質資源往往又被社會中上層階層的子女所占用，社會“弱勢群體”和農村小孩占的比例非常少，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的受教育機會，影響了教育的公平。進一步說，由于學業成績與接受高等教育、與成功成才一脈相承，重點高中生源優先選擇政策便合法化了這種不公平教育的后果。
3.教育體系制度。在我國的法律法規層面，一直強調要建立健全職業教育體系。但在職業教育的發展實踐中，在強調適應經濟建設需要的目標下，一直將職業教育定位于以技能培養與就業準備為目標的就業教育，教育內容以就業技能培訓為主，視“對口升學”為“異物”。為了加快我國的高等教育進程，緩解日益激烈的升學競爭，國家開始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但同時又通過政策把高等職業教育置于“等級”和“市場”的雙重壓力之下，使得本就末被社會廣泛接受的職業教育處境進一步惡化。
（三）人才政策的學歷化與職業教育聲望的相對“低落”
在我國人力資源市場中，分為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又被分割成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互相之間流動極為困難，延伸到教育上就是造成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分流成為進入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分界線，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分層的起點。在這種情況下，接受職業教育不可能成為大眾的自覺選擇。尤其是高級技工、熟練勞動者等，“在需要的時候是人才”，但在享受應有的待遇方面仍然處于尷尬的境地。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為近年來我國人才結構的一大“頑癥”，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高級技工的收入仍然偏低，“高級技工年薪超過碩士”之說只不過是偶然的個別現象而已。國家盡管提出了“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的人才標準，但許多用人單位在招聘新職員或在人才流動時，不是根據人的素質進行選拔，而是依據學歷高低與學校的名氣進行選擇，不僅造成了人才的高消費，也加劇了社會對于高學歷與名學校的非正常追求。也是造成職業教育邊緣化的根源。
三、職業教育公平實現的途徑與方法
（一）確立正確的職業教育價值觀，明確人的主體地位。當前，在分析職業教育的意義時，聽到的往往是社會需要、經濟發展需要，很少提及人的發展需要，實際上，人的發展需要才是第一位的。在職業教育的質量評價中，人們往往更多地用一些社會標準來衡量，很少考慮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對人的個體差異關注不夠，迎合了中國傳統的教育觀念， “學而優則仕”、“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的現象依舊突出，造成了對職業教育的歧視，影響了職業教育的發展，阻礙了現代經濟社會的進步。從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目標看，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社會發展是最為密切的教育，它的經濟價值是表層和外在的，社會價值則為核心價值，人的價值是職業教育最根本的價值。因此，社會應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和宣傳，改變社會和人們歧視職業教育的現象，以人為本，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尊重人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尊重人性和人的教育權，使每個人的特性得以充分表達，使職業教育從根本上擺脫“次等教育”的尷尬地位。
（二）建立科學的職業教育理論基礎，為職業教育公平奠定學科基礎。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獨立的教育類型，除了遵循一般教育的規律之外，還具有自身特殊的規律。傳統的職業教育沿用的是普通教育的理論基礎，造成職業教育無特色、無地位的局面。職業技術教育應該以技術理論和霍華德·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為理論基礎，前者是職業教育學科存在的基礎，后者是職業教育個體發展的基礎。有了這兩個基礎的支撐，職業教育的獨特性必將得到進一步彰顯，職業教育“無理論”的尷尬境地必將得到改變。
（三）加大教育制度創新力度，搭建職業教育平等的政策平臺。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規范人類行為，而人類行為是知識、情感、意志、權益等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個國家的各種教育機構和教育規范體系構成其教育制度，具體內容主要是指教育基本制度、教育根本制度，教育具體制度三個方面。教育制度的創新和經濟制度等的創新有較明顯的區別，它的人文性特征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人性假設、目的和功能等方面，這也是教育的屬性在教育制度中的體現。
職業教育制度創新的核心主要體現在對“人”的尊重和對教育公平的追求方面。在教育分流制度上，不僅要考慮整體教育的發展目標，更要尊重學生的心理特征和品質、興趣等，變“被迫”為“自主”；在職業教育培養目標上不僅要考慮社會的人力資源需要，更要尊重學生就業與升學的教育選擇，變“外在要求”為“內在需要”；在教育管理制度上，不僅要考慮規范和簡便，更要尊重學生選擇的多樣與靈活，變統一為多樣；在評價標準上不僅要遵循教育的一般規律，更要突出職業教育特色，變“補充”為“獨立”。只有這樣，才能為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環境。
（四）強化教學領域的各項改革，把以人為本由理念轉化為行動。隨著職業教育的迅速發展，職業教育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是改革和發展的目標之一，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深化教學改革是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職業教育的改革一是要進一步轉變教學觀念。堅持面向市場、面向社會辦學，加強職業教育與培訓產品的開發和管理，引導職業教育教學與生產實踐、技術推廣、社會服務緊密結合。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辦學方針，實現從傳統升學導向向就業導向轉變。二是積極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工學結合、校企合作是目前國際職業教育通行的人才培養模式。這種模式加強了學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環節，對提高學生的綜合職業能力具有較好的效果。三是深化課程和教學改革。新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引起了職業教育組織形式和教學指導原則的本質性變革，職業教育更加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職業教育教學手段更加豐富多彩，模擬教學、網絡教學、項目教學等形式逐步進入課堂。
參考文獻：
[1]宋寧娜.教育平等、教育公平與社會進步[j].蘇州大學學報,2004(3).
