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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能源開發；法制建設
Abstract：China’senergyandenergylegalconstructionareadvancingalongtheroa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realityofChina’senergydevelopmentrequirestheoptimizationofenergystructur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energy，especiallythenewandrenewableenergy.However，both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existinth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Toreasonablyexploitandutilizetheenergy，Chinamustpersistinsustainabledevelopmentprincipleandestablishrelevantlymaturelegalsystemthatfocusesonreasonableenergystructure，protectionandinnovationofenergytechnology，riskresolutionofenergysafety，andproperadjustmentandinterventionofenergymarket.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energydevelopment；legalsystemconstruction
一、可持續發展：中國能源發展及能源法制之路
1992年6月，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83個國家的政府首腦簽署了五個實現和貫徹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文件，其中《21世紀議程》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行動綱領。但是，《21世紀議程》并未直接對能源的使用提出明確的義務要求，而只是在交通通信部分的文本中提及需要更有效更環保地使用能源(注：《21世紀議程》第7.5段建議“在人類居住的地方促進可持續性能源和交通系統”。)。為了彌補這種缺憾，在事隔十年后的2002年9月4日，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通過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實施計劃》(又稱《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該實施計劃規定了《21世紀議程》遺漏的能源建議，將能源政策作為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核心部分，各國同意采取聯合行動“以充分增進人們獲得可靠廉價能源服務的機會以及實現在2015年前使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目標”。為此，各國一致贊同以下六項優先性建議：①“加強使用可靠、廉價、經濟上可行、社會上可接受且無害環境的能源服務和資源”。這就要求加速研究氫燃料電池技術，廣泛使用風能和太陽能，或在山區建設適宜的小水電設施。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各國必須“加強地區和國家合作，包括通過能力建設、財政和技術援助支持各國的努力”。②“進一步使用現代生物技術”。此項目承認將現存的農業或林業廢料用做能源財富的機會，使生物質利用商業化，并在農村地區加以使用。③“支持轉向使用較潔凈的液態和氣態燃料，這種使用被視為更加無害環境，社會上可接受且成本效率較高”。④“為了實現第一個建議目標，制定國家能源政策和管理框架，以幫助創造能源部門所需的經濟、社會和體制條件”。⑤“加強國際和區域合作”以便實現上述目標并再次“特別注意農村和偏遠地區”。⑥“加緊協助和促使貧窮人口獲得上文所述的能源系統”(注：《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第8(a)(b)(c)(d)(e)(f)段，參見[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魯克、[美]理查德·L·奧汀格主編的《能源法與可持續發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原著序言Ι”第10-11頁。)。《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宣言》及《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為世界各國的能源發展及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避免功利性的短期經濟目標；應該實行能源與環境、生態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政策；應該利用經濟和技術資源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氫能等)。
1994年我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對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確定了總的指導思想、發展模式和具體行動綱領。但是，《中國21世紀議程》只是規定對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在稅收、信貸和價格方面給予優惠(注：《中國21世紀議程》在2.16段(d)項規定：對環境污染治理、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廢物綜合利用和自然保護等社會公益性項目，在稅收、信貸和價格等方面給以必要的優惠。)，這種規定未能全面和明確地確立能源發展的戰略地位。然而，這種不明晰的狀態很快就得到了矯正，中國的能源發展必須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主要基于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背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義：一是中國經濟自2003年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周期以來，再次遭遇了能源瓶頸的限制。2005年，在政府宏觀調控作用下，能源緊張的局面稍微得以緩解，但能源缺口依然存在。二是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達到3.5億噸，其中50%左右需要進口。到202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為5億噸，其中60%需要進口。未來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和國際市場極大的不可預測性，將給中國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三是可持續發展對能源的要求。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都要以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作為前提和條件。如果其發展是以消耗浪費資源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實際上是以犧牲他人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求得部分人的發展，這種發展是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可持續發展“既不是經濟發展或社會發展，也不是單指生態繼續，而是指以經濟—社會—自然為中心的復合系統，是使人類在不超越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保持資源永續利用和提高生活質量”[1]。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如果能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就會破壞環境和生態甚至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因而，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建立可持續的能源支持系統和對環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了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方向，著力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結構、強化能源儲備，積極推進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以達到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服務的目的。“能源戰略的根本目標，就是要支持和保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一是支持年均7.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需求；二是能源的生產、消費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三是提高能源供給的安全性。”[2]基于國家發展改革委2007年4月《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的規定：十一五期間應“貫徹落實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的能源戰略，努力構筑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見，“十一五”期間能源將依循可持續發展理念而發展，并且與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相一致。在能源建設方面，其總體安排是：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此種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必須要有法制的支撐和法律的規制。因此，與之相適應的能源法制亦應“與時俱進”。
但是，與能源相關的法律如《節能法》、《煤炭法》、《電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間制定并實施的，由于當時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體制和機制條件尚不完備，因而，在法的規范和制度上未能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豐富內涵。現階段，能源法制建設應符合能源、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目標，200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盡管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但是由于過于原則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體適用性。目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時在抓緊《石油天然氣法》、《國家石油儲備管理條例》研究起草的前期準備，正在修訂《煤炭法》、《電力法》、《節能法》和《節能用電管理法》等法律法規，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將有助于全面推進我國能源領域的法制建設。
二、利弊共存：能源開發利用的客觀現實
能源可按相對比較的方法來分類：①一次能源與二次能源；②可再生能源與非可再生能源；③常規能源與新能源；④燃料能源與非燃料能源；⑤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3]2-3。人們常常將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并稱，這是因為它是能源領域的新技術，“新的和可再生的”是一個完整的含義，在英文中縮寫為NRSE(即newandrenewablesourcesofenergy)[3]25。一般而言，常規能源是指技術上比較成熟且已被大規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指尚未大規模利用、正在積極研究開發的能源。因而，煤、石油、天然氣以及大中型水電被看作常規能源，而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氫能等則為新能源，其中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為可再生能源，氫能是一種二次能源，其他則為一次能源[4]。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物質基礎，人類文明的進步實則都和能源的利用息息相關。現代社會，為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不重視能源的開發利用和新能源的探尋。在今天，失去了能源的支持，社會將是無法想像的。然而，能源的開發利用盡管可以為人們帶來諸多好處，但是也會造成諸多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損害。事實上，任何一種能源包括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都會對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諸如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惡化等。
