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9 16:29:37
導語：在出口貿易含義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日韓汽車出口貿易政策分析
上世紀50年代日本開始發展本國汽車工業,迄今歷史并不長,但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08年日本汽車產量為1156.4萬輛,第三次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出口總量為672.7萬輛,占國內汽車總量的58.2%。目前日本已擁有豐田、本田等國際知名汽車品牌,成為世界汽車市場上的有力競爭者。與日本相似,韓國汽車產業發展的歷史也不長,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但目前韓國汽車卻在世界汽車制造市場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擁有現代、起亞等世界知名汽車品牌。2006年韓國汽車行業全球銷量581萬輛,其中國內銷量僅為115萬輛,產品以外銷為主,國外市場的增長已成為韓國汽車產業全球化發展的重要一環。
縱觀日韓兩國汽車出口發展的歷程,出口的快速增長是與兩國政府的貿易政策分不開的。積極有效的貿易政策為汽車產業出口創造良好的條件,并推動汽車出口的增長。日韓的經驗對于我國汽車出口的發展彌足珍貴。
1.通過政府補助、優惠財稅等多項激勵政策促進汽車出口。日本政府對汽車產業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和出口給予一定的獎勵,以促進出口的增長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日本官方金融機構長期為汽車出口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在資金上給予支持。韓國也采取了類似的激勵政策來推動汽車出口。在汽車產品出口初期,為了使本國汽車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韓國政府給予大汽車公司賣方貸款。另外,韓國政府還向整個汽車工業提供中長期出口工業設備貸款。此外,對于汽車出口企業,韓國政府還采取稅收減免、優先分配外匯和進口限額、簡化出口審批手續等政策給予支持。
2.注重汽車出口品牌的培育。日本政府非常注重汽車自主品牌的培育,一方面,積極推進汽車企業的規模調整,通過促進汽車出口企業的內部合并與外部聯合來提高汽車行業集中度;另一方面鼓勵汽車企業通過自主開發,擁有自身知識產權,最終培育國際知名汽車品牌。日本政府品牌戰略的實施,使得日本目前擁有豐田、本田等多家知名汽車品牌。韓國政府也注重汽車品牌戰略,企業依靠政府強有力的保護和支持,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通過兼并和快速擴張實現規模經濟,并通過技術引進和堅持不懈的國產化,培育自主品牌,最終形成現代、起亞等國際知名品牌。
3.引導和鼓勵汽車產業自主研發,提升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視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合作,通過聯合開發、委托研究、技術咨詢、人才培訓、專利轉讓、項目資助等形式,加快汽車產品更新速度,提升產品的出口競爭力。2002年,日本大學的研發費用為100.5億美元,占總研發費用的27%,政府所屬的研究機構研發費用為242.62億美元,占總研發經費的66%,產業界研發費用為23.9億美元,占總研發經費的7%。日本政府大規模投入研發經費和研究人員,使得日本的汽車產品從理論設計到轉化為新產品所需要的時間只相當于歐美的2/3,日本每隔4-5年就有一批新車上市。韓國政府一直注重汽車技術的引進與自主創新,鼓勵本國企業在堅持掌握企業主導權的同時,與美、日等國家的企業合作以引進先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并最終形成自主開發新車型的能力。
4.大力推行海外投資戰略,開拓國外市場。為避免同歐美國家在汽車產品上的貿易摩擦,日本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設廠,將一部分汽車出口能力轉移到其他國家,再向歐美國家出口。同時日本政府還鼓勵企業與歐美企業合作共同開發、生產和銷售日本汽車,這就是日本近年來雖整車出口量受到限制,但實際其出口趨勢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目前,日本在亞洲、歐洲、北美、中南美、非洲、大洋洲等建立了生產裝配基地,生產能力和出口網絡遍及世界。韓國企業在推行海外投資計劃過程中,主要是通過在國外廣設銷售點以擴大出口,例如,1988年韓國在美國建立了280個銷售點,在1990年猛增到420個。
二、我國汽車出口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汽車出口增長迅速,汽車出口的目的地已涉足220多個國家和地區。就汽車整車出口而言,出口數量和金額持續大幅增長,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率都在90%以上,并從2005年開始實現汽車整車出口數量大于進口,2006年出口34.3萬輛,2007年出口61.2萬輛。對零部件出口來說,2005年起我國連續三年實現了汽車零部件產品出口金額大于進口,產品也從售后配件市場開始進入國際貼牌生產市場。盡管我國汽車出口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卻存在陷入“貧困化增長”的風險。目前汽車出口企業普遍存在自主品牌缺乏、集中度低、技術空心化、海外投資擴張不足等問題,導致出口持續競爭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問題都與目前我國汽車出口政策存在的不足具有密切聯系。
1.出口政策過于注重數量的提升,而非出口自主品牌的培育。我國汽車出口政策過于注重出口數量,出口的準入門檻不高,導致汽車出口企業集中度較低。這種狀況必然不利于我國汽車尤其是自主品牌的成長和整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2006年我國有出口記錄的汽車企業共計1465家,其中出口金額在1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有236家,僅占總數的16.1%,還有500多家企業的出口記錄是個位數。2006 年12月31日政府出臺《關于規范汽車出口秩序的通知》后,從事汽車出口的國內企業數量大幅減少700 家左右,但相比發達國家汽車出口企業的集中度還存在較大差距。到2008年,我國汽車工業的CR3(規模最大的前3家企業在行業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只有48.76%,日本、德國、意大利、法國等汽車工業發達國家的CR3都在80%以上。汽車出口企業集中度不高不利于我國企業自主品牌的成長,使得我國汽車企業在國際市場難以與汽車跨國巨頭相抗衡。由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指數)來看,2007年我國汽車產品的RCA值為0.40,這表明我國汽車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依然較弱。
2.出口激勵政策過于單一,融資支持政策不足。我國通常主要采取出口補貼來鼓勵國內汽車的出口,這使得出口數量短期內得到快速提升。但在加入WTO后,該優惠政策發揮的作用必然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汽車出口品牌的培育日益成為拉動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但品牌培育過程是一個資金不斷投入的過程,因而融資支持政策在各種出口激勵政策中便顯得尤為重要。然而,“九五”以來,國家已不再給轎車企業投資,企業要開發生產新車型,所需資金的絕大部分只能從銀行貸款或是從國內外資本市場籌措。近年來國內汽車廠商紛紛投資新的生產線,開發生產各種新車型,資金準備早已力不從心,國家有關汽車出口融資支持政策的不足嚴重抑制了出口數量的增長和產品質量的提升。
3.汽車產業政策與出口政策未能有效結合,導致出口產品競爭力不足。我國汽車產業政策長期遵循“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導致我國汽車產業未能形成強大的自主品牌,反而使得跨國公司通過合資企業在我國市場站穩了腳,這必然不利于我國汽車產品出口競爭力的提升。在國內市場汽車產品中,除長安、奇瑞等為數不多的本土自主品牌外,更多的是國外汽車品牌。截至2008年,國外主要汽車企業在我國累計申請的專利數量,約是國內汽車企業專利總數的5.6倍,我國汽車工業面臨“技術空心化”的危險。
4.海外投資引導與支持政策不足。目前我國政府未能在汽車企業海外投資中充分發揮重要的引導與支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汽車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經常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態,在爭取出口訂單上競相壓價,在爭取海外收購上競相抬價,導致汽車企業難以有效開拓國外市場,實現跨國發展。這與日韓企業形成鮮明對照,日韓企業在國際化業務上形成了完善的協調機制,特別是政府在企業之間形成了靈活和有效的溝通機制,引導本土企業有序地參與海外競爭。
三、日、韓汽車出口貿易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當前我國汽車工業的貿易政策環境與日、韓當初所處的環境相比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照抄“日韓模式”。但日、韓汽車貿易政策對我國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通過考察日、韓兩國汽車貿易政策,我們可以看到,日、韓汽車出口政策在汽車生產及出口貿易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借鑒日、韓汽車出口貿易政策,并結合當前我國汽車出口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明確實施適當的保護和扶持不是最終目的,保護和扶持的目的是提升汽車出口競爭力。在當前我國汽車產品缺乏品牌競爭力的情況下,我國應積極采取促進汽車發展的產業政策,借鑒日、韓的做法,給予汽車生產企業必要的財稅支持和稅收減免,鼓勵汽車產品生產與競爭力的提升,進而形成一定的出口優勢進駐國際汽車市場。同時應該注意,日、韓的保護和扶持政策并不是全面的封閉式靜態保護和扶持,而是適度的有限度的動態保護和扶持,即這種政策既要保護本國汽車企業在出口中不被其他國家汽車工業強大的競爭力壓垮,又使其在面臨外部的競爭壓力時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煥發企業自身潛能,達到迫使企業在競爭創新中生存壯大的目的。這就需要我國政府依據汽車產業的發展時期與環境及時調整汽車貿易政策,汽車產業所處的發展時期和環境不同,政府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應有所不同。
其次,積極引導和鼓勵企業并購與重組,提升出口企業集中度,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國際汽車企業之間的兼并成為國際汽車工業的發展潮流,目前我國汽車企業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因而政府更有必要引導企業并購與重組,以應對加入WTO后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由日韓模式來看,其汽車出口的崛起都與自身國際知名自主品牌的形成密切相關。日本擁有本田、豐田等知名品牌,而韓國則擁有現代、起亞等自主品牌,相比之下,我國的汽車出口自主品牌還較為匱乏,而且已有品牌國際競爭力不足。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同國際汽車企業相抗衡,政府今后應進一步加大國內汽車企業并購與重組的資產規模和力度。
最后,重視汽車產業科技政策的實施,為汽車出口奠定良好的技術優勢。汽車工業需要巨大的研究與開發投資,我國汽車業集中度不高,企業無力建立自己的研發中心,因而需要政府扶持。對此,我國政府可以借鑒日韓模式,加大提供支持研究與開發的生產補貼力度,或直接設立研究機構進行情報收集和關鍵技術的開發,或大量投入基礎性的科研資金,充分調動汽車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積極性,組成研究網絡,以搶占新一代汽車技術的部分制高點,建立自主研發體系,掌握自主的知識產權。
參考文獻:
[1]關洪濤,戰后日本汽車產業的發展及政策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2]姜始沅,中韓汽車出口戰略比較研究,對外經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3]蔣再波,我國汽車出口貿易分析與對策,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4]劉潔,世界汽車產品貿易特點分析及中國汽車產品出口的對策建議[J],商場現代化,2008年9月.
