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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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從業人員業務水平參差不齊，專業資格認定不清
本文對目前仍在從事能源審計工作機構的審計人員的職稱及職務情況、學歷結構和從業年限也進行了抽樣調查并作了相關統計。國家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公布了我國第1批節能量審核機構共26家。從業人員的職稱職務、學歷結構、業務年限參差不齊。從第三方節能量審核機構的性質可以看出，參與能源審計的人員混雜，既有專業機構人員，也有本行業專家，還有小部分人員來自高校及科研所。然而，對這些人的從業資格缺乏統一的準入標準，既沒有權威機構認證，也沒有專業化的培訓或考試對人員進行篩選。此次調查發現，僅35.71%用能單位的能源審計人員擁有相應的資格認證，而另外64.29%用能單位的能源審計人員均沒有相應的資格認證。這些資格證書有能源審計資格證、會計證、統計資格證、高級能源管理師資格證、能源審計師、內部審計證書等形式。
1.2人員專業教育和繼續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通過調查發現，現有的能源審計隊伍其中大多獲得了工學學士學位，還有少數人員是研究生學歷，另外還有與審計、會計專業等相關的專業人員，工作年限通常在10a以上。然而，學歷與工作內容卻存在不匹配的現象，僅有1/3的能源審計人員擁有資格證書，至于各類證書是否可以判斷一名審計人員是否具備能源審計專業素質，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標準，因此，審計人員從入行開始，就難以衡量其業務素質水平。而用能單位內部的能源審計人員中，僅1/3單位的能源審計人員接受過能源審計培訓。82.86%的被調查單位的能源管理人員由單位自己根據人員經歷要求，8.57%是能源管理師，2.86%根據政府發文認定，0.95%沒有要求，可以說當前的資格認證方式是比較混亂的，需要盡快改變這種局面。我國目前對審計人員的深入培訓較為缺乏。雖然在認定了能源審計機構后，國家在每次實施節能量審核前均對審核人員進行了培訓，但這些短期培訓僅能對可能出現的現象或基本原則進行規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審計人員的能力提升問題。我國雖然于2009年頒布了GB/T13234—2009《企業節能量計算方法》，但該標準實用性很差，對技術改造的節能量僅要求采用單位產品能耗法進行計算，在許多場合該方法是不適用的，與節能量的定義相悖，與國際而節能效果測量和驗證規程（IPMVP）中提出的4類通用節能量的計算方法也相沖突，而在節能量審核初始階段，也未完成案例積累。因此，節能量的數量確定往往依賴于審核人員的基本素質、經歷和經驗，不同的背景造成計算方法的迥異，結果的巨大差異。
1.3審計活動監管機制仍須改進
我國至今仍未形成對能源審計機構與審計師有效監管的機制。在對被訪節能管理部門、用能單位、能源審計機構的統計中可以看出，75.68%的被調查者認為對能源審計師的監督與管理應由省級機構執行，24.32%認為應由國家統一監管。另外，54.29%的被調查者選擇對能源審計機構和獨立能源審計師的質量控制方式為監督機構召集專家組審查，選擇審計機構互審、監督機構審查和專家審查的比例都各為22.86%。
2第三方能源審計機構現狀及存在問題
2.1申報審核程序有待進一步規范
盡管國家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印發了《關于組織推薦第三方節能量審核機構的通知》(財辦建[2011]89號)，并認定了第1批26家國家認可進行節能量認定的第三方節能服務機構。雖然在機構申報過程中對審核機構的人員要求和和申報條件進行了規定，但是沒有嚴格規范的審核程序，審核過程不夠科學。特別是對該機構的審計人員是否能夠長期在該單位從事該項業務沒有嚴格規定，也沒有實施機構和人員的年度審核制度，這種狀況，致使申報時人員與實際在崗人員有巨大差距，甚至有些審計機構在從事能源審計時臨時從社會招聘審計人員，這些人員專業水平差，責任心和道德約束力不夠，不能保證能源審計結果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有些被授予資格第三方審核機構并不是專業從事節能工作的單位，從而導致用能單位及公眾對國家能源審計工作的權威性和科學性產生質疑。
2.2運行過程存在弄虛作假行為
目前，我國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專項能源審計項目均為申請享受國家或地方政府節能獎勵資金項目，其中包括政府相關政策推動的節能技術改造項目。在實施節能獎勵資金政策初期，其初審一般由實施項目的企業委托第三方機構或者由企業在申報時計算節能量，之后初審一般由地方節能主管部門委托第三方節能服務機構實施，復審由國家節能主管部門委托第三方節能服務機構實施，有時還會由財政部門委托第三方機構再審。由于節能量審核既涉及項目的真實性，也涉及復雜的認定方法和計算方法，在初期階段，出現了大量節能量計算不準確現象，用能單位上報或初審與國家委托機構計算出的節能數據有較大的差別，不符合申報要求的項目屢被查處。為此，財政部與國家發改委于2011年又一次印發了《節能技術改造財政獎勵資金管理辦法》（財建[2011]367號），文件再次明確了技術改造項目節能效果必須由國家認定的第三方節能量審核機構審核確定。但是，在實施過程中，這些認定的第三方節能服務機構沒有一個節能量審核管理程序和規定，或者有這些規定，并沒有很好的執行。國家指定的審核程序也不是特別規范和詳細。特別是在合同能源管理項目審核中，復審中仍然發現了一些虛假項目和夸大節能量數據的行為，有些第三方機構遭到了取消資格的處分。甚至在國家審計署的抽查審計中仍能發現虛假現象。
2.3審計費用不合理導致工作積極性下降