對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氣的開采、燃燒、耗用等，都會給環境帶來損害。煤的開采會污染水質，其燃燒會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在石油的開發利用方面，采油尤其是注水采油會導致地面沉降；采煉中“放天燈”燃燒的廢氣會帶來一定的環境影響；在儲運中的燃爆與泄漏可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燃燒中的二氧化碳比煤略少，氮氧化物與煤相似，主要排放物是二氧化硫。天然氣是一種清潔能源，但也排放一定的氮氧化物(NOx)(注：大氣中的NOx幾乎有一半以上是由人為污染源所產生的。NOx污染主要來源于生產、生活中所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燃燒，是電力、化學、國防等工業以及鍋爐和內燃機等設備所排放氣體中的有毒物質之一。)，還有使用與傳輸中甲烷的損失與泄漏，其中還有一些氡隨之進入室內。水力發電盡管屬于一種可再生能源，但也可能引發自然(包括地表、水文、氣候等)、生物(野生動植物)、水體的物理化學性質、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變化。在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方面，生物質燃料在較差的爐灶中燃燒容易生成一氧化碳、煙及有機化合物；風力發電是發展最快的能源來源之一，但風力發電中使用旋轉的渦輪會殺死候鳥和本地鳥類；太陽能是一種很有效的能源手段，但太陽能電池在制造中會產生一些有害物質；在地熱利用中，溫泉水中會溶有石頭中的有害物質，地熱發電目前效率不高而且僅限于一些特殊地點，其使用也會帶出地下有害物質；而核能雖然具有比較清潔、產生溫室氣體數量少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比較小等優點，但卻存在核輻射的潛在風險以及對核廢料處理的擔憂。高技術能源的研究及生產會有助于氣候環境的改良，但由于技術上的局限，尚不能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對20億左右至今仍無法獲得可以負擔得起現代能源的人們幫助甚微，相反，可持續發展的新形式會要求一種經濟上可行、滿足需要、自力更生和無害環境的能源(注：有關能源的利弊兩面，可以參見王革華等編著的《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7頁；[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魯克、[美]理查德·L·奧汀格主編的《能源法與可持續發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1頁。)。可見，能源的開發利用，總會存在正面和負面兩個向度的影響。如何才能使能源的開發利用趨利避害，無疑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此，一方面需要在技術層面上進行技術升級，使其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能源，并同時避免或減少不利影響的發生；另一方面需要在管理層面上強化管理質量，提高開發利用質量，并防止因能源管理不當而可能產生的危害。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借助法律的手段使能源開發利用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經濟、服務于環境、服務于可持續發展，同時只有通過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地防止因能源開發利用而可能產生的不利和損害。因此，興利除弊、趨利避害，必須要有因勢利導、健全完善的能源法制。
三、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確立與興利除弊：能源法制及其完善
為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能源瓶頸，就必須要建立一套具有針對性的、切合我國現實的能源法制系統。換言之，我們只有建立了先進、完備的能源法制系統，才可能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解決能源發展的現實問題，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能源現實及其未來發展走向的考量，我們應將能源法制作為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而不能僅從立法層面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因此，我國當前的能源法制建設，除應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創制與修訂外，還應綜合考慮整個能源法律系統的完善以及與相關法律或政策的配套和銜接，并應考慮能源法的貫徹實施、人們的能源法制觀念以及能源法制價值導向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專就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一致的能源法制原則確立、促進能源合理開發利用的法制保障兩個方面提出建議。
1.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確立
能源的發展必須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人們一般認為，可持續發展可作為能源發展的一項倫理原則或國際法上的原則。在筆者看來，可持續發展不應僅僅作為能源發展的一項倫理原則，也不應只作為能源國際合作的一項原則，而應該作為一國國內能源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而得到確立。這是因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解釋法律、運用法律和發展法律的基調，是所有國家的關鍵性標準[5]。這一基準對于能源法制亦同樣適用，因而，有關能源的法制亦應貫徹這一基本理念，在能源法中確立其為一項基本原則。可持續發展，如果只是作為一項倫理原則或國際法原則而不能作為國內能源法的一項法律原則得到確立的話，那么，可持續發展就只能是一種“軟約束”，缺乏法律的強制力。失去了法律原則和法律觀念的支撐，可持續發展就會呈現出一種“脆弱的可持續性”，最終就會演變為不可持續發展。為保障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讓政府和相關企業一起遵循，就必須將可持續發展從倫理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
可持續能源的倫理原則有三個：一是生態可持續性原則(或稱種際正義原則)。人類必須以一種不危及地球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方式開發利用能源。二是社會及經濟平等原則(或稱代內正義原則)。個人可以在平等基礎上按適當的標準獲取能源，并應允許其滿足能源需要。三是對后代負責的原則(或稱代際正義原則)。人們必須以一種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能源需求能力的方式開發利用能源[5]。為避免這三項原則僅局限于一種道義或停留在紙面，就需要通過立法加以明確，通過法律的規定予以具體化，從而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具有可行性和適用性。通過這些具體化的規定，諸如：能源的開發利用應與環境保護相結合，能源的使用應友好于環境；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節約使用能源，減少浪費；應積極提倡、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應建立若干激勵機制；應提高公眾對能源問題的認識和參與程度；應設置能源安全和風險防范機制；能源開發利用的法律責任機制，等等，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由倫理原則向法制原則的嬗變。
2.能源法制保障架構
為保障能源的穩定安全、有序健康、合理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系統而健全的能源法制必不可少。為實現“十一五”時期我國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法制應在如下幾個方面建立有效的趨利避害機制：
①在能源結構方面，應實行能源多元化機制。基于中國能源儲備狀況和資源稟賦、現有產業與技術基礎，中國能源應建立能源結構調整法制，在法制的層面上落實結構調整的方向、步驟和時段，明確各種能源開采使用的數量與程度，特別是應明確水電、核電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助推措施，等等，從而促成能源多元格局的形成。
②在能源技術方面，應建立技術創新和保護機制。能源的發展和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技術是關鍵。因而，在技術法制方面，應充分支持先進技術和新技術的研究開發、推廣應用。在這方面，我國技術法制的完善還具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諸如技術研發優先領域的確定、技術強制標準的制定、技術研發的資助與獎勵、技術成果的轉化與采購、技術成果的保護、技術開發的合作與商業化等等。
③在能源安全方面，應建立能源安全與風險防范機制。能源安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供給安全；二是能源使用安全。在能源供給安全方面，盡管是在國家戰略高度加以考慮，但尚停留在政策層面，而法制方面的建設幾乎處于空白。只有建立一種穩定的法律機制，方能克服能源供給面臨的不穩定性和消除不可預期的風險。為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給，法制應倡行：第一，節能，大力發展節能產品，降低能耗；第二，儲能，實行能源儲備制度；第三，開能，即開發替代能源，加強新能源技術開發，以替代傳統化石燃料能源等。在能源使用方面，則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確立各類主體的安全義務，通過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濟等多種途徑，防范風險的發生或使風險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④在政府干預方面，應建立政府適當作為機制。由于能源不僅僅是一個使個人獲益的私物，它還同時涉及公眾事務，而且還與社會經濟和環境保護問題密切相關，因而，如果采取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或稱非干預主義)，就可能產生“公共地悲劇”，能源開發利用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將外部化。但是，如果政府進行過多干預，則能源的開發利用和發展就會失去動力，就會扭曲能源市場，同樣也是行不通的。因而，必須建立一種適當干預的機制，政府應在適當的領域以適當的方式干預能源產業和市場，諸如采取行政計劃、行政許可、行政指導、政府補貼、稅收激勵、優先采購等措施。
⑤在市場調節方面，應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機制。能源開發利用不可能完全和永久地依靠政府和行政干預，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并最終應依靠市場。在有序競爭的作用下，市場比政府能更好地配置資源。在市場機制方面，國家應通過法制，明晰能源產品的產權、確立公平的交易機制等等。但是，由于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在開發推廣的前期，其成本高昂，往往無法與常規能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因而為了鼓勵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一些促其走向市場的舉措，如實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限制交易許可制等。
參考文獻：
[1]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4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349.
[2]闕光輝.全景中國——中國能源：可持續戰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16.
[3]王革華.能源與可持續發展[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
［關鍵詞］農村；消費；信貸；法制
隨著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和農民生活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地區的消費信貸市場日漸活躍，新的消費信貸需求相繼涌現出來。而我國當前金融領域的法律法規缺少規制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針對性文件和制度，農村地區消費信貸市場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從長遠來看這必然會制約我國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以我國農村地區的消費信貸市場為切入點，研究法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農村消費信貸發展現狀
（一）農村消費信貸業務拓展不積極
我國當前農村地區消費信貸類型主要有生產性消費貸款、助學貸款、建房貸款等幾類，以車貸為代表的生活耐用品消費貸款尚未開通。通常來說，農村地區銀行機構對推出消費貸款類型，辦理消費貸款業務的積極性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平臺期，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趨于穩定但農民收入受自然、市場等外界因素的影響較大，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農民的信貸償還能力，使面向農村開放信貸業務的銀行所承擔的風險隨之上升；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絕大多數農民依然持保守的消費觀念，對信貸類產品的積極性不高，而相關銀行機構又缺少對農民進行的科學合理的宣傳和引導。多數農民對信貸政策、信貸產品、信貸優勢等方面缺少了解，甚至部分具有信貸需求的農村居民也因為不了解具體的信貸程序和信貸產品而無法選擇信貸業務。從長遠來看，這對影響農村經濟發展是有消極影響的。［1］
（二）農村個人消費信貸程序手續繁瑣
實際上，消費信貸產品在我國農村地區是有一定市場需求的，但由于辦理手續繁瑣，需要多種信用證明，而個人信用電子檔案尚未建立，使得許多具有消費信貸意向的農村居民望而卻步。以辦理助學貸款為例，需要貸款人和共同貸款人提交信用證明、戶籍證明、家庭收入證明、村委會介紹信等相關資料，手續辦理完畢后還需要縣級審核、市級審核、省級審核等多個環節，學生最終享受到助學貸款通常需要半年多的時間。當前的農村信貸辦理手續不僅會降低農民貸款的積極性，影響信貸業務辦理效率，同時也意味著大量金融機構或政府機構資本的浪費。［2］在互聯網信息時代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依托大數據分析技術構建個人電子化信用等級檔案，實現個人信用數據信息的多渠道共享是有其現實迫切性的。隨著互聯網技術和移動網絡技術在農村地區逐步普及，農民文化水平和現代信息意識的提高，個人信貸程序、手續的簡化也具有了可行性。
（三）完善的社會保障和信用擔保體系尚未建成
銀行機構在辦理消費信貸業務時需要個人提供擔保，農村居民擁有的資產主要集中于房屋、田地、生產物資、農產品、畜牧產品等。其中，除房屋外的其他資產不僅抵押價值不高，處理起來也比較困難。一方面，多數農戶因普遍缺乏有效的擔保人或擔保證明，在銀行嚴格執行抵押、擔保制度進行消費借貸的條件下，很難享受到信貸所產生的負債消費服務。另一方面，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十分落后，與城鎮居民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加之農民收入偏低、不穩定，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諸多方面需要有可靠的資金支撐，這也是農村居民消費觀念保守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穩定的經濟來源，農民在選擇消費信貸業務時十分謹慎，除子女教育、生病、婚喪嫁娶等重大事件外，多數農民在正常生活消費領域不會考慮借貸。即便有借貸需求，也會首先考慮借貸程序簡便的親友借貸而不是借貸程序繁瑣、借款周期較長、還貸方式死板的銀行信貸。
（四）農村地區商品消費流通建設不力
