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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官僚主義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 〔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有關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一：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探析
摘要：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國民經濟的增長對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現代服務業充分認識，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強化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項長期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現代服務業。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國民經濟
前言:
在經濟全球化、全球一體化逐漸深化的過程中，國家要想在國際上占有優勢，必須通過各種途徑提升自身的經濟水平，而生產過程的同化導致服務水平的差異直接決定其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占有份額，所以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一、現代服務業分析
現代服務業是在信息技術、知識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的新型服務業，其利用現代化新技術、新服務方式和管理理念，使傳統服務業的業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能夠向其他行業釋放較強外溢效應，是對整體經濟競爭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務行業的集合體，其需要去引導消費、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生產及生活服務，由此可見其具有現代性、高新技術性、知識密集性、動態性、生產性等特點，其是信息化、現代化經營理念的發展成果，公共服務職能愈加突出，所以現代服務業不同于第三產業，其廣泛分布于三大產業之中[1]。
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一)現代服務業的產業波及效應
首先市場上對現代服務業產品需求量的增加，將直接推動其產品生產中所需要的相關產品行業的發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應，例如現代服務業中的物流業發展會帶動汽車生產企業的壯大，現代服務業中的房地產業發展會帶動鋼筋、水泥等企業的生產等，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因消耗會波及相關產業，而相關產業的消耗又會形成現代服務業的間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增長;其次，受消費者以此購齊消費心理的影響，現代服務業會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應，例如消費者最初購買智能手機的目的是觀看直播球賽，但其在業余時間可能會利用智能手機撥打電話、觀看付費電子小說、付費視頻，玩付費游戲等，為滿足這種配套消費需求，現代服務業的產品會自覺與相關產品形成互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除此之外，由于現代服務業是在信息科技和現代管理理念的基礎上產生的，屬于新興產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應，例如其自身的特色決定會出現咨詢、管理等新的行業形式，會在信息傳播交流速度逐漸加快中影響人的消費觀念，以此引領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二)現代服務業激發生產者新的投資需求
首先，隨著現代物流業、信息傳輸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出現和發展，生產者舍去了建造倉庫、配置車隊、信息交流、尋找市場等環節的成本開支，使其生產成本相比過去得到明顯的提升，為生產者隊伍壯大和生產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業的發展、技術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使生產者的融資渠道擴寬，例如民間小額貸款，為中小型生產者的發展提供經濟支持，使生產者產品升級、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證，這不僅有利于生產者開拓產品相關產業，也有利于其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結合市場需求擴大規模，以此拉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再次，現代服務業中的市場調查服務、會展服務、媒體宣傳服務等可以使生產者及時、全面的了解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從而針對市場需求進行產品的開發和改進，為生產者提供展示自身產品、服務優勢的平臺，使其在市場中的影響力得到加強，從而為生產者創造更多的經濟利潤;除此之外，現代服務業中的調研、策劃、咨詢服務及保險業使生產者的投資風險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可以使生產者的生產難度降低，而生產利潤增加，由此推動生產規模的擴大，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現代服務業激發消費者消費需求
首先，現代服務業重視產品的研究開發，而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對個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產者為追求經濟利潤，積極與現代服務業相關服務相結合，使其產品供應相比過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發消費者消費;其次，隨著現代服務業分期付款等服務形式的出現，使消費者的消費觀念由傳統的先賺錢后消費向先消費，后付款轉變，而且使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產、汽車行業等一次性消費成本較多的產業在消費模式發生變化后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以此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再次，隨著現代服務業中的各種保險服務的出現，使消費者對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現的風險的恐懼心理得到緩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發了消費者的消費熱情;最后，現代服務業中為消費者提供的多種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網上交易等，使消費過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證，也激發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而消費需求的增加將直接推動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推動國名經濟增長。
