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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通過對（一）市場滲透（二）市場延伸（三）產品開發（四）多元化戰略 考慮在現有市場上，現有的產品是否還能得到更多的市場份額；是否能為其現有產品開發新市場；是否能為其現有市場發展若干有潛在利益的新產品；是否能夠利用自己在產品、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優勢，根據物資流動方向，采用使企業不斷向縱深發展的一體化戰略。
關鍵詞：安索夫；公司戰略；財務案例；汽車制造業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117（2012）03-0117-01
一、市場滲透（market penetration）
以現有產品面對現有顧客，力求增大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以目前的產品市場組合為焦點，增大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就宏觀經濟形勢來說，中國國內經濟地發展，個人財富以及消費能力提高，農村購買力提高，人均GDP顯著增長。國際方面，國際市場在2011年末逐漸走出經濟危機，經濟開始復蘇，同時，中國國際地位地提高，加強了國際購買力。縱觀這些經濟形勢，若KEC實行市場滲透戰略，無形中降低了實施該戰略的成本。
在國家政策方面，國內政府刺激市場，采取特殊政策優勢刺激經濟的發展，政府在交通基礎設施方面加大投資。這時采取滲透無形中增加了一個有利條件。
KEC在經過多年發展，品牌初具規模的情況下，可以利用數個產品領域存在先入優勢和品牌優勢，并且已經占有很大一部分市場份額的優勢，積極進行滲透。
在國際方面，特別是在羅馬尼亞與FAST TRAN SRL合作，利用羅馬尼亞政府給予的稅收等政策優惠和自己的良好發展模式，加強企業在東歐和非洲以及中東地區的品牌認同度。
可以明顯地看出，KEC的產品在市場中還沒有達到飽和，若采取市場滲透，會相當有潛力，隨著營銷力度的增加，銷售是會呈上升趨勢的。
但是，KEC實施滲透，也有一定的不利因素。首先，KEC不能享受其他汽車制造商可以享受的國內政府規定的發動機排量在1.6升以下的車輛購置稅的減少的政策優勢；如果KEC繼續以現有產品進行滲透的話，環保節能型產品地替代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KEC廠房設備陳舊，經營模式陳舊，成本計價法仍使用傳統模式，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并且，中等規模大小限制了企業發展，沒有與國外公司進行合作，這也限制了很多發展的機會。
二、市場延伸（market development）
提供現有產品開拓新市場，企業必須在不同的市場上找到具有相同產品需求的使用者顧客。
對KEC來說，實施市場開發戰略，有著相應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國內政策支持；同時，在國際方面，國際市場在2011年末開始復蘇，隨著中國國際地位逐漸提高，可以通過總部香港的國際性位置，擴大國際銷售網絡，進行國際市場地開發。
但是，KEC進行市場延伸戰略的劣勢條件更為明顯。在現有的經濟情況下，整個汽車產業發展的范圍大，涉及區域廣，產業能力足，要獲得新的、可靠的、經濟的、高質量的銷售渠道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對KEC來說，企業本身研究和發展的人員和資金都嚴重缺乏，并不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更不用說擁有開發市場去擴大經營所需要的資金、人力和技術資源了。
三、產品開發（product development）
推出新產品給現有顧客，采取產品開發的策略，利用現有的顧客關系來借力使力。
但是，運用產品開發戰略不容忽視的兩個因素，即企業要擁有雄厚的研發能力與資金。從對KEC的描述來看，在研發方面，技術員工整體素質不高，落后的研發能力，科技投入不足，產品更新換代不強，缺少關鍵技能；另一方面，研發需求的大量資金供己不足。
四、多元化經營（diversification）
提供新產品給新市場，此處由于企業的既有專業知識能力可能派不上用場，因此是最冒險的多樣化策略。
如果進行多元化戰略的話，KEC有一個很好的優勢是它生產涉足的領域多，這個對實施多元化是一個很好的條件。
但是，進行多元化也是有比較多的不利因素和條件。在產品需求方面，雖然KEC原有的汽車的需求會隨著政策的實施有所減少，但是其并沒有處于壽命周期的衰退期，產品的需求并沒有趨向停滯；同時，汽車產業現在正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發展的范圍比較大，市場集中程度較低；就企業現在的發展情況來看，當前還是有比較好的競爭力，可以繼續從加強這方面的競爭力努力；自身的競爭優勢在新行業是否能確保是一個問題，是否能保障進入新行業的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也是一個問題，不確定的因素過多，風險控制難度加大。
作者單位：江西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VAN HORNE J C.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olicy[M].5th ed.N J: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0.
[2]楊品文.安索夫模型與動蕩管理[J].管理與財富,2007,07.
論文摘要:2008年美國次貨危機攀發，金觸危機很快艾延全球，給世界經濟帶來強烈發撼。時至2010年，這場風基最強勁的勢頭已經過去，全球經濟開始回吸。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呈現出祈的特點，高失業率、預期通脹率、國際貧易竟爭加劇、，易保護重斷抬頭……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的國際貧易艱難發展。面對祈的經濟扶序，我們應該積極訓整對外貧易政策，以在祈一槍竟爭中盛取更有利的對外貧易地位。
2008年，潛伏已久的美國次級房貸問題全面爆發，掀起金融市場的狂風巨浪，貝爾斯登岌岌可危，雷曼兄弟土崩瓦解，AIG直面流動性危機，房地美、房利美巫待注資……這場金融危機強烈震撼了美國經濟，使其遭受二戰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并且很快蔓延至北美洲、歐洲、大洋洲直至席卷全球，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場巨大浩劫。時至今日，全球經濟體已經挺過這場風暴的中心，逐漸過渡到“后危機時代”。
這場令人談之色變的金融危機一度使世界經濟低迷，公眾信心喪失，在與之周旋抗衡的過程中，全球經濟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國際貿易也出現了新的特點。據世貿組織(WTO)統計，2009年世界貿易總額下降12%，降幅為60年來之最，而中國在2009年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的外貿出口一方面面臨極為不穩定的經濟大背景，另一方面又因為貿易競爭力的增加而承受著來自其他國家日趨強勁的貿易保護壓力。這就要求我們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尋求出口貿易新模式，從而推進我國國際貿易又好又快的發展。
1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分析
1 .1世界經濟止跌回升.增速緩慢
隨著各國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的落實，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的消費和投資逐漸升溫，世界經濟開始從衰退走向復蘇。
2009年初，世界經濟并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美國一季度GDP環比增長年率下降6.4%;日本GDP也因凈出口和投資大幅萎縮，歐元區GDP更是大幅萎縮9.6%。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貿易額下降了40%。二季度美國、日本、新興經濟體經濟開始回升，韓國經濟觸底反彈，國際貿易降幅收窄，但仍高達兩位數。進入三季度后，美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回升明顯，多數歐盟國家也出現復蘇，印度、巴西等國回升勢頭也較強勁。在金磚四國中，俄羅斯相對較弱，但其5月份和6月份的工業生產指數均實現了正增長。世界經濟基本上被確認見底回升。
中國經濟在2009年上半年仍保持較高增長，第三季度增長率超過8%。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經濟均有所企穩并出現回暖跡象。
雖然目前金融危機最強勁的勢頭已經過去，世界經濟已經停止了自由落體式的下跌開始有所回升，但是我們卻不能對其做出過于樂觀的估計。金融危機導致居民財富縮水，儲蓄率大幅上升，消費需求嚴重下降;同時由于缺乏新的盈利機會，加之目前全球普遍產能過剩，新的投資需求短期內很難大幅回升。因此，雖然經濟開始回暖，但是其復蘇的過程也是緩慢而曲折的。IMF估計，未來四年之內，全球經濟增速將略高于4.7%，低于危機前幾年的平均水平。目前全球經濟逐步回穩但仍舊脆弱。
1 .2高失業率和通脹預期并存
金融危機給各國產業帶來重創，失業問題隨之加劇，全球就業問題異常嚴峻。2009年，美國9月份失業率達到9.8%，創26年來新高;歐元區8月份失業率升至9.6%，為歐元區誕生來最高;日本9月份失業率為5.3%，亦為十年來最高;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也令人擔憂。高失業率將直接影響消費一一失業者無力消費，未失業者基于對未來的憂慮而不敢消費，進而影響到經濟復蘇的速度。
高失業率嚴重的同時，通脹預警也時刻存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穩定金融市場，刺激經濟復蘇，各國都采取了規模空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國央行紛紛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利率分別降至0%一0.5%} 1%和0.1%，均創歷史新低。一些地區和國家甚至直接向市場注資從而提升大宗商品價格。目前美國、日本等國的貨幣供應增速均快于名義GDP增速，全球基礎貨幣持續上升。在經濟低迷時過剩的貨幣供應和較高的流動性往往不會形成通脹壓力，但是當經濟逐漸復蘇時，這些內容則會因為政府缺乏有效的退出機制和抑制工具而轉化為通脹壓力。屆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將會進退兩難。
1 .3貿易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需求大幅萎縮，國際貿易嚴重下滑，各國貿易競爭加劇。而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內需難以拉動，進一步刺激了其擴大對外出口的決心。內憂外患的狀況使得眾多國家和地區紛紛采取強硬措施以期有效爭奪國際貿易市場，一些國家甚至不惜大幅貶低本幣幣值、采取各種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來提高本國產品竟爭力，擴大國際市場。
