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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在本世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解決好經濟增長與就業這兩個重要問題。一方面，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高度重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另外，我國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就業問題始終是國家關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對外投資創造的各種效應來增加就業機會、解決就業問題。于是，下文擬從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兩方面來探討對外投資的經濟效應。
1.經濟增長效應
(1)生產要素配置效應。生產要素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源泉，而我國生產要素結構比例嚴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于是，必須通過國際交換，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為此，對外投資將發揮重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國外自然資源。中國是一個自然資源比較短缺的國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氣、森林、橡膠、銅鐵礦、等重要資源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別是石油天然氣則是我國未來發展的戰略稀缺資源，現在已經在大比例地進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的進口依存度將接近或超過50%（江小娟，2004），這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我們不能完全依賴進口，因為它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通過對外投資參與國際資源開發，與那些資源豐富但缺少開發能力的國家合作，并且擁有對稀缺資源的股份，以保證我國重要資源供給的長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國外先進技術。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綜合技術實力還是比較低的，人均技術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為止，我國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主要方式是引進資金與技術，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僅憑國外引進已遠遠不夠，對外投資可通過兩種方式來利用國外技術資源。一種是國內有實力的大企業到海外人力資源密集的地方設立研發中心或者設計中心，這不僅可以利用和發展原有的技術優勢，還能夠保持和尋求新的技術優勢（馬亞明等，2003）。另一種是到海外收購或兼并有核心技術的國外企業，通過利用已有的核心技術、顧客資源和品牌優勢，我們可以提高技術效率和技術競爭優勢，從而縮短時間、降低風險，迅速獲取經濟效益（李蕊，2003）。③獲得更多國外資本。中國對外投資極大地拓寬了利用國外資本的渠道，因為它不僅增加了我國的外匯收入，而且從東道國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到大量資金，由于實現了資本積累，從而突破了企業發展的資本瓶頸，結果企業可以擴大經營規模、優化資本結構、促進技術升級，實現企業良性發展。
(2)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經濟工作的重點，由于我國還未實現工業化、信息化與現代化，加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必須抓住對外開放的契機利用對外投資來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①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與升級。現在國內有相當一部分產業生產能力過剩，經濟效益不好，企業發展滯緩，這主要是因為國內商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歸因與產品的質量、層次與水平。其實傳統產業的大部分產品適應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通過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這些生產能力，將使這些資產繼續發揮作用、促進國內結構調整，減輕國內企業困境。②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面對世界科技的迅猛發展，一國的綜合國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技發展水平，而高新技術則是其集中體現。然而，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大量的技術開發投入，許多生產項目需要巨額投資，如果小批量生產，不能彌補前期的大量投資，企業就不會有投資的積極性。我國國內市場雖然容量巨大，但相對于一些高新技術產品，國內需求不足，必須以全球市場為目標，才能進行大規模生產和經營。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到國外市場與對手一起競爭將加速我國企業的技術進步，與此同時，國外企業的技術擴散也為我們高新技術發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業效應
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對外投資則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一條主要途徑。它對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一是刺激效應，二是置換效應。前者是指對外投資導致國內就業增加，后者則是指國內就業被國外替代造成就業減少。對外投資主要通過增長出口來刺激就業，它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越來越明顯，它的作用機制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企業的跨國經營特別是對外投資辦廠首先會帶來資本品的出口，從而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出口，這必然會給國內就業產生拉動作用；第二、對外投資中的境外加工貿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從國內進口，增加了對國內產品的需求，關聯產業的就業需求增加；第三、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國際化競爭力增強，加深了對國際市場的了解，擴大了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從而會拉動對母公司產品的出口，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就業；第四、我國對外投資多以制造業為主，相對而言，服務業的發展比較滯后，而在國外投資的競爭壓力將會提高我國的服務水平，由于服務業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增加就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伴隨對外投資規模的逐漸擴大，將對我國就業產生積極影響。
就對外投資的置換效應而言，目前在我國的作用效果并不明顯。因為對外投資對就業置換效應的強弱與母國對外投資的動因有密切關系，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動因是尋求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而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原因是帶動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國外資源，使生產要素配置更趨合理，再加上我國本身所具有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在長期內不會改變，這決定了我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不會舍近求遠，而會充分利用這個比較優勢。所以對外投資對我國就業的置換效應很小。總之，對外投資不會減少國內的就業需求，相反會因為對出口的帶動和服務業的刺激而擴大關聯行業的就業需求，所以對外投資有明顯的就業正效應。