[5]孫廣皓,我國汽車產品出口的戰略及策略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6] 沈慶,我國汽車出口現狀及對策[J],汽車工業研究,2009第3期.
摘 要：對外貿易是影響區域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對區域出口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探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擴展的EKC，實證分析安徽省出口貿易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研究發現，安徽省出口貿易發展對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安徽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出口貿易;環境污染;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引言
近年來，隨著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安徽省出口貿易規模逐步提升，出口貿易已成為安徽省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與路徑。依據國際經濟理論，開放條件下，對外貿易的發展會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等機制對區域生態環境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另一方面，減少環境污染物排放，不斷改善生態環境對于提升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的背景下，對安徽省出口貿易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有助于更為深入地了解近年來安徽省出口貿易的環境效應，為推動安徽省開放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以及加快安徽省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重要的啟示。基于此，本文構建擴展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運用最新的統計數據，對安徽省出口貿易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以探析安徽省出口貿易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現實關系。
一、計量模型構建、變量解釋、樣本選擇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構建與變量解釋
本文的寫作目的在于分析安徽省出口規模變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鑒于此，本文構建擴展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設立以下兩個計量方程：
LnGWit=α0+α1LnPGit+α2LnPGSit+α3LnEXit+α4LnIAit+uit （1）
LnGSit=β0+β1LnPGit+β2LnPGSit+β3LnEXit+β4LnIAit+vit （2）
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GW表示工業廢水排放量，GS表示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PG表示人均GDP，本文用其反映各年樣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PGS表示各年樣本地區的人均GDP的平方，EX表示樣本地區的出口金額，IA表示各年樣本地區的工業產值，u和v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說明
在保證統計數據可獲得的基礎上，本文選取安徽省16個地區作為樣本，具體而言，樣本地區包括：合肥、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陽、淮南、滁州、六安、馬鞍山、蕪湖、宣城、銅陵、池州、安慶以及黃山。本文實證分析中所采用的各項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數據庫、國研網統計數據庫以及相關年份《安徽統計年鑒》。在實證分析中，本文將樣本區間確定為2004―2013年。
為了便于更好地了解計量模型（1）和計量模型（2）中相關變量的統計屬性，下頁表1給出了計量模型（1）與計量模型（2）中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另外，為了對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進行初步考察，本文繪制了2004―2013年間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出口規模的擬合圖以及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出口規模的擬合圖（分別見下頁圖1與圖2）。
由下頁圖1可以看出，2004―2013年間，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出口規模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出口規模的擴大會增加安徽省的工業廢水排放量。
由下頁圖2可知，2004―2013年間，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出口規模之間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出口水平的提高會提升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當然，上述分析僅僅是對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出口規模的關系、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排放與出口規模的關系的直觀觀察。為了確定安徽省出口貿易的真實環境效應，以下進行計量經濟分析。
二、計量模型的回歸結果及其解釋
（一）計量模型（1）的估計結果及其解釋
在模型回歸過程中，為了確定計量模型（1）的設定形式，本文對計量模型（1）進行F檢驗和Hausmann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計量模型（1）應設定為固定效應模型。在此基礎上，對計量模型（1）進行回歸，其具體估計結果（見下頁表2）。
由下頁表2可知，計量模型（1）的調整R2為0.712，其具有較強的解釋力。解釋變量LnPG和LnPGS的回歸系數分別為正值和負值，并且二者均在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由此可見，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換言之，從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來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在安徽省是客觀存在的;核心解釋變量LnEX的回歸系數為正值，并且其在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其經濟含義為，安徽省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會增加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安徽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對工業廢水排放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影響程度來看，平均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安徽省出口貿易規模每提升1%，則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將提高0.104%;解釋變量LnIA的回歸系數亦為正值，并且在10%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據此可知，安徽省工業產值的提高會加大工業廢水的排放，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工業產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從影響程度來看，平均來說，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安徽省工業產值每提升1%，則工業廢水排放量將增加0.309%。顯然，與出口貿易相比，安徽省工業發展會對工業廢水排放產生更大的影響，加快工業轉型升級對減少安徽省工業廢水排放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計量模型（2）的估計結果及其解釋
同樣，首先對計量模型（2）進行F檢驗和Hausmann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計量模型（2）應設定為固定效應模型。在此基礎上，對計量模型（2）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計量模型（2）的調整R2為0.913，由此可見，計量模型（2）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解釋變量LnPG和LnPGS的回歸系數分別為正值和負值，并且二者分別在5%和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從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GDP的關系來看，環境庫茨涅茲曲線在安徽省亦是客觀存在的;核心解釋變量LnEX的回歸系數為正值，并且其在5%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由此可知，安徽省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張會增加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安徽省出口貿易規模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就影響程度而言，平均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安徽省出口規模每增加1%，則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將增加0.146%;解釋變量LnIA的回歸系數為正值，并且其在10%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其經濟含義為，安徽省工業發展會增加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從影響程度來說，平均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安徽省工業產值每提升1%，則其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將增加0.267%。顯然，與出口貿易發展相比，工業發展對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具有更大的影響，工業發展是安徽省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結論
基于擴展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通過構建面板數據模型，本文實證分析了安徽省出口貿易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安徽省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張會增加工業廢水和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出口貿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安徽省生態環境的惡化。除此之外，本文實證研究的結果還表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在安徽省是客觀存在的，與出口貿易相比，工業發展對安徽省工業污染物排放產生了更大的影響。經濟全球化下，對外貿易是特定地區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重要路徑，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驅動下，毋庸置疑，未來安徽省出口貿易的規模將會逐步提升。在此背景下，安徽省各級政府、行業協會與企業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出口貿易轉型升級的步伐，推動出口貿易“綠色發展”，以促進出口貿易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當然，對于安徽省而言，具體應通過何種路徑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是一個復雜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其有待學術界的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 范維娜，李靜.收入差距與環境質量的關系――基于安徽省擴展的EKC假說驗證[J].華東經濟管理，2012，（2）.
