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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除了具備陌生化敘事的天然優勢，還擁有影視場景描繪的變奏功能。“變奏”是指影視創作對節奏的把握，音樂在影視作品中的嵌入需要嚴格地控制時間，“促使音樂與影視畫面的出現、跳躍、滑行以及消失密切配合”[3]，在此方面少數民族音樂鮮明的力量感與長短交替的歌調變式更有利于影視畫面組接的視覺沖擊。對少數民族影視配樂進行橫向分析可見，少數民族音樂選擇的多樣性與音樂語言使用的規律很好地適應了不同時期影視創作的需要。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悲情劇采用古箏、琵琶、二胡等少數民族弦樂小調來表達沉重、憐憫的主題情緒，例如《甲午風云》中的侗族琵琶配樂，《嘎達梅林》中的馬頭琴獨奏；在20世紀80年代的戰爭片中，少數民族打擊樂器的大調式音樂意境悠遠，民族風格濃郁，在革命題材的影視參與中廣受好評，例如《洪湖赤衛隊》的經典插曲《信天游》；《上甘嶺》的《沂蒙山小調》；20世紀90年代的喜劇片則常見笛子、嗩吶等少數民族管吹樂器，旨在為影視創作融入活潑、歡快、喜慶的民樂樣式，代表配樂如《五朵金花》中的白族歌曲《蝴蝶泉邊》、《阿峨之戀》中的壯族民歌《過山崗》等等。以上少數民族音樂的影視應用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為了滿足影視敘事的情緒傳達，但音樂情緒是所有音樂類型都具有的符號語境，少數民族音樂是如何通過情緒化的符號語境發揮影視創作的間離效應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問題。對此，布林德爾的《序列音樂寫作》肯定了民族音樂的曲式結構對間離效應發生的重要性；我國少數民族音樂家哈孜肯也同樣表示少數民族音樂虛實相間的變奏特征可有效創設影視表意體系游離的、懸置的想象意境，從而發揮音樂的間離效應。參見我國少數民族音樂配樂，其曲式結構無不蘊含著虛實相間的變奏特征，具體表現為音樂節奏強與弱、動與靜、快與慢的韻律回轉，例如《信天游》的三段體連鎖型回旋，《蝴蝶泉邊》的首尾重疊與對比性中段設置，正是由于少數民族音樂材料與樂段敘事結構相較大眾音樂而言擁有鮮明的呼應、重復、回旋、對比的音樂離合組織，因此便于滿足自身與影視創作經驗各異的自我表達。如果說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的影視敘事空間拓展提供了影視作品的多義性，那么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的虛實變奏場景創設則可圍繞影視組接與景別變化實現不同表意系統之間的對立統一。
二、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的影視應用途徑
（一）基于時間修辭策略的音樂織體建構
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的影視應用通過陌生化敘事來拓展文本闡釋空間，主要表現為以時間修辭策略為主的音樂織體建構。影視敘事的本質是讓觀眾感受時間，“時間的變形是影視敘事的必要條件”[4]，音樂可簡化影視作品的時間經驗，亦可將其復雜化，從而提供敘事順序的另一種可能。對此，少數民族音樂對影視敘事時間的簡化與其他音樂沒有異常之處，均是還原真實世界的時間秩序，但對敘事時間的復雜化卻呈現出“間離”藝術的根本優勢。首先，少數民族音樂的影視應用通過離合度編排來創造時序的變形。影視音樂的離合度編排是為了提供音樂材料在影視片段中發展的基本線索，一般來說，少數民族音樂并不是以連貫性的方式出現在影視作品中，但從整體上看卻必須具備音樂曲式的邏輯性，離合度編排指向少數民族音樂在影視作品不同位置的相互“呼應”與“起承轉合”，用來建構音樂組織間的密切關系，其作用是憑借穩定的音樂應用程式，促使觀者從中獲得審美體驗。少數民族音樂擅長通過對音樂應用程式的打亂來創造時序的變形，例如電視劇《大宅門》中年老的主人公躺在靠椅上昏昏欲睡，“鏡頭從他的面部特寫逐漸拉遠，此刻觀眾并沒有發現創作者倒轉時間敘事的意圖”[5]，直到少數民族傳統吹奏樂、彈拔樂、銅鼓樂等一系列吹拉彈唱的間奏配樂響起，鏡頭儼然已回到主人公出生的清末民初時期。在這里，少數民族音樂的加入倒轉了觀者的時間知覺，從觀眾無意識到時間裂縫的出現發生了間離效應，觀者瞬間陷入倒轉敘事的情節漩渦中，渴望深入影視文本追蹤主人公未知的又業已發生的過去。其次，少數民族音樂的影視應用通過蒙太奇思維來傳遞審美個性。“蒙太奇”是影視創作常用的美學技巧，意為利用鏡頭分割與組合來達到對觀者心理的暗示，音樂領域的“蒙太奇”思維可與之類比，解釋為采用交叉、重復、突兀等音樂設置來將表面上并無關聯的鏡頭銜接在一起，從而升華主題，獲得觀眾心理共鳴，它們的共同之處都是應用剪輯來操作時間敘事。以《冰山上的來客》為例，“《冰山上的來客》是我國電影配音史上當之無愧的經典”[6]，《懷念戰友》、《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等一系列充滿少數民族地域特色的插曲經久不衰，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音樂敘事的蒙太奇策略，在敵人開槍、群眾躲避的多角度鏡頭下，影片配樂反而放棄了制造緊張感的節奏型音樂，取代之的是一大段靜音，促使屠殺場面的時空延伸，制造觀眾的心理空白，當古蘭丹姆看到阿米爾無畏地沖入敵人陣營后，輕柔優美的《冰山上的雪蓮》突如其來，多少觀眾為之流淚。“這是一組綜合性的蒙太奇剪輯，鏡頭隨著音樂進行分解，全景與特寫相互交織”[7]，人們被阿米爾和古蘭丹姆純潔的愛情所震撼。
（二）圍繞音樂組接與景別變化的變相創作
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的影視應用致力于虛實相間的變奏場景創設，需要圍繞音樂的影視組接與景別變化發揮變相創作的音樂媒介本性。德國音樂學家梅耶貝爾認為音樂的本性是媒介的本性，沒有什么藝術能像音樂一樣既能自我表達又能為其他藝術創造表達自我的可能。少數民族音樂的影視應用是在另一種藝術實踐中付諸經驗各異的自我表達樣態，正是因為異中求同的縫合與疏離催生了少數民族音樂變相創作的間離效應，其影視應用也因此劃分為縫合與疏離兩個部分。縫合部分旨在“促使少數民族音樂與影視畫面之間形成統一的封閉的環”[8]。對此，少數民族音樂通過組接來達到與影視對象的并置，一般表現為躍動的音樂旋律對鏡頭節奏的跟隨，即少數民族音樂組接根據視覺形象的張弛、造型特征、人物情緒、環境氣氛來編輯音樂表現手段。例如馮小剛電影作品《夜宴》的配樂采用《越人歌》、《莋都夷歌》等少數民族民歌唱詞貫穿影片始終，是為了迎合電影主題中愛情錯位與主人公身份不被認同的凄美哀婉，盡管音樂沉穩滯重的情緒感召力十足，但該部分的間離效應卻尚未發生。如果說少數民族音樂與影視畫面的縫合部分是出于對音畫同步與音畫平行的考慮，那么疏離部分則是為了自覺地塑造音畫對立的間離效果，對此，少數民族音樂圍繞景別的變化來實現對影視節奏的調節。影視作品中的景別變化一般是指物理距離的變化，但影視配樂的間離效應則可使之產生視覺心理距離的變化。《夜宴》影片的后期音樂一改悲劇片配樂的古箏與琵琶路數，同時將《越人歌》、《莋都夷歌》的音樂間奏弱化，在觀者認為劇情沖突即將達到的時候反而加入了《春舞》、《平湖秋月》等輕快、浪漫的鋼琴曲，用以烘托人物相互殺戮的殘酷，此種視覺與聽覺的對立為影片營造出濃郁的寂寞感。我國電影中寫意性較強的影片較多通過以上控制景別節奏的方式來制造“間離”，例如陳凱歌《黃土地》的《鼓陣》配樂、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傳統戲曲配樂等等，均是少數民族音樂與非同一性藝術同構的變相創作體現。
三、少數民族音樂間離效應的影視應用價值
一、音樂學研究論文
音樂學研究論文是我國在此學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音樂學學科構建的主體。2012年，我國較為優秀的音樂學研究論文主要刊登于國內音樂專業和藝術類學術刊物上，內容涵蓋音樂學子學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領域。2012年，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最多，內容豐富多樣。以中國民族民間音樂調查與分析為主要內容的代表論文包括：張伯瑜《云南個舊市大屯鎮洞經音樂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運河號子中的山東音樂淵源》、袁靜芳《走近藏哇寺》、趙塔里木《蒙古族額魯特部民歌特征的鑒別與解釋》、錢茸《淺析滬劇唱詞音聲的地域性音樂價值――兼推“雙六選點”分析模式》、黃婉《在“挪用”中飾變與創造――文化生態視野下的2012基諾族“特懋克”節》、李明月《“堂名”憶舊：蘇州地區十番鑼鼓生存現象探微――以常熟辛莊“春和堂”為個例》、楊和平《民間禮俗的音聲表達――以蒲城喪葬儀式音樂活態現狀調查為例》等。有關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的研究論文主要包括：洛秦《“音樂上海學”建構的意義、研究架構及其問題思考》、管建華《東西方音樂的帕斯卡爾式的歷史沉思》、《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的哲學基礎之比較――兼及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反思》、薛藝兵《通過田野走進歷史――論中國音樂人類學歷史研究的途徑與方法》、楊民康《音樂民族志書寫的共時性平臺及其“顯―隱”歷時研究觀――以云南與東南亞跨界族群音樂文化書寫為實例》、宋瑾《從“音樂”到“音聲”――音樂人類學學科邊界問題》等。此類論文凸顯作者群體對民族音樂學歷史維度的思考，以及鮮明的跨學科傾向。此外，還有部分文章從傳統音樂的保護與教學入手展開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華《熟、背、析、研――教學體會》、張應華、謝嘉幸《我國當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討》、沈洽《以人為本的多元―本位音樂教育――基于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視角的思考》、葉松榮《學科發展的瓶頸――關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位論文寫作中的局限性探討》等。
2012年，西方音樂史研究論文主要集中于巴羅克時期以前的早期音樂上，代表論文包括余志剛《中世紀音樂教學漫議》、姚亞平《歐洲早期音樂傳統與20 世紀現代作曲觀念》、伍維曦《與中世紀晚期多聲部彌撒套曲的體裁特性》、周耀群《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音樂”的兩部斷代史的比較》等。這些論文從各位學者的獨立研究角度出發，對西方音樂早期歷史的不同細節開展研究和思考，試圖在理論闡述中深化對音樂史局部細節和音樂歷史觀念形成的認知，進一步喚起人們對古今歷史比較和創作、教育問題的重視。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誕辰200周年紀念，瓦格納研究論文亦成為2012年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重點，代表論文包括：劉經樹《“清楚變化了的音樂創造”――瓦格納的“音樂戲劇”構想》和楊九華《“”的闡釋 ――再論瓦格納樂劇中的婚姻倫理觀》。另外，對于經典音樂的審美闡釋和音樂流派研究的代表論文可舉鄒彥《貝多芬（Op.31-2）的標題性內涵》和劉瑾《審美困境與現性重建：對新浪漫主義音樂產生及意義的美學思考》。
