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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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從參與式新聞出現的原因及特征入手,闡述了其在我國地面頻道民生新聞節目中的發展現狀,分析了做好參與式新聞所需要具備的要素,并指出目前參與式新聞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電視新聞比其他傳統媒介新聞的優勢在于新聞現場,新聞現場不僅提供了復雜的視聽符號系統,還刺激著、調動著受眾的注意力。但是對電視新聞而言,新聞現場也仍然處于“可遇難求”的境地,技術、設備、財力等等條件的限制,讓很多新聞工作者仍處在追求“現場”的路上。電視新聞需要現場,但現場供給卻成瓶頸,這一矛盾為另一種新聞制作方式提供了生長的土壤。這一方式被稱之為“參與式制作”,它與傳統電視新聞制作最大的區別,通俗地講在于,傳統的是專業人士走出去,后者是受眾走進電視媒介。通過這樣的參與制作出來的新聞被稱之為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是草根新聞(grassroots journalism)或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的一種表征。參與式新聞的特征在于普通公眾利用各種技術手段,參與新聞的報道和,使得他們不僅是新聞受眾,而且是新聞的生產者與傳播者①。
從某種意義上講,參與式新聞在電視新聞傳播格局中出現并立足,是電視民生新聞節目“貼近性”的需要,是大眾參與電視制作和某種表達的需要。這種參與式新聞制作與傳播正在悄悄地改變著電視傳受之間的傳播格局,在現如今我國地面頻道的民生新聞節目中,這種“參與式制作”模式正漸漸形成規模。
眼下地面頻道是五花八門,不少頻道稱那些手持dv,活躍在新聞現場的人為dv愛好者,dv通訊員,dv信息員等等,也有個別尋求不同稱謂的,比如湖南經視稱之為dv隊員,深圳都市頻道叫dv紀錄員。還有的稱dv拍客,但是最有特色的當屬江西都市頻道的《都市現場》,他們稱其為“新聞社工”。但總的來說,稱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這些拍攝的內容如何進行制作,如何更好地融于欄目。
從內容上講,這些傳播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突發類新聞,例如高速路上車子自燃,罐車泄漏,救援現場等等,參與式新聞之所以被認可,與這類新聞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中嶄露頭角有很大關系。當災難性事件發生時,市民人數眾多,只要手中有一定的記錄工具,隨時都可以成為一個現場的“新聞記者”。成都公交車自燃事件,沒有任何一家電視媒體拍到公交車燃燒時的畫面,看到的現場視頻大多來自于普通市民的手機拍攝,正是他們的真實記錄并傳播才讓電視新聞的大眾傳播優勢得以彰顯。二是奇聞軼事類。比如說,湖南經視曾播過一個dv隊員拍到的一個漁民在湘江捕捉到一條無尾魚;江西都市頻道的《都市現場》曾播過,一個膀爺當街試圖調戲一女子,不想女子呼喊叫來丈夫和鄰居,當場把他捉住;還有比如飽受爭議的公交車上的******問題,江蘇城市頻道曾播過,一個女乘客在被******時,用手機拍到了瞬間畫面,不僅讓男子受到了懲處,也讓更多的人去關注這個社會問題,同時更讓電視新聞本身插上了傳播的翅膀,增“色”不少!第三,參與式新聞中也有一些批評性新聞。比如,深圳都市《第一現場》在dv紀事中曾播過的,在深圳放生湖里面居然出現一群放生龜的偷盜者,別人獻愛心放生的烏龜,他們卻昧了良心來殺生,保安上去制止卻無人聽,等等。
從節目形態上講,參與式新聞或串編,或單播,形態不一,還有類似專欄一樣的欄目版塊,比如,湖南經視的“dv狀態”,口號是:“dv狀態 隨時紀錄”,深圳都市的dv紀事專欄,還有甚者,比如江西都市頻道,節目組認為新聞社工提供的素材是重要的新聞來源,是欄目的一大特色,所以干脆在適當時間,召集廣大的新聞社工們開開會,從而更好地參與節目,為節目拍到更好的素材。從總體上講,參與式新聞作品與另外一些dv作品等的區別在于,它不是一種完全的自娛自樂的產品,它與它們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介入社會生活,它的目的在于完成某種表達,傳播新聞事實。
從事參與式新聞制作的人也是參差不齊,社會背景復雜,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半專業人士,比如說消防隊里的宣傳干事,從事婚紗攝影的拍攝者,還有就是高校的學生,尤其是新聞系的學生。但是無論是否專業,它對節目來說,提供的都是素材,節目的后期編輯人員,拿到的這些素材以后,他們充當了“把關人”的角色。在語句表達上,都力求避免內容上的失實之處,比如在稿件中表達為,據dv愛好者某某說,或者干脆對拍攝者進行采訪,用他們的聲音來解說畫面,甚至拍攝者還以一個被訪問者的角色來發表觀點,適當評論。這種參與式制作模式實際上顛覆了傳統電視新聞制作模式,這種模式給任何人都提供了充當“公民記者”的機會,同時它還把電視的話語權向大眾傾斜,改變了在傳統的線型和單向新聞傳播中,受眾只能被動地接受信息,部分地改變傳播中的“客體”身份,而處于表達話語的“主體”身份。對于電視新聞節目本身而言,參與式制作擴大了節目的制作隊伍,并且讓參與式新聞成為電視新聞節目中重要的新聞形態,也漸漸成為節目的看點之一,并且這樣的作品有著它獨到的傳播優勢。
真實是參與式新聞的根基。搖搖晃晃的鏡頭,顫抖的畫面還略帶模糊,本來是電視制作的忌諱之處,但如今這種畫面卻成為一種特色,沒有人會懷疑這段視頻的真假問題,相反,卻吊足胃口,讓受眾集中精力,挪動腳步上前盯著去看,好玩的會心一笑,突發的看個稀奇。這就是震撼受眾的“真實”力量。
內容是參與式新聞笑傲傳媒江湖的資本。電視制作隊伍畢竟是有限的,很多時候,很多地域,媒體的觸角無法延伸到新聞發生的那一刻。親臨現場,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有時候只能是電視專業人士的追求。而對于公民記者來說,他可能恰在現場,正是恰在現場的契機,就使在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中,他們擁有的內容資本不可小覷,遠在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嘯的新聞報道中,電視媒體采用的滔天巨浪畫面幾乎都是游客用攝像機記錄下來的現場視頻,稍近的就說5·12汶川地震,我們首先看到的地震瞬間畫面,是一個叫衛斯理的秘魯游客拍下的,等等。內容,是參與式新聞吸引電視傳媒采用的主要因素,也是受眾關注的主要原因。
貼近使參與式新聞輕易邁過專業的隘口。電視新聞的聲畫一直以來,有著嚴格的播出要求,單從技術角度講,參與式新聞的出現是一個電視新聞的奇跡,它突破了專業的隘口,走進大眾的傳播平臺,正如前面所述,參與式新聞作品與另外一些dv作品等的區別在于,它不是一種完全的自娛自樂的產品,它與它們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介入社會生活,它的目的在于完成某種表達,傳播新聞事實。參與式新聞介入社會生活,靠的就是它與生俱來的貼近性,這種貼近性表現多樣,一是時間的新近性,比如成都公交車自燃事件,當突發事件降臨,又有很多市民不幸喪生,我們不自覺地會問,當時究竟發生什么?這個問題對電視新聞來說,只有現場才能回答,于是,市民的手機視頻派上了用場。二是心靈上無隔閡。新鮮的,奇怪的,特別的,好奇之心不分男女老幼,參與式新聞中不乏“新奇特”,甚至還部分滿足受眾窺私的心理。三是距離上的接近性等等。
平等與互動使參與式新聞占領新聞主陣地。電視新聞改革改掉三大陋習,一是高高在上的視角,二是官腔官調的表達,三是一本正經的形象,換上的是平等的視角,民生的表達和和藹可親的形象,傳受之間平等與互動,成為諸多電視節目努力的方向,這也是參與式新聞得以生長的土壤,而且它一旦生長,就不愿依附,現在電視新聞更多的以電視新聞作品的形式走向市場,接受受眾的選擇,僵化的表達被淘汰,空洞的說教被摒棄,呆板的形式被恥笑,取代的是關注、關心、平等、互動和活潑。參與式新聞本身就是在新聞主陣地上運作,它滿足的是受眾參與的愿望,表達的需要和某種情感的維系。
參與式新聞的傳播優勢,是與它參與式的制作模式不可剝離的,這種顛覆傳統的電視新聞制作模式,帶來的是傳受格局的改變,這個意義非同一般。當然,參與式制作,也存在某些問題,參與的市民素質參差不齊,大多缺乏新聞學的訓練,提供的資料也因此可能缺乏可信性,使得報道細節可能失真、報道面可能受到影響等等,甚至有學者尖銳地指出,參與式新聞在迅速發展的同時,我們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新聞事業在幾百年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規范和原則被破壞,參與式新聞在當下并沒有成為優秀新聞的同位語, 相反卻成了低劣新聞的代名詞,缺少公信力是參與式新聞走向品牌建設之路的最大障礙②。但是正如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一個模式代替另一個模式,總是經歷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來自表達的需要,來自收視的力量,還有笑傲傳媒江湖的內容資本,參與式制作會在電視新聞制作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在我國地面頻道的民生新聞節目中,這種“參與式制作”模式漸成規模就證明這一點。