【關鍵詞】綠色包裝；出口貿易；影響；策略
環境問題與污染的特殊復雜性，導致綠色包裝為整個國際社會所關注。環境的破壞不分國界，一國污染，鄰國受損，不僅危害到普通人的生存、社會的健康、企業的生產、市場的繁榮，還將引發有關自然資源的國際爭端。
一、綠色包裝的內涵
綠色包裝是指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無害，能循環復用和再生利用，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包裝。也就是說包裝產品從原材料選擇、產品制造、使用、回收和廢棄的整個過程均應符合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它包括了節省資源、能源、減量、避免廢棄物產生，易回收復用，再循環利用，可焚燒或降解等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的內容。它的理念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個是保護環境，另一個就是節約資源。這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二、綠色包裝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消極影響
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綠色包裝已成為我國產品出口遭遇到的一道門檻。盛行于世界市場的各種綠色包裝貿易壁壘直接威脅到我國企業出口貿易的發展，對我國外貿出口的消極影響有：
（一）增加了產品成本，抑制了出口規模
我國出口貿易以低技術含量的制成品、初級產品為主，出口貿易的主要市場是日本、美國、歐盟、韓國、東南亞等發達或較發達的國家。其設置的綠色包裝壁壘，大都是我國產品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環境技術標準，使我國遭受了許多不合理的限制，出口市場相對萎縮。
（二）出口企業生產成本加大，削弱國際競爭優勢
為了達到進口國的包裝要求、符合其包裝法規，我國必須開發或進口新的包裝材料，并對產品包裝重新進行定位、設計等。為了獲得國外的綠色包裝標志，中國必須支付包裝的檢驗、測試、評估等費用，以及申請費和標志使用的年費；有時為了滿足不同進口國家的不同要求，我國的企業甚至要分別開發不同的包裝材料，這些費用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因價格低廉產生的相對優勢，引起市場占有率的下降，使出口企業的經濟效益下降，從而影響出口企業的經營積極性。
（三）導致貿易摩擦增多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對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的包裝材料提出了越來越嚴格的環保要求。盡管存在國際環保公約、國際環保法規標準，但由于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決定了其對環保技術開發、環保資金的投入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形成了各國環保標準的差異性，造成了國際貿易的摩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我國在環境標準制定實施及資金投入、環境技術水平等方面與歐美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所以綠色包裝壁壘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阻礙作用不斷增強。
三、我國出口貿易實施綠色包裝的建議
（一）強化綠色包裝意識，構建綠色包裝體系
第一，更新綠色包裝理念：低消耗、可回收、再利用、再循環和可降解。而我國有些出口企業對此認識不足，導致出口包裝策略不當。第二，加大科研投入和專業人才引進和培養。目前因國家對包裝環保項目沒有明確的投資、信貸和稅收等優惠政策，無法吸引大規模社會和民間投資，科技投入不足，致使包裝行業嚴重缺乏科技人才，技術開發能力薄弱。第三，利用包裝材料、采用國際化包裝設計方面要符合環保要求。因此，出口商品的包裝應避免使用含有毒性的材料，盡可能使用循環再生材料，積極開發以植物為包裝材料的技術，選用單一包裝材料以減少多種材料之間的分離解體帶來的麻煩。第四，重視環境標志及環境管理認證工作。企業應對綠色壁壘最有效的武器是通過環境管理系列標志ISO14000認證。第五，加強國內外企業間合作。企業要創造條件，加強與國外相關企業的聯系與合作，積極引進國外的成熟、先進技術，縮短與國外企業間的技術差距。
（二）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利用綠色包裝標準給進口商品設置技術壁壘，增加技術難度和成本負擔。以政府為主導，對綠色包裝法制化，主要目的在于對外應對技術壁壘、保障貿易利益，對內保護生態環境。堅持“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禁止或限制非環保包裝材料的使用、強制包裝物的重復使用和回收率。因此，出口貿易實施綠色包裝戰略，需從整體上進行系統地協調和安排，制定出切合我國實際，同國際包裝標準相結合的包裝標準體系，來指導我國出口商品包裝。
（三）建立出口貿易包裝行業預警和協調機制
就中國目前的形勢而言，我國外貿行業的經營主體是中小型的集體和私營企業，且相當一部分是自營進出口，其包裝產品的采購也主要是分散的中小型包裝企業的產品。出口貿易中的生產和包裝環節的各個企業個體還只是各自為營，沒有形成整體、有效的協調機制來應對出口貿易中的綠色包裝壁壘。也就是說，出口貿易包裝行業的發展沒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因此，出口貿易包裝行業協會應該盡快建立高效的預警和協調機制，關注國際綠色包裝趨勢，適應市場變化，積極防范和化解綠色包裝壁壘。
（四）充分利用WTO有關協定和爭端解決機制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包裝技術水平還相差甚遠。面對發達國家設置的高于我國包裝技術標準的綠色壁壘，我國應充分利用WTO的有關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與設置有關包裝綠色壁壘的國家進行談判來解決問題。應充分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中的非歧視及國民待遇原則、“例外條款”，防止發達國家對我國商品實行雙重標準，及時向WTO和有關發達國家申請技術援助和延長技術性措施實施的適應期或過渡期，以緩沖我國企業應對國外技術壁壘的壓力，增強對國外技術性措施要求的適應力。
參考文獻：
[1]張燕文.國際綠色包裝法制化對我國包裝業的影響[J].中國包裝工業，2005（10）.
關鍵詞：國際經濟貿易；大國壟斷；應對策略
一、大國壟斷的特點
一般情況下，大國壟斷是指某個國家國際貿易中的進出口數量在世界總進出口數量中占了絕對優勢，比重非常大，逐漸掌握該種商品的貿易主導權，可以主動影響到商品在國際市場中的價格。雙重性是大國壟斷的主要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含義的雙重性
含義的雙重性一方面是指大國出口數量非常之大，導致商品價格過低，影響了整個國際貿易市場，被稱之為賣方壟斷；另一方面則是進口數量過大，購買力強，進一步影響了國際貿易市場的商品價格，貿易市場的局面發生改變，這時被稱為買方壟斷。
（二）作用的雙重性
1、大國利用自己在國際貿易市場中的壟斷權力，為自己謀取更多的貿易利益，造成嚴重的出口順差。2、大國巨大的進口量和出口量會導致商品的市場價格增長或降低，繼而出現貿易壁壘，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
二、大國壟斷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促使加工制造業飛速發展，且隨著政策的深入推廣和近年來各項經濟政策的調整，我國鐵礦石進口量在全球市場新增量中的占比已經超過50%，原油消費則超過了35%，據統計，2013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25萬億元。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中的進口量越來越大，地位日益上升。但由于我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市場調控水平低、產品技術含量低，遭受來自大國壟斷的威脅。同時，我國科技不如那些歐美大國發達，商品品種不夠豐富，優秀的自主品牌稀少，且出口區域過于集中，面對激烈的出口貿易市場競爭，供過于求，商品市場價格不穩定，呈現逐漸下跌的趨勢，貿易優勢越來越少，甚至有國家對我國的部分出口商品進行反傾銷活動。
另一方面，大國壟斷導致我國雖然表面出現順差，但實際上，大部分的貿易利潤仍舊是被大國所瓜分，而進口商品的價格越來越高，我國貿易環境受大國壟斷影響愈發嚴峻。另外，我國部分企業規則意識不強，在國際貿易運作方面的經驗不足，溝通協調能力較弱，企業之間惡性競爭嚴重，行業內部混亂、缺乏誠信，這些都導致我國的國際貿易市場日益萎縮，受大國壟斷影響嚴重。
三、大國壟斷現象的應當策略思考
可以看出，我國作為一個進、出口量大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取得優勢地位，就必須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積極探索國際經濟市場的變化，抓住機遇，把握優勢，改革創新。
（一）抓住機遇，發揮優勢
我國一定要緊緊抓住在國際經濟貿易中的大國優勢，改善我國目前的貿易條件，創造更多的貿易利益。首先，要充分認識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所處地位，起了怎樣的作用，了解承擔角色。目前，我國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越來越低，進出口貿易已經進入初步成熟階段。可以了解并分析一些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政策，研究發達國家科學的進出口貿易政策，借鑒其中的成功之處，汲取大國的成功經驗，再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加以利用。同時，我國也要認清自己的“大國”身份，了解自己的優勢所在，我國在出口貿易方面的優勢主要有家具、手工藝品、鞋子、家電等加工制成品；而進口優勢則體現在石油、鐵礦石、原油等初級產品。
（二）分析市場環境，貼合市場情況
市場不是一成不變的，商品價格也要隨之發生變化，以適應市場。因此，我國在尋找對策時，一定不能遺漏了市場環境的變化，要貼合市場情況，再根據當前市場狀況，適當調整進出口政策，使之符合市場變化規律。在進口初級產品比如石油、原油、糧食、鐵礦石等時，不能毫無計劃地盲目大量采購，而是要設定一個計劃，平穩地采購，避免商品價格被惡意抬高，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有些半成品商品的市場競爭比較激烈，價格瞬息萬變，可以集中采購，獲得相對比較優惠的價格。在出口供應量大、利潤低的商品時，要盡量減少摩擦，避免遭受國外反傾銷活動，為此，可以適當征收出口稅，調節出口量。
（三）加強自主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
我國目前出口的產品普遍科技含量不高，品牌效應不強，所以我國一方面可以給予部分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創造出優秀的自主品牌，增加出口產品中的技術含量，構建相應的銷售、推廣渠道，從而提高在世界貿易市場中的競爭力，改變過去低端產品的輸出，變得更加高端、科學；另一方面轉型和升級我國的對外加工業務，在世界貿易市場中逐漸掌握自，降低大國壟斷對我國的影響。
四、總結
綜上所述，世界經濟一體化促使了大國壟斷現象的a生，而大國壟斷又影響了整個世界貿易市場的穩定、和諧、公平，將市場的主導權力交給了貿易大國。我國雖然已經成為貿易“大國”，但仍處于發展中，受大國壟斷現象影響嚴重。因此我國一定要正確認識自己的大國身份，不斷完善當前的貿易體制，分析國際貿易市場現狀，調整商品價格以適應市場需求，也要加強自主創新，建立自主品牌，逐步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提升我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中的競爭能力。
參考文獻：
[1]楊龍，陳恒超.淺談國際經濟貿易中的大國壟斷現象[J].知識經濟，2014，19：69.