在中國古代音樂史領域，學者們將目光紛紛投向中國與境外音樂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宮宏宇《基督教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的盲人音樂教育――以安格妮絲?郭士立、穆瑞為例》、陳應時《唐傳日本調名曲名考》、鄭祖襄《談楊蔭瀏對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外來說”的批評》、葉鍵、黃敏學《18世紀西方傳教士的中國音樂研究及其學術史影響》，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論文《域外漢文音樂文獻述要》。古代音樂史研究的另一個范疇集中于音樂考古，代表論文有：方建軍《鐘離國編鐘編研究》、《音樂考古學的六個課題》、王子初《我們的編鐘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畫“雜懸”圖及其實驗心理學解釋》。在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對近現代音樂家的學術紀念，論文包括：楊和平《論李凌的音樂美學思想》、俞玉姿《略談老志誠先生的音樂思想――紀念老志誠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居其宏《我國新音樂發展戰略的設計師和先行者――蕭友梅音樂思想與創作教育實踐的跨世紀回望》等。中央音樂學院發起的“國家音樂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集中發表的論文包括：呂鈺秀《他者對于一個國家音樂想象的建構藍本》、李淑琴《從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學術化――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蒲方《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復雜性》等。
2012年，我國音樂美學領域的研究論文首先以評述于潤洋教授美學研究貢獻為主導，代表文章包括葉松榮《論于潤洋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的理論建構》、何寬釗《論于潤洋學術研究中的歷史意識》、柯揚《承先賢之法，啟后生之思――論于潤洋對卓菲亞?麗薩音樂美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等。其他論文則是不同學者對音樂美學理論、趨勢與應用問題的獨立闡發，例如韓鍾恩《判斷力批判：置疑音樂美學學科語言并及音樂學寫作范式》、劉研《審美經驗的復興――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美學觀與通俗音樂》、張晶晶《對阿多諾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與解讀》等。
二、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
2012年，我國的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向著精英化、集約化和實力化的方向努力邁進。在專業音樂院校和綜合大學音樂學院、音樂系的主導下，音樂學專業教學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發展體系。在不同層次音樂學專業招生方面，各個院校和科研機構結合音樂理論研究的現實需求，招生數量略有緊縮，考試難度相對增加。如此舉措，不僅維護了音樂學專業精英化教育的傳統，同時也對當代大學生的理論基礎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層次的學術人才培養上，各個院校特別重視理論培養和藝術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將研究重心立足當代、返觀歷史，積極參與音樂田野調查和音樂表演活動，在親身實踐中鍛煉學生的研究能力。各個院校給予學生相對寬松的課程安排，不但要求學生學好音樂理論知識，還不斷啟發學生對其他藝術領域和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產生興趣，獲得更為廣博的文化見識，充分增強學生的學術實力。音樂院校采取各種手段對學生的學習進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過論文評比、音樂論壇、大師講座、理論訪談等多種形式鼓勵學生集中精力投入學習，增長自身的學術本領。學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活動日益規范，答辯通過標準相對嚴格，有效防止學生論文品質和學術素質的整體下滑。
除了各個音樂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日常教學工作外，音樂學界在2012年還積極開展音樂學教學研討、論文評獎和專題講座活動，有力推動音樂學專業教學工作，促進院校間交流合作，增加校園學術氛圍。2012年2月，第四屆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獎”評選征文活動正式展開。活動向海內外華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發表的音樂評論參選，并在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第五屆年會召開之際集中評審。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中國音樂史學術交流系列專題1：國家音樂史”活動。斯洛伐克音樂學者奧斯卡?艾謝克應邀參加活動，共同探討“國家音樂史”寫作的方法手段和內容選擇。2012年10月，上海音樂學院先后組織了“第九屆（2012）錢仁康音樂學術講壇”和“音樂學學術論壇”，以此作為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藝術學院百年校慶舉辦系列學術講座，邀請資深專家舉辦專題講座。
三、音樂學學術會議
2012年，我國音樂學界各類學術會議相繼舉辦，有力推動了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學術交流，促進專業學術會議向著常態化、正規化的方向邁進。在民族音樂學領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承辦的“當代社會中的傳統音樂國際研討會”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與會專家以音樂同社會政治、變革的關系為主題，著重討論當代語境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視角與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年會在西安音樂學院召開。會議提交論文摘要240余篇，內容涉及黃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音樂生態研究、音樂與科技、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等研究領域，呈現出學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學科發展趨勢。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三屆年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會議圍繞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教學改革研究三個方面議題展開探討，充分展示了我國近年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暨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泰山學術論壇在山東濟南舉行。來自亞太地區的音樂學家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民族之間的音樂傳播與交流、構建適合于亞太地區各國的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等議題做主題發言。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樂學院舉辦“2012?上海音樂學院?瓦格納國際學術論壇”。 論壇聚合國內最優秀的瓦格納研究學者同國際瓦格納研究實現對話，提升我國的音樂學研究水平，增進與西方學術界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主辦，四川音樂學院承辦的“2012西方音樂學會青年學者論壇”于9月21日在四川音樂學院舉行。 會議由九位西方音樂史專家對11名青年學子的課題發言進行交流點評，旨在促進青年學者的科研工作和學術交流，積極培養理論新秀。在中國音樂史研究領域，9月24至26日，中國音樂史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第七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徐小平獎”頒獎大會在沈陽音樂學院舉行。會議對“契丹音樂史”、“音樂上海學研究”等新課題給予充分重視，并對中國音樂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樂美學領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與對話――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論壇”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辦。論壇邀請全國50名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參會，論題涉及多個學科，促進音樂學學科間的相互對話和啟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國音樂美學學會筆會”在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筆會圍繞 “音樂美學學科資源考掘” 和 “身體在音樂審美活動中的作用” 兩大主題進行研討。
四、音樂學紀念與交流活動