目前我國能源審計工作還處于發展階段，在不同種類的能源審計工作之間還存在著主體交叉、責任交叉的現象。例如，在節能量補貼審核中，初審由地方政府出資委托第三方審計機構，復審由國家出資委托第三方審計機構。由于我國從事此類工作尚處于初期，或者說也有可能是出于一種短期政策行為，更重視對節能量的補貼，往往忽視了審計費用的支出，費用支出也往往未納入預算或沒有科學的計劃費用，沒有相應的收費標準。在審計費用支出時往往將該類費用界定為聘請專家實施審計，未考慮審計機構作為一個企業應得的業務報酬，因此，節能量補貼專項審計已出現了第三方審計機構作將其視為雞肋，對該項審計工作積極性下降，間接影響了審計質量。因此，應進一步考慮如何合理劃分審計工作責任和利益分配的問題。審計費用的低廉，往往使得審計機構聘請高素質審計人員的動力不足，要求審計人員盡量壓縮審計時間。調查顯示，審計機構在現場審計的時間往往只有1d甚至0.5d，審計時間的不足，使得審計人員不能夠深刻了解項目，忽略申報項目存在的瑕疵甚至是嚴重問題。與國家審計署抽查審計該類項目平均每個用能單位動則3～5d形成了巨大差距。
3改進能源審計現狀的措施
3.1建立系統的能源審計人員管理機制
國家應規范能源設計師的準入要求，對能源審計師從思想道德、業務水平、工作經驗、學歷背景等個方面做出具體規定；對能源審計師的工作職責、責任義務、業務范疇做出統一界定。逐步將能源審計師發展成為一種執業資格，指定權威機構完成能源審計師教材編制、組織考試、資格認證、繼續教育和退出等系列工作。培養一批具有職業素養、能夠出具合格能源審計報告的專業人才。
3.2健全第三方能源審計制度
建立獨立第三方能源審計師制度能夠解決我國目前能源審計隊伍所存在問題。應建立一種類似會計審計師的制度，只有能源審計師出具的報告才能獲得權威部門的認可，并對審計報告付有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聘請規定數目的專家，第三方審計機構才可獲取業務資質。通過對審計人員和審計機構的監督管理，能夠加強從業隊伍法律約束，規范能源審計市場，提高能源審計報告的質量，使得能源審計對用能單位而言，不僅是政府強制行為，更能切實發揮其在節能降耗方面的作用。
4結語
《石油和化工節能》征稿啟事
“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
油田注水系統節能經濟運行的研究與實踐
氯堿行業“十一五”節能減排回顧及“十二五”展望
節能型水溶液全循環尿素生產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莫爾液節能環保技術
采用燃氣發電技術充分利用電石爐爐氣
實施綜合改造實現節能目標
冷卻系統空冷器的節能改造
熱泵技術在遼河油田歡三聯合站原油加熱中的應用
氯氣液化裝置的安全生產與節能
酮苯脫蠟脫油聯合裝置的節能改造
永勝能源化工以技術支撐節能減排
推行成本精細管理的實踐與探索
推行系統優化和管理實現煉油廠節能降耗
國外節能服務體系建設經驗及啟示
油氣田溫室氣體排放測試與評估方法
第二屆石油和化學工業節能技術交流大會即將召開
滄州大化節能減排工作受河北省委省政府表彰
《石油和化工節能》征稿啟事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確保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的通知
國務院召開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煉廠節能技術和系統全局綜合優化方法
油氣田生產企業的能耗對標分析
勝利油田孤東采油廠用能現狀分析及對策
節能環保的儀表電伴熱系統
增效節能型流量計的原理及應用
乙二醇蒸氣噴射泵節能新技術
油田35kV變電所何時可投單臺主變
聚乙烯醇車間醋酸系統能量優化
100萬噸/年重油催化裂化裝置節能分析
中原石化裂解爐的綜合節能
合成氨脫碳系統的節能改造
中國海油提前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
雙星集團闖出節能減排新路子
日本百年節能史及其對中國節能的啟示
專利信息
獨山子石化實現甲醇利用回收廢氣生產
晉煤集團煤化工再獲重大突破
第九次石油和化工節能論文征集與評選啟事
國資委關于印發《中央企業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報表》的通知
中國-印尼第三次能源論壇舉行
國家發改委關于降低成品油價格的通知
環保部確定今年節能減排重點
山東將實行節能產品強制采購
固定床煤氣化工藝的節能技術措施
濮城油田油氣集輸系統優化改造項目的節能評價
游梁式抽油機電動機配套選擇模板研究
水動風機冷卻塔節電技術
溴化鋰機組低溫余熱制冷技術
芳烴加熱爐節能減排技術應用
諧波污染與無功補償裝置改進治理效果分析
燃氣加熱爐在鋁粉裝置節能改造中的應用
甲醇系統三塔精餾的優化運行
平衡18萬噸合成氨綜合節能項目節能測算
依靠管理和技術創新推進企業節能減排工作
能源計量為企業挖金掘銀
[關鍵詞] 工業能耗 現狀 存在問題 建議
《中國節能服務導刊》2006年8月刊報道，2001年到2004年，全國能源消費年均增長率為10.1%，工業部門能源消費年均增長率為12.8%。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由2000年占全國能源消費的66.58%上升到2004年占68.41%。其中冶金、化工、建材、石化等4個高耗能行業的能源消費增長量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總增長量的52.2%。這樣的能源消費很難維持經濟的高速持續發展。
一、鎮江市工業能耗現狀