二、目前中國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
1.宏觀規劃和管理不夠完善
由于國家及政府鼓勵和支持國內有實力的企業到國外投資，所以許多不具備條件的企業也急于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但它們在企業制度、技術能力、人力資源、品牌優勢等方面均未達到進行國際經營的實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規方面還存在諸多不健全之處，同時對企業到國外投資的資格認定、業績評估、過程管理等方面也還有許多不完善，造成了對外投資的企業水平參差不齊，導致企業未達到對外投資的預期目標。
2.企業規模普遍較小
雖然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規模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與國外企業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競爭中常常處于劣勢。企業的投資規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規模經濟的形成和市場競爭力的有效發揮；另外工作人員少，大多數企業只有幾人或十幾人，很少有幾十人的，致使他們難以進行有效的分工與協作，導致企業很難沿著正常軌道順利發展。
3.技術研發能力薄弱
由于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規模較小，資本相對稀缺，用于技術研究與開發的資金并不充裕，特別是對外投資主體多以資源開發和貿易性開發投資為主，它們缺少技術創新的動力與壓力，另者，我們對海外企業人才的培養也不夠重視，缺乏高素質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結果我國對外投資行業的核心技術、創新水平、國產化程度并不高，核心技術仍來自于國外，自身沒有升級換代的能力，這意味著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場形式變化時沒有回旋余地。
4.企業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歷史不長，經驗不多，所以對海外投資的管理存在許多不足。首先，中國對外投資的大部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它們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學合理的選人、用人及人員變換機制，多數民營企業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其次，對企業財務管理不規范、不嚴格，缺乏一套科學有效的風險控制制度；再次，企業投資決策欠妥。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缺乏足夠市場調研，對市場需求和產品規模論證不夠，投資企業的產品存在著市場需求較小或生產規模不經濟問題，對重大事項的定奪缺乏影響力，在選擇合作伙伴方面經驗不足；最后，對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往往存在著經營者謀取私利而損害企業利益的行為。
三、促進中國對外投資良性發展的對策
1.加強政府宏觀規劃和管理，為企業對外投資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要防止“定指標”“下計劃”式的發展方式，避免盲目發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競爭力和長期發展潛力為目的，講求實效；同時政府要簡化審批手續，完善登記制度，加強對企業海外投資項目的監管
2.制定和完善促進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
盡管我國已經出臺了許多規章制度來規范對外投資企業的行為，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和國外投資狀況的不確定性，我國的企業還面臨著來自諸多方面的風險。國家應鼓勵支持國內有實力的各種投資主體開展對外投資，并在企業融資、稅費負擔、權益保護等方面給予配套支持；另外要為企業提供風險分擔機制，形成境外投資風險保障機制，鼓勵企業前去投資。
3.加強企業自身建設，積極推進企業改革
要實現對外投資的健康快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業自身素質，從根本上增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具體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幾項工作：其一、以現代企業制度為標準強化企業制度建設，形成企業多方利益主體的制衡機制，借鑒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的經驗，逐漸改進完善企業制度；其二、加大企業研究開發和技術創新力度，將自我技術創新同技術模仿改進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其三、形成人才選拔、任用、轉換、培訓等一整套良性循環機制，使我國在同國外公司的競爭中始終保持人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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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其次的疑問在于，日本對華投資金額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對中國投資最多和增長最快的1995年為例。這一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為44.78億美元，僅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8.7％，占日本對亞洲投資總額的36.2％，而僅占日本對美國投資額的19.8％，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還不到對美國投資額的1／5。如果有影響，也只能說明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就業水平的影響很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日本的失業率卻在降低。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2004年失業率為4.7％，2005年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數出現了1997年以來的首次增加，同時青年就業人數增加，2005年，25歲到34歲的失業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業率為4.0％，6月份完全失業率為，完全失業者數比前年同月減少2萬人，就業人數比前年同月增加20萬人。由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誘發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進口”效果，反而帶來了日本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對外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理論分析與日本的現實
