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7: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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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可見，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另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對穩定性，美元確實在世界范圍內起到了各國貨幣標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美元的穩定性逐漸減弱，同時歐元正在成為一種新的代表性國際貨幣。因此，我國政府根據整個國際經濟形勢和美元地位的變化，放棄了釘住美元匯率制度，選擇采用了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這可以削弱長期以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影響，更好地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二、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
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供求變化并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給大于需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會下跌，人民銀行就會買進美元賣出人民幣，從而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反之，人民銀行會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另外，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化也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是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升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仍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貶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樣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貶值。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使人民幣相對于幾種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保持不變的一種匯率制度。為更好地理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內涵，我們假設人民幣貨幣籃中只有美元和英鎊兩種貨幣，W＄。為貨幣籃中美元的數量，W￡為貨幣籃中英鎊的數量，ER/＄和ER/￡分別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和英鎊的匯率，人民幣與美元和英鎊的加權平均匯率為ER，則：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所謂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變，即ER為常數E③。
從公式(1)可以看出，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盡管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關系同樣無關，但籃子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僅會引起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且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由于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釘住不變，因此，當美元對英鎊升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升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貶值；當美元對英鎊貶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升值。可見，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可能性皆有。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僅受貨幣籃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且與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有關。例如，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下，當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時，人民幣對美元應該貶值。但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考慮到外匯市場上存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人民銀行可能不是根據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要求，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使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相反，人民銀行可能不干預外匯市場或僅進行小幅度的干預，而聽任人民幣在市場供求作用下升值。“參考”意味著人民銀行有了決定匯率水平的較大靈活性。
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影響的是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匯率制度，盡管可以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但在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發生較大波動時，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不變，因此，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完全由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波動吸收，從而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較大不穩定。因此，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名義匯率的穩定，不僅不能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反而可能會造成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更大不穩定。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匯率制度，因為人民幣對貨幣籃中任何一種貨幣雙邊匯率的變動，經過權數(小于1)化后傳導給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大大縮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如果美元在貨幣籃中的權重是50％，那么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10％，只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影響5％。此外，由于貨幣籃中各種貨幣的雙邊匯率的變動，向上的變動與向下的變動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可能會相互抵消，從而使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相對穩定。可見，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釘住單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會有適度波動。但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浮動范圍，從而使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幅會較小。由于實際有效匯率是名義有效匯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有效匯率，因此，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可見，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從而有助于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資源
微觀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均衡價格是對供需雙方最有利的價格。盡管單純從供應方看價格愈高愈好，單純從需求方看價格越低越好；但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價格最好，因為它能最優配置資源。人民幣匯率也是一種價格，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也是均衡匯率最佳。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相對于均衡匯率)都不利于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相對于均衡匯率)會促進出口，但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會提高進口成本，從而不利于進口。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進口大量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人民幣匯率低估盡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可能會扭曲價格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喪失在資源配中的積極作用，造成資源浪費。另外，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會減少貿易伙伴國的市場占有份額，引起貿易伙伴國的報復，這不僅會抵消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積極效應，而且還會損害國際協調機制的建立，從而可能會對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問題。
同樣，人民幣匯率高估對貿易雙方國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幣匯率高估會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幣匯率高估盡管有助于降低進口成本，促進進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高估也會扭曲價格機制，從而降低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匯資源的浪費。另外，如果我國出口產品是貿易伙伴國消費者歡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幣匯率高估也會損害貿易伙伴國消費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過度高估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貿易伙伴國對我國的出口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
可見，人民幣匯率是把雙刃劍，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人民幣均衡匯率也是一個雙贏的匯率，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實行釘住單一貨幣匯率制度，則本國貨幣政策將依附于釘住貨幣國的貨幣政策。當釘住貨幣國提高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就必須提高利率，否則就會產生套利，資金就會外流，本幣就會貶值，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外幣，回購本幣，這會減少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上升；反之，當釘住貨幣國降低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也必須降低利率，否則投機資金就會大量流入境內，沖擊國內金融市場，本幣升值的壓力就會增大，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本幣，購買外幣，這會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下降。同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我國繼續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那么當美國調整貨幣政策時，我國貨幣政策也必須作出一致的調整，否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難以為繼。
在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是一種加權平均匯率，它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即使我國貨幣政策與美國貨幣政策出現了偏離，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仍會保持相對穩定，從而減輕了人民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負擔，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從而使我國貨幣政策獲得了較大的獨立性。
(四)會增加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關鍵字】歐元 泰勒規則 最優貨幣政策 新凱恩斯模型 發展及對策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an euro started at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vicissitude and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utilization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olicy-making formulation， through detailed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Taylor rule (to contain at the beginning ofEuropean Union in the Euro sector application -unification monetarypolicy decision-making the monetary policy background， the utilization"the Taylor principle" analyzes 1970-2006 beginning of the year EuropeCentral Bank the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pointed outmoves towards the negotiable securities along with the financialsyste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ormulation and the currentpolitical situation adapt the monetary policy is inevitable. Then apply theory to reality， conducts the key research in macroscopic and the microscopic two stratification planes， and uses the newestmeasurement economical technology， applied the new Keynes model torevise after to the process the Taylor rule to carry on based on the Euro sector data real diagnosis research， thought the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the unif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ve property transformed with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implementation has created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from on microscopic carried on the proof to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Studies the inspiration which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policy brings is， the Europe monetary policy change has its rule， and receives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restriction also needs the microscopic financial strategy the support. Finally， wooden Wen take zui the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real diagnosis as afoundation unifies our country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in the actualsituation to discuss our country monetary policy the development andthe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Euro；Taylor rule；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new Keynes mode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
