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7 16:37:45
導語：在文化研究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主文化和亞文化是社會學領域建立的一對分析范疇，強調文化結構是一個動態的階梯，文化結構本身可能是一個相對矛盾體。一般看來，主文化是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亞文化是對主文化的一種補充，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現象。在每一個社會中都包含著各種各樣的亞文化，社會成員常常同時身處多個亞文化中并發揮作用，而每個社會成員在一生中都會經歷多種亞文化。社會性格是一個社會或群體多數成員所具有的共同的性格結構。社會性格的形成是個人與社會文化環境互動協調的結果，既包括個人對環境的適應歷程，也包括環境對個人的塑造過程。在任何一種復雜的文化中，都有著一些普遍構成的社會性格與文化特征。亞文化性格，主要界定于它代表著不同于正式的主文化要求的那種行為模式特征。應該說是大眾文化間接塑造了我們這個時代青年的亞文化性格，使之成為打上這個時代烙印的一種文化特質。在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青年亞文化性格不斷被塑造和強化，主要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化的發展、國民教育的普及、信息技術的進步、消費時代特征的出現，使青年群體從一個人口學上的群體變成一個重要的文化群體。大眾傳媒提供的開放與多元的信息空間所引發的社會變遷跨越了數代人的經驗。年輕一代不再只是從書本上接受社會化的知識，前輩的經驗也不足以幫助人們應付未來的不確定性。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曾用“時間上的移民”來描述當今青年人如何在復雜的文化環境與現實狀況中成長起來，反映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青年亞文化、亞文化性格被塑造、被認同成為這個時代年輕人思想生存和社會生存的另一種需要。在當代，青年亞文化性格首先表現為由大眾文化培養出來的一種逆向化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種亞文化性格創造出的“社會距離”使青年人單薄的個性不會在過分沉重的社會壓力下崩潰垮塌。青年需要這個“距離感”來保持他們的個人化空間，保持不同于主文化的生活方式，保持自我獨特的個性。正是這種與主流文化的距離感，與自我及標準社會性的距離感創造出了這個時代青年的另一社會性格特質——前衛型品格，表現為一種廣義的理念與個性，一種生活信念的追求，它的特點就是保持個性與時代同步狀態，并渴望超越時代。前衛品格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打破傳統行為定勢，成為開發行為潛能和創造力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帶來行為的非標準化、對秩序的排斥與心理反抗。總體看來，青年亞文化性格的發展改變了青年社會化既有邏輯，青年文化開始成為社會文化變遷的前導。它一方面打破單項平衡，改變個人被動接受文化的狀態，使青年擁有自己的文化語言、行為方式和價值理念，并由此影響青年一生的心理及性格；另一方面，它強化了逆向型自選的價值認同與心理滿足。瑪格麗特•米德曾給了青年文化現象一個漂亮的名詞——后喻文化，即從晚輩向長輩傳遞的文化。網絡文化、手機文化、拇指文化都可以稱為典型的后喻文化。微電影的流行也不例外。
二、從當代青年文化性格看微電影的流行
有學者將我國青年流行文化特點概括為：新型傳播技術與高科技文化產品的應用是其技術特點，社會分層所形成的多重亞文化圈是其階層特點，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的生活方式是其消費特點，游戲、嘲笑與躲避崇高是其價值觀特點。由此我們完全可以將微電影的興起與流行視為青年流行文化的一道新景觀，因為其從制作、播放到觀看，無論是社會功能、技術特點、文化特征還是消費特點或價值觀取向，都與當代青年群體的社會文化性格相當契合，也因此才能在同青年文化的良性互動中取得強勁的發展動力，使得電影藝術借助青年文化的力量獲得一次現代化的“重生”。
1.從社會功能上看——用后現代的外觀提供感性內容，幫助釋放現代性焦慮。
從社會學意義上來看，大眾文化得以風行并在本世紀初成為近乎帶有全球意義的生活方式，與現代性的焦慮不無關系。所謂現代性，即現代人的社會性，以及現代人的生存狀態。現代性與市場時代競爭秩序緊密相關。市場競爭帶來了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但也帶來了作為追求社會效率最大化的社會分化、收入與社會地位分化以及個人生存狀態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等結果。現代性雖然意味著無所不能的夢想、奮斗與成功的可能，但是當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建立自己的自致性社會關系，追求事業成功時，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殘酷、失敗、淘汰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不得不面對心理上很脆弱的自己，以及由社會競爭、失意帶來的無法抑制的焦慮。現代性引發的焦慮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2007年英國研究機構針對城市居民的步行速度作了調查，把人們行走60英尺所花費的時間作為一個重要的依據，得出排名前四位的是新加坡、哥本哈根、馬德里和中國廣州。英國的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英國青年群體迫于工作壓力，一日三餐花費時間總共不到40分鐘，還有45%的調查對象吃飯完全以感覺饑餓為標準，常常等到處理完手里的事物才吃飯。在這個生活壓力過于沉重的時代，講究效率成為人們行事的唯一準則。同樣是休閑方式，幾分鐘到幾十分鐘就能看到起承轉合的情節、生動有趣的故事、達到調節情緒效果的微電影顯然比2小時左右的電影更符合“快餐文化消費時代”人們的消遣需求。現代性帶來的心理負荷有多大，大眾文化市場的潛力就有多大。因為在大眾文化產品的娛樂消費中，現代性的焦慮可以得到有效的宣泄和轉移。當代青年的現代性精神需求為微電影的興起與發展提供了適合的土壤。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青年人每天面對繁忙的學習生活、沉重的就業壓力，理想迷失的工作狀態渴望得到情緒的釋放，微電影出現填補了生活中的那些碎片時間，并幫助他們緩解、轉移、釋放現代性壓力所帶來的焦慮感。微電影給青年群體提供了一個現代性與人織的舞臺，用后現代碎片化外觀提供一個個人性化的故事，通過高科技數碼工具帶給青年人輕松愉快、休閑刺激的感官體驗，這是以往任何時代都不曾有的。
2.從制作主體上看——打破專業壟斷與模式化創作，重新詮釋藝術內涵。
微電影的低門檻、普及性和互動性催生了許多草根導演，其中絕大多數是有志于電影創作的青年。信息時代的青年強調的已不再是社會與長輩們曾經說過什么，而是一種“我行我秀”的思維方式和膽量氣魄。微電影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契機——打破傳統電影由專業制作團隊角色分工共同完成創作過程的模式，強調個人只要有興趣和技能，就可以寫劇本、做演員、做導演、做攝影——這使得電影從過去曲高和寡的藝術向民主與草根靠攏。同時在線視頻技術的成熟更為這些草根作品提供了豐富的播出渠道，進一步使影像藝術走下神壇、擺脫專業人士把控。在這個充滿青春氣息的“草根秀”時代，人人都有機會用電影的形式去展現自己眼中的世界。從這一角度而言，電影這一傳統藝術形式的內涵已然發生了改變。同時，微電影創作的高度自由性和無模式化作業流程，也是吸引青年群體參與創作的重要因素。當代青年文化的特點是，不破壞和顛覆主文化的制度與秩序，但卻通過自身特有的文化行為表達著對正統權威的逆向思維、不順從、不恭敬、不在意、崇尚偏離行為傾向。正因為此，我們看到青年導演們吸收著不同的靈感元素，探討各種人文主題，剖析出人生的不同側面，時常以另類表達重新詮釋“年輕”的涵義，由此形成當前審美取向五彩斑斕、表現形式千姿百態的微電影格局。
3.從內容生產上看——體現消解崇高的生活態度，滿足顛覆傳統的體驗。
在關于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現象的各種討論中，人們敏銳地注意到青年一代“游戲”、“嘲笑”與躲避崇高的性格特征及其與他們的文化之間的關系。同中國近代當代歷史上激進青年的“反抗”文化不同，“游戲一代”的文化是以“拒斥”為其性格特征的，這樣的拒斥在他們與社會的關系中是以自我邊緣化的姿態去對抗來自社會的角色期待、角色要求的，是以對成年人社會的支配價值以及政治社會化、道德社會化的擔當團體的激烈否定為背景的。當代青年似乎對一切無法呈現于傳統媒體的新鮮事物都抱有極大的興趣，因為他們可以從中得到一種顛覆傳統的。21世紀的互聯網科技無限擴展了青年人的媒介觸角和窺視欲望。微電影常常以一種“去中心化”的碎片敘事模式和驚悚、、無厘頭搞笑等元素的運用吸引青年受眾，體現出消解崇高、游戲一切的生活態度和全方位的感官體驗需求，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青年群體的好奇心和意念幻想的欲望。另一方面，當代青年文化性格的社會距離感需求，使得他們崇尚個性張揚，喜歡與眾不同，強調自身個性的獨特性。微電影以或娛樂休閑或刺激新奇或簡潔感人的故事情節滿足了青年受眾的心理需求，并借助視頻分享網站一鍵轉載的便捷性、微博的鏈式傳播及SNS網站的龐大社群關系，觸動青年的“分享”神經，達到病毒式傳播效果。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在心理機制的作用下，青年群體會根據個性化需求選用不同的媒介、選擇不同的信息去滿足不同的心理需要。比如在觀看如《四夜怪譚》《酒店星座愛情故事》等游走于敏感禁忌話題邊緣的微電影時，就滿足了自我身份認同的心理需求，同時釋放了心中壓抑的情感，達到了自我宣泄的目的。
4.從營銷模式上看——改變生硬灌輸的廣而告之，訴求情感共鳴的信息傳達。
與傳統電影植入式廣告常常受到猛烈抨擊不同，大多數青年觀眾對微電影廣告卻持寬容態度，認為與品牌傳播相結合是微電影藝術創作的一個有機環節，是無法避免卻可以接受的。這是因為微電影改變了將產品或品牌信息生硬直白地添加到廣告中向消費者“硬”性推銷的傳統營銷方式，通過講述一個個情節完整且生動有趣的故事，吸引廣大網民主動關注、有趣性觀看，樂于自發自愿的轉載和傳播，以實現產品及品牌信息迅速廣泛的傳播。雖然在情節設計上難免帶有商業色彩，但只要劇情設置合理、情感打動人心，觀眾的抵觸情緒比對傳統廣告要小得多。Web2.0時代的互聯網受眾以青年為主體，微電影能否與他們產生情感共鳴是微電影能否成功的關鍵。情感共鳴分為深淺不同的兩種，淺層共鳴由文化符號構成，如特定時代的音樂、當下熱點新聞事件、有代表性的符號表征等，這類共鳴發生速度快但要持續影響力卻不太容易；深層共鳴以受眾群體共同的心理經驗、精神情感、人生經歷為基礎，這類共鳴的持續時間更長，影響力更為顯著。全球知名的蘇格蘭威士忌品牌尊尼獲加2011年投資拍攝的微電影《語路》講述了l2位具有新青年標桿性先鋒人物的奮斗故事，通過分享這些過來人走出困境的智慧和勇氣，激勵當代青年“永遠向前”，使他們對品牌產生了切身體會，有效地實現了拉近和青年群體距離的營銷目標。
5.從傳播方式上看——滿足身份認同與社會互動需求，獲得自我實現的價值感。
作為“后喻文化”形式的微電影符合當代青年逆向型行為方式的特點，它不僅是一種被同輩人認可的行為方式選擇，更能通過參與其間而獲得自我價值實現的滿足感。它的傳播方式有著極強的互動性、參與性和自主性，迎合了當代青年渴望得到自我身份認同和參與社會互動的心理特征，滿足了青年受眾張揚個性、表達自我的社會交往要求。首先，影片的播放在時間空間上是自主的，甚至包括播放的內容，完全由受眾自主選擇；其次，在微電影的傳播過程中，青年觀眾可自由選擇轉發、參加投票或參與評論，同樣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影片評價在論壇、博客以及各大網站，可以在電影公司甚至演出明星的官方或個人網絡空間留下自己對于影片的看法和建議。在此，匿名性評論給予了青年群體自我的無限釋放，在發表影片評論的時候可以把自己的意見與觀點毫無保留地表達出來，而不必存有太多顧忌，這種行為方式可以使觀眾得到情緒的徹底宣泄和自我釋放。當然最值得關注的是，微電影的傳播方式為草根青年提供了參與傳播的經驗，這被學界認為是培養大眾參與能力的最有價值的途徑，使得草根階層意識到自己并不只是社會傳播活動的簡單陪襯，由此獲得一種參與的，進而把網絡原生態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三、總結
一、語言符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每一種語言符號都蘊涵著約定俗成的意義——它們都與文化有關。在文化溝通方面，語言與非語言符號都是習得的，“是社會化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象征以及意義是由每一種文化教給它的成員的”②，比如“龍”字，英語通常把“龍”翻譯為“dragon”，是一種很可怕的動物，這與中國人心中神圣的圖騰“龍”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文化既教我們符號，也教我們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每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在吸收某種社會文化的同時也吸收了符號的意義。跨文化傳播在語言符號方面的難度就在于“理解任何文化的語言意味著必須超越這種文化的詞匯、語法和范疇。擴大我們對文化的理解角度而達到一種宏闊的視野。”③
我們在日常進行交流時使用詞語好像毫不費力，這是因為我們對詞語產生的意義達成了高度的共識。我們的經驗背景十分相似，所以給正常交流中使用的大部分語言符號基本上賦予了相同的意義。但是當我們一旦置于一個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國際市場，我們面臨著眾多的語言文化差異——語言文字的種類、使用范圍、使用習慣、語言歧義時，就必然會產生溝通的障礙。在跨文化廣告傳播中，無論是品牌名稱，廣告文本還是包裝及說明，廣告語言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所造成的誤譯、誤讀或誤解，主要是缺乏對語言差異的深入了解所致。翻譯既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詞匯基礎上，也缺乏熟悉的指標對象，以至廣告想傳播什么信息與實際傳播了什么信息有時是不一致的。
我國出口的白象牌電池在東南亞各國十分暢銷，但在美國市場卻無人問津，因為白象的英文“WhiteElephent”,其意思為累贅無用令人生厭的東西，誰也不喜歡。美國布孚公司在德國宣傳該公司的薄棉紙時才發現，“puff”在德語里是“妓院”的意思。CUE作為美國一個牙膏的品牌名，在法語俚語里卻是屁股的意思。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完全沒有攻擊性的品牌名稱，對于另一種語言的人們或許就很具有攻擊性。語言的差異使得一些信息不是被錯誤傳播就是根本無法傳播，即使同樣的詞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會有完全意想不到的語意。由此可見，要進行有效的跨文化廣告傳播，語言文字如何得到當地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是至關重要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語言的多樣化和差異性作深入的了解，精通受眾國的語言，適應其語言習慣及特色；了解文化造成的詞語的直意、隱意的變化，以免產生歧義而影響廣告效果。廣告中有很多反映各民族事物和觀念的語言，它們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體現了特定的價值觀，在翻譯過程中要盡可能用對等的語言表達出來。
二、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是很難改變的，無論哪個國家、民族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忌諱，對于千百年來形成的民族風俗，我們應給予必要的尊重，正如ABB總裁阿西·巴尼維克所言：“我們如何能取消千百年來的風俗習慣呢？我們沒有并不應企圖去這么做。但是我們的確需要增進了解。”④不同的社會習俗對廣告的影響很大，對于跨文化廣告傳播來說，只有了解與尊重當地特殊的風俗習慣,有的放矢地傳遞信息，才能使廣告奏效。
尊重風俗習慣意味著廣告信息不能觸犯當地的禁忌,否則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受到抵制。比如對性有著特別禁忌的東方國家如泰國和印度，廣告一旦涉及到“性”，很可能冒犯風俗。里斯特公司（Lister-ine）試圖將它著名的美國電視廣告照搬到泰國，該廣告表現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手拉著手，一個建議另一個用里斯特治療其呼吸困難。這一廣告沒有獲得成功，因為在泰國公開地描繪男孩與女孩的關系是無法接受的。后來當廣告把人物換成兩個女孩后，產品的銷售就明顯地增加了。
有時“甚至一些無意識使用的顏色、數字、形狀、象征物、身體語言等等都可能會潛在地冒犯某種特定的文化習俗，”⑤因為在不同的文化中，數字、顏色、動物形象的意義是各不相同的。百威公司廣告中的青蛙形象已深入人心，它的很多廣告都是以青蛙為“主人公”，并用青蛙叫出公司品牌。但它在波多黎各卻使用一種叫做“coqui”的當地吉祥物，因為波多黎各人把青蛙看作是不干凈的。
再如，“高露潔”牙膏在馬來西亞開拓市場時,廣告訴求一再強調其增白的功能,而該地區卻以牙齒黑黃為高貴的象征,且通過咀嚼檳榔來使牙齒變黑,顯然這則廣告是在幫倒忙。很多時候人們經常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去看待他人的文化習慣，所作出的判斷可能恰好觸犯了文化禁忌。
三、價值觀念