2012年，中國音樂學界舉行了多項學術紀念和交流活動，對于音樂學院系建設和老一輩音樂理論家的學術貢獻加以總結，并對中國音樂學的對外推介與交流做出貢獻。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迎來了建系30周年紀念。系列紀念活動由學術研討會、紀念座談會、學術講堂系列、學術成果展、學生音樂會等活動組成。全系教師還集體出版了學術研究文集，對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活動”。 其中的學術研討會對馬思聰的學術造詣、音樂創作、教育教學和學術精神展開深入的討論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樂學院隆重舉辦“春雨潤物 學海成洋――于潤洋八十春秋學術研討會”。近3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同事學生圍繞他的學術品格、理論特色和歷史貢獻進行了深入研討。2012年，恰逢中央音樂學院資深音樂學教授張洪島先生百年壽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對張洪島教授的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進行重點回顧。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樂學院舉行“紀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全國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研討會，對王光祈作為中國音樂學開拓者的歷史地位和學術成就進行回顧、梳理和闡釋。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陳應時、方建軍、李玫等中國學者應邀參加第七屆東亞律學大會并宣讀論文。此次學術交流與研討活動，引起東亞音樂研究機構對中國律學學者研究成果的密切關注。
五、音樂學理論出版
音樂教育是民族音樂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途徑，民族音樂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文化瑰寶，民族音樂形式可以變化，但是民族音樂文化卻永不變，因此需要在音樂教育中對民族音樂文化進行傳承。本文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對民族音樂與民族音樂文化的概念進行區分，其次對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文化缺失分析，并提出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文化傳承方式。
關鍵詞：
音樂教育；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研究
前言
音樂教育與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的關系密切，民族音樂文化傳承需要在音樂教育中逐步滲透。但是，在社會文化形式多元化的今天，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受到嚴重的影響，音樂教育中民族音樂文化存在著嚴重的缺失，主要表現為：音樂教育重技輕論，流行音樂的發展對民族音樂文化帶來沖擊。那么，如何在音樂教育中促進民族音樂文化傳承，是音樂教育發展中的關鍵問題。
1民族音樂與民族音樂文化概念界定
民族音樂與民族音樂文化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民族音樂通常是指在不同民族中產生的音樂類型，例如，民歌、說唱、器樂、戲曲等不同形式。而“文化”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體系，其中不僅包含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等，還包含了人為力量與習慣。文化的基本要素就是傳統思想觀念以及特色價值觀，在文化中價值觀最為重要。同理，民族音樂文化就是一種具有特殊符號的思想價值觀，該種文化具有一定的規范體系，以及物質產品。對于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不能通過音樂教育，將其作為一種音樂技藝來學習，而是需要將其精神、內涵以及價值觀念傳承下來。［1］
2音樂教育中民族音樂文化的缺失
2.1重技輕論
音樂教育與民族音樂文化之間的關系密切，民族音樂文化需要在實際的教育中得以傳承。但是在高校的音樂教育中，大部分音樂教學環節中只是關注音樂技巧，而忽視對民族音樂文化的知識的教學。這種重技輕論的模式，對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帶來嚴重阻礙。就陜北民族歌教學來說，經過練習學生能夠掌握好陜北民歌的演唱技法，但是卻對藝術作品中所展示的陜北地區豐富的異域風貌和人文特色了解甚少。
2.2流行音樂的發展對民族音樂文化帶來沖擊
隨著社會生活逐步進入現代化，傳統民族文化中所映射的勞動形式、生活方式等都有了嶄新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民族音樂文化原有的傳播形式。多元化的文藝形式，使得人民群眾對文化的審美也發生了變化。由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民族音樂取材是人民勞動、愛情和生老病死的生活元素，這些都滿足了農民的需求，人民對民族音樂文化比較熱衷，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改革，人民的生活方式發生改變，人民不能在民族音樂文化中找到生活的縮影，導致民族音樂在民間傳播受到阻礙。［2］
3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文化傳承
3.1改革音樂教學體系
在學校的音樂教育中，存在著忽視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的現象，以此為例將我國的音樂文化精髓流傳下去，從音樂教學方向入手，將改革音樂教學的體系。在傳統的音樂課程安排上，其專業課以及選修課程安排不合理。因此，需要將傳統音樂課程體系、中國音樂史、民間音樂以及中華傳統音樂論文精選作為音樂教學中的必修課。將教學的重點轉移，轉移到培養人的音樂思維方向上。學生的音樂思維得以培養，就會對民族音樂文化的價值觀有所理解，對于民族音樂文化傳承來說具有重要意義。［3］而在民族音樂作曲專業中，需要設置作曲技法課程，作曲技法在民族音樂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民族音樂質量提升，以及創作都不能脫離作曲技術而實現。民族音樂中應用作曲技術的關鍵就是將和聲、復調、曲式以及配器四種作曲技術與民族元素之間相互結合。這四部分是音樂作曲的靈魂，因此將這些應用于民族音樂中，需要做到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民族音樂民族元素挖掘；第二，作曲技術與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底蘊不同，在音樂藝術上的呈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尤其在民族音樂作曲上更是千差萬別。對不同民族進行民族元素挖掘，首先需要根據民族歷史，分析歷史對作曲的影響。［4］
3.2民族音樂教材編制
為了促進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建立學校對音樂教學大綱進行修改。在《音樂課程標準》中，中國民族音樂所占比重比較少，由于學生在平時學習中接觸到民族音樂比較少，那么對民族音樂文化了解到的就更少了，為了將民族音樂文化滲透到學生學習的日常中，需要增加民族音樂在音樂教學大綱中的比重。目前，音樂教學內容一般都是以歌唱教學模式來讓學生了解相關知識，但是卻沒有通過音樂本身所蘊含的教育意義，來對學生進行教育。例如，音樂教材中的愛國歌曲比較多，教師引導學生在歌詞中，感受愛國情感。教材中的現代歌曲比例比較大，雖然很多作品很優秀，但是在教材中所占的比例比較大。這些現代歌曲中，模式創新，雖然創新精神對于學生很重要，但是在學生學習音樂的初級階段，還需要以民族音樂為主，民族音樂是一切創新的基礎。當沒有民族音樂這一扎實的基礎，再好的音樂創新，也是空中樓閣，根基不穩。因此，在音樂教育中，可以通過改變音樂教材編制的方式，提升學校以及學生對于民族音樂文化的重視。［5］
3.3創新民族音樂文化，促進傳承
如何在開展音樂教育環節中，促進對音樂文化的傳承，是民族音樂文化發展中的關鍵問題。首先需要對民族音樂形式進行創新，獲取民族音樂中的精華。而創新與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并不沖突。創新是創新其形式，為了更好地促進民族音樂文化傳承。但是民族音樂文化的精神以及價值觀依然還在。以陜北文化的傳承為例，創新是一切藝術發展的保證，陳舊的文化傳播只能在現代化發展的浪潮中被淘汰。陜北民歌的創作中，動員專業作詞作曲人，改編陜北民歌。雖然陜北民歌庫非常的豐富，但是在民間廣為傳播的只有寥寥幾十首，在陜北民歌推廣時，新曲風的改編很重要。為了更好地對陜北民歌進行宣傳，藝術家應該對陜北的勞動號子、信天游、秧歌調等進行深入了解，在保持基本內容不變的情況下，對音樂基調進行合理整合改編，使得音樂聽起來朗朗上口，旋律吸引人。
4結語
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需要通過音樂教育來實現，但是音樂教育中民族音樂文化存在著明顯的缺失。為了將民族音樂文化這一文化瑰寶良好傳承下去，需要將音樂教育中，民族音樂文化缺失的情況彌補。因此，在本文中，通過對民族音樂文化教學的現狀分析，提出以下對策來促進民族音樂文化傳承：首先對現有的音樂教學體系進行改革，其次，將民族音樂教材進行合理編制，并創新民族音樂文化，促進音樂文化傳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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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雅先.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在民族音樂文化傳承中的作用［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4）：163-167.
［4］舒暢.試論我國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的傳承在普通高校音樂教育中的體現［D］.首都師范大學，2006.
呼倫貝爾學院位于東北部，是坐落于祖國邊疆呼倫貝爾市的唯一一所面向全國的全日制綜合性普通高等學校。作為二級分院，音樂學院以致力于傳承和發揚本地區、本民族優秀的音樂文化為己任，多年來培養了音樂教育、音樂學、蒙古族民歌演唱等專業畢業生3000余人，向社會各界輸送合格的音樂教育、音樂表演等方面的藝術人才，為民族音樂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音樂學院保護和傳承本土民族音樂的成果