在分析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具體影響時，我們先來分析一般條件下的情況。所謂一般條件，就是指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直觀地看，對外投資就是將國內即將用于或已經用于生產的資金或生產資料裝移到國外，我們將這些資金或生產資料統稱為資產。不難理解，如果這些資產在國內進行生產，勢必要在國內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國內的就業，然而對外投資減少了這部分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一個方面。同時，這些資產的轉出就意味著已經存在的或即將存在的生產活動的轉出，則本來或潛在以這種生產為原料供給對象或產品銷售對象的生產者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它們的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二個方面。很明顯，以上兩者都是負面的影響。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還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即通過向國內購買原材料或中間產品增加本國的就業，這就是一些學者談到的擴大出口效應。不過問題是，如果這些生產者仍在國內，它將向國內購買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即使考慮到對外投資使生產規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間產品，此時向國內的購買量也不會大于在國內時向國內的購買量。可見，擴大出口的效應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難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負面影響。因此，總的來看，在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下，對外投資應該減少國內的就業。在此，我們特別強調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因為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上面的結論將不再成立。非經濟平穩發展的極端情況亦即經濟過熱和經濟低迷。在經濟過熱時，對外投資減少的就業會立即被吸收；在經濟低迷時，對外投資根本就不減少就業。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外投資不會對國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在此意義上甚至應該理解為增加了就業)。
作者認為，基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的背景，日本當時的經濟現實就屬于經濟低迷。從國內大環境來看，由泡沫破滅導致的不良債權問題日益突出，銀行惜貸現象嚴重，以致企業破產增加，就業環境惡化；就業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國民的不安心理，導致消費需求下降，企業生產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萎縮，雇傭人員進一步減少。可以想象，面對國內的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那些對外投資的企業即使待在國內也不可能創造就業，而只能造成資源的浪費。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國內的企業的開工率都十分低下，不僅不能通過擴大生產來增加就業，反而還在競相裁減員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業聚集的東京大田地區，制造業的就業人數比泡沫破滅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廠數目下降了25％(國家信息中心，2004；傘鋒、曾浪，2005)。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日本對外投資的企業不存在對國內就業的前兩種負面影響，而其第三種正面的影響卻在整體上顯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沒有破壞國內就業，相應地，日本近年來對中國投資的迅速發展也沒有降低其國內的就業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響，應該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
四、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沒有惡化日本就業：一個實證的證據
對于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引起日本國內就業惡化的言論，還可以在計量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反駁的證據。我們的做法由兩個步驟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沒有下降則沒有必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下降與日本對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之所以用制造業作研究對象，是因為近年來日本對中國投資以制造業為主體。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變量，則是考慮到，如果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沒有下降，即使制造業就業下降也沒有必要關注海外投資對日本就業的負面影響，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對中國投資是否影響了日本的就業。
首先來看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變化。從圖2來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長的一個時間內，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始終處于一個下降的狀態，這符合了上面所說的進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這里也有問題：長期持續的比重下降很難與對中國投資建立密切的關系，而總就業與制造業就業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對于第二步的工作，我們通過檢驗下面的
回歸模型來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為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FDI為日本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t為時間。考慮到日本對中國投資對其國內就業的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性，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3個滯后變量。經過對E和FDI的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發現兩個變量都具有1階單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檢驗結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計中我們采用兩個變量的l階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們對日本國內的就業沒有影響；FDIt-2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但由于其系數為正值，不僅不能證明FDI對日本國內就業有負面作用，而且還顯示了FDI與日本國內就業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日本國內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對日本就業下降原因的進一步認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日本近年來(主要是90年代)的就業惡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的狀況。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也就不得不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國內經濟的狀況導致了以終身雇傭為主的原有雇傭制度的變化，使很多原來的全職工作變成了兼職工作。因此它使企業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同時又消除了其裁減員工的障礙，故而導致了國內大量的失業。其次，在國內經濟狀況、自身發展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等因素的影響下，日本需要也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身也會帶來一定量的結構性失業。正像一些日本經濟學家指出，日本的就業市場近年來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傳統產業由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或資源轉移等原因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而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卻存在勞動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原來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所賴以存在的外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