每個人乃至每個民族，都是在價值觀的支配下行事的。不同的價值取向，會使同一事物異化，并被拉開距離，使得事物有天壤之別。廣告作為商品信息與文化信息的傳播載體，必然會融進民族文化特定的價值觀念，尤其是當廣告從傳遞有形的產品信息轉向傳遞無形的文化附加值之后，廣告中很多反映本民族文化事物和觀念的訴求，都再現了各特定文化的價值觀。而在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對傳播效果產生重要影響的一個因素就是如何理解不同文化人們價值觀的差異，因為價值觀所反映的思想觀念、道德行為準則、態度等等，實質上代表了社會的意志和廣大消費者的意志。所以一旦廣告中傳遞的價值觀得不到認同甚或引起反感，那么廣告當然會受到排斥。耐克精心打造的廣告語“Justdoit”(想做就做)，以其對自我、個性、叛逆的推崇和張揚而風靡美國，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理念。但是這一廣告所宣揚的價值觀在香港和泰國等地卻沒有產生應有的共鳴，該廣告被認為有誘導青少年不負責任、干壞事之嫌而屢遭投訴，無奈耐克只得將廣告語改為“應做就去做”以平事端。[page_break]
四、宗教與法律
宗教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從消費的角度看，既有精神消費的內容，又有物質消費的成分，能滿足人們的雙重需求；從傳播角度講，它又是能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注意力元素。因此，把宗教作為廣告傳播的題材元素，除了能立即引起受眾注意外，更有不可低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時，宗教作為敏感的話題，也容易引起爭議，對廣告傳播而言，這本身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成功。中外廣告史上以宗教入題的很多，由于宗教元素運用不當而引發的爭議、沖突甚至訴訟在國際廣告界也是屢見不鮮的。1989年春，超級巨星麥當娜為百事可樂拍了一部廣告片，并作為其新歌《像個祈禱者》的音樂電視。這個耗資500萬的廣告片在美國及世界40個國家同時上映，場面感人。然而在“百事”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麥當娜又為同一首歌拍了搖滾版，并在音樂電視臺幾乎同一時段的黃金檔播出。在這部瀆圣的音樂電視中，麥當娜在燃燒的十字架前跳來跳去，向人們展現手掌上的圣痕，還和一個黑人圣徒在教堂的長椅上親熱。這部片子立刻激起公憤，“百事”不得不撤下它的廣告。
廣告被喻為“帶著鐐銬跳舞”，除了宗教，廣告的“鐐銬”還有法律。國與國之間對廣告內容、形式和傳播等方面在法律上的差異也是非常大的。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法律層面上對廣告控制的日益加強已成為廣告業的一個普遍趨勢。不同國家有關廣告實施的法律、法規、法令、政策各異，它們直接限制、影響著跨國廣告的進行。因此，在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必須了解各國的法律環境，知曉并遵循各國政府制定的有關廣告的法規。一般而言，在法律上各國政府關于廣告的各種規定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一）對某些產品的廣告限制。如，2003年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從2005年7月起，禁止在報紙、廣播和互聯網上刊播煙草廣告，也禁止煙草公司贊助一級方程式等國際性體育賽事。此舉是為了減少德國、希臘和西班牙等歐盟國家居高不下的煙草消費量（但禁止播發煙草廣告的范圍不包括電視臺，因為電視廣告受到歐盟其它法律的保護）。
（二）對廣告信息的限制。如1991年，法國頒布了對酒精類廣告進行限制的《艾文法》，該法規定廣告中不得出現正在飲酒者的形象；酒精飲料廣告中不得涉及酒精度、原產地、酒的種類、產品的成分、生產廠家、商和經銷商的名稱和地址，以及包裝樣式、銷售方式和飲用方式等；廣告中應清楚指明飲用酒精飲料會危及健康。在美國頻繁出現的比較廣告，英國和德國禁止使用。許多國家的廣告法都禁止在電視廣告中使用兒童形象。在斯里蘭卡禁止電視廣告使用兒童作模特兒來推銷商品，其理由是因為斯里蘭卡太窮，在160萬人口中2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對于那些無力購買的父母來說，這種電視廣告會引起傷心和為難。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建構和理解意義系統。它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80年代以后，“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面子-協商”、“口語代碼”理論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趨勢和傳播技術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語言。跨文化傳播研究的8個主要的現實關切問題緊扣時代,尋求著文化調適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
在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地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是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產物。學術關懷總是基于現實關懷，跨文化傳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貼近時代變遷的敏感點。本文試圖疏理這一學科分支的理論思想源流，并說明它的現實關切所在。
一、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論
從六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分屬于不同文化范疇的人們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之間的溝通；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號意義系統的差異和類同的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變性；三、上述兩個層面形成的實際傳播過程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變化，由此傳播過程決定的文化的融合和變異。
早在1942年，美國哲學家和美學家蘇珊·朗格（S.K.Langer）認為，傳播的最根本形態是人的內在傳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類試圖通過符號了解他的存在的環境，這就是傳播的起點。基本的傳播研究是圍繞著“符號－對象－心靈”三者的關系展開的。由于人們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同，對于外來訊息的處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疇內，人與人溝通時會發生正常的誤解；然而當人們跨越文化產生互動的時候，尤其是試圖跨越那些價值體系差異較大的文化，正常的誤解就會被夸大。這不僅給個人之間帶來意義讀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離，而且引起文化族群關系的失諧和沖突。這個問題隨著全球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顯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特殊視角，要解除的是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它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三個：1、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2、基于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3、最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一般說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著重通過對單一的或多邊的文化行為作經驗性的考察，進行文化的可變性的分析。人類學，主要是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觀察社會成員之間的認知性關系的構成。認知人類學相信，文化是由決定行為的不同的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因此，這些結構可以通過數學的或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他們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試圖在語言范疇與指稱對象、概念和事件之間確立一種相關性，進而建構出人們應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模式。然而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語言的問題。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對于文化成分的分類，就受到元語言的束縛。而認知人類學比較偏重于口語和稱謂（名詞），對于實際的傳播行為缺少分辨，將認知結構片面的等同于詞語和意義的雙重結構，忽略了認知也是活的生成機制。認知人類學在試圖解釋文化問題時，面對更加復雜的對象，顯然缺乏對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覺。
現代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關注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決定和創造意義。文化人類學同時關注到行為語言、口語和非口語等表現形態。它不只是記錄觀察結果，更強調行動者作為特定社會成員和文化分享者的意義。在不斷的解釋意義的行為中，人們彼此建立起可以預期的信任關系。文化人類學在結構功能主義之后，轉向象征－符號學的方法。格爾茲（CliffordGeertz）發展出比文化可變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經驗直觀的濃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譯作“深描”），這奠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最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傳播研究的方法論面貌。格爾茲同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過分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傳統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制約，強調符號體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號決定論”的觀點。（例如，“不是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格爾茲卻采取對某一文化事象（儀式、游戲、生活時間程序）的濃密的描述，展露出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暴露出潛隱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他并不滿足于只是忠實地記錄觀察結果，而是試圖透過經驗觀察，從微觀的知識層面出發而達至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解密。①因此，這一立足于微觀的經驗觀察的方法獲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積，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機制的圖景和情境。
修辭學方法一直是傳播研究得以借鑒的重要的工具武庫之一。布爾克（K.Burke）在60年表《作為符號行為的語言》、《動機修辭學》，拓展了古典修辭學的邊界。布爾克認為，任何有意義的行為組成為連串的修辭，因而也可以將修辭視之為傳播行為的分析。他的修辭學含有對文化可變性的選擇。首先，有意義的行為與修辭的規定之間的同一關系，正是創造意義的過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辭規定（文化設定）和傳播交流（行為機制）之間的對應變化。其次，修辭學不應只是研究語言，諸如音樂、舞蹈、藝術、儀式都是有意義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辭的。修辭學所要探詢的是，在這些意義表達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溝通的。相比之下，認知人類學只是通過有限的語言學關注研究對象，過于局限于語言，將語言看作文化的淵藪；文化可變性分析只是關注于傳播對文化變遷造成的結果，都沒有集中研究主體對于現實如何形成觀念的機制，正是這種觀念才規定了人們的文化認同。
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啟示意義的是布爾克提出的戲劇學的視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謂戲劇學的視角是將語言看作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當作傳輸信息的載體。戲劇學視角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強調，對人類行為的描寫，應當將其看作由動機驅使的、創造意義或被安置意義的存在。人們是通過有意義的行為來創造現實的。現實的結構是一個分享符號的過程。人們既要用行動去安置世界的符號意義，又要不斷地根據符號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文化的邊界，即人們分享意義的邊界，要進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問。從戲劇學的視角出發，文化可變性分析，將文化變遷孤立起來觀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為認知關鍵的語言，分析了許多有意義的行為類型，但是忽略了語言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意義系統。事實上，意義是要通過不斷的信息刺激，在人們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確認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來的理論模式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通常從1959年霍爾（E.T.Hall）發表《沉默的語言》算起。霍爾在書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術語。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0年中為美國的外援機構培養外事人員時使用的。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它的實踐和戰略訓練背景。20世紀，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見高漲。移民帶來了緊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最近20年的美國式的跨文化傳播的經驗實證研究，也是基于這一背景。