Feenstra（1998），Kei-MuY（i2003）,Grossman與Helpman（2002，2004，2005）等學者把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的飛速增長歸因于“垂直專門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這種垂直專門化的生產與交易，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場一體化”與“生產過程分散化”這兩個過程的統一。Feenstra形象地用芭比娃娃的生產與銷售過程為例，對垂直專門化做了說明：一個芭比娃娃在中國、或印尼、或馬來西亞這些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生產，而芭比娃娃的模型是由美國的母公司設計的，美國的生產單位又負責對娃娃的著色與打扮。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的售價為10美元，其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占35美分，中國的布料成本約為65美分。通過香港轉口貿易，一個芭比娃娃在香港的離岸價格為2美元，即從中國內地到香港的運輸成本、倉儲費、香港出口商的一般管理費用（overhead）與利潤總和大約為1美元。在美國，生產芭比娃娃的母公司Mattel公司在每個芭比娃娃上賺1美元利潤，這說明，一個芭比娃娃的主要價值鏈是分布于美國的進口、運輸、配色、庫存與營銷環節上，這方面的價值總和約為7美元。1995年，Mattel公司憑這種生產活動全球化的垂直分工體系，在每秒鐘可生產2個芭比娃娃，全年的營銷額達14億美元。
Grossman與Helpman（2005）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1998年的年度報告，給出了另一個“垂直專門化”的例子———美國小汽車：
“在一輛美國轎車的價值中，約30%是由韓國的裝配線生產的，日本的部件與先進技術占價值的17.5%，德國的設計占價值的7.5%，臺灣與新加坡的零件占價值的4%，英國的廣告與市場營銷服務占價值的2.5%，而愛爾蘭與巴巴多斯的數據處理則提供了價值的1.5%。這就是說，美國國內所創造的產值只占37%。”
這種垂直專門化的生產方式與一體化的市場營銷之所以可以解釋世界貿易在過去30年內的飛速發展，并解釋國際貿易對于全世界平均關稅下調的非線性彈性，其深刻的原因在于，當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分為n個環節在全球各地完成時，作為最終產品的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半成品與零部件就會依次經歷過n個國門的海關，被反復地進口、加工、再出口、，由于國際貿易的規模是由報關的進出口量加總而成的，這樣，在貿易/GDP這一比率關系中，分子不斷地發生價值增值，而分母則是不變的，結果勢必出現國際貿易對GDP的比率急劇上升。不僅如此“，垂直專門化”還可以解釋前述兩個悖論：首先，一旦全世界的平均關稅下調一個百分點，立即會使出、入海關的n次的同一最終產品的不同價值載體在n道國境線上都享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貿易對平均關稅調低的彈性遠遠高于半世紀以前的彈性。其次，由于世界平均關稅在開始（60年代）是處于高位的，當平均關稅下調時，其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可能較小，但一旦過了某個臨界值，垂直專門化現象就得以發生了，使貿易對關稅降低的彈性隨著垂直專門化的出現而發生了非線性的變化。
在經濟理論界，對垂直專門化以及相應的貿易價值鏈切片式地分布于若干個生產環節的現象，早在19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有人注意（Balassa，1967；Findlay，1978）。到上世紀90年代，學者們分別以不同的名詞來概括這一嶄新的經濟現象，比如“對價值鏈的切片化”（Krugman，1996）、“外包”（outsourcing）（Grossman與Helpman，2002）、“生產過程的分離化”、“生產過程的分裂化”（fragmentation）（Arndt與Kierzkowski，2001）、“多階段生產”（Antweilier與Trefler，1997）、“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與“產業內貿易”（Davis，1995），等等。Bhagwati與Dehejia（1994）基于跨國公司迅速改變產品生產產地的觀察，稱這種垂直分工經營方式為“萬花筒式的比較優勢”；Leame（r1996）稱之為生產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等等。無論名稱各有千秋，但本質上仍是指生產環節在縱向的垂直分布。可以說，對垂直專門化與產業內貿易的研究，已經吸引了當前最杰出的國際貿易理論工作者的注意力。
中國在過去20多年里國際貿易總量及其占GDP比率的大幅度上升都與全球范圍內的垂直專業化、外包（outsourcing）過程密切相關。這種關聯大致可分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將其生產過程“外包”（outsourcing）出來，從而將初級產品生產、中間品提供、甚至組裝過程“外包”給像中國這樣的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家，從而在過去20年中發生了以“來料加工”為特色的貿易方式；另一方面，中國本身的出口產品中，又要以別國的原材料、中間品或半成品為“來料”，也就是說，中國進口品中有相當部分以后又會出口的，這是以中國為本位“外包”給別國。這樣就發生了兩個問題：（1）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的生產與出口的最終品中，有多大比例的價值創造過程“外包”給了中國？（2）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有多大比率是“外包”給外國的中間品提供商的？
以上兩類問題在近來都引起了美國與中國公眾的關注，并成為經濟學家與政府官員研究與討論的課題。關于第一類問題，美國就有人認為對于中國的“外包”擠掉了美國國內的勞工就業崗位。2004年，美國勞聯―產聯還專門就美中貿易逆差對美國國內就業的影響向國會施加壓力，與此同時，美國國會中一些人一再通過一些議案，單方面限制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在美中貿易關系中制造了一系列糾紛與爭端。對此，嚴肅的經濟學家一直是采取不同的態度的。Feestra（1998）就指出，美國的“外包”過程恰恰是美國發揮比較優勢的實現方式，而且會促進美國技術含量高的產業發展，也有利于提高美國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至于“外包”會產生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則要求美國政府在“外包”的獲利中恰當注重收入再分配。而Feenstra的老師，著名經濟學家Bhagwati（與另兩位經濟學家）在2004年專門提出三個模型（Bhagwati，Panagaria與Srinivasan，2004），指出，外包并不必然對美國工人的就業與工資產生負面影響。他們證明了，在一種產出，兩種要素的模型里，外包會有益于美國社會，同時伴隨著資本回報的上升與工人工資的下跌；在兩種產出―三種要素的模型里，外包會使美國社會總福利增加，至于工人工資，則會出現部分工人工資增加，另一部分工人工資下跌；在三種產出―兩種要素的模型里，外包通過美國工人就業遷移會讓所有美國境內工人都提高工資水平。
關于第二類問題，即中國對外出口、尤其是對美出口貿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屬于“來料加工”的性質？這同樣是中國國內民眾、學界與政府官員討論的熱點問題。目前國內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對外出口貿易中有大約47%屬于“來料加工”。這引發了對過去20年中國對外貿易成就與影響的重新評估。
我們對中國出口、尤其是中國對美出口中的“來料加工比重”做了一個測算。這種測算，一方面可以清楚地揭示中國出口貿易在世界分工的產業鏈中所處的相對地位，對美國的某些人以中美貿易順差為由頻頻發難給予客觀的回應；另一方面，準確估算中國出口貿易中“來料加工”比重，即相對于中國的“外包”程度，也可以對中國國內對“加工貿易”的種種批評做出一個回應，只有客觀評估過去20多年中國出口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人民福利改善的貢獻，我們才能更好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國策。
如何測算出中國出口中來自外國中間品價值的比重？在國際上有兩類方法。一是D.R.Davis（2000，2001，2001（a））提出的“全球要素”貿易“賬戶”方法。這種方法針對Trefle（r1995）提出的“貿易消失之謎”（即通常的國際貿易賬戶所記錄的貿易流量遠小于實際發生的國際貿易流量），主要估算現行的國際貿易統計中遺漏掉的生產要素貿易，旨在指出現行國際貿易統計誤差的大小。比如，Davis指出，僅OECD國家的國際貿易統計，按“凈要素貿易賬戶法”來估算，誤差就有20%左右。另一種測算“外包”或中間品價值在出口中的比重的方法是由Hummenls,Ishii，Kei-MuY（i2001）提出來的，他們運用投入產出法，將一國進口品分為用于國內最終消費與用于出口品生產這兩部分，然后按進口品用于出口的價值對出口額的比率來定義“產業內貿易”或“垂直專門化比率”（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hare），用這種方法，Hummels等人對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OECD國家與其它國家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
我們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專門化比率的方法，運用中國1992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產出表，根據聯合國進出口貿易數據，對中國1992―2003年共12年的總出口貿易與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來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產業的計算。我們的計算結果顯示：在這12年中，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來料加工”的價值比率已從1992年的14%上升至21.8%，即上升了一半。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來料加工”程度更高，達22.9%；分產業的計算結果說明，儀器、電子等產業出口貿易中的產業內貿易程度最高，有的接近40%。來自日本的中間品在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品的垂直專門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約為五分之一。如果加上來自韓國的中間品進口，那么日韓對中國的中間品出口在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垂直專門化程度中約占三分之一，說明中國對美出口貿易反映了東亞對美的產業鏈效應。中國國內流行的加工貿易占全部出口貿易近50%的說法夸大了加工貿易在出口價值額中的比重,到2003年，在中國全部出口量中，來自外國提供的中間品的價值已達21.8%；如果只計算中國對美出口中的垂直專門化（產業內貿易）比重，則這個數字還會更高出一個百分點（22.9%）。
我們這個統計結果比較客觀地給出了中國對外出口貿易中，尤其是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來料加工”程度。這個結果，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政策含義：
（一）正確估算中國出口貿易中“來料加工”的程度，有利于中國準確評價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與中國居民福利的貢獻。在中國，現在有一種算法，認為“加工貿易在外貿總額中的比例高達47%”。在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中，中高技術與中低技術部門的出口占到90%，而其中又有90%是加工貿易。[1]
從這種算法出發，很容易讓人得出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比率高的結論。我們不否認中國出口貿易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價值鏈中的低端的事實。但我們的研究以海關報關的進出口量為依據，按價值量計算給出了外國提供的中間品價值在中國出口品價值中的比率。一般談“來料加工貿易”，往往是把從事加工貿易企業所提供的出口品的全部價值都當作“來料加工”價值。而我們的計算，是嚴格按外國提供的中間品價值占出口品價值的定義（即垂直專門化比率）來計算，結果發現，中國出口品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約為22%，比通常認為的“加工貿易比率高達47%”的說法，降低了一半。
我們這種計算是否低估了中國出口、尤其是對美出口中的“來料加工程度”呢？事實上，如果我們稍微做一國際比較，便會發現，中國出口中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在國際上還是屬于高的。到20世紀90年代，只有韓國、愛爾蘭、丹麥、加拿大、荷蘭、中國臺灣地區的垂直專門化程度達25%~30%。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出口貿易中的垂直專門化程度都處于5%至10%之間（見Hummels等，2001）。我們嚴格按垂直專門化程度的定義來估算，所用的方法與數據都具有國際可比性，得到22%這一結論，應該比較可信。這一結果表明，中國的出口貿易的主要價值提供者仍是中國人民的勞務與資源。當然，這不否定中國在國際分工中仍然處于價值鏈低端的事實。
（二）如果我們將中國出口貿易中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值與美國出口的垂直專門化程度值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在中美貿易關系上，美國是處于價值鏈的高端。
按Feenstra（1998）的計算，到上世紀90年代美國進口的中間品大約占美國全部中間品采購的15.7%。而按Hummels等人（2001）的測算，到90年代，美國出口中的產業內貿易比重仍不到7%。這意味著，平均來說，美國每從中國進口一單位產品，其國內的附加值會10倍甚至是14倍于進口品的價值。我們在本文開始所引的Feenstra關于芭比娃娃的案例已經說明，中國出口一個芭比娃娃只掙1美元，而在美國市場與世界上她可賣10美元。這大體上與美國較低的垂直專門化程度相對應。
關鍵詞：能源消費；對外貿易；關系
毋庸置疑，能源消費與貿易發展兩個問題都是當前學術界研究不可回避的話題，兩者之間的關系及相互影響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從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情況來看，關于能源問題與對外貿易發展問題兩者之間的研究而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究話題表現出與世界范圍以及各國本身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現實問題緊密聯系的特征，以下將循著這個線索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進行一個全面的研究綜述。
一、 能源消費與對貿易發展的相互因果關系研究