除了爭奪市場，各國亦希望通過促進本國產業來帶動國內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加速經濟復蘇腳步。這勢必使其更決絕的采取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和保護措施，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國際經貿組織報告顯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個月時間，20國集團就出臺了91項新的潛在的保護主義措施。據世界銀行統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20國集團中有17個國家一共推出了約78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其中47項已經付諸實施。
但是在如今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個國家的經濟利益是互相關聯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自顧自的采取貿易措施。所以，表面上各經濟體會呼吁抑制甚至消除貿易保護，但實質上各國都不同程度的采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這就使得近年來的貿易保護會以更新更隱蔽的方式出現。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貿易保護主義正重新抬頭，并且即將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最大阻礙。
2經濟形勢對中國外貿的影響
2 .1貿易額度下降.降幅趨緩
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需求下降，整體貿易環境趨緊。2009年全球經濟回暖，但全球國際貿易總量仍處于下滑趨勢。這一年里，中國的經濟形勢較為良好，但外貿出口仍下降16%，然而相較金融風暴正勁之際，我國的外貿出口降幅已大大收窄。
2.2躍居第一大出口國.貿易康擦增加
在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中國的表現好于一般國家。特別是在2009年，中國的出口額占全球出口份額比重超過9%的，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發展自主產業，正在逐漸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但我國的出口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對外貿易處在粗放增長階段，是典型的“制造大國、品牌小國”。這種憑借數量型擴張取勝的粗放增長經營模式已經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同時，由于全球整體需求下降和各國內需難以帶動等對國際貿易競爭的刺激，外貿競爭力日益強勁的中國也成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對象。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全球70%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與中國的出口貿易有關。2009年，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超百起、案值約120億美元，兩者均創歷史新高。同時，中國產品遭遇貿易摩擦的連鎖性突顯，鋼鐵、鞋類、玩具、鋁制品、輪胎等中國傳統優勢出口產品頻繁出現一個產品在不同市場遭遇貿易救濟調查的現象，呈現出摩擦國別擴散和救濟措施疊加的勢頭。 隨著全球經濟的回暖，國際貿易經濟環境將逐漸好轉，中國的外貿前景看好。但我國的國際貿易關系也將隨之而更加復雜，其他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更加嚴重。對于后危機時代的中國貿易，機遇與挑戰并存。
2.3老牌合作伙伴貿易關系趨緊，貿易對象格局改變
歐盟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2009年，我國對歐盟出口總值達2362億美元，占我國出口總額的19.66%，我國對歐盟的出口形勢將影響總體的外貿形勢。然而目前歐盟經濟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不僅歐元區的貨幣穩定難以確保，而且由于經濟問題而引發的政治問題也在各成員國內頻發。內憂外患的狀況使得歐盟訴諸于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對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政策。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但在2009年，歐盟國家頻繁針對中國采取反傾銷措施，從鞋類、服裝、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到光伏、節能燈等擁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產品，都是歐盟對華進行反傾銷的對象。2010年，歐元區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更加嚴厲。
中國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形勢也都不容樂觀。奧巴馬政府出于減少國內失業率以及2010年面臨中期選舉政治壓力的需要，不斷對中國施壓，出臺了各種針對中國出口的貿易保護措施。經濟陷人嚴重衰退的日本則更是大大縮減了與中國的貿易合作關系。
另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貿易救濟調查也越來越頻繁。僅2010年起就有韓國、阿根廷、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多個國家相繼對中國的馬鈴薯、西服、高碳錳鐵、榨汁機等多種產品施行禁運、反傾銷調查等貿易措施。中國與老牌主要貿易國家的關系日趨緊張。
而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和中非貿易的健康發展，中國與東盟、非洲的貿易關系發展保持著較好勢頭。2009年我國對東盟出口額達到1062億美元，超過了日本，占我國對外出口總額的8.85%。從長遠來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中國與非洲、澳洲等國家貿易關系的促進，中國的外貿環境會逐漸好轉，且新的貿易格局也會逐漸形成。
3未來的發展措施
3.1加快法制法規建設.拓寬貿易口徑
中國加人WTO近九年的時間內，清理、修訂、廢除了數千件與WTO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及各種紅頭文件，有效地實現了國內法律法規的配套。然而我國法律的修正并未趨于完善。從國內經濟發展來看，需要創造更加良好、公平的競爭環境，如建立穩定、透明的財稅、信貸、外匯、保險等政策體系，明確政府對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融資支持、稅收減免優惠、投資風險保障的鼓勵政策等。通過規范國內競爭規則促進企業高速健康發展，為我國經濟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從國外競爭來看，隨著國際貿易竟爭的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傳統的貿易保護措施之外，各個國家和地區更可能采取諸如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隱性保護策略。針對此種情況，我國需嚴格制定細致、規范的制度和法規，以立法的形式確保我國貿易產品的標準化、規范化，從而拓寬貿易口徑，增大進出口額。
3，2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升產品競爭力
雖然我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是目前我國仍以粗放增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缺乏自主設計，沒有龍頭品牌，產品質量和設計都還比較欠缺。當前我們還主要靠規模優勢來贏取市場，在全球需求下降，各國各地區紛紛依靠本幣貶值和出口補貼等手段來加大本國產品價格優勢的情況下，無疑會對我國的出口貿易帶來很大沖擊。因此自主研發、提升質量、重視國際認證，全面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提升產品競爭力，才一是保證和擴大我國對外貿易優勢的有效途徑。
3.3鼓勵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雖然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逐漸加強了中小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但是民營企業無論在自身的資金和資源優勢上還是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都是無法與國企比擬的。然而中小企業因其靈活性、創造性、對發展機會強烈的渴望程度而對經濟促進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與國外擁有先進生產技術、優厚資金實力的國外企業、機構合作，招商引資，同時增進企業自身實力，不僅可以增強整個產業的競爭力，而且對于促進國內就業和擴大外商投資等各個方面都會有很好的成效。
3 .4優化行業發展結構，促進經濟快速穩健進步
此次金融危機給歐洲所帶來的打擊遠比美國要重，究其原因則是后者的制造業規模比前者要大得多。這給我們的教訓便是，無論服務業如何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的關系也是不能完全統一的。一定規模的、相對獨立的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穩定的可靠保障。因此，我們既要加大發展服務業，增加服務貿易的規模和效益，也要狠抓制造業的發展。二者齊頭并進并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才能有效促進和確保經濟健康高速平穩發展。
摘要通過幾種價格指數之間的對比，進而選擇較合理的能反映我國物價波動水平的一種價格指數，為進行有關研究做較好的鋪墊工作。
關鍵詞價格指數因子分析CPI
實際中常見的價格指數：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生產者價格指數（PPI）、GDP價格指數等宏觀經濟價格指數，如何度量物價波動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經濟學界關心的問題。
編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用價格調查法。首先選定若干種具代表性的商品，編制基本商品物價指數，以此來代表整個物價水平的變化。CPI的商品分類按用途劃分為類，在這類中選擇了262個基本分類，每個分類下設置一定數量的代表規格品，作為經常性調查項目。CPI的權重，是依據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確定的。這種方法雖然采用直接調查的方式，但它只調查一部分商品而非全部。而且對于規格品的選擇及權重大小也有爭議，這樣計算出來的指數只能反映部分物價波動情形。同樣PPI，HPI，RPI也遭到類似的批評，而且它們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的價格波動情況。