我國目前農村消費信貸業務發展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消費基礎薄弱，商品流通網絡不完善。對多數農戶而言，量入而出就是最基本的消費準則，很少有農民具備超前消費的意識。因此，以我國目前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基礎很難帶動農村消費品市場蓬勃發展，這會直接影響信貸市場的業務拓展。商品只有通過流通才會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和價值，促進市場消費需求，帶動經濟發展，而我國目前的現實是農村地區的商品流通不暢、農民消費能力普遍不高。農村消費信貸在全部貸款中的比例過小，這充分體現了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萎靡。為此，近年來，國家將三農問題作為國家首要的建設大業，不斷從政策扶持、信貸優惠、稅收減免等方面降低農民生活壓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刺激農村地區的耐用消費品市場需求。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農村許多銀行機構擴大了農村消費信貸的產品服務領域，并積累了一定的成功經驗。
二、我國農村消費信貸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消費信貸法律保障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在保障消費信貸方面的法律主要有《擔保法》《物權法》《商業銀行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等，一方面，在上述法律條款中雖然都涉及了對消費信貸關系的調整，但大多局限于一般的法律規定，立法較為分散，缺乏針對性和系統性，難以根據消費信貸的具體情況進行規范。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的法律規范以指導意見或管理辦法為主，相比于具有強制執行性質的法律條規而言，效力層次較低，執行力不高。其主要表現在由綱領性文件指導的地方管理辦法在權威性和協同性方面明顯不足，甚至存在法律上行與下行之間的沖突或矛盾。例如，《商業銀行法》與《中國人民銀行助學貸款管理辦法》之間就存在矛盾。實際上，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迅速提高，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具有很多新的增長點，這對消費信貸活動而言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由于我國缺乏統一的法律監管，導致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積極性尚未完全激發。
（二）農村個人信用制度不健全
借貸者個人的信用檔案信息是放貸者做出信貸決策的重要依據，放貸者收集到的個人信貸信息越多越準確，銀行所承擔的資金風險就越低。而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個人征信體系，放貸者需要大量與借貸者相關的信用證明，這也是導致我國消費信貸辦理手續繁瑣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國農村消費信用制度建設依然保留著傳統鄉村社會的痕跡。農村消費信貸市場較為封閉，不同階層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這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收集個人信用信息帶來了巨大困難。放貸者一方面對農戶的資產狀況、農業生產經營狀況等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對農戶的信用等級、違信狀況更是知之甚少，因此，放貸者難以準確獲悉農村個人信用信息，無法保障放貸的安全性和收益。
（三）缺乏健全的信貸擔保法律體系
目前我國的消費信貸擔保法律制度尚未健全，這方面的規制主要體現在《擔保法》這一宏觀法律層面，同時結合金融機構內部的信貸詳則和操作規程。我國現有法律規定，農民的宅基地不能作為消費信貸抵押物，而農民其他的農產品和農用物資更難以用作抵押物，這就將農民普遍擁有的財產基本排除在可用抵押物之外，因此，目前農民實際上很難享受到金融機構的消費信貸服務。此外，雖然城鎮地區近年來相繼涌現出大量信貸擔保機構，但在農村地區這一現象尚未顯現。信貸機構主要是考慮到農民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及抵押物，所以不愿為其提供擔保服務，這就將消費信貸活動中隱藏的各種風險全都傾倒給了金融機構，從而導致農民想貸卻貸不到，銀行為避免資金風險也不想外貸的尷尬局面。
（四）農村消費信貸用戶合法權益難以保障
目前，消費信貸活動的借貸者權益保護法律尚未健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現有法律適用性不強。我國對信貸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主要沿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相關規定，而實際上農村消費信貸與普通的消費活動，在產品類型、服務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機械地將《消費者權利保護法》應用到消費信貸活動中是不合理的。其二，消費信貸監督管理機構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缺乏操作性較高的法律制度，盡管《銀行監督管理法》等制度中規定應為消費者提供適當保護，但這一籠統說法顯然操作性不強。其三，目前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規范具有局限性。以《商業銀行法》為例，缺乏對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保護政策，當消費者和金融機構之間出現沖突時，具體的協調辦法、協調機構、協調監督等方面的問題沒有明確。其四，我國沒有從法律層面上規定受理信貸消費者合法投訴的機構或組織，從而進一步加大了農戶消費信貸的風險系數。
（五）民間金融的法律監管不到位
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業務拓展及辦理的不積極，為民間金融機構帶來了開拓農村市場的機遇。實際上，在我國農村地區，民間金融機構承辦消費信貸業務的比例要遠遠高于國有銀行。其原因主要在于民間金融機構對消費信貸的個人征信體系要求偏低，辦理程序、借款周期等方面也比國有銀行更具優越性。這一現象對促進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刺激農村消費增長有重要作用。但我國目前從法律制度層面對民間金融機構的消費信貸活動施以監管還不到位。當前，民間金融機構承辦的消費信貸業務在資金總量和業務發生率方面都要顯著高于國有銀行等正式金融機構，如果缺乏有效的法律監管，農戶將承擔較高的資金風險或高于市場價格的借貸利率，這對農村消費市場的長遠發展是十分不利的。［3］
三、促進我國農村消費信貸法制建設的措施
（一）健全行之有效的農村消費信貸法律監管體系
其一，通過法律監管提高消費信貸的金融安全性。金融在創造社會財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如果沒有一套行之有效、切實可行的法律監管體系，農村地區的消費信貸就難免會出現金融秩序錯亂，從而導致金融財富流失。這就要求國家在著力刺激金融市場、帶動農村消費信貸需求的同時，加強法律監管，維護金融穩定。其二，提高農村消費信貸法律監管的有效性與可行性。首先，維護整個社會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穩定，避免因單個金融機構破產導致金融秩序錯亂；其次，創設公開公平的金融市場競爭環境，特別要在民間借貸機構和國家金融機構之間實行公平的良性競爭規則；再次，國家要在法律監管的同時充分利用好金融監管手段，發揮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其三，要提高消費信貸市場的公平性。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要在農村和城鎮地區實行對等的消費信貸擔保機制和公平的社會保障機制，為農戶消費信貸提供可行性較高的條件；另一方面要在農村金融借貸機構和城鎮金融機構之間構建公平的競爭關系和對等的借貸條件。［4］
（二）建立精準高效的個人征信檔案管理體系
首先，加強對農戶個人信用隱私數據的法律保護。在大數據時代，個人信用數據信息泄露的風險較大，這就要求金融機構在收集農戶個人信用信息時要嚴格執行法律程序，國家金融監管機構應對個人信用信息的收集范圍、收集方法、信息存儲等環節施行動態監測，保證個人信用數據的安全性。其次，加強對征信機構和信用中介機構的法律監管。我國要制定明確的法律法規來規范信用中介機構在農村消費信貸活動中的具體行為，加強對中介主體、評估原則、信用機構權利義務及法律責任的法律監管，保證消費信貸活動的公平性和客觀性。再次，制定個人信用信息公開方面的法律法規。在社會各個領域實行個人信用信息公開化是完善征信體系的前提條件。目前，農戶個人信用數據分散于公安、稅務、工商等多個部門，彼此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對此我國可以建立統一的法律監管制度，在保證個人信用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實現信息公開和共享。
（三）建立風險共擔的農村社會擔保體系
目前，農村地區擔保機構嚴重不足制約了消費信貸業務的拓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農戶所需的信貸類型和資金總額也會有所差別。為此，我國可以針對不同特點的用戶拓展多樣化融資渠道，鼓勵民間擔保機構進入農村，并將傳統模式下金融機構獨自承擔的資金風險分散開來，建立擔保機構、農戶、銀行三者共擔的社會擔保體系。當前我國普遍采用的擔保方式是由擔保機構承擔所有風險，這也阻礙了一大批民間擔保機構進入農村。建立多方共擔機制后，一方面可以刺激農戶產生新的消費信貸需求，為金融機構和農戶搭建彼此信賴的交易平臺；另一方面可以徹底消除金融機構對高風險的顧慮，從而以積極的態度考量農村地區消費信貸業務的拓展與深化。［5］
（四）加強對農村消費信貸用戶合法權益的保障
首先，從法律上強化銀行等金融機構關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義務和責任。以《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為例，要在制度中明確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和銀行業協會有責任和義務以消費者合法權益為出發點，針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展開監督監管。其次，在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中設立消費者投訴受理部門，鼓勵農村消費信貸用戶積極反映業務辦理過程中出現的非法誘導、借貸利率過高等違法現象，從而形成農村地區適用性較高的消費者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再次，加強農村地區消費信貸用戶的內部自律。要建立類似《銀行營運守則》的規章制度，在保證法律強制性保障地位的同時，鼓勵銀行行業內部的自律與規范，并建立起嚴格的處理程序規則，以保障農村消費信貸用戶的雙重權益。
（五）加強對農村地區民間金融借貸機構的法律監督
首先，要加強對當前農村地區民間金融借貸機構的法律監管，將民間金融機構應承擔的責任、義務、交易的方式和條件、違約的責任和權益保障等內容，通過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出來，從而為民間消費信貸交易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促成農村地區民間借貸活動的公開化、透明化。其次，當前農村地區存在許多民間金融借貸方式，其服務質量可謂參差不齊、魚龍混雜，部分民間金融機構借消費信貸之名從事非法集資等活動。對此，我國應從法律層面上更加明確界定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法民間借貸等多種概念的范疇，從而為農村居民提供更為可靠的維權依據。［6］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法制建設是規范我國金融市場秩序、激發農村消費信貸需求、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創造全新經濟增長點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良好的法制環境中，農村消費信貸用戶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有力保障，金融信貸機構的風險才能得以壓縮。因此，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良性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健全的法律監管體系。
作者:蔣曉云 單位: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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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推動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管理條例的制定和完善
自塔里木河流域塔管局成立以來，在認真貫徹實施水法規的同時，結合塔里木河流域的實際，在流域法制化建設上狠下工夫，制定了《新疆塔里木流域水資源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并與1997年自治區八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并通過了。《條例》是我國第一部地方性流域水資源管理法規，對加強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節約、保護和管理，增強各族干部群眾的水法制意識，樹立大流域觀念，維護流域正常的水事秩序，實施流域水資源的統一調度和合理配置，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02年新《水法》頒布實施。根據新《水法》、新《自治區實施＜水法＞辦法》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修訂內容，結合塔里木河流域經濟社會的發展、水資源狀況的變化以及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及時開展了《條例》的修訂工作。2005年3月2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后的《條例》，并于2005年5月1日施行。新《條例》在流域水資源管理體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重點在流域水資源管理體制，水資源開發、利用，特別是管理、節約、保護和配置等制度上做了具體、明確的規定。
1.2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不斷推進
為加強流域水資源管理，形成共同參與、共同管理的流域管理新模式，成立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協調委員會”，制定了《章程》。水資源協調委員會由塔管局局長、副局長及流域各地州及兵團師水利局長組成的技術咨詢機構，水資源協調委員會將塔管局、流域各地州及有關方面聯系在一起。各單位局長以專家的身份參會，共同研究、商討塔委會建設與加強及流域水資源統一管理和流域治理項目中技術與非技術方面的重大問題。水資源協調委員會就上述問題形成建議、意見或對策，提供塔委會在決策時考慮。水資源協調委員會通過會議的召開，積極聽取各方意見，使流域各單位加強了溝通，增進了了解，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有效促進了流域水資源的統一管理。
2目前水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
