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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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經濟新聞報道在新聞報道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本文通過結合大同市經濟新聞分析的實踐，分析經濟性新聞在現代作為一種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本質，對事物發展的多樣性、復雜性進行充分闡述的一種報道形式，是新形勢下加強經濟報道的一種有效方式。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歷程，大同市的各項事業發展也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每一點變遷，每一個經濟事件的發生都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心理、心態與價值觀念，因而，作為新聞報道，一定要正確地引導輿論，應當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不斷探索和研究新的新聞報道方式。在這種新形勢下，筆者認為，對經濟領域內的新聞采取分析性報道這種形式十分有益。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一場關系到國家和城市命運的極其深刻全面的社會變革。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是嚴峻的挑戰。平面動態式的報道，已遠遠反映不出當今改革開放大潮的波瀾壯闊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聞，這是新時代的需要。
所謂分析性新聞，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對事物發展的多樣性、復雜性進行充分闡述的一種報道形式，其在活躍人們思維、拓寬人們思路方面有著其他新聞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較于其他新聞表現方式，分析性新聞更側重于通過運用綜合分析、解釋、預測等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關系、矛盾演變、影響作用、發展趨勢等多方面，對事物給以立體性報道，既剖析新聞事實的內部，又展示新聞事實的宏觀背景和發展趨向，使人從總體聯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聞述評的透徹犀利，又兼新聞綜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聞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觀性。
一、解讀：表達媒體思考
正確解讀經濟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聞報道的基礎。
通常每一項經濟政策出臺，每一個經濟事件發生，每一種經濟現象流行，媒體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條文解讀，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來龍去脈，以讓公眾獲得更詳細、更清晰的信息。但筆者認為，讓公眾“知道”僅是解讀的第一層面，僅僅是一般信息提供層面。真正成功的解讀，必須有第二個層面，即在解讀中，更多地體現媒體的思考，并表達這種思考，進而讓受眾自己進行“思考”。通過這種自我思考，提升受眾對經濟事件、現象、政策的判斷和認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種經濟政策、經濟現象，形成共鳴和合力，同時也達到了分析性新聞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稅收宣傳月活動，大同縣國稅局聯合大同日報共同開展了“農民稅負調查新視角”主題策劃活動，聚焦大同縣農業、農村、農民的減負狀況，傾聽農民及基層干部對稅費改革后有關問題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時間，筆者一直在大同縣農村進行農民稅負調查，了解到了惠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益處，但同時也得以較長時段地觀察稅費改革給農村建設帶來的挑戰及當前農村基層管理所面臨的困境。之后，筆者以《農民稅負調查新視角——大同縣國稅局稅收宣傳月主題策劃報道》為題，對大同縣自2004年進行農村稅費改革以來的農村變化作了一個初步總結和思考。文章以稅費改革對“三農”的影響為切入點，通過層層剖析后指出惠農政策確實讓農民受到了實惠，但同時也理性地分析了減稅對農民增收影響不大，特別是在農資價格大幅上漲、農業生產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稅費改革政策可以說政治效果大于經濟效果。此外，文章詳盡分析了當前農村基層管理所面臨的諸如農村基層政權瀕于癱瘓、教育欠賬、鄉村公用建設缺乏資源等困境，并在結尾處指出，“無論是為農民減負，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即實現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增加，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發展生產。”
二、理性: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
在新的形勢下，“理性”正在成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報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講，做經濟新聞報道時常會面對很多誘惑，堅守理性意味著經常要舍棄浮夸的噱頭，遠離無聊的炒作，能從紛繁蕪雜的新聞事件表象中找到內在脈絡，更看重的是長遠的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只顧眼前，逞一時之勇，圖一時之快。而對新聞的原則態度和客觀公正的立場就是堅持理性的基點。
在工作實踐中，筆者以為要想使新聞報道充滿理性而非憑感性認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資料至關重要。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被媒體形容為2008年度經濟金融界的一次“海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勢必會對地方經濟產生影響，那么其對大同的經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一時間關心經濟金融的人士眾說紛紜，不少企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業主看到南方不少廠家破產，心內也充滿狐疑。面對這種情況，記者及時采寫了《全球金融動蕩對我市經濟影響有限》一文，文章始終堅持以數字說話、以事實說話的新聞準則，站在理性、客觀的角度上層層分析，通過對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經濟指標、主要行業價格運行指數、外貿進出口總額、金融形勢等考核經濟的主要數據的舉證和剖析，最后指明，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雖然對大同市煤炭、鋼材、冶金等行業都受到一定影響，但總的來說影響不大。不過隨著金融風暴向實體經濟蔓延趨勢的進一步加劇，必然會對已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國內經濟帶來比較大的影響，同時也必然會對大同市經濟金融產生一定影響。面對當前經濟波動、投資下滑、外需下降等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央及時提出了以拉動內需帶動經濟發展的戰略，宏觀調控目標逐步轉向，下調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以及通過減免稅費等適當寬松的財政政策為企業減負等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將陸續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執行好中央各項政策的同時，未雨綢繆，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動蕩對我市經濟健康有序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這篇報道在《大同日報》頭版顯著位置刊發后，引起很大的反響，也顯示了分析性報道在經濟新聞報道中的重要性。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各領域的日漸深入，經濟報道的外延愈來愈廣，超越經濟做經濟報道正是現時經濟報道的內涵所在。現在的經濟活動已不再狹隘地局限于工業、商貿或者是農業活動，而已成為一種包含各種經濟因素的綜合性社會活動，像文化可稱為經濟，教育也可稱為產業，分析性經濟報道已不能只采用純粹經濟的視角，而是要綜合運用人文的、法律的、社會學等多種視角加以闡述，需具一種大經濟觀，如此才能更好地體現分析性經濟報道為區域乃至整個社會發展服務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艾豐.新聞寫作方法論.人民日報出版社.