如果要說中國對日本就業有所影響的話，那么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奪走了日本的外需應是最為突出的因素。中國大量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國內的生產不得不減少，因而促使其就業水平下降，但這與日本對中國投資的變化無直接關系。所以，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對外投資是其必然的要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決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使自身經濟重新步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就業狀況惡化的問題。
內容提要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造成母國就業狀況惡化的評論曾經甚囂塵上。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方面的分析結論表明，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母國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而非對華直接投資。
關鍵詞日本對華投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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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1984—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年均增長13.9%。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0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5.3億美元，同比增長93%。中國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122.6億美元，首次超過100億美元，同比增長123％。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572億美元。
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
2007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87.2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以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1億美元，占我國同期投資總額的32.6%。
2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
盡管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對外直接投資仍處發展初期，同樣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2.1對外投資企業缺乏對外總體發展戰略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初級階段，還未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總體發展戰略。首先，我國有些企業從事對外投資不是生產經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而是帶有某種試探性、偶然性。這些企業對外投資是因為遇到了某個投資機會，或是為了獲得海外投資所帶來的稅收的減免。其次，我國更多的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仍是擴大出口市場，增加出口創匯，而不是依據企業全球化發展戰略的實施計劃而進行投資的。這樣投資的結果往往是企業只注重短期效益，走一步說一步。這樣企業海外發展的持續性和全體布局性就較差，也將導致企業在全球市場的長期競爭中缺乏后勁。
2.2企業體制因素導致境外投資失敗
在我國，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的缺陷，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另外，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技術標準以及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都與國際慣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國外競爭中處于劣勢。
2.3雖然擁有不少的適用技術但缺乏核心技術
我國企業，在很多領域擁有不少“適用技術”，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足。對于許多引進技術缺乏吸收消化，創新不夠。即使是當前非常看好的家電行業，許多產品特別是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
2.4符合國際化要求的跨國管理人才缺乏
從整體上看，我國派往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缺少從事跨國經營所必備的，既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能，又通曉國際商務慣例，國際營銷知識和外語水平的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缺乏一整套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許多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現代人力資本觀念，對人才資源管理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層次上，導致外派人員專業能力和積極性都不高，遠遠不能適應跨國經營對人才需求的競爭需要。
2.5投資規模以中、小型為主，在國際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偏低
不僅投資總量上我國與國外存在顯著差距，從平均水平上來看，發達國家單一目的跨國投資的平均金額是以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450萬美元，而我國境外企業中方投資100萬美元以下的占90%，500萬美元以上的只占23%。這種投資規模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經營規模是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國的境外企業除了海爾、華為等少數企業外，大多數跨國經營企業投資規模過小，缺乏國際經營經驗，因而在經營中常常因資金、技術的缺乏而失去競爭力和投資機會，勢單力薄難以抵御風險。
2.6市場信息掌握不充足，缺乏對投資項目的深入了解
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需要了解很多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市場供需情況，行業競爭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等方面。如果我們沒有深入了解，考慮全面，那必將給企業的經營帶來許多麻煩。例如，TCL收購法國的湯姆遜彩電業務后，在對公司的整頓時需要辭退1000多名員工，但因此舉違反了雇員方面的法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得不將其在中國內地市場的電視機利潤補貼到湯姆遜的業務中。
2.7企業品牌意識薄弱
我國“走出去”的企業很多只做“貼牌”生意，企業缺乏世界知名品牌。我國企業的品牌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品牌相比，其品牌價值的差異十分懸殊。如2004年我國品牌價值最高的海爾的品牌價值612.37億人民幣，而排名世界品牌價值第一位的可口可樂的品牌價值是673.9億美元，是海爾品牌價值的9倍多。同時，我國企業品牌保護意識薄弱，很多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被國外的公司搶先注冊，失去了受法律保護的合法權益。