第一章 緒論
1.1 論文研究背景
2002年1月1日零時，隨著布魯塞爾皇宮設置的歐元倒計時鐘鐘聲的敲響，歐元正式進入流通，歐元區12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芬蘭、德國、奧地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盧森堡和希臘締結的空前的貨幣聯盟正式開始運作，標志著歐洲甚至全世界己不可逆轉地跨入歐元時代。在資本主義發源地、發達國家聚集的歐洲，各主權國家讓渡貨幣發行權而發行統一的區域貨幣，并建立區域性貨幣的超國家統一管理機構—歐洲中央銀行，這是人類貨幣金融史上的首次勇敢嘗試，必將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格局產生一系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其中作為歐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必然產物，歐元從誕生幾年來的運行來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歐洲中央銀行調控歐元的能力大大增強；歐元的影響力在逐漸擴大；歐元區經濟整體運行良好，雖然歐元誕生后對美元的匯率走勢并不穩定，但歐元所以表現出的強大的生命力和對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影響不應為人們所忽視。
1.2 論文研究內容
歐元的誕生，使歐盟國家貨幣單一化取代原來歐洲復雜多樣的貨幣制度，這是自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以來國際金融領域最為重要的大事。在國際金融日益一體化的今天，歐元極大的改變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成為能與美元分庭抗爭的世界第二大貨幣體系，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在歐元誕生的最初，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先是一路走低，又持續升高，使得人們對歐元的穩定性不禁又產生了疑問，歐元日益成為大家關注和研究的焦點。
總體而言，前人對于歐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于貨幣同盟理論的探討：另一方面是對于歐元的穩定性的分析。而本文則是本著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深入思考，探討泰勒規則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制定的影響，以及對據此分析得出的最有貨幣理論進行實證。
1.3論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研究了歐元啟動后歐元區金融體系的變遷及歐元區泰勒規則的運用對歐洲央行的決策制定，通過詳細深入的剖析泰勒規則在歐元區的應用，提出“隨著金融體系走向證券化，國際化，制定與時局相適應的貨幣政策是必然的”這一觀點。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a 闡述了最優貨幣政策，以及在通貨膨脹中的前瞻性。
b 運用歐元區泰勒規則對歐洲央行的決策制定進行了分析，使用平滑實證分析的方式進行理論與實例的分析，建立具體模型。
c 論述了泰勒規則對提高利率的作用及實現過程。
d 給出了本實驗的部分關鍵性技術：
（1）建模方法
（2）實證分析法
e本論文主要研究工作：
(1) 建立了泰勒規則具體模型，歸納國內外對泰勒規則的研究及經驗。
(2) 使用實例分析法對最優貨幣政策開展實例采集與分析，對泰勒規則在利率波動方面 進行討論；
(3) 介紹前瞻性泰勒規則的理論原理和通貨膨脹分析；
(4) 對利用實例分析結果進行圖文說明，進行展示；
(5) 對利率平滑進行實證分析。
（6）加入貨幣政策改良方面的新理念，描述泰勒規則的溶入和引用，展示貨幣政策中的創新思路
本文對歐洲及我國貨幣政策改革具有借鑒和指導作用。
1.4論文的組織結構
本文共分四章。其組織結構如下：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實驗研究的背景，包括泰勒規則運用的發展。說明本文研究內容的技術支持和時代背景，以及本文的理論基礎和論文結構。
第二章對歐元區泰勒規則進行國內外理論研究與應用分析，進行圖文展示并具體說明在提高利率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對貨幣政策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探索，通過前瞻性分析，對最優貨幣政策進行總結。
關鍵詞 金融 教學 實物 實訓軟件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金融學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西方及美國的金融科學，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及厚重的根基，最近幾年更是顯現出強勁發展的勢頭。與之相比，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從國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開始，才有三十年的發展歷史，遠遠比不上西方國家。筆者從事金融教學工作多年，始終注意金融發展和世界經濟變化。由于世界各地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同，表現在經濟危機上面也不相同，但筆者覺得都和金融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這些為筆者提供了豐富的教學材料，為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教學實踐資料。
一、備課國內外的最新金融動態作為課堂教學內容
金融學是一門實用性科學，并且它與現實經濟情況、金融態勢和實際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所以在課前，筆者總要瀏覽最近一周的世界經濟情況、最新金融報道和有關實事，篩選出本周課上要用到的金融要件。這些要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表現在：
1、拓展了筆者的思路，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加深了對某些經濟現象的認識，如大眾用品的價格增長具有規律性，也就是季節性和年度性。年度性表現為大眾用品的價格上漲不受年度控制；季節性，如水電漲價多在夏季，在夏季，是用水量和用電量最多的季節，并且因為此時氣候炎熱，不能停止供水，因降溫需使用空調等設備，所以也不能予以停電；煤氣漲價多在秋冬季節。周而復始，所以筆者得出，相對這些公共用品的生產者來說，在這些季節漲價，消費者欲罷不能，而這時也是政府最無能為力的時機。還是以煤氣來講，現在的冬季取暖都改為了用氣，替換了原來的煤，冬季氣候寒冷，還有就是春節，家家戶戶團圓美滿，如果在這個時候停止供應煤氣，一定會引起人們的極大不滿，擔心引起群體上訪事件的發生，所以政府也只好聽之任之，供應商漲價也就順理成章了。
2、共同解讀最新經濟形勢。為了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在上課前和學生一起研究最新經濟形勢，并加以分析，論證了金融學的確是一門有用的科學，用金融學的觀點對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解釋，能夠對學生起到提醒、回憶、認知的作用，與此同時，教會學生再遇到實際問題時，從哪些方面來進行分析與探討。
二、實物教學加深學生印象
金融學的研究對象是各種經濟行動，以及如何對資金進行管理的科學。而進行經濟行動的載體就是流通貨幣和資金，其中涉及到資金，就必然會有貨幣。尤其是國際金融學，其中必然會有錢幣的兌換和匯率情況，不同的國家，貨幣名稱、樣式、符號均不相同。幻燈片的演示可以使學生較為直觀地看到各種貨幣的樣子，但是真實貨幣的呈現會給學生以強有力的視覺刺激，比如在講“國外貨幣代碼”時，這時出示各國的真實貨幣，讓學生們能夠親手撫摸和辨認，給學生以新奇感，能充分刺激學生的大腦，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講不同國家的匯率不同，讓學生自己上網查詢，從而得到答案。這種教學方法使課堂氣氛非常活躍，學生參與積極性高，能有效提高教學效率，使學生終生難忘。
三、金融實際操作課程的教學
實際教學現狀要求學校備有金融課程訓練應用軟件，這種軟件的引入，方便了學生的實習訓練，使學生動手動腦，把課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和現實情況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真實地操作訓練中，體會到證券交易的操作流程。
比如外匯的實際訓練，在世界范圍內，外匯的買進賣出全天候都可以進行；這種市場是隨時都可以買賣的市場，和銀行間市場不同；尤其是外匯的買賣問題，學生看到的情況有時會是高價賣出，而低價買入，一定會有盈利，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這是學生在辨認買和賣的時候，還有買賣的貨幣究竟是買進還是賣出，學生沒有認清這些問題；教師在買賣貨幣應用軟件的實際操作中，再次講解貨幣的價格是如何標出的，使學生重新理解此類知識，加深學生的印象。
四、關注世界經濟，以科研促教學
進入21世紀，經濟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大多數人認為金融危機是由美國引起的，但很多專家通過實際觀察得到，在爆發金融危機之前，世界各地已紛紛出現危機前兆。筆者自2007年就在教學過程中進行評論，結合長期以來的認識和學習專家論文，2008年至2011年，先后發表了《全球經濟危機下黃金地位芻議》、《從兩房退市看我國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通脹背景下的貨幣制度選擇》等論文。通過長期觀察世界金融的規律，把自己的觀點結合到教學上，和學生們共同討論，共同進步，希望得到更好的答案，比如在債務危機問題上，為什么單單在歐洲爆發？而中國與美國均沒有發生此類現象，其間有哪些客觀條件存在？再結合一些專家的認識，講解國家財政控制權和貨幣控制權的知識；還有我國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保證金融安全運行的措施等等。
五、結語
在金融課堂中有效引入當今的金融時事內容、通過實物和實際事件等的引入，可以有效的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并提高知識的實踐應用水平，因此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以提高金融課程教學的實踐性。
（作者：中央廣播電視大學03級本科，研究方向：教育 經濟）
參考文獻：
[1]許紅梅，楊繼國.虛擬經濟與金融危機.生產力研究.2010（12）.
[2]劉艷華.金融學教學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徑.中國證券期貨.2011（02）.
一、匯率制度安排的理論綜述
現代國際金融學說在理論上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帶有較大程度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學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金融活動的實踐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陳岱孫，厲以寧，1991）。一般而言，一種經濟理論都是針對一定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階段而產生的，是先有問題，后有對問題的分析判斷，再有解決問題的相應理論。匯率制度安排理論同樣如此。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開始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變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國內貨幣市場的沖動，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以蒙代爾（R.Mundell）、金德爾伯格（C.Kindleberger）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調發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另外，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最后，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社會效用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麥金農計劃的基礎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庫珀（Cooper，1984）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統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行貨幣政策。
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定與國內經濟穩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與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五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通貨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化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農和凱南（Kennen）等人又對最適度通貨區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組成貨幣聯盟是有必要的。
進入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些發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P.grauwe）、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到了90年代，人們對匯率制度的安排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一方面，人們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論述，在50年代的“米德沖突”、“二元沖突”的基礎上，加入貨幣政策，使傳統的“二元沖突”演化為國際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和匯率的完全穩定三個基本目標之間的“三元沖突”（Obstfeld，1998），即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人們對如何通過匯率制度安排來防范和隔絕貨幣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早期的將匯率制度安排與貨幣危機結合起來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P.Krugman，1979）外，羅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貨幣性沖擊、結構性沖擊對匯率安排的影響。