有種觀點認為，GDP價格指數涵蓋了所有的貨物和服務，大于CPI、PPI等的產品范圍，GDP價格指數可以全面反映綜合價格水平的變動情況。但實際上，很難獲得GDP價格指數數據，這主要是因為GDP是最終產品的價值。但現實中很難區分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這也是采用總產出和中間投入價格指數縮減的原因。常常反推國內生產總值價格指數，如果有國內生產總值的物量指數，可反推出國內生產總值價格指數。所以GDP價格指數似乎也并不適用于衡量物價水平的波動。
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物價的波動受國際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更受國內經濟波動、原材料價格等的影響，使得我國物價的波動變得極其復雜。由于物價的波動不是取決于某一種因素而是受多因素的影響。哪個指標來衡量物價波動較好呢？簡單的多元回歸分析已經無法滿足分析需要。現選擇15個經濟變量：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RMPI，農副產品類購進價格指數API，商品房銷售價格指數HPI，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CPM，全部單位從業人員人均報酬INC_A，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INCR_UQ，外匯儲備RESR_US，貨幣當局儲備貨幣M，廣義貨幣供應量M2，國內生產總值增速GDPR，G7_PPI_加工品同比增速PPI_G7，G7支出法GDP指數GDP_G7，上證收盤綜合指數SZ。采用因子分析各因素對物價波動的影響，然后決定用那個指標。樣本區間為2000年1季度~2011年1季度。通過SPSS16.0進行因子分析，
得到四個較大特征根：9.4，2.0，1.1，1.0，累計方差貢獻率達90%。應選取四個公因子。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
從因子載荷陣可以看出，貨幣因素在FI上載荷大，稱為貨幣價格指數因子；需求因素在F4上載荷高，稱為需求價格指數因子；代表成本因素的三個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在F3上有較高載荷，稱為成本價格指數因子；表示國際經濟形勢的ppig7在F2上載荷大，稱為國際經濟價格指數因子。觀察發現總的來說CPI在各公因子上的載荷較大，最能反映我國價格的波動情況。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當前形勢下國際通貨膨脹與貨幣流動性過大是影響CPI變動的主要因素。雖然某一價格指數都能反映不同方面物價波動，但最具反映能力的還是CPI。這與國內很多學者使用CPI來衡量我國物價波動情況也是相一致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資本賬戶開放 金融危機 資本控制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8)02-052-04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巴西貨幣危機、阿根廷經濟危機都伴隨著危機之前危機發生國資本賬戶的大幅開放，因此很多人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促成危機的一個因素而由此提出應謹慎開放資本賬戶，甚至提倡采取較嚴格的資本控制來避免危機的發生。然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逐漸開放資本賬戶已是大勢所趨。究竟資本賬戶開放在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傳染的過程中起到何種作用，已成為當前政策制定者、投資者以及廣大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
國際上對資本管制、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的研究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大量的文獻討論了資本管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是否應該放松資本管制既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但關于資本管制的利弊至今仍無定論。而且這些研究對資本控制和金融危機的關系也存在著分歧，主要分為兩類。一類認為實行資本控制可以限制國內私人部門參與國際資本市場交易，控制資本流的規模和組成，從而減少投機攻擊發生的可能性，延遲甚至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另一類認為實行資本控制會導致資本的低效運作，不利于一國的經濟長遠發展，甚至還可能引起公眾以為不利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導致資本控制政策的實行，從而促進自我實現危機的發生。
本文重點圍繞資本賬戶開放在金融危機發生和傳染中的作用，從資本賬戶開放的利弊以及我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一簡要回顧，在此基礎上分析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利弊，并對我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提供相應的建議。
二、資本賬戶開放支持論
認為開放資本賬戶可以減少甚至避免危機發生的學者主要從兩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從理論上看，資本賬戶開放可使全球儲蓄獲得有效分配，導致儲蓄流向生產效率最高的經濟體，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通過開放資本賬戶，可以減少信息的不對稱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資源的分配，促進一國的對外貿易和金融體系的發展。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可以從許多方面促進經濟的發展，從而大大改善一國的經濟基本面，減少危機發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實證研究表明，資本控制并不是避免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相反地，資本控制可能會造成一國的經濟低效，資源配置不當，降低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等，從而不利于一國的經濟發展，還會加大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
（一）相關的理論分析
有的文獻研究表明，資本控制不但不是防止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且會給一國的經濟帶來很多危害，損害一國的經濟基本面，從而更易引發金融危機。多利和伊莎德（Dooley, Isard, 1980）認為資本管制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機所必須的，資本管制的弊大于利。他們指出，雖然資本管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資者隨意撤回資金，但另一方面將會導致該國外來資本的減少。戴拉斯和斯德克曼（Dellas, Stockman, 1993）研究表明，實行資本控制可能會使公眾預期政府實行資本控制政策可能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等原因引起的，從而導致私人部門的資本外逃。因此，可預期的將實行的資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實現攻擊的可能性。格雷利等（V Grill, GM Milesi-Ferretti , 1995）研究了一些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對資本流動的限制，認為雖然一些國家在國內利率低的情況下用資本管制限制了資本市場的國際套利，但同時資本管制對國際借貸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多利（Dooley, 1996）認為資本控制在產生收益差，掩蓋匯率風險上有效，但卻無力阻止市場上不連續的投機攻擊。
還有些學者認為資本控制并不是避免危機發生的原因，不能因此放慢資本賬戶開放的腳步。愛德華茲（Edwards,1999）認為，智利在1990年代避免了貨幣危機的原因在于它嚴厲的銀行監管而不是資本管制政策。費希爾（Stanley Fisher,1997）甚至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的好處大于其潛在成本；由于國際資本流動對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和銀行體系的穩健性敏感，開放資本賬戶可對資金內流國的宏觀政策施加紀律約束。
（二）相關的實證分析
采用多國的時間序列或者面板數據對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危機的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的論文也很多。格利克等（Glick, Hutchison, 2000）通過對69個國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結果表明與習慣相反的是，對資本流實行控制不是減低而是增加了一個的投機攻擊概率。波頓等（Bordo et al. , 2001）通過分析了21個國家1880-1997年階段以及51個國家1973-1997年階段的數據，認為金融危機更容易發生在實行資本控制的國家。
勒布朗（Leblang, 2003）使用probit模型對90個國家1985－－1998年之間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資本控制使貨幣危機更可能發生。格利克（Reuven Glick et al, 2004）通過采用配對和傾向打分的方法來消除樣本選擇偏差，得到的無偏估計表明資本帳戶開放的國家發生貨幣危機的概率較低。
三、資本控制支持論
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取消資本控制有可能造成資本大量外流，國內金融市場容易發生動蕩，而且容易受到別國危機的傳染從而引發本國的經濟危機。而實行資本控制可以防止短期資本的頻繁、劇烈流動，杜絕匯率的不斷波動，維持正常的對外經濟秩序，保障本國銀行系統安全。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本管制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機，在一國的金融市場尚未完善之前，盲目地開放資本賬戶將會引發金融危機。