多年來，鎮江市主要致力于發展重化工產業和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基礎產業以及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傳統產業。以工業增加值來衡量，規模以上輕重工業增加值之比在2000年時為42.7:57.3，2005年上升為30.1:69.9。其中，重工業中，化工行業所占比重已上升到24.0%，成為鎮江目前貢獻最大的行業。輕工業中，又以造紙及紙制品業作為支柱，占有三成以上份額。“十五”時期，鎮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能源消耗系數高達0.87，這意味著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每增長1%，能源消耗總量要增長0.87%。2000年，鎮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費總量為730.8萬噸標準煤，2005年上升到1446.3萬噸標準煤，全年上升了604.1萬噸標準煤，平均年遞增17.2%。
二、鎮江市工業能耗利用存在的問題
1.能源消費彈性仍較高
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是指能源消費總量增長率與國民經濟增長率的比值，它從總體上反映能源消費總量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目前我市工業化進程總體上處于中期階段，重化工業特征明顯，經濟增長對能源需求仍呈較強的剛性。2002年～2006年，我市全社會能源消費平均彈性系數為0.79，其中2006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為0.74，即地區生產總值每增加1%，能源消費總量需增加0.74個百分點，仍處于較高水平。
2.地區間能源利用水平差異懸殊，居全省位次靠后
2006年，丹陽、揚中、句容和新區的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高，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費量分別為0.792、0.461、0.849、0.652噸標準煤；而京口、潤州和丹徒區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較低，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費量分別達到了1.295、1.286、1.192噸標準煤。 從規模以上工業看，丹徒、新區和京口的能源消費已超過了百萬噸標準煤大關，分別達到240.4、122.9和102.4萬噸標準煤，合計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費的50%，而其工業增加值僅占全市的37.5%。
2006年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費量為0.988噸標準煤，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9%，居全省第7位，比2005年下降3.47%，略低于全省平均降幅。 從規模以上工業能耗看，2006年單位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費量為2.10噸標準煤，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3.8%;綜合能源消費量933.4萬噸標準煤，占全省的比重為6.2%，高于同期工業增加值比重1.3%。
3.高能耗行業能耗增長較快，企業能源成本增加
化工、建材、造紙、電力是我市的支柱產業，又是高能耗行業。2006年，全市這四大行業的能源消費總量達1168.3萬噸標準煤，占規模以上工業的86.9%;綜合能源消費量456.0萬噸標準煤，比2005年增長12.6%，高于全市平均增幅4.2%;萬元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費量超過3噸標準煤，是全市平均水平的2倍多，其他行業平均水平4.5倍。這是導致我市工業能源消費大幅增長、能源利用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
2006年，我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平均購進價格為890元噸標準煤，比2005年增長5.4%，多增加支出6億多元。目前，我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費占生產成本的比重約為9%，每降低1%將增加效益15億元。我市煤炭、成品油等主要能源品種價格持續上揚，既增加了企業成本，又擠壓了企業盈利空間。
三、 關于鎮江市工業能耗的幾點建議
1.抓住重點行業和企業開展節能降耗
著力圍繞冶金、建材、化工、電力、紡織等五大行業，開展節能降耗。如:化工行業要積極發展化工新材料、新型高檔涂料、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精細和專用化學品，提高精細化工率。同時，要大力開展化工整治，確保完成階段性任務；建材行業要加快發展新型建材、非金屬礦深加工制品和無機非金屬新材料，整體提高建材產品附加值；電力行業要以大型、高效、環保的發電機組淘汰煤耗高、技術水平低的小機組，以高效輸變電設備改造落后低效的設施。
繼續大力推進金東紙業、諫壁電廠、京陽水泥、索普集團“千家企業節能行動”，各企業要進一步完善能源統計、計量和能源管理等各項管理制度，加大節能技改投入，抓緊節能技改項目的實施進度，確保完成“十一五”節能降耗目標。大亞、鎮江發電公司、天工等17家省重點耗能企業，各轄市（區）要加強分類指導，逐一編制能源審計和節能規劃,進一步明確目標，落實責任，不斷提高節能降耗水平。
2.改善企業運營水平
我們要鼓勵企業加大節能技術改造投入，跟蹤儲備一批節能效果明顯的重點項目；要以電機系統節能、能量系統優化等為重點，實施一批節能技術改造項目，繼續推進能效電廠建設，提高電能使用效率。同時，要進一步加快節能環保關鍵技術、公共技術的研究、運用和推廣，積極開展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1]史丹: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改進.經濟研究，2002(9):49～94
