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1:17
導語：在行政法學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卓越法律人才;行政法學;教學理念;模式設計
一、傳統教學的弊端
(一)行政法自身局限
相較其它立法過程，行政法起步較晚，屬于新生法學體系，缺乏能夠作為基準的參考、學習法典。在執行過程中，法律規范存在不同程度的界限問題，加上我國實際國情，民族和習俗分布，使得法章行使不具備通用性。因此在教學選材中，往往只能根據大眾立法，實施教學。法理依據缺乏，論證支點不足，中央和地方的同一性缺失等問題嚴重。盡管在后期的改革中孕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但是后續各個環節的補充法律都不夠完善，沒有形成完整的行政法學鏈和自身體系。在這種背景下，針對爆發式的行政需求，地方和個體根據自身情況擬定數量繁多的規章，且其中部分存在界定模糊、上下位法沖突、脫離實際等問題［1］。因此，在進行實際教學時，缺乏可以依附的教學材料，在學習和教學過程中帶來很大的影響。
(二)教材與缺乏實踐驗證
由于行政法自身的立法的局限性，注定其在法學實踐中會存在偏離社會要求，無法全貌體現行政法的公用。行政法本身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跨度大，現行的高等法學教材不能全面涉及覆蓋的各方各面，基本都是圍繞理論的教學展開政法關系的關聯，沒有得到實際案例的分析和實踐經驗指導，加之與其它體系法學的交錯融合，主體立法部門與地方立法部門的立法基準脫節，在理論教學中無法全面覆蓋到。如今，一些交錯的地方部門所立規章已經大行其道，但是作為法學傳授部門，卻無法提供實踐意義的例子，充分的教材支點，完善行政法教學的系統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同樣適用于行政教學理論。沒有得到實踐驗證的教材，等同于將未經驗證的知識傳輸給未來可能立法、用法、執法者，而他們也會將這種不成熟的法治理論傳導給下一代，惡性循環。這種情況無論是對人才培養還是對法治社會的進步都是不可取的。教材應該取材于法學案例，成型于社會實踐，才能普法育才。
(三)教學模式單一短淺
傳統的行政法教學單一，多年重復利用陳舊法典案例教學，課堂設計呆板僵硬，缺乏靈活性。更嚴重的是傳統的教學缺乏對未來社會行政法律的研判和分析案例，對老舊案例照板搬豆腐，禁錮了學生的思考和創新能力，也使教學缺少對當代和未來的討論，將一些已經過時甚至與時代脫節的理論奉為圭臬。導致枯燥乏味成為法學課堂的代名詞。法理的嚴謹性不應該受制于舊典、教綱，要挑出雞蛋里的骨頭，將原有的立法拿出來分析討論，讓學生參與到立法或法案的分析中。原有的教學缺乏學生的討論參與，生硬無趣，即使學生能夠按期望交出一份按設定好的標準答案，但是未必就真有對法理的研判、分析能力。忽略未來的教學，注定是跟不上時代節奏的。
二、確立人才培養理念
(一)在國家大力推行法制的背景下，對于“卓越法律人才”的培養就越顯重要。受制教育、社會的影響，卓越的法律人才如今鳳毛麟角，萬里挑一［2］。國家也因此專門提出對卓越法律人才的培養方案，并于2011年專門做了解釋。當前，我國的整體的法治理念不夠強，多年來依靠高等教育機構的輸出為社會主義法制輸送人才，但是沒有真正貫徹要確立培養卓越人才的長遠目標，原有的培養模式培養的人才已經無法滿足當前更加多元復雜的社會。因此必須要提高法治理念的認知，明確對于卓越法律人才的培養模式。(二)理念融入教學。追求卓越，才能創造卓越。明確了卓越人才培養的理念，下一步就要將理念融入教學。要將這個崇高的理念作為教學展開的核心，千方百計地圍繞人才培養開展教學，設計教材。只有將培養卓越人才的理念作為教學的指導思想，才能讓教學活動有源可循。因此，從教學體系各個環節融入理念，才能讓教學有計劃性、有目的性、有時效性。
三、教學機制鞏固
法學的教學機制從學理上來說是指與法學相關的教學環節或教學系統。一個好的系統必定是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的，這樣才能實現系統的優越性。而打造一個良好的法學教學機制才能最大程度的發揮教學的功能，合理調動資源，高效的完成人才培養目標。對于行政法學的教育的機制的鞏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從教育源頭上進行改革，突出行政法學的教學地位，增加課程時間，制定理論與實踐的課時配比;其次，要明確培育“卓越”的思想導向，設立對課程有完整檢驗檢討的教學機制，對典例，教案要嚴格篩選，堅決杜絕以次充好的行為。以保證教學教案的高質量和高水平，促進教師從思想和行動上自我進步［3］;第三，要求教師定期“回爐”參與社會行政法學實踐，深入實踐理論的可行性，提出符合時代的觀點，研討分析，一方面加強自身的法學素質，另一方面可以將學習的廣度最大化;第四，多元化課堂教學，增加模式辯論、推導、演示、案例分析等環節。將理論全面推向實踐，發散思維，徹底將“填鴨式”課堂變成人人參，從而達到培養學生對法理的推理和研判能力。
四、完善案例教學
由于缺乏參考法典，加上老舊教學模式的原因，我國案例教學能力極其匱乏。而案例教學恰恰是可以直接讓學生將理論對應實際案例進行討論，剖析法理的最好方法，也是最能鍛煉一個人的機會。因此，在教學中必須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彰顯案例討論為主的根本原則，激發學生在案例中對法理的思考和興趣。教材案例選擇決定著教學討論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案例選擇上必須要有足夠的思考，不能胡編濫造。要堅持符合教學大綱、符合時代特征、符合有研討代表性的原則。案例的圈定，奠定了教學的基礎。教中可以通過設計的多元方式，深入挖掘案例的體現的法理，推動學生有意識地運用理論知識解答實際問題。
五、促進法學實踐
總體來講，學習的目的是要將理論知識運用于實際生活。作為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其理論知識更應該放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接受千錘百煉，不斷的修正才能正式實施，成為讓社會接受，讓民眾遵從的律法。因此，法律人才培養過程中，不僅要將實踐帶到課堂，還要將學生其帶出課堂，走向社會，讓所學理論接受時代篩選，實踐的考驗，辨證總結形成結果，逐漸成為真正的專業、符合社會和時代要求的卓越人才。例如加強與法學機構合作，讓學生親身參與行政案例的執行，抑或通過創造模擬案例進行案例執行演習等方法，強化學生作為一個法律人的職業意識和法學思維，教會學生學會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打破學習思維慣性的局限。此外，在實踐中要注重鞏固學生的職業能力，充分發揮實踐探索的能力。鼓勵學生單獨承擔案例處理等方式建立法學自信，不斷促進理論與實踐的磨合，高效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質。實踐教學的目的就是要革新理論教學枯燥乏味的弊端，多維度多角度地將理論拋入實際去檢驗、討論、驗證、總結。關于實踐渠道的建立。第一，可以制定課程要求，讓學生參與網絡或國家熱點行政案例的討論，根據自身掌握的法學知識，提出思考建議。第二，教學機構需要整合資源，將學生安排到可以實施法學理論知識的行政機構實習，并適當安排接觸實際案例，驗證學習成果。第三，組織學生定期出到社會，履行作為一名法學職業者的義務，服務社會的同時，可以收集更多的社會熱點問題，把思考維度放寬放遠，拓寬對未來行政立法方向的探究能力。
六、培育國家法制觀念
如果說法學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卓越法律人才，那么法制推行目的就是要他們服務社會，服務未來。僅僅擁有出眾的法理知識和實踐能力，將精力放在爭取個人名利上，對于整個國家的法制是無意義的。因此，只有在培養高端人才的同時培養他們的法制觀念，從思想上認知法制的根本，從而將精力投入關乎時展、關乎社會需求、關乎民眾呼吁中去，才能真正為中國法治社會貢獻力量。此外，還需要對行政法學人才進行嚴格的職業道德考核，要求在執法、用法過程中秉持中立態度，堅守職業道德不能利用所學所長危害社會公共利益，傷害民眾。當然，樹立正確的職業道德和法制觀念之外，卓越的標準還應該包括: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知識能力和符合國家發展需求的專業素質。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有把國家法制放在第一位，崇尚法律尊嚴，嚴守職業道德，才能成為真正的“卓越人才”。
七、結束語
心理學是研究人的行為與心理活動規律的科學。人類早在幾千年前就注意到了心理現象，在許多聞名于世的古代學者的著述中都談論到它。心理學可以說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科學。同時心理學既是一門理論科學，又是一門應用科學。它研究人的各種心理活動和個性心理是如何形成和發展變化的，其目的在于采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性并發揚人性中的優良品質，以期為人類社會創造福祉。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心理學理念，雖未能隨時代的變遷演化為科學的心理學，但是蔣干盜書、空城計等古典案例為應用現代心理學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心理學謀略。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下，從事水行政執法工作，更是需要學習和應用心理學。水行政執法，是水行政執法機關依法采取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行為以及對相對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進行監督檢查保障的行政管理過程，本質上就是對人的管理過程，是一個與當事人進行溝通的過程。從這個層面上講，溝通需要一定的技巧，這種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心理戰術的運用，是與當事人的一個心理博弈的過程。從另外一個層面講，社會對水行政執法者的期望值提高，要求行政執法者不僅能夠全方位、多層次熟練掌握水法律法規，還需要熟悉行政許可程序和相關行業的法律法規知識及相關技術標準，甚至了解法律的盲點、空白，在執法中注意的事項。作為執法者，都有著追求事業成功、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希望案件成功結案，當事人對處理結果能心服口服，因此執法者的工作不僅僅是合格和勝任，更重要的是通過案件起到有效的社會作用，通過高質量的案件實現執法者自身的社會價值，樹立全社會對水行政執法的良好形象。水行政執法人員即背負著水事管理的責任，又背負著自身執法責任的壓力，同時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也有著對自身價值實現的心理需求。將心理學適當地運用在水行政執法工作，對緩解執法人員自身壓力、提高執法辦案質量都有一定的改善和促進作用。而心理學越來越寬廣的應用領域，也為更好地開展水行政執法提供了更多的可鑒之處。
