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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課程生態系統；結構模型；異變分析；優化策略；職業院校
中圖分類號 G7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2）22—0028—05
一、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內涵
生態課程觀是基于教育生態學的哲學觀、世界觀、價值觀、認識論和方法論而提出的一種新的課程觀。它既是一種課程理念，也是一種課程實施策略，更是一種體現和運用生態智慧的課程思想。狹義的生態課程觀認為，課程的本質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于學校內部開放、動態、生成的生態系統[1]。
（一）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內涵
生態系統是指由生物群落與無機環境構成的統一整體。依據人類干預的程度可將生態系統分為自然生態系統、半自然生態系統和人工生態系統三種類型。人工生態系統是指以人類活動為生態環境的中心，并按照人類的理想要求建立的生態系統，如城市生態系統、農業生態系統、教育生態系統等。從生態角度看，職業院校的課程作為特定人群的有目的的活動，其與環境也構成一個人工生態系統，即課程生態系統。因此，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由構成職業院校課程的要素組分之間、要素組分與環境因子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育人功能整體和復雜人工系統。該定義強調如下幾點：一是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是由構成職業院校課程的要素以及與這些要素發生聯系的環境因子構成的，并且這些要素和因子具有時空限定的具體的人、物和互動內容，而非抽象的；二是要素之間、要素與環境因子之間是有必然聯系的，即系統是有結構的、孤立的要素和因子以及強加的聯系不能稱為要素、因子和聯系；三是系統是人工系統，根本功能是育人，其他功能都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要素除了教師、學生和課程資源外，還應增加“企業”，即“雇主”①。它是規定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與其他類型教育課程生態系統質的區別的要素。因此，教師、學生、雇主和課程資源共同構成了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要素集合，與這四個要素發生直接和間接聯系的因子則構成該系統的環境因子集合。
（二）構建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意義
首先，構建包括“雇主”要素在內的課程生態系統，有助于在微觀層面為校企合作的必要性提供理論依據。長期以來，我們對校企合作現實的重要性強調得多，而對理論的必要性分析得少。在論證必要性時又往往從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宏觀角度說得多，而從微觀課程層面提得少。在涉及學生實習、就業問題時，很多職業院校言必談“校企合作”，而當進行課程和教學改革時卻喜歡“獨來獨往”。這不能不說是校企合作“表象熱、實質冷，學校熱、企業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構建不僅從教育的核心——課程層面為校企合作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也將為實踐層面的校、企深度融合提供指導。
其次，構建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有助于在課程管理角度為學校提供生態化的評價指標體系。在職業院校課程管理過程中，評價指標體系是重要的工具之一。然而，是否基于教育生態學的哲學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于職業院校課程功能的優化和發揮，以及投入和“產出”的效果則有明顯差異。基于課程生態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必然強調整體功能，關注要素之間以及要素與環境因子之間的有機聯系，平衡要素之間的強弱，保護和注重課程環境的改善。因此，生態化的指標評價體系將有助于提高職業院校的課程管理效能。
二、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模型構建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態學就是關于關聯的科學，生態系統的結構就是要素之間的關系。分析并確定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要素及其關系，不僅可以深化對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內涵的認識，也是構建其結構模型的基礎。
（一）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結構模型
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作為一種現實存在的人工系統，其要素構成和要素關系既有必然性，也有人為性。因此，依據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育人目的，以及要素間的內在聯系，可以構建出職業院校課程生態系統的結構模型，見圖1。在該模型中，因課程資源要素與其他三個要素屬于不同性質的要素，所以用不同形狀表示，而且三者都與課程資源相切，表示他們都與課程資源發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教師、學生和雇主除兩兩直接相互作用外，還通過課程資源要素與另一要素發生間接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包括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價等環節在內的課程開發循環。從課程生態系統與環境的關系來說，一方面是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另一方面是對社會、個體和教育需求的滿足。
注：粗實線箭頭表示課程開發循環，虛線箭頭表示反饋，細實線箭頭表示與環境的輸入、輸出。
關鍵詞：公路建設項目；模糊數學；綜合環境影響評價方法
1 模糊數學綜合評價方法的相關概念
所謂模糊綜合評價法，顧名思義，即是以模糊數學理論為基礎的評價方法，該方法的理論基礎包括模糊評判法、灰色理論、組合數據包絡分析法等相關方法，其最大優勢就是實現了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保證評價結果的合理性與可行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評價的綜合性。
2 基于公路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基于公路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綜合評價體系要包括評價標準、評價指標及評價方法等三個方面。如果可以確定評價標準，則要進一步對評價環境因子所包含的內容范圍予以明確，即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在實際建設過程中，地區不同，其環境狀況及建設技術就會存在明顯差異，相應的其所建立的指標體系也會有所不同，因此要結合工程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建設。當然，在實際評價工作過程中，建立環境指標體系后還要篩選相關評價因子，因為實際公路建設項目中有些環境因子對工程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所以這些環境因子也就不予評價。并且不同工程地區其環境質量也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個環境因子可能對不同地區的環境影響程度也是有差異的，因此要對整個評價體系中各項評價因子在其中所占的權重進行確定。比如某地區工程建設過程中，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比較突出，那么在評價過程中要將該因素的權重提高。
3 公路建設環境影響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建設
對公路建設項目環境相關影響因素進行綜合評價，首先要建立相關評價指標體系，該評價因子體系必須具備可供篩選的功能。公路建設的最終產品即一條帶狀的地面建筑物，其會從多個方面對沿線周圍的環境產生直接影響。從環境影響綜合評價體系的主要作用來看，評價過程中，要按照公路沿線地區不同的環境特征，將其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每個區域對應的環境功能各不相同，評價過程中只需對這些每個區域的環境功能進行分析即可，研究其主要影響指標，然后將這些環境功能評價結果綜合起來，最終即可選擇最能反映環境質量的、最具代表性的環境因子。從某種程度而言，公路沿線地區的環境體系非常復雜，其體現出多因素耦合的、動態的特點，其所涉及到的社會環境、聲環境、大氣環境及水環境、生態環境等多個環境體系，均無時無刻不發生變化，相應的，公路環境影響綜合評價體系中，就要將這些動態變化的、復雜的、多因素耦合的環境因素作為一級指標體系的主要內容。
具體而言，公路建設工程對社會環境的影響：首先，公路建設勢必會牽扯到當地的地區規劃，從而影響其經濟發展規劃；其次，在公路建設施工過程中，居民的生活會受到影響，降低其出行的便利性，并且公路工程的修建還要占用大量土地，必然涉及到房到拆遷；最后，拆遷過程中的一些基礎設施、資源、沿線景觀等也會受到影響。由此可見，公路工程對社會環境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影響到沿線野生動、植物的正常棲息；其次，公路建設過程中，沿線天然植被地可能會影響到正常施工，必須進行清除才能正常施工，因此可能要砍伐森林、人工林，還有可能會造成草原的損壞等；再次，施工過程將地表植被清除后，不利于水土保持，導致公路沿線的水土流失；最后，施工過程中所用的混凝土、瀝青等建筑垃圾會對當地土壤的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從而影響到正常的農業生產，可能還會影響到農作物中的含鉛量。
公路工程建設過程中產生施工廢水在所難免，這些已經被污染的水從邊溝排出后，會慢慢滲入地下，從而對地表水、地下水造成污染，進而對公路沿線的水環境產生影響。