［關鍵詞］省際新聞流通；省委機關報；整合分析；社會變革
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在地方自和區域之間的聯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至1955年大局穩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和“縣”，也各自發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分析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研究其發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關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區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例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中部地區、西北地區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域發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個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持續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邊緣”（不發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現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規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圈內始終執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現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總之，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濟發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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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據，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省）放在內頁固定的版位上。這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濟消息占據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據，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間水平聯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體制同傳統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媒介）養大報（代表正統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現，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關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取得“帕雷圖改進”的積效，可參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關鍵詞]電視新聞生命意識
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死人的信息，往往對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緒等，沖擊刺激最大。在社會越來越關注民生的大背景下，有關死人的新聞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其中一些新聞，對于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生死觀，確立尊重愛惜生命的意識，注重生活中的自我防護，建設和諧社會，具有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一些價值不大，社會意義不強，過多展示恐怖、暴力、壓抑、心理不健康，有可能對某些人群特別是青少年具有暗示作用，容易引起他們心理障礙和心理疾病的有關死人的新聞，也頻頻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在我們應對這些現象引起足夠重視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呼吁：電視人要有生命意識，電視新聞要報道好有關“死”的消息和它的價值所在。
生命意識，就是充分地尊重生命的意識。生命意識帶給新聞人的是在自己的傳播活動中自始至終保持對生命的尊重。電視新聞由于具有直觀的畫面，更應該從每一個畫面每一段文字細微之處著手，體現對生命的尊重，保持對人性的關懷。而在目前的電視新聞（主要是民生類新聞）中，恰恰就是由于生命意識的缺失，導致有關死人的新聞出現了過多過濫，畫面過于直露，文字過于輕率的不良傾向。
一、“死訊”過多過濫，“死訊”價值開掘不深，把握不準
雖說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規律，但是媒體傳播什么樣的“死訊”，如何傳播“死訊”，卻值得三思而行。在一些電視臺，現在隨便打開一檔民生類的電視新聞欄目，進入眼球的少不了由事故、兇殺、自殺、疾病等引發的，或者是還沒有查明原因的“死訊”，還有就是“驚現”一類的報道。幾乎到了死人即新聞，每檔民生類電視新聞必有“死訊”的地步，有的一檔節目里甚至多達幾條。（順便說一句，有的以“貼近”“人文關懷”的名義，把事故受點小傷，喝醉酒摔傷諸如此類的“傷訊”都當作新聞傳播，也有小題大做之嫌）
當然，關注生命是新聞人的天職，但是在關注生命的過程中一旦忽視生命意識，那么它的傳播也就變得毫無價值，甚至會帶來負面影響，“死訊”過多過濫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因為充其量我們關注的僅僅是一個生命的終結與否的淺表象，說通俗一點，就是采訪報道一些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不大的“死訊”；更重要的，過多過濫的“死訊”，往往會談化或弱化對相關生命與個體尊嚴的新聞事件報道，或者無視新聞當事人及新聞受眾的感情和需求；在事關個人隱私或情感的報道中，不注重尊重和保護當事人，或由于敘述角度、語氣等的不當，造成對新聞當事人情感的傷害和隱私的侵犯；甚至，在文字解釋中將新聞娛樂化，以調侃的口吻對待一些本該嚴肅對待的“死訊”等等。
一個外地拾荒人，在拆遷工地被倒塌下來的房梁壓死了，畫面血淋淋，慘不忍睹。記者在報道這件事時，批評拾荒人“要錢不要命”。這件事曾在本地網上引起了熱議。網友們認為，記者批評嘲弄拾荒人是缺少人文關懷，與心何忍，更多的應該關注拾荒人為什么“要錢不要命”和拾荒人群體的生存狀態，以及拆遷工地的管理等等。事實上，在這新聞事件里，苦難不僅沒有被同情，反而成了被嘲弄指責的對象，自然，與拾荒人之死相關的深層次問題，也就難以得到發現或關注了。
可以說，“死訊”的傳播實際上對活著的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毫無疑問，過多過濫，少有新聞價值的特別是把握不準的“死訊”，將有可能影響到人們的感情情緒、生活工作和生死觀人生觀的正確培養，甚至對社會主流的判斷，更令人擔心的是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如青少年自殺的消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生命信仰的教育。一旦引導不當，極易產生偏差。而電視媒體對青少年人生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死訊”畫面過于直露，畫面屢有鮮血和恐怖的現場。
有這樣一條新聞片：某年夏天，一個小女孩不慎溺水身亡。記者在趕往事發地拍攝時，女孩的遺體已經放進了殯儀館的冷柜里。大概記者為了強調女孩落水身亡的真實性，竟然請工作人員把女孩的遺體拉出來又拍攝了一通。還有一條片子，把人們打撈一個溺水身亡者的全過程，用長鏡頭裸的展示出來。而大量車禍中的血淋淋場面就更多了。這種冠以“記實手法”的自然主義表現手法，且不說缺少對死者和死者家屬起碼的人格尊重，和對他們的情感傷害及隱私侵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畫面也缺乏對受眾的情感尊重，給人以厭惡、恐怖的心理感覺。因此，拍下真實的死亡畫面固然不違背新聞人道的倫理要求，但選取這樣的畫面放到新聞中播出，則理應首先考慮對死難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過度渲染死亡的濫用危險。