2執法人員自身要有過硬的心理調控能力
通過在前期的調查取證過程，及時、全面地掌握當事人的違法心理。作為個體，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心理特征，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結構劃分為：本我、自我、超我。強調人在不同的環境中的人格多樣化特征。違法當事人的行為也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場合下的多種因素產生多樣化的違法心理。現代心理學認為：人的心理活動受其性別、文化氛圍、成長經歷、家庭背景、接觸環境、氣候、突發事件等諸多因素影響。心理學家從不同的劃分角度闡述了違法心理的不同驅動力、成因、機理、不同的結果，揭示了違法動機支配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是違法動機的外在表現，其心理過程分析為行政執法工作提供了指南。執法對象的違法心理動機類型相對于其他部門而言比較簡單，概括包含：膨脹欲望刺激需求型、社會道德責任感缺失型、虛榮心理滿足型、嫉妒或報復社會型等。當事人在執法人員詢問前的心理活動比較復雜，既有可能存在畏懼、僥幸、抵觸、戒備、觀望、對立等對抗性心理，也有可能出現搖擺反復的交替心理。詢問過程中當事人努力通過觀察執法人員的言語、態度來揣度詢問的真實目的與證據掌握程度，及時調整自己的應對策略，以達到“兩益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目的。談話詢問階段結束后，當事人對于自己的違法行為性質有了了解，其心理活動的焦點從是否如實全部交待違法事實轉變為推卸違法責任、減輕違法處罰，千方百計找關系達到目的。而當行政處罰決定書下達之后，當事人則表現出不滿、抱怨、悲觀、急躁甚至避世的復雜心理活動。不同時期、不同的當事人將演繹心理表現的一切可能行為。
3通過學習行政執法工作的心理學常識，真正做到“知己”
行政執法工作從表象上分析是一個說謊與反說謊、掩蓋與反掩蓋的博弈與斗智過程。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則是執法主體與客體雙方的心理學水平與應用能力的較量。那么執法辦案該如何運用心理學謀略呢？古人云：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上策。《三國演義》、《孫子兵法》等古籍更是提供了大量心理學謀略的案例教材。就行政執法工作而言，行政執法人員必須根據辦案前期的調查工作與違法第一現場中所獲得的材料，運用心理學知識，采用特殊的語言技巧和完備的詢問能力，分析當事人的心理特征與行為特征，結合當事人的個人歷史資料，在詢問過程中準確把握各階段當事人的心理活動動態，積極制定“因材施教”的心理學系統組合應對謀略，引導當事人按照預期目標如實、全部交待違法事實（明確違法當事人的五個W與一個H，即時間、地點、人物、為什么、什么事、方式），同時在詢問后根據其心理發展，制定策略，使違法案件圓滿得以處理。執法人員應當善于在各種分析的基礎上按照各種謀略制定有效措施，將心理學知識轉化為辦案生產力。
4認真分析雙方優劣勢力量對比，力求知己知彼
在辦理每一個案件之前，執法人員都應該作雙方或多方力量對比分析，這對于我們案件的順利辦理十分有利。一般而言，當事人的優勢是了解違法活動的內部詳情，具備相當豐富的行業知識，掌握違法行為的行業規則，甚至比執法人員還清晰水法律法規中的盲點。正如美軍將領布萊德雷在阿登戰役初期遭受挫折后所說“：我們現在打敗仗，是因為目前不知道德軍在哪個方面會犯錯”。既然辦案是一個雙方綜合力量競爭對決的過程，實質上決定我方勝敗的關鍵問題是：能否在規定的時效時間內找出對手的軟肋，利用它、打擊它，使我方優勢最大化。因此應該加強預期準備工作，彌補自身不足，將自身打造為一個具備綜合素能的多面手，強化競爭優勢。
5針對當事人的心理軟肋，靈活運用心理戰謀略
行政執法的詢問談話是檢驗一個執法人員綜合執法水平的“試金石”，也是心理戰的試驗場，作為辦理案件的關鍵內容，其成敗直接關系整個案件的處理。一般情況下剛開始執法人員可以假裝不知，通過聊天、讓當事人自己陳述等方式了解當事人的內心企圖，努力做到消除對方恐懼，達到談話雙方的心理互動。然后采取聲東擊西的謀略，向當事人提出某些似乎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掩護談話的主攻方向，轉移當事人的注意力，使其對執法人員的主攻問題疏于防備，無法揣度我方的意圖。在掌握一定證據的基礎上，進行旁敲側擊，故意給當事人一點破綻，誘敵深入，步步進逼，使當事人不得不交代所有違法事實。
6適時減壓，輕松快樂的面對行政執法工作
本報訊 記者蔣安杰2010年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日前在山東省泰安市舉行。本次年會由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主辦，山東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承辦。來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各部門、國務院法制辦、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法院、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律師事務所等行政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
開幕式由山東省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高存山主持。在開幕式上，山東省副省長李兆前代表省委、省政府致歡迎詞。隨后，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周成奎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周副會長對一年來中國行政法學的發展以及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隨后，中國法學會行政學研究會會長應松年教授致開幕詞。
應松年會長在致詞時說，這次會議是具有紀念意義的大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成立整整25年，光陰似箭，行政法學研究會如果按照現在學生念書算，也已經是碩士畢業了！今天可以說是個畢業典禮，也是新學期的博士開學典禮吧！我們欣喜地看到，行政法學隊伍不斷壯大，人才輩出。本次年會的主題為“社會管理創新與行政法”，到會的二百二十余名會議代表還是歷史上最積極參與的代表，提交157篇論文，170萬字，是提交論文最多的一次年會，創歷次年會之最。
應松年會長特別表達了本次年會在五岳獨尊的泰山舉辦，期望我國行政法學研究也能早日達至“巔峰”狀態的心愿。
在為期兩天的討論中，與會專家學者分別圍繞社會管理創新與行政法、弱勢群體保護、村民自治、志愿者立法和群體性事件五個議題展開，共有13名發言人就相關專題作了主題報告，13名評議人參與點評，共計八十余名參會代表參與了自由討論，并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或肯定、或質疑、或溫婉謙和、或針鋒相對，妙語連珠、精彩紛呈，無不展現出深厚的學術積淀和敏銳的問題意識，年會討論不斷涌現。
關鍵詞憲法學方法論憲法問題
一．2007年憲法學研究的基本情況畢業論文
（一）全國性學術會議畢業論文
2007年5月21日至22日，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和鄭州大學在鄭州大學共同主辦了“社會轉型時期建設問題國際研討會”。會議就“轉型期國家的人權保障制度”、“違憲審查制度”及“社會轉型與建設”三個主題進行了研討。2007年6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和《法學》雜志社在南京市共同主辦了第三屆“中國憲法學基本范疇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學者們關注了具體的憲法學范疇、概念與方法問題。2007年7月6日，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韓國比較公法學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聯合主辦“東亞公法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就“憲法基本權利”、行政法相關問題、“違憲審查制度”、憲法學研究方法等問題深入進行了學術探討和交流。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2007年年會及學術研討會于2007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廈門大學舉行。會議圍繞“憲法文本的變遷”、“憲法與民生問題”、“憲法與部門法問題”以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法治化”等問題，進行了學術探索。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山東大學法學院、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院在日本福岡共同主辦了“第三屆（2007）中日公法學學術研討會”。兩國公法學學者就憲法學（人權論）、行政法學、憲法—行政法（公法學）的前沿問題等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畢業論文
(一)蒙漢雙語遠程平臺上的案例教學