國際上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集中，這主要緣于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危機”的深遠影響使各國的學者們在思考的范疇上開始關注對外貿易與能源消費的關系，研究話題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費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相互因果關系，這一話題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們都采用實證的方法探討一國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區別在于采用的實證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對象范圍不同以及在分析過程中引入的其他影響因素不同。其中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 L. Hillman與Clark. W. 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產出法，在H-O理論模型中把能源消費作為解釋變量，對能源消費與貿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分析了拉美國家的能源消費結構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認為拉美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對其能源消費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Owen（1982）對巴西、秘魯等拉美國家的能源消費和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作了研究，以上兩個文獻都認為貿易與能源消費的規模及結構都有重要的關系，后者認為巴西、秘魯等拉美國家出口的迅速擴大是造成這些國家20世紀60~70年代能源供給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國內學者對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從2005年以來呈現越來越多的跡象，這與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引發的能源消費過快增長的客觀問題是相聯系的，學者們希望開始集中探討中國國內面臨的問題，代表性的文獻中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過建立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研究中國的出口貿易對于能源的依賴程度，對1978年~2004年中國出口貿易和能源消費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朱啟榮（2007）對山東省的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關系進行了協整與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指出山東省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表明，山東省出口貿易規模的發展既影響能源消費量，同時又受到其能源消費量的制約。張傳國（2009）以及蘇梽芳（2009）等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同時，采用了更為深化的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方法，對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的因果、動態以及定量關系分別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認為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從出口貿易到能源消費的單向因果關系，出口貿易波動將對能源消費產生持續較大的影響，出口貿易對能源消費具有較強的依賴性。近期的研究如孫愛軍和方先明（2010）為了分析我國不同區域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應用改進的費德模型，將進出口、能耗與經濟增長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構建經濟增長驅動因素分析模型，實證研究數據上運用2000年~2007年中國31個省域經濟發展的面板數據。研究結論同樣得出經濟增長總體上具有高能耗、高對外依存度的特征，進出口貿易、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存在因果關系。
二、 對外貿易的發展如何影響能源消費的研究
鑒于研究視角的差異，按照對外貿易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的影響模式，本文將學者們對這一話題的研究也概括為這樣三個主要思路：
1. 對外貿易過程中“內涵能源”的消耗測算研究。國外較早的文獻，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國家英、法、德、日、美、加進口產品中的內涵能源，說明國內節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為進口產品在國內消費中占有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將重點放在雙邊貿易關系，如中美貿易（Shui & Harriss，2006；平新喬等，2006），日美貿易（Ackerman et al.，2007），日韓貿易（Rhee & Chung，2006）。對中國問題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陳迎、潘家華、謝來輝（2008）同樣采用投入產出的能源分析方法為基礎，進行了測算方法和模型的改進，加進進動中的中間產品的影響，對中國外貿進出口商品中的內涵能源進行了全面的測算。從科學性角度而言，投入產出法的思路嚴謹，具有很強的邏輯說服力，學者們的分析也相當的全面和深入，但考慮到一個十分實際的難題就是中國的投入產出表的編制的滯后性，使用早期的數據會給分析帶來一定的誤差。研究的另一種是以企業為依據，把國內企業分為不同的類型通過加權得到“內涵能源”進出口比例，進而算出“內涵能源”進出口數量，該方法的局限于企業數據的可獲得性，實際操作難度較大。曹俊文（2009）在總結和歸納了前人所使用的測算方法的同時，提出了以《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工業細分行業數據為基礎，根據工業行業分類標準（ISIC）和協調編碼（HS）對照表，計算各行業出口產品能源強度（即具體行業每單位產值能耗），進而測算各行業出口貿易產品中“內涵能源”的消耗量。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產出方法受時序數據限制的影響，同時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工業各部門出口產品中“內涵能源”的消費狀況。進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測算細化到工業部門，如蘭宜生、寧學敏（2010）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對2005年我國22個貿易產業部門的出口貿易與能源消耗進行了實證研究。總體來看，學者們的研究方法上還是傾向于采用比較成熟的投入產出法為基礎，并有盡量考慮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擾，試圖得出相對準確的結論。
2. 對外貿易結構對能源消費的影響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認為通過改變出口產品、進口產品的結構實現節能，無疑既提高了對外貿易的質量，又對提高整體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節能降耗起到促進作用，但他同時對中國近年來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趨勢中，出口產品結構和進口產品結構都在表現出趨于惡化的現象，最終得出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不利于節能降耗的研究觀點。姚愉芳、齊舒暢和劉琪（2008）同樣使用中國2005年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對中國出口、進口貿易與經濟、就業、能源消費等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探討，并得出了相應的計算結果認為：若從對外貿易對能源消耗影響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國出口貿易的能源消耗大于進口貿易的能源節約量，其差為2.97億噸標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貿易結構偏重，需要調整出口貿易的結構來改善能源消耗狀況的結論。
3. 進出口貿易的技術效應對能源消費效率的影響研究。思考對外貿易的技術效應對能源消費效率的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獻中，這與我國近幾年來對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對外貿易作為制度因素的變量加入模型，研究認為其對西部地區（除廣西、重慶、四川外）大多數省份能源效率改進有一定的阻礙作用。高大偉，周德群（2010）認為國際貿易技術溢出可以促進一國的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進而能夠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能源效率。楊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對中國出口貿易對能源效率的研究進行了全面的實證研究，結論認為，出口貿易對非出口部門的直接技術溢出效應明顯改善中國整體能源效率，人力資本對出口貿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進作用。進一步分區域進行研究得出，東、中、西部的出口部門對非出口部門的直接技術溢出效應都對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 能源政策如何影響對貿易發展的研究
1. 能源價格政策對對外貿易的影響的研究。能源價格政策對對貿易發展的影響研究中現存的文獻相對比較少，Jo?o Ricardo和André Varella（2007）則從石油價格上漲與中國總出口額持續上升并存這個現象出發，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建立了一個包含勞動力市場、貨幣市場、商品出口市場的開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試圖解釋這一現象，最后得出技術進步是問題的根源。能源價格上漲對中國出口結構的影響的研究上，陳剛、余燕春（2008）從能源價格的角度出發，在定義能源約束量化指標的基礎上，建立了能源約束對出口貿易結構影響的動態計量模型，并從長期和短期兩個角度，分析了能源約束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動態影響。胡宗義，蔡文彬和陳浩（2008）將能源替代模塊和能源強度指標納入中國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價格對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提高能源價格導致出口下降。楊迎春、岳咬興（2010）從國際國內能源價格上漲率差異差異的視角提出能源相對價格的概念，將其與技術進步和出口貿易的規模增長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并進一步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國際國內能源相對價格變化是中國出口規模增長的原因之一，就此結論提出了相應的能源政策建議。
2. 能源補貼與稅收機制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國內能源補貼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補貼機制與出口貿易結合起來研究的思路更是較少，一直都缺乏從出口能源補貼損失角度評價中國能源補貼政策績效的研究。陳迎等（2008）用內涵能源測算方法對2002年中國能源補貼進行了檢驗，其研究針對中國所有行業的補貼總額，沒有行業分布的測算數據。林伯強等（2009）計算中國能源補貼總量，用價差法測算出了中國出口產品的能源補貼載量。周勤，趙靜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國能源補貼政策對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作用機理，并對出口產品能源補貼載量進行實證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能源補貼政策經歷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價、價格粘性和權衡產品競爭力與貿易條件三個階段，能源要素價值低估成為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實證結果表明：中國是一個能源出口大國，出口結構中多以高能耗產品為主，全部能源補貼中約有10%通過出口產品凈補貼給國外消費者，呈現出巨大外貿順差和嚴重生態逆差并存的悖論。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認為，用于國際貿易活動的交通運輸是能源密集型的行業，所以國際貿易活動間接地成為環境污染源，而能源稅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協調國際貿易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可以比自由貿易條件下增加世界范圍的社會福利，特別是對進口產品征收能源稅對小國可能是最優的。張為付、潘穎（2007）從世界福利的角度，構建了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能源稅對國際貿易與環境污染影響的數學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稅情況下世界出口國、進口國和能源國的國際貿易與環境污染問題。結果表明，在考慮國際貿易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影響全球經濟福利情況下，世界范圍內存在一個最優的能源稅稅率，按這一稅率征收環境污染稅可以提高全球經濟福利，也可改善因國際貿易而造成的全球環境惡化的現狀。姚東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資源稅會影響資源類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響有限，且從長遠看，以提高資源稅的方式限制資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資源稅確實會提升下游產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然而這種負面影響并非不可克服。
四、 能源新問題與對外貿易發展之間的研究