參考文獻
1999年,黑龍江電視臺《新聞夜航》開播,標志著中國電視的民生新聞時代的開啟。如今,國內諸多省級地面頻道都有王牌民生新聞節目,并大多成為頻道收視和收入和核心保證,這些節目和欄目以關注民生、反映民情、表達民意為宗旨,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但同時,節目同質化、內容碎片化、表現娛樂化等諸多問題也逐漸顯露,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約了其進一步發展。因此,電視民生新聞節目如何實現其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亟待探究的課題。
一、價值與內容的雙重提升
價值,實際上就是節目的內容所呈現出的意識形態特質,是民生新聞成功必備的要素,未來的民生新聞要拓展報道領域,強化新聞策劃,創新報道形式,凸顯特色風格。
民生的“民”指的是人民群眾,而不僅僅指社會的部分弱勢群體。民生新聞的內容既應關注具體個人的生存狀況和際遇,還應關注群體普遍的生存狀況。在過去的實踐中,不少民生新聞在報道內容上出現了魚龍混雜、低俗空洞的現象,過分追求表現生活的原生態、凌亂瑣碎,這是對“民生”概念的誤讀。
當下或未來,優秀的民生新聞節目,應在做好重大政策、決策宣傳,解釋背景和依據,做好“大民生”的前提下,涉及民生的釋疑和服務性的深度報道,加強貼近性和親和力。這需要做到以下幾點:提高選題的思想性。現在,人們對精神文化產品的要求越來越高,為了滿足觀眾的需求,民生新聞欄目也應表現出多元取向,明確自身價值輸出,提高欄目的思想性。拓展報道范圍。所謂“大民生”,就是要從“民生”的角度去解讀“國計”。把關注人民群眾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與關注人民群眾最根本、最長遠的利益結合起來,使民生新聞呈現多視角性、多層次性,從而獲得更大的施展空間,通過報道普通人、普通事,反映當今老百姓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新思想、新風貌、新追求,展現普通人的真善美。強化主題策劃。民生新聞不能在民眾的日常瑣事中淹沒媒體輿論引導作用。善于從小事出發,以小見大,進行新聞策劃,引導觀眾的視線,形成某一關注熱點,這個熱點是從公眾中獲得并且本來就是隱性存在的。這是媒體發揮輿論導向作用的必要手段,也是民生新聞突破日復一日百姓瑣事報道模式,形成收視亮點的重要途徑。
二、形式與技術的不斷突破
目前,移動互聯網、新媒體和傳統電視技術都在迅猛發展,探索引進電視媒體新技術,構建城市全面微波網和便攜式SNG,做到每天處于巡視狀態,一旦發生重大事件,在第一時間就可以發回直播室。
直播技術的普及,將有效縮短新聞與觀眾的時差,還原新聞的原生態,吸引更多的關注。SNG衛星直播車的應用,把直播變成了一種常態。這種常態直播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新聞的時效性達到了極致,使新聞欄目的社會影響力得到空前提升,十分有利于民生新聞即時性、動態性、移動性的制播特點。
目前,國內多個著名的民生新聞節目,都在節目時段專門設立的直播板塊,如《新聞夜航》、《零距離》、《新北方》等。隨著3G技術的發展應用,應該說為民生新聞直播的常態化、靈活化提供了技術支持,一個記者一個攝像就是一個直播團隊。這樣直播不再是大型活動的專屬品,而成為電視民生新聞發揮自身優勢,實現“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目前不少城市臺的民生新聞欄目,例如南京電視臺新聞頻道《直播12345》、《直播南京》等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此外,隨著電視技術及計算機科學的發展,更多的新形式將普及到電視民生新聞的生產和制作中。比如目前廣泛應用于體育電視節目和軍事類節目的在線包裝和虛擬植入系統“威姿”、“傲威”,依賴于一整套的軟件技術,實現了電視節目信息量的幾何增長,也將傳統的二維電視屏幕拓展成三維空間,讓觀眾接收更多信息量的同時,彰顯出電視媒體的強大功能。目前,黑龍江電視臺都市頻道《新聞夜航》、湖北經視《經視播報》等民生新聞節目已經開始著手更先進的在線包裝和虛擬植入技術,未來勢必與其他同質化節目拉開差距,有助于自身品牌的樹立,更有助于確立影響力和提高收視率。
三、民生新聞的從“讀”到“說”
說到民生新聞,幾乎國內各省的民生節目都有同樣的特征,對主持人的相互依賴。從黑龍江的小翟到遼寧的金霞,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正是因為民生新聞的這一特點,節目管理者更應該注意維護和打造主持人形象,進而更好地打造節目本身。
而作為民生新聞的主持人,普通話是不是標準并不是第一位的,關鍵要看說出來的話,是不是符合所主持民生新聞欄目的定位和風格,是不是言之有物。國內幾檔優秀的民生新聞欄目中,《新聞夜航》的小翟、景昕非常明確自身定位,深受觀眾喜愛,浙江電視臺科教頻道的《小強熱線》、南京電視臺新聞頻道的《直播12345》等,都塑造了很好的主持人。
從閑暇時間和工作強度情況反映,新生代農民工休閑時間少,導致體育文化生活缺乏,同時,易產生孤寂感、自我封閉以及對城市產生對立情緒和報復心理,進而可能容易引發心理問題。從訪談中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渴望休閑,而且希望企業能經常性地組織體育文化活動,這樣他們對企業更有歸屬感,生活更充實。在調查“當地政府部門、公益事業單位(如學校)或企業舉辦過一些體育文化活動嗎”,有88.4%被調查者認為“從未舉辦過”。新生代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人文關懷,不利于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的和諧相處。在調查“生活的社區中,您參加過由該社區組織的體育文化娛樂活動嗎”,有94.5%的人回答“知道社區組織活動,但沒有被邀請參加”或者“根本不知道”,“沒參加過”和“每年1—2次”占89.7%。企業或社區提供的體育文化活動內容單一、貧乏,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甚至有些根本沒提供過任何體育文化活動。因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水平相當較低,在組織體育文化娛樂活動時項目往往比較單一,僅僅通過播放專場電影、唱唱跳跳之類的活動,與之新生代農民工多樣化休閑文化生活需求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
2當前新生代農民工體育文化需求缺位的原因
2.1政府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體育文化設施建設的力度
政府往往只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物質”權利,然而忽略“精神”層面的需求。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僅僅滿足物質權益的保障,更多的是要求精神生活最基本的滿足。由于政府對新生代農民工公共體育文化服務的重視程度不夠,往往呈現重“經濟提升”輕“文化建設”、重“物質權益”輕“精神滿足”、重“現實效益”輕“潛在受益”的現象較為常見。盡管各級政府對體育文化事業大力宣傳,但不少政府部門對體育文化建設仍缺乏必要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講,對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認識不夠具體和全面,對體育文化建設對經濟的發展發揮的重要作用理解不夠深刻,因而出現對體育文化建設資金投入不足、時間安排不夠、工作落實不到位、活動安排不積極等問題。
2.2企業偏重企業利潤,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人文關懷
企業總是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對新生代農民工業余體育文化生活則是關注不夠,不能認真履行自身的應當的義務與責任。盡量降低自身的投資成本,企業體育文化嚴重缺乏。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像機器一樣對待,新生代農民工就會以工資來決定去與留,為什么有些企業出現“用工荒”,企業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人文關懷缺失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新生代農民工是企業的“鏈條”,是企業的“發動機”。讓員工與企業產生感情,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命運是與企業連接在一起的。只有新生代農民工對企業產生認同感、歸屬感,企業才有生機。企業只有讓新生代農民工產生歸屬感,才能在經濟困難時期度過難關。企業只有多增加體育文化投入,多組織一些體育文化娛樂活動,員工才能在活動中體驗到企業的溫暖,企業的體育文化魅力,感受到企業的人文關懷,企業的團結等。
2.3新生代農民工對體育文化娛樂生活需求自身意識的缺失