過多過濫的“死訊”報道，使觀眾沒有獲得自己需求的、有益的信息，卻成為淺薄、無聊的看客；而電視新聞則演化為專業的“窺私者”，小市民茶余飯后談資的提供者。如果說，剛開始時，觀眾還被一些有關死的新聞所吸引，所震撼，那么，現在，越來越多的觀眾，面對過多的“死訊”和血淋淋的畫面，已經是麻木、厭惡和反感了。還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一些“死訊”新聞當事人的家屬，其實并非愿意把不幸特別是一些畫面，讓媒體廣為傳播。那樣對逝者是種不恭，對生者，永遠都是種心靈上的傷害。
目前對電視新聞自身的編輯學體系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至少在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有關電視新聞編輯學的專著問世。理論界與電視實踐之間的隔膜，也許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當然我們不能過分地苛求研究者。因為，以報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新聞學對于以形、聲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電視新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適應是在所難免的。即使電視新聞工作者自身，也未必能識“廬山真面目”，除了“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外，還有“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因素。每個人站在各自的崗位上，以不同的視角看待問題，那么，認識的高低、理解的深淺自然也就不一樣。
一、電視新聞學形成的原由
電視與現代科學技術緊密關聯的特殊性，也決定了與之相關的理論的滯后。幾年前，人們無法想象到“現場直播”這個概念，而現在，即使一些中小型電視臺也開始嘗試。傳統的新聞學多數教科書對“新聞”的定義是“新聞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是最近發生的能引人興味的事實。”“電視新聞是利用電視傳播工具對新近發生或發現事實所進行的報道。”這些定義，雖然表述各異，在時間概念上，都忽視了“正在進行時”這一最富電視新聞特點的時態。因為隨著“現場直播”的出現，電視屏幕上的形聲可能與遠在大洋彼岸正在發生的事件同步。
與此同時，電視特技手法增多，這樣便給電視新聞編輯提供了更多的創造的機會。比如，以往在電視新聞編輯操作中比較多地關注“蒙太奇”。而現在，我們能夠借助先進的電子編輯技術，達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畫面的分割，同時傳遞兩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運用，能在節目播出時，插入來不及編排到既定時段節目中的新聞，還有巧妙地安排受眾介入某一事件，隨時插播微波傳回的消息，有意識強化感觀效果等等。
我們認為，電視新聞編輯的工作性質、特點及其使命，是電視新聞學必須研討的課題。
按照通常的分工，電視臺新聞中心或新聞部的負責人習慣地將電視新聞采編過程分兩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編輯，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記者“沖鋒陷陣”，編輯“坐收漁利”的說法。
以“前期”和“后期”來界定記者、編輯的職能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編輯的手腳，影響他們在整個新聞傳播過程中的組織、參與功能的發揮。電視新聞編輯部門和編輯的肩頭，應該擔起三大任務組織指導、編輯制作、控制指揮。
（1）編輯部應該是整個電視新聞媒體的“靈魂”。一段時期出臺的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及背景，都應該做到心中有數，在此基礎上，確定報道思想，擬訂報道計劃；“參謀”新聞視角，把握輿論導向。
(2)編輯部應該經常組織戰役性報道。其中包括開辦欄目、組織拍攝系列（連續）報道、發動觀眾對某一熱點問題展開討論等。
(3)編輯部應該成為記者站和通訊員的“良師益友”。電視新聞的屏幕建設，離不開完備的通訊聯系網絡，這一網絡的經緯主體，由記者站和廣大通訊員組成。編輯部不僅要與他們形成魚水關系，更得經常與他們互相傳遞信息，定期通報有關要求和發稿情況，幫助他們出主意，想點子，服好務，指導具體的新聞采編，組織新聞業務方面的培訓學習。三、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是編輯的核心工作
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是編輯的核心工作，編輯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擬訂播出大綱。
播出大綱是用以指導當天播出的新聞節目的計劃。與此同時，每個時段的電視新聞節目，毫無例外地需要有一個詳細的節目單。大綱重在組織，而節目單側重具體地實施。與報紙排版相比，電視在規劃版面時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報紙是在單位面積中布置文字，電視則在單位時間里安排節目。單位時間的固定和客觀時間的流動，對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單位時間，服從于整個電視版面。它不僅將每一個時段的節目界定在固定的時空里，而且根據電視節目制作所需要的時間，確定“成套新聞”，口播消息的最后發稿期限，這個時期，一般確定在播出前半小時到一小時，太推后了，就可能影響整個新聞的播出。突發性新聞以及播出之前來不及制作的新聞，可在節目播出過程中適時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記者傳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聞，也可能由導播者及時切入。
其二，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具有相對的連續性。同一個新聞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時的新聞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時的新聞時段中，則可能介紹得說盡一點；上一個時段播出可能沒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個時段中則可以較充分地展開。
其三，新聞類節目的相互呼應。在一天的新聞類節目中，消息、新聞專題節目以及現場直播、現場錄播節目往往不在一個時間段播出，中間穿插有電視劇、文藝節目、廣告等，所以，受眾不會因重復而感到膩味。從另一個角度看，不同的時間段擁有不同的觀眾面，對某一新聞的延伸和展開，無疑有助于提高收視率。
到了21世紀，隨著社會文化、信息交流的快速發展、變革，社會變動速度加快、新事物不斷涌現，新觀念層出不窮，社會信息量驟增。這就要求電視新聞編輯除了應具備新聞專業知識外，還要有較強的敏感性、較深的洞察力、較新穎的思路，有較寬泛的知識面，對各方面的知識要做到略知一二。這樣才能制作編輯出有深度、有層次、有思路的優質的新聞節目。
2、電視新聞編輯應具備較新的編輯藝術和技術
現在許多編輯對于電視新聞節目的編排還多少有些認識上的誤區。對于怎樣進行新聞編排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從總的來講，要想編排好電視新聞，還必須懂得與宣傳心理學、宣傳藝術學密切相關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以及如何將“規律”行之有效地運用到實踐中來。
電視編排技巧方面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對節奏的把握。電視新聞編輯是一項既有藝術又有技術的工作，在進行新聞節目編輯時，編輯要在懂得技術要求的基礎上，對畫面語言和有聲語言進行藝術化的處理，使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更電視化的傳達給觀眾。電視特技手法增多給電視新聞編輯提供了更多的創造的機會。
“聲音總能引出一個畫面，而畫面從不引出一種聲音”。聲音在電視節目中所起的作用已越來越突出。作為一名優秀的電視新聞編輯，對于新聞節目中聲音的把握也應該具備較高的造詣。有聲語言包含了大量的聽覺信息，是新聞現場重要的素材。在動態感強烈的新聞事實中，聲音的作用更是十分明顯。
循此思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麥氏理論是在何種背景下提出的？其要義是什么？其有效性如何？如何認識市場因素對當代中國新聞生產的影響？
一、麥氏市場新聞業理論的提出及其要義
麥氏的研究源自其在斯坦福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經濟和技術因素對地方電視臺新聞產品質量的影響》，該論文1986年動筆，1987年完成。在該論文的基礎上，麥氏增補了部分二手資料，寫成《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一書，在1994年出版；隨后又在1995年11月出版的《傳播理論》上發表《新聞生產的市場模式》一文，論文略去了《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一書中的個案材料，以純理論探討的形式呈現，也宣告了其理論的基本定型。