1. 能源新問題——“低碳經濟”的興起。低碳經濟以及“碳排放”等話題的研究是能源問題在當前全球變暖的環境問題背景下出現的新矛盾，關于低碳經濟的內涵，國內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闡述。莊貴陽（2005）從低碳經濟的效用角度來描述低碳經濟的內涵，認為“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付允等人（2008）從低碳經濟的發展途徑角度來理解其內涵，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鮑健強等人（2008）從低碳經濟的發展意義角度來診釋其內涵，認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表面上看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
2. 低碳經濟對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研究。近來年，在討論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中，把這一新問題與貿易發展的關系一起討論的逐漸興起。但是從根本上而言，“碳排放”的總量受控于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從對外貿易引發“碳排放”的測算問題的研究思路上看，研究者在研究“碳排放”與貿易問題的時候，將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弱化或者忽略，只能簡單地引入碳排放系數和一個靜態化的能源消費結構還合算碳排放情形，故多數討論碳排放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只是原來討論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關系問題的一個簡單變換，例如劉強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評價的方法對中國出口貿易中46種重點產品的載能量進行了計算，然后利用碳排放系數計算出碳排放量。魏本勇等（2009）基于投入產出法，測算了200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國家和部門的碳排放等。李艷梅和付加鋒（2010）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對1997年和2007年中國出口貿易中隱含碳排放進行了核算，結果分別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國生產活動碳排放總量的比重分別為28.47%和45.53%。
另一類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低碳經濟的潮流的出現對全球及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格局的影響情況的研究。這一類型的研究站在全球視角的高度來思考能源領域的新問題對全球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代表性的文獻包括：楊迎春（2010）指出國際貿易活動以間接的方式影響著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程度，各國在促進貿易發展與實現低碳經濟的雙重戰略要求下，勢必會引發全球范圍內新的貿易摩擦，WTO機制在雙重目標的要求下陷入困境，對未來WTO和各國政府如何實現世界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和減少貿易領域的摩擦提出了若干相對可行的政策建議和思考。王躍生和焦芳（2010）研究認為在全球低碳經濟的的趨勢下，中國以傳統貨物貿易為主的貿易發展模式將受到一定的沖擊，加工貿易的比例過大，中低端的制成品的出口過于依賴少數發達國家的局面對未來的貿易發展不利。施用海（2011）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低碳經濟的興起給全球貿易將帶來的影響，首先全球的貿易格局會因為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出現而引發大的變動；其次低碳經濟本身就會創造出新型的服務貿易形式；再次低碳經濟將會大大促進全球技術革新，有利于國際技術貿易的競爭與發展；最后于楊迎春（2010）的研究結論一致，他也認為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單邊貿易措施與多邊貿易規則的潛在沖突，可能成為新貿易壁壘。
五、 簡要總結
關于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發展問題之間關系的研究都是和當時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訴求緊密聯系的，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研究者多為從國家層面的宏觀視角出發探討二者的相互關系和影響機理。未來的研究一方面可考慮全面地將能源消費問題與國家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問題系統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系統地探討二者的協調問題；另一方面可考慮進一步深化研究的視角，即能源消費問題與具體產業或區域的對外貿易發展相互關系研究，甚至進一步地深化到微觀企業層面探討等。
參考文獻：
1. 陳迎，潘家華，謝來輝．中國外貿進出口商品中的內涵能源及其政策含義．經濟研究，2008，（7）．
2. 張傳國，陳蔚娟．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關系實證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9，（8）．
3. 蘇梽芳，蔡經漢．我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非線性協整關系實證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9，（12）．
4. 蘭宜生，寧學敏．我國出口擴大與能源消耗的一項實證研究.財貿經濟，2010，（1）．
5. 沈利生.我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不利于節能降耗．管理世界，2007，（10）．
6. Jose， Goldenberg. Energy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 Science， New Series，1984，223（3）.
基金項目：福建省教育廳A類社會科學項目（項目號：JA11244S），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項目號：10YJC790054）。
關鍵詞：技術貿易壁壘；出口貿易；影響；對策
一、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含義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指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以維護國家穩定、人類和其他生物安全、保護本國環境以及產業健康發展為目的所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者非強制性的限制其他國家產品進口的技術性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方面進行理解：狹義上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可以理解為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中的內容。廣義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指的是任何影響進出口貿易的技術性壁壘措施，它不僅涵蓋了TBT協定中的內容，而且還包含了SPS協議、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有關于綠色條款內容。
二、我國產品出口遭遇技術貿易壁壘的原因
1.國家貿易保護致使貿易壁壘頻現
從目前國際上的總體形勢來看，各個國家的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很多國家都采取了歧視性技術貿易壁壘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我國自從加入WTO以來，產品出口大幅增加，我國的出口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他國家一些本土產品的銷售，對本土企業的發展造成一定影響。因此，一些發達國家就將技術貿易壁壘作為新的貿易保護工具，以此來對我國產品的進口進行限制。美國、歐盟以及日本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國，近些年來這三大經濟實體為了限制我國產品出口貿易保護本土經濟發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技術貿易壁壘措施。日本為了限制我國動植物的進口而將動植物檢驗檢疫標準提高。歐盟也將紡織品、包裝材料等產品的標準要求提高，到目前為止歐盟已經擁有10萬多個技術標準。美國則提高了機電產品和玩具的安全性的標準，而且還在不斷地完善其技術貿易壁壘法規，這樣一來，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出口。
2.我國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有限
我國各大企業都在不斷研究開發新技術，但從我國總體形勢來看，我國在產品出口方面來說還是以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品為主，較國際技術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產品質量還有待提升，使得我國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有限。雖然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有一定增長，但是總體比率還是沒有顯著的提升，這樣一來，我國產品出口遭遇技術貿易壁壘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3.我國沒有健全的產品認證機制
目前，我國還沒有健全的產品認證機制，缺乏國際產品技術標準認證。為了能夠減少我國產品的出口遭遇技術壁壘的機率，我國現階段已經在積極開展產品認證、企業質量體系認證等相關工作，并成立了產品認證委員會和質量體系認證等相關機構。但是質量認證工作并不是僅僅通過一次或者一個部門的認證就能夠達標的，而是需要通過商品的生產、流通、使用以及進出口各個環節的多頭認證才能夠達標的。我國對于進出口產品質量認證的相關制度存在著不一致性，這樣一來，嚴重影響了我國產品質量認證的統一性和權威性。甚至有一些認證機構還存在著沒有通過國外的認可和授權等問題。與此同時，我國國家標準種類較為繁雜，標準水平參差不齊。據統計，截至2006年，我國產品國際標準的采用率只有43.7%。這樣的情況就會使我國技術貿易遭遇技術壁壘限制的機率增大。
三、我國應對國外技術貿易壁壘的一些建議
1.建立健全我國反技術貿易壁壘體系
我國應當積極建立健全反技術壁壘體系，保護我國產品出口企業的利益不受損失。主要可以從以下四點開展工作：
（1）建立健全我國反技術壁壘預警機制。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相關部門應當安排專人收集和統計各個國家有關于產品出口技術貿易壁壘的相關信息，深入了解其中的內容，根據實際情況完善我國國家技術貿易壁壘的信息數據庫，為我國在產品出口方面及時提供有用的信息，使我國反技術壁壘工作能夠順利開展。
（2）建立健全我國反技術貿易壁壘管理機制。我國政府產品進出口相關部門應當積極與產品出口企業加強溝通交流，對于一些企業的遭遇貿易技術壁壘的情況應采取一定的急救措施，減小企業損失的發生。同時，政府相關部門應當積極結合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實際情況制定一系列的技術貿易壁壘措施以達到保護本國市場的目的，保證我國經濟順利發展。
（3）充分行使我國在國際上的評議權。我國已經加入WTO，作為WTO的一員擁有評議權利，在WTO評議期限內，我國應當對WTO所起草的相關措施的制定目的、合理性以及對我國產品出口是否存在不利影響等進行認真分析、探討、評估，力求我國產品不受其他國際技術貿易壁壘的影響。
（4）對于一些歧視性標準進行據理力爭。我國應當積極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以及非歧視原則，防范一些國家為了自身經濟利益對我國產品進出口的質量標準方面不一視同仁。對于一些違反原則的國家，我國應當在國際上對此提出質疑，與這些國家就此問題進行商討并要求其對此行為負責，若一些國家不給予合理解決方案應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就問題予以解決，以達到使我國正當權益不受損害的目的。
2.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我國要想進一步控制和防范技術貿易壁壘的發生必須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首先，我國進出口產品的企業應當積極創新科技。在技術方面，積極吸取國外一些產品技術的優點，招聘一些在專業人進行技術上的完善。同時，加大在技術開發投入，將產品的科技含量帶入更高的層次。
其次，我國出口產品企業應當積極探索符合時展需要的管理模式。企業應當提高自身對市場變化的敏感度，積極將當前經濟形勢與企業自身發展情況以及國際國內管理標準相結合，并從中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的綠色管理、質量管理和安全管理的管理方法。
再次，我國出口產品企業應當完善自身清潔生產機制。目前，國際上都在倡導綠色環保，產品生產過程中是否達到了綠色環保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國出口產品企業應當在產品生產過程中采取整體性綠色環保策略。嚴格對產品開發、設計、生產全過程進行監督，盡最大努力使環境不受侵害，積極控制和防范生產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
3.促進產品質量的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的對接
我國應當采取一定措施促進產品質量的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的對接，積極推廣國際認證。
首先，從目前形勢來看，在我國產品進出口貿易方面國際標準存在一定占有主導地位的趨勢，為了能夠使我國適應這一趨勢，必須將部分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相對接，并時刻關注國際標準的新動向，以便隨時調整國家的質量標準，避免由于不符合國際標準或進口國的要求而出現技術貿易壁壘現象的發生。
其次，我國應當在國際上積極參與制定、修訂以及協調國際質量標準工作。我國還應當重視我國認證機構工作的開展。大力推廣股份化、集團化、規模化的管理模式，使我國認證機構更加專業、權威。同時，我國還應當建立統一的認證體系，為我國產品出口企業提供通向國際市場的通行證。
再次，我國還需要為我國認證機構與國外權威認證機構的相互認作一定努力。嚴格管理和考核認證機構、實驗室工作，使我國產品質量認證水平和國際信譽在原有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為我國出口產品企業取得國際認證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減小我國產品出口遭遇技術貿易壁壘的發生機率。
參考文獻：
[1]工春枝.綜合評價指標篩選及預處理的方法研究[J].統計教育，2007.