體育文化作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狀態的反映指標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物質滿足已經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需求,作為精神滿足的體育文化需求也是其健康成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經濟原因和工作動機,農民工的體育文化需求意識相對較弱,消費層次大多居于較低水平;體育文化娛樂生活極其單調,而相對單調的體育文化生活致使他們在價值觀上也產生消極、保守的特點,進而形成不良的循環趨勢,在當前城鎮化進程大潮中,嚴重阻礙了農民工市民化轉變。
3推進城市公共體育文化服務的舉措
要推進城市公共體育文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有效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發展步伐,需要“政府主導、企業共建、社會參與”三位一體的方式構建一個完整的公共體育文化服務體系,實現優勢互補,縮減社會距離。
(1)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作為體育文化的主導者,政府是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務范疇要充分容納體育文化的相關內容,不斷增強公共服務的職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制機制。通過加強公共體育文化設施建設、創新體育文化服務方式、開展體育文化知識普及與培訓,完善公共體育文化服務體系。政府要根據新生代農民工業余時間少、生活工作較偏僻,消費能力低的情況,有選擇,有目的進行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公共體育文化設施,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滿足自身需求的公共體育文化設施。各體育文化、職能部門要根據實際情況將體育文化服務送到企業、送到新生代農民工身邊。多開展一些新生代農民工體育文化活動,如新生代農民工體育文化節、送溫暖等活動。政府要整合政府部門資源,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技能培訓,體育文化知識講授等,讓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得到政府的科學技能培訓。
(2)突顯企業的主體地位。企業要樹立新生代農民工也是企業的一員,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他們的理念。一是通過舉行體育文化活動,增進新生代農民工與企業的感情。如多開展休閑趣味運動會,舉辦文藝晚會,組織休閑茶話會等;二是企業要根據新生代農民工需求,增加建設體育文化設施,提供體育文化產品,倡導體育文化活動,豐富新生代農民工業余生活,營造積極、團結的氛圍。
(3)調動新生代農民工和社會共同參與積極性。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是社會的最關注的問題。對于文化服務主體的農民工,要積極參與到體育文化建設中,提高自身的體育文化水平,增強休閑體育技能,不斷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中,進而為社會作出自己最大的貢獻。全社會共同參與新生代農民工體育文化建設,推進體育文化體制改革,將是一個重大任務。事業單位積極主動的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一些體育文化服務或者體育文化服務產品。比如大中院校體育體育文化設施有條件的向新生代農民工開放,定期去到新生代農民工所在的生活、工作社區舉辦聯誼會等,發揮社區服務的優勢。另外,允許一部分私人或個人去建設、經營體育文化產品和服務,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體育文化服務和產品。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也要自立自強,自覺地融入到城市當中去。
4結語
1.民生檔案為人民拓寬信息來源、維護個人權益提供了基礎條件
隨著各級部門尤其是檔案部門對檔案社會化服務認識的加深,人民群眾查閱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檔案越來越成為可能,其中,民生檔案是人民查閱最多的檔案資源,且越來越受到人民的重視。人民群眾利用文件、檔案信息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房屋產權、就業就學等相關政策的查詢與證明等方面。民生檔案的完整性和權威性為人民群眾拓寬信息來源提供了基本的資源和渠道。民生檔案也是人民群眾維護個人利益的重要資源。近年來,政府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在社會保障方面不斷出臺惠及百姓利益的政策,但人們享受這些政策,需要出具工齡、相關家庭收入、生活條件等證明。民生檔案為出具這些證明提供了支撐。就長沙市而言,檔案工作滲透性不斷增強,全市13家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1405個,448萬卷(盒),116萬件,資料8.5萬冊,比1991年館藏量增長12倍多。檔案部門積極參與和林權確認、企業養老保險業務規范化管理等工作,服務職能更加凸顯。市檔案館民生檔案館藏量新增29萬卷。查閱利用服務明顯提升,市檔案館目前可向公眾提供7686條政府信息和編研資料電子目錄查閱,年均接待一萬人次以上,成為集檔案保管保護、政府信息公開和現行文件查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三大功能為一體的社會公共檔案館。
2.民生檔案為科學決策提供了原始資料
民生檔案為政府部門科學決策提供依據,成為領導干部開展工作的有力工具。甘肅省蘭州市七里河區龔家灣街道是有名的“破產企業一條街”,破產企業人員上訪一度占到同期案件的82%。街道辦事處以低保救助和就業這兩個百姓關注的焦點作為突破口,建立起涉及扶貧濟困、子女入學、勞動就業、醫療衛生、低保救助等方面的民生檔案。他們通過“愛心檔案”制訂具體幫扶方案,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通過“就業檔案”了解失業人員的就業愿望和用人單位的崗位需求、技能要求,有針對性地開展再就業培訓,組織勞務輸出;通過“居民健康檔案”掌握轄區特困人員的健康狀況,依托轄區醫療資源,有效解決弱勢群體看病難的問題。各級檔案部門要增強檔案服務的敏銳性和主動性,提高信息開發的層次,抓住熱點,貼近中心,利用館藏檔案資源,編輯整理相關專題的檔案材料,為決策層提供高水平的參考資料。
3.民生檔案是化解當前人民群眾權益糾紛的重要憑據
長沙市出臺了《關于做好民生檔案工作的意見》,規范了民生檔案收集、整理、管理、利用,成立市民生檔案工作領導小組,加強了對民生檔案工作指導,取得了較好成效。比如,瀏陽市社港鎮創造性設立民情檔案,16個村(社區)13742戶居民的家庭情況、生活狀況全部入檔,為社區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各級檔案部門提供的民生檔案為解決糾紛提供了依據,達到化解矛盾、排除糾紛、平息上訪的效果,有效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的和諧。
二、發揮民生檔案作用的有效途徑
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農村戶籍的外出打工的流動人口。他們與老一代(1980年前出生)農民工不同,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受農村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較少,向往現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傾向于在城市或沿海發達地區生活和工作。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勞動技能提高較快,企業容易接納,職業層次比老一代農民工有明顯提高。從農民工留城抑或回鄉的意愿來說,一部分人初中或高中畢業后就外出打工,一部分人從小就跟隨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學習,因此,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具備返鄉務農的勞動技能,無法與父輩們一樣,樂于接受返鄉的現實;他們有著比父輩更為強烈的城市融入渴求,希望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地位,享受市民權利。從城市歸屬感來說,他們成年后即離開農村,沒有鄉村生活的深深眷戀,但在城市,由于戶籍制度改革的遲緩,缺少一種可以長期生活下去的可靠保障,使他們徘徊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既融不了城,又返不了鄉,成為城市的邊緣人。我們調查也證明了這種人口特征。瑏瑥(見表1)另外,從在寧波居住時間看,1年及以下占17.75%,2-3年占36.12%,4-5年占24.73%,6-7年占13.20%,8-10年以上占4.86%。10年以上的占3.34%。從掌握農活的技能看,熟練的占8.04%,一般的占18.51%,基本不會的占69.20%,一點都不會的占4.25%。從身份認同看,認為城里人的占18.97%,認為鄉村人的占34.60%,認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鄉村人的占27.92%,認為既是城里人又是鄉村人的占18.51%,所以,從城市身份認同看,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已在城里生活工作,但從身份特征上還認為自己是一個農村人。