關鍵詞：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消費者社會化理論
文化消費是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方面進行的消費，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娛樂、旅游觀光等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尤其對于正在汲取知識、儲備能量的高校大學生而言，切實把握他們在文化消費方面的現狀，明晰他們的文化消費觀念、掌握影響他們消費行為的因素，對更好地引導其開展文化消費具有深刻的實際意義。
一、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
根據消費者社會化理論中的家庭、同伴、大眾媒體等外在變量因素對消費者進行的消費行為起著重要作用，結合大學生消費者自身性別、年級、價值觀念等內在變量，筆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圖1）。
目前我國大學生文化消費的主要特點在于淺層化、消遣化、娛樂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設均圍繞影響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行為進行展開。
H1：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淺層化、娛樂化傾向明顯
H2：男性大學生會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圖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級大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4：理工科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5：211高校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6a：與父母的溝通頻率越高，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比例越高。
H6b：大學生在從事文化消費時受父母影響程度越高，他們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比例越高。
H7a：大學生接觸媒體的時間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H7b：大學生對媒體的認可程度與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顯，“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設計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當前我國大學生在文化消費過程中是否呈現出淺層化、消遣化傾向，同時探索主要的影響因素。對于大學生文化消費現狀，研究采用了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 ELES 模型）進行研究。
關于家庭影響變量的設置，我們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調查問卷，選取其中部分題目，每個題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為基礎，但為了避免中國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設置了6項，分別賦值為1-6。
對同伴影響的調查，研究則借鑒了Bearden 等人（1989）設計的“同齡人影響”問卷，從信息作用方面選取部分題目，每個題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關于媒體使用時間的測量，由于當代大學生主要接觸網絡等新媒體，甚少接觸報刊、電視等傳統媒體，所以在調查中僅調查每天使用網絡時間，每天使用時間分為6級，即0-0.5個小時，0.5-1個小時，1-2個小時，2-3個小時，3-4.5個小時，4.5個小時以上，分別賦值1-6。
對媒體的接受程度，借鑒了劉暉（2008）在消費社會化研究中所使用的變量，并結合文化消費的特殊性，對這些題項予以情景化，精選部分題目，以六分法來衡量。
在問卷設計完成后， 筆者以江蘇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學生為對象開展了一次預調查。隨后，對此次預調查進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檢驗，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題項，并根據試調研的結果對問卷中最終題項的表達、題項排列順序等進行了一定的調整。
最終的問卷調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們選取了江蘇省五所不同類型高校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簡單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相結合的辦法，發放了調查問卷。此次的問卷調查過程中，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問卷956份，回收率達95.6%。剔除因選項難以識別及審題問題造成的廢卷，實際有效問卷876份，實際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7.6%。運用SPSS統計軟件和EXCEL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處理、統計分析。
三、數據分析
表1是此次調查中的樣本人口統計變量分布情況。從這張表中，我們不難發現樣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級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驗證相關因素對文化消費的影響；（2）從高校類型及專業類型的比例分布來看，與此次調查中總體選取的高校實際情況基本相似。
表1：樣本人口統計變量分布表