其對聲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公路建設施工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機械噪聲，從而影響到沿線居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另一方面，公路營運過程中，公路交通噪聲同樣會對沿線居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產生不良影響等。
公路建設工程主要通過三個途徑污染大氣環境：一是施工過程中無法控制的建筑揚塵，這些小顆粒懸浮在空氣中，污染當地的空氣環境；二是攪拌瀝青時，會有大量的瀝青煙塵彌散在空氣中，這些有毒氣體會對大氣造成污染；另外，公路運營過程中行駛的各類機動車輛所排放的尾氣是污染大氣環境的重要因素。
4 建立基于模糊數學綜合評價的數學模型
在公路建設項目環境影響綜合評價體系建立過程中，結果的量化問題是現階段的難點，如果對評價結果進行量化，可以實現公路建設項目的橫向比較。基于這一要求，本研究就在通過模糊數學理論實現評價體系中定量指標與定性指標的有機結合，計算出一個綜合性的、可以量化的結果。該評價體系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公路建設項目，對其對周邊環境造成的影響進行計算。
4.1 綜合評價指標集和評價結果標準集
設公路建設項目環境影響綜合評價指標集為：
A=[A1，A2，A3，A4]
其中A1指社會環境；A2表示生態環境；A3代表大氣環境，A4則為聲環境，A5代表水環境，每個元素中又包含了幾個子元素：
A1=[A11，A12，A13，A14，A15]
A2=[A21，A22，A23，A24]
A3=[A31，A32，A33，A34，A35]
A4=[A41]
A5=[A51，A52，A53，A54，A55]
其中A11，A12，A13，A14，A15分別代表社區發展、居民生活質量與房屋拆遷、基礎設施、資源利用、景觀環境。
A21表示野生動植物及棲息地，A22代表水土流失，A23代表土壤及其含鉛量；A24則為水環境。
A31表示一氧化碳，A32為二氧化硫，A33則是指氮氧化物，A34表示總懸浮顆料物，A35則為總烴。
A41代表交通噪聲。
A51，A52，A53，A54，A55分別代表PH值、COD、BOD、油類、懸浮物。
設評價標準值集為R=[R1，R2，R3，R4]，一般情況下，對評價結果量化的過程就是以評價標準值集作為參照標準的，用評價標準值集對比經過量化的綜合評價的結果，即基于環境分析的角度評價項目的實際意義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其中代表有R1積極影響、R2代表良好影響、R3代表合格、R4代表負面影響。標準集可以賦值為（100，80，60，40）。
4.2 各項評價因子權重的確定
所謂權重，其實就是采用數量化的表示方法反映各評價因子對環境所產生影響的程度。由于各因子對環境的影響程度有大有小，相應的，各項因子權重的大小也存在差異。
4.3 綜合評價的計算
設評價因子賦值集為：
XT=[X1，X2，X3，....Xn]，評價標準值集R=[R1，R2，R3，R4]，則矩陣：稱為XTOR上的隸屬關系矩陣。
其中n是指評價指標中的項目數，例如對于一級指標而言，有四個因子，所以n=4，對于其中社會環境而言，又有五個項目，故n=5。R中的元素rij表示XT中第i個元素相對第j個評價的隸屬函數，對于公路環境影響評價，可以采用降半梯形法來確定隸屬函數，設Rj和Rj+1是相鄰的兩級的分級標準，如100分與80分，定義Rj>Rj+1，則x相對于Rj的隸屬函數為：
x相對于Rj+1的隸屬函數為：
設A=[a1，a2，a3，.....an]為XT上的權分配模糊向量，即ai表示XT中xi的權重，且Σai=1。令：
=[b1，b2，b3，b4]
再令b*=b1+b2+b3+b4，作：
B*=[b1/b*，b2/b*，b3/b*，b4/b*]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可以把公路環境影響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分為兩級，下面對其第二級進行計算，如下：
Bk=AkVk（k=1，2，3，4，5）
其中：
A1=[a11，a12，a13，a14，a15]
A2=[a21，a22，a23，a24]
A3=[a31，a32，a33，a34，a35]
A4=[a41]
A5=[a51，a52，a53，a54，a55]
其中
Σaik=ai
分別對Bk作歸一化處理得到Bk*，然后可以進行總的一級評價：令：B=A[B1*，B2*，B3*，B4*，B5*]T則最終的綜合評價得分為：
P=RBT
本研究所提出的基于模糊數學的公路綜合環境影響評價方法，體現出了操作簡單、科學性強、更加合理的優勢，計算過程中可以發現，該數學模型具備較高的實用價值，尤其是有些公路設計方案包含了多個主要影響因素，那么針對這類方案則更為適用；在不同的設計方案中，這些主要因素的影響程度又有所不同，當人工難以取舍時即可利用該模型進行輔助決策，且所有計算均通過計算機完成，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提高了計算的準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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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作敏，張凡安.關于道路交通安全評價研究[J].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1）：1-6.
目前，林地質量價值觀有了多方位新突破。例如林地的經營條件[10]質量，市場區位[11]質量，綜合質量[12]，地價[13]質量，景觀質量[14，15]等，出現了相關研究。
截至目前，已經研究過的林地質量種類有：林地的生產力質量，土壤肥力質量，立地質量，經營條件質量，市場區位質量，綜合質量，地價質量等。因此，林地質量有廣義概念與狹義概念之區別。狹義林地質量是上述林地質量種類中的任意一種，廣義林地質量截至目前尚無定論。
毫無疑問，林地質量等級劃分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概念。一是林地質量等級劃分的目的相對性，二是林地質量等級標準的相對性，三是林地質量等級劃分應用的相對性。為進一步說明，特概述于下：
1 林地各類質量等級劃分概述
1.1 林地生產力質量等級劃分
林地的生產力，是指林地地段內可以適合生長某些森林植被的能力。其質量等級劃分方法有兩種，一是定性指標法，二是定量指標法。林地生產力質量等級劃分的定性指標法，主要是指示植物劃分法[16，17]。這種方法極其古老原始，可適合未被破壞的原始森林植被地段的林地生產力質量等級劃分，并且簡便易行；一般情況下，由于人們不科學的森林經營活動，原始森林植被基本上都已被破壞而不復存在，所以現在這種方法未被廣泛應用。林地生產力質量等級劃分的定量指標法，主要是以某種優勢植物的平均或單位面積的年生物收獲量作為尺度來衡量林地生產力質量的等級[18，19]。這種方法只適用于經營某種植物為特定目的林地生產力質量等級劃分，而不能作為所有植物的共同尺度，更不能說明林地生產力質量的本質特征[20]。
1.2 林地土壤肥力質量等級劃分
為反映林地生產力質量的本質特征，并作為衡量所有植物生長的共同尺度，林地土壤肥力質量等級劃分的各種方法相繼問世。這些方法的共同點是：對森林植被生長與土壤肥力因子之間的關系[7，21，22]進行長期觀測與試驗，然后進行數據處理，最后得出比較符合科學的論斷。
土壤肥力的本質因子為土壤生態因子的無相態：水、肥、氣、熱等[23]。土壤肥力的表現因子為土壤環境因子的有相態：土壤發育母質、土壤厚度、土壤腐殖質等[23]。
土壤的無相態通過土壤的有相態作為載體而影響植物生長，為定量反映這種內在聯系，通常有以下方法：層次分析法[24]、正交設計法[25，26]、多元線性回歸分析[27]等。
1.3 森林立地質量等級劃分
不同地區具有相同林地土壤肥力質量的地段，同種林木常常生長不一樣，這說明林地土壤肥力并不是影響林木生長環境因子的全部。立地條件含有林木生長所有的環境因子，包括大氣候、小氣候、微氣候、地形地勢、土壤條件等。
“立地因子是一種有形的外在表相，不能直接影響植物生長發育，只能通過影響生態因子而對植物生長發育起間接作用。直接影響植物生長發育的是生態因子的無相態（人不可感覺到的形體，只能借助儀器測量），包括氣候生態因子（光、熱、水、氣）和土壤生態因子（土壤肥力、土壤膠體），但是這種無相態只能通過有相態（即立地因子，人可以感覺到的形體，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土壤母質、腐殖質、土厚等）存在而發揮作用，有相態的本質就是這種無相態。顯而易見，沒有離開立地因子而存在的生態因子，沒有不含有生態因子而存在的立地因子；生態因子是立地因子的本質特征，立地因子是生態因子存在的形式。”[23]
立地因子的無相態通過立地因子的有相態作為載體而影響植物生長，與土壤的無相態通過土壤的有相態作為載體而影響植物生長具有類似的層次性。因此前述的林地土壤肥力質量等級劃分方法都可以運用于立地質量等級劃分，只不過是立地因子范圍更廣，層次結構更復雜[23]。
1.4 林地經營條件質量等級劃分
林地生產力、林地土壤肥力和森林立地質量都屬于林地的自然屬性范疇，林地經營條件則屬于林地的社會經濟屬性范疇。林地經營條件為人們在林地內從事生產經濟活動時需要的基本設施及環境條件，包括水電供給設施、道路通達條件和相隔居民區距離等。林地經營條件質量等級屬于模糊集合，可運用模糊數學[28]求解。1.5 林地市場區位質量等級劃分
林地的市場區位質量等級也屬于林地的社會經濟屬性范疇。林地的市場區位質量，系指林地區域內市場發育的程度。依據廖什（A.Losch）的市場區位理論[29]和《湖北林地保護利用規劃的省級區劃專題研究》[30]，我們認為，劃分林地的市場區位質量等級，應當考慮的主要因素有社會因素、經濟因素與行政因素。
林地市場區位質量等級劃分方法主要有模糊聚類評判法[31]、土地級別類比法[32]和專家評判法等[33]。
1.6 林地綜合質量等級劃分
林地綜合質量包括至少4個層面的林地質量綜合，即林地的市場區位質量、經營條件質量、林地的自然屬性質量與生態區位等級等[34，12，10]。其中林地的自然屬性質量，最好以林地的立地質量作代表。
因此，林地綜合質量等級劃分，必須在林地市場區位質量等級劃分、林地經營條件質量等級劃分和森林立地質量等級劃分的基礎上進行。劃分林地綜合質量等級的主要方法為模糊數學[34]。
1.7 林地地價質量等級劃分
林地地價是一個交換價值范疇，它反映了可交易的貨幣數量關系[32]。因交易目的不同，林地地價可分為所有權價值，使用權價值和其他權利價值。按形成方式可分為市場交易價值與評估價值。通常林地地價質量等級劃分中的林地地價，系指林地所有權價值的評估價值[32]。
劃分林地地價質量等級的主要方法為模糊數學，一般將林地的基準地價[32]作為模糊綜合評價指標。
2 林地質量等級劃分研究展望
隨著森林對全球氣候變暖與環境惡化緩解作用的日益明顯，人們對森林與人類的關系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林地質量分級的研究展現了如下三大趨勢。
2.1 林地質量價值觀突變