另外，還存在監管體制不暢、相關法律體系不健全等問題。
3應對策略
3.1引導企業科學地制定自己對外投資的長期發展戰略
對外投資企業要科學地制定自己長期的發展戰略，首先，必須充分掌握同行業的國際生產經營信息。在對本行業世界市場行情、各國生產經營情況充分了解的基礎上，設計和開發出自己的優勢和特色領域，對企業的對外投資進行準確定位。其次，要分析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投資能在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上產生怎樣的優化組合效果。分析時要具有全球化的觀念，應注重總體的對外投資效益，而不能只看投資于某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益。可能投資于某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益并非理想，但卻能為其他投資項目帶來更新的技術和更科學的管理。因此，在規劃中，要合理確定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投資戰略，不同國家采用不同的戰略，大處著眼，總體布局，這樣才能使企業的對外投資工作有條不紊地長期發展下去。
3.2建立支持體系
重要的是體制支持。要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企業境外資產的內部治理機構。同時，結合《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簡化審批手續，提高審批效率。審批要做到規范、透明，妥善解決目前在審批過程中國務院部門間的協調問題，建立良好的工作機制。應對審批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將審批制改為審批和備案制相結合，對以自有資金或商業銀行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原則上實行備案制。
3.3企業應積極進行技術創新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
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加強科學研究，實現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各國企業獲得高額利潤、爭奪市場、提高競爭力的手段，而研究與開發的全球化則是企業追求技術創新和持續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新產品、新技術的研制費用、難度和風險也相應增加；另一方面，產品標準化趨勢則不斷加強，新產品的生命周期縮短，即使是實力雄厚、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也難以單獨承擔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以及由此而來的巨大風險。因此，研究與開發的全球化推動了技術創新的過程。
3.4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跨國管理人才
發展國際化經營管理，不僅需要金融、法律、財務、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更需要有戰略思想和熟悉現代管理的經理人才。人才不足是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國際化經營規模、提高國際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我國要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的不足。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3.5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堅實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
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可以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而市場占有率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直接表現形式，是衡量企業核心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名牌、品牌已成為企業競爭力、增值力、后續力大小的體現。名牌一般要具有可靠的質量，極高的知名度，從而給企業帶來可觀的市場占有率。假如說企業品牌決定企業當前的利潤和戰略，那么名牌戰略則決定企業長遠生存發展戰略和未來持續增長的能力。比如，海爾重視品牌的打造并真誠為客戶創造價值；可口可樂、雀巢等許多跨國企業為樹立良好品牌形象，培育顧客的品牌忠誠度不惜重金，這也正是這些企業能夠經久不衰的“秘密”；索尼公司曾寧愿放棄在美國十年的利潤，也不愿將“SONY”品牌轉讓。因此，建立保證品牌發展戰略的管理體制，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同時提高品牌價值，提高企業市場占有率，培育企業持久的核心競爭力，對于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意義。
3.6以市場為導向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和產品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借鑒國際經驗，要以市場為導向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我國企業經營一些具有鮮明特色的產品，如中式菜、中藥、絲綢等，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并具有不可模仿、難于替代等特性。例如，青島啤酒，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非常喜歡，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這樣的產品進行海外投資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國際廠家的青睞及信任，并能成功吸引更多資金的注入，能夠增加企業在國際的競爭力。
除了上述幾點之外，應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完善監管體系、完善服務體系，加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防范等等相關工作。
中國企業在整體上目前仍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因此，深入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采取相應的措施，對提升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有著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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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石油屬于不可再生的能源，但是卻對當代全球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僅被廣泛用作民用動力燃料，還被當作國防武器的燃料。因此，石油可以說牽動著全世界的目光，“黑色黃金”這一稱呼就形象地比喻出了石油的重要意義。但我國由于自然條件所限，石油儲量并不豐富，所以實施“走出去”戰略就成了必然。可是雖然近幾年我國的中石油等三大公司海外開拓和海外收購行動都頗為頻繁，但盈利情況卻不容樂觀。“因2010年年底至今持續的中東和北非政治動蕩一直沒有平息，直接導致旗本文由收集整理下某鉆探工程公司在利比亞和尼日爾等6個較大的海外項目合同中止，預計損失12億元。”
1. 海外投資管理的問題
隨著我國石油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石油加大了海外投資的規模和速度。但是，這些投資卻并未都帶來可觀的收益，有的甚至產生了極大的損失，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石油工作者深入思考的問題。
1.1海外投資經驗不足
中石油的海外投資大多屬于海外油氣勘探投資。這種投資具有風險高和投入高的特點，通常一口探井就會投資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美元。但是當前國際上那些質量高，風險小的油田基本上已經被西方的石油巨頭壟斷。中石油只能將投資用于中東和非洲等風險較高的地區，而要想進入那些已經被瓜分完畢的地區，則需要付出相當高額的成本。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大了中石油海外投資的風險。