2.1無法適應塔里木河流域新體制的要求
新體制下，水法制建設急需完善和配套，保障流域水資源統一管理和科學調度。新體制的建立，賦予了塔管局新的管理職能，《條例》中確定的塔里木河流域管理體制以及塔管局的職能已與實際不符，不能應對新體制下的流域水資源統一高效管理的新要求。
2.2無法應對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
塔里木河流域范圍涉及南疆五地(州)的42個縣(市)和生產建設兵團4個師的55個團場，隨著流域內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業、工業等行業對水資源需求的不斷擴大，每個利益相關者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很難站在全流域和長遠的角度進行決策，這必將導致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之間的利益沖突凸顯，影響整個流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3流域水行政執法體制機構不健全
塔里木河流域新體制已初步建立并開始運轉，但流域水行政執法體制機構還不健全。諸如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局和巴音郭楞管理局的水政執法隊伍還未成立。塔里木河流域和田管理局、喀什管理局和和阿克蘇管理雖已經成立的水政執法隊伍的，存在人員不到位、執法力量不足，難以及時有效地打擊水事違法行為，維護正常的河道、水資源管理秩序［1］。
2.4水政執法隊伍的素質亟待提高
目前，全流域中只有兩支隊伍通過了自治區水利廳的規范化建設和能力建設達標驗收。全體執法隊伍的整體執法水平和業務能力急需提高和加強。
2.5水行政執法缺乏有力手段
由于國家及自治區的水法律、法規、規章對執法手段的剛性規定不足，對違法者的震懾力不夠，在執法過程中還需協調其它部門給予配合，延長了執法周期，違法行為很難得到及時有效的遏止。隨著流域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決堤、破壞河道堤防和生態閘、聚眾強行開閘引水，在河道管理范圍內非法開墾、建房、建堤等阻水建筑物侵占河道以及違法捕魚、盜竊水利設備、使用威脅的方法阻礙水行政執法人員執行職務等案件時有發生。有些案件潛在危害很大并已觸犯刑律，僅靠目前有限的水政監察人員依據行政法規無法有效查處，加之塔里木河流域各水利工程具有線長、點散、偏僻的特點，地方公安機關因警力不足，無法及時有效查處。
2.6水法制意識薄弱
塔里木河流域涉及5個地州、4個兵團師，一些地方行政領導水法制意識薄弱，為了本地區利益，做出允許違法開荒、架泵取水、超計劃引水的違法行為;不少群眾水資源節約、保護的意識薄弱，浪費水現象還很嚴重。
3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管理新體制下加強水法制建設的思考
3.1修訂完善《條例》
塔里木河流域水資源管理新體制的建立，賦予了塔管局新的管理職能，需抓緊研究修訂完善《條例》，加強與有關部門溝通，采用各種有效措施加快立法進程，從法律層面解決流域管理面臨的問題，建立流域水量調度的長效機制，逐步強化流域管理，為服務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法制保障。
3.2建立健全水行政執法機構
在塔里木河流域設置三級專職水政監察機構(詳見圖1)，即水政監察總隊、水政監察支隊和水政監察大隊，并實行參照公務員管理，工作經費列入自治區財政預算。圖1塔里木河流域水政監察機構設置框圖。
3.3切實加強水行政執法隊伍建設
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素質，是加強水行政執法工作的關鍵。①建立經常性的培訓機制，積極推行崗前培訓錄用制度和在崗定期培訓制度。定期組織集中培訓，深入學習有關法規和水利業務知識，不斷總結和積累經驗，提高執法人員的業務能力和執法水平;②積極推進水行政執法隊伍制度建設。以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為重點，明確執法崗位，分解執法職責，嚴格執法程序，細化執法標準，把執法責任真正落到實處，貫穿到水利行政許可、行政監察、行政處罰等各個環節，依靠制度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實現秉公執法、文明執法、優質執法。
3.4成立水利公安
為了維護國家在塔里木河流域重要水利工程的安全，維護流域水事社會秩序，全面發揮綜合治理工程在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生態保護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作用，建議成立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公安，詳見圖2。
3.5加大宣傳刀度，增強水法制意識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12-040-02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總結審判經驗，統一法律適用，提高審判質量，維護司法公正，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并于規定之日開始實行。2010年12月26日，構建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研討會就我國案例指導制度的發展完善、案例指導的效力等問題進行了研討。本文的研究緣起于此，在法律全球化的語境下，兩大法系各自的缺陷和問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兩大法系法發展逐漸向“混合法”的趨勢發展，開始相互融合、相互借鑒，英美法系國家逐漸意識到判例法的局限性，開始注重成文法的制定，相反一些大陸法系國家亦看到成文法的不足，開始重視對判例法的借鑒。近年來，對判例法的研究成為學術熱點之一，筆者的研究重點圍繞判例法的借鑒而進行，因判例法自身具有的優勢和價值目標，因此筆者認為在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和法治發展過程中借鑒判例法制度具有深遠的顯示意義。
一、 判例法制度的的歷史考察
（一） 判例法的產生和發展
法的演進與社會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法律必然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演進。從法律演進的一般規律來講，法律的發展是一個由習慣到習慣法，再由習慣法到成文法。英國判例法是伴隨著人們經驗的積累和各種法律制度的沖突與選擇不斷發展壯大起來，是一種法律造法的過程。同時也說明了說明了法以何種形式存在源于特定的社會背景。
揆諸史實，1066年諾曼征服之前，英國的歷史與歐洲大陸多數國家雷同。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比利亞人居住在英國的大部分地區;公元前七世紀，原居住在歐洲大陸萊因河區的凱爾特人也移居到此地。這一時期英國仍處于原始社會時期，以畜牧、農業為主，只適用一些習慣法來調整人們之間簡單的社會關系。公元43年，羅馬征服了不列顛，占領了英格蘭全境，并統治了約四百年時間，史稱“羅馬征服”。公元前451年至公元前450年，經十人委員會制定《十二銅表法》后，羅馬法逐漸從習慣法向成文法過渡，但羅馬的習慣或類似判例的形式對被羅馬占領的英格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都在現代英國判例法體系的眾多判例或條文中均有體現，即英國判例法中存有羅馬法的影子。
英國的判例制度形成于中世紀，然而當時體現判例的載體并不是法院的判決而是法學家著作中的論證理論。直到13世紀初期，英國的法官們才漸漸意識到在判決中援引先例，英國著名法官布拉克頓在強化判例的作用方面功不可沒。為了便于法官審理案件，布拉克頓整理了大量的案例，并提出了相同的案例就應當以相同的方式來處理的主張，這為英國判例法的確立與發展提供了有力資源。 到1536年，隨著援用判例的慣例逐漸增多，援引先例已成為法官判案的依據，但當時的學者認為單一援引判例會約束法官自由地作出判決，而當時的判例也基本不具有法律淵源的意義。 然而先例原則觀念的逐步深化，判例通常被法官頻繁地援引，判例的“區別技術”也因此得以確立和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判例法制度自始萌生了。從16世紀中葉延續了大約一個世紀左右，又出現了法學家編撰的判例集，如普勞登（Plowden）、柯克（Coke）等以個人名義命名的判例集，這主要體現在判例的拘束力得以真正確立，在判例技術上開始有了判決理由和附帶意見的區分。因此，這個階段被稱為私人或記名判例集時期。至19世紀后期，遵循先例原則在法律淵源上的意義完全確立，判例成為判決理由中不再解釋的合法性根據，先例原則在英國司法實踐中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最終于20世紀末演進成為現代的樣式。
（二）判例法的內涵
判例法是“賦予上級法院以判例羈束力，而使下級法院遵守之，此等判例，日積月累，遂成為法，所謂判例法主義也。其法即名判例法。”也就是基于判例而形成的法院遵循先例審判、人們基于固定程序進行訴訟或答辯的一種法律制度，其是在長期的審判實踐中積累經驗的結果，正如英國法學家耶林說過法律是實踐的經驗。需要強調的是：判例與案例是不同的概念。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現行的司法改革中將案例指導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改革內容，這里的案例雖經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公報或編輯成冊的形式公布出來，但是法律并未明確賦予其約束力。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案例在其他法院審判實踐中僅僅參照執行，各級法院即使未參照上述案例審理案件也不能認定為錯案，故案例與判例截然不同，不能將他們混在一起理解。中國的判例法制度與普通法國家中的判例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普通法國家判例法更加強調“遵從先例”原則。我國判例法制度主要是指在以制定法為主要法律淵源的前提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形成作為非正式法律淵源的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法院根據“同案同判”的原則受這些由最高人民法院總結編制的判例的約束并在判決書中加以引用，以判例法補充制定法并解釋制定法。
二、判例法的價值
第一，判例法適用靈活適時。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的精髓在于“遵循先例”，即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運用區別的技術查詢一些與其所審案件相同亦或相似的先例判案，并且依據會依據先例中的法律原則，即將法官審判案件的具體情況與先例中的法律事實、判決理由以及附帶意見加以區分比較，進而確定所應適用的法律原則。英美法系的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要翻閱很多的案例，除遵循先例以外，還要根據具體案件情況運用自由裁量權創制新的法律原則并加以適用。可見，判例法的運作模式不僅體現為遵循先例，而且突顯“法官造法”。因為單純依靠修訂成文法的方式來應對新型的疑難法律問題難免會捉襟見肘，此外修訂一部新的適時的法律不僅成本高昂、效率較低，而且法律的頻繁修改會極大損害其自身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第二，援引判例有利于個案公正。由于成文法自身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點，往往在追求普遍正義的時候忽視并損及個案正義。成文法在調整某一領域的法律關系時，往往適用單一的標準去度量其所要調整的 對象或者說法律關系，而并不會注重甚至忽視個別情況的特殊處理。成文法化的國家，對普遍正義的追求往往更高于個別正義，并以此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而判例法卻恰恰相反，可以說判例法自其產生起就天生的視為英國國王帶給它的臣民家門口的一種恩惠，因為判例法就是一種特殊的個案救濟。
第三，判例法對促進司法統一具有積極的作用。如果說制定法促進了法制的統一，例法則統一法律的適用。明確的法律條文未必能帶來一致的判決結果，判決結果的公平公正還受其他復雜因素的影響，法典或者說制定法只是一種理性的表達，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與多元化以及法官適用法律的差異，會引致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出現，援引引判例即可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判例法為實現司法高度統一、維護法律的權威以及當事人的可期待性利益和預測的可能性提供了唯一有效的途徑。當前由于我國法官素質參差不齊，因此從全國同類案件考察來看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經常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第四，判例法制度可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司法獨立的要義之一是法官獨立，即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自由的適用法律自由裁量。而 “遵循先例”原則有效的約束法官自由裁量權。英美法系的法官在審判案件的時候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即所謂的法官造法，較大陸法系的法官而言則表現為法律釋法。大陸法系的法官不具有英美法系國家法官造法的權力，同時成文法兼具抽象性和原則性的特點，法官在遇到復雜或疑難案件時是不能拒絕裁判的，這樣可能會導致濫用自由裁量權，進而出現不同的法官在審理同樣的案件時，其適用法律和裁判的結果可能截然不同的不良現象。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不利于司法公正和統一，甚至會助長司法腐敗。如若引入判例法制度，則可合理地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運用，有效確保司法公正。
三、成文法傳統下借鑒判例法制度對法制建設的意義
就當代中國而言，雖然我國的法制建設日臻完善并取得了顯著成果，但現行的成文法并不能完全應對我國的日益變化的復雜國情，成文法的局限性所帶來的弊端日漸突顯，因此隨著社會生活的遞嬗演進我們不應繼續固守單一的成文法模式，應該汲取能夠為我所用的西方判例法資源，同時結合具體國情，構建中國特色的判例法制度，現實生活的需要表明了我國亟需引進判例法制度：
（一）彌補成文法的不足，完善我國現行法的需要
法律的適用與社會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若法律須廢、改、立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內容不再適用于社會的發展，已成為“閑法”。與判例法相比，成文法更具穩定性，但與此相伴的是其立法的滯后性。立法者不能完全預測到將來會出現的新情況，立法與現實的脫節現象在所難免。我國為了彌補制定法的不足，頒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司法解釋顧名思義即是對具體應用法律的過程中對法律術語、概念所做出的解釋，其仍然是抽象的法律規范，在解決具體問題時仍然面臨困難。因此，有必要引入判例做指導。案例指導可以引導法官在遇到相同或著相類似的案件時準確的援引之。總結編纂的一些水平較高的判例從各個角度詳細的論述了具體的案件解決方式，這就為法官適用判例斷案提供了規則，是法官進行法律闡釋的重要借鑒方式。
（二）促進法制統一，是平等適用法律的需要