羅杰斯（E.Rogers）在《傳播研究史》里，追述了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移民問題是傳播研究的傳統性課題。以帕克（Park）為代表的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很早就關注移民溶入新國家的文化歷程。帕克從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出發，關注到傳播和互動在社會分層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爾則更多的從行為科學著眼，分析了分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霍爾并沒有局限在量化和實驗研究的范圍，他將應用性的研究和質化分析（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在60年代中期，發表了《隱藏的維度》。進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傳播研究基本趨勢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圖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語代碼”理論(SpeechCodesTheory)。這些理論的總的特點是將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到更加精細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從對于“陌生人”的傳播困境的發現開始研究。所謂“陌生人”，包括僑民、新到者、新成員、暫時逗留者、闖入者、邊緣人、新移民、旅居者等。這是隨著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發展出一套對“陌生人”進行描述的技術，集中研究他們的倫理認同、交游類型、話語類型、感知習慣、自我意識和自我訓誡。古迪昆斯特發現，所謂陌生人現象，只是跨文化傳播的普遍規律的表現。對于陌生人傳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是要發現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效的傳播是經由何種條件達到的。他指出，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慮和未確定性。三組表面性因素是：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的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的和差異的知識）、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適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導致陌生人面臨傳播情境產生焦慮或未確定性。有效的傳播是對焦慮和未確定性的管理的結果，是將誤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圖梅的“面子-協商”理論對于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傳播差異作出了有趣的解釋。她指出，在每一種文化里都有某種用于協商的“面子”。面子是一個關于在公眾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隱喻。營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自我表現行為、印象管理互動等。霍爾曾經把文化分為“高度語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語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圖梅則作了更具體的解釋。“高度語境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歷史悠久的東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統中解釋信息時，強調意義對語境（context）的關聯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任何解釋都是聯系到語境的解釋，從而沒有絕對固定的解釋；意義依賴于語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語詞。“低度語境文化”如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則是更加重視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語言和符號的既定意義在“高度語境文化”中，不是意義的最重要的來源，意義只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的。隸屬于“高度語境文化”的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于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假定說，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個體的決定都會影響到群體中的每個人，那么，個體的行為就理所應當受到群體規范的控制。是“我們”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認同。相反，在“低度語境文化”中，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于群體。個人權利比群體責任更值得重視。“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的認同。霍爾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差異為例，指出“高度語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語言傳達，更習慣于將人群區分為“我們”或“他們”，更關心外來者進入“我們”的圈子時，是否能舉止恰當，并不關心外來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實的態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語境文化”則認為，人們所用語言表達的就應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溝通成敗全系于能否恰當和準確的表達。因此，在后者看來，“高度語境文化”是含義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語詞辭典中，很難掌握到確切的解答。這樣，分屬于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問題是，這兩種文化如何達到溝通？汀-圖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式行為，達到溝通目的。
汀-圖梅認為“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低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極的面子，“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積極的面子。所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謂積極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在心理動因方面，顯然消極的面子謀求“個體自治”，積極的面子謀求“群體包容”。不同的文化類型決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從而決定了不同的處理沖突的方式。群體價值導向的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親切隨和、協商妥協、退縮、避免沖突，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個體價值導向的低度語境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③也就是說，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游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汀-圖梅對于兩類面子的分別，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積極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語代碼理論，是通過對于各種亞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數民族）的觀察研究提煉出來的。他發現，口語是最為突出、隱秘的文化代碼。日常口語的語速、語調、語詞、語氣、語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會、修辭的文化區隔。講話的意義是通過言說者和傾聽者在溝通時使用口語代碼而創造和解釋出來的。意義不是固定在語言當中。口語交談的親近距離，反映了交談者之間的或親密或疏離或共謀的關系。菲里普森指出，符號、意謂、約定、規則的文化意義通常是存在于口語代碼里，而不是在正規的交談里。他將這些意義歸納為三個高度結構化的文化形式：1、口語里的文化神話——這是占據著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著各種解釋、講述著關于他們和別人的故事的敘述模式；2、口語里的社會戲劇——在特定的口語代碼里，深嵌著生活的規則；這種規則是經由人與人的交流反復考量確證才證明了合法性的；這種社會戲劇是一種公開的對質，它包含著針對他人行為作出評判的道德規則；3、口語里的圖騰儀式——這是一種傳播的儀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語交談是一連串由行為組成的語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現出對于值得敬畏的對象的敬意；一場好的談話是將自我、溝通和關系融為一體的極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參與談話者完全沉浸其間，建立起一個聽覺的私密空間；談話不是要解決每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而是要將人們聚攏來，表達他們的個性，建立彼此的認同，體驗某種親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論，受到來自批判學派、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學派的批判和補充，以至將口語代碼與兩種基本文化的分類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文化——等級體制——尋求敬意的口語代碼——男性的世界；個人主義的文化——平等體制——尋求尊嚴的口語代碼——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論的價值在于，他將口語共同體和文化的邊界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精致地觀察文化的傳播機制。④
三、學科前沿和現實關切
如果說，跨文化傳播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分支，是與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爾、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聯系的話，它的興起顯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戰及其戰后改制、后殖民、現代性、全球化趨勢等人類歷史的極其深刻和廣泛的變遷聯系的。這就決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現實關切正是它的學科推進的動力。
關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的比較由來已久。當美國占領日本強迫這個東方法西斯國家接受現代改制時，占領者就在保護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將它改為一個建設性的現代國家二者之間，反復權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紀多少沖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幾乎難以勝數。文化，也不是簡單的與國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與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揭示出文化的類型差異，可以是全球的、國家范圍的，也可以表現為一國內部的、甚至是一家內部的。即使在個人的行為和心靈中，也會有文化的沖突。
在所謂高度語境文化的國家里，現代教育有時擴大了代溝，增加了個人的文化困擾。因為，傳統的教育是通過文化語境的教育，是生活實踐的教育，不只是認字識數。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語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學技術知識、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習慣行事，講究人際關系、潛移默化、心照不宣。這樣，受過系統現代教育的人，到了社會上，反而顯得不會辦事。教育模式與文化語境的斷裂，自然導致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交流的困擾。更加麻煩的是，隨著全球覆蓋的傳播網絡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個人被負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的符號所包圍。個人的價值系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發生紊亂，文化的沖突從外部轉到內部，跨文化傳播也就成為內在傳播的一個新現象。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特別關注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危機。
西方和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歐洲文化研究理論，都將文化認同危機看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多元文化主張、重返民族主義都是比較激進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研究要溫和得多。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有潛在的影響。但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似乎抱持著關于人類文化共同體的理想，懷著文化對話、理解直至達成共識的浪漫期盼。
現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邊界，瓦解了文化的防護系統。當文化日益成為拼盤，文化是否還成其為文化？跨文化傳播研究所要獲得的知識，與其說是建構新的文化，不如說是尋求調適文化差距或文化沖突的策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原理，轉化成為一種自我管理調適技術、人與人溝通的技巧、不同的國家或組織之間的協商談判策略；轉化成跨國促銷的形象設計和訴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的是新的時代背景：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的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跨文化傳播的緊迫性凸現出來。這一學科的前沿性的課題是：1、從霍爾的跨文化傳播訓練發展為量化的訓練，在跨文化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心理控制的技術；⑤2、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繼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適應性理論，忽略移民或其他新來者的行為動機，著眼于人們對于共同的適應經驗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適應；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著一種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觀念。他們關注的中心是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偏見、自我觀念、權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內在的傳播互動中發生影響；⑥4、發展傳播研究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種組織的經濟、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上的與另一種文化相比較的標準，特別是研究“創新—擴散”模式，新的觀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廣；⑦5、分析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網絡、市場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識形態、語言符號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環境對國家政治穩定、社會改革的影響；6、提出多元化還是單極化的爭論，在政治傳播層面，是人權與國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層面，是文化多元還是文化霸權；民族語言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的護持問題；民族語言的國際化的可能性；7、左翼傳播學者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的警覺；關于后殖民時代的文化分析；8、關注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加速而變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親密關系結構、情感心理依戀、意象和意義分享、儀式和習俗效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懷、代際傳承關系、歷時性等）正在由橫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現的、缺乏固定結構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隨時尚的文化、仰慕強勢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時態的混雜的文化。只有當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成為人們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時，文化認同危機自然會發生。應當說，文化認同問題是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跨文化傳播研究正從不同角度對上述課題進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類的跨越文化邊界的溝通和自我拯救。
注釋：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關鍵字：澄城堯頭窯民間藝術遺產保護文化傳播