理解麥氏的市場新聞業理論有兩個關鍵：一是市場新聞業的概念，二是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
早在19世紀中后期，隨著便士報的產生，美國的新聞業就已開始市場化生存的旅程，市場理念與新聞理念的沖突自此如影相隨。其后，新聞專業理念的形成和職業道德守則的確立，尤其是編輯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一定程度上使事業化與商業化的矛盾得以緩和。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新聞業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報紙、電視臺乃至全國電視網被家族企業賣給了華爾街的投資者，越來越多的新聞由那些股份制大企業所生產，其股票持有者尋求回報的最大化。新聞部門也開始出現有MBA頭銜的管理者的意向，而不是那些‘綠眼影人’的理念。讀者和觀眾成了‘消費者’，新聞成了‘產品’，傳播領域或曰信號領域成了‘市場’。”①針對此種變化，麥氏提出了市場新聞業的概念。那么，麥氏筆下的市場新聞業與便士報以來的市場化運作的新聞業有何不同呢？一是媒體所有權的變更——由家族企業變成了在華爾街上市的股份制大企業，投資人尋求投資回報的最大化。二是“國家”與“教堂”之間的圍墻已經坍塌——編營分離的制度遭到破壞，持市場營銷理念的管理者開始主導新聞生產。
麥氏以微觀經濟學的社會交易理論透視市場新聞業的新聞生產，提出了一個美國民主市場社會情境下的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麥氏指出，市場化運作、依靠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新聞媒體必須在投資者、廣告商、消息來源、消費者四個市場上與其他媒介企業展開競爭，以獲取必備的資源。
在商業化新聞生產中同時存在著四種交易：一是投資者與媒介企業之間的交易。投資者拿出資金和政策以獲取利潤與影響，作為媒介企業結構的一部分，投資人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發揮著最大的影響力。二是廣告商與媒介企業之間的交易。廣告商向媒介企業支付金錢(廣告費)，以獲取潛在消費者對其產品(服務)的注意。作為媒介企業的主要收入來源，廣告商對新聞生產發揮的影響力僅次于投資者。三是消息來源與媒介企業之間的交易。消息來源向媒介企業提供新聞生產所需的素材，借助媒介報道獲取媒體曝光，或傳播其理念。四是新聞消費者與媒介企業的交易。新聞消費者付出注意力，或訂閱費，以獲取信息。消費者在新聞生產中發揮的影響力最小。
置身于新聞部門的新聞工作者按照媒介企業自身的組織文化行事，這種組織文化來源于兩套不同的規范——新聞規范和市場規范。新聞規范立足于通過客觀公正的報道，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不考慮達成目標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市場規范則追求媒介企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生產出能吸引最多廣告商感興趣的受眾的內容。
麥氏宣稱：盡管新聞規范和市場規范并非完全不相容，但二者在實踐中時常發生沖突，且一旦二者發生沖突時，市場規范往往戰勝新聞規范成為主導新聞生產的邏輯。1994年麥氏出版《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一書時，認為新聞就是這兩種規范互相受協下的產品。1995年，他在《新聞生產的市場模式》一文中，對原有的觀點進行了修訂——斷言經濟理性已取代社會責任成為媒介常規的基礎。②
二、后續研究者對麥氏理論的質疑
自麥氏的市場新聞業理論提出后，市場邏輯對新聞生產的影響、為市場服務與為公眾服務能否協調等問題已成為美國新聞學研究中的顯著議題。然而，本領域一些后續研究者的發現卻并未對麥氏的結論形成有效支持，反而對其構成了質疑。
1992年，安德伍德(Underwood)等人對美國西部沿海12家報社的新聞采編人員展開調查，其所探討的問題是：在市場新聞業浪潮席卷美國各大媒體的背景下，報紙的編輯方針與新聞生產管理發生了何種變化？其對新聞產品的質量帶來了何種影響？調查結果顯示：報紙確實變得更加讀者導向與市場導向了。不過，受訪者同時認為，他們的報紙依然強調傳統的新聞價值觀。略占多數的受訪者聲稱，在更加重視市場效益的情況下，報紙的新聞產品質量較之以前卻提高了。據此，研究者給出如下結論：報業發生的變化是復雜的。報紙正通過更強調消費者導向的新聞業來贏得市場，不過同時也力圖維護了傳統的新聞價值觀——那些新聞工作者所珍視的專業社區自治及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理念。③
市場驅動的媒體是否會優先考慮經濟效益，而將新聞產品的質量的考量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1994年，科爾森(Coulson)就此問題針對報社采編人員展開了調查，結果有47％的受訪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39％的受訪者給出了肯定的回答，14％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④
對于市場驅動新聞業的一個常見的批評是：受市場驅動的媒體將偏向于 報道娛樂性強的新聞，更少致力于有關公共事務的嚴肅新聞。對此，畢姆(Beam)在1996年通過嚴格的抽樣調查針對美國報業展開研究，來自全美182家報社的406名高級采編人員接受了調查。研究發現，與市場傾向較弱的報紙相比，具有更強市場傾向的報紙反而更加堅守傳統的新聞價值觀，更多地致力于有關嚴肅公共事務的報道，而且更有可能在報道中持對抗性的觀點。⑤
1995年，時任《洛杉磯時報》發行人的馬克·威利斯為了提高報紙的發行量以增加廣告收入，決定采取措施來提高報紙的多樣性，一方面增加少數族裔成員擔任該報采編工作，另一方面開辟專門的版面與欄目提供少數族裔群體感興趣的內容。1998年春至1999年秋季，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研究者就此項目對該報的76名采編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讓受訪對象就發行人的動機和此項目的效應進行評估。研究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發行人提高報紙多樣性行為具有雙重動機——既有提高經濟效益，改善報紙經營狀況的考慮，也有改進新聞報道質量的考慮。而且，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該項行動所帶來的效果是積極的——既改善了報社的經營狀況，也提高了新聞報道的質量。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良好的經營狀況對提高新聞報道質量可以起到積極作用。⑥
這些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是一致的：為市場服務與為公眾服務可以并行不悖，在媒體更多地傾向于市場導向的同時，傳統的新聞價值觀并沒有被拋棄，新聞產品的質量也并未降低。盡管這些研究本身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提示我們，麥氏的市場驅動新聞業理論及其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的有效性需要重新檢視。
三、麥氏的理論邏輯與實證基礎再審視
先從理論探討部分來看，在麥氏的分析中，新聞消費者的脆弱(consumer vulnerability)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
麥氏指出，要讓市場正常運作，讓“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節各方利益，使交易雙方共同獲利，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交易雙方能夠理性行事，以維護自身利益；二是充分競爭的市場提供了足夠的選擇；三是買方對產品質量有充分的了解。
在與媒介企業展開交易的四個伙伴中，投資者、廣告商、消息來源擁有相應的資源和條件，能夠像媒介企業一樣理性行事。但作為個體的新聞消費者卻不可能做到理性、自利地行事，在市場中擁有的選擇更少，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缺乏判斷產品質量的能力。在市場交易中，脆弱的一方將遭到剝奪。由于四個市場上的結構性失衡，更準確地說，由于消費者的脆弱，媒介企業傾向于按市場規范來組織新聞生產，在滿足投資人、廣告商和消息來源要求的同時，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⑦
在《新聞生產的市場模式》一文中，麥氏用了一個形象的類比來說明投資人、廣告商、消息來源、新聞消費者四方的力量對比及其對新聞生產可能施加的影響。若將四者共同參與商業化新聞生產的過程比作賭場中的一場紙牌游戲，其情形就是這樣的：“投資人作為莊家，制定游戲規則，使游戲能吸引參賽者，負責發牌。牌桌的兩端分別坐著廣告商和消息來源，通常情況下，他們是老練的、甚至是專業的玩家。另一端坐著新聞消費者——盡管不笨卻是賭場中的新手，而且還有兩個不利因素：他們的賭本及能贏的錢都是有限的；發給他們的牌不能每張都看，要隔一次才能看。”⑧