（一）相關的理論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資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遲危機的發生。龐克等（Wyplosz ,1986; Park, Sachs, 1987）是最早表明資本控制對于延遲危機是有效的。他們認為存在資本控制時，私人部分在國際資本市場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而且中央銀行只有在滿足私人部門的商業目的時才兌換國內貨幣為外國資產。因此資本控制減緩了經濟中實際貨幣擁有量的調整過程，從而延遲危機的發生。
眾多研究論文主張在一國金融機構及相關監管機制還不成熟的條件下，應謹慎開放其資本賬戶開放。威廉穆森和德瑞貝克（Williamson and Drabek,1999）發現，有無發生金融危機及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取決于是否開放了資本項目。在審慎監管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開放資本項目會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或加重其影響，盡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的基本面不佳。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從實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發，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和條件尚不具備時實現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加劇了銀行系統的脆弱性，嚴重時導致危機的發生。巴哥瓦提（Bhagwati,1998）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是與亞洲各經濟體放松資本賬戶的控制，從而使銀行和企業能夠在國外融資并由此引發大量國外短期資本的介人分不開的。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德米古奇坎特和德特齊奇（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在對53個國家1980-1995 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研究后發現，在國內銀行體系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條件下，資本賬戶放開及實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銀行容易受到外部沖擊。
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 2005）使用一個廣泛的多國數據集分析了資本控制與外部危機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一些證據對加大的資本流動性會引起宏觀經濟脆弱性的增加這一論斷提出了質疑。他們發現沒有系統的證據表明，比起資本控制較嚴的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更高的國家發生危機的次數更多或者面臨更大的發生危機的概率。但他的結果表明，一旦一國發生了危機，資本開放力度更大的國家會面臨更高的增長下降。
四、有關中國資本賬戶開放政策的研究
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很多學者通過分析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及金融體系的現狀認為中國應該謹慎開放其資本賬戶。麥金農（Ronald McKinnon, 1998）認為目前中國不應該開放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賬戶的成本會超過其收益。卡頓（Cordon, 2002）則認為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保持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將會減少外匯風險、交易費用以及交易投資的不確定性，為外來資本的長期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如果中美貿易在兩國總貿易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兩國從中得到的收益也會增加。俄若炎（Arroyo, 2003）認為，完善的國內市場并不一定能消除資本賬戶開放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因為當一國放松資本管制，它必須放棄匯率穩定或者獨立的貨幣政策，而放棄這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宏觀的管理將變得更為艱巨。目前中國正面對著失業和社會保障低等宏觀問題，政府還沒有能力完全控制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
麥金農等（Ronald McKinnon, Gunther Schnabl , 2003）引用了日本在1980年代早期的經歷，分析并說明了由政治壓力而改變匯率政策最終會毀了本國經濟，警告中國可能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引起通貨緊縮(當時日本屈從了美國的壓力為了平衡貿易而使得日元迅速升值，給國內經濟帶來了通貨緊縮，導致了貨幣流動陷阱)。同時，他還指出資本項目的放開必須在改革進程的最后，在國內金融自由化、銀行改革和貿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進行。羅娟和唐文進（Juan Luo, Wenjin Tang, 2007）建立了一個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傳染模型，并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的經驗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目前的經濟基本面處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區，如果受到投機攻擊和流言等導致大量資本外流則極易發生危機，故應審慎開放我國的資本賬戶。
五、對我國的啟示
上述眾多的文獻研究表明，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十分復雜。資本賬戶開放并不一定會引發金融危機，開放的時間和力度不同，它對經濟的影響大小及方向也不同；研究還表明，資本賬戶的開放過程既伴隨著收益又伴隨著風險，具體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取決于本國經濟的基本面、政治文化狀況以及所處的國際環境，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本賬戶開放是否會加大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具體到我國究竟該實行怎樣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需要認真權衡比較資本賬戶開放對我國經濟帶來的利弊，才能制定適當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確保我國經濟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一）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收益
就我國實際來看,資本賬戶開放后的收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提高國內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資本管制的解除會修正生產要素流動的扭曲機制,使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減少了資本流動的成本,促進資金在全球的流動，進而使得整個經濟體系的資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商品勞務的國際流通,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開展,從而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2、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促進金融效率的提高。資本賬戶的開放將使外匯市場趨于完善,國內外金融業的共同競爭有助于降低國內金融市場的成本,而進一步提高我國金融效率。資金的國內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資金風險，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
在資本項目開放帶來許多收益的同時，開放資本項目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由于三角悖論的存在，開放資本賬戶會導致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兩者的沖突。雖然我國現在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匯率的頻繁大幅浮動增加了進出口的風險，不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因此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對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在這種情況下，開放資本賬戶勢必會削弱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2、資本賬戶開放帶來的國際資本的流動，特別是大量短期資本的頻繁流動，增加了我國金融經濟發展中的風險。一旦受到國內外的沖擊，容易引發金融危機或受到別國危機的傳染。
（三）制訂資本賬戶開放政策應審是度勢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資本賬戶開放的兩面性，是否應該開放我國的資本賬戶應建立在對國內外形勢的具體分析的基礎上。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政策也應因時而變。現在結合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開放資本賬戶最終實現資本賬戶完全開放是發展經濟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資本賬戶開放存在很大的風險，資本賬戶開放必須先達到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些文獻總結的條件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成功的產業結構調整；國內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完成；對金融體系的有效監管。