引言
公元2003年，對于地處陜西北部黃土高原南側山區的一個小鎮來說是遺憾的一年，作為中國歷史上民窯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澄城堯頭窯結束了那曾經的輝煌。自宋代以來燃燒了近千余年的窯火在這一刻熄滅。
一、悠久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內涵
堯頭鎮位于關中東部的澄城縣西南，與白水、蒲城兩縣接鄰。通過現存的遺跡推斷，歷史上關中東部規模最大的民間窯場正是以堯頭鎮為中心而逐步發展起來的。
據《澄城地名志》記載，堯頭鎮原以瓷窯密集為由名為“窯頭鎮”，后因古圣之“堯”與“窯”同音，而最終將這個被賦予濃厚文化內涵的稱謂留傳至今。而關于堯頭窯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明朝縣志,澄城“瓷砂始于唐”。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堯頭鎮的燒瓷業已發展到興盛階段，民國十五年《澄城縣志》記述，“境內工藝不興，無他特產。著名者惟長潤鎮（堯頭）之瓷器砂器，余皆尋常日用之物……舊有40余家，民國十五年時有20余家，每年共出30余窯”，當時的出產數為“每窯約三十余串，每年約售錢萬余串”。由于長期以來這個大型民窯不為古陶瓷研究界所知，從未列入中國陶瓷史。堯頭窯場的歷史也就無人考證了。值得欣喜的是據當地人稱，在現在的挖掘中發現了更早的年號和人名，甚至可以追溯到漢代。雖然這些資料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但由此發現堯頭窯歷史的古老也可見一斑，同樣它在民間藝術的挖掘及考古學的研究中也是具有相當價值的。
作為純正的民間藝術，堯頭窯體現了最本源的文化。“秋收不秋收，等到五月二十六，此日只要滴一點，快到堯頭買大碗。”流傳至今的民謠表達了舊時人們對豐收的期盼及堯頭陶瓷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同時也證明了堯頭窯曾經的輝煌及在歷史的演變中所承載的不只是簡單的燒制這一工作程序，而已經被人們逐漸賦予了更多的象征意義和人文精神。
堯頭窯的陶瓷以民用粗瓷見長，較同期的官窯產品少了些許的精細與考究。這種來自民間的手工藝人更能隨心所欲的表現出最底層百姓生活的淳樸之美。于是粗獷的線條、夸張的造型、酣暢的筆墨行走于泥土與火焰之間，創造出今天這一個個灑脫隨意、充滿生命力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講，與其說他們是簡單的容器或量器還不如說它們是一種知足常樂的樸素生活態度的寫照。
初識堯頭陶瓷，無論是粗瓷還是青花瓷，給人印象最強烈的是它的樸實與豪放。素有“純正的土瓷、地道的黑珍珠”美譽的堯頭陶瓷以其簡潔無華的造型、一黑到底的純粹、信手勾畫的隨意給人的直觀感受令許多精細彩瓷黯然失色。正如中國畫那簡明的黑白對比，單純卻不失穩重，富于裝飾的紋樣吸收了了民間剪紙、木版年畫的諸多藝術元素，或惟妙惟肖，或酣暢淋漓，夸張變形卻不嬌柔做作，生活中一花一木，憧憬中的一點一滴都從藝人的心中化做一把把刻刀留在了這與他們朝夕相處的堯頭陶瓷上。這種心中之美的自然流露也正是堯頭陶瓷的魅力所在。并且正因為此些堯頭窯才有了其獨有的文化地位及價值。
二、堯頭文化開發利用與保護的現狀
對比往日的輝煌，堯頭窯在歲月的磨礪中日漸衰退，昔日的古窯遺址寂寞的長眠于殘瓷瓦礫之中。特有的地理環境盡管提供了儲備豐厚的礦產資源，卻也乏力于這一寶貴民間手工藝的傳承和發展。更讓人擔憂的是堯頭陶瓷這種“民間創作”賴以傳播和生存的民間藝人的現狀正處于一個不容樂觀的狀態，老一輩藝人漸行漸遠，年輕一帶青黃不接。如果繼續現狀，相信不久我們將會從真正意義上失去這可貴的“文化遺產”，如果在我們這一代讓流傳千年的工藝停止，那么后人對這段文化的記憶就只能凝固在現存的物品之上了。它們將不再延續和增加，結果只有遺憾的失去……
設想如果作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之一的堯頭陶瓷就這樣消亡，失去的將是一種文化環境，而這種文化環境的所有者并非個人，而是整個民族甚至是世界。
為了不再有更多的遺憾出現，合理的保護與開發利用已迫在眉睫。讓人欣慰的是為了搶救這一獨具魅力的堯頭窯陶瓷文化，澄城縣人民政府及當地文化部門已結合專家意見，實施了一系列搶救保護措施。
成立保護小組，在政策法規的支持下深入技術研究，組織有關各方面管理。
（一）積極征集散落在民間的陶瓷器。
（二）籌建澄城堯頭陶瓷博物館及其輔助設施。
（三）對陶瓷藝人的保護以及對傳承發展所做的積極的工作。
（四）對古窯址的保護及階段性復原。
、堯頭文化開發利用與保護的探討與對策
我們對堯頭陶瓷文化進行挽救，目的是更好的保護。而保護的最終目的又是讓這種文化能夠得以傳播。讓更多的人了解澄城堯頭窯，了解澄城堯頭文化。
（一）明確的目標與準確的定位
為了能使這些保護工作順利的進行，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和恰當的定位就顯得至關重要。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而陶瓷業的發展又是一部生動的歷史教科書。每一件陶瓷藝術品上都會或多或少的留下歷史的印記。如果說越窯的秘色瓷以其高貴稀有而代表著皇權的至高無上的話，澄城堯頭陶瓷則更多的體現的是民間生活，是地道的本土文化的代表。每一件頗具實用價值的器物上都顯示出淳樸的平民氣質。對于千年植根于這片黃天厚土上的堯頭陶瓷來說，這無疑是最讓人動容并倍感親切的亮點。準確的定位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眾所周知的意大利就是以“舊”為主調，展開宣傳并發展保護與開發利用的。他們借助陳舊的格調來訴說往日的輝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據自身特點來定位，抓住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借“遺產”概念的拓展，讓“古代珍品”不再成為博物館或個人收藏的專利，提升具有審美、教育、研究和反映文化生活特性等多方面價值的文化識別性。
（二）方法與形式
根據明確的目標與準確的定位，就可以打造出相應的建設模式。包括全程的宣傳，博物館的建設規模及風格，以及合理的開發利用，以堯頭陶瓷為原點輻射出更廣闊的文化空間。帶動澄城的文化產業，促進經濟的長足發展。我們以文化的傳播帶動經濟，隨著經濟的增長來達到保證文化生存的目的，而生存的意義又在于讓文化更好的傳播。
（1）定位準確及有特色的傳播方式
保護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之上，了解的途徑不外乎看、聽、感受。毋庸質疑首先需要的是宣傳的推介，宣傳活動應本著遵循發展規劃，分階段、立體化的進行。同時對宣傳媒體和形式的選擇也應建立在對自身特色的挖掘之上，力求將宣傳做實做透。可以以“千年不息”“古陶文化”“原生態特質”為切入點展開宣傳。并且強調宣傳、傳播的趣味性以及與老百姓文化生活息息相關的信息量增容（參與式博物館、自制陶瓷紀念品等），只有特色定位的宣傳才會給受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由此而產生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2）特色博物館
①專而精、多元化
俗話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然而能夠滿足大眾“看”的需求就非博物館莫數了。博物館是人們為了保護和利用文化、自然遺產而創造出的一種形式。而且隨著社會各方面因素的變化，博物館的形式正愈益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從征集的堯頭古陶瓷現狀來分析，澄城堯頭窯博物館的建設比較適合定位在一個具有濃郁鄉土氣息并具有互動及參與性的精品型專題博物館上。雖然從館社、藏品等方面無法與許多大型館相侔，但正如我們熟知的西安碑林博物館、蘇州絲綢博物館、英國的倫敦玩具和模型博物館等均是口碑效益不錯的專題博物館。合理的利用小而專的特色，對本地區的文化展開具體深入的挖掘與研究，盡可能的展示地方特色，張揚個性，力求給觀者傳遞出全面、生動并具有強烈地域性的文化信息。小型博物館還具有便于優化參觀效果的特點，更容易為觀眾營造輕松愉快的參觀氛圍。博物館的核心功能是“可看性”，好的展示會帶給人精神上美的享受，同時再能加入一些演示，甚至還能邊“看”邊“動手”，觀者從中能品嘗到一種新的感覺，獲得一番新的體驗，“交互式”的展示能最大限度的減少展品與觀眾隔閡。“制作性”作為陶瓷類博物館的特色又正好滿足了公眾的參與性、用手和心去感受陶瓷的制作過程也許對于堯頭陶瓷來說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原汁原味的制作流程中人們不僅可以領略到陶瓷藝術的制作美感而且可以更容易觸摸到歷史的痕跡。多元化的展示不僅能把博物館與公眾聯結在一起，還能使觀眾從中獲得一種“內隱記憶”，即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文化的熏陶。
②教育功能
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是博物館很重要的一項社會意義，同時又是很好的傳播及保護手段。與各類院校及教育機構聯合，成為教學基地輔助學校的教育活動以及開展服務社會的教育活動（陶瓷、歷史等）。做到從人入手，從下一代入手，真正作到對文化遺產的認知和保護。
③社會活動
人性化服務也是當今博物館建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強調與社會構建起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將以往的關注點從“物”（藏品）上轉移到對“人”的關心上。讓博物館主動介入社會，在展示的基礎上展開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比如說巡展、講座、學術交流、相關的表演以及培訓等。拉近與人的關系，最大限度的拓展目標接受群，讓堯頭窯這種文化有機的溶入生活，自然的滲透于觀者的感受之中。
（3）周邊旅游資源的開發
要完整的了解地道的堯頭陶瓷文化，方圓五里的古窯遺址是必看的。只有當你面對那滿目蒼涼的殘垣斷壁和參差錯落的古舊瓷窯時，才能真正體會到那簡樸中蘊涵的深邃，感受到深根于黃土的北方文化。窯場作為陶瓷的誕生地帶給人們的是更為真切的感受，身臨其境地更全面客觀的了解堯頭陶瓷，了解堯頭文化，所以對窯址完整的保護和對始建于元代的“窯神廟”的恢復是完善澄城堯頭窯整體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
（4）陶瓷產品
作為一種民間手工技藝，產品是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技藝的最終體現。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人們消費理念的轉變，堯頭陶瓷夕日的功能性已不再成為優勢，揚長避短，就其文化價值的開發，在民俗文化、地域個性、歷史底蘊等方面做文章。通過大力的宣傳與廣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其文化價值與知名度，開拓海外市場，開發旅游紀念品、精品收藏、復原古陶燒制流程，發展復仿制、定制等各種渠道，把握原生態的特質，避免成為機械復制的工業品。
（5）后繼有人
堯頭窯陶瓷文化作為一種“民間創作”在其傳播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人”。任何民間手工藝都是靠人來傳播和傳承的，同樣，堯頭陶瓷也不例外，它的生存與保護需要解決“人”的問題，脫離了這些手工藝人，技藝就成了最終作品。技術的傳承要通過老一輩藝人的傳、幫、帶來促進新生力量的形成。而目前的手工藝人青黃不接，后繼無人完全是由于開發保護不善造成的。相信隨著宣傳、保護以及開發的階段化、立體化展開“人”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為這一古老技藝的傳承注入新鮮血液。
四、展望未來
陶瓷作為一種科學和藝術完美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文明的象征。澄城堯頭陶瓷以其悠久的燒造歷史、豐富的品種和特有的平民氣質代表著千年不熄的黃河文化。但是對文化的保護不能只停留在對藝術的學習和研究之上，本文旨在對澄城堯頭文化的保護、利用以及開發上做出一些探索，希望通過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讓更多的人了解澄城堯頭陶瓷，了解澄城堯頭文化，將這一民族文化遺產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澄城縣志》
<2>《文化遺產研究集刊.第三輯》
[關鍵詞]跨文化;商務往來;英語語用
[中圖分類號]F72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5024(2006)11-0072-03
[作者簡介]黃曉雄,南昌工程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語言學和跨文化交際。(江西南昌330099)
目前,越來越多的外向型企業走向世界,越來越多的產品走向世界,中國和外國,東方和西方在商務交流方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頻繁,商務交流像一座跨越中西方商務的橋梁,把中國的企業、產品和服務推向了世界,把西方企業先進的管理、技術和資金引進了中國,使得中國的企業飛速發展同世界發達企業的發展在縮小差距。
這種跨文化商務往來從某種意義來說是通過語言交際來溝通的。在當今世界上,國際通行的商務語言主要是英語。我們知道,任何語言都是某種社會文化的反映,有著深刻的社會內涵,文化是語言最重要的屬性之一,兩者局部交叉滲透。
語用學是一門科學地研究語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學問。就英語而言,它涉及到英語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每個方面都有十分豐富的內容。
中國和西方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文化底蘊。因此,在思維、個性、價值觀、言談舉止、風俗習慣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如果不注意這些不同,另一方面又受到母語和母語文化的影響,中國涉外企業在商務往來中就極其容易產生文化遷移,導致英語語用失誤,從而對涉外企業跨文化商務往來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一、涉外企業跨文化商務往來英語語用失誤的原因
1.跨文化商務往來中受漢語的語用規則及漢語文化的干擾。“本族語者(native-speakers)和非本族語者(non-native-speakers)之間以及語言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形成跨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思維方式、說話規則、價值觀念、詞匯的社會內涵等方面的差異造成誤解或談話中斷,致使交際失敗而達不到預期的目的,這就是“語用失誤(pragmaticfailures)”。“語用失誤”一詞是英國語言學家Thomas在1983年首次提出來的。中西方往來中文化語境不同,人們在遇到的現象、事物和行為的評價和解釋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的,在商務跨文化交際中也同樣如此,容易形成“民族中心”主義,就是按照本族文化的觀念和標準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人們的行為舉止、交際方式、社會習俗、管理模式以及價值觀念等。民族中心主義往往表現在交流傳遞信息上,因此往往會造成語用失誤,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負面遷移。母語的語用規則及母語文化的干擾是產生語用失誤的根源。文化不同語言的使用規則就會不同,一種文化的標準規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條件加以解釋,而不能以此為規范來描述另一種文化,否則必然會導致跨文化商務往來的語用失敗。
比如說在商務往來交際初次見面互相介紹場合,“老經理”是我們有時表示對年紀雖不老但資格老的人的敬語,而在西方文化里,“老”(Old)表示“過時”、“沒用”,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被冠以“Oldmanager”(老經理)的“頭銜”,西方人肯定迷惑不解甚至不悅。他們喜歡用“experienced”(有經驗的)這個詞來表示贊賞和尊敬。
2.對員工只注重英語語言技能的培訓,忽視英語國家文化的導入。無庸置疑,涉外企業對員工的英語掌握有一定的要求,非常重視對員工的英語培訓。但是,培訓過程中往往只重視英語語言技能,反復練習英語的詞句、翻譯、會話等,卻忽視文化導入及跨文化意識的培養,使員工缺乏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能力。僅僅學會一門外語的語音、語法規則和掌握一定量的詞匯并不意味著學會了這門外語并能順利地進行交際。在跨文化交際中,交際的雙方若不能進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產生不解或誤解,從而使交際失敗。正如Thomas指出:“語法錯誤從表層上就能看出,受話者很容易發現這種錯誤。這種錯誤一旦發現,受話者便會認為說話者缺乏足夠的語言知識,因此可以諒解。語用失誤卻不會被像語法失誤一樣看待。如果一個能說一口流利外語的人出現語用失誤,他很可能會被認為缺乏禮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際中的失誤便不會被歸咎于語言能力的缺乏,而會被歸咎于他的粗魯或敵意。”顯見,外語培訓需要文化學的支撐。人們在使用語言交際的同時,又在傳遞著其特有的文化內涵。所以,跨文化語用能力的培養不能缺少文化創造力的參與,文化創造力是員工的一種主觀能動性。
二、提高涉外企業跨文化商務往來語用策略