二、農民工城市語言生態環境
語言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文化差異的最直接表現方式,語言已成為使用者的身份標簽。瑏瑦新生代農民工的語言一端連著原農村居住地,一端又與遷入地城市密切關聯,語言生態環境如何將直接影響他們的城市融入。大多數農民工離開熟悉的鄉村社會,進入陌生的城市,人際交往變得更為復雜,以往生活經歷中積累起來的語言資源和語言使用習慣難以滿足溝通的需要,迫使他們改變原屬地的語言慣習,學習使用流入地的主流語言或方言。根據我們對以流入地居留時間長短為分類標準的考察中,發現農民工的語言同化大致會經歷一個從被動接受到主動自覺運用這樣一個過程。農民工在適應城市語言生態環境的起始階段,流入地的主流語言和方言使用是被動的和消極的,因為不如此就無法在城市立足和生存;在中期階段,在環境的壓力下,農民工原有的語言習慣慢慢放棄,新的語言習慣逐步掌握,并以流入地語言使用為主,兼帶原有方言;在最后階段,農民工熟練地掌握了當地的主流語言和方言并在平常交際中自覺使用,其原屬地的語言意識和習慣已經基本淡化。從社會語言學意義上講,語言具有身份特征。人們一般通過語言交流獲得職業、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但在日常語境中,人們通常會十分在意語言使用者的身份,從而使交際話題、言語基調(包括語氣、情態、稱呼)受到影響。
不同語言的使用會泄露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使用外來方言意味著是外地人身份。因此,外來流動人口的地方方言主要在有地緣關系的人群內部使用,如對外交際使用,容易使本地居民產生歧義和誤解。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外來方言的地方屬性和身份表征,是社會排斥歧視現象產生的根源之一。使用普通話可以較好地掩蓋鄉音,避免母語方言中隱性信息泄露;同時,普通話容易使交流雙方地位趨于平等,其身份被對方認同。瑏瑨語言的地域性特征對作為外來者的農民工語言生態環境是不利的,除非你能熟練地說普通話或當地方言。我們的調查表明,大多數農民工認為,在工作場所,能講標準普通話當然最好(占8.50%),不會講,也盡可能地使用摻有濃重地方方言的普通話或寧波方言(二者占80.88%),使用母語方言加手勢的最差(占10.62%)。在消費場所,農民工一般很少使用單純的母語方言進行交流和詢問,盡可能使用標準或不標準的普通話(約占90%)。在有可能與當地居民結交朋友時,使用普通話和寧波方言的相對較高(約占85%)。在家庭內部成年成員交流時,絕大多數人使用母語方言,而使用普通話和寧波方言的較少;但父母與子女間交流時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使用普通話(包括不大標準的普通話)的達64.95%,使用母語方言或寧波方言的僅為28.07%和6.98%。雖然農民工在與本地居民交流時盡可能使用普通話或寧波方言,但實際上能真正聽懂寧波話的人不到40%,“聽不懂”和“小部分聽懂”寧波話的占大多數。由此表明農民工的語言同化之路還很長。寧波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語言環境現狀和語言使用場景變化表明:第一,農民工語言使用呈現典型的以普通話為第一語言的多語碼共存現象。他們根據不同的語言場景和交際對象進行語碼轉換,在以溝通為目的的外部語言交往中,普通話在語言地位發揮了強勢作用,寧波方言的使用比重明顯也高于母語方言。這主要是一方面為了便于交流和溝通,獲得外部資源,另一方面是盡可能地掩飾自己原來的出生地,這是由普通話和當地方言的強勢語言生態環境造成的。使用當地強勢語言,便于尋找工作和獲得職業,更主要地是為了維系工作溝通,長期語言障礙就可能被企業解雇,最終難以在城市生活下去。所以,外來人口的語言同化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只能適應,不能違背。第二,在家庭內部,新生代農民工面對隔代親人使用語言也存在顯著區別。隨同父母來城市的子女一般在當地學校上學,學校都使用普通話進行教育,為了培養子女的城市語言能力,父母在與子女交流時,普通話便上升為主要語言,較少使用寧波方言和母語方言。這一情況表明,比老一輩更高文化水平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了使整個家庭更快地融入城市,并在當地定居下來,必須改變原有語言結構和語言使用習慣,這對下一代顯得更為重要。也就是說,社會生活環境決定了人們的語言使用方式。第三,在城市語言態度方面,新生代農民工(N=659)對普通話表示喜歡的占76.18%,無所謂的占20.03%,不喜歡的占3.79%。對寧波方言,喜歡的占12.44%,無所謂的占57.21%,不喜歡的占30.35%。這表明原屬地語言的改變雖然對外來流動人口來說是一個痛苦的轉變過程,但這個轉變與自己的生活工作息息相關,可能獲得比不轉變要多得多的收益,因此,這種轉變具有功利性特征。這種功利性主要表現在:一是普通話是一種廣泛使用的語言,具有交流的便利性、易理解性,能更深刻地掌握對方語言所表達的含義,使交流變得更為默契。二是使用當地方言,能顯示人群關系的親密性,獲得好感和同情,便于擴展社會關系網絡。三是當外來人口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難題時,通過語言聯絡,能獲得當地人更多的支持和幫助,使面臨的困難得到及時地和較好地解決。第四,在城市語言功能評價方面,新生代農民工(N=286)認為普通話和寧波方言有用處的占90%以上;認為母語方言有用處的約占70%,沒有用處的約占30%。首先,農民工對普通話的選擇行為與其對普通話功能的高度評價及情感態度的喜歡程度是相匹配的。其次,農民工在寧波方言和母語方言的情感態度及語言功能評價方面出現錯位現象,一方面農民工情感上并不認同寧波方言,但卻對寧波方言的功能給予較高評價,這與其主動學習寧波方言,并在外部溝通中逐步提高寧波方言使用比例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農民工雖然情感上傾向認同母語方言,但同時又清醒地認識到母語方言在流入地處于弱勢地位,使用的范圍較小,不利于廣泛的社會交際活動。再次,農民工的語言情感態度和現實功能之間的博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們的尷尬處境和欲罷不能的城市融入困境。
三、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語言同化進程
一般來說,在語言交往圈中使用主流語言的人群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強勢地位,使用非主流語言的外來者處于弱勢地位。因而,新生代農民工要獲得市民待遇,實現向上社會流動,必須改變原有的語言形式和結構,熟練地使用當地社會的主流語言,但農民工城市語言同化過程不是整齊有序、一蹴而就的,需要經歷曲折、復雜、反復的磨練過程。
1.農民工城市語言同化形式根據上述分析,當前城市語言生態環境下,農民工的語言使用形式概括地說有以下四種:①在內群體和家庭中使用方言,與外群體交往中嘗試使用普通話或當地方言;②交替使用普通話、老家方言和當地方言;③逐漸放棄老家方言,采用普通話或當地方言;④完全使用普通話進行社會交往。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劃分,實際的情況還要復雜許多。第一,語言轉換與人的交往圈有關。大多數農民工初至寧波社會交往圈較小,主要與親戚、朋友、老鄉交往。根據我們對寧波外來農民工經常接觸人群的調查表明,農民工的社會交往主要局限于血緣、地緣和業緣,對外交往的比較少。所以,語言作為交際工具,既起因于地緣、血緣,也與經常使用同一種語言密切關聯,人的關系越親近,語言的近似度越高。第二,農民工的語言使用形式轉換是交替進行的。根據調查,目前能熟練和比較熟練地講寧波方言的人占比達30.02%,偶爾講幾句的占36.46%,比剛來寧波時根本不熟悉、不會講到逐步會講一點有了明顯提高,并且當前使用寧波方言人數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說明農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環境中,語言使用形式發生了明顯轉移。但這一轉換過程是反復的、曲折的、交替的,不是直線進行的。夏歷(2007)和劉玉屏(2007)的社會調查也證明了這一事實。第三,不同類型的農民工語言轉換的形式是復雜多樣的。由于受教育年限的不同,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民工語言轉換較快,可能實現一次性轉換,反之則轉換較慢,需要多次的轉換。我們的調查表明,寧波新生代農民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的能講寧波話的比例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比例高30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文化的人又高出40個百分點。從對家鄉的依戀感講,鄉情感強烈的人,轉換速度相對慢一點;鄉情相對淡薄的人轉換速度快一點,說明戀鄉情結也對語言同化有著直接的影響。第四,農民工語言轉換還表現為“顯性同化”和“隱性同化”兩種形式。“顯性同化”形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強迫自己使用普通話和當地方言,雖然能說得比較流利,但在語言使用的心理情感上并沒有完全認同;“隱性同化”形式是指不但嘴上說,在語言態度和心理情感認同方面都給予了接納,并能自覺地使用,這是語言同化的高級階段。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使用者在內心深處對流入地語言的心理、情感、態度方面的感受度不同。