我國屬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各地法律適用的不統一已經成為公認的司法頑疾。主要是由于標準缺失和監督乏力的雙重缺陷的影響。法制的不統一不僅造成濫用刑罰的后果，還對司法公平造成了極大地侵害。目前在我國的司法過程中“同案不同判”的現象頻頻見諸報端或網絡，這樣有失法律的嚴肅性和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以及預期利益的評判。隨著社會經濟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一些新鮮事物的日益涌現以及法律事實的復雜性不斷加大，致使法律難免出現與現實脫節的現象，如果將判例法制度納入我國的法制體系，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削減或者避免此類現象的發生，判例法“同案同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些情況的發生。在司法實踐中我國各級法院已經認識到判例法的作用，紛紛建立各自的判例法體系。所以說，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判例法制度確為司法的內在所需。
四、結語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統一是一個循序漸進同時又與時俱進的過程，人類需要法律以求安全、穩定、平等，但是同時法律又限制了人類的諸多自由、欲望。判例法和制定法都無法獨立完成賦予的使命。將這兩種互為優劣的法律形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人類目前現有的認識能力、認識水平的最佳選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為彌補法律空隙所采用的將成文法與判例法有機混合的方式，是完善法制的有效途徑。既尊重了法律的權威，也不忽視對人的關愛。我國法制的建設應借鑒別國經驗將制定法與判例雙重調節機制，尊重我國判例法制度上的悠久傳統，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判例法制度，是法律自身發展規律在我國的必然選擇。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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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除影響和制約社會管理創新的各種障礙
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的貪欲和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在創新社會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形成諸多不應有的人為阻力。檢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三項措施來清除障礙:一是不斷加大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力度，將阻礙社會管理創新的腐敗分子繩之以法，以清除隱匿于社會管理機體中的毒瘤。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共立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56案81人，有效地遏制了職務犯罪的發生，為該縣營造了一個清廉高效的發展環境。二是以執法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為切入點，積極發揮檢察建議在參與社會管理中的作用。2011年以來發出檢察建議48件，對在履職中發現的一些部門管理漏洞認真分析，形成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檢察建議，納入有關部門的管理。三是對政府重大工程、重點項目、政府采購招投標等活動進行現場監督及跟蹤巡訪，從機制、制度、管理和監督等方面及時提出意見建議，并督促其整改落實。
2．防范處置因司法不公引發的突出社會矛盾
公平正義的失衡和司法人員道德的失范極易引起公眾的不滿，特別是在通信、網絡技術發達的當今社會，因有關部門執法不公、不嚴而引起的事件更易受到人們關注和炒作，進而演變成。法律監督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神圣職責，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需求。只有不斷加大工作力度，才能杜絕因司法不公而引發的新的社會矛盾，整個社會的發展環境才能得到凈化。
3．營造促進社會管理有序運行的良好治安環境
首先，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創造良好法治環境。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各類刑事犯罪案件177案252人，提起公訴354案470人，批捕、準確率均達100%;次之，認真落實檢察環節各項綜合治理措施，積極配合有關部門，重點抓好違法犯罪多發人群、網吧等重點人群、行業的管理，進一步健全社會治安防控網絡。第三，積極開展法律宣傳。通過贈送法制宣傳資料、舉辦法制講座、開展法律服務等多種形式進行普法宣傳，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從而達到預防和減少犯罪發生的目的。
4．加強幫教管理感化挽救工作凝聚社會正能量
一是積極協調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加強對被依法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裁定假釋等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的矯正，積極參加社區矯正工作，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及時發現糾正存在的問題。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將監外執行罪犯全部納入微機管理，實現了對監外執行罪犯管理的系統化、規范化。二是積極參與青少年群體的教育保護工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機制，成立未成年人犯罪專案組，強化案后回訪幫教，跟蹤未成年犯的改造情況及改造效果，以上法制課、成立幫教對子等形式，開展法制宣傳進校園等活動，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三是積極配合有關部門落實安置政策，幫助解決刑釋解教人員就業、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難。
5．開展工作創新為促進社會管理增添動力
一是積極探索“檢調對接”，對當事人有和解意愿、案件具備和解條件的，積極引導、促成當事人和解。同時，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執行和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實現工作合力的最大集結。二是積極參與對網絡虛擬社會的建設管理。安排專人開展日常檢察動態與網絡輿情監測，及時收集涉檢輿情，快速發現網上有害信息，正確引導網上輿論，有效制止各種網上炒作等損害檢察機關形象的公共事件發生。三是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機制，加強信息交流，暢通發現渠道，促進相關部門認真履職。
6．推動社會管理制度機制建設不斷健全完善
結合檢察機關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特別是針對承擔社會事務公共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發生的失職瀆職犯罪案件，因社會事務公共管理部門管理問題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等，定期提出關于完善社會管理制度的年度綜合報告，促進社會管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三年來，在縣檢察機關推動下，縣政府及各部門共制訂、完善有關社會管理制度23項、健全機制9項，增強了社會管理的針對性、實效性。
二、檢察機關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1．兩法銜接缺乏有效支撐
實現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有效銜接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實踐中，部分行政執法部門中仍存在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問題，直接影響社會管理法治化推進，必須從制度層面給予大力支撐，建立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無逢銜接，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積極推進依法行政。
2．職能發揮缺乏統一整合
檢察機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涉及反貪、反瀆、民行、預防、刑檢、宣傳等多項業務部門。但目前各業務部門在履行職責時缺乏有效溝通，難以形成整體合力，工作力度不強。如發送檢察建議，就存在各部門各行其是，缺乏整體性、統一性考慮的問題。機關內部缺乏一個有效整合各項業務，統籌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專業部門或機構。
3．辦案效能未能充分發揮
雖然檢察機關每年都要查處大批職務犯罪案件，但從近幾年案件統計數字可以發現案件數量是呈上升趨勢的。為什么案件會越查越多，排除黨和國家對查辦職務犯罪工作高度重視，不斷加大打擊力度等因素之外，查辦案件所應有的警示、教育、預防等辦案效果沒有得到有效發揮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4．源頭問題沒能及時得以梳理
要善于把握促進社會管理的源頭性、苗頭性問題。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善于密切聯系群眾、與基層接觸廣泛的傳統優勢，對一些具有普遍性、區域性的社會管理問題深入研究、系統梳理，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益參考，從源頭上促進黨委政府重大公共政策不斷完善，努力消除不穩定因素，減少不穩定事件的發生。
三、檢察機關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徑
2013年1月，對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設的要求。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學習貫徹黨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必須更加注重法治在社會管理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社會管理難題，提高社會管理創新水平。
1．提高認識，準確把握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體系中的角色定位
檢察工作與推進社會管理相輔相成，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檢察工作也是社會管理工作。列寧曾經指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法權也就等于零。社會管理本源于政府職能，檢察機關源于憲法的授權體現法律監督地位。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中的角色，就是正確履行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為社會管理提供充分司法保障。人民檢察院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立足點、切入點在于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既不能游離于社會管理工作之外，又不能越俎代庖于行政事務之中，主要是依據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定位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以黨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為統領，圍繞法治中國建設這一嶄新目標，以卓有成效的法律監督促進依法行政，為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服務。
2．立足源頭，最大限度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價值參考
檢察機關要緊緊圍繞黨委政府關于加強社會管理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積極參與到重點工作中去。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指導實踐，以法治目光審視社會管理體系構建，通過法治方式促進管理創新。著眼服務社會建設大局，結合執法辦案和履行各項檢察職能，對普遍性、區域性的社會管理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向黨委政府提出對策性建議，對重大建設項目及重大公共政策的調整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促進重大公共政策完善，從源頭上減少不穩定因素的發生;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五進兩服務大走訪活動”等，廣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時發現傾向性苗頭性的民生訴求，積極向黨委和政府建言獻策，協助黨委和政府把住政策源頭;在執法辦案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積極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檢察建議，完善內部制約監督，完善社會管理和服務。
3．嚴格履職，充分發揮執法辦案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的推動作用
檢察機關要有效履行批捕、、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訴訟監督等職責，切實擔負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者、捍衛者的重任。一是著力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健全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及時監督糾正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問題，積極推進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懲戒作用，嚴肅查辦和積極預防國家工作人員在產業轉型升級、公共資源出讓、國有資產管理、城鎮化建設等過程中，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促使公職人員依法履職、審慎用權;把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擺上更加突出位置，廣泛進行預防宣傳，營造廉政建設的良好氛圍，促進行政權力依法規范行使。二是努力促進執法辦案效果的最優化。以法律眼冷靜觀察社會事務，洞悉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利益與矛盾，消除矛盾雙方的對立，尤其是要深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敗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安寧。正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把握寬嚴適用的范圍和標準，積極推進量刑建議、刑事和解、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等工作，減少社會對抗，維護社會穩定。