【關鍵詞】 供給側改革； EMC模式； 困境； 對策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14-0113-03
節能環保主要包括兩大領域：節約能源和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能源供給體系。前者主要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包括推進高能效技術和裝備來替代低能效技術和裝備，推廣合同能源管理等；后者主要是構建高效、清潔、低碳的能源供給體系，包括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清潔能源的規模利用，以及頁巖氣、煤層氣等非常規油氣資源的有序開發等。本文僅針對第一大領域進行分析。
一、EMC模式運行機制及運行狀況
EMC（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即合同能源管理，指節能服務公司與用能單位以契約形式約定節能目標，節能服務公司在節能目標下向用能單位提供服務，用能單位以實現的節能效益償付節能服務公司的投入并支付合理利的機制（效益分享如圖1所示）。
2016年1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以重塑能源 服務創新為主題的“2015年節能服務產業年度峰會”顯示：截至“十二五”期末，全國從事節能服務業務的企業總數達5 426家，比“十一五”期末增長了近6倍，其中產值超過10億元的節能服務公司有25家，超過5億元的有142家，超過1億元的有286家；行業從業人員達到60.7萬人，比“十一五”期末的17.5萬人增長了近2.5倍；節能服務產業總產值從2010年的836.29億元增長到3 127.34億元，年均增長率為30.19%；合同能源管理投資從2010年的287.51億元增長到1 039.5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9.31%；“十二五”累計合同能源管理投資3 710.72億元，其中累計投資超過10億元的有34家，超過5億元的有112家，超過1億元的有385家，形成年節能能力1.24億噸標準煤，減排二氧化碳3.1億噸，由此可見，合同能源管理已經成為節能服務產業的主導模式。
二、供給側改革政策對EMC模式的影響
采用EMC經營模式的節能服務公司，其主要服務客戶為能源消耗量較大或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工礦企業。國務院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要求企業改變之前擴大需求、刺激消費的經營模式，助推精細化改革，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轉變為新興領域和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解決一味刺激需求帶來的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
由于那些能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的企業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影響較大，進而影響了節能服務行業的市場需求規模。特別是2015年下半年以來，煤炭、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大量限產及關停，使得處在下游從事EMC節能服務的企業其低效無效資產問題不斷顯現。
三、供給側改革下的EMC模式困境
本文所剖析的案例――JN公司，主要客戶大都處于產能過剩行業，其商業模式是合同能源管理（EMC），主營業務包括電機拖動節能項目、余熱發電項目。公司依托自有技術、知識產權、人力資源等關鍵資源要素，通過有效的業務流程，形成了完整的運行系統，主要為鋼鐵、水泥、玻璃、化工等高耗能生產企業制定電機系統節能、余熱余壓利用、能源系統優化等節能方案，主要為客戶提供能源審計、項目設計、項目融資、設備采購、工程施工、設備安裝調試、人員培訓、節能確認和驗證，并對節電量或節電率進行統計的一整套節能服務，在合同約定運營期內分享節能收益，運營期滿后將合同能源管理項目相關資產移交給合作方。項目運營期內，根據合同不同，JN公司與用能單位按8：2、7：3、6：4不等的比例分享節能效益，逐步收回投資并獲得合理收益。
EMC項目中所有技術改造和節能成套設備費用均由乙方免費提供，甲方負責提供場地條件、基礎設施配套和技改過程的協調、配合工作；該成套設備投入使用并產生節電收益后再按約定比例分享5年（一般期限為5年，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節電收益，5年后該節能技改設備以及產生的收益全部歸甲方所有。
隨著國家一系列產業政策的出臺，JN公司面臨的經濟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2013年10月6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號）提出，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要根據行業特點，開展有選擇、有側重、有針對性的化解工作。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去產能”為2016年經濟結構化改革五大任務之一。雖然JN公司本身為節能環保行業，國家大力鼓勵其發展，但由于客戶集中于供給過剩企業，受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政策的影響，這些企業開工不足、經營虧損、現金流緊張，形成賬款拖欠，甚至有些項目竣工后還未點火運行就被勒令關停。由于JN節能公司投資的電機拖動、余熱發電等節能項目屬于主體項目的附屬部分，投資較大，一旦主體項目不能開工生產，就會殃及JN節能公司。如JN公司訴四川某特性水泥有限公司一案，余熱發電系統總投資2 574萬元，2015年1月工程已完工，但由于各種原因至2015年12月底水泥生產設備尚未點火，使得JN節能公司投入的大量資金當年未能取得任何收益。上游企業的不景氣、開工不足、回款不及時等，都會影響到JN節能公司的收益和現金流，增加節能公司持續經營的籌資成本，對盈利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增加了經營的不確定性。