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人們不僅需要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生活，而且更需要高品位的精神文明生活。當代的林地質量價值觀不僅與林地的物質產品有關，而且與林地能否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有關。林地的旅游觀光價值[35，36]、生物多樣性價值[37]等森林生態文明[38，39]價值觀的不斷發掘，極大地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勢必開創林地質量價值觀的新紀元。
2.2 林地質量調查劃分單位進一步多元化
傳統林地調查劃分最小單位是小班，最大的小班面積不得超過20hm2[40]。這種以林地的物質產品經營為目的而定義的小班顯然不能作為以生物多樣性價值、旅游觀光價值等為目的林地質量劃分的最小單位。因此，我國林地保護利用區劃中有了主體功能區、功能分區等高級林地劃分單位[10]。顯而易見，能滿足森林生態文明價值觀要求的林地質量調查劃分最小單位――各類“林地功能小班”，如果加以恰當定義，可能刷新或替代傳統的林地小班定義。
2.3 林地質量評價向高技術方向發展
林地質量價值觀方向的突變決定了林地質量評價高技術的發展方向。由于現代林地經營多目標性的不斷發展，林地質量評價的內容也越來越復雜化，傳統的林地質量劃分方法、手段和技術難以滿足這種要求。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可以作為林地各類質量劃分的統一方法。通常情況下，作為多目標經營的林地質量劃分是采用多方法的組合。例如，在《運用模糊數學劃分中國林地綜合質量等級》中就多次將層次分析法與多重復合蘊涵模糊數學方法進行組合運用[34]。在大量獲取林地質量劃分數據方面，近年來有用遙感數據替代森林連續清查數據的傾向[6]。
3 小結
（1）林地質量至少有7個不同層次。不同地塊的林地質量只能在同一層次與同一標準內才可能進行比較。此外，使用不同標準劃分的林地質量等級之間亦無法進行比較。
關 鍵 詞：因子分析；引資環境；外商直接投資（FDI）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006)6－0097－05
一、引言
從 1993年開始，中國就成為了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國際直接投資流入國。截至2005年底，我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已達5000多億美元，表現出外國投資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日益重要。
鄧寧于 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將國際貿易理論、區位理論以及“內部化”理論綜合起來，并以此來解釋外商直接投資決策。鄧寧 (1988)[1]總結了四大類區位因素：市場因素包括市場規模和潛力、貿易壁壘、成本因素以及投資氣候。鄧寧 (1995)[2]還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不僅要考慮傳統的要素及其成本、交通成本、市場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經濟效益，同時要重視交易成本、動態外在經濟性、知識積累、技術創新等因素。關于影響外資的其它投資環境因子分析理論主要散見于鄧寧、克魯格曼[3]等人相繼建立的有關國際投資的一般均衡理論中。概括來看，他們對投資環境因子的研究涉及到了包括政治風險、宏觀經濟政策、市場規模、市場相似性、勞動力成本、貿易自由度、貿易順差、基礎設施、文化差異等在內的影響FDI的諸多因子，由于分析方法的差異以及條件的限制，結論相差也比較大。[4]
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對FDI的影響因子進行過分析研究，孫俊[5]利用1978~2000年數據實證分析發現：地區優惠政策、產業結構、開放水平、市場化程度是造成外資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胡振華，符勝斌[6]以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 (、臺灣省除外 )為研究樣本從實證角度采用因子分析法進行了分析，認為現階段市場規模、市場化水平是影響FDI在我國分布的主要原因：張長春[7]對全國30個地區2000年30個投資環境因子進行分析，發現FDI分布主要由地區的經濟外向度、應用性科技發展水平和通信設施狀況決定。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可以看出，有些研究主要是針對國內各地區FDI的分布原因而進行，有些則因為選取的因子較少, 樣本數據不足影響研究結論的科學性。所以本文擬從總體的角度出發，采用中國1978~2004年的數據對我國的引資環境進行因子分析。
根據前述理論分析和國際投資學中關于FDI投資環境的基本論述，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可以將決定FDI的顯著因素劃分如下：1. GDP的決定因素：GDP作為一種產出，它主要受消費和投資的影響，而投資又分為資本投資和人力投資，因此本文采用了人均GDP、三大產業的增加值以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余額、城鎮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基本建設投資額、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用于科學研究的支出、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等作為衡量指標；2. 開放程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開放程度決定了該地區生產的產品是否有穩定有效的渠道銷售到國外市場，這里我們選擇進出口總額這個傳統的指標來衡量開放程度；3. 勞動力生產要素：勞動力成本和供給是生產成本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醫療等社會保障對勞動力的供給又有重要影響。因此這里選擇第二、三產業年末從業人員數、每千人口醫生數以及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作為反映勞動力生產要素的代表指標。
二、模型構建
假設FDI由GDP的決定因素、開放程度和勞動力供給因素等影響決定，用公式可表示為：
FDI=F（Y，T，S……）
其中Y表示GDP，T表示開放程度，S表示勞動力供給。
假如存在回歸模型：
Y=F(X，)=+?iXi+ （1）
這里Y為GDP，Xi為影響GDP水平的各個影響因素，是除了X外其他所有因素對收入的影響程度。在建立如上GDP決定的回歸模型中，關鍵問題是如何確定X，明確對GDP有顯著影響的各個指標變量。
根據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依特（2004)的分析，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人均收入的增長，因此，在收入決定研究中，可以運用經濟增長函數進行轉化分析。
假設一個Robinson經濟的進出口部門經濟體。此部門投入基本建設投資和人力資本進行生產，產出Y=F(K，H)，此方程滿足新古典生產函數的性質，只是把勞動力變成了人力資本（本文涉及的人力資本主要指知識教育、技術）。
再假設投資對部門在K和H上的投資分別為IK和IH，不考慮投資的調整成本和資本的折舊，則均衡時經濟的資源約束可以表示為：
Y=F(K，H)=C+IK+IH，即總產出用于消費和投資，投資包括K和H。
則兩種資本的積累過程分別為：=IK=IH
再假設使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即凈回報率（因為不考慮資本折舊）分別為RK和RH，由收入最優化得：
RK==f()-f′()RH==f′()
本文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基本建設支出屬于公共產品，不存在套利行為，故兩種資本的回報率相等，得：
RK=RH
f()-f′()=f′()
f()=(1+)f′()
此等式可以決定唯一的，故為常數。則生產函數可以表達為：
Y=F(K，H)=Kf()（根據生產函數的一階線性齊次性）
=AK（A代表常數）（2）
由Solow模型的三個假設條件,令K為資本，L是勞動力，并且設k=，f（k）=F（k，1）得：
第一，Yt=F(Kt，Lt)=LtF（，1）=LtF（kt，1）=LtF(kt)，則人均產出為：yt==f(kt)，且f ′（k）>0, f ″（k）>0。
第二，Lt=L0ent，其中L0為初始勞動力，n為勞動力增長率。此式子表示勞動力增長與人口增長是一致的，這種假設在本文假設的部門中完全可以實現。[8]
根據上述式子：FDI=F（Y，T，S……）
于是令：
FDIy＝f（pgdp，ind1，ind2，ind3，ind，constr，tconsum，sav，consum，tincom，cincom，invest，ninvest，rd，edu）FDIT＝f（trade）FDIS＝f（tlab，lat2，lab3，wage，med）
由上述決定因素，建立FDI的影響因素模型如下：
FDI＝F（pgdp，ind1，ind2，ind3，ind，constr，tconsum，sav，consum，invest，ninvest，rd，trade，tlab，lab2，lab3，wage，med，）
亦可表述為：
FDIt＝＋1pgdpt＋2ind1t＋3ind2t＋4ind3t＋5indt＋6constrt＋7tconsumt＋8sav＋9consumt＋10investt＋11ninvest＋12rdt＋13edut＋14tincomt＋15cincomt＋16tradet＋17tlabt＋18lab2t＋19lab3t＋20waget＋21medt＋t（3）
其中為常數項，為隨機誤差項。
表1模型指標及含義說明
三、實證分析
1．數據采集