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的通過對沖加以規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當投機基金引發了多次地區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現，發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生。這一現象使人們提出了“匯率制度角點解假設”（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國發生危機后，政府可以維持的是角點匯率制度而不是中間匯率制度。直到現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
隨著產權理論的出現和發展，有些學者開始運用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匯率制度的安排和演變。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曾提到匯率制度中的尋租問題。在國內，由于產權理論的興起，不少學者試圖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匯率制度的安排與選擇，強調匯率制度安排的選擇與相應的產權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動關系（劉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師江春，袁鷹，1998）。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依據
上述各種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以不同的經濟實體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經濟結構論決定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小型開放經濟國家及出口產品結構較為單一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較好，反之則應實行較具彈性的匯率制。經濟沖擊決定論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AA—DD模型為工具，提出應根據沖擊的不同類型選擇匯率制度。如果沖擊多由國內的需求和貨幣因素造成，應采取固定匯率制；如果一國經濟不穩定多由國外產品市場變動行成的真實沖擊所導致，則浮動匯率制更能起到隔絕外部沖擊的作用。政策搭配論則以著名的“三元沖突”為依據，提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與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資本管制制度進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貨幣數量論基礎上的貨幣決定論則從國際貨幣本位制度的角度對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了論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國際信用本位制體系下，各國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必然的選擇。成本收益決定論則認為，一個開放經濟國家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取決于該國實行這一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與所付成本之間的比較。
以上所述關于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基本上架構了匯率制度選擇的理[
論體系，成為指導各國安排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但這一體系并非完美無缺。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在解釋各國匯率制度的實踐中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特別是對于解釋當前世界經濟中頻繁出現的貨幣危機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些理論從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確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視了匯率制度選擇中幾個關鍵的、本質的要素，因而無法從一個整體的框架中闡述匯率制度的選擇。本文試圖對這些理論加以補充和拓展，以期對匯率制度選擇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以實現內外均衡為根本目標的制度選擇
作為國際金融學的核心部分，匯率理論脫離不開國際金融的基本框架。國際金融學的產生與發展是以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的實現問題為主要線索的，因此，匯率理論以及在此之下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不可避免地要為實現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而服務。特別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浮動匯率與巨額資本流動成為開放經濟面臨的新條件的形勢下，對內外均衡實現的分析已經滲透到了匯率理論中。所謂內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與價格穩定；外部均衡是指國際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則”指出，要實現幾種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相互獨立的幾種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為依據，要想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為主的支出增減政策和以匯率政策為主的支出轉換政策同時運用。由此可以看出，匯率本身帶有極強的政策取向性，匯率制度的選擇應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要求。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將匯率的穩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不僅無法利用匯率政策來實現內外均衡的調節，而且還易受到外部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在國際資本流動特別巨大的今天，固定匯率制實際上為投機者提供了一個只賺不賠的好的投機機會，因此，除非實行資本管制，否則，固定匯率制將成為一國遭受經濟沖擊的潛在誘因。相比之下，浮動匯率制似乎更有優勢。由于匯率的自由波動，一國政府不僅可以減少一個政策目標（匯率穩定），同時還增加了一個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工具），這樣，政府在實現內外均衡的經濟目標時，可以更加從容。盡管如此，由于浮動匯率制以及以浮動為特征的匯率安排有多種，包括完全浮動、有管理的浮動、爬行的帶狀匯率制以及爬行釘住制等，各種匯率安排之間不盡相同，實現內外均衡目標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樣。其中，完全浮動匯率制將匯奉作為內生的自由變量，一國金融當局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完全聽任外匯匯率隨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化而自由漲跌。這種匯率運行機制跳出了匯率穩定的目標，匯率波動以市場為基礎，自發調節來實現外部均衡。但是，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由于以下兩點原因而變得不太完美：一是現實中由預期導致的“因市定價”（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和國內價格水平的影響不大。克魯格曼（P.Krugman，1989）通過“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廠商存在完全靜態預期時，每一個廠商都會有一個類似于匯率波動的“無變動范圍”（rangeofnochange），匯率變動只要不超過這個范圍，廠商就會維持現狀而不調整產品價格；即使廠商不存在完全靜態預期，即不認為未來與現在一模一樣，廠商會根據對未來的預期匯率來制定計劃：如果廠商認為目前有利的匯率是暫時的，他們不會立即進入該市場；如果廠商認為目前匯率不利是暫時的，他們也不會立即退出該市場，即廠商對匯率的反應受到回歸預期的限制。除了預期的影響外，第二個原因——匯率變動的不穩定性也加劇了貿易的惰性，從而影響到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現實中，匯率的波動幅度很大，這種劇烈而頻繁的波動使廠商采取一種“觀望”態度：他們既不愿輕易進入一個市場，也不愿輕易退出一個市場。造成匯率不穩定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的超調（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調模型，認為商品市場與資產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場上價格水平短期內具有粘性的特點，使得短期內匯率的變動大于長期水平。二是預期推動。匯率決定的資產市場分析法認為，影響本幣存款預期回報率和外幣存款預期回報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價格水平、通脹率、進出口需求、貨幣供給的預期以及關稅和限額等，這些因素中任一預期發生變動都將直接影響到本外幣存款的預期回報率，從而對匯率發生影響。另外，噪聲模型在解釋匯率劇烈波動時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該模型指出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干擾了市場的穩定預期和理，從根本上造成了市場的不穩定。
完全的固定匯率制與完全的浮動匯率制在解決內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間匯率制度似乎更為有效。然而，關于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卻最多，特別是近年來，由于采取中間匯率制的國家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時普遍表現不佳，更引起了人們對這一類匯率安排的懷疑。王學武（2000）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是比較危險的，因為中間匯率制度集中了固定與浮動制度兩者的缺陷。當然，中間匯率制度同時也具備了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各自優點。威廉姆森（1983）建議，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之間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主張采取“匯率目標區制度”。克魯格曼（1989）在對浮動匯率制度的運行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后，主張國際貨幣體系“最終回歸一種可以相機調整，多少比較固定的匯率體制”。易綱（2000）也認為在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現實中不少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成功避免外部沖擊的例子，也給我們提供了實證依據。而且，由于人們對中間匯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論上尚未證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結論，因此中間匯率制仍是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依據，關于中間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
（二）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產權因素
經濟結構決定論認為，一國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應從該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去考慮。海勒（1978）認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以下結構因素有關：國家整體規模、經濟開放程度、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貿易格局。波爾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間93個國家為樣本，提出了衡量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體系，并指出，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性、政治穩定性、經濟規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失業率或通脹誘因以及外幣定值債務等。史晉川和沈國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匯率制度選擇的多變量標準，并將這些標準按其與匯率制度靈活性指標的相關性進行分類，指出應以相關性為正的指標選擇匯率制度。
經濟結構決定論試圖從一國經濟的內在因素上分析問題，立論的基礎雄厚有力；從論證過程和論證方法上看，也做到了嚴謹、詳盡。但是，這一派學者在論述時僅僅將視角集中在一國的經濟結構因素上，而忽視了經濟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結構因素，特別是產權結構以及比產權內涵更廣的制度因素。從產權的本質來講，一項制度安排的均衡實際上就是各相關利益集團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選擇也就是具有不同產權利益的產權主體，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制度。這樣，即使有一種制度安排能降低社會成本，增加社會福利，但如果可能給既得利益集團造成巨大的利益損失，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來反對新制度，并將新制度的創新扼殺在搖籃里。匯率制度的選擇同樣遵守此項原則。T·W·舒爾茨（T[
.W.Schult2，1968）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給人的服務類型將制度分成了四類e.按照舒爾茨的分類，匯率制度應與貨幣制度、期貨市場制度一起作為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成本收益決定論，在特定制度下經濟人具有理的假設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論基礎上的匯率選擇理論，則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研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一國政府作為匯率制度選擇的主體，只有當其預期收益高于強制推行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時，他才會采取行動來增加匯率制度的供給、消除制度的不均衡。盡管如此，如果新匯率制度的選擇會降低產權主體可獲得的效用或威脅到產權主體的利益，那一國可能仍然會維持某種無效率的匯率制度。維持一種無效率的匯率制度安排和國家不能采取行動來消除制度不均衡，這二者都屬于政策失敗。政策失敗的起因有以下幾種：產權主體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傾向和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們在分析匯率制度選擇和預測匯率制度的演進方向時，必須結合基礎的產權制度變遷的軌跡來認識。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變遷的根源存在于該項制度下各行為主體的產權利益矛盾之中，制度變遷的方向取決于各行為主體在現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結果，那么在分析匯率制度選擇問題時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與之相關的各角色主體的目標和行為，他們相互之間的力量對比，并且還應以社會理性的眼光比較、選擇某項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關鍵詞］匯率特性；政策工具；三位一體兼容性
匯率是以另一國的貨幣表示的某國貨幣的價格，簡單地說就是兩種貨幣之間的比價，這一價格可以被視為任何一個特定時期內本外幣的需求和供給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某些貨幣制度安排下匯率價格是固定不變的，這時對匯率的研究局限于貿易流通和貿易平衡；而在另一些貨幣制度安排下，如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匯率是波動的，這種波動會對貿易結構的調整產生長期效應，從而影響到一國的貿易發展、外部均衡的實現、經濟的增長以及國家間利益的沖突。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許多研究文獻涉及到的匯率被作為政府政策的目標，而有些研究文獻又將匯率認作為政府實現政策目標的一種政策工具。那么，匯率到底是政策工具還是政策目標呢?