語言能力是交際能力的基礎,然而具備了語言能力并不意味著具備了良好的商務跨文化交際能力,也并不是說可以較好地運用英語語用策略進行得體的交流。在涉外商務交流中,由于語用失誤而造成互相不理解、不接受從而喪失很多商務機會,甚至造成經濟損失的教訓很多。比如,北方有家企業向英國出口“山羊牌”羊絨被,他們把中文里的“山羊牌”說成英語“Goats”,結果雖然羊絨被的品質上乘,但卻滯銷,這是因為“Goats”在英語里含有“色鬼”之意。跨文化交際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際。跨文化交際中有一個語言的文化差異問題。英國語言學家Malinowski說過:“語言深深地扎根于文化現實和該民族人民的習俗中,語言研究離不開這一寬泛的語言行為環境。要理解語言,歸根到底要懂得說話人的整個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我們在英語使用過程中,無論是理解或表達,都需要根據語境選擇合適的詞句。而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要防止語用失誤。因此,涉外企業提高自身跨文化商務往來的英語語用策略研究是必須的。
1.加大員工英語技能培訓時跨文化交際的訓練力度。在企業培訓中,除了加強員工的英語學習,還要加強員工的跨文化訓練,加強員工跨文化交際的意識,給員工提供信息為主的訓練,如邀請有經驗的涉外專家對和本企業經常有商務往來的一些國家的歷史和風俗作專題講座或報告,通過播放錄像、DVD等讓員工通過感官與心靈接觸英語國家的文化信息,以輕松愉悅的心情體驗外國文化并感悟其文化內涵,并對有關西方文化問題組織討論;經常讓員工了解有關在跨文化商務往來中英語語用出現的成功或失敗的案例,讓員工結合自己在涉外工作中的經歷分析和研究案例,并以此為鑒;引導員工比較英漢思維模式的差異,使其認知、理解這種文化差異,有意識地參照得體、恰當的文化背景來進行交流;創設好英語文化氛圍,鼓勵員工廣泛地進行閱讀,多渠道地攝取文化養分,在閱讀過程中多注意其中的文化細節,以便更深層次地理解語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必要時可以讓員工進行角色體驗型訓練,就是訓練者指定受訓者一定的角色,由他們扮演,并體會在跨文化交際中的困難和問題,其目的是為了人為地制造另一種英語文化環境,讓受訓者在這種環境中學會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此外,鼓勵員工多和西方人士進行面對面交談,或訪問網站,與西方網友交流,讓員工在直接的交流中理解外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鍛煉跨文化交際能力。
2.注意英漢語言的語用差異,恰到好處地使英語語言適合其語境。由于英漢兩種語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語用失誤表現在使用英語語言進行交流時容易套用漢語的語言習慣、格式、套話,含有本民族的思想和價值觀,因此容易使對方產生歧義。
由于語境不同,雙方又是一種直接的、面對面的跨文化交際,其能否成功取決于雙方對對方的文化背景知識是否胸有成竹。我們在用英語語言交流時應該避免英語語言不適合其語境的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注意不要兩種語言在用詞上一一對應。這是在英語交流中常見的問題,漢語里喜歡用重疊的成語來加強語氣,比如“處理和對待”、“貫徹執行”等等,如果在英語都去找其對應詞,那么是不符合英語語言規律的,顯得很生硬,有畫蛇添足的感覺。二是不要把漢語里的“套語”完全“套”成英語。比如,在開正式商務會議時,發言人喜歡最后祝福與會代表“家庭幸福、合家歡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等等客套語,如果把這種“套話”完全“套”成英語,未免使英語人士啼笑皆非,因為在正式會議場合,英語國家不用這么長的句子來表示客套,如果用,只需簡單的詞和句子一帶而過。三是注意處理好漢語中的一些特殊環境下所產生的“獨特”的語言。在漢語里,我們喜歡以簡單的詞和詞組來概括很豐富含義的內容,比如“出口轉內銷”、“暴發戶”、“五講四美”、“八榮八恥”等,諸如此類的很多詞在漢語里有著其獨特的典故、歷史背景,人文環境的內涵,對于這應該加以解釋說明,以便讓對方很好地接受,不至于產生迷惑。比如,在向外商介紹投資環境時,把一座城市的優點概括為“三城五優”,若只是把這四個字直譯出去,不加任何解釋,那么外商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如果我們把這四個字作進一步的解釋,“三城”是指“文化名城、旅游名城、新興的工業城,“五優”是指“優越的環境、資源、服務、優惠的政策和優良的效益”。有了這些解釋,效果就會極大的不同,生硬難以理解的表達一下就可以生動起來。四是切忌初次見面詢問一些對方忌諱的問題。英語國家人士初交時談話的禁忌歸納為四個詞:I,WARM,where,meal。I代表income;第二個詞中W代表weight,A代表age,R代表religion,M代表marriage。由此而引出“七不問”:不問對方收入,不問體重,不問年齡,不問,不問婚姻狀況,不問“去哪兒”,不問“吃了嗎”。懂得和了解這些一般商務往來英語語用常見的技巧,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流。
3.克服文化自卑崇洋和“面子”心理,以平等的語用策略進行跨文化商務往來。有些西方大企業自恃資金雄厚,在商務往來語用中不自覺地流露出文化優勢,涉外企業在這種情形下要采取應對措施,保持不亢不卑的英語語用策略。每一種文化都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結晶,不存在孰優孰劣。不同的文化應該互相尊重,取長補短,借鑒和融合。所以,涉外企業無論在商務談判還是在商務接洽時都應該采取平等的語用原則,以不變應萬變。遇到對方挑釁,可以針鋒相對,義正辭言。
另外,“面子”問題是一個老調重談的問題。我們一貫強調中國是禮儀之幫,受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影響,為了顧及“面子”,涉外企業在貿易洽談中有時表現得過于恭謙和隨和,強調客氣。比如,喜愛用一些模糊詞,如“也許/或許”(maybe,perhaps),“隨便”(Whatever)等。雖然從漢語語境和文化心理上講,我們做得很有禮貌和委婉,但這類詞語在商務往來用得過多過濫便會起反作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性格開放豪爽,說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過多的模糊詞給人模棱兩可、缺乏自信、言不由衷的印象。他們會覺得和中國人商務交往非常困難,會產生中國人在與他人交往時不能公開地承認自己的不足和錯誤,也沒有能力公開地闡明自己的看法和態度的印象,其結果造成商務往來困難和無效率。涉外企業在對外商務往來中應該積極地以文化適應態度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進行交往,一方面,懂得英語語境和漢語語境差異性。由于商務往來在目前大多為英語,若以漢語語境和思維模式用英語表達,勢必造成語用失敗。因此,應該盡量適應和融入英語語境;另一方面,應該積極適時地向西方人介紹中國的文化背景,避免由于文化理解可能造成的對外商務交往沖突。克服“面子”困惑,不要因小失大。
4.在跨文化商務往來中注意非語言交際,以實現英語語用最優化。非語言交際是指那些不通過語言手段的交際,包括手勢、身勢、眼神、微笑、沉默、面部表情、服飾、體觸、體距、對于時間和空間的利用,等等。Samovar說過:“絕大多數研究專家認為,在面對面交際中,信息的社交內容只有35%左右是語言行為,其他都是通過非語言行為傳遞的”。美國有專家研究表明,在表達感情和態度時,語言只占交際行為的7%,而聲調和面部表情所傳遞的信息卻多達93%。對于西方學者所作的這些調查和統計數字,我們的信任程度有多大并不重要,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非語言交際是整個交際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非語言交際手段十分豐富,一般是和語言結合使用的,起著加重語氣、重復、表明態度和好惡等作用,但也有不和語言一起使用的,比如時間觀念、體距等等。一般來說,非語言交際如果能夠配合好英語語言交流,那么對英語語用優化是一個促進作用,它能夠使得人們在跨文化交際中顯得得體大方、彬彬有理;反之,則可能破壞語言交流的作用,甚至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可見,非語言交際在跨文化商務往來語用優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結語: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如何采取恰當的跨文化商務往來英語語用策略,成功地進行跨文化商務活動是每個涉外企業必須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涉外企業在國際市場取得競爭優勢的前提之一。
參考文獻:
[1]何自然.語用學概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胡超.跨文化交際:E-時代的范式與能力構建[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3]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
[4]車麗娟,胡英坤.國際商務活動中的文化沖突現象分析[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05,(5).
一、體育文化的全球化
當今社會最大的進步在于通訊手段的不斷完善，尤其是能夠全面真實傳播各種信息的電視將世界的物理距離大大縮短，使人們的眼界空前地開闊，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極大地增強。體育文化借助現代傳播媒介更廣泛地向世界各個角落傳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們都能接觸以西方體育為主體的、以“增強體質、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發展的一種生活哲學”為宗旨的奧林匹克，并逐漸地將其價值轉化為民眾的意識和行為。
西方體育的最大特點是規則明確、公平競爭、尺度客觀、評價準確，因此被譽為“物理體育”。西方體育運動誘發人勤奮進取，以不同的技術、戰術取勝對方，有效、合理地滿足人的原始驅力——攻擊性的宣泄，同時也造就、強化了現代人的競爭意識。西方體育最大的屬性是群體性，幾乎所有的項目都是在集體協作的情況下完成的，由此極大地滿足了人際交往的需要，為人們提供了交流的機會和條件，成全了人性復歸。西方體育的最大魅力是娛樂，它總是處于一種結局未卜，需不斷奮爭、時刻把握機遇的過程之中，這一切給人帶來無限的刺激，使人產生不盡的感受，愉悅之情也油然而生。這一特性為西方體育文化成為全球體育文化的主體奠定了基礎，使體育文化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就人的本質屬性來看，人類的社會生活需要經歷著從生存、發展到享受幾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均離不開對游戲的需求。體育運動源于游戲，卻又高于游戲，最終它仍將是以游戲為其主導。正是由于這一特性，人們格外喜愛體育。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體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體育能還原人類的本性，通過體育人們能得到種種人性本質力量的感受。
通過體育生活人們還能切實感受到一種與時代氣息相吻合的精神，這就是競爭。當今是競爭的時代，是競爭的社會，競爭使整個社會的進程不斷加速，使人類的社會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改善。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培養人的競爭意識和競爭精神便顯得十分重要。體育生活給予人類一個自然的環境，在規定的技術、戰術、規則、方法的嚴格要求下，潛移默化地煅造人們競爭的品格，使之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體育文化成為全球文化的顯現部分是必然趨勢。同時，世界文化全球化趨勢深厚的社會背景是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能量強大的文化廣泛滲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現趨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被動還是主動地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更多地取決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時也應看到文化滲透往往是在各種有利于人們物質生活的基礎上逐漸發生的。世界文化趨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趨勢，使文化組成部分的各個方面也趨于大同，西方體育文化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逐漸地滲透到不同地域人們的生活之中的。
體育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性的文化內容之一，還因為體育文化本身的通約性。體育文化是一種體能符號，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義，達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體能符號是一種流動的、有機的表達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應，產生長遠的效應，文化流變均能在體能符號上留下印痕，使其擁有豐厚的民族文化內蘊，因此，體能符號的交流成為一種有價值的交流。同時，它還具備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國曾成功地運用了乒乓球外交，舉辦奧運會可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等，這使體能符號更易成為全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體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隨著文化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場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適宜的舞臺。全球文化的形成實質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構建、相互融合的結果。
成長、成熟于各個區域的民族體育不僅具備體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屬性，更具有一些獨具一格的特色，帶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氣息，內含強勁的民族意識。每一個地區或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體育內容，在相當程度上成為這些地區和國家的象征，如美國籃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國武術等。
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民族體育的發展存在著地域封閉傾向。從歷史原因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自我發展過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撐，以此為支撐點逐漸發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從價值觀、意識到行為都有自己的評價標準和規范。從社會角度看，不同的社會其運行機制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強化著人們的價值觀、意識和行為規范，使社會的習俗沿著一定的方向發展。上述兩個方面都會制約文化的開放程度，以確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實，文化在現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為本，也只有不斷地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為地域文化的發展提供動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認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條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競技體育的形式，但核心內容卻保留著深厚的民族風格。當然，民族文化的發展必然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封閉式成長過程，只有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備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濃郁的民族文化氣息。同時，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斷成熟中才能逐漸蓄積“文化反彈”所需的足夠能量。中國現代武術推廣工作步履維艱，究其根源是封閉內養時間不足，民族文化特質的錘煉還不到火候。發揚民族文化，傳播民族文化信息，使全球文化更加豐富多彩是每個民族的義務。每個民族都有將自己的文化向外推廣，使世人認同的意向。無論是從政治、經濟上考慮，還是從文化本身考慮，推廣民族文化實質上是立足世界文化的重要步驟。只有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通過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融合，才能更有效地發展民族文化，造福人類。在近代中國體育文化欲走出國門之時，更多的是吸納、引進了西方體育，西方體育使中國體育文化的層面和內涵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也使中國的競技體育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有了共同的“語言”。同時，中國的傳統體育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得到了極大的推廣，深受其他民族的認可，同樣豐富了全球體育文化的內涵。