(四)現代服務業的就業機制
現代服務業的顯性就業機制和隱形就業機制都非常明顯，顯性就業機制是現代服務業自身發展中創造了龐大數量的就業機會，例如淘寶行業作為現代服務業中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會提供近20萬的就業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個新店鋪開張的速度持續增長，而隱形就業機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對其相關產業就業機制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在對就業收入產生的乘數效應、因推動技術進步而創造就業機會、對供需結構的調整，從而使就業結構發生變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勞動力市場運行不穩定等，以此擴大就業的空間，在現代服務業刺激消費者需求，推動產業規模擴大，的同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由此推動國民經濟增長。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國民經濟的增長對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現代服務業充分認識，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強化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項長期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現代服務業。
參考文獻
1、論經濟學視角下我國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張術環;學術論壇2006-04-10
2、堅持教育創新 努力提高國民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培養質量林木西;張今聲;馬樹才;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關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研究
摘要：通過研究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以及旅游產業的貢獻率等指標，分析出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發現旅游產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
關鍵詞：旅游產業;國民經濟
一、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貢獻分析
(一)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概況
黑龍江省位于中國的東北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旅游產業作為朝陽產業迅猛發展。1996年9月，黑龍江省召開旅游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把旅游業作為全省新興經濟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將黑龍江省打造成北國風光特色旅游開發區的目標，要求充分利用黑龍江省獨具特色的自然、生態資源，整合旅游資源，把哈爾濱、五大連池、鏡泊湖、扎龍濕地、神州北極、興凱湖、小興安嶺、撫遠華夏東極、大慶溫泉、鶴崗黑龍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為黑龍江省旅游業發展重點，輻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選全國百強旅行社，位居東北三省之首)、星級飯店309家、家庭旅館230家、景區景點1000余個(其中包括國家A級景點175家)、中國優秀旅游城市9個、S級滑雪場29家。黑龍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產業發展良好，旅游收入穩步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進行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分析。然后，使用貢獻率指標并加以修訂，采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究其間接影響。
(三)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影響
1.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直接影響。以往對于黑龍江省旅游產業與國民經濟的比較，采用旅游總收入和GDP直接比較的方法。旅游總收入是一段時間內黑龍江省旅游業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龍江省GDP則是這段時間的生產總值，是所有產業的增加值之和，其與旅游收入屬于不同的統計口徑，如果將兩者進行比較，會夸大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發表的《旅游產業與旅游增加值的測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將旅游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較，從而得出結論。黑龍江省旅游總收入除2005年增長緩慢外，2006-2013年均穩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遞增趨勢，其中，雖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響、2011年全球經濟復蘇導致升幅略有下降，但總體發展情況較好，絕對數值穩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絕對數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說明旅游產業的發展情況，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龍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說明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通過計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龍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趨勢，其占第三產業GDP的比例達到支柱產業標準，說明黑龍江省旅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貢獻較大。雖然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趨勢較好，但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尚有差距，這與地理位置、環境、資源等因素相關。因此在制定旅游產業發展戰略時應有針對性地進行部署規劃。除了從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外，通常還需運用貢獻率指標分析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貢獻率是指某產業的產出量與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這一產業生產的產值利用中間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在1.4%~11.6%之間上下浮動。受2003年非典影響，2004年黑龍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開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發生經濟危機，導致2008-2011年旅游經濟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轉。這是由于旅游產業的特殊性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有所波動。總的來說，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水平逐步上升，說明旅游產業發展前景廣闊。