表1列示了JN公司近五年毛利率及其主營業務收入和主營業務成本的變化趨勢。
由圖2可以看出JN公司的毛利率走勢：2011年至2012年呈現明顯上升態勢，主營業務收入急速上升，而主營業務成本變化幅度卻不是很明顯，說明該時期盈利能力比較強；從2013年起，毛利率指標急速下滑，縱觀其主營業務收入與主營業務成本的走勢可以發現，2013年度主營業務收入上升幅度不是很明顯，而主營業務成本卻大幅飆升，對其原因進行深層次分析可知，2013年10月6日，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號）提出，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要根據行業特點，開展有選擇、有側重、有針對性的化解工作，受該政策影響，JN公司該年投入的很多項目未能及時開工，所投入的成本不能及時取得相應的收入，導致當年的毛利率急速下滑；2013年至2015年雖然毛利率變化幅度不是很明顯，但仍一直呈下滑趨勢，說明受供給側改革政策的影響，所投資項目的主體設備或設施開工不足，在加大投入成本的同時并不能取得預期的收入，尤其是2015年這種現象更加明顯，收入與成本竟呈反方向變動，在主營業務成本增大的同時，主營業務收入反而下降了，由此導致毛利率的下滑。如果JN公司不采取有力措施，這種走低的態勢還將繼續。
通過對JN公司的分析發現，供給側改革政策的出臺，使得采用EMC模式的節能公司不僅產生了大量的低效無效資產，其增量資產的擴大也將受到所服務行業的限制，因此，能環保類企業對低效無效資產不僅要考慮如何進行靜態處置，更應把重點放在動態盤活上。
四、供給側改革下EMC模式的困境應對
對于在供給側改革下企業EMC模式出現的困境，特別是出現的低效或無效資產問題，可以從存量與增量兩個方面分別應對：
（一）從存量上看，對于供給側改革下EMC模式形成的低效無效資產，看其所服務的對象是否具有可轉換性
（1）若該EMC產品能夠轉換服務對象，說明該資產的服務對象并不是唯一的。這種情況下，可以直接轉換其服務客戶，將原投入的EMC設備無條件收回，并將其轉投到其他行業或其他公司，這是節能公司最簡單、最直接的措施。
（2）若其所提供的EMC設備對于所服務的對象不可轉換，則可采取以下措施：由于供給側改革政策的出臺并非一次性關停所有的產能過剩企業，也并非所有的產能過剩行業都會限制生產，比如一直熱議的鋼鐵行業，由于建材用鋼的盲目生產，造成供需方面嚴重不配比，而優質鋼卻一直處于匱乏狀態，在鋼鐵總產量嚴重超標的情況下，壓粗擴精、提高適銷對路品種等產品結構調整措施，使得鋼鐵企業的生產設備不會都出現閑置或關停。此外對于已有的嚴重過剩行業，國家也不會一次性的全部關停，而是將這些行業的若干公司進行兼并重組，集中起來統一管理。因此，基于上述情況，JN公司應密切關注或積極促成附帶本公司EMC設備的主體資產由行業內運行狀況較好的企業收購或兼并，再與新的業主公司繼續按照EMC運營模式分享收益；同時，還可以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的形式將節能環保設備轉租給同行業內運行狀況較好或兼并重組后的公司，節能公司的收益模式也由EMC收益分享轉變為收取設備租金。
（二）在增量資產方面，節能公司必須改變現有經營模式
（1）行業的轉換。節能公司可以變換其所服務的行業，既然供給側改革政策對于產能嚴重過剩行業有所抑制，那么可以轉換其他行業來投產EMC，同樣的產品，不一樣的投資對象，可以將其所服務領域從原來的產能過剩行業轉變為節能環保行業、服務業或高科技產業，通過經營轉型的方式來予以解決。
（2）業務模式的多樣化。在傳統EMC產品的基礎上，增加并重點關注附屬的后續技術服務業務。在努力做好現有節能項目運營的前提下逐步減少對傳統產業節能項目的投資，重點發展后續的技術服務，可以將其所生產設備與“互聯網+”行業緊密結合，全部上傳至互聯網，通過構建客戶端這個管理平臺來實時關注所服務客戶設備的能耗、消耗、工藝等方面的情況，出現問題，及時解決，構建以服務為核心的戰略體系，實現由當前重資產的資產密集型企業向輕資產的技術密集型企業跨越。
（3）EMC產品或附帶EMC產品的資產出售或租賃。首先，對于EMC產品的出售或租賃，節能公司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設計EMC產品，并將該產品銷售或租賃給所服務客戶，由此收取產品收入或租賃收入，并對其后續所提供的項目維護服務按期或按次收取費用；其次，對于附帶EMC產品的資產出售或租賃，節能公司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或市場調研發現的需求來購買所服務下游客戶所需要的資產，并對該資產進行改造升級，安裝節能公司所產的EMC產品后再轉賣或租賃給下游客戶，由此賺取收益。
總之，合同能源管理是我國重點關注并大力發展的一項創新經營模式，這些節能環保企業的成長將帶動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因此國家有關部門及節能環保企業，都應當積極應對目前由于產業政策調整而帶來的困難，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進EMC節能公司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陳元志.合同能源管理的商業模式與運行機制[J].改革與戰略，2012，28（3）：51-53.