實踐現狀具有開放性、互動性、網絡性、虛擬性特點的現代遠程開放教育是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教師借助網絡平臺給學生提供學習支持服務的一種新型教學模式。在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下，作為《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責任教師，嘗試著充分利用網絡平臺展開蒙漢雙語案例教學。2012年，內蒙古電大文法學院開始著手構建蒙漢雙語網絡學習支持服務系統，并開通了網絡學習平臺。自蒙漢雙語網絡教學平臺開通以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的負責人根據該課程的專業特點并按照現有網絡學習支持服務平臺進行了一些探索。首先，為學生提供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的教學資源，如考核說明、教學大綱、教學輔導、期末練兵、案例分析等。在考核說明中通過不同的節點明確了相關知識點，并在此基礎上為學生提供了相關的案例。要求學生根據個人的需求，進行案例分析討論，進而掌握案例中的知識點及考核點。其次，利用蒙漢雙語教學平臺上的蒙語討論區，與學生們進行實時和非實時的案例分析、討論、點評、回復等。并按照網上教學的設計和安排，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實時或非實時地進行課程學習。將一些翻譯成蒙語的案例傳到平臺上，要求學生進入討論區，參加案例討論。通過點評、回復功能參與和指導學生的案例討論。遠程教學平臺記錄了每個學生在網上的學習行為。
(二)網絡平臺上的蒙漢雙語案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網絡案例教學中運用的案例應當具有典型性、針對性和現實性，而且要與課本內容相吻合。在進行不同階段的教學內容時，各種類型案例的難易程度要循序漸進。案例的設計必須考慮學生接受知識的規律，盡量使難度呈梯度增加，使學生由簡入手在逐步獲取知識的過程中獲得成功。在實踐教學中，蒙漢雙語法律專業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網上案例教學雖然已經啟動，但仍然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
1．蒙古語案例資料來源匱乏，缺少蒙語案例匯編
是蒙古族聚居的少數民族地區，蒙古語也得到了普遍適用，但在法學領域中蒙古語的運用仍然很薄弱。隨著信息時代的蓬勃發展，雖然蒙古語的媒體及遠程平臺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媒體有法律方面的專題節目，由蒙古族法學專家們對法律現象進行分析解答。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具有時代意義的經典案例少之又少。《行政訴訟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少數民族地區可以使用少數民族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行政訴訟的權利;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審理和法律文書;人民法院應當對不通曉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提供翻譯。所以，在內蒙古地區尤其蒙古族聚居的各個盟市的公檢法機構都有蒙古族工作人員，且實踐中也都能夠運用蒙古語。如最典型的就是錫林郭勒盟各旗縣的法院在審判全過程基本用蒙古語進行。雖然，審判實踐中有很多運用蒙古語審判的案件，但這些案件沒有能夠匯編成典型案例集運用到教學實踐上。這是蒙漢雙語法律專業面臨的很大的一個挑戰。案例教學最主要是要有案情。案情可以由教師編寫，也可用法院審判的實例案情。畢竟教師的實踐是有限的，法院的審判實踐是豐富多彩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在案例教學中采用法院的審判實踐對法理知識的教學會更有效。
2．學生對蒙語法律術語的掌握不規范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是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法學專業及行政管理專業的必修課程。本課程主教材為中央電大出版社出版，皮純協教授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教材全面、系統闡述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識。它是本課程的基本教學依據，也是復習、考試的基本依據。也是蒙漢雙語法律專業的學生必須使用的教材。因此，在蒙語平臺上進行蒙語案例教學時需要進行大量的翻譯。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學生對法律術語的表述不一，按照個人的意思隨便翻譯。雖然在討論的過程中態度都很積極，但對傳上去的案例理解不透徹，進而給分析、探討和尋找答案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3．蒙語學習評價平臺不完善
內蒙古電大遠程平臺雖然創建了蒙語平臺，但由于多種因素仍處于初建階段，不夠完善。目前該平臺設立了最基礎的一些欄目，如課程大綱、課程考核、討論區等。為了鞏固學生的學習情況，應當設立學習評價欄目。
4．學生的參與趨于零散
蒙漢雙語的學生來源大多是各旗縣的在職或非在職人員，且基礎不一，大家參與討論的積極性不是很高。大多數參與答疑的學生都是切身涉及到的法律問題。有的是不會使用蒙語輸入法，無法在線與老師進行交流，只能是通過電話解決問題。
二、在遠程網絡平臺開展蒙漢雙語案例教學的可能路進
(一)搜集大量典型案例進行譯編
首先，案例教學不可缺少案例事實材料。為了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其學習效率，我在教學實踐中努力搜集有關行政法方面的案例事實材料，將這些案例按照教學大綱和教學進度，分出各章節相關案例，最后匯編成案例集。在上傳案例時，除了案例事實材料、思考討論的問題之外，還為學生提供案例涉及的背景資料以及難點提示等。當然也可將一些具有影響的未翻譯的經典案例的超鏈接發給學生供其參考，以獲得大量的與案例內容相關的其他信息。
(二)規范《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出現的法律術語
為了提高學生獨立閱讀、思考、分析案例的能力，我要求學生首先對本課程的法律術語進行熟悉。在熟悉術語之后，根據教師在課程主頁中提供的相關參考資料深入思考，獨立分析案例，得出結論，最后利用網絡平臺的討論區，直接向教師傳送自己的結論，如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提出疑問。
(三)完善學生學習評價體系
在網絡平臺的案例教學中，教師除了評價學生分析案例的邏輯性、完整性之外，還要將學生在網上參與討論的情況納入評價范疇來考慮平時成績，如學生參與討論的次數、與其他同學網上協作討論的情況、與教師互動的狀況等。通過遠程教學平臺對案例教學的全程實現自動記錄和監控，為網上案例教學評價提供了評價的客觀依據。所以，蒙漢雙語遠程平臺需要完善學生學習評價體系迫在眉睫。
(四)設立激勵機制促進小組討論
純粹法學是現代西方法哲學中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一個主要流派,它以“科學”的方法對法學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為基本任務。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學理論界影響極大,凱爾森是這一理論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還有奧地利法哲學家維德羅斯、德國法學家孔茲。純粹法學在方法論原則和研究目的等方面與奧斯丁的分析法學一致,但是比奧斯丁的著述更嚴格、更徹底地貫徹了分析法學的方法。同時純粹法學以新康德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把一切‘非法律因素’從法學理論中排除出去,建立一個純粹的法學理論。”[2]純粹法學嚴格區分實然與應然,純粹法學只涉及后者,但作為實證主義的理論,純粹法學僅能以法律規范的形式的(邏輯)結構為對象,而不是其內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論是描述法(說明的)觀察方式,與規章的(規范的)觀察方法劃分開來。其絕對目的是認識和描述對象,試圖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樣的,而不是回答法應當如何。二是法律規范的運用,即法學是關于法律規范的科學,以具有法律規范的特征,使某種行為合法或非法的規范為對象的科學。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結構單位的法律規范不再是個別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什么是法律規范?純粹法學認為,“法律規范就是意志的客觀意義。”[3]法學必須嚴格區別“應當”和“是”這兩個不同領域。
規范是“應當”這樣的行為,而意志行為是“是”這樣的行為,意志行為的意義總是意在針對一定的人類行為,可以是命令、授權或許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為,其意義才能成為具有客觀效力的法律規范。法律的這種“應當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這不僅使法律區別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會現實,而且使法學區別于具有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學。三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靜態秩序和動態秩序體系相結合。靜態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規范組成的法律體系,動態的規范體系是由基本規范權威的委托授權而形成的規范體系。因此,所謂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級體系。四是國家和法律一元論主張。“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4]國家并不是一種現實實體,而是法學上的輔助結構。國家是由國內的法律之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或構成這一共同體的國內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傳統法律理論在處理法律與國家關系上的基本錯誤在于堅持法律與國家的二元論,從而使法律理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二元論理論的目的在于讓法律為國家辯護,使國家從一種純粹的權力事實變成一種受到法律統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論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國家的本質,而在于強化國家的權威。純粹法學直接反對傳統國家理論把國家作為權力和義務的主體,并把它從屬于法律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專斷導致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其理論主張,所謂的國家的權力和義務只不過是某些特定的個人的權力和義務。國家的義務只有在對某種可歸于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規定了制裁的條件下才能存在。