入世以來，我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實行資本管制的成本也越來越大，我國逐漸加快資本開放力度的壓力越來越大。逐步放松資本管制，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目前我國主動適應外向型經濟發展、因應入世要求的客觀選擇。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經濟基本面仍處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區（羅娟，唐文進，2007 ），離實現資本賬戶完全開放還有一定的距離。再加上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明顯滯后于經濟增長，日益積累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銀行機構風險威脅著我國金融穩定。若貿然大幅放開對我國資本賬戶的管制，引起資本的大量流動，若再加上此時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如美國利率變化、投機攻擊、貿易伙伴國家或地區發生危機等），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極易受到危機的傳染并引發危機。
因此，我國資本賬戶開放要采取審慎的態度，要與深化國內金融機構改革同步進行，增強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穩妥、有序地放松資本管制，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進一步改善宏觀經濟形勢，使得經濟基本面得以改善而跳出多重均衡區域，防止金融危機在我國的發生和傳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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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uo Juan, Wenjin Tang. 2007. Capital Openness and Financial Crises: A Financial Contagion Model with Multiple Equilibria [J].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 10, No. 4: 283-296.
[關鍵詞]人口；經濟發展；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車士義，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研究生，郭琳，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圖分類號]F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10-0104-04
2008年對于中國是極不平凡的一年，中國的整體經濟形勢也可以用“大起大落、震蕩前行”來形容，對于處在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目標的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是學者、政府與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其中，就業問題及對策、各群體的收入提高及差距的彌補、人口紅利的利用等則是人口學界熱切關心的話題。值得說明的是，學者們的研究往往并不是就一個小的專題，而是不同專題之間的結合。如教育與人力資本的關系、人口撫養比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對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等。
考慮到論文的代表性，本文的檢索范圍是2008年全年在五種人口學界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中國人口科學》《人口與發展》《人口與經濟》和《人口學刊》)公開發表的所有有關人口與經濟發展各個主題的論文，也包括部分相關學科較有影響的期刊論文，共檢索有關論文75篇，進一步篩選其中主要文章，檢索以主題和關鍵詞為主。如就業問題就以“就業”主題(這樣會包括有關“失業”和“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和“就業”關鍵詞分別對5種期刊進行逐一檢索。然后進行匯總。當然檢索難免有所遺漏，取舍和解讀也會有或多或少的偏頗。只期望能夠拋磚引玉，以方便同仁的進一步研究。
(一)就業
伴隨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和全球金融風暴的席卷而來，我國2008年的經濟形勢出現了大的轉折，大量弱勢群體(尤其是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面臨失業的風險，于是就業問題作為長期的熱點在2008年更加升溫，關于就業的研究熱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總體勞動力供需形勢與就業問題；產業結構變化與就業；大學生及其他弱勢群體就業和保障問題(包括農民工、農村女性、殘疾人等)。
全球經濟增長中表現出低就業的趨勢，從2000年到2006年，伴隨著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增長率為6.26％)，失業人口增加了約10％(從2000年的1.77億增加到2006年的1.99億)，因此如何把經濟增長轉化為就業崗位、減少貧困就業者的數量，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劉瀑，2008)。
我國同樣表現出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不同步的現象，就業壓力增大。我國勞動力總體供給遠大于需求的局面近幾年并沒有轉變，2001～2005年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多增加440萬人以上，2006～2010年多增加200萬，2011～2015年多增加100萬左右，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薛峰，2008)；而勞動力的總體需求則出現下滑。原因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逐步減小，最能吸納勞動力就業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傳統第三產業發展相對緩慢。
不同的產業結構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能力大不相同。對上海和廣東吸納勞動就業能力的對比發現，類似的經濟增長，但不同的產業結構、國有經濟比重和集體經濟活力等創造勞動力就業的能力卻差異巨大，1996～2000年期間廣東從業人口增長了32.36％，而上海僅增加4.3％(張祺、王桂新，2008)。而運用產業結構偏離度和就業彈性指標對江蘇省的研究也發現，三次產業的偏離度大大高于國際標準，第二產業就業彈性偏低，說明我國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仍不符合，需要加大對第二和第三產業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扶持力度，同時優化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的流動能力(戰磊，2008)。對鮑穆爾一富克斯假說的檢驗也說明，制造業相對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促進服務業各行業就業的增長，也是制造業就業彈性不高的原因(王俊，2008)。
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大批高校擴招，2008年我國大學毛入學率已經達到適齡人口的23％(廣州日報，2008-11-11)，大學畢業生數量的躍升也使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2002年“大學生就業難”開始出現，之后越來越嚴峻，在大學生供給增加的同時，大學生需求下降(姚裕群，2008)，2008年大學畢業生達558萬。是擴招前的2001年畢業生人數的4.8倍(姚裕群，2008b)，而同期經濟增長率僅增長一倍多，加之就業彈性的降低，尤其是全球金融風暴導致的國內經濟困難，導致我國大學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可以說，大學生就業難是總量問題、結構問題、體制問題和經濟形勢等共同造成的。
另外，學者們一直都在關注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首先是對農民工就業的歧視問題的深入探討。農民工就業歧視表現為就業機會歧視、就業待遇歧視和就業保障歧視三個方面，農民工就業歧視影響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經濟基礎，加重了農村社會保障的負擔(曹信邦，2008)。其次是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市場機制是導致性別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別歧視因素成為影響性別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李春玲、李實，2008)，由于女性所承擔的生養責任、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等現實，使中國女性在經濟轉軌中面對市場的沖擊更大(李愛蓮，2008)。還有殘疾人就業問題。張建偉、胡雋回顧了我國殘疾人就業的成就、問題，認為近年來。我國殘疾人的就業率、就業規模和就業服務均取得很大進展，但在總體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大背景之下，作為最困難群體的殘疾人就業更為艱難，存在就業層次低、收入水平低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張建偉、胡雋，2008)。
學界對就業問題的關注還涉及到失業保險體系的國際比較(董克用、李剛，2008)。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勞動力就業問題(李雨潼、王海紅，2008)，農村失地婦女的創業問題(王靜，2008)，就業穩定性對不同群體工資差距的影響等。
(二)收入分配
對收入問題的研究可以細分為三個方面：收入的影響因素；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措施；如何提高收入；等。2008年學界的研究主要關注我國城鄉、地區、職業、年齡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和弱勢群體收入提高的問題。