[2] 朱汝泓.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實踐研究：以GL公司為例[D].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關鍵詞：國際貿易；能源效率；出口中學習；技術溢出；貿易結構
一、 引言和文獻綜述
在研究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的現有文獻中，研究者通常從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制度等角度進行理論闡述（De-nison，1967；Maddison，1987；Anderson，1995；Birol & Ke-ppler，2000）。實證研究方面，Klein和Robison（1992）發現技術進步提高了美國的能源效率，而后者對NOx、SO2排放量存在直接和間接影響。Schleich（2004）對德國的實證研究表明能源審計制度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能源成本不確定性等阻礙，進而提高能源效率。Lin和Polenske（1995）研究了中國的時間序列數據，結果顯示技術進步促進了改革開放以來能源效率的提高，而且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最重要因素。Garbaccio等（1999）通過測算，發現部門結構調整對中國能源消耗強度下降有正向影響。Fisher-Vanden等（2006）對大中型工業企業1997年～1999年的微觀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后認為，中國能源消耗強度下降這一現象可以用生產率提高或工業結構調整予以解釋。李廉水、周勇（2006）的實證研究則表明，科技進步能顯著促進工業能源效率，且其促進作用會隨時間逐漸增強。此外，一些學者認為政府影響力、FDI、能源相對價格、產業集聚、對外開放等因素也會影響能源效率（Hirst，1991；Boyd & Pang，2000；史丹，2006；孔群喜等，2011；李思慧，2011）。
還有研究者將國際貿易視作能源效率的影響因素。魏楚、沈滿洪（2007）檢驗了省級能源效率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對外貿易一方面通過知識擴散促進了能源效率改善，另一方面又使能源消耗轉移。熊妍婷、黃寧（2010）測度了1999年～2008年中國的34個工業行業能源效率，發現對外貿易依存度、外資參與度提高對中國工業行業的能源技術效率有促進作用。滕玉華（2010）實證檢驗了國內R&D投入、國際R&D溢出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以國際貿易為渠道的國際R&D溢出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表現出明顯的行業差異。本文在上述對國際貿易和能源效率關系的研究基礎上，探討國際貿易影響能源效率的理論機制，并實證比較出口和進口對能源效率影響程度的差異，以及貿易商品結構、貿易方式結構對能源效率的影響，進一步深化了對國際貿易影響能源效率這一問題的認識。
二、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1. 出口與能源效率。通過梳理現有理論，本文認為可從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兩個視角，對出口影響企業能源效率的機制進行考察。
一是出口對出口企業自身能源效率的影響。“出口中學習”（Learning by Exporting）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通過出口來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制造、研發、市場營銷與管理模式，從而提升自身的生產率（Findlay，1978）。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企業會得益于客戶的技術性知識：發達國家的買家希望獲得物美價廉的產品，所以會向出口企業及時反饋終端顧客的意見，并提出改進產品設計、制造工藝和質量等方面的建議，以及標簽、包裝、運輸等各項要求，這些技術性知識有助于出口企業進行持續的產品創新和競爭力提升。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外包企業來說，發達國家的發包商會對外包企業工程師進行技術培訓和指導，甚至允許其參與產品研發設計和產品質量改進過程；而為了應對迅速變化的消費市場，發包商還會通過轉讓生產設備、設計、技術專利等途徑，強制性要求外包企業迅速提升自身生產工藝與產品設計能力（Gereffi et al.，2005）。而在某些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出口企業甚至能夠獲得發達國家買家的隱性知識（World Bank，1993）。因此，出口企業通過向高端商業伙伴學習這一機制，可以提升其生產率，包括能源效率。
二是出口對非出口企業能源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出口企業一般比非出口企業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這一優勢使其出口成為一種“自我選擇”（Handoussa et al.，1986）。更進一步，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優勢具有正外部性，有助于非出口企業提高能源效率：非出口企業不僅通過模仿出口部門的生產工藝、管理方法和能源節約技術，還可能吸收出口企業參與貿易所獲取的關于能源效率提升的知識、技術和信息，即產生了溢出效應（Aitken et al.，1997；包群等，2003）。
假說1：因為存在“出口中學習”效應和出口企業生產率優勢所產生的正外部性，所以出口可以提高能源效率。
2. 進口與能源效率。本文從國際貿易技術溢出的視角，來考察進口對能源效率的影響機制。全球絕大部分R&D支出都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而技術進步并不局限于這幾個國家，說明技術溢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通過國際經濟交流，一國技術創新的成果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向其他國家擴散。Keller（2002）指出技術溢出的渠道包括國際貿易、FDI、勞務輸出、人口遷徙和信息交流等，并把通過國際貿易、FDI渠道進行的技術溢出稱作物化型技術溢出。而在國際貿易這一技術溢出渠道中，進口是比出口更加有效的技術溢出途徑，因為發展中國家能通過進口直接獲取貿易伙伴國家進行R&D投入的成果（賴明勇等，2005），吸收世界范圍內的先進技術，進而提高本國的生產率水平。據此，Grossman 和Helpman（1991）甚至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通過進口途徑利用了發達國家的知識存量，因此其貿易利益要大于發達國家。進口對于能源效率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表現在發展中國家能夠消費高能源效率的外國最終產品，更存在于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中（Coe & Helpman，1995）。能源效率較高的資本品（如機器等）內含有技術知識，其進口對進口國的能源效率提升有直接影響。而中間產品進口的技術溢出體現在：一方面，中間產品種類的增加可以提升生產最終產品的能源效率，而進口國不需要為新的中間產品花費額外成本；另一方面，進口國會對其所進口的高能源效率的中間產品進行模仿和學習，甚至創造出有競爭力的類似產品，這就實現了技術進步（Grossman & Helpman，1991）。
假說2：進口能通過最終產品、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等渠道產生技術溢出效應，進而提高能源效率。