根據上面模型，本文選取了如下21項指標：人均GDP（pgdp）、第一產業增加值(ind1)、 第二產業增加值(ind2)、第三產業增加值(ind3)、工業增加值(ind)、建筑業增加值(constr)、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tconsum)、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余額(sav)、居民消費水平(consum)、城鎮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tincom)、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cincom) 、第二產業年末從業人員數(lab2)、第三產業年末從業人員數(lab3)、年末從業人員數(tlab)、在崗職工平均工資(wage)、進出口總額（trade）、基本建設投資額（invest）、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ninvest)、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用于科學研究的支出(rd)、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edu)、每千人口醫生數(med)。其中FDI為我國每年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1982年以后的數據直接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1979至1982年實際利用FDI共11.66億美元，表中數據以次序權數分配計算而得；基本建設投資額和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用于科學研究的支出2004年的數據系根據二十五年來年均增長率估算而得，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對結果總體影響不大；其余各項數據均來自歷年統計年鑒，[9]該指標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78年到2004年的各項統計數據。
2．因子分析
本文通過上述構建的引資環境評估系統指標，采用因子分析法從21個具體指標中提取n個公共因子，根據得到的因子得分，建立模型計算綜合得分，從而對我國歷年的引資環境綜合質量進行分析。因子分析法的數學模型可以寫成：
X1=a11F1+a12F2+…+a1mFm+a11X2=a21F1+a22F2+…+a2mFm+a22……Xn=an1F1+an2F2+…+anmFm+ann
其矩陣形式為X=AF+aε，F為因子變量或公共因子，A為因子載荷矩陣，aij稱為因子載荷，ε為特殊因子。通過因子分析，按貢獻率的大小，運用統計軟件SPSS 11.5，經過不斷的調整分析，最終選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共2個主要公共因子――經濟因子和生產要素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98.475%，說明用這兩個主因子代表原來的 21個指標評價體系有相當好的效果，確定了對我國投資環境影響最大的兩個主要因素。由于因子變量在許多指標上都有較高的載荷，那么它的實際含義就比較模糊。經過旋轉后的因子負荷陣表，因子變量的含義就大為清楚了。公共因子1對其所代表的基本建設投資額、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用于科學研究支出、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余額、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等的負荷率很高，都在90%以上，而其貢獻率也最高，達到了66.037%，說明這些指標對我國引資環境的影響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改善引資環境首先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公共因子2的貢獻率為32.438%，處于第二位，其所代表的第二、三產業年末從業人員數、年末從業人員數以及每千人口醫生數組成，分別從就業和社會保障兩個大的方面制約著引資環境的質量高低，也是我國政府和有關部門必須引起重視的因素。
表2 因子得分系數表
輸出表2給出了用回歸法計算出的因子得分函數的系數，根據它可以寫出以下的因子得分函數：
F1=0.065L1-0.001L2+0.067L3+…+0.166L20-0.249L21
F2=-0.005L1+0.095L2-0.008L3+…-0.165L20+0.442L21
(F1、F2分別代表公因子1、公因子2)
在因子分析的基礎之上，對我國的引資環境進行綜合實力分析。采用的變量不再是原有的21個，而是經因子分析后得到的2個因子變量，利用2個因子變量，以它們各自的方差貢獻率為權數，這些權數一般應由這方面的專家給定，構建起引資環境綜合質量評價模型，模型如下：
Fi=0.670597F1i+0.329403F2i, i=1,2,…,21
其中Fi為我國歷年引資環境綜合得分，F1i和F2i為各年的因子得分，其系數為各因子的信息貢獻率，它是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與2個主因子的累計貢獻率的比值，綜合得分值高，表明該年度的引資環境綜合質量提高，吸引資金流入的能力強。因此，通過比較得分的高低，可看出歷年引資環境改善的好壞（見表3）：
表3 因子得分和FDI 對照表
從因子得分表來看，F值從1978年的-0.64614到2004年的1.892102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勢頭，這說明我國的總體投資環境改革開放以來逐年得到很大的改善。具體來看，公因子1從1979年的-0.07348到2004年的2.99396逐年上升，得分一直呈較強的增長趨勢，說明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總體經濟狀況、居民生活狀況、科教文化狀況以及基礎設施和市場開放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投資的硬環境和軟環境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因子2從1978年到1987年呈下降趨勢；從1988年后開始又有所回升，說明我國的第二、三產業從90年代左右開始有了快速發展，同時帶動了大量的人員就業；這一趨勢直到1998年后又下降，由于此時我國正開始了國企改革，失業大幅增加；經過幾年的緩沖，到2002年后才又開始緩慢回升，這些恰好與我國當時的國情變化相符合。
3．回歸分析
提取出的這兩個公因子能否解釋我國FDI的變化，這兩個公因子同FDI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對此，本文以FDI為因變量，對FDI與F1、F2兩個自變量之間進行回歸分析。從散點圖上（見圖1）可以看出，FDI與這兩個自變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線性關系。
圖1FDI與F1、F2的線性關系散點圖
所以對FDI與F1、F2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見表4）如下：
表4回歸系數表（Coefficients）
根據方程回歸系數表可得回歸后的方程為：FDI=207.552+165.118F1+133.023F2
該結果顯示，T分布的雙尾顯著性概率均遠小于0.05，可以認為回歸系數是顯著的，系數T檢驗順利通過，建立的模型是否有效則要看下面的模型概述表（見表5）和方差分析表（見表6）：
表5模型概述表（Model Summary）
表6方差分析表（ANOVA）
表5 結果顯示，因變量FDI與自變量F1、F2之間的相關系數R為0.966，反映了FDI與F1、F2之間具有高度顯著的相關關系。擬合優度達到92.8%，F值為168.928，伴隨概率幾乎為0（見表6），這說明模型能夠很好地擬合，所提取的公因子1和公因子2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釋了FDI的變化，同時這也說明本文提取的這兩個公因子有重要意義，其代表的引資環境因素的變化對FDI的引進起著非常大的作用。為了更直觀地反映上述影響因子和我國引進外資的關系，本文將最后的年度因子總得分F值與同期我國引進FDI的數量進行比較知道，我國引資環境的改善和外商直接投資在1978年到2004年期間呈現了一致的良好增長態勢，兩項指標均逐年上升，這同時也表明了改善引資環境的兩個公因子同FDI增加的密切關系。
四、結論
1．市場因素或反映GDP增長的經濟因素影響FDI投資決策，基礎建設投資對FDI的影響作用顯現
通過回歸結果分析，市場規模的大小對FDI的引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速度對外資構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期我國的市場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這一點從人均GDP以及社會消費總額的迅速增長上可以看出。來自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合同利用FDI(外商對華直接投資)153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3%；實際利用FDI 60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3%。從1978年到2004年，我國實際利用FDI的累積金額高達5600億美元。當前中國國內的FDI存量在5000億美元左右，大約占我國GDP的40%，這些可以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 FDI 的持久吸引力。
在因子分析中，公共因子 1中載荷度最高的幾項是代表基礎設施的基本建設投資額（invest）和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invest）指標，說明它是 21項因素中最顯著的決定因素之一。基礎設施影響著投資決策，對于外商投資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考慮因素。
2．生產要素尤其勞動力要素的作用明顯
教育和科研投入對外資的引入貢獻度也比較高，市場因素是東道國吸收FDI的最為重要的區位因素之一，勞動力數量依然是吸引外資的關鍵。然而我國引進的FDI主要為出口導向型FDI，國內的消費市場對此影響也不大，而出口導向型FDI則取決于當地廉價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相對充裕的勞動力資源、較低的工資水平, 成為FDI區位選擇的傾向性因素。毋庸置疑, 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 目前正在發揮著這一優勢, 在吸引FDI 上 , 這一優勢的作用顯得更加明顯。