一、匯率：政策目標還是政策工具
根據丁伯根法，一個政策目標至少要有一個相應的政策工具，羅伯特•蒙代爾（2002）也指出“將目標（政策目標）和工具（政策手段）加以區分，對檢驗經濟政策體系的內在一致性極有幫助，這一點早有定論。為實現某個既定目標，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工具。為實現相互獨立的目標，必需的有一個有效的政策工具。為實現相互獨立的不同目標，必需的有效工具個數至少要等于目標個數。如果一個政策體系包含的政策目標的數量多于政策工具的數量，將至少有一個目標無法實現。但是，如果一個政策體系包含的工具個數多于目標的個數，那種實現這一組目標的途徑就不止一條了。所以，如果政策體系的目標個數不等于工具個數，一般而言，該政策體系就不會有唯一確定”。［1］政策目標必須至少有相等的政策工具才能實現這一著名的丁伯根法，對政府選擇內在一致的經濟政策體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只要政府選擇了與目標正好相等的政策工具，就能夠保證政策目標的實現，因為政策目標的實現不僅需要有相等的政策工具，還要保證政策工具能夠對目標產生足夠的影響，也就是要使政策工具具有有效性；此外，政策目標的一致性還要求多個政策工具和多個目標之間相互協調。
盡管如此，要將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標很清晰地區分開來還是極為困難的。通常人們將政策目標界定為人們“關心”的變數，而工具是那些“不關心”的變數。問題在于，政府對哪些是它所關心的變量，哪些是他不關心的變量做出選擇也決非易事，因為不同利益集團的成員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選擇。
導致難以區分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另一個原因是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都具有不同的等級結構，某些工具要實現的目標，只不過是另一個政策層次的工具，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利率、貨幣供給量和價格水平同時既是政策目標又是政策工具。而一群人的政策目標可能又是另一群人的政策工具。此外，政策工具的自由調節是受經濟制度安排的影響的，在一種制度下安排是政策工具，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就可能成為政策目標了。
匯率恰恰具有這樣的雙重特征，在某些制度條件下，它是一種政策目標，在另外一些制度安排下，它可能又會成為政策工具。在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已十分成熟，并且開放程度很高，隨著全球金融一體化的深入，資本市場能迅速地對國內的貨幣政策的變動做出反應。例如克林頓政府時美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是讓美元成為強勢貨幣，作為貨幣市場信號的利率處于較高的水平(特別是與歐元區的利率相比)，較大的利差導致國際資本流入美國。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外幣的供給增加必然會導致本幣升值。美元在外匯市場上的幣值走強，這既保持了外匯市場中的匯率的自由浮動，又能通過利率工具引導資本流向實現其強勢美元的貨幣政策目標，此時的匯率更多地具有政策目標的成份，因為這一過程反映的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的配置是根據“有效市場分類原理”進行的。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央行一般都不會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來讓匯率穩定，而更多地采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工具。②
筆者認為，當匯率作為政策目標時，它呈現中性；當匯率作為政策工具時，它表現為非中性特性，并將其一般化表述為策略匯率（strategic exchange rate）。
二、資本完全流動：蒙代爾不兼容性定理及其變體
羅伯特•蒙代爾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不兼容三位一體”(Incompatible Trinity)理論，他認為，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貨幣政策能夠用于實現某個外部目標如匯率，或者某個內部目標，如價格水平，但卻無法同時實現兩個目標。也就是說資本自由流動，外部政策目標（如匯率政策目標）和內部政策目標（如價格水平）這三個目標不能在同一時間達成。這就是所謂的不兼容三位一體。Rodrick（2000）從政治方面提出了“三維困境”的觀點，他認為，國際經濟一體化、國家的地位和影響深遠的論說是無法共存的，必須在這三者中間選擇兩個。所謂影響深遠的論說，是指被民主所控制的政治體制會對時下流行的各種條件作出的反應，并且這種反應是通過一種不受限制的調節的政治生活表達出來的。［2］Whitman(2003)認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將蒙代爾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包含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優貨幣區”方案擴展成為一個“最優政策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最優宏觀政策區域，構成一種分析結構。［3］
最優貨幣的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首次提出之后，圍繞著這種方案的爭論，主要發生在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這兩種不同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的問題上。也就是說，為了保證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國內政策目標的實現，政府能夠放棄的只能是匯率政策目標，即放棄固定匯率制，讓匯率自由浮動。
顯然，蒙代爾（1961）的關于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是很簡明的。最優貨幣區必須要與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的區域相吻合，這就意味著最優貨幣區似乎應該是小的經濟體，只有這樣，勞動流動才能在區內的不同的職業崗位以及不同的地理區域間完全流動。［4］此外，最優貨幣區的產品必須是同質的。顯然，這種最優貨幣區一定是高度開放的，對外貿易部門在經濟中占很大的比重，經濟體不僅嚴重依賴外部世界，而且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十分敏感。而麥金農（1963）直截了當地指出，匯率的靈活性需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這意味著在高度的開放經濟中放棄對國內價格水平的控制，并因此忽略價值的流動性和國內貨幣的普遍可接受性。［5］
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蒙代爾和麥金龍也各自就他們提出的問題撰寫了一系列的論文。也就是從那以后，經濟學界的研究也超越了簡單的靜態凱恩斯模型和價格彈性假設。即使是這樣，也無法解決所謂的“蒙代爾―麥金農”之謎（Mundell-Mckinnon paradox）。
按照蒙代爾的觀點，最優貨幣區必須要與相同區域內的勞動的流動性高度重合，并且，勞動還會要求更高的流動性。小的、同質的經濟最終要變成高度開放的經濟，最優貨幣區內的成員國就要放棄以獨立的貨幣政策作為穩定工具。而麥金龍持相反的觀點。麥金農認為，只有自我相對封閉或者自給自足的經濟才能夠較好地獨立運用貨幣政策，并且與這種經濟相關的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大致上可以與國內相對價格的控制相兼容。麥金農認為，在一個相對封閉經濟中，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與對國內價格水平的控制可以三者相兼容，一旦喪失了對國內價格水平的控制，國內出現了高通貨膨脹率，人們對該國貨幣的信心也就會喪失。［6］
三、資本不完全流動：“三位一體兼容定理”
如果仔細比較一下蒙代爾的三位一體不兼容定理和麥金龍的三位一體兼容性定理，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也就是假定前提上的差異。蒙代爾的三位一體不兼容定理假定的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小的經濟體在最優貨幣區內的行為，這個經濟體的開放程度之高不僅可以使資本在區內能夠高度流動，甚至勞動都可以在不同的崗位和不同的地區高度流動。資本高度流動意味著即使區內各國能夠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作為穩定工具，這種政策也很難發揮效應，因為高度的資本流動可以迅速消除各國間的利率水平的差異，成員國的獨立的貨幣政策無法對國內價格進行快速地調整。
其一，在浮動匯率制，資本的國際間的流動會導致相關經濟體的匯率產生波動。例如， 一國央行宣布提高利率，本國與外國的利差會導致國際資本流入到本國，只要此時的利差可以抵補匯率波動產生的風險，資本就會不斷由外國流入本國，直至兩國利率相等；而資本的凈流動使得該國外匯供給增加，匯率浮動下，可以表現為本幣的升值，此時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穩定國內價格水平的政策的確無法實現三者兼容。