（一）大學生文化消費結構分析。根據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相關計算公式，我們使用SPSS統計軟件求得模型參數α、β，及各類消費項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總需求支出Ei（見表2）。
經過分析我們發現當前江蘇省大學生的文化消費邊際傾向為0.394。而在三大類文化消費項目的邊際傾向中，娛樂消遣型消費最高（0.216），實用發展型消費最低（0.063）；在八種具體分類中，文化耐用品消費（0.115）、旅游觀光消費（0.092）、娛樂衍生品消費（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驗證了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呈現淺層化、娛樂化的狀態。
表2：江蘇省大學生文化消費ELES模型參數估計值
當然，盡管培訓班消費及實用類書報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數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類文化消費的第一與第三位，但這兩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卻呈現出較低水平，也從另一個方面讓我們了解，當前“是否實用發展”雖然已成為大學生選擇文化消費時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學生對于實用發展型消費卻更多地存在著“必需品”的不當觀點，認為只要自身能達到一般水平就會心滿意足，不會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動增多此類型文化消費的數量。換言之，假設H1成立。
（二）大學生個人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為更好地檢驗上文中提出的各項假設，此次研究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文化消費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反映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情況。同時，對各項因素包含的變量取均值后進行相關性分析。
經檢驗分析，性別變量在當前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影響效果并不顯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級變量在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對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影響效果也不顯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訪對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間，基本具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級不同造成的影響；同時，年級變量與其他影響變量可能存在較強相關性，從而導致年級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的相關性變得不是十分顯著。
另外，專業類型及高校類型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因此假設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經分析發現，與父母溝通頻率、受父母影響程度均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結合訪談調查數據，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1）與父母進行適度溝通會使大學生消費者感到被關注、被重視，這樣會使他們自身更為關注自己的未來與發展，從而會更多地選擇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2）當代大學生的父母大多為60后，思想較為開明，在與子女溝通時較為注重方法，所以，大學生更為愿意接受來自父母的一些指導意見。因此，假設H6a、H6b成立。
（四）媒體因素的相關性檢驗。在0.05水平下進行雙側檢
驗，媒體接觸時間變量的Pearson系數為-0.440，并呈顯著水平。因此，該變量與因變量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假設H7a成立。但根據表4.7的數據，我們也發現媒體認可程度變量與因變量間不存在顯著負關系，假設H7b不成立，甚至與原有假設相反。結合與相關受訪者的交談，原因可總結如下：（1）目前，大學生一般利用網絡媒體進行娛樂活動或休閑游戲，所以媒體接觸時間越長，越易占用大學生進行其他文化消費的時間，尤其是從事課外培訓、或閱讀課外專業書籍的時間，從而導致他們在實用發展型消費上減少投入；（2）在提出這部分模型假設時，我們預想網絡上投放的廣告大多為淺層化、娛樂化的廣告，而據部分調查者反映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就有錯誤，因此造成假設和實際檢驗出現偏差。
（五）媒體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經檢驗，同伴的信息效應與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見表3），即大學生越傾向于接受所在群體提供的與文化消費相關的信息， 其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環境因素變量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相關性
注：*表示相關系數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四、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主要結論。當代大學生在進行文化消費時，盡管會將“實用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但在實際消費時，淺層化、娛樂化的文化消費依然占據主流。尤其在生活費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學生更加傾向于娛樂休閑型的文化消費。