2.農民工語言同化進程第一,農民工語言同化是一個積極的適應過程。在文化觀念和心理情感上認同流入地城市,是外來移民言語使用結構發生變化的首要條件。黃亞平、劉曉寧(2008)的研究表明,語言的相似度越高,文化的認同度也就愈高,使用共同的語言可以將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聯接在一起,城市新移民即使在異地他鄉也能得到一種歸屬感和心理慰藉。瑏瑩農民工的語言同化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人對環境選擇的結果。人們的職業獲得、市民待遇、文化教育、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權利平等,以及市民群體對城市外來流入者刻板印象消除和關系和諧,需要農民工主動積極地去爭取。要實現這一目標,農民工必須使用當地市民群眾聽得懂、理解得了的語言形式,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增強言辭表達能力和意境理解能力,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包括較好的職業機會、工資收入、社會地位、關系網絡等。第二,農民工語言同化與流入地文化適應過程密切相聯。Berry,Phinney,&Sam(2006)認為,移民個體與主流社會的個體或集體的交互過程,也是各種文化的互動和適應過程。瑐瑠移民在流入地的社會生活中,一般會對源文化和主流文化進行態度調整和模式適應的選擇。著名社會學家Berry(1993)將移民文化適應的模式區分為四種,即整合型、同化型、分離型和邊緣型。瑐瑡語言同化作為文化融入的一部分,農民工一般經歷從會聽到會說并能完全領會當地語境的漸次演進過程,其模式也大致可以分為:被動接受型(語言環境壓力下的被動使用)、主動傾向型(積極適應和使用當地強勢語言)、內外分離型(家庭、朋友與外群體使用兩種語言以上進行交流)、孤獨抗拒型(仍然使用來源地方言)四種,并依據農民工的文化程度、社交網絡變遷和文化適應狀況,交互替代、逐漸轉化。第三,農民工城市語言同化是一個由淺入深、逐步演化的過程。一是農民工由原屬地單一方言語碼使用逐漸轉為多語碼共同使用(母語方言、普通話、遷入地方言)。二是農民工語言使用具有“二重性”,社交場合主要使用普通話或當地方言,家庭內部和同鄉之間的交流則以母語方言為主,依據場合不同會自覺做出語碼選擇或轉換,呈現內外分異與趨高避低的特點。三是母語方言逐漸弱化,甚至異化,普通話和流入地方言逐漸固化,“雙重方言”人數明顯增加。四是言語交際策略做出了一定調整,并向流入地言語習慣靠攏,呈現出與流入地城市語言同化的趨勢,甚至原有語言被徹底遺忘,新的語言成為唯一使用語言。第四,農民工語言同化是一個漫長的再社會化過程。隨著農民工居住年限的增加,新的語言庫不斷擴充、語碼選擇模式漸次變更,言語交際策略適時調整。瑐瑢一般來說,移民的語庫擴充主要表現在言語使用者自覺趨同使用普通話和流入地方言,并以此作為人流的首要工具。我們對寧波新生代農民工語言同化的專項調查(N=286)發現,隨著城市語言生態環境變化,農民工的語庫不斷擴充,語言種類日益豐富。來寧波前,農民工語庫中一般只有母語方言和普通話兩種語言資源(一種的占52.45.%,兩種的占44.76%,三種的占2.79%)。來寧波后,語庫中不僅有母語方言、普通話,而且增加了寧波方言、其他地區方言,甚至英語。說明語言同化過程增加了農民工的語言資源和運用能力。新生代農民工語言使用趨同與當地方言或普通話時,不僅與當地人實現了信息互換,而且有利于在語言感知上追尋“我是誰”,從而加快了他們的城市社會融入進程。
3.農民工語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徑語言同化的現實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語言資源具有充分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可以促進身份認同和社會融合。農民工不但需要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與城市社會相適應,還需要改變原有的語言特征、交際方式和交流習慣,完成農民工語言的再社會化。語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徑是:第一,積極營造和諧的語言生態環境和加強農民工語言能力培訓。一是對農民工的濃重方言口音應包容和接納,流入地居民不能因他們說外地話對其嘲笑歧視。二是流入地政府在免費對農民工進行勞動技能培訓時也提供必要的普通話講說能力培訓。如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在開展普通話培訓時,開設寫作培訓課,提高農民工的文字表達能力,開展讀書演講、朗誦比賽等活動以提高口語表達能力。第二,進行廣泛的語言實踐,深刻地領會語言意境。在生養的家鄉,農民工能準確、靈敏、流利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但在城市,處在陌生環境,在與當地人交流時往往會顯得很緊張,甚至缺乏自信;這種狀況主要是因不能流利自如地運用普通話和當地方言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農民工一方面需要通過語言教育獲得語言知識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地在現實語言環境進行鍛煉,并在實踐中領會當地方言的真實語義。第三,在表達方式上,農民工應從主觀上排斥當地語言,到心理情感上認同當地語言,從討厭使用當地語言,到積極主動地使用當地語言,從而在語言生活上自覺融入城市社會。
四、簡單結語
關鍵詞:電視民生新聞; 群眾生活; 問題; 發展現狀; 發展策略
我國電視民生新聞可以體現出政府對于社會民生問題的關注與重視,而電視民生新聞能夠反映出群眾的生活現實,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會受到了群眾們的關注。在近幾年,由于電視民生新聞的收視率較高,因此我國許多電視塔都開設了自己的民生新聞欄目,但是民生新聞的發展,也呈現出一些問題阻礙了自身的發展。筆者對我國電視民生新聞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并對未來發展策略與趨勢深入研究,希望給我國電視新聞發展提供一些建議。
1 我國電視民生新聞現狀與問題
1.1 新聞視角狹隘,選材單一
我國的電視民生新聞是記錄了社會上百姓的生活,所以一些新聞只是一味地去報道了地區的百姓生活,例如城市中市民平時的生活,卻忽略了農村人民的生活。一些電視民生新聞只是去報道專門的事件,并不能去細致地篩選題材,也不去深入探究整個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也不去聯系周圍環境的變化,而只是去為了報道而報道,許多人們在看了新聞報道之后并不能去感受到新聞的內涵,而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現象。
1.2 民生新聞內容較為瑣碎
由于我國的電視民生新聞去記錄了民眾生活的一點一滴,去吸引了人們的眼球,并且受到了人們的歡迎。然而許多電視民生新聞的內容記錄的新聞內容較為瑣碎,并不能深入地去探討事件的本質內涵。而對于一些具有爭議性的話題,電視民生新聞都只是去關注到事件的新奇性,滿足人們的好奇心,但是卻沒有針對與群眾生活相關的勞動、食品等聯系起來并進行深入探討。例如針對五一黃金周的調查,新聞一般只是關注人們對于購物、飲食、旅游等方面的消費,但是并不能去涉及到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內容,這種民生新聞對人們起不到什么實際性價值。
隨著我國電視民生新聞的迅猛發展,許多電視臺都開始增強民生新聞欄目的制作力度,所以難免出現了一些民生新聞在各電視臺重復播放的現象。有時候一條新聞,雖然事件是一樣的,但是主持人的新聞解說卻相差甚遠。例如有的單位給貧困山區小學捐款,有的新聞說這家單位有愛心,是需要鼓勵這種行為的,但是有些新聞欄目卻說這家單位在搞形式主義,必須要杜絕這種行為。而人們觀看到這種情況后,并不知道到底誰說的對,所以導致了民生新聞自身的公信力降低。而有些電視民生新聞欄目并不顧及到社會的影響,去播出了許多負面新聞,這給觀眾們的心理上造成了消極的影響,違背了新聞欄目的初衷。
2 解決電視民生新聞發展問題研究
2.1 新聞相結合,以群眾的視角來關注這些問題