（一）在音樂學科與專業建設上突出民族音樂特色建設
為立足特色優勢，我院設立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致力于民族音樂人才的培養，并于2008年被評為內蒙古呼倫貝爾學院特色學科。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現開設的課程由三部分組成：專業核心課（聲樂、中外音樂史與欣賞等）;專業基礎課（基本樂理、視唱練耳等）;專業選修課（蒙古族簡史、蒙古語言與文化等）。在合唱課、鋼琴課、器樂等課程的教學中納入了呼倫貝爾地區民間音樂，拓寬教學內容，更能體現地方性、民族性的特點。
（二）堅持“因地制宜”編寫本土教材
為使民族音樂在高校藝術教育中系統化、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我院充分利用地方資源鼓勵教師編寫本土教材。編輯出版的教材有《彩虹?呼倫貝爾民歌創作歌曲60首》、《彩虹?呼倫貝爾集錦》、《內蒙古民族民間音樂》、《蒙古族聲樂作品選》、《巴爾虎、布里亞特民歌》等。
（三）努力拓展校外民族音樂實習、實訓基地規模
根據特色專業活態傳承機制的特點，音樂學院與海拉爾文化活動中心、鄂溫克旗烏蘭牧騎、陳巴爾虎旗烏蘭牧騎等文化單位簽訂了藝術實踐基地協議，為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學生提供實習、實訓基地，增長實踐經驗。
（四）在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中展示民族音樂藝術風采
在音樂學院舉辦的校園文化藝術節及各類演出活動中，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學生的表演以其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獲得好評。2011年參加俄羅斯后貝加爾國立師范大學藝術節巡回表演并受好評;2010年、2011年在“高雅音樂進校園”演出活動中，承擔了滿洲里中學、海一中、謝爾塔拉中學等地的巡回演出，受到一致好評。他們在完成演出任務的同時也使民族音樂得以傳播，使民族音樂成為內蒙古呼倫貝爾學院“走出去”的華彩名片。
（五）積極參與各種民族音樂學術會議
2008年12月我院教師參加中國音樂學院主辦的“全國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并提交論文;2011年7月我院教師參加內蒙古藝術學院主辦的“中國?內蒙古民歌藝術學術研討會”并提交論文;2011年2月我院教師參加沈陽音樂學院主辦的“中國民族聲樂藝術研究會?第五屆全國民族聲樂論壇”。
（六）學生獲獎情況
薩礎茹拉：2010年獲呼倫貝爾長調民歌比賽金獎;2010年7月獲“第二屆孔雀獎全國高等藝術學院聲樂大賽”大學生組民族組銀獎。
烏云琪琪格：2009年榮獲“海地區首屆蒙古族業余歌手電視大獎賽”二等獎;2010年獲呼倫貝爾長調民歌比賽銀獎。
金馬蹬組合：2010年7月獲“第二屆孔雀獎全國高等藝術學院聲樂大賽”大學生組流行唱法銅獎;2011年獲“草原星”中央電視臺青歌賽內蒙古選拔賽決賽第二名。
二、邊疆高校保護與傳承本土民族音樂的策略
（一）構建研究科學歌唱技法的蒙古族與“三少民族”聲樂藝術中心
我院應成立一所研究科學歌唱技法的蒙古族與“三少民族”音樂藝術中心，使之成為呼倫貝爾地區高層次民族音樂藝術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在藝術中心里，可鼓勵學生以傳統形式組織多種民間樂隊演奏婚嫁禮儀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等，指導學生排演傳統演出劇目，還可成立具有多種演唱形式的歌唱隊和專門負責整理、挖掘呼倫貝爾地區傳統民族音樂文化的機構，通過對傳統音樂文化遺產的挖掘、整理和編輯出版，不僅可以保存大量珍貴的傳統音樂文化資源，而且也會使呼倫貝爾本土民族音樂成為一種得到國家“認證”的普遍性知識。
（二）減少“舞臺化”交流模式，增加國內外“學術化”互動
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學生參加的多數活動仍舊停留在“舞臺化”式的交流模式，而忽略了與國內外“學術化”的互動，而且相同節目重復上演，缺乏新意。我院不但要營造搶救、保護、傳承和發展傳統音樂的藝術氛圍，更要構造傳統音樂的學術氛圍。我院可與當地文化局、群眾文化藝術館合作，進行校辦產業發展，推進產學研用結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建立民族音樂學術中心。主要任務是教師帶領學生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積極鼓勵學生申報科研項目，將學生的科研實踐能力與開發地方傳統音樂文化遺產與資源，挖掘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底蘊結合起來，不僅能形成我院的辦學理念和風格，突出我院的辦學特色，而且對研究開發地方科學文化遺產和特有資源，提升地方文化品位具有現實意義。
（三）加強課程建設，拓展學科和專業建設
為弘揚本土民族音樂，促進學科建設與發展，加強課程建設迫在眉睫。呼倫貝爾地區傳統民族音樂資源豐富、形式多樣，應當充分利用當地有效資源，在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原有課程和專業基礎上加強課程建設，拓展學科和專業建設。如開設《本土民族民間音樂賞析》，加快蒙古族呼麥、四胡、好力寶、三弦，鄂溫克族諾仁卡琴（三弦拉奏琴）、奧茸琴（五弦彈拔琴）①，達斡爾族的口弦琴等傳統音樂專業，并在學院內部通過課程整合，取長補短，圍繞民族音樂特色，集中力量合力打造“民族文化與民族特色的學科優勢”。同時也為當地所需的相關新專業在社會上開展實踐教學、科研、學生就業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渠道。
（四）大力引進優秀民間藝人，保護和發展傳統音樂的“活態”傳承
為弘揚本土民族音樂，學院特聘請呼倫貝爾地區長調民歌傳承人布里亞特、巴爾虎蒙古族歌唱家道力金、蘇古爾等優秀教師。但這對于課程建設、學科建設的需求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將各地區各類型身懷絕技的民間藝人請進課堂，為學生傳授他們的成功經驗。民間藝人是傳統音樂的傳承者，民間音樂通過他們口傳心授的方式才能世代相傳，造就傳統音樂這一“活化石”。將民間大師引進課堂，是搶救、保護傳統音樂的關鍵，也是高等藝術教育培養民族音樂人才的積極舉措。我們青年教師有責任與大師共同為推動教學、科研、學科建設和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五）加強本土傳統民族音樂各類教材的建設
在本土教材建設方面，我院教師編輯出版的民族音樂教材種類繁多，他們自覺承擔挖掘與發揚民族音樂的責任。但還存在音樂分類模糊，類型單一等問題，多以民間歌曲為主，而民間器樂曲、說唱音樂和歌舞音樂教材仍存空白。應組織有關專家、學者集中力量，組織一個專業化的團隊，與整理、挖掘呼倫貝爾地區民間音樂文化的機構合作成立教材編委會，編寫一套涵蓋面廣、音樂分類規范、音樂類型豐富的系統化、科學化、規范化，具有較強專業性和實用性的教材。
三、對學生采取多樣化的考核形式
（一）通過作品展演考查學生的實踐能力
展演形式可包括獨唱、二重唱、四重唱和合唱等民族傳統演唱形式。營造良好的氛圍，讓學生們自由高歌，相互切磋交流，提高歌唱技巧，克服緊張情緒。此外還可以排練傳統演出劇目，讓學生感受劇中人物鮮明的個性。這些都需要以良好的聲樂技能作為基礎，以真切的情感作支配。同時，由于作品的風格和韻味、人物形象的表演都有較高的要求，對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也十分有利。另外演出劇目的展示是在舞臺上完成的，這對學生的舞臺實踐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通過對外演出考查學生的專業能力
對外演出是學生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直接有效方式。學院可以與當地演出服務部門、媒體、企業等合作，開展傳統節日、單位慶典、主題聯誼等演出。利用節假日和課余時間，與需求單位協作，有組織地創造、編排各類雅俗共賞、符合各單位活動主題、貼近當地群眾生活和審美習慣的民族節目，既可豐富地方人民群眾文化生活，促進地方精神文明建設，又能服務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取得良好的社會聲譽。
（三）借鑒“書院”式管理模式，考查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
“書院式管理模式致力于促進學生在認知、體魄、道德、情感、社會性等方面的多維度成長，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和豐富的生活體驗。”②在書院里，教學科研人員和專家作為學生的生活導師，關心學生日常學習、生活，幫助學生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培養學生的科研精神和創新能力，引導學生為自己進行學術規劃，通過言傳身教增進學生對人類知識創造的認識，啟發學生思考為學為人的準則。
長期以來，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的聲樂課采取一對一的授課模式，長期固定在一位教師的教學方法上，制約了學生博采眾長。因此，設立一個師生互動的平臺，可以彌補一對一授課的不足。如，由不同年級學生與導師形成關系密切、互動交流的師生社區，并建立輔導咨詢、興趣小組、名家談藝等非正式的教育課程，學生可以將自己現階段在學習聲樂當中所產生的問題留在輔導咨詢一欄中，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四）教師科研課題與大學生創新項目相結合，考察學生團隊合作能力
讓學生參與到教師科研項目中來能夠更好地發揮學生開展創新項目的主體能動性。通過與教師的配合，不但能大大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還能提高教師的工作效率。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利用有效設備和資源，既有利于科研創新隊伍的合作，又壯大了學院的科研團隊，為培養高校民族音樂科研創新人才積蓄力量。
我院應發揮地域優勢，民族特色，全院各民族師生共同努力推動現代化教育的本土化，形成一種全新的現代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新型教學模式”。將本土民族音樂充分納入到邊疆高校的藝術教育體系中，使瀕臨失傳的民間音樂走進校園，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科學傳承，為自治區實現民族文化強區立下汗馬功勞。
注釋：
一、《夢回彝山》作曲者其人