1.2 決策失誤
造成中石油海外投資決策失誤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我國的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國政府的海外投資政策缺乏系統性和穩定性。導致中石油海外投資的管理并沒有相應的政策和管理條例作為指導和依據；其次是中石油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對具體項目的可行性缺乏足夠的分析，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也缺乏高效和靈敏的分析與應對。
1.3 人才儲備不足
由于我國石油“走出去”戰略實施的時間不長，所以缺乏高素質的專業人員，這導致中石油在海外投資中經常要交付昂貴的“學費”，使公司和國家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2. 可行性對策分析
針對上面中石油海外投資所出現的問題，筆者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和研究，提出了以下幾點具有針對性的建議。
2.1 積極吸取各國的成功經驗
積極吸取西方國家石油企業跨國投資的成功經驗，要建設一個高效而準確的信息系統，以確保我們石油公司可以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占據先機。同時，要聘請有資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對海外投資意向做細致的評估，為投資額的確定提供準確的依據，確保我們的投資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2.2 科學決策
政治風險是中石油海外投資遭到損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投資之前同目標國政府的協調就顯得十分的重要，甚至可以成為決定投資成功與否的關鍵。中石油貫徹國家“走出去”的戰略，應該盡可能與目標國政府多做溝通，盡量得到該國政府的支持與幫助；同時還要加強決策的科學性，比如選擇在最恰當的時機開始投資，合適的時機不僅能夠增加投資的收益，有時甚至還會成為決定投資成敗的決定性因素；第三，要在投資后迅速進行資源整合，在投資中所獲得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都要進行充分的整合，使中石油能夠與對方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在未來的發展戰略上達成共識。千萬不要在投資完成后就認為是萬事大吉，可以高枕無憂了，要及時處理好投資后的一些相關的具體細節，以及創新管理，更新優化結構等問題，盡最大努力來回避投資的“后遺癥”。
2.3 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要加大人才的培養力度，中石油要想實現海外投資利益的最大化，高素質的人才團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不僅要培養出高水平又精通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投資專家團隊，還要打造一支優秀的海外投資管理隊伍，使我們員工的整體素質能夠得到不斷的提高；
總結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現狀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特點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穩步增長
從對外投資流量方面分析，2002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27億美元，2002年到2011年以年均44.6%的比率穩步上升，實現了年度數據以來連續十年的增長。對外投資存量一直以來都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從2002年的299億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4247.8億美元，10年時間增長了約13倍，年均增長率達到31.48%。
（二）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對外投資規模仍然偏小
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當年流量的4.4%，居于全球當年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排名的第六位。不過同發達國家差距仍然顯著，以2011年為例，美國、日本、英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分別為中國的5.31倍、1.53倍、1.43倍。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年末存量為21.17萬億美元，占全球當年存量的2%，居于全球第13位。存量規模遠低于發達國家，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相當于美國、英國、德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3%、24.53%、29.46%。
（三）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以非金融類為主
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8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其中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0448億美元，同比增長47.1%；境內投資者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為1845億美元，較上年增長35%。2011年末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3573.9億美元，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673.9億美元。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特點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拉丁美洲
2011年，中國企業投資流量相對來說比較集中，從地區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區域為亞洲、拉丁美洲，所占比例分別為62%、16%。中國對歐洲的投資實現連續三年高速增長，占流量總額11.1%；中國對大洋洲的投資為33.2億美元；對非洲的投資快速增長，達到31.7億美元；對北美洲的投資略有下降，為24.8億美元。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
按照資金投向的東道國來看，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投向的國家或地區及其分布比例為：中國香港所占比重為47.8%，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地所占比重為分別為8.3%、6.6%，世界其他地區所占比重為31%，資金主要流向法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國家。
（三）中國對外投資八成以上流向發展中國家
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或地區的投資為612.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82%，流向發達國家經濟體的投資為134.2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8%。中國對主要經濟體投資快速增長，其中對歐盟的投資為75.61億美元；對東盟的投資為59.05億美元；對澳大利亞投資為31.65億美元；對美國投資18.11億美元；對俄羅斯投資7.16億美元。
三、中國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特點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
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六個行業累計投資存量為3779.9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89%。從行業分布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依然是租賃和商業服務業；排在第二的行業是金融業；采礦業以微弱的差距排在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批發和零售業。