其二，在固定匯率制下，是截然不同的情形。國際資本的凈流入意味著本國資本賬戶是順差，出現了國際收支的盈余。 也就是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條件下，外匯的供給增加了，如果是浮動匯率制，本幣會發生升值，不利于出口但有利于進口。不斷減少的出口和不斷增加的進口最終會使國際收支平衡。但是，該經濟體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只能依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本國的進口，增加國內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支出，才能保證匯率價格固定不變。但增加國內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支出必然會導致國內價格水平的變化，此時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穩定國內價格水平的政策（即財政政策）也是無法兼容。因此，無論是在浮動匯率制下還是在固定匯率制下，只要資本是完全流動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就難以同時產生效應，政府如果必須選擇其中兩個政策工具，就必須放棄另一個政策工具。按照蒙代爾的最適貨幣區方案，此時的最適貨幣區方案內的各成員國政府或貨幣當局必須放棄貨幣政策工具。然而，對于該貨幣區各經濟體而言，自然就選擇了匯率作為調節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
但是，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③我們仍然以一國央行提高利率為例，該國通常為發展中國家，其利率水平的提高會導致外國資本設法以各種渠道流入到該國。由于該國資本市場不開放，對資本帳戶進行管制，但通常這種管制并不是不允許外國資本的流入，而是對流入的外國資本予以區別對待。對于直接投資（即長期資本的流入），限制較少。對于短期資本的流入（也就是所謂熱錢/游資的流入）或本國資本的流出，限制較多。在匯率制度的選擇方面，發展中國家大多選擇管理浮動匯率制，并將本幣匯率的低估作為一種競爭力。由于資本不完全流動，本國與外國的利差不會消失，獨立貨幣政策是可以發揮作用的。部分資本的流入會導致本國外匯供給增加，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本幣理應升值，但是，該國卻利用管理浮動匯率制將本幣低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其制成品的出口競爭力，而出口是該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外，國際投機者已經意識到該國本幣被低估，國際資本以各種渠道進入該國，使資本賬戶的余額為順差，這與該國通過出口獲得的高額經常項目的順差疊加起來，構成了該國巨大的國際收支的順差，為了解決外部經濟平衡的問題，該國政府有兩種選擇：一是開放資本賬戶。這樣可以穩定甚至可以降低本幣的幣值，從而解決因本幣升值所產生的問題；另一個選擇就是保持對資本賬戶的限制，讓本幣緩慢地升值，并藉此來優化本國的產業結構。國內的穩定價格目標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減少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來實現。顯然，在這種條件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是可以同時產生效應的，其基本前提就是資本不完全流動。這與麥金農所描述的情形完全相同，在一個相對自我封閉或者是相對自給自足的經濟中（如國際資本不完全流動），政府可以同時采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以及與之相關的靈活的匯率政策和控制國內價格水平的政策（如財政政策）。而只有這三種政策相互兼容，并控制了國內的價格水平，才能保證人們對該國貨幣的信心。本文將這三種政策的相互兼容稱為“三位一體兼容性定理”（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其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就是國際資本的不完全流動。
在匯率中性的條件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匯率政策能夠相互兼容的基本條件是國際資本的不完全流動，這就是蒙代爾不兼容性定理的一種推理。這一推論成立， 上面所述的麥金農兼容性定理亦成立。
重要的是，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形下，麥金龍的三位一體兼容性能夠成立，此時，匯率不僅成為體現一國內部經濟均衡和外部經濟均衡的重要指標（政策目標），同時又是一國政府或貨幣當局進行干預行為的重要的政策工具。這樣，就一國內部而言，匯率的決定體現的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結果；從外部來看，匯率的決定是一國與其貿易伙伴之間博弈的產物。于是，匯率的工具屬性就凸現出來了。
四、結 語
匯率無疑是一種最復雜的經濟學變量，人們對其深層本質的了解只能說是略知一二， 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匯率不但具有政策目標意義，也富含政策工具屬性。本文開啟這一問題， 是為了更深入地對匯率的基礎理論進行新的探索。
匯率中性是一種理想狀態，是理論抽象之物，實際的匯率行為應是非中性的，因為匯率的本質特性是非均衡的, 企圖尋找均衡匯率的努力大多會歸于失敗。而匯率的非均衡性源自于匯率行為的非線性與非平穩性，這種特性對我們進行匯率數據的處理與計量經濟模型建模時尤其必須引起重視。
匯率的工具屬性其實就是匯率中性的偏倚（bias）。嚴重的偏倚致使中性匯率扭曲成為非中性匯率。匯率的非中性是匯率的現實常態，人們觀察到的匯率行為都是非中性的。譬如，匯率的波動與調整對各個行業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 反應也是不同的，這使得匯率的工具屬性凸現出來，而且日益顯現出強大的政策功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可以成為取代關稅而成為國家競爭戰略的工具。
僅有現存的匯率概念已不足以描述當今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與秩序，擴充匯率概念系統已成理論發展的必然。我們目前可以利用現有的匯率概念分析國際貿易流、國際資本流，但是我們不能夠解釋一國從其國家利益出發，通過選擇不同的匯率結構，改變匯率的定值方向，直接影響外匯市場交易者的預期形成，從而影響匯率變化的基本原因。匯率的經濟功能的釋放需要深入地對匯率的基礎理論進行新的探索，尋找一種基于非中性的常態匯率的基本概念――策略匯率，并給予嚴格的定義。
策略匯率是對均衡匯率的一種偏離，但它恰好與官方干預匯率的目標相反，因為后者通常是通過官方干預外匯市場，試圖恢復為均衡匯率狀態。策略匯率大部分產生于資本不完全流動的市場中，因為此時匯率是一種政府政策工具，而不是政策目標。由于資本不完全自由流動，經常項目的不平衡（逆/順差）不能通過資本項目（順/逆差）來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并且當這種經常項目的不平衡引起的國際收支差額足夠大時，政府通常運用外匯市場上的管理浮動匯率，對本幣匯率的定價進行干預。干預的目的不是修正“錯誤匯率”，讓其朝著所謂“正確匯率”的方向收斂，而更多體現在政府試圖利用匯率，來實現其經濟、政治目標，這時的匯率就只是作為國家競爭戰略的工具，用來實現國家的競爭優勢。所以，政府在確定匯率比價時清楚地知道這一匯率是偏離均衡的，并且也清楚地知道利用這種匯率與均衡匯率間的偏離將要實現的政策目標以及將要付出的代價。顯然，這一非均衡的匯率性質，作為外匯市場的價格信號，它對資源的配置只能是次優的。
注 釋：
① 這種區分是匯率理論發展的關鍵，這歸功于蒙代爾的開創性研究。在蒙代爾之前，匯率只作為經濟政策的目標，人們主要研究的政策工具是關稅，而不是匯率。參見蒙代爾《國際宏觀經濟模型》第三章：政策選擇的本質。向松祚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北京。
② 筆者認為,蒙代爾的理論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 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均實行固定匯率制，維護匯率的穩定自然就成為政府的政策目標。
③ 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市場制度不健全，資本市場的開放意味著高風險。因此，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形多數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吸取了泰國等國開放金融市場的教訓，對資本賬戶還是實行管制。參見Tran Van Hoa所編的 “Competition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Major Asian Economies”, Edward Elgar出版社，2003年。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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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ndell，R.,1961,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 Econ. Rev., (51).
［5］Mckinnon,R I.,1963,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Econ.Rev.,53.
［6］Mckinnon,R I.,2002,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he European Experienc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0(2).
Exchange Rate Traits and A Corollary of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He Qiongjuan
Abstract: By studying difference between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and Mckinnon's 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y are mutual equivalent 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complet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 which can provide a good explanation on Mundell-Mckinnon Paradox.