伍小蘭(2008)利用中國老齡科研中心2000年“中國城鄉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了我國老年人口的收入差異，發現老年人口內部的收入差異較大，總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20％收入最高的老年人群當中。薛進軍、園田正等(2008)對深圳市2006年住戶調查分析分析發現深圳市的基尼系數為0.56，已成為中國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朱農、駱許蓓(2008)利用1989和
2004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城鄉收入水平總體顯著提高，貧困率極大降低，但是城鄉之間、城市內部等收入的不平等也都在明顯擴大。
對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學者們大都歸因于教育差距和勞動力市場分割和歧視等方面。如薛進軍、園田正等(2008)認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別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場因素造成的。朱農、駱許蓓(2008)則發現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教育回報率的上升和農村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nder(2008)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對城鎮地區職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有顯著影響。
王曉峰(2008)關注了農村青年勞動力致富(提高收入)的問題。認為青年自身應提高教育程度、積極外出打工。政府應拓寬農業投融資渠道、改善進入市場的便利程度等。
(三)人力資本
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質量，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因此要充分發揮我國人口大國的優勢，必須實現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學者們對人力資本的研究集中在分地區、分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機理以及我國人力資本投資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等。
人力資本提升對地區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是學界的共識，而新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的作用在地區之間、性別之間等都是有差異的。唐祥來(2008)采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Lueas生產函數研究認為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江蘇省存在地區間的差異：高等教育對于蘇南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比其他兩個地區都明顯；蘇中和蘇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顯著，且蘇中地區物質資本投資作用凸現。而由劉洪銀(2008)的研究可能發現這種差異應該是地區間對人力資本利用效率不同所造成。顧佳峰(2008)研究發現相對于女性，男性人力資本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顯著且貢獻更大。鄭勤華、賴德勝(2008)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采用差異系數分析技術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區差異，認為人力資本水平對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人力資本能夠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國地區之間的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力資本的差異而更顯著。
(四)人口紅利
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也較高，從而帶來經濟的更快增長，這就是人口紅利的一般含義。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人口紅利的這種定義表示質疑，或者提出新的概念進行修正，或者對人口紅利的實現附加一系列條件。
陳友華、吳凱(2008)認為國際上通用的聯合國人口年齡結構類型劃分標準“實乃國人的一大誤解”。因為它導致了中國的年老型社會與人口紅利并存的矛盾。作者構建了新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劃分標準，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水平下，只有當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或超過17％時才能認為進入年老型社會，這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陳濤、陳功等(2008)則認為“人口紅利”并不單由人口年齡結構決定，還受人口規模、人口素質、就業結構、生產與消費模式等因素的影響。在對人口撫養比進行標準化的基礎上，作者引入“標準消費人口”的概念，對不同年齡結構人口的消費狀況進行統一，同時考慮不同產業的勞動人口就業率和產業之間的產出差異，并將標準化后的撫養比稱為“社會撫養比”，最終發現標準化后的實際撫養比很大程度上與該地區的產業結構有關。而穆光宗(2008)則認為人口紅利實質是指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并據此提出了三個判斷：“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作者還嘗試構建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的轉變紅利、投資紅利、轉移紅利和轉型紅利。
另外對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界也繼續深入探討。如陳友華(2008)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紅利的跨期分析發現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由負轉正，并逐步增大至10％以上。而劉洪銀(2008b)則發現人口撫養比與經濟增長的運動方向是相反的，對經濟增長的顯性作用不強，但隱性影響較大。
老財務人員業務處理能力強,但大部分學歷層次偏低,自學能力差,理論水平不高,財務視野狹窄,會計知識老化。難以滿足現實財務工作的需要,也不利于個人職業的提升。煤炭企業鼓勵并支持他們進行學歷提升、職稱晉升和更新財務知識的培訓。
2高校會計教學改革的建議
高校是培養會計人才搖籃,企業是會計人員施展才能的舞臺。培養出符合企業需要的會計人才是高校和企業的共同的愿望。高校有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動機和能力,企業有對理論指導企業財務實踐的需求和場所。校企應當本著“提高會計教學水平,服務企業財務”的宗旨,建立校企互動合作平臺,打造校企全方位、多層次和常態化的合作關系。
2.1建立校企互動合作平臺
①建立校企高層次定期走訪和會晤的機制。企業財務負責人和會計院校負責人定期進行互訪,高校可借以了解企業人才需求狀況,企業財務管理水平,新出現的財務問題等各方面的情況;企業可以了解高校學生的情況,課程設置,科研水平等各方面情況。通過互相了解,鞏固合作關系,開拓合作新領域,并對合作提供總體性指導意見。由高校會計專家教授同企業財務領導對具體合作項目進行溝通,對前期合作項目進行評估和總結,對今后人才培養和課題合作等達成框架性合作意向協議。②建立青年會計教師同企業財務中層領導對接機制。加強他們的聯系與合作。青年教師大多是沒離開過校園的碩士、博士等高學歷人才,雖然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科研能力,但企業實踐欠缺成為制約了他們的發展短板。他們可以通過這個機制,利用暑期深入企業考察生產經營流程、生產環境、觀摩財務處理流程;企業中層財務領導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高的理論素養,是企業財務戰線的中堅力量,但是他們整體理論水平差,建立青年會計教師同企業財務中層領導形成對接機制,有利于促進共同提高財務理論水平和業務實踐能力。③建立企業財務人員和高校學生交流機制。會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但由于高校教師實踐缺乏以及教學環境本身的限制,高校教學偏重于理論,現場實踐不足,導致學生業務操作能力不強。通過企業財務人員和高校學生交流機制,高校可以大一時組織學生到企業了解企業的經營流程以及財務在企業當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對會計學科直觀的感性認識;大二到大四,結合所學的課程,在周末和假期分批分期組織學生到企業觀摩學習,將所學的知識學以致用;畢業之前可以到企業實地實習,提前實現從學生到員工心理和知識的轉變。將實習貫穿于整個學習期間,是提高學生實踐能力的有效途徑。④校企聯合培養學生。高校和企業達成聯合培養學生協議,在大一的時候,企業通過考試和面試確定一些企業預備生。實行雙向培訓模式,平時在學校學習,暑期到企業財務實習。企業為他們提供部分生活補助,并進行持續跟蹤考評,不符合條件的學生退出預備生,對成績優秀的學生提供獎學金。畢業之前再進行綜合考評,合格人員畢業之后可以直接進入企業就業。
2.2增加新課程,滿足專項需求
高校應當對學生進入企業之后的情況進行跟蹤了解,根據學生出現的情況,增設相關課程對學生全面的培訓。①進行職業道德和財經法律法規教育。會計屬于高危職業,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時候就應當樹立牢固的風險理念,認真學習財經法律法規、會計準則和職業道德規范,進行財務保密教育,強化規避財務風險和個人風險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在工作當中遵紀守法和規避風險。②開設社交禮儀課程。會計崗位需要和各方面進行溝通和協商,高校應該考慮增設公關課程進行情商教育,學習基本的社交禮儀和溝通技能,懂得包容、妥協和合作。為走上工作崗位建立廣泛的人脈打下良好的基礎。③開辦講座,拓寬學生視野。學校要定期邀請財務專家給學生開辦講座,分析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狀況,講解重大財務制度和會計準則的變化,協助規劃企業財務戰略和內部控制的建設。使學生開闊視野,認清形勢,增長知識。④開設辦公軟件培訓課程。辦公軟件是會計人員工作的基本操作工具,學校應該開設相關課程進行理論化和系統化的培訓,使熟練操作辦公軟件成為學生必備的基本技能。⑤對本科生開設系統化的論文和寫作培訓課程。本科教育不像研究生教育有發表學術論文的硬性要求,學校沒有進行相應的學術論文培訓,學生也沒有進行專項練習。本科生缺乏理論性和系統化的指導,這都導致了學生科研能力欠缺。高校應當考慮開設論文的相關培訓,以提高同學的理論和科研水平。學校也應當對財務寫作進行專門培訓,使學生能掌握財務專業寫作技巧,具備專業寫作能力,提高他們財務分析的水平。