我國的電視民生新聞雖然是為了以新聞視角關注民生,但是并不是一味地去關注到群眾的任何瑣碎小事,我們應當將國內外的重要新聞與社會上的新聞相結合,以群眾的視角來關注這些問題。許多人們認為國家大事是離自己很遠的事情所以并不會關注,而在民生新聞中去加入一些熱點新聞,能夠讓群眾更好地擁護黨的領導。而這種改革措施不只是拓展了電視民生新聞的欄目視角,還能夠讓欄目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并且可以豐富了民生新聞的內容與內涵,讓民生新聞內容生機勃勃,并且讓電視民生新聞增添了活力,無形中提升了民眾的社會責任意識。
2.2 提升新聞內容價值,深入挖掘內容
雖然電視民生新聞比時政新聞顯得輕松,但是也要具有自身的價值。我國的電視民生新聞在表面上來看一般是關注到人們的衣食住行,實際上是挖掘人們生活背后的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道德觀念等問題,所以電視民生新聞應當是具有社會價值的。我們制作電視民生新聞中的內容要具有服務性與貼進性,電視民生新聞的內容要就進行有選擇性的接受,可以通過一些小事來反映出當前我國社會上群眾的生活現實,或者是對群眾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而那些并不具有深刻價值的新聞我們是沒有必要選擇的,只會去浪費了觀眾們的時間。而隨著我國電視新聞事業發展,觀眾們對于新聞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所以缺少價值的新聞欄目是缺少未來發展前景的。
2.3 做好輿論監督工作
我國電視民生新聞受到觀眾的喜愛,這是由于自身具有的強大的輿論監督功能,能夠從人民的角度來評價與報道一些新聞事件。我們需要不斷地培養出新聞工作者的媒體意識,要掌握好新聞輿論監督的度,并不能錯誤地引導人民去過分地依賴新聞媒體。
3 結語
總之,我國電視民生新聞作為新時期的新聞種類,已經成為當前最流行的新聞種類,而在日益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中,我們需要對電視新聞制作進行不斷地研究與探索,充分認識到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且一直在改正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發展,讓我國電視新聞得到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路璐. 解析電視民生新聞的資源優勢. 傳媒觀察,2004(6).
[2] 董王芳. 民生新聞的社會構建——《直播山西》的文本解讀.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2).
[3] 孟建,劉華賓. 對“電視民生新聞”現象的理論闡釋——以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為例.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4(7).
民生新聞在形式上與傳統新聞類似,但是也有所區別,民生新聞較多的是利用先進的傳播手段,為與廣大群眾建立聯系提供了良好的互動平臺,講究新聞的時效性和互動性,拉近電視新聞與觀眾之間的距離,也提高了觀眾對新聞事件的關注度,以提高電視新聞的收視率。民生新聞以民本思想為指導思想,站在平民的角度,運用一種人文敘事的手法來描繪普通老百姓生存狀態和日常生活,有關生命的困惑。立意于民本,自然在新聞取材上也是關乎民眾的生計,將老百姓身邊的故事、大事、小事、麻煩事和民眾最關心的、有關切身利益的事,網羅進民生新聞中,作為報道的主體部分,通過記者現場調查、跟蹤報道、嵌入式體驗等靈活多樣的方法采編制作出一檔民生新聞節目,在向觀眾傳播民生新聞理念的同時,提升觀眾的素養,為觀眾答疑解惑,解決觀眾生活遇到的困難,擔負起社會賦予的輿論導向的責任。電視走進千家萬戶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是人們群眾生活中不和或缺的一種生活休閑娛樂項目。電視作為一種強勢的傳播媒體,傳播影響力和效果都不容小覷。而民生新聞正是借助電視媒介,充分認識到大眾傳媒的宏觀社會效果,以大眾傳播受眾的行為理論作支撐,在短時間內爆發式發展,從報刊等傳統媒介,轉向電視節目的制作,取得了傳播者傳播民生理念的卓著成效,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和時代的特征與社會現實的要求,找到了有別于傳統新聞的,一種傳播民本思想的新途徑。民生新聞理論的提出,對于中國電視新聞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是一種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為收視對象的的新聞樣式,帶著廣泛的人文關懷和人本思想,它的崛起體現了中國新聞自身的發展規律。
二、電視民生新聞的回歸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新聞的改革也更加深入,電視新聞的傳播功能已經不再停留于過去的宣傳以及政治喉舌,逐漸成為群眾生活的一部分,有了更加細化的分工。在上世紀90年代,電視新聞就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一系列的功能,集宣傳、監督、討論、告知、娛樂、溝通和服務于一體的新型的新聞取向,促進電視新聞功能的多元化的發展,這樣的變革背景也是促使民生新聞爆炸式發展的主要社會背景。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的今天,我國媒體的理念也悄然發生變化,從受眾本位轉化為以觀眾的收視需求為電視節目制作的主要宗旨,民生新聞的回歸正是基于這樣的硬件條件。因為民生新聞關注群體和關注事件的特殊性,能夠引起群眾的廣泛興趣和強烈的共鳴,自然收視率高,電視民生新聞正是順應了時代和社會的大潮,“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以看到,新聞也可以活潑、通俗易懂、與自己息息相關,而不像傳統的新聞形式,刻板肅穆。中國電視向大眾傳媒本質回歸,除卻平民化的傾向,新聞的形式和報道思路上也有了新的轉變,逐漸向老百姓的世俗生活靠攏。
三、民生新聞立足中國特色與時代特性
民生新聞理論是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與時代特性緊密結合,牢牢把握住時代的脈搏而產生發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中也包含了新聞的發展,新聞媒體跟上世界媒體發展步伐的同時也要與中國特有的社會環境相契合,所以,民生新聞除卻要在紛繁的世界新聞傳播理論中立足,并且脫穎而出,必須著眼于本國本土的新聞。關心社會是新聞的重要職責,而富有中國特色的民生新聞也必然能為世界復雜構架中的新聞理論開拓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國社會主義新聞本著“以人為本”的民本傾向,正是為民生新聞理論提供了理論發展的基礎,民本是中國新聞改革創新中的突破口,需要在創新中保持穩定的可持續的發展。而民生新聞理論的提出正是基于這種發展狀態,從理論上與世界接軌,通向世界性問題的解決窗口。在反映民眾呼聲的同時,不與政府立場相違背,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一直是民生新聞努力的方向,而在最近幾年的實踐中,可以看到,這種融合是可行的,具有現實意義的。電視民生新聞理論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背景中產生的,帶有很濃的中國特色和鮮明的時代特性,但其內涵卻具有十分深遠又深厚的歷史意蘊。民生新聞的觀念來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傳統思想。早在先秦的“美政”思想中就有所體現,但由于當時的社會狀態,并不適合實施這種先進的思想。因此,雖然“民本”是先秦時代政治的核心觀念,但不成熟的理論和不成熟的制度以及社會環境都制約了“民本”思想的發展,而沒有被上層建筑中所接受,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中也難以實現。在近現代的新聞媒體的發展中,民本的思想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背景,使得民生新聞在民本的思想基礎上得到長足的發展,適應現代社會的政治語境。尤其是在中國深刻變革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時代的特性,催促傳統新聞的變革,尋求新的突破口,民生新聞在原有的理念和新聞發展狀態中轉變觀念,是與時代結合的結晶,真正做到了為民眾發聲,體現了當代中國傳統民本觀念與特殊時期的特定空間結合的新聞觀念。這一觀念在中國的現實中提出并付諸實踐。能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也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與之相契合的緣故。
四、民生新聞的發展趨勢