（二）中國對世界主要經濟體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行業分布方面覆蓋面廣且集中程度高。對外投資最集中的六個行業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是所有行業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投資存量達到1070.2億美元，主要流向中國香港和歐盟；金融業在投資存量中所占比重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以微弱差距名列第四位。
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特征
（一）境內投資者逐漸多元化
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者達到13500家，將境內投資者按照登記注冊類型分類，從企業數量上看，有限責任公司數量在對外投資企業中所占比重最大，為60.4%。位列第二的是國有企業，所占比重為11.1%。從境內投資者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是開展對外投資最為活躍的行業，所占比重為42.7%；其次是批發和零售業，占 22.9%；；再次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5.2%。
（二）境外投資者多集中在亞洲地區
2011年，中國境外企業覆蓋率為72%。其中在亞洲和非洲地區境外企業覆蓋率最高，分別達到90%、85%；其次是北美洲和歐洲，投資覆蓋率分別為75%和71.2%；再次是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投資覆蓋率分別為57.1%、40%。
參考文獻
[1]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R].中國統計出版社.
[2]王雯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機遇與策略研究[D].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
關鍵詞：中印相互投資 關聯性
中印兩國的相互投資的聯系程度究竟如何，是否關系正常，是否有著寬廣的合作。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利于中印兩國相互投資的良好發展。
一、FDI集中度指標的引入
集中度指數用于表示雙邊FDI輸出（入）的聯系程度。以 i 國對j 國的輸出集中度指數FDIij 為例，計算公式如下：
FDIij = （FDIOij / FDIOi） / [FDIIj /（FDIIW- FDIIi）] （O=Outflow， I=Inflow）
FDIij 是FDI 輸出集中度指數，（FDIOij / FDIOi）是指i國總FDI 輸出里向j國的投資所占比重，FDIIj /（FDIIW- FDIIi）是指除了i國的FDI輸入額以外全世界FDI總輸入中j國的輸入所占的比重。該指數大于1時表示兩國間的聯系強度較高，相反，小于1時聯系程度相對較弱。
二、中印FDI 輸出集中度指標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2007年-2011年中國FDI輸入量和輸出量均大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印度于2009年以后輸入量和輸出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中國吸引外商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數量又明顯高于印度，同時呈穩定上升趨勢。
表2和3的中印兩國 FDI 輸出集中度指標的數據顯示，中印兩國FDI輸出集中度指數均遠遠低于1，說明兩國相互間的直接投資聯系程度和發展程度還很低，向對方國家的投資均不是本國對外投資的主要部分，來自對方國家的FDI也均不是本國吸收利用外商投資的主要部分。
三、結論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總量和增幅大于印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的總量和增幅，中印相互投資發展不平均。同時說明，中國對印度的直接投資，還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或障礙。而這些障礙除包括我國自身在對本國企業對外投資鼓勵政策和企業對外投資實力不足、對國外市場環境不適應等主觀原因外，主要還是來自于印度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和客觀經濟基礎、條件及市場環境等方面的阻礙。
參考文獻：
[1]王春曉.中印兩國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分析[J].投資分析，2008，（04）
論文關鍵詞:投資項目 財務管理 收益 安全
根據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核心理念“保增長、調結構”,結合南京市提出的“轉型發展、創新發展、跨越發展”的總體要求及集團“打造成多元化、區域性、立體式的企業航母”的總體戰略,公司將定位由投資經營服務型企業向投資收益型企業轉變,力爭成為集團二級投融資平臺。截至目前,公司對外股權投資累計達到3.2億元,年投資收益約4000萬元,投資范圍涵蓋房地產、金融、能源和創意文化產業,投資方式以參股為主,控股為輔。
在“十二五”期間,公司將依靠自身力量努力打造“交通投資”品牌,力爭早日實現穩定、豐厚的投資收益,為集團“十二五”期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補充性資金。期間,公司每年對外股權投資不低于5000萬元,累計對外投資預計將達到4億元,預計綜合投資收益率不低于15%。
公司投資領域已涉及地產(住宅與商業)、金融、能源和文化傳媒等領域。“十二五”期間,公司將繼續深化對上述領域的投資,進一步進入新能源與節能減排、地產領域的保障房項目、金融領域的基金投資項目。
隨著公司對外投資規模的日益擴大、投資項目的日益增多、投資領域的日益延伸,加強公司對外投資項目的財務管理、確保公司投資項目的收益和安全將成為公司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下面就如何加強對外投資項目財務管理和及時回收投資收益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按照財務標準對對外投資項目的投資收益進行歸類、跟蹤和監控
對外投資項目的收益可以有會計收益與財務收益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會計上看來,只要賬面收入大于賬面成本,即意味著收益的取得。而在財務上則首先要求實際的現金流入量大于現金流出量,即現金凈流量大于零;考慮到時間價值因素,不僅要求現金凈流量大于零,更要求現金流入量的現值大于現金流出量的現值,即凈現值大于零;考慮到機會成本因素,不僅要求凈現值大于零,同時還必須大于機會成本。
公司應根據財務標準對對外投資項目進行分類和實時跟蹤,按照公司確定的投資項目收益財務標準,及時對已投資項目采取加大投入、保持現狀、及時清理退出等措施保證公司投資項目的質量,也保障了公司的整體利益,控制和促進公司投資活動的水平。
二、進一步加強企業外派監事會財務監督工作
1、加強以財務為核心的全程監督
外派監事會通過列席參加相關會議、開展調研、查閱報表、實施質詢、專訪談話等方式對企業重大的財務情況、資產運作、資產質量及經營者行為等實施全過程監督,圍繞事前、事中、事后三個基本環節,有效發揮監督職能。
(1)以重大決策為重點開展事前監督。在企業決策前,監事會可對有關決策項目提前介入并調研論證,著重從風險防范和控制的角度進行判斷,向決策層提出意見和建議。在企業決策時,監事會可以對企業決策過程進行審查和監督,確保重大決策的合法性和合規性。
(2)以重大經營活動為重點開展事中監督。外派監事會要緊扣企業中心工作,圍繞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活動開展監督檢查,選準切入點和突破口,確定檢查目標和檢查工作方案,有選擇地對企業重大投資、重點工程建設、招標投標等經營活動深入了解,對發現的違規行為,及時提出糾正意見和建議。
(3)以企業存在問題的督促整改為重點開展事后監督。外派監事會要對企業財務運作、投資擔保、經營效益、資產運營、利潤和薪酬分配等重點問題進行審查,對已發生的問題或存在的隱患,要督促企業進行整改,幫助企業改進和完善規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促進企業規范運行。
2、加強對企業內控有效性的監督
強化監事會財務監督職能,必須加強對管理環境和管理機制的監控,尤其要加強對企業內控有效性監督,對企業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內部監督等要素進行有效性的評估,評價企業內控制度在合理保證資產安全、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真實性、經營管理合法合規、促進企業實現發展戰略等方面的有效性,督促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增強風險防范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人員管理