二、純粹法學是行政法學發展的方法論淵源
關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許種,也有如法學史家的任務,是為了現存的情況而理解法律的意義。加達默爾提出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誰想對某個法律作正確的意義調整,他就必須首先知道該法律的原本意義內容,所以他必須自身作法學歷史性的思考”[5]。即布羅代爾言“從事件到結構,再從結構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們具體從幾個方面考察純粹法學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
(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
純粹法學用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來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學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論認識結果具有‘合理討論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須用以下二種方法,始能獲致。其一,邏輯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經驗的、實質的方法。”[6]故凱爾森的理論首先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理論,因為他把其理論的研究對象嚴格地控制在實在法的領域,即所謂的“共同體的法”,比如美國法、法國法、墨西哥法。凱爾森把法學理論的主題限定在法律規范及其要素和相互關系,法律秩序及其結構,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關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統一。體現其精髓的那句話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論旨在從結構上去分析實在法,而不是從心理上或經濟上去解釋它的條件,或從道德上或政治上對它的目的進行評價。”[4]他把法理學的研究范圍限定在一個共同體的實在法,嚴格區分法律科學和政治學及法律社會學,進而明確區分經驗的法和先驗的正義,拒絕把純粹法的理論變成一種法的形而上學,從對實際法律思想的邏輯分析所確立的基本規范中去尋找法律的基礎,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經驗的、實質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為框架構建行政法體系及現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義規定,公共當局的權力是從屬于法律的,就像國王與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團體一樣。所有這些下級權力都有兩個固有的特點:第一,它們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沒有絕對的和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結果,任何權力都有可能被濫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證政府權力在法律范圍內行使,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簡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規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關系,其目的是為了達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統一。故“行政法學與行政學或政策學,究有分際,彼此不容侵襲;應屬行政學詳細討論之點,則著者不得不認為非法學的問題,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義也就是:其一,就學科間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學或政策學對行政學的干擾,確定行政法學研究的適當對象;其二,側重于從純粹法學的立場分析和組建現行的法律制度,而不過多地以超驗的價值判斷來評論法律。
(二)準立法者
凱爾森的純粹法學承認“準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學在其構建發展演變過程中也沿襲這一傳統。純粹法學承認“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確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創造法律,無異承認法官在一定限度內,具有準立法者的作用,有權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現實和趨勢也無法回避“準立法者”的行為。古德諾在《比較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的原則》這兩部美國行政法學的開山之作中,他試圖擺脫傳統“平衡憲法”的束縛。他不強調分權與制衡,尤其是不強調議會和法院對行政的控制,而是強調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權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普適的準則。“美國人應當根據一種對公共官員的信任理論來重建政府”這種思潮在羅斯福執政時期達到高峰,凱恩斯主義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即使是上世紀30年代末,社會各界對行政專橫和法治的重新關注的壓力下成立了“美國檢察總長行政程序調查委員會”,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員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運用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盡管其發展方向是多元主義或市場導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市場的壓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靈活性和回應性,國際統一貿易規則的推行最先廢止、取代和修正了國內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對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改革。國際貿易與全球競爭、全球化環境與發展問題等均已超出一國行政法的調整范圍,隨著商貿、政治與文化等渠道的多邊接觸和互動影響,創造一個新的國際行政法體制成為可能。
在當代行政法的發展中也有這樣的走勢,即解釋立法。盡管行政法規大量增加,然而現在行政事務細密繁雜,非法律法規所能列舉,客觀形勢變化無常,亦非法律法規所能適應,而隨時發生的特殊具體事項,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規所能規范無遺,況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規時,事實上也無法毫無遺漏地預測將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事件,尚須采用解釋的方法予以解決。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對法規均有解釋權,其中行政機關因處于行政法的執行機關地位。故解釋法規、法令的機會最多,所作的釋例數量極為可觀,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雖然行政法的內在架構對此發展趨勢進行限制,但是歷史傳統還是推動著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階說