2.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間接影響。旅游產業自身收入是對黑龍江省GDP的直接貢獻，而其通過間接消費和誘導消費又為旅游目的地做出進一步的經濟貢獻，即旅游產業對GDP的間接影響。本文采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間接影響。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y=a+bx，設黑龍江省GDP為y，歷年的旅游收入為x。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顯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認為所建回歸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說明回歸方程對樣本數據點擬合得越好，表明旅游總收入與黑龍江省的GDP關系密切。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回歸平方和為111400000，殘差平方和為799502.325，總平方和為112200000，F統計量的值為1114.759。F值檢驗目的是檢驗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否顯著，是否可用線性模型來表示。F值越大，說明自變量造成的因變量的線性變動越大于隨機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越顯著。這里F值較大，說明旅游總收入造成的黑龍江省GDP的線性變動遠大于隨機因素對黑龍江省GDP的影響，二者之間的線性關系較顯著。根據回歸方程計算結果，每產生1個單位旅游收入，黑龍江省GDP增加8.326個單位，說明旅游收入對黑龍江省GDP的間接影響顯著。
二、結論
通過研究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以及旅游產業的貢獻率等指標，分析出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發現旅游產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選用旅游增加值這一指標與全省GDP相比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與GDP相比較帶來的數據夸大。貢獻率彌補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體現了旅游產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運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間接影響，得出每產生1個單位旅游收入，會使黑龍江省GDP增加8.326個單位的結果。基于上述分析結果，總體來說，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趨勢良好，但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餐飲業、住宿業、零售業等旅游關聯產業的支撐能力不足。因此，必須提高旅游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程度，才能提高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此外，還應逐步完善旅游產業的統計數據，建立健全旅游業的法律法規，針對黑龍江省特點制定旅游發展戰略規劃，整合旅游資源，創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包容性增長，城鄉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
一、包容性增長和社會保障制度城鄉銜接的關系
在人民網2011年你最關注的十大問題調查中，“社會保障”以71090票居于榜首，回顧近年的兩會調查，2010年的兩會調查中，社會保障中的養老保險以104887票排在首位；2009年的兩會調查，社會保險位居第八位；2008年社保養老也進入兩會調查前十。從歷年調查來看，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保障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的“安全網”和“減震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摘要標志和前提，而城鄉居民的最大的權利失衡莫過于社會保障。
包容性增長是基于經濟不均衡增長和人們不能共享經濟快速增長成果這一現實問題而提出來的。所謂包容性增長，即在關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要關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更加關注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包容性增長是一種機會均等、普惠共享的增長，強調人們都平等地享有發展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權利，而不是被排除在經濟增長進程之外；是一種科學和諧、可持續的增長，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弱勢群體，實現教育公平、充分就業、合理分配和勞動關系的和諧；是一種全面發展、統籌協調的增長，強調城鄉、地區、人群的統籌協調發展。實現包容性增長是社會保障發展的保障和基礎，而大力推動社會保障的發展作為實現包容性增長的一種手段，也會為包容性增長提供社會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基礎，相互促進。
二、包容性增長模式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城鄉銜接問題分析
我國城鎮已經建立了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的相對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也對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國家社保基金的供給嚴重向城市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近80%的社保基金，城鄉社會保障差異仍然較為突出，嚴重不平衡。
1.農村社會保障范圍有了進一步擴大，但總體保障水平仍然較低