[2]劉易.技術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的影響與對策探究.[J]現代商業，2012（11）.
關鍵詞：匯率變動；農產品進出口；ARCH模型
一、引言
匯率作為調節國際貿易收支的主要經濟杠桿 ，它的變化是影響一國的進出口貿易狀況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五大農產品貿易國，有必要深入研究匯率變動對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者提出了非常多的理論模型來對此進行解釋：姜楠等人（2006）通過建立模型， 認為匯率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須視農產品價格效果與利率效果的相對大小而定。陳龍江、黃祖輝（2007）認為當前的人民幣升值對浙江農產品實際出口有負面效應，而升值過程中匯率波動所帶來的匯率風險則反而有刺激農產品出口的正效應， 但人民幣匯率變動最終的凈效應為負。李圣君、孔祥智（2010）分析得出人民幣升值對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主要有升值預期影響和實際升值影響兩種，人民幣對農產品進出口均以促進作用為主。
二、建模與實證分析
由于農產品的進出口與真實收入和匯率波動有密切關系，同時依照李圣君、孔祥智（2010）的結論，農產品進出口之間存在相互關系。為了寸步探求農產品的進出口與真實收入和匯率波動以及進出口之間的相互關系，本文建立以下計量模型：
Ln(Importt)Vtα1+α2Ln(Yt)+α3Ln(Vt)+α4Ln(Exportt)+εt（1）
Ln(Importt)=α5+α6Ln(Yt)+α7Ln(Vt)+α8Ln(Exportt)+ζt（2）
其中，α1和α2為常數項；Importt和Exportt表示我國農產品的實際進口額和實際出口額；Yt表示我國的實際收入；Vt表示匯率波動；εt和ζt隨機擾動項。為能更好的說明結果，Yt表示我國的實際收入，由于國內收入的季度數據無法直接獲得，本文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來代替；農產品的進出口數據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公布的農產品進出口月度統計報告加總得到季度數據；且以上數據均從05年第一季度我國實行新匯改開始至11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數據。
本文參照Chou（2000）的做法采用――ARCH模型來估算人民幣匯率的時間可變條件方差e。ARCH(1)模型的具體設定如下：
均值方程：et=α0+∑i-1pα0 et-i+εt （3）
條件方差方程：Vt =λ0+ λ1ε2t -1 （4）
其中εtΩt -1 ~N(0，Vt ) ，εt表示隨機干擾項，Ωt -1表示t-1期的信息矩陣，Vt表示條件方差，et表示匯率。將相關的數據帶入模型中，利用Eviews5.0軟件計算得：
et=0.085+0.979et-1+εt（5）
（0.484）（41.138）
Vt =0.027 +0.3522ε2t -1 （6）
（1.442）（1.766）
R2=0.986 DW=0.717
括號中的值代表t統計量，ε2t -1的系數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并計算殘差的自相關和偏自相關系數，結果表明確實存在一個ARCH效應，而Vt 是代表匯率波動的一個合適度量指標。
對相關數據進行單位根（ADF）檢驗的結果表明各個變量均為I
（1）過程，因此，可以通過Johansen’s多變兩協整檢驗來檢驗個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測算結果為：
Ln(Importt) =-0.435-0.056 Ln(Yt)+1.535Ln(Export)+εt（7）
（-0.233）（-0.180） （2.993） （3.779）
R2 =0.8779 adjR2=0.8597 DW=1.856 F=47.96
Ln(Emport)=-2.012+0.443Ln(Yt)-0.056Ln(Vt)+0.271Ln(Import)+εt（8）
（-3.115）（5.101） （-1.734） （3.779）
R2 =0.945 adjR2=0.936 DW=0.653 F=113.52
這表明方程的整體情況良好。并對殘差進行檢驗，拒絕殘差項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因此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為了進一步說明農產品進出口之間的相互關系，下面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利用Eviews5.0軟件，在滯后2階的條件下測得檢驗結果為：
由上圖可以得：在95%的水平下可以拒絕原假設，即IMPORT是EXPORT的格蘭杰成因，而且EXPORT是IMPORE的成因。
三、實證結果與原因分析
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1）我國農產品進出口受匯率波動的影響。（2）農產品進出口之間具有明顯的相互關聯，且進口受出口的影響較出口對進口的影響更大。并且由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也表明農產品進出口之間存在相互關系由于匯率變動意味著價格的變動，所以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額受匯率變動的影響，本文進一步證實了以前學者的結論。由于受國家鼓勵出口、進出口退稅等經濟政策的影響，農產品出口貿易額受匯率變動比較小，進口額則受匯率影響的變動較大，出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隨著我國出口商品的增多，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進而影響我國對進口貿易的需求，這其中包括了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多。就出口農產品的種類而言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而我國進口產品主要為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這樣體現了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資源的優化配置。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為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進出口貿易之間必然存在相互聯系，因而農產品進出口之間也存在相互的影響。（作者單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18）
參考文獻：
[1]陳龍江，黃祖輝.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浙江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實證檢驗與政策含義[J]. 浙江社會科學，2007 ( 5 ) : 38 - 441.