最近幾年,民生新聞節目愈演愈烈,但是民生新聞要想要有更廣闊的發展,現今的態勢是不容樂觀的。發展的時間越長,就越難創新,內容上也愈加顯得狹隘,因此今后的出路之一在于報道內容和新聞來源渠道的擴大拓寬,不再將眼光狹隘地著眼于家長里短,應從現實的小事中,看到事件的本質,避免低級趣味的節目和同一地區節目內容同質化。在民生新聞中還可以凸顯地方特色,體現地域的特色風土人情和地域文化,不僅能增加當地觀眾的親切感,還能使其他地域的觀眾產生濃厚的觀看興趣。另外,創新不僅是在內容上的,更多新穎的,為觀眾喜聞樂見的節目形式也是民生新聞的發展趨勢之一。靈活的新聞報道形式,在增加與群眾互動性的同時,也豐富了群眾的生活,避免地方臺相互抄襲民生新聞的新形式而造成觀眾的審美疲勞。新的風格也體現在對新聞信息的處理上,以及視角的創新和主持人的獨特風格上,具有親和力的主持人和主持風格,能更好地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在語言上也更容易被觀眾所接受,增加收視率。民生新聞想要有更大影響力,公共新聞報道的加入也是今后的發展方向。觀眾的各種公共意識的覺醒都使得當今的新聞內容、形式和渠道不能滿足信息社會的要求,老百姓更多的是希望通過媒體的力量為生活中出現的困難找到切實的解決辦法。因此,民生新聞的身份發生了轉變,除了觀察者和報道者,也成為問題的追問者和解決者。
五、結語
關鍵詞:縣級電視臺; 民生新聞; 準確定位; 新聞報道
目前,黨和政府在不斷重申“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和服務理念,同時為了充分發揮電視媒體的職能和作用,對電視臺的新聞報道也做出了“三貼近”的具體要求,尤其是民生新聞節目的出現和推廣,正逐漸成為政府與群眾之間的聯系紐帶,從衛視臺到地方電視臺,民生新聞節目的收視率都在不斷攀升,這對增強電視新聞的影響力和電視新聞播出領域的拓展都起到了十分顯著的作用。因此,對縣級電視臺而言,如何在平凡的頻道環境中尋找準確的方向,更好地發揮縣級新聞節目在服務基層人民群眾、弘揚先進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的作用和職能,將成為每個縣級電視臺不斷思索和探尋問題。
1 縣級電視民生新聞節目在定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不足
民生新聞節目自出現以來就受到了廣大電視觀眾的青睞,因此在縣級電視臺也得到了快速的推廣。但由于起步晚、推廣快等因素,縣級電視臺的民生新聞節目也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報道內容的深度不夠,報道的視野有待進一步提升,因追求收視率而忽視了電視新聞節目在制作過程中的規范性等問題。
2 縣級電視民生新聞節目的準確定位與適度創新
近幾年,民生問題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各大新聞媒體通過各種途徑不斷的增加對民生新聞方面的報道。縣級電視臺如何在平凡中尋找到自己的方向,做好準確定位,創新民生新聞報道的內容和形式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
2.1 縣級電視民生新聞節目要體現當地文化特色
地域文化特色是每個地區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地區的客觀存在,因此,作為縣級電視臺在民生新聞報道中需要貼近地域特色,用最真實、最自然、最質樸的語言去表達當地的文化特色和區域特征。充分的利用地域文化特色這一優勢來推進民生新聞的發展,使民生新聞能夠弘揚當地的區域文化。
2.2 民生新聞要體現主流意識,同時貼近百姓生活
相比中央、省級電臺來說,縣級電視臺是最易傾聽民聲、表達民意的媒體。縣級電視臺在民生新聞節目報道中,要結合當地的地方政策,關注社會的主流思想和主流問題,使主流新聞地方化,更貼近本地的群眾的日常生活。同時既要實實在在的走到群眾生活中去挖掘新聞素材,還要不斷的從黨政部門獲取有關民生的政策和信息,為百姓進行解讀,只有這樣才能使民生新聞節目辦得更扎實、更貼近群眾,從而增強民生新聞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樹立縣級民生新聞的權威性。具體說來,縣級民生新聞節目的欄目組,一方面要積極從基層民眾中尋找新聞線索,另一方面也可以從當地政府部門搜集民生新聞線索,這是縣級民生新聞節目在“平凡”中尋找方向的重要策略。
2.3 站在百姓的角度為老百姓講心里話
民生新聞要體現民生,報道老百姓關心的事,用百姓的視角看問題,這樣才能夠講出老百姓的心聲。如果在許多民生新聞的報道中,用過于官方的語言闡述新聞事件,這就和民生新聞體現的主旨有了偏差,不易于被百姓接受。作為縣級電視臺需要適應百姓的收視習慣,用百姓樂于接受的語言和形式制作節目,從而增強百姓的認同感。例如,齊魯電視臺的《拉呱》節目,它是用山東觀眾熟悉的方言和山東快書,講述著山東大地上發生的大事小情、乃至家長里短,就象山東人在沒有電視等傳媒設施之前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拉呱”,這樣就拉近觀眾與電視、與節目的距離,消除陌生感和神秘感,讓觀眾感覺到節目真正的站在百姓的角度跟百姓“拉呱”,替百姓說話。《拉呱》節目正是通過運用這種極具親和力和感染力的新穎形式,最終贏得了觀眾的廣泛認同。
3 縣級電視臺民生新聞節目的發展策略
基于縣級電視臺的特殊優勢,在進行民生新聞節目的制作過程中要做好準確定位,使民生新聞能夠站穩腳跟,同時又要跟得上時代的節拍。
3.1 縣級電視臺的民生新聞要增加服務功能
民生新聞被親切地成為“老百姓自己的新聞”,可見民生新聞和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這就要求民生新聞在進行報道時要充分體現新聞的服務功能和價值,盡可能的為老百姓提供有價值的新聞信息。滿足百姓需求的信息不能局限為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等事情上,應該放寬視野,明確與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政策信息和服務信息。比如,縣級電視民生新聞節目,既可以與交警大隊合作,開辦交通安全宣傳板塊,提高社會大眾的安全知識、對不文明的交通行為進行曝光;也可以與環保部門聯合開展環保宣傳活動,增強公眾的環保意識;還開始與民政部門聯合開展愛心捐助活動等。除此之外,針對“我國經濟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各種政治經濟大事與人民的關系將會更加緊密”這一實際情況,民生新聞報道時還要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積極推動新聞的政策引導性和服務性,不斷挖掘新聞的認知以及教育功能,構建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平臺,使各種惠民政策能夠落到實處。
3.2 縣級電臺民生新聞節目要突出人文關懷
縣級民生新聞之所以能夠有較高的收視率,是基于它的平民意識,民生新聞所占的角度更接近百姓,運用更貼近民眾生活的語言和眼光進行新聞事件的報道,對于百姓的生活和百姓疾苦都能給予最真切的報道,體現了對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懷,拒絕華而不實。民生新聞更多的是對弱勢群體的關心,用公眾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對與民眾生活相關的事件進行真實報道。縣級電視臺要利用貼近百姓生活的優勢傾聽百姓呼聲,善于化解社會矛盾,為安定百姓生活和維護社會穩定做貢獻。因此,民生新聞節目要抵制過度的娛樂化、商品化和低俗化,反對唯收視率至上論。同時還可以采用“電話參與”、“有請當事人”、“街頭采訪”、“短信互動”、“微博互動”等形式傾聽民意,架起與平民良性溝通的橋梁。
3.3 縣級民生新聞報道應引入深度報道的方式
新聞報道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視角、語言、深度的選取都影響著新聞的傳播效果。縣級電視臺的民生新聞要秉承大眾喜聞樂見的質樸語言進行信息的傳達,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報道的語言就要浮于表面。很多主持人采取調侃的方式,雖然活躍了氣氛,但并不是每一個人、每一檔節目或者每條新聞都適用,如果用得不適會讓觀眾覺得不舒服,缺少深度,甚至有損欄目以及電視臺的公信力。民生新聞要進行創新,可以嘗試進行內涵的縱深拓展,擴充聽眾進行理性思考的空間,對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的解讀,形成主流的價值觀念,力求形成良好的社會影響。例如,縣級民生新聞節目可以對住房貸款、社會醫療、工資改革、股票市場等重大社會問題深入闡釋,將會有利于收視效果的提升,增強節目的社會影響力。
3.4 縣級民生新聞要突出個性化和差異化
伴隨民生新聞節目的不斷擴充,各種直播、快報式的民生新聞節目隊伍越業越大。全國各個縣級臺、地方電臺乃至省級電臺的好多民生欄目主持風格、報告內容、欄目結構有些相似,個性化的發展態勢不顯著。然而,這正是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短板”。想要取勝就要謀取差異化發展的路徑,開辟新的市場空白點,吸引更多的受眾群體。在山東的民生新聞中,常常會見到“原生態”和“直播”的鏡頭。記者和攝像將采訪的整個過程記錄下來,不刪除之前做新聞節目時會被剪掉的頭尾及鏡頭中各種突況等畫面,采用原生態的記錄方式,給觀眾一個“直播”的新聞過程,讓觀眾對新聞節目采訪時的神秘感有了了解。這些通常被認為會損害節目質量的鏡頭,因為讓觀眾有了身臨其境或感同身受的感覺,反而成了節目中的亮點。
現在的節目電視不僅僅是移動的圖畫,而是一扇窗口。觀眾通過電視機前的鏡頭,觀看著外面的世界。因此,基層的縣級電視臺,要在欄目策劃過程中也應深入研究受眾心里,加強差異化設計。不僅要融合地方的本土特色,還要在了解受眾群體的心理特征和掌握新聞傳播規律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新聞欄目的創新,形成自身特有的優勢,從而打造出百姓喜聞樂見的全新民生類新聞欄目。