4．積極參與，大力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系建設
一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作用，對社會矛盾和影響穩定的因素及時進行排查，提出處置突發事件的預案;二是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深入開展對重點地區的排查整治，對排查出來的黑惡勢力、兩搶一盜等犯罪案件，適時介入偵查，依法快捕快訴;三是突出治安防控體系建設，配合有關部門構建社區防控網、街面防控網、卡口防控網、內部單位防控網、農村防控網為主體的五大防控網絡，建立快速反應機制，提高社會管理控制能力;四是加強對三類重點人群的教育管理，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的突出問題，提高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服務功能。
5．夯實基礎，提升基層社會管理法治化、科學化水平
(一)違約責任的承擔
組團社違反合同約定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此屬無異，但是關于地接社是否應承擔違約責任是存在爭議的。此處所說的違約責任僅指組團社或地接社的行為違約并且不存在侵權的情形，關于構成侵權的情形在下文侵權責任部分進行討論。旅游給付人造成的違約行為應當由旅游經營者一來承擔責任，原因是基于旅游營業者一提供旅游服務應當承擔給付瑕疵擔保責任，應當由旅游營業者-承擔合同不完全履行的責任，還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原理以及旅游合同的特點決定好了旅游給付必須是整體的。組團社與旅游者一簽訂旅游合同，又與地接社存在委托合同關系，組團社將旅游合同交由地接社完成，在與旅游者一的旅游合同中組團社和旅游者一為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根據合同的相對性理論，地接社履行旅游合同義務的行為不符合旅游合同約定的，旅游者一應當向與其簽訂旅游合同的組團社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而不是向地接社請求承擔違約責任，組團社在承擔違約責任之后，根據其與地接社的委托合同，地接社的行為不符合委托合同規定的合同義務的，組團社有權向地接社就其承擔的責任向地接社追償。因此，綜上所述，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理以及合同給付的整體性原理，還有組團社所負有的瑕疵擔保責任的分析，違約責任的承擔應當由組團社負責。
(二)侵權責任的承擔
當然，組團社的行為構成侵權行為的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但是當地接社侵犯旅游者一權利時，因為組團社和地接社之間存在委托合同關系，組團社直接承擔合同的主要義務，地接社只是根據組團社的委托履行合同的義務，侵權責任在組團社和地接社之間該如何分配，組團社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地接社的侵權責任該如何承擔，這在理論和司法實踐當中都是存在爭論的。旅游輔助人對游客履行義務時，旅游營業人與輔助人在同一時間對游客負有安全保障義務。雖然沒有共同的故意，但其行為的共同作用促成損害后果的發生，應當認定為共同侵權行為，承擔共同侵權的連帶責任，此時，應根據各侵權人的過錯大小或者一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在旅游輔助者一加害給付的情況下，基于旅游營業者一的安全保障義務，旅游營業者一承擔補充責任。筆者一認為，上述觀點有些過十強調組團社的安全保障義務，在地接社履行義務時，當然是地接社負有更高的安全保障義務，因為組團社已經將旅游合同委托給地接社履行，一般情況下根據組團社的選擇，地接社都會是有履行能力且能獨立承擔責任的與組團社能力相當的法人，因此，即使組團社不承擔如此重的安全保障義務，旅游者一的權益也能得到保障。如果組團社與地接社沒有共同的故意或者一過失，就不能成立共同侵權，組團社并不承擔共同侵權的連帶責任。如果組團社在選任地接社時存在過錯或者一故意，明知該地接社資質不合格，或者一應當認識到該地接社資質不合格而沒有認識到的，基于其審查的義務，應當因其過錯承擔相當的侵權責任。當然，如果組團社與地接社存在共同故意或者一共同過失的，那么就構成共同侵權，組團社和地接社承擔連帶責任，各侵權人根據其過錯大小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地接社對十旅游者一在其履行旅游合同的過程中遭受損失的，應當按照侵權責任法一般的原理，承擔的是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六條: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當因地接社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一的損失人身、財產損失的，地接社應當向旅游者一承擔侵權責任，此時組團社并不存在過錯，不承擔責任。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立法；法律規制
一、企業社會責任概述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所承擔的維護國家、社會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責任。主要包括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對勞動者權益的維護、對資源環境的維護和治理以及促進社會福利事業和公共事業的順利實施等責任。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是經濟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決定了企業并不是孤立生存和發展的個體，而是與周圍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緊密聯系的有機體，因此在整個經濟活動運作的環節中都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作為市場經濟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強化社會責任的履行，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有著重要意義。
二、企業應履行的社會責任
企業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不僅能夠維護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良好運行，同時也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使企業走向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履行社會責任可以幫助企業樹立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關系，增強知名度，從而帶來強大的競爭力。因此，充分考慮企業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和承擔能力的前提下，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包括：保證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為廣大的消費者提供能夠放心使用的合格產品，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使其得到應有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穩定；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關愛弱勢群體，支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企業自身形象，維護市場的良性競爭和健康運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市場建立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提高國際競爭力；保護環境，節約資源，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等。
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市場和技術給予了企業更多的機遇和挑戰，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應該為社會完成的職責，也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有力武器。
三、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現狀
由于許多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為最求利益最大化，只注重眼前的經濟利益，導致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現狀缺失，主要表現為：假冒產品充斥市場，劣質產品造成消費者財產和人身權利受損的事件頻繁發生；只顧短期利益，消費者得不到應有的售后服務和產品保障；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影響周圍群眾的生產生活安全，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事業的進行等。
基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我們應該認清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正視企業社會責任嚴重缺失的事實，加大力度改變這一情況。
四、企業社會責任立法現狀
由于企業的最大目標是實現利益最大化，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能使企業立刻得到物質上的回報，甚至存在短期內與企業最求營利的目標相矛盾的表象，使得企業很難積極主動的履行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需要從法律層面上加以規制。:
我國《公司法》第五條中設有企業應承擔社會責任的規定，但只是一帶而過，過于抽象的概念原則，很難被實際應用，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在《勞動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等單行法中，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法律條文都零散而模糊，尚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體系，并且缺乏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公司法中所規定的企業社會責任屬于法律責任，可以依靠法律的強制力強制履行，而一些道德層面上的社會責任，例如積極參加公益事業、在國際市場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等，只能寄望企業自愿的履行，這就需要政策和法律通過激勵來改善。
五、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規制
5.1完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體系。《公司法》中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僅僅是企業的法定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將《公司法》第五條的規定發展為具體的、詳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條款，并通過與其他部門法相結合，使其在社會實踐中得以落實，具有實踐價值和效率性，是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立法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首先要對現行法律體系中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規制問題有關的條文進行歸納、總結和梳理，以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目的為指導，從立法、司法、執法等多個層面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行機制和監督機制，將散見與個法律法規中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規則，應用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理論重新整合，從不同的視角全方位的建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法律機制。
5.2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激勵機制。企業社會責任中法律責任的部分可以利用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針對道德責任的部分，則需要采取政府引導、法律保障、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與企業自身規范相結合的方式，通過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自覺自愿的履行道德層面的社會責任。例如從市場準入、財政稅收、市場管理、科技引導等方面，對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實行產業政策優惠等。
5.3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監督機制。鼓勵企業建立和完善企業文化，將企業社會責任滲透到企業文化中，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不斷完善治理結構，實現內部自覺的監督。同時依靠國家政策，強化政府各職能部門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監督，對監管不力的政府機構，規定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公開監督制度，依靠社會和輿論監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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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衡愛珠.金融危機下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問題研究[J].法制與經濟，2009（212）.