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問題，研究針對影響“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因素變得極為有意義。通過相關性檢驗，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經檢驗，性別、年級變量在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影響效果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樣本年齡分布過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間，樣本間年級差異本身不是特別明顯，或可能有其他強相關性變量。
專業類型、高校類型變量在大學生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對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影響較為顯著，為幫助大學生形成更為理性與務實的消費觀念，提供了極具針對性的參考意見。
家庭因素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父母與子女適度的溝通會使大學生消費者感到被關注、被重視，并且現代的父母思想較為開明，在與子女溝通時極為注重方法，使得大學生在選擇文化消費行為時更愿意接受來自父母的一些指導意見。
媒體接觸時間越長，越易占用大學生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時間。因此，媒體接觸時間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負相關性。但媒體認可程度變量與因變量間則不存在顯著負關系，甚至與原有假設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在提出這部分模型假設時，我們預想網絡上投放的廣告大多為淺層化、娛樂化的廣告，而據部分調查者反映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錯誤，從而造成偏差。
在與同伴的交往過程中，觀察模仿、從眾心理不斷發生，并對消費行為產生深刻影響。同伴的信息效應與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大學生越傾向于接受所在群體提供的與文化消費相關的信息，其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對策與建議。目前，受到外來文化沖擊，很多“90后”大學生形成了享樂、攀比的文化消費觀念，將追求享受、從事無聊庸俗的低層次文化消費作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費行為。據此，對于當代大學生自身而言，我們建議其需要樹立正確的文化消費觀念，培養勤儉節約、艱苦務實的消費習慣。同時，建議當今大學生能減少使用網絡進行游戲、娛樂的時間，而是將這些時間更多地花在與身邊同伴的交流活動中來。在這樣的交流互動中，大學生會得到足夠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費行為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適度的家庭交流與合理的引導方法，將會引導大學生選擇更為務實有益的文化消費行為。我們建議父母要積極與自己的大學生子女進行交流，對他們在文化消費中存在的困惑進行答疑解難。
對于社會方面，我們建議媒體在廣告中多進行一些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宣傳。盡管在本次研究中，沒有直接證明媒體態度與“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消費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我們亦不能忽視目前各類廣告還是以娛樂休閑型文化消費及文化耐用品消費的宣傳為主。所以，媒體應注重廣告的播放內容，肩負起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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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社會學習理論 電視媒體 留守兒童 成長。
社會學習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阿伯特·班杜拉（A.Bandura）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主要探討個人的認知、行為與環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對人類行為的影響。這一理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相互作用論、觀察學習理論和強化理論。根據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筆者以永州市東安縣紫溪鎮中心村的留守兒童為調查對象，設計了一套關于電視媒體對農村留守兒童成長影響的調查問卷。
一、問卷發放和回收情況
本次調查問卷分為兩大板塊，根據調查對象的不同分為：留守兒童卷與監護人卷。其中，抽取紫溪鎮塘夫中心小學的100名小學生，發放問卷100份，收回100份，其中有效問卷98份，有效回收率為98%。抽取紫溪鎮的100名監護人，發放問卷100份，收回97份，其中有效問卷92份，有效回收率為92%。本次參與問卷調查的留守兒童中，男性46人（46.9%），女性52人（53.0%），男女性別比例基本平衡。在所抽取的留守兒童中，父母都外出務工比例較多，占42.9%，由于在中國人的傳統思想：男主外女主內，因而調查中父親一方外出打工（40.8%）的情況較多，母親一方外出打工僅占總體的16.3%。所調查的留守兒童有很大一部分是與（外）祖父母（73.5%）或者母親生活在一起。紫溪鎮中心村的電視普及率較高，有線電視的質量較好，頻道數量較多，留守兒童能與電視媒介進行較充分的接觸。本次調查的留守兒童大多每天觀看一個小時以內的電視節目占32.7%或者一至兩個小時的有24.5%，兩個小時以上的有31.4%；同時，把觀看電視作為課余時間的休閑活動的留守兒童占30.6%，由此可見，留守兒童與電視媒體的接觸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從監護人的調查問卷得出的數據顯示，有52.2%的留守兒童有沉迷于電視節目的現象。
二、運用社會學習理論解讀電視媒體對留守兒童的影響