在對新聞消費者進行界定時，麥氏使用的詞是consumers，他的解釋是報紙的讀者或電視的觀眾。可見，麥氏所言的新聞消費者也即是大眾傳播中的受眾。透過麥氏的論著，我們可以看出麥氏的受眾觀：受眾是一群孤立個體所組成的集合體，作為個體的受眾是非理性的，對媒體傳播的消息缺乏判斷能力和抵抗能力，會做出一致的反應。此類受眾觀讓人自然聯想起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和李普曼筆下的幻影般的公眾，進而顯示麥氏在對受眾理性的認識上，與李普曼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
此種受眾觀無疑是有所偏差的。首先，受眾并非孤立個體所組成的集合體。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是與他人交往的人，作為個體的受眾(新聞消費者)置身于具體社會環境中并且與他人互動，每一個個體的身上都具有社會性。
其次，受眾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在麥氏的眼中，受眾是非理性的，其文中有言：“即使是‘有限的理性’，現在看來也是對一個消費者追求自身利益能力的過于樂觀的估計。”⑨在他看來，個體受眾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相應的資源了解媒介企業及其產品的情況，無法對新聞產品的質量作出正確的評估，因而只能接受控的命運。這種觀點倒是與早期魔彈論中的受眾觀頗為一致，也可跟李普曼和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相通，但受眾研究后來所取得的成果早已發現受眾理性的存在。1940年代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發現了受眾的選擇性，1970年代的“使用與滿足”理論進一步呈現了受眾的能動性，看到了受眾在多媒介的環境中自主的選擇能力、對信息的批判分析能力以及處理和探討能力。當然，受眾的理性與主動性并非絕對的，而是要受到社會結構和媒介結構的制約。
再次，“使用與滿足”研究與文化研究中的“接受分析”從兩個不同的路徑出發，同時發現，對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受眾并非照單全收，也不會做出一致反應。“使用與滿足”研究發現：“受眾能夠積極控制信息處理的結構，與媒介結構和內容產生互動，由此可能對相同的媒介信息產生不同的解釋和理解”。⑩“接受分析”發現，“受眾按照他們自己的認識和期望，對媒介源所提供的信息的意義進行解碼，雖然這種解碼常常是在某些共同的經驗框架內進行。”(11)麥氏提出，和規范新聞業相比，市場新聞業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應至少有四種：新聞消費者從新聞中獲知的信息可能減少了；受眾可能會被誤導；新聞來源可能施加更多的操縱力；受眾變得對政治更加冷漠。對于前兩種效應，麥氏采用的是內容分析所獲得的證據，后兩種效應則多來自推測。在討論新聞產品的社會效應這一問題時，麥氏并未針對受眾接收行為展開分析，沒能呈現不同受眾對同一新聞產品的解讀與接收情況，因此也就忽視了受眾對市場新聞業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抵制能力。
從實證研究部分來看，麥氏的實證研究是圍繞美國四家地方電視臺的新聞生產展開的，他不僅考察了這四家電視臺的新聞生產過程，也通過問卷 調查和內容分析對其新聞產品的質量進行了評估和分析。但其理論探討卻不僅指向美國地方電視臺的新聞生產，而是所有以市場為導向、依靠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媒體的新聞生產。也即是說，麥氏認為，其結論是具有普適性的。
為何選擇地方電視臺新聞部門作為考察對象？麥氏給出的理由是：其一，市場新聞業最早就是在地方電視臺新聞部門確立的。和報業不同，地方電視臺新聞業中沒有傳統新聞理念的束縛，它可以自己創造新的傳統。結果出現了一種新的新聞樣式，它更關注大眾的需要，而不是報業所宣揚的傳統的新聞價值。其二，麥氏堅信，地方電視臺那時已成為美國新聞產業的主導力量。地方電視新聞成長最快，且比全國性電視網新聞或者報紙新聞更受歡迎，但其重要性卻被忽略了，學界對其研究非常不夠。
有批評者指出，麥氏的研究無異于在桶中捕魚，早在研究開始前結論其實就已在預料之中。眾所周知，與報業相比，地方電視新聞業更注重贏利。(12)
就麥氏理論產生的基礎而言，其結論在效度方面具有一定的時空范圍——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地方電視臺的新聞生產。麥氏并未對報紙和全國性電視網的商業化新聞生產進行實證考察，則其理論與模式的普適性尚需進一步的檢驗。換句話說，即便是麥氏的理論能夠正確地解釋和預測地方電視臺的商業化新聞生產，但其對報紙、全國性電視網等其他媒體的商業化新聞生產的有效性卻需要進一步檢視，況且前文所提及的眾多針對報業開展的研究也確實與麥氏結論不相吻合。
四、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麥氏首次應用微觀經濟學的社會交易理論透視美國地方電視臺的商業化新聞生產，提出了市場新聞業的概念，并建構了一個美國民主市場社會情境下的商業化新聞生產模式。該模式將商業化新聞生產過程視為媒介企業與投資人、廣告商、新聞來源和消費者進行交易的過程，并將這一過程置入特定的社會環境(文化、法律/法規、科技)中進行考察，既充分地考慮到了內部的各種要素，也顧及到了外部社會環境因素，該模式本身是較為周全也是合適的，對于商業化新聞生產可能出現的一些負面傾向也有很強的解釋力。但是，對于模式內部各種力量的博弈過程及其結果，對于外部社會環境要素如何作用于具體的新聞生產過程，卻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探討和實證考察。
審視麥氏的市場新聞業理論，自然使人聯想到當代中國的新聞生產，麥氏的模式對于我們考察當代中國的新聞生產也能提供有益的啟示。但是，對當代中國新聞生產的特定語境先要有清醒的認識。首先，經過30多年的新聞改革，我國的大多數媒體已走上了市場化生存的道路，市場邏輯在新聞生產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其次，中國有著獨特的傳媒體制，當代中國的新聞生產是有限商業化新聞生產。從所有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媒體乃國有資產。在傳媒管理上，我國實行黨管媒體的制度，媒體必須無條件地完成黨和政府的宣傳任務。再次，中國新聞業尚處于市場化運作的早期階段，不僅市場機制不健全，外部的法律機制與媒體的自律機制也不完備，新聞專業理念尚在形成之中。來自西方的新聞專業理念與中國傳統的“文人辦報”理念相遇，共同塑造著中國新聞人的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
迄今為止，從整體上看，市場邏輯對中國新聞業的影響是積極的。市場化改革不僅催生出新的媒體品種，改變了傳媒格局，也催生出中國媒體的受眾意識和責任意識，使新聞產品的質量得到了提升。與此同時，市場邏輯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虛假報道、有償新聞、低俗之風、不良廣告屢禁不止，成為全民公害。
考察中國的有限商業化新聞生產，需要將其置入到當代中國的獨特語境中，既看到各種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也承認包括新聞工作者、受眾、廣告商、消息來源等在內的各個行為主體的能動性，以主體間性的視角來考察他們之間的互動，從而真正揭示中國當代有限商業化新聞生產的邏輯，建構本土的原創性理論。
注釋：
①［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第11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②［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 301-338.
③Underwood, D., & Stamm, K. (1992). Balancing business with journalism:Newsroom policies at 12 west coast 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2), 301-317.
④Coulson, D. C. (1994). Impact of ownership on newspaper qua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71(2), 403-410.
⑤Beam, R. A. (1998).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 NewspaperResearchJournal, 19(3), 2-12.
⑥Gross, R., Curtin, P. &.Cameron, G. (1999). Diversity advances both journalism, business, NewspaperResearchdournal, Spring 2001 v22 i2 p14
⑦［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01-338.
⑧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21.