3．經濟開放度是決定吸引外資數量的重要因素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進出口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這一地區的投資環境狀況。中國20年來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發展，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地提高，進出口貿易總額在2004年達到了9.5萬億元，已經是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進出口能力不僅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外向度，從而對改善投資硬環境產生影響，還會從人們的開放觀念、企業的市場競爭意識、政企關系等諸多方面影響投資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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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史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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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作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部分，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但目前我國企業環境績效評價標準以及相關的信息披露制度尚待完善。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通過對太湖流域棉化纖印染精加工企業對外環境污染物的排放情況和財務業績進行綜合評價，研究了企業的環境績效與工業產值、自身特點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說明了企業的環境績效并不能單單考慮其對外污染物的排放情況，還要結合企業自身創造的工業產值進行綜合考慮。同時，一般在行業內享有知名度的企業，更加重視環境保護。
關鍵詞：企業環境績效；環境績效評價；因子分析
1.企業環境績效
企業環境績效（CEP）是測量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程度的重要方面。早在20世紀70年代，外國的學者們就已經開始研究環境績效。而我國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截至到現在，已經有很多關于CEP的研究。但是，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視角，采用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并沒有形成統一的企業環境績效的定義。在國際標準化組織的ISO14000系列標準中，將CEP定義為組織對環境因素進行管理取得的可測量結果。
許家林等認為CEP及環境問題方面的財務業績和環境質量實物業績的統稱。張亞連提出廣義的CEP指企業持續改善其污染防治、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等方面所取得的生態效率和累積效果。2011年，我國環境保護部的《企業環境報告書編制導則》中，CEP定義成企業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所取得的可計量的有形和無形收益。
2.本文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從企業對外污染物排放情況和財務狀況兩個維度出發，通過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企業的環境績效（即綜合得分）與企業自身特點之間的關系。
首先，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到了太湖流域76家棉化纖印染精加工企業的6個指標。在對外污染物排放情況方面，選取了化學需氧量、氨氮、石油類三個指標。財務類的指標選擇的是銷售凈利率、總資產凈利率和權益凈利率。銷售凈利率是凈利潤與銷售收入的比率。其次，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然后，根據得分情況進行綜合排名。
3.實證分析
3.1 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選取了76家棉化纖印染精加工企業作為樣本，將化學需氧量、石油類、氨氮作為企業對外污染物排放情況的考核指標，將銷售凈利率、總資產凈利率、權益凈利率作為財務方面的考核指標。
3.2評價方法
在依據上述原則建立起指標體系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各企業在建項目進行綜合評價，具體步驟如下：1.指標體系中的正向指標進行逆向化。由于選取的各指標都是企業在建項目的對外污染物排放量，排放量越多，企業的綜合得分應該越低，因此對各指標的具體數值取負號。2. 對樣本中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該步驟主要是為了提高不同指標的可比性。3.關系數矩陣的形成與確定公共因子。4.算各因子的得分與綜合得分。
根據在spss19.0里的具體操作，可以得出各個企業F1（環境指標）、F2（財務指標）的得分，F1=-0.012化學需氧量+0.019氨氮+0.051石油類+0.407銷售凈利率+0.425總資產凈利率+0.31所有者權益凈利率；F2=0.55化學需氧量+0.554氨氮-0.065石油類-0.016銷售凈利率-0.004總資產凈利率-0.000所有者權益凈利率；再根據F1和F2，求出企業的綜合得分，即F。
4.研究結論
4.1企業的環境績效與企業工業總產值之間的關系
根據實證部分得出的企業綜合得分F與環境因子F1，可以看出，環境得分高的企業，綜合得分高，也就是企業的環境績效良好；環境得分低的企業綜合得分低，企業的環境績效不理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環境得分高的企業，環境績效自然好。在樣本的76家企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個人獨資企業綜合得分排名靠前，以張家港市東渡染整有限公司為例，其環境得分非常高，綜合得分排名位列第一，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得出其環境績效好的結論，因為該家公司的工業總產值僅為17470萬元 ，可以大概理解成，該公司產量相對小，排放的污染物，如石油類、氨氮、化學需氧量等自然少，因此，該家公司是因為工業總產值小而引起的環境得分高，并不是因為其注重環境保護而帶來的高環境得分。因此，在進行企業環境績效評價時，不僅僅要考慮企業對外污染物排放情況，還要分析將其與工業總產值結合起來，共同考慮。
4.2企業的環境績效與企業自身特點的關系
排除3.1所考慮的情況可以看出，一般在行業中知名度高的企業，更加重視環境保護，環境得分高，環境績效良好。比如，案例中的江蘇愛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江蘇省宜興經濟開發區的江蘇愛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個專業從事針織面料織造、印染、后整理的生產廠家.擁有自營進出口權。公司占地面積8萬平方來，總資產8692萬元。產品主要銷往毆美、日本、韓國、香港等地區，并因產品質量好、交貨準時而享有良好的信譽。 公司的技術力量雄厚，產品質量上乘，并且已經通過了ISO9001國際質量體系認證，其財務方面得分高，同時，公司注重自身的形象，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責任，環境污染物達標排放連續幾年被評為宜興市、無錫市明星企業，更是江蘇的AAA資信企業。
由此看出，經營業績好的企業，注重環境保護，維護企業良好的形象，從而贏得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作者單位：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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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林火;森林可燃物;可燃物管理
自然火是森林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從地表火到樹冠火的多種形態調整森林生態系統的樹種組成、年齡結構和空間（景觀）格局。地表火清除林下堆積物，調整林分結構，為存活樹木創造成材的環境。樹冠火燒掉整片林木，為早期演替樹種創造生長條件，使空間存在著不同年齡鑲嵌的異質森林景觀結構。林火作用下產生的林分與景觀結構既能有效地抵抗森林病蟲害的傳播，又為野生動物提供寶貴的生境。
1.森林可燃物的特性
森林可燃物是林火發生和燃燒的物質基礎。森林可燃物的特性包括森林可燃物的理化性質和空間組合特征。可燃物的理化性質描述可燃物植物部分的特性，包括可燃物的化學性質以及密度、燃點、熱值、含水率等物理性質，主要用來解釋燃燒現象（能量釋放大小、火線強度和火焰長度等）；可燃物空間組合特征描述可燃物組合的各種特性，包括可燃物的數量、大小、形狀、密實度及連續性等，主要影響火行為（擴散速率與強度）。國外主要進行森林可燃物熱值測定、林木抽提物和灰分含量隨林木年齡和季節變化規律的探討、可燃物的水分含量和載量估算等；森林可燃物類型劃分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預測火行為，進而推測火效果、確定防火措施。劃分森林火險等級指數，進行森林火險等級預報；準確估算不同森林可燃物類型的載量和空間分布，還可為可燃物管理提供指導，保證林火安全。然而森林可燃物不是單一的燃料，而是一個復雜的多層體系，由地表到林冠包括半腐殖質層、細可燃物層、粗可燃物層、草本層、灌木層和喬木層，每一層都有其獨特的結構特征。由于可燃物在層次、形態、數量及理化特征上的巨大變異性，難以對其進行全面的描述。每一種可燃物都與一套描述可燃物的標準參數或屬性相對應，通常將這些具有標準參數或屬性的可燃物類型稱為可燃物模型，應用氣象和地形等來預測林火類型、擴散速率與強度，管理部門據此信息來確定反應時間和撲救措施。
2.森林可燃物類型、載量的調查與制圖
森林可燃物類型、載量的調查與制圖是在深入理解可燃物與生物和環境因子關系基礎上進行的。森林可燃物載量的研究一般采用機械布點法，設置樣地，實測不同級別可燃物的重量，實測結果與林分因子（林齡、郁閉度、平均樹高和胸徑等）及環境因子（海拔、坡度和坡向等）建立回歸方程來推測不同時滯級別（1h、10h、100h、1000h）可燃物載量。隨著森林可燃物類型與火行為研究的不斷深入，可燃物制圖方法也從野外調查法和遙感調查法，發展到環境梯度—生物物理模擬法。野外調查法是最準確的方法，但是耗費高，覆蓋面積小，適合于區域（如保護區）、高精度森林可燃物管理工作。遙感調查法能在大面積上獲取林型信息，但不能直接探測到森林結構和林冠下的可燃物層，從而需要通過相關信息推測下層可燃物。該方法的推測精度有限，適合區域性森林可燃物調查制圖。最近建立環境梯度—生物物理模擬綜合了3S技術和計算機模型，能有效地用于多尺度（從細到粗）可燃物制圖。
3.森林可燃物管理研究