【關鍵詞】文化/比較教育
【正文】
導言——比較教育學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較教育研究對文化的重視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薩勒德(M.E.Sadler)在題為《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從外國教育制度研究中學到有實際價值的東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講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對比較教育的重要意義。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國教育制度時，我們不應忘記校外的事情比校內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約和說明校內的事情。”他說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他說：“當我們倡導研究外國教育制度時，我們注意的焦點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僅僅落在教師與學生身上，但是我們一定要走上街頭，深入民間家庭，并努力去發現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維系著實際上的學校制度并對其取得的實際成效予以說明的那種無形的、難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說，只有理解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才能理解這個國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康德爾(I.L.Kandel)等人秉承了這一思想，他們開創了因素，為比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爾提倡描述事實，分析歷史背景。他還把民族主義和民族性作為決定各國教育制度性質的因素提出。漢斯(N.Hans)則對教育的諸種外部因素加以系統化，并主張應當對形成教育的因素給以歷史的說明。他把影響各國教育制度性質的因素分為三類：的因素（種族、語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羅馬大主教、英國國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三類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視教育的歷史背景。他的相對主義論重視客文化中的主體對教育現象的觀點。要了解他們的觀點，就必須對他們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幾十年來，文化研究在比較教育界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綜觀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還存在著三個：一是比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賴的參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為一個普遍的準則來影響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內的全世界的比較教育研究，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與當今世界色彩紛呈的各民族文化極不協調。二是對文化的理解過于狹窄，把文化只理解為“民族特性”。實際上文化的概念更廣泛。三是對文化與教育的互動關系研究得不夠。往往只講到民族文化對教育制度的影響，很少談到文化對教育主體（教育決策者、教師、家長）的觀念的影響。關于教育對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見。因此，對于比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還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點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個有廣泛內涵的概念，據說學術界對文化的定義已有二百多種。有的說，文化是一種生活樣態；有的說，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認為，所謂文化，是指人類在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活動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這里面包括了人類的活動方式（動態的）和活動所取得的成果（靜態的）兩個方面。一般分為三個層面，即物質層面（包括建筑、服飾、器皿等等）、制度層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內的一切制度）、思想層面（包括思維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質層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層面也常常因為變革而改變，惟獨思想層面具有較強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異質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各民族間的交往，也總是在變化的。概括起來，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總是由人類的某個民族創造的，而一個民族的特性也較多地集中表現在文化中。因此文化傳統和民族文化傳統可以是同義詞。由于世界各民族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環境不同，對自然界和社會各種現象的認識和理解不同，他們創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對待自然，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文化則強調人征服自然、戰勝自然；對待社會和他人，中國人主張中庸、謙讓，西方人則主張競爭、斗爭。這是從觀念形態上講的。表現在物質形態上也有極大的不同。例如中國的民間圖案講究對稱、統一、和諧；西方民族則講究差異、多樣。可見民族性表現在各個方面。
第二，具有穩定性。民族文化傳統常常表現出相對的凝固性和穩定性。這種穩定性表現在時間上就是慣性。也就是說，文化傳統變化的速度比較慢，總是落后于的發展，具有滯后性。這種穩定性表現在空間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也就是維持著自己民族文化的發展軌跡，往往拒絕外來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經如此頻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著各自的特點，從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傳統的穩定性是民族文化傳統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種程度上卻表現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僅在發展進程上落后于時代，有的甚至于拒絕時代變革的要求，拒絕外來文化的滲透。近代西方經過了曲折的過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此文化傳統的穩固性具有兩面意義：積極方面的意義是它保持了文化傳統的獨特性，即民族性；消極方面的意義是它影響到文化傳統的交流和變革，阻礙著對先進文化的吸收、創造和傳播。
第三，具有變異性。每種民族文化都是不斷發展的，也就是不斷變革的。人類在不斷發展，民族也在不斷發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斷發展。要發展就要有變革。也就是說，文化傳統不能完全保持原來的樣式，總要增加新的符合時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時代要求的內容。例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傳統，但是現在是男女平權的時代，這種男尊女卑的陋習就應該除掉。
每種民族的文化傳統中都有優秀的內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內容。在文化發展和變革中就要繼承和發揚文化傳統中的優秀的東西，摒棄落后的，不符合時代要求的東西。對待外來文化，也是這種態度，吸收外來文化中的優秀的東西，排斥落后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在比較中的基本的文化觀。
二、文化研究與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觀念，就要承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開始，人類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臘文明、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東方中國文明。雖然經過幾千年的變遷，由于戰爭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臘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頭，而東方的中國文明卻一直延續到今天。但不論是哪種文明，都給世界文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文藝復興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較快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革命以后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物質生產的迅速增長，為西方國家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實際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奪其他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文化的發達，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只要這個民族還存在，它的文化總是會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的。
20世紀60年代西方出現一種化，認為非西方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是一致的，前者現在所處的階段是后者經歷過的一個階段，非西方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惟一的途徑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傳播，靠輸入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因素才有可能。這種理論代表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事實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類文明中的一個類型。20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東方國家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創造了各自現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現代化理論”的神話。“現代化理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響。70年代以后它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現在已經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文化觀很難在西方學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們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們太不了解別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較教育，它產生于西方，長期活動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影響。近幾年來，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理事會在非西方國家舉行年會，對于西方學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亞洲比較教育學會的成立，更有利于東西方比較教育學者的交流。
應該特別指出，以儒教為核心的東亞文化，覆蓋東亞、東南亞以及世界其他東亞移民居住地區，但是在包括比較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發揮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紀，東亞各國應自覺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優秀傳統，使之成為東亞比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觀念，東方學者也有責任。東方學者要放棄迷信西方的觀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層去認識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優秀經驗時注意理解它的實質，并盡力使之本土化。這種要開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與教育的互動關系
教育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教育離不開文化傳統，教育除了受一定社會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無不留下文化傳統的痕跡。例如上長期存在的科學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這種科舉制度把學校教育與人才的選擇制度結合在一起，這就影響到中國一千多年的教育傳統。清朝末年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動搖了封建主義統治的基礎，科舉制度終于隨著政治經濟的劇烈變革而徹底破滅。但是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制度雖然在中國已消滅了一百年，而與科舉制度相伴隨的教育思想卻作為一種傳統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殘存下來，追求學歷，重視就是這種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謂“考試地獄”恐怕也與中國的傳統有關。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又是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說，教育無時無刻不在傳播文化，創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繼承和發展？靠教育。當然這種教育不僅指學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但是學校教育起著重要的作用。教育又總是根據的要求，社會的需要對文化傳統加以選擇和改造。特別是學校教育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它要根據國家的教育方針、培養目標來選擇文化、傳播文化、改造文化、創造文化，使它符合時代的要求、社會的需要。
比較教育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響這個國家教育制度的各種因素，特別是文化因素。前面說到，文化的內涵很廣。但對教育來說，最重要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價值觀、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主義，而東方文化則重視集體主義；發達國家多少具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不發達國家總是抱有民族主義傾向。即使同是西方發達國家，由于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筆者最近訪問法國，適值WTO在西雅圖開會，法國教授批評WTO過分重視商業，不重視文化。他們總是為自己的文化傳統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國，就很難聽到這種聲音。一個國家的這種傳統必然會反映到教育上，特別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觀念上，從而影響到教育的各個方面。這就是為什么要強調在比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只有從文化研究中才能認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教育的本質。