實現包容性增長，要求社會保障的發展要更好地處理好 “普惠”與 “適度”的關系。包容性增長強調所有人都能夠機會均等、公平合理地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在此模式下，社會保障應該將所有人群納入其保障范圍，同時，其保障水平既能夠滿足國民基本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又要與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統計，2010年底，全國列入國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地區參保人數10277萬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96.3%，合作醫療基金支出總額為832億元，累計受益7億人次，無論從覆蓋面看，還是從參保人數看，都有了進一步增長，但保障水平仍然較低。例如，雖然農村養老保險需求水平相對較低，但是如果考慮到城市化、社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物價上漲等多種因素經濟學論文，考慮到今天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進入老年期時的經濟、社會背景，現在交納的數額很少的養老保險金，就會出現養老保險養不了老，保不了險的情況。因此，與城市相比，農村的社會保障需求仍然尤為突出。
2.農村傳統保障功能及手段已失去基礎，但社會養老機構發展相對落后
隨著農村經濟社會制度及相關基本社會條件的變化，農村傳統的保障功能及保障手段都已經在進一步弱化。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名存實亡，集體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幾乎消失殆盡；其次，作為農民祖祖輩輩最重要的保障資料——土地，其社會保障功能正在加速弱化；最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也面臨前所未有的矛盾。家庭的扶養能力卻幾乎達到極限的同時，農村低水平的養老保險并不能滿足需要，在此背景下，農村養老機構的發展也至關重要。截至2010年底，農村養老服務機構3.1萬個，床位213.9萬張，收養各類人員170.4萬人。從國際經驗來看，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養老服務機構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在50張-70張。在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不過23.5張。保守估計，養老機構的床位缺口數量在300萬以上。
3.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多元分割，農村社保發展地區差異顯著
實現包容性增長，要求社會保障在項目和制度的協調與整合方面取得突破。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分散化、碎片化現象嚴重，各個保障項目孤立開來，獨立運行，每個項目的多種制度也是如此，不同地區更是如此，這就無法從制度層面保證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因而更難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執行和實踐層面保證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這種現象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既不利于實現城鄉人口流動和社會融合，又不利于通過社會互濟來分散風險、保持醫療保險基金財務的穩健性和可持續性，從而直接損害制度運行的效率。
4.保險費征繳困難，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大
對于進城的農民工而言，企業應承擔一定的保險費，但由于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國有企業、縣以上城鎮集體企業減員增效，參保職工急劇下降，而私營企業對參保認識不到位，參保面不廣，加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缺乏有力的征繳手段，企業欠繳、少繳或拒繳的情況時有發生，收繳難度很大，甚至當年收支平衡發生困難，支付能力逐年下降。另外對于農村的貧困人口而言，其參加社會保障能力較差。例如2010年大約4223.7萬農村困難群眾受國家財政資助才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另一方面，如果社保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將很難達到應有的保障水平。過去一段時間物價的持續漲幅，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勞動者、退休人員特別是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響論文服務。我們必須看到，自1996以來，國債利息不斷下降，銀行儲蓄收益或購買國債收益已經微乎其微，相對于日益顯著的通貨膨脹而言，基金保值與增值的壓力顯而易見。其中養老保險基金能否保值增值決定著能否適應未來人口老齡化高峰的需要，特別是隨著人口壽命的延長將要形成社會性的老齡化趨勢。
5.社會保障統籌層次較低，抵抗風險能力較弱
實現包容性增長，要求社會保障將提高統籌層次與實現制度間、地區間的轉移接續相結合。目前社保制度在基金分割上主要表現為區縣統籌，統籌層次較低，風險分攤范圍有限，不同地區差異顯著，很難實現不同地區間社保基金的調劑和關系的轉移接續。隨著城鎮化的加快和就業方式的多樣化，人口流動頻繁，而各個制度間和地區間的轉移接續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嚴重阻礙人才的流動，損害人們的既得社會保障權益，影響人們參與社會保障的積極性。
三、包容性增長模式下積極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銜接的途徑
1.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取決于覆蓋范圍的大小，而且取決于保障水平的高低。首先要按照權利與義務相對應、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建立參保繳費與待遇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鼓勵人們參保繳費；其次要改變目前主要依靠基本保險、保障形式單一的局面，推進企業年金和補充醫療保險，發展商業保險和社會救助，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如，在養老保險方面，企業年金曾被認為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二支柱，但其發展一直較緩慢。根據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長鄭秉文的調研數據，在目前的政策制度下，我國企業參與年金計劃的比率僅為1%，且絕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有實力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大部分中小企業無法加入進來。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國私人部門中，企業年金的參保率大約為50%，并且種類繁多。不過，近期出臺的上海、四川、陜西、福建等省市“十二五”規劃中，均不同程度提及“要支持和促進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展，提高企業職工參保率”。 《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于2011年5月1日剛剛正式實施。2011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也將正式施行，我國應及時制定配套的稅收優惠政策，大力發展企業年金經濟學論文，滿足人們第二層次的養老保障需求。
2.完善社保標準調整機制，切實發揮社保功能