20世紀的森林管理理念將林火視為森林生態系統的外來干擾，森林管理中普遍采用滅火措施。滅火的直接效益是保護了現有林木、人類和基礎設施的安全。但大量的研究表明，長期滅火，改變林火頻率、大小及強度，會導致一系列生態后果：在以樹冠火為主的寒溫帶針葉林區，長期滅火使可燃物過理堆積、過火面積增大、林火強度增大，導致災害性森林大火，如1987年的大興安嶺火災。在以地表火為主的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滅火雖不會導致災難性大火，但會造成可燃物過量堆積，新種子不能萌發，林分更新困難，森林質量下降（林木生長過密、材質低、優質林被劣質林取代）。扭轉滅火負效應的首要工作是森林可燃物的管理，因為森林可燃物是影響林火發生的自然因素中（氣象、地形）人類能控制的林火因子，森林可燃物管理是解決林火安全問題和恢復森林健康的根本途徑。森林可燃物管理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試驗研究和模型研究兩個方面。
4.森林可燃物試驗研究
林火管理思想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而直到過去的二三十年，才真正將可燃物管理納入到林火管理實踐中。發達國家的林火管理已從單一的滅火發展到森林可燃物管理，包括計劃火燒、機械清除、林疏透和自然火利用、增加防火林帶、城市—野外交界處可燃物的處理。計劃火燒是指在人為控制下，燒除森林地表細可燃物；機械清除是指用機械方法將粗可燃物粉碎分解，或移出森林生態系統；林分疏透是指用采伐的方法清除一部分林木（活可燃物），保持林冠間的距離，防止冠火蔓延；自然火利用是指在不危害人類和基礎設施安全的前提下，讓林火自然蔓延和熄滅，發揮自然火的生態功能；防火林帶主要地指人為清除一定寬度內的可燃物以阻止林火蔓延；城市—野外交界處可燃物的處理主要是通過公眾教育和交接處可燃物去除來降低林火發生頻率。
5.研究展望
森林可燃物管理涉及不同時空尺度的基礎科學問題。在空間上，不同森林類型、環境條件、采伐、造林和干擾會導致不同的可燃物類型，這些因子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造成了森林可燃物的空間復雜性；在時間上，即使是同一林型，不同演替階段（如老齡林與幼齡林）可燃物類型也會不同。此外，可燃物隨生態系統演替的變化（累積與分解）以及可燃物處理對樹種組成、年齡結構乃至景觀格局的影響，是幾十年到幾百年的動態過程。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建立可燃物類型、載量與森林類型、非生物因子、采伐、造林與自然干擾的關系，在區域水平上預測森林可燃物處理的效果。需要綜合空間技術與生態學原理，利用遙感技術獲取可燃物的空間信息，利用生態模型明確地定義各種生態因子及其相互作用的數學和邏輯關系，評價可燃物處理的各種方案，從而回答野外試驗無法回答的問題。氣候變化模擬結果表明，全球氣候趨向干暖。氣候變得干暖將會增加可燃物的數量，延長火燒季節，增加火燒的面積、強度和頻度。還可能會引起森林碳源—匯功能的變化，從而會引起森林生態系統碳收支的變化。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可燃物管理如何降低火險？如何影響森林生態系統的碳收支？也是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關鍵詞：商務服務業 集聚區 因子分析 競爭力
隨著全球產業結構轉型，我國也加快了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擴大國內需求對出口下降的替代，擴大服務業在經濟中所占比率，增加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在GDP總就業中的比例，特別是發展以商務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成為今后發展的重點。北京市作為首都，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都處于全國領先的地位，近年來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使北京的國際知名度在短時間內得到快速提升，北京的國際化進程穩步推進，此外區域合作的不斷加深都為北京商務服務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回顧北京近年來商務服務業的發展現狀可以發現，北京商務服務業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成果，且空間分布特點明顯，形成了“市場自發形成”、“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政府主導+企業化運作”等幾種典型聚集區建設模式，商務中心區（CBD）、金融街、中關村西區、東二環交通商務區銀河綜合商務區、北京市大興區國基創新園等特色商務服務業集聚區相繼形成并不斷發展起來，成為北京商務服務業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2013年6月1日，在第二屆京交會“北京日”上，北京商務中心區（CBD）、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中關村玉淵潭科技商務區、北京奧林匹克公園、銀河綜合商務區和北京市大興區國基創新園等六個園區被授予“北京市商務服務業集聚區”稱號；北京金融街、北京商務中心區、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中關村科技園區電子城科技園、中關村科技園區豐臺園、北京天竺空港經濟開發區和國門商務區被授予“北京總部經濟集聚區”的稱號。綜合來看，北京商務中心區（CBD）、金融街、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中關村科技園、銀河綜合商務區和北京市大興區國基創新園六個商務服務業集聚區，已成為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商務服務業集聚區和商務服務業及首都經濟的新增長點，因此對六商務服務業集聚區進行研究對于北京市商務服務業的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北京市區域商務服務業評價理論依據
第一，經濟發展。經濟是反映某一區域綜合實力的重要方面，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和核心，是整個社會全面發展的首要條件。對經濟發展的評價可以從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經濟效益、企業發展四個方面進行。首先，經濟規模反映了某一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情況和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本文從區域GDP增長率、區域GDP占全市GDP比重、區域就業人員占全市就業人員比重、利用外資額來反映區域的經濟發展規模。其次，科學合理的產業結構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各種資源和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的有效配置，而產業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源配置的效果，因此產業結構綜合反映了經濟發展的效率。對于商務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可以從商務服務業增加值占區域GDP比重、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區域就業人數比重、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占區域GDP比重、規模以上第三產業占區域GDP比重幾個方面分析。再次，經濟效益反映了經濟發展的成本和效率，可以從第三產業用電量、萬元GDP能耗來反映。最后，企業作為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其發展情況也從側面反映了經濟的發展情況，因此本文從入區企業總數增長率、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利稅總額三個方面分析企業的發展情況。
第二，社會環境。社會發展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持，經濟快速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商務服務業的發展也離不開社會環境的支持。商務服務業作為高知識和技術密集性、高素質性的新興產業，其健康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才的支持，中關村科技園就是以科學技術和高科技人才為依托發展商務服務業的成功實例，因此本文從科學技術和教育支持兩個方面評價區域商務服務業的社會環境，而具體的指標則選取發明專利授權量、技術合同成交總額、教育支出增長率、書刊文獻外借冊次增長率。
第三，區域環境。近年來，北京市空氣污染嚴重，PM2.5爆表逐漸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和輿論的熱點，北京市的環境問題不僅影響廣大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活水平，影響北京市的國際形象，也逐漸成為制約北京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六大集聚區商務服務業的發展也離不開本區域環境的制約，環境因素也逐漸成為評價商務服務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此外本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區域環境的重要方面，為商務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支持，同樣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從基礎設施和環境質量兩個方面來分析各區域的區域環境，具體指標則選取星級賓館出租率、備案停車總位數、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可吸入顆粒年均濃度值和林木綠化率。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上文分析，本文選取經濟發展、社會環境、區域環境三個一級指標和22個二級指標，具體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實證分析
數據來源。由于中關村玉淵潭科技商務區、北京奧林匹克公園等具體商務服務業集聚區數據不易獲得，本文以六大商務服務業集聚區所在的區域數據代替。選取東城區、西城區、朝陽區、石景山區、海淀區、大興區六個區的2012年GDP增長率等22個指標的數據，數據來自北京市統計局。實證分析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操作。