⑨［美］約翰·麥克馬納斯著，張磊譯，《市場新聞業：公民自行小心？》，新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99頁。
⑩周葆華，《效果研究：人類傳受觀念與行為的變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6頁。
在江蘇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護理部的網頁中，有首頁、護理部簡介、新聞動態、護理管理、護理教育、護理科研及天使文苑欄目，還有副欄目是醫院首頁、網站地圖、護理郵箱、院規政策和聯系方式，很詳細地開展了護理網絡信息化管理。護理部是在醫院分管護理院長的領導下，實行護理部主任、護理督導、護士長三級管理，有成員組成介紹，主要負責全院護理質量管理，全院護士培訓考核、繼續教育進修、實習生管理以及各項護理常規操作規范，制度的制訂與修訂工作等，利用網絡信息化管理這些事務既全面又省時、方便。對全院護士能快速有效地組建、分配，分工合理，各科室老、中、青護士相結合，高、中、初級職稱相搭配;護理部能及時掌握各科護士長排班信息及各護士的工作動態，通過各科的語言提示系統來垂直領導各科護理工作。有了統一的全面的領導，才能有利于護理隊伍的整體建設和合理分配管理;另外在新護士的招聘方面網絡信息化管理帶來雙向選擇的渠道，新護士可以通過護理網絡信息化管理了解該醫院的護理情況，護理部也可從聯系電話或護理郵箱中收到應聘護士的簡介等，就可快速、有效地了解新護士的基本情況，利于護理隊伍建設。
2有利于實現護理工作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標準化
在醫院網絡信息化管理中，護理管理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護理管理中的護理信息包括護理工作量、護理質量控制、護理物品供應、醫囑處理、差錯分析、護理排班信息及以各科室護理站應用的最多的護理語言提示系統，語言提示系統可按時語言提示各位在班護士準確地及時地為患者進行治療與護理，還有試行的電子護理交班等等，護理信息化管理后可有效地降低差錯發生，提高了護理工作效率，使護理工作標準化、現代化和科學化，也使護理跟上當代飛速發展的腳步，翻開護理工作的新篇章，為護理的內涵增添新的活力。例如常規護理操作的標準化，可通過網絡信息化管理中護理質量控制欄目輸入，圖文并茂，使護士達到規范標準化操作的目的。
3有利于提高護理專業的科技含量，豐富護理理論
在護理網絡信息化系統管理中，有護理教育及科研成果交流欄目，可以學習目前先進的護理理論，發表專業學術論文，在此護士們可以互相交流，學習和應用新的護理科研成果。在此大力鼓勵護士們在護理的學習與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表達自己的觀點，把實踐中學到的新東西上升到理論，再由理論指導更多的實踐，不斷提高護士知識水平，與國際、國內先進的護理模式相適應，提高護士的護理本領，例如整體護理模式的開展，優質化護理服務的臨床應用，都極大地提高了住院患者的信任度和滿意率，從護理網絡信息化系統的友情鏈接可以很快地查出諸多的護理期刊，很快捷地查閱文獻和網上發表的專業學術論文，提高護理專業的科技含量，豐富了護理理論，真正意義提高了護理內涵。
4有利于拓寬護理領域的橫向聯系，開闊護理服務的范圍
在信息化管理系統中新聞動態一欄會及時報道國際國內大事及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護士能及時了解并與醫院其它部門相協調，積極參與全社會的護理服務，如社區的護理、健康教育、預防保健等，擴展了護理內涵范圍，再如與醫療上臨床路徑相適應的臨床路徑護理服務，極大地豐富了護理內涵范疇;也可以通過網絡信息化管理系統開展護理網上會診，跨科護理服務，解決護理中的疑難問題，通過網絡信息化管理系統相互聯系，請有關護理專家進行實際考查，解決本科內不能解決的疑難護理問題，拓寬了護理服務的范圍。
5有利于全面提高護士的自身素質
在護理園地一欄中，設有護士情趣、天使風采、護士吧、文化娛樂、音樂、圖片和更多的文化交流，使護士的業余生活豐富多彩，增加多方面信息交流，調節護士心情，使之放松心身，增強修養的同時使護士達到勞逸結合，保存體力，充滿生機與活力，這樣就更有利于做好護理工作。自身修養的提高也是提高護理內涵的必備條件。信息時代護士要學習與健康人的信息交流，也要學習與患者的信息交流，如在院患者的心理護理、出院患者的健康隨訪、護理科普知識交流等等，在不斷的學習中全面提高自身素質，以適應時代的召喚。
6小結
關鍵詞新貿易理論技術制度WTO后發優勢
1新貿易理論對技術的探討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本上都屬于靜態分析，即假定一國的要素稟賦、技術水平與消費偏好等變量固定不變。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過程、結果和貿易結構，形成了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代表者之一克魯格曼，首先脫離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龍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生產新產品的國家獲得福利，利潤率提高，資本向獲利高的地方(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加大。一旦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一部分得到技術的國家用低成本勞動創造較高的收益，資本因此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流動，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縮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說的資本向創新技術國家還是向轉移技術國家流動是不確定的。這個模型只能說明技術創新可能給雙方都帶來收益，但如何確定趨勢，沒有進一步研究或說明，不足以說明后發展國家一定能夠或在什么約束下能夠受益或趕上產品創新的國家。其次，克魯格曼從李嘉圖模型開始，假定每個國家之間的要素不同———技術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場中有自己的地位。技術領先國家開放貿易，后發展國家“趕超”上來，消除了“技術優先”者保持其技術領先的程度。新貿易理論中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雖然給發展中國家的后來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論依據，但是，除了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外，許多國家在技術、教育、管理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如印度)，卻沒有對改變產品和產業結構產生明顯影響。
那么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際的技術進行學習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出現了什么問題？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過程中享受到技術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呢？
也許產品周期貿易理論能給我們做出一定的解釋。這種理論指出，發達國家開發創新產品首先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后者在進口這些產品并逐漸占有這些產品的生產，而發達國家繼續開發并生產更新的產品，周而復始。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發展中國家技術的模仿對自身比較優勢的形成和產業結構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顯的，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更容易注意到技術過時的速度較快，從而減少對學習活動的投資。技術模仿在短期內的經濟增長反而會強化技術模仿的惰性。更進一步，發達國家促進創新的政策反過來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趕超過程。
此時，制度作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特征
雖然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如各種生產要素的稟賦和積累，但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產要素及其積累的國家都有可能是低產出與低經濟福利的國家，從而使其在國際貿易往來中始終處于被動的局面。
G·阿爾蒙特、P·鮑爾在研究20世紀的政治制度發展中發現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力量的強弱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社會經濟越是發達的國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會經濟越不發達的國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強大。因此，發展中國家想要發展經濟，在國際貿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較優勢，必須進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貧困。
2.2技術與制度之爭
關于技術和制度哪一個因素能更好的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貿易獲益，經濟學界歷來有爭論。在中國，楊小凱、林毅夫關于技術模仿與制度模仿的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實質上，他們雙方觀點的交鋒點是發展中國家要取得貿易上的比較優勢，應該走技術模仿道路還是制度模仿道路。
楊小凱制度模仿論的主要觀點是，以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劣勢”，且認為在進行較為容易的技術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術模仿論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后發優勢的主要內容和形式的技術模仿，是后發國后來居上的主要依據，后發國通過技術模仿，促進生產要素的積累（特別是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最終達成經濟發展，上層建筑必然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展。
我們認識到，所有的觀點都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里我們并不關注技術還是制度誰更重要，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發展國際貿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樣影響著技術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發優勢及比較優勢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優勢
現代化研究的理論表明，就整體而言，先發國家由于沒有先例和經驗可循，其制度變遷方式以制度創新為主，多為內生的，而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大可以結合切身實際情況，大量借鑒先發國在制度變遷中的經驗教訓，其制度的生成多為外生的。但是這種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盤的復制先發國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創新。我們將發展中國家，即后發國在制度上模仿發達國家的這種行為可以看作是一種合法的“搭便車”現象。這種制度上的搭便車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而存在著巨大的有益的能動作用，體現在這種制度模仿不僅能成為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遷的巨大推動力量，同時又不會阻礙發達國家的制度創新。不同于技術模仿的是，發達國家往往愿意幫助和鼓勵這種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規模效應，從而有效的減少不同制度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摩擦，從而減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貿易利潤。