純粹法學的法位階說成為了行政法學對法律規范的層次進行劃分的根據。凱爾森的法位階說,認為首先一個國家之法體系,猶若一個圓錐形,法院之判決以及行政機關之處分等,皆構成此圓錐之底層,此種底層之法規范,與實際的社會相接觸,而發生規范的作用。底層之上的法規范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規范為憲法,憲法的規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語較為抽象。法律的規定則較具體,其下層之法院判決或行政處分,則已與實際個案接觸,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從法律的創造以及具體化的過程言,下位規范的內容當然應受上位規范內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謂拘束,并非意味著毫無裁量余地,僅在依據上位規范創造下位規范時,其創造的范圍,須由上位規范加以規律而已。換言之,上位規范猶若一種“框”,法律的解釋,即在認識這種“框”。在“框”內有許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種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規范的“框”,即屬合法。上位規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內可“制定法律”、“作成判決”,并未具體的指示須制定何種法律或須作如何之判決。在“框”內造法,仍擁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論,也可以這樣理解,法律規范之事項,茍在“框”之中心,最為明確,愈趨四周,則愈為模糊,其色彩由濃而薄,幾至分不出框內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實,是否為法律之規范所及,曖昧不明,自須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蓋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時,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為設想,此乃一般之原則也[6]。
最后,法位階說的突出體現還在于效力(實效)是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凱爾森認為,效力(實效)是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規范的效力從何而來?來自于另一個更高的規范。凱爾森把法律規范分為高級與低級規范,“決定另一個規范的創造的那個規范是高級規范,根據這種調整而被創造出來的規范是低級規范。”法律秩序“是一個不同級的諸規范的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個規范(較低的那個規范)的創造為另一個規范(較高的那個規范)所決定,后者的創造又為一個更高的規范所決定,而這一回歸以一個最高的規范即基礎規范為終點,這一規范,作為整個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構成了這一法律秩序的統一體。”[7]由基礎規范經憲法規范到一般規范再到個別規范,每上一級規范決定并授權下一級規范形成一個秩序井然的嚴密體系。如在這一體系中,一個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個法規的授權和認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規如果符合憲法,該法規即有效;如果一部憲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憲法的認可,則該憲法有效;第一部憲法的有效性則來自基礎規范,基礎規范來自于預先設定。這一預定的作用在于它賦權給人類第一部憲法的制定者,只有他們有權制定法律。即基礎規范的任務就在于創立法律規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階說也起著指導范式的作用。憲法在行政法的法規范體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階,優越于其他法規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則乃屬于整體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礎。因此也屬于最高位階。而法律則優越于法規命令與地方自治法規,法規命令優越于職權命令與自治規章。一切中央法規范優越于地方法規范。如各級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規命令相抵觸者,應認為無效。根據法位階理論,僅于相抵觸之規范本身有效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觸憲法地方自治權之規定而無效時,則該法律并未優越于現行地方自治規章。
倘若相同位階的規范競合時,則一般適用于下述法規解決:新法規定優越于舊法規定,特別法規定優越于普通法規定。倘若依據上述法則仍無法解決其矛盾時,則相互矛盾的規定彼此互相廢棄,均屬無效,因而產生需要填補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領域,一般抽象的法律,優越于執行該法律之法律規定。另上級機關所頒布之法規命令優越于下級機關之法規命令[8]。
(四)法化
實在而言,純粹法學將行政法學這門學科進行了“法化”[9]。相對于傳統學術理論而言,具體的行政法規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過行政命令得到進一步執行。行政法卻通過行政處分進一步將之具體化,通過適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為轉換為社會的文化。換言之,行政法必須由國家機關加以適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從憲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強制而實現,有關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階層結構中,對于法律經驗的傳統行政法學而言,這是相當容易理解的。因此傳統行政法學的概念首先表現在從“歸納”到“獲得經驗”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現在這個客體之上建構的一般法學上秩序化與體系化概念。故在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方法就表現在企圖建構出非常概括的制度來涵蓋生活中各領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體系性和客觀性。
如果說傳統行政法是通過經驗來掌握的實證法形式展現行政法。那么,純粹法學的思考路徑則迥然相異。它將經驗可掌握的對象、行政法的對象、學術上的對象融合為一體。行政法并不意味著實證法本身。純粹法學舍棄具體實證法律上的經驗回顧,建構行政法的學術上基礎概念,當作其方法論上遵從應然一元理論的法律思想客體。于是,認識的客體與經驗的客體的結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論是一般法理論中無法區分出來的一部分。在此,我們可以說純粹法理論所針對強調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對于一個著眼于形式邏輯的規范思想而言,純粹法理論強調的是一個應然性建構的概念結構,即方法決定、創造了對象。
純粹法學的對象是對象的思維而非對象本身。它雖然提及到傳統學術是從實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構出來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視這些均只是概念上掌握的意識形態而已。對它而言,行政法僅止于一個應然一元法學理論思考上而非獨立的“規范集合”。純粹法學藉由法規范思考模式之助,將這些概念“去意識形態化”,并在形式邏輯上進行拆解,終于在規范應然層面上使之統一化。或具體而言,如“法人”(國家)僅可能是法規范的集合,它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這個整體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國際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機關”也僅僅可能是法規范的集合,它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這個法規范的集合也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還有如“權限”,它也只是法規范的集合,也僅是廣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這個廣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較于其他法律學科來說,行政法學是一個極為年輕的學科,基于這一角度出發,行政法學總想避免與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擁有一個盡可能異于民法學的獨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設有一個行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別重要的目的(這個人在民法領域中頂多扮演被動或者想像的角色)。這個“人”就是“國家”。這個“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視之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為他的重要性、價值與強度卻又遠遠異于屈服在他之下的個體——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關系主體,可能是國家也可能是公民。這一論說略顯牽強,原因是如行政處分中并未蘊含與民法可相比擬的(行政——個人間)法律關系。它除了作為一個源于高位權力的單方產物外,沒有其他可能。純粹法學一方面反對基于對規范考察中納入無關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權力或高位權力,一方面也消彌了至少在本質無異的區別。這動搖了行政法作為公法,而與私法相區別的傳統公私二元理論。對于行政法這門學科作出貢獻的純粹法學,并非強調行政法異于民法而作為公法之獨特體系,而是將行政法此學科進行“法化”。
(五)法律關系