四、文化研究的困難與課題
進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到當地去生活一段較長的時間。正像薩德勒曾經說過的，不能只注意一個國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師與學生，還要走上街頭，深入民間家庭，去發現無形的精神力量。這是難以做到的。即使在一個國家做到了，對其他國家還是不了解，仍然難以比較。
還有另一個困難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種文化的主體，他自身已經具有本民族文化的傳統，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維定式，即使他能夠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維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觀的科學的結論。因此從事文化研究的比較教育學者，特別是西方學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見，樹立多元文化的觀念，尊重別國、別民族的文化，尊重他們的價值觀。
進行文化研究還需要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因為文化傳統總是歷史延續下來的。不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就不可能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是怎樣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實質。因此，比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學科的研究。
雖然有以上的困難，在比較中開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國家的文化總有它的表現形式。它們常常表現在他們的著作中、文學中，也常常表現在他們的教育政策、教育體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們的資料，特別是該國的著名學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們的文化實質的。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教育的國際化促進了人員的交往，許多留學生到異國他鄉去，對當地的文化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開展文化研究；各國學者的交往與合作也有利于對別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特別是幾個國家的學者如果能合作開展文化研究，則將會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們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正在從事題為“文化傳統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過研究了解各國文化傳統在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傳統教育如何向現代教育轉變，從而認識今天如何進行教育改革。我們的是；選擇有在某個國家留學經驗或對該國有較深了解的學者，研究該國的歷史、哲學乃至于文學；研究該國教育政策文獻；實地考察該國的教育，包括參觀訪問、和教師學生以及學者座談；然后與其他國家加以比較。此項研究已進行了九年，第一階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傳統與教育現代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1998年）這部專著中。該書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國的文化傳統和教育傳統，并對中西人文主義傳統、中日人才觀、中美師生觀以及西方現代知識觀進行了比較。此項研究還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還在繼續中。
【文獻】
[1]顧明遠．薛理銀．比較教育導論——教育與國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顧明遠．民族文化傳統與教育現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全國比較教育研究會．國際教育縱橫——比較教育文選[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緒．比較教育學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薛理銀．當代比較教育方法論研究——作為國際教育交流論壇的比較教育[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論文摘要：彝族漆器具有悠久的歷史，是我國古老漆器工藝的特殊見證。本文從造型、紋樣、色彩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視覺藝術，得出了其造型特點和紋樣在裝飾中的特殊規律，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審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彝族漆器藝術歷史久遠。相傳，彝族漆技是一個叫狄一伙甫的人發明的，距今有58代左右，約1700多年。1.現今能夠考察的漆器工藝世家為吉伍世家。吉伍家源于羅洪家支，血統為“諾伙”(即黑彝，貴族)。其祖先尼格吉史與白彝通婚而降為“曲伙”(即被占有階級)。吉伍家既能獲得貴族文化感染，又不失勞動者本色，從而發展了彝族漆器藝術。2漆彩繪在漆器中占絕大多數，本文便以涼山地區的彝族彩繪漆器為實證，從造型、紋飾、色彩三方面來解析其視覺藝術和文化特征。
一、彝族漆器的種類
(一)按材質分類
這里所指的材質是指漆器的底胎。按其胎骨分可以分為木胎、皮胎、角胎、竹胎四種，后期發展了竹木、皮木的混合胎。其中碗、盤、盒、缽、杯、勺等餐具以木胎居多，也有皮胎的碗。兵器(如盔甲、箭筒、護肘等)皮胎居多。牛羊角制的一般用于儲放火藥、種子或者做酒具。弓矢、箭筒、口弦筒、針線筒等，多用竹編織成胎骨。竹與木粘合制成的胎骨，如酒杯箭筒、畢摩用具等。用皮包木翹成的胎骨，如馬鞍、盾牌等。
(二)按用途分類
彝族漆器按用途分主要有餐具、酒具、兵器、馬具、畢摩用具等。此外還有茶筒、花瓶等日常生活用具，精致的法器也有著漆的。
由于飲食具一類在日常生活中長期使用得以很完好的保留，本文主要以彝族餐飲漆器為主要對象。彝族漆器中餐具主要餐桌、木盤(申品)、木盔(庫祖)、木缽(庫不)、木碗(朱窄)、木勺(義尺)、飯盆(梯梯)等7種；彝族漆器中的飲具主要是酒器，主要有圓形酒壺(撒勒博)、扁圓酒壺(莫耶)、木酒杯(罷珠)、斑鳩酒壺(黑沙)、酒舀子、酒碗、牛(羊)角酒杯、豬腳杯、鷹爪杯等9種。(參見表1)
二、彝族漆器的造型特點
筆者歸納云南彝族漆器造型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實用性
彝族曾經歷了漫長的游牧生活，經常遷徙，所以彝族的先民選擇了輕巧而且不易碎的木質生活用品。雖然彝族漆器的胎骨發展至今已有6種之多，不過用杜鵑花木制作的漆器還是占了大多數。這一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也和涼山地區木材豐富，便于就地取材有密切關系。
隨著生產的發展，彝族漆器的造型不斷改進為了放置穩當和方便移動而添足置底，為了方便提攜舉拿而添耳附柄，漆器的造型都是與其用途相適應的。彝族的漆制餐具除平底碗外，都保持了古代“豆”的造型特點，帶有圈足。這與彝族一直保持的席地而坐的進食習俗有關，也是實用為本。
(二)民族性
彝族漆器中的某些器型為彝族僅有，具有很強的民族特色。其中“莫耶”(扁圓酒壺)和“撒勒博”(圓形酒壺)堪稱彝族漆器中的珍品。兩者結構精致，原理相同，前者前后兩半成子母扣合。后者上下兩部分成子母扣合。兩者腹腔都成密封狀態，酒不易蒸發失味。腹側都斜插一細管作吸口(出酒管)，酒能基本吸凈下有高圈足，酒從足心孔(進酒口)倒人。進酒口有一豎管直通腹腔上部，裝酒后液面低于豎管，滴酒不漏。這種獨特的造型和巧妙的構造與彝族先民顛簸的游牧生活相適應。當涼山彝族從事農耕，農田散布山脊奮地，離住房較遠，耕種收割，爬坡下坎，酒壺的適應性和優越性同樣體現出來，故得以繼承。彝族的很多酒具結構都同此原理，這無不是民族特色在器物造型上的反映。
(三)宗教性
彝族的漆器造型還帶有一定的宗教性。彝族漆器中造型風格特別突出的是鷹爪杯。彝族先民對鷹十分崇拜，他們把鷹視為神的化身，傳說支格阿龍(彝族史詩中的射日英雄)就是鷹血和人的結合體。至今彝族畢摩的法器中也有鷹爪，是神力的象征。因此鷹爪的象征意義是源于彝族的原始崇拜，鷹爪酒杯就帶有了濃郁的圖騰、宗教色彩。隨著社會的發展，階級的產生，鷹爪酒杯逐漸被統治者所占有，成為土司、奴隸主高貴、權勢顯赫的標志。1鷹爪酒杯在制作時，還會把鷹爪固定在四個正方位，這也是彝族宗教觀的體現。彝族的酒壺上有三節小塔造型，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靈。(參見圖1)這也是彝族宗教觀念的表征。
(四)原始審美性
牛角杯和野豬蹄杯等是彝族常見的飲酒器皿，彝族先民用牛角、豬蹄做酒杯并非信手拈來，這些粗獷的造型下蘊藏著原始的審美情趣。這個審美情趣一方面來自彝族先民和這些動物的親密和依托關系。另一方面，這種原始審美情趣還來自對猛獸的敬畏。彝族先民認為取猛獸身體的某些部分帶在身上能起到鎮邪的作用，而這些戰利品，更是勇敢和靈巧的標志，因此先民們也以此為美。綜上，彝族漆器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其造型歷經漫長歲月繼承至今，是彝族文化不容置疑的表征。
三、彝族漆器的紋飾
彝族漆器既是彝族傳統的生活用品，又是精美的工藝品。在涼山彝族的漆器上，彝族先民攝取山河日月，花草鳥獸以及生產生活用品為素材，通過直接摹擬，再加以提煉、概括并表現出來，形成了眾多的紋飾。
(一)漆器紋飾的種類和特征
彝族漆器紋樣的種類大致可以分為自然紋樣、動物紋樣、植物紋樣、生產工具紋樣和其他生活紋樣等。
1．自然紋樣
彝族一直崇拜山和日月星辰，至今都有祭祀山神和祭星等活動。這種崇拜反映在漆器上便是出現許多以日月星辰的原型為紋飾的圖案。
2．動物紋樣
彝族的動物紋樣里，有很多圖騰信仰與原始崇拜的圖案。例如蛙是原始生殖信仰的表現。虎紋是源于彝族對虎的崇拜。還有些支系以熊、羊、等為姓氏，這些動物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紋飾中。這些動物紋飾反映出了深厚的文化內涵。
3．植物紋樣
彝族的圖形具有象形的特征。植物紋樣大多是通過對身邊常見的事物的模擬加以抽象形成的由于彝族長期游牧的關系，后從事農耕，所以動物紋樣居首，植物紋樣次之。
4．生產工具和其他紋樣
開始農耕生活后的彝族，使用到了更多的生產用具，并開始一些紡織活動。這些農具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紋飾里。
彝族紋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象形性，如果兩種事物在某些程度上有些相似，就可能產生一形多義的現象，如魚和蕨的符號。彝族紋樣的象形性是通過一些抽象和打散重構來實現的。比如雞冠、雞腸等就是雞的抽象符號。在彝族人看來，這些符號和一只完整的雞是同等的概念，因此，會出現一義多形的情況。_l糾同一種紋飾在不同的漆器上也會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原點型的圖案在酒器上是星星的符號，在木缽上代表蘇麻，讓人產生食欲，而在其他漆器上可能會代表菜籽，寓意后代繁盛。(二)彝族漆器紋飾的結構
彝族漆器的紋飾結構很講究章法。器物的單方塊圖案上，多以一個圓為中心，由中心向四周延伸。若兩方連續圖案，則等距離勾繪，給人以美感。
從彝族圖案的布局中，總結出如下繪制章法：
1．單一紋樣根據器皿部位需要，以單個紋樣為單位進行連接和組合，形成帶紋或中心圖案。帶紋用來裝飾器皿邊沿或做色塊、圖案的間隔。一般水紋、雞冠紋、火鐮紋都可以形成帶紋。
2．二方連續圖案主要用于橫貫器皿腹部分。如木盔、木盤和木缽的鼓腹，常用牛眼的二方連續作裝飾。
3．單元紋樣由中心圖案和周邊點綴的輔助紋樣形成。多見于碗內或盤心的裝飾。一般組合常以太陽紋或錢紋為中心，周邊加尖角，或者是南瓜子、花蕾紋樣的四方連續。
彝族紋飾的布局還和器型有關。漆器的表面涂飾都是先分割漆面，再勾勒紋樣，最后點綴，填面。因此，筒狀的器形一般是橫向紋飾，鼓腹器形多有橫向分層和分帶，且紋樣集中在鼓腹部。器物大小也影響紋飾布局，小型器物紋飾精致飽滿大型器物紋飾多間隙，顯得更簡潔。有些器物還有固定的紋飾，木缽圓腹上會有山形紋樣，木盔圓腹會有雞腸紋等。“申品”上會出現指甲紋，讓你聯想到用手抓肉。不過這個指甲不是一般人的指甲而是“老神婆”的指甲。
彝族漆器的匠人經過長期的時間，根據各種器具的用途和需要，應用不同紋飾，根據不同器物的造型特點做對應布局，使漆器的圖案與器物形成和諧的統一體。
四、彝族漆器的色彩
彝族漆器裝飾有黑、紅、黃三色，由于其色彩極具特色，被稱作彝族“三色文化”。漆器上用黑紅、黃三種顏色有其文化淵源。
(一)彝族尚黑
川、滇涼山彝族全自稱“諾蘇”，云南彝族還有“納蘇”、“尼蘇”、“涅蘇”等自稱。這里“諾”“納”、“尼”、“涅”都是黑的意思，故彝族自稱都是黑族。彝族中也以“黑彝”為貴，“白彝”為卑。哀牢山一個彝族聚居的小山崗名“納羅山”，意為黑虎所居的山。金沙江和雅礱江彝族稱作“諾矣”意為黑水。彝族自稱黑族，所崇虎為黑虎，所居山為黑山，所居水為黑水，凡此標明，彝族尚黑。漆器上使用黑色一方面是因為原料的本色，另一方面也是彝族尚黑的表現。漆器上使用黑色，表明器物高雅與莊重。
(二)彝族對“紅”的狂熱
彝族也喜“紅”色，視紅色為生命之色。彝族作為一個古老的游牧民族，對紅色最原始的概念應該是來自野獸的鮮血和火。筆者更愿意把彝族喜歡紅色歸結于他們狂熱的火文化。至今彝族民居中，火塘上方都是最尊貴的地方。每年彝族盛大的火把節，是非常隆重的祭火儀式。紅色與火的緊密聯系，讓彝族人相信對紅色的敬重就是對火的敬重。紅色還與彝族的宗教觀念有關，紅色既是火的象征，也是血的顏色。涼山彝族地區認為紅色中有人的靈魂在，涼山彝族男子出征前要包紅頭帕，或在英雄結上纏紅布，以表達勇敢、成功的含義。鮮血還象征著豐收的預兆，涼山彝族以夢見血色為喜。
漆器上使用紅色象征著勇敢與熱烈。
(三)彝族對黃色的偏愛
在彝族人的心中，黃色象征著太陽和光明，總是與一些美好的事物相聯系，如春天開滿油菜花的田地，秋收時候黃燦燦的景象等。因此，在彝族人的意識中，黃色是吉祥、美麗、幸福、光明、繁榮等象征。至今的彝族選美中，彝族姑娘都會手持黃色的油紙傘。黃色用在漆器上象征著吉慶。彝族漆器黑、紅、黃三種色彩錯綜搭配，間隔使用，色澤明快亮麗。漆器著色均勻，給人光華亮麗的感覺。
五、結語
本文從造型、色彩、紋樣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視覺藝術，歸納出了彝族漆器在造型上的實用性、民族性、宗教性和原始審美性。探討了漆器的紋樣在裝飾中的特殊規律和色彩寓意，從中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審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漆器曾是許多民族使用過的一種生活用具，但許多民族的漆器制作工藝早已失傳，彝族漆器為此提供了特殊的見證。然而這一彝族的共同的文化遺產在各地保護和應用都不一樣，目前四川大涼山地區的現代漆器無論在工藝和應用方面都比傳統漆器好很多，云南小涼山地區漆器用品正大量衰減，希望通過更多學者的研究，能為保護和繼承彝族的漆器提供實證。
參考文獻：
[1][5][8][9][I6][17][I8]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編繪．涼山彝族文物圖譜(漆器)[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P1—40．
[2]唐楚臣．彝族漆器工藝[J]．民族藝術，1992，(2)：203—209．
[3][4][12][15]陳理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遺產集粹[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2-4．
[6]李藝主編．人類學家的博物館：云南省博物館民族文物藏品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P16—25．
[7]云南省群眾藝術館主編．云南民族民間藝術(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P191—193．
[1O]馮敏．涼山彝族漆器的裝飾藝術[J]．貴州民族研究，1990，(5)：150—156．
[11][14][19]左玉堂，陶學良編．畢摩文化論[M]．馬飛．淺析涼山彝族漆器的美學價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P798—809．
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一門科學只有當它達到了能夠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發展了。”這是對數學作用的深刻理解，也是對科學化趨勢的深刻預見。事實上，數學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連一些過去認為與數學無緣的學科，如考古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現在也都成為數學能夠大顯身手的領域。數學方法也在深刻地影響著歷史學研究，能幫助歷史學家做出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結論。這些情況使人們認為，人類智力活動中未受到數學的影響而大為改觀的領域已寥寥無幾了。