【關鍵詞】自主設計；設計指數；國際貿易；出口產品增加值率
引言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技術創新與貿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些研究。Wakelin對9個OECD國家22個行業產業內和產業間的溢出效應進行分析，得出了創新能夠促進出口貿易增長的結論[1]。Guan和Ma通過七個描述創新能力的指標從企業層面上分析了創新能力與出口績效的關系，得出了出口增長與創新能力的改善密切相關的結論[2]。王剛波、官建成通過結構分解法對技術市場和出口貿易市場的結構進行分析，得出技術創新對出口市場份額的影響較為顯著的結論[3]。姚利民、方妙杰以技術創新活動、資本投入和勞動力等作為影響出口貿易的變量，以中國31個地區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得到技術創新對出口貿易有著顯著的正效應的結論[4]。黃靜波、孫曉琴從理論闡釋和實證分析兩個方面述評了技術創新與出口的關系，指出技術創新活動是一國出口表現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在擴大市場、提升國際競爭力以及增加企業利潤方面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5]。本文在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出口增加值率的指標來衡量出口額的增長情況，克服了傳統研究方法中出口數據重復計算的缺點，并結合我國出口企業創新活動較多集中在設計環節的現實情況，設置設計指數指標，更準確地分析自主設計與出口增加值率的關系。
1.指標選擇與數據處理
1.1 指標選擇
現階段，我國統計部門公布的統計信息中沒有與設計相關的數據可以查詢，行業協會等中介服務組織也沒有建立相應的數據庫，專利數據庫中也沒有相應的檢索字段，因此，只能尋找其他指標來近似地衡量自主設計程度。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中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兩種貿易方式占出口總額的90%以上，因此可以用這兩種貿易近似替代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總額。在加工貿易中，我國生產的產品主要采用的是國外的技術，充當的是加工者的角色，缺乏自主設計。一般貿易是指在國內購買原材料加工然后出口的貿易方式，雖然它并沒有完全擺脫國外的技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一定的自主設計成分。因此，選用一般貿易在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作為文章的分析指標，稱其為設計指數（RDI），從而用它來近似地描述我國出口產品的自主設計水平。文章通過分析設計指數與出口增加值率之間的關系，研究自主設計水平在出口貿易中的作用。出口增加值率（REX）為出口增加值與出口總額的比值，避免了出口額重復計算的缺點，體現了我國出口產品的質量。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文章中所涉及的變量出口總額、一般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出口額均可從《中國統計年鑒》（1997-2010）中查詢獲得。出口增加值的計算按照沈利生、吳振宇（2003）[6]所介紹的方法，利用1997-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來進行計算。將一個開放經濟體的中間投入部分拆分為國內中間投入和進口中間投入。
投入產出表的平衡關系式用矩陣形式來表示：AX+Y=X
其中，大寫字母為對應的小寫字母的矩陣形式。總產出即可分解成由消費、投資、出口帶來的總產出的和：
令為增加值對角矩陣，則國民經濟的增加值可表示為：
（1）
進口部分滿足：
且有：
（2）
（3）
（2）式和（3）式的含義是：最終使用在中間投入與最終使用的合計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則進口產品也按同樣的比例拆分。按比例分配是根據一致性假設，即假設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具有同質性，各部門在使用進口產品時與使用國內產品一視同仁（這是在沒有進口產品的流量數據時不得已而采用的辦法）。同理有以下關系式：
按照同樣的方法計算得到：
進而計算得到國內產品的中間流量：
拆分后的投入產出表仍然滿足行和列的平衡關系：
國內產品行平衡關系：
進口產品行平衡關系：
列平衡關系：
根據（1）式，開放經濟條件下出口帶來的增加值為：
其中：為出口帶來的總產出；為扣除轉口貿易后的出口；為出口帶來的增加值，的含義同前所示。
投入產出表每五年公布一次，我們可以利用五年中各部門的投入產出關系基本不變的特點，根據中國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對缺失投入產出表年份的數據進行估算，得到增加值數據。
根據以上的計算方法，利用中國統計局和投入產出表的數據進行計算處理，得到下表：
表1 1997年-2010年出口增加值率、設計指數
年份 REX（%） RDI（%）
1997 73.45 44.76
1998 74.85 42.37
1999 73.81 42.49
2000 71.16 43.31
2001 73.19 43.14
2002 63.69 43.09
2003 72.55 42.95
2004 71.42 42.62
2005 70.73 43.07
2006 69.65 44.93
2007 81.97 46.58
2008 78.85 49.53
2009 79.66 47.44
2010 81.00 49.33
數據來源：根據1997年-2010年中國統計公報和1997-2007投入產出表計算而得，其中REX表示出口增加值率，RDI表示設計指數。
根據計算結果顯示，我國的出口增加值率總體上呈現出上升態勢，說明我國的出口質量正在逐步提高。設計指數在2007年之后都穩定在47%以上，說明我國雖然仍以加工貿易為主要的出口方式，但是自主設計產品出口比例也在上升，2010年與1998年相比增長了16.43%，這說明我國出口商品的自主設計能力正在加強。
2.設計指數與出口增加值率的計量分析
2.1 相關性分析
根據eviews6.0計算兩個變量之間相關關系，可知設計指數和出口增加值率之間存在著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設計指數和出口增加值率之間的相關程度也比較密切，相關系數為0.73。為了更為深入地分析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們對兩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傳統的簡單回歸分析方法一般要求時間序列是平穩的，但是，現實經濟中的時間序列數據往往是非平穩的，這樣容易產生偽回歸的現象。為了使研究更有價值，更符合現實，首先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
2.2 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判斷時間序列數據是否平穩可以使用單位根檢驗。若某一個時間序列不存在單位根，那么這組數據就是平穩的；若存在單位根則說明這組數據是不平穩的。驗證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較為常用的一種方法是增廣迪-富勒（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檢驗法。
用RDI、REX分別表示設計指數、出口增加值率，用eviews6.0軟件，對兩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2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
變量 ADF檢驗值 檢驗類型（c，t，k） 臨界值 結論
RDI -0.191758 （c，t，0） -3.119910 不平穩
DRDI -4.084786 （c，0，1） -3.144920 平穩
REX -1.814771 （c，t，0） -3.119910 不平穩
DREX -5.478460 （c，0，1） -3.144920 平穩
注：①檢驗類型中c，t，k分別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期數，0表示不含有。②表中臨界值是由Eviews自動生成的，表示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③DRDI，DREX分別表示RDI，REX的一階差分值。
根據檢驗結果分析，RDI和REX兩個時間序列ADF檢驗值的絕對值均小于5%水平下臨界值的絕對值，表明這兩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經過一階差分變換之后，DRDI、DREX的ADF值分別為-4.084786和-5.478460，其絕對值均大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這表明經過一階差分變換處理之后兩個序列數據都是平穩的，即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下面利用協整理論來對設計指數和出口增加值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2.3 協整分析
接著對兩個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首先用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檢驗法檢驗殘差項的平穩性。對REX和RDI的殘差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得ADF檢驗的統計值為-3.448133，其值小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3.175352，存在協整關系。
在協整關系的基礎上，我們對兩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不用擔心產生偽回歸的情況。
2.4 回歸分析
在協整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對兩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估計有關REX和RDI的協整方程：
REX=1.43×RDI+10.18771
T值 （3.65） （0.58）
F=13.32 =0.53 =0.49
該模型的F檢驗統計量為13.32，整個方程是顯著的，RDI回歸參數的t值為3.65，說明參數是顯著的，常數項的系數不顯著。判定系數為和的值分別為0.53和0.49，說明方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由該模型參數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1997年到2010年這段時間中，設計指數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出口增加值率就會增加1.43個百分點。上式說明，出口增加值率增長的速度略快與自主設計程度，但是沒有顯著地快于自主設計程度，這說明自主設計對于出口增加值率的推動作用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2.5 格蘭杰因果檢驗
通過回歸分析，可以度量出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但是并不能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確定的因果關系，即不能確定是自主設計增長率推動了出口總額增長率的增長還是出口總額增長率的增長促進了自主設計增長率的增加。
為了驗證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利用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對兩個變量進行分析。
利用eviews6.0對RDI、REX之間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因果檢驗的結果
因果關系假定 F值 P值 結論
REX不是RDI的原因 0.82910 0.4752 接受
RDI不是REX的原因 2.69291 0.1357 拒絕
由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設計指數是出口增加值率增長的原因，而出口增加值率不是設計指數增加的原因。換言之，設計指數的增長能推動出口總額的增長，反之則不成立。
以上結果表明，設計指數是出口增加值率的格蘭杰原因，設計指數與出口增加值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單向正相關關系，這與一般預期是相符合的。這說明，在1997-2010年間設計產業的發展成為我國出口增加值率增長以及外貿優勢發揮的重要推動因素。
一方面，自主設計、自主創新正在成為打造出口產品核心競爭力、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的消費者通過綠色貿易壁壘、保護型關稅等措施對中國出口的商品在質量、環保以及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為苛責的要求。這就促使作為生產者的中國廠商必須不斷地更新工藝，開發新型產品，提升自身商品的檔次和質量，進而滿足國外消費者對于消費品的多樣性需求。另一方面，因為自主設計、自主創新的發展，在我國的出口行業中，一些傳統部門由于資源的消耗、環境的約束紛紛衰落，而一些新興部門正在興起。這就使得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在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出口貿易的產品結構，促進了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提高了我國出口的效益。
3.結論
本文根據1997-2010年的外貿數據計算出設計指數以及出口增加值率兩項指標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1）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顯示，我國出口增加值率在近幾年都穩定在較高的水平，2010年的自主設計程度較1998年增加了16.43%，這說明我國外貿出口不管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
（2）格蘭杰因果分析和回歸分析顯示，設計指數是推動出口增加值率上升的原因，設計指數的提高能極大地推動我國出口增加值率的上升，反之不成立。在核心技術不足的制約條件下，自主設計是制造業價值鏈中重要的增值環節，是現階段加強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的重要手段。通過自主設計，能夠極大地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從回歸方程來看，自主設計程度的系數略大1，出口增加值率的增長略快于自主設計指數的增加，這說明自主設計對于出口增加值率的增加存在著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這種溢出效應有待進一步加強。
在當今的國際市場上，設計正成為企業在全球競爭環境中的重要利器，設計提高附加值的作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國家所重視。改善出口產品的結構，減少加工貿易產品的出口，增加自主設計產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自主設計產業的溢出效應，推動制造業從加工向價值鏈的兩端延伸，提升自身產品的自主設計能力，增強自身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是當前我國企業的現實選擇。
參考文獻：
[1]Wakelin K.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 bilateral OECD tradeperformance[J].Applied Economics，1998，30（10）：1334-1346.
[2]Guan J，Ma.NInnovative capabili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J]Technovation，2003，23（9）：737-747.
[3]王剛波，官建成.技術創新對出口的影響[J].科學學研究，2009（9）：1412-1417.
[4]姚利民，方妙杰.技術創新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的實證研究[J].國際商務研究，2007（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