在行政法學中“法律關系”理論的發展,深受凱爾森純粹法學的影響[10]。在其純粹法理論中,法律關系占據極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論中的法律關系指的是主體們與法或法秩序的關系(權利與法規)的關系、義務與法規的關系以及主體關系本身與法規的關系。他特別反對所謂的上下隸屬秩序的關系,將國家與其他法律主體等同視之,并與其他法律主體一同面對秩序。后期其理論將國家與法等同視之,通過這一架構,國家就是一個法秩序,法秩序整體就是作為法律主體來掌握,而國家也可當作一個法律主體。凱爾森在后期的《純粹法學》一書中一再聲稱,他視法律關系為兩個主體間的關系。其中不僅包括有義務為特定行為之一方以及作為義務相對人的他方間的關系,同時還包括被授權適用規范者與被授權制訂規范者之間的關系,還甚至包括被授權制訂規范或適用規范者以及因為這個規范而被授予權利或承擔義務者之間的關系。法律關系由此是指由法規范所形成的兩個或多個主體之間的關系。純粹法學這一理論的鋪墊,為現代法律關系理論的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根據這種對法律關系的理解,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法規范加以形成,社會領域就包含了法的領域,各種法的關系也同時反映了社會的關系。這樣也不用對規范制訂主體與規范適用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屬于法律關系中的一個下位概念,這種關系可以用內部職務的內部機關關系稱之。只是這種內部職務或功能上的賦予義務,是基于人的行為形式而從法規范上加以規定的,也是由法加以決定的。如此以來法律關系就成為了以“法”作為手段所作用的社會關系。
因此,整體的法秩序便解釋成一個法律關系秩序。“一個法律秩序的類似的等級結構。”[11]法律關系可能僅取決于法規范條文規定,同時且還可能取決于事物的特性,如社會、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關系除了法規范決定外,還受到事物特性的影響。也即行政法學的概念和體系建構應從個別法律關系中尋找基礎。
純粹法學對行政法學的方法論的形成,其著眼點遠遠不止以上幾個方面,還有其他諸多方面,如“展開了實證行政法學與規范行政法學的研究,前者是關于事實判斷的,而后者是關于價值判斷的。”[12]如對傳統國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國家四要素,再如強調法律規范效力的實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上世紀,以法律社會化的背景,引發了自由法學和社會法學的勃興,修正了法律理論的學術價值和作用。繼之,純粹法學、批判法學、現象法學、價值論法學等問世,它們交匯為一種價值開放的重要法學方法論,行政法學自此走出誤區而形成結構嚴謹、體系完備、理論成熟、具有相當規模的體系。近20年來,西方國家進行了一場以公共選擇理論和管理主義為取向的改革,置換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對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與行政規章進行了結構性的改造。筆者思索:對于新的理論出現,作為傳統的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之一的純粹法學能否為行政法的制度創新繼續提供規范性基礎和學術支持?面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以及各國經貿行政法律制度的趨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運用法學方法論?“一直存在爭議的是:法學方法是應當單獨應用,還是應當結合應用其他社會學科有關法律作用的認識成果?……我們認為,應當反對行政法學必須唯現實是從的做法,廣泛應用來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問題的解決。”[14]從純粹法學對上世紀行政法學發展的影響,應該能得到某種啟示。綜之,一方面通過反思傳統法理論的學術根源和學術傳統,把握一種對行政法模式的技術性調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過新的模式如‘公共選擇理論’、‘利益代表理論’來超越傳統。”[14]這兩方面的結合應當為未來行政法的發展提供了某種合理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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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課程教學改革 教學模式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是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所確定的14門核心課程之一，在我國法學教育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隨著我國行政立法速度的加快和行政法治建設的快速發展，該課程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然而我們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存在著許多問題，因此尋求一條好的教學改革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社會對創新型、應用型人才需求的呼聲越來越高，高等院校逐漸加大對教學改革的重視和投入，教學改革已成為當前各高校各專業甚至各學科的一大趨勢。《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作為一門綜合性、專業性較強的學科，尤為注意教學改革，但在傳統教育觀念和模式的影響下，仍存在以下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內容繁雜，沒有統一、完整的法典。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內容繁雜，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知識體系，主要包括行政法基本原理、行政組織法、行政行為（行政活動）法和行政監督與救濟法等幾大部分內容，涉及的社會領域也十分廣泛，且實體性規范與程序性規范常常交織在一起，包羅各個行政部門的行政行為，章節間的跳躍性和跨度較大。行政法律規范數量繁多，沒有統一、完整的法典，形式多樣，體系化程度不高且易于變動，難以系統化講授和學習。
（二）教材版本繁多，內容體系差異較大且爭議較大。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版本較多，如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張樹義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葉必豐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張正釗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胡建淼、金偉峰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方世榮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余衛明、鄧成明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湖南大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張弘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遼寧大學出版社），羅豪才、湛中樂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等等，這些教材之間內容體系差異較大且爭議較大，如何進行選擇和舍取是一個難題。
（三）教材更新緩慢、部分內容陳舊。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修訂緩慢，部分內容陳舊，就拿最近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已修正）來說，當前在市面上很難找到最新修訂的教材，教材的修訂趕不上法律法規的變化，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同時還有部分教材內容陳舊，不符合主流觀點的變化。
（四）技術方法落后，教學方法單一。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不僅僅是一門理論化、體系化的書本知識，而是一門與我們的生活實踐十分密切的重要的課程。從行政法的地位來看，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與憲法關系最為密切的普通法律部門，是最具有社會影響的部門法。從涉及的面來說，它涉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外交等）。要想讓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過程成為學生的一種愉快的情緒生活和積極的情感體驗，而不是一種負擔，教師就要優化、活化教學方法，而《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中當前存在的重要問題就是教學方法比較單一，運用比較多的仍然是傳統的“灌輸式”、“填鴨式”的教學方法，而啟發式、研討式、探究式等教學方法運用較少，再加上輔助教學資料及設備十分匱乏，致使教學方法與手段落后，從而直接影響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的提高。
（五）實踐教學環節薄弱。
實踐教學應該來說是《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但長期以來，在該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一味強調課堂上的理論教學，而輕視了實踐教學的教學，這十分不利于培養學生將理論運用于實際，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十分不利于同學們思維方法、研究方法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實踐性較強是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這一門課程（應該說法學很多課程都具有較強的實踐性）的一個顯著特點，實踐教學在教學計劃中一直占有較大比重，但是因近些年來物價上漲，各種費用（如食宿、交通、交流等費用）大幅度增加，而同時教學經費增速緩慢和增加幅度有限，所以實踐教學趨于簡單化、經濟化，時間和實踐內容壓縮，導致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向實踐性、應用性方向的改革艱難。