二、數學：科學的語言有不少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理論物理學家都曾明確地強調了數學的語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學家玻爾（N.H.D.Bohr）就曾指出：“數學不應該被看成是以經驗的積累為基礎的一種特殊的知識分支，而應該被看成是普通語言的一種精確化，這種精確化給普通語言補充了適當的工具來表示一些關系，對這些關系來說普通字句是不精確的或過于糾纏的。嚴格說來，量子力學和量子電動力學的數學形式系統，只不過給推導關于觀測的預期結果提供了計算法則。”（注：《原子物理學和人類知識論文續編》，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寫道：“數學是特別適合于處理任何種類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這個領域內，它的力量是沒有限制的。正因為這個緣故，關于新物理學的書如果不是純粹描述實驗工作的，就必須基本上是數學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學原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愛因斯坦（A.Einstein）則更通過與藝術語言的比較專門論述了數學的語言性質，他寫道：“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于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來代替經驗的世界，并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論物理學家的世界圖象在所有這些可能的圖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種關系時要求盡可能達到最高標準的嚴格精確性，這樣的標準只有用數學語言才能做到。”（注：《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一般地說，就像對客觀世界量的規律性的認識一樣，人們對于其他各種自然規律的認識也并非是一種直接的、簡單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個在思想中“重新構造”相應研究對象的過程，以及由內在的思維構造向外部的“獨立存在”的轉化（在愛因斯坦看來，“構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學思想的本質的思想）；就現代的理論研究而言，這種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的構造則又往往是借助于數學語言得以完成的（數學與一般自然科學的認識活動的區別之一就在于：數學對象是一種“邏輯結構”，一般的“科學對象”則可以說是一種“數學建構”），顯然，這也就更為清楚地表明了數學的語言性質。
數學作為一種科學語言，還表現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語言（概念、公式、法則、定理、方程、模型、理論等）對科學真理進行精確和簡潔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學家、數學家麥克斯韋（J.C.Maxwell）的麥克斯韋方程組，預見了電磁波的存在，推斷出電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斷言光就是一種電磁波。這樣，麥克斯韋創立了系統的電磁理論，把光、電、磁統一起來，實現了物理學上重大的理論結合和飛躍。還有黎曼（Riemann）幾何和不變量理論為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提供了絕妙的描述工具。而邊界值數學理論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遠距離原子示波器的制成變為現實。矩陣理論為本世紀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學革命奠定了基礎。
隨著社會的數學化程度日益提高，數學語言已成為人類社會中交流和貯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說，從前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在商業交往中，運用初等數學就夠了，而高等數學一般被認為是科學研究人員所使用的一種高深的科學語言，那么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數學就會感到遠遠不夠用了。事實上，高等數學（如微積分、線性代數）的一些概念、語言正在越來越多地滲透到現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各種信息系統中，而現代數學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撲、張量、流形等）則開始大量涌現在科學技術文獻中，日漸發展成為現代的科學語言。
三、數學：思維的工具數學是任何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這是因為：首先，數學具有運用抽象思維去把握實在的能力。數學概念是以極度抽象的形式出現的。在現代數學中，集合、結構等概念，作為數學的研究對象，它們本身確是一種思想的創造物。與此同時，數學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這就是說數學命題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經驗之上，而必須依賴于演繹證明。數學家像是生活在一個抽象的數學王國中，然而他們在數學王國的種種發現，即數學結構內部和各種結構之間的規律性的東西，最終還是現實的摹寫。而數學應用于實際問題的研究，其關鍵還在于能建立一個較好的數學模型。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是一個科學抽象的過程，即善于把問題中的次要因素、次要關系、次要過程先撇在一邊，抽出主要因素、主要關系、主要過程，經過一個合理的簡化步驟，找出所要研究的問題與某種數學結構的對應關系，使這個實際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在一個較好的數學模型上展開數學的推導和計算，以形成對問題的認識、判斷和預測。這就是運用抽象思維去把握現實的力量所在。
其次，數學賦予科學知識以邏輯的嚴密性和結論的可靠性，是使認識從感性階段發展到理性階段，并使理性認識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數學中，每一個公式、定理都要嚴格地從邏輯上加以證明以后才能夠確立。數學的推理步驟嚴格地遵守形式邏輯法則，以保證從前提到結論的推導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在邏輯上準確無誤。所以運用數學方法從已知的關系推求未知的關系時，所得結論有邏輯上的確定性和可靠性。數學的邏輯嚴密性還表現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認識的初級水平發展到更高級的水平，表現在一個理論系統還需要發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統，通過數學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題，作為邏輯的出發點，運用演繹理論論證各種派生的命題。牛頓所建立的力學系統則可看成自然科學中成功應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第三，數學也是辯證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這是恩格斯（F.Engels）對數學的認識功能的一個重要論斷。在數學中充滿著辯證法，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現方式，即用特殊的符號語言，簡明的數學公式，明確地表達出各種辯證的關系和轉化。如牛頓
（I.Newton）—萊布尼茲（G.W.Leibniz）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積分兩種運算之間的聯系和相互轉化，概率論和數理統計表現了事物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內在關系等等（注：孫小禮《數學：人類文化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數學還是思維的體操。這種思維操練，確實能夠增強思維本領，提高科學抽象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和辯證思維能力。
四、數學：一種思想方法數學是研究量的科學。它研究客觀對象量的變化、關系等，并在提煉量的規律性的基礎上形成各種有關量的推導和演算的方法。數學的思想方法體現著它作為一般方法論的特征和性質，是物質世界質與量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的最有效的表現方式。這些表現方式主要有：提供數量分析和計算工具；提供推理工具；建立數學模型。
任何一種數學方法的具體運用，首先必須將研究對象數量化，進行數量分析、測量和計算。同志曾指出：“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注：《選集》第4卷第1443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太陽系第行星——海王星的發現，就是由亞當斯（J.C.Adams）和勒維烈（U.J.Leverrier）運用萬有引力定律，通過復雜的數量分析和計算，在尚未觀察到海王星的情況下推理并預見其存在的。
數學作為推理工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別是對由于技術條件限制暫時難以觀測的感性經驗以外的客觀世界，推理更有其獨到的功效，例如正電子的預言，就是由英國理論物理學家狄拉克根據邏輯推理而得出的。后來由宇宙射線觀測實驗證實了這一論斷。
值得指出的是，數學模型方法作為對某種事物或現象中所包含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所進行的數學概括、描述和抽象的基本方法，已經成為應用數學最本質的思想方法之一。模型這一概念在數學上已變得如此重要，以致于許多數學家都把數學看成是“關于模型的科學”。懷特海（A.N.Whitehead）認為：“模式具有重要性的看法和文明一樣古老……社會組織的結合力也依賴于行為模式的保持；文明的進步也僥幸地依賴于這些行為模式的變更。”（注：林夏水主編《數學哲學譯文集》第350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并進一步指出：“數學對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間的關系，是最強有力的技術。”（注：林夏水主編《數學哲學譯文集》第350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物理學家博爾茨曼（L.E.Boltzmann）認為：“模型，無論是物理的還是數學的，無論是幾何的還是統計的，已經成為科學以思維能力理解客體和用語言描述客體的工具。”這一觀點目前不僅流行于自然科學界，還遍布于社會科學界。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或事物建立模型，是把握并預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變化與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在歐洲，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稱為結構主義的運動，雄辯地論證了所有各種范圍的人類行為與意識都有形式的數學結構為基礎。在美國，社會科學自夸有更堅實、定量的東西，這通常也是用數學模型來表示的。從模型的觀點看，數學已經突破了量的確定性這一較狹義的范疇而獲得了更廣泛的意義。既然數學的研究對象已經不再局限于“量”而擴展為更廣義的“模型”，那么，數學概念的本質也在發生嬗變。數學正成為一個動態的、變化的、泛化了的概念體系，其涵蓋的科學對象也必然隨之增加。數學在社會科學中的模型建構大都以結構分析為目標，即在高度簡化與理想化的框架中去理解社會行為機制。在某些框架下，利用科學去預測與控制一個社會系統的一切變量的更高層次的目標已經實現。
數學的模型方法把數學的思想方法功能轉化成科學研究的實際力量。數學中有一個分支叫應用數學，主要就是研究如何從實際問題中提煉數學模型。這是一個對研究對象進行具體分析、科學抽象和做出判斷與預見的過程。如對客觀事物的必然現象，人們用確定性模型去描述，而對或然現象，人們建立了隨機性模型。模糊數學被用于刻畫弗晰現象。而各種突變現象，如地震、洪災等，則可以由突變理論給出數學模型。
五、數學：理性的藝術通常人們認為，藝術與數學是人類所創造的風格與本質都迥然不同的兩類文化產品。兩者一個處于高度理性化的巔峰，另一個居于情感世界的中心；一個是科學（自然科學）的典范，另一個是美學構筑的杰作。然而，在種種表面無關甚至完全不同的現象背后，隱匿著藝術與數學極其豐富的普遍意義。
數學與藝術確實有許多相通和共同之處，例如數學和藝術，特別是音樂中的五線譜，繪畫中的線條結構等，都是用抽象的符號語言來表達內容。難怪有人說，數學是理性的音樂，音樂是感性的數學。事實上，由于數學（特別是現代數學）的研究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思維的自由想象和創造”，因此，美學的因素在數學的研究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數學可被看成一種藝術。對此，我們還可做出如下進一步的分析。
藝術與數學都是描繪世界圖式的有力工具。藝術與數學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有力手段。在藝術創造與數學創造中凝聚著人類美好的理想和實現這種理想的孜孜追求。盡管藝術家與數學家使用著不同的工具，有著不同的方式，但他們工作的基本的目的都是為了描繪一幅盡可能簡化的“世界圖式”。藝術實踐與數學活動的動機、過程、方法與結果，都是在其自身價值的弘揚中，不斷地實現著對世界圖式的有力刻畫。這種價值就是在充分、完全地理解現實世界的基礎上，審美地掌握世界。
藝術與數學都是通用的理想化的世界語言。藝術與數學在描繪世界圖式的過程中，還同時發展并完善著自身的表現形式，這種表現形式最基本的載體便是藝術與數學各自獨特的語言體系。其共同特征有：（1）跨文化性。藝術與數學所表達的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人類共同的心聲，因而它們可以超越時間和地域界限，實現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廣泛傳播和交流。（2）整體性。藝術語言的整體性來自于其藝術表現的普遍性和廣泛性；數學語言的整體性來自于數學統一的符號體系、各個分支之間的有力聯系、共同的邏輯規則和約定俗成的闡述方式。（3）簡約性。它首先表現為很高的抽象程度，其次是凝凍與濃縮。（4）象征性。藝術與數學語言各自的象征性可以誘發某種強烈的情感體驗，喚起某種美的感受，而意義則在于把注意力引向思維，升遷為理念，成為表現人類內心意圖的方式。（5）形式化。在藝術與數學各自進行的代碼與信息的意義交換中，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達到了實體與形式的分隔。這樣提煉出來的形式可以進行形式化處理。
藝術與數學具有普適的精神價值。有人把精神價值劃分為知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三種。藝術與數學同時具備這三種價值，這一事實賦予了藝術與數學精神價值以普適性。概括起來，其共同的特點有：（1）自律性。數學價值的自律性是與數學價值的客觀性相聯系的；藝術的價值也是不能由民主選舉和個人好惡來衡量的。藝術與數學的價值基本上是在自身框架內被鑒別、鑒賞和評價的。（2）超越性。它們可以超越時空，顯示出永恒。在藝術與數學的價值超越過程中，現實被擴張、被延伸。人被重新塑造，賦予理想。藝術與數學的超越性還表現為超前的價值。（3）非功利性。藝術與數學的非功利性是其價值判斷有別于其他種類文化與科學的顯著特征之一。（4）多樣化、物化與泛化。在現代技術與商業化的沖擊下，藝術與數學的價值也開始發生嬗變，出現了各自價值在許多領域內的散射、滲透、應用、交叉等現象。
在人類思維的全譜系中，藝術思維和數學思維的主要特征決定了其主導思維各居于譜系的兩端。但兩種思維又有很多交叉、重疊和復合。特別是真正的藝術品和數學創造，一般都不是某種單一思維形式的產物，而是多種思維形式綜合作用的結果。人類思維之翼在藝術思維與數學思維形成的巨大張力之間展開了無窮的翱翔，并在人類思維的自然延拓和形式構造中被編織得渾然一體，呈現出整體多樣性的統一。人類思維譜系不是線性的，而是主體的、網絡式的、多層多維的復合體。當我們想要探索人類思維的奧秘時，藝術思維與數學思維能夠提供最典型的范本。其中能夠找到包括人類原始思維直至人工智能這樣高級思維在內的全部思維素材（注：黃秦安《論藝術與數學的普遍意義及基本關系》，《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
2期。）。
六、數學：充滿理性精神數學猶如一棵正在成長著的大樹，它是不斷發展和豐富著的理論知識體系。數學充滿著理性精神，它不斷為人們提供新概念、新方法。有的數學家說：“數學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絕不亞于語言、藝術和宗教，今天數學正對科學和社會產生著翻天覆地的影響。”（注：〔美〕L.A.斯蒂恩主編《今日數學》第26頁，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數學對于人類理性精神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也清楚地說明數學作為整個人類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成分的重要性。正如克萊因（M.Kline）指出的：“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數學是一種精神，一種理性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試圖決定性地影響人類的物質、道德和社會生產；試圖回答有關人類自身存在提出的問題；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盡力去探求和確立已經獲得知識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的內涵。”（注：M.Kline.MathematicsinWesternCulture.PenguinBooks,1953.Preface,12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