《夢回彝山》作曲者李漢杰老師，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音樂理論家、研究員，原云南省民族藝術研究所音樂研究室主任，原云南藝術學院音樂學院特聘教授、碩士生導師。1938年出生于江西省興國縣，1955年就讀于云南師范大學數學系，1964年畢業于云南藝術學院音樂系。曾長期在專業文藝團體從事樂隊指揮和音樂創作等工作。1981年起從事音樂理論研究并兼任教學工作。所創作的器樂曲《接親路上》獲1980年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優秀節目獎。其余發表和演出的歌曲、樂曲數十首。1983年以來在中央及省級正式刊物上發表音樂論文三十余篇。《試論金沙江流域云南民歌謠的特征》獲1987年“首屆中國長江歌會”優秀論文獎。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
曾先后出版了《音樂織體學概論》等音樂理論專著5部。擔任《白族音樂志》《傣族音樂史》《云南文化藝術詞典》副主編及主要撰稿人。其出版發行的專著數不勝數，在此不一一贅述。
在古稀之年，由于云南原創的音樂作品相對比較貧乏，本著“能為云南音樂原創作品做自己能做之事”的原則，李漢杰老師創作了這首《夢回彝山》。并且為之創作了鋼琴伴奏譜以及交響樂伴奏。
二、《夢回彝山》作品簡析及伴奏特點
1.引子部分。作品開始的時候，鋼琴伴奏左手運用半音（見譜例1），立刻把人帶入彝音樂特有的韻味中。同時右手以高出兩個音區的半音下行，填補左手和弦的空缺，加強了音的密度，用器樂化的手段增強了歌唱性。
彈奏這個部分伴奏的時候，因為旋律在左手，而且是一個比較舒緩、夢幻的旋律，所以，左手應該多以指腹來觸鍵，同時，右手要更加輕柔，用力方法仿佛細雨輕輕落在鋼琴鍵盤上。
從第五小節開始，左右手以分解琶音的方式形成水波蕩漾似得伴奏，等待女聲旋律的進入。這一段速度比較慢，因為要應“夢”字，所以，鋼琴的音響不可以太顆粒性，要靠指尖的連貫來把成串的半音進行彈得清楚而不斷開，同時踏板要運用“切分踏板”，這樣可以讓上一個音還沒有消逝的時候，可以清晰地聽到下一個音，同時又沒有斷開。從而營造一個朦朧的，似睡非睡地意境。（譜例2）
當聽眾以為夢中的低喃已經快要結束的時候，伴奏悄然一變，從搖擺不定地水波轉而成為彝族大三弦的彈撥，作曲者將右手的伴奏變換成了兩個一組的同音反復，這無疑是給再次在心底呼喚彝山的旋律以新鮮的陪襯。（譜例3）
在這里，“輪指”的運用，很好地模仿了民族彈撥樂器的音響效果，那么，伴奏者就應該多運用指尖，特別是要很好地支撐住雙手指關節的第一關節，這樣聲音可以更加集中，求得既清晰又輕巧地伴奏聲響，最大限度地接近彈撥弦樂的效果。輪指時各手指的幅度不要大，注意與其它手指相配合，保持音量的平衡，不要每輪到大拇指就奏出一個突強，盡量做到每個音的音量一致。要注意手指循環的周期與周期之間的銜接，和周期內各指觸弦間隔時間的均勻，做到連綿不斷、“顆粒”清楚，猶如珠落玉盤。同音換指部分，應該走長氣息線條，同時用科學的指法。手腕放松，指尖扣緊。
2.中部變奏歡快部分。經過引子的鋪墊，作品終于在32小節處由鋼琴的明快下行音程，勾勒出彝山春夏秋冬的美好景色。伴奏在這個地方地“小快板”節奏，烘托出彝山一年四季帶給人們的美好景色和作曲者對彝山的向往。這樣的情緒明快而清新，配合上伴奏左手的八度跳躍進行地和弦，像極了大三弦的彈撥聲音。仿佛讓我們看見熱鬧地火把節，大家圍著火堆跳舞唱歌的熱鬧場面，在聽眾中產生共鳴，這樣的共鳴來自于強烈地音樂感染力。正如于潤洋說的：“音樂聲音（尤其是器樂聲音）的內容不是抽象的邏輯思維，不是概念、判斷、推理、結論等理性內容，而是感性的、具體的情緒、感情內容，它能直接而迅速地激發起人的情緒、感情波瀾，引起共鳴。”①
中間快速部分，模仿民族樂器大三弦，手指要有彈性，“抓”著彈，同時把握好復拍子的變化，給人聲以很好襯托。
3.《夢回彝山》的尾聲。這個部分通過鋼琴伴奏一個以連續的十六分音符組成的八度上行音階式進行，停止在一個Ⅴ和弦上，這樣的一個終止式，讓聽眾感覺是在突然的歡快中轉入昏昏欲睡的半夢狀態。所以，這個地方伴奏者應該把這個漸強做得極致。（譜例）
要把這個漸強做到位，首先要注意八度的彈奏，“彈八度，最重要的是從小指的指尖經過手掌到拇指的指尖形成一個牢固的‘環’或‘半環’，這時整只手必須呈圓頂形，手腕要比掌骨低。”②這個地方因為有著比較密集的八度，而且鋼琴的伴奏又擔負著承上啟下的任務，所以，要專門拿出來慢練，等可以準確而收發自如地時候，才可以加速度，以連貫的氣息加上身體的動作，把整個變奏部分推向，同時預示下一個樂思的到來。
當歌曲結束在呢喃的囈語中時，鋼琴伴奏襯托人聲在最后一個樂句呼喊出對彝山的向往。人聲有一個長達八拍半的長音，鋼琴則以分解和弦式的雙手反向進行配合漸強，把語氣推向頂峰。最后在顫音上以ff結束。
彈奏顫音的時候，“手指完全不離開琴鍵，使指尖和琴鍵之間甚至連一張薄的卷煙紙或剃刀的刀片都插不進去（當然要用踏板），幾乎有點像小提琴的一根炫上的揉音（vibrato）。”③整個地方一定要最高頻率地顫動，以達到交響樂隊般的推動效果。
三、《夢回彝山》的鋼琴伴奏特點
1.半音的運用，使其很有民族彝族的特色。這使得《夢回彝山》這首具備濃郁云南民族特色的原創作品帶上了地理特征的色彩。
2.輪指的演奏方法比較好地模仿民族彈撥樂器。把西洋樂器鋼琴和民族樂器三弦地彈撥，有效地結合。讓音樂與伴奏樂器表現出本民族與多民族互相影響的特點，符合了作曲者被建國以來“三化”精神影響的痕跡。④
3.復拍子的變化，讓音樂比較有動感，也比較符合民族音樂的特點――拍子的變化隨意性比較大。“正是節奏――節拍、調式――調性和旋律這三方面最大限度地決定著旋律形象的內容及表達、決定著旋律的結構、輪廓和整個旋律發展的內在邏輯”⑤正如李漢杰老師在他編纂的《曲式原理引論》一書中說的：“通常情況下，連續使用相同或近似的節奏會使曲式獲得明顯的結構邏輯，同一節奏的貫穿具有明顯統一的功能。相反，節奏的明顯改變會立即獲得對比的功能。”
4.伴奏比較“順手”，比較有音樂性。這個歌曲的鋼琴伴奏，自身的和聲就可以和人聲形成很和諧的呼應關系。這體現出了創作者“與時俱進”的創作風格。近現代的大多數作曲家為歌曲而作的伴奏，都很注意與人聲的相互呼應關系，不純粹是附屬，甚至有的局部會出現一、二個樂句（段）以鋼琴伴奏為主。這是“以人為本”的人文觀在創作領域的體現。鋼琴參與了藝術形象的塑造。
且引用幾句美學的經典名言，“一千個觀眾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想當你聆聽完這首原創歌曲，也會有不同的感受的。讓關心云南原創音樂和云南原創音樂鋼琴伴奏的熱心人在聆聽中做一次誠心地徜徉，或許你會有不同凡響的收獲。
注釋：
①于潤洋.《器樂創作的藝術規律》.《人民音樂》1979年第
5期第24頁
②涅高茲.《論鋼琴表演藝術》.人民音樂出版社，第144頁
③涅高茲.《論鋼琴表演藝術》.人民音樂出版社，第136頁
④“三化”即時代化、民族化、群眾化。（作曲者口述）
⑤楊儒懷.《音樂的分析與創作》，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
一、引介國內外相關成果
音樂學創新研究首先應引介國內外相關學術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在這方面已經取得較好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新文獻翻譯和研究還需要做更多更及時的工作，跨界交流還需要加強等等。
1 國外文獻翻譯
“”結束后，國門重新開放，翻譯西方音樂學文獻得到合法化確認。改革開放早期，中央音樂學院就不定期結集發行《音樂譯文》，對我國音樂學發展做出了重要的基礎性文獻工作。各音樂學學科陸續翻譯了許多國際相關研究成果，特別是西方音樂史、西方作曲家研究、作曲技術理論、音樂美學、民族音樂學、音樂辭書、音樂家或音樂專題研究等。僅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重要譯著就有：愛德華?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楊業治譯，1980)、漢森《二十世紀音樂概論》(孟憲福譯，1986)、保羅?朗多爾米《西方音樂史》(朱少坤等譯，1989)、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部《音樂辭典詞條匯輯／西洋音樂的風格與流派》(呂昕等譯，1990)、G.韋爾頓?馬逵斯《20世紀的音樂語言》(蔡松琦譯，1992)、申克《自由作曲》(陳世賓譯，1997)、三木稔《日本樂器法》(王燕樵等譯，2000)、庫斯特卡《20世紀音樂的素材與技法》(宋瑾譯，2002)、貝內特?雷默《音樂教育的哲學》(熊蕾譯，2003)等對眾多西方重要作曲家的介紹和研究的專題譯著。此間，上海音樂出版社也出版了許多重要譯著。此外，一些省級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譯著，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西方音樂家傳記叢書”、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大音樂家傳記叢書”等等。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成立之后，大大加強了音樂譯著的出版工作，引介成果成倍增加。21世紀以來，譯介工作甚至作為重要課題而被立項，例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和湖南文藝出版社聯合立項的有數十本20世紀以來重要音樂學文獻翻譯，目前已出版了10余部重要專著，包括西方音樂史、音樂美學、音樂人類學、音樂社會學等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新時期的翻譯工作和過去相比，最突出的特點是開放性，不再局限于僅僅對東歐音樂文獻的引介。這種開放性的引介對我國而言是“無中生有”，即把國內沒有的國外研究成果引進來，為創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創新意義看，慧眼和選擇是“創”，引進的國際學術資源為“新”；缺乏獨到的眼光，沒有合理判斷，“瞎貓碰死老鼠”式的選擇，則難以獲得新知。
2 其他學界成果引用
音樂學的許多學科，或是大學界的分支，或和大學科關聯密切，如音樂美學和美學，音樂心理學和心理學，音樂人類學和人類學等等。這樣，在知識譜系上，音樂學各子學科自然會從相關學界的母學科那里獲得學養：美學的研究成果，自然會成為音樂美學的養料；心理學的成果、人類學的成果，也自然會成為音樂心理學和音樂人類學的養料，等等。以音樂人類學為例，當代人類學的發展為音樂人類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而人類學又汲取了許多其他學科的新養料，如哲學釋義學、后現論、后殖民批評理論等學術成果：在對待歷史資料方面，采取了“視界融合”的方式；在對待傳統概念方面，引進了歷史和語境的維度；在對待特定族群文化時，不忘其潛在的殖民性遺留和變異。從學術發展上來看，這些成果不但對音樂人類學的研究產生過深刻的影響，而且對音樂學各學科的創新研究也都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改革開放前期，學界就對西方現代文論產生了極大興趣，并試圖將其引介到國內。一時之間所謂“老三論”、“新三論”之類引領起的“新方法”討論，風靡國內諸多學科。其實這些“新學”大多屬于自然科學、哲學的新視角或新方法，產生的諸如信息論、控制論等的新理論或新知識對人文學科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在促進新文藝作品創作的同時(文學界的意識流小說，電影界精神分析題材的作品等)，也為文藝作品的意義解讀帶來了新的視野。當然，這些新知識對音樂學的創新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遺憾的是，由此帶來的成果并不顯著――個別的新文論不僅沒有受到重視，而且由于引用的不夠成熟而遭到一些非議，如將“熵”的概念引進對現代音樂不協和程度增加的描述的嘗試。