三、 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1. 計量模型設定。根據研究需要并結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設定以下計量經濟模型：
EEit=？茁0+？茁t+？茁1EXit+？茁2IMit+？茁3INDit+？茁4INSTit+？茁5lnTECHit+？茁6GOVit+ξit（1）
其中EEit為能源效率，EXit、IMit分別為出口和進口，INDit、INSTit、TECHit、GOVit分別為產業結構、制度、技術進步、政府影響力等控制變量，ξit為隨機干擾項。控制變量引入基于以下考慮：（1）產業結構。“結構紅利假說”認為，經濟各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和增長速度存在差別，當能源投入從低生產率（或生產率增長較低）的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或生產率增長較高）的部門時，會使經濟總的能源效率提高（Denison，1967）。研究發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尤其是工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例如從重工業轉向輕工業），降低了整個經濟的能源消耗強度（Richard & Adam，1999）。對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國能源消耗強度下降這一現象的實證分析，證實了高能耗重工業轉向低能耗輕工業、經濟中服務業所占比重增加等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Vaclav，1990；World Bank，1997）。（2）制度變革。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研究發現，能源效率還與制度因素密切相關。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市場經濟和制度創新改進了企業內部的能源效率，同時更加靈敏的價格信號改善了能源的配置效率，不斷開放的市場促進了能源效率的提高。（3）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的直接途徑一般歸結為發明與創新、學習、人力資本投資等三種。其中，追逐壟斷利潤的企業家的“創造性破壞”（Schumpeter，1934）會產生發明與創新：R&D活動會催生新的發明，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會提高各種要素的生產率。“干中學”或者一般的“學習”，使得資本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逐漸在生產過程中積累經驗，進而改善生產效率。人力資本投資包括在職和學校培訓（再培訓）、正規教育、成人教育、對保健設施的支出等多種形式，它可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這就消除了影響其他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障礙。研究證實了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改善有積極作用（李廉水、周勇，2006；Fisher-Vanden et al.，2006）。（4）政府影響力。政府既能通過行政干預促進能源節約，也會因占有公共資源而造成能源浪費，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也可能是影響能源效率的因素之一。
2. 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在能源效率指標選取中，本文采用魏楚和沈滿洪（2007）在全要素生產率框架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定義的“全要素能源相對效率”，其表達式為：
EEi，t=TEIi，t/AEIi，t（2）
其中，EE為全要素能源相對效率，TEI為目標能源投入，即生產技術水平不變時實現一定的產出所需要的最少（最優）能源投入數量，AEI為觀察到的實際能源投入，i為決策單元（DMU），t為時間。本文以各省的勞動力、資本存量、能源消費量作為投入要素，GDP作為產出要素。勞動力為上年年末就業人數與本年年末就業人數的平均數。資本存量采取常用的“永續盤存法”來估算，資本存量參考張軍等（2004）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將序列擴展至2009年，固定資產折舊率取9.6%，資本存量、投資均按200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能源消費量用標準煤表示。GDP均轉換為以200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實際GDP。用DEAP2.1軟件計算得出目標能源投入TEI，再除以真實能源投入AEI，求得全要素能源相對效率值，選用的方法為CRS假設下基于投入的multi-stage DEA。
此外，采用出口依存度、進口依存度分別表示出口和進口，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制度變量用國有單位年末在崗職工數占年末在崗職工總數的比重表示，技術進步用R&D支出表示，政府影響力變量用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
本文實證分析利用除外中國大陸30個省市區2000年～2009年的面板數據。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對外貿易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四、 計量結果分析
1. 國際貿易對能源效率的影響。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對30個省2000年～200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模型Ⅰ和模型Ⅲ中，出口變量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出口對能源效率存在正向影響，假說1得到證實。這一結果與“出口中學習”理論吻合，即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通過出口來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制造、研發、市場營銷與管理模式，從而提升自身的生產率，包括能源效率（Van Biesebroeck，2003）。另外，非出口企業通過模仿出口部門的生產工藝以及吸收出口企業參與貿易所獲取的關于能源效率提升的知識、技術和信息，實現了能源效率的提升。模型Ⅲ中出口依存度每提高1個單位，全要素能源相對效率提高0.11個單位，說明出口所產生的“出口中學習”效應和正的外部性提高了企業的能源效率。
在模型Ⅱ和模型Ⅲ中，進口變量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進口對能源效率存在正向影響，證實了假說2。對于這一估計結果，可以用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理論解釋。技術溢出的渠道包括國際貿易、FDI、勞務輸出、人口遷徙和信息交流等，而國際貿易這一渠道中，進口是比出口更加有效的技術溢出途徑。發展中國家能通過進口直接獲取貿易伙伴國家R&D投入的成果，吸收世界范圍內的先進技術，進而提高本國的能源效率水平。進口對能源效率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表現在發展中國家能夠消費高能源效率的外國最終產品，更存在于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會促進進口企業的能源效率提升。模型Ⅲ中進口依存度每提高1個單位，全要素能源相對效率提高0.32個單位，說明最終產品、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來提高中國的能源效率。