Behavior of exchange rate is non-neutrality when exchange rate policy instrument is applied rather than policy goal of stabilizing exchange rate, and non-neutrality exchange rate is common in a real world.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匯率制度選擇；“不可能三角”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9)01―0010―05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浮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對國內貨幣市場的沖擊，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
以蒙代爾、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1)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調發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2)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3)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社會效應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庫珀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統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行貨幣政策。
20世紀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定與國內經濟穩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及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提出了影響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5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提出了小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貨幣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龍和凱南等人又對最適度貨幣區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組成貨幣聯盟是有必要的。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些發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馬森和泰勒等人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到了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匯率制度的安排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一方面，人們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論述，50年代的“米德沖突”、“二元沖突”演化為國際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和匯率的完全穩定三個基本目標之間的“三元沖突”，即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人們對如何通過匯率制度安排來防范和隔絕貨幣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地通過對沖加以規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當投機基金引發了多次地區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現，發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①的國家或地區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生。直到現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
二、匯率制度選擇理論
(一)經濟結構特征論
20世紀50年代，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圍繞“固定對浮動”優劣之爭，在兩相爭執不下的情況下，Mundel(1961)從生產要素流動性或要素市場一體化角度提出了“最優貨幣區”理論，認為不能籠統而抽象地談論匯率制度的優劣，應當結合某種經濟特征來進行匯率制度的選擇。1973年麥金農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之后，經濟學家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Heller于1978年提出了“經濟論”，認為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取決于經濟結構特征因素，如經濟規模、經濟開放程度、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與地域分布、相對通貨膨脹率以及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依附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其經濟、政治等對外依賴關系，至于采用何種貨幣作為錨貨幣，取決于該國對外經濟、政治關系的集中程度。在此基礎上，美國經濟學家格雷厄姆?伯德提出了10個方面的因素作為發展中國家是否采用浮動匯率制的參考標準，具體是：一國經濟波動主要來自于國外，經濟開放程度不高，商品多樣化，貿易分布廣，資本市場一體化程度高，相對通貨膨脹率差異大，進出口價格彈性高，國際儲備少，社會更傾向于收入增長，或存在完善的遠期外匯市場。一國只要具備這些因素中的多數，則適宜選擇浮動匯率制；反之，則相反。
Aizenman和Hausmann(2000)提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是與金融結構交織在一起的，一國國內資本市場與全球金融市場的分割程度越大，越適合釘住匯率制；反之，與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程度越高，越適合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Poirson(2001)研究表明，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性、政治穩定性、經濟規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通貨膨
脹誘因或失業率和外幣定值債務等。一國通貨膨脹率、生產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政治不穩定、經濟規模、資本流動和本幣定值債務程度越高，就越適合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一國外匯儲備水平、GDP增長率、通貨膨脹誘因和美元化程度越高，就越適宜選擇固定匯率制度。WOLF(2001)概括了選擇釘住匯率制國家的經濟特征，即較小經濟規模、較大開放度、低通貨膨脹、外部貿易條件較小變動、較大通貨膨脹誘因、較高出口集中度以及政治穩定。
實際上，世界各國實行多種匯率制度證實了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特定國家或地區特定的經濟結構特征。青木昌彥(2001)曾指出：“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同樣，匯率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
(二)政策配合論
Mundel(1960，1963)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下國際調整的貨幣動態分析》和《固定與浮動匯率下國內財政政策》兩篇論文中，提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理論。Fleming(1962)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下國內財政政策》、Mundell(1968)在《國際經濟學》中，最終提出了M-F模型。該模型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采用短期、需求分析法，引入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因素，分析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同作用。該模型的假定前提是：(1)開放經濟條件下經常賬戶、資本賬戶開放；(2)國內外所有貨幣、證券資產充分替代，即資本自由流動；(3)國內產出供給富有彈性；(4)小國開放模型。研究表明，在給定前提下，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有效，貨幣政策無效；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有效，財政政策無效。這樣，M-F模型實際上已蘊含著“三元悖論”，即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能三角”。Frankel(1999)將其形式化為不可能三角模型，提出了擴展三角假說。沈國兵、史晉川(2002)對不可能三角模型引入本幣國際借債能力變量，將不可能三角模型擴展為四面體假說，并且證實不可能三角模型是四面體假說的一個特例；在此基礎上，他們根據現實中各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因素差異性與變動性，提出了匯率制度的選擇將是多種匯率制度形式并存與相互轉換。
(三)經濟沖擊論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市場一體化背景下，經濟沖擊對匯率制度的選擇影響愈加顯著。Yoshitomi和Shirai(2000)認為，如果經濟沖擊來自貨幣因素，比如貨幣需求的變化和影響、價格水平的沖擊，那么就應偏向固定匯率，因為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成比例的變動不會改變它們的相對價格，使用匯率變動作為改變支出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如果經濟沖擊來自實際因素，比如偏好的改變或者影響國內商品與進口商品相對價格的技術變化，那么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是合意的，因為相對價格的頻繁變動使得有必要使用匯率作為政策工具來對實際沖擊做出反應。Wolf(2001)給出了一個研究經濟沖擊與匯率制度選擇的模型。研究發現，在央行沒有激勵創造意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若既有實際沖擊，也有貨幣沖擊，則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不同匯率制度下損失大小的比較；若只有實際沖擊，沒有貨幣沖擊，即經濟沖擊是實際因素時，則浮動匯率制度更可取；若只有貨幣沖擊，沒有實際沖擊，即經濟沖擊是貨幣因素時，則釘住匯率制度更可取；若沒有實際沖擊，也沒有貨幣沖擊，即沒有經濟沖擊時，則需要在模型之外依據其他決定因素來選擇匯率制度。在央行有激勵創造意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若既有實際沖擊，也有貨幣沖擊，則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不同匯率制度下損失大小的比較；若只有實際沖擊，沒有貨幣沖擊，即經濟沖擊是實質因素時，則浮動匯率制度在一定條件下更可取；若只有貨幣沖擊，沒有實際沖擊，即經濟沖擊是貨幣因素時，則釘住匯率制度更可取；若沒有實際沖擊，也沒有貨幣沖擊，即沒有經濟沖擊時，則釘住匯率制更可取。
可見，從經濟沖擊角度來看，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實際沖擊、貨幣沖擊以及央行有無激勵創造意外通貨膨脹。雖然依據經濟沖擊類型來考慮匯率制度的選擇在理論上是有用的，但在實際中由于很難區分沖擊干擾源類型，因而也就難以確定哪種匯率制度相對更優。
(四)政府信譽論