財務上對人的管理,即對外派投資企業做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培養和管理。完善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而它的執行與實施效果完全是依賴于人的素質與能力而定。如果沒有適當的財務管理人員,就無法滿足公司對投資企業的財務管理需要。對人員的管理表現在以下方面。
1、實行嚴格的選聘標準
財務人員良好的素質是公司向投資企業派出財務經理和出納以保障公司利益的關鍵。
2、實行專職制度
對于向投資企業派出的財務負責人和出納建議實行專職制度,便于更好地掌握投資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
3、實行定期匯報制度
公司財務部門每月召開一至兩次部務會議,專門匯報交流投資企業的財務情況及管理心得,其中重要的財務信息應及時匯成文件上報公司領導及相關業務部門,以利于公司對投資企業的管理。
4、實行定期培訓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為盡決跟上這種變化,公司財務部門需要不斷地培訓。定期培訓制度一是適應會計制度的變革,隨時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二是向國際慣例靠攏,加強對國際會計準則的了解,以適應國際化的步伐,三是加強對科技動態與財會專業的發展等相關業務的了解,比如,已進行過包括新舊會計制度的對比、企業價值評價、內資企業與合資企業稅收政策的比較、網絡與會計、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異同系列專題培訓。力求使派往投資企業的財務負責人擁有較高的財務前瞻性及較綜合的財務管理能力。
5、實行外派人員:重績效考核制度
公司對于外派投資企業的財務負責人和出納等財務人員,除了參加投資企業的月度、季度和年度考評外,更主要是要參加公司對外派人員績效考核體系。
四、制度設計
設計財務管理制度,也就是通過一定的程序和系統、一定的規章制度保證對投資企業管理的有效實施。對投資企業的財務管理應該是一個系統,對于投資項目來說,它起始于項目的考察論證階段,結束于項目資本變現退出,貫穿于公司資金一資本化一資金的長循環之中。
1、投資前期財務評價
項目投資前的財務評價很重要,它關系到投資項目的價值認定問題,沒有較大價值的項目是不值得投資的,但投資的價值點在何處,它是否真實可靠,這不能僅僅根據項目的技術是 否先進,有沒有市場來定性判斷,還要做細致的經濟可行性及投資價值的評價。財務評價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缺乏財務評價的經濟可行性是令人懷疑的。在公司的投資決策程序中,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由財務部門參與并出具財務審核意見,公司要制定一套標準的《盡職調查一財務可行性分析工作底稿》,從搜集資料的完整程度到資產、負債、權益的個體評價的認定細節做規范性的描述,使投資評價工作有章可尋,對投資項目的論證過程起到既有提示又有要求的作用。對投資項目的投資前調查與了解是否充分,對其價值的判斷是否準確,定價是否合理,談判條件是否有利,直接決定了投資后管理的難度,也決定了將來退出時獲利空間的大小,因此,投資前的盡職調查和各種評審就顯得非常重要。公司財務部門和投資部門對可行性報告出具財務審核意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項目的投資價值,規避投資風險,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2、投資企業動態財務管理
對已投資項目的管理是公司對外投資實現保值、增值的必然階段。一般在公司與投資企業簽訂合同文本時,從財務審核與監督的角度出發,應專門設計財務管理方面的約定,其中包括由公司委派財務負責人和出納的約定,指定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約定,對股東定期公布財務信息的約定等等。這些必要的法律文件從制度上保證了公司對投資企業的管理權和監控權,從而更好地保證了公司在投資企業的收益權。
五、管理手段
在財務管理具體實踐中,實行縱橫交叉的網絡式管理,可以既保證對投資企業的動態全面了解,又重點掌控一些核心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方式。
1、財務負責人單任制和輪崗制
財務負責人單任制即由公司派出唯一的財務負責人,負責管理投資企業的各項財務活動。優點是控制比較嚴密,管理風險小,缺點是一個企業一個財務經理,管理成本高。但作為國有企業,公司必須采取這種管理方式。同時,公司規定外派投資企業的財務負責人任期三年后進行輪崗。
2、中介機構審計的方式
對所有公司對外投資企業,采取聘請我們信任的中介機構審計的方式進行管理。
3、數據庫管理方式
隨著公司對外投資項目越來越多,項目的動態管理和動態監控難度確實越來越大,公司需要在現有的管理成本下實現對已投資項目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于是,我們建議嘗試用投資管理信息系統的方式進行橫向動態管理,也就是公司建立數據庫的形式實現對已投資項目財務狀況的動態了解和掌握,主要設立三級財務數據系統,一是大量的基礎財務數據,這是對投資企業經營狀況分析判斷的基礎,二是在此之上系統自動生成的各種比率分析數據,通過對各種比率的分析了解,可以掌握投資企業的動態財務狀況及趨勢,三是在一、二級數據的基礎上設計的預警系統,比如,發現投資企業的現金保有量不足三個月的消耗量等情況,系統會自動預警。我們希望通過數據庫這種規范、標準的動態反映,滿足公司各類人員在對投資項目管理方面的需求。
[摘要]本文從國際產業轉移的概念入手，總結了當代國際產業轉移中出現的新特征，在借鑒已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當代國際產業轉移的經濟動因作了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產業轉移中獲得的價值盈余作了對比分析，得出了發展中國家改變這種現狀的發展戰略選擇。
[關鍵詞]國際產業轉移;經濟動因分析;價值贏余分析
國際產業轉移是指發生在國家之間的產業轉移，即某個產業由某些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現象，它主要是通過資本的國際流動和國際投資實現的。國際產業轉移往往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開始，進而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是從相對發達的國家轉移到次發達國家，再由次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樣逐層推進。國際產業轉移，既是發達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實現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也是發展中國家改造和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
一、當代國際產業轉移中出現的新特征當代國際產業轉移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了又一次大的浪潮。在這次浪潮中，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產業轉移呈現一些新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21寫作秘書網
第一，國際產業轉移規模擴大化。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發達國家為了贏得全球經濟競爭的優勢，搶占全球產業結構制高點，紛紛把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廣到全球，以產業結構轉移為手段，進行大規模的結構重組和升級，從而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產業轉移浪潮。
第二，國際產業轉移結構高度化。199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加快了產業結構的知識化、高度化，國際產業結構轉移呈現出高度化的新趨勢。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心開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業、由初級產品工業向高附加值工業、由傳統工業向新興工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高新技術產業、金融保險業、服務貿易業、電子信息業、房地產業等日益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