（一）運用相互作用理論分析電視媒體對留守兒童造成的不良影響
在班杜拉的研究中，環境和行為會相互影響，環境又有潛在和實際之分，潛在環境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實際環境則是個體本身的行為創造出來的。家庭、學校和社會是影響兒童健康成長的三大因素，而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本身處境則是更為惡劣：一方面家庭父母關愛的缺失，另一方面農村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環境較為惡劣，同時農村社會環境也給留守兒童造成諸多的不良影響因素。根據調查數據反應，有52.3%的留守兒童將課余時間花在看電視上，減少了學習與外出活動的時間，一方面不能夠保障學習的任務的順利完成，另外一方面，長時間呆在家里看電視，而較少出門活動的時間，缺乏必要的運動，對留守兒童的身體發育不利，同時，因看電視而缺乏與同齡人之間的交流，會對留守兒童的交際能力有一定的影響。筆者將選擇課余活動為看電視的留守兒童與選擇看書和看報的留守兒童之間進行外出活動情況比較，寧愿在家中看電視經常不愿意外出活動的留守兒童（28.6%）所占比例遠遠低于課余活動為看書和報紙的留守兒童（71.4%）。由此可見，電視導致了一部分留守兒童放棄了外出的機會，或者是減少了外出活動的時間。留守兒童的課余時間一般都在家中度過，所調查的留守兒童有很大一部分是與祖父母（73.5%）或者母親生活在一起，母親在孩子心目中一般是慈祥的、溫柔的，是一個呵護者，父親則更多的是一個嚴厲的管教者，家庭中父親角色的缺失對留守兒童的成長產生很大的影響；隔代的教育也存在著較多問題，祖父母年事已老，不論從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跟不上孩子的步調，加上大部分被調查者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對孩子進行不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可知，留守兒童的家庭環境和教育的缺失促使了他們將大部分的課余時間用在看電視上。為使留守兒童健康快樂的成長，父母親或監護人要努力創造和保持一種和諧美滿的家庭環境，養成生活有規律有秩序的良好行為習慣。
（二）運用觀察學習理論分析電視媒體對留守兒童形成良好行為習慣的影響
觀察學習理論說明：榜樣在形成留守兒童良好行為習慣上的起著重要作用。觀察學習理論著重強調榜樣示范和社會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形成和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認為人們既可以通過直接經驗達到學習的目的，也可以通過觀察所獲得的間接經驗引發學習，學習程度由淺入深，從動作的模擬到語言的掌握，從態度的習得到人格的形成，都可以通過觀察來完成。留守兒童處在模仿能力強的年齡階段，他們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會在自覺或者不自覺的情況下模仿一些行為，電視中的部分行為成為留守兒童們模仿的對象，通過調查顯示部分留守兒童會特意模仿電視中的形象，也有些留守兒童把自己化身為自己喜愛的動畫人物，模仿其動作與話語。那么，電視節目內容的選擇對留守兒童身心健康成長有著重要影響。電視里是一個流光溢彩的世界，有積極向上的也有消極萎靡的，接觸不同的電視節目內容，會對孩子們產生不同的影響。據調查，有34.8%的留守兒童經常和監護人一起觀看電視節目，有39.1%的留守兒童偶爾與監護人一起觀看，也就是說，將近四分之三的留守兒童是在監護人的陪同下觀看電視的。孩子們除了觀看動畫片之外，還會看和家長一起觀看一些如：《西游記》等神話劇（87.0%）、愛情劇（8.7%）和部分綜藝節目（4.3%）。在良好的環境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它能給留守兒童以正確方向和巨大力量，引導他們積極向上。因此，父母或監護人要為留守兒童在電視節目選擇上給予指導和關心，選擇的節目要有利于留守兒童的成長，有利于他們去模仿和學習好的語言和行為習慣；同時，家長也要嚴格要求自己，通過對某些電視節目的學習來改變自己生活中的不良的習慣，營造出一個“相互尊重、相互謙讓、與鄰里友好相處、關心別人”的溫暖和諧的家庭氛圍，這樣更有利于留守兒童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三）運用強化理論鞏固電視媒體對留守兒童的所形成的良好行為習慣
留守兒童問題是在社會的發展中所產生的，其主要成因是父母的社會流動，這種社會流動不僅對個人具有意義，而且對整個社會結構也會產生影響。農村留守兒童能否健康成長直接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如果他們在成長中偏離正軌，勢必增加社會的負擔，影響社會前進的步伐。因此，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監護體系，幫助留守兒童全面健康成長刻不容緩。根據班杜拉的強化理論，強化分為外部強化、替代強化和自我強化三種，而外部強化的作用最為明顯，在行為習慣的形成過程中，正確地采用適合的強化手段能鞏固已形成的良好行為習慣。筆者認為，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去做工作：
第一，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該出臺和采取相關的政策和措施來保障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各級政府部門應該積極完善和落實各項政策措施，切實關愛農村留守兒童，為他們的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如為留守兒童提供與父母親團聚的方便。各級政府及基層單位應該合理的運用農村書屋這一資源，建立完善的借閱機制，為農村留守兒童提供良好文化休閑場所；同時與部分高校進行長期合作機制將各類圖書進行回收再利用。
第二，營造全社會共同關愛留守兒童的輿論環境，全面客觀地報道留守兒童問題。首先，各電視臺以及各大媒體可以策劃相關節目，為留守兒童提供關懷，起到媒體的輿論作用，以營造全社會共同關愛留守兒童的輿論環境。其次，開展和倡導以幫助農村留守兒童為主題的義務支教活動。在面向農村、以大學生為主題的義務支教活動組織中，招募一些富于愛心、樂于助人、有一定心理學知識的大學生們組成專門面向留守兒童的義務幫教隊伍，給留守兒童和家長提供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方面的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