提取主因子。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出相關系數的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主因子。通過分析，前4個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95.3%，表明這4個因子包含了22個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可以有效地反映六個商務服務業集聚區的競爭力水平，因此提取前4個因子作為主因子。
因子旋轉及解釋。為使每個主因子的載荷分配更加清晰以便于解釋各因子意義，對初始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得出4個主因子載荷值。由于每個主因子只在少數幾個指標上的因子載荷值較大，因此可以按高載荷來定義各個主因子。如表2所示。
根據因子載荷矩陣表可以得出四個公共因子如下：第一公共因子F1上高載荷的指標有X2（區域GDP占北京市比重）、X3（年末就業人數占北京市比重）和X4（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相應的因子載荷值分別是0.987、0.940和0.937，這些都是表征經濟規模的指標，因此把F1稱為規模因子。第二公共因子F2上高載荷的指標有X5（規模以上文化創意產業占GDP比重）、X14（發明專利授權量）和X15（技術合同成交總額），其因子載荷值分別為0.916、0.930和0.945，因為文化創意產業占GDP比重、發明專利授權量、技術合同成交總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因此把F2稱為科技創新因子。第三公共因子F3上高載荷的指標是X10（萬元GDP能耗下降率）、X11（地區企業總數增長率）和X12（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相應的因子載荷值分別是0.911、-0.908、0.775，因為萬元GDP能耗下降率是產業發展效率指標，而企業總數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是企業發展指標，因此將F3稱為發展效率因子。第四公共因子F4上高載荷的指標是X8（規模以上第三產業占區域GDP比重）、X19（區域綠化率）和X21（固定資產投資額），因此將F4稱為發展環境因子。
計算因子得分和綜合排名。為了計算各主因子得分，首先對各指標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并得到因子得分系數矩陣，據此可進一步得出六大區域主因子得分的計算公式：Fi=bi1X1+……+bi22x22，其中bi為第i個主因子的得分。六大區域各省市綜合得分則根據主因子得分加權計算得出，權重取各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40.473、26.164、22.219、6.444。因此最后得分公式為：
F=（40.473F1+26.164F2+22.219F3+
6.444F4）/ 95.3
將相關數據分別代入Fi及F的計算公式，可以計算出六大區域商務服務業競爭力水平的4個主因子得分、綜合得分以及相應的排名順序，結果見表3。
實證結果分析。綜合得分分析。從商務服務業競爭力的綜合得分來看：西城區得分最高，其次是東城區和朝陽區，這三個區域的前三個公共因子得分都很高，其商務服務業表現出較強的競爭力。但綜合來看，六大商務服務業集聚區之間發展極不平衡，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所在的東城、金融街所在的西城和北京商務中心區（CBD）所在的朝陽區表現出極強的競爭力，遠遠領先于銀河綜合商務區所在的石景山區和大興國基創新園所在大興區。
F1因子分析。F1因子是規模因子，主要表現商務服務業發展的規模。從得分來看，最高的是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所在的東城區，其次是金融街所在的西城區，說明以大型央企總部和金融業地區性總部為主導的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在集聚了中海油、神華集團、中國保利等大型企業總部，北京移動、北京電信、中國銀行北京分行等地區性總部以及諾基亞、西門子、飛利浦等跨國企業總部后，商務服務業得到空前發展，經濟規模逐步擴大。此外，金融街作為北京的金融業主中心區，金融街經過多年的開發建設和穩步發展，形成了以金融企業總部為核心的高端商務服務業集群，區內聚集了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人壽、國家開發投資公司、高盛高華、中化集團等在內的國內外知名金融、保險機構及資產管理公司集團總部，這些企業總部管理著近20萬億的總資產，日資金流量超過百億，使北京在全國的金融和資產管理中心地位得到鞏固和提升，與之相配套的商務服務業規模也逐步提升。而銀河綜合商務區和大興國基創新園的商務服務業發展規模相對要落后，這主要與兩個地區商務服務業起步較晚有直接關系。
F2因子分析。F2因子是科技創新因子，主要測度各地區的高新技術發展情況和創新能力。該因子得分中，擁有眾多高科技企業、大型公司總部和高科技產業管理機構，以眾多名校和人才資源為依托的中關村西區占據絕對優勢。說明中關村西區已成為高科技產業的管理決策、研究開發、產品和技術的展示中心，高科技資本市場中心及高科技產品、技術、人才和信息的交流中心。同時，與高科技企業相關的商務服務企業也開始聚集，高科技商務服務業在快速發展。
F3因子分析。F3因子是企業效率因子，是園區內企業發展情況的表現。在該項指標中，金融街得分最高，說明該園區的高端商務服務業企業發展狀況良好，這與金融街的良好資產管理能力以及各企業與國際形成良好交流，與國內外企業形成良性競爭從而提高自身的發展活力和效率有密切關系。
F4因子分析。F4因子是環境因子，主要測度各園區的環境質量。在該因子得分中除銀河綜合商務區所在的石景山區和大興國基創新園所在的大興區得分為正外，其他園區得分均為負數，且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所在的東城、金融街所在的西城區得分最低，與其發展規模等其他因素極不相稱，說明環境問題仍不能忽視，不能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
對策建議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相對于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發展帶、金融街、北京商務中心區（CBD）等起步早且發展較充分的商務服務業集聚區，新興的商務服務業集聚區如銀河綜合商務區、大興國基創新園無論是發展規模、創新能力、企業效率等方面都明顯落后，競爭力和發展潛力都比較低下。因此，國家應加強對新興商務服務業集聚區的政策扶持力度，從政策撥款、稅收優惠、科技扶持等方面入手予以政策傾斜，努力改變各園區間的發展不平衡性。
二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創新是國家、產業、企業持續發展的基礎，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主要動力。商務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分支，本身具有高技術性、知識性和新興性三大屬性，提高園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是提高園區商務服務業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參考中關村西區的發展模式，各園區應努力提高園區內高新企業的比例，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增加與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不斷提升本園區的科技創新能力。
三是提高企業發展效率。商務服務業企業作為商務服務業的重要構成要素，其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商務服務業的整體運營效率，因此提高企業的發展效率對于提升整個園區的商務服務業發展能力有重要意義。借鑒金融街的發展經驗，各園區應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提升品牌價值、實現企業機構和組織形式的創新，與其他地區、國家的企業形成良好交流和互動，提高園區內企業的整體活力和市場競爭力。
四是切實提高環境質量。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商務服務業競爭力較強的東二環高端商務服務業、金融街等園區的環境質量卻不容樂觀，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制約商務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實現環境和經濟的“雙贏”是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應將“環境承載力”作為宏觀經濟指標的先決性約束，在發展的同時做好環境的保護和治理工作，營造良好的區域環境才能真正實現本園區商務服務業的高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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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orrowed FAT model to analyze the reasons of the coal mine accident, recognized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 and aggregated them, then combining HRA ideas and a bayesian network for model building， determining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the various factors, extracting the desired probability from the HRA database, getting the prior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terior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have a go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When a new node is added that may be sup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mula，which has good expansibility.