4 結語
綜上所述,縣級電視臺的民生新聞節目的準確定位是非常重要的,縣級電視臺應當結合當地的實際,在堅持創新和發展的同時,將民生新聞節目的報道重點放在基層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當中,做到“取之于民、服務于民”,強化民生新聞節目的服務職能和宣傳職能,才能實現新聞節目自身價值的提升。民生新聞節目在貼近民生、關注民情的同時,拉近了當地群眾與電視臺的距離,才會更有利于縣級電視民生新聞節目的創新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柯仙爐. 地方臺電視民生新聞欄目的采編定位與拓展——以南平臺《今晚九點半》擴版為例. 東南傳播,2010(7): 170-172.
[2] 成曉麗. 電視民生新聞節目的特色定位——以《8858新聞眼》為例. 青年記者,2010(6):61.
[3] 譚冬雪. 淺析民生新聞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學理論,2010(32):122-123.
[4] 王強. 電視民生新聞的誤區及對策. 新聞世界,2010(10X):77-78.
關鍵詞:功能性排斥;結構性排斥;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是一個與制度建設、經濟發展、社會管理、文化心理等密切聯系的綜合性問題,來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保障各方面的社會排斥使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多重邊緣化”的境地,成為他們融入城市不可逾越的藩籬。在社會排斥理論中,對社會排斥的劃分類型有多種方法,根據社會排斥成因的構成,可以將其分為功能性排斥和結構性排斥。本文依照這種劃分方法,從功能性排斥與結構性排斥兩個視角來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障礙的形成原因。
一、功能性的社會排斥
功能性社會排斥不是由于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等客觀的、固有的、不易改變的結構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被排斥群體(組織)或個體自身的原因所形成的社會排斥。對農民工而言,功能性的社會排斥主要可分為人力資本缺乏造成的社會排斥和社會資本缺乏造成的社會排斥兩種。
1、人力資本素質不足:功能性排斥的內生根本性約束
在現代工業社會里,人力資本具有比物質資本、貨幣資本更高的投資回報價值。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高中及以上農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其中,外出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我國農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也就是說從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來看,目前我國農民工的文化程度總體程度偏低。
從外出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情況看,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個百分點。其中,接受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接受過農業技能培訓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都參加過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年齡層次越低,接受農業技術培訓的比例也越低。也就是說,在我國沒有參加過任何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多數,青年農民工參加農業技術培訓的比例低。
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年齡結構較輕、健康狀況良好、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人力資本特質,但不能否認的是,相對于城市里普遍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擁有各種專業技能的同齡人來說,這一群體仍存在人力資本不足的普遍特征。
2、文化與社會認同感的缺失:功能性排斥的隱性意識形態約束
由人力資本素質不足所間接引致的社會認同感的普遍缺失以及消極的自我認同也成為阻礙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隱性意識形態約束。如同其他流動人群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生活過程中幾乎沒有主動選擇自我身份的途徑,只能被動地接受并認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所強加給他們的制度性身份。這種“城里人”對待“外來者”的特有的排斥方式,使得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有著強烈融入城市的意愿,但也只能以“過客”身份自居,找不到屬于“自我”的歸屬感。非“城市人”的先賦身份,自我歸屬感與社會認同感的缺失,使得新生代農民工不自覺地回避與城市市民交往的機會,偏向于內群體交往,更進一步阻礙了其融入城市生活。
二、結構性的社會排斥
除了稟賦條件約束下的內生因素外,政策、來自制度的外生性約束也是新生代農民工遭遇社會排斥的重要成因。
1、戶籍制度:結構性排斥的元制度
以戶籍制度為依托的各種帶有城鄉“二元分割”色彩的制度,以及附著在戶籍制度之上的各種顯性或隱性的社會福利是造成農民工遭遇結構性社會排斥的元制度。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農民工的身份定義一直是模糊的。擁有農村戶籍,但在城市務工、生活的非農非工的特殊身份,使得人們無法將其納入慣常社會場域中的任何一類群體,只能將其定位于特殊的“邊緣群體”。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之外,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2、就業制度:結構性排斥的衍生制度
以僵硬的戶籍制度為基礎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將城市勞動力市場人為地分割為一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戶籍身份的限制使得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父輩一樣,只能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尋求就業機會,這類市場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最低工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動保護和勞動監察、工會和基本福利等城市制度化管理體系相脫離,他們往往通過各種非正規渠道被個體、私營企業等非正規用人單位吸納,在那里,絕大多數都未與用人單位建立起正規的勞動關系。非正規就業將農村流動人口鎖定在單純的勞動力上,沒有給予同等的其他權益和發展機會,比如教育和培訓機會、晉升機會等。機會的欠缺和不公正,顯然不利于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發展。
3、社會保障制度:結構性排斥的強化制度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在計劃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所以社會保障制度更多得偏向于城市居民,這就造成了社會保障覆蓋面狹窄,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的現狀。對于農民工而言,邊緣人身份使他們既無法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社會保障,又往往因為頻繁的流動無法順利實現作為農村居民應有的社會保障權益,陷入了社會保障制度極度缺失的“真空地帶”。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從事著高強度、高危險的工作,疾病、工傷、失業等多種生活風險發生的幾率高于城市工人,更需要城市社會保障的援助和保護,但是農民工由于戶籍身份的限制,無法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資源,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體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