此外，回歸結果也反映了控制變量對能源效率的影響。產業結構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的產業結構調整對能源效率提升有著積極影響。制度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顯示以市場化為目標的制度變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能源效率。產業結構調整、制度變革影響能源效率的實證結論，與魏楚和沈滿洪（2007）的研究結論吻合。技術進步變量的估計系數也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技術進步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這與李廉水和周勇（2006）的論斷近似。政府影響力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可能并不是影響中國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
2. 對國際貿易與能源效率的進一步探討。檢驗了出口、進口對能源效率的總體影響之后，接下來的問題是貿易結構如何影響能源效率？對這一問題，本文從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結構兩個角度探討。參照趙曉麗、洪東悅（2009）的做法，按要素密集程度對國際貿易商品標準分類（STIC）進行劃分：工業制成品中的STIC5（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STIC7（機械及運輸設備）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其他的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劃為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按貿易方式結構則劃分為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在此，剔除不顯著的政府影響力變量，再對分組后的數據重新進行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貿易的商品結構與能源效率：模型Ⅳ中的出（進）口變量的系數都明顯大于模型Ⅴ中出（進）口變量的系數，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對能源效率的影響要大于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對這一現象的可能解釋是，與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相比，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企業具有更高的資本深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其人力資本投入也更加高效，這在一定程（下轉第86頁）度上有利于“出口中學習”效應和進口的技術溢出效應發揮作用。
貿易方式結構與能源效率：模型Ⅵ中出（進）口變量的系數都明顯大于模型Ⅶ中出（進）口變量的系數，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一般貿易對能源效率的影響要大于加工貿易。產生這一差異可能是因為，與一般貿易相比，加工貿易“兩頭在外”模式使企業與國內產業關聯度很低，且與國內終端市場基本隔絕，這就使出口的正外部性以及基于最終產品的進口技術溢出難以發揮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加工貿易企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下的“俘獲型”網絡中，在攀升價值鏈的過程中會遭到處于價值鏈高端的企業的阻撓，被迫長期維持低端鎖定狀態（劉志彪，2007），這種不平等狀態決定了加工貿易企業要實現能源效率提升，比一般貿易企業更為困難。
五、 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利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國際貿易對能源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一方面，出口所具有的正外部性以及出口企業的“出口中學習”行為，可以促進能源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進口能以最終產品、資本品及中間產品為載體，實現技術溢出，進而提高能源效率。考慮貿易結構后的分組估計結果表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一般貿易對能源效率的影響，要大于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和加工貿易，這種差異是由不同貿易模式的技術、市場和價值鏈特征所決定的。
論文結論蘊含著重要的政策含義。中國在發展對外貿易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貿易規模的擴大，還要注重貿易結構的優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從資源依賴型向效率增進型轉變，其中企業的節能降耗是關鍵。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生產過程能更高效地節約能源，因此比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對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大。貿易發展中應當更加重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努力擴大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促進高技術產品出口，意味著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思路從利用靜態的比較優勢向建立動態的競爭優勢轉變，這一轉變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
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的特有模式和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現狀，決定了加工貿易對能源效率提升的影響小于一般貿易。而要有效利用國際貿易對能源效率的正向影響，必須走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之路（宣燁等，2011）。加工貿易在中國貿易總量中占據很大份額，而且在未來很長時間內，加工貿易仍是中國制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簡單地對加工貿易加以限制并不合適，因此政府通過構建國內價值鏈和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來創造有利環境，進而引導加工貿易企業攀升價值鏈并實現能力提升，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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