關鍵詞： 事故樹；人誤辨識；HRA；貝葉斯網絡
Key words: FAT；human error identification；HRA；Bayesian network
中圖分類號：X7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4）23-0049-02
0引言
中國是資源開采和能源消耗大國，煤炭產業占了能源中的百分之六十，可是隨著煤礦產業的盛行，煤礦安全事故也頻頻發生。在這些事故中，人的行為因素是煤礦事故致因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認為很有必要從人的行為失誤方面對煤礦事故做一些研究。
1HRA定義與方法
1.1 定義HRA是Human Reliability Analysis的縮寫，指人因可靠性分析，它能定性以及定量地分析人因可靠性，其理論基礎有人因工程、概率統計、系統分析、行為科學、認知科學等等的許多學科，還分析預測減少以及預防人的失誤。人因可靠性分析的作用很多，可以用來評價人們在人機系統中產生的各種失誤，且可用來預測或者追溯事故，對系統進行改善，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系統中的人誤概率。
1.2 現行的HRA方法概述人員失誤概率預測技術（THERP）為HRA最初盛行時常用的一種人誤可靠性分析模型，以人物分析為基礎，可以很清晰地表述人誤行為因子，定性定量地分析人誤產生的各種原因；人的認知可靠性模型（HCR）[1]一種以數據研究為基礎的方法，其目的是用來評價各種人為因素的概率；人誤分析技術主要是研究運行經驗的一種先進的人因可靠性分析方法；成功似然指數法（SLIM）是從許多設定方案中按照專家標準作選擇，根據專家的評價和決策分析來研究HRA；認知可靠性與失誤分析方法（CREAM）有別于上述的第一代HRA方法，是根據情景控制對人誤行為因子作認知分析；人誤評價與減少方法（HEART）以分析人誤行為因子產生的原因中的反面因素為基礎的方法，能夠定量定性地考慮環境因子、工效學因子等等。
2利用事故樹作人誤辨識
2.1煤礦人因事故樹及其定性分析煤礦人因事故的產生有許多原因，根據大量數據研究大體可以分成兩個主要原因，即煤礦作業中的各種危險因素和人誤行為。根據事故致因理論和FTA原理，可得出煤礦人因事故邏輯關系，如下。
煤礦人因事故=人為誘發+作業環境危險因素
作業環境危險因素包括設備原因、水電原因、管理因素、審查因素等等。
通過邏輯原理，運用布爾代數原理可以得到：T=X1（X2+X3+X4+X5+X6）
其中T：煤礦人因事故；X1：人為誘發；X2：設備原因；X3：作業環境；X4：審查因素；X5：管理因素；X6：物質因素；通過邏輯圖可以看出：人的因素、管理因素、環境因素都是主要誘因。事故樹分析法是可以從結果事件追溯到事件發生的過程，用逆序的思想分析人因可靠性，是一種目前運用很廣泛的辨識事故人誤行為的方法。
2.2 人誤辨識人因失誤辨識（human error identification：HEI）[2]是一種廣泛運用于煤礦安全系統中的分析人因可靠性的方法，它同時也能夠對整個煤礦系統作安全系數評估，大大減少了事故的發生，同時也能使操作人員找到很好的安全防范措施。
本文討論的是對煤礦事故人誤因素的辨識，先列出影響因素：①個體因素：包括人的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②環境因素：包括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和作業環境等。③組織因素：組織結構、組織功能、組織規范和組織文化。
3基于HRA的人誤辨識結構模型研究
3.1 貝葉斯網絡介紹貝葉斯網絡是一種為了解決不完整性問題提出的有向無環圖，能夠清晰地表達各種變量之間的依賴程度和依賴關系，貝葉斯推理有兩個步驟：首先是建立貝葉斯網絡，其次是確定條件概率表（CPT）[4]。
3.2 結合HRA思想及事故樹分析構建模型先進行由事故樹向貝葉斯網絡的轉換，如下所示。
A、B事件和關系：
P（T=1|A=1，B=1）=1P（T=1|else）=0
A、B事件或關系：
P（T=1|A=0，B=0）=0 P（T=1|else）=1
貝葉斯網絡可以從定量和定性兩個方面分析模型，下圖給出了利用貝葉斯網絡構建的結構模型，見圖1。
關鍵詞：環境會計；研究述評；展望
一、我國環境會計研究現狀
20世紀90年代我國引入環境會計，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我國有關環境會計的文獻研究基本上比國外晚近20年。在發展之初，環境會計并未引起會計學界的重視，但是近年來，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以及公眾對環境意識的進一步增強，環境會計研究才逐漸走進大家的視野。從發展過程來，我國會計界關于環境會計的研究取得了較多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點：
（1）環境會計的本質和對象。環境會計，顧名思義是圍繞著環境問題而研究的，但關于環境會計具體的概念與本質，人們卻有不同的認識。很多學者（孫興華等，2000；李芳，2003等）是根據環境會計的理論依據、計量單位及學科屬性等方面來定義和認識環境會計。而關于環境會計的研究對象，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增加了有關自然環境方面的內容，尤其重視和環境科學的結合。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孫華等（2002）認為環境會計的對象就是全部的自然資環境，即企業行為所涉及的有關自然環境空間、要素和因子，同時可以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影響的相關環境空間、要素和因子。
（2）環境會計的確認。遵守對自然環境負責的原則，同時由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對環境產生影響所采取相應措施的成本，加上因企業旅行環境責任和要求所產生的其他成本，就是環境成本（花愛梅，2001；張國健，2003等），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彌補性環境支出、維護性環境支出、預防性環境支出。環境成本有三個顯著特征，即可追溯性、相關性和遞增性，也有學者（劉志明等，2002）從這三個特征出發進行研究，同樣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吳東霞（2005）主要從環境要素的確認方面進行研究，由特殊到重點，即她根據環境要素的特殊性，著重對環境資產、負債、成本和環境收益等各方面的確認標準進行了重點探討；徐家林，王昌銳（2006）從傳統會計要素確認標準的角度出發來定義環境資產和環境成本的，各抒己見，但有一個共識：符合確認標準和被資本化是環境成本要構成環境資產一部分的前提和基礎。
（3）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學者們普遍比較認同的是應當使定量總結和定性描述相統一、價值量和自然量基礎相統一、環境的財務影響和非財務影響相統一（李心合， 2002），同時應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進行著重披露（李建發等，2002）。對于環境信息披露的方式設計，大部分學者比較認可兩種披露模式：補充環境會計報告模式和獨立環境會計報告模式。孫興等（2002）傾向于用補充報告模式，同時他指出環境會計的報表由環境資產負債表、環境利潤表和環境會計報表附注三個部分；儲姣等（2003）認為獨立披露環境信息時應將環境信息和重要的財務信息相分離，這樣可以有效避免混亂。在很多學者看來，獨立的環境會計報告包括環境資產負債表、環境損益表、環境會計成本飛用明細表、環境績效報告和企業年度環境保護計劃等。
二、有關我國環境會計研究成果的看法
從目前我國環境會計的發展研究歷程來看，環境會計的研究已經形成了相對初步的體系。例如，形成了基本的理論層級體系，即環境會計的研究目標、核算對象和基本要素的確認與計量、基本假設和基本原則等；關于環境會計量問題，根據不同環境因子的特點選用合適的計量方法等。盡管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結果，但是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足。具體表現在：（1）理論方面，對于我國會計領域的研究，相對而言環境會計還是個新名詞，整個會計界甚至整個社會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因為它是從宏觀環境層面對企業的生產活動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的。它是針對我們整個環境問題而言的，不單單指單獨的企業主或者所有者，由此就使得使會計的服務探討對象，由一個企業延伸到為我們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國民經濟而服務。（2）制度方面，截止目前，相對較為完整的環境會計準則還沒有制定出來。而且，我國的環境會計體系還不是很規范，由此一來，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制度的設計和規定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3）實務方面，雖然有相應的理論指導，但是缺少有效的環境會計信息系統，到目前為止，相對完善的會計信息披露體系還沒有在我國企業中完全建立起來，由此導致在我國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公司數量很少，同時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質量也不是很高。
三、我國環境會計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針對環境會計的研究西方國家已經比較完善，但是，我國的環境會計研究卻相對較為落后，甚至還處于環境會計體系內部細節問題的探討上，還沒有達到整體理論的高度。基于以上研究，我們得出以下啟示：
（1）規范我國環境會計內容研究的體系。環境會計的建立是一個復雜的工程，對于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理論而言，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之間的聯系及相互間的作用。但是，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部分是只針對環境會計理論的其中一方面展開的，很少有把整個環境會計理論看成是一個系統和整體進行探討的。然而也存在一些學者在展開研究過程中針對某一問題或某一方面不能進行深入或系統探討，由此就鮮有具有相當力度和深度的力作問世。
（2）采用合理、多樣化的研究方法。 關于環境會計的研究，規范性方面的文章可以說是數不勝數，然而卻鮮有實證性方面的。那么，要想在環境會計方向上提出具有實質性和針對性的證據就有一定的限制性。因此，我們可以選擇那些相對具有說服性的統計方法，如結構方程模型（SEM）等，使得有關環境會計的研究取得突破更上一層。
（3）采用適當的研究方式。在研究過程中要注重學科的交叉運用，因為環境會計是一個邊緣性和交叉性很強的學科，涉及的學科領域很廣，將會計學與環境科學、環境經濟學等諸多學科有機結合解決環境會計與報告中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作者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王本哲：《會計制度設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