（一）運用高新技術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
主要是改造提升好黑（煤炭）白（陶瓷）灰（水泥）紅（煙花鞭炮）金（冶金）五大傳統優勢產業。把以萍礦為核心的煤炭產業、蘆溪縣電瓷和湘東區工業陶瓷產業、以中材水泥為龍頭的水泥產業、上栗縣煙花爆竹產業、以萍鋼為代表的冶金產業納入低碳發展軌道，提升煤炭、陶瓷、水泥、煙花鞭炮、冶金等資源型產業的科技研發能力和科技含量，通過科技手段使上述產業實現低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加強礦山綜合治理，推進煤礦標準化建設，提高煤炭開采機械化水平，對洗煤、煉焦等企業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大力發展煤化工、煤制氣、煤矸石建材等煤炭延伸產業；大力發展陶瓷機械、陶瓷模具和化工陶瓷、耐磨陶瓷、高溫結構陶瓷，電瓷由普通電瓷向玻璃絕緣子電瓷轉變；水泥行業由“小、散、亂”走上規模化、科技化、環保化生產，加快由單一的水泥生產向水泥制品生產轉變，促進水泥產業綠色發展；煙花爆竹由傳統手工生產推進到先進自動化規模安全生產，全面研發推廣鞭炮配裝封一體機、煙花生產一體機、引火線濕法制引機及黑火藥生產全自動數控生產機械；鼓勵冶金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產品研發，支持企業開發科技含量高、使用范圍廣、附加值大的新產品，提高冶金工業技術裝備水平。
（二）培植和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有利于調整萍鄉市產業結構，使萍鄉擺脫對資源的嚴重依賴,大力培育發展新材料、生物醫藥食品和先進裝備制造產業。以企業為依托，加強新材料制造技術研發和產品的開發，重點發展粉末冶金材料、納米材料、抗磨材料、稀土材料、特種纖維、建筑防水材料、新型墻體材料、環保涂料、特種玻璃等產業；加快新型醫藥研發創新平臺和產業基地建設，大力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化制藥、純天然植物類藥物、化學合成藥物等制藥產業，形成以醫藥制品為主的醫藥產業集群；利用萍鄉現有的機械工業優勢，以安源客車、鑫通機械等骨干企業為依托，生產和制造混合動力城市客車、旅游客車、汽車零部件、工程機械、礦山專用設備，全面振興先進裝備制造業。
（三）大力發展以旅游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
現代服務業是一個能耗低、污染小、就業容量大的低碳產業,它包括旅游、商貿、金融、保險、物流、咨詢等產業。旅游業號稱“無煙工業”，旅游業對其他服務業具有先導和帶動作用，旅游發展與經濟轉、房地產、娛樂、零售、郵電通訊等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四）創建低碳產業園區
產業園區是產業集群最重要的載體，成片集合了大量的企業，產業園區是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陣地。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立低碳產業園，低碳產業園與普通產業園區相比具有鮮明的特點：首先應具有完善的工業三廢排放管控體系，從而實現碳排放強度持續下降；其次，在產業發展方面,要以高新技術對資源進行集約、節約和高效利用；再次，要有完善和健全的產業園區低碳運行政策和管理體系。萍鄉市要立足于現有的“一區五園”，逐步把這些園區改造和提升為低碳經濟園區。低碳產業是科技先導性產業，而又離不開市場化運作，因此，創建低碳產業園區要以科技和市場來支撐，首先要推動各園區與省內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鼓勵高校、科研機構在園區建立技術轉移機構、科技研發中心等，走產學研之路；其次，按照“誰投入、誰受益”的原則，積極引導社會各類資源投入低碳園區建設。
二、加強低碳法制環境建設是上述低碳經濟發展措施實施的制度保障
在低碳經濟發展法制環境建設方面，首先是保護法制環境建設，依法保護環境，強制企業節能減排；其次，發展低碳經濟不能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由于企業的逐利性，資源的代價和環境的成本往往被市場所忽視，因此，需要構建起發展低碳經濟的地方規范性文件體系，在法制層面上從財政、稅收、土地轉讓等方面對符合低碳要求的企業給予優惠和支持，以法制的形式把發展低碳經濟的信號轉換成市場的信號，這樣才能以市場化手段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一）出臺與國家法律配套的相關規范性文件
我國在有關低碳經濟的開發利用領域已經制定了《煤炭法》、《電力法》、《節約能源法》、《可再生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法律。萍鄉市政府應以上述法律為基礎，根據萍鄉市具體情況，研究實施細則，盡快制定相關配套的地方規范性文件，如《萍鄉市政府綠色采購辦法》、《萍鄉市城市節約用水管理辦法》、《萍鄉市建筑節能管理辦法》、《萍鄉市燃氣管理辦法》、《萍鄉市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萍鄉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辦法》等地方規范性文件。
（二）加緊制定促進碳減排的財政、稅收、貸款的規范性文件
許多國家和地區為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建立起了激勵性法律機制，制定了支持低碳發展的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專項貸款等法律工具。萍鄉市可以建立相應的地方規范性文件，對實行了節能減排的企業、從事低碳產業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優惠。
（三）制定高碳企業低碳化改造和退出市場的規范性文件
也就是通過法制手段把政策轉化為制度，對高碳企業進行低碳化改造，淘汰落后產能。企業的生產規模小和技術水平低是萍鄉市企業單位GDP能耗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因此，以先進技術淘汰落后技術，以規模化生產替代小規模生產是萍鄉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萍鄉市要建立具有連續性和強制力的規范性文件，形成隔絕高碳企業進入，對現有高碳企業低碳化改造，對低碳化改造無望的企業進行淘汰的制度體系。
（四）大力開展相關普法教育
應深入開展以宣傳節能減排、倡導生態文明為主題的普法教育，在全市形成人人關心、人人參與、人人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良好氛圍。重點加強對《節約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可再生能源法》及市里出臺的相關配套規范性文件的普法宣傳教育工作，引導社會公眾樹立環境友好觀、節約資源觀、人與自然和諧觀。
（五）提高環境執法水平
執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取決于執法者的素質。應加大對環境執法者的培訓力度，以確保環保執法人員的專業化和高素質。配備必要的執法技術設備，實現執法方式的科學化和現代化，以達到最佳的執法效能。此外，要建立環境行政執法聯合協作制度，環境行政執法應及時與經濟、工商、交通、資源管理等部門溝通，提高執法效率。
三、結語
摘要：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重任。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和進程的加快，在地方經濟建設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安徽高職教育尚未完全適應地方經濟建設，專業結構、人才培養質量、科技創新、社會服務等方面尚有一定差距。
安徽的經濟建設需要高職教育提供人才支撐、科技支持與服務。為此，高職教育要為安徽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發展壯大皖江產業帶、大力推進產業集聚，提供人才支撐，必須與地方經濟建設緊密結合、協調互動、互相促進，最終形成共同發展。
關鍵詞：安徽；高職教育；地方經濟建設
政策和資金保障。2003年以來，杭州市政府對學院的投入力度成倍增長。2007年，市政府將投資3億多元的杭州市公共實訓基地建在學院，明確基地性質為公益性、示范性、公共性，基地日常運轉經費完全由政府承擔。其次，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與學院形成區校戰略合作關系，共同成立“杭州職業技術學院發展委員會”、“杭州職業技術學院校企合作委員會”等，為學院校企合作的深入開展提供了組織保障。第三，學院與友嘉實業集團共同發掘校企合作的內在契合點。學院確立主動服務企業、校企文化共融、利益共享與人才共育的辦學理念；企業把集團的叉車設計研究所、郵政設備研究所設在友嘉機電學院，雙方共同開發產品和技術，形成了共同規劃、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共同發展機制。
實現了資源共享，解決了辦學資源的瓶頸問題。友嘉機電學院培養的是機械、數控、電氣、模具等第二產業發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培養，需要先進的實訓設備，但大批量的實訓設備，學院既難以承受，又難以做到及時更新，而“校企共同體”的友嘉模式則解決了學生實習設備與技術的先進性問題，保證了友嘉機電學院學生在校期間能學到最先進的技術。同時，友嘉集團還為學院提供了先進的實訓師資，這些技術人員掌握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為學院教師和學生提供培訓，提高了人才培養質量。
1．友嘉實踐模式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隨著友嘉機電學院的成立，友嘉實業集團也將把總部遷入杭州，并設立3個數控機床制造基地，把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引進杭州，對提高當地的制造業水平，吸納大量的就業人口，從而為緩解社會就業壓力，提高就業質量起到積極作用。學院依托友嘉機電學院平臺，為社會提供培訓和科技服務。2008年培訓社會人員1000人次，教師主持參與省市攻關項目10多項，科研經費達100多萬元，為其他中小型企業技術改造10多項。
2．友嘉模式提高了人才培養質量。友嘉機電學院模式得到了社會的高度認可，友嘉機電學院2008級畢業生就業率達99.16%，企業滿意率達到95%以上。同時，2008年招生分數創歷史最高，學院大部分專業的錄取分數都高出分數線80多分。數控專業學生在2009年浙江省學生職業技能大賽中取得數控大賽團體三等獎。同時,友嘉模式在學院進行了推廣,按照友嘉模式,學院又組建了達利女裝學院、新通國際學院、金都管理學院，從而提升了學院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
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控，我國經濟發展將日趨區域化、地方化。發展地方經濟建設需要多方支持，特別需要高職教育的支持。當前，安徽正在實施“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工業強省”的戰略目標和任務，這為地方經濟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給高職教育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認真分析研究安徽高職教育和地方經濟建設的現狀，使其緊密結合、協調互動、共同發展是重要的時代課題。
一、安徽高職教育尚未完全適應地方經濟建設
1.專業結構問題。
2007年7月安徽省高職教育專業情況分析報告中指出，安徽高職教育布點較多的是電子信息、財經、文化教育類專業，這些專業占全省高職教育專業總數的46.9%，礦業、材料能源、資源、制造業及交通運輸類專業數量較少，只占13.4%。從安徽確定重點發展的汽車工業、裝備制造業、優質金屬材料工業、水泥及非金屬材料工業、電子信息工業、農產品加工業、能源及煤化工業及生物技術工業支柱產業以及安徽經濟增長速度位于前五位的行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力熱水生產和供應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和設備制造業來看，安徽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類型結構與地方經濟建設需要的人才類型不盡適應［1］。主要是高職院校受功利主義的影響：一是重文輕工。因文科類的專業辦學成本較工科類專業低得多，許多院校只顧辦學效益，忽視地方經濟建設的需求。二是專業設置雷同。有些院校不顧自身條件，不顧地方經濟特點，一味追求辦學規模，缺乏專業整體建設規劃，對人才需求的類型不明確，把目標瞄準在熱門專業上，專業設置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專業結構趨同現象嚴重。三是專業設置定位不準確。
只看全國“大市場”，不顧地方“小市場”，某些院校不惜代價在江、浙、滬、深等處設立就業辦事處，關注就業“大市場”，卻忽視了地方“小市場”。此外，區域經濟建設中一些急需專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如近幾年盡管安徽高職教育增設了通信工程、信息管理、電力技術類、礦物加工類等部分高技術含量專業，但總體來看這類專業成長緩慢，仍處于弱勢地位。再者，安徽是農業大省，中央和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措施解決“三農”問題，增加農業的科技含量、發展高科技農業，因此，培養大批從事農業的高科技人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高職院校應相應開設一些相關的涉農領域的專業，如農業技術、林業技術、水利、畜牧獸醫、食品加工等，但在安徽64所高職院校中目前真正開設涉農專業的還微乎其微。
2．人才培養問題。