金融活動的過程中總會伴隨風險，這是金融市場永恒不變的法則，尤其在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工作顯得最為突出，已然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面對這種現狀需要相關工作人員為此展開思考，建設一個更為完善的商業銀行風險管理體系，以此來將信貸風險控制在能夠不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范圍內。完善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工作，是我國金融業獲得發展的先決條件。
【關鍵詞】
商業銀行；金融機構；信貸風險
銀行是能夠集中反映出其所在國家的信貸風險指標的金融機構，在我國的銀行經營體系中，信貸收益是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大多數銀行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經營收入都來自于信貸業務。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工作成果會直接影響到銀行的經營收入。
一、信貸風險形成原因與產生根源
（一）信息不確定性銀行信貸風險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借貸雙方之間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這一概念來自于市場經濟活動中，在一般市場交易或金融活動中，交易雙方對于彼此的信息了解情況存在差異，經常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這種差異會導致對對方了解較少的一方容易出現因為缺乏對另一方的信用了解而產生投資風險。在銀行信貸業務中，銀行往往對借貸方了解較少，在缺乏貸款者信用信息的情況下進行放貸，自然就會出現信貸風險。
（二）借貸者借貸動機不純銀行的商業信貸行為中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情況下銀行信貸行為就會產生一定的投資風險。在借貸時借貸者會為了達到借貸目的或提高借貸額度，向銀行方面隱瞞自身實際信用能力。這種對信用能力的隱瞞，一般都因為借貸者經濟實力不足，最終導致銀行無法收回貸款，造成自身利益虧損。
（三）銀行的錯誤信貸行為部分銀行由于管理層過于迫切地盼望得到利息回報，或者內部人員工作存在疏忽，在融資活動前沒有對借貸方的信用信息做出充分調查。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方面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信貸行為。因為借貸方不具備償還銀行貸款的能力，最終導致銀行放出的貸款不但沒有為其獲得收益，甚至在本金追回方面也面臨巨大困難。
（四）經濟周期及周期內經濟形勢劇烈震蕩在一個經濟周期內，處在經濟上升期時銀行信貸風險較小，而在經濟下行期則銀行信貸風險較大。當在經濟周期內經濟形勢劇烈震蕩時，銀行的信貸風險則更難把握。在目前的主流銀行經營理念中一般把信貸活動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謹慎信貸活動，第二種是風險信貸活動，第三種是巨額信貸活動。銀行在進行信貸行為時需要針對現階段自身經濟發展情況和社會金融發展狀況，來選擇信貸行為方向。在經濟發展處于起步階段或社會經濟正處恢復階段時，銀行一般主要考慮信貸行為安全性，因此一般選擇相對謹慎的信貸活動[1]。在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繁榮時，投資方向通常會著眼于有一定風險的高回報投資項目，以提高經濟收入份額。在社會經濟發展勢頭持續上升，企業投資者不斷增加投入，信貸需求大幅提升時，部分銀行的信貸活動就會逐漸傾向巨額信貸方向。但在進行大規模的信貸投入時，會出現銀行利率與資產值下加速度失去平衡的現象，這種情況不僅會導致銀行現階段經營虧損，其巨額的投資也會成為日后銀行的負資產。
二、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策略
（一）建立審貸分離的管理體制在商業銀行信貸行為中，商業銀行應該建立嚴格的審貸分離的信貸管理體制。銀行的信貸經營部門、貸款審批部門、風險管理部門應相互獨立，相互制約。信貸經營部門負責貸款調查、申報，貸款審批部門負責貸款的審批，風險管理部門負責貸款風險的管理。通過建立這種嚴格的審貸分離的管理體制，可以有效防止銀行信貸人員全流程的信貸行為，防止銀行信貸人員業務風險和道德風險。
（二）強化貸款“三查”1.加強“貸前調查”。加強貸前調查，是防范銀行信貸風險的首要環節。銀行信貸經營人員要全面了解客戶的生產經營情況，重點關注客戶的產品、市場、供應鏈、上下游、成本、利潤情況，了解企業產品處于生命周期的什么階段，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哪里？2.強化“貸中審查”。貸中審查是防范銀行信貸風險的關鍵環節。銀行信貸審批人員要認真查找信貸業務的風險點，尤其是要高度關注信貸業務的關鍵風險點。3.做好“貸后檢查”。是防范銀行信貸風險的重要環節，銀行信貸經營人員要及時了解客戶貸后生產經營變化情況，發現風險苗頭和風險隱患，要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加以防范。
（三）加強銀行信貸管理工作的三性管理三性原則，指的是商業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三大原則。盈利性是商業銀行經營目標的要求，占有核心地位，是指銀行在經營活動中力爭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也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費用換取最大的經營成果；安全性是指銀行管理經營風險，即要避免各種不確定因素對其資產、負債、利潤、信譽等方面的影響，保證銀行的穩健經營與發展；流動性是清償力問題，即銀行能夠隨時應付客戶提存，滿足必要貸款需求的支付能力。
（四）建立風險識別系統風險識別系統的作用，是能夠通過借貸方信用水平分析信貸行為風險。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對風險識別工作已經有了一定進展，通過運用各種風險計量工具，建立了各種風險計量和識別模型。但在實際使用效果上，與國際先進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度量模式還有一定差距。
（五）逐步杜絕政府行政干預信貸行為由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很多企業對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尤其在企業的融資活動中，地方政府常常出面或者牽頭組織一些銀企活動，要求銀行滿足企業的融資要求，實際上在直接或間接干預銀行的信貸經營。部分企業與政府之間關系密切，嚴重影響商業銀行與之交易的公平性，從而使商業銀行信貸經營產生風險。面對這種現狀，政府需要對相關企業給出明確態度，拒絕向此類企業提供信用庇護，逐步杜絕政府行政干預信貸行為，這樣才能夠有效維護金融企業信貸安全。
（六）完善市場法律體制銀行信貸經營風險，是由于借貸者單方面缺乏誠信進而導致與之發生信貸行為的銀行經濟利益受損，解決這種性質的問題的制度管理應該以法律政策為主導。雖然目前我國已經針對這一問題出臺了一套法律政策體系，但銀行在貸款抵押品的保全、拍賣、處置上仍存在很大的困難和問題，需要在法律上進行進一步的加強和完善。
三、結束語
國內企業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企業的經濟支持，若金融企業的信貸安全難以確保就無法為有正當融資需求的企業給予融資支持，嚴重制約國內企業的發展。因此，若金融市場中存在威脅商業銀行信貸安全的問題，企業與政府應該通力協作控制商業銀行信貸風險，以此來確保我國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方式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貿易結構升級 創新
內外經濟形勢凸顯經濟發展方式和貿易結構升級的迫切性
（一）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通過三大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的統計（見表1）可看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低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一直小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作用受國際市場環境的影響較大而呈現一種不穩定的態勢。2009年作為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出臺的一攬子刺激政策實施的第一年，我國經濟增長依賴于投資和出口。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出臺一系列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致使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信貸規模過大、銀行體系資金流動性過剩，但這是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也是經濟內外失衡的外在表現。
（二）產業結構失衡
從我國近二十年來的三次產業貢獻（見表2）發現，第一產業比重呈減小趨勢并相對穩定，基本維持在10%以內；第二產業比重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2009年達52.5%；第三產業比重呈現上升趨勢，2009年達42.9%，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9%，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54.6%。
（三）能源消耗過度且利用效率低下
早在2002年，我國就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能源消費大國，約占世界能源消費總量的11%。2008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26億噸標準煤，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產國，與此同時，我國也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最大排放國，占世界排放總量的21%。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2.5億噸標準煤，同比增長6%，能耗強度有所降低，但仍然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2010年，我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但日本當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是6.6億噸標準煤，利用效率是我國的5倍；我國出口在2010年超過德國，而德國當年消費4.4億噸標準煤。