二、《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改革的路徑
（一）明確本課程的教學目標。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是國家教育部確立的十四門法律專業核心課程之一，也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學科，其復雜程度遠遠超過其他法律課程。由于法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社會科學，不能脫離實際而進行孤立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因此本課程教學要達到兩個目標：一是使學生對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有相當深刻的理解，對行政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清晰的認識；二是讓學生逐漸習慣用行政法的思維、邏輯和方法去考察、分析、理解社會現實問題，能夠初步解答和回應社會現實中的行政法律問題。
（二）及時更新教材，補充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發展趨勢。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教學內容不僅要精選我國學者的主要和主流觀點，以及與我們的社會生活聯系密切的熱點內容，還要反映有關我國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發展趨勢，并及時向同學們介紹該課程研究的前沿動態和發展趨勢，及時更新一些基本知識和觀點。隨著知識和觀點的更新，以及新的法律法規的出臺或修正，我們很有必要對教材的相關內容予以改變，及時更新教材內容。這不僅有助于同學們在學好基礎知識和更新基本知識的基礎上提高自己，而且能開闊他們的視野，培養他們積極進行科學探索的激情。
（三）更新傳統觀念，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改革。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傳統的“教與學”基本上是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但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對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提出挑戰，這種挑戰要求對傳統的培養模式及教學關系模式進行思考和調整。高等教育的教學改革必須建立在對未來人才素質結構要求的基礎上，以教學的客觀規律為依據，克服教學實踐中諸多不適應當前建設的弊端，樹立以學生為本的思想，煥發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意識，建立起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模式，努力做到“教學相長”。
（四）改進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的知識體系應敢于跳出傳統的學科體系，應加強與大家都緊密相關和感興趣的知識教學，應以突出應用性和綜合性為原則，并將科學研究，科研課題與最新的學科發展成就組織運用到教學中，適時組織好教學。本課程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方法授課：（1）重要理論、教義采取課堂講授與課外討論相結合的方法；（2）實證法的比較、分析法；（3）案例分析法（經典案例和一般案例）；（4）重點內容比較、討論法；（5）模擬法庭實際案例審判法，等等。這樣不僅能培養教師的教學能力，同時也能增強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信心和能力。
（五）加強實踐教學環節。
實踐性較強是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乃至法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實踐教學在法學專業教學計劃中一直占有較大比重（以我校開設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為例，一般教學總學時為80個，實踐教學學時就有15個左右），但是因各種原因，基本的實踐教學學時得不到保證，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得不到很好的提高，因此加強實踐教學環節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可以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結合該課程教學內容及特點組織學生到社會上進行考察與調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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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距該書的前一版的發行只有七年，但這段時間內發生了許多事。在前一版中，韋德曾提到英國行政法的“騷動”（ferment）：“在這門學科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騷動會減少。”他們新版著作所論及的行政法的新的發展證明了這種預言的正確性。英國最高法院的成員、律師界最重要的行政法律師之一活爾夫勛爵（Lord Woolf）幾年前曾說：‘自我從事法律職業以來，法律領域以行政法那樣令人激動的方式得到迅速發展，這在我們的法律發展史上其他任何時期都是難以相信的。“
韋德著作的序言鮮明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這本著作33年以前（1964年）最初出版時只是一本不到300頁的薄薄的小冊子，它發行了七年（達到1039頁）的成長過程反映了一門幾乎是全新的學科的發展。現在，這學科在原則和細節內容上都很豐富，這都要歸因于富于冒險精神的法官們和冒險精神不足不過仍然支持的議會的工作。他們一起確立了很高的行政司法審判的標準。……總而言之，隨著連續不斷的每一版的發行，這幅圖畫變得越來越明亮。“
韋德的新版著作充分預述了行政法令比較觀察者感興趣的最近的發展，并被概括在下列標題下：
1：歐洲共同體法：一次公法“革命”嗎？2、行政程序；3、司法審查；4、救濟手段；5、法
律委員會的報告；6、嶄新的前景。
一、歐洲共同體法：一次公法“革命嗎？
自從難以追憶之久的年代以來，議會到上一直是英國公法的基礎。“愛德華。科克爵士（Edward.Coke）說，議會的權力和管轄范圍是如此地超越一切和絕對化，以致不能因為任何理由或任何人而被限制在任何范圍以內”……確實如此，議會已做過的，地球上沒有任何權威可以毀棄。“最高法院法官布萊克斯通（Blackstone）1795年在評論這一經典論斷時宣稱：”顯然，英格蘭議會的權威沒有任何限度，并且不受任何控制……在政治存在的領域內，它是無所不能的。“從法律的角度來看，議會至上一直是英國政體的最基本的原則。狄洛英（Delolme）曾用一個現在已幾乎眾所周知的格言來概括這一事實：”對英國法學家來說，這是一條根本性的原則：除了能使一個女人變為男人或使男從變為女從以外，議會什么都珂以做。“現代關于英國憲法學的重要論文稱議會至上為”我們政治制度的最具支配力的特征。“
由于英國成為歐洲共同體的成員，所有這引進都改變了。歐共棲規定，歐共體法在它所有的成員國里都必須被賦予最主要的法律權威。1972年的一個法規使這一規定具有了法律效力。它規定，歐共體法在任何沖突的情況下都應該比英國法律優越，其中包括“任何通過的或即將通過的制定法。”活爾夫勛爵曾解釋過這一規定的影響：“在共同體法和隨后的聯合王國議會立法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共同體法更為優越。”這象《經濟學家》評論的那樣：“歐洲共同體成員的身份已將議會主權吹出了一個洞。”
在英國法中，一個議會法案第一次有可能被一些其他法律所超越。隨著歐共體法律在憲法意義上比包括議會制定法在內的英國法更優越，結果造成了英國的制度更為靠近美國和共同體法相比。鞏固議會制定法不再是至高無上的了。
這種變化使英國人法領域走向一次具有重要的憲法和行政法意義的實質上的革命，這些在1990年伐支多塔姆（Factortame）案件中被上議院（英國最高法院）所認可。1988年由議會制定的商船法案（The Merchant Shiping）和為實施該法規而的條例對西班廾漁輪強加了和共同體法律相反的限制。該案中，上議院議員們認為，這個法呈規章必須放棄。
不僅如此，而且常常運用強制性免除手段來排除法規和規定的運用。法院不能禁止議會制定法案這一基本原則被這一裁決所戰勝：“在一個涉及共同體法的案件中，考慮到唯一的阻止給予禁止性強制免除的障礙是國內法的規則”，一個英國法院，“必須撇開這一規則不顧”。這個被英國法院所普扁遵循的禁止免除議會制定法案的規則正是這樣一個不得不拋棄的國內法規則。
在1994年的就業機會委員會案件中（Employment Opportuaities Commission Case），上議院運用了伐克多塔姆案件所確定的原則。英國就業保護法案（The English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使得用部分時間工作的工人獲得失業補償比用全部時間工作的工人更為困難。由于大多數用部分時間工作的工人是婦女，而用全部時間工作的工人大多為男子，這部制定法被認為岐視婦女，違反了歐洲共同體法。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條約要求成員國必須確保和適用“男女應同工同酬的原則”。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議會的訓令規定：“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不應有根據性別理由的歧視。由于認為為了宣稱一個法規和共同體法不致的目的應該得到司法審查，上議院裁定：”就業保護法導致了間接的對婦女的岐視，違反了共同體法，并做出了一個大意如此的宣告式判決。從行政法學的角度來看，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英國的制定法不僅被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而且被它的專門禁止間接岐視的議會訓令所戰勝。當然，這個英國人稱之為從屬立法而不是基本立法的訓令更類似于一個行政規章而不是法規。