高職教育具有雙重屬性，既有高等教育的屬性，也有職業教育的特性。部分高職院校由于對高職教育的內涵缺乏正確的理解，因此出現辦學定位不準的問題。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沒有跳出學科教育的教學模式，仿照普通高校強調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按照傳統的教學方法組織教學，忽視實踐技能的訓練，致使培養出的學生雖有一定的理論知識，但動手能力較差，體現不出高職教育的人才特色。另外，還有一些高職院校在辦學理念上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高職教育看成是單純的職業教育，過分強調專業技能和技術，忽視理論基礎知識的傳授，甚至刪去必要的專業課程，致使學生工作后缺乏發展潛力及轉崗的適應能力，僅僅成了一名簡單重復的操作工或者“機器人”。
人才培養質量與高職院校的辦學條件息息相關，在辦學條件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師資和實習實訓基地問題，尤其是“雙師型”教師和校內實習實訓基地。地方經濟建設需要的是上手快、動手能力強的高技能人才，但目前安徽高職院校大多是地方政府所辦，地方政府多因財政緊張而對高職院校辦學資金投入不足，導致辦學條件較差，“雙師型”教師數量不夠、質量不高，專業教師缺乏現場經驗，動手能力不強，實驗、實訓基地建設滯后等。再者，由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教學改革不到位，培養的人才在素質、能力、結構上難以滿足地方企業的需求，致使一些畢業生因市場競爭能力不強造成就業和創業難。通過對安徽20所被評估過的高職院校來看，有14所院校“雙師型”教師僅占專業課教師數量的15%，存在嚴重不足的問題。有16所院校校內實習實訓基地建設較差，造成實踐教學多由理論課代替完成。這種教學條件勢必影響人才培養質量，制約經濟建設和發展。
3．科技創新問題。
我國高職教育起步晚、高職院校建校時間短，傳統教育觀念根深蒂固。雖然掛上大學的牌子，實際上中職教育的痕跡還根深蒂固，尤其是封閉辦學思想較為嚴重，缺乏科研意識，服務社會促進科學技術轉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較差。當前，安徽部分高職院校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意識淡薄，沒有立足地方，對地方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人才需求的類型了解不夠、把握不準，人才培養缺乏針對性，造成高職畢業生結構性過剩。由于封閉辦學，缺乏主動融入地方經濟建設意識，以致在科技創新中處于被動地位。
高職教育雖經過近10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但其科技創新水平與教學改革相比還顯得十分薄弱。
絕大多數高職院校科研力量薄弱、科研機制不健全、科研經費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質量不高。科研是高職院校應有的功能，科研除促進教學質量提高外，還可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科學技術上的支持。但從總體上看，大部分高職院校缺乏科技創新能力，雖然不少高職院校成立了科技處或相應的研究室，但往往是空架子，缺乏足夠的設備與人才，再加上封閉辦學，當學校面對地方經濟建設急需攻破的一些科技前沿課題時，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職院校是否具有科技創新能力，是否能夠為地方中小企業提供科技服務與支持，是高職院校參與地方經濟建設的重要標志之一。安徽經濟建設正處在快速發展時期，地方中小企業迫切需要高職教育提供技術人才，更需要科技支持與服務，高職院校要主動服務中小企業，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意識。
二、安徽的經濟建設需要高職教育的支持
1．安徽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調整，需要大力發展高職教育。
近年來，安徽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發展勢頭較強。安徽在“十一五”發展規劃中提出“工業強省”的戰略目標，就是要通過調整結構、提高效益，建設工業強省，提升全省經濟綜合實力。如，汽車產業形成以轎車、商用車、微型車為龍頭，零部件配套產業為支撐，在全國市場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汽車產業體系；鋼鐵產業形成以馬鋼為主體，加速企業的重組整合，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的短缺鋼材品種，等等［2］。此外，預計未來幾年安徽的第二、第三產業還要大幅增長。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調整和產業層次的提升，將給安徽的城鎮、農村勞動力帶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但這些勞動力的勞動技能和文化水平同就業崗位需求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這些從業者迫切需要進行必要的專業理論知識學習和職業技能、綜合素質等方面的培訓和提高。對此，高職教育大有作為。安徽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必須要靠大力發展高職教育來提供人才支撐。
2．發展壯大皖江產業帶和大力推進產業集聚，需要各類技術人才，高職教育義不容辭。
安徽正在加快實施“十一五”綱要提出的目標，拓展產業優勢，做大皖江工業密集帶。充分發揮產業和區位優勢，發展壯大以先進制造業為主導的皖江產業帶，重點培育鋼鐵、有色、汽車、家電、建材、化工（精細化工）、電工電器、農副產品深加工、材漿紙一體化等產業積聚區，繼續保持鋼鐵、有色、建材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并力求在船舶制造、重大裝備、電子信息和生物制藥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使皖江成為安徽最大的工業密集帶。做大皖江工業密集帶，形成各類產業集群拉動經濟快速增長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最關鍵的是人才。據安徽人事部門有關資料顯示，隨著安徽皖江工業密集帶及城鎮產業群的建設，未來幾年將迎來人才需求高峰。2009-2012年，鋼鐵、有色、汽車、家電、建材、化工等重點產業需要45-50萬人，其中精細化工產業、物流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的人才需求量都在5萬人以上。皖江工業密集帶、城鎮產業群的形成不只是在人才數量上有了新的要求，在人才專業結構上也有特殊要求。作為培養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高職院校必須與地方經濟建設實現對接，按照崗位人才需求的類型進行針對性的培養，真正發揮高職教育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功能。
3．安徽經濟建設需要技術和信息支持，高職教育責無旁貸。
知識經濟是以網絡信息為基礎，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其核心就是高新技術迅速產業化。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離不開知識性人才，知識的獲取、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工業是安徽發展的差距所在，也是安徽的潛力和希望所在，與企業技術短缺相對應的是安徽高科技人才匱乏，缺少高層次的創新研發人才，它已經制約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阻礙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這在客觀上要求高職教育要盡快提供高素質、高技能型人才以促進安徽經濟的高速發展。
高職院校擁有科技、人才、信息資源，是地方經濟社會的寶貴財富，也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在地方經濟建設中，高職院校要特別重視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發明創造、先進工藝、先進技術通過技術市場轉化為生產力推動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再者還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調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和科研計劃，加大科研力度和專項經費的投入，爭取多立一些產業前沿課題和實用性強的項目，使其更符合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以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3］。
三、安徽高職教育適應地方經濟建設的措施
1．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合理優化調整專業結構。
安徽工業經濟“十一五”發展規劃提出，2010年全省工業增加值將達到4500—5000億，占安徽省GDP的比重達40%以上，制造業占工業的比重達到85%以上，其中裝備制造業占工業比重達25%，高新技術產業占工業比重達25%，全省工業企業數量達8萬戶以上，從業人員增長50%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要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生物能源、生物醫藥、納米材料等。
安徽將以三大城市建設群（合肥省會經濟圈、沿江城市和沿淮城市）為牽引，積極打造產業帶，把合肥、沿江和沿淮建設成全國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先進制造業基地和煤電產業基地。安徽高職院校要緊緊抓住地方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結構調整以及三大城市群建設所帶來的機遇，主動適應地方經濟建設，積極開發新興專業，調整優化傳統專業，培養“適銷對路”
的專業人才。在專業調整改革中，高職院校要始終保持與企業的密切聯系，認真進行調研，掌握人才市場供求變化，在設置專業時，一是要考慮市場需求，二是要考慮辦學條件，二者不可偏頗。
地方政府則要發揮主導作用，進行宏觀規劃、政策引導、質量監控、分類指導，以保證全省高職教育專業結構的調整方向更趨合理。
2．強化高職院校內涵建設，著力提升人才培養條件。
地方經濟發展是高等職業教育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只有適應經濟發展需求的高職教育，才能更加有效地促進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必須有較好的辦學條件作支撐，但從安徽省教育廳公布的2008年高校教育資源配置的整體情況看，省內一些高職院校辦學條件達不到教育部規定的標準：一是教師隊伍，二是實習實訓基地。這兩大問題必須加大力度解決，否則，人才質量將直接影響地方經濟建設。在師資培養方面上，要著力解決專業課教師實踐能力提升問題，實行與地方、行業、企業密切聯系的開放式辦學模式，選派教師到生產、管理、服務、經營一線進行實踐鍛煉；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技術管理、組織和開發工作以及任職資格證書、技術等級證書的考試培訓等，大力提高專業課教師實踐教學技能，擴大“雙師型”教師的比例。此外，還要加強專業建設帶頭人的培養，分期評選，滾動發展。在實訓基地建設方面，地方政府在財政上應給予必要的支持，在加大高職教育經費投入的基礎上，制定總體規劃，統籌安排，以專項資金重點支持建設幾個大規模的實訓基地，滿足省內高職院校實踐教學所需要的場地要求。另外，必須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依托行業、企業，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建設一批相對穩定的校外實訓基地，使學生直接在生產工作現場進行實習實訓，以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能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堅持校企合作教育，提高高職教育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能力。校企合作教育是高職院校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的有效形式，也是實現高職教育可持續性發展、推動地方經濟建設的重要保障。
高職院校實行校企合作教育要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在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實習實訓基地；聘請企業技術專家人員擔任學校兼職教師，選派專業教師到生產一線學習鍛煉；學校與企業、行業聯合辦學，推行“訂單培養”；實行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針對專業優勢，發展校辦企業等，形成“校企結合、校企并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循環，等等。另外，通過校企合作教育，高職院校不僅可以承擔企業或相關行業的科研課題，配合企業及行業搞技術開發與創新，還可以對企業開展咨詢服務活動，以極大提高教師科技創新的能力及熱情，促進師資水平的提高，最終培養出適應地方經濟建設的高技能人才。安徽有很多發展比較成熟的產業，如蕪湖的汽車工業、銅陵有色金屬工業、馬鞍山的鋼鐵工業、兩淮的煤炭工業等，安徽高職教育可以與這些企業進行深度合作，充分發揮高職教育的人才資源優勢，著力促進地方經濟建設。
參考文獻
［1］姬興華.安徽高職教育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探析［J］.中國成人教育,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