Agenor和Masson(1999)、Frankel等(2000)以及Wolf(2001)從政府信譽與公眾預期角度研究了匯率制度的選擇。Agenor和Masson以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危機為對象探究了信譽因素在危機中的作用，結論是：幾乎沒有實證證據能把比索貶值的預期歸因于經濟基本面因素影響到的信譽的演進；相反，市場似乎嚴重低估了比索貶值的風險，盡管存在著早期預警信號，諸如實際匯率升值和經常賬戶惡化的跡象，但是直到當局宣布比索貶值15％之后，市場信心似乎才崩潰。Frankel等針對中間匯率制度正在消失假說，提出了一種可能的理論解釋，即中間匯率制度缺乏所需要的政治信譽來保證。這樣，如果央行宣布匯率作為中間目標，那么公眾就能夠通過所觀察到的數據來判斷貨幣當局是否守信。由此，政府信譽直接關系到匯率制度選擇的維持和選擇。Wolf(2001)認為，對于至少享有適度的貨幣穩定和政策信譽的國家，嚴重釘住顯得過于限制，而傳統釘住又過于風險，適宜的選擇是浮動匯率制度。而當央行有激勵制造意外通貨膨脹時，即政府信譽存在問題時，釘住匯率比浮動匯率更好。反之，當政府信譽不是問題，實際沖擊占據主導地位時，則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更好。
(五)BBS規則論
這一研究方向由Williamson(1965，1985)提出的爬行釘住和匯率目標區理論所開創。Krugman(1989，1991)、Dombuseh和Park(1999)以及Willia―mson(2000)進一步發展了爬行釘住和目標區理論。Williamson(1965)認為，“如果平價釘住的改變趨向于導致匯率未來可持續信心的累積性降低，那么可調整釘住是不可能無限期可行的。因為如果釘住易于變動，則增強的不穩定投機將會發生；如果僵化不動，則又中止了可調整性”。據此，Williamson提出，需要采用一種不易遭受投機壓力的匯率制度――爬行釘住制。20世紀80年代初，浮動貨幣之間反復出現的主要匯率失調致使人們深信，問題不是浮動匯率被管理的方式，而是在浮動匯率不被管理時，市場并沒有力量將匯率推向均衡。在此背景下，Williamson(1985)主張建立一個中心匯率上下各10％的匯率目標區。目標區的維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貨幣當局的干預只是偶爾為之。Krugman(1989，1991)則把這種匯率目標區思想加以理論化、形式化，形成了經典的匯率目標區理論模型。1997～1998年東亞新興市
場匯率制度危機后，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研究又形成了新的。其中，沿著爬行釘住和目標區理論路徑，經濟學家提出了以爬行帶取代爬行釘住和匯率目標區。之后，Dornbusch和Park(1999)將爬行釘住、目標區和爬行帶統稱為“BBC規則”。Williamson(2000)從防范危機的角度出發，對角點匯率制度和中間匯率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果表明，角點匯率制(貨幣局和浮動匯率)同樣可能形成危機；參照匯率最不易受沖擊影響，但可能出現匯率失調；BBC規則易受沖擊影響，但政府干預可能使匯率保持在匯率帶內；監控匯率帶則具有兩者的優點，當局沒有義務捍衛匯率帶，但同時卻暗含著一種假定行動來防止匯率偏離均衡匯率。至于另一種中間匯率制度――管理浮動，Williamson認為其有兩大缺陷：一是缺乏透明度，二是沒有預期的中心匯率。據此，Williamson主張監控匯率帶。但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認為，匯率目標區雖然可以減少央行承受單方面博弈的風險，同時排除極端的匯率波動，但是匯率目標區仍舊只能推遲匯率遭受攻擊的時間，而無法規避之，當匯率達到目標區的界限時，便面臨與固定匯率同樣的問題。
(六)價格確定論
Friedman(1953)極力主張浮動匯率，認為從長期來看，匯率制度沒有顯著的實際效果，因為匯率制度最終是貨幣制度的選擇。而貨幣政策在長期內對實際變量并不重要，只是在短期內顯得重要。這樣，如果內部價格像匯率一樣不靈活，那么由匯率變化還是由同等的內部價格變化所實現的調整，在經濟上沒有什么差別。但是，在缺乏行政凍結下，匯率潛在是靈活的。相比而言，內部價格是高度粘性的。因此，Friedman主張浮動匯率作為取得國際相對價格快速變化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在名義商品價格粘性的世界中，浮動匯率通過相對價格變動能夠吸收需求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隔絕外國需求沖擊，而固定匯率則必須由產出變化來滿足。不過，Friedman所處的時代很少有資本流動，浮動匯率保持經常賬戶零差額，隔絕了外國沖擊的傳遞途徑。Mundell(1960，1961，1963)證實在存在資本流動的情況下，浮動匯率的隔離特性縮減，因而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孰優孰劣變得更加復雜。Friedman和Mundell都假定生產者以本幣確定價格，當匯率變化時，商品價格沒有調整，因而在他們的模型中一價定律有效。
但是，Kravis和Lipsey(1978)證明了一價定律失靈，相對價格隨匯率變動，弱幣國有著較低的價格。Lipsey和Swedenberg(1996)證實，甚至對于高度貿易商品，影響跨國間相對價格變動的顯著暫時性因素是匯率變動。由此，Lipsey等人把價格確定與匯率制度初步聯系起來。新近文獻中，Devereux和Engel(1999)、Engel(2000)承認一價定律失靈，并做出其他定價假定，從價格確定角度探究了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Devereux和Engel假定商品價格粘性，將其視為制度約束，一定時期后，價格完全調整以適應貨幣沖擊。價格確定分兩種類型：一是以生產者貨幣定價，二是以消費者貨幣定價。在此基礎上。Devereux和Engel提出了生產者和消費者貨幣定價的匯率模型，探究在貨幣沖擊造成的不確定環境中價格確定與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結果發現：(1)如果遵從傳統的文獻假定以生產者貨幣定價，一價定律有效，但何種匯率制度更可取沒有明確答案。當一國規模小，或非常厭惡風險，則偏向選擇固定匯率；否則，若國家足夠大或不厭惡風險，則偏向選擇浮動匯率。(2)如果生產者在不同的市場確定不同的價格，也就是以消費者貨幣定價，并且對需求沖擊緩慢調整，則明確地偏向選擇浮動匯率，因為浮動匯率允許國內消費隔離外國貨幣沖擊。Engel認為，在價格粘性中存在三種類型：一是企業以生產者貨幣確定價格；二是企業以消費者貨幣確定價格；三是在一些企業以生產者貨幣確定價格的同時，另一些企業以消費者貨幣確定價格。在標準模型中是以生產者貨幣確定價格，并且假定一價定律有效，但是實際上，假定一價定律有效是有問題的。統計表明，墨西哥消費品顯著偏離一價定律。所以，可能的替代選擇是假定企業以消費者貨幣確定價格。在此基礎上，Engel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關鍵取決于名義價格在短期內如何對匯率變動做出反應。通過模型研究，Engel得出的結論是：(1)匯率制度的穩定特征和匯率制度對經濟效率水平的影響取決于價格確定的類型。而且，價格確定行為的類型與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是相互影響的。(2)如果一國對于本幣狀況幾乎沒有控制，那么持久固定匯率更可能是合意的。(3)資本流動程度對于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性取決于產品如何定價，雖然固定匯率可能減少或消除國家間特有的風險，但是該國總的風險可能不受影響或者增加。(4)如果存在匯率傳遞途徑輸入價格，當沖擊僅僅是貨幣沖擊時，浮動匯率存在自動穩定的特性，匯率傳遞到最終產品價格越少，固定匯率越合意。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的戰略安排
就我國而言，在邁向開放經濟的背景下，匯率制度的取向應該是逐步走向獨立浮動，而“中間制度”可以作為一種過渡性的安排繼續存在。
(一)短期應堅持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
首先，發展中國家實行固定釘住匯率制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避免危機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成本。這種節省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種隱性收益。與這種隱性收益相比較，對外貿易在危機后發展減速的損失可以說微不足道了。其實就當前的形勢來看，即使人民幣貶值也未必能夠改善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根據亞歷山大的國際收支吸收理論，國際收支是國民收入和國際支出的差額，要想通過貶值改善國際收支只有在增加國民收入，或者在降低國內支出的條件下，才可以實現。但是降低國內支出顯然與我國當時執行的擴大內需的政策相抵觸；而由于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且產業集中度較低，企業對價格信號反應不夠靈敏，貶值的資源配置效應受到限制，國民收入難以因貶值而大幅增加。兩個方面的因素就使得在當前情況下通過本幣貶值改善國際收支的作用很小。而且我國對外貿易品只占全部商品的較少比例且品種非常有限，服務業和眾多產品均屬于非對外貿易品，匯率放大效應極為明顯(H，Hau，2000)。若實行貶值政策，可能導致國內物價水平的提高和進口的大量增加，不僅國際收支狀況難以改善，還會引發國際經濟的混亂。所以就當時來看，人民幣不貶值不僅有利于遏制危機的進一步蔓延，也是符合我國自身經濟發展要求的。
其次，鑒于固定釘住匯率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機方面的有效性，近期內繼續維持目前的匯率安排對于維護我國的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國際金融秩序并未就此安定下來，地區
性金融危機仍然此起彼伏：土耳其銀行危機，南美洲各國金融危機等等。加入WTO以后，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步伐加快，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金融的不確定因素，防范危機的壓力仍然很大。我國金融體系中也存在很多危機隱患：國有商業銀行不良債權負擔較重；會計、信息披露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等等。與此同時，中央銀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分立使得我國缺乏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風險防范和監管體系不健全。所以，為了維護金融安全，我國目前仍然需要堅持固定釘住匯率制度，以此作為危機的緩沖器。
但是，選擇固定并不是選擇釘住美元的固定。當今世界正在形成美元、日元、歐元的三極貨幣格局。單一的釘住美元顯然會被動地與其他貨幣“非均衡”浮動。通過釘住一籃子貨幣一定程度上能夠化解由于美元、日元、歐元之間的浮動而造成的人民幣“非均衡”浮動，有利于貿易收支的穩定。因而，在我國尚未開放資本賬戶、匯率的變動主要集中在對凈出口影響的短期內，釘住一籃子貨幣要優于釘住美元。
(二)中期，構建人民幣匯率目標區制度
我國建立匯率目標區的現實意義首先在于人民幣匯率目標區的建立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號，增強公眾對匯率保持穩定的心理預期，提高了匯率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匯率水平在目標區內的適度波動可調節外匯市場供求，減少不合理的資金流動套利行為，使各種不利因素的沖擊在目標區內得以緩解和釋放。
我國建立匯率目標區的現實意義還在于可保持貨幣政策操作的獨立性，有節奏地隔離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的沖擊。當匯率在目標區內小幅度波動時，中央銀行不進行或很少進行干預，這樣就保證了貨幣政策穩定。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后，匯率變化將更加靈活。由于預期的匯率變化不再是單向穩定的，套利行為的風險成本就會增大，從而削弱了投機性資本流入套利的動機。較大的浮動范圍可較早預示資本流入逆轉的信號，增強貨幣當局的調控能力。
在管理浮動匯率體制下，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的穩定，不得不運用貨幣政策在一個相對固定的水平上頻繁地調節匯率。在匯率目標區體系下，由于匯率水平的靈活性，中央銀行無需在目標區內經常調節匯率，有助于貨幣政策相對獨立地實現國內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目標區匯率靈活性和穩定性兼顧的特點使匯率政策能有效地調節國際收支，實現外部平衡，而匯率政策效率的提高又促進貨幣政策有效地達到宏觀經濟內部平衡目標，不必過多受制于外部因素，這將有利于資金的合理流動、配置，求得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價格均衡，促進宏觀經濟內外協調、均衡、持續地發展。