當然，在英國行政法中早已確立，無效的規章和條例可認由法院宣布。伐克多塔姆案件和就來機會委員會案件把這個規則運用于先前不受任何司法控制的法規。杰安西勛爵（Lord Jauncey）在伐克多塔姆案件中表達了如下觀點：越權限制必須“不僅運用在被告試圖尋求去抵制國與強制實施從屬立法的場合，而且適用于原告在該立法已實施的情況下試圖限制國五的場合”。在伐克多塔姆案件中，這個宗旨“必須同樣適合一個對基本立法的挑戰和一個對從屬立法的挑戰”。
一、民營化：一個難以回避的話題
1970年代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公共事務日益紛繁復雜。現代行政的任務除單純消極的秩序維護之執行功能外，更包括積極的形成功能（如給付福利、利益調整、資源分配等），而傳統行政規制理論與實踐的局限性也日益凸顯，特別是隨著環境保護、資訊化、全球化趨勢的發展，這種局限性將愈加明顯。于是，各國紛紛開始反思原有的公共行政運作模式并著手變革，民營化（privatization）便是其中的一項重要舉措。一般認為，民營化肇始于1979年英國撒切爾政府基于新自由主義理念而推行的非國有化運動，涉及電信、電力、民航、燃油、自來水等多個公用事業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民營化并不意味著國家承擔公共行政義務和責任的徹底免除，而只是表明私人部門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某些公共事務之中。有學者認為，根據私人部門參與公共事務程度的不同，可以將民營化分為實質民營化和形式民營化兩種類型。其中，實質民營化又稱為行政任務的民營化，指的是特定行政事務的公共屬性不變，但國家本身不再負擔部分或全部的執行，而轉而開放由私人部門負責或提供。例如，在城市基礎設施的經營上，國家可以通過特許等方式吸引民間參與。形式民營化又稱為功能的民營化，指的是特定行政事務仍由國家承擔且不放棄自身執行的責任，僅在執行階段借助于私人部門的力量完成既定的行政任務，主要有行政助手、專家參與、行政委托及合同外包等形式。
在某種意義上，我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政府不斷放松行政規制、進行民營化嘗試的過程。有學者指出，我國公共行政的民營化最初主要表現為公用事業的民營化，即在關系國計民生的市政公用事業領域，由政府通過招標投標、與企業簽訂合同等方式吸收民間資本參與經營和管理。而近年來，民營化在我國的發展則已越出了傳統的市政公用事業范圍而日益擴展到行政組織、秩序行政等其他領域。
學者們認為，談論我國的民營化，應注意其特定的現實背景，即：某些所謂的民營化可能只是將本就不應由政府來管的事項交還給私人部門。各國的民營化具有不同的背景與發展進程，我們要借鑒、吸納他國的有益經驗，亦需關注特殊的本土問題，而不應過多地為別國的學說與實踐所牽引、羈絆。
二、民營化對公法學理論的挑戰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認識到民營化存在的事實之后，對以下一連串問題的探討或許更為重要：為什么要民營化？哪些領域和事項可以民營化？如何民營化？在民營化之后，政府應進行怎樣的監管與規制？換言之，應如何看待民營化之后所出現的附隨問題？怎樣才能使民營化的豐富實踐與既有公法學理論相協調，進而推動后者的發展。
（一）民營化與法律保留
在那些法律未作明確規定的領域，民營化是否就可以勇往直前呢？這涉及民營化的禁區問題，即：哪些公共行政事務是不能由私人部門來承擔的。有學者認為，無論行政的方式如何變遷，基于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要求和公共權力運作可預見性的維護，行政活動都要受制于法律保留原則，只是各類活動受拘束的程度和重點有所不同。對實質的民營化，應適用較為嚴格的法律保留原則。具體是指，對這些公共事務是否實行民營化改革須由國家的立法機關決定，至少也應通過授權立法的形式予以規范，行政機關不得僅以組織法的規定而采取民營化行動。相比較之下，對功能的民營化，則可以適用相對法律保留原則。
（二）民營化與程序保障
在一定意義上，民營化的過程也就是公共部門選擇適當的私人部門參與到公共行政事務之中的過程。那么，如何進行這種選擇呢？公共部門是否擁有天馬行空般的選擇自由？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問題。有學者指出，從行政法角度來看，以下三項程序制度對于民營化的推行意義重大：（1）信息的及時公開；（2）意見的廣泛聽取；（3）理由的充分說明。
另一方面，在民營化之后，這些私人部門在作出決定之前，是否能如公共行政部門一樣，提供詳盡的程序機制（如告知、聽證等）？相對人的程序性權利會不會因為民營化而被克扣？對此，有學者在對美國福利民營化學理與實踐進行梳理之后指出，在美國的福利行政領域，學者們主張政府在確定一定的程序性規定上仍應發揮積極作用。即使福利資格的確定都已被外包，行政機關仍應作必要的監督。因為，較之效率和利益而言，憲法保障的人的尊嚴和權利具有更重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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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營化與信息公開
有學者指出，隨著各地有關信息公開法案的制定與頒行，公共行政部門的信息公開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并且已出現了這方面的訴訟。問題在于，民營化之后，公眾能否要求那些承擔公共事務的私人部門公開相關信息？即：有關信息公開的規定能否適用于那些私人部門？一般說來，私人部門往往會出于經濟利益上的考慮而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其運作行為通常會涉及到商業秘密、效率等問題。如果一律要求其公開相關信息似乎并不合理，但是，若不予公開，則其公共性又如何得以保證呢？可以說，在探討民營化時，這一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四）民營化與政府的重新規制
學者們認為，這主要涉及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1）規制的目標。一是防止公民的基本權利遭到承擔公共行政事務的私人部門的不法侵犯；二是保障社會公眾能夠獲得私人部門所提供的持續而優質的公共服務。（2）規制的主體。（3）規制的方式。在這個問題上，有學者認為，或許可以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4）再規制。也就是“規制”規制者，對規制者本身進行必要的“規制”，防止其以民營化這一形式來逃逸自身的責任，并使其規制活動合法、有效。
（五）民營化與政府行為原理的適用
如何看待民營化之后承擔公共事務的私人部門的行為？是私法性行為，還是公法性行為？相對人能否尋求公法上的救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民營化或許意味著對傳統公法學大廈的推倒與重建。在這方面，有學者詳細介紹了美國福利行政領域的相關判例與學說：首先，法院判斷政府行為的主要依據在于相關私人部門的行為是否履行了傳統意義上政府應當履行的公共職能。其次，也有學者開始尋找新的判斷政府行為的標準，如提出將金錢、控制和行政機構和功能作為判斷標準。采取這種富有靈活性而又不失穩定性的方式，可以適應目前福利民營化的需要，同時也適應了“政府再造”的需要。
三、民營化與行政法學研究方法的創新
（一）關于學術規范
學者們認為，在討論行政法學研究方法的創新之前，首先應當強調學術的規范性。任何學術成果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的，故在自己的研究與著述中，應本著尊重、吸納與科學的精神，借鑒已有成果，這突出表現在注釋的規范方面。同時，亦要避免陷入另一個誤區，即過分強調著述的形式美觀而置內容本身于不顧。
（二）理念、制度與技術
研究行政法，不僅要關注理念、制度層面，也要重視具體的技術問題。一方面，法學理念、制度需要具體的技術來運作與實現。就技術而言，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其他學科的各種有益經驗與方法。例如，有學者以我國《行政許可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為例，結合美國的相關學說、立法與實踐，探討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行政法上的運用可能與意義。也有學者認為，應將某些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引入行政法學之中，更多地運用實證分析方法，關注具體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在考慮選用何種技術時，亦需要以既有的理念與制度為基礎，否則，相關技術可能會無法真正發揮效用。例如，在選擇適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之前，應對具體的制度制約進行考量，認識到其運用具有一定的漸進性。
（三）梳理外國學說、實踐與關注本國問題
學者們認為，在民營化的問題上，對外國學說與實踐進行整理與歸納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它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范本、一種參照。但同時，各國的民營化具有不同的問題，處于不同的階段，我們不能被國外的學理與實踐所束縛，不能簡單地亦步亦趨于國外做法，而應關注現實的問題與個案，考慮各種具體的影響因素；不僅需要描畫理想化的改革目標與圖景，亦要構建通往這種目標的結實階梯（如研究具體的措施、手段等）。
（四）行政法學研究的另一種視角：從司法到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