過去一段時間物價的持續上漲，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勞動者、退休人員特別是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響。因此，應盡快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待遇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最低工資標準。即改變社會保障標準調整的相對固定周期，形成一種及時反應并調整的長效機制，適時調整和提高保障水平，在物價過快上漲時最大限度地保證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由于各地區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不同，因此，具體政策各地要以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用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月度漲幅作為基本依據，在適宜時機開始實行，該機制實現各項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提高幅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居民收入增長水平基本同步的目標。
3.創新社保基金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
社會保障是政府主導建立的一項管理制度，但在具體的管理方式上可以引入商業化、專業化、現代化的管理觀念，有效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運營服務水平，同時通過專業化的資金管理運作服務，實現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大型保險企業擁有專門的資產管理公司，在參與、協助社保基金管理和運作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共保聯辦合作項目”由政府引入商業保險機構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提供一體化管理和服務，據悉人保健康保險公司在新農合基金醫療合作方面首創“湛江模式”，以風險保障的模式經辦新農合基本醫療保險，以共保聯辦的模式與社會醫保經辦部門開展合作。這一模式已在北京市平谷區推廣應用，其他地區可以在借鑒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適宜的保險機構參與社會醫保管理的發展模式，有利于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4.完善社保基金投資制度，實現保值和增值
截至2010年底，社保基金會管理的基金總規模共8568億元，比上年增加802億元，增長10.32%，隨著基金規模進一步擴大，到2011年年底，社保基金可能接近1萬億元左右水平，到2015年有望達到1.5萬億元。2009年全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率達到16.1%，2010年為4.22%,而去年CPI的漲幅大約為3.3%，總體收益率略高于CPI上漲幅度。目前我國社會保險基金運營還存在很多問題，如投資渠道相對單一、基金運營效率低、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分散，投資收益率低，2009年中國養老金賬戶的投資收益率不到2%。除了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外，社會保險基金所包括的其他基金——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的投資尚屬空白。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會保險法》，僅用了七個條款對社會保險基金的籌集、運營及監管作了原則性規定。對于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營，并沒有做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定，因此，需要對基金的投資運營模式進行改革，通過法律規定，明確界定基金的管理主體和投資主體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同時應放寬社保基金的投資渠道，通過多種投資方式的組合，分散投資的風險，增強資金的贏利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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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貧困生； 認定； 道德風險。
1 貧困生認定中道德風險的釋義和特點。
1. 1 貧困生認定中道德風險的定義。
道德風險并不等同于道德敗壞。道德風險是20 世紀 80 年代西方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經濟哲學范疇的概念，即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的同時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
道德風險亦稱道德危機。貧困生認定中道德風險指高校在開展貧困生認定工作過程中，部分家庭經濟條件不符合貧困生認定標準的學生通過開據相關證明，積極申請貧困生資格，試圖通過貧困生的認定獲得國家或者學校資助的行為。
1. 2 貧困生認定中道德風險的特點。
根據我國貧困生資助政策的性質和目標，高校貧困生認定中道德風險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風險的破壞性。道德風險發生以后，一方面由于家庭經濟條件不困難的同學擠占了國家和學校的助學資源，使得家庭真正困難的同學得不到應有的資助； 另一方面道德風險產生以后會對其他同學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甚至有可能產生“傳染效應”，使國家助學政策大打折扣，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
二是風險控制的長期性。高校貧困生資助問題自 1994 年以來就已經成為教育論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熱點，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高校貧困生資助體系已經完全構建起來。然而在貧困生認定方面，盡管各高校都在不斷完善工作方法和認定程序，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貧困生認定制度與辦法，無法避免道德風險的產生。
2 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
2. 1 學校和學生之間信息不對稱是道德風險發生的前提。
隨著招生規模的擴大，高校貧困生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在貧困生認定過程中，高校主要依靠與學生談話，審閱學生個人申請、相關民政部門出具的學生家庭貧困證明，班級同學和班委反映的情況進行一個綜合的了解。特別是對學生家庭成員以及家庭收入等信息無法一一進行核實，只能以民政部門開具的證明為準。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的嚴重信息不對稱，容易誘使學生通過開取虛假證明騙取貧困生資助。