2.4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國對WTO規則制度的模仿過程。WTO首先屬于一種多變貿易體制。而所謂貿易體制，就是國與國之間彼此發展經貿聯系的某種制度性安排。而WTO這個貿易體制完全是由各成員之間達成的一系列多變協議，既賦予各成員參與全球貿易及貿易規則制訂的權利，又賦予各成員國政府相應的義務。中國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員國義務，爭取其成員國權利，前提就是承認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統一的制度框架內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往來。這么做無疑是有好處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問題
無疑，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推進國際貿易，必然要對制度進行改革。因為是后發國，因而可以借鑒制度的規模效應考慮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實上，這種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種制度上的模仿。而我們需要探討的是，這樣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呢？其進行的方式對一國的貿易水平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變遷是受眾多因素共同影響和制約的過程。因而成功的制度變遷往往是漸進的、摸索的，那種激進的、認為制度可以決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觀主義和制度決定論的觀點往往最終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正是很好的例證。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實現對于發達國家的趕超，人為地扶持眾多違背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而為了支撐這些不具備自身能力的產業，政府就必須制訂各種管制措施對經濟體系進行強有力地干預：政府對管制措施的設計服從于一定的發展戰略目標。可以想象，這種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會繼續在長期內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產業結構不易優化，縮小經濟發展的空間，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
中國漸進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計劃經濟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處去，走的是與先發國相似的制度創新的路子，改革的代價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開放條件下，制度的變遷不再是一個緩慢的、自發演進的過程，中國加入WTO等強制性的制度模仿過程正好說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漸進和激進交織的過程。甚至還有學者提出，入世意味著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終結。
應該說，不論是激進式的制度模仿還是漸進式的制度模仿，終究還是一種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樣的方式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一旦條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僅僅有技術后發優勢的發揮，也包括制度后發優勢的發揮，當然還包括資本、勞動、經濟結構等多方面的后發優勢的積累和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制度模仿發揮了基礎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體現在貿易上，不僅僅形成了市場交易規則和市場價格機制，對外貿易戰略也從極端的內向型經濟逐漸發展成為開放的貿易自由化戰略；不僅僅在企業內部逐漸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人們的效率意識、競爭意識、公平意識及民主和法治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些都為改革開放、貿易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只有制度上的不斷完善，才能促使對外貿易的氛圍不斷完善，我國的產業結構的升級才能有強有力的保障。
4綜述
總之，我們認為，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發展中國家必須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不僅僅在技術上不斷地學習創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鑒改革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上取長補短，這樣的“追趕”才能后來居上。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和全盤的西化是決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受國際通行慣例的制約更加明顯，這既是我國技術學習、制度改革的壓力，也是動力。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技術和制度的學習和借鑒是全方位的、大規模的，但是它們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是手段和過程。
技術和制度的學習模仿并不排斥創新，它們的發展有利于貿易的進步，反之，貿易的發展促進技術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這就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整體的宏觀上做出有利于技術和制度從模仿到創新的戰略安排。例如完善促進知識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制度基礎，構建不同層面的促進知識積累、技術進步與創新的運行機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將私人成本、社會成本和私人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會的共同利益，進而使創新活動成為內在的持續的過程。
參考文獻
1趙偉.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新產業組織理論突破創新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的主要觀點及缺陷
（一）結構主義學派
結構主義學派又稱哈佛學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Mason）、貝恩（Bain）、謝勒（Scherer）等人，他們提出了市場結構（Structure）—市場行為（Conduct）—市場績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框架。
在SCP分析框架中，產業組織理論由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這三個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組成。哈佛學派以實證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導出企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存在一種單向的因果聯系，即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而市場行為決定市場績效水平。其中，進入壁壘是市場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而主要的進入壁壘是現有廠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絕對成本優勢等。該學派認為，如果現實中的市場結構是集中的，壟斷廠商就有可能通過限制產出、提高進入壁壘或者串謀，把價格提高到獲取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從而削弱了市場的競爭性，破壞了資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想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最重要的是通過公共政策來調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場結構。因此，哈佛學派主張采取企業分拆、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場結構的公共政策來恢復和維持有效競爭的市場秩序。
哈佛學派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比如他們的研究主要依靠短期截面分析，往往帶有經驗主義的性質，忽略了長期過程中產業的動態效率和配置效率；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模型分析；過于強調市場結構是導致廠商不同行為和績效的決定性因素，忽視了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二）績效主義學派
績效主義學派是在與結構主義學派的爭論中崛起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羅曾(Brozen)、波斯納(Posener)等，由于這些學者主要來自芝加哥大學，故理論界也稱該學派為芝加哥學派。在理論信念上，芝加哥學派信奉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市場競爭過程是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是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生存檢驗”過程，相信市場力量的自我調節能力。
在市場結構與市場績效的關系上，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績效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同的企業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場結構。正是由于一些企業在競爭中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它們才能獲得高額利潤，進而促使企業規模擴大和市場集中度的上升，最終形成以大企業和高集中度為特征的市場結構。芝加哥學派指出，只要市場上現有的廠商（一家或多家）時刻面臨著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大廠商就不可能像哈佛學派所言的那樣可以任意制定價格，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因此，企業規模的擴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壟斷程度的上升和競爭程度的下降，大公司的高利潤完全可能來自于自身的高效率，而與壟斷勢力無關。所以，生產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規模經濟收益和生產效率。基于以上認識，該學派主張：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規模的大小作為實施反壟斷政策的判定標準，只要大企業有高的績效水平，就應當放松對大企業的不必要管制，反對政府對市場競爭過程的干預。