隨著時間的推進，對其他學界成果引用成功的創新研究范例也逐漸浮出了水面。例如于潤洋撰寫的《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即是全面引介西方音樂哲學中的跨學科成果，對諸如現象學、釋義學、符號學、現代心理學、社會歷史學派等的哲學理念和音樂觀念進行了詳盡的推介。之后，這些成果被國內音樂學研究廣泛應用，產生了許多創新性成果。再如，第五屆音樂美學年會以“音樂作品的存在方式”為題出現的許多研究成果，就是應用現象學知識的研究產物。另外，音樂表演美學研究也借用了應用釋義學的理論，也促使一些創新研究的問世。
但是，對于學界的研究現狀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有以下兩點：
其一，新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筆者認為這兩方面的工作目前做的還很不夠。首先，翻譯的領域應包括經典文論和最新發表的文論，而國際上的相關學術成果還有大量沒被引介進來，如果沒有掌握這些學術信息，我們的研究就缺少眾多可以發掘的學術資源，并無法獲得“創新”的確證――我們所研究的是否世界上已經有了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我們的研究結果是否重復了他人已經發表了的東西。另外，從音樂學界的情況來看，除了英文資料需要翻譯之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外文資料也需要引介。雖然我們的部分學者也可以直接研讀外文資料，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即便是知名的大學者也少有通曉所有外文的全才。尤為遺憾的是，目前音樂界具備英文之外各語種翻譯能力的人更為匱乏。因此，學界應廣泛外聯、互通有無，加快這一瓶頸的突破，這就尤為要重視對翻譯人才的培養。
其二，與其他學界的交流。筆者認為目前的音樂學界在這方面做的特別不夠。在筆者的學術研究中，常常感受到音樂學界在不少領域進展遲緩，總是比其他學界遲延“半拍”。不少問題在其他學界如文學界、美術界已經探討過相當長時段后，才逐漸被音樂界所關注。例如西方音樂界關于后現論的研究，在其他學界已經展開多年之后的80年代才開始，而實際上音樂實踐卻并不遲于 20世紀50年代，其理論研究的敏銳性相當滯后。反之，其他學界也很少和音樂界交流，其原因在于音樂的技術屏障和抽象意味使他們很難參與其中。比如美學界對于藝術概論方向的研究常常多舉美術和文學的事例，卻很少涉及音樂。由此可見，從音樂學研究的需求來看，音樂界應主動接觸其他學界，并盡可能多地汲取各界的學術資源，促進音樂學的創新與發展。
二、加強深度與廣度
填補空白的研究當然是最具有創新意義的，但是發掘全新的領域和課題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這正如心理學對“創造”概念的概括，一是“無中生有”，一是“有中生有”。對于后者，其實就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兩個方向的展開，一是加深，一是拓廣。
1 深化學術探討
學術研究都經歷過了由淺到深、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我們的音樂學研究歷史也不例外，也經歷了引進學科概念、框架，結合中國經驗，并整合成現在的各子學科的過程。例如音樂美學的學科引進是在1920年，也就是歐洲1806年出現“音樂美學”的百年之后，也即1854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發表半個世紀之后。中國音樂美學的先驅是和蕭友梅，但是直到20世紀上半葉，大陸音樂美學的研究也僅僅是非常個別的個人行為，其中青主的《樂話》算得上是相對成型的研究，在當時就顯得鳳毛麟角般的稀少了。其他多是一些零星散論，比如黃自關于音樂審美的三層次說。如同其他學界的新知識一樣，早期音樂學引介西方學科知識所進行的本土研究大都是淺層次的。尤為可悲的是20世紀下半葉的前幾十年，由于政治運動統攝一切，音樂學研究在發揮“工具”作用的過程中，未能在真正學術意義上深入發揮作用。直到改革開放的30年間，各學科才獲得長足的進展。進展的標志首先就是學理的深入，許多學科首先進行了“知識拼圖”式的完善工作，或將本學科的知識體系梳理成型，或引進新知識重組學科體系。在此，回顧一些學科的若干屆學術年會，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深化軌跡。音樂美學前五屆年會基本上都在做知識拼圖，并對一些核心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如形式和內容的關系、作品的存在方式等。后來開始聯系實際，如第七屆年會主題“從美學的角度看中西關系問題”；最近的第八屆年會的多樣主題則分別體現了反思、深入和展望的學術樣態。
深化學術探討的一個途徑是教學和研究相長。隨著人才培養層次的提高，由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音樂學教學為創新性的研究培養了高級人才，并且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深入研究的學位論文。培養層次的提高，也反過來促進了教師研究的深化，其標志就是一大批優秀教材的問世。
2 拓展研究廣度
過去受特殊時代的束縛，音樂學學科和音樂本身一樣都隸屬于政治，只能在既定方針的狹小空間進行半學術式的研究，其研究結果也只能體現在狹隘的功用價值上。例如史學和民族音樂學研究曾對一切受到革命精神否定的東西，或一概排斥或簡化甚至不惜改變其本真面目。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這點只要比較一下過去的教材和現在的教材就可以一目了然。如音樂美學的研究深受東歐影響，肯定內容僅限于反映論和情感論，研究話題也主要圍繞著兩個領域。很快地，隨著開放程度的增加，除了引介各種現代思潮之外，國內研究也拓展到更廣闊的領域，研究視野由狹小到寬闊，由單方面到多方面。如現象學美學、釋義學美學、符號學美學、心理學美學等等，從現代到后現代再到后現代之后，不斷拓展研究領域和思路。
在專題研究上，由于視野開闊了，學術思維的單向度局面也改觀了。民族音樂的研究吸收了現代文化人類學的滋養，從更多方面切人研究對象，如“局內／局外”、“主位／客位”、“概念／行為／音聲”“歷史／語境”、“淺描／深描”等等。對音樂作品的研究也從單純的分化的形態分析或歷史分析，拓展到“音樂學分析”(雖然，目前在不成熟的研究者那里，“音樂學分析”還存在著“兩張皮”現象――形態分析為一塊，歷史分析為另一塊，但畢竟思路拓寬了)。在“多元文化的音樂研究”觀念影響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也大大擴展了――從漢族研究到少數民族研究，從中國56個民族的研究到世界民族音樂的研究。當然，對世界各民族音樂的研究還有待于深入和進一步拓展，這有賴于專門人才的培養和涌現。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經濟原則與新概念。經濟原則是音樂學文論寫作的邏輯性要求之一，它除了要求言簡意賅之外，還要求不濫用概念。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科際交流頻繁，新概念不斷涌現。對音樂學而言，自身的新概念和借用的新概念都出現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哪些情況下出現的新概念是合適的，哪些情況下使用新概念違反了經濟原則是不合適的。從現有的音樂學成果看，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哲學釋義學的“視界融合”、格式塔心理學的“異質同構”或“同型論”等概念出現在音樂學界的文論中，被認為是合適的。而其他許多新的借用概念，則還沒有被認可，或者受到一些非議。這里要掌握的尺度是：可以用原有概念說清楚的問題，就不必使用新概念；只有使用新概念才能充分說清楚問題時，才可以使用。這個尺度應該得到普遍認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羅蒂劃分“公共事務”和“個人事務”，認為前者需要公約規則，后者則奉行私人自由。在他看來，政治和經濟屬于前者，哲學和藝術等則屬于后者。如果認同的話，學術自由應該包括使用新概念的自由，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使用者是否透徹了解新概念的內涵和移植“成活”的意義。其中更重要的是還要必須考慮學術交流的有效性，對他人說話的目的是讓人聽懂，那就不僅要考慮新概念的適用問題，還要看對誰言說――對大眾，應通俗些；對行家，則可以深奧些；對自己，則完全自由，無須顧忌新概念的適用。由此帶來的困難在于“行家”的確認。現在學科分化很細，“隔行如隔山”不僅僅發生在科際間，而且還發生在層面間、思潮間。眾所周知，“文化圈”已經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意義上出現了，局內人彼此能明白的，局外人未必能明白。那么剩下的就是個人的選擇了――圈內交流，合適的新概念不會引起理解的歧義和適用的爭議；圈外交流，則難免引起理解的歧義和適用的爭議或非議。那么誰又是仲裁者?第二，新概念的使用如果包含了語境和語用的意義，那么就不能僅僅從字面的語義去理解；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還有言外之意，那么讀者就不得不去揣摩其弦外之音；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出于個人風格的表現，那么讀者就不得不在讀與不讀之間選擇，別無他途；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有個人態度上的表露，那么讀者就不得不去了解文本的價值觀基礎。例如蔡仲德的“向西方乞靈”，其價值觀在于對于人本主義的思考。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出現政治棒打的誤讀或惡意傷害。在此，筆者 傾向于學術自律――自己不懂的東西，三緘其口。