（四） 內外需結構失衡且對外依存度過高
2008年前后，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變化較大，2006-2010年分別為65.2%、62.8%、57.3%、
44.2%和49.2%。入世以來，我國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22%，出口需求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表1顯示，危機前的2007年出口去求拉動經濟增長2.5個百分點，危機初期的2008年也拉動了0.8個百分點，2009年危機蔓延后，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拉動-3.7個百分點。危機前后的比照，出口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其超過了4個百分點。
對外能源依存度過大。在石油方面的依存度大，我國首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是在1993年，以后凈進口量逐年增多。2009年我國生產原油1.89億噸，凈進口原油卻達到1.99億噸，原油進口依存度首超50%的警戒線。2010年全年我國進口原油2.39億噸，比上年增長17.5%，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逼近55%。我國原油進口總量60%來自原中東和非洲，中東局勢不穩造成國際原油價格波動較大，使我國的能源安全形勢進一步加劇。
對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貿易結構升級
（一）重視并加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
投資增長一直是支撐我國GDP增長主要源泉，這導致了大范圍的重復建設問題，2009年上半年六大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況；貨幣供應量超多，M2 與GDP比重一度達到了1.8，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很少見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信貸規模的擴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通貨膨脹，使市場上物價開始上升，同時，資產價格泡沫的跡象開始顯現。因此要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著重提高城鎮居民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決定消費能力，而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反倒越低即其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對內需的拉動就極為有限。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有效釋放居民消費能力、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堅實后盾。第三，加大政策引導消費的力度，凈化消費環境。政府應制定和出臺鼓勵消費的相關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合理調整消費稅、購置稅等與消費直接相關的稅種。拓寬消費領域，積極適應社會需求的增長，積極培育旅游、文化、休閑等消費熱點，擴大居民消費，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二）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
第二產業對國民經濟中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41.0%上升到2009的52.5%，提高了11.5個百分點（見表2）。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呈現逐漸增大的趨勢，從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9年的42.9%，提高了25.6個百分點，但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調整產業結構已經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而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導致經濟粗放式增長的重要原因。
我國必須優化第一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要提升農業自主創新能力，大力促進農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要積極引導構建現代農業體系，推動農村產業結構的現代化。提升第二產業層次，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同時，要正確處理新型工業化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有效地保護好生態環境，實現經濟與社會、人與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現代服務業水平。
（三）進一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政府應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業創新激勵體制，為創新型企業提供稅收的優惠和信貸支持，為企業的自主創新活動服務，為企業的自主創新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服務。必須強化自主創新人才培養。人力資本是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是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的載體，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離不開高科技人才的培養，實施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的人才強國戰略，大力培養各領域創新人才，充分發揮高校等科研院所創新資源的積極作用，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大基礎教育經費投入，為自主創新人才培養奠定堅實基礎。
（四） 健全資本市場體系
資本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愈發突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必然需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和順暢的資本投資渠道。健全的資本市場體系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健全資本市場體系，加快資本市場發展關鍵是要完善風險投資機制，進一步規范發展股票主板市場，改善上市公司質量結構。積極穩定的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建立滿足不同規模的企業融資需求的資本市場體系，嚴厲打擊各種違法投機行為，使得社會資本真正高效地服務于經濟發展。
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貿易結構升級
優化出口產品結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注重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檔次和附加值以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著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優品牌，培育一批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基地，努力增加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促進貿易平衡，扭轉過大的貿易順差。
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加工深度。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注重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和加工深度，延長加工貿易的增值鏈條，通過技術引進和創新推動我國的加工貿易向產業鏈上游研發設計延伸，提高我國加工裝配業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
大力對外發展服務貿易。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大力發展對外服務貿易，鼓勵素質較高、競爭力較強的服務行業出口，鞏固并加快發展旅游、運輸、建筑等具有比較優勢服務行業的出口，積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
擴大引進外資規模，提高引進外資質量。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在擴大外資引進規模的同時提高外資引進質量，堅持引進外資與引進技術緊密結合，鼓勵外資企業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鼓勵引導外資的產業投資趨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鼓勵引導外資的區域投資趨向，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障，鼓勵我國企業通過并購等形式積極拓展海外經濟發展空間，充分利用國外研發資源，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鼓勵資源型企業積極走向海外，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能源基礎。適當降低資源性產品的關稅，鼓勵國內短缺資源的進口，建立健全資源的進口機制和儲備體系。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潮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充分利用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自貿區的合作優勢，穩步推進雙邊貿易，服務雙邊經濟發展；在WTO框架內，妥善處理中美、中歐貿易爭端；根據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適度、漸進性的推進人民幣匯率升值以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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