但是，績效主義學派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區分企業的高贏利是來源于自身的高效率還是壟斷勢力問題上還存在著一定爭論。克拉克（R.Clarke,S.Davies,M.Waterson）等人在對英國的研究中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產業越集中，產業中不同規模企業的贏利能力的差異就越大這一現象。蓋爾（Gale）的研究表明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導致市場占有率高的企業的高贏利，而不僅僅是因為其自身的高效率（多納德·海，德理克·莫瑞斯，2001）。
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觀點和發展創新
（一）主要理論觀點介紹
1.策略（StrategicBehavior）理論。寡頭競爭企業的策略是新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策略包括合作策略和非合作策略。其中，非合作策略是新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重點。在壟斷或寡頭市場中，主導廠商可以通過策略影響競爭對手的預期，改變競爭對手對未來事件的信念，達到迫使競爭對手做出對主導廠商有利的決策行為。因此，市場環境不再是外生的。策略理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影響未來市場需求函數和成本函數的策略；二是影響競爭者對事件估計信念的策略。前者包括過度生產能力策略、提高對手成本策略、品牌多樣化策略等，后者包括與進入遏制和退出引誘相聯系的限制性定價策略、掠奪性定價策略、消耗戰策略、研發競賽策略等（余東華，2004）。
2.可競爭市場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鮑莫爾（Baumol）、帕恩查(Panzar)和韋利格(Willing)，該理論是在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該理論主要以“完全可競爭市場”的概念來分析有效率的產業組織形態。所謂“完全可競爭市場”，是指市場內的企業在退出市場時完全不負擔沉沒成本，進入和退出市場完全自由。該理論認為，只要市場是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競爭的，潛在的競爭壓力就會迫使任何市場結構中的企業采取競爭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自然壟斷在內的高集中度的市場結構是可以與效率并存的。基于上述認識，該理論認為在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競爭市場上，政府應當放棄反壟斷政策，并放松對某些壟斷性行業的政府管制。政府產業政策的著眼點應是確保行業中具有充分的潛在競爭壓力，為此關鍵是要盡可能地降低沉沒成本。
3.新制度學派的交易費用理論。傳統產業組織理論雖然在理論依據、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上不盡相同，但在市場機制問題上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沒有考慮利用市場機制的成本問題，即交易費用問題。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爾欽（Alchian）等人正是憑借對交易費用理論的闡述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他們的理論貢獻在于引入了交易費用的概念，用以說明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徹底改變了其他學派只從技術角度考察企業和只從壟斷競爭角度考察市場的做法。
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表了著名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他指出企業與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企業的本質就在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1985年，新制度經濟學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出版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企業、市場和關聯合約》一書，對交易費用的理論體系、基本假說、研究方法等作了系統的闡述，建立了比較系統的新制度學派的產業組織理論。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企業的邊界不單純由技術因素決定，而是由技術、交易費用和組織費用等因素共同決定，其主要觀點如下：借助于資產專用性、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等概念，認為當市場交易活動產生的交易費用大于企業內部的組織費用時，企業規模應當擴大，企業之間應當實行兼并、聯合；反之，企業規模應當縮小。指出企業組織也是對資源配置的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企業組織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共同參與對資源的配置。
4.企業理論。理論集中探討人目標偏離及其治理問題。例如：法瑪（Fama）、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哈特（Hart）提出的“現代企業外部約束機制”理論，指出完善的經理人市場是約束管理者行為的一種有效機制；愛德華茲（Edwards）和漢南（Hannant）等人提出，若能保持產品市場上的充分競爭，產品市場也是一種有效的約束機制；法瑪（Fama）在《問題與企業理論》一文中指出，有效率的股票市場同樣也是一種約束人的有效機制；詹森（Jensen）和麥克林（Meckling）在《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一文中提出了“企業融資約束機制”理論，指出通過債權和股權兩種融資方式的合理搭配，可以產生一種對經營者行為的約束機制。（牛曉帆，2004）
5.企業產權理論。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爾的經典文獻（HartandMoore，1990）被合稱為GHM理論，構成了產權理論（property-rightstheory，PRT）原始意義上的基本框架，后來經過哈特（Hart，1995）的進一步工作而使該理論在體系上趨于完善。
PRT把契約權利（contractualrights）分為兩種類型：特定權利（specificrights）和剩余權利（residualrights），當在契約中列出所有的針對資產的特定權利的代價很高時，讓某一參與人購買所有的剩余權利可能是最優的，不可締約性越強剩余控制權的作用就越重要。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題如下：在任何一種所有權結構下，都存在關系專用性資產的投資不足；如果一方的投資決策是無彈性的（投資決策對激勵不敏感），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權都給予另一方；如果一方投資是相對缺乏生產力的，那么另一方就應該擁有全部控制權；如果兩種資產是互為獨立的，那么非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兩種資產是嚴格互補的，那么某一種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一方的人力資本是必要的，那么該方擁有全部控制權是最佳的；如果雙方的人力資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權結構都同樣好（組織形式不再重要）。
（二）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創新發展
1.在理論基礎上廣泛吸取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新思想，修正了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基于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假設。新產業組織理論把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理論等都納入了對企業行為的分析框架，為理解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企業內部組織結構、權利配置等提供了新的視角。
2.在研究重點上由市場結構轉到企業內部組織與企業行為上，即由“結構主義”轉向“行為主義”。新產業組織理論側重分析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組織形式等對企業行為的影響。這與傳統產業組織理論視市場機制為唯一的資源配置方式，企業只是由技術水平決定的規模不等的生產單位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同時，新產業組織理論認為企業行為是企業決策者基于自身的組織結構和經營目標的決策結果，并不只是受市場結構的影響，在市場結構與企業行為的關系上，二者并不是單向的決定關系。
一般資料：求助者周某，高三學生，男，身高1.73米，有點胖。體態正常，無精神病家族史及軀體疾病歷史。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家中只有母親和妹妹。求助者和母親一起來咨詢。求助者主訴：還有一個月就高考了，心里很煩，不想參加高考，求助者心情不好，感覺同學們也跟著他心情不好，同學們咳嗽覺得針對他，導致求助者精神狀況不佳，注意力無法集中。經一位咨詢師轉介給我。了解到的情況：一出生就是土豚嘴，爸爸和爺爺奶奶都說把他扔掉，很不喜歡他。媽媽哭著把他留下并向父親申明死也要把孩子撫養大。從此父親天天打麻將，輸了就打母親。爺爺奶奶也經常罵母親。三歲時母親生了一個女兒。五歲時父母離婚，求助者判給父親，妹妹跟母親。9歲那年父親再婚，繼母對他不關心。11歲那年父親意外身亡。當時求助者沒有流一滴淚，送走父親后，母親回家把求助者接走，從此母親、他和妹妹3個人過上很清苦的生活。一家都靠母親擺地攤生活。自己和妹妹也很努力讀書。咨詢師觀察到求助者依賴性比較強，在陳述時不斷看母親，母親比較強勢。咨詢師觀察到：求助者衣著整潔，意識清晰，舉止得體，精神緊張，焦慮，情緒低落，面露倦色，感到痛苦。資料中了解到父親不喜歡求助者，求助者從此對父親憎恨。求助者還聊到非常恨奶奶他們，從小奶奶就都看不起他，經常罵他。
咨詢方案采用：認知療法、系統脫敏法、空椅子療法、宣泄法。空椅子療法：因父親不愛他，一出生就要把他扔掉，求助者非常恨父親。咨詢師用空椅子療法讓他與父親做個告白。父親告訴他，其實一直都很愛他，從來沒有嫌棄過他。求助者把十多年來對父親的積厭一下宣泄出來。之后他告訴父親不賭博、不打媽媽，有時間和他聊天，希望自己能和別的孩子一樣得到父愛，父親告訴求助者，天空中最亮的星星就是爸爸。現在父親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希望他好好學習，做完告白，求助者心情好了很多，覺得這是多年來第一次心情這么輕松。睡眠開始好轉。第二次咨詢師讓他畫格子，告訴求助者隨便畫，隨便涂什么顏色。咨詢師說完之后，求助者拿起筆和紙又重復問了咨詢師好幾遍。是不是隨便畫？涂什么顏色都可以？說明求助者在生活中做事優柔寡斷。母親很優秀，離婚后一直沒再婚，撫養兩個孩子很不容易，她總是用自己的目標要求孩子。然后咨詢師讓求助者和母親做了個對話，讓求助者和母親演一遍10年后的自己生活、事業怎樣？咨詢師告訴求助者的母親，從此要放手讓孩子自己去面對一切。說完后，求助者精神狀態比前一次更好了，變得自信。第三次咨詢。咨詢師在宣泄室讓求助者把沙包當作他爺爺奶奶，咨詢師在旁邊一邊告訴求助者把恨奶奶他們的話都說出來，此刻的他是最安全的。經過二十多分鐘的宣泄，他的情緒終于穩定下來；通過空椅子療法，希望奶奶他們從今后好好對她們母子。做完這些，求助者整個人放松了。兩周后來訪能正常上課，注意力集中，睡眠非常好，飲食大增。之后班主任和同學們都說他像換了一個人，變得愛說愛笑，能主動和同學老師聊天。一個月后求助者考上專科。
（作者單位 福建省龍巖華夏心理培訓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