其二，單學科拓展與多學科交叉。單學科拓展是所有學科自身發展所必需的，目前需要的拓展是知識的更新和研究對象的增加。知識更新問題放在下文談。研究對象的拓展，對于一個學科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問題。雖然學科的產生是根據當時的研究對象來設定研究范圍的，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理論和實踐都會出現一些新問題，這樣新的研究對象也就產生了。例如史學，所謂“古代”、“近現代”、“當代”，這些時間概念本身是隨著歷史的推移而隨后擴展的。“古董”的確定就和“古代”概念的確定一致，以往不被當作古董的東西，年代遞增后就會被當作古董，如清代在20世紀早期并不算“古代”，現在卻算在其內；“當代”則一直是跟著時間走的。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上報重大招標項目中，有一項是“西方當代音樂創作研究”，指的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近30年)的西方作曲情況研究，因為對后現代之后的西方音樂創作我們缺乏全面了解，影響了相關科研的完整性。再如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拓展，如今面對“多元文化的音樂”觀念，勢必要關注西方概念的音樂(以器樂為典型)和中國的“新音樂”之外的多元音樂文化現象，考察研究它們的美和審美問題，或聽覺性感性需要與滿足的規律。當然，這種拓展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增加，并沒有突破學科的邊界而使學科變質。
更需要拓展的是多學科交叉。音樂學中本來就有學科交叉的子學科，如音樂美學是音樂學和美學的交叉學科(隸屬于不同學科的子學科大都具有這種性質)。現在談的是多學科的交叉，在可能性中有近關系和遠關系的學科――音樂學內部的學科交叉屬于近關系；音樂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就稍遠些，而音樂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就更遠。例如音樂聲學、電子音樂聲學屬于遠關系交叉學科，目前行家很少，成果自然不多。律學具有音樂學和數學的交叉性質，在當代一些學者的研究中，音樂學和數學的交叉依然可以見到，但成果也不多。音樂治療的研究屬于遠關系交叉，而且是多學科的交叉，在音樂學與醫學的交叉中，涉及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雖然目前多學科交叉研究比較薄弱，但這恰恰是創新研究的好領域。
三、新角度的研究
運用新知識拓展新視野就可能會產生新角度的研究成果。而用新角度對老問題進行研究，往往也能產生新的成果。伽達默爾的哲學釋義學強調“視界融合”，從哲學基礎上提出了新角度創新研究的可能性。在解釋歷史中的對象時，解釋者的角度各不相同，對同一對象的釋義結果也就不盡相同。延伸來看，哲學釋義學告訴我們，研究音樂對象(人／事／物)使用新角度往往能看到新問題，從而揭示新意義。
關于中西關系的問題已經爭論了一個世紀，但是問題就像一個死結一樣，一直沒有能打開。20世紀末，人們從后殖民批評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獲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后殖民批評理論汲取了后現代主義理論滋養，秉承反中心的后現代思維，對殖民主義之后第三世界的文化藝術和主體心性進行深入的探討，其中不乏新研究、新見解。“后殖民”本身就包含新意義，那就是殖民者撤退之后，原來的殖民地文化依然以西方為中心，這種現象就是后殖民現象。于是，原來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在后殖民批評的探視鏡中，出現了新的問題，例如：音樂廳上演的音樂節目中西方音樂所占的比例，出版物中西方音樂占的比例，音樂教育中西方音樂的基礎位置，社會音樂生活中西方音樂占的比例等等，都反映出問題所在。還有所謂“文化身份認同”，令人們看到對“東方”和“民族性”的強調，恰恰在另一種形式上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視角，認為“東方”本來就是以“西方”為中心建構出來的；對抗的方式恰恰強調了西方的中心位置和作用。從文化身份的角度審視新潮音樂作曲家在國外的主體心性變化，例如陳其鋼，從“中國作曲家”到“個體作曲家”的自我身份認同，反映了他在法國發展的不同階段的心性，為此他提出“走出現代音樂傳統”的思想，顯然這些創新研究都以新角度為契機。
通過楊沐、鄭蘇等活躍在西方學術界的中國學者的介紹，當代音樂人類學、社會性別學研究、“酷兒理論”等給音樂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視角。如對民間音樂的研究，從當代音樂人類學的角度，往往能獲得新的成果。因為以往的田野作業，描述和分析對象多是音樂本身；而從當代人類學角度看，音樂是綜合活動中的音聲部分，必須納入活動整體來描述和分析，才能獲得對它的文化意義解釋，并且當前音樂人類學的許多重要觀念已經影響到了其他音樂學學科的發展。“概念，行為，音聲”模式，“音樂即文化”的觀念，文化圈的局內／局外、主位／客位，釋義學的淺描，深描，多元主義的“文化價值相對論”，反對“單線進化論”等等，都促使其他音樂學學科變換角度研究各音樂人／事／物，改變了以往多注重音樂音響本身的研究理路，將“音樂對象”從西方概念的“作品”變換為“文化”(作品及其相關)產物。這就好比從對魚本身的關注，轉變為對魚及其生態環境的整體關注。在這樣的轉變中，音樂的文化意義得以充分彰顯，音樂的形態意義也得以重新揭示。再如性別研究在以往似乎和音樂沒有關系或關系疏遠，雖然其成果引介到國內也不多，卻仍可以見出其中的新視角：將音樂行為和性別聯系起來，至少揭示出以往未被發現的新的意義。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相關而不相同，它是生理性別的社會化，例如女孩從小被家庭和社會教育而成為社會觀念／概念中的“女孩”，那么她在選擇樂器、表演風格甚至作品風格也會流露出社會意義的女性特點。酷兒理論則提供了探究音樂家作品的隱秘意義，像同性戀傾向等，例如學界對柴科夫斯基和浪漫主義一些作曲家作品的研究。當然，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國內音樂界還很罕見。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新角度與換喻／轉喻。如同新概念的使用，新角度的研究是否存在換湯不換藥的情形?如何鑒別是否是創新研究?新角度的研究成果如果僅僅是換一種說法，實質內容并沒有新東西，那么其文本僅僅是過去文本的換喻或轉喻?如果那樣，學術研究的成果系列就只能是一種能指鏈，所指要么沒有隨著角度的變換而變化或增加，要么干脆從能指鏈的延續中脫落。但是，許多創新成果確實是新角度使然。這就確證了角度變換屬于方法論的說法。不同學科往往有不同方法，一門學科往往有多種方法，一種方法往往又有多種角度。比如理論學科和歷史學科在性質上有區別，因此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同，此所謂“史”與“論”的不同。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性質不同，方法也有所不同，此所謂“元理論”研究方法與“理論應用”研究方法的差異。音樂美學可以采用哲學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心理學的方法和社會學的方法；就哲學方法而言，20世紀出現了許多新流派 如現象學、釋義學、符號學、分析哲學、后哲學等，提供了許多新角度，只要這些哲學流派已經在學界站住了腳，只要真正吃透了它們，那么應用其角度的研究也就順理成章。
其二，知識更新。要獲得新角度，就需要更新知識，而新知識是他人的研究成果，后人在借鑒新知識時，不僅要充分了解，還要在批判、認同的基礎上再選擇。就目前而言問題更多的還不是批判和選擇，而是了解，沒有充分的了解就沒有發言權。由于語言的隔閡等原因，許多國際最新研究成果未能及時輸入到國內音樂界，有些新角度還未及被接受或應用；由于跨界交流不足，其他學界的新成果也未能及時被音樂學界接受和應用。特別是哲學基礎，如果不明了自己和他人的哲學基礎，就難以進行有效的學術對話。彼此不了解對方的視角，必然看不到別人看到的東西。此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目前音樂學界至少有兩種哲學基礎，傳統的和現代的，也可以說是本質主義的和非，反本質主義的。雖然人文、社會科學不以時代先后，新舊來劃分先進與落后，但也必須搞清楚每個發言者的立場和視角。
四、挖掘中國古代學術資源
發掘學術資源往往有兩個方向，一個面向西方，一個面向中國古代。我國古代學術資源豐厚，不僅當今國人去挖掘，也為外國學者所感興趣。對于這些資源我國學者有著天然的優勢，因此對古代音樂文獻和考古資源的挖掘和引用是非常有益的。
1 古代文獻的梳理和考古
對中國古代文獻的梳理和考古，都會給音樂學創新研究提供新的契機。像曾侯乙編鐘的挖掘就促成了史學、律學、樂學等的新成果問世，此類的挖掘還有很多，甚至改寫了音樂史。一些考古發現也促使歷史懸案的釋解和新研究成果的產生，例如《文子》的出土和考證，解決了道家薪傳之文子其人其書的真偽問題，并出現了相關研究成果。
對古代音樂文獻資料的梳理，除了一般史料上的發掘、梳理、注釋、研究之外，按學科類別所進行的工作也取得重大進展。例如蔡仲德對古代音樂美學思想的整理、注釋和研究，出版的專著為學界提供了重要而豐富的參考。
2 古代學術資源的研究和引用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影響深遠，這是老話；傳統是一條河，先秦諸子百家特別是儒道的影響貫穿歷史全程，這是共識。但是“五四”運動造成的傳統斷裂，而新傳統中政治話語占據了相當比例，將古代傳統文化當作封建的東西、落后的東西拋棄，致使文化傳統也因此從社會生活和國人的思想中逐漸淡出。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了，學界重新開始挖掘古代資源，用以研究和引用。例如對《樂記》和《聲無哀樂論》的研究就出現了很多成果，其中的思想也被引用來研究音樂問題。例如《樂記》的“聲”、“音”、“樂”和“知聲”、“知音”、“知樂”的劃分，被引用到現在的音樂研究，不少學者結合音樂人類學的觀念，重視“樂”和“知樂”的綜合性和維度。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訓詁困難。“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區別是立場的自覺。例如對《樂記》“比音而樂之”中的“樂”，有“樂／yue”和“樂／le”兩說，引發了“音心對映”的爭論。分析參與者的立場可以見出，有些學者采取的是“我注六經”的方式，有的學者則采取“六經注我”的方式。不同價值立場之間的對話，如果未做到知己知彼，就很難獲得有效的交流，只能是各說各的，難以達成共識，甚至難以彼此理解。當然，是否達成共識并非是學術目標，但彼此理解卻需要考慮價值立場和研究方式的異同。
其二，中西關系。李澤厚近來發問：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不同究竟在哪里?也許一個是圓的，一個是方的，中間有許多相通之處，但是邊緣和基本性質的差異如何被認識和表達?20世紀以來，我們的學者大都接受了西式學術訓練，知識結構、思維方式都不同程度的西方化，因此出現了以西方化的主體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成果的現象。眾所周知“學理的知”通過書本獲得，“親歷的知”經由實踐產生；前者是理性分析的、評判性的，后者是靈性融通的、體驗性的。中國的哲學基礎偏向后者，例如：對古代文論的理解，沒有實踐體驗，難以獲得對“陰陽五行”、“和”、“平”、“擰薄“天”、“道”、“大音”、“素琴”等詞語及其相應行為的真知；沒有宗教體驗，難以知道宗教音聲的意義；沒有民族文化局內人的體驗，難以知道民族音樂的意義；沒有現代音樂的體驗，也難以進入它的新世界。這正如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琴，其“活態保護”如果沒有修身養性、超越世俗的實踐體驗，就難以明白怎樣才是“活態”。