2. 2 民政部門不作為為道德風險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盡管目前各高校貧困生認定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都主要包括以下程序： ①由學生本人報告家庭經濟情況； ②縣民政局、鄉鎮政府、村委會、街道居委會出具貧困家庭證明； ③班委、同學、室友反映情況； ④高校學生管理人員通過調查學生消費情況來了解學生生活水平。其中硬性條件就是必須有民政部門出具的家庭貧困證明。一些民政部門責任意識不強，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完全不審核或者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核，只要學生申請就蓋章就蓋章，不作為、亂作為現象嚴重，使家庭貧困證明的可信度降低。
2. 3 寬泛的認定標準為道德風險發生提供了可能。
確定大學生貧困標準是開展學生資助工作的首要問題。在貧困生認定過程中，可以通過一些硬性標準，比如孤兒、單親、殘疾、低保戶、兄弟姐妹上學多、山區等，來認定特別困難和比較困難的同學。但對一般貧困生的認定缺乏量化指標，更多地依靠高校學生管理人員、同學等的主觀評價來予以認定。一些學生在利益的誘惑下產生機會主義傾向，通過開具虛假證明、夸大家庭貧困狀況等來獲取貧困生資格。另外由于區域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差異很大，各地對貧困家庭的認定標準也不統一，這種差異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更加明顯，造成了貧困程度認定標準的不確定性。
2. 4 學生資助專管員專職不專加大道德風險產生可能性。
當前多數高校雖然設立了專門的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統籌安排學生資助工作，各院系也指定一名老師負責本院系學生資助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體系。但在實際運行中，各院系負責學生資助的老師一般為高校學生輔導員，導致學生資助工作專管員專職不專。另一方面，隨著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張，學生的個性特征更加多元。
如何迅速準確了解學生以及他們的家庭情況，在不傷害學生的同時識別學生提供信息的真假，對輔導員來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學生資助工作專職不專與貧困生認定挑戰加大之間日益擴大的矛盾增加了認定道德風險。
2. 5 利益驅使是道德風險產生的主觀原因。
有心理學家把人的需要由低級到高級分為 5個層次：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并認為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后，人們會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自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高校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善的資助政策體系，包括“獎、貸、勤、助、免”、綠色通道及師范生免費教育等，對人均國民收入仍偏低的中國大學生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誘惑，不論個人需求狀況處于何種階段，他們都期望通過申請貧困生補助，以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的層次再上一個部分。導致個人理性（ 爭相申請貧困生補助） 與國家集體理性（ 僅真正的貧困者才應得到資助） 出現不完全對接情況，使高校的學生資助工作效能大打折扣、偏離預期目標。
3 預防道德風險應該采取的措施。
產生道德風險的同學受益，可能會助長他們的機會主義傾向，并可能引起其他同學的效仿或者對學校助困工作的異議，不利于大學生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因此高校必須采取措施，切實防止貧困生認定過程中道德風險的產生。
3. 1 加大對國家資助政策和學校資助工作的宣傳和教育力度。
要通過召開班會、開展講座、制作宣傳欄等多種方式，加大對國家資助政策的宣傳教育，使大家充分認識到國家各種資助政策的目的。只有每一位同學都獲知國家資助政策的目的和意義，才能真正發揮貧困生資助工作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申請貧困生認定的同學，要另行開展小范圍的再宣傳和再教育，讓有產生道德風險傾向的同學充分認識自己的行為將會產生怎么的后果。
3. 2 提高民政部門對開具的學生家庭貧困證明作用的認識。
家庭貧困證明但對于學生爭取相應資助和高校資助工作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必須使民政部門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作用，積極負責地去核實學生的家庭情況信息并如實出具證明。學校在要求相關民政部門出具貧困證明的同時，還應提供學生家庭成員的年齡、職業、收入來源、健康狀況、經濟狀況及以前受資助的情況的一些證明。另附反映當地居民生活水平的統計指標和社會保障指標。從而有效避免這些學生產生道德風險。
3. 3 加強大學生誠信教育，積極引導學生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
誠信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加強大學生誠信教育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構建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是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需要，也是避免貧困生認定工作道德風險的必要措施。在加強誠信教育中，要積極引導學生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使大學生在不損害集體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個人正當的物質利益。只有把利益與道德之間的關系處理恰當了，個人才能真正地服務于社會、才能體現出個人真正的價值、也才能正確獲得自身利益。
3. 4 充分發動班干部的“電子眼”作用學生干部來源于學生，對班級同學的性格特點及生活消費習慣有更準確具體的了解。在進行貧困生認定的過程中，可以多聽取班干部的意見。班干部也可以對那些產生道德風險傾向的同學進行必要地勸說和阻止，這樣不僅避免了道德風險的產生，也會增強班級凝聚力和同學的集體榮譽感。
參考文獻：
［1］ 高鴻業。 西方經濟學［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關鍵詞：經濟人；合理內核；借鑒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對“經濟人”的論述更為全面：人的本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3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可傳遞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克尼斯認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7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可是，一旦這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9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1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經濟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說，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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