(三)長期，退出中間匯率，躍向獨立浮動的一極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游戲規則沒有改變之前，在資本賬戶開放的情況下，實行中間匯率制度是危險的，只有匯率完全市場化才是有效而保險的。所以，從長期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資本自由流動后，目標區的制度就不再適宜。但是前期匯率目標區的運行，增強了居民和企業回避匯率風險的意識和手段，也促使金融市場更加完善和成熟。這些為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提供了現實基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資本賬戶開放的一般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化；微觀經濟主體的塑造；高效穩健的金融監管；合適的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外匯短缺的消除和可維持的國際收支結構；合適的貨幣自由兌換順序。這些條件基本上都是選擇浮動匯率制度的前提。因而，選擇浮動匯率制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其實是互動的。在將來，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經濟的發展，這8個條件必然會滿足，從而成功實施資本賬戶的開放。那時，我國的匯率制度就可以選擇在外匯市場比較平靜或者資本大量流入的時機退出中間制度而收斂于獨立浮動匯率制度。
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創新風險；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06-0015-02
1 金融創新的概念闡釋
對于金融創新的解釋，各個學者有不同的定義，大多數學者的解釋由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觀點衍生而來，他在其成名作《經濟發展理論》（Theory of Econoforc DeveloPment）中對創新所作的定義是：創新是指新的生產函數的創新建立，是對企業要素實行新的組合方案。創新包括新的技術與組織管理上的新思維。具體地講，創新包括四種情形：新的產品出現，各類資源的開發，新的市場創新開拓，新的生產組織稱為組織創新。
從宏觀層次上講，金融創新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金融發展史上，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體系以及貨幣制度的歷次變革都可視為金融創新。金融技術的創新、金融市場的創新、金融服務與金融產品的創新、金融服務行業結構上的創新都包含在金融創新的范疇內。
從中觀層次上講，金融創新主要是政府、金融當局和金融機構為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為了防止或轉移經營風險，降低成本，更好地實現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而逐步改善銀行等金融中介的功能。它包括技術、產品以及制度上的創新。技術創新是為了達到預期的目標，采用改進的生產方法，重新組合生產要素或者添加新的生產要素；產品創新是指生產性能更好、技能更優的新產品；制度創新是為了提高效率，改進管理制度，使新的制度更完善，效率更高。
從微觀層面，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工具的創新。它主要包括四種類型的創新：信用更多的創新，如利用短期貸款和中期信用，分散投資者獨家承擔貸款票據發行便利等風險；經濟制度之間各種新工具的轉移，金融工具有風險，它包括用原來的金融工具提高償付能力和轉換新的金融工具；股權創造創新包括債權人權益成為新的金融工具。對金融機構來說，要嚴格控制金融風險。風險管理人員要嚴格看待風險問題，觀望整個金融機構的全面風險，做到定期評估風險。
2 金融創新風險的產生原因及隱患
金融業的發展歷史就是一個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的歷史。發達國家金融業快速發展的源動力就來自于實體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不斷深化的金融需求。商業銀行由單純存貸業務轉型，信用卡業務快速發展，共同基金業高速成長到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壯大，金融創新就是為適應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產生并發展的，并且有力地推動了整體金融市場的大發展，也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穩健成長。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提高金融業的運行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金融風險，甚至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美國住房金融創新盲目誘導和全球各地的金融危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此，在促進的同時，中國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必須清醒認識創新面臨著潛在的風險，并采取科學有效的防范措施。
在實施過程中，由于種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金融創新的風險可以分為以下幾種：①市場風險。市場價格變化和價格的變化會對衍生金融工具風險從這里的市場價格產生的，主要是指標的資產價格；②設計風險。由于在金融創新設計過程中存在各種不確定因素，使金融創新措施未能按時實施，甚至有流產的可能性；③流動性風險。市場中的金融衍生產品找不到合適的對手，只有在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出售；④信用風險。不按照合同的條款而導致性能風險的一方的衍生物。⑤操作風險。由于內部控制系統或系統故障導致清算風險。⑥法律風險。因合同內容不符合法律，貿易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因。{7}由于操作錯誤，不在時間性能，在有關法律方面違反規定，組織創新工具給貿易組織帶來負面影響，這無形的損失就是聲譽風險。
首先，通過影響貨幣供給與通貨膨脹的金融創新是可能的。商業銀行新的種種負債賬戶，大額可轉讓存單。與現代金融電子化的進程加快，電子技術的應用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從而提高匯率。此外，國際金融創新通過電子交易的各種工具，如擴大貨幣乘數、倍數。首先增加了中央銀行所控制貨幣供應量，控制信貸規模的在各種階段的難度。
在金融創新界，擴大國際金融監管領域，對象是在上升的，除了一般的監管機構，監管部門需要信托一些投資公司，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等；由于各個表外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張，在任何時間資產負債表外的風險都可以被轉換成真正的風險，增加了難度表外業務的監管作用。
此外，降低了金融體系的局部穩定性。金融創新在原來模糊劃分邊界的各種金融機構，促進金融市場的金融創新，資本流動的國際化標準，地方財政風險能夠迅速融入全球金融風險當中，使我國經濟迅速增長。
3 金融創新風險的防范策略
激發金融創新動力，提高金融風險防范能力是目前我國激烈競爭金融形式下的重要途徑。我們可以從加強金融監管、加強行業管理監督、規范金融界的新創新、借助國際力量等方面來協助預防新的風險發生。
①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創新風險。各國監管當局和國際性金融監管合作機構一直在積極地探索有效的風險監管辦法，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金融風險監管規則，采取了各種各樣的防范風險的措施，以構造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管機制。首先，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體系。法律是個硬約束，有了法律為依據，一切才有法可依，懲罰才有堅強的后盾，金融監管的有效運行也必須有健全的金融法律體系做后盾。不僅要有主體法律，還要有與之配套的實施細則，以約束各金融主體；其次，要對市場準入實行嚴格的監管，對各種將要上市的創新工具要進行嚴格的監管和審核，防范和控制創新風險，這是防范創新工具風險的首道關口；再者，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共享，建立和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達到防范金融風險作用，提高金融監管效率的目的。
②加強行業監督，防范金融創新風險的發生。我們強調，加強政府監管應注意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工藝的復雜，規模的龐大，所有監管機構努力為所有交易綜合實施整頓方案。監管機構應采取各種有效的管理措施，充分調動金融市場各類人群積極性，在銀行業市場提高銀行從業人員的思想素質觀，促進銀行業的積極健康發展，對維護金融體系起到積極穩定的作用。
③規范、防范金融創新風險。首先，金融創新的主體應根據其大小、資本、能力等，確定資產負債表外業務占總資產的比例，并掌握了資產負債表的位置，表外業務與表中單獨管理，及時發現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突發事件的應對措施；金融機構要在實踐中加強內部控制管理制度，所有監管強調內部控制制度在金融監管的核心作用，以明確內部管理控制。同時，管理者要清楚自己的職責所在，對未經批準的交易活動或違反制度的人員，要有一個明確的懲罰制度。政府對金融機構來說應該承擔監管責任，但不能過多干涉金融機構的運行模式，否則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會更高。我們應明確交易員的權限，有明確的責任范圍和全面化的內部控制，內部審計在風險管理過程中應定期檢查內部控制制度，有效促進內部監督職能的發揮。按部就班進行金融自由化進程是非常英明和正確的。在公司壞賬處理、一些不好資產處理方面都要做好全面準備，使得進一步開放。美國債危機使中國經濟意識到，我國金融行業必須實行最好方式進行對外開放，事先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全面應對金融開放帶來的一些風險問題。
④加強國際合作，防范金融創新風險。國家監管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協調、組織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創新的風險。首先，加強合作國家之間的監督管理，金融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金融機構、金融創新業務以及金融市場已面向國際化發展方向。金融創新會給中國銀行業帶來利潤，也會帶來一些料想不到的新風險，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將會使金融風險波及更多國家和地區。國際金融創新的風險不是一個國家的監管，它涉及到全世界的金融安全性，因此，加強國際合作非常重要。其次，基于金融國際化的一個擴展，開放經濟條件下金融監管的單一國家有時失敗，這使得國際合作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如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是由全國證券期貨監管的國際合作組織證券監管機構，于1994成立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IAIS），通過向成員國提供咨詢平臺，提高保險領域的監管標準。他們通過國際合作，以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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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成因分析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
“知識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
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
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
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
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
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
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這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
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靠什么來約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
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
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3.選擇正確的計價貨幣，有效規避匯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