五、開拓新領域
音樂學創新研究的重點是開拓新領域、新學科，這如同開墾處女地，必然會出現新的研究成果。所謂的新領域、新學科，其實大都是國際上已經有的，而我國由于種種原因而尚未開辟的――有的是為突破西方中心論所做的努力，卻尚未完成；有的是人才缺乏造成事業的未果。
1 電子音樂研究
電子音樂是20世紀以來才出現的新音樂體裁，對它的研究涉及音樂創作、音樂聲學等等。音樂創作上我國已經有一批作曲家和作品，也有專門的教學，還有國際間的交流。音樂的電子聲學和物理聲學研究，在一些西方20世紀音樂研究的翻譯書籍中有部分介紹，國內研究也發表了一些文論。總體上看，雖然這個領域的研究還很少，但畢竟已經開拓了一個新領域。從教學科研的格局看，目前專業的電子音樂創作、研究和教學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漢，教育層次已經達到博士生的培養階段。從國際范圍看，電子音樂創作不僅僅由于它自身的新體裁而開拓了作曲領域，而且對傳統方式的音樂創作也產生影響，例如潘德列茨基等人，就從電子音響中獲取新感覺來創作。他的《廣島受難者的挽歌》等作品表現出的非常規的音響效果，特別是弦樂的音塊長音，具有電子聲音的特質。因此對這個領域的研究，也對傳統音樂方式的創作具有啟發意義。此外的記譜、設備、融合(與傳統方式結合)等方面的研究，對我國學界而言都是新的探索。
2 音樂批評理論
過去的歷史造成我國音樂批評理論沒有從學理上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如今這個領域有了突破性進展。20世紀大半時間中國處于戰亂和政治風云中，政治家確定了音樂批評的尺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隨后制訂的文藝政策，都確定了藝術批評的標準，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等。在政治統攝一切的年代，音樂批評理論只能由政治評判理論替代。“”結束后，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等等，盡管背景依然是撥亂反正，依然是政治語境，但是思想解放的局面還是形成了。加之新音樂現象不斷出現，例如新潮音樂和流行音樂，許多問題亟待音樂批評參與解決，因此音樂批評理論應運而生，逐漸成勢。如今已經出版了一些專著，并 培養了一批博士、碩士，成立了音樂批評學會，建立了音樂批評網……應該說這些創新研究都為我國社會音樂生活的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 新視唱練耳和基本樂理
這兩門是原來的定型學科，如今在多元音樂文化觀念被普遍認同的形勢下，凡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遺留，都應隨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西方式視唱練耳和基本樂理多年來一直是我國專業和業余音樂教育的基礎課程，訓練出的是適應西方大小調體系和受其影響的“新音樂”的耳朵。改變這一后殖民現象，需要進行細致的論證和選擇，需要具體可行的方法。可喜的是，近年來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教育系正在嘗試推行一套新的視唱練耳課程，在此本科一年級學生就被要求用中國地方方言唱民歌。另外，還有教師在編輯出版的新視唱教材中引進了世界音樂，并要求唱出風格。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學者提出建立中國音樂體系的口號，有學者嘗試建構的“中國基本樂理”，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還有空白要填補。如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世界民族音樂等，都剛做了一些起步工作，許多空白需要創新研究來填補。音樂社會學有了少量引介文獻和著作，但是學科體系還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完善。音樂傳播學情況相似，它是新興學科，在信息高速運轉和流通的現當代，急需完善知識體系的建設和針對國情的創新研究。世界民族音樂一直以來主要靠引介國外采集和研究成果，但是國內畢竟也出版了一些專著和教材。目前急需更細致而全面的著述和聲像資料庫的建設，以供教學和科研之需。
其二，新開拓的領域和學科還不成熟。電子音樂研究、音樂聲學、音樂批評理論、音樂心理學、新視唱練耳、新基本樂理等，還需要許多艱辛的勞動才能和其他早已成形的學科并駕齊驅。音樂心理學首先需要大量翻譯國際成果。新視唱練耳首先需要采集多元文化中的音樂典型，方言實在太多了，而同樣多的音樂韻味也難以全部把握。新基本樂理需要后現代哲學的基礎。并非“音高”“長短”“強弱”“音色”四維組織就是音樂。而且世界不同文化中的“音樂”有相同也有不同，很難用一個“基本樂理”來涵蓋所有音樂現象。何況，沒有全知者，無法概括一個普適性的真理體系。因此，我們能夠做的是已知的音樂的基本樂理。當然，物理聲學具有足夠的普適性，但是音樂不僅是物理現象，更是文化現象，是多元文化現象。無論如何，這項工作還是需要做的，雖然其結果可能是各文化局內人局部概括出的拼盤。
六、當代中國學人有何獨特貢獻
筆者近來一直縈繞在腦際的問題是：當代中國學人給世界貢獻了什么?從目前的科研成果看，我們的研究是西方音樂學或中國漢族樂學的延伸(有的是轉喻或換喻式重復)；我們的理論總是在“向西方乞靈”或“向古人乞靈”中獲得依據，似乎真理要么在西方，要么在中國古代。當代的我們缺乏元話語／新范疇。
“向西方乞靈”在蔡仲德那里是要向西方學習人本主義精神，在作曲家那里是學作曲技術，而在一般學者那里則是學他們的理論。音樂學諸學科大都由西方傳入，它在先天上就具有西方血統，因此不斷從西方輸血似乎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就像子輩從父輩繼承家業是順理成章一樣。20世紀中國的“新音樂”向西方學習古典作曲技術，改革開放開始向西方學習現代作曲技術；音樂學過去學的是東歐的東西，如今學的是歐美的東西。學習、引進和借鑒都是必要的，但不是完善的，最終我們還是要拿出自己的東西給世界。
學術研究本來就是要在前人成果基礎上向前邁進，且創新研究也有各種類型。在向西方學習借鑒的音樂學研究中，常見以下兩種現象：直接引為論據和以西方現論反對西方傳統理論。關于第一點，常見人們直接或間接引用西方文論，再加入自己的釋義，即成為引進的新理論。這里存在著兩個問題，一個是缺乏批判，一個是忽略中國實際。西方大學者一般都具有深厚的學養和嚴謹的學術精神，往往貫通西方文化古今，嚴格遵循學術規范，其成果顯示出一種西方音樂文化的高度，令人尊敬，也值得學習。但是西方倡導的嚴謹的學術精神往往要求無論對什么樣的研究成果，都必須經過深入的批判，確信認可后方能合理應用。所謂個人見解，嚴格說來只能以自己的論證來說服讀者，他人的言論只能作為旁證，或作為學識的修飾。對西方大學者的言論亦如此。除非國人確實不及洋人，只能借助西方學者的論述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或以西方學者的思想為自己的思想。
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和現狀與西方不同，因此西方學人的音樂學研究成果并不能作為中國音樂實踐的引導。例如在教育領域，中國兩千年的儒家傳統，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這樣的傳統使美育成為德育的一種特殊方式，隨著中國的崛起國家重新探索檢驗真理的標準，逐漸意識到包括音樂在內的藝術，除了社會政治功用之外，還有重要的審美價值應該開發，因此在進入21世紀時提出“以審美為中心的音樂教育改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美國，也曾經提出這樣的音樂教育思想，例如雷默的《音樂教育的哲學》。后來又有學者提出超越審美的音樂教育思想，如艾里奧特提出在音樂教育中施行多樣性實踐的主張。如果不考慮中國國情，就可能否定“以審美為中心”的音樂教育改革思路，而照搬他國的音樂教育思想。對于現階段中國大陸的音樂教育思想，須以審美為核心理念，因為從根本上說，人由理性和感性和合而成，培養完整的人就應當以理性和感性的完善為目標。智育是完善理性的教育，而美育是完善感性的教育。由于過去忽視感性完善的教育，因此現在強調感性完善是必要的，更何況這樣的呼吁有助于藝術的解放。
改革開放30年間，西方現代音樂理論在一些音樂學學科里被關注并引進，這些新的學科理論更新了“五四”運動以來接受的西方音樂知識，開闊了國內音樂學界的視野，促成了中國音樂學界的理論分化，所以我們也具備了建立自己話語體系的條件。近30年來不斷有中國音樂學者提出建立中國音樂體系的呼吁，也有付諸行動的實踐，盡管成效不顯著，卻顯示了零的突破。在此，筆者不反對通過學習西方新理論來進行知識換血，但是也期待中國音樂學界能有自己的獨到貢獻，為此做了如下一些思考。
其一，突破中西關系的思維格局。了解世界才能認識自己，因此需要放眼全球。但是由于殖民主義的緣故，百年來我們一直處于中西關系的思維格局中。如今，既然認同“多元音樂文化”的國際思潮和價值觀，那么就應將視界擴展到全球，特別是中西之外的空白領域。例如，目前我們的音樂美學思想史，僅有歐洲和中國兩部分內容，這是不夠的。要創新研究，就必須了解世界，認識自己。光這項了解世界的工作，就是浩大的工程，需要眾多學人長久時間的共同努力。
其二，回歸／建立自性之我。正如蔡仲德先生所大力倡導的那樣，當今學人應具備獨立人格、獨創精神和主體思想。沒有自性本我，總是以他人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就會像福柯所言的那樣，不是人說話，而是話說人――“人死了”。而就言說而言，人僅僅是個傳聲筒，只具有傳播的功能，而沒有本我的主體性。獨立思考的前提是具備獨立人格、白性主體，但是由于教育的緣故，人被社會化的同時也逐漸失去了本我，所以“我思”多是按照他人引導而思，自性被遮蔽，要去蔽，就要回歸本我。在這點上現象學的還原具有相似的去蔽性質，但是沒有指出明確的方法。佛學所言的恒常心，即為自性本真主體，其各個法門提供了回歸的方法，所以音樂學人不妨多了解一些佛禪哲學。
其三，劃分公私學術行為。個人事務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話語談學術(文如其人，自言自語中的真理)。公共事務是用群體的眼睛看世界，用群體的話語談學術(文如其類，交相輝映中的真理)。依筆者看來，最真實的聲音是“自言自語”。人，騙得了天下，卻騙不了自己。個人的學術研究，須以自性主體的發見，發出獨特的聲音；他人或認同、或否定，已屬于另一回事。假如學者的寫作是為了給人看的，那么寫作時已經有了針對性，有了預設的讀者，或者處于一個學術共同體中，以群體的約定來思考和寫作。這樣，他就是一個對話者，一個現實對話網絡中的結點；話題也是群體對話語境中的話題，他的思維整個地和這個網絡、這個語境糾結在一起。假如他站在一定范圍的“我們”的立場上思考和發表看法，那么他就是一個代言者，一個群體的代言者，無論是受委托的還是不自覺的(通